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十章　日本入侵與中國的國際地位，1931—1949年

從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是一個無助的遭受侵略的國家，很少得到國際社會的援助；它作為戰勝的全球聯盟的一名成員國而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贏得了世界強國的地位。但由於內戰，它的地位受到了損害。要稍稍詳細地追溯這一發展，需要了解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之間的密切聯繫、當時的中國與有可能出現的中國之間的密切關係。 世界經濟危機：中國的邊緣地位 研究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事務，必須從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入手。這次危機主要殃及先進工業國家，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竭盡一切努力以重建貿易、投資及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戰前模式的國際秩序。20世紀20年代的重大歷史事件——美、英等國恢復與戰前等價的金本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貨膨脹螺旋上升；協商解決債務和賠償問題——與中國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中國貿易從來沒有超出國際貿易總額的一個很小份額，而外國在中國的投資，與在日本或在歐洲國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為戰後國際經濟體系主要支柱的美國，沒有擴大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美國商品和資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別在德國和日本。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20年代世界經濟舞台上無足輕重的中國，卻安然度過了那場全球性經濟蕭條的災難。作為一個農業占壓倒優勢和以白銀作為法定貨幣經濟的國家，中國起初沒有受到工業國家間危機的影響。物價的急速波動、長期的失業以及低增長率在中國並不新鮮；然而像擠兌黃金、匯兌不穩定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工廠工人失業之類的資本主義困難所造成的具有破壞性的衝擊，並沒有在中國出現。當美、英和其他工業國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於採取各種補救辦法和應急措施以應付危機時，中國在1929年後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堅持下去。外貿量在1929—1930年之間保持穩定，而在1930—1931年之間則增長20%以上，1929年，新的關稅稅則[1]生效——這是國民政府採取斷然外交政策的產物——海關稅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1930年後改以黃金代替白銀徵收進口稅，使政府從國際市場銀價波動的影響中解救出來。儘管實際上銀價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應是減少了中國的長期逆差，並使中國對外國投資者更具吸引力。在工業國家正經歷嚴峻的苦難時，上述種種導致了相對的穩定感。[2] 對歐洲列強來說，國內穩定是由1925年洛迦諾公約[3]產生的國際合作的框架維持的，1929年後開始瓦解。德國改革派[4]從左右兩個方面重新對戰後條約結構進行攻擊，要求徹底與外部事務脫離。這些人聲稱現在德國必須大膽地設計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國際合作。在正常情況下，德國的這種傾向會引起英、法和其他國家竭盡全力維護戰後國際主義[5]的框架，並通過密切磋商和國際聯盟處理出現的危機。非常不幸，國際合作曾被視為與1929年後面臨嚴重危機的經濟關係體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歐洲各改革派團體間喪失信用。國際主義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領導層的觀點。[6] 日本的情形與此相似。在那裡，政治和經濟的領導層也曾限定該國的外部事務按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之間的合作方式來處理。他們對這種方式的忠誠使政府遲至1930年才採取步驟——證明是不明智的——恢復與戰前等價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後幾個採取這一步驟的國家之一，而在1930年正受全球性蕭條衝擊的事實，使政治領域對現狀不滿的兩個極端的團體都不喜歡政府。因為美國曾經是戰後日本經濟和外交關係的支柱，所以國內危機明顯受外交的牽連。遲至1929年，鶴見祐輔這位有頭腦的戰後日本國際主義的代言人還寫道，美國時代即將來臨，那時美國的價值觀，觀念以及商品將成為全世界的模式。[7]但正是這種觀點在經濟危機爆發後受到了攻擊。當美國正在經歷嚴重的經濟困難，它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正在動搖時，日本政府、商業和學術界的領導人似乎過於傾向美國。左右兩派的評論家不斷提高他們的調門，反對這一現狀。1930年11月首相濱口雄幸在東京火車站遇刺身亡，顯示出他們也會採用暴力。四個月後，下級陸軍官中的一個陰謀被揭露，這個陰謀籌劃一次政變，以摧毀政黨政府，代之以軍事獨裁。 正當德、日兩國國內力量如此反對戰後國際合作體系，並削弱那些支持該體系的人們的力量時，中國的政治卻正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十幾年裡，至少在名義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國性的政府。因為有些集團和黨派不願服從南京政府，所以反蔣情緒強烈。儘管如此，南京政府因在修改不平等條約方面贏得了列強明顯的讓步並奠定了國家建設的基礎，享有聲望和地位。儘管軍閥、國民黨反對派、共產黨人及其他人士繼續阻撓蔣介石及其政權，但是應當指出，並沒有嚴格界線區分這些人是當權者還是非當權者。蔣介石能達成臨時協議獲取一些潛在對手的合作，而不少曾為其他政權工作的官員和將軍願意加入新政府。[8] 上述兩種因素——中國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相對的無足輕重與其國內日益統一——提供了1931年後國家困擾的背景。在滿洲事件前夕，蔣介石的權威，在經歷了來自某些軍閥和國民黨反對派的嚴重挑戰後，穩步擴大。在經濟上，中國的財政比很多工業國家好得多。由於銀價下跌，貿易收入確實開始下降。但是這有在短時期內增強工商業活力的效果。毫無疑問，沒有什麼能敵得上正在影響工業強國間國際貨幣和貿易的混亂。中國肯定需要海外貸款和投資，但可以預料，這場經濟危機將在長時期內使得從國外借款變得困難。不過，中國可以指望重新獲得對外國企業的控制，並通過對關稅、國內稅、貨幣以及管理系統的改革，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著手十分需要的建設項目。由於所有這些原因，中國的領導、官員和政論家在20世紀第四個十年初展望國際事務時，抱有樂觀和堅定的信念。 恰恰相反的感覺、期望和設想導致日本人採取侵略中國的行動。按日本改革派——陸軍軍官、右翼反對派、某些知識分子以及通常對領導不滿的人——的觀點，中國正變得越來越團結和強大，而日本卻在無望地摸索走出國內困境的道路。有了這樣的感覺，瀋陽事件[9]的設計師們——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得出的結論是簡單而直截了當的。他們應排斥國際主義作為國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礎。他們也應摒除中國以足以威脅日本權利和利益的統一強國出現的可能性。不論怎樣，國際主義似乎正在整個世界消失，而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努力維護它的主權。如果日本要繼續作為一個能生存下去的國家，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似乎就是大膽地將中國置於日本的徹底控制之下。 為建立對整個中國的統治是否有一個系統的計劃——一個在1945年後審問戰犯時所說的「陰謀」——是難說的。的確，如果日本人——無論軍人還是老百姓——沒有把國家的命運與某種程度的控制中國聯繫在一起，就不會出現滿洲危機。這一過程開始於19世紀末，而日本的幾代人逐漸認為這種控制是必要的。然而這種支配勢力有許多因素。一個是軍事和戰略的，與日本的實力與其他強國實力的對比有關。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它自己有權利成為一個軍事強國，而在於它可能成為日本面臨的潛在敵人，特別是俄國的一個基地。第二個是地理和經濟的，反映了一個缺乏自然資源和完全依賴外貿的國家的生存條件。很簡單，中國曾經是大豆、鐵、棉花和其他貨物的主要供應者，同時還是占日本出口總量1/5到1/4的市場。第三個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認為，作為一個曾成功地進行自我變革並結束了西方支配的亞洲國家，日本有義務，甚至有權利，來領導其鄰國，特別是中國，走向類似的變革道路。最後，也許比上述因素更為重要，是國內因素：以這樣的方式來理解國內與國外事務之間的聯繫，要求強硬的外交政策只不過是重新調整國內社會和政治優先事項的運動的反映。 改革派的進攻採取要求國內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關係中推行新政策。在1931年9月的瀋陽事件之前出現的陰謀、暗殺和武裝政變的企圖不是偶然的。這是將結束商業、官僚和「自由」知識分子統治的國內改造運動的對外對應物。然而這並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業化前的過去。除少數幾個「平均地權論」的鼓吹者外，那些陰謀家和他們的支持者認識到經濟增長的需要。事實上，他們的想法是利用滿洲的空間和資源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提高農業產量以及普遍的福利。瀋陽事件前夕，在滿洲的23萬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經濟衰敗的象徵，也是日本經濟希望的象徵。在陰謀家們的眼裡，他們也體現了國家領導層的失誤，後者似乎忽視了在滿洲的同胞們的利益。在本土的政府似乎很滿足，不關心他們的處境，只想到國內的穩定和秩序是國際秩序的前提。[10] 然而，當滿洲的日本人發現自己正在成為被喚醒的中國愛國主義的靶子時，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了。到1931年，滿洲的對外事務已被置於南京的控制之下，東三省成立了新的運輸委員會，計劃建立一個統一的鐵路和電訊系統，並在滿洲各省會建立了國民黨分部。[11]尤其明顯的是中國人熱心於建築自己的鐵路來削弱南滿鐵路，開發葫蘆島港與大連抗衡，並通過拒絕延長租借地或阻止本國勞工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礦業和林業。在滿洲的高麗移民是數量最多的在中國的「日本人」，他們在從事農活時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正當間島的高麗農民為逃避日趨惡化的經濟狀況被迫遷越鴨綠江時，中國當局禁止當地居民出賣或出租土地給外國人。 於是，中日在滿洲的衝突是一場正經歷嚴重經濟困難的工業國與決心恢復並維護國家主權的農業為主的社會之間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國人襲擊在滿洲的高麗農民而引發的直接對抗是象徵性的。高麗人是日本迅速工業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權使他們無家可歸，無地可種。在日本人看來，這些高麗人是最無足輕重的一部分人，但他們在滿洲的狀況，卻受到日本當局的關注，因為他們指望該地區能減輕國內的經濟困難。另一方面，在中國人眼中，為了國家的重建和國內的穩定，防止外國進一步的蠶食是至為重要的。日本的經濟困難是它自己的事，而解決這一困難不應以犧牲中國的主權為代價。中國人也許會說：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滿洲企業的收入下降，幾萬名日本人失業，南滿鐵路正經歷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但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結果，不應責備中國的收復主權運動。然而日本人卻相信，如果沒有中國對他們既得權利的攻擊，他們就不會這麼痛苦。日本的旅館、餐館、建築承包商以及娛樂場所的營業額都在急劇下降，而且他們確信，這都是中國造成的。只要日本採取有力行動並抵制中國的抗日運動，一切都會恢復正常，而日本的權利也會得到保障。 世界經濟危機就這樣為滿洲事件的爆發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對於被捲入這一事件的日本人來說，滿洲不是中國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應是日、韓、滿、漢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導下——共存共榮的一個區域。他們確信，日本有必要的軍事力量、資金和技術，足以使這個地區變為經濟發達、安全和穩定的樂土。引用1931年7月滿洲青年聯盟[12]發表在小冊子上的話說，在日本的控制下，滿洲不僅會減輕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難，也會減輕中國「無產大眾」的苦難。首先果斷的行動會給日本帶來光榮、威望和擴展，現在就亟須採取這種行動，為人民提供目的意識和民族自豪感。 顯然，按照這種想法，國際性這種考慮就沒有多少餘地了。滿洲的關東軍及其支持者把戰後國際體系等同於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華盛頓會議條約的框架內，通過和平談判，安撫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解決棘手的爭端。由於這些條約涉及與西方列強也有關係的問題，遵守華盛頓體系曾使日本願意同這些強國合作以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穩定。因此，對外相幣原喜重郎來說，中國不是日本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最關鍵的問題是日本的國際主義外交：與美、英和其他先進工業國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執行這種政策才能保證日本成功地進行工業化和和平地發展經濟。當然，作為市場和原料基地，中國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關係本身不會是孤立的；它是國際關係總體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為一強對這一體系承擔責任。 這樣在滿洲的對抗就成為全球發展的一部分，國際秩序與國內秩序之間微妙而不穩定的平衡在全球發展中不斷遭到腐蝕。日本的「激進分子」和別處的激進分子一樣，不願致力於維持國內和國際秩序。他們決心無視這一切考慮，並大膽地實施他們自己的國內政治事務的計劃和作為這個事業一個不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滿洲統治的計劃。1931年9月18日的瀋陽事件是第一個決定性的步驟。 滿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軍國主義，1931—1932年 滿洲事件由預謀的對瀋陽站北約8公里處的南滿鐵路的攻擊組成。按幾天前詳細制定的計劃，限定由關東軍軍官用炸藥破壞二到三英尺路軌。這次爆炸用來作為鄰近各分遣隊行動的信號。夜間11時左右事變後僅40分鐘，關東軍高級參謀官板垣將軍發布了向該地區中國軍隊進攻的命令。在旅順口司令部的日本陸軍司令官本庄繁將軍近午夜時接到這些進展的報告並予以批准。其實，幾天前他就與板垣和其他共謀者商議過，所以這個消息不會使他感到驚訝。無論如何，他決心抓住這個機會採取更廣泛的軍事行動，並於9月19日打電報給參謀本部：關東軍「大膽行動並對全滿洲法律和秩序負責」的時機已成熟。[13]儘管他沒有立刻行動，因為內閣和參謀本部起初對是否批准關東軍野心勃勃的計劃猶豫不決，但是沒有多久，關東軍完成了一個又一個軍事業績，幾周內南滿大部分已陷於日本控制之下。 滿洲事件對東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張的國內外政策明顯地是一次挑戰。盲目批准滿洲的既成事實不僅會破壞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礎，而且也會傷害其國內的政治結構。外相幣原清楚地了解這種挑戰的性質；他意識到，除非大陸的軍事行動受到抑制，它會損害日本同美、英的關係。他相信，由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這種關係現在變得比過去更重要。他還意識到，如果讓軍官們的片面行為合法化，大陸的軍事行動還會引起國內的激進運動。不幸的是，幣原的政界和軍界同僚幾乎都對保持國內與國外秩序之間的脆弱聯繫不感興趣。他們沒有從國際主義外交和議會政治的聯繫看待瀋陽事件，而是傾向於在中日關係的雙邊框架內對它作出反應。由於關東軍嚴守其共謀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禮次郎在內的文官都傾向於把滿洲危機看作中國侵犯日本權利的必然結果。幣原終於無力說服別人把保持日本與國際聯盟和華盛頓會議列強之間的友好關係放在首要地位。12月若槻內閣辭職，結束了日本外交政策的這一勢態。[14]日本人無視華盛頓條約的框架，並企圖代之以用武力和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與中國的嚴重爭端，這就暴露了當國際合作準則不能為其目的服務時，日本人準備拋棄這一準則。 接下來，擺在其他列強面前的問題是：繼續把日本看作國際社會的一員，還是把它作為國際主義原則的一名冒瀆者而將其排斥在外。無論哪一種選擇都會帶來風險。如果把日本繼續看作華盛頓條約的列強之一，其他列強為了不疏遠日本，就不得不默認其在滿洲的行徑。否則其他列強就必須對日本施加足夠的壓力，使其恢復理智並保持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強國。不管採用哪種方法，這些強國都有必要正確運用規勸和強硬相結合的手段，以維護華盛頓框架作為最佳選擇。在上述策略中存在這樣一種危險：過分規勸可能會使日本大膽採取進一步侵略行動，而過分強硬又可能驅使日本放棄任何國際合作的意向。另外一種選擇，即在國際社會中對日本進行懲罰，最好，將失掉日本作為一個華盛頓強國；而最壞，則將對改變東亞事態進程幾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況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會在一起找出一條解決滿洲危機的合理途徑和一個以延續的國際主義為基礎的解決辦法。起初美國和英國確實試圖合作以便在國際框架內處理滿洲局勢，這是華盛頓會議體系的潛在力量的明證。美國在1931年末尤其極為活躍，人們有理由認為這是戰後美國國際主義的最好時光。英國遠不如美國主動，但它的確還是同意美國的倡議，儘管半途而廢。 美國對瀋陽事件的初始反應是將其國際化。考慮到曾制約戰後東亞外交的概念框架，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應。然而總統赫伯特· C.胡佛、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和國務院裡他們的助手們在多大程度上贊同國際合作這一觀點卻不那麼容易預測。在他們心目中無疑日本是錯的；如史汀生所敘述，關東軍採取魯莽的行動正在公然違抗華盛頓會議條約的秩序。因此，必須呼籲日本政府譴責軍方的侵略行徑，並同意和平解決與中國的一切爭端。史汀生在9月18日後的三個月外交活動抱著這樣的目標。他果斷地與國際聯盟密切合作，當時中國政府已向該組織提出申訴。美國再沒有如此主動地與國際組織合作過。史汀生派了一名觀察員出席理事會，與國聯官員保持密切聯繫，並主動促使國聯採取行動作為結束敵對行為的基礎。國際聯盟通過一項決議，要求中日雙方停止進一步戰鬥並恢復戰前狀態，這與美國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11月，國聯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滿洲形勢並提出建議。美國支持這一步驟，並任命法蘭克·麥科伊將軍作為該委員會的美方代表。該委員會由英國的李頓勳爵領導。[15] 美國在滿洲危機時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沒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認為勞而無功。當然，最終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軍事行動。但華盛頓政府的主要目標是保持一個國際框架來解決地區性爭端。對政府內外的國際主義團體來說，這裡是美國為國際主義而起作用的罕有機會，它強調先進國家的責任，如外交家兼學者埃勒里· S.斯托威爾1931年所寫的那樣，「充當維持人類治安和保護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國積極準備與國際聯盟合作當然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強社會中成員國的地位。簡言之，美國外交的主要關注不是中國，而是國際性的原則。[16] 英、法以及其他國家贊同美國的主張。英國作為一個亞洲主要強國，與美國基本一致，同意必須維護國際合作框架。然而，倫敦更願意遷就日本在滿洲的權利作為這種合作的一個方面。在本土和東亞的英國官員傾向於同意日本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抱怨是正當的，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會中的合作夥伴地位，向日本作出讓步比無情譴責它的做法更有利。[17]於是到1931年末，美、英和國際聯盟都有意在國際合作的框架內解決滿洲危機，而不疏遠日本。後者仍將作為解決爭端的國際努力的一方。這當然不是中國人所要求的，中國人要求立即終止戰鬥並直截了當譴責日本，迫使日本恢復戰前狀態。但是，中國人對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之間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斷地把它的權威擴張到中國其他地區，並開展各種經濟項目以實現現代化，而滿洲危機卻迫使蔣政府更關心外交爭端。可以想像，大膽反抗日本能激發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和鞏固它的權力。但當洪水泛濫餓殍遍野時，過分捲入滿洲軍事衝突會耗盡復興經濟的資源。最重要的是，蔣介石擔心對外戰爭會有助於共產主義者和其他反對派成為民族解放的鬥士，並且會削弱南京政權。只要主要強國，包括日本，遵守國際主義框架，那就符合中國人的意向，因為那樣南京政權就能繼續努力以恢復主權。按照這種方式，瀋陽事件不僅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國利用國際主義這一手段。[18] 日本蔑視為繼續保持其國際主義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議，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潛在的。1932年1月以後，當關東軍占領錦州而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登陸時，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經明白無誤了。與此同時，關東軍推動滿洲獨立，得到當地各種日本組織的支持，這些組織曾充當單方面解決各種懸案的急先鋒。對所有這些組織來說，滿洲獨立不僅具有戰略意義，而且還有象徵意義。獨立將保留該地區的豐富資源和戰略地位供日軍使用。它還象徵日本領導下的亞洲統一的理想。擴張論者接受石原的觀點，主張把滿洲變成一個中、日和其他民族——東亞的「五個民族」——和睦相處的和平而穩定的地區。這是作為一個比西方帝國主義、蘇聯共產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它們曾毒化中日關係並只有利於西方影響在東方長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出來的。[19] 這樣，1932年3月宣布的滿洲獨立就成為戰後國際關係的一個界標。日本正採取單方面的步驟來照顧它自己的利益，並建立了一個在它統治下的穩定的地區，據稱這是世界上沒有分裂和剝削勢力的地方。文官政府儘管不滿意，但實際上沒有阻止過這種擴張。[20]在關東軍的推薦下，內田康哉繼幣原擔任新外相，他毫不猶豫地贊成承認滿洲國。這發生於1932年9月15日，在國際聯盟調查團提交報告兩周多以前。沒有什麼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對國際權威的蔑視了。李頓的報告包含很多安撫日本的章節，假如當時有一個願意繼續與西方合作的強有力的領導，那麼東京接受這份報告並不困難。但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報告的發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員和政論家。若遵守報告的建議，日本就得與列強合作以重新規定他們在中國的權利和利益，同意滿洲保持半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獨立的存在，並同中國和其他國家協力推動滿洲的經濟發展。這樣一個解決方案將延續東亞外交的國際性框架，而這正是日本軍方當時竭力想要避免的。日本將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強有何反應。 列強的反應也開始變化。在同一個水平上，他們繼續在現有條約框架和國際聯盟內合作。但由於這條途徑開始顯得越來越無效，美國和英國不得不尋找其他替代辦法，美國主張把國際性和單邊行動結合起來，從而使日本就範。如史汀生1932年6月所說，「我相信，新的聯盟方法與『老外交』的明智混合能獨自獲得我們正為之奮鬥的實際效果」[21]。「新的聯盟方法」將包括繼續與其他國家合作以維護和平。它的表現之一是史汀生在1月向英國建議，兩個大國共同譴責日本在上海的行動違反了1922年的九國公約，指望日本會在這種壓力下被迫退卻。所謂「老外交」，史汀生起初並不指聯盟或戰爭計劃，而是指美國單邊行動以維持現狀。這種想法包含在1932年1月7日發表的史汀生原則裡面，它宣布美國不會承認「通過使用與巴黎和約的條款和責任相悖的手段所產生的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這裡巴黎和約是指1928年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這項沒有英國合作的單邊宣言表明了華盛頓與倫敦之間正在趨向明朗的微妙分歧。美國正在超越迄今採用的徒勞無功的步驟，採取進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國際合作準則的措施。儘管沒有暗示美國有力的措施將被用來實現這個主義，但含義是明顯的。史汀生的聲明使美國這個現存國際體系的維護者與向這一體系挑戰的日本對立起來。顯然，兩個這樣的強國有可能發生激烈的衝突。 國際主義的瓦解 在國際性和單邊性這兩種方法中，第一種正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關於日本將讓步並在國際社會中恢復其責任感及和平立場的假想，在衝擊下，一天天地維持著。更麻煩的是，英國不傾向堅持這個超出它1931年所做的事的方法。儘管在滿洲及其他問題上與美國合作被認為是重要的，倫敦不願與華盛頓聯合而過分強烈地譴責日本。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強調，英國將繼續通過國際聯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國的外交看作是傾向於針對他們的英美聯盟。作為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如果所有的活動都在日內瓦進行，日本更可能願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經指責李頓調查團。因此，英國反對與美國的聯合行動等於拒絕加強現有的國際性框架。 華盛頓與倫敦之間的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經濟區域主義的傾向造成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已在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瓦解，而在1932年其崩潰的跡象已明白無誤。日本在1932年拋棄了僅在兩年前重新採用的金本位。在滿洲，日本顯然打算將這一地區變為本土的經濟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滿洲經濟發展的最後方案還沒有形成以前，瀋陽事件的設計師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已構想出許多有關鐵路建設，鹽、鐵礦開採，紡織品生產等項目。他們的想法是把滿洲作為日本經濟圈的一部分，幾十萬日本人將在那裡定居並從事生產活動，與本土形成共生關係。[22] 日本不是推行經濟區域主義的唯一國家。德國早在1933年納粹上台前，就在實行專制的經濟政策，尋求與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結成關稅同盟，並採取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以促進出口貿易。英國正召開一次大英國協國家會議，以求在它們之間建立一個貿易優惠體制。由此而來的渥太華協定（1932年8月）絲毫沒有減輕人們對英國贊同經濟國際主義時代已告結束的普遍憂慮。法國也將其關稅提高，致使美國採取報復性的貿易限制。總的說來，1932年標誌著世界經濟明確地開始分化為國家主義的和地區主義的兩個子系制。[23]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採取措施制止專制的趨勢，討論繼續國際合作就是一句空話。因此，倫敦對保持與美國的合作並不關心。儘管戰後國際性框架還沒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經濟基礎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強國果斷地做出努力，才能復興合作精神和維護世界和平。 1933年後，列強不得不面對這些重大問題，這一年標誌著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華盛頓掌權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應當強調的是，這兩位領導人都對某種合作感興趣，但已不再是國際主義舊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國要廢除凡爾賽和約體系的限制並洗雪戰敗和受不公正對待的恥辱。這個希特勒打算通過重新武裝及採用限制性貿易和貨幣政策的中歐地區經濟體系來實現上述目標。所有這些方面並不是希特勒的首創，但他通過公開反對凡爾賽體系並代之以主要以意、英為對象的聯盟體系，確實重新制定了德國的對外關係。通過與這些國家合作，德國要保衛它的安全，恢復在陽光下的地位，並鞏固其中歐經濟區。[24] 羅斯福的美國和希特勒的德國一樣，消極地看待通過各種條約安排建立起來的戰後和平框架。新總統與其前任不同，他不贊成以金本位和穩定兌換率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國際性結構；儘管羅斯福表示支持國際合作，但他不與其他工業國家商議，通過單邊行動致力於國內的恢復。資本主義國家共享外貿和投資活動世界的觀念正在淡漠。美國更願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能達到的程度而言，它願通過與其他美洲共和國簽訂對等的雙邊貿易協定來加強泛美區域主義[25]。羅斯福的新政府對恢復20世紀20年代的國際主義不感興趣。1933年的現實似乎註定重建凡爾賽或華盛頓體系的任何努力都會失敗。作為替代，就1933年美國正在重新制定的對外政策所達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國際關係以防止戰爭。為此，美國願意與亞洲的日本或歐洲的德國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國際聯盟和其他現存協議，也無不可。這一點在這兩個強國於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後變得尤為必要。 沒有什麼比美國對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的反應更能表明美國願意為新的國際關係而放棄舊的國際主義了。1932年2月24日，由松岡洋右率領的日本代表團在全體會議投票通過李頓報告後，退出會場。當時日本政府宣布它並不放棄合作解決國際爭端的努力。這為其他強國提供了一個機會，把日本退出國際而引起的麻煩降到最低程度；美國政府特別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觸，以防止這場危機發展成嚴重的衝突。美外交官約瑟夫·格魯、納爾遜·約翰遜和休·威爾遜曾作出這樣一個結論：日本留在滿洲以及與日本的穩固關係必須以承認這一現實為基礎。國務院普遍同意這一論點，並強調避免同日本交戰是至關重要的。做到這點的最好方法是進一步同日本談判，以保護雙方在亞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現在重點是雙邊協議，以後還要擴大到其他國家，重點不是同國聯或者同英國密切合作。 英國仍把國聯的完整性置於首位，但也準備放棄同美國合作。如美國駐倫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頓在3月觀察到的那樣，英國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結論，儘管英美的目標在總的原則上可能一致，但鑒於利益上的衝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實際上是無法達成的」。[26]英國也在摸索一種新的安排以保護和平格局，在歐洲這種格局正開始採取與德國雙邊安排的形式。但在東亞，官員們分成兩派：一派贊成同日本建立類似的關係，以保護傳統的商業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則主張同中國建立更親密的關係，以確保英國在一個未來市場上的利益。總的來講，外交部傾向前者，而財政部傾向後者。這第二種觀點認為，當中國市場正成長時，與日本合作不可能為英國商業帶來長遠利益，而只有短期的好處。英國支持中國比縱容日本好。[27]在倫敦的這種爭論使英國的亞洲政策出現混亂。 上述種種使局勢向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日本已安然占領滿洲，儘管遭到國聯譴責。1931年的國際主義已經消亡，兩個超級大國不再合作。與此同時，日本顯得滿足於它在滿洲的收穫。1933年5 月31日的塘沽停戰協定通過在長城以南建立一個非軍事區，將「東四省」[28]從中國的其他部分分割開，國民政府出於緩兵之計的需要，同意這種停戰，並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存在。目前中國將致力於外交活動以恢復失去的權利，並致力於經濟建設作為國家抗戰的基礎。[29]所以，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現實卻相當嚴峻。那些倡導繼續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國領導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寵惠，曾寄希望於國際聯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讓步。當兩者都不起作用時，他們不得不退而同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進行較具體的雙邊談判，以尋求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當宋子文出訪倫敦出席世界經濟大會時，他同英國財政部和外交部官員就向中國提供建設貸款進行會談。宋子文在華盛頓時並未舉行類似磋商，唯一實質性成果是以中國海關收入為擔保，商定一筆總計5000萬美元的小麥和棉花貸款。[30]這是僅有的一宗既與中國的需要有關，也與美國國內減少剩餘產品的需要有關的事務。 其他歐洲強國並未同樣捲入亞洲事務。對於他們，1933年的最大憂慮是希特勒德國。因為希特勒的策略是與義大利和英國合作，法國和俄國也必然更加靠攏，希望恢復他們的傳統協商能遏制德國的興起。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對亞洲政策沒有什麼興趣，只是一些個人，突出的是讓·蒙內，積極參與了國聯關於中國經濟發展和各項規劃。蘇聯當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時，它需要避免過早在滿洲與日本發生衝突。這種孤立曾來自20世紀20年代間旨在削弱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外交，也來自約瑟夫·史達林的「在一個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正當資本主義國家經歷著從未有過的困難並轉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時，蘇聯並沒有幫助世界範圍內的革命力量來支持這種趨勢，而是以一個維持現狀的強國出現。在史達林領導下，蘇聯開始強調舊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建議擴大到美國，旨在同法國訂立防禦協定的對話也開始了。在滿洲危機中蘇聯嘲笑國聯恢復和平的努力過於微弱，但在其他方面並不觸怒在北滿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討好日本，以致提出談判出售中東鐵路。這些行動的背景是蘇聯唯恐捲入對日作戰，而其他強國袖手旁觀。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國進攻蘇聯前重新調整國際事務，並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31] 德國還沒有深切地捲入亞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對亞洲人，首先是對日本人的蔑視，而沒有什麼亞洲政策。他歡迎日本退出國聯，作為對戰後和平格局的進一步攻擊。在他看來，一個更強大的日本將是一種受歡迎的對蘇聯的抑制。同時，他發現在國民黨中國有許多合意的東西。蔣介石明顯地正試圖在獨裁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沿資產階級的自由路線，締造一個新中國。它將需要外國的資本、技術以及軍事顧問，而希特勒認為德國應當供應它們。如果中國最終處於德國影響之下，顯然這比日本稱霸亞洲有利得多，因為後者能威脅德國的經濟機遇。這種考慮導致德國在亞洲執行雙軌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諒解以反對蘇聯，另一方面謀求與中國密切聯繫。然而，當英美的捲入正在減小，同時納粹德國穩步成為東亞事務中的一個要素時，德國將如何為中日危機提供新的解決方法是不清楚的。[32] 日本企圖獲得區域合作，1933—1937年 瀋陽事件發生兩年以後，人們已看清，當滿洲危機可能給列強一個良好時機來鞏固戰後國際體系時，他們沒有把握時機。日本在滿洲至高無上，它無視這個體系。儘管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正在尋找防止更大規模戰爭的辦法，但是沒有哪個西方強國有足夠的實力或膽量對日本挑戰。然而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相信，一個穩定的國際新秩序能在已發生變化的現實的基礎上確定下來。他在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試圖以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國的特殊權利和利益為基礎，在亞洲恢複列強間的合作精神。他所說的「日本、滿洲和中國間的合作」，指日本願意不將其征服擴張到滿洲以外，以回報中國的承認。在這個基礎上，日本將促進中國本土的經濟發展，而中國將相應地停止反日政策。兩國間的貿易將得到增長；它們的經濟關係將越來越相互依賴。同時，如果美、英等國承認新的現實，日本將與這些國家「合作」，以維持亞洲和太平洋的和平與穩定。換句話說，如果工業強國懂得世界和平取決於承認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特殊需要和利益，這些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是能夠恢復的。[33] 對於新國際合作這一思想有很多話可說。它與德國當時在歐洲提出的美、英等國認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這些強國願意支持德國的修正主義，以便將德國留在國際事務的某些限定的體系內。他們願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觸，以防止一個偶然事件發展為一場大戰。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本身也有同樣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認新形勢，作為日本願意維持大國合作框架的代價。這是一個脆弱的政策，它依賴於日本和其他強國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它也將依賴於日本軍方是否準備支持廣田的策略以及中國領導人是否願意接受現狀。 1934年廣田不是沒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軍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來加強中日關係並增進日本在中國的利益。誠然，關東軍和辛丑和約天津駐軍（所謂天津駐屯軍）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劃入侵華北。南滿鐵路渴望在滿洲經濟發展中保持其壟斷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業界的日本擴張主義者日益增長的攻擊，它也對將其業務擴展到長城以南感興趣。然而此時，這些打算還沒有形成日本控制華北的龐大計劃。東京的軍政首腦一定對1931年至1933年的成就感到滿意。[34] 就列強而言，他們一般默認了日本在滿洲的地位。他們甚至還表現出對在那裡的經濟發展進行投資的某些興趣。隨著日本重新強調合作，日本與英美之間的對抗正在消失。誠然，還有令人惱怒的事，如1934年4月17日的天羽聲明。在該聲明中，外務省發言人強烈譴責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義的經濟和技術援助。此項聲明措辭含糊，而當華盛頓和倫敦要求澄清時，外務省立刻讓步，重申它堅持國際合作。[35]當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語都不能掩蓋日本將自己視為東亞主要強國這一事實。然而，它準備在此基礎上重建國際合作的框架。畢竟這是這樣一個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爾正給美國外交官員講授「國際法是強國的法，用來保護強國的財產，也是為不妨礙與對手激烈競爭而詳細制定的」[36]。日本正試圖保持這種「強國」地位，並許諾不將它的對手擠出亞洲。出於同一思想，外相廣田對重新談判海軍裁軍條約以保持大國合作精神感興趣。對他和對東京文職領導人來說，定於1935年舉行的海軍談判的成功將保證美、英和日本能面對新的現實繼續共處。不幸的是，日本海軍另有想法。他們接受以無限制海軍軍備為後盾的獨立外交概念，反對達成國際協定的任何措施，特別反對與美國達成裁軍協定。[37]然而，甚至海軍也沒看出即將到來的戰爭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優勢，政府正試圖通過外交途徑取得它。雖然與美國的海上衝突被看作特別可能，但日本海軍更有興趣同英國在東亞達成妥協。當然，這種妥協能否成功將取決於美、英是否願意支持它，在這裡我們又回到海軍裁軍談判，以此來檢驗三國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當時這三個國家仍在尋求在亞洲和太平洋穩定他們關係的途徑，至少他們還準備會談。 1934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變動，好像準備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同日本討論解決辦法。宋子文，這位直言不諱的反對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年末從倫敦回國後，由孔祥熙接替。汪精衛留任外交部長，而唐有壬，一個受日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為外交部次長。另一名日本大學的畢業生高宗武被新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代理司長。在這些官員下面，有許多人曾在日本受過訓練和教育。與施肇基和顧維鈞這樣一些幾乎完全親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這些官員與日本的外交官、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憶錄——1933年到1937年中日非正式關係的最佳資料——不僅列出汪、唐和高，而且還有當時他接觸過的許多商人、軍官、知識分子和其他人士。他報道說，他們當中多數表示了與日本和解的認真願望。他們的論證是多方面的。有些人認為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分子是中國的主要威脅，而在根除這種威脅前，必須與日本維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國需要經濟復興和工業化。他們認為必須轉向西方強國尋求資本和技術，同時他們也相信，如果摒棄日本，這樣的事業決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這些中國人謀求通過兩國合作的對話來阻止日本進一步的侵略行動。他們感到，通過提出合作，他們將贏得足夠的日本人的支持，使軍方極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38] 這就是1934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長汪精衛在內的中國官員的會談的背景。氣氛很融洽，以致天羽聲明發表時，汪精衛只提出一個敷衍了事的抗議。接下來的一系列談判都很圓滿，包括滿洲同中國本土的通郵、接軌、修改稅則以及債務結算。到年底日本表示準備將其駐中國的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象徵日本承認中國新獲得的大國地位，中日兩國領導人明顯地取得了共識，即兩國通過友好合作比通過互相指責更為有利。他們願意結束1931年之後兩國極端敵視的關係。這至少會達成對現狀的默認，中國接受滿洲作為一個分離實體的存在，而日本則保證不謀求面向南方的進一步領土要求。中國還願意承諾壓制學生、新聞記者、政治家和軍閥的反日運動，作為對日本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報答。 1934年中國願意與日本妥協部分地反映了國際格局。中國曾指望的對日本的排斥並未實現。美國正按照白銀購買法執行一項自我中心的政策，開始以高出世界市場的價格收購白銀。直接結果是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導致白銀嚴重短缺和貨幣危機。銀行關閉，商店停業。[39]憎恨美國的情緒上升，伴之以中國也許必須同日本共處的信念。英國準備幫助中國恢復財政秩序，但沒有日本的認可，就不可能承擔大規模的計劃。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有些中國人認為中日和解的時刻已經到來。 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歡引用孫逸仙1924年的泛亞細亞講話。引用講話的頻繁程度是中國同日本建立和平關係的興趣的標誌。不會令人感到驚訝的是，1935年伊始汪精衛發表講話，及時引用孫逸仙強調中日合作的言論，並保證竭誠把兩國召到一起。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訂出嚴格法規，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貨，仿佛就要把這項政策付諸實施。不久以後，6月15日在南京精心舉行了將日本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的儀式。 不幸的是，對那些為穩定中日關係做出艱苦努力的人來說，那個慶典標誌著這一短暫的企圖和解時期的結束。同年，即1935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轉，這是由陸軍決定侵入長城以南激起的。無論關東軍或天津駐屯軍都沒有放棄它們的陰謀，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將軍決定性地破壞了剛出現的中日和解格局。在他看來，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和解姿態是軟弱的表現，是權宜之計，不是真誠的合作。土肥原爭辯說，恰恰相反，中國領導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應被蔣介石或汪精衛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應在華北大膽採取主動，準備消滅這一地區的抗日分子，以鞏固既得利益。從這個觀點出發又得出下列推論：只有吞併了華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個有生命力的地區實體。但國民黨人旨在將這一地區更直接地置於他們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堅持與國民黨人妥協，則將永遠失去這一機遇。[40] 1935年至1937年初的兩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謀者成功地實現了他們的計劃。他們的目標是「華北自治」，即消除國民黨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並建立一個保證中立但受日軍嚴密控制的臨時政權。「華北」將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和綏遠。日本不僅將從行政上把它們同中國的其他地方分割開；它還將發展企業，使該地區與滿洲更緊密地結合。天津駐屯軍要求南滿鐵路派出一個調查組，對華北的礦產資源、市場狀況和財政制度進行一次詳細調查。結果產生了一份由151個研究人員寫成的長達72卷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成為日本制定華北經濟計劃的基礎。[41]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國民黨人協議的責任，它應當強迫制止這些活動。東京只有堅定地拒絕批准侵占華北的計劃，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譽並鞏固中日和解的框架。日本分裂主義者的這些活動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羅斯領導的英國經濟代表團來到東亞之際。該代表團得到財政部的大力支持，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和副大臣沃倫·菲舍正主張在亞洲推行強硬政策。他們確信，在中國的財政重建中，英國有必要也有可能發揮顯著作用，這既能得到中國人的好感，又能為英國的商品獲得市場。同時，英國願意同日本合作，英日在中國（特別在長城以南）的合作是亞洲和平與穩定的關鍵，這很像通過海軍協定而貫徹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羅斯計劃得以實現，還可進一步將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國際框架內。[42] 日本政府拒絕了英國的合作倡議，表明它完全缺乏靈活性和遠見。現在這樣的合作應當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然而這正是軍方擴張主義者堅決反對的，恢復中國地位的國際安排不僅將限制日本行動的自由，而且將加強南京的中央政府。可能正是這些原因使外相廣田下決心進行一次投機並與李滋·羅斯合作，但他完全沒有領會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沒有做任何事來促成它。他也沒有做很多事來反對在華日軍的分裂主義活動。他溫順地接受一個又一個既成事實：何梅協定（1935年6月），秦土協定（1935年6月），冀東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11月），以及導向成立冀察臨時政府的陰謀（1935年12月）。所有這些交涉旨在從華北清除國民黨的人員及其影響，這顯然違背日本同蔣、汪政權和解的官方政策。[43]但東京完全無視這一矛盾。由外務省、陸軍省和海軍省於10月份制定的「廣田三原則」隻字未提日本的和平願望或國際合作意圖。相反，他們要求中國「結束對歐洲和美國的依賴」，並承認日本在滿洲和華北的特殊地位，廣田領導的外務省溫順地接受了軍方分裂華北的陰謀和反對國際合作。11月，廣田竟讓有吉大使鼓勵宋哲元將軍的華北自治運動。[44] 當日軍蠶食華北諸省時，中國的領導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激發了學生組織（1931年後被國民黨鎮壓）公開反抗不准示威遊行的禁令。1935年12月9日，數千學生在北平遊行，手持反日標語，並要求中國領導人停止內戰及團結全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運動與中國共產黨新的統一戰線戰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從1935年11月算起。[45]那些曾對日本保持友好態度的領導人——汪精衛、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喪失威信，這反映民族主義的浪潮在高漲。隨著中國人的輿論傾向，發生了行刺汪精衛，緊接著在1935年底暗殺唐有壬。 1936年2月26日東京發生軍事叛亂後，廣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繼續破產。他的外務大臣是有吉明。顯然，1934年有希望的開端已經消失。日本再一次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而英國在中國的財政改革卻贏得國民黨人的感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種新的國際關係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現：1935年8月，共產國際號召建立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統一戰線，人民陣線也在法國誕生。1935年5月的法俄協定使人民陣線反對德國，這又轉而使義大利接近軸心國陣線。在西班牙內戰期間（1936年7月至1939年），這兩個集團走到一起，這四個國家聯合英國成立了一個不干涉委員會，這至少表明歐洲列強願意保持一種協商框架。其間的強國英國尋求一種歐洲內部的合作，以取代國聯或英美合作，兩者當時都已喪失信譽。與此同時，蘇聯堅定地重新進入歐洲社會，這對日本來說尤其是一個不祥之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第一次願意同資本主義國家一起行動。這種建立在相互協商基礎之上的歐洲國家體系也許可使每一個強國自由地參與歐洲以外的事務。英國、蘇聯和德國都主動開始支持蔣介石，這絕非偶然。在李滋·羅斯的改革後，中國對外國投資有吸引力，而蔣介石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領袖。 日本未能對抗這些發展。它在1936年的一個成就是11月和德國締結了反對共產國際的協定。在竭盡全力查考與英國或美國這些在中國的傳統夥伴的有效安排能否恢復前就轉向德國尋求合作，這是日本缺少見識的典型表現。日本確實沒有同德國在亞洲合作的經驗。反蘇條約儘管對東京的軍政首腦有很大的吸引力，卻除了促使蘇聯加強中國的防禦外毫無作用。蘇聯通過促進在中國建立統一戰線，希望結束國共內戰，並使統一的中國轉向反對日本的侵略野心。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證明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處失敗。在華北的日軍已增加一倍，並正在推行日本—滿洲國—中國經濟圈。但很難達到自給。1936年，亞洲只占日本進口總額的38.2%和出口總額的50.9%。日本購買的貨物30%以上來自美國，而美國購買20%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過4000萬日元，包括對美貿易淨逆差25300萬日元和對英貿易淨逆差2200萬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價它的對華政策。 這一努力的關鍵性文件是《實施對華政策綱要》和《華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務、大藏、陸軍、海軍）會議上通過的。這兩個文件強調用「文化和經濟」的手段以實現兩國的「共存共榮」，並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統一中國的努力。會議決定不再謀求華北自治或促進分裂運動。地方政權不再受到支持來鼓勵分裂，相反，日本將試圖在全中國造成一種互相信任的氣氛。最後，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東自治政權和終止走私貿易。對於冀察臨時政府，日本應採取一種公正的態度以安撫人民。發展華北經濟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政策的關鍵部分，應按新方針通過注入日本的私人資本和中國人的資金來實現。第三國的權利將受到尊重，而與英、美的合作將得到推進。[46] 這是一個驚人的政策轉變，也是對軍方肆無忌憚的擴張戰術失敗的一次坦率的承認。不幸的是，它來得太遲了。中國人對日本的親善聲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事變已使中國空前團結。現在蔣介石的權威有賴於對日本採取強硬立場。國際環境也正向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到1937年初，全球性蕭條的最嚴重階段已經過去。那年世界工業總產值首次超過1929年的水平，而貿易額也恢復到1929年以前的程度。對外經濟問題不再支配工業強國的外交。倫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關心防止戰爭。最重要的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願意改變他在1933—1937年間的民族主義的、不合作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區爭端國際化的策略上來。他批評了中立法規，確信美國必須再一次在世界事務中居於領導地位。在內維爾·張伯倫6月出任首相後不久，羅斯福就邀請他來華盛頓共商世界問題。在羅斯福的支持下，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呼籲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以制定世界各國均須遵守的基本準則。儘管這些建議毫無結果，但它們表明了美國開始重返國際舞台。[47] 在歐洲，國際主義的復甦在1938年慕尼黑協定里達到了頂峰。像威爾斯所描述的那樣，「該協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礎上建立世界新秩序」。正如1931—1932年的東亞，1937—1938年是新國際主義——有時被稱作「綏靖」——的鼎盛時期。新國際主義表明主要強國避免戰爭的願望，儘管是以犧牲小國為代價的。然而1937年在亞洲，西方強國並不太傾向安撫日本，也就是說不願與日本合作來穩定政治關係。日本已變得比德國更置身其外，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說服其他強國相信它對它的對華新政策承擔義務，那麼它需要採取有力步驟才行。1937年6月4日近衛文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標實際上是恢復在東亞的國際合作精神。廣田重新被任命為外務大臣，而結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經是他們的首要的目標。但在這一關鍵時刻，盧溝橋事變毀掉了亞洲和平和穩定的所有前景。 根據大多數報道，7月7日在北平郊外的開火不是預謀的。[48]這次事變確實應當被抑制住，因為當時主要強國已有足夠的能力來干預這場戰爭。德、英、美、蘇很快即將從政治上或軍事上採取行動，以緩解日本的孤立情緒。當其中幾個強國於1937年11月在布魯塞爾會晤來討論這一事件時，日本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中日戰爭期間的強國形象，1937—1941年 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雙重現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對中國重新產生興趣——在1937年7月戰爭爆發後變得更加清楚。與戰場上的勝利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戰爭目的問題。日本為對華戰爭正投入大量軍隊（士兵人數超過100萬），並於1938年4月在國內宣布全國動員，使整個國家為勝利而行動起來。但是，打這場戰爭究竟為了什麼並不清楚。正值日本的軍政首腦打算把日本的亞洲政策通過與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轉向幫助恢復某些穩定意識的時刻，這場戰爭爆發了。現在所有這一切都不成為問題了，然而對為什麼一定要打這場戰爭卻沒有清楚的認識，對這場戰爭將帶來什麼後果，也沒有共同的預見。當時日本能想出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建設新秩序的漂亮措辭。對「新」的強調錶明了他們不回到過去的意識。相反，這場戰爭將是改變日本、亞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實現「改變當前社會和經濟組織」的歷史使命。[49]對國內，這意味著減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響——黨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樂主義。著名社會學家高田保馬聲稱，日本人必須學會儉樸地生活，使個人的安康與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們必須讓個人利益服從社會監督。對國外，新秩序的概念使這場戰爭合理化，用高田的話說，「中國和日本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更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亞細亞主義或亞洲新秩序），以加強亞洲對西方的集體自衛。[50] 這樣的自我粉飾暴露出日本人對其未來的地位是多麼的絕望。對中國呼籲泛亞細亞主義無異承認這場戰爭不能在戰場上贏得。如果中國人覺得他們被西方忽視，因此除遵從日本確定的東亞新秩序外別無選擇，那麼這種呼籲可能不全是絕望的花言巧語。的確，有一些中國人以前就傾向以朋友對待日本人，著名的如汪精衛，他們仍抱著維持兩國密切關係的幻想。他們相信中國不可能從其他國家得到很多援助。這是他們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失算。他們將會發現，遠不只是這兩個國家繼續進行戰爭，它越來越成為全球衝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國家卷進來。 根據中國的觀點，這種有利的發展完全不是預先註定的。1935年共產國際大會[51]提出的人民陣線，在1935—1937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是理想多於現實，主要是因為美、英不願意把自己與蘇聯拴在一起，後者可能會把它們捲入對法西斯國家的過早衝突。此外，蘇聯自身的力量被史達林的清洗所削弱。例如，就在盧溝橋事變前夕，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軍事指揮官，遭到槍決。帶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是德國比其他各國更有潛力援助中國。因為德國同中國和日本雙方的關係都好，所以在戰爭初期，中國人希望德國能施加壓力，以節制日本的軍事行動。[52]相比之下，一開始不可能依靠美、英。這兩國仍深受消極主義和孤立主義情感的影響。他們對中國的同情本身並不轉變為有效的政策。 所有這一切都戲劇般地突然發生了變化。1937年底到1938年初，美、英、蘇三國合作採取重大步驟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國的德國卻轉而更靠攏日本，中日戰爭使世界主要強國重新組合。首先，它導致蘇聯與英美二強互相更關注對方，如果可能的話，聯合作出反應以抑制日本。蘇聯在許多方面都採取主動。儘管史達林不願與中國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純粹的雙邊關係，然而他卻同意向中國提供飛機和坦克，只要蔣介石保證不用它們反對蘇維埃（這是1937年8月兩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的大意）。但這只是援助中國總體計劃的一部分。蘇聯的外交官們渴望通過蘇聯1934年參加的國際聯盟進行工作，並向美、英和其他國家靠攏，對日本實行聯合制裁。[53]蘇聯期待華盛頓會議簽約國聚會，並派一名代表參加1937年11月召開的布魯塞爾會議。這是蘇聯首次參加涉及遠東的國際會議。 儘管布魯塞爾會議並未產生蘇聯所期望的國際決議和承諾，但它清楚地標誌一個要點，就是蘇聯同美、英一道尋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國，以「加強國際安全」，像莫斯科雜誌所指出的那樣。布魯塞爾的微小成果——代表們僅僅反覆闡述列強的願望是找到一個與1922年的九國公約相容的解決辦法而沒有通過任何制裁日本的決議——並沒有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該會議清楚地將中日戰爭國際化。因此是與羅斯福總統1937年10月的檢疫講話[54]一致的。在那次講話中，羅斯福號召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勢力。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國際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國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國決定承認滿洲國。到1937年底，希特勒已決定併吞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創造一個擴大的和經濟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國，為最終對蘇聯的「聖戰」做準備。但是有必要通過與日本締約使英國在亞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羅馬軸心會在歐洲遏制英國一樣。德國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須從中國撤走軍事顧問和承認滿洲國。希特勒願意採取這些極端步驟，因為他預料要同英國攤牌，也因為有人使他相信，由於他對日本的援助，中國註定要輸掉那場戰爭。這場賭博將使德國付出巨大的代價。 1938年初，中國人能感到不那麼孤立了。布魯塞爾會議至少已表明關心遠東局勢的多數國家一致同情中國。蘇聯正向中國提供數百架飛機和數百門大炮。俄國飛行員正到達重慶。更為重要的是，美、英儘管很謹慎，也有跡象要在亞洲事務上共同行動——正如美國海軍的羅亞爾·E.英格索爾艦長於1938年1月去倫敦就對日聯合戰略同英國交換信息時所顯示的那樣。[55]重慶現已得到美、英、蘇無可懷疑的支持。中日戰爭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與它們的全球政策相適應。滿洲危機曾動員列強維護它們被迫放棄的現行國際關係框架，而這一次西方列強決心反對日本，可能還有德國重新確定世界事務格局的企圖。在正在形成的組織反對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國將扮演主要角色。這個正在出現的同盟包含兩個組成部分。一是由蘇聯倡導的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延續。另一部分是閒置數年後復甦的英美合作計劃。二者均計劃遏制法西斯國家，特別是日本。但它們有不同的內涵。人民陣線範圍較廣，英美聯盟較狹。從意識形態上講，前者儘管已大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內涵，而後者則以自由民主原則為宗旨。當時並不清楚這兩種有顯著差異的結盟是否真能結成一個強有力的集團。但無論怎樣，中國都能與這兩者很好地協調起來。中國是一個合格的反法西斯主義國家，同時，它能被英美民主聯盟接受為一名，不妨說，光榮的成員。至少在亞洲的環境中，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的中國表現出戰時所能期望的民主。當時儘管很少有人聲稱中國正在為民主而戰，但是十分明顯，中國人民正拒絕屈服於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樣的搶劫和屠殺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個1938年，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贏得了美國和英國的敬佩。 對中國不幸的是，由於歐洲形勢的發展，剛誕生的全球反日聯盟在1938年和1939年經歷了附加的變化。在這兩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與人民陣線和英美聯盟並存的，還有第三種旨在穩定國際事務特別是歐洲事務的方案。這就是綏靖政策，它是蘇聯倡導的人民陣線，和美、英的專求民主結合的代替品，儘管事實上三者同時都在進行。準確地說，綏靖是一種努力，要恢復某種既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國際主義，[56]防止世界陷入無望的分裂之中。雖然人們清醒地認識到1919年後的國際主義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復，但對於這個方案的倡導者來說，努力結束20世紀3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分裂，並重建一個全球相互依賴的機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經濟力量曾經是20世紀20年代國際主義的基礎一樣，它們同樣被看成這種新企圖的關鍵。國際緊張的根源表現為經濟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穩定，就必須重新建立對所有國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內的工業化、貿易和經濟增長都有利的形勢。這就是綏靖與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別。只有所有主要國家為了經濟重新統一而聯合在一起，綏靖才有意義。法西斯強國必須被納入這一方案；事實上這是對綏靖外交的辯護。當然，這假定德、日、意對衝突的經濟根源同樣感到憂慮，而且願意同其他國家一道為建立更好的國際秩序而努力。 這種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有過，但並未大力推行；西方國家也曾採取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現在，第一次在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時機似乎成熟了。在大多數國家中，工業總產值已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但世界貿易額仍不足蕭條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來，那麼推動一個開放的世界市場以促進貿易和投資，看來是至關重要的。如果能說服德國和日本致力於這些活動；而不是軍國主義的擴張，那麼它們也能成為這個新格局的一部分。綏靖的倡導者們把它看作比人民陣線或英美聯盟好得多的一種選擇，因為後二者有可能轉變成一個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國家的軍事聯盟，從而導致分裂而不是重新統一；而綏靖方案卻能避免這樣的對抗。它優先考慮把德、意、日這幾個發達國家重新團結起來，而不是同蘇聯或中國合作。 出於上述原因，中國人對美、英在1938年推行的綏靖外交感到沮喪。的確，這種外交主要關注歐洲，而不是亞洲。英國政府由於懷疑與美國太親近是否明智，並仍信賴與希特勒共事，所以在9月的慕尼黑協定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取悅希特勒。美國歡呼慕尼黑協定是將幫助重建國際主義的一個重大成就。沒有直接涉及亞洲，英國或美國都不願對日本採取同樣的策略，因為日本遠比德國明顯地具有侵略性。與首相內維爾·張伯倫一起策劃慕尼黑綏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勳爵在5月發表評論：「中國正在為所有守法的國家打一場戰爭，它也附帶地為我們在遠東打一場戰爭，因為如果日本贏了，我們在那裡的利益必將喪失殆盡。」[57]這絕不是對日本姑息的語言。儘管英國人謹防與日本開戰，但他們願意支持中國遠遠超過願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樣，美國人儘管歡呼慕尼黑協定，但他們在亞洲寧願選擇的道路卻不容置疑。1938年秋開始了美國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貸款的談判，儘管數額不大，但卻是美國的首次正式承諾。這筆貸款宣布前不久，當日本政府發表「亞洲新秩序」的聲明時，華盛頓和倫敦立即對它進行譴責。雖然英、美沒有聯合行動，但英國決心使它的立場與美國的立場接近，並讓日本知道這一點。[58]蘇聯儘管對日本很謹慎，但對其在遠東的地位信心不斷增強，部分地是由於中國持續對日抵抗，同時也由於蘇聯從東京的理察·佐爾格[59]間諜網得到情報，日本不準備同蘇聯作戰。[60]蘇聯領導覺察到，在這個時候給中國巨大的外援不會冒孤立的危險，並且出現了英美對日本逐漸增加國際壓力的良好時機，而蘇聯的力量將形成這種國際壓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是令人鼓舞的跡象，那麼英美在歐洲的綏靖不能不影響亞洲。當史達林把慕尼黑協定看作資本主義國家意圖彌合它們與納粹德國的分歧的明證，在1939年春夏不斷離開人民陣線以及與英美的合作以求與德國和解時，這一點就變得明顯了。這只是權宜之計，以應付西方政府明顯渴望重新聯合德、意，再次使蘇聯在世界上孤立。儘管這種恐懼被誇大了。但綏靖與人民陣線確實不能共容。當史達林與希特勒在1939年8月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含義是明顯的；人民陣線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徹底失望了。什麼將代替它呢？綏靖也必然受到傷害，因為德、蘇之間的條約當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動重新聯合時所設想的。同樣，反共產國際協定也受到打擊；當反對蘇維埃共產主義國家的法西斯聯盟中的一個成員公開與蘇聯結夥時，這個聯盟就沒有意義了。 對中國來說，這些是驚人的發展。德蘇和解打破了英、美、蘇在世界事務中合作的希望。此外，由於德國公然蔑視慕尼黑協定，吞併捷克斯洛伐克，並打算下一步進攻波蘭，英美可能要優先考慮歐洲，但與歐洲各國相比，美國非常不願意以武力抵制德國。對中國來說，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蘇條約能使蘇聯把大批部隊調至遠東；包括1939年夏沿滿蒙邊境蘇、日兩軍之間小規模戰鬥的諾門坎事件，顯示了蘇聯在火力上的優勢。 因此，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美、蘇、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變幻莫測的形勢所代替。隨著德日關係的緊張，特別是看到對美商業條約的廢除，東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調整其政策。廢除該條約是華盛頓於7月宣布的，作為一項單邊行動對日本施加壓力。這種壓力產生了預期的效果，促使東京官員尋求改善日美關係的道路。1939年秋冬之際，在歐洲「假戰事」[61]期間，日本和美國進行對話以查考能否對時局取得共識。如果取得成功，他們可能在日本在華勢力實際存在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穩定。假如中國人知道倫敦的一些人，著名的有議會副議長R.A.巴特勒，正含糊其詞地談論恢復英日聯盟作為控制遠東危機的一種手段，他們會更加失望的。[62] 然而給自由中國以災難性打擊的遠東綏靖並沒有出現。英美兩國都期望把日本重新納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堅持的條款。儘管需要改善關係時東京主動向華盛頓和倫敦提出倡議，但它不能放棄在中國的作為；因為它約束不了它的軍方。甚至在日本政府尋求同倫敦和華盛頓改善關係時，它不得不宣稱建立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傀儡政權，它肯定料到這一舉動會破壞與西方的任何談判。一位英國外交官寫道：「在我們採取某種態度對待中國的新政權以前，讓我們了解它能博得誠實的中國人的多少支持。而首先讓我們了解在即將到來的商業條約談判中，日本將如何使美國政府感到滿意，不讓楔子敲入我們與美國人之間。」[63] 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歐洲戰爭把英國和美國拴在一起了。英國和美國再度結為夥伴，不包括蘇聯的參與，也不對法西斯國家讓步。這是一個真正為保衛民主的雙邊聯盟（羅斯福總統稱他的國家為民主的武庫）。力量與理想牢固地結合起來了；如萊因霍德·尼布爾在他的《基督教和強權政治》中所寫的那樣，沒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為袖手旁觀只會鼓勵進一步的侵略。和平不再是一種能生存下去的選擇，它當然不是那種不採取行動、裁軍、對法西斯國家妥協的和平。因此隨著人民陣線和綏靖的消亡，1940年的國際事務體現了英美聯盟的明顯興起。餘下來的是使它全球化，使它不僅運用於歐洲，也運用於亞洲。 當1940年德國突然進攻法國，使歐洲戰爭和東亞戰爭融為一體時，英美聯盟的全球化完成了。它幾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領導人與德國結盟的興趣。德國在歐洲的勝利為日本攫取中國以南地區、切斷重慶外援並獲得這一地區的豐富資源，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時機。對柏林來說，與日本結盟會把美國困在亞洲，使它不能插手歐洲。這樣的邏輯不可避免地產生了1940年9月的軸心同盟。它也使兩場戰爭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專注於保護英國可能意味亞洲處於次要地位，但既已放棄對德妥協，而日本和德國又緊密聯合，它們決不會犧牲中國以取悅日本。所有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國的重要性，像1938年以前那樣。當然，這次蘇聯不是親華聯盟的一部分。1940年末，當希特勒顯然將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並把矛頭指向蘇聯時，史達林尋求與日本改善關係，以避免兩線作戰。蘇聯緩慢地但正確無誤地與日本實現了睦鄰關係，於1941年4月簽訂了中立協定。至此蘇聯明確地放棄了歐洲和亞洲的人民陣線。與此同時，日益增長的美國和英國對中國的支持正被東印度的荷蘭人加強。儘管荷蘭已淪陷於納粹，荷蘭的殖民地政府仍維持其半獨立存在並頑強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荷蘭官員們與他們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對日本的共同綱領。這產生了所謂ABCD集團——美國、英國、中國和荷屬東印度——這儘管不是一個明確的實體，但它至少準備聯合行動，並對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壓力。日本人非常擔心在亞洲孤立，而這正在成為現實；他們同德、意的結盟卻於此無補。軸心同盟無助於日本對付「ABCD的包圍圈」。 於是中國發現自己再次成為防止軸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聯盟的一部分。中國的地位現在似乎更安全多了。她的命運與美、英聯結在一起。美國把中國納入其全球戰略，特別提供航空專家、「志願」飛行員和飛機組成飛虎隊，同在中國的日本空軍作戰。當國會通過租借法案時，華盛頓立即把援助計劃既運用於英國，也運用於中國。倫敦相信美國的支持，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政策。在1940—1941年之間的冬季，英美戰略會談（所謂「ABC」會議）重申歐洲戰場的首要地位，同時與會各方也同意協調太平洋的戰略行動。最重要的是，由於美、英領導人承諾要維護世界的民主，中國也成為他們為民主而戰的一部分。換句話說，由於成為爭取主權的全球性戰鬥的一部分，中國能得到保證從日本獲得最後解放。這就無怪1941年全年斷斷續續地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談判毫無結果。這些會談反映了日本的絕望以及通過請求華盛頓壓迫重慶結束戰爭以離間美國和中國的策略。美國官員雖然同意繼續會談，但主要是為了爭取時間作軍事準備，沒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國的想法。 當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軍隊攻擊史達林的軍隊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納粹的侵略使蘇聯加入英、美、中聯盟。德蘇戰爭對美國來說意味著西部戰線的緩和。同時迫使蘇聯將其軍隊從亞洲調出以保衛歐洲蘇聯。當日本決定不從背後進攻蘇聯而繼續保持中立時，中國人意識到他們只能從蘇聯得到比過去少得多的援助。然而蘇聯重新參戰使人民陣線得以復甦，並加入英美聯盟。中國現在是這個綜合性聯盟的一員，也將遲早成為取得勝利的盟國中的一員。如倫敦《泰晤士報》通訊員從重慶發回的報道提到的那樣，按照中國人的觀點，「德國對蘇聯的進攻終於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ABC陣線的領導下，聯合起來反對侵略勢力」。相比之下，日本的處境據認為變得「更危險，經濟上困難重重，眾叛親離，並企圖從事某些行動，這些行動可能很容易使它與蘇聯、英國、東印度，可能還有美國發生公開對抗，這時候它有100多萬軍隊困在中國」[64]。這種觀點反映出中國確信終於成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為世界關鍵性強國之一。 德國襲擊蘇聯後，全球大戰的觀念變得更清楚了。現在英美聯盟和蘇聯共產黨人一道共同承擔著打敗軸心的任務。人民陣線與民主聯盟融為一體。一位美國作家稱這種新的聯盟為「世界民主陣線」，這一稱謂很妥帖地包含了先前的兩種概念。[65]美國的民主將不僅對本國而言，它將成為全球爭取自由運動的一部分。這種新的國際主義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和溫斯頓·丘吉爾於1941年8月在大西洋會晤結束時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得到了詳盡的論述。這就是大西洋憲章。這兩位領導人保證，兩國不僅要協調它們的軍事資源和戰略，還要為創造一個更安全和公正的國際秩序而合作。大西洋憲章列舉了一系列準則，如自決、經濟上相互依存、國際合作、集體安全以及裁軍。中國贊成這些準則，願加入英美民主聯盟，並使對日戰爭成為全球為民主而鬥爭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聞》評論的那樣，大西洋憲章預示美國站在英、蘇一邊，準備參戰，它也表明要努力呼籲歐洲和亞洲人民，根據新的準則與美國和英國聯合起來，孤立德、意、日。[66] 日本明顯地處於守勢，它被迫進行兩種選擇，要麼努力與英美兩強和解，把它們與中國拆開，要麼放棄所有這樣的打算，並鞏固它的亞洲帝國。事實上東京同時尋求這兩條途徑。一方面，華盛頓會談在大西洋會議後重新開始。甚至在首相近衛被代表軍隊好戰姿態的東條英機將軍接替時，還認為明智的做法是繼續談判，看美國是否願意恢復與日本的貿易，減少其對中國的承諾，並避免在太平洋攤牌。當然任何一項這樣的協議對中國領導人都是一個打擊，所以他們對華盛頓會談極為敏感。倫敦也不希望美國以犧牲中國為代價對日本讓步；讓步只會壯日本的膽，並減少美國在太平洋上軍事捲入的可能性。因此在1941年9—12月期間，中、英兩國官員彼此保持密切接觸，焦急地等待華盛頓會談的結果。如英國大使從重慶報告的那樣，「普遍存在一種不斷增長的恐懼感，擔心美國政府出賣中國人，我們也跟隨他們」。英國尋求向中國人保證「美國有出賣中國的想法」是不可思議的。他們都「在進行同一場戰爭，無論在歐洲或者在太平洋」。[67]11月底，當蔣介石和丘吉爾聽到在華盛頓已達成妥協風聲後，他們兩個通知羅斯福這樣一種意見：全球性的民主聯盟已經形成，絕不能因與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犧牲中國。總統接受了他們的論點，考慮到這個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絕了妥協的建議。他已別無選擇。可被重慶和倫敦接受的唯一與日本的協議可能是遵循11月26日的赫爾照會的路線，要求日軍從中國以及印度支那撤出，並勸說日本民族回到20年代的國際主義。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加入民主陣營，否則仍被擯棄。 日本人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除非他們向美國，因而也向中國，作出巨大讓步，他們將繼續面臨西方列強的強硬反對，並準備甚至冒戰爭風險來保衛他們的戰果。這就是他們在1941年秋，甚至在華盛頓會談期間制定的戰爭計劃背後的推論。日本軍政領導設想華盛頓協商不會取得結果，他們決定在不久的將來，除中國外又冒對美、英開戰的可能性。進行戰爭最有效的方法將是建立一個占有東南亞豐富資源的堅不可摧的亞洲帝國。與此同時，日本的軍事力量應打擊美、英的艦隊，以肅清對帝國構成潛在威脅的區域。9月初制定的計劃表明，日本決心同世界的主要強國進行較量。日本將建立亞洲霸權以防禦其孤立地位。 在最後時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國提出的條款，特別是認可大西洋憲章、赫爾照會以及表達美國國際主義的有關文件，戰爭就可以避免。這相當於接受這樣一種觀念：日本繼續作為英美二強界定的國際社會的一員，並受其準則的指導，包括承認中國的主權和獨立。儘管有少數日本領導人準備在這樣的基礎上尋求和平，但對東條內閣和軍方來說，這一方針意味著放棄1931年以來他們曾為之奮鬥的一切。面對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強或向它們挑戰的選擇，日本選擇了挑戰。1941年12月戰爭開始。 太平洋戰爭將中日衝突和日美戰鬥融為一體，使中國成為反軸心國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資格成員。自1931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能感到他們真正是全球性聯盟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與日本，1941—1945年 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成功地占領了香港、新加坡、馬來亞、緬甸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把中國從外部世界隔離開來。有兩年，僅存的供應線是飛越喜馬拉雅山東端的空運，或從蘇聯經新疆的西北陸路。就全球軍事形勢而言，這種隔離使中國不那麼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戰和空戰，或爭奪南海灘頭的殊死戰鬥，都比中國的小規模戰鬥更具決定意義。幾乎從太平洋戰爭一開始，形勢就引起了這樣的看法：中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聯盟手裡，而中國人對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僅兩周後，一位英國上層官員評論道，「中國人將回去坐著，而讓美國和我們去打日本」。他接著說，即便如此，中國還將聲稱在打敗敵人的過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並在戰後和平磋商中堅持其發言權。[68] 中國軍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強國地位這一反常現象，隨戰爭進展變得更加明顯。當然，這離中國的願望還很遠。從一開始起國民黨領導層就堅持作為統一指揮下的老資格參戰國加入聯盟。蔣介石並不掩飾他的懊惱：有關戰略問題同他磋商不如同史達林磋商多，更不要說丘吉爾了。丘吉爾定期赴華盛頓與羅斯福討論軍事計劃。除了1942年1月成立聯合國——這是一個鬆散的機構，包括所有與軸心開戰的政府（它們發表聲明遵守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同盟內部在亞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緬印戰區。但即使在這裡，中、英、美的軍隊有他們各自的指揮官，而且他們之間極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國將軍約瑟夫·史迪威作為羅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慶以負責統御該戰區的美軍，並任蔣介石名義上的參謀長，但他與蔣介石之間明顯缺乏聯繫。中英關係除暴風雨外沒有別的。印度英軍司令部與國民黨領導層對在緬甸的軍事行動經常存在分歧。簡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亞洲國家之間沒有正式的抗日聯盟。 這種不盡如人意的局面沒有阻止中國人在戰爭期間和戰後提出將他們的國家作為國際聯盟中的一個關鍵成員。中國曾長期單獨對抗日本，對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中國帶頭建立這種聯盟，勝利後它應當繼續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構架。如1942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時《大公報》社論指出的那樣，當中國弱小又毫無準備時，蔣介石毅然決定抵抗日本侵略，因為他和他的同胞們知道他們的朋友們將及時加入他們的隊伍。1941年11月美國拒絕了日本的條款，這清楚地表明羅斯福和丘吉爾不會犧牲中國。因此，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盟友」，而且應永遠保持下去。聯盟合作將來應繼續下去，由一個強國——中國——受委託監督日本。1943年1月《大公報》社論聲稱，戰時聯盟注意到朝鮮獨立以及台灣、琉球和滿洲回歸中國。中國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體安全體系。[69]一勞永逸地剷除日本軍國主義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國領導人把日本人民和他們的軍方區分開來。關於摧毀天皇體制的可行性，中國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終將日本重建成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應當是可能的。當然，中國將密切注視這種轉變。因此，只有當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時，才可能有一個民主的日本。[70] 要實現這種充滿自信的夢想，既依賴於中國人實現他們作為主要世界強國所提出的主張的能力，也依賴於其他國家接受這種觀念的願望。1943年11月開羅會議前，蔣介石個人從未被邀與美國或英國領導人會晤。丘吉爾從不掩飾對把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的觀點的輕蔑。確實，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極力推動英中合作的思想，並一貫相信中國牽制日軍的戰略重要性。但他並不歡迎在戰後世界聯盟中中國成為一名顯要成員的可能性。1943年3月羅斯福會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時堅持「在解決世界問題時，需要把中國和其他世界強國聯合在一起」，丘吉爾立即反駁，「說中國是一個與英、美或蘇聯平等的世界強國是非常錯誤的」。他否決了外交部的下列聲明：「在解決我們將面臨的廣泛的世界重建問題時……我們把中國視為將作出最大貢獻的四個領導強國之一。」戰後中國作為主要強國之一的地位將給它在世界各種事務中發言權。但丘吉爾寫道： 中國將對歐洲事務有「禮儀性以外」的發言權，或者為了歐洲的目的中國應被列在法國或波蘭或取代奧匈帝國的任何國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歷史悠久和光榮的國家，像荷蘭、比利時、希臘和南斯拉夫之上——這種想法只能說不予考慮。[71] 儘管英國當局持這種否定的觀點，但它還是和美國一道於1943年初同國民政府簽署了新條約，正式地廢除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這是針對日本有關英美帝國主義宣傳的一個象徵性姿態，但同時也是支持中國主權的一個重要步驟。更為重要的是，丘吉爾同意了美國關於10月份在莫斯科召開四國外長會議的提議。在美國看來，這次會議是保證四強聯合行動的開端，「為締造並維持和平與安全，確保戰爭徹底進行的聯合行動，將繼續下去」[72]。這一思想是戰時美國觀念的產物，上面引用的羅斯福的話最恰當地闡明了這種思想，因為美國官員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遲早會發展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化的軍事強國，與19世紀中葉以後日本的成長相匹敵。日本已開始成為國際社會中可信賴的一員，後來背離了。這種情況絕不應允許在中國重演。與中國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證是開始讓中國更充分地與其他強國聯繫起來，使它不至於自行其是。儘管這種想法給大部分英國官員的印象是美國的浪漫主義，但美國成功地召開了莫斯科會議，美、英、蘇、中四國外長簽署了一份保證戰後繼續合作的宣言。此後兩個月內，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會晤，這確實是三位領導人戰時合作的高潮。儘管第四位領導人史達林未到開羅，因為他對參加對日交戰國的首腦會議猶豫不決，但開羅會議剛結束，史達林就與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德黑蘭會晤（1943年12月2—7日），因此實際上正式形成了四強合作的框架。在開羅，羅斯福和丘吉爾認可中國堅持的領土變更要求，即台灣和滿洲回歸中國，以及朝鮮「在適當時候」獨立。12月1日的開羅宣言提到了上述的變化，但對琉球的未來地位未置一詞，這表明美、英不贊同中國認為該群島應歸還中國的立場（研究過這個問題的華盛頓官員曾作出結論，如實現徹底的非軍事化，該群島仍可歸屬日本）。中國人感到振奮，因為他們的領袖終於得到了他應有的世界偉大政治家的地位，他們的國家被確認在戰後國際夥伴關係中將起廣泛的作用。《大公報》社論宣稱，三強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決遠東問題的基本辦法。現在四強將「把太平洋的命運抓在自己的手中」[73]。不幸的是，開羅會議是英美中戰後合作協議的頂峰，接踵而來的是失望和幻滅。到1944年初，兩件重要的、彼此有關的事使平穩過渡到戰後秩序化為泡影。一件是蘇聯對日開戰的前景，另一件是中國國內形勢惡化。 蘇聯對日開戰是在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上確定的，經中國人同意，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時中國人要求保證它不致降低中國戰場的重要性。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向盟國，特別是向美國重新要求更多軍事援助。開羅會議後不久，中國請求美國提供10億美元貸款，用來增強中國的武裝力量，以保衛國家，抵抗預料的日本的攻勢，也是為了鞏固國民黨人領導的中國，準備迎接和平的來臨。由於當前必須接受蘇聯在亞洲組建武裝，如果中國將保持戰後國際合作的夥伴地位，那麼中國與蘇聯勢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國拒絕了貸款申請。如克拉倫斯·E.高斯大使從重慶發回的海底電報所說，莫斯科會議和開羅會議已經表明盟國把中國視為一個大國的願望，現在無需向中國提供巨額貸款來證實那一決定。[74]對蔣介石更糟的是，開羅會議後，羅斯福總統和其他美國官員開始對他的領導地位懷有疑慮。在開羅，史迪威將軍和他的政治顧問、美國駐重慶使館二等秘書約翰·派頓·戴維斯會見了羅斯福，並表達了對蔣的批評意見。12月31日，戴維斯寫信給哈利·霍普金斯（為引起羅斯福注意），說委員長「或許是使美國人普遍誤認為蔣介石就是中國的唯一中國人」。事實上他不是全國的領袖，而僅是一個派別的首領。「他的哲學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軍事教育、他以前與德國軍事顧問的密切接觸、他與放高利貸的銀行家—地主階級的聯盟，以及他對中國古典著作的陳腐倫理的繼承的不完整的產物。」戴維斯暗示，把這樣一個人作為聯盟支持的唯一對象是錯誤的。戴維斯斷言，真正的中國——更民主，有朝氣，並願意同聯合國合作戰鬥——只能在國民黨領導層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把注意力轉向西北的共產黨人。他們感到共產黨人更像生氣勃勃的「民主聯盟」中的組成部分，應得到盟國支持。如果中國勢將成為國際合作體系的一部分，那麼較好的辦法是不僅同國民黨人打交道，而且要與共產黨人合作。高斯斷言，國民黨人「肯定正在漂離互利世界經濟的自由原則」。而另一名官員指出，與共產黨人一道工作，「我們將在他們中間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誠的支持」[75]。 對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的這些形成鮮明對比的認識經歷1944年而得到證實。那一年日本對國民政府控制區的一號攻勢（見第11章）是一次卓越的成功。相反，華北共產黨人卻擴大了自己的地盤。1944 年7月，經蔣的勉強同意，美國派了一個觀察組去延安。他們被所發現的事物深深地打動。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報道，「我們已進入一個不同的國家，正會見不同的人民」。他和他的同僚發現延安充滿了活力，在那裡領袖與群眾一樣，都在為打擊敵人和建設一個新社會而獻身。毛澤東告訴謝偉思，中國共產黨人願意在戰時和戰後同美國合作。共產黨人必須用美國武器裝備並由美國軍官訓練，而且美國必須停止只同重慶打交道，而應向國民黨人施加壓力，使它同其他集團分享權力。[76] 這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同其他強國在戰時和戰後的合作中作為一個要素出現了。援助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將加劇中國社會內部的緊張並使這個國家保持分裂。但是，為了使權力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較少分裂，必須有一個各種派別的聯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裝力量的統一——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特別是在不發生內戰的情況下去實現。 兩種選擇都包含著風險，而且哪一種都不能保證有效。況且，兩種可能性都會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捲入中國國內政治。無論選定國民黨人為繼續支持的對象，還是施加壓力使之與其他黨派分享權力，美國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國和蘇聯將起決定作用。如果國際合作包括中國，這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強避免捲入中國政治的唯一辦法將是放棄合作方案，並回到較早的由列強處理事務的策略，把中國降至僅僅是一個消極的觀察員的地位。當然，這將使中國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國際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為烏有。 這些是嚴肅的兩難論，當時各強國並沒有去尋求明確的解決辦法，這並不奇怪。在1944—1945年期間，最有影響的外部因素美國實際上同時執行著三種方案。第一種也是華盛頓最希望的一種，是鼓勵中國採取和平手段取得統一。1944年7月，羅斯福總統對這一企圖採取了戲劇性的方式。他請求蔣介石任命史迪威將軍為中國所有軍隊的司令官。他希望統一的指揮將為建立一個包括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鋪平道路，而聯合政府又將保證中國在戰後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夥伴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如重慶大使館強調的那樣，中美合作因此隨國民黨人實行國內改革和分配權力的願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必要的第一步。[77] 蔣介石開始有些猶豫，然後斷然拒絕了羅斯福的讓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的請求，從而使這一計劃夭折。這個想法受到共產黨的支持，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不為蔣所接受。他不願順從地放棄他的權力，猜想美國不願與它戰時盟友攤牌，決定孤注一擲。他是對的，羅斯福退讓了，史迪威計劃流產了。派屈克·J.赫爾利將軍作為特使被派往重慶以緩和緊張關係，美國的政策當時在他的影響下轉而支持國民黨政權，作為中國的唯一政府。這是第二個方案。儘管赫爾利願為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從未偏離對蔣的支持，從而逐漸使共產黨人與美國疏遠。 美國不會放棄推動中國用和平手段取得統一的想法，但不會再採取史迪威插曲時的戲劇性做法了。史迪威在1944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邁將軍接替，這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中國同其他列強密切合作的觀念的消失。羅斯福認為蔣介石看不到加強中國軍事力量的極端重要性，而感到氣憤。在史迪威插曲後，美國新聞界開始反覆評論這樣一個主題，中國不會團結戰鬥而寧願打內戰。這種發展的必然後果是第三個主題的出現：美國賦予中國的不僅在戰時，而且在勝利後作為夥伴的重要性降低了。這一點恰與丘吉爾首相的看法吻合，他認為美國被中國作為一個強國的幻覺迷惑了。丘吉爾在1944年8月寫道，「把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是場絕對的滑稽劇」。僅一個月以後，隨著史迪威糾紛，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對中國的幻想正在消散」。他說這是因為中國內部不和以及「中國軍事上荒唐的失敗，儘管美國已做出努力」。[78]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裡，艾賽亞·伯林大約在同時作出這樣的評論，「在官場上對中國的評價從沒有更低過……中國正在得到吐勃魯克後我們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們自己的地位提高了」[79]。倫敦的戰時內閣同意這種看法，指出「部分是由於中美之間的摩擦，英國的地位已得到改善」[80]。 在1944—1945年之間的冬季，美國把它同英國和蘇聯的關係加強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自誇的四強合作正蛻變為三強聯盟。1945 年2月，羅斯福、丘吉爾和史達林在雅爾達舉行會晤。如中國當時及以後正確判斷的那樣，這次會議結束了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正式夥伴關係的觀念。在雅爾達，史達林再一次保證打敗德國後大約三個月向日本開戰；他也重申了他的條款，而三位領導人同意戰後蘇聯將重新得到南庫頁和千島群島，租借旅順口海軍基地確立在大連——將國際化——的支配地位，並保留在滿洲鐵路——將設置一個中蘇聯合機構來管理——上的優勢權益。沒有同中國磋商作出這些讓步使蘇聯在東北亞建立強大的勢力範圍合法化，同時使中國的地位相應降低。丘吉爾和羅斯福都是這樣看待形勢的；蘇聯在亞洲也像在歐洲那樣將獲得有影響的地位，蘇聯的這些勢力範圍，連同英美自己的勢力範圍，將決定戰後全球的狀況。包括中國在內的戰後四強合作前景已經消逝。而美、蘇、英——越來越明顯，前兩者將與眾不同地成為一對超級大國——將作為和平後世界的決定者和保證人。這樣的安排把中國置於何地是不清楚的。雅爾達會議承認國民黨政權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史達林同意羅斯福的觀點，在中國政治中，蔣介石應保留統治者的形象。[81] 蘇聯的興趣是和蔣打交道，並使他承認雅爾達會議在滿洲的讓步。當然史達林不能忽視中國共產黨人，但顯然他不相信他們不久將成為政權的有力的競爭者。他也不堅持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他最關心的是占領東北亞戰略地區，而且他斷定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國協商，他向羅斯福保證，蘇聯將同國民黨人談判使滿洲協定合法化。而重慶所擔心的是犧牲中國主權和大國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戰時領袖願意視中國為主要夥伴的是，他們依然保證中國作為將建立的新聯合國組織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也將增設法國為常任理事國，這意味著幾乎沒有考慮在滿洲的讓步和中國的分裂。這三個大國發表了一個關於解放後的歐洲的宣言，要求每一個被解放的國家建立代議制政府，而對中國卻沒有這樣的聲明。羅斯福、史達林和丘吉爾願意讓中國自行其是。沒有一個統一的代議制政府，中國要求作為一個大國可能是令人驚訝的，但這三個西方國家既不鼓勵產生這樣的政府，也不支持這些要求。 這就是1945年初一度強大的民主夥伴關係的情況。中國曾被完全結合到所有反法西斯國家的聯盟中去，但美、蘇在世界事務中日益增長的霸權主義卻使這個全球性民主陣線黯然失色。現在，中國的國際地位既有賴於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也有賴於美蘇關係的發展。 此外，從雅爾達會議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六個月里，美國的政策重新出現戰前的國際主義傾向。先前的國際主義曾採取向德、日妥協的形式，以誘導它們重新加入世界資本主義工業國，成為開放的國際體系的一部分。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聯盟所取代，但是國際主義的想法從未完全消失；它保持著足夠的彈性，為諸如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宣言之類的戰時宣言提供了思想基礎。在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國際主義的構思再次影響著美國的政策，因為美國現在必須澄清它對戰後德國和日本的對策。儘管美國的官員們在對待德國方面存在分歧，但對日本的看法卻非常一致。他們認為，戰敗的日本應被剝奪它的戰爭機器，並徹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對和平再次構成威脅；但同時也應鼓勵重建的日本作為開放的國際社會的一員，發展它同其他國家的和平商業交往。美國將同這樣的日本重建夥伴關係，像30年代日本開始尋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樣。 這些觀念雖然不是美國1945年亞洲政策的主調，但卻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至少對結束太平洋戰爭有點影響。這反映在美國願意考慮終止敵對行動，只要日本無條件投降；並向日本保證，美國及其盟國不堅持征服日本。7月底哈里·S.杜魯門總統、克萊門特·艾德禮首相和史達林會晤後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證，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裝，懲罰但不奴役或摧毀日本，日本終於將被允許參加世界貿易關係。並且，日本人民將得到鼓勵去建立一個他們自己的「愛好和平和負責任的政府」。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論法律上的細節怎樣，這意味著日本將再次被納入國際主義秩序，並在將來某時作為國際社會中一個盡責的成員出現。 中國戰後的衰落，1945—1949年 在戰爭結束時，中國的對外政策必須對付兩種傾向：一方面是重新結合主義的復甦，即先進工業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另一方面，由於蘇、美兩大強國的成長，世界範圍的民主聯盟在消失，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中國的相對地位都將受到損害。1945年春和初夏，形勢變得更加複雜了。隨著羅斯福總統在4月逝世和德國在5月投降，美蘇關係緊張已很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緊張關係出現在英美民主聯盟與蘇聯發起的人民陣線之間。二者在1941年後，曾合併為全球性的民主陣線，但從未完全統一。在雅爾達，這兩個組織曾結成三強體制以解決戰後問題，但三者未能維持聯合行動的穩固框架。蘇聯一心想在東歐建立「友好的」政權，並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那裡，美國在下列二者之間莫衷一是：順應這種發展使大聯盟中人民陣線這一成分繼續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聯盟這一成分以保證被解放的歐洲的代議制政府。 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但是沒有一種把中國置於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戰爭結束時，中國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戰後經濟發展的戲劇性事件中處於次要地位。當然這種情況，主要應歸咎於中國內部的事件，因為中國人從未能通過和平手段建立統一的政府。日本剛一投降，內戰便爆發了。由於國民黨人作殊死戰以逃脫共產黨人的挑戰，中國陷入一片混亂。 在緊接的戰後幾年裡，國民黨發言人和新聞界對國際合作和中國願為世界秩序分擔責任這一主題反覆闡述。這些話題極好地配合了國民黨人的內部計劃。強調國際團結與合作意味著其他強國將幫助國民黨政權進行戰後建設事業。這樣的合作將提高政府的聲望。保持國際合作的框架是絕對重要的，否則國內反對派可能轉向外國尋求幫助，或者外國政府可能對中國採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損害國內的政治統一。[82] 與此同時，共產黨人擔心大國的合作主要將有利於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認的政府，它將利用這個機會撲滅反對派。為此，有必要如毛澤東等人在1945年所做的那樣，強調國際合作應以促進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代議制政府為目的。他們奮力爭取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並歡迎喬治·C.馬歇爾將軍的調停。這次調停始於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續了一年。然而共產黨人同時又擔心美國、英國，甚至蘇聯可能默許國民黨控制中國，並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國際合作這個主題時，鞏固和擴大他們在滿洲和華北的根據地也是重要的。[83]當馬歇爾將軍努力調停無效而內戰加劇時，共產黨終於公開指摘國際合作思想是掩蓋美國帝國主義野心的假面具，並譴責國民黨人犧牲國家利益以迎合這些野心。而國民黨人方面則越來越轉向美國，尋求支持以對付共產黨人。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作為世界舞台夥伴地位的理想被兩個大國集團之一的成員地位所掩蔽，這兩個集團當時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國聯盟。 國際合作主題的消失，或者換個說法，美蘇冷戰的開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們回憶起戰時合作曾包括三個成分：人民陣線、民主聯盟以及重新結合主義。對德國和日本的勝利極大地削弱了人民陣線的理論，儘管國家領導人繼續空談它的反法西斯鬥爭基本原則。現在要把這個構想用於戰後和平協商以保證根除軸心軍國主義。但它難以應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義之類戰後新問題。在這些問題以及有關問題上，出現了一種返回英美民主聯盟的傾向，它強調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國和英國兩國，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蘇合作，再現為最合理的戰後政策框架。與此同時，既然各國政府最為關心的是戰後廢墟的重建，重新結合這個主題的影響擴大了。恢復經濟需要戰時保持甚至增加了財富的美國的大力幫助；而美國官員勁頭十足地制定關於地區的統一和發展、全球貿易的恢復和擴大以及世界財政的重新穩定等原則。到1946年底，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話題：歐洲經濟的聯合，亞洲地區的發展，德國和日本的重新結合。這些話題強調德國和日本的恢復和重新結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綏靖政策同樣強調發展先進工業國家的全球性網絡，在它們之間自由交換商品和資金。 在這樣的背景下，冷戰意味著人民陣線的衰落及其因另外兩個話題——英美合作和重新結合（綏靖主義）——而顯得無足輕重。顯然，就人民陣線曾經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綏靖主義的重新出現就不是偶然的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冷戰意味著用美、英、德、日間的新的聯合取代美—蘇—英聯盟。 這種發展將中國置於何地是相當清楚的。誠然，在美—蘇對抗意義上的冷戰起初並未衝擊亞洲。中國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怠於把這種框架用於他們的國家。至少到1947年，國民黨人仍強調全球合作的主題，他們顯然相信美、英、蘇、中之間的合作框架仍為亞洲的安全和國民黨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證。當然，這種合作的一個關鍵是蘇聯遵守1945年條約。[84]就共產黨人而言，它從未甘心接受讓莫斯科承認國民黨政權為中國合法政府的這個條約。儘管他們並不掩飾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同蘇聯一致，但他們不能確定在多大程度上他們能指望蘇聯支持以反對國民黨人。因此，假定蘇聯將捲入中國作為與美國全球對抗的一部分，從而制定他們在中國內戰中的戰略，那是不現實的。如岡邊辰巳曾指出的那樣，共產黨領導層想出一個兩強之間中間地帶的理論，認為它正在為擺脫美帝國主義而鬥爭。根據共產黨的看法，正是這種鬥爭，而不是冷戰，提供了中國內戰的直接背景，並證明了全面進攻蔣介石軍隊在戰略上的正確性。[85] 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雙方的假定都是正確的，他們假定冷戰對中國或對整個亞洲都沒有直接關係。美蘇競爭和對抗在伊朗、希臘和土耳其等國表現最為明顯。在這些地區，美國正逐漸取代英國作為與蘇聯對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1947年以後，西歐的恢復和集體防禦成為美國政策的主要目標，而蘇聯則以鞏固它對東歐的控制對這些動向作出反應。在這種形勢下，亞洲大都處於附庸地位。戰後遍及世界不發達地區的國家主義浪潮使時局變得複雜，而這一浪潮在亞洲表現得最為顯著。但是亞洲的國家主義同蘇聯的戰略只有鬆散的聯繫，而與英美的牽制戰略也不能適當配合。如倫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幹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 我們面臨強烈的國家主義，它在國際關係中是棘手的。儘管原來由日本倡導的泛亞細亞思想產生東方與西方分裂的危險，但事實上亞洲國家間幾乎沒有凝聚力，或許可以這樣說，和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相比，亞洲鄰國之間的恐懼、不信任甚至厭惡更為強烈。然而，亞洲國家主義對有西方統治或指導氣味的任何事情都異常敏感……很不幸，東南亞及遠東各國正當蘇聯尋求控制整個歐亞大陸的時候，將經歷它們的這一發展階段。[86] 這種情況使美國和英國很難設計出一個與亞洲國家共同抑制蘇聯的有效策略。事實上，早在1947年英國允許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這是英國作為亞洲強國地位下降的徵兆——減少了它在該地區的承諾。美國猶豫不決，因為它擔心會被看成是殖民主義的支持者。美國在東南亞除鼓勵歐洲國家讓給當地人民更多的權利外，沒有發揮什麼作用。在這種環境下，英國和美國對待中國內戰的方針幾乎沒有結合。在那裡這兩個國家從來沒有像它們在歐洲或中東那樣密切協調它們的行動；事實上美國在中國完全是單邊行動，常使英國官員感到煩惱。 到1949年，當共產黨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並宣布它代表整個中國的時候，美國的「徹底失敗」，像一位英國官員所說的，已很明顯。美國既不曾阻止共產黨取得政權，也沒有為接受既成事實而準備條件。事實上是沒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國已經開始調整它的方針，並考慮承認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1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倫敦的官員以及他們在亞洲的代表同意，「英國在中國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儘早從法律上承認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國：「國民政府是我們過去戰時的盟友，並且在聯合國中曾經是有益的朋友。今天他們只代表統治集團，而且他們對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國必須接受事實，並通過承認新政權，為中國和蘇聯出現分裂的那天做好準備。[87]在這裡，英國的政策再次沒有像在歐洲那樣以英美合作反對蘇聯為轉移，而是以在同中國緊密聯結的可能框架中尋求自己利益的意向為轉移。與冷戰本身無直接關係。 馬歇爾的使命失敗以後，美國政府繼續對蔣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這更多的是為應付國內的壓力。在美國，某些人民陣線往昔的倡導者（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錢伯斯，弗麗達·歐特利等）正以冷戰鬥士的面貌出現，並指控其他人（阿爾傑·西斯，歐文·拉鐵摩爾等）曾受蘇維埃共產主義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蘇共的代理人。杜魯門政府為了使這種反共不力的指責無效，擴大了對國民黨政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共計35億美元。但是這一援助計劃並不意味美國站在國民黨人一邊大舉捲入的承諾。在人們認為集中力量保衛西歐和中東部分地區現狀最為重要的時候，無論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於1947年），都不願意將國家資源分散。 蘇聯對中國局勢的發展也非常謹慎。似乎是為了避免給人以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人共謀的形象，蘇聯繼續把國民黨人作為中國政府對待，當國民黨人被逐出南京後，蘇聯大使與他們一道去廣東。為了怕激怒美國，史達林不願公開支持共產黨人。和杜魯門或艾德禮一樣，他不願意把冷戰擴大到中國。如果說有區別，那就是蘇聯政府企圖與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建立聯繫，以保護蘇聯在中國東北（滿洲）的利益。[88] 上述事態的發展意味著1945年後本應在亞洲，甚至世界事務中起領導作用的中國進入了衰落期。從1945年到1949年，中國一直處在以美蘇冷戰為中心的國際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與任何一方結盟，而兩個超級大國也不希望把它們之間的爭鬥擴大到這塊被內戰撕裂的土地上。與此同時，國民黨領導人未能利用抗戰勝利的時機。他們既未得到美蘇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結盟來反對另一方——這些可能性本可較好地保護其地位。 更確切地說，是由他們按照自己的計劃去對付日益自信的共產黨人，後者採取攻勢。1949年，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帶著大國地位的夢想去了台灣島。也許再過20年，中國在一個不同的領導下，會以「第三世界」領袖的角色重新出現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敵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預料的更早地被帶回國際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義冷戰的意思是捨棄人民陣線以求重新結合，這等於恢復綏靖德、日的框架。事實上，由於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德國和日本與英國和西歐一起已成為國際穩定的基石，在此基礎上蘇聯及其夥伴將無法破壞現狀。到1949年，美日紐帶正在取代美、中聯繫，成為亞太事務的關鍵。 1931年至1949年中國國際地位的歷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國家與其抗衡的對策，使中國從一個受侵略的弱小犧牲品逐漸轉變為一個世界強國，確定和平的穩定框架中的一個夥伴。但這段歷史也揭示，確定一個國家的地位，在和平時期比在戰爭時期困難。如克勞塞維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樣，在戰爭時期，知道誰是敵人就可制定國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時期，就不容易說誰是潛在的敵人。國民黨人給其後繼者留下了一個提高了的國家地位，但也把確定和平時期國家外交政策目標的任務留給了共產黨人。20世紀是一個曾被戰爭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紀，在對它的長期觀察中，仍有待於發現在沒有戰爭時，國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確定和鞏固。國民黨人沒有機會回答這個問題。但這並不全是他們的過錯。 * * * [1]1929年2月1日，實行《海關進口稅稅則》。以前進口的貨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稅則把進口貨物分為7類，稅率為7.5%—27.5%不等。1931年1月，把進口貨物分為12類，最高稅率提到50%。1933年5月，把最高稅率提到80%。另外，過去陸路關稅比海路關稅低1/3，新稅則廢止陸路優待稅率，統一海、陸關稅。——譯者 [2]關於世界經濟危機期間的中國經濟，見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謝爾曼·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捲菸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年》。 [3]《洛迦諾公約》即《洛迦諾保證條約》，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國代表在瑞士洛迦諾會議上通過，旨在相互保證邊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國際和平。希特勒上台後，於1939年4月28日宣布廢除該公約，隨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譯者 [4]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1919年6月28日簽訂《凡爾賽和約》。德國人不滿，強烈要求修改條約，這部分人叫改革派。——譯者 [5]這裡的國際主義，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國際聯盟說的。——譯者 [6]查爾斯·梅爾：《改造資產階級的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十年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的穩定》；梅爾文·P.萊弗勒：《難以捉摸的追求：美國謀求歐洲穩定和法國安全，1919—1933年》；喬恩·雅各布森：《有20世紀20年代的新國際史嗎？》，《美國歷史評論》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頁。 [7]鶴見祐輔：《太平洋時代》。 [8]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年》第1章；詹姆斯·C.湯姆森：《當中國面向西方之時》第1、2章。 [9]瀋陽事件即「九一八」事變。——譯者 [10]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年》。 [11]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11—12、19—20頁。 [12]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24頁。 [13]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41—45頁。 [14]同上書，第47、80—86頁。 [15]加里·B.奧斯特羅爾：《集體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國與國際聯盟》。 [16]羅伯特·D.舒爾青格爾：《外交頭腦的形成：美國外事官員的訓練、觀點和作風，1908—1931年》。 [17]W.羅傑·路易斯：《英國的遠東戰略，1919—1939年》。 [18]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68—73頁。 [19]馬克·R.皮蒂：《石原莞爾與日本同西方的對抗》。 [20]臼並勝美：《滿洲事變》，第80—81頁。 [21]克里斯多福·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國際聯盟和1931—1933年遠東危機》，第110頁。 [22]滿史會編：《滿洲開發四十年史》第1卷，第114—126頁。 [23]萊弗勒：《難以捉摸的追求：美國謀求歐洲穩定和法國安全，1919—1933年》第8章；戴維·E.凱澤：《經濟外交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 [24]克勞斯·希爾德布蘭特（安東尼·福瑟吉爾譯）：《第三帝國的對外政策》第3章。 [25]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5—60頁。 [26]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346頁。 [27]史蒂芬·萊昂·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英國對華政策，1933—1937年》第3章。 [28]東四省，即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譯者 [29]松本重治：《上海時代》第1卷，第167—191頁。 [30]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第34—36頁。 [31]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 [32]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4章；約翰·P.福克斯：《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1938年》。關於1930年代初期德國通過顧問澤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過翁文灝主持的資源委員會培育國民黨的軍事實力和工業實力，見威廉·C.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希特勒的轉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斷。 [33]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編：《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1931—1941年的日美關係》，第135頁。 [34]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1938年》，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於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 [35]博格和岡本俊平編：《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第108—110頁。 [36]舒爾青格爾：《外交頭腦的形成》，第94頁。 [37]史蒂芬·E.佩爾茲：《奔向珍珠港事變：倫敦海軍裁軍會議的失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第56—63頁。 [38]松本重治：《上海時代》第2卷，第104—126頁。 [39]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186—188頁。 [40]佐藤賢了：《太平洋戰爭回顧錄》，第45—52頁。 [41]見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1938年》。 [42]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第5章。 [43]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 [44]松本重治：《上海時代》。 [45]波多野善大：《國共合作》，第180—192頁。 [46]《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 [47]阿諾德·A.奧夫納：《美國的姑息政策：美國的對外政策與德國，1933—1938年》。 [48]盧溝橋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敘述是寺平忠輔的《盧溝橋事件》。 [49]長谷川正：《對立戰爭論》，第164頁。 [50]高田保馬：《東亞發族論》，第67—77頁。 [51]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制定共產國際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策略方針，提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譯者 [52]福克斯：《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1938年》，第232—233頁。 [53]內森·哈斯拉姆：《蘇聯援助中國和日本在莫斯科對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載伊恩·尼什編：《20世紀30年代蘇日關係的一些方面》，第39—40頁。 [54]1937年10月5日，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檢疫隔離」演說。他說：「愛好和平國家必須齊心協力，反對……製造國際無政府主義和不穩定局勢的那些國家。」他建議採取「檢疫隔離」的方法來對付主張孤立的政策，各國政府斷絕同侵略者的正常聯繫，施加壓力，以維護世界和平。——譯者 [55]彼得·洛：《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英國遠東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34—35頁。 [56]這裡所說的國際主義，主張和法西斯德國妥協，防止世界陷人戰爭。——譯者 [57]彼得·洛：《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英國遠東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41—42頁。 [58]同上書，第50—53頁。 [59]佐爾格為共產國際和蘇聯特工人員，從日本近衛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實得到日本決定南進不北進的情報。——譯者 [60]哈斯拉姆：《蘇聯援助中國和日本在莫斯科對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第48—49頁。 [61]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襲擊波蘭，與波蘭締結有互助條約的英法，於9月3日對德國宣戰。英法與德國雖已宣戰，但一直沒有戰鬥。也有人稱為「奇妙的戰爭」。——譯者 [62]洛：《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第106頁。 [63]同上書，第124頁。 [64]F10904/280/10，見FO371/27670，倫敦檔案局外交部檔案。 [65]《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頁。 [66]《朝日新聞》1941年8月16日（晚刊）。 [67]F8496/60/10和F9109/60/10，見FO371/27615，外交部檔案。 [68]F14155/13469/10，見FO371/27753，外交部檔案。 [69]《大公報》社論，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70]《大公報》1943年1月29日。 [71]PREM4，28/9和30/1，倫敦檔案局首相文件。 [72]美國國務院：《戰後對外政策的制訂，1939—1945年》，第553頁。 [73]《大公報》社論，1943年12月3、7日。 [74]入江昭：《實力與文化：日美戰爭，1941—1945年》，第156頁。 [75]總統秘書檔卷：中國，富蘭克林·D.羅斯福文件（海德公園）。 [76]邁克爾·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第183—187頁。 [77]入江昭：《實力與文化》，第199頁。 [78]PREM4，30/11，首相文件。 [79]艾賽亞·伯林：《華盛頓通信，1941—1945年》，第448頁。 [80]FE（44），CAB96/5，內閣文件，倫敦檔案局。 [81]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第211頁。 [82]《中央日報》1945年9月12日，1945年11月21、25日。 [83]見岡邊和中島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84]《中央日報》1947年9月6日。 [85]岡邊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86]F17397/1055/6109，見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87]F16589/1023/10，見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88]中島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