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八章　學術界的成長，1912—1949年

學術機構不僅教育後代，而且創造、引進和傳播技術與文化。現代國家的學校和學院、圖書館和實驗室，通常通過履行這些重要的職能，對國家以及一般對社會起著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國，從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直是政府所關心的一個主要問題，所以它註定要成為1949年以後中國革命的一個中心問題。同時，在20世紀上半葉，教育在多種國外的影響和參與下，以各種形式在中國急劇發展起來。大量的資料散落在各處，人們剛剛開始進行研究。[1]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當中的職務性學識比過去設想的要普遍得多。20世紀中國教育的許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從在晚清發揮作用的成千個書院那裡繼承下來的社會時尚和教育方法，現代學校制度和通過報刊的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長，婦女的正規教育，出版社的興起（如商務印書館，1896年創立於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機構，出版刊物和教科書），以及建立教育協會和作為改良與革命溫床的新學校。[2]在如此廣闊的領域中，本章的中心限於高等教育。這一事實本身證明了民國時期對重要的初級和中級教育史在學術上過於忽視。它也反映了中國的教育革新者對創立能造就新的上層領袖的高等學術機構所做的努力更為引人注目。 1911年後，中國政府長期軟弱無能，為中國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們是熱情的愛國者，並且仍然是享有學者聲譽的一個階層，得以率先創立了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學術機構。他們的新作用既有知識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識方面，他們面臨的是必須把中、西文化傳統調和起來——就其廣度而言，大多數思想家從來沒有面臨過如此艱巨的任務。這一知識問題的巨大規模以及它被如何對待曾經在本叢書的其他卷中加以評估。[3]所以本章只集中討論20世紀上半葉學術界及其機構所取得的成就。 我們在這裡面臨一個極為複雜而大半未探討過的問題，包括三個主要方面。首先，中國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學術機構史，相比之下，我們對新儒家思想的晚清學派——宋學和漢學，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的了解超過對學院、圖書館、印書館網絡以及孔學研究的贊助人的了解。第二，在中國對日本的關係上，政治大大地掩蓋了學術情況。幾千名到東京去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數回國服務，他們並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無疑在晚清繁育起來的新式法政學堂任教，但教授的內容和範圍，同日本對中華民國在其他方面的影響一樣，大量仍是未知的。第三，從歐洲和美國流入中國的教育影響構成了種類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討的廣大領域。幾乎所有國家和所有學科都被捲入這場規模最大的文化移動之中。例如，各種各樣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使團是中國教會學校的後台，但它們只是一方掛氈里的若干細線而已。現代西方處於不斷的變化中，而中國本身也開始了多方面的變革。來自日本、歐洲和美國的教學方法、課程設置、教科書和教育制度都為教育的旋渦添加了刺激因素，在這個旋渦里中國舊式文人學士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功能都經歷了逐漸適應現代需要的過程。鑒於需要發現的領域超過了已知的領域，本章僅試圖對新領域的主要方面加以概述。 然而，有一個特點是清楚的——面對日本的擴張，包括治外法權在內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的體制結構保持下來了；儘管中國的民族主義迅速高漲，外國尤其是美國，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達到了很高的地步。20年代尤其是中美兩國在科學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顯得生氣勃勃的時期。 現代教育機構的出現，1898—1928年 為了便於分析，我們將依次考察人員培訓，某些主要教育機構的形成，以及研究和財政資助。對每一情況，我們的探討都試圖從尚未充分考察的領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證提供出來。省辦和市辦的教育機構以及技術、職業教育機構大都處於我們的視界之外。[4] 人員：海外培訓的精英 高等教育建設的領導者們是真正杰出的一群，他們對非常時代的需要作出了反應。當中國的現代變革需要創立一個可以與出現在其他國家的新制度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時，這意味著培養學貫中西的新的學者階層——一種對悠久傳統的真正革命性的決裂。中國人能夠而且確實必須向外國人學習，這一觀點極富革命性，但與日本和印度等國相比，1860年後中國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卻顯得比較少而收效不大。清政府無法在國內提供現代學校，也無力控制派往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事實上這成為清朝覆滅的一個主要原因。新的教育精英從而在這個變革的時代里成熟起來。在建立新學校的過程中，他們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創造者，決不是現有機構的維護者。當纏足作為保持婦女順從的一種古老方法，仍在中國廣泛流行時，不難想像那些涉足高等教育的中國婦女的冒險精神和決心。 多種因素塑造了這些教育家。首先，他們一般都是在外國受教育的男子和婦女。以梁啓超（1873—1929年）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尋求西學，以胡適（1891—1962年）為代表的一代則到西歐和美國。這次留學的規模有多大還不完全知道，因為，舉例來說，在日本院校註冊的中國學生大大超過畢業生。據估計，1900—1937年的註冊生為13.6萬人，而1901—1939年從日本各類學校畢業的中國學生的最適當數字是1.2萬人。[5]留日學生所作的政治貢獻在1911年的革命史中極為突出；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卻普遍受到忽視。1915年後日本的擴張政策導致反日運動日益高漲以及中國的民族主義日益上升，都掩蓋了中國在學術上受惠於日本；今後的研究無疑會發掘這一問題並予以評價。[6] 中日對抗有助於共和中國的學者轉向西歐和美國。中國學生長途跋涉來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經費，因此選拔得更加仔細，具有更明確的義務，也更有可能完成學業。有一個估計數字是1854—1953年一個世紀內中國留美學生達2.1萬人。[7] 然而，這些數字可能需要進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顯，20世紀從西方回國的兩萬左右中國留學生是一個人數甚少但頗有能量的群體。他們在大約四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與舊政權的進士一樣少。他們的前輩三年一次在北京考試，習慣地接受對皇帝——他名義上主持殿試——效忠的人身約束，而這些民國的學者們則覺得，他們的國外經驗堅定了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忠誠。這些新的「留學生」精英更加銘記宋代改革家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8]留學生涉足政府、工業、自由職業、藝術和教育等領域的比例尚不清楚，但顯然他們都享有從舊習俗和現代革命得來的特殊地位。他們在廣泛的人際關係網中發揮作用。那些選擇從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堅持傳統，認為學者並非僅僅是技術專家，他必須像政治家那樣代表整個社會——亦官亦民——去思考。這種社會責任感有助於從歐美回來的新的領導者建立起來早期共和國的學術機構——一個20世紀的國家所需的學院、大學、圖書館、實驗室和研究所。 他們是遴選出來的（或自我選拔出來的）少數在學術上達到了最高水平的人，然而他們的這種特殊地位並非完全是幸事。他們的國外經歷——為了獲得博士學位，通常需要幾年時間——導致了這些自由化的知識分子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狀態。[9]同所有在國外學習的人一樣，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雙重文化，既熟悉中國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他們作為學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異國方式，使他們與鄉村中國愈加格格不入。他們建立了與西方人文學科傳統的共同紐帶，這一事實保證了新文化運動在教育方面不僅促進傳播技術，而且它尖銳地引出了一些問題，即在事實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國的軍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們在外國受到的訓練發揮作用，並切合中國的實際。正是這些要人被要求給予教育家們以不斷的支持。[10]同時，有些學者感到他們的外國傾向有使他們脫離自己背景的危險，即一種游離於祖國社會的失落感，簡言之，即精神上的頹廢和情感上的疏遠。雙重文化的經歷能攪亂一個人的個性。這一問題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楚。它對於許多「五四」運動的一代人可能更為突出，他們事實上具有三重教育背景：中國的（傳統的和早期現代的），日本的和歐美的。 因此，引進外國知識（技術方面的和價值觀方面的）的任務無論在內還是在外都很複雜。在內，他是受過外國訓練的教育家，必須設計出如何作出最大貢獻的自我形象。同時，處於他的環境，他可能面對他應該如何作為的十分不同的期望。[11]現代教育的一個新特點是行政負擔。住宿學校和不久出現的男女同校是一種新現象，有一種能誘發導致罷課和政治運動的學生輿論和組織的無限能量。共和國的新學生與教師一樣關心民族命運並負有責任感。他們時常要求採取政治行動。教育精英們從事的活動從注表可略見一斑。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潛心追求純學術。維持學校運轉始終是個問題。 教育家作為一個群體遲早也會面臨他們與政府當局的關係問題。持續了1200年的政府考試制度到1905年才被廢除，受西方訓練的教育家在它的陰影下勞動，他們繼承了多少代以來困擾著中國舊學者的價值觀和問題，同時他們又有在國外遇到的新的價值觀和新模式。到30年代，他們成功地創造了較為自主的和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統觀念的控制。然而這只是軍閥混戰年代既無中央政府也無正統觀念的暫時情況。由於學者一政府的傳統，中國的教育一直與政治糾纏在一起。高等教育過去一直是為統治階層的，不是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從國家的正統觀念解脫出來是不容易的。這就不難理解脫離政治的較為獨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長為什麼時斷時續，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國初年教育不僅得益於中央政權的軟弱，也得益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多元化影響。外國人在華利益包括通過基督教教會院校以及設立自主的教育基金二者來扶植現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權保護。1912年至1949年中國的學術發展可以被看作世界範圍的現代知識興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人、俄國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遲或早全轉向西歐尋求啟蒙。然而受過教育的中國精英們涉足國際世界的一個副作用是他們易遭排外者的攻擊，被指責為受外國指揮。這些在外國受過教育的接受雙重文化、能講兩種語言的精英所付出的代價是，在祖國有時感到或顯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僱於外國的人。 歸國留學生在中國和國外的經歷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識上的壓力，使他們一代中某些有政治頭腦的一翼轉向馬克思主義。傾向於學術的一翼也需要新的信仰體系、新的指導原則。許多教育家強烈地信仰科學的功效。確實，19世紀90年代和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曾占重要地位，這種真理成為中國趕上外部世界的法寶。中國的教育家尋求通過運用「科學方法」解救祖國，這種方法不僅存在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中，而且也存在於人文科學和中國歷史研究之中。對某些人來說，它是幾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條。一位教育家王風喈教授，表達了20年代頗為流行的態度，聲稱： 舊的教育體系和舊的民族習慣被破壞了，新的教育——根據科學的教育——已經開始……我們必須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過模仿得來，必須從思考與實踐中得來。西洋教育不能整個的搬到中國來；必須斟酌中國國情，作出適當的選擇。所以我的結論是，新的教育必須以科學為指導，理論要有科學的依據和證明，實踐要遵循科學的方法，結果要有科學的統計。[12] 民國初年作為教育現代化基礎的主要命題是：隨著帝制的崩潰，舊秩序已經無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國必須著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科學」和「科學方法」將證明是新制度得以建立的最堅固的基礎。[13] 大學：機構的建立 讓男女青年進入由系裡職員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亞於工業中出現工廠制度。同樣，這在中國漫長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雖然其連貫性還缺乏研究。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識地要模仿外國模式。然而選擇哪種模式恐怕要受制於外國模式能否與中國的傳統或需要共鳴。遺憾的是，傳記材料雖很豐富，但校史卻至今不多。下面我們將先看北京大學，然後是私立學校、技術學校和教會學校，最後是外國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學　1912年新共和國從退位的清王朝繼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規模小而且頗不穩定的稱為京師大學堂的機構。京師大學堂誕生於1898年的改良運動。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現代化的日本模式，試圖滿足創辦者們所察覺的中國的迫切需要：讓清朝的某些學者—官吏進修，使他們對現代世界的事務和狀況有適當的了解。在1898年慈禧政變中，京師大學堂得以倖免。1902年這所學堂經改組增加了師資培訓部，同時合併了同文館，並在原有的課程中又增加了基礎科學和五門外語。[14] 20世紀初，北京大學的學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極為有限的現代課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對他們的成就評價極低。[15]學生質量參差不齊。有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紮根在舊式文官考試制度中，他們把在新學堂的學歷當作通向另一種資格的台階，從而使學堂以頹廢聞名。另一些人則在觀點上較為進步和大膽，雖在輕薄和放蕩的環境裡，他們真正關心當前的問題，並在校園內展開生動活潑的討論。[16]然而政府這一層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立教育體系的各級相應機構方面沒取得進展。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後，他召開了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作為「國家教育改革的起點」。各省代表於7月在北京開會，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相應的法規。[17]他們得出結論，中國教育有三個方面的問題有待解決：需將它建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擴展到全國各個角落，以及提高到現代水平。高等教育第一次成為完整的國家體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紙上）。 在以後的20年內，在中國普遍出現了一批國立、省立和原來私立的各種學院和大學，目標各不相同。然而，這些學校呈現的經歷顯示它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點。一般認為高等教育構成了國家建設這一重大任務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它是未來領導者的訓練基地；同時，那些積極參加發展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強的知識分子，他們曾在晚清現代學校讀過書，並曾與政治運動有聯繫。作為一個整體，他們一般都出身於書香門第。許多人為共和革命工作過。他們開始相互視為不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標的同志。因此，沒有人反對1912年正式發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學令》中的第一款：「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18] 1912年的《大學令》規定，大學裡的高等教育由文學院和理學院實施，另設商、法、醫、農、工等職業學科。一個機構要取得大學資格，必須有文、理兩學院，或文學院和法學院和/或商學院，或理學院和/或醫學院、農學院或工學院。京師大學堂在嚴復任校長時改名國立北京大學，從1912年至1916年底是教育部直屬的唯一的國立大學。[19] 處於新的地位的國立北京大學——簡稱北大——並非一帆風順。事實上，五年間學潮迭起，校長頻繁更換，而校園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這些反映了整個國家政治環境的不穩定。[20]蔡元培就任校長是北大的轉折點。蔡身為清末進士和翰林院編修，出於堅定的信念，在20世紀初與革命黨人共命運，由於他學貫中西，並堅定地獻身於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廣泛的尊敬。1916年末蔡元培應召從法國輟學回國，1917年1月就職。在50歲時，他得以實施早年在歐洲學習和參加革命活動時期即已設想的藍圖。[21]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總長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當時大學校長有相當大的行政權。[22]他首先提高教學人員的質量，聘請教師只根據學術能力，不論其政治觀點或學術傾向；結果許多蔡元培時代的青年教師在以後若干年內成為學術和職業圈內的知名人士，同時他們也提高了北大的學術水平。 蔡元培其次處理的問題是學生的態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職演說中激勵學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觀點」。在校期間他們應當「把致力於學習當做不容推卸的責任，不應把學校當做升官發財的墊腳石」。[23]他還支持娛樂和學術社團以及校園刊物，認為這些都是可取的課外活動。第三，北大結構合理化。到1923年北大完全擺脫了從過去時代承襲下來的「預科學校」的基調。它的三個主要部分現在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語言文學。1919年開始採用選修課程，1922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國推廣。1920年北大還率先准許女生來到一向是清一色男生的校園。[24]公立小學曾於1911年錄取女生，到1920年已成為全國性潮流。據中國國立大學報告，截至1922年，在10535名學生中有405名女生。[25] 其他革新還包括1918年起草的幾項計劃，這些計劃旨在制定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學計劃。蔡元培不得不使這些新的教學計劃與有效的方法相適應。例如，組建法律系時，當時中國的司法制度正在著手修訂，高質量的教師非常難得，蔡決定以「比較法律」為起點。首先應聘的兩位講師是王亮疇和羅文干，他們都是司法部的成員，不能受聘為專職教授。如蔡元培後來所講的那樣，所有這些因素使開設每一門法學課都極為困難。只是好幾年後，出現了王世傑和周鯁生這樣的法學家，一個合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26]在注意研究生的學習和研究時，蔡元培深受他在德國的經歷的影響，在那裡他受到柏林大學和它的創始人威爾海姆·馮·洪堡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熱情的支持，部分由於新的教師質量高，部分也由於師生有討論學術問題的傳統，這種傳統可追溯到京師大學堂時代，當時大部分學生都是有一定學識的成年人。[27] 北大在「五四」運動中所起的領導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學者和國家命運之間的聯繫。20年代初，北大作為一所大學，可以代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大方向：課程是按照現代西方普遍實施的訓練方針設置的，教師隊伍具有學貫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課程繼續進行學習和研究。北大作為第一所國立大學的地位，明顯地標誌著高等教育與國家建設的關係。更全面地進行研究時，南京的國立東南大學（後改名中央大學）等其他主要大學的發展應能提供有啟發性的比較和對照。 私立學校：南開　並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學都與政府有關係。各種類型和性質的私立學校紛紛成立，特別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動例子是南開，這是張伯苓（1876—1951）領導下在天津成長起來的中等學校和高等教育的聯合體。與晚清的許多現代教育先驅者相比，張伯苓不是古典學者，而是一所現代學校——北洋水師學堂的優秀畢業生，當時他只有18歲。然而1898年中國海軍基地威海衛成為英國的租借地，張目睹中國國旗降落和英國國旗升起，斷然結束了他的海軍生涯。極度的羞辱給予他以創傷性的打擊。離開海軍時，他發誓要獻身於教育這條「自強之路」。[28]如他在回憶錄中談到的那樣：「南開學校誕生於災難深重的中國，所以它的目標就是要改變舊的生活習慣，培養救國青年。」教育家的任務就是清除中國衰敗的五大弊端：體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學知識，經濟貧困，由缺乏集體生活和活動而出現的渙散，自私自利。張後來在南開制度中所訂的綜合教育計劃，就是為適應中國在這五個方面的需要而設計的。[29] 張伯苓漫長的教育歷程，開始於謙遜地擔任嚴修——一位傑出的天津紳士，與蔡元培一樣也是一位思想進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師。張也曾在天津另一位著名紳士王益孫家任教。在這兩個關係的基礎上，張伯苓得以建立他的第一所學校。1904年，嚴、王二人聯合資助建立一所中學和一所師範學校。第一屆師範學校學生畢業於1906年，第一屆中學學生畢業於1908年。雖然當地士紳子弟大量出現在第一批學生中——韓、嚴、陶、卞和鄭等姓在最初的學生名冊中都很突出——但學校的新課程很快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前來註冊。1908年當地第三個捐助人鄭菊如慷慨地捐獻了土地，而嚴修又再度捐款，學校得以遷入「南開窪」的永久校舍，南開學校因此得名。[30] 清末政治動盪，然而張伯苓思想專一，不允許他和他的學校捲入革命活動。他集中精力進一步發展學校。1917—1918年張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習一年後，得到嚴修和范源濂的贊助，他們支持他辦大學的計劃。通過發動他與天津上層社會（如嚴家和鄭家）和國內知識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密友）的關係，還有與國際教育團體（張於1909年皈依基督教，並與基督教青年會建立聯繫）的關係，他籌集了足夠的資金，得以建造南開大學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餘名新生於1919年秋入學。[31]南開大學開設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屆學生於1923年畢業後，南開大學遷入八里台的更為寬敞的校園直至今日。當南開大學遷到這處郊外的校園時，一座新的科學大樓同時啟用，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禮物。[32] 張伯苓曾幾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籌集資金。1928—1929年出訪歸來後，他將南開大學改組為三個學院：文學院由政治、歷電和經濟三系組成；理學院設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四系；而商學院包括財務管理、銀行、統計和商業四系。[33] 張伯苓的雙重文化的業績是來自天津上層社會、留學歸國教育家的國內知識界和國際（特別是英美）教育團體的支持的結合。其他教育活動家的成就儘管不那麼著稱，但可相提並論。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學——上海復旦大學，是由一所天主教學校的退學生於1905年建立的一所學校發展起來的；這所天主教學校便是震旦大學。在這些發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馬良（馬相伯，1840—1939年，見後）。還有另一所私立學校廈門大學是華僑實業家和慈善家陳嘉庚於1921年建立的，他已經成為新加坡橡膠、菠蘿和海運業的百萬富翁。從1921年到1937年，廈門大學在第一任校長林文慶的主持下發展起來。林文慶是一位頗具天賦的新加坡醫生，在愛丁堡獲得醫學學位，並且也成為一位古典學者和記者。[34]中國私人贊助教育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值得進一步研究，更不用說近代海外華人對教育的影響了。廈門確實曾經是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一個主要貨物集散地，「海上中國」的一個焦點。這在第12卷中討論過。 技術學校　教育在應用科學和工程方面的發展是緩慢的，這在早期大學的課程中可以看出。長期以來考生是憑書本知識鑑別的，鐵路建築之類的實用技能，無論多麼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獲得書本知識那樣的聲譽。然而清代末年，隨著現代教育運動的興起，一些專門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確實出現了，其中許多學校達到學院或大學水平。下面幾個例子可以表明現代中國一些最著名的技術學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年盛宣懷贊助建立天津中西學堂（亦稱北洋西學堂），課程偏重於電氣、礦業和機械工程等領域的專業。八年後重新評價國家教育制度時，這所學堂被改組為北洋大學堂，並遷到天津城外的新校園。[35]另一所盛宣懷贊助建立的學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學，開始時偏重政治學，但最終發展成聲譽卓著的交通大學，[36]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視為天津北洋大學堂在南方的對手。 除公立技術學校外，現代教育的倡導者們在私人資助下，偶爾也能建立這樣的機構。工業和社區的開發者張謇順應時代潮流，於1906年在江蘇建立了南通大學，試圖將課堂教學與實際經驗結合起來。該校提供的課程包括農業、紡織技術、工程和醫學，並與一個紡織廠、一所醫院以及供農業實驗用的1.6萬畝土地掛鉤。[37]技術學校的另一資金來源是外國在華現代工業部門內獲得的商業利潤：1909年一英國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這一正在發展的現代煤炭工業所在地開辦了焦作路礦學堂。在1912年政治動盪中短期關閉後，於1914年恢復，改名福中礦務學堂。1928年後在國民政府管轄下學校又改組為焦作工學院，[38]聲譽日隆，直到1937年中國的學術進展因戰爭再次中斷。上述例證只是加速走向技術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國時期這類教育將受到進一步重視。 教會學校 它們大多數是從中學水平開始的，原來的目的是幫助傳播基督教。然而，後來它們在人文科學方面作出主要貢獻。有記載的最早一所中國境內的教會學校可追溯到1845年。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強運動中，又出現了幾所教會學校。19世紀末舊秩序在中國的崩潰不可避免地給教會學校一個機會，在科學和外語等幾個非傳統教學領域採取主動。這些學校從而展示了新型的學識。1900年後，由於對現代教育的需求增長，一些教會學校通過擴設課程和合併這一複雜過程逐步演變成具有學院水平的學校。1906年新教傳教士擁有2000多所小學和近400所中等水平的學校，而到20世紀20年代已有12所（最後是16所）學院或大學逐漸從其中出現。[39]然而，在中國擴大和深化基督教事業仍一直居優先地位。例如，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認為：學校應保持小規模，這不僅為了保持教員與學生接觸的質量，而且因為「不信教學生成分過大會沖淡學校的基督教氣氛」。他還把宗教課程和禮拜定為必修，並辯解說，如果學生不想信教，他不必進這所學校。[40]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區徐家匯（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啟的老家）特別設立的耶穌會獎學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氣同時不乏權力的人物馬良長期任耶穌會傳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員，又是一位改革家。他於1903年建立震旦學院，這所學校後來成為一所天主教大學。1905年他建立復旦公學，這所學校後來成為一所私立大學。這在前面已經提到。[41] 教會學校學術質量參差不齊。[42]有些大學在教學、計劃改革和教員業務成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員是國內或國際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學有個新聞系，它從全國各地招生，而這個系的教員包括下列著名學者，如中國史方面的洪業（威廉·洪），顧頡剛（民俗學），徐淑希（政治學），吳文藻（社會學），文學方面的許地山、謝婉瑩（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趙紫宸。燕京由於地處北京，知名度高。當然同時還有其他教會學校，如金陵大學和嶺南大學（前身為廣州格致書院），也取得許多真實成就。 然而，無論這些教會學校的學術成就如何，它們都會發現自己處於矛盾狀態。雖然傳教士的最初目的是傳教，但有些傳教士很早就發現傳播世俗學識也是可取的。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使他們的學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並使他們逐漸致力於有利國家發展的一般世俗計劃。對於大多數在教會院校註冊的學生來說，這些學校僅僅是現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學生們改信基督教的為數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43]他們也不會讓自己脫離橫掃全國的「新潮流」。事實上，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44]常常站在學生運動的前沿。[45] 表3　中國主要學院與大學及其分布，1922年 續表 註：37所大學有40個校園。 資料來源：《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第99—100頁；盧茨：《基督教院校》，第531—533頁；中國基督教院校一覽表。 *交通大學屬交通部，向不列入國立大學。——譯者 **原文如此，疑為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譯者 ***系哈同設在愛儷園內規模很小的大學。——譯者 ****30年代併入嶺南大學醫學院。——譯者 到20年代早期基督教學院和大學曾達到頂峰。如表3所示，1922年它們建成了將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學府。這正是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因此甚至在教會學校數目增長時，它們也不得不面臨來自中國社會的新的挑戰。「五四」運動使中國知識分子與基督教改宗發生衝突。1922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學生聯合會，在全中國青年學生中觸發了一場反宗教和反基督教運動。如胡適於1925年在燕京講話時指出的那樣，基督教在華教育面臨三種新的困難。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中國人的新的民族主義精神，「對列強的恐懼消失了，而自我意識已逐漸增強」，因此出現了恢復主權的運動，同時相信「帝國主義列強在文化侵略上採用的方法是傳播宗教和開辦學校」。第二，青年知識分子的「新認識的理性主義」會向基督教信條本身提出挑戰，要求「拿證據來！」[46]最後，胡適認為整個傳教事業充滿內在弱點。（中國的愛國者們注意到，從學院的歷史發展中看，它們是由一批有時主要資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學術方面的人員創辦的。）因此胡適極力主張教會的教育家要有辦法回答兩個問題：他們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發展少數真正優秀的高質量的院校，而不是發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認為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一個傑出的範例。其次，教會學校能否放棄傳道，用全力辦好教育？胡適認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47] 胡適和與他氣味相投的其他學者直言不諱地反對傳統的教會教育，他們認為宗教宣傳危險地缺乏理性，並為之困擾。在這方面，他們與西方理性主義以科學的名義對天啟教的攻擊相一致，並且也與儒家不可知論的學術傳統相一致。然而，與此同時，那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視之為新「社會科學」的中國人，也參加了愛國反基督教運動，把它作為一般反對帝國主義活動的一部分。到1920年，在某些教會的圈子裡仍將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緒的增長歸咎於孫逸仙和他在廣東的「激進分子的溫床」[48]。 科學與研究的開端 1900年前後的幾十年，中國開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多種現代科學機構的發展在世界範圍內也大步前進。參與發展中國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於是參加到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中去，這個過程需要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較。1916年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建立，無疑是一個里程碑（見後）。開始強調科學知識則是另一個里程碑。1918年12月蔡元培宣稱：「我們所說的『大學』並非僅僅是個按照課程表授課，培養出大學畢業生的地方；它實際上是在共同關心的知識領域裡從事研究……從而創造出新知識，以便提供給國內外學者的地方。」[49] 一般都同意，新知識要通過科學方法取得。到20年代這已成為一種信仰，即視科學觀點為粉碎傳統秩序，並為中國達到現代國家開闢道路的利器。青年知識分子有感於中國在國際上缺乏成就，開始相信科學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廣泛，以致幾十年後他們仍然真誠地說：「科學是西方文明的源泉。」[50]「如果我們真地希望發展新文化，我們就應該特別注意發展科學。」[51] 民國初年科學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認為是由於許多教師在日本接受的訓練不充分。除了少數例外，總體條件直至20年代早期才有所改進。[52]20年代中期，有幾個因素導致了比較大的進步：一些大學，如南開、清華和交通，開設了較有分量的科學課程，由歐美留學生任教；其他組織形式也促進了科學，並隨之建立起高級的研究機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外的中國學生中出現了許多組織，其中最積極或最有影響的莫過於科學社。它是由為數不多的中國學生於1914年在康奈爾建立的。[53]它的英文全稱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cience」，以便與類似的美國組織相應，但其中文名稱為「中國科學社」。「社」是一種志願的組合，一種由活動家、精英分子領導的團體。過去士紳們常常組織這樣的團體以建立地方學校或灌溉工程，或徵集民兵抵抗太平軍或廣州的美國侵略軍，後來著手「自治政府」的各項計劃。科學社的目標不僅在於「促進科學，鼓勵工業，統一翻譯術語，傳播知識」，而且它希望用十字軍的熱情通過科學最終再造中國的整個社會和文化。[54]科學社在美國草創時期有成員55人，1918年隨主要創建人回國而遷至上海，到1930年成員曾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員包括留學歐美和日本的歸國學生和在中國培養的青年科學家。科學社的活動範圍也擴大了：除1915年創辦刊物《科學》外，科學社還召開會議宣讀研究論文，出版科學譯著，並建立科學圖書館；1931年這家圖書館從初址南京遷至上海，它一直是那裡的一份主要財富。同時在1922年，科學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實驗室。 促進科學在中國面臨著兩線作戰：既要複製和擴大從國外獲得的知識，又要讓它適合中國的現狀。中國青年科學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國際學術界，他們也試圖對國際學術界作出貢獻。同時。他們又面臨將科學思想與實踐引入中國人民生活的任務，以減輕中國的落後程度。依賴和落後二者後來都有可能被污衊為殖民地的症狀。[55] 提供基金與美國的影響：清華 考慮到中國古代強調高等教育要為國家服務，1916—1928年軍閥混戰時期對中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影響來自美國，當時聯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還微不足道（農學例外，它受到撥土地給各州立農學院的補助），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美國高等教育當時仍由私立大學而不是由州立大學領導，實際上新英格蘭和中西部的教派學院曾經是在華傳教士主辦的教會學校的樣本。但美國的影響是通過一些不尋常事件的結合而形成的，遠遠超過了基督教會的努力。 1901年自清政府強索的庚子賠款中，美國要求從中分到2500萬美元，當時美國負責官員私下認為數量過大，可能比正當數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占整個賠款33000萬美元的一小部分。[56]這是一個使中國政府一蹶不振的過高的數目，而且幾乎從任何角度看，這個數目都可以被視為帝國主義掠奪頂峰的可恥標誌。1908年美國國會對中國減免了賠款中超出實際損失的那一部分，計11961121.76美元。這筆款子將被用於在美國教育中國人，而且它創造了一個支持中國高等教育的有效機制。1909年中國政府向美國派送了第一批庚子賠款學生47名，1910年70名。到1929年總數達1268名。[57]領取庚子賠款獎學金的學生名單中不乏才華洋溢的青年。 同時，政府也擬訂了訓練計劃，為學生赴美學習作準備。1909年一個配備外國人員的大學預科被建立起來，1910年舉行了入學考試，後來成為清華大學的清華學堂於1911年正式開學。[58]它成功的秘訣在於每年的預算有保證，當時其他院校則依賴軍閥政權，毫無保障，此外，直至1929年它一直強調要為在美國大學學習做好專門的準備。一個通過入學考試的11—13歲的小學生必須學習五年初級部課程和三年高級部課程，以後才會被送往美國院校學習。第一批學生是1912年入校的，經學習八年標準現代中學課程（如英語、法語、德語、歷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學以及一些音樂、美術和體育課）後於1920年畢業。[59]1926年清華的預科地位結束，改組為達到學士學位的四年制的清華大學。 至此美國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已達到頂峰，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渠道實現的。許多有能力的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人曾經在那裡與約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華講學的兩年（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恰與英國數學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羅素的訪問（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重合。杜威在11個省講演大約70場，由胡適翻譯，但是他提倡的實驗主義對狂熱的中國愛國者來說並不是政治上的靈丹妙藥。後來他的同事孟祿教授也訪問了中國，而主要大學的校長們——北大的蔣夢麟，國立東南大學（後為中央大學）的郭秉文——都自稱是杜威的信徒。然而杜威的通過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國式的教諭，很少提供在尋找中國教育道路的過程中能立竿見影的東西。留美歸國學者從1919年到1924年領導了一場教育改革運動，他們既利用最初由蔣夢麟主編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國國家教育促進會；但這些計劃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動盪中煙消雲散。郭秉文被夾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義浪潮與國民黨在江蘇與軍閥的對抗之間，他被迫於1925年1月辭職。獨立於執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難預見。在軍閥時代，高等教育只能在當地軍閥的支配下發揮作用。[60] 然而，就清華而言，這株美國移植的植物生了根。1928年北伐勝利結束後，國民政府將清華定名為「國立清華大學」[61]，羅家倫——北大校友，曾留學英國和美國——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1928 年9月他在就職演說中，讚揚清華取得國立大學地位是國民政府「在華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結果。[62]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學院，並加強研究生學習和高等研究。他還建議從國外邀請有成績的學者擔任較長時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時轟動，而要教學」；不要「像前幾年那樣，將國外著名學者（顯然是指杜威和羅素）請來只講課幾個月或一年」，因為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63]在羅家倫和他的繼任者梅貽琦的管理下，清華在規模和實質上都穩步發展，成為以後十年中傑出的高等學校之一。 美國影響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華基金會）的出現為序幕的，這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1924年美國國會根據聯合決議，將庚子賠款餘額歸還在中國使用。於是兩國政府達成協議，將這筆大約12545000美元的款項交給一個基金會掌管，用於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幾個月內中國政府任命了由10 名*中國人和5名美國人組成的第一任董事會，中華基金會於1925年6月正式成立。[65]10名中國董事中有3人是高級外交官（顏惠慶、顧維鈞和施肇基），其餘的是著名的科學家或現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靜生），黃炎培（江蘇省教育界領袖），蔣夢麟（北大校長），張伯苓（南開校長），周貽春（清華校長）和丁文江（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主任）。5個美國董事是與中國教育界有關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祿（兩人都是哥倫比亞的），顧臨（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代理院長），貝克（中國華洋義賑會）和貝納德（花旗銀行）。[66]董事會任命范源濂為基金會第一任幹事長，他邀請中國科學的熱情倡導者任鴻雋擔任行政秘書。[67] 中華基金會執掌的不僅有1924年歸還的庚子賠款，還有1908年歸還的供獎學金和清華大學使用的款項。它又被授權掌管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學術捐款。它的主要任務第一是資助學術機構的高質量活動，如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機構的新項目，如合作事業；第三，基金會本身開發新項目，[68]所有申請項目必須按現代方式得到董事會或專門委員會的批准。[69]范源濂和任鴻雋意識到中華基金會的革新任務，認為它不應僅僅是基金管理辦公室，也應是現代科學的強有力的推動者。[70]基金會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親王府內，1926—1927年批准把研究補助金給予13所院校、3所研究所、5個文化教育組織以及一個未歸類的領款單位，總金額達419906元。[71]當有人責備基金會不通過政府當局而由少數幾個人處理大宗款項時，任回答說，這正是中華基金會的力量所在：它杜絕了政府濫用基金去打內戰。[72]總有一天，當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國家在華教育活動經過較為充分的研究時，[73]人們可能在較為寬闊的範圍內評價美國的影響，這種影響將包括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中國醫學和其他科學的支持。英、法、意退還的庚子賠款部分也用於教育。 南京十年期間的高等教育和國家建設 儘管20年代國民革命處於危機之中，所有這些非政府事業的成長已經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出現了。外國人為發展中國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見的活動程度，被馬克思主義者譴責為文化帝國主義，並不可避免地成為渴望建立完全主權國家的一切愛國者關心的根源。國民政府於1928年成立[74]時，這個國家經歷了一個相對和平的難得的間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統治下，名義上的和平和統一給了青年知識分子較大的機會，他們曾經作為新文化的開路先鋒開始其生涯，而現在已經臻於成熟。許多人覺得國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場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從30年代中期開始，明顯地有一個補缺的過程，學者正在進入政界。多年來這些知識分子保持著密切聯繫。在他們奮鬥的一切領域——不管是促進科學和現代醫學，社會改革，研究中國經濟，或發展新思想和新文學——他們感到現在終於抵達真正的國家發展的門口。他們認為，軍閥時代的結束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更大的歷史過程的積極成果，他們自己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了這個過程。 中央政府的領導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績至今還沒有得到評價。這當然涉及識字、學校、師資培訓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問題。從1928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標是表現新上升的中國民族主義，並開展「恢復教育權」運動，即要求一切外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在教育部登記，以及所有這些院校中的領導人都必須是中國國民。一個結果是維護國家在教會學校中反對強制性宗教教育的權威——這一目標既體現了自由主義西方的科學理性主義，也表現了現在掌權的國民黨獨裁制唯恐喪失的民族主義。對教會院校這一世俗性的挑戰是在1925年首次提出的。1927年後這一政策延續下來，而且執行得更加嚴格。它不僅涉及外國對中國的政治控制問題，而且在更深層次上涉及世俗的價值觀或宗教福音的價值觀究竟誰應居於支配地位的問題。在中國比較有遠見的西方教育家們，如在燕京大學，能預見這一政策所涉及的實際問題，因為 如果大學在可能的時候不向政府登記，它的畢業生就會被關在公共事業的門外，而且他們不會得到允許在登記過的學校或學院裡任教。因此教師和學生雙方都有被孤立於國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險，從而失去影響。[75] 結果，燕京於1927年2月第一批服從登記。政府對教會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課程列為必修課，因而燕京將所有宗教課程改為選修。然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並未得到順利解決。例如，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把國民政府要求變宗教課程為「自由」選修視為登記的主要障礙，學校領導並且強烈抵制政府和國民黨在校園活動的前景。聖約翰大學持拖延態度——無疑在上海這樣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為在上海外國利益處於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國院校與中國環境較為協調。例如東吳大學是在中國校友的壓力下向教育部登記的。到1933年，所有主要教會大學和學院都完成了向國民政府登記。[76]不久，國民黨有關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政治教育進入院校，並要求開設有關課程和訓練。 國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會學校應有中國理事占有優勢的理事會和中國校長，這些要求導致燕京大學有一個二元系統：在紐約美國理事們在校長司徒雷登領導下，掌握預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國教員，而在中國的管理委員會（1928年後中國人占多數）在中國校長領導下負責其他政策事務。吳雷川於1929年就任後一職務，因政策分歧於1934年辭職；1934年後校長職務主要由陸志韋擔任。[77]因此，儘管還有一些局部問題，學校的傳道意向被削弱了，它們都被納入中國教育體系的正式結構之中。 另一項政策是在全國加強或建立國立大學，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監督。例如，1928年清華被指定為國立大學後，校長羅家倫立即著手重大改組和改革，如終止清華作為美國院校預科的功能，並將它改為能提供四年正規大學課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學。他還使清華脫離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狀態，將它置於教育部單獨管轄之下；一個新的建設計劃也在開始了。[78]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擴張權力的一個渠道。1931年，成都大學、四川大學和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合併為國立四川大學，便說明了這一點；國民政府還進一步下令該省的鹽稅歲入應當撥歸該校。[79]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滿洲後五個星期採取的，並成為所謂「大後方建設」長期計劃的各種步驟之一。這項計劃要在幾年之內把政府的國家建設功能與全面戰爭所要求的活動結合起來。國立四川大學的校長不僅應當有專業才能，在學術界有影響並能與新知識界共事，他還應當理解作為南京政府與地方軍閥之間的橋樑的附加作用。1935年政府請任鴻雋（當時任中華基金會幹事長）擔任四川大學校長。[80]考慮到西南不發達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極端緊迫，任鴻雋接受了任命，並立即著手數項工作，在兩年中進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設置課程，並使它趕上時代；撥款300萬元開始一項建設計劃；改進師生的教學態度；而最重要的是從全國各地聘請著名學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學的教學質量。[81]雖然任鴻雋任期不長，但他首倡的改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為國立四川大學的今後發展奠定了基礎；而這所大學所處的地區在未來的戰爭年代是至關重要的。在這所大學裡發生的事情，標誌著當時在中國內地發生的雙重過程：高等教育作為國家復興的一個方面，有了進步；而在不斷努力實現國家統一方面，中央權力得以向內地擴張。這種努力包括推廣華語的標準華北（主要是北京）發音作為「國語」。政府還推廣國家的羅馬字化系統，以拉丁字母書寫華語。同時，國立編譯館多年來已在編纂與外國技術詞彙對應的中文標準詞彙，以利吸收現代技術。 國民政府的一個主要教育目標，是使各大學的教學計劃標準化。從1933年開始，政府發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課、選修課和大學入學考試程序等事宜。最後，還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數，以鼓勵更多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科。[82]雖然到1937年戰爭爆發時教學計劃的調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見成效：根據教育部的統計，1930年文科畢業生總數為1.7萬人，而農、工、醫、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多一點，[83]但到1937年，文科的人數為15227人，而理、工科則為1.52萬人。[84] 至於學士學位以上的學習，1933年教育部頒布了關於研究院的組織和實施臨時條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碩士學位能力的現有大學內建立研究院。有資格在教育部註冊為適合建立研究院的機構必須在以下範圍內至少有三個系：文學、科學、法律、農學、教育、工程、醫學或商學。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於研究院院長的領導之下，該職務可由該大學校長兼任。[85]然而在事實上，中國大學的研究生訓練停留在相對落後的水平上。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批評家已經意識到國家的高等教育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缺陷。[86]對大學教育的共同批評是它的發展未能適應國家的需要，大學的規劃存在著不平衡，文學和法律等科目發展過快，與落後的理、工科「不相稱」，以及高等教育的撥款總的說來遠遠不足。事實上，在整個南京時期，學院和大學從各種來源籌措資金始終處於困難狀態。20年代初國立大學的經費有90%依賴中央政府預算，學費、雜費和捐贈合計不足10%。1934年，中央政府預算規定年支出的15%應當用於支持教育文化事業，但這只是一個實際上從未達到過的目標。例如，1936年教育文化預算總額曾達到4.5%的高度，而同年軍事撥款占32.5%，公債還本付息占24.1%　。[87] 使國立大學成為問題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權的慣例，常指定用省稅歲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內國立大學。不論由於何種原因，一旦省財政陷入混亂，支付分配給大學的經費會變得極不可靠。[88]此外，早期缺乏撥款的統一標準，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預算總數內，政府的公正可能成為問題。請看1929年北平幾所大學的請願：「廣東的中山大學和南京的中央大學每個學校只有學生1000至2000人，月撥款為15萬至16萬元；而北京大學共有七所學院，註冊學生為3500人，可是月撥款僅約為9萬元……」[89] 省級大學和學院在獲得公家撥款方面還遇到其他障礙。1929年後，國民政府集中國家財政的努力，是一個時間拖得過長的過程。在稅金的收支上，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間必須解決手續問題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關係問題。這導致了幾個省有臨時撥款的必要，而自然災害之類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於省稅歲入。[90] 私立大學（包括教會學校）的資助來源十分廣泛，從中央政府撥款到私人捐贈和學費、雜費，而以後者最為重要。依賴政府資助的私立學校面臨困擾公立大學的同樣問題，而那些主要依賴私人來源的學校則受國內外經濟狀況的影響。[91]於是財政上缺乏保障對學術界構成了持續不斷的挑戰。 學生們在特有的經濟危機中煩躁不安，他們還被指責為「過分熱衷於政治爭端」，他們常以鬧風潮和罷課發泄不滿，校園裡的行政危機此伏彼起。[92]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1932年接著在上海不宣而戰，而國共關係則進一步惡化，發展為30年代初期長期的反共軍事圍剿。在這樣一個時期，這種「熱衷於政治爭端」反映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基本的失落感。他們的騷動為愛國熱情所激勵，勢必在1935年和1936年的學生運動中得到表現。[93] 1934—1935年高等教育機構的分布和類型（表4），表明高等教育自1922年以來有了大幅度增長（表3），但也顯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國立部分的增長，1928年後從5所增加到23所；增長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術專科學校，以及私立專科學校。然而這種發展大都出現在少數地區，集中在東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1934年，上海在全國110所高校中占24所（21%），北平次之，占17所（15.5%）。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學校數量最多，以9所（8.2%）居首位；廣東以8所（7.2%）居第二。在地理分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陝西、甘肅和雲南等邊緣省份，1934年各省只有各類高等學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學或技術專科學校，而貴州竟一所也沒有。顯然，這些地區只是剛開始計劃建立高等教育。但是安徽，一個總是積極從事進步運動的長江下游省份，表現之差令人驚訝。它的落後向我們表明了30年代早期中國許多地區高等教育的一些問題。首先，該省資源貧乏，與更東面的太湖區域完全不同。太湖區域許多世紀以來就是中國物產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而安徽則是長江下游的一個窮姐妹，境內丘陵起伏，淮河橫貫其間，自然災害頻仍。安徽的邊際經濟妨礙了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第二個因素是由於一方面省內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與地方勢力之間的權力鬥爭而引起政治不穩定。安徽省內反覆無常的政治鬥爭造成了極度的動盪，在1929—1930年間省主席換了六任，外加一次軍事暴動，這些事件導致了省立大學的人事變動；此外因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低下，[94]大學僅領到預算的一半左右。同時，中央政府企圖實現在安徽的真正權威，開始通過國民黨機構和政治教育計劃把省立安徽大學與國家的權力結構結合起來，使形勢更為複雜。 表4[97]　中國大學院校分布，1934—1935年 * 中央政府直轄市。（1928年6月，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譯者）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圖1和統計表9。 有助於解釋安徽高等教育窘況的一個深層次因素，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大量地區性流動。學生們往來於各地，如果認為當地的學校不合適，較有抱負的學生就赴外地就讀於知名度較高的大學。資金不足的地區經常會看到他們的青年學生投向較大的中心城市。1934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國大專院校學生省籍的報表表明，有945名安徽學生在全國各地註冊，44%在省外國立大學就讀，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學和教會院校。[95]最後，還有全國範圍的教師流動。例如，聞一多在1926—1930年間流動於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島的著名大學。最後於1931年在清華大學安頓下來。他如此遷動的原因，主要是學校的經費困難和學生的騷動。[96] 在民國成立後的1/4世紀裡，中國的教育仍然規模甚小。1932—1933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註冊人數是42710名，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98]3 1933年大學畢業生總數是7311名，1934年為7552名，難以與政府的發展保持同步。就國家的規模而言，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在教育部1935年編制的26個國家高等教育對比一覽表里，中國排在最後，1934年每萬人中只有0.88名大學程度的學生。[99]正在中國前面排在第25位的土耳其，1928年（凱末爾政權的第5年）每萬人中有3名大學生。總之，居於共和中國之巔的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依然構成頂上的薄薄一層現代精英，其人數幾乎不超過往昔士紳階級中的高功名獲得者。同時，現代高等教育的詳細資料、課程內容以及教學質量迄今知之甚少。學校的記錄幾乎全部來自教授和行政人員，而不是來自學生。我們至今對實際進行的講授，它對中國當時需要的適合程度，甚至達到的數字，幾乎沒有概念。 高級研究 隨著國民政府的來臨，學術界為創辦中央研究院即中國科學院的希望所鼓舞。建立國家研究院的計劃在1927年，最初由蔡元培、張人傑（張靜江）和李石曾討論過，他們都是在現代教育界服務有年的國民黨元老。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在中國創立多年前蔡在德國受到如此強烈印象的政府資助的高水平研究模式。隨後一些較年輕的科學家和學者，包括胡剛復、王璡、王世傑和周覽（周鯁生）被邀請參與籌劃。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為院長。[100]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設三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組成；管理部，由總幹事負責；以及一個稱為評議會的顧問機構，由當然評議員和特邀評議員兩部分組成。[101]研究所一成立，學者和科學家在中國現代化的前景和對世界知識積累做貢獻的鼓舞下開始了他們的研究項目。[102]有兩個特徵很突出：大多數研究所屬於自然科學，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領導人曾積極投身中國科學社的工作以及興辦各種專業協會。 然而，中央研究院並未獨攬最高水平的科學家和學者。由於蔡元培和李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國接受高級訓練）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結構上分歧擴大，李離開了原來的中央研究院，並於1929年建立了國立北平研究院。這是一個獨立實體，在它的領導下，後來20年中，有六所科學研究所從事高級研究和出版。後來李書華作為副院長加入了這個機構。[103]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的一個重要新發展，是年輕的歸國學者堅持實地調查與實驗室分析和資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但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進行的實地研究，必須向只受過文獻訓練的中國老派學者展示其價值。這種展示開始於精通史前青銅器銘文的中國古文獻專家於19世紀90年代發現安陽地區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漢字。這些學者從商人那裡收集了成千上萬的卜骨，開始破譯史前文字並著手進一步發掘。實地考察的另一促進因素來自工商部[104]於1916年建立中國地質調查所，以繪製全國地圖並調查國家的自然資源。[105]在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人（他們主要在英國受過訓練）的強有力領導下，繪製地圖和勘探設立了新的標準。該所還贊助古生物研究，終於發現了「北京人」。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了一個新生代實驗室，它在20年代顯示了從紐約州（葛利普，地質調查所古生物顧問）、加拿大（步達生）、瑞典（安特生）、德國（魏登瑞）和法國（德日進）來的考察者和科學家如何能幫助訓練新一代中國考古學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領導了北京西南周口店的發掘，並於1929年發現「北京人」。 繼「北京人」之後最著名的發現是對以前僅出現在傳說中的河南安陽商代都城的發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在他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增加考古學於其歷史和語言工作。傅邀請李濟——1923年曾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領導安陽項目。從1928年到1937年在那裡進行的發掘，李濟的傑出著作《安陽》一書作了描述。該書詳敘了一個英勇的傳奇——他們如何在十多年戰爭和混亂之中圓滿地進行了實地工作、實驗分析以及對成果的科學研究。這是一項偉大的學術成就。[106] 北京協和醫學院樹立了醫學教育的最高標準，它經傳教士在醫學方面一個世紀的努力之後，從1915年至1947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成為一個從事研究兼培訓的醫院。它的三百多名畢業生，在1924年後幫助國家公共健康機構配備了人員，同時該學院的研究工作，特別在寄生蟲學以及治療血吸蟲病、鉤蟲和黑熱病等傳染病方面做出了貢獻。[107] 大學也有助於拓寬知識領域。第一個是1921年在沈尹默領導下建立的北大國學研究所。雖然它在北大的計劃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訊研究員，但該所事實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與個別教授一起獨立工作完成所給課題。[108]進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學位，而是由提交以前的專業出版物決定的。 撇開理想、熱情和專家計劃不談，20年代學術界的工作仍遇到一個經常性的障礙，即財政支持不足。當時的記載不止一次實事求是地談道：「中國正處於內戰之中，公立院校的經費時有拖欠……」[109]一些教授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同時在兩所以上院校授課。在這種情況下，要得到研究撥款是困難的，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資助至關重要。 有關知識的社會學可望從推動中國現代學識的私人組合、群體、小集團和派系的詳細研究中得到好處。首先，留學國外的為數不多的精英，按照傳統組織了學生互助會互相支持。這些互助會的目標和方式與唐人街商人之間的秘密會社（堂）全然不同，它們挑選新會員，向他們提出建議，在避暑地開會並建立以後在國內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誼的個人聯繫。在幾個這樣的組織中最有名的是「成志會」（也稱「十字架與劍」）。[110] 年輕的博士回國後成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樣，他們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少數幸運者能在大學研究所里繼續從事他們的專業，給他們當助手的比較年輕的學生同時接受了訓練。例如，北平地區的北大，清華和燕京以及廣州的中山和嶺南等大學都建立了專門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質量的，刊登在他們自己的學術刊物上。 這類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開經濟研究所，它在何廉領導下建立於1931年。何作為南開大學財政和統計學教授，開拓了南開對華北工業的系統研究。這為中國的經濟學教學指出了新的方向；這種對中國經濟生活的研究根據從國內收集的數據，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經驗和實例。何利用他在美國作研究生時建立的個人聯繫，包括成志會的成員（張伯苓也是其中一員），並能吸引其他受過良好訓練的年輕的經濟學者。例如，方顯廷是1928年的耶魯博士，他在1929年加入了南開的教師隊伍，並成為由經濟研究所演變而成的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的委員。[111]吳大業、李卓敏、林同濟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行列，他們都成為知名的經濟學研究員。 南開是一所私立大學，它具有財政獨立和行政穩定的優點，然而它的財力仍不足以適應何仿照倫敦經濟學院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計劃。為了辦成研究所，何個人捐贈500元和自己的藏書，而1929年太平洋學會的2000元贈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這也標誌著南開研究所圖書館的開始，這個圖書館後來以中國經濟方面的藏品豐富而聞名。[112]這時倫敦的托尼教授來到南開大學從事研究，並在1929—1930年間的冬天講學。[113]這樣獲得的國際知名度以及中國經濟學家中有高學術水平的證據，導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1932年給予一筆為期五年的資助。研究所得到這些幫助後，在1937年戰爭爆發及南開校園被破壞前，出版了大約20種頗有見地的專著（包括大量的實地數據）。[114] 康乃爾大學開創的土地利用研究，在20年代由卜凱等人在金陵大學繼續進行，他們關於中國農業經濟的抽樣數據展示了農藝技術的全部領域。從1934年起，這項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國中央農業實驗所繼續進行。[115] 社會學在燕京大學得到發展，從社會調查開始，起初這是受基督教青年會一位幹事的啟發，這位幹事在1912年組織了北京學生社會服務俱樂部，使會員更多接觸中國生活的現實。到1915年，這個團體已對北京320名人力車夫進行了首創性研究，這是對人類生活的第一手資料，後來小說家老舍使之永垂後世（參看第9章）。1928年燕京社會學系的「社會調查之翼」，在北京西北燕京大學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農村建立了農村研究站。[116]受西方訓練的中國社會學家以這次社會調查為起點，在燕京繼續為中國的這門科學奠定基礎。它在燕京的成長是由1929年從哥倫比亞大學歸來的吳文藻領導的。吳在該校遇到步濟時，並研究社會學。吳文藻的領導和規劃以及派遣學生出國培養了一批發展本專業的主要人物。美國和英國著名社會學家訪問燕京，並在那裡授課也刺激了它的成長。[117] 社會研究往往需要歷史知識和制度知識的基礎。陶孟和（1912年獲倫敦大學文學士學位）於1928年負責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資助的北平社會調查所。[118]該所研究人員除其他事務外，開始為社會和經濟制度史查閱新開放的清朝檔案。1934年該所與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併。 中國營造學社也從事實地考察。該社於1928年由一位傑出的前官員（朱啟鈴）建立，但在1930年前主要從事圖書資料研究，此後才由兩位賓夕法尼亞大學培養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養的同事劉敦楨領導該社的實地調查，以發現古蹟——廟宇、塔、橋。在這裡，得到了引進的方法幫助的新的科學興趣又一次導致了歷史性的發現。[119] 研究的資助 30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業迅速擴大。中央研究院的10個研究所的所長（見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識分子，他們非常嚴肅地肩負起了他們的責任。由不同的研究和專業機構主辦的科學雜誌及其他出版物（見表6）增加了好幾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種屬地質學和古生物學，6種屬生物學，兩種屬氣象學，兩種屬化學和化工，還有一種屬物理學。[120]這些科學家的終極目標是把中國科學放在與其他現代國家平等的基礎上，並對科學界作出創造性的貢獻。同時在地質學、有機和無機化學以及營養學等先進領域中，其進步受到工業化目標的直接鼓舞。[121]在傅斯年的領導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樹立了中國歷史和文化學術研究的高標準。 表5　1928—1940年蔡元培主持期間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員 續表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第33—36頁。 *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氣象台。——譯者 * * 傅斯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學。——譯者 表6　主要研究機構和專業刊物，1916—1944年 續表 資料來源：根據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第188—189頁；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第7頁。 這裡不可能評價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廣泛的工作（前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在1933—1937年間曾任教育部長）。該部負責推行全國學校體制，開展識字運動，以及制定中學畢業和大學入學的標準。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與教育部無關，在不平等條約體系的保護下得以從中央政府獲得穩定的資金，負責資助高級訓練和研究。由於基金會的發展是獨立的，它的活動不斷擴大並滲透到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基金會的資助計劃涉及廣泛的學術領域。基金會在1926—1945年的20年間撥款一覽表顯示，有96個機構，包括大學和學院、研究機構和文教組織，得到總數達24250893元和392795美元的資助。 由該基金會發起或資助的項目有下列數類。[122]（1）從1931年到1937年與國立北京大學直接合作，每個項目每年由此捐贈20萬元以補助教職員薪金並支持他們騰出時間從事研究。基金會的資助大幅度減少了在其他學校兼職的教授人數；而教授們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北大的精神狀態大有改進，有多位傑出的學者被吸引來任教。（2）按照地理差異在瀋陽、南京、武昌、廣州和成都選定6所主要高等師範學校，並設立理科教授職位。（3）向高級科學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資深造；這些資助（表7）是長期的，給予專業成就已得到廣泛承認的數量有限的個人。（4）向年輕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提供科學研究基金，以便在國內或國外接受高級培訓。在1928—1945年共撥研究基金723筆，特殊獎金3筆（表8），其中327名研究人員在國內從事高級研究；在出國的研究人員中，208名去美國，64名去法國，56名去德國，39名去英國。他們的專業分布甚廣，從農業和考古學，經植物學、化學，以及數十種其他領域，到動物學。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術，這在中國是一個比較新的專業，在這期間收到15筆研究基金，而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沒有一個領域超過10筆。戰爭開始後，工程學作為頒獎領域嶄露頭角。（5）在中華基金會贊助下建立了一些機構和組織，其中有幾個逐漸演變為科學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年為紀念基金會首任幹事長范源濂 而建立的靜生生物調查所，1934年與中央研究院一個研究所合併的北平社會調查所，以及在美國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華美協進社。 表7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科學研究基金，1930—1945年 資料來源：根據《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8頁。 表8　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研究基金的專業分配，1928—1945 年 資料來源：《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10頁，表1。 教會院校的教師根據特長可獲得該基金會的支持，而另一個基金會，即哈佛燕京學社，則特別支持教會學校中的漢學研究。這個以哈佛為基礎的機構於1928年由燕京大學負責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學院負責人（沃利斯·B.多納姆）發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學洪業領導下的漢學經典文史方面的學術培訓和研究計劃。目的是按照歐洲漢學採用的方法運用現代標準和裝備（如索引）以促進在中國的研究。撥款還幫助其他教會學校研究漢學；基金還提供給中國學者在哈佛接受訓練。 1931—1949年間為大眾所知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起初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一個特別項目，後來發展為一項中國文化的主要財富。[123] 1928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出資建立北京圖書館，作為建立國家圖書館的第一步，把臨時館址設在北海公園，並任命袁同禮（1923年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畢業）為館長。三年後該基金會提供137.4萬元建造了一棟寬闊的新圖書館大樓，同時教育部建議北海圖書館與原國立圖書館合併；後一機構於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國翰林院和軍機處大庫轉來的珍貴圖書。這樣，1931年新樓落成時，國立北平圖書館也成立了。[124]袁同禮使北平圖書館成為中國圖書館活動中心，帶頭引進新技術，如編輯聯合目錄、聯合期刊表、館間互借、影印服務，與其他國家的機構交換資料以及交換館員。[125]此外，國立北平圖書館還發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圖書季刊》、文獻匯編，以及漢學、文學和歷史地理學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評價。袁在1925年協助建立中華圖書館協會後，在出版兩種圖書館學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126]袁和30年代其他有遠見的圖書館員大力參與中國現代化，認為他們的作用對發展科學和現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年國民政府建立了國立中央圖書館，它最終成為接受別國政府交換資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開了「最後的也是最大的」科學會議。這次會議由科學社和中國數學、動物學、物理學、化學和植物學等學會聯合發起，在分組會上提出了250篇論文，其中大約60%反映了接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財政資助的機構所做的工作。[127] 到1937年，學術界領導人物通過積極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教育政策，並在發展現代研究機構方面取得重大進步。[128]從表面看，中國似乎已經到達起飛點，新一代知識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學和研究所里忙於學習和研究，並把他們的活動擴展到新的研究領域。30年代中期大多數領導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響。他們作為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多層含義的名詞——堅信進步是可能的。他們也是有意或無意仍保留儒家社會倫理的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同樣相信他們有義務承擔國家建設的責任。在中國建立堪與西方國家一流學校相比的學術機構，是大多數這些學術帶頭人共有的理想。例如，胡適在康乃爾大學學習時，形成一個終生不渝的理想：為發展成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應當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學術機構，如達到哈佛、牛津、劍橋、巴黎大學水平的大的國立大學，以及地區、省和國家級的公共圖書館，後者可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媲美。羅家倫在1927年負責中央政治學校時表示，他想把這個學校變為四年制的學校，兼具倫敦經濟學院和法國政治學院的特色。[129]有幾年，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認為，他們為現代中國所做的設計是頗見成效的。 然而，這個互相聯繫並緊密結合的學術帶頭人的世界的消極面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現實，因為全部學術機構是建立在一個自相矛盾的形勢之上的。儘管這些科學家和學者竭盡全力從事機構建設，但把他們的目標轉變成現實的機會卻取決於他們左右政權的能力，1928年後，這是指國民黨。許多學術領導人參加過孫逸仙領導的共和革命，他們能依靠這種聯繫來幫助他們的教育工作；民族主義是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共同語言和普遍情緒，它也能緩和自由主義的個人與政府當局之間潛在的破壞性對抗。然而矛盾卻時有表面化的危險，例如在國民政府和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董事之間，關於控制基金會基金卻有低度的然而接連不斷的緊張現象出現。[130] 1933年，自由主義的危機在中國突然出現。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和德國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國的效法者（見第3章），獨裁主義的學說正在湧現，而五四運動的學術派雖然避開了革命政治，但決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們。這兩種黨派專政的持續對抗，使國民黨動員和鎮壓的力量增強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楊銓（楊杏佛，1898—1933年），他曾一度擔任孫逸仙的秘書，畢業於康乃爾和哈佛大學，1919—1922年任科學社幹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總幹事。在楊的眾多活動中，他曾與宋慶齡一起投身人權事業，並曾幫助建立短暫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義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年6月楊銓在中央研究院他的辦公室外公然遇刺，兇手隨即被南京的警察殺死。與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不同，這次行動的指使者從未受到追查。蔡元培雖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但1933年後他選擇了保持低的公開形象。[131]謀殺楊銓後，國民政府開始了消滅江西的共產黨的最後戰役，並於1937年最終發動了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當時國民黨的主要組織者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 總之，自由主義教育家在共和中國的成就，是在來自國內外的暴力尚未占優勢的短暫時期取得的。學術界的領導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間工作，他們的相對成就足以助長他們的信心，這種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並不為現實所支持。然而這種自信和共通的意識，在這些領導人與他們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間樹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數專家外，中國廣大民眾的生活和問題依然未被學術工作觸及。黃炎培昔日是張騫的信徒，他致力於把職業教育辦成一種向需要職業訓練者開放的自由選擇；然而，因為與農村社會的聯繫並未有效地建立起來，這個運動的影響主要限於部分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後職業學校變得越來越像普通學校了。[132]30年代中期，鄉村建設運動在陶行知、晏陽初（在河北省定縣）、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和南京附近的一個模範縣）等人領導下剛剛開始。[133]蔣廷黻，一位在清華任教的中國對外關係史的開拓者，在1935年向倫敦聽眾說，「我們有過失，在生活上脫離人民……我們不能使自己被中國的鄉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為農民領袖」[134]。 就學術界的領導人而言，使中國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現代化，是一項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識更新和機構建設的任務。他們按照傳統，相信學者有責任過問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關輿論的雜誌中，《獨立評論》是著名的。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編輯的。包括許多學術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適、胡先驌、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蔣夢麟、蔣廷黻和陳之邁。編輯部會議每月輪流在一名成員家召開，討論可能持續到深夜。編輯們對當前的政府政策或適合於中國的發展模式的不同意見，適足以增強《獨立評論》作為30年代早期中國自由主義改革家觀點的發言人的作用。[135] 對日戰爭的威脅形成了愛國的大團結。以前避免為南京國民黨政權服務的知識分子現在接受了蔣介石下面的職位。翁文灝和蔣廷黻成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書[136]（蔣夢麟戰後也擔任同樣職務）。胡適出任戰時駐華盛頓的大使，而其他人則在重慶任職。 同時，平津地區的學生帶頭喚起國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年12 月9日和16日反對成立由日本授意設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137]的示威，再次使清華、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學校學生與警察和憲兵發生衝突。[138]日本人發現大學生和培養大學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緒的根源，他們召喚北大校長蔣夢麟到使館區的日本兵營，並指責他進行「廣泛宣傳」反對日本。蔣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緒自然會消除；蔣被迫表示個人意見時，他回答說，「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139]恐嚇的努力失敗了，但它預示了1937年7月戰爭爆發後日本對中國大學校園的野蠻破壞。 戰時和戰後的變化，1937—1949年 戰時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戰爭迫使就高等教育應否給軍事工作讓路，或應否繼續追求它的學術目標展開爭論。但是到1938年學術界已經接受了繼續從事教育工作的任務，認為這對中國的未來是必要的。在大範圍的軍事動亂和人民流離中，主要大專院校選擇了遷往內地較為安全地區的戰略。幾十所高等教育機構的遷徙——包括遷移計劃，為目的地校址談判，為運送教師、學生、職工、圖書設備籌措資金和後勤以及沿途必要的準備等各個階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動人心的傳奇。它的實施需要決心、組織技巧、協調和適應。在戰爭的第一年內學術界就完成了這一任務，並在這個過程中把現代教育帶進比較不發達的內地。 東部各省的遷移路線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幾年前張伯苓已在重慶獲得一塊校址，以建立南開系統內的第二所中學；因此天津的南開中學毫無困難地遷到了它的重慶新校園。另一方面，南開大學由教育部命令與北大和清華合併，起初在湖南長沙組成臨時大學，然後從1938年的晚些時候開始在雲南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其他北方大學，包括北洋工學院，遷往西北，並在西安合併組成戰時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成都華西協合大學的校園成為其他七所教會大學的家園。還有一些其他學校單獨遷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國立浙江大學在貴州山城遵義單獨辦學，國立中央大學則在重慶郊區。[140] 表9　戰時教育機構的損失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隨他們的學校遷移，教師也是如此；戰爭的破壞使1937—1938年成為受挫和損失之年。1938年全國學生註冊總數比1936年減少約2萬人，而教師數量減少約2000人，分別降低約50%和30%，當時高等院校的數量則減少到91所。[141]從物質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毀滅性的是被損害或破壞的校產的損失並非由於戰爭的機運，而主要由於日本軍人的蓄意行為。戰爭開始時以南開大學為目標的轟炸使它淪為一片廢墟，這一破壞已廣為人知，但幾乎所有的其他學校在日本占領期間也因轟炸或破壞性使用，而蒙受財產損失。據教育部匯編，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機構在建築和設備方面的損失示於表9。[142] 相比之下，官方報告的1940年國家直接稅收入僅為92441020元。[143]然而面對如此重大的破壞，學校生存下來了，並努力繼續發展。恰在數量增加之時，嚴酷的戰時條件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學術活動的質量下降。院校總數從1937—1938年的低點91所開始上升，超過了1936—1937年的水平，在1940年達到113所。1945年戰爭結束時，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註冊學生增加到73669名，[144]再次達到戰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為了弄清所遷學校在八年戰爭期間的作用，讓我們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整個學術界頑強堅持是支撐戰時教育的關鍵因素。1937年秋，即當戰爭擴大到中國更多地方時，聯大的課堂教育恢復了：長沙臨時大學以其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師生之眾，於11月1日開課。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計劃中的未來清華大學農學院的校舍，恰在長沙城外，是戰前不久獲得的。然而，在秋季學期結束時，日本人更迫近長江中游地區，學校決定遷往西南邊陲省份雲南。沒有人提問如此遠距離、大規模搬遷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適當：高等教育機構顯然是國家最有價值的資源，所以只要形勢允許，當然必須搶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師生在雲南昆明重逢（由於容納不下，文學院和法學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幾個月）。大約300名學生，由幾個教授隨同，從長沙步行兩個月，行程近1000英里，而更大的隊伍則乘車船繞道香港和滇越鐵路到達。人員會齊之時，聯大隨之誕生。[145]同時，還舉行了入學考試，招收一年級新生，以擴充來自華北的現有學生隊伍。 聯大教員包括中國一些最有名望的學者。到1940年，註冊學生增加到3000多人。學生的增加迫使聯大於1940年開始在四川敘永建立新生分校。昆明的設施負擔過重，既有借自當地學校的舊建築，也有在1938—1939年倉促建起的廉價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學校、理學院、法商學院和工學院等四個學院之外，增了師範學院，課程的範圍擴大了。[146]蔣夢麟、梅貽琦和張伯苓，他們分別是戰前北大、清華和南開的校長，顯示了政治家風度的分工合作才能。蔣和張在重慶度過了大部分時間，與政府保持經常聯繫以照顧聯大的利益，而梅則在昆明負責學校的日常管理。教師努力從教，同時使自己的學術工作適應極不相同的地理環境和知識環境。例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已重新就職於省立雲南大學，雖然有時也被邀在聯大講課，但他把對長江下游農村的研究轉移到考察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南開經濟研究所切斷了與華北基地的聯繫，轉而發掘不發達的內陸的經濟。 隨著戰爭的延續，嚴重的實際困難加劇了。一個長期的難題是怎樣獲得圖書和設備。經搶救並運到雲南的遠遠不夠，而新的供應品又難以獲得，特別在1940年滇越鐵路中斷之後。1939—1940年國民政府提供了100萬美元為各大學購買圖書和設備，但到1945年「仍未全部到達」。政府下令中學的自然科學課程應只用國產品作實驗以便把進口貨留給大學實驗室，但是這些措施遠遠不夠。[147]這類物資匱乏使科學和技術科目的課程作業質量下降。同時，圖書館書本不足使大多數大學課程嚴重依賴課堂筆記和基本教科書，結果教學雙方都受到嚴重的限制。 另一個問題是師生生活水平持續下降。由於通貨膨脹惡化，教授的創造力常被轉向維持生計。政府特許教育和公務人員每月以固定的低價購買定量的大米。[148]許多大學生處境更為困難。戰爭初期政府開始向與家庭切斷聯繫而確實貧窮的學生提供貸金，到1941年1.6萬多名學生接受過這種幫助。[149]補貼僅能使接受者勉強維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更不用說書籍和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聯大有一種說法，抵押冬衣買春季用書，然後在秋季抵押書本贖冬衣。 第三個問題雖然不那麼迫在眉睫，卻是最根本性的困難，那就是現政權與自由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後者把自己視為現代中國建設者之一。建設國家的努力現在不得不用戰時極為珍貴的資源來實現，這一事實加劇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國民黨專政之間的目標分歧。教育部長陳立夫渴望擴大自由中國的學生隊伍，並使他們信奉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希望藉以阻止心懷不滿的青年轉向共產黨。由此產生的國民黨對師生思想的控制，在聯大導致了尖銳的衝突。由於昆明物價的上漲高於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給在聯大益顯不足。反對國民黨獨裁的聯大教授得到地方軍閥雲南省主席龍雲的支持，他阻礙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學校園政治思想的措施。在這種形勢下，表面上對實際問題的分歧有可能導致觀點上的分化。例如，1940年政治學教授錢端升表達了對政府以損害人文學科為代價過分強調大學課程的功利主義部分的不滿，他說：「大學的基本目標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學能同時生產一些有用的東西，那是一種附屬功能而不是它原來的目標。」[150]這個聲明顯示新文化運動固有的兩重性：哪一個更重要，是通過知識的追求發展個人的心智，還是為了民族的集體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識？ 高級研究的困難與高等教育類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數處，包括昆明、重慶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裡科學家和學者盡其所能進行研究。1941年9月中國的天文學家組織了一次遠征，到西北觀察日全食。為適應戰爭的需要，某些新的技術領域得到了發展，如工業化學和運輸的木—油燃料的利用。[151]但總的說來，戰時的學術和科學工作是一種維持活動。 戰後的變化 戰爭早已把中國高等教育驅出了具有外國色彩的象牙之塔。戰後的歲月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亂之中。當1945年11月昆明學生領導反內戰示威時，雲南的政治氣候已在變化；雲南省長龍雲雖然在戰時與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護了學術界。戰爭一結束，對該省的權力之爭接踵而至。龍被鬥敗，重慶政府以盧漢取而代之，盧同意中央政府在雲南行使更多的權力。所以學生的反內戰運動使他們與國民黨當局發生正面衝突，當局採取迅速行動，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見。在學術界和自由職業界有廣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採取了支持學生的堅定立場，並要求建立聯合政府。11月末，陣線已經分明。聯大學生於11月25日領導了一次大會，抗議國共重開內戰，但被武裝軍隊驅散。當時政府仍在重慶與中共領導人談判，它斷然聲稱反戰情緒是共產黨煽動的。然而，學生們堅持鬥爭，12月1日，一幫武裝分子，其中一些身穿軍服，侵入了幾個校園，這時幾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學生都被捲入一次大示威的計劃。戰鬥爆發了，石塊對抗槍械和手榴彈。戰鬥結束時有三個學生和一名音樂教師被殺，十幾名學生受傷。[152] 如果政府開始謹慎地疏遠知識分子，它不會取得像1945年12月1日那樣強烈的結果。疏遠已是一個公開的事實，同盟國勝利後不到一年，昆明正在變成知識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謠傳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單」，然後發生了兩起對兩位教授的暗殺：李公朴於1946年7 月11日被害，而聞一多於7月15日在一次公開悼念李的大會上發表一篇激動人心的講演後被害。[153]10名民盟其他領導成員，包括潘光旦教授（清華教務長），費孝通（人類學家，雲南大學）和張奚若（政治學家，聯大）立即前往美國駐昆明領事館避難，直到他們的安全得到一個來自重慶的特使保證為止。[154] 在這種變化莫測、憂慮和對現權力結構越來越不抱幻想的境況中，學術界的主要任務是收拾行裝，把學校遷回原來的校園。搬遷工作完成得極其迅速。例如，1946年秋季學期，南開大學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園重新開學。八百多名學生在原址恢復學習，那裡70%的建築已被毀壞，但一年後恢復工作就完成了大約30%，而管理人員為重建學校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政府繼續執行其統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學，包括南開在內，變為國立。增設和改組也在進行。例如，北洋工學院戰後從陝西遷回，1946年重新命名為北洋大學，人員被配置在兩個部分，即一個理學院和一個工學院。幾所教會大學從四川遷回後聯合組成華東大學，設在上海前聖約翰大學的校園裡。[155] 1944年，撥給高等教育的經費總數已達180億元（1937年為3000萬元），但它的真正購買力只相當於1937年期間的180萬元。40年代末期學生人數較多，學校也較多，這意味著質量急劇下降。[156]從總體看，在戰爭年代數量的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質量的提高，雖然在某些學校某些專業領域的大學教學仍設法保持世界標準的高水平。從1941—1942年開始教育部對大學員工進行個別正式登記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爭議。[157] 1946年9月一份新周刊《觀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20世紀中期中國自由主義分子的最後抵抗。主編儲安平得到來自像十幾年前曾向《獨立評論》投稿的那樣的知識分子的積極支持。為第一期《觀察》寫作的名單是一份高等教育和現代專門職業界領袖的部分點名冊：王芸生，《大公報》總主筆，該報當時是一份最受重視並廣泛傳播的日報；伍啟元，清華經濟學教授；蔡維藩，南開歷史學教授；馮友蘭，清華哲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張東蓀，燕京大學政治學教授；陳之邁，政治學家，當時是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參事；卞之琳，詩人，南開大學文學教授。[158] 儲安平宣布《觀察》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而不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這份雜誌「除大體上代表著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廣大人民群眾說話以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儲提出了可以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墓志銘的四個信條：首先，在中國發揚民主。「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權進退必須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第二，支持各種基本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工業化，以及科學精神和現代思想的成長。最後，推動用理性解決各種紛爭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抗戰雖然勝利，大局愈見混亂。政治激盪，經濟凋敝，整個社會已步近崩潰的邊緣……」[159]在這樣的逆境中，戰後年代的學術界只能試圖保留過去10年軍事、政治和經濟動盪中倖存下來的東西。到1949年，中國自由的或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學者和政治當局的關係長期以來就是共和國辯論和鬥爭的主題，今後也不會鬆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國的建立，包括國家權力的重建，不會減少對學術創造力的需要。 * * * [1]江勇振、柯文、默爾·戈德曼、賈祖麟、威廉·J.哈斯、約翰·伊斯雷爾和蘇珊·佩珀等人對本章提出寶貴的意見，我們深表謝意。教育這一課題的文獻資料十分豐富。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獻匯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4卷，1928年；《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3卷，1962年）以及多賀秋五郎編的最近文獻匯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第3卷，1976年），都將在下面參考書目中提到。 [2]關於識字教育，見伊夫林·S.羅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眾識字》。關於書院，見蒂爾曼·格林：《廣東的書院與城市制度》，載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475—498頁。關於1911年前的新學校制度，見薩利·博恩威克：《中國的教育與社會變遷：現代時期的開端》。關於商務印書館在教育方面的業績，見王雲五的《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它包括了1897—1972年該館的大事、出版物和報告書等。關於一個省份（山東）的教育變遷，見戴維·D.巴克：《濟南教育的現代化，1899—1937年》，載伊懋可和史堅雅編的《兩種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第171—212頁。現代中國教育的綜合問題將由蘇珊·佩珀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4章論述。 [3]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5章和《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7章和第8章。關於更近的新成果，見賈祖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敘事史》。 [4]1922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會的調查報告全國有職業學校1553所。到1925年中華職業教育社由一百餘個教育團體組成。《中華年鑑，1926年》，第423頁。 [5]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M.詹森著第6章，引用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這是這位研究中日教育關係的日本第一號專家的主要著作。 [6]汪一駒著：《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綜述的主要內容，實際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學習以及關於這個題目的以後許多方面的大量資料。中日學術關係各個方面在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於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7]有多少人畢業不明。見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19—120、167、185頁引用華美協進社的資料。 [8]劉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載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第111頁。 [9]這種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別加以說明。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是《革命與世界主義：西方階段和中國階段》。 [10]為獲得民國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訓練的形式的印象，我們考察了75人的經歷如下： 上述資料根據包華德和理察·C.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詞典》和《辛亥革命回憶錄》（全8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樣。不可避免在分類時有重複。對《中華民國傳記詞典》中參加過各種自由維新運動的全部名人的社會背景的進一步調查，表明1/3以上是學者官僚階級出身。弗吉尼亞·E.雷諾茲：《社會運動：中國領導階層分析，1895—1927年》（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3年，部分VB：數量綜合。 [11]為獲得1912—1949年學術界名人事業活動的印象，我們統計了173人所從事的工作的類型。大約1/3的人從事一種以上的活動。 此表根據《中華民國傳記詞典》中173人的傳略，他們的專業活動範圍從部分從事（如僅短期從事高等院校教學）到畢生從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諸方面工作。人們公認這群人是有選擇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積極地影響近代教育界發展的人物。 [12]王風喈：《中國教育史大綱》，第5頁。王是時在長沙晨光大學任教。 [13]關於新文化運動中對「科學」的各種見解，見史華慈在《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8章中的概括；又見郭穎頤：《1900—1950年中國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 [14]邱玉麟（音）：《京師大學堂沿革略》，載《清代軼聞》卷5，第1—2頁；喻長霖：《京師大學堂沿革略》，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59—160頁。關於同文館，見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在1901年簽訂《辛丑各國和約》後清政府試圖在各省設立大學堂，如谷如墉領導下的山西大學堂：見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傳略》第1部，第295頁。然而，H.S.布倫納特和V.V.哈格爾斯特羅姆1910年在所著《今日中國政治組織》一書中記載，只有一所新大學設在北京（第223頁）。在20世紀20年代，年鑑列舉6所省立農科大學或工科大學。例如伍德海編：《中華年鑑，1926年》列舉這些大學設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蘇和山東（第434b頁）。 [15]邱玉麟（音）：《京師大學堂沿革略》，第2頁；喻長霖：《京師大學堂沿革略》，第160頁。 [16]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載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頁。 [17]我一：《臨時教育會日記》，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296—297頁。 [18]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頒布的《大學令》，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647頁。在《大學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訂時只抹去一個逗號，所以新版本為「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同上，第671頁。 [19]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頒布的《大學令》，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647頁；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71頁。 [20]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70—271頁。中國共產黨對北京大學校史的看法見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年》。 [21]陶英惠：《蔡元培年譜》（上），第473—474頁。蔡元培擔任校長時，與一些友人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國統一的歷史。他相信普魯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養出優秀的小學教師，這些小學教師又以使他們成為現代愛國公民的品質教導學生，終於導致在普法戰爭中打敗法國。據說孫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學校長任命的人之列；見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載《逝者如斯集》，第55頁。 [22]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76—279頁。1920年北京大學成為中國第一所聘請女教師擔任教授的大學，當時陳衡哲出任歷史系教授。當時北京大學著名學者中，有哲學教授胡適和沈尹默，語言學教授錢玄同，英國文學教授辜鴻銘，以及經濟學教授馬寅初，王寵惠講授憲法，而俞同奎講授化學。 [23]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80頁。 [24]同上書，第291—296、297—298頁。 [25]傑西·格雷戈里·盧茲：《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年》，第136—137頁。 [26]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96—297頁，和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的自述，同上書，第276頁。 [27]羅家倫：《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頁。 [28]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載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第83頁。《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1卷，第101頁。 [29]胡適：《教育家張伯苓》，載卜凱等：《有另一個中國》，第10頁。 [30]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第7—9頁。南開學校師範班在1906年停辦，所以只有一屆師範畢業生。然而在這屆十個畢業生中，有幾個後來成為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貽琦。 [31]同上書，第8—10、13—14頁。 [32]同上書，第14—15頁。私人對南開財政贊助的重要意義與當時其他主要大學形成鮮明的對照。 [33]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第17頁。 [34]見《林文慶傳》；又見王增炳和余綱：《陳嘉庚興學記》。 [35]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第66—67頁。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比較《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5章。 [36]《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第68頁。 [37]朱昌峻：《近代中國的維新人物：張謇，1853—1926年》。 [38]安東尼·C.李：《中華民國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2頁。 [39]盧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頁，從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6所教會高等院校發展順序圖。關於深一層概括，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3章（費維愷著）；又見威廉·珀維安斯·芬恩：《變化中的中國的教會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一部發人深思的研究專著，簡·亨特：《上流階層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轉換時的中國》。 [40]瑪麗·蘭伯頓：《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1951年》，第65頁。 [41]見張若谷編：《馬相伯先生年譜》。 [42]例如，中國官方《教育公報》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譯載一篇日本報道，把上海震旦學院列為學術質量很低的大學；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103頁。 [43]克拉倫斯·伯頓·戴的《之江大學：簡史》記載，1930年的調查顯示學生對宗教集會和課程不感興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學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44]屬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學生運動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學、滬江大學和之江大學；見盧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頁。 [45]關於1935年燕京大學學生運動的第一手報道，見參加過抗日示威宣傳的燕京大學美國學生休伯特·弗雷恩所著的《戰爭序幕：1935—1936年中國學生的反抗》；又見約翰·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 [46]胡適：《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1925年在燕京大學的講話），《胡適文存》第3輯第4卷，第728—733頁；關於有用的述評，見傑西·G.盧茨：《中國民族主義與20世紀20年代的反基督教運動》，《現代亞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第395—416頁；又見山本澄子：《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關於詳細情況，見葉家哲：《宗教、愛國心和中國學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運動》。關於反教會運動與收回教育權之間的聯繫，見傑西·格雷戈里·盧茨：《民族主義、中國政治和差會》（未刊文稿，1984年）。 [47]胡適：《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 [48]1927年北伐期間，青年軍官們告訴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師，一打完仗，中國將「注意收回教育權」。戴：《之江大學：簡史》，第56、59—60頁。參閱盧茨：《基督教院校》，第225頁。 [49]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049頁，《北京大學月刊》創刊號（1918 年12月）上蔡元培的發刊詞。 [50]任鴻雋：《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51]蔡元培：《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第297頁。 [52]羅傑·S.格林：《科學教育諸方面》，載卜凱等：《有另一個中國》，第101頁。 [53]中國科學社9名創辦人中有4人（包括胡適）起初曾在農學院學習。9人內有任鴻雋（1908年曾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在美國攻讀化學前曾於1912年在南京協助孫逸仙）和楊銓（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學堂時曾經是胡適的學生，以後在美國攻讀工科前也曾於1912年任孫逸仙的秘書）。 [54]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第94—95、169頁。 [55]同上書，第216—226頁。 [56]邁克爾·亨特：《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再評價》，《亞洲研究雜誌》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559頁。 [57]見賈祖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第210—212頁上的數據。 [58]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關於該校1949年前多達500頁的校史，見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清華大學校史稿》。 [59]劉師舜：《一九二○級在校時代之清華》，第3—4頁。 [60]巴里·基南：《中國的杜威實驗在中國》第5章，指出教師之間以及教師與軍事當局之間派系糾紛的極端複雜性。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師欠薪數月後，學生和教師示威遊行到總統府請願，被開槍驅散，多人死傷。《教育雜誌》第13卷第7期（1921年7 月20日）第2—4頁報道了這一事件。 在運用美國自由派理想於革命中國的道路上的困難，可從一系列著名的傳記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國的教育家》；勞倫斯·A.施奈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賈祖麟：《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費俠莉：《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艾愷：《最後一位儒家學者：梁漱溟與中國關於現代性的困境》；史蒂芬· N.海：《亞洲東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爾與他在日本、中國和印度的批評者》；又見R.W.克洛普頓和歐俊臣（音）編譯：《杜威在華講演集，1919—1920年》和孟祿：《中國：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61]陳之邁：《求學與治學》，載《蔣廷黻的治事與生平》，第19頁。 [62]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1928年9月接任校長時的講話），載《逝者如斯集》，第7頁。 [63]《逝者如斯集》，第9—12頁。 [65]任鴻雋：《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1—2頁。 [66]任鴻雋：《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以後增補進董事會的有在近代中國教育及文化發展中同樣知名的人物，其中有趙元任、傅斯年、胡適、司徒雷登、蔣廷黻和翁文灝。 [67]任鴻雋後來回憶，自1918年從美國歸來後，「我堅持使同胞知道科學的重要性……如今有了這個有贈款維持的機構，每年有大約一百萬美元的預算用於促進科學事業；……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鴻雋：《五十自述》中「1925年」項下）。1929年他接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執行董事。 [68]《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4頁。馬戈·S.格武爾茨：《社會現實與教育革新：中華職業教育社個案，1917—1927年》，載《現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頁。 [69]1981年8月15日葉良材（音）私人通信。葉良材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財務秘書（1932—1978年），助理司庫（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70]任鴻雋：《五十自述》，「1925年」。 [71]《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報告（1925—1945年）》，第5頁。 [72]《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2卷，第221頁。 [73]例如，1922—1923年德國生物學家兼哲學家漢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講演形上學，而主持人張君勱挑起關於「生命的科學與哲學」的學術論戰，見費俠莉：《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第94—135頁；郭穎頤：《1900—1950年中國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第135—160頁；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第190—196頁。 [74]國民政府成立於1927年4月。——譯者 [75]艾德敷：《燕京大學》，第129頁，又130、149—151、155頁。又見菲利普·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係，1916—1952年》第3章。 [76]蘭伯頓：《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1951年》，第106—109頁；又見下列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史：羅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協和大學》；文乃史：《東吳大學》；德本康夫人和魯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學院》；L　.埃塞爾·華萊士：《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劉易斯·C.沃姆斯利：《華西協合大學》。 [77]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係》，第91—109、129—135頁；艾德敷：《燕京大學》，第130、209、120—211頁。作為世俗國家政權在「使燕京大學中國化」方面取得進展的進一步證據，燕京大學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宗教哲學和宗教史等課程可分別在哲學系和歷史系講授。 [78]《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2卷，第430頁。 [79]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第254頁。 [80]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職的人暗中受到怨恨，並被指為「中央人」。 [81]任鴻雋：《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節。 [82]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傳記文學》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頁。 [83]王聿鈞和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139頁。 [84]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第126頁。 [85]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第125頁。 [86]《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125、138頁；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第130頁；黃建中：《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載《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第503頁。 [87]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歷史學報》第11期（1983年6月），第173—176頁。 [88]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歷史學報》第11期（1983年6月），第175—177頁。這種狀況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國立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和四川大學的事件中看到。 [89]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歷史學報》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頁。 [90]同上書，第183—190頁。 [91]同上書，第191—201頁。 [92]許多事例中的一個：1932年6月27日國立青島大學學生罷考期終考試，導致該校校長楊振聲辭職；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第263頁。 [93]見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第5章；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關於社會背景，又見葉家哲（音）：《愛國精神與革命：20世紀20年代學生積極行動的性質和原因》，載陳福霖和托馬斯·H.埃特佐爾德編：《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和革命》，第94—170頁。 [94]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第73—75頁。楊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學校長（1929—1931年），該校學生註冊人數約為400人。 [95]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表60，第100—101頁。可惜，該表未單獨列出省立安徽大學的學生註冊人數。 [96]梁實秋：《談聞一多》，第73—101頁。 [97]註：（1）「私立」類包括教會大學院校；（2）數字僅包括已向教育部註冊並得到教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當時日本占領下的東北的數據在官方數字中缺；（4）黃建中：《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第504—514頁給出稍微不同的一組數字。在黃建中的表中，院校總數達108所，未給出確切年份；然而，各類的相對規模與教育部的1934—1935年數字相同，因此：國立，24所；公立技術，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這些總數可同1928—1931年院校86所的官方數字比較，該數字包括大學59所，其中國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27所；技術學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全國高等教育統計（1928年8月至1931 年7月）》，表1。 [98]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第4頁。 [99]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第2部分「表」，第2—3頁，其中表1《中國和世界主要國家的高等教育》所列年份從1928年到1934年；與中國和土耳其對比，美國（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萬人有大學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萬人有大學生9人。 [100]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頁。 [101]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頁。全國科學評議會在1935年完全設立起來時有當然評議員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長及該院10個研究所的所長，同上，第9—11頁。 [102]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載《近代史研究集刊》第7集（1978年），第33—36頁。例如楊銓、丁文江、任鴻雋、王璡、周仁、竺可楨和王家楫，全是中國科學社矢志不渝的成員。 [103]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17頁。 [104]應為農商部。——譯者 [105]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載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第190頁；《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3卷，第67頁；李濟：《安陽》，第34—48頁。 [106]李濟：《安陽》；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第3版，1977年，第3—18頁綜述中國考古調查的發展。 [107]見瑪麗·布朗·布洛克：《美國移植》（英文）；瑪麗·E.弗格森：《中國醫學理事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約翰·Z.鮑爾斯：《中國一座殿堂里的西方醫學》。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檔案表明，除大量醫學事業外，該基金會還扶助平民教育、農業研究、圖書館及其他方面的事業，特別是在30年代。 [108]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397頁。 [109]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第31頁。 [110]「成志會」出版了會史和會員名錄，現在已不再是秘密。會員有冀朝鼎、蔣廷黻、蔣夢麟、方顯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鄒秉文、翁萬戈、晏陽初。據1979年8月翁萬戈私人通信。 [111]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第36、39—40頁。方顯廷指出，張伯苓為南開大學聘請了許多有能力的教職員，「特別從他自己的團體成志會的會員中聘請」。同上書，第38頁。 [112]同上書，第41—42、45頁。 [113]同上書，第45頁。托尼的研究寫成了《中國的土地與勞動》（1932年）一書。托尼又同C.H.貝克爾　[柏林]、M.法爾斯基　[波蘭]和P.郎之萬　[巴黎]一起寫了一份國際聯盟報告，題為《中國的教育改革》，報告提出許多問題，包括美國教育模式對中國的適應性。 [114]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第45—47頁。贈款使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剛從美國回來的研究人員，其中有吳大業、李卓敏、林同濟和丁佶。 [115]見卜凱：《中國土地的利用》；　又見沈宗瀚：《沈宗瀚自述》，這是一個在康奈爾大學受過訓練的本領域的帶頭人的著作。 [116]在這項調查中，普林斯頓大學中國項目代表步濟時同許世連（音）一起工作。步濟時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會調查》一書。見江勇振：《燕京大學社會系：從社會服務到社會工程，1919—1945年》（未刊論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意引用）。又見戴維·阿庫什：《費孝通與革命的中國的社會學》。 [117]吳文藻的學生有費孝通（《中國農民生活》的著者）、林耀華（《金翼：中國家族主義的社會學研究》的著者）和楊慶堃（《中國社會的宗教》的著者）、又見許烺光：《在祖宗蔭庇下：中國的文化與人格》。 [118]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中的檔案。 [119]見威爾馬·費爾班克為梁思成著：《中國建築畫史：其結構方式的發展和其形式演變之研究》寫的序。 [120]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第191—198頁。 [121]任鴻雋：《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5頁。 [122]這一說明根據任鴻雋：《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6—16頁；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16—1936年》，第221、224頁。 [123]到1926年，據報中國最大的圖書館是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176000冊），清華第二（87000冊），嶺南第三（68000冊），金陵第四（61000冊），以下是交通、南開及其他。《中華年鑑，1926年》，第430頁。 [124]任鴻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12—13頁。袁成（音）：《袁同禮：讚頌》，第53—54頁。 [125]《袁同禮：讚頌》，第55頁。 [126]同上書，第56—57頁。 [127]《袁同禮：讚頌》，第234頁。 [128]胡適：《胡適留學日記》第3卷，第583頁。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載《逝者如斯集》，第146頁。 [129]見《逝者如斯集》，第146頁。 [130]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第223—224頁。 [131]見費正清：《專心研究中國：50年回憶錄》，第71—76頁。艾倫·B.林登：《國民黨中國的政治和教育：大學院個案，1927—1928年》，載《亞洲研究雜誌》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頁提到蔡元培與陳果夫間的不和。 [132]馬戈·S.格武爾茨：《社會現實與教育革新：中華職業教育社個案，1917—1927年》，第157—174頁。 [133]見孔斐力在本書第7章關於鄉村建設運動的論述；又見吳相湘：《晏陽初傳》，第3、5、6章；和查爾斯·海福：《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3年）。 [134]蔣廷黻：《中國之現狀》，《國際事務》（1935年7月14日）；關於蔣廷黻在清華大學培養研究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史專門人才，見查理斯·R.利利：《蔣廷黻：在兩個世界之間，1895—1935年》（馬里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9年）第8、9章。 [135]《獨立評論》的主張的傾向在尤金·盧博特《不自由時代的自由主義：中華民國的新文化自由主義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136]翁文灝於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廷黻於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譯者。 [137]確切名稱為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譯者 [138]弗雷恩：《戰爭序幕：1935—1936年中國學生的反抗》；伊斯雷爾和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 [139]蔣夢麟：《來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頁。這個情節羅家倫在《蔣夢麟先生傳略》中也提到，見《逝者如斯集》，第98—102頁。 [140]莊澤宣：《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討》，載《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頁；又見《教育雜誌》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特輯。 [141]莊澤宣：《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討》，第3頁。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年）》，第3頁。陳立夫接著又說，在校學生減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學生參加軍隊或與戰爭有關的工作，見第29頁。 [142]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頁。因為得不到10所院校的數據，而且有些數字只報告設備損失，此表不完全。 [143]《戰時中華志》，第189頁。根據另一計算，1936年全國高等院校校產總值為國幣39275386元，不及估計損失之半；見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7頁。 [144]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年）》，第3頁。朱家驊：《抗戰第八年之教育》，載《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172頁。 [145]見約翰·伊斯雷爾的西南聯大校史原稿。 [146]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載《西南聯合大學》（學府紀聞叢書之一），第25—39頁。 [147]《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173頁。 [148]突出的例子是詩人和聯大文學教授聞一多被迫在當地中學兼課並刻、賣印章養家。見梁實秋：《談聞一多》，第109頁，引自西南聯大歷史教授吳晗：《悼亡友聞一多》。關於戰時中國學術界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和身體虛弱見費正清：《專心研究中國》。 [149]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年）》，第30頁。 [150]錢端升是聯大政治學教授；引自約翰·伊斯雷爾的手稿。錢端升後來的一部研究專著《中國的政府與政治》，分析了國民黨軍國主義的成長。 [151]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第197—198頁。 [152]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第44—50頁。又見本書第13章。 [153]《觀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22—24頁。 [154]同上書，第24頁。關於全情，見葉文心：《異化了的高等學府：中華民國的高等教育》。 [155]《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108頁。 [156]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 [157]關於戰後兩年來的中國教育狀況，見《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12—13頁；又《中華教育界》新2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和新2卷第2期（1948年2月15日）的特輯。關於高等院校的損失、人員、現狀和1947年可望實施的補救措施之詳情，見威爾馬·費爾班克：《中國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國的機構為滿足這些需求的計劃：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同一作者的《美國在中國的文化實驗，1942—1949年》是一部官方的40年代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計劃史，顧臨任國務院顧問，是計劃的設計者之一。 [158]《觀察》第1卷第1期，第3頁。68個知識分子的姓名作為「投稿人」出現在《觀察》創刊號的扉頁上，其中有些是學術界最著名的人士。 [159]同上書，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