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參考文獻介紹[1]
第一章 導論
在不斷增加的大量中國近代史出版物（特別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物）中，研究工具書和文獻資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這些工具書和資料寫成的歷史研究專著還要快。除《劍橋中國史》第10、11 和12卷列出的書目外，下列書目相當詳細地敘述檔案和出版物，特別是在台灣的檔案和出版物。
研究工具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七十六年史學書目（1900—1975）》，按論題列出中國作者論著目錄9000條以上，附作者索引。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1949—1979》，按約80個主題列出論文目錄10000條，書籍目錄1200條以上。中國史學會編《中國歷史學年鑑》概述每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動；《中國歷史學年鑑，1979》在1981年出版；《中國歷史學年鑑，1981》概述1980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動，在1982年出版；《中國歷史學年鑑，1982》概述1981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動。到現在，我們已見到1984年10月出版的《中國歷史學年鑑，1984》。中國史學會又出版《史學情報》季刊，該刊在1982年開始用這種公開形式出版。這兩種出版物所載的書目、史學研究綜述和論點選登最有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季刊上定期發表的近代史研究書目也最有用。
由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檔案）和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時代檔案）合編的《歷史檔案》季刊在1981年創刊，載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家歷史檔案館和其他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的學術研究成果、文獻和論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文獻叢書《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出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叢書從1857年期刊編起，最後將包羅迄1918年的495種期刊約11000期的詳細篇目。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8卷——現在我們終於得到——包含清代行省地圖，甚為精細，標明縣境和縣治。上海史學者陳旭麓等編《中國近代史詞典》對研究1840—1919年中國近代史有用。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是著者1950年在南京大學的講稿，介紹史料的主要種類，並由此而為讀者了解許多當代中國史學家的觀點提供便利。張德澤著《清代國家機關考略》詳細敘述清代政府結構。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四卷逐年列出兩個半世紀都市和行省主要職位的在職官員。
經濟社會史
經濟社會史長期以來是日本學者喜歡研究的主題。重田德著《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主要研究湖南省的紳權和地主，而奧崎裕司著《中國鄉紳地主之研究》詳細地研究浙江一個地主家族。小島晉治著《太平天國革命的歷史和思想》是著者的研究論集。小野川秀美和島田虔次共編的《辛亥革命之研究》評論辛亥革命，收日本有學術成就的京都學派新一代學者的論文13篇。中村義著《辛亥革命史研究》收著者多年來研究這個主題的論文。也要特別提及《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東京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研究中華民國經濟趨向與外國經濟利益的著作有島一郎著《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和高村直助著《近代日本棉紡織工業與中國》。京都大學的一個研究組（狹間直樹、片岡一忠和藤本博生）出版了《五四運動之研究》論集。關於日本史學界研究近代中國的全面成果，除本書上卷《書目介紹》第1節提到的綜述直到1969年出版的書目外，要特別提及《清史問題》所載的田喬舒亞·A.福格爾翻譯成英文的日本《史學雜誌》上的書目綜述。
社會經濟史論文也刊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文化革命以後的新辦或復刊的學術期刊上。要特別提及設在北京的歷史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史研究》和廈門大學出版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方面的學術成果，也見費維愷編《從宋代至1900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
四部收有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論文的結集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收論文33篇；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收論文20篇；南京大學歷史系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收論文25篇和1949—1979年發表的218篇論文的目錄；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收論文18篇和論文目錄。黃逸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選集》是一部高質量的選集，收入1949—1966年發表的研究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經濟的論文，並附有文化革命以前研究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1000篇以上論文的長達110頁的目錄。
最近出版的明清時期社會經濟史料的出版物有：上海博物館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收碑文245篇；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收碑文90篇；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和南京大學歷史系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收碑文258篇——主要是南京大學洪煥椿教授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清代地租剝削形態》，收乾隆朝刑部檔案399宗。
新出版的廈門大學傅衣凌教授著《明朝社會經濟史論文集》，收著者40年代起30年來發表的論文29篇。最近出版的研究明清農村社會的著作有何齡修等著《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和葉顯恩著《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研究1860—1916年中國現代化的頗具雄心的計劃，至今已出版研究專著四種。每個行省研究專集掛有叢書名《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每卷書名給出省名：蘇雲峰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張玉法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李國祁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1860—1916》；以及張朋園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最近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研究晚清民國時期近代工業及其他企業的出版物有：張國輝著《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劉鴻生企業史料》；以及至今已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未發表過的盛宣懷檔案四卷：陳旭麓、顧廷龍、汪熙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
50年代後期，周恩來總理力勸非共產黨人士撰寫1949年以前他們親身經歷的回憶錄。成果是前軍閥、國民黨官員、國民黨軍將領、教育家及其他人士的回憶錄大量湧現。這類史料的第一卷以《文史資料選輯》的書名在1960年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出版。其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各省、各大城市乃至在若干縣的委員會也開始出版各個地方的《文史資料》。關於1960—1981年出版的各種《文史資料》的篇目索引，見《五十二種文史資料篇目分類索引》。
最近的社會史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出版的勞工運動文獻資料有：廣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新的研究成果大大補充了讓·謝諾著《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的內容。陳明銶《勞工與帝國：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勞工運動，1895—1927年》；蓋爾·赫沙特：《飛錘走鑿：三條石工人》；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紗廠女工，1912—1949年》和《包身工制度與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紗廠》；林達·謝弗：《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1920—1923年》；戴維·斯特蘭德和理察·韋納：《20世紀20年代北京社會運動與政治言論：1929年10月22日電車風潮分析》，這些論著增加了我們關於中國無產階級的知識。小安格斯·麥克唐納著《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也有關於湖南勞工運動的資料。陳明銶編著《中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編纂學，1895—1949年》是一部書目指南。
兩部經濟思想——意義非常概括——史著作內容相當廣泛：趙靖和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侯厚吉和吳其敬：《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第一卷（1840—1864年）。同時，美國史學者關於西方對中國影響的理論和論述，在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得到批判的評介。
社會史研究大大得到史堅雅等人編著《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1973年）三大卷的幫助。研究中國農村史的美國史學者也已吸收了在其他農民社會的研究中發展起來的理論框架。史堅雅著《中國農民與封閉社會：開放和關閉的個案》提出村民與村外社會接觸程度的循環變異。其他學者已利用埃里克·沃爾夫著《20世紀的農民戰爭》、詹姆斯·斯科特著《農民的道德經濟》、塞繆爾·波普金著《有理性的農民：越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及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原始的造反者》等著作。關於使沃爾夫-斯科特「道德經濟」概念適應中國情況的若干問題，見於詹姆斯·M.波拉切克著《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和《亞洲社會的農民戰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經濟途徑——專題論集》[《亞洲研究雜誌》第5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753—868頁]所收其他文章。
上個十年的許多出版物分屬於下述四類之一：可與文化人類學或人口理論結合的連鎖區域分析和空間研究；上層階級研究；農村社會和農民造反研究；以及關於城市無產者的論著。在這個正在迅速發展的領域，上面提到的論文可望不久以書籍的形式出版。
區域分析以不同的方式由吉爾伯特·羅茲曼著《中國清代的城市網和德川時代的日本》、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與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中的史堅雅及其他人的論文表現出來。源出於史堅雅的市場體系理論的分析法也由台北史學者在錯綜複雜的研究中使用，例如，李國祁和朱鴻著《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史堅雅著《中華帝國晚期的流動戰略》把區域分析和家族研究結合起來。城市化問題在蘇珊·曼著《中國的城市化與歷史變遷》中有進一步的探討。地方研究著作不斷增加，今舉三例：寇爾：《紹興：清代社會史研究》；威廉·羅：《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876—1889年》；以及蘭德爾·斯特羅斯：《困難的工作：中國江蘇西部農業的政治經濟，1911—1937年》。劉耀著《太平天國失敗後江南農村經濟變化的再探討》，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商業化的作用。
社會史學者也已轉向文化人類學以求深入研究。詹姆斯·沃森著《中國親屬關係再探討；歷史研究的人類學觀點》是有關親屬關係，特別是宗族的人類學文獻的一個內容廣泛的指南。基本人類學分析法由莫里斯·弗里曼編《中國社會的家庭與親屬關係》和阿瑟·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上的論文表現出來。根據社會經濟環境運用文化人類學原理的新努力，可以斯特萬·哈勒爾著《犁頭農村：台灣文化與環境》作為範例。魯比·S.沃森著《華南的階級差別與姻親關係》把親戚關係與階級結構結合起來研究。帕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著《中華帝國晚期的親屬組織》首先採用歷史人類學的有組織分析法。
人口研究的新階段以何炳棣著《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年》作為起點，但是該專著使用歐洲人口史研究中發展起來的方法論。詹姆斯·李著《中國西南部的糧食供應與人口增長》及詹姆斯·李和羅伯特·恩格著《18世紀滿洲的人口及家史：島夷人，1774—1798年》說明這種趨向。王樹槐著《清末民初江蘇省的人口發展》是一篇詳細研究該省人口發展的論文。傅築夫著《人口因素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及周源和著《清代人口研究》，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研究上的成果。皮埃爾-艾蒂安·維爾著《18世紀的中國官吏與饑荒》； 《亞洲研究雜誌》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所載《糧食、饑荒與中國國家——專題論叢》中的全部論文；以及詹姆斯·李、皮埃爾-艾蒂安·維爾和王國斌編《清代的國家倉廩與糧食供應，1650—1850年》，在糧食供應、政府政策及人口的研究上開拓出新領域。
在美國，上等階級研究大多集中在名流而不在中國傳統的商紳劃分或民國時期更不完全的上層階級劃分上。代表作有：蕭邦齊著《四川地方名流的構成和作用》和瑪麗·巴克斯·蘭金著《城鄉連續性：浙江兩個集鎮的望族》。蕭邦齊著《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分析核心和周邊地帶內浙江省名流的組織發展。名流制度的研究除親屬方面外尚落後，但是，理察·J.史密斯著《中國文化遺產》分析了禮的普遍效用和秩序感。研究行會的基本著作仍然是何炳棣著《中國會館史論》和根岸佶著《上海之行會》。加里·G.漢密爾頓著《區域性的行會與中國城市：比較觀點》把中國這類行會同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發展中社會的行會比較。汪士信著《我國手工業行會的產生、性質及其作用》是一篇研究清代行會的增長知識的論文。
更為人熟悉的中國階級劃分也已得到了學者的注意。關於資產階級，見本書上卷12章白吉爾的書目注釋。特別是，日本的歷史學者繼續研究以等級地位和土地所有來界定的士紳社會。載在《史學雜誌》每年五月號上的書目提要《日本的明清研究》和《日本的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研究》是這方面研究及日本在社會史其他方面研究的良好指南。正如上面提到的，《史學雜誌》1978—1982年書目提要已由喬舒亞·福格爾翻譯成英文，刊載在《清史問題》第4卷第3期、第4卷第6—10期和第5卷第1期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者所進行的社會階級之歷史研究，按照密切結合歷史發展諸階段社會經濟史的馬克思主義模式進行。清代社會史大多聯繫到上面提到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經君健著《論清代社會的等級結構》是一篇極好的理論綜述。在美國史學者所作對上等階級的詳細研究中，弗蘭克·洛耶夫斯基著《蘇州租棧：晚清的佃租管理》對村松祜次的仍然具有權威的地主租棧研究專著提出一些新觀點，村松祜次的專著已以英文摘要為《晚清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證研究》。詹姆斯·波拉切克著《士紳霸權：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考察江南上層士紳社會。張仲禮的著名著作《中國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與何炳棣著《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仍然是研究士紳的主要起點。一篇令人發生興趣的更近發表的論文是王思治著《宗族制度淺論》。為深入了解學者階級中個人關係的錯綜複雜，見詹姆斯·波拉切克著的等待出版的書稿《內部的鴉片戰爭》和鄺兆江著《百日維新的拼花圖案：人物、政治及思想》。
尚有更多研究已指向農村社會和農民造反，對這方面研究來說，蕭公權著《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仍然是重要的基礎。日本學者研究土地關係的大量論著在琳達·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日本學者關於中國農村社會變化的學術成果》中得到介紹。黃宗智著《華北農民經濟與社會變遷》是一部研究華北農村社會的大作。魏菲德著《造反與革命：中國歷史中的民眾運動研究》和劉廣京著《世界觀與農民造反：對毛澤東以後的編史學的看法》，是兩部關於農民造反論著的內容廣泛的指南。後者集中介紹1978年以後中國學者的歷史論著，而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產黨與中國農民造反：重寫中國歷史的研究》仍然是介紹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編史學的一部標準著作。載於《現代中國》季刊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的周錫瑞著《農民造反專題論集：若干介紹性評論》提出更多的觀點。周錫瑞著《論義和拳運動的社會成因》重新解釋義和團叛亂。裴宜理著《社會盜匪活動再探：中國土匪白朗個案》對民國初期白朗起義提出新觀點。
讓·謝諾編《中國民眾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所收的論文是研究農村非法組織這一重要方面的指南。中國的史學者看來似乎對造反比對秘密會社本身更注意一些，但是秘密會社也已得到應有的注意。蔡少卿著《哥老會與1891年長江流域的反洋教鬥爭》和胡珠生著《青幫史初探》就是實例。
民間教派已吸引學者更多的注意。歐大年著《民間佛教、傳統中國晚期的反政府教派》、歐大年著《抉擇：中國社會中的民間教派》及斯特萬·哈勒爾和裴宜理著《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導論》，提供了總框架。韓書瑞著《中國的太平盛世叛亂：1813年的八卦教起義》是19世紀初一次重要的起義的個案研究。其他教派研究成果的論文發表於《現代中國》季刊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和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專題論集。孔斐力著《太平天國幻想的淵源》，把太平天國的太平盛世觀放在中西理論框架內。魯道夫·G.瓦格納著《重新制定天國的美景：宗教在太平軍造反中的作用》是對洪秀全宗教的內容及影響之傾向的革命的分析。
近來的論著已把農村社會模式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突出起來；許多論著已把研究集中於其社會關係未必與更穩定、繁榮的農業核心內的社會關係一致的動盪不安地區上。裴宜理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運用社會生學態原理和社會戰略的人類學概念來分析華北平原的極貧困部分100年來的動亂；而哈里·J.拉姆利著《械鬥：中國東南部的暴力病態》研究廣東省地方性不穩狀態。艾愷著《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研究民國時期農村分離派、軍閥領袖人物的上層社會。R.G.蒂德曼著《盜匪活動的持續：華北平原邊緣地區的事件》和菲利普·比林斯利著《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華民國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層下》，提供關於民國時期華北社會動盪不安的更多情況。
戴維·富爾著《中國江蘇省的地方政治動亂，1870—1911年》研究城市化了的長江下游非常不同環境中的社會動盪不安的原因。羅克珊·普拉茲尼阿克著《中國農村的社會與抗議：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稅與縣鄉政治》研究清代最後十年出現的新社會緊張狀態。阿瑟·羅森鮑姆著《士紳權力與1910年長沙米風潮》是一篇詳細研究大城市風潮的論文，周錫瑞著《中國的維新與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也用不同的方法分析這次風潮。
當然，有許多別的不屬於上述分類的論著。喬舒亞·A.福格爾和威廉·A.羅編《關於變化中的中國的若干看法：韋慕庭教授紀念論文集》編入各種各樣研究民國的論著。婦女史也已受到注意。這方面的優秀入門書是馬傑里·沃爾夫和羅克珊·威特克編：《中國社會的婦女》。謝爾曼·科克倫和安德魯·謝譯《中國一日，1936年5月21日》，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那一天的五花八門的（確有進步傾向的）個人生活自述文集的刪節本。該書豐富多彩的內容是這類1870年以來報刊上尚待研究資料的初步發掘。
蘇聯關於晚清及中華民國的研究
在一個尚告完整的世界，所有國家研究中國的史學者都會出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來了解中國近代史，即使看法紛紜。在這樣一個思想世界市場，全面一致大概會小於全面爭論，但是，撰寫出來的歷史要堅持做到更充分地掌握可核實的史實和理論解釋。近來，研究中國的史學者的接觸和交流已在中國、日本及大西洋共同體三大中國學區域之間迅速增加，但是，與第四大區域蘇聯的接觸和交流增加不太迅速。這是由於若干原因。蘇聯境外研究中國的專家，能閱讀俄文者不多，蘇聯研究中國的專家派往國外不多，蘇聯出版物不易獲得。研究主題，和研究者一樣，在蘇聯受到政治標準的鑑定和限制。儘管如此，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學術成果自1960年以來已經在蘇聯出現，其中很多涉及一些對研究中國的非蘇聯史學者來說有興趣的題目。正如普林斯頓大學吉爾伯特·羅茲曼教授在《蘇聯對前近代中國的研究：最近研究成果評估》所說，「蘇聯作者的中國史及文學研究項目非常眾多、範圍很廣，而且往往在主題的選擇上具有特色或在解釋上具有創見」。羅茲曼教授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賈士傑教授在上述著作中論述了蘇聯學者的種種晚清民初研究論著。研究主題包括早期廣州人的愛國精神，太平天國、捻軍和義和團運動，帝國主義與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孫逸仙，立憲運動與革命思想，以及辛亥革命。關於社會經濟變革，有很多論著論及城市、手工藝行會、早期資本主義與土地關係；也論及農民造反、1925—1927年革命、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對農民政策，以及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目前研究興趣的廣度由討論中國社會與國家問題年會出版的報告百餘種表現出來，這些報告印數有限，一般編成三卷，由莫斯科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部L.P.傑柳辛編。總之，蘇聯的中國學家，即使與外國隔絕接觸，還是和在其他國家的研究中國史學者一樣，利用同樣的史料，研究許多相同的課題。
第二章和第十章 中國的對外關係，1911—1949年
近代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和侵略由馬里烏斯·詹森著《日本與中國：從戰爭到和平，1894—1972年》提供最好的介紹。關於日本在民國初期捲入中國內政，見同作者所著《日本人與孫逸仙》。更多的情況，主要根據中國史料，可從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於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所收歐內斯特·P.揚和馬德琳·池的論文得到。在用日文撰寫的研究論著中，最有用的是栗原健《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日俄戰後起至大正期止》；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角田順《滿洲問題與國防方針——明治後期國防環境的變化》；以及崛川武夫：《遠東國際政治史概論：二十一條要求研究》。
民國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學者的一個研究課題。例如，可見到彼得·洛：《英國與日本，1911—1915年》；和詹姆斯·里德：《傳道精神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1915年》。後一部著作把美國政策放在差會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增大的格局中研究。差會在美國國內和在中國的影響是一種吸引人注意的歷史現象，一些寫得極好的專題著作已探討這個問題，其中有瓦倫丁·拉伯：《美國在華差會的國內基地，1880—1920年》和簡·亨特：《上流階層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轉換時的中國》。
從二十一條到凡爾賽和會的喧嚷時期已由許多作者論述，但是，幾乎全部在於中國政治和知識分子運動方面。論述中國對外關係的最佳著作仍是馬德琳·池著《中國外交，1914—1918年》。關於激起「五四」運動的山東問題，見拉塞爾·法菲爾德：《威爾遜與遠東》；諾埃爾·H.普加奇：《芮恩施》；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關係研究》。
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對外事務研究得最好的時期之一。人們可以從多蘿西·博格著《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1925—1928年》著手，該著作的開拓性貢獻已為其他一些著作擴充，這些著作有：保羅·瓦格：《傳教士、中國人及外交官》；沃倫·I.科恩：《中國派：顧臨、拉門德、索克思與美國—東亞關係》；以及羅伯特·奧爾伯特·戴耶：《在華的銀行家和外交官，1917—1925年》。華盛頓會議以後亞洲國際關係仍是一個生動的討論課題。研究華盛頓會議的最佳著作是羅傑·丁曼著《太平洋的軍事力量》。至於主要概念的介紹，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年》。20世紀2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在一些專論中得到很好的研究，這些專論有馬場伸也著《進退維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頓著《田中義一與日本對華政策》，細谷千博和齋藤真著《華盛頓會議體制與日美關係》中的幾篇論文；以及入江昭和有賀貞編著《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貞雄、宇野重昭和大煙篤四郎的論文。
世界經濟危機時期「華盛頓會議體制」的崩潰，在克里斯多福·索恩著《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國際聯盟和1931—1933年遠東危機》中得到很好的研究。遠東危機本身也有學者研究，專著有緒方貞子著《在滿洲的挑戰》；臼井勝美著《滿洲事變》；詹姆斯·B.克勞利著《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島田俊彥著《滿洲事變》。至於對美國幫助中國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動亂所作的極好論述，也見小詹姆斯·C.湯姆森著《中國面向西方之時：美國改革者在國民黨中國，1928—1937年》。
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也由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戰爭》予以生動的論述。在這部著作中，這位著名的日本歷史學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寫種種事件。許多與這位學者同時代的人，以及年輕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順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後一部著作是1962—1963年出版的若干日本大史學家的七卷論文集，仍然保持檔案史料的發掘和勇於形成的概念所產生的新鮮感。這部論文集已有若干卷譯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編《中國的困境：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1933—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日本突然爆發。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和滿洲事變，1928—1932年》。用英文撰寫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日本擴張主義思想的最佳專著，有馬克·皮蒂著《石原莞爾》和邁爾斯·弗萊徹著《對新秩序的追求：戰前日本的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
史學界有研究西方列強對中日衝突的反應的權威著作。關於美國的反應見多蘿西·博格著《美國與1933—1938年的遠東危機》；關於德國的反應，見約翰·P.福克斯著《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1938年》；關於英國的反應，見安妮·特羅特著《英國與東亞，1933—1937年》，史蒂芬·萊昂·恩迪科特著《外交與企業：英國對華政策，1933—1937年》和威廉·羅傑·路易斯著《英國的遠東戰略，1919—1939年》。珍珠港事變前夕亞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學者熱烈討論的課題。主要問題是中國在造成日美之間的危機和最後終於爆發戰爭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專著，如彼得·洛著《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和戴維·雷諾茲著《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詳細的分析。在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專著，有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編的兩卷多國合作的論文集《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所收的多篇論文，和伊恩·尼什編《英日疏遠，1919—1952年》。
可惜，論及20世紀30年代中國對外政策的專著不多。這種狀況部分地反映文獻資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學者的主要興趣在於研究中國國內政治，特別是國共關係。幾乎全部通過日本及西方史料來研究中國對外事務的反常狀態，有朝一日將會得到矯正。同時，學者應利用這方面的已出版的為數不多的專著，如吳天威著《西安事變》，以及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所收蘇珊·漢·馬什、易勞逸和入江昭的論文。關於近年研究中國對日本侵略的反應的日本學者論文編目，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戰後日本之國際政治學》。
戰時中國外交事務已再度傾向於由學者通過大國對外政策來加以研究。最近出版的書中有克里斯多福·索恩著《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國、英國與對日本的戰爭，1941—1945年》，邁克爾·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和入江昭著《實力與文化：日美戰爭，1941—1945年》。
由於美國在中國政治和經濟中的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又由於中國問題在戰後美國政治中引起的爭論，戰時和戰後的美中關係成為一個特殊範疇。鄒讜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是這個課題的開拓性研究專著，現在已由其他學者利用鄒讜當時不能獲得的檔案文獻加以增補，雖然並未完全取代。例如，見拉塞爾·D.布海特著《赫爾利與美國對外政策》，肯尼思·徹恩著《在中國的困境：美國政策辯論，1945年》，保羅·A.瓦格著《門戶的關閉：中美關係，1936—1946年》，威爾馬·費爾班克著《美國在中國的文化實驗》，和加里·梅著《代人受過的中國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驗》。美國戰後對華戰略已由學者充分研究，有多蘿西·博格和沃爾多·海因里希斯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係》所收的論文，羅伯特·布盧姆著《限制：美國東亞遏制政策的由來》，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關係和承認問題的爭論，1949—1950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著《通往對抗的道路：美國對中國和朝鮮的政策，1947—1950年》，所有這些研究專著都需要在戰後亞洲國際事務的更大格局中敘述。這方面有用的專著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唐納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韋爾萊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東亞國際政治》，入江昭著《亞洲的冷戰》，和中嶺雄著《中蘇對立與現代：戰後亞洲之再考察》。
第三章 南京十年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27—1937年
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為止，史學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歷史。然而，從那時以後，南京十年已成為歷史探究的最熱門和最引起興趣的時期之一，部分原因是對這個時期的解釋爭論激烈。1970年，薛光前編《緊張的十年：中國建國的努力，1927—1932年》出版，該書是一部專題論集，所收論文大部分是具有親國民黨的同情情緒的學者撰寫的。那些論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經濟和教育諸方面，總的意思是國民黨建立了國力的穩固基礎。薛光前及那些論文著者認為，如果中日戰爭不在1937年爆發，中國就會成為現代繁榮的國家。于爾根·多梅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巨著《推遲的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治，1923—1937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釋一樣的樂觀情緒。然而，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後迅速地失去革命勢頭，不能博得民眾擁護，而且缺乏實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撇開這似乎自相矛盾的解釋，多梅斯的專著是現有的一部研究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制度和政策的最博學的著作。
薛光前和多梅斯對國民黨的有利評估，不久以後受到兩部強調國民黨制度及綱領的缺點的專著挑戰。第一部是田弘茂著《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田弘茂研究國民黨制度及行政結構之後，斷定至少到1937年的時候，這些結構在組織上太弱，不能建立強大統一的國家。易勞逸著《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年》特彆強調國民黨在1927年掌權之後失去革命推動力；易勞逸依靠研究以後十年一連串的政治及經濟現象，試圖為那個論點提供論據。
其他專著更狹窄地集中注意力於南京十年的一些個別的方面。錢端升研究這個時期的政治制度作為他的兩部權威專著的部分內容，這兩部專著是《民國政制史》和《中國的政府與政治》。最詳細地研究這個時期國民黨史的專著是張其昀著《黨史概要》五卷，不過必須考慮到著者的親國民黨偏向。涉及這個時期的蔣介石傳記尚無可以無條件推薦的著作，不過下列著作可能顯得有趣：董顯光著《蔣介石》和布賴恩·克羅澤著《失去中國的人：第一部蔣介石全傳》。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大量出版的研究南京十年專著中的第一部，是約翰·伊斯雷爾著《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該專著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生對日本侵略的愛國反應。日本侵華問題本身在畢恩來所著依然有用的《日本在中國》，在周開慶著《抗戰以前之中日關係》和在秦郁彥著《日中戰爭史》中得到論述。通過日本政治過程理解日本對華政策，是詹姆斯·B.克勞利著《日本探求自主：國家安全對外政策，1930—1938年》和詹姆斯·威廉·莫利編《中國的困境：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1933—1941年》研究的課題。後一部專著收有日文八卷研究專著《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開戰外交史》的譯文。西安事變在逐漸導致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諸事件中是重要的事件，最近已由吳天威著《西安事變：現在中國史的支點》重新研究。
這個時期的軍事方面，在劉馥著《現代中國軍事史》中被卓越地勾畫出來。國民黨在努力實行軍隊現代化的過程中非常依賴德國，威廉·C.柯爾比在他所著的《德國與中華民國》中分析了這種重要的聯繫。
由於中國經濟史研究一般發展落後，令人意想不到，南京十年的經濟竟比這個時期大多數方面受到更多的注意。兩部在20世紀30年代寫成的優秀著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卜凱著《中國土地的利用》和R.H.托尼著《中國的土地與勞動》。具有有價值的統計分析的專著，是劉大中著《中國國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和劉大中、葉孔嘉合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1933—1959年》。楊格在1929—1947年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顧問，集中研究貨幣問題，但也在他所著《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中廣泛地提供了對經濟的清楚見識。銀行和貨幣市場在弗蘭克·M.塔馬格納著《中國銀行業和財政》中得到研究。關於現代部門的發展的有用研究專著，有程玉桂著《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和約翰·K.張著《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
這個時期的研究越來越精深，這在數量日益增多的（有些尚未發表）集中研究國民黨統治下中國地方及區域諸方面的專著中得到證明。這類專著的第一部是帕克斯·M.科布爾著《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該書強調上海國民黨和企業家階層關係緊張。科布爾的解釋在理察·克拉倫斯·布希著《國民黨中國的棉織品政治》中受到挑戰。國民黨與地方士紳的關係在兩篇博士學位論文中得到研究：諾埃爾·雷·邁納著《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和布拉德利·肯特·蓋澤特著《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1927年》。林振華以一省為焦點進行類似的研究，在所著博士學位論文《國民黨在江西：圍剿共產黨根據地，1930—1934年》中評估國民黨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所作的努力。若干類似的南京十年時期研究目前在準備階段中。
有關南京十年的主要史料往往分散各處，散布很廣。讀者可在多梅斯、田弘茂、易勞逸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的著作中以及在本書其他文章的書目中找到參考信息。
第四章 共產主義運動
由於研究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專著已在本書上卷《書目介紹》第10節中提到，我們不擬在此重複。關於中國共產黨早期，最重要的唯一檔案史料來源是陳誠檔案縮微膠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可以容易得到。檔案不僅有油印的政府法令和黨的決議，而且有許多期刊，如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紅軍機關報《紅星》、共產黨和青年團刊物《紅旗》、《鬥爭》、《布爾塞維克》和《實話》——全是研究者必須閱讀的史料。1925—1935年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時事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
按時序，這個時期從1927年夏至1928年夏瞿秋白領導中國共產黨開始。論瞿秋白的政策及其實施的唯一英文專著是蕭作梁著《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城市與鄉村的對抗》，而在中文著作中，這段歷史要複雜得多，觸及共產黨史的所有問題。在1945年4月20日通過的關於黨的歷史的著名決議中，雖然瞿秋白的領導未被說成「路線」，但是被說成「左傾主義」、「冒險主義」、「命令主義」和「宗派主義」，同時又被說成「極端民主」。這種混淆不清的評價在文化革命時期發展成毫不含糊的譴責，終於在1980年發展成了進一步的含糊不清。直到現在，尚沒有學者作出認真的嘗試來撰寫一部關於瞿秋白領導的專著。李立三時期在R.C.桑頓的力作《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中有論述。李立三也在1945年決議中受到嚴厲批評，然而關於瞿秋白和李立三的中文學術專著尚告闕如。
關於土地革命和蘇維埃的建立，蕭作梁的兩部早一些時候出版的編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1930—1934年》和《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仍是最好的專著。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學者興趣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問題，終於產生三部深入研究的專著——約翰·E.魯著《居於反對派地位的毛澤東，1927—1935年》，金一平（音）著《中國共產主義政治》和T.勒特菲特著《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對於江西蘇維埃的更全面研究，見於曹伯一著《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蘇聯在這些年及以後年月所起的作用，在查爾斯·B.麥克萊恩著《蘇聯政策與中國共產黨，1931—1946年》中得到概括的研究。而對毛澤東持嚴厲批評態度的別的觀點，由在中國服務的最後一位共產國際顧問奧托·布勞恩（李德）著《中國紀事，1932—1939年》提出。關於這個時期的文獻資料集，有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共匪重要資料匯編》兩卷和劉培善編《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地區領導革命鬥爭的歷史資料》。
長征緊接在中央蘇維埃毀滅之後。關於長征的研究專著，有迪克·威爾遜著《長征，1935年》及喬治·瓦爾特和胡繼喜（音）著《他們有十萬人（長征，1935年）》。關於長征的中文著作，數量太多以致不能在此提到，可惜大多是有逸事趣味的回憶錄，不是嚴肅的歷史。全世界對這個史詩般的事件的戰略和戰術決定、組織和後勤補給所知甚少。而且，全世界對紅軍的組織訓練、後勤補給、獎懲及其他許多方面也所知甚少。約翰·吉廷斯著《中國紅軍的任務》和塞繆爾·B.格里菲思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書應同兩部中文書一起閱讀，這兩部中文書是台北國防部戰史局編《剿匪戰史》六卷和薛岳著《剿匪紀實》，內容都詳盡得多。塞繆爾·B.格里菲思的《毛澤東論游擊戰》可以同瓦爾特·拉克爾著《游擊戰：歷史的批判的研究》（特別是第6章）一起閱讀。
毛澤東的著作及傳記在本提要最後一節加以介紹。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傳記資料浩如煙海，但分散在中文資料中，而英文傳記著作尚失於膚淺。史沫特萊著《偉大的道路》敘述朱德的生平，韋爾斯在所著《紅色塵土》中概略地講述了其他若干中國共產黨領袖。
近年，西方學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社會經濟根源。讓·謝諾著《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是一部不朽的開拓性專著，接著有彼得·施蘭著《游擊經濟》和安格斯·麥克唐納著《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最近出版的專著是黃宗智等人的《中國共產黨與農村社會，1927—1934年》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兩書表現出中國社會動盪不安問題研究中的一種新趨向。1933年、1934年和1935年《國聞周報》刊載了分別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實撰寫的三組文章，全涉及共產黨運動的社會經濟方面。
王凡西著《雙山回憶錄》概括地闡明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托派分子）的政治社會化和黨的生活。這部回憶錄與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個人經歷》成為姊妹篇。
1977年以後，中國歷史學者對黨史的修正著重史實的核實，以及政治事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編纂和敘述。像唐寶林著《試論陳獨秀與托派的關係》（《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那樣的解釋性論文罕見。一個新趨向是把土地革命時期的注意力從江西中央蘇區轉移到其他蘇區，如華中師範學院黨史學者編的《鄂豫皖蘇區革命史資料選編》第一卷和《川陝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兩卷。中國也出版一批關於周恩來、賀龍及其他人，甚至包括向來不聞名的中國共產黨創建人包惠僧的書籍。這些趨向有助於矯正黨史史料中的不平衡狀態——除了毛澤東、江西蘇區、第一方面軍外，別的人也對共產黨運動做出了貢獻。胡華主編的多卷集《中共黨史人物傳》已於1981年在西安開始出版，格外值得注意。胡華已修訂他所著《中國革命史講義》（兩卷），尚無別的新民主革命時期的通史出現，取而代之。這個問題在阿里夫·德里克著《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編史學的淵源，1919—1937年》中得到評述。
第五章 土地制度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許多著作論述中國日益惡化的土地狀況。馬若孟著《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年》第2章對若干這類著作作了評介，並試圖把大多數這類著作分為各種類型。這部研究專著也含有關於20世紀華北農業的內容廣泛的書目。天野元之助著《中國農業之諸問題》附有1952年以前的中國土地狀況研究專著的包羅最豐富的書目。這個時期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亞洲經濟》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41—51頁上作了最好的評介。1953年以後日本學者的研究狀況，可見於蒲地典子、費正清和市古宙三編《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第368—393頁。當然，還可參考史堅雅等編《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三卷。
民國時期可靠的農作物收穫統計資料的兩大來源，是卜凱著《中國土地的利用》和張心一在1929—1931年所作的農作物收穫統計調查。前者是根據22個省168個縣16786塊農田的樣本，後者是在政府刊物《統計月報》若干期上的報道，請格外注意該刊1932年1—2月號的匯總報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調查由1934年8月2日設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員會實施。該委員會使用來自各政府部門和大學的人員3000名在22個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次調查在每個省抽選至少20%的縣，然後從每個縣抽選20%的農戶作為對象，按農戶土地、收入、支出等項進行調查。這次調查的完整詳細數據，除普遍調查結果的匯總表外，因中日戰爭爆發而未發表出來。1937年在南京發表的初步報告是《全國調查報告》。
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部在中國各城市設有分部，分部職員展開數百次鄉村調查和旅行調查，收集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社會及政治狀況的情報。這類報告有許多可見於約翰·揚著《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調查活動，1907—1945年》。南滿洲鐵道會社從1919年直至1944年末印行《滿鐵調查月報》，該月報載有那數十年數量相當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莊及鄉村地方狀況調查，是關於民國時代農業社會的最好史料來源之一。《調查月報》是另一種日文期刊，1939年創刊，繼續出版到1944年末。
關於學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戰時期（1937—1945年），可參考成都金陵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收集的並在期刊《經濟事實》（1936年9月至1946年1月，第1—53期）發表的有價值的原始資料。《經濟事實》是重慶戰時政府印行的經濟統計月刊，該刊提供了研究戰時條件下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學者幾乎尚未觸及的豐富資料。該刊載有諸如穀物銷售、作物生產費用、按農田大小的勞力和資本分配、土地使用模式、運輸費用和各社會階級的生活水平之類主題的調查以及卜凱的許多在別處不能得到的文章。
中國農村社會的契約方面，已由陳張富美和馬若孟在《清史問題》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和第3卷第10期（1978年11月）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加以探討。由這兩位作者譯成英文的約50宗契約，展示了農戶之間在其生活周期的過程中種類繁多的資源交換。羅伯特·阿什著《中國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蘇省》是關於20世紀30年代土地租佃和農村收入變化的一部有用的概要著作。這部研究專著描述了世界經濟蕭條和國內通貨緊縮嚴重打擊農村經濟結構時江蘇省不斷惡化的農村狀況。
通過對全國土地委員會1937年調查報告進行的有創造性的分析，小查爾斯·羅伯特·羅爾估計出16個省170萬農戶收入的分配（《中國農村收入的分配：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較》）。羅爾也估計出1952年收入分配，並且發現由於實行共產黨土地分配綱領的結果，收入結構中的不均衡比1937年低1/3左右。屬羅爾所認為的造成30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與耕作和其他獲取收入副業間勞力配置的彈性。然而，在農戶可把更多勞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動的地區，收入分配比較均衡。
按區域研究1949年以前的農業，是日本研究中國農業的主要學者在最近的大作中採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著《中國農業之區域發展》。關於滿洲農村，參考中兼勝義著《舊滿洲農村社會經濟結構之分析》。根據1944年進行的調查，今崛誠二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其歷史與革命前夕的現實》非常詳細地描述了華北農村。
一批新獲得的關於中國土地狀況的原始資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學校的200卷論文（包括實地調查筆記），這些論文是在20世紀30年代由就各種各樣農村行政和鄉村問題進行實地調查的碩士學位生撰寫的。這些論文由蕭錚主編，1977年由成文書局以《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叢書形式在台灣出版。也可查閱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據剪報編成的有價值的索引：《民國二○三○年代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
第六章 農民運動
雖然鄧嗣禹著《抗議和犯罪在中國：秘密結社、民眾起義、農民造反的書目》包括中國歷史所有時期，但是，所有近4000條書目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涉及20世紀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除本書第6章腳註（《自發的抗租抗稅》節）涉及的檔案外，僅藏與地方農民鬥爭有關的少量檔案。主要見檔1/2/999：《江蘇安徽湖南等省農民抗租鬥爭》（1929—1941年）和檔1/2/1000：《蘇皖湘等省農民抗租鬥爭》（1929年11月至1930年1月）。雖然比檔1/2/ 1000多得多，但檔1/2/999幾乎不含關於風潮或其他集體暴力行動的資料。然而，該檔提供很多關於爭端、控訴或請求的資料（如佃農請求官員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訴軍隊把出租給他們的土地收回）。美國檔案館提供不太詳細的報告，但頗多提到特別是在美國領事館駐地附近的農民騷亂。特別有用的資料是領事館每月報告（國務院檔：893.00PR），以及檔893.43（秘密會社），893.48（災難、饑荒狀況），893.108（犯罪，匪患）。珍貴的資料也零星分散在檔893.00（政治事務）和893.00B（布爾什維主義）的大量資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國報刊報道的摘要可見於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1927—1937》（見第1012—1033頁）和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以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更詳細一些的農民風潮的報道有時出現在和以上三部資料集一樣具有「左」傾觀點的上海刊物《中國農村》，以及《東方雜誌》上。兩種有用的調查是：蔡樹邦著《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和自鳴編《一九三四年中國農村中的各種騷動風潮一覽表》。這些資料大多具有報紙報道的性質。它們一般提供關於每次事件參加人數的概約數字，幾乎沒有提到領導人的社會地位和職務，或參加者的社會成分。學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報告或司法案卷在內的省級或縣級檔案將會使研究更深入得多。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2/2/1130的資料記錄1930年12月至1933年10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的訟案，但這些案件無一明顯地涉及風潮乃至小騷亂。
在西方，與在中國不同（關於毛澤東時期及毛澤東以後的中國編史學，見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產黨與中國農民造反》和劉廣京著《世界觀與農民造反》），研究自發的地方農民運動是最近發展起來的。但是，這個領域在迅速發展中，這點由《現代中國》季刊許多期的內容加以證實，該刊是各種西方文字期刊中刊載這個課題的論文的唯一最有用的期刊。一種研究分析法強調農民的社會覺悟和自發鬥爭的革命潛力：諸家論著合集《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的許多撰稿者和編者（讓·謝諾）也採用這種研究分析法。拉爾夫·撒克斯頓最近的一部研究論著《中國揭示正確面：農民社會中的革命合法性》也斷定中國農民在受到共產黨動員之前就獨立自主地轉向革命。與上述觀點不同的見解，由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和呂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奧貝爾等《在中國問題上的冷靜考慮》以及在本書第6章所引用的文章中表達出來。關於推動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德經濟》）和塞繆爾·I.波普金（《有理性的農民》）所展開的討論的專題論集，見《亞洲社會中的農民戰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經濟途徑——專題論集》（《亞洲研究雜誌》第42卷第4期）。最後，三部專著研究民國初期在華北活動的一個著名的土匪首領（白朗）和一個也頗著名的會社，進展頗大；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1928年的中國盜匪活動，特別論述河南省》，戴玄之著《紅槍會》和羅曼·斯拉文斯基著《紅槍會與1926—1927年中國的農民運動》。
研究海陸豐蘇維埃的開拓性專著是衛藤瀋吉著《海陸豐：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更多的詳情可見於羅伊·霍夫海因茨著《大浪潮》。深入研究彭湃革命經歷和海陸豐蘇維埃的權威專著，是費爾南多·加爾維亞蒂著《中國第一個蘇維埃領袖彭湃（1896—1929）：中國廣東海陸豐》。這部不朽的三卷論著將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以節略本形式出版。彭湃本人的報告（《海豐農民運動》）生動易懂。他對組織農民的問題和方法的許多見識，可在唐納德·霍洛奇《農民革命的種子》的譯文中得到。關於以後發展（1928—1949年）的史料和研究，可見於本書第4、12和13章的書目提要。讓我們在這裡只提兩部有獨到見解的著作：查默斯·約翰遜著《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和韓丁著《翻身：一個中國村莊革命的記錄》。像《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那樣最近20年來受到那麼多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內）那麼多討論和批評的「中國問題著作」不多，但是，引起無限的討論是真正有創見的著作的特權。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著重指出，在共產黨動員農民中經濟因素高於愛國因素。動員農民是並不容易的工作，這點為韓丁著《翻身》所動人地說明，《翻身》是一部敘述中國北方村莊革命的材料豐富的第一手寫實作品。儘管著者持明顯的同情態度，這部著作仍然展示了一部優秀著作的極度又愛又憎的矛盾心理。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發展
20世紀地方政府研究的檔案基礎尚未建立起來。清代行政的背景有朝一日將通過順天府（直隸）檔案加以研究。順天府檔案逾12000卷，涉及職官制度、民政、立憲維新、司法制度、金融貨幣及其他10個主題，時期從18世紀20年代到1911年。這批由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豐富史料等待編目和保管，如何利用這批資料尚不明。關於四川巴縣檔案，總類目尚得不到，可是研究者已開始利用這批資料。關於國立台灣大學所藏清代淡水廳和新竹縣檔案，戴維·C.巴克斯鮑姆著《1789—1895年淡水和新竹審判層次上的民事訴訟程序和實務的若干方面》載《亞洲研究雜誌》第30卷第2期（1971年2月）第255—279頁有所涉及。近代地方行政的發展可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開始研究，該館藏有1911—1949年的資料，但利用那類館藏資料尚有限。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都已開始按某些主題大批出版館藏資料。例如，晚清立憲制度的地方自治部分可以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的《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進行研究。
晚清以來地方政府研究的規範性基礎，可在如《大清光緒新法令》之類匯編和在費正清和劉廣京著《近代中國》書目3.2下所列的類似書籍找到。問題是發現這些法令應用於實際到什麼程度。就這一用途來說，政府機關的公報特別是地方行政機關的公報，表明政府如何反映地方具體情況。《江蘇省政府公報》之類出版物，在余秉權等編《關於20世紀中國的研究資料：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出版物注釋目錄》第71頁以下各頁中述及。政府年鑑往往可用於相同用途。
擴大的地方社會調查包含地方政府如何運作的豐富資料。日文的地方實地調查成果在約翰·揚著《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活動，1907—1945年》中有介紹。最好的第一手資料大概是從20世紀40年代初在河北和山東某些地方進行的逐村調查，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習慣調查》。除訪問記錄外，編入晚清以後關於地方政府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的政治方面，已由普拉森吉特·杜阿拉著《鄉村社會中的權力：華北農村，1900—1940年》加以研究。這個主題的日文研究著作，也在杜阿拉的著作中被廣泛研究。30年代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所編實地調查報告簡編包含很多地方政府資料：《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的主要共同研究計劃項目（已在上面提到），揭示清末民初許多地方行政發展的環境。也可查閱刊載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年）中的文章：張玉法著《清末民初的山東地方自治》和王樹槐著《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
地方士紳政治化研究應從張朋園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和蕭邦齊著《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20世紀初期的浙江省》著手。關於地方自治運動，孔斐力著《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與動員問題》整體地對它進行研究，該文收入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近代時期地方名流如何與政府相互影響，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和第4集（1978—1979年）中有所論述。特別是見之於艾愷、蘇珊·曼·瓊斯和孔斐力的論文（如在書目所列）。有影響的帝國背景研究專著是和田清著《中國地方自治發展史》，該書1939年初版，1975年再版時附山根幸夫所編的重要新書目。蕭公權著《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和瞿同祖著《中國清代地方政府》是仍然有價值的清代背景入門書。
關於地方區域政權制度，留有許多卷大多是綱領性的、自吹自擂的資料。不過可以看出這類集子的很多言外之意，如山西村政處編《山西村政匯編》，該匯編編集1916—1927年山西省從省發至縣的文件。關於廣西，見李友華著《地方和國家：1925—1937年中國政治鬥爭中的桂系》。
國民黨地方行政及其背景，在陳伯心著《中國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和錢端升等著《民國政制史》中得到介紹。關於縣政，程方著《中國縣政概論》引用和綜合很多現有的直到1939年的文獻；施養成在1946年就省政寫成的綜合性著作《中國省行政制度》也是這樣做的。民國初期背景研究，有馬場鍬太郎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1927年第12期，第81—317頁）。展示性的制度研究，有吳應銧著《民國初年地方知事的職業：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現代亞洲研究》第8卷第2期（1974年4月）第217—245頁]。董修甲在他所著的《中國地方自治問題》中概述國民黨認為的地方自治制度。著名的國民黨綱領制定者李宗黃著《新縣制之理論與實際》，論述被竭力推薦的「新縣制」。
關於鄉村建設運動的地方政治，基本著作是艾愷著《最後一位儒家學者：梁漱溟與中國關於現代性的困境》。這方面豐富的中文文獻，可涉獵這部著作所附書目和上面引述的余秉權著《關於20世紀中國的研究資料》。查爾斯·M.海福德在他所著的《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中研究定縣個案。
第八章 學術界的成長，1912—1949年
學術界包含個人和機構，其歷史記載在各種各樣涉及思潮、政治傾向和社會文化環境其他方面的綜合文獻中。我們在這裡只能為本章專就高等教育列出基本資料。
北京、南京和台北以及東京、倫敦、巴黎和華盛頓的政府檔案，在這個領域比較而言仍然未被發掘。設在紐約州塔里敦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館提供美國援助，特別是在醫學及其他科學方面的資料。
已出版的文獻很多。舒新城早年編集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四卷收羅從1898年到1928年國民教育創始期間的史料。舒新城去世後出版的舒新城編三卷《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是一部與前者十分不同的作品，收羅1852—1922年的史料。1976年出版的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四卷轉載清末至1948年史料數千頁，使該書成為一部包羅最廣的資料集。丁致聘著《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提供直到1933年的每周記事。王雲五著《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提供1897—1972年（1949年以後關於台灣）的資料和文獻。林子勛著《中國留學教育史》也編入大量資料。
在雜誌類中，有商務印書館1909年在上海創刊的《教育雜誌》和中華書局1912年創刊的《中華教育界》。江蘇省教育共進社主辦，最初由蔣夢麟編的《新教育》，1919年創刊。
關於直到1930年的教育的最早一部簡明概括的綜合評述，是王鳳喈著《中國教育史大綱》。關於1930年以後的教育的研究，有一批在各方面贊助下出版的調查研究：其中有蔡元培等著《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抗戰前十年之中國》有若干關於高等教育機構發展的章節；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有一流教育界人物撰寫的章節。莊澤宣編《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討》是《中華教育界》雜誌新1卷第1期（1947年）特輯。教育設施的官方統計數字收在教育部統計科刊行的《二十一（二、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內。有兩部教育年鑑出版：《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六卷在1934年出版，有教育部長王世傑的前言；《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在1948年出版，有朱家驊的前言。
自1981年以來，台灣陸續出版《學府紀聞》叢書，由一流大學的單卷校史組成。第一批出版的，有《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私立燕京大學》。內容包括各種各樣資料，從正式大事記、同時代人的文章、報告和演講直到紀念文章和個人回憶，回憶大多是軼事趣聞。台北《傳記文學》月刊和傳記文學社出版《傳記文學》叢書，收民國時期人物傳記，包括許多教育界人物傳記：王文田著《張伯苓與南開》（叢書第26種，1968年）；梁實秋著《談聞一多》（叢書第3種，1967年）；羅家倫著《逝者如斯集》（叢書第14種，1967年）；《蔡元培自述》（叢書第22種，1978年）；胡適等著《丁文江這個人》（叢書第21種，1979年）；楊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叢書第98種，1980年）。
關於蔡元培對近代中國教育界生活的特殊貢獻，見陶英惠著《蔡元培年譜》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和第7集（1978年）刊載的兩篇詳細文章。除廣為人知的《蔡元培全集》外，還有1980年出版的集中蔡氏有關教育論述的專集，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文選》。若干校友會刊物如《清華校友通訊》載有有用的校史資料。英文的教育界人物的第一手記述有蔣夢麟著《來自西方的潮流》。
在華教會大學的歷史及其與中國環境的相互影響，在傑西·G.盧茲著《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有論述，也見於安東尼·C.李：《中華民國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各教會大學校史，已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刊行，雖然在質量上參差不齊，但這類出版物有兩種用途，一是提供主要根據差會檔案和私人文件撰寫而成的19世紀以來在華教會教育事業概要，二是展示教會大學教育家和他們的年譜編寫者之中普遍存在的態度分歧。這類出版物有：查爾斯·霍奇·科貝特著《齊魯大學》（1955年），克拉倫斯·戴著《之江大學》（1955年），艾德敷著《燕京大學》（1959年），瑪麗·蘭伯頓著《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1951年》（1955年），德本康夫人和魯思·M.切斯特著《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55年），L.埃塞爾·華萊士著《華南女子文理學院》（1956年）和劉易斯·C.沃姆斯利著《華西協合大學》（1974年）。也參見魯本·霍爾登著《1901—1951年中國大陸的雅禮和湘雅》。關於最近出版的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影響的分析專著，有彼得·巴克著《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和菲利普·韋斯特著《燕京大學與中西關係，1916—1952年》。
日本對中國文化教育的影響的全領域，已由日本大學者實藤惠秀全面開拓，他的1939—1945年早期著作（見費正清等著《日本的近代中國研究》條目6.8.1—6.8.5）在他1960年出版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達到其巔峰。這方面的中文著作，有黃福慶著《清末留日學生》。實藤惠秀在東京的藏書仍然是這個研究領域的主要資料來源，在任何其他國家無類似的富源。汪一駒著《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是一部導引研究的專著，而中國留學生的回憶錄仍然是一個未被發掘的富源。薩利·博思威克著《中國的教育與社會變遷》在第200—201頁列出這類回憶錄約50種的書目。
在近來的出版物中，這個研究領域最有用的起始著作，除菲利普·韋斯特著《燕京大學與中西關係，1916—1952年》外，還有北京1965年編成，1981年出版的詳細清華校史《清華大學校史稿》（約翰·伊斯雷爾選刊了其中一部分）和賈祖麟在1981年出版的研究專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敘事史》。
第九章 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已在本書上卷《文學的趨勢Ⅰ：對現代性的追求》的書目介紹中加以討論，本書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寫時未獲得的更多資料信息。
自1976年「四人幫」垮台以來，學術活動的復甦導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的豐收。（按照中國史學界年代分期，「現代」指1917—1949年，「當代」指1949年至現在。）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種是現代文學史料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學史料》，重點登載了茅盾的回憶錄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和《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此外還有若干專門的魯迅研究刊物（1981年為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大部頭《中國文學家詞典》正由北京語言學院刊行：現代篇第一卷在1978年以初稿形式出版，載有405位文學家的傳記；第二卷在1982年出版，載有582人的傳記。本章提到的公認為優秀的文學史著作，包括李何林、王瑤和劉綬松所著的文學史著作，已經再版印行，一批新專著也已出版。
一個新的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服務的全國檔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來的檔案中心將設在北京附近16世紀建成的一個古廟內。據《中國文學》（1983年2月）提供的信息，館藏「將包羅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現代作家、理論家、翻譯家和文學活動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參考影片、錄音帶和錄像帶，以及他們各種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資料」（第137頁）。現在已經開始實施的也許是最具雄心的計劃，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叢書，該叢書將收有關於文學運動、社團、爭論以及關於作家及其作品的資料，附刊載在報刊的作品和文章的索引。這個大項目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下十餘所名牌大學的學者的一項共同研究計劃。這套叢書完成時（計劃在1985年完成），數量可達數百卷，將成為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中國及西方學者和研究者的最有價值的資料寶庫。
然而，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釋質量不一定配得上極大的數量，雖然1976年以後的著作表現毛澤東思想意識少些，但是沒有放棄過去30年連續不斷的思想運動形成的基本馬列主義框架。近來出版的大多數專著仍然往往會著重研究30年代文學論爭和黨領導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在延安文學界的重要作用。因此，左翼作家文學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特別是在戰時重慶和淪陷區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廣泛的研究。在現代時期的作家中，魯迅仍然是占據政治上奉為神聖的地位的傑出偉人，雖然少數研究專著（如劉再復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愛讀的傳記《魯迅傳》）試圖從人的角度更客觀地描繪魯迅。
近來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1）魯迅，（2）郭沫若，（3）茅盾，（4）巴金，（5）老舍，（6）曹禺。在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受到高度評價的作家——張天翼、吳組湘、沈從文、錢鍾書和張愛玲——似乎在中國文學史中默默無聞。30年代初一度發展起來的詩的現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幾乎沒有受到什麼注意，如今才開始在中國吸引學者興趣，部分地是近來集中在「朦朧詩」的年輕實踐者的爭論的結果。
可是，如徐志摩和郁達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詩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學更大的遺產的一部分，這部分文學遺產在台灣准許閱讀，而其他大多數作家，包括魯迅，被目為「共產黨」，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頗為大膽的學術叢書，周錦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為數約30卷，是機智地避過官方禁令的初次嘗試，雖然各卷的學術質量參差不齊。
因此，在推進作為社會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學，而不是主要作為政治意識和政策反映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數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正在迎接這種挑戰，他們近年已能同他們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接觸。從這類接觸中得到好處的近年（出版或準備出版）的研究專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梅儀慈著《丁玲的小說——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思想意識和敘事》；葛浩文著《蕭紅評傳》（據作者英文專著《蕭紅》擴充和修訂）；傑弗里·金克利即將出版的一部關於沈從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學的學位論文《沈從文對中華民國的幻想》的修訂稿）和胡志德著《錢鍾書》。這些學者不是訪問過研究對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對象生活所在地點進行研究，或兩者兼而有之。繼這些學者之後，一些美國大學研究生，已就吳組湘、老舍、蕭軍、艾蕪和丁玲這樣一些人物和就自傳文學和象徵派詩這類一般論題，在中國進行研究或訪問。
然而，在西方學者中，集中的一般領域仍然是30年代文學。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由於儘管社會政治環境令人窒息，這個時期的作家卻多產，並且藝術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聯盟的文學論戰和活動已不為西方學者廣泛研究，保羅·皮茨科維奇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瞿秋白的影響》和安東尼·凱恩最近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國的文學政策》是顯著例外。40年代時期，當時中國現代文學捲入戰爭和革命中，在西方學術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戰時作品有待進一步研究和翻譯。茅盾的小說，如《蝕》和《腐蝕》，尚未翻譯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說《寒夜》最近才由內森·毛翻譯成英文。重慶戰時戲劇尚是一個有待研究的極重要課題。淪陷區上海文學界在愛德華·岡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歡迎的繆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中，在學術上初次得到論述。延安文藝界成為戴維·霍爾姆的研究課題，此人曾就延安秧歌運動和魯迅遺產寫過論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邦尼·麥克杜格爾根據較早的1943年文本的審慎的新譯本。本章概括地探討的戰後電影業，已由保羅·皮茨科維奇、保羅·克拉克和其他人作為社會史的一種資料加以研究，電影藝術價值和文學價值仍然有待評估。（傑伊·萊達著《電影》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電影的著作，有嚴重缺點。）總之，這整個時期為繼續進行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內容豐富的領域。
一個新領域的發展也可由研討會和會議之類集體學術活動判斷。自1974年在哈佛大學舉行開拓領域的研討會和會議——成果為《五四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默爾·戈德曼編）——以來，已舉行過六次國際會議，其中三次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時期有關。這些會議的第一次是1980年6月在巴黎舉行的研討會，由羅伯特·魯爾曼組織。1982年以《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為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專門題獻給丁玲和艾青（後者親自參加了會議），載有歐洲、美國及中國學者寫的論文29篇。第二次國際會議專門討論「魯迅及其遺產」，1981年8月在加利福尼亞州阿西洛馬爾舉行。由李歐梵編集的會議論文集目前在準備中，收論文12篇，評價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政治和思想的範圍廣闊的影響及其在世界文學中受接納的程度。最近的學術會議是1982年12月在檀香山舉行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批判探討」研討會。約20位學者討論運用西方批判理論分析「五四」時代早期至現在的有特色的中國短篇小說的可行性。研討會標誌了首次把精選小說的內在結構作為文學文本而不是作為歷史文件或作者的傳記資料來進行持續的探討。
學者也可利用載於溫斯頓·L.Y.楊和內森·K.毛編的《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和欣賞指南》的書目提要；唐納德·吉布斯和李雲晨（音）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翻譯書目，1918—1942年》。
包羅最豐富的現代中國小說的英譯樣本是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年》，現代中國詩的樣本是許芥昱譯編《20世紀中國詩集》，現代中國戲劇的樣本是愛德華·岡恩編《20世紀中國戲劇選集》。
第10章書目提要，見前書目提要2和10。
第十一章 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儘管緊張並明顯重要，抗日戰爭時期仍然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未開發的部分。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最佳的全面寫照，大概仍然是當時在中國採訪的兩個美國記者寫的著作：白修德和賈安娜著《中國雷鳴》。這部著作批評國民黨，但作出的總評價正在得到最近更多學術研究著作證實。關於這一時期的包羅最豐富的著作是，現代中國著作最豐富的史學家吳相湘撰寫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兩卷。雖然披露的資料有用，但是吳著在批判解釋或分析上顯著不足。分析較充分並有有關國民黨戰時勢力的有價值史料、特別研究軍隊派系傾軋和政治敗壞的影響的一部著作是，齊錫生著《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易勞逸在他所著《失敗的根源：國民黨中國在戰爭和革命中，1917—1949年》中也持批判態度看待國民黨。質量上和對國民黨評價上各異的論文專題集，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在當地曾對國民黨作過一些最銳利的分析，他的戰時文電稿已由周錫瑞編成《在中國的失機》一書出版。另一個美國人，格雷厄姆·佩克，從普通人的有利地位評價戰時中國；他的著作《兩種局勢》是一部罕見和令人愛讀的作品，充滿諷刺幽默和與中國老百姓的同感。
關於抗日戰爭的軍事方面，劉馥著《現代中國軍事史》提供良好的概括研究。迪克·威爾遜著《兩虎相鬥之時：中日戰爭史實，1937—1945年》是一部普通讀者愛讀的著作。敘述各次戰役頗詳細的一部國民黨官方著作是許朗軒和張明凱編《中日戰爭史，1937—1945年》；這部作品是胡璞玉（音）主編的國民黨國防部出版的多達101卷的中文《抗日戰史》的要略。若干較短的中文軍事史可以利用，其中有何應欽著《八年抗戰之經過》和國防部戰史局編《中日戰爭史略》。
美國在華的軍事作用，已在美國陸軍部戰史處主持下由查爾斯· 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執筆寫成的三卷史給予接近定論的論述。這部充分研究英文文件後寫成三卷史的書名是：《史迪威赴華使命》、《史迪威指揮問題》和《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史迪威將軍是戰時在中國的主要美軍將領，是巴巴拉·W.塔奇曼榮獲普利茲獎的傳記著作《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年》的傳主。在廣闊的政治格局中研究美國在華作用的著作，有鄒讜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和更近出版的邁克爾·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關於中日戰爭日本一方的著作在本書第1章和第10章書目提要中提到。
抗日時期國民黨中國國內政治史甚少受到學者注意。政治制度有三部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研究：林百克著《蔣介石的中國：政治研究》，錢端升著《中國的政府與政治》和勞倫斯·K.羅辛格著《中國的危機》，後者是一部面寬而不太詳細的著作。
抗日戰爭的經濟方面，特別是通貨膨脹，在三部研究專著中得到熟練的處理。張嘉璈著《惡性通貨膨脹，1937—1945年中國的經驗》，周舜莘著《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年》，和楊格《中國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楊格曾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顧問，也寫過一部有關美國與戰時國民黨中國的經濟牽連的極佳歷史著作，《中國與援助者，1937—1945年》，廣泛地提供很多關於中國經濟的資料。程玉桂著《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1948年的歷史綜合分析》，是一部研究現代經濟部門的簡明而資料充實的著作。
日本在控制區域的經濟政策及其激起的反應，是淺田喬二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之中國——中國被占地區經濟之研究》的研究課題。我們對抗戰時期的了解仍有很大空白。例如，文化和社會方面，幾乎沒有被觸及，而大有希望用來闡明南京十年的地方史的詳細研究，40年代尚未在國民黨區域開始。
第十二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5年
本章書目提要不擬重複在本書第4章書目提要或在上卷書目提要中已經提過的書目。也擬避而不提在本書第14章書目提要中論述的毛澤東著作和傳記研究專著。
涉及1921—1949年整個時期的大規模文獻匯集尚告闕如。康拉德·布蘭特、史華慈和費正清著《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是一部最早的探索性著作（1952年），但仍然是一部有用的入門著作。對於趙國俊著《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1921—1959年》，這種評價也大致同樣正確。到60年代，薛君度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第一卷，1921—1937年；第二卷，1937—1949年）根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豐富的收藏，提供了利用中文資料的指南。也有用的編著是路康樂等編《中國紅軍，1927—1963年：有注釋的書目》。
黨史文獻及其他資料在中國已以逐漸加快的速度出版。然而，由於這個主題有許多敏感性，出版物落後於大多數傳統學術領域，而且有些書籍限「內部發行」。一部專門的黨史定期刊物是《黨史研究》。兩套不定期出版的叢書是《革命回憶錄》和《黨史研究資料》。此間在研究中使用的一部跨越30年的八卷文獻集是《中共黨史參考資料》。類似的資料集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三卷。
第二次統一戰線的發展是萊曼·P.范斯萊克著《敵與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統一戰線》研究的課題。第二次統一戰線發展中最有戲劇性和決定性的事件——西安事變——當時由貝特蘭《中國的第一幕：西安兵變真相》加以報道，最詳盡的著作是吳天威著《西安事變：現代中國史的支點》[也見吳天威載在《現代中國》季刊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上的西安事變新史料綜述]。
為系統地提出有關20世紀這第一次大農民革命的理論，查默斯·約翰遜著《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革命中國的出現，1937—1945年》作了開拓性工作。反對約翰遜所持的中國共產黨勝利主要基於戰爭引起的愛國動員而不是基於中國近代社會內的革命需要的論點的，有謝爾登著《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這部著作從研究陝甘寧邊區得出一般結論。闡明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第三部著作是，片岡鐵哉著《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片岡鐵哉認為中國共產黨給中國農村長期存在的基層組織和非政治性的組織網周圍加上了「鋼框」；而在中國城市，民族主義的責任使蔣介石既不能採取有力的反共行動，也不能與日本媾和。這些早期論述可被認為充其量也不過是部分正確，因而作為全面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一些研究共產黨根據地的著作提供歷史觀點：史蒂芬·艾夫里爾著《棚民與長江多山地帶的開拓》和《多山地帶的革命：江西省共產黨運動的興起》，羅伯特·馬克斯著《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海豐縣社會變遷，1630—1930年》，和琳達·格羅夫著《革命中的農村社會：高陽地區，1910—1947年》。研究各敵後根據地的博士學位論文有：凱思林·哈特福德和卡爾·多里斯研究晉察冀邊區，陳永發和格里戈爾·本頓研究華中根據地，和戴維·保爾森研究山東根據地。補充謝爾登的陝甘寧根據地研究的，有彼得·施蘭著《游擊經濟：陝甘寧邊區的發展，1937—1945年》和由安德魯·沃森譯為英文的毛澤東著《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抗戰時期在共產黨根據地內及周圍的許多觀察家的報告，集中在戰爭頭幾年，然後集中在最後兩年。戰爭中期最困難的幾年，西方人士幾乎沒有觀察敵後根據地，林邁可的著作，特別是《不為人知的戰爭：華北，1937—1945年》除外。從在中國出版的關於這個時期的大量出版物中，我們在這裡只能列舉如《彭德懷自述》和薛暮橋著《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之類的樣本。1984年8月召開的抗日根據地研究國際會議將出版更多的著作。
關於在台灣的調查局檔案資料的種類和使用指南，見多諾萬、多里斯及沙利文著《台灣調查局檔案中的中國共產黨資料》。官方日本軍事史《華北治安戰》兩卷充滿有價值的資料。每年出版一卷的《美國對外關係》載有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資料很多，特別是中共與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關係的資料。詹姆斯·B.里爾登-安德森著《延安與列強：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的淵源，1944—1946年》中的看法，被多蘿西·博格和瓦爾多·海因里希斯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係》的幾篇論文所沿襲，直寫到1949年。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國共衝突
前兩章分別關於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運動的書目提要已記述到現在為止可利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內戰時期研究的主要中文資料。學者可有把握地期望更多的文獻和研究著作從南京、台北和其他各地的檔案中出現。
1949年以前軍事史諸方面的研究著作選已在美國陸軍部戰史處主辦下翻譯成英文。這些研究著作原來是在台灣根據當地可利用的軍事檔案資料寫成的。這些著作選可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縮微膠捲得到，標題為「英譯中文軍事研究著作和資料」。
也可從國會圖書館縮微膠捲得到的資料是1945—1949年時期美國領事館的報刊譯文系列資料。這個系列包含若干國民黨城市的報刊和共產黨控制區的電台廣播，但包含這個時期共產黨的新聞出版物的材料不多。最重要的共產黨新聞出版物是《解放日報》和《群眾》雜誌。這個系列也沒適當地包含新聞雜誌。這個時期的最佳英文期刊是《密勒氏評論報》。主要的中文時事評論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觀察》周刊，由於該刊的可靠的軍事聯繫，也被認為是這個時期有關戰爭發展的少數可利用的資料來源之一。上述資料來源，連同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對外關係》，反映在國民黨城市獲取的有關共產黨和戰爭本身的資料不多，這是當代歷史的一個事實，後來的歷史學家，當他們查完現在可獲得的有關這兩個題目的大量檔案資料時，可能疏忽。
關於20世紀40年代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如本書目提要2/10指出的，已有大量著作。關於「喪失中國」的歷史研究問題，最近的一部發人深思的研究專著是韓德著《特殊關係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該專著把來華基督教差會、中國人反差會事件、美國排華運動及中美外交關係置於共同的框架之內。關於40年代美國在華戰爭活動的基本敘述，有查爾斯·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的官方中緬印戰區史三卷。關於這個時期的最一般的背景讀物，有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年》。一部附有長達60頁的關於美國手稿、政府檔案、發表文書、情報報告、學位論文、口述歷史、文章及著作的書目的著作，是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關係和承認的爭論，1949—1950年》。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在這個專門主題下，我們擬避免重複本書書目提要4和12提到過的著作。關於這個變化不定的主題，特別是毛澤東著作的全文，可以獲得的文獻資料，70年代初以來，數量上至少增加了兩倍。新歷史資料的大量出現，使我們關於毛澤東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看法。雖然他在1949年以後的政策最受人懷疑，但是，若干更早期的問題也已出現。例如，毛澤東改信馬克思主義的年月，他在1930年對李立三路線和在1933年對福建反叛者的態度，在中國學者中，特別是在《黨史研究》之類內部刊物中，是極其熱烈的討論的對象。然而，關於毛澤東直到1949年的思想發展的研究，主要變化在於新資料的獲得。
在70年代初以前，可利用的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毛澤東思想的資料，主要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各種文字的）《毛澤東選集》四卷，加上可在中國以外的圖書館找到的從20年代到40年代發表在書籍和期刊上的毛澤東著作。雖然屬於第二類的頗大一部分毛澤東著作可在什麼地方得到，但是，那些資料分散在各個中心，系統地利用那些資料費時費錢太多，簡直不可能利用。第一個大突破是在1970—1971年，10卷版1917—1949年的毛澤東著作在東京出版：《毛澤東集》。可惜，《毛澤東集》印數很少，因而在大的中國學圖書館外不能為學者廣泛利用。然而，竹內實教授及與他聯合從事這項事業者不僅能照新的版本說明勘正少數錯誤再次印行原十卷《毛澤東集》，而且開始出版包含全新資料的若干補卷（《毛澤東集補卷》）。截至1984年10月，已出版六卷，以後每隔兩個月出版一卷。最後，共出版補卷八卷，不是原來宣布的五卷，另加年表卷，全書將達19卷。[2]
同時，中國方面已經開始出版一些毛澤東著作，特別是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時期的著作，而且也包括1921—1949年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些可在內部發行的如《一大前後》和《新民學會資料》之類編集中找到。然而，在負責編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和陳雲等領導人著作的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主持下，為紀念毛澤東90誕辰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及其他以專題編輯的已出版或將出版的書信選集內，有許多極使人感興趣的以前不為人知的書信。
這些情況至少部分地使全部原有的毛澤東研究著作（甚至包括最近出版的著作）陳舊過時。然而，儘管文獻應用上出現空白，但是，許多作者已經以使人思考的方式理出基本問題，並且勾畫出對指導今後研究有很大的價值的假說。下面是一小批精選的具有某些重要貢獻的著作。
在以一貫方式研究這個直到1949年時期的全部或頗大部分的著作中，最近出版的思想最豐富的和最不偏不倚的著作是，布蘭特利·沃馬克著《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年》。雖然這部著作寫到1935年，而且未能利用1917—1921年的一些主要的資料，但是它是現有的介紹毛澤東在思想形成年代的思想的最佳著作。約翰·布賴恩·斯塔爾著《繼續革命：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受到著者把從20年代到70年代毛澤東寫的每部著作作為一個單體處理的傾向影響，大為減色，從這些單體，著者可隨意引用文句來說明著者基本上以不顧史實的方式想像出來的各個方面。然而，這部著作包含有創見的注釋和有用的編輯而成的資料。另一部研究整個毛澤東1949年以前思想發展及1949年以後思想的著作，是熊玠著《意識形態與實踐：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這是一部使人感興趣和有創見的解說著作，即使這部著作把思想（如在毛澤東思想中）作為一種與西方通常的主義（如馬克思主義）種類不同的思想活動樣式以與中國傳統模式相一致的見解，是引起爭論的。（就中國人來說，他們堅決認為毛澤東的思想的確構成體系。）熊玠這部研究專著無疑是這方面的最佳著作之一。宣道華著《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和《毛澤東：初步再評價》在頗大程度上均研究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的思想，但是，在文獻應用上略陳舊過時。
關於毛澤東早期思想的唯一最佳著作，是李銳著《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書中有幾章專門敘述1915—1927年的毛澤東的思想。其他著作有：魏菲德著《歷史與意志：毛澤東的思想的哲學觀點》，主要研究毛澤東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時期的思想，雖也兼及文化革命；和喬治·曼蒂奇著《湘江思潮》，這是一部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雜誌的義大利文全譯本。史華慈著《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也提供深刻而敏銳的見識，儘管有文獻基礎過時30年所造成的種種缺陷。最後，雷·懷利著《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是現有的研究毛澤東延安時期思想的最佳著作。這部著作思想豐富，並且充分利用文獻，集中研究毛澤東的思想發展和毛澤東的思想在其中形成的政治鬥爭基質之間的關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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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感激密執安大學蒲地典子教授在參考文獻中日文圖書的書目方面的協助，感激普林斯頓大學吉爾伯特·羅茲曼教授在蘇聯研究著作方面的意見。
[2]全部出齊共20卷。——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