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十一章　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戰爭持續了八年。它的直接或間接結果是大約1500萬至2000萬中國人死亡。[1]財產損失難以數計。而且戰爭結束後，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精神疲憊，風紀敗壞。因此這場戰爭對中國人民造成了驚人的損失，並直接有助於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同日本的這場戰爭，確實是中華民國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最初的戰役和戰略，1937—1939年 戰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開始的。按照庚子協定，從1901年起，日本就已在華北的北平和天津間屯駐了軍隊。而在那個和煦的夏夜，一中隊日本軍隊在距北平15公里的盧溝橋（馬哥孛羅橋）附近舉行野戰演習，那裡是控制所有與中國南方交通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樞紐所在地。日本人突然宣稱，他們遭到中國士兵射擊。[2]緊急點名發現，他們的一名士兵失蹤了。於是，他們要求進入附近中國人駐防的宛平城搜尋。中國人拒絕後，他們妄圖猛攻這座城鎮，未能得逞。這就是戰爭的最初衝突。 日本終究必須對這場戰爭承擔責任，這是不成問題的。起碼從1915年「二十一條」要求起，特別是從1931年攫取滿洲起，他們侵略中國的記錄是聲名狼藉的。然而，在盧溝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發生，仍然是有爭議的。通常中國人爭辯說，日本人蓄意挑起戰端。據稱日本的目標是將華北從南京政府的管轄下分離出去；通過奪取對盧溝橋——宛平地區的控制，他們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從而迫使二十九軍軍長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將軍變成一個順從的傀儡。再則——接下去的論據是——日本人眼看中國人日益團結，打算趁國民黨人變得強大前建立起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支持這種論點的證據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年9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類似的事件，占領了橫跨北平至天津鐵路的豐臺。同年晚些時候，他們曾枉費心機地試圖購買宛平附近約1000英畝土地以建造兵營和機場。1937年春，日本的軍事指揮官們也曾擔心宋哲元正進一步受南京影響，從而威脅他們在華北的地位。還有，事變前一個星期里，北平曾處於一種緊張狀態之中，謠傳日本人即將進攻；日本野戰演習在盧溝橋這樣敏感的地點持續了一周。這是異乎尋常，而且擾亂人心的；親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製造騷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7月9日日本人通知中國人，據認為失蹤的士兵已經返回，顯然他從未受到中國人的扣押或刁難。[3] 地圖8　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軍事占領 但是，這一時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盧溝橋發生事端。1937年，東京政府正在實施一項著重發展工業的政策，作為加強其軍事力量基礎的手段；而參謀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戰軍司令官避免發生可能惹起「國際糾紛」的事件。當然，華北的日軍軍官是以不買他們東京上司的賬著稱的。不過，7月7日日軍在華北的規模和部署說明，野戰軍司令官們並未對事變作過準備。他們僅有5000—7000人（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約為這一規模的10倍），而且大多數顯然是在不準備應付盧溝橋衝突的地方從事演習。因此，日本軍隊僅約135人捲入了起初的戰鬥。[4]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盧溝橋戰端，事變本來無須導致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因為7月19日宋哲元簽署了一項從宛平撤軍的協議，並在其他方面完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東京的決策者們發生了較大的原則性爭論，這些爭論把兩個國家推入全面戰爭。國民政府認為，任何僅由北平地方當局決定的解決辦法，都會支持日本提出華北脫離其管轄範圍的要求。因此，它堅持維護中國在華北的全部主權。它還把幾個（2—4個）師從華中推進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對華北日軍形成巨大威脅。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國民黨權力排除出華北的原則作為其政策的基礎。在中國人顯示力量面前，他們決心不向後退。因此，他們開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強他們自己的兵力。 7月25日，日本人與宋哲元的軍隊再次衝突。三天以後，華北的日本司令長官宣布了「一場對採取行動損害日本帝國威信的中國軍隊進行的膺懲戰」[5]。四天之內，數以千計的中國守軍陣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個平津地區。當時雙方政府的政策都變得強硬起來。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於7月27日聲稱，他決心取得「中日關係的根本解決」[6]。而蔣介石也於7月30日聲明：「現在我們唯有領導全國民眾，舉國一致，鬥爭到底。」[7] 8月7日，蔣介石和他的高級顧問們正式決定進行一場全力以赴的抗戰。[8]於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爭議的一次風險。他決定把戰爭的主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南京的戰略家們認為，比起華北的開闊地帶來，上海更適宜於與日本作戰，因為該市的阻塞地區將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後勤能力方面的優勢。對上海日租界[9]的攻擊，也會把日本的注意力從北方轉移過來，使那裡的中國人有可能加強他們的防禦，特別是關鍵省份山西的防禦。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報償。中國輿論可能會像1932年一樣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採取堅定立場的話。再則，在靠近大的外國人社區的地方打仗，也會引起西方列強的關注和同情——還可能進行干涉。[10]雖然親國民黨的著述家們依然宣揚蔣的冒險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損失可能遠遠超出了他最壞的預料。 蔣介石於8月11日即已命令首批三個精銳師——以德國武器裝備，並由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和他的德國參謀充當顧問——占領大上海界域以內（但在外國人地區以外）的陣地。該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區內（包括公共租界的楊樹浦區和虹口區），以及這個中國城市的北虹口區一個1.5英里長半英里寬的凸角，（見圖8）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倉促增援。但是，當8月13日作戰開始的時候（關於哪一方先射擊，至今仍無定論），中國軍隊約有8萬，日本軍隊只有1.2萬。德國訓練的中國軍隊，有一個星期幾乎把日本人趕進黃浦江。然而，後來日本的增援部隊在該市北面長江岸邊登陸；戰線擴展了；中國軍隊失去了他們起初的優勢。 戰鬥是毀滅性的。停泊在附近長江和黃浦江中的日本戰艦上的大炮，猛擊直射射程內的中國陣地。南京政府決心不撤退，投入更多軍隊。在三個月的作戰中，大約27萬中國軍隊——整整60%的國民黨防衛力量和蔣介石現代化陸軍的核心——或死或傷。[11]日本人的傷亡超過4萬。不計其數的成千上萬平民也遭屠殺。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該市大部地區遭到毀壞。 11月初，日本的一支兩棲部隊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灣登陸，一周內這支軍隊威脅該市守軍後方。中國軍隊向南京撤退。但是，他們的撤退如此慌亂，竟未在滬寧鐵路上無錫附近模仿德國興登堡防線精心構築的混凝土防禦工事前停住。南京於1937年12月12—13日淪於日本人之手。其後，日本的攻勢放慢了。同時，他們的軍隊干出了這場戰爭中最可恥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殺」。在7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12萬名[12]中國人被殘忍地殺害，其中許多人被活埋或者澆上火油燒死。約有兩萬婦女被強姦。[13]中日戰爭已經開始了。 蔣介石曾經長期力圖避免敵對行動。自從1927年國民黨人執掌政權以來，儘管日本曾多次進行干涉和侵略，他卻始終奉行一種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強大的外國侵略者，中國是太弱了，並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認日本侵占東北四省（滿洲），締結消除國民黨在華北影響的停戰協定，並屈服於日本的壓力，鎮壓反日的學生運動。然而，從1935年晚些時候開始，反日情緒已經變得如此強烈，致使國民政府覺得對日反應非強硬不可。於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逐步開始了戰爭的準備。他大概口頭許諾過他將抵抗外來侵略，換取了西安獲釋。因此，1937年2月他撤換了據說親日的外交部長張群，而且他開始與他長期的敵人——共產黨人談判和解。因此，當戰事在盧溝橋爆發的時候，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抗擊日本的進一步侵略行動。舉國一致，異口同聲都支持他，在整個一代人中達到了空前的統一。 蔣介石的戰略基於「以空間換時間」的原則。他敏銳地感到他的軍隊劣於日本，甚至在戰前他即已構想了撤至中國西南偏遠內地的戰略。1935年8月他對一次政治幹部集會說，「我們本部十八個省份哪怕丟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的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14]。在蔣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仍然處於前現代、前工業階段這樣一種認識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戰能夠持續下去，不管有多少個城市和工廠淪於敵手。萬一入侵的軍隊竟然前進到中國幾乎無邊無際的內地，他們勢必要被截斷補給來源而精疲力竭。偶爾如在上海，他並不堅持以空間換時間的原則，然而這個戰略畢竟如他所預期的那樣，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當容易地占領了中國北方和東部的都市中心，並沿主要公路和鐵路線持續攻擊，迅速推進。但這些交通幹線並不穿過華西的山嶽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國人就隱蔽在後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蔣介石，日本人沒有事先想好的戰略，甚至沒有要在中國追求的目標。1934—1936年，外務相廣田弘毅系統地提出了日本對華三項總的要求：（1）鎮壓反日活動；（2）事實上承認滿洲國，並建立滿洲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親善關係；（3）中、日間在剷除共產主義方面合作。但是，廣田三原則的確切含義從來不是清晰的。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決策者們關於他們的下一著棋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主要代表軍隊參謀本部的一種意見，反對在中國本部擴張。這幫人爭辯說，日本的戰爭潛力仍是有限的，而當前中國人越來越民族主義化並日趨統一，他們的反抗比前幾年難對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數領導人——文職的和軍方的——並不了解正在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潮流的重要性。他們記得1931—1932年他們曾輕而易舉地占領滿洲，對中國軍隊極度輕蔑。這些主戰派是如此樂觀，以致他們竟宣稱三個月內就能獲勝。[15] 在戰爭早期的幾個月里，日本擴張主義者們對中國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這在1937年11月5日東京政府提議以類似廣田三原則的條款來解決中國「事變」時，變得更為明顯。然而，一直到12月2日，蔣政府也不同意進行談判。那時上海已經陷落，國民黨軍隊正向南京敗退，完全潰不成軍。這些輕易的勝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東京政府不再願意在其11月建議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取而代之的，是它於12月22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認滿洲國；華北和內蒙非軍事化，償付賠款，以及——最為不祥的——在華北建立一個「特殊的政治機構」，它將促進日本、滿洲國和中國的「共榮」。蔣政府對這些要求不予答覆，於是東京在1938年1月宣布它決心「消滅」國民政府。[16] 無論這時還是後來的戰爭期間，日本擴張主義者在和平條件中也從未打算在中國本部承擔直接的行政管理責任。但是，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們確實提議實際征服中國，特別是北方五省，以滿足日本的政治願望和經濟需要。在1937—1938年中國熱情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氛下，這些都是蔣所不能接受的條件，即使他願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後，中國的抵抗並未像日本擴張主義者們曾經自鳴得意地預期的那樣瓦解。相反，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遷到了重慶，同時蔣介石宣布「焦土」政策，從武漢指揮抗戰。 於是日本人以武漢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標。然而他們首先竭力奪取連接華北和華中的主要鐵路的控制權，以聯吉他們分散的部隊。這一點他們最終成功了，雖然像在上海一樣，他們偶爾遇到英勇的指揮得極好的抵抗部隊。例如1938年4月初，日本軍隊集結在江蘇北部交通樞紐徐州時，李宗仁將軍的部隊把進攻者誘入四周有城牆的台兒莊包圍圈。李的軍隊使日軍遭受慘重傷亡——中國人宣稱有三萬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軍殘部撤退。這是中國的第一次重大勝利，粉碎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但是，如同過去屢屢發生過的那樣，中國人不去追擊被打敗了的敵人，因而他們的勝利是短暫的。徐州於5月19日陷落。華北和南京地區的日本指揮官們，現在可以在即將來臨的武漢戰役中協同他們的行動了。[17] 日本人1938年6月初在開封遭到另一次顯著的挫折。當他們沿隴海鐵路西進時，中國人突然炸開了黃河的堤壩。衝出河道的黃河漫過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繼而穿越河南平原，進入安徽省，從那裡在山東半島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這項戰略卓越地發揮了作用。侵略者暫時被遏止住了，武漢戰役被延長了大約三個月。但是，改變黃河河道的決定曾遭到嚴厲的批評。確實，國民黨人多年否認他們曾有意決堤。因為洪水對中國老百姓的損害甚至超過對日本人的損害。大約四五千個村莊和11個大城鎮盡成澤國。據說有二百多萬人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甚至七年以後，在一些村莊裡所能看到的，只是從幾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來的廟宇弧形屋頂，和光禿禿樹木頂端的枝椏。[18] 然而，在上海、在台兒莊和在黃河上表現出來的決心，在戰爭初期國民黨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許多中國指揮官猶豫而膽怯。[19]他們多數享有地方自主權已經很長久了，不會僅僅為了服從蔣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權力的風險。例如，省主席韓復榘可恥地把山東省丟棄給日本人，雖然他與大多數人不同，因違抗蔣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價。他於1938年1月被處決。 雖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漢的曠日持久的戰役中蒙受了重大損失，但他們在大炮、坦克和飛機方面的優勢，使他們終於能在1938年10月25日奪取這座城市。僅僅四天以前，他們實際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廣州。日本戰略家們確實認為，中國人現在要投降了。 國民黨政府某些成員確實對戰爭可怕的破壞感到嫌惡。例如，蔣介石的焦土政策導致的1938年11月的長沙大火等災禍，就是明證。此外，在英國和法國為了與希特勒和平相處，於慕尼黑獻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靠外國干涉反對日本的希望也於1938年9月受挫。只有蘇俄向中國提供援助。有人認為，它之所以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延長戰爭，從而削弱國民政府。因此，有人爭辯說，戰爭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利用國民黨剿共戰役中斷的喘息機會來擴張地盤。 政府中對抗日政策抱有疑慮的人的首要發言人是汪精衛。作為國民黨的副總裁，他名義上是國民運動的第二號領袖人物。汪雖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國民黨內有相當多的追隨者，但他在蔣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權力是很小的。因此，也許是受過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對不能改變那強加於中國人民的抵抗戰略的絕望這雙重動機的驅使，他於1938年12月18日從重慶逃跑了。後來，在日本人的實際支配下，他於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維新國民政府[20]來和重慶政府對抗。[21] 在蔣介石方面，他並不顯得垂頭喪氣。他樂觀地宣稱，放棄武漢「標誌著我們的鬥爭從防禦到進攻的轉折點」。[22]儘管這似乎是虛張聲勢，但連日本人也承認，由於未能在武漢把國民黨軍隊打垮，他們已失去速勝的機會。這時國民黨軍隊已經撤退到有利於日本軍隊前進的現代交通幹線之外的崎嶇山區。日本高級指揮部預料勝利的時間已經不是三個月，也許是三年了。[23] 中國的戰爭動員 儘管日本反覆挑釁，蔣介石還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戰爭推遲了好幾年，他認為他必須首先鎮壓共產黨人，並提高軍隊的素質。但是，到1937年7月，國民黨中國依然可悲地沒有準備好戰爭。因此，在以後的兩年里，他們倉皇失措地將國家置於戰時體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蔣曾特別注重武裝力量的現代化。一個德國顧問團——其中最著名的是漢斯·馮·賽克特和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開始訓練新式的軍官團。為中央軍的精選部隊進口了主要由德國製造的大量武器和裝備。建立了空軍的核心，並籌劃用德國建造的潛艇、巡洋艦和魚雷艇裝備海軍。[24] 馮·塞克特將軍曾特別向蔣強調，高度發達的國防工業對維持一支現代化軍隊是必不可少的。不過就這種工業基礎的明顯的重要性而論，實際成就是太少了。直到1935年，為了發展重工業，才建立國家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於1936年開始一項發展工業的三年計劃，但直到戰爭開始後資金仍嚴重不足。[25]因此，1937年國家的國防工業仍停留在草創階段，而軍隊仍繼續大量依賴外國的武器和裝備來源。中國的兵工廠的確生產了大量的步槍和機槍，但幾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載重汽車、石油和無線電設備仍然不得不進口。大約30萬軍隊已經接受了德式訓練，但其中只有8萬全部用德國武器裝備。大約170萬國民黨軍隊的其餘部分，以歐洲和日本的標準看，訓練很差，裝備窳劣，而且分屬於無數實際上各自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26] 政治上，中國也已開始為預期的與日抗爭進行動員，但是進展同樣很慢，令人憂慮。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第3章《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價》）後，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開始談判第二次統一戰線。蔣介石同周恩來於次年頭六個月會談了五次，然而到7月戰爭爆發時仍未達成協議。[27] 1937年春，蔣介石還曾採取不尋常的步驟，邀請全國400多位頭面人物到旅遊勝地廬山出席談話會，共商國是。被邀出席會議的不僅有國民黨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黨派（如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和學術及職業團體的傑出非黨人士胡適、傅斯年和張伯苓）。談話會實際上是直到戰鬥已經開始的7月16日才召開的。儘管政府早在戰前就試圖這樣做，以便與不斷高漲的抗日情緒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繼續監禁如陳獨秀等政治犯，並對抗日民族救亡運動的民眾領袖即所謂「七君子」起訴。 不過，戰事一開始，戰爭準備就加快了步伐。與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線終於結成。政府的領導結構全部更新。同時，絕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眾和物資開始向中國西部內地省份大規模遷移。因此，國民黨統治的結構和環境都改變了，雖然它的基本特徵——一種依恃武力的獨裁統治——依然沒有變更。 為了在政治上動員全國，政府試圖同時加強蔣介石中央集權的獨裁權力，並擴大其民眾支持的基礎。早在1937年8月，蔣被授予新的廣泛權力。難於控制的、曾負責對政府進行監督和指導的黨的機構——中央政治委員會被國防最高會議（1939年1月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所代替。蔣主持這個名義上的最高政府機構。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軍事委員會也由蔣主持；它不僅控制軍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職能。現在，按照軍事委員會新修改的組織法：「（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肩負全部國防責任，擁有對陸、海、空軍的最高指揮權，並指導全國民眾。」[28]蔣介石根據這項授權在委員會內建立了八個部門，負責指導政策、重工業、輕工業和商業、國際關係、民防以及作戰。行政院和國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們的職責大量被軍事委員會接管。[29] 然而，在五個月里，戰時狀態的管理陷於一片混亂。軍事委員會的司法權是如此廣泛，其行政權是如此複雜並難於控制，而它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係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猶如一團亂麻。結果民事管理的責任，至少在形式上又還給政府和黨的相應機構。而軍事委員會再度單純負責指導戰爭的軍事方面。儘管作了這種調整，軍事委員會在整個戰爭期間仍然是政府的實際中心。蔣介石在各個時期還擔任了其他高級職務。例如，他是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即政府總理），國民參政會議長和國民黨的總裁。但是，他更喜歡通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辦公室[30]行使他的職權。 因此，在軍事委員會內，他設立了參事室（由王世傑指導），它廣泛地關注經濟問題、財政問題和政府管理問題。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參事室講話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權威性。還有侍從室，可理解為委員長的私人秘書處。這個機構配備過像陳果夫和陳布雷這樣有影響的要人，它決定誰晉見蔣，什麼情報上報給他，並就所有官職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議。軍事委員會還包含一個保密檢查室和一個軍事調查統計局，後者是一個由戴笠將軍指揮的非常可怕的秘密警察組織。結果，軍事委員會處於一種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個戰爭期間凌駕於國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實上擁有無限的權威。[31] 在國民黨內，蔣介石的個人領導權也是得到公認的。他追求黨的總理職務已好些年了，在1924年黨改組後，孫逸仙曾通過這個職務對國民黨活動行使獨裁的控制權。然而，孫逝世後，那個頭銜永久為他保留著，而國民黨至少自此以後在形式上實行一種委員會體制。蔣介石希冀恢復原領導原則，認為他應當得到這份尊榮；認為孫逝世後缺少一位獨一無二的領袖，已經造成黨的嚴重分裂和不穩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廣東和廣西聚集於胡漢民周圍的黨內的強大派別，曾經對蔣的不斷增長的權力心懷妒忌。但在1938年3月於武漢舉行的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上，他終於被授予總裁的頭銜（在中文裡，措詞是總裁，不是總理，一種並無不同的差異）。他對黨的控制實際上已經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歡欣地說：「余為黨國奮鬥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吾黨動搖已十有五載，至今日方得穩定。」[32]隨著1943年8月林森主席的去世，蔣也擔任了主席的職務。因此，在戰爭期間，黨、政府和軍隊的所有最高職務都集於他一身。 甚至當蔣鞏固他的獨裁時，他也力圖擴大他的政治基礎。1938年初在武漢，民族團結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熱情激盪著，並且絕未再現。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倡議設立國民參政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參政會是準備為民眾參與國民政府事務提供講台的一個類似議會的機構。起初，它由從各方面遴選出來的200人組成，企圖保證非國民黨員的賢達參與政事。結果小黨派和共產黨得到大約50個席位；無黨派人士得到70席；國民黨員擁有的席位不超過80席。新的參議會是這樣一個明顯具有代表性並有能力的機構，在戰爭的頭一年間它反映了民族團結的情緒。[33] 然而，參政會不是一個羽毛豐滿的議會，因為它的權力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評，但是不能實施它的決議。它的權力僅僅是諮詢性的。但直到大約1939年，參政會充滿了合作氣氛，它是一個有影響的政府機構。 三民主義青年團則是一個迥然不同的組織，它企圖謀求全國青年的支持。當時所有非國民黨的青年團體概行取締（通過簡便的拒絕它們所需要的政府登記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勵群集於蔣介石領導之下。不過，組建青年團還有第二個目的，即恢復國民黨的生機。蔣介石1938年依舊對國民黨深感失望，他覺得國民黨腐敗無能。他宣稱： 多數的黨員，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鬆懈，興趣淡泊，工作懶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樣耽安逸，講享受，甚而至於爭權利，斗私見……於是黨員幾乎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民眾不但對黨冷淡，甚至要生反感。[34] 蔣介石希望青年團能使國民黨運動充滿新的理想主義。他說：「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里的新血輪。」[35] 國民黨中國幾次戰時動員行動中，最富戲劇性的是居民、政府、學校和工廠從沿海地區向內地遷移。在戰前，中國國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業中心，是華北以及華中和華南沿海和沿江地區的城市——而恰恰是這些地區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躪。在那些地方以外，是遼闊的內地省份四川、雲南、貴州、廣西、湖南、陝西、西康和甘肅。[36]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來變化甚微，然而國民黨人卻在這裡建造他們的戰時根據地。 預料到與日本的這場爭鬥將是一場消耗戰，國民政府在盧溝橋事變後立即把關鍵性的工業企業遷往內地。軍事工業，如飛機裝配廠，特別是南京、武漢、廣東和山西的兵工廠，構成了1937年8月開始的重要的工業內遷的主體。私營實業家們也受到催促，把他們的工廠遷離日本人的進軍路線。8月10日，上海戰事爆發前三天，政府撥款給國家資源委員會，以幫助私人工廠從該市轉移出來。戰火迅速趕上這些準備工作。146家工廠重15000噸的設備，隨同2500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彈火紛飛下從上海遷移出來的。在戰爭的這個早期階段，大多數內遷工廠的目的地是武漢。但是，在許多機器還來不及拆箱和工廠恢復生產前，武漢自身也危在旦夕了。於是，向內地的遷徙再度開始。一些工廠橫越洞庭湖，船運到廣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廠則經鐵路運往陝西的西安和寶雞。許多設備放在木船上，拉縴溯長江而上。宜昌以西，江水穿過狹窄而陡峭的峽谷曲折迴旋，這裡船隻時常由幾百個拚命用力而汗流浹背的縴夫拖曳逆流前進。總共有623家私營工廠搬遷到未被占領的地區（其中大約3/4最終恢復生產）。武漢兩家大型然而陳舊的鋼鐵廠，包括漢陽鋼廠，是這次轉運的主要部分（37000噸）。另外，還有119家紡織廠重32000噸的機器，以及320家機器製造廠重約19000噸的機器。隨同這些工廠遷移的有42000名技術工人，其中12000人是靠政府的財政資助來的。[37] 國民黨人曾把這次工業內遷，描述為中國人民英勇獻身的證據。雖然成就是顯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誇大了。遷移機器的總數共約120000噸，相對於當時擁有的工業設備和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需要，實際上都是無足輕重的。更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籌劃了這次工業內遷（因為政府早已預料到要發生這場戰爭，它本可輕而易舉地做到），這項工作或許會更加安全和更加廣泛地完成。實際上，工業內遷非但不能作為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豐碑，反而適足暴露謀圖私利達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當兵工廠搬遷時，不僅機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們的家眷都裝船運送，而且工人們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門和窗戶都搬遷了。兵工廠的工人們為了有限的運輸工具互相進行激烈的爭奪，有時甚至互相射擊。[38]私人實業家們受到來自政府保證賺錢的誘惑。他們得到保證，在5—7年的時間內獲得5%—10%的利潤，並獲准低息貸款和自擇廠址。[39]未得到這種有吸引力的許諾的大部分私人實業家，寧願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適，而不願接受內地的艱苦和不安定。中國金融家們同樣不理會政府要求把他們的投資轉移到內地的呼籲。億萬元的法幣閒置於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國。於是，有些中國人表現了一種愛國獻身和民族團結的模範精神；但大多數實業家和金融家覺得，中國的抗戰事業與他們個人很少或者沒有關係，並且對政府的戰爭公債很少信任。他們不願讓愛國主義使他們的商業本能變得遲鈍。[40] 大學也加入了向內地的遷移。由於它們曾經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策源地，日本軍隊對它們進行了特別的報復。1937年7月29日，日本飛機轟炸了天津南開大學。翌日，日本的大炮轟毀了殘存的校園。最後，他們用煤油縱火焚燒廢墟，以徹底毀滅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華大學先被日本搶劫者有計劃地掠奪一空，然後它的建築物被改成皇軍的一座座兵營、醫院、酒吧、妓院和馬廄。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漢和廣州的大學都屢遭轟炸。[41] 學生們和教授們成為涌往內地的難民潮的一部分。1939年後期，原來的大學、學院和職業學校只剩6所留在日本占領區，其餘足足有52所教育機構已遷入內地，還有25所避入外國租界或香港。參加西行隊伍的那些人，有時不得不走上兩三千英里才找到一個戰時避難所。例如，中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清華、北大和南開起先避難到湖南長沙，他們在那裡建立了一所聯合大學。[42]但是，到1938年2月，學生們和全體教員不得不再次遷移，這次是去雲南的省會昆明。一批乘火車和輪船取道廣州和河內。第二批由257名學生和11位教授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達新校址。 戰爭使教育機構蒙受重大損失。17所學校被迫關閉；成千上萬青年輟學。當然，有的學生待在家裡，但其餘學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國民黨軍隊或共產黨的游擊隊，或者參加軍隊的文娛或護理隊。對於那些繼續學習的人來說，流亡大學的條件往往是極差的，課本、圖書資料和科學儀器設備均嚴重短缺。教授們往往丟失了他們的講稿和其他參考資料。學生們和教授們都覺得生活條件嚴酷。廟宇、祠堂或籬笆牆的棚屋變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條箱當課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揚至少部分地一度彌補了物資的匱乏。學生們感到，只要他們繼續學習，就是對他們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視。政府當局也認為他們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他們為戰後國家重建作準備比在軍中服務能更好為國效力。因此，除偶然的空襲和其他不便外，教育體制繼續照常運轉。再則，因為實際上所有學生都受政府貸金資助，並免予應徵入伍，大學註冊人數從1936年42000名學生增長到1944年的79000名。 幾百萬難民的湧入，深深地影響中國西部的省份。[43]直到當時，內地省份是與世隔絕的，它們僅僅從沿海地區接觸到近代化的影響。相比之下，許多難民來自富有閱歷的中等和上流階級，習慣於財富、權力和現代舒適生活。他們常常屈尊俯就那些習慣古怪、語言難懂的比較土氣的本地人。他們也怨恨當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視性的價格和租金。另一方面，當地居民怨限下江人[44]的架子和傲慢。新來者確實試圖壟斷政府的主要職能，攫取對金融貿易和經濟的全面控制權。政府機關和工廠中令人歆羨的工作拒絕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認為他們懶惰和笨拙。幾年過去後，語言上的差異不再阻礙本地人與難民之間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來愈尋常，而且價格上的雙重標準也大量消失。然而本地人對工作和社會地位上的歧視的不滿，直到戰爭結束還沒有完全消除。[45] 1939—1945年的惡化：軍事 1938年10月下旬武漢和廣州失陷後，戰爭的特徵和國民黨區域的狀況起了深刻的變化。戰事漸次進入一種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 年12月7日[46]日本攻擊珍珠港後，國民黨領導人預料西方盟國能夠打敗日本，無需中國作進一步的犧牲。畢竟他們已經單獨與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們對與日本人作戰，不如對遏制共產黨人那麼專心致志。共產黨人日益增強的勢力和地區性的控制，對戰後時期的國家統一和穩定呈現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慶國民黨政府發現，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轉的軍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惡化過程。這種惡化，到1945年使它處於虛弱和萎靡不振的狀態。 國民黨人於1938年10月在武漢戰敗後並未屈服。這時，日本的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對中國人的抵抗能力估計錯了，日軍假如進入內地繼續追擊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會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們採取了一種新戰略，著重以政治手段確保對中國的控制。首先，他們鞏固自1937年7月以來所占領的地區的控制。當時他們在華北和華中僅有效地控制大約10%的土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鐵路和公路沿線地區。他們需要消滅許多小股的抵抗力量，並利用占領區的生產能力為本國經濟服務。[47] 其次，日本人決心拖垮國民黨人，直到他們因「內部分裂」而崩潰。[48]因而，他們在加緊對國民黨區經濟封鎖的同時，開始了一場破壞性的空中戰爭。1939年春，他們奪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斷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鐵路。11月，他們以一支兩棲部隊在廣東西部的北海登陸，並挺進100英里攻取廣西省會南寧。這是對國民黨人的一次摧毀性的打擊，因為它切斷了通向河內的新鐵路線，而中國人當時正通過這條鐵路線取得足占他們極為需要的進口物資的1/3。其後，1940年9月，日本人占領了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封閉了河內與昆明間的重要鐵路線。此後，國民黨人依靠新開闢的勉強可以通行的滇緬路、香港（日本人於1941年12月占領）的空運和通往俄國的漫長的隊商卡車路，從外部世界取得供給。 日本人不加區別地空襲軍事的和居民的目標。與破壞軍事設施和工廠相比，他們的目的更重在使民眾在精神上垮掉。實際上在國民黨區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襲。然而，重慶遭受空襲最為嚴重。1939—1941年轟炸了268次，城市大部毀壞，成千上萬的人死亡。僅1939年5月大轟炸的頭兩天，就有4400人死於非命。[49] 但是，中國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襲，亦非封鎖所能摧毀。確實，重慶民眾不屈不撓的意志，在轟炸持續期間一直是堅定的，只是到1941年晚些時候轟炸停止後才有所衰退。封鎖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為國民黨人在1939年7月已經使從日本占領區運來多數貨物的交易合法化，後來又對這種交易積極促進。日本人無法停止這種貿易。他們不可能在中國占領區與未占領區間二千多英裡邊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監視。許多日本人也在這種貿易中主動勾結。因此，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國輸入品中，相當大而又無法確定的一部分是通過這種所謂走私交易進來的。[50] 1940年7月，日本內閣的一場重大爭論也影響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日本領導人發覺，除非他們獲得東南亞的豐富自然資源，在中國取勝將依然無望，而且他們確信西方列強全神貫注於歐洲的戰爭，他們商定把帝國擴張的範圍擴大到中國戰場以外去。他們希望——雖然不是確信——通過外交途徑，他們能夠在南方達到他們的目標。這一決定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對華戰爭的特徵，也導致了在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內進攻珍珠港。[51] 在中國方面，戰略和政治上的考慮已經使國民黨領導人相信要打一場消耗戰。蔣介石宣稱，日本人在中國遼闊的地域推進，把他們的人力資源和裝備攤得太開了。「我們的敵人打的時間越長，它陷入的困難也就越多；我們打得越久，我們就更堅強，更有決心」[52]。像日本人一樣，蔣也希望避免決戰，因為他預料西方盟國最終會被拖入反對日本的鬥爭。開始，他只期待盟國的物質援助和對日本的經濟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這個消息在重慶受到興高采烈的歡迎）後，他期待英國，特別期待擁有巨大技術資源的美國，會承擔打敗日本的主要責任。到1943年，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E.高思評論說：「中國人使自己相信，他們太疲憊，過於精疲力竭；裝備也太差，不能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無需再如此努力的時候；而且他們可以保持他們所有的抗日的東西，坐下來歇口氣，並把注意力集中於規劃中國戰後的政治和經濟問題。」[53] 把國民黨的注意力從日本人那裡引開的主要政治問題，是與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增長的摩擦。1941年1月新四軍事變[54]（見第12章）後，統一戰線實際上已不復存在。有影響的國民黨領袖們——最著名的有軍政部長何應欽和黨務工作者陳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髮動一場根絕赤禍的運動。蔣介石頂住了這些壓力，主要是因為他害怕盟國將停止對國民黨軍隊的援助，如果它公開捲入內戰的話。然而，自1939年年中起，他就調動他的許多最精銳的部隊——不同的時候在15萬至50萬人之間——去封鎖共產黨人在西北的根據地。[55] 雖然國民黨人與日本人雙方從1938年後期起都甘願打一場消耗戰，但這並不意味著戰鬥已全面減少。日本人偶爾也發動一場攻勢以達到有限目標。例如，1940年6月，他們攫取了重要的長江口岸宜昌，以阻斷華中糧倉各省與重慶之間的貨物流通，以及取得一個更靠近國民黨地區的空軍基地。1942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將軍轟炸東京後，日本人以10萬軍隊攻入浙江和江西，搗毀可能在將來用以對其本土島嶼進行轟炸的空軍基地。他們也定期向國民黨戰線發起進攻，相比之下，他們較少占領新的土地，而較多蹂躪農村，掠奪或毀壞新近的收穫，阻止國民黨人集聚具有潛在危險的精選的部隊，或者在實戰中訓練新兵。[56]在所謂相持的這幾年內遭受的傷亡——特別是早期——是重大的。中國人承認死亡人數1940年為34萬，1941年為14.5萬，1942年為8.8萬，1943年為4.3萬。[57]但是從1939年到1944年初，戰線並無重大變動。敵對雙方之間的戰略平衡，在將近六年中變化甚微。 在戰爭後半期，國民黨軍隊人數在350萬以上。[58]但是，它不是一支統一的國家軍隊，而是對中央政府忠誠程度不同，訓練、裝備和作戰能力各異的軍隊聯合體。這個參差不齊的集合體的中心是「中央軍」。1941年，在全部國民黨軍隊三百多個師的總數之中，中央軍約有30個師近50萬人。在戰爭進行過程中，蔣擴充了這支武裝，以致到戰爭結束時，中央軍約有65萬人。在1937年，中央軍的軍官是中央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這是有代表性的。他們學習過現代軍事技術——30年代時常由德國教官傳授。政治灌輸在他們的訓練中顯得很重要；軍官們高度效忠於蔣介石。[59] 然而，大多數國民黨武裝是軍閥部隊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節制的名聲顯赫的人物指揮。因此，他們的忠誠是有條件的，淡薄的。他們妒忌和害怕蔣介石的日益增長的權力。例如，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抵制中央政府對他的省內權力的侵犯，並為批評重慶政府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避難所。華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像一位擁有自主權的總督那樣統治著他的故鄉山西。他阻止中央軍進入他的戰區，並保有自己的政黨（民主革命同志會[60]）以對抗國民黨。確實，從1941年起，閻甚至與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關係。其他具有省籍淵源的將軍們，如李宗仁（廣西）、薛岳（廣東）、于學忠（滿洲）和傅作義（綏遠），均已失去他們特殊的地方性根據地，但仍對那些寧願效忠他們，而不願效忠蔣介石的軍隊保持著指揮權。[61] 那些非中央軍的指揮官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因戰爭爆發而起了變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軍閥的權力已經衰微。蔣的權力日益增長，最關緊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實並且比較熟練的軍隊。但蔣的最好的軍隊，包括他那由德國教官訓練的精銳師大部在上海潰滅，造成了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軍事天平向非中央軍的指揮官們傾斜。蔣的政治權威相應減弱。 在整個戰爭期間，蔣通過在各省部隊中安插國民黨幹部，用新近訓練的軍官和現代裝備重建中央武裝力量等手段，竭力矯正他本人與地區指揮官之間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平衡。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將軍們的猜疑和敵意。他們抱怨中央政府歧視他們，把他們的師送去與日本人進行毀滅性的戰鬥，而蔣卻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隊。他們因補給品分配不公而憤怒，因為蔣把從美國得到的武器彈藥，包括根據租借法從美國得到的裝備，大部分分配給他自己的部隊，而不給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隊。[62] 簡言之，國內政治支撐著蔣對戰爭的指揮，而蔣則藉此增強他的中央權力。當然，如蔣的支持者們所申辯的那樣，沒有哪個現代國家能夠輕易容忍它的軍事指揮官們起著破壞作用的獨立態度。不過，蔣所採用的增強其中央政府權力的手段，本來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麼說，各省軍閥們的不滿隨著戰爭的進展而越來越激烈。在1944年，主要的地方軍閥結成了一個聯盟，實際上陰謀推翻蔣的政府。[63]當時許多非中央軍的指揮官乾脆叛逃到日本人那邊。這些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64] 國民黨軍隊最嚴重的缺點之一是軍官團的素質差，這個缺點在戰爭期間加劇了。美國在華高級軍官艾伯特·C.魏德邁將軍，在1944 年10月後把國民黨的軍官們描述為「無能，愚蠢，缺乏訓練，褊狹……全然不稱職」。[65]這也是非中央軍高級指揮官們的特色。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獲得榮譽和地位，並不是由於他們軍事技能嫻熟，而是由於他們在派系鬥爭中的機敏和及時轉輸忠誠。不過，即使是畢業於中央軍官學校的高級軍官們，也非常缺乏軍事領導所需要的素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20年代黃埔軍校前四期的畢業生，那時訓練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續幾個月。在他們因對蔣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師和軍的指揮官時，他們對軍事科學技術的理解往往是狹隘而過時的。在30年代，這些高級軍官本來可以趁機在參謀學院[66]里受先進的德式訓練。然而，那時他們已經有這樣高的軍階，以致他們認為再去當學生會有失尊嚴。[67] 當然，也有些高級指揮官超越這種體制。例如，陳誠、白崇禧和孫立人，由於他們智慧，廉潔，具有軍事才能而出類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也好，孫立人也好，都不是蔣介石核心集團成員。蔣使用他們的才幹，但把他們緊緊地拴住，因為他們不是中央軍的人，並表現出了一種倔強的獨立精神。蔣的一個親信陳誠，由於在與自負而平庸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派系紛爭中的失敗，戰爭期間大都在政治風雲之中度過。[68] 戰爭開始時，總的說來下級軍官比他們的上級更能勝任。1929—1937年間，中央軍官學校平均每年有3000名學員畢業，並且有大約2000名參謀接受過高等訓練。但是，戰爭深深地斫傷了下級軍官團。他們中有一萬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圍的戰鬥中就犧牲了。這些損失絕不會完全得到補償，因為戰爭期間由於降低入學要求以及縮短學習課程。軍官訓練大大地退化了。確實，在一個正規的步兵營里，軍校畢業的軍官所占的百分比，從1937年的80%降到1945年的20%。[69]由於好的軍隊莫過於有一批好的下級軍官，這些數字為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的退化提供了一個粗略的指標。 然而，退化在最下層，在應徵入伍者中間最為明顯。戰時中國軍隊大部由徵兵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歲之間——除去學生、獨生子和嚴重疾患者——均得服從徵召。按照法令，他們以抽籤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選。事實上，有錢有勢的人逃避徵召，而無錢無勢的國民被強征入伍。徵兵的軍官們往往甚至連抽籤的手續都不顧。有些農民簡直是在田裡勞作的時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則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買通路子出來的人於是就被編入軍隊。 服兵役是一種可怕的經歷。沒有運輸車輛，新兵常常行軍數百英里到他們被指定的部隊——有意遠離新兵家鄉，以減少開小差的誘惑。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裡，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徵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裡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徵新兵隊中流行開來。然而，他們得不到醫療，因為新兵在加入他們被指定的部隊前，不被視為軍隊的一部分。[70]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71] 抵達部隊的新兵們經受住了也許是他們服兵役的最壞時期，但他們的前景往往仍是暗淡的。在中央軍里，食物和服裝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隊——諸如陝西和甘肅的部隊——的人命運極為悲慘，謝偉思報道說：「幾乎像乞丐一般。」[72] 造成國民黨軍隊戰鬥效能減弱的首要問題並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主要關心部隊的調動和部署問題。但是，不到一個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並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於他們是半飢餓的。按照部隊規章，每個士兵發給每天24盎司米，一份鹽；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個月可以買一磅豬肉。一個中國士兵靠這些配額可以很好地維持生活。可是，事實上他真正得到的僅僅是分配給他的食物和錢的一部分，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剋扣」很大一部分。結果是大多數國民黨士兵營養不足。一位美國專家1944年廣泛地檢查了不同種類部隊的1200名士兵，他發現57%的人表現出營養不良。這顯著地影響了他們發揮士兵職能的能力。[73] 原始的衛生和醫療同樣削弱了國民黨軍隊，於是疾病成了士兵經常的伴侶。瘧疾是一種最為流行並使人衰竭的病痛。戰爭期間，由於軍隊的體質狀況惡化，痢疾發生率大為增加，這種疾病常被忽視，終至無法醫治。最後，患者甚至不能進食，不久死去。疥瘡、熱帶皮膚潰瘍、眼感染、結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74] 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飢餓而瀕於死亡」。[75]另外一位美國軍官包瑞德上校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里，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76]受到高度重視的《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軍隊開過以後，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著一個。」[77]國民黨軍隊中受到特別照顧的，或由美國訓練的部隊——如青年軍和在印度訓練的中國遠征軍——不間斷地得到良好的給養和裝備；但他們是例外。 確有一個軍醫團，但它所提供的醫療被中國紅十字醫療濟難總會會長羅伯特·利姆（林可勝）形容為「前南丁格爾的」。[78]醫療隊的正規機構——包括急救隊、包紮所、野戰醫院和後方醫院——是無懈可擊的，但因供不應求、人員不合格、設備和藥品不足、腐敗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發揮作用。 在全部軍隊中，大約只有2000名大體合格的醫生服務，其比率充其量大約為1700人有一名合格醫生，相比之下，美軍中大約每150人就有一名醫生。另有28000名軍醫在醫療部隊服務，但這些人大多沒有受過正規訓練，並且純粹是從擔架員到包紮員，到「醫生」這樣提升的。極少數真正勝任的醫生，集中在前線重傷士兵所不能到達的後方醫院服務。因為擔架隊常常人員不足，以及醫療運輸工具稀少，在戰鬥中受傷——即便是輕傷——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傷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療，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後他才需要轉到包紮所和後方醫院。1938年羅茲·法默看到過被運送到後方的傷員，他評論道：「遍體壞疽，蛆蟲在傷口上蠕動。」[79]經這樣的治療，即使是輕傷員也會迅速感染，而多數傷情，如胃部受傷或喪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戰時中國很少看到跛子。[80] 中國士兵給養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氣。集體開小差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大多數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隊的行軍中倖存下來，除了逃跑，也別無想法。許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為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後方未參加戰鬥，卻由於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高思大使評論道：這些統計數字並非例外，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銳部隊——因為他們被用於遏制北面的共產黨軍隊，他們屬於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部隊——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為一個1萬人的師每月600人。[81]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八百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82] 外國軍事援助 中國軍隊不完全是單獨作戰，朋友們的援助——或者缺乏這種援助——對國民黨人抗日鬥爭的性質有重大影響。從戰爭一開始，蔣介石就對外國的援助和調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國家確實同情中國抗擊徹頭徹尾的侵略行徑，但它們的同情轉化為物質援助畢竟太慢。相反，倒是蘇維埃俄國成了國民黨人的第一個異常慷慨的朋友。儘管莫斯科與南京之間的關係緊張了10年，兩國政府對遏止日本在亞洲大陸擴張卻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俄國人對國民黨人的政策就已經變得溫和了。他們曾經鼓勵第二次統一戰線。西安事變期間，他們勸告安全釋放蔣介石。而且早在1937年9月——沒有等到締結一項正式的援助協議——他們就開始發送物資給國民黨人。1937—1939年期間，蘇聯供應總數大約為1000架飛機，2000名「志願」飛行員，500名軍事顧問以及大量大炮、軍需品和石油。這些是根據總額為2.5億美元的三項中期低息（3%）貸款提供的。這些源源不斷的援助，到1939年9月歐洲戰爭開始以後才減少。但是，蘇聯的援助一直延續到1941年希特勒軍隊開進俄國。意味深長的是，實際上俄國援助沒有一項是輸送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按照中國駐俄國大使蔣廷黻的說法，「莫斯科對在中國激起反對日本比傳播共產主義更感興趣」。[83] 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請求援助反應比較遲鈍，並且態度曖昧。戰爭第一年，法國提供了一筆500萬美元的小額貸款，以建築一條從印度支那邊境到廣西南寧的鐵路。美國用全部買進價值為1.57億美元的中國白銀的方法來支持中國的法幣儲備，從而支持其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但是，直到1938年12月，戰事爆發將近一年半之後，美國和英國才分別同意總數為2500萬美元和50萬英鎊（合200萬美元）兩筆為數不大的對華貸款。而且，美國和英國害怕疏遠日本，特別禁止中國人使用這些借款購買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從1940年開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長。美國允諾的貸款1940年為4500萬美元，1941年前期為1億美元。1941年後期，美國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條款，開始也向中國發送軍械和其他物資。美國志願隊，一支在陳納德指揮下以「飛虎隊」著稱的空軍小分隊，1941年下半年在緬甸投入戰鬥。在戰鬥四年半以後，西方民主國家的援助總額才與俄國所提供的大約相等。[84]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中國戰爭的關註明顯增長。但是，當時成為盟友的兩國之間的關係充滿了煩惱。關係緊張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美國從未提供中國人認為應向他們提供的大量軍事支持和物資援助。1942年前期，日本人切斷滇緬公路後，通往中國的主要補給線是從印度出發，飛越喜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達雲南昆明的危險的航程。關係緊張的部分原因，則是美國飛機不足，越過這條有名的「駝峰」的補給物資與重慶所表示的需要相比，僅僅是杯水車薪。儘管有運輸上的困難，假如西方盟國的政策不是先打敗德、意，然後集中力量對付日本，中國本來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例如，在1941年和1942年，美國僅僅分配給中國租借援助總額的大約1.5%，1943年和1944年只有0.5%——儘管這個數字在1945年上升到4%。[85]國民黨人對「歐洲第一」的政策憤憤不平。 1942年後，困擾中美關係的許多抱怨和誤解，是圍繞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這個人物出現的。珍珠港事件時，被視為美國軍隊中最有才華的軍團指揮官史迪威將軍，起先被遴選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戰指揮官。但是，由於他對中國的出色了解和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對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擔任後來陸軍部長亨利·L.史汀生所說的「在整個戰爭時期指派給任何美國人的最困難的工作」。[86]史迪威被選派為蔣介石的盟軍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和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後，他特別受到指示，要「為進行戰爭提高美國對中國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幫助中國軍隊提高戰鬥力」。[87]作為在中國的美國戰區司令官，不可避免地在中國人對華盛頓的優先政策的不滿面前，史迪威首當其衝。他與蔣介石首次鬧翻，是在緬甸的盟軍敗績問題上。他們代表了不同的世界，並且都不喜歡對方。在史迪威的許多品質之中，他對缺點直言不諱，不善外交，不能容忍裝腔作勢和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喜歡辛辣地諷刺。蔣介石正好相反，尚虛榮，不直截了當，含蓄，並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異。史迪威很快把蔣介石視為「一個無知、專橫、頑固不化的人」，他把國民政府與納粹德國的獨裁和強盜行徑等同起來。史迪威在朋友中間輕蔑地稱蔣為「花生米」，而在1944年中期，他私下反覆這樣思索，「中國頑症的治療在於除掉蔣介石」。他問：「為什麼暴死這次就不能在適當的地方降臨呢？」[88]蔣介石知道史迪威對他的態度和輕蔑看法，反過來也厭惡這個美國人。至少早在1943 年10月，他就試圖把史迪威調離中國。但史迪威有馬歇爾將軍的信任，他保持其職務直到1944年10月。 與他們的個人不和攪在一起的，是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目標根本不同。史迪威只關心增進中國對抗日戰爭的軍事貢獻。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開始訓練飛越駝峰到達印度的中國軍隊，並建議國民黨軍隊應從根本上加以改編。他斷言根本的問題不是缺乏裝備，而是有用的裝備未被有效地使用。他爭辯道，這支軍隊「總的說來處在令人絕望的狀態，營養不良，不發薪餉，未經訓練，照管不周，而且貪污腐敗」。[89]作為一種補救辦法，他建議把軍隊的規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稱職的指揮官，並由美國來訓練和裝備首批30個師，最後達到100個師的精銳部隊。他還建議，由美國訓練的中國師發動一場攻勢來收復緬甸，因為只要日本控制那個國家，中國的外國補給物資就只有依賴飛越駝峰流入的有限貨物。史迪威認為，只有靠開闢一條經緬甸的陸路，才能輸入充足的物資來裝備中國軍隊，以大舉進攻在中國的日本人。 蔣介石把與日本打仗置於一個較低的優先地位。在他看來，在盟國參加戰爭以後，最終戰勝日本是肯定無疑的。但是，他與共產黨人的角逐尚屬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關心的是保存和增強他和國民政府的權力。史迪威關於改編軍隊和對日本人發動進攻的建議，對蔣是最討厭的事，因為這些建議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險。比如，他裝備最好的軍隊是忠誠於他的人所指揮的，縱令他們往往在軍事上是不夠格的。假若照史迪威極力主張的那樣去辦，軍官們都得任人唯才，那麼軍權將落到他的潛在政敵們的手裡。舉一個恰當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將軍，很想委派他擔任國民黨軍隊中具有實權的職務。史迪威所忽視的，而在蔣的思想中最先悚然出現的，是白崇禧是一個有著長期反叛中央政府歷史的前廣西省軍閥。同樣在1943年，史迪威建議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在華北聯合發動一場對日本人的戰役。然而要勸導共產黨人參加這樣一場進攻，勢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資供應他們，蔣當然不能接受重新裝備或以其他方式加強他所憎惡的人的方案。 史迪威名義上的部下陳納德將軍，與蔣介石的意趣比較投合。珍珠港事件後，陳納德重被徵調進美國軍隊，而他的「飛虎隊」改編為中國航空特遣隊（後來的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對空軍打擊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他於1942年10月聲稱，他以105架戰鬥機、30架中型的和12架重型的轟炸機，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6個月之內，頂多在一年之內」。[90]這個異想天開的計劃對蔣介石是有魅力的，因為它將使中國成為主戰場——從而使國民政府有資格要求更大份額的物資援助——而無需大量耗費自己的資源。那麼，史迪威所要求的軍隊改革和積極參加地面戰爭將是不必要的。 在華盛頓有馬歇爾將軍和陸軍部長亨利·L.史汀生做後盾的史迪威，強烈反對陳納德計劃。他爭辯說，這個計劃的關鍵性缺點是一旦空襲有效，日本人將攻擊和摧毀美國的空軍基地。鑒於中國軍隊當前處於無能狀態，那些空軍基地十分脆弱。但羅斯福卻站在陳納德和蔣介石的一邊，於是陳納德的空中攻勢開始了。到1943 年11月，在中國境內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國海岸的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損失。此外，日本當局擔心美國人將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軍基地發動對本土島嶼的襲擊，摧毀其軍事工業。於是，史迪威最擔心的壞事不久成為事實。因為日本於1944年4月發動一號作戰這是自1938年以來他們在中國發動的最大和破壞性最強的一次戰役。它切斷了國民黨人的防線，甚至形成對昆明——中國未被占領地區的一個戰略樞紐的威脅。這一軍事威脅，恰好與經濟蕭條和正在增長的政治不滿同時出現。 一號作戰戰役的成功，使中國在軍事上處於絕境。為尋求解決這場危機，羅斯福於1944年9月19日，要求蔣介石授權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揮您的全部軍隊」。[91]史迪威親自送達這份電報後，在他的日記里記載：「我把這包紅辣椒麵交給花生米，然後嘆了口氣往後一靠坐了下來。投槍擊中了這個小人物的太陽穴，並且穿透了他。真乾淨利索，他除了臉色發青，說不出一句話來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92]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暫的。蔣懂得由史迪威來指揮作戰，中國的政治權力也許將緩慢地然而卻確定無疑地從他的掌握中滑落。這種情況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撓地勸說羅斯福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艾伯特·C.魏德邁將軍被任命為蔣的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 1944年日本的一號作戰 日本的一號作戰，使國民黨人遭到一次毀滅性的挫敗。它向所有中國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此前的七年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和政府已墮落到何等驚人的地步。日本這次作戰的目標是奪取或摧毀中國中南部的空軍基地，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正是從這些基地發動它的高效的空中攻擊的。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日本人於1944年4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對平漢鐵路的完全控制，以保衛他們的後方。到5月下旬，他們已準備就緒。日本人從漢口沿湘江南下，首先包圍湖南省會長沙。中國人以前在長沙曾三次成功地抗擊了日本的進攻，但這次中國人防禦不力，該城於6月18日失陷。 10天後，對衡陽的攻擊開始。在陳納德的戰鬥機和轟炸機的支持下，薛岳的廣東部隊在這裡頑強戰鬥六個星期。在整個一號作戰期間，這是中國軍隊進行大規模持續抵抗的唯一例證。此後，中國的防線崩潰。日本人向南推進到廣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軍基地。1944年11月，他們摧毀了陳納德的空軍基地，形成了穿過中國中部連接瀋陽到河內的一條通道，然後西進。他們似乎勢不可當。中國軍隊被驅趕上去抵擋，但是——按照魏德邁的說法——甚至裝備精良的師都「融掉了」，他們「看來缺乏士氣，完全不想守住陣地」。[93]通往重慶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開，蔣介石勇敢地宣布他決心留在重慶；在重慶保衛戰中，「必要時殺身成仁」——這種宣言已難以安定人心，因為他在放棄南京和漢口前也發出過類似的誓言。[94] 但是，12月上旬日本軍隊突然停止前進。這是什麼緣故呢？當時，日本的攻勢顯得不可遏止，而造謠者指控蔣與日本人商訂了一項協議，讓出重慶。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號作戰的任務——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已經完成。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然而一號作戰使國民黨中國遭到了可怕的損失。將近50萬士兵死傷；中國領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兩半；它足足喪失了1/4的工廠；政府稅收來源銳減，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巨大。[95] 儘管到1944年國民黨軍隊已明顯衰敗，但對它在戰爭期間成就的評價卻有很大差異。例如，長期擔任軍政部長的何應欽宣稱，他的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計有22次會戰，1117次重要戰鬥，38931次小戰鬥。他宣稱，相反，共產黨人「未出動一兵一卒抗戰」。魏德邁將軍同樣力言，「中國國民黨政府遠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國記者朋友描述的那樣不願打仗，他們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現出驚人的堅韌和耐性」，而「在中日戰爭的任何一次重大會戰中，都沒有共產黨的中國軍隊作戰」。[96] 千真萬確，國民黨軍隊曾多次英勇地與日本人作戰。薛岳將軍的部隊三次在長沙（一次在1939年，兩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規模進攻。1943年11—12月，中央軍第五十七師在湖南常德以極大的決心作戰，遭受了不下90%的傷亡。1943年在鄂西，抗擊日本人所稱的飯碗戰役，中國軍隊損失了大約7萬—8萬人，而日本軍隊的傷亡為3000—4000人。[97] 批評國民黨人的人，曾把這些英雄主義和勇猛善戰的實例說得一文不值。例如，他們宣稱1944年6—8月光輝的衡陽保衛戰，是由非中央軍的指揮官薛岳不顧重慶政府的阻攔而進行的；又說，在這些罕見的事例中，國民黨人之所以發起攻勢，是因為蔣介石需要宣傳，好使盟國領導人相信中國戰場值得給予更多的物質援助。此外，共產黨人曾嘲笑國民黨人關於對日作戰的主張，他們斷言直到一號作戰，日本軍隊足有84%集中於對付共產黨的軍隊，而只有16%對付國民黨人。[98]史迪威在1944年晚些時候調離之前，也曾指責國民黨高級指揮官們「異常無知和漠不關心」，並斷言現領導下的國民黨軍隊完全沒有能力對抗日作出積極的貢獻。[99] 不管這一爭論的最終評判如何，國民黨軍隊堅持抗擊擁有巨大技術優勢的敵人長達八年之久，仍然是一個事實。這場抗戰的政治、經濟和人員的代價是巨大的。然而他們並未放棄同盟國的戰爭努力，他們迫使日本人在中國保持一支大約100萬人的軍隊，這對最後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歸根到底，最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在戰爭後期，大約從1942年起，大部分國民黨軍隊已喪失了戰鬥意志，它實際上再也不能採取有效的軍事行動了。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邁制定的建立一些高素質的中國師——由美國人訓練、指導和裝備——的規劃，於1945年最終開始結果。例如，1945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師勇敢而有效地擊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進攻。戰爭結束時，這些師中有8個已經完成了13周的預定訓練計劃，另有22個師已經開始。但是餘下的300多個中國師仍然原封未動。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的普遍衰退具有嚴重的後果。因為這支軍隊是國民黨政治權力的基礎。它開始潰敗預示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傾覆。蔣似乎沒有能力扭轉這一崩壞的過程。改革軍隊的所有嘗試——如史迪威將軍沮喪地認識到的那樣——都很快在國內政治的淺灘上擱淺。例如，相對於可利用的資源，這支軍隊太龐大了，不會有戰鬥力；但裁軍的建議也是不可行的，因為地方指揮官們反對，他們如果失去他們的軍隊，他們也將失去他們的權力。蔣對政府的行政控制也過於無力，以致不容許作必要的改革。舉例來說，他曾反覆下令，徵兵制度應更人道一些。然而，由於這個制度為地方士紳和腐敗官員所支配，政府對這些人控制不了，或無法對他們執行紀律，徵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通貨膨脹災難 由一號作戰暴露出來的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虛弱，是長期複雜的惡化過程的頂點。引起這一過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貨膨脹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樣，國民政府的貶值通貨流遍全國，使整個機體——軍隊、政府、經濟和社會普遍虛弱。起初通貨膨脹率比較緩和。在戰爭的頭一年，價格上升約40%。從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物價每年翻一番以上。此後，增長率又急劇上升。[100] 通貨膨脹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銀行借款，這四家銀行大量印刷新鈔票以滿足這種需要，使通貨數量大為膨脹。開戰以後，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頭兩年，政府花費大量款項在內地重新安置和發展工業。龐大的款項被用於在中國西部建築新的公路和鐵路，並修至印度支那和貫穿緬甸。在這兩年期間，政府的年支出增長33%，而它的歲入下降了63%。戰前，大宗歲入來自商業和都市的經濟部門——關稅、鹽稅和商品稅約占80%。當日本人蹂躪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時，這些稅收來源大量喪失。政府戰時支出的約75%靠印製新紙幣來彌補（見第10表）。 雖然法幣數量的增加曾經是，也許始終是助長通貨膨脹進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價格上漲。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貨幣信用跌落。對機器、金屬、電力設備、化學品和燃料等生產資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們的供應短缺，使它們處於價格上漲的前鋒地位。例如，金屬和金屬製品的價格在戰爭的頭兩年間上漲了6.8倍，而總物價指數僅翻了一番。大多數生產資料不得不進口，而日本對國民黨地區強制實行經濟封鎖加深了這種短缺。 表10　按戰前價格計算的紙幣發行值，1937—1945年* * 此為每年12月份的數字，1937年和1945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資料來源：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第304頁。 日本人於1937年9月實施的封鎖起初並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緊。1938年10月廣州和漢口陷落後，進口品價格猛漲72%；1939年下半年廣西南寧這一關鍵性的供應環節喪失後，進口品價格又翻了一番。從1941年12月起，日本對英美的戰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緬公路不再成為供應來源。進口品的涓涓細流繼續從蘇聯經過甘肅和新疆的漫長陸路流入，費用浩大；而飛越駝峰的空中補給線變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國進口品還是落到僅為戰前水平的6%。 在1937—1939年通貨膨脹的第一階段。普通中國人未受到其最壞的影響，因為消費品價格的增長與生產資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戰爭頭兩年食品價格上漲和緩——在重慶僅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國民黨地區受惠於大豐收——在當時未被占領的15個省中，收穫量高出戰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價格比食品上漲快——例如衣服的價格到1939年年中大約翻了一番。但大多數中國人可以推遲購買新衣服。而住房的費用，除難民群集的城市外，則上漲不大。其結果是在頭兩年里，大多數人能夠承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不過分困難。 但是，1940年食品價格開始暴漲，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並刺激了整個通貨膨脹的進程。這一變化最初起因於歉收。1940年農業產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年7月政府又開始田賦徵實而不收現金。這意味著到達自由市場的糧食更少，這樣進一步攪亂了供需之間的平衡。 通貨膨脹還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國內工業生產普遍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布匹、藥品、紙張和電燈泡等貨品原來大多在沿海城市生產，現在這些城市已丟給日本人。戰爭期間，許多面向消費者的小型工廠在內地建立起來了，但它們只能滿足一小部分需求。來自日本占領區的輸入品，成了消費品的一宗重要來源。起初，國民黨人和日本人雙方都禁止這種貿易。然而，在1939年7月，隨著消費者需求無情地增長，除少數緊缺物資外，重慶政府讓所有其他物資的貿易合法化。確實，在1943年，它甚至設立了一個官方機構，由強有力的軍事秘密警察首腦戴笠將軍指揮，從事並增進與敵占區的貨物貿易；不過，無論這種貿易，還是本地的生產均不能滿足市場。就日本人而言，在整個戰爭期間，他們都宣布這種貿易為非法，但他們也企圖參與。[101] 從1940年起，通貨膨脹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是公眾對貨幣缺乏信任。1937—1939年，有一種強烈的儲存法幣的傾向，尤其是在農村民眾中間。這種儲存是鄉村中對貨幣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種反應，它緩衝了通貨膨脹的衝擊，因為它減少了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緩解了對難以得到的消費品的需求。但是，隨著1940年夏季稻穀歉收，農夫們開始儲存糧食，而不儲存貨幣。投機商預計將來價格上漲，也買進並囤積大量糧食。1940年和1941年，重慶的食品價格隨之暴漲了將近1400%。其結果是工業、運輸業和其他行業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資，並領到這些工資，這導致消費者開支激增，而它又導致進一步儲存貨物。於是，通貨膨脹螺旋上升開始了，直到1949年以後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國民黨當局以出售公債和外匯儲備來避免印發大量新鈔票。不久那兩種替換物都枯竭了。與開闢新稅源或緊縮開支控制預算赤字相比，印製新幣畢竟容易得多。再則，當局不考慮經濟學家們有關通貨膨脹危險的警告，爭辯說在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它不會成為一種嚴重的危險。只是在1940年和1941年價格開始暴漲後，他們才逐步覺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貨幣貶值而斷送全部戰爭的努力，他們就必須增加歲入，削減支出。 1941—1942年，政府開始認真尋求新的稅收來源。所得稅擴大了；對運輸中的貨物徵收一種所謂消費稅——其實就是恢復舊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且鹽稅增加了，成為政府稅收中最有成效的稅種。另一項增稅計劃是1942年制定的，對鹽、糖、菸草和火柴的銷售實行國家專賣。這幾種措施僅僅是勉強有利。所得稅和超額利潤稅幾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於故意逃稅。消費稅雖然有利，但對貿易造成許多障礙，於1945年被廢止。所有這些徵稅計劃都不解決問題，這由下列明顯事實可以看出，稅收所得還不到政府戰時現金支出的17%。 最為深遠的財政改革是田賦徵實。自1928年以來，農業土地稅曾由地方政府以貨幣徵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開的市場上為其龐大的軍隊購買米谷。但是，隨著米價暴漲——1941年6月平均價格高出戰爭前夕20倍以上——維持軍隊的費用已變得難以支持。因此，自1941年7月開始，中央政府從各省接管了田賦的徵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貨幣課稅（在非產米區按小麥和大麥等其他糧食；在罕見的情況下徵收棉花）。然而，這樣徵收的糧食仍然滿足不了軍隊和公務員的需要。因此在1942年7月政府著手實施糧食的「徵購」（在1943年7月改為「征借」）。這就是說，納稅人現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輸送的不僅有土地稅，而且還有大體相當的糧食，納稅人對後者以後將得到補償。 通過這些措施，中央政府獲得了有保障的食糧來源。它不必再以法幣在公開的市場上購買昂貴的稻米。這減少了印製新鈔票的壓力之一。然而，這種糧食稅極易被侵吞。這種侵吞使農民深為不滿，也促成政府道德上敗壞。張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觀的政府高級官員，得出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田賦徵實的）長期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為軍隊獲取低價食品的眼前利益。」[102] 儘管政府在開發新稅源方面並非明顯地成功，但它確實果斷地限制了開支。在1940年，政府認識到放手鼓勵經濟增長正在產生一種具有潛在危險的通貨膨脹傾向，它收縮了信貸政策，並削減工業和交通的發展。然而，最重大的節約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員的工薪。政府認識到只有印製巨額的追加貨幣，政府雇員的工薪才能保持與上漲的物價同步，因此直到1944年政府實質上未增加工薪。官員們工薪的票面購買力，在1937年與1944年間下降了約85%，而士兵們則下降了約94%。當然，官員們事實上部分通過食品和住房補貼得到資助；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從兼職獲取兼薪以維持生計。還必須承認，戰爭期間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地區和人口兩者都比戰前小得多。無論如何，按不變價格計算，每年政府的開支事實上在戰爭過程中是下降的。雖然不可能精確，1944年政府實際的現金支出已經下降到它戰前支出的1/4以下。政府是在挨餓。 政府靠壓低其雇員的薪俸來節約開支，是否明智尚難斷言。低薪金迫使許多，也許是大多數政府官員和軍官參與侵吞，通過與占領區未經批准的貿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謀取損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職。反之，假使政府讓士兵們和官員們的工薪與正在上升的生活費用掛鉤，那麼政府赤字必將大量增加，從而加重通貨膨脹的壓力。經濟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壓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減軍隊和官僚的規模。這將會緊縮開支，並可能增進效率。但是，出於政治原因，這種措施未能採納。 在1942—1944年，物價每年上漲約237%；1945年僅1月到8月，價格就上漲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論，政府發行了空前數額的新鈔票，以滿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與8月之間，流通的法幣總額增至三倍。增加開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人在中國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國的兵力，從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369人。這些軍隊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經濟供應，並且是按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見過的消費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國，你們的孩子們每天需要6隻雞蛋，而現在減為4隻。但是，你們每天吃1磅牛肉……為了供應肉食，我們把耕牛拿來給你們吃……很快將沒有任何牲畜留下來幫助農夫們耕種他們的田地了。」[103]確實，在中國的一個美國士兵的費用，高達500個中國士兵的費用。此外，決定修建4個供遠程B29轟炸機使用的大型空軍基地和3個戰鬥機的簡易機場，全部於1944年6月完成，這導致更龐大的開支。從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國人存在的月費用從10億元增加到200億元。回想起來，很清楚，從美國增加在中國的作用中取得的軍事利益——特別是B29的行動，它在戰爭期間發動了不過20次空襲——與加在中國虛弱經濟的財政損失相比，遠遠得不償失。[104] 中國用於美國軍隊的開支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由以下事實可以看出：在戰爭的最後一年半里，這筆開支足足等於新發行貨幣的53%。然而，國民政府本身的開支也在急劇增長，這大部分是因美國人的建議而發起的改革的結果。例如中國軍隊的39個師，為了現代化、訓練、醫療和改善伙食被挑選了出來。政府官員和教員的薪俸在1944年晚些時候提高了——雖然這只能稍稍緩解他們的困難。同時新創辦的戰時生產局的開支和貸款，雖然只占政府總支出的約7%，但在1945年上半年也推動物價持續上升。到戰爭結束時，平均零售物價指數高出1937年7月2600倍。 並非社會的各個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一小撮囤積居奇者、投機商和貪官污吏獲得了大量財富。有些群體如地主和產業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時間內生活較好。但大多數民眾逐步降低到勉強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於這個水平。表11表明了國民黨中國幾個收入群體購買力的變化，雖然這並不精確反映他們的相對生活水準。例如，由於歉收、增稅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勞役的負擔，大多數農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貧困得多。[105]另一方面，士兵、官員和教授等政府雇員，並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樣生活得那麼壞，因為他們受到廉價的食物和住房這類形式的補助。 表11　幾個收入群體貨幣收入的購買力指數，1937—1945年 資料來源：a.1937—1942年的指數引自汪蔭元：《四川戰時物價與各級人民之購買力》，《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第263頁；1943—1945年的指數是6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費用），《經濟史實》第22卷第177期（1943年7月），第34卷第479期（1944年7月），第46卷第701期（1945年7月）。 b.汪蔭元：《四川戰時物價與各級人民之購買力》，第263頁。 c.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3頁。 d.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3—64頁。e.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第243頁。 通貨膨脹對官員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損害，影響了政府的活力。早在1940年，官員工資的購買力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大約1/5。到1943年，實際工資跌落到1937年的1/10。雖然他們的境況因為每個月有米、食油等津貼而有所緩解，但官員們經常生活在——用張嘉璈的話說——　「赤貧」之中。[106]單身漢靠他們的薪俸幾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員困於個人處境，變得絕望起來。有些人從事第二職業；許多人貪污腐化。 貪污腐化非常明顯。高級官員們攜帶衣著華麗的女士，坐在由司機駕駛的汽車裡，穿越燃料短缺的重慶的街道奔馳；他們購買了從國外走私來的香水、香菸、柑橘、黃油及其他奢侈品；他們在奢華、豐盛的宴會上用餐。當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營養不良，並眼看家人健康下降。不過，許多人經不起誘惑，因為當他們的上司大肆揮霍時，文過飾非是容易的。 通貨膨脹同樣破壞了學生和知識分子們的安寧。書本很少，科學設備稀缺。學生們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們的床就像船上的鋪位那樣擠在一起。教職員經常與他們同事的家庭擠在一起。肉類和油脂從他們的飲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難得一天吃兩餐。在學術團體裡，營養不良幾乎成為普遍現象。在戰爭後期，據《大公報》報道，教員和學生雙方都生活在「餓死的邊緣」，「處於可以想像到的最悲慘的境地」。[107]健康水平下降，瘧疾和肺結核是常見的。為了補充他們菲薄的收入，許多教員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大學任教，出賣珍藏的書籍和藝術品，或鐫刻圖章和揮毫作書以供出售。他們的教學質量受損，而他們對政府的幻滅感上升了。[108] 政府確實力圖緩解官員們和在公立大學授課的教授們的經濟窘境，為他們提供特殊的津貼、廉價的住房，和各種人為的低價供應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給政府雇員，而在公開的市場上米價為5.00元。但是，政府遲遲不同意很有意義的工資增長，因為那樣將擴大預算。在1943年，如果官員們的實際工資提高到戰前水平，政府開支將增長約300%。到1944年，在官僚機構和軍隊內不滿情緒高漲，工資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為當時物價上漲正如脫韁之馬。官僚機構和軍隊的道德敗壞，一直延續到1949年。 工業部門 自由中國的戰時工業，是在很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爭爆發時，將成為中國非淪陷區的地域——約占國土的3/4——能夠自誇的僅有大約全國工廠的6%，產業工人的7%，工業總投資的4%，電力的4%。[109]但是，在戰爭的前幾年，國民黨地區的工業發展迅速。消費需求，尤其是政府和軍隊的消費需求，已經增長的內地居民的消費需求，為工業產品開闢了一個幾乎不能滿足的市場。直到1940年，食品價格遠遠落在工業品後面，使工資保持低廉而利潤幅度高。在1942年3月滇緬公路被封閉前，購買急需的機器、備件和進口原料，儘管困難和奇貴，但仍是可能的。[110]這些有利因素導致1943年以前新的工廠與日俱增（見第591頁表12），而工業生產量在1938年至1945年之間幾乎增長到四倍。 儘管有這樣的增長，工業生產遠不能滿足消費需求。雖然戰時國民黨中國的人口大致是戰前的一半，但主要工業品產量從未超出戰前水平的12%。1944年棉紗、棉布和麵粉僅分別為戰前數字的5.3%、8.8%和5.3%。[111]更有甚者，1943—1944年工業部門陷入深刻的危機，1944年生產顯著下降。表13顯示了戰爭後半期工業的疲軟狀況。1939年新工廠的投資達到了最高峰。其後，儘管新廠數量增加，但投資總值陡然下降。大約在1940年，工業繁榮事實上已經終結，但牟取薄利的經營者們，以有限的經驗和少量的財源繼續開辦新廠，徒勞地期待著經濟復甦。[112]這些小規模的薄利經營多數迅即倒閉。1944年，在國民黨中國實際上僅有928家工廠開工。倒閉率達82%。 表12　中國非淪陷區的工廠 * 按照官方的定義，此處指使用動務機器並至少雇用30 名工人的工廠。資料來源： a.李紫翔：《四川戰時工業統計》，《四川經濟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1 日），第206頁。b.畢范宇：《西方人士所見的戰時中國》，第47頁。據信，這個數字包括公營和私營工廠兩個方面。 c《.中華志，1937—1945年》，第433、441頁。這個數字是大約數，系1942年5月現存的私營工廠、1936 年以來由國家資源委員會設立的工廠（98）和到1942 年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廠（110）的總和。d.《中華志，1937—1945 年》，第363頁。這個數字包括公營私營工廠兩類。 表13　1938—1945年國民黨中國的工業生產指數 資料來源：a.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產的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1月1日），第30頁。 b.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第110頁。 c.侯繼明：《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府財政，1937—1945年》，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第214頁。 註：這些資料中有差異，雖然全都是以中國經濟部的資料為基礎的。最明顯的是，資料c並未描繪出生產資料生產中的絕對下降，但是資料a和b兩者確實表明有這種下降。這種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計算生產資料指數時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雖然1943年前產量一直增長，但1940年工業部門已經開始遇到障礙，首次引起增長率下降，然後產生了1943年9月以後的工業危機。[113]通貨膨脹的結果並不全是消極的。例如，在戰爭八年間，工人們的實際工資僅在1938年提高；其後，他們的實際工資下降，這使僱主獲利。[114]不過，通貨膨脹使商業投資，特別是投機事業投資比工業投資賺的錢多得多（見第593頁表14）。囤積稻米和其他農產品的現象廣為流行。不論來自占領區，還是來自國外的「走私」貨都能大賺其錢，從而使資本從生產性投資轉回。有時光是囤積商品就比花錢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年和1941年間，原棉價格平均每月升高13%，投資者僅囤積棉花就比冒險長期投資於加工棉花的紡織廠有利得多。於是大部分流動資本——1944年占同類資本的86%——已流入商業和投機行業，而不是生產。新型的或舊式的私人銀行越來越多地撤回工業投資，它們寧願發放短期商業貸款，或直接參與囤積及其他形式的投機。政府繼續向私營工業提供低息貸款，但是，按不變通貨計算，這些貸款的價值只是1938—1939年所提供貸款的一小部分。結果工業因缺乏周轉資金而挨餓，這是工業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實業家痛苦地抱怨貸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續太繁。但得到政府貸款的實業家們，則通常用這些錢去投機。[115] 表14　各種類型活動中個人實際收益的變動（重慶）（1938年＝100） 資料來源：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0頁。 另有通貨膨脹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實業家們的困難。例如，日本收緊封鎖的繩索，切斷了中國工廠嚴重仰賴的機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輸入。內地的許多工業設備已經陳舊——例如紡織工業中的機器造於20年代以前——沒有備品和配件，因此損壞迅速。許多材料——如高合金鋼——在中國國內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業部門要繼續生產，這些材料又是至關緊要的。 熟練工人的缺乏也阻礙了中國的戰時工業。當地招收的工人新離開農村，往往對機器或者勞動紀律缺乏最起碼的了解，因此，熟練的產業工人不得不從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1940年，只有大約42000名熟練工人隨國民黨政府進入內地。工廠的經理們為搜羅熟練的僱工，開始挖其他工廠的牆腳。這種競爭抬高了工資。它也助長了有破壞性的高速率的勞動力流動——1940年每月大約有10%的熟練工人，18%的非熟練工人流動。1943年5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動量為23%。這種驚人的不穩定與普遍缺乏技術和設備窳劣合到一起，導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紡織廠，效率被評定為戰前水平的大約60%—85%。一位電工估計，他的工廠的效率僅僅是在上海時的1/3。[116] 荒謬的是有些工業陷入了缺乏消費需求的狀況。人民不斷貧困限制他們只在最緊迫的必需品上花錢，儘管人民極其需要新的衣服，紡織品市場也變得呆滯，因為他們的購買力已經衰竭。需求的減弱也打擊了生產資料製造商。例如在1942年以前，由於鐵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煉鐵業曾經繁榮過。當政府放棄這些項目時，煉鐵業就陷入蕭條，並損及煤炭和煉焦等有關部門。對工業機械和軍事裝備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國的鋼鐵製造商通常不能滿足這一需求，因為他們缺乏所需要的設備、原料和熟練的勞動力。[117] 為了與通貨膨脹作鬥爭，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試圖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價格。這很快證明是無效的。後來政府頒布了一連串的新規章，取締商品投機及壓低食品、工業原料和租金的價格。然而，到1941年10月，中國銀行宣布所有這些措施「完全失敗」。[118] 國民黨對價格管制的興趣，在美國於1942年10月通過一項反通貨膨脹法後復甦了。因為他們推斷：在戰爭時期，物價管制是現代國家的標記。何廉和楊格等財政和經濟專家建議重慶領導人不要管制物價，其理由是管制物價並不觸動造成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實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們警告，管制物價不會有人理睬，並將使公眾的信心受到損害。政府對這些警告置之不理，於1943年1月15日實行一種新的物價管制體制。黑市被禁止，違犯者受到恫嚇將被處以可怕的刑罰，直至判處死刑。也是為了管制物價——以及增加稅收——國家對經選定的商品實行專賣。從1942年起，它著手大量收購這類貨物，並以固定的低價賣出。這些措施影響日用必需品（米、鹽、食用油、糖、燃料等）、工業品（鐵、鋼材、棉紗等）、出口品（鎢、錫、茶、豬鬃、桐油等）以及棉花、菸草和火柴等各種貨物。[119] 政府用管制物價與通貨膨脹作鬥爭的幾次嘗試都未生效。中國缺乏這樣的前提，那就是對領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誠實的官員，和一個起作用的運輸和通信系統。除了少數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從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區。重慶有幾次面臨嚴重的米荒，因為別處米價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實際市場價格也超出官價，1943年平均為14%，1945年平均為67%　。[120] 物價管制有時對工業具有災難性的後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價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陝西許多農民——他們提供了中國非占領區原棉的大部分——不種棉花而種小麥，而國民黨地區的工廠據報道只有夠運轉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項產品的費用，超出它的法定價格的情況並不罕見。1943年，生產一噸鐵耗費35000元；政府的鐵價為30000元一噸。1944年，開採一噸煤的費用從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價為1200元一噸。一包棉花耗費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121] 最後，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廣西和廣東的一號戰役，打擊了足占國民黨中國1/4的工廠，它們占整個工業資本的15%以上。它還切斷了國民黨中國餘下的工廠的供應來源（如產於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場銷路，並摧毀了投資者的信心。 所有這些因素——通貨膨脹，缺乏進口品，缺少熟練工人，消費需求萎縮，引起梗阻的價格控制政策和軍事災難——使國民黨中國的工業陷入深刻的危機。作為一種跡象，1944年秋兵工廠只有生產能力的55%開工。重慶80%—90%的鋼鐵廠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時候倒閉；1944年320家機械廠中有50家倒閉；主要的煤產地嘉陵江地區250家煤礦中，大約有185家在1943年至1945年間倒閉。[122] 到1945年3月，失業已成為一個嚴重問題。1944年礦業生產只是1942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鉛，49%；鎢，27%；錫，27%；銅，24%；銻，6%）。甚至手工棉紡織生產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為原料短缺，運輸困難和令人煩惱的通行稅。工業危機確實大於官方的生產數據（見表13）。[123] 1944年11月，戰時生產局的建立導致大量政府訂貨和投入新的款項，這明顯地刺激了某些工業。在1944年11月與1945年5月之間，鋼的生產增長50%；生鐵，46%；煤，35%；電力，8%。儘管有這些增長，1945年頭三個月工業生產總指數仍無變化。顯然，其他工業部門的下降被制止。壓倒一切的證據是在和平前夜，國民黨中國的經濟在總體上已處於崩潰邊緣，特別是工業。[124] 戰爭使政府成為最主要的經濟企業家。先前它已經取得對銀行部門的控制，但它在中國人擁有的工業企業中只掌握11%左右的資本。然而，到1942年，經濟部報告，國家控制的企業已占國民黨地區工廠的17.5%，資本的70%，工人的32%和馬力的42 %。[125] 在內地有三種政府機構發展工業：國家資源委員會，工礦調整委員會和四家政府銀行。1935年創建的國家資源委員會，被授權「發展、經營和管理基礎工業」。到1944年12月，它經營92個工業單位——33家工廠，38個礦和21座電廠。它還與其他機構聯合辦了11個工業單位。資源委員會控制著重工業和高技術工業，與民營工廠形成對照，後者一般機械化程度較低，生產輕工業品。[126] 戰爭爆發後才建立的工礦調整委員會，起初是負責推動民營工廠向內地遷移。從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業企業投資，經常與民辦企業競爭生產消費品——酒精、紡織品、紙張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資超過它對民營工業貸款30%以上。孫逸仙曾主張，政府應當把它的經濟作用限定在基礎工業，但它現在也成為輕工業的一個主要參與者。[127] 四家政府銀行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政府」銀行，因為私人投資者握有其中三家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的大量股票。所有這三家銀行，像民營商業銀行一樣，特別在1940年以後，增加了工業和商業中的直接參與和所有權。它們這樣做是為取得有形資產，以保護它們資本的實際價值。如張嘉璈所評論的那樣，這變得「無異於投機」。[128]無論其動機如何，政府銀行像工礦調整委員會一樣，深深地捲入了民營工商業部門。 有些評論家受政治上的激發，將政府在經濟上的作用定性為「官僚資本主義」，指責官員由此積累個人財富，排擠私人企業主，並使普通人民陷於貧困。然而，將國民政府不斷增長的經濟作用視為國家資本主義，視為對一個正在現代化的農業社會的要求，以及對戰時特殊經濟需要的反應，可能更合適一些。沒有政府的幫助，很少有企業能夠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們的工廠，或創建大規模的新廠。戰時中國，面臨一種合理化分配機器、原料和動力等稀缺資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評的不是國家資本主義政策本身，而是那種政策的實施情況。政府企業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門一樣，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義的和腐敗的。此外，與政府有關的工廠享有大量好處——如銀行貸款、原料或運輸用的卡車——這些好處是不會給予私營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紙廠，以自願向政府獻股票來尋求與官方的聯繫。由於沒有這種聯繫，大量私營公司，在戰爭後期因缺少周轉資金、原料或有保證的市場而垮掉，[129]而腐敗的官員則大發橫財。到戰爭後期，政府的經濟企業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經變得不利了。1948年毛澤東把「官僚資本主義」提高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一層次，作為他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對象。[130] 政治上的虛弱 一家成都報紙（《華西日報》）的一篇社論——未發表，因為被新聞檢查官撤下來了——犀利地表達了戰爭後期民眾的心情：「政府官員腐敗，法律任其濫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慘絕望。儘管國困民貧，一小撮貪污腐化分子卻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華。這種腐敗現象，加上其他許多反動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氣士氣低落，幾至於殆盡。」[131] 士氣低落是一種多變的現象，因地而異。1939年2月，有報道說湖南軍人鬥志低落，但是廣東和廣西士氣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極端冷淡，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重慶儘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為——對它轟炸了三年，卻「以全民抗戰的力量搏動」（用白修德的話來說）。[132] 國民黨中國士氣低落，主要是由於通貨膨脹的腐蝕作用，以及政府改變政治和軍事目標。在美國和英國的參戰以及共產主義運動成為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後，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變得較少關心在日本猛攻下倖存下來，更多關心自己政權的未來。政府變得保守而傾向於鎮壓。 舉例來說，國民參政會曾經是一個為贏得民眾支持而設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擁有大量非國民黨成員而成為民族團結精神的縮影。但是，1940年以後，許多參政員批評統一戰線的破裂和檢查與鎮壓的加劇。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它們的政治效能，參政會內小政黨的代表於1941年3月組織了民主政團同盟，這是六個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現的小型政黨和團體的聯盟。它們典型地由知識分子組成，這些知識分子往往受過外國教育，他們憎恨國民黨的獨裁。不管怎樣，有一種廣泛的思想意識在他們中間傳播。中國青年黨和國家社會黨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黨和救國會的成員比較激進。然而，因為這些小黨希望消除國民黨對政府的一黨控制，他們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語調講話。可能除了宣稱有大約三萬名黨員的中國青年黨以外，它們之中沒有一個具有大批的追隨者。它們本質上是觀點方面有高度優越感的知識分子的聚集體。[133] 同盟自我標榜為「第三種勢力」——既非國民黨，又非中國共產黨——呼籲民主化、法治及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報》，在重慶出版了《民憲》雜誌，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開設了辦事處。同盟為那些兩個主要政黨都未參加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說話。[134] 只要國民參政會無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慶就予以鼓勵。但是，當參政員們吹毛求疵，甚至組成一個政黨時，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氣的反應。同盟綱領的出版遭到了檢查官員的禁止，而它的活動不斷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騷擾。當1942年政府對國民參政會進行改組時，坦率的同盟成員喪失了他們的位置，而參政員名額的重新分配，保證了國民黨占壓倒多數。共產黨人在受挫的情況下停止出席會議。由於參政會喪失了它的民眾性和獨立性，其後它的評議對政府政策沒有多少衝擊。[135] 在1938年3月12日孫逸仙逝世紀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風開始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得到證明，它的目標是激勵群眾支持政府，以及動員人民為戰爭出力。但是，運動的方法暴露出國民黨特有的對群眾的不信任。它動員群眾對一個「公民公約」宣誓，其中十二條全部都是消極的——「行動不違背三民主義」，「不違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參加漢奸組織」，等等。精神總動員，像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一樣，因官僚主義的惰性而迅速失敗。[136] 國民政府未能動員人民，並且不願讓他們在政治上發揮有意義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種精英統治，民眾支持的基礎隨戰爭的拖延而消失。它越來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脅來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權力。特別從1939年起，當與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線破裂及民眾的不滿尖銳時，國民黨人亮出了鎮壓的武器。1937—1938年，在武漢曾見到相當大的出版自由，但現在重新實施嚴格的檢查。中央通訊社一味誇大勝利，隱瞞失敗。對貪污腐化的報道被刪除，唯恐它們損害對戰爭的努力。出版社受到嚴厲的出版前檢查的威脅，中國戰時的報刊普遍沒有生氣。共產黨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作為統一戰線協議的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報紙敢於用「×××」等符號來表示審查者的藍鉛筆刪削過原稿。只有在國民黨權力薄弱的地區，特別是桂系（李濟深、黃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龍雲統治的昆明，報刊才能公開表示對中央政府的批評。[137] 1941年1月新四軍事件後，共產黨在國民黨區域內的活動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慶尚有有限的活動），而知名的共產黨人被逮捕。但是，共產黨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個人自由主義者和小政黨成員，最感受到國民黨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馬寅初，一位國民黨員和中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批評了政府領導人大發國難財。他於1940 年12月被捕。雖然他在1942年獲釋，但仍被禁止發表非經濟主題的著作，甚至被禁止發表公開演說。薩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聞記者，1943年被監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後，許多加入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名義上以孔祥熙為首，但因其與普通人民關係密切，有激進主義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據稱有些人遭到槍殺。[138] 重慶對大學的政治控制特別嚴厲。戰時大部分時間（1938—1944年），教育部長是陳立夫，CC系的首領和狂熱的反共分子。陳立夫藉口從大學裡清除討厭的外國影響（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蔑視國故）和提高學術水準，對大學實行嚴密控制。他的教育部出版強調中國傳統和國民黨正統的教科書；要求在課程中特別列入軍事訓練和三民主義；向教員提供教學大綱；並減少學生讀選修課的機會。[139]陳立夫強使中國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證國民黨對全國知識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由北大、南開和清華大學組成），受惠於它非同尋常的高質量的教員和龍雲的政治保護。不過，大多數大學屈從於陳立夫的壓力。陳控制的國民黨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學術團體，並威嚇大多數教授。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所有校園裡都有基層組織，其熱心的成員充當了告密者。[140] 國民黨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國民黨秘密警察和三青團外，就是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蔣介石的一個最忠誠的支持者戴笠將軍為首的這個秘密機構，從1935年的1700名特務擴大到戰爭結束時的4萬—5萬人。戴笠的職責包括軍事情報，在日本占領區的地下工作和對軍隊的政治控制。[141]不過他的特務們也保持對平民的監視，並管理國民黨中國的大多數政治監獄——至少10個——從那裡傳出關於嚴刑拷打的可怕傳聞，無疑並非全是無稽之談。監獄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險思想」的人。積極響應思想灌輸的同獄犯人通常一年後獲釋，但有些則被處死。戴笠承認在1935年至1945年間有130次處決，儘管批評者暗示數字要大得多。[142]在國民黨中國，戴笠的組織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滿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都能看出。農村地區動亂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況為例。1940年和1941年，那裡莊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麥因乾旱而枯萎。雖然農民們極度需要食物，但官員們無情地要求交足田賦。有時農民的全部收穫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種子。有些農民不得不賣掉他們的耕畜、家具，甚至他們的農田，以滿足田賦徵收者。結果，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里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徵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憤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143]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144]在國民黨區域，從福建、廣東到四川、甘肅，幾乎每一省都有農民暴動，常常是為了反抗徵兵和苛捐雜稅。更如1943年春，大約有5萬人的一支農民造反武裝，奪取了甘肅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權。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對政府，那裡一位美國官員報告說，「民心鼎沸」。[145] 甚至在政府內部也迴蕩著政治上積極擺脫幻想的態度。孫逸仙之子，比較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立法院院長孫科，於1944年春嚴厲地批評政府的專制，無效能和鎮壓的傾向。他指責國民黨已經採取了「一種統治階層的態度和習慣」，不與人民接觸。對政府的批評受到徹底的壓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講話」。他警告說，國民黨中國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敵人——納粹德國。[146] 1945年5月第六次黨代表大會——自1938年早期以來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變成日積月累的怨恨發泄的講台。黨內有廣泛基礎的成員，痛斥無所不在的貪污腐化、機會主義、無效能、不顧公眾福利，以及黨、政府和軍隊內的道德沉淪。[147]連共產黨的宣傳家也發不出比這更辛辣的譴責。 與民主政團同盟的激進領袖們相呼應，地方軍閥們也聯合起來向中央政府發起挑戰。這些軍閥們——像雲南的龍雲，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潘文華和劉文輝——是軍閥時代的殘餘。他們在當地的地位已經合法化了，但他們確信，蔣介石正利用戰爭來取得對他們自己軍隊的軍事優勢。1943年4月，一位美國官員報告說，在國民黨政府與這些地方軍閥之間的「怨恨和對抗在表層下沸騰」。[148] 共同的利害關係把這些軍事指揮官和民主政團同盟集合到一起。雲南已經成為小黨派成員的避難所。那裡的省政府主席龍雲聘請了幾個民盟領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羅隆基作「顧問」他在財政上幫助民盟成員；並且他以限制蔣的秘密警察的活動來掩護他們。民盟成員對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徹底破滅，他們確信重慶政權是「毫無希望的，並且……註定要滅亡」。他們哀嘆政府不斷增長的專制和鎮壓的傾向。[149]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們已確信蔣介石本人是政府虛弱的根源。克拉倫斯·高思於1944年7月報告，甚至一年前還在堅決支持他的自由主義者，也「看不出在蔣的領導下中國還有什麼希望」。[150] 民盟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地方軍閥們，在一項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計劃中結成夥伴，但並不協調。共謀者們深信重慶處於崩潰邊緣，他們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他們專注於建立一個繼任的國防政府作為替代。為了批准這些計劃，他們安排大約於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舉行一次國民代表大會——包括國民黨（40%）、中國共產黨（20%）、民主政團同盟（20%）和其他團體（20%）的代表。與此同時，龍雲、潘文華、余漢謀和其他軍事長官們商定，他們將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讓日本人消滅蔣介石的軍隊。[151] 這一策劃最終毫無結果。如美國駐昆明的領事所評論的那樣，「確實難以想像，還會有比封建政府貴胄與激進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和實用主義的政客們結成的成分更為複雜的一夥」。[152]他們沒有考慮到蔣介石對其對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機智。龍雲是全部密謀的關鍵，他卻於1945年1月退出了反蔣運動，以換取足夠裝備他三個雲南師的美國租借法案的補給品。後來，在日本投降後不久，蔣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劃的軍事行動中，剝奪了龍雲在省內的職務，並把他帶到重慶，他在那裡實際上被囚禁了。 雖然反蔣密謀考慮不周，但它是戰爭最後一年困擾國民黨中國的深刻危機的一個徵兆。經濟生產已急劇下降，通貨膨脹失去控制，軍隊在日本人面前無所作為，政府腐敗，政治上的不滿情緒瀰漫社會所有階層。因此，當戰爭於1945年8月14日結束時，國民黨中國是士氣低落的和虛弱的。 * * * [1]確鑿可靠的數字並不存在。有兩種官方的估算：（1）蔣介石1947年說軍隊和平民的「犧牲」是「一千萬」，明顯的是個粗略的近似數，見《國家總動員》，第4頁。（2）官方認可的《蔣總統秘錄》第13冊，第199頁記載，官兵「傷亡數」是3311419人（經查《蔣總統秘錄》原書記載為：官兵傷亡三二一一四一九人。——譯者），非戰鬥人員傷亡數為842萬人以上。死於與戰爭相關的原因——饑饉、缺醫少藥、傳染病蔓延、徵兵、徵募勞工等——的人數無疑是很大的。何炳棣估計1500萬—2000萬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52頁）。陳啟天提出死亡總數為18546000人，但未指明出處（《我的回憶》，第235頁）。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最近提出「傷亡數」為戰鬥人員320萬，平民「大約二千餘萬」（《悼敬愛領袖》第2部分，載《中國郵報》，台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2]據說，最初開槍的不一定是宛平駐軍，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產黨人，他們希望由此使國民政府捲入與日本的戰爭。但是，這種指責得不到有力證據的支持。見秦郁彥：《日中戰爭史》，第181—183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和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54—55頁；阿爾文·D.庫克斯：《訴諸戰爭：中日衝突，1937—1945年》，載阿爾文·庫克斯與希拉蕊·康特羅伊編；《中國與日本：尋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平衡》，第299頁。 [3]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第359—380頁；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第179—212頁；李雲漢：《戰爭的起源：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背景》，轉引自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第18—27頁；T.A.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1—39頁。 [4]秦郁彥：《日中戰爭史》，第162—183頁；庫克斯：《訴諸戰爭》，第297—300頁；詹姆斯·B.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國家安全與對外政策，1930—1938年》，第310—328頁；羅伯特·J.C.布托：《東條英機與戰爭的來臨》，第91—95頁。 [5]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28頁。 [6]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國家的安全與對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頁。 [7]同上書，第339頁。 [8]許朗軒、張明凱編：《中日戰爭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頁；吳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戰爭中中國採用的總戰略及若干大戰役》，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第52頁。 [9]上海沒有日租界，僅有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稱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區為日租界，這是沒有任何條約根據的，是不符合事實的。——譯者 [10]吳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戰爭中中國採用的總戰略及若干大戰役》，第52—54頁；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第9—10頁；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第41—49頁。 [11]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1924—1949年》，第198頁。 [12]南京大屠殺中被殘殺的中國人的人數，說法不盡一致，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30萬以上，被強姦婦女也遠遠超過兩萬。——譯者 [13]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01和199頁；易勞逸：《矛盾關係面面觀：戰爭期間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於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文集》，第293—296頁。 [14]吳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戰爭中中國採用的總戰略及若干大戰役》，第48頁。事實上，早在大約1932年，蔣介石就設想過在與日本作戰的情況下在四川建立國都的計劃。見張其昀：《黨史概要》第2冊，第914頁。關於國民黨人的總體戰略思想，見吳相湘：《總戰略》，第37—72頁，和蔣介石的演說集：《抗戰建國：1937—1943年六年抗戰文電集》。 [15]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頁；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53、75、124—125頁；布托：《東條英機與戰爭的來臨》，第109頁；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通敵政治》，第53頁。 [16]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第68—82頁；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第354—378頁。 [17]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0頁；弗蘭克·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變》，第146—168頁；《中華志，1937—1943年：六年抗戰中國重大發展綜述》，第354—356頁。 [18]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第177—178頁；柯樂博：《20世紀的中國》，第225頁；勞倫斯·蒂普頓：《中國的惡作劇》，第104頁。估計潰堤時被瀉出的水淹死的人數高達325000，甚至達440000，見鏡涵：《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觀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頁；《密勒氏評論報》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頁。但是，其他資料記載，中日雙方的生命損失是相當輕的，因為中國居民已經預先知道毀堤計劃，又因為洪水前進得慢，見歐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戰的戰爭》，第209—210頁；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檔案中國專檔119，2781函，《河南區辦事處：歷史，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頁。 [19]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第167、201、205頁；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第139頁。 [20]即汪精衛在南京建立的偽國民政府。也自稱國民政府，不是維新國民政府。——譯者 [21]論述汪精衛變節投靠日本人的權威記述有：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及傑拉爾德·E.邦克：《和平陰謀：汪精衛與中國戰爭，1937—1941年》。 [22]董顯光：《中國與世界新聞界》，第72頁。 [23]布托：《東條英機與戰爭的來臨》，第135—136頁。 [24]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97頁；威廉·C.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第217—223頁；于爾根·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580—585頁。 [25]關於國家資源委員會，見本書第3章，1932年創辦的被責成通盤研究軍事、工業、文化等國防需要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為該委員會之先導。見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292頁。 [26]《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第324—326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2、153—155頁；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第6—10頁；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第九表。 [27]見本書第12章（范斯萊克著）；關於蔣同周的會談，見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0/14154，1937年7月23日，附件：畢恩來致雷蒙德·萊斯利·比爾信。 [28]《中華志，1937—1943年》，第321頁，重點號是著者加的。 [29]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6—118頁；張其昀：《黨史概要》第3冊，第1152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85—187頁。 [30]軍事委員會無委員長辦公室，疑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譯者 [31]關於政府組織，見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6—117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85—187頁；《中華志，1937—1943年》，第86、322—323頁。 [32]張其昀：《黨史概要》第3冊，第1214頁。 [33]關於國民參政會，參見徐乃力：《國民參政會與中國戰時問題，1937—1943年》。 [34]張其昀：《黨史概要》第3冊，第1226—1227頁；關於青年團的政治作用，見易勞逸：《失敗的根源：國民黨中國在戰爭和革命中，1937—1949年》，第89—107頁。 [35]張其昀：《黨史概要》，第4冊，第1731頁。 [36]因為一般地說，日本僅僅占據了城市、鐵路沿線和沿海地區，其他省份，如廣東、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當大的地區或多或少仍在國民政府的管轄之下。 [37]《戰時後方工業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紀月刊》1944年3月15日，第10—13頁；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3日），第27—33頁；許滌新：《抗戰以來兩個階段的中國經濟》，《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33—44頁；《中華志，1937—1943年》，第436—439頁；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1950年》，第211—218頁；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第41—42頁。 [38]《戰時後方工業是如何建立的》，第12頁。 [39]《中華志，1937—1943年》，第438頁。 [40]石西民：《抗戰以來的中國工業》，《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53—54頁；林繼鏞：《抗戰期中民營廠礦遷川簡述》，《四川文獻》第62期（1967年10月1日），第4—7頁；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第42—43頁；斯諾：《爭奪亞洲的戰爭》，第149頁；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年》，第184頁。 [41]關於戰時的教育，見休伯特·弗雷恩：《戰時中國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約翰·伊斯雷爾：《西南聯合大學：作為首要價值的遺風》，歐俊臣（音）：《戰時中國的教育》，二文均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42]稱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譯者 [43]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61頁。遷徙到中國西部的移民，其精確的人數不可能確定。陳估計，華北和華東主要城市有350萬居民從日本人手下逃離出來。這些人大概構成了國民黨區域永久性難民的主要部分。陳達估計另有1075萬人從城鎮化程度較低的地區逃出。這些人中間許多無疑是農民，他們在戰事發生時離鄉背井，但是隨後返回了。對逃往中國西部的難民數字，一些估計高達5000萬。見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4、25頁。不過，這確實是不準確的。白修德著：《尋找歷史》，第79頁談到難民數字的估計是如何變得嚴重誇張的。 [44]「下江人」，是四川人對長江下游省區的人的一種稱呼。——譯者 [45]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62—68頁；史國衡：《中國進入機器時代：中國軍事工業勞工研究》，第9—12頁及各處。 [46]因國際時差，中國記載珍珠港事件，日期為12月8日。——譯者 [47]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2—203頁；秦郁彥：《日中戰爭史》，第296—297頁；卡爾遜：《中國軍隊：其編制和軍事能力》，第73頁；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573—574頁。 [48]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152頁。 [49]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587—588頁。 [50]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948年的歷史綜合分析》，第148—149頁。 [51]布托：《東條英機與戰爭的來臨》，第153頁；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第300頁；藤原彰：《日本陸軍的作用》，載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合編：《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1931—1941年的日美關係》，第191頁。 [52]蔣介石：《抗戰建國》，第108頁。 [53]《美國對外關係：1943年，中國》，第142頁。 [54]即皖南事變。——譯者 [55]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史迪威指揮問題》，第303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5頁；L.P.范斯萊克編：《中國共產黨運動：美國陸軍部報告，1945年7月》，第71—72頁。 [56]史邁士致國務院：《1940年在中國的和有關中國的重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進展狀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3—204頁；白修德與賈安娜：《中國雷鳴》，第62頁；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第40—82頁。 [57]中國官方關於戰時傷亡的數字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華志，1950年》，第182頁。 [58]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表9，不過可能沒有一個人知道國民黨軍隊的精確數字。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27頁記載，軍隊從1940年的250萬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萬人。《中華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個600萬的數字。 [59]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35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2—113頁。 [60]應為「民族革命同志會」。——譯者 [61]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雲南與重慶》，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第329—355頁；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第83—131頁。 [62]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34頁。 [63]參看本章《政治上的虛弱》一節。 [64]戰爭結束時偽軍人數達到近100萬，因為有許多部隊是在占領區徵募的。易勞逸：《矛盾關係面面觀》，第284—292頁。 [65]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233頁，引用材料時有刪節；並見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325頁。 [66]即陸軍大學。——譯者 [67]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55—58、81—89、145—152頁。 [68]唐納德·G.吉林：《中華民國的中央集權問題：陳誠與國民黨個案》，《亞洲研究雜誌》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847頁；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325頁；斯諾：《爭奪亞洲的戰爭》，第184—185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167頁。 [69]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49頁。 [70]米爾頓·E.邁爾斯：《另一種戰爭》，第348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369—370頁；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匯編》，第33—37頁；林沃爾特致艾奇遜：《這個中國兵》，美國國務院檔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頁；蘭登致國務院：《昆明徵兵工作：徵兵與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國國務院檔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37頁；蔣夢麟：《新潮》，《傳紀文學》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頁。 [71]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信息。）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徐復觀也提出了同等數額的新兵大量死亡數（《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的力量？》），《民主評論》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頁。蔣夢麟：《新潮》，第90—91頁；蘭登致國務院：《昆明徵兵工作》，第3頁。 [72]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36頁；又見《湖北省政府報告》（1942年4—10月），第113頁。 [73]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65、243頁；又見高思致國務院：《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國務院檔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頁；和高斯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美國國務院檔案740.0011，太平洋戰爭/3559，1943年11月5日，函內附件第4—5頁。 [74]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36—138頁；高思致國務院：《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附件第2頁；林沃爾特致艾奇遜：《這個中國兵》，附件第3頁；賴斯致高思：《在蘭州觀察到的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頁。 [75]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245頁。 [76]包瑞德：《迪克西使團：美軍觀察組在延安，1944年》，第60頁。 [77]高思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附件第5頁。 [78]高思致國務院：《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附件第2頁；關於軍隊的醫藥條件，見萊爾·史蒂芬森·鮑威爾：《戰時中國的一個軍醫》；羅伯特·吉倫·史密斯：《美國衛生部設法改進中國陸軍衛生署效能的史實，1941—1945年》；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39—140頁；斯思明（音）：《中國的衛生問題》，第44頁。 [79]羅茲·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國戰爭中的三年日記》，第236頁。 [80]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頁；多思在《中日戰爭，1937—1949年》第65頁中寫道：「中國人通常開槍打死他們自己的重傷員，作為一種仁慈行為，因為　『他們橫豎只有死』。」 [81]高思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第3頁，附件第5頁。 [82]這一結論基於這樣的事實：戰爭期間被軍隊放出來的士兵人數無足輕重，而除1937年7月軍隊中有將近180萬人外，1937—1945年間徵募的有14053988人。但1945年8月國民黨軍隊僅有（據中國統計）大約350萬人或（據美國統計）270萬人。全部傷亡（包括1761335名傷員，其中一些無疑歸了隊）為3211419人。另外約有50萬人投向日本人。我沒有看到被日本人抓到的俘虜數，但數字肯定不超過另一個50萬。簡單計算就使人想到，至少有800萬，或許有900萬之多的人下落不明。（這個數字包括政府承認去向不明的1867283名新兵。見此處注釋。）資料來源：《中華志，1950年》，第182、185頁。軍隊規模的數字，見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表1和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382頁。以上結論是從國民黨自己的資料得出的，但這與他們公布的戰時逃亡（598007人）和因病死亡（422479人）的數字是不一致的。見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表10。官方資料中的矛盾表明，國民黨關於軍隊的數字是不可靠的。事實上，在台灣的一位前國民黨將軍在答覆我的詢問時，斷言中國軍隊根本不重視關於傷亡數字的準確性。 [83]楊格：《中國與援助者，1937—1945年》，第18—21、18、26、54、125—130頁。 [84]楊格：《中國與援助者，1937—1945年》，第207頁及各處。 [85]表明飛越駝峰航線運抵中國的補給總數的一些數字（單位：噸）： 資料來源：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57頁；赫伯特·菲斯：《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命的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第42、67、203頁。關於租借法案，見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350、399、402頁。 [86]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第232頁。 [87]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74頁。 [88]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編，第115、124、213、320、321、322頁。 [89]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282頁。 [90]陳納德：《戰士風格》，第214頁。 [91]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指揮問題》，第443—446頁；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第492—493頁。 [92]《史迪威文件》，第333頁。 [93]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290、328頁。 [94]同上書，第293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166頁。 [95]例如在廣西，戰爭中的損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號作戰期間所遭受的損失），據報道，有11萬人被殺，16萬人受傷，30萬幢房屋被毀壞，8萬頭耕牛被殺死。《新民報》1946年3月20日。 [96]何應欽：《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的虛偽宣傳》，《自由鐘》第3卷第3期（1972年9月20日），第26頁；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279、284頁。 [97]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311頁；高思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第1頁。 [98]沃倫·I.科恩：《誰在湖南與日軍作戰？關於中國作戰成就的若干看法》，《亞洲研究雜誌》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頁；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第321—322頁；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312頁；李一葉：《中國人民怎樣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第66頁。 [99]《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頁。 [100]零售價格的年上漲率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 %；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1—8月，251%。關於通貨膨脹的主要的第二手資料是：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年》。 [101]易勞逸：《矛盾關係面面觀》，第275—284頁。 [102]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44頁；又見楊格：《中國戰時的財政與通貨膨脹》，第25—26頁；關於田賦，見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45—70頁。 [103]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291、234—235頁。關於軍隊人數，見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267頁；《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258頁。 [104]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272—273頁；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290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指揮問題》，第115頁；《美國對外關係：1944年》第6卷，第906—907頁。 [105]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66—70頁。 [106]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4頁。 [107]《大公報》（重慶）1945年3月19日第2版社論；《大公報》（重慶），1945年4月13日第2版社論。 [108]董顯光編：《抗戰七年以後的中國》，第112—113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323頁。關於結核病的發生率，一份共產黨的資料報道說：1945年X光檢查表明，重慶國立中央大學——一所最受優待的大學——教職員中足有43%的人染上這種疾病。13%的男學生和5.6%的女學生也染上這種疾病。《新華日報》1945年2月20日。這篇報道無疑需要核實。 [109]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第23頁；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659頁；又見張聖軒：《三十二年四川工業之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258頁；《中華志，1937年—1943年》，第437頁。 [110]張聖軒：《三十二年四川工業之回顧與前瞻》，第266頁。例如，進口新紡織設備使內地的錠數從戰前僅僅幾千枚增長到230000枚。秦國平：《戰時通貨膨脹下的中國棉紡工業》，《太平洋事務》第16卷第3期（1943年3月），第34、37、39頁。 [111]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第109頁；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第94頁。 [112]秦國平：《戰時通貨膨脹下的中國棉紡工業》，第39頁。 [113]劉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79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產的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第32頁。 [114]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第239—240頁。 [115]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5頁；勇龍桂：《救濟戰時工業的基本途徑》，《中國工業》第25期（1944年3月），第8—9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產的回顧與前瞻》，第36頁；關夢覺：《陝西省紡織業之危機及其出路》，《中國工業》第19期（1943年9月1日），第12頁；阮有秋：《今日後方民營工業的危機》，《中國農民》第3卷第1—2期合刊（1943年6月），第33頁；方治平等：《論官僚資本》，第36頁；潘祖永：《後方辦廠的困難和期望》，《新經濟》第6卷第11期（1942年3月1日），第237—239頁；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第52頁。 [116]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第41頁；史國衡：《中國進入機器時代》，第60—61、134頁；《戰時中華志，1937—1945年》，第385頁；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55—56、112頁，表58；陳達：《中國勞工階級與當前經濟危機》，《社會建設》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頁；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第43頁；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國民黨中國的勞工問題札記》，第20—28頁。 [117]劉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業》，第79頁；勇龍桂：《救濟戰時工業的基本途徑》，第8頁；陶大鏞：《論當前的工業救濟》，《中國工業》第25期（1944年3月），第11頁；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頁。 [118]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344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144頁；《財政評論》第5卷第1期（1941年1月），第25—37頁。 [119]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35—137、345—349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35—36、146—149頁。 [120]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345—346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149頁。 [121]關夢覺：《陝西省紡織業之危機及其出路》，第7—9頁；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217頁；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第37頁；淦克超：《戰時四川工業概觀》，《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72頁。 [122]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335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的回顧與前瞻》，第28—29頁；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第28—29頁。 [123]《大公報》（重慶）1945年1月1日第3版；《戰時中華志，1937—1945年》，第369頁；《商務日報》1945年9月9日；張大琛：《三十三年的重慶土布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202頁。 [124]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7頁；又見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141、316頁；《商務日報》1945年1月18日；《商務時報》1945年8月7日。 [125]小帕克斯·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頁；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1422頁。 [126]《中華志，1937—1943年》，第431、365頁；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836—839、853頁。 [127]《中華志，1937—1943年》，第438、376頁。 [128]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89—190頁；又見《大公報》1941年12月13日社論，引自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第52頁。 [129]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1448—1449頁；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88—190頁；鍾安民（音）：《中國現代製造業的發展，1928—1949年》，第227頁；淦克超；《戰時四川工業概觀》，第72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的回顧與前瞻》，第34—37頁；彥悉達：《經濟危機與官僚資本》，《經濟學周報》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頁。 [130]《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85—1288頁。 [131]彭菲爾德致高思：《受到檢查的評國民參政會會議的社論》，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 9—1444，1944年9月14日，附件一，第1頁。 [132]佩克致國務院電報，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第1—9頁；高思致國務院：《川西康東之行的見聞報告》，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頁；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1、19頁，格雷厄姆·佩克：《兩種局勢》，第56頁。 [133]《中國各小黨派現況》，《民主政治對一黨統治：小黨派組織起來》，《亞美雜誌》第7卷第3期（1943年4月23日），第97—117頁；小梅爾維爾·T.甘迺迪：《中國民主同盟》，《哈佛中國論文集》第7集（1953年），第136—175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351—362頁。 [134]萊曼·P.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統一戰線》，第169、174—175頁。 [135]徐乃力：《國民參政會與中國戰時問題》，第38—55頁。 [136]《中國的精神動員：計劃綱領》；　美國國務院對范宣德致國務院電報的意見，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963，1943年3月13日；《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 [137]丁徐麗霞（音）：《現代中國的政府對於新聞的控制，1900—1949年》，第132—151頁。 [138]休·迪恩：《國民黨中國的政治反動》，《亞美雜誌》第5卷第5期（1941年1月），第210—213頁；丁徐麗霞（音）：《現代中國的政府對於新聞的控制》，第139—141頁；高思致國務院，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19（1944年3月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關於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聯合起來的備忘錄，第6頁；薩空了：《兩年的政治犯生活》，各處；道格拉斯·羅伯遜·雷諾茲：《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和戰時中國政治上的兩極分化，1938—1945年》，第306—308頁及各處。 [139]歐俊臣：《戰時中國的教育》，第106—111頁；傑西·格雷戈里·蘆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86頁。 [140]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第340—347頁；范宣德致國務院：《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代表會議》，美國國務院檔案893.408/1（1943年3月17日）；蘭登致高思：《昆明中國大學生中的活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42/8—3144（1944年8月31日），第2頁。 [141]《戴雨農先生年譜》，國防部情報局編，第25頁；陳少校：《黑網錄》，第102—106頁；董顯光：《中國與世界新聞界》，第180—181頁。 [142]李一葉：《中國人民怎樣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第51頁；高思致國務院：《中國的「勞工營，》，美國國務院檔案740.0011太平洋戰爭/3678（1943年12月24日）；薩空了：《兩年的政治犯生活》，第91頁及各處；《上饒集中營》，第3、23頁。 [143]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66—178頁；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9—19頁；江上清：《政海秘聞》，第157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251，附件1（《1943 年12月26日國務卿關於西安詳情的非正式報告節錄》），第1—2頁；哈爾致多諾萬：《中國最近的事件和動向》，戰略情報局檔案XL2032（1944年9月4日），第1—2頁；賴斯致艾奇遜：《中央軍在魯蘇豫皖邊區的徵募、待遇、訓練和行動》，戰略情報局檔案116311，第2頁。 [144]高思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附件第3頁。 [145]《湖北省政府報告，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第132頁；《胡上將宗南年譜》，第118—121頁；吳鼎昌：《花溪閒筆正續集》第二集，第194、199頁；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21頁；范宣德致國務院：《四川彭縣騷亂的處理》，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002（1943年4月26日），艾奇遜致國務院：《貴州省狀況：自由中國的動亂》，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00（1943年7月27日），附件（約翰·C.考德威爾：《福建省情報告》），第2頁。 [146]高思致國務院：《孫科博士對於民主政治和計劃經濟的看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40（1944年4月14日），附件1，第3頁；高思致國務院：《孫科博士批評三民主義青年團現行目標和方法的講話》，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66（1944年4 月25日），附件，第2—4頁；高思致國務院：《孫科博士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講演》（1944年6月7日），載《亞美雜誌論文集：中國災難的線索》，第1卷，第542頁。 [147]《復興中國國民黨建議》：戰略情報局檔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4頁，《新官場現形記》；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101—102，109—124頁。 [148]德姆魯賴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與警備司令部部隊之間可能發生衝突》，1943年4月26日，美國國務院檔案893.105/93，第2頁。 [149]張文實：《雲南內幕》，第16、42頁；蘭登致國務院：《中國今後政治的發展：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昆明的活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7—1444（1944年7月14日），第2頁。 [150]《美國對外關係：1944年》，第492頁。 [151]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第346—347頁。 [152]林沃爾特致高思：《擬議中的國防政府》，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400（1944年5月8日），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