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四章　1927—1937年的共產主義運動

第一次統一戰線與第二次統一戰線之間的10年，即從1927年中期國共分裂到1937年中期，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充滿災禍、痛苦和磨難的時代，它使共產主義運動瀕於毀滅。然而從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個經驗豐富並經受過考驗的領導層，他們不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獲得權力。我們先查看一下黨員和組織的危機，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這些年中國共產黨所遇到和解決的問題是何等嚴峻。 黨的重建和領導 簡言之，中共從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會起，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儘管中國領導人偶爾發表不同觀點，但在整個1923—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共產國際能隨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1927年以後，共產國際的威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氣來恢復這種威信。這意味著要罷黜和批判陳獨秀，撤換和譴責瞿秋白，審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這還意味著要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並在帕維爾·米夫主持下重新建黨。從1927年秋到1931年1月，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事務的干預實際上使中國黨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然而1931年1月四中全會以後，由於各種複雜的因素，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影響實際上下降了，這些因素包括史達林越來越專注俄國和歐洲的事務，1934年夏季國民黨警察破壞了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組織，以及史達林的血腥清洗，到1937年共產國際已不可能傳達他的政策。 在這段時期內，陳獨秀對中共的領導已於1927年年中結束。接替他的是一些比較年輕的人：1927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年夏到1930年夏是李立三，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是國際派（即28個布爾什維克，二十八宿）。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他們著手重建被破壞的黨，並制定一種新的實際可行的革命戰略。黨員數量由1927 年4月高峰時期的近6萬人下降到同年年底可能不足1萬人。或許應歸功於陳獨秀，才使中共在1927年的災難中沒有被完全破壞。有些人把共產黨的復甦歸因於不斷灌輸「共同心態」，換句話說，歸因於黨的機關刊物——主要是《嚮導周刊》和理論性雜誌《新青年》[1]——所傳布的意識形態的力量。由於這種意識形態已深深紮根於知識分子的頭腦之中，他們面對反共高潮堅定不移，繼續高舉革命火炬。用一位1927年受迫害的倖存者的話說：「失掉了與黨或[共青]團的聯繫，就像失去了親愛的母親。」[2]正是這種情懷，使政治上彼此疏遠的人轉變成兄弟般的同志，並使他們毫不留情地與黨內外的敵人作鬥爭。 當1927年風暴突然襲來時，黨的注意力已經轉向一個年僅28歲的年輕人，在行動上他可能沒有陳獨秀那樣果斷，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寧主義和有冒險精神，並且頗精於理論。在陳獨秀離開領導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在幾個問題上反對陳獨秀的領導。作為他所編輯的黨的機關刊物的一位多產的評論家，他俄語熟練，因而能讀列寧的《怎麼辦》、《兩個策略》之類的關於黨的組織和黨的戰略的著作。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書記職務後，著手使中共布爾什維克化。此後，在1928年，他認為黨是優秀分子的組織，完全不同於它領導下的任何群眾組織。它的先鋒隊地位來自它能通過黨內鬥爭揭露自己的錯誤，並從中吸取教訓。[3]在這些方面，瞿秋白重複列寧和史達林1925年給布爾什維克化下的定義。[4]1927年9月在汕頭及12月在廣州（「廣州公社」）舉行的暴動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被大批殺害。在現存的黨組織被來自外界的打擊所破壞和黨內的派別活動所分裂的時刻，瞿秋白只能在環境許可的情況下盡力而為。他企圖至少在上層採用民主協商的程序，但當時政治局往往很少能達到法定人數，他的嘗試反而加劇了派別紛爭。[5]但是由於瞿強調土地革命，黨從城市的地下活動逐漸伸向萌芽狀態的農村根據地，大約有15塊根據地當時正在形成。 階級成分 被稱為秋收起義的一系列冒險行動失敗後，1928年4月瞿辭去黨的書記的職務，讓位給一位無傾向性的無產者向忠發。在白色恐怖和戰爭條件下，隨時隨地要關心安全及叛變，黨中央面臨一系列的組織問題。第一，黨員的階級成分已從城市工人和知識分子轉變為農民占優勢。[6]這種變化有改變黨的階級基礎、工作方式和黨的政策的危險。因此，1928年7月「六大」的決議和1929年2月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的信都強烈要求增加城市黨員。第二，為了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中央不得不與那些曾經與黨組織失去關係的黨員重建聯繫。黨必須為那些1927年6月前公開活動時期暴露了自己而當前靠黨的菲薄的財力為生的積極分子找工作，並將他們安置到非黨的群眾中去。首先它必須統一對激進工會的控制，這些工會掌握在何孟雄、羅章龍等工會領袖領導下的「實幹」派之手。第三，農村支部長期與省委和中央失去聯繫。例如，地處長沙東南偏僻山區、位於江西和湖南交界處的井岡山的前敵委員會，曾用五個月時間才恢復與湖南省委的聯繫。1928年6月4日中央送交當時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的信六個月後才到達。湘鄂西的賀龍直到1929年春才獲悉「六大」的決議！第四，在中央領導層內，宗派主義特別是陳獨秀「右」的影響依然存在。隨著1927年下半年多次失敗後，形勢惡化，鞏固黨組織的希望益發渺茫。[7]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於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舉行，大會責成新的領導（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過法國和俄國）恢復黨的下列路線：黨必須通過吸收大量工人入黨並進入領導層來實現無產階級化。這樣做不應以犧牲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為代價，如允許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繼續存在，上述情況就會發生。要抑制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必須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和培訓，同時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黨和黨員的安全。在很分散的農村根據地，應盡一切努力喚起廣大群眾投身於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群眾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風的正確性的主要標準；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容易失去群眾支持，被認為是錯誤的。在根據地，共產黨人本身只應作為思想上的領導者從事活動，不應作為蘇維埃的行政人員，以便給群眾以權力來監督他們自己的政府，雖然不是監督黨本身。[8] 遵照這些決議，李立三立即採取步驟加強了中央的領導。雖然六大表現出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黨內工人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隔閡，但是他似乎沒有形成敵視知識分子的立場。李維漢、鄧中夏和在河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堅定的支持者，人們很難說他們不是知識分子。[9]起初，對李立三領導地位的威脅主要來自工會領導人，對他來說疏遠其知識分子同事將是不明智的。[10] 在李立三領導的最初幾個月，當小塊的農村蘇維埃仍在為其生存而鬥爭時，影響黨的統一和穩固的主要問題不在於農村根據地。問題在於倖存下來的黨領導的工會及其領導人，李譴責這些領導人的極端民主化、平均主義、官僚主義和無原則的宗派主義。[11]為保證黨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抑制黨內民主，這可能導致了更大的集權。黨內抱怨他與陳獨秀一樣搞家長制。[12]他本質上是一個活動家而不是學者，主要靠加強紀律來達到統一。既然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李就借共產國際的權威以推行這一行動路線。他常常用撤職的方法清除反對派。有時甚至為同一目的而解散整個省委。[13]直到1930年9月，在李立三路線失敗後，他才企圖制定一些限制黨內過火鬥爭的規定。[14]甚至這時他仍以生硬和權威的態度明確地強調紀律。他為了實現黨的統一，還利用了黨的機關報。《布爾什維克》是瞿秋白於1927年10月創刊的，仍在繼續發行，李在1928年11月又創辦了《紅旗》周刊，從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每周出版兩期。最後他還成立了由黨團、工會負責人組成的總行動委員會。[15] 李立三與毛澤東之間討論得最多的分歧較多涉及他們對革命形勢的估計及相應的戰略，較少涉及黨的組織。許多人擔心農民黨員增加可能造成農民意識瀰漫黨內，但在毛看來這是一種沒有根據的擔心。毛和蘇維埃其他領導人在偏遠的農村根據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發展小規模的工業來增加蘇維埃黨的無產階級成分。毛尤其不得不憑藉政治教育使農民無產階級化。農民是處於黨的影響下的唯一的群眾，也是新黨員的唯一的重要來源。然而憂慮依然沒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開展黨的工作。在1928—1930年前後，李在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李立三領導下的中共在地區上極度分散，並遭受到嚴重的破壞，要實現統一與其說是組織上的工作，還不如說是意識形態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是一個大理論家。隨著莫斯科先發生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決裂，後來又發生史達林與布哈林的決裂，李必須或者逐漸形成自己的路線，或者像共產國際那樣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誰的指導，他必須說服他的追隨者。當說服工作遭到失敗時，未被說服的人離開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離開黨。但是向忠發、李維漢、賀昌、鄧中夏和其他幾個人支持他，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核心，足以有效地控制黨中央。[16] 儘管王明苛刻地抨擊李立三的組織路線，[17]但是共產國際撤換李並不是基於這個原因，而是因為他在戰略上的錯誤（參見下面的注釋）。在短時間的混亂後，經過共產國際的許可，中央轉到「28個布爾什維克」——王明是他們的領袖——之手。於是在中央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共產國際的權威被用來反對「實幹」派的工會領導人。這些人堅持反對李立三，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基礎由於蔣介石的迫害而損失嚴重。[18]在農村，共產國際的權威被用來反對蘇維埃領導人，自六大以來，他們控制的幅員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長。 在所有嚴酷的黨內鬥爭中，引起28個布爾什維克與何孟雄和羅章龍領導的「實幹」派之間爭論的問題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當這些爭論爆發時，何孟雄與李立三原有的爭論已經解決。兩次爭論之間僅有的聯繫似乎是黨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誰來重建黨。從查閱現存的文件——大多傾向於反對「實幹」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點是何孟雄、羅章龍和他們的支持者建議召開緊急會議，其代表性比28個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顧問帕維爾·米夫建議召開的四中全會更為廣泛。緊急會議建議從基層重建黨，而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四中全會——實際上於1931年1月召開——只有狹窄的代表性，他們則寧願從上層來重建黨。根據「實幹」派的判斷，後一條道路對黨以及對整個革命運動將產生極為可怕的後果。[19]還有一些個人的因素，例如爭奪領導地位，不信任缺少經驗的年輕「布爾什維克」，也肯定進入爭論；然而它們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當這些爭端匯集到一起時，結果是何孟雄和羅章龍兩人過高地估計了工會反對派的力量和團結，這種估計錯誤導致他們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會上完全失敗。何孟雄和另外22人，包括五位年輕的左翼作家，顯然被出賣給警方，接著在1931年2月7日被槍殺。 28個布爾什維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領導權之後，可能曾企圖實現黨組織的「布爾什維克化」——一方面要求絕對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實行「民主集中制」。[20]由於他們是一批雄辯者，[21]有理由假定他們寧願通過委員會進行討論，而不是採用家長式的命令主義或他們似乎不喜歡的懲罰制度。然而事實上緊接四中全會之後國民黨與中共特工人員之間的秘密鬥爭在1931年加劇，而黨在「白區」的工作遭到災難性的挫折時，委員會會議能否召開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實行是很令人懷疑的。[22] 然而，28個布爾什維克比李立三更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15個左右的農村蘇維埃。四中全會後不久，曾管轄蘇維埃的「前敵委員會」由政治局直接領導的蘇區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轄六個蘇區。這六個蘇維埃中至少有四個各設分局——位於江西東部與福建邊界處的中央蘇區（1928年底毛澤東和朱德從井岡山轉移到此），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和湘贛蘇區。[23]另外兩個蘇區可能曾由一個特別委員會領導。[24]新機構可能削弱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日益增長的權力；28個布爾什維克當然可能利用這個機構來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蘇區的殘餘影響，以陳昌浩、沈澤民和張國燾接替許繼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西蘇區夏曦取代了鄧中夏。[25] 當「白區」活動幾乎無法開展時，黨中央逐步轉移到中央蘇區，黨員也隨之遷徙。中央的轉移於1933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幹聯絡人員，他們不久被國民黨警察逮捕。這次轉移不僅加劇了論點和權力之爭，而且引進了許多城市黨員在開闊的農村從事日常的管理工作，這項工作與秘密的城市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由於他們現在與廣大農民有密切的聯繫，他們舊的生活、工作和寫作的方式都必須經歷適當的調整。雖然他們面臨類似的困難，但他們與按迴避原則必須是外地人的舊王朝官員不同，因為他們並不想有意識地養成官僚主義。但他們也不同於蘇區的老幹部，這些新來的人既沒有參加過根據地的創建工作，也沒有學會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當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話。而一旦他們掌握了政權，他們並不消除對農民的蔑視，也不防止官僚主義的滋長。[26] 群眾路線 各地的游擊戰士，從阿爾及利亞到古巴，都曾依靠他們為之而戰的群眾的支持。但是通過宣傳和行動以贏得群眾支持的實踐，並不必然含有概念化的「群眾路線」。誠然，自中共六大以來，黨中央和蘇維埃領導人都優先考慮動員群眾。事實上，六大的政治決議甚至提出，黨在蘇區應把自己擴大為一個群眾組織，[27]而毛澤東在1927年《湖南報告》中評論道：「嘴裡天天說　『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28]當1927年中共第一次轉移到農村遇著中國農村的人民時，動員群眾就成為一件緊迫的事情。這時黨員必須明確：誰是農民？他們支持革命的積極性如何？如果失去紅軍保護因而面臨反動派的報復，他們驚恐到什麼程度？通過組織和技巧，或者通過政策和宣傳，如何更有效地把群眾動員起來？ 一旦28個布爾什維克與農民群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他們的觀點也開始轉變。他們現在在黨內已不再形成鐵板一塊的集團，並且他們也沒有全部遷入中央蘇區。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眾路線的全部內涵。雖然1931年9月1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蘇區竭盡全力動員群眾以鞏固根據地，[29]但是它的要旨明確地在於通過激烈的階級鬥爭來動員群眾。它對用反對「壞人」代替專門反對地主、富農、商人的那種措辭含糊的軍隊口號的批評，它對富農分壞田的堅決主張，以及它對忽視反帝工作的不滿，全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央以為，只需激勵階級特性和階級鬥爭，蘇維埃就能喚起廣大的被壓迫群眾。這些批評和建議反映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黨代會的決議里，這次大會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於1931 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30]在這些早期的指示中沒有跡象表明這些運動可能是一種動員群眾的方式，沒有提到關心人民和愛護人民，也沒有允許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和黨的工作。 甚至在1934年1月28個布爾什維克路線鼎盛時期召開的五中全會上以及在1934年的決戰前，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還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首先直接依靠共產黨，依靠黨的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依靠黨的行動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黨員的布爾什維克的紀律，依靠黨領導群眾鬥爭的能力。只有堅決地奮鬥，反對一切離開和曲解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黨才能勝利的領導爭取蘇維埃中國的鬥爭。」[31]只是在當年初次遭受嚴重的軍事挫折後，甚至在當權的28個布爾什維克的言行中也出現了分歧和動搖。例如一般被認為是長征前28人中最接近毛澤東的張聞天一方面說： 我們都要採取發動群眾、經過群眾、依靠群眾的路線。因為在這裡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捉幾個人或殺幾個人，或沒收徵發一些地主和富農的東西，而是一個怎樣在執行我們的明確的階級路線中發揚群眾的積極性、提高群眾的覺悟程度、團結與組織群眾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的問題]。[32] 另一方面，他加緊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應該是我們對於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別在戰區邊區，我們對於任何反革命的活動，必須立刻採取最迅速的處置。」[33] 毛澤東對這一類問題的看法和解決辦法顯然尚處於發展階段，它們表現出極大不同。他作為那塊根據地的創建者，曾與群眾一起工作、戰鬥和生活，時間比28個布爾什維克中任何一個都長。雖然他可能還沒有將他的經驗概括成一條政策路線，但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決議強調了兩個基本點——群眾有批評紅軍的錯誤、幫助紅軍改正錯誤的權利，以及黨的決議應當通過群眾來貫徹實施。[34]當然，當時紅軍是由黨的政委們控制的。[35]批評紅軍的錯誤等於批評黨。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說明了黨的正確領導的智慧和能力的源泉：「上級組織必須清楚地了解下級組織的情況和群眾的生活情況。這就是正確領導的社會根源。」[36]在1932年，這樣的思想導致了以下結論：「所有脫離群眾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義。」[37] 反對官僚主義（即命令主義和自命一貫正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的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要求的態度是心甘情願地做群眾的小學生，而不只是他們的領導者，並且不能把群眾視為愚蠢笨拙的鄉巴佬，而應當信任他們，讓他們參加行政管理和政治運動。只有採用這種方法才能發動群眾而不損害他們的意願。根據毛在1933年清楚形成的群眾路線的概念，不論是先鋒隊還是階級，沒有誰是完美無缺的，因此，每個人都有必要接受教育。每個人，包括幹部和群眾，通過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壞的習慣和作風，使正確而可靠的情況能從基層反映上來，成為正確的決策的基礎，並使決策得以貫徹。 在實踐上，這意味著一旦蘇維埃制度由軍隊建立，在這一制度下要儘可能地關心人民生活和社會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財產、懲辦反革命和反動派，以及提供救濟時，軍隊本身為建立政權要擔負起宣傳和組織群眾的任務。[38]政權鞏固後，它的經濟和政治措施都應以增加生產、促進貿易和合理分擔賦稅為目的。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需要經濟結構的改革，如合作社和互助組。[39]它有時還可能需要生產運動和「勞動模範」的慣常做法。有時甚至紅軍戰士也參加農業勞動。[40]為了動員婦女，蘇維埃共和國引進並通過了1931年12月的《婚姻法》，而婦女的活動從鍋台擴大到田間和戰場。[41]1934年紅軍從中央蘇區撤離提高了婦女在殘存的游擊區中的作用。婦女活動分子並不那麼害怕國民黨軍隊和還鄉團，她們搜集情報，為游擊隊運送糧食和其他必需品，護理傷員，並且參加戰鬥。[42] 在執行法律方面，群眾必須與他們的敵人劃清界限，並使法律能為他們所理解。《婚姻法》和《勞動法》顯然是為保護他們而設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動的法律和法規則是為了捍衛蘇維埃政權。[43]在運用群眾路線方面，蘇維埃政府不那麼關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關心看起來是否公正。因此審訊是在群眾監督下公開進行的，同時教育並告誡群眾。[44]不管蘇維埃的司法制度可能有多少缺點，它恰給中共的主要敵人陳誠將軍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於它周密考慮排除個人感情。它的好處表現在很少出現貪污腐化的案件。」[45] 假定毛提出的群眾路線已贏得黨的領導人的贊同，那麼其他蘇區接著也會接受它，連同它的一切組織和機構。的確，在鄂豫皖蘇維埃，動員群眾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與中央蘇區相比，或許不那麼注意經濟工作，而更多注重解放婦女。[46]但是那裡的領導人張國燾不那麼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為喚起群眾的一種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紅軍保護群眾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許更多依靠強制，而較少依靠細緻的說服；以致軍事上的挫折常導致他的群眾工作的崩潰。[47]張國燾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眾路線就不同於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根據極有限的材料判斷，湘鄂西蘇區在魯莽而頑強的賀龍領導下，在1930—1931年間似乎曾建立起一個比較周密的群眾組織的網絡。他的蘇區通過開展生產和墾荒運動及反對迷信、吸毒和賭博的運動來解決生產和社會福利問題。但是夏曦，28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似乎曾反對這種方法。[48]在別的更小的蘇區，材料更為缺乏。人們所知的只是在東北的工廠里日本人對中國婦女的歧視，驅使她們投身游擊隊。而在海南島，20世紀30年代早期有一支由馮增敏指揮的120名婦女的紅色分遣隊[49][50]——這一英雄事跡後來被改編為一個革命歌劇中的情節。 宗派主義和叛變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表明有過多次派別鬥爭，目的是試圖控制革命進程的領導權。[51]從一開始黨就建立在主要是師徒式的追隨關係上，有李大釗和陳獨秀這兩個受人尊敬的人物。雖然未經小心考證和分析，但他們之間缺少合作是明顯的，其原因可能在於理論上的差異和個人間的不和。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人都堅信馬克思主義，都在嚴酷的受迫害的情況下工作，但他們卻並沒有像其他一些早期黨員那樣乾脆脫離黨。從1927年起，整個革命形勢出現了逆轉。持不同意見的人得不到法律保護；他們只需經過一個屈辱而痛苦的過程，向國民黨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黨，他們常常需要出賣以前的同志，但又難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們拒絕這樣做，可能危及他們的生命。在這種情況下，持反對意見的黨員只要不脫黨或叛變，往往採取宗派鬥爭的方式。 但是，如果認為只是出於怕報復才使黨儘管有宗派主義仍能維持統一，那就低估了意識形態的力量。這些宗派主義者，無論意見多麼分歧，仍然是共產主義者，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戰鬥。他們之間的決裂主要與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有關；個人的特性和追求權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識形態外，還有黨的「鐵的紀律」。的確，滿懷階級仇恨的共產主義者具有好鬥的性格。然而，這只是其個性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超過了追隨關係的同志式的愛。那種認為冷酷無情引起了中國共產黨內宗派主義的觀點不足以令人信服。[52] 極端的宗派主義通常是分裂或叛變的前兆，兩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分裂者可能從黨內居主導地位的思想轉變到另一種思想，如陳獨秀和彭述之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而叛徒則看到了信仰和現實之間的不一致，如李昂、龔楚和張國燾。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後，組織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因為在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初期他認為1927年的潰敗主要是共產國際的責任，而他贊同托洛茨基對共產國際的批評。[53]1929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兩篇文章：《中國革命的過去和未來》和《六大以後的中國革命》，他毫無保留地表示贊同。加上他早些時候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這導致他和陳獨秀兩人走向托洛茨基主義並反對中國共產黨。[54]他們信仰的轉變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誠實。[55]李昂卻迥然不同。他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辭為其叛變行為辯解——他要始終站在真理一邊，他要揭露共產主義運動的黑暗面和陰謀。他強烈反對「毛澤東的獨裁」，說他「比希特勒更暴虐」[56]。龔楚是廣西根據地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在黨處於革命最低潮時離開了黨。除去他個人的不滿以外，他的行動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11年來從未為國家的獨立、民主和繁榮而奮鬥。與此相反，黨卻一直讓人民遭受極大的苦難，遠遠背離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過是蘇聯的「爪牙」，「大騙子」。1971年在香港《明報》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複了他叛變的理由。[57] 分裂和叛變的過程未必拖得很長，通常從意見分歧開始。當這些分歧增強時，行動者的信仰體系本身瓦解，導致逐漸背離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則經歷一個否定並與同志疏遠的過程。在這個階段，分裂主義者需要一種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則必須找到一個生存的機會。如果這種轉變是從比較連貫的邏輯上的思想轉向不那麼嚴謹的思想（如從共產主義轉變為孫逸仙的「三民主義」），那麼這種轉變的理論基礎可能是不恰當的，令人想到機會主義和十足的背信棄義。龔楚的例子很好說明了這一過程。他似乎難以讓國民黨確信他的真誠，因此國民黨派他去破壞贛粵邊界的一些紅色游擊隊，甚至試圖搜尋贛南的項英和陳毅。[58]其他的叛徒，如顧順章、孔荷寵等，或者被國民黨捕獲，或者向國民黨投降，幾乎與思想無關。 張國燾既是一個分裂主義者，又是一個叛徒（關於他的分裂主義，見本章《蘇區的毀滅》一節）。他於1936年12月2日，即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前10天抵達延安，當時他在1935年毛兒蓋會議上提出的政策路線已徹底失敗，他感到被疏遠了，情緒消極。然後是1937 年2月和11月對他鬥爭（即「對張國燾的清算」）的公開羞辱。在這場鬥爭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種可怕的反黨罪行。在王明從莫斯科回國以前，張有一線希望與王明結盟反對毛澤東，但當王明回國並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時，他對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完全失望了。這個黨已不是他曾經幫助建立起來的黨，也不是他所需要的黨。 張國燾早期就對農村蘇維埃運動的可行性持懷疑態度。他認為蘇維埃沒有無產階級基礎，在性質上只是小資產階級，所以蘇維埃只不過是要求權力和占有地盤的一種藉口，對國家的富強無益。[59]張從一種思想跳躍到另一種思想，他發現了民族主義和蔣介石。他贊同毛澤東的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十大綱領，但指責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奪取政權和地域的原則。他認為毛只不過是「一個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叛徒」，而蔣在抗日戰爭中所作的努力應當無保留地得到支持，因為這場戰爭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蔣的統一中國的工作也應得到支持，因為它是反封建的。當張國燾從「左派白日夢」中猛醒過來，看到蔣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模式時，他對自己的轉向問心無愧。根據黨章，黨員是可以自願離黨的；因此張認為既不存在出賣，也不存在變節的問題。在個人對黨疏遠和意識形態上的考慮之下，他對毛的敵視也不容否認。在他離開中國共產黨整整30年之後，他仍懷著強烈的感情描繪他的這位老對手——「專橫跋扈」、「不講理達到野蠻的程度」、「狹隘」、「自私」、「目光短淺」、「冷酷」、「詭計多端」、「虛偽」，甚至「渴望成為中國的帝王」[60]。 農村蘇維埃的創建 自第一次統一戰線在1927年7月崩潰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一直是在中國農村建立避難所，在那裡有可能繼續進行革命，並有希望引導革命走向最後勝利。對一個被查禁和受迫害的黨來說，似乎沒有其他途徑可供選擇。這些避難所實際上是國中之國。它們的創建需要一支軍隊，這就是1927年4月在漢口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兒戲般地提出三點意見的原因。這三點意見是：從華中向東推進，擊敗蔣介石；向南進軍，奪取廣州；或者加強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沒有武裝力量，這些目標都無法實現。[61]後來，到1927年5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才指示中國共產黨為武裝革命而策動兵變和組織工農武裝。[62]這一思路發展成為共產國際7月舉行起義的號召。 1927年的起義 在這一年餘下的時間裡，為響應共產國際的號召，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一系列的起義：8月1日江西南昌起義，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動，12月廣州公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起義都是第五次代表大會首次提出的三點意見的繼續，是根據城市必須領導農村，決戰必須在城市展開以及革命高潮正在來臨等設想提出的。 為什麼選擇南昌？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在左派張發奎的軍隊中）的優勢，可以說明中國共產黨所組織的第一次武裝起義的地點選在南昌的原因。當時寧、漢分裂，南昌地處寧、漢之間，共產黨人可能希望奪取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63]然而，南昌並非一座很重要的工業城市，不能提供無產階級的基礎，也沒有農民參加。在周恩來的指揮下，參加起義的人大部分是受共產黨影響的國民黨軍隊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64] 儘管有人指責軍隊的訓練和組織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眾支持，導致了起義的失敗，然而在葉挺、賀龍和朱德領導下從南昌撤退的這支軍隊，卻表現出後來成為紅軍特徵的最初跡象。朱德的第25軍由大量革命青年擔任下級軍官，[65]以連和排為單位分散開展政治宣傳和沒收土地。[66]葉挺和賀龍則在廣東的潮汕地區實施他們的土地綱領，沒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並將地租減少到不超過30%。[67]即使在這初期階段，這些軍隊已不同於中國的其他軍隊。 南昌起義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8月7日召開了有歷史意義的緊急會議——這種會議形式後來在1931年1月被「實幹」派追究過。不能肯定黨是否在理論上為共產國際的代表B.羅明納茲及其繼任者H.紐曼所說服。他們認為中國社會與其說是封建的，還不如說是以小型、分散的生產單位為主要特徵的亞細亞方式的。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為代表）也是軟弱和不團結的，完全沒有能力領導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國無產階級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間斷地被直接推入社會主義階段。[68]緊急會議後發布的《告全黨同志書》，一方面拒絕承認土地革命是一種反封建的起義，但另一方面又斷言中國革命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69]從現階段向下一階段的過渡被視為可能是不間斷的。會議還強調了國家革命與社會革命之間的相互關係；反帝和反封建的鬥爭互相聯結，使農民的參加成為絕對必要。按照這種觀點，在沒有有計劃城市起義支持的情況下，1927年的秋收起義從農村向城市發動進攻，這與一星期前的南昌起義有很大的區別，而且它還提供了反抗國民黨鎮壓的唯一可行的手段。[70] 「利用當年的收穫季節強化階級鬥爭」的秋收起義，旨在推翻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以創建一個國中之國，使中國共產黨得以生存並繼續進行革命。這次起義計劃包括湘贛邊界、鄂南、湘鄂邊界、贛南、贛西北以及從海南到山東的其他地區。[71]戰略的三個組成部分是：利用各種武裝力量充當盾牌來保護並武裝農民，奪取地方政權，將它轉變為農民協會或改建為蘇維埃，分配土地。這一戰略成功的關鍵在於期望農民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戰鬥力量，使起義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擴大，以奪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由於這種設想被證明是無效的，起義註定要失敗。 地圖5　30 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地區 然而，這並不是說農民，特別是山區的農民不準備起義。如果他們沒有準備，其餘的土地革命就無法解釋，除非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義失敗也不是由於領導者有意輕視農民。例如，黨中央和毛澤東都把工人和農民看作起義的主要力量。[72]這裡有許多戰略錯誤。黨設想從農村進攻城市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軍隊從縣城開始奪取大城市，然後推翻武漢政府只是幾個月或幾周的事。當黨發現即使縣城也在嚴密防守或頑強抵抗，難以被毛澤東和其他起義領導人下面混雜的隊伍攻克時，它隨即把它的目標向下調整到在井岡山這樣的偏遠農村地區，開展較為謹慎的和長期的游擊戰爭。[73]毛澤東從失敗的餘燼上把他的部隊整編為一個團（與鄂豫邊區和湘西的同志們所能召集的相比，這部分兵力是龐大的），並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擁有包括一兩座縣城在內的比較穩固的根據地，但仍依託山區地形以求安全。未來的鄂豫皖根據地直到1929年冬才奪取並保有第一座縣城——商城，並且遲至李立三推行冒險主義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據地。[74]賀龍在1927年底只帶著8枝槍和20個黨員返回他的故鄉，直到1929年5月才集結到足夠的追隨者攻克兩座縣城。雖然政治局的11月會議承認這些戰略錯誤，但它體會不到戰鬥在山區和丘陵的游擊隊領導人的孤獨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這一階段，如毛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你們　[指黨中央]要求我們不要管軍事，可同時又想要群眾武裝」[75]。這似乎表明當時黨既缺乏軍事行動經驗，又過於猶豫不決，證實了毛在1938年所說的話，「黨的工作重心還沒有放在戰爭上面」[76]。 在群眾工作方面也缺乏經驗。關於應當在何時以及如何建立蘇維埃式政府的討論，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準則上，如1927年的中國是否能與1905年的俄國（即為資產階級革命作準備），或1917年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義開始時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77]這個蘇維埃以及以後的蘇維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紳階層——例如宗社、農村學校和民團——為中心的舊的社會關係建立起來的。有時甚至利用秘密會社。激進的受過教育的青年人從受壓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們滲透到這些組織中去，既是為避難，也是為了進行鼓動。他們從這些組織得到了創建蘇維埃根據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錢財。他們犯錯誤，並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國明顯地出現了兩股共產主義之流，即農村蘇維埃和城市領導；前者必須接受後者領導，否則整個運動就會陷入中國農民起義的傳統模式。由於農村蘇維埃仍然弱小而不穩定，建立中央權威並不特別艱難。 瞿秋白和城市領導人一直認為革命高潮正在興起，他們繼續在江蘇的宜興和無錫、湖北的武漢、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發動起義，結果都遭到慘敗。[78]接著在1927年12月11日出現了廣州公社。這次起義的背景是史達林——通過共產國際表達——面對托洛茨基的批評，想用中國的勝利來證明他在那裡的政策是正確的。葉劍英回憶說：「一個革命者必須找到前進的方向。」南昌起義失敗後，廣州似乎是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不為敵人所嚇倒，以及仍能在一個省取得勝利的唯一希望。[79]發動這樣一次起義的決定實際上是在黨中央的11月會議上作出的，但行動是由處於負責地位的人指揮的，這些人再次對張發奎的合作抱有幾乎無法實現的希望。[80]廣州起義失敗後，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圖被擱置起來，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採取新的行動。革命顯然處於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動。 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時，只採取了一些小規模的行動，包括在人跡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據地，如井岡山、大別山、洪湖地區、川北和廣西的左右江，在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堅持鬥爭。[81]但是，革命者卻不得不問：有建立根據地的必要嗎？他們能得到農民的支持嗎？從偏僻山區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麼？ 在井岡山蘇維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訴他的戰士們： 我們鬧革命，光是跑來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個家，不然就很困難。有了這個家，就可以作為同敵人進行革命鬥爭的根據地。敵人不來，我們就在這裡練兵，發動群眾，敵人來了，我們就靠這個家和敵人作戰。我們以家為依託，不斷向外發展，把我們四周的敵人一點點地吃掉、趕走，我們的日子慢慢地就好過了。[82] 事實上，從事建立根據地的紅軍戰士和他們的黨需要人和錢，這只能靠沒收富人財產並分一些給窮人來取得。貧苦農民由於害怕報復，不願參與土地和財產的沒收和分配，除非紅軍的防衛強大到足以保護他們，並對新的財產制度採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紅色政權就能合法地徵兵並向人民徵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像軍閥的轄區，但軍閥保護豪紳而不保護貧苦農民。黨希望通過建立一支能維護新財產制度和紅色政權的足夠強大的軍隊，進行社會和經濟上的變革，以收到激發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忠誠的效果。毛澤東和其他少數像方誌敏這樣的人是相信這一戰略的，而張國燾卻認為農民是觀潮派，而且只關心自身的生存；只有當紅軍取得勝利時，他們才會支持紅軍。按照張國燾的觀點，發動農民完全取決於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與土地政策無關。[83] 由於重新分配了土地，農民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這來自另一消息和評論來源——掌握華中共產黨人第一手情況的傳教士和外國記者。早在1931年，《教務雜誌》（一份首要傳教士雜誌）上一篇文章承認，這些共產黨人「儘管不信神，卻得到成百萬農民和工人的支持」[84]。像《密勒氏評論報》（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國雜誌）那樣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報道過農民對共產黨人的支持。[85]當共產黨出髮長征時，亞朋德和A.J.比林漢考察了共產黨原先統治過的地區。在那裡他們發現農民們喜歡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86]正是這種支持使紅色政權在長征前得以生存，並使游擊區在長征後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學者們普遍忽視了來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蘇維埃運動影響的其他省份的外國傳教士的報告。 建立根據地的基礎工作一旦就緒，革命者必須在兩個長期戰略之間作出選擇。第一個是放棄山區的小根據地，代之以在農村打游擊，因為小根據地的經濟資源難以滿足大規模作戰的需要。這一戰略是通過宣傳和經濟混亂來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直到游擊隊得以在全國範圍起義中奪取政權。第二個戰略是在根據地堅持下去，並在組織和武裝群眾的同時，波浪式地向外擴大根據地。這一戰略的目的在於有秩序地增強紅色政權的勢力，同時施惠於農民，並促進革命高潮的來臨。[87] 按照類似井岡山的模式，沿中國南部和西部高原與北部和東部平原之間的丘陵地帶，出現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數幾個蘇維埃。這些地區有蘇維埃存在，內戰頻繁，因此是軍隊的集結地，這意味著蘇維埃的建立與農民的悲慘境遇之間的關聯，對此應作細緻而系統的研究。1910年至1920年間，這一地區的內戰和軍隊集結所造成的社會和經濟混亂，可能比中國的平原等地區更為嚴重。研究平原地區而不研究這一地區就得出結論說農民的悲慘境遇與造反的關係不大，無異於品嘗白堊而把它當作奶酪。到1930年，13個左右蘇維埃約有300個縣在共產黨不同程度控制或影響之下。那些沒有建立蘇維埃的游擊隊，如1929年7月至10月間在四川由鄺繼勛所領導的游擊隊，則銷聲匿跡，被人遺忘了。[88] 富農問題 蘇維埃著手沒收土地並動員貧苦農民，這項任務通常由革命委員會或村和區蘇維埃承擔，這些組織最初都為來自城鎮的知識分子所支配。[89]這一事實意味著缺乏政治經驗的農民只起被動的作用，而黨的基層組織有超越行政機構的傾向。[90]要農民打消他們的被動和懷疑態度，在正常情況下需要6個月的時間，首先他們涉足缺糧和徵稅等經濟問題，然後才涉足諸如階級鬥爭等政治活動。[91]一旦被動的障礙消除，土地革命就會幫助窮人把長期深藏的對富人的仇恨發泄出來，並激發他們更積極地參加軍事和政治活動。調動農民的這種積極性是土地革命的實質所在。當時中共的理性思考對貧農的政治化和行動化重視不夠，這不能不說是個嘲弄。黨始終把它的注意力和熱情貫注於城市無產階級，但無產階級卻陷入經濟鬥爭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而這兩種利益的政治意義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為史達林和布哈林之間權力之爭的犧牲品。根據列寧對待富農的態度，根據俄國的經驗，即富農對群眾的剝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殘酷和野蠻，共產國際於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對富農採取更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蘇維埃於1930年2月通過了一部《土地法》，規定沒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而1930 年5月召開的蘇區代表大會（毛澤東未參加）提出沒收富農出租給他人耕種的那部分土地。[92] 下到蘇維埃一級，富農問題成為一個棘手的實際問題。當富農的至關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便阻撓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據地與鄰近城鎮之間的貿易在他們手中，他們可能停業，給共產黨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方面的經驗在1928年12月井岡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93]後來在1929年4月興國《土地法》中，對富農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態度。[94]可能出於同樣的考慮，鄂豫皖蘇區的富農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們的土地。不論湘鄂西或湘贛蘇維埃都沒有對富農實行嚴厲的政策。[95] 當28個布爾什維克取得黨中央的權力時，富農問題變得尖銳起來。毛澤東所採取的遏制富農權勢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時拿走富農的「剩餘土地」（抽多補少），然後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時再拿走富農的「好地」（抽肥補瘦），[96]而不違背平等的原則。但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會上受到嚴厲的批評。[97]1931年9月1日黨中央的信指示他改變政策。誠然，富農問題在中央的階級路線中構成了重要的一環。這條路線對動員貧苦大眾是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給富農分壞地，而不考慮給地主以補償。從理論上講，毛並不認為所有的富農都是剝削者。他們可能是半個地主或半個資本家，但他們也可能僅僅是潛在的剝削者。[98]在另一方面，28個布爾什維克把富農定義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貸和經常僱工」者。因此，很清楚他們是剝削者。[99]如果寬厚地對待他們，就模糊了階級路線，或完全放棄了階級鬥爭。[100] 拿走富農的部分「好地」與只給富農「壞地」之間的差別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有些事實卻應引起注意。首先，蘇區已擴大到包括市鎮，蘇維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貿易體制的成長，使富農在貿易中的作用急劇下降，他們的利益可能因動員群眾而受到損害。第二，富農利用宗族關係來掩蓋他們實際擁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徹底實施。這在1933年查田運動期間很明顯。第三，他們從孤兒、寡婦、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裡租到土地，因為他們家中有較多的強勞力，較多的耕畜、農具和流動資金。第四，通過謊報階級成分，他們可能混入並控制貧農團、合作社和其他群眾組織，使土地革命和動員群眾在某些地方成為鬧劇。[101]因此從1931年起新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接受了28個布爾什維克的階級路線，只給富農分壞地，而沒收他們多餘的農具、牲畜和房屋。[102]這一新的反富農路線貫徹到何種程度無從查考。在鄂豫皖，張國燾接受了這一路線，並似乎大力推行了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931年11月舉行）的政策。在他的蘇維埃於1933年轉移到四川北部以後，他和他的同志們加強了反對富農的運動。[103]在其他地方，這條新的路線只是半心半意地執行。[104]正是為了加速反對富農的鬥爭，發動了查田運動。 查田運動 確切地講，很難說誰應對發動這場運動負責。對於這麼一件重大的工作，說黨中央未參與決策是不可思議的，而沒有整個蘇維埃政府機構的捲入，也難以相信這項決議能夠執行。1933年黨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個布爾什維克手中，但沒有人能肯定中央對基層的影響達到何種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年以前，毛澤東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這場運動的開始是黨的權力和毛澤東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結果，是階級路線與群眾路線的結合。[105]在1933年6月至9月間運動的第一階段，顯然毛澤東在負責。接著，在10月，黨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運動中斷並擱置了一段時間，直到1934年1月至2月召開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此後，張聞天作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接管了這一運動。[106] 這一運動開始時，正值國民黨第四次圍剿末期，軍事形勢對中國共產黨有利，儘管缺糧已成為嚴重問題。自從1933年3月以來，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例如建立糧食調劑處，調查各縣的糧食供應情況和禁止商人囤積穀物。[107]由於官員和幹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蘇維埃政府還鼓勵群眾幫助他們耕種他們的那份土地。[108]最後，政府發布了開展查田運動的命令。這一運動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再次分配土地，[109]除非群眾要求這樣做；更確切地說，它是為了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查清儘可能多的人的階級出身。[110]政府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時提高群眾的熱情以加強蘇區對即將來臨的第五次圍剿的防禦能力。以貧農團為例，在某些地區貧農團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區，在開展這一運動前，甚至未組織過貧農團。[111] 階級成分的劃分顯然是個重要而又複雜的問題，特別在確定誰是富農，誰是富裕中農的時候。按照毛澤東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義： 富農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農一般都占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或大部。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僱傭勞動（請長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營工商業。富農多半還管公堂。有的占有相當多的優良土地，除自己勞動之外並不僱工，而另以地租債利等方式剝削農民，此種情況也應以富農看待。富農的剝削是經常的，許多富農的剝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並且是主要的。[112] 人們可以想像，如此複雜的定義是難以運用的。事實上1933年8月8日黨中央的第二個決議指出了該定義造成的混亂。[113]隨後，人民委員部承擔責任討論土地鬥爭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富農被重新定為其剝削收入超過總收入的15%。依據這一新定義，有必要重新調查和重新劃分階級。僅勝利一縣，[114]3125戶中就有1512戶從地主或富農改為中農或貧農；這樣，調查階級出身蛻化為計算階級出身。形勢極為混亂。[115] 如果毛澤東的統計是可信的，這一運動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產307539擔糧食的土地[116]（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過糧食產量來計量土地的），並沒收價值606916元的財產。他還報告說，某些縣1932年到1933年的糧食產量增加了15%—20%。[117]為了對這些數字有適當的認識，請注意蘇維埃政府在1933年7月發行了300萬元公債，在1933—1934年間發行了1000萬元貨幣，並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萬擔。[118]查田運動作為一種經濟措施，不能被描繪成一項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開始查田運動時，目的已不再以經濟為主了，甚至也不是為了紅軍的糧食供應，而是政治性的。它成為一場反對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一場反對地主和富農的紅色恐怖。[119]直到中央蘇區崩潰，運動就是這樣進行的。 紅軍 如毛澤東所說，邊區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120]。但自秋收起義失敗，隨後於赴井岡山途中在三灣改編了他的部隊後，毛澤東同其他的邊區創建者一樣，統率著由激進的知識分子擔任政治軍官的前國民黨官兵。在井岡山，這些僱傭兵中又混進了地痞流氓（或遊民分子），他們都是出色的戰士，但完全不守紀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貧苦農民則持觀望態度，不願參與他們正在做的事。[121]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隨者來到；他們也是以前國民黨的部隊。事實上，在1928年和1929年，國民黨軍隊的叛兵似乎成了紅軍補充新兵的一個重要來源。首先，國民黨軍隊薪餉少並受到軍官的虐待；其次，國民黨軍官間的妒忌和傾軋常常被共產黨人利用。[122]1928年7月，兩個國民黨軍官，彭德懷和黃公略，帶著他們的部隊投奔毛澤東。一年後，羅炳輝的部隊在吉安，鄺繼勛的部隊在四川，相繼發動兵變。[123]然而到1930年，農民們表現出願意參軍，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為軍官。[124]可能這是第四方面軍中級軍官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讀書寫字的原因。[125]1934年春第一方面軍的階級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農民，後者的大多數（不少於77%）來自中央蘇區本身，而國民黨的逃兵和叛兵不超過4%。[126] 紅軍與軍閥和國民黨軍隊的不同之處在於優先考慮政治訓練。由毛澤東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中列舉的許多錯誤傾向能被概括為：缺乏紀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紅軍的任務——作戰、籌款和動員群眾。政治訓練要求紅軍建立一種雙重的組織體制，分別負責戰略指揮和政治工作。就在紅軍提出成立士兵委員會的同時，蔣介石廢除了他軍隊中的政治代表，這真是一種巧合。士兵委員會在紅軍中是保證實行民主的一項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級像牲口一般地對待。[127]紅軍也有政治軍官，但他們的職責沒有明確規定過，因此直到古田會議時他們的職責還沒有得到確切的敘述。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紅軍發動群眾和建立新政權。[128]除此之外，黨代表還在每個班建立黨小組並在每個連建立黨支部，因為毛堅持在軍隊中黨員和非黨員的最佳比率必須是1∶3。事實上，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對70%。[129]指揮系統和政治系統是分開的，有獨立的經費和相似的等級制度；他們之間有完善的聯絡渠道。在政治系統內部，1931年2月建立的總政治部既控制各級政治軍官，也控制各級黨代表（當時稱為政治委員），但政治委員地位常在同級政治軍官之上。[130]在兩個系統中，規定的薪水並沒有區別。軍隊中的每一個人，不論其級別如何，都領取相同的薪金，並過著相同的生活。[131]在戰鬥和維持治安時，軍隊得到赤衛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支援。[132]經過如此訓練的軍隊自然與同時期內其他中國軍隊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紅軍譁變並受到鎮壓，幾百人被處死——外，紅軍從未自相殘殺；也極少感到需要平息農民對它的敵意。由於黨掌握一切意識形態上的職權，而政治軍官掌握財權，紅軍常常受黨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眾支持的政治化的軍隊。 群眾路線滲透於紅軍之中，這支軍隊被反覆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們一起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因此士兵們不會背離他們為之戰鬥的群眾。他們對人民進行宣傳並保護人民，還幫助生產性勞動。他們通過這種方式鞏固了同人民的關係，因此他們能得到敵人活動的可靠情報；而在戰敗時他們能依靠群眾安全地隱蔽起來。1934年10月第一方面軍出髮長征後，這種相互依存關係顯得尤為重要，當時只有小規模游擊隊被留下來騷擾國民黨軍隊。[133] 根據各種估計，紅軍在李立三領導下組織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約有5萬人。1931年增加到10萬人以上，1932年增至20萬人，1933年增至50萬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險路線前後，紅軍曾進行兩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整編。那年夏天前，軍隊被改編為軍團；此後，又建立了方面軍。雖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編，方面軍一直延續到改編為1937年轄3個師的八路軍以及1938年的新四軍。[134] 尋找一種戰略 紅軍創建於1927年革命處於低潮之時，被看成是中共奪取政權，甚至促使革命「高潮」在不遠的將來到來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決議中，沒有地方提到軍事鬥爭當時已成為鬥爭的中心形式，也沒有提到軍隊是勝利的決定性因素。認為下一次高潮的到來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內部的因素，也許這些因素比軍人更重要。 史達林新造的詞語「革命高潮」儘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傾向。承認革命進入低潮，而不同時宣稱它會再次上升，在強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情況下相當於「取消主義」。根據六大決議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來之時，即工人運動擴大其規模、增加其強度，帝國主義威脅太平洋和平，中國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更加殘酷，以及紅軍進行的游擊戰進一步發展之日。[135]決議反覆強調中國革命形勢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區、社會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勢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國範圍的革命形勢就不存在。至於高潮何時升起，淹沒部分地區還是全國，誰也不能準確預料。 李立三路線 1929年下半年頻繁的內戰使國民黨內派系糾紛惡化，而美國華爾街金融市場的崩潰給共產國際提供理由，認為中國的民族危機正在「加深」，並指責中共「比起群眾不滿情緒底增長還是落後」[136]。若把這一點解釋為共產國際號召採取行動，那就錯了；[137]然而，這確實鼓勵了李立三擺脫他早期的悲觀主義，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他繼續制定他的軍事戰略，形成了所謂李立三路線的核心。到1930年初夏，共產國際斷定中國的革命高潮是「不可爭辯的事實」，儘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變發展的趨向是：最近將來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夠包括整個中國，但至少也要包括幾個有決定意義的省份」。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應該為迫在眉睫的解放戰爭作準備，而最致命的錯誤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138] 受到共產國際模稜兩可指示的激勵，李立三開始利用國外日益惡化的經濟蕭條和國內的軍事混亂。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遠，斷言革命的成果並不決定於有關的政治力量，而決定於所要完成的任務。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可以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一旦奪取了政權並實行領導之後，革命向社會主義階段過渡就可以開始。「在過渡之前，並不需要等待奪取全國的勝利。如果這樣做，就是犯了右傾錯誤。」[139]1930年6月11日中共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一項至關重要的決議，即關於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號召首先的勝利並不意味保衛中共占領的一省或數省的長期戰爭。除東北和西南外，奪取一個或數個「重要省份」，包括關鍵的行政和工業城市，將不可避免地威脅中央政府的安全並引起政府與造反者之間的一場殊死決鬥，直到交戰雙方中的一方被消滅為止。[140]因此，長期的地方割據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勢上的不平衡很快就會平衡起來。當時李立三的問題不在於否定不平衡；對他來說，問題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變為平衡。畢竟1930年6月或7月共產國際的信確實提到最近將來的一場決定性的戰爭，並且提到中國從資產階級革命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會比當年俄國快。[141]共產國際對形勢的估計和它的政策建議的含混，這一方面反映了共產國際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許李立三有自行解釋的充分餘地。[142] 確實，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當權以後的最初幾個月中，曾約束自己沒有給蘇區領導人發出軍事方面的指示。[143]這或許是因為剛開始領導時他仍對革命前途抱有悲觀情緒。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開始制定自己的軍事戰略。[144]他堅持城市的領導權，而把單獨依賴紅軍奪取勝利的觀點斥為「嚴重錯誤」[145]，他認為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這一目標是在六大通過的）的關鍵在於大城市工人的鬥爭，同時由紅軍、農民起義和國民黨軍隊的兵變來支持。工人鬥爭的爆發標誌著革命形勢趨於成熟。換言之，1930年2月李想像工人將開始罷工和武裝起義，同時紅軍向城市進軍給他們以支持。[146]一旦取得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不平衡的形勢很快會變成足以使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平衡。在李的這一階段的戰略計劃中，目標城市是武漢，這一計劃表現為1930年4月3日給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一封信，這封信指示紅四軍沿贛江向沿江城市九江進發，並奪取它。[147] 紅軍的支持作用不是通過開展游擊戰，而是通過進攻大城市和破壞國民黨軍隊的運輸線來實現。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決議，紅軍要占領長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黃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後攻打武漢。[148]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給中共的指示中，從沒有講清楚自己的戰略計劃，更不必說行動綱領了。或許被1930年春李立三的報告和政治局的決議中的不安情緒所驅使，共產國際在同年6月或7月給中國黨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說：「必須集中注意去編成和鞏固紅軍，以便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149]就奪取中心城市而言，共產國際和李立三在看法上並無不同；至於如何奪取這些城市，共產國際沒有提出任何戰略；關於促使革命形勢成熟，共產國際的指示含混不清；「將來」一詞的含義可以任意猜測。這些疑問看來只能讓當地的領導人、戰場上的指揮員自己去弄清。這正是李立三所做的，他一旦弄清了這些疑問，就制定出他的行動綱領。這也是共產國際的官方刊物《國際時事通信》在1930年8月7日一期上對李立三占領長沙的短暫勝利感到高興並加以讚賞的原因。 按黨中央一位領導人的看法，城市鬥爭和奪取城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比分散在偏遠山區的游擊活動意義更大、更具有決定性。但在游擊隊的領導人看來，保住他們的根據地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統一戰線崩潰前，毛澤東就已得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結論。[150]1928年他和他的同志們在井岡山根據地周圍的進展，恢復了他們對革命前途的信心。毛並不擔心農民鬥爭超過工人鬥爭。[151]然而他認識到這種鬥爭是漫長而艱苦的，因為地主和軍閥的統治不同於一小撮資本家在少數中心城市的統治，前者滲透到中國農村的廣大區域。[152]這種鬥爭的矛頭指向「封建」政體的心臟和大腦，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據1928年到1929年初的成就，在1929年5 月18日的瑞金會議上樂觀地預言，他指揮的紅軍一年內可能占領江西全省。 1930年初，當毛澤東寫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時，[153]他不僅糾正了他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確了他的戰略：集中兵力占領縣城，擴大紅色地區，以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加速革命高潮的到來。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標，這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這種勝利能給中共一個穩固的地方政權，作為今後發展的基礎。至於城市鬥爭，這是將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的時候，還不是武裝起義的時候。毛在分析形勢時，幾乎沒有注意世界經濟蕭條，也沒有注意中國軍事派系間的較大規模的衝突。不管情況如何，他都反對解散他的部隊，也反對派遣他們去攻打像長沙那樣的城市。[154] 毛澤東勉強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這是李的計劃的一部分。1930 年7月底毛試圖奪取南昌，當時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攻陷長沙，但又被守軍擊退。在不到10天裡，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會。隨後從9月1日到13日，毛和彭的聯軍第二次攻打長沙。當毛看到這場鬥爭沒有希望時，他勸說他的同志們撤退，並把他們的力量用於重建和擴大蘇維埃根據地。[155]在毛澤東看來，1930年夏李立三的戰略指示[156]就像是虛構的小說。 王明的「兩條路線」 隨李立三路線失敗而來的是蔣介石對蘇區的一系列圍剿。但中共的想法卻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1931年7月的著名的小冊子《兩條路線》中設計出這一時期中共戰略的理論框架，這本小冊子大肆宣傳戰後的資本主義危機正處於第三個發展階段，這時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正日益尖銳。[157]似乎為支持這種論點，1931年9月18日後日本關東軍占領了滿洲。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突然領先於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1932年1月日本對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裡的無產階級卷了進去，雖然捲入的程度難以確定，卻給28個布爾什維克帶來了讓革命重新回到成市的一線希望。反對帝國主義的論點和城市革命的戰略一直是28個布爾什維克在30年代前半期的貫徹始終的政策，直到1937年第二次統一戰線形成為止。 在他們的領導下，戰略依然是奪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但此時以農村蘇維埃的紅軍為唯一武器。這一戰略的第一階段是鞏固和協調現存的和新建的蘇區。只有完成了這一階段，中共才能為第二階段奪取全國政權而戰鬥。[158]1931年9月以後的反日高潮給28個布爾什維克以新的希望，他們在1932年1月9日的戰略計劃《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再次考慮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過去正確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159]長江以南所有蘇區都應爭取與中央蘇區連接，而長江以北也應這樣，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經過這樣調整和協調，紅軍能在不久的將來向南昌、福州和吉安進軍，而長江以北的紅軍將威脅武漢、平漢鐵路和長江航運的安全。要做到這一點，紅軍不能只等待敵人進攻，要誘敵進入蘇區，然後消滅他們。這種戰術被批評為出自「農村學究」之手，不是由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策劃的。[160]周恩來本人在其著名的1931年少山報告中，對這種戰術表示強烈的不信任。1931年9月1日黨對蘇區領導人的指示，也認為游擊戰術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輔助的。紅軍必須在統一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下受不同的訓練，使之能適應陣地戰，以贏得在一省或數省的勝利。[161] 新的戰略需要新的軍事領導。在1932年8月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周恩來接替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後來又成為整個紅軍的政治委員。[162] 蘇區的毀滅 蔣介石發動前三次圍剿時（1931年底和1932年），毛澤東依然牢固地掌握著軍事領導權。蔣介石很輕視紅軍的力量和技術，又不了解群眾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圖用軍閥的雜牌部隊對付共產黨，在消耗戰中達到一石兩鳥的目的。這些「被流放的」雜牌軍不熟悉當地的情況，他們容易被誘入蘇區並被打敗。[163]另一方面，紅軍則依靠快速運動和群眾支持，「通常是夜晚行動」並「突然出現，迅速消失」，國民黨官方的《剿匪戰史》對這種情況作了很好的描繪： 當國軍進入一個地區，那兒幾乎沒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殘被共匪的地下組織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軍隊談話。有時他們甚至幫助共匪阻礙軍隊前進……國軍對共匪的情況知道得太少了。[164] 第二次圍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現的情況大致相似，在這期間共產黨的群眾工作有了明顯的進步。國民黨的官方記載抱怨說：「共匪把糧食和人都帶走了」；老百姓破壞政府軍後面的橋樑，不向他們提供消息，甚至伏擊他們；老百姓還騷擾政府軍的供應線，以致需用整團的兵力來保護政府的傳令兵和軍需官。[165] 蔣介石現在認識到他正在對付一個棘手的敵人。在第三次圍剿時（1932年7月—10月），他把總司令部設在南昌，並調集他自己的精銳部隊，而把「雜牌」軍降到後備地位。在陳誠將軍（甚至毛澤東也承認他的素質）[166]的有效指揮下，政府軍長驅直入蘇區，使共產黨人感到懊喪。與此同時，蔣意識到縣以下沒有政府機構，他無法搜集到關於共產黨人的可靠情報。他也開始了他的群眾工作，禁止強拉挑夫和勤雜工。[167]但1931年9月18日「瀋陽事變」後，正在加劇的對日關係中的危機終於迫使蔣介石很突然地結束第三次圍剿。在暫時的喘息中中共回顧了戰爭形勢，並對毛在消滅敵人前誘敵深入蘇區的戰略提出疑問。結果，在賀龍的洪湖地區蘇維埃遭到國民黨軍隊蹂躪後，周恩來於1932年夏代替了毛澤東。[168]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機平息後，蔣介石重新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於1933年發動第四次圍剿。但是紅軍繼續採取躲避戰術，速度之快使「政府軍在追擊中精疲力竭」。紅軍的群眾工作現在已使政府軍「無人可用，讓我們成為既聾且瞎」[169]。這是中央蘇區周圍的戰爭形勢。在鄂豫皖，群眾工作雖然做得很好，但每當紅四方面軍受挫撤退時，卻往往變得沒有活力而消失了。[170]從1932年5月起蔣親自指揮圍剿；9月，鄂豫皖蘇區被破壞，迫使張國燾和徐向前進行可說是他們的第一次長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裡，本省第24軍和第29軍之間的戰鬥為紅四方面軍提供了一個建立新蘇區的機會。[171] 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 1933年底第五次圍剿開始時，中央蘇區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雖然賀龍正在湖南西北部開闢另一個蘇區，方誌敏在湖南和江西邊界及蕭克在老井岡山根據地仍有較為弱小的蘇區。現在蔣學對手的樣子，比較重視政治工作，並改變了他的戰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組織軍官訓練團作為基礎；大約有7000名軍隊幹部接受了訓練。然後他在中央蘇區各處實施行政、經濟、社會和教育等工作的軍事化，使國民黨政府、黨和軍隊通力合作，全力擊敗共產黨人。在基層，他對1934年的春播給予幫助，恢復被稱為保甲的聯保制度。[172]生活在蘇區各處的老百姓被迫搬進標準的「戰略村」，並被置於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無人地帶，意在封鎖和餓死共產黨人。[173]他們開始實施一項築路計劃，僱傭了2萬名工人修築700英里公路，以增加蔣介石軍隊的機動能力。同時廣泛採用了無線電設備、電話和飛機來改善部隊之間的協作。在執行這一切的同時，蔣介石的軍隊穩固而緩慢地向前推進，沿入侵的路線構築碉堡。換句話說，這是戰略上的進攻伴以戰術上的防禦，它使毛的誘敵進入蘇區的老戰略過時。「沒有必要去尋找共匪的主力部隊，我們只要去占領共匪一定會出來作戰的戰略要地。」這就是蔣在1933年10月17日下達的指令。在這種情況下，紅軍被迫把進攻性的運動戰轉變為防禦性的陣地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蔣把他的這一戰略描繪為愚公移山。的確，紅軍並不願意打一場單純的防禦戰，雖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就此指責當時的軍事領導人。但是，根據周恩來的看法，防禦性的陣地戰已不可避免。 這[堡壘戰，陣地戰和夜戰]在當時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們就這樣做了。但是我們主要的作戰形式當然仍是運動戰。在目前[1934年2月]的形勢下，我們常常看到一次運動戰的遭遇戰很快轉變成為陣地戰。[174] 國民黨的堡壘戰術經歷了兩個重要的階段。起初只有少數碉堡，每個碉堡由一個連或者一個排的正規軍守備。在1933年11月，修築了較多的碉堡，碉堡之間僅相距2/3英里，通常由一個班或者最多一個排守衛。在這種情況下，堡壘形成一個支持網，而一個團的兵力能防護13或14英里長的戰線。第二個變化發生在1934年初，當時民團受命守備堡壘，而正規軍則轉向承擔進攻的任務。在這一階段，紅軍的火力已大為削弱，以致國民黨軍隊構築的土碉堡比磚碉堡多。 當碉堡線收緊時，紅軍把他們的陣地戰轉變成聞名的「短促突擊」，這一戰術是林彪發明的。[175]紅軍依靠構築「支撐點」——這是共產黨人的碉堡——在距國民黨幾英里的範圍內運動。紅軍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組織在敵人構築碉堡時進行攻擊。在支撐點周圍協調作戰的部隊需要電話，但紅軍幾乎沒有電話。支撐點本身很難經受國民黨重炮的轟擊。總之，這種戰術行動沒有達到紅軍的戰略要求。1934年4月廣昌決戰後，看來是最後手段的游擊戰重新引起黨中央和軍隊的注意。[176]但在這一鬥爭階段恢復游擊戰，主要是為牽制敵人，意在贏得時間最終從中央蘇區撤退，並再次動員群眾在紅軍撤退後重建游擊根據地。1934年8月20日，周恩來在軍隊的機關報《紅星》上發表文章指出：共產黨戰略的最薄弱的環節在於游擊戰沒有深入敵後；在撤離後二年，毛評論說： 當「圍剿」 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線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轉入我之外線即敵之內線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要成為經常的作戰手段。[177] 可能出於這種考慮，1934年7月方誌敏的紅十軍團奉命從江西東部轉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對日作戰，但事實上是轉移蔣對中央蘇區的注意力。[178]8月，蕭克的紅六軍團奉命突破封鎖線，與賀龍在湖南西北部會師。[179]最後，當時已大為縮小的中央蘇區於1934年10月被放棄，留下項英、陳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游擊「飛地」孤軍作戰數年，直到1938年新四軍成立。在華中，只留下賀龍和任弼時領導下的小塊蘇區。更北方有張國燾在川北的蘇區以及劉志丹和高崗在陝北的蘇區。在蔣介石的壓倒優勢下，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時，1927年以來艱苦開創的局面現在已被摧毀。 長征 這一史詩般的逃亡，行程約6000英里，在大約一年的時間裡翻越十幾座大山，跨過了二十幾條河流。歷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環境的偉績能與之相比，歷史也不能提供一個更好的不間斷的即時行動的例子。幾乎沒有疑問，長征的第一個目標是與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會合——這一意圖沒有逃脫蔣介石的估計。[180]蔣似乎已經意識到在蘇區西南角上的包圍圈有缺口，這可能給紅一方面軍潛入粵北和廣西提供機會。當收緊包圍圈為時過晚時，蔣希望利用紅軍入侵的新形勢，解決由軍事反對派領導的西南政治分會的棘手問題。[181]但廣東和廣西的領導人沒有進行多少戰鬥就讓紅軍通過了。他們僅實行焦土政策為即將到來的紅軍製造困難。因此他們不需要蔣用來誘使他們聽命的軍事援助。[182]在確信紅一方面軍的意圖後，蔣在紅一方面軍與賀龍之間布置了四道防線，[183]使兩支紅軍決無可能會合。紅一方面軍渡過湘江，10萬戰鬥員和非戰鬥員損失近2/3後，政治局領導人在貴州邊境附近的黎平（現屬貴州）舉行了長征中的第一次會議；與紅二方面軍會合的計劃被放棄，而採納了進入貴州的決定。[184]這是1934年12月的事。四川北部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和徐向前，接到了關於這一決定以及中央擬在川西北某地與他們會師的計劃的通知。[185]計劃中的路線將在宜賓（敘府）渡過長江。 地圖6　到陝西的長征 紅軍於1935年1月到達遵義後，突然出現從北面、南面和東面威脅四川的態勢。[186]這種令人驚恐的形勢，給蔣一個機會把自己的軍事和政治勢力插入這個省；而紅一方面軍自10月以來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紅軍是在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的，並於19日離開這個小城，[187]在這段時間，軍隊得到整編，而黨的領導人召開了歷史性的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決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計劃進入四川並在宜賓渡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當這個計劃因敵人加強防守而受挫時，紅一方面軍不得不選擇另一條路線。據政治安全局局長鄧發說，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目的是逼近日軍，並在沒有蔣和他的聯盟者參加的情況下進行一場民族解放戰爭。另一個目的可能是尋找「與俄國聯繫的可能性，這樣也就不會[再]被包圍了」[188]。 在戰略上，遵義會議標誌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這以前，紅一方面軍不得不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對敵作戰，因而遭致巨大傷亡和離隊。[189]經過11天休整後，紅軍主要擔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擊的黔軍，而是後面尾隨不舍的國民黨軍。整編隊伍和拋棄輜重使軍隊能夠重新進行運動戰，並運用快速和佯攻擺脫了尾隨在後的薛岳將軍和周渾元將軍統率的部隊。[190] 張國燾的分裂活動 在這個時候，張國燾雖然沒有受到來自中央和地方軍隊的不尋常的重大軍事壓力，卻放棄了他的蘇區。他自己對這一行動的辯解是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紅一方面軍，而毛澤東主義的歷史學家們則指責他犯「逃跑主義」。[191]張採取的路線引導他的部隊渡過嘉陵江，取道Nan—t』ung、[192]劍門、劍閣、梓潼，然後渡涪江經江油，最後渡過岷江到達理番和懋功。[193]張面臨另一種選擇，北上與劉志丹和高崗會師。如果他真這樣做，並聽任毛澤東和賀龍在南方受命運的擺布，那麼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在政治上可能會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張的實際行動削弱了紅一方面軍又保存了它，然而這給了他一種軍事上的優越條件，從而有可能導致他贏得黨的最高政治權力。以後的事件足以證實，1935年2月張的明顯的狡計原來是他在長征路上所犯的第一個主要錯誤。然而，哪一種選擇都意味著他是一定要放棄他的蘇區的。 就已知的情況而言，遵義會議避免了政治上的爭論，集中批判了導致喪失蘇區和長征開始階段嚴重失敗的軍事路線。在毛起草的決議中，他無情地抨擊了「單純防禦」戰術：在1933年冬至1934年福建事變中，不願利用蔣介石集團中的矛盾，拒絕作戰略撤退，並為擊破包圍而將主力轉移到敵方堡壘線後面，以及長征準備不足。[194]由於王稼樣負重傷、周恩來承認錯誤、張聞天向毛靠攏，以及德國顧問奧托·布萊恩受貶，黨的領導陷入極度混亂。在回憶1927年8月7日會議往事的氣氛中，遵義擴大會議——包括對領導層不滿的軍方代表——選舉毛澤東為三人領導小組的第一把手，這個小組還包括周恩來和王稼祥，以代替黨的軍事委員會，而蘇維埃政府軍事事務委員會仍由朱德領導。此外，毛再次進入政治局，可能是張聞天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的一名書記。[195] 當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會師時，有兩個要點引起了爭論——第一點，是遵義會議的合法性，因為那時有幾名政治局委員甚至不是1928年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他們包括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和朱德。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關係到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前途，但在遵義會議上迴避了。在懋功，形勢有所不同。張國燾想向包括毛在內的新領導的合法性挑戰，並改變革命的進程。 一般認為在兩軍會合時，與毛澤東的精疲力竭的紅一方面軍相比，紅四方面軍兵員多，裝備好，只是訓練較差。張國燾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通過委員會討論解決黨內爭端的民主傳統，但他同意召開1935年6月24日的兩河口會議。由於他的軍事優勢和確信蘇維埃運動註定要失敗，他或許希望他能使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支持他，因為這些人，也只有這些人，處於能使他的政治建議合法化的地位。這時張依然和黨一起工作；他還不是一個分裂主義者。他的親密同事陳昌浩曾問他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如果你弄清並批評中央的錯誤以促使領導垮台，結果會是什麼樣呢？」[196]張沒有記下他的回答；他也沒有批評領導。他寧願在會上爭論蘇維埃運動過去是否成功，討論如果他們全部北上與高崗、劉志丹會師，前途將如何。[197]換句話說，他在會上所提出的不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領導做檢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從小處著手，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決定以少數民族聯合為基礎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蘇維埃政府。據推測高幹會議將包括較多的紅四方面軍代表。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議被採納，他將獲得他所覬覦的黨的最高領導權。 但張國燾的建議將會抹去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階級基礎。儘管這個政府有一個溫和的社會綱領，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廢除苛捐雜稅，但它將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府。[198]因此他的政策建議無異於把中共改變為一個少數民族黨。毛獲勝並不令人驚奇。但為了團結，採取了一個折中辦法，改組了軍事委員會，毛繼續擔任主席，張國燾和朱德擔任副主席。張愉快地接受了這一折中方案。[199] 為了彌合其他分歧，8月5日召開了毛兒蓋會議。當時在那裡沒有人知道徐海東的紅25軍團的行蹤，也沒有人聽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統一戰線戰略的傳聞。會議沒有再次考慮張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議；它集中研究北上問題。張國燾要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的建議當場被否決，因為涉及黨的事務不應只由兩個方面軍的代表討論，代表的正當權限在於軍務，如指揮系統和北上本身。[200]關於指揮系統，朱德任命自己為總司令，以張為總政治委員。一切戰略問題都由總司令部決定，最後由以毛為首的黨的三人軍事小組批准。[201]因此，作為握有最後決定權的軍委主席的毛澤東位居朱和張二人之上。不存在毛不服從張的問題，只是張蔑視毛。 這一蔑視表現在張國燾對「北上」的不同解釋上。毛澤東的目的地是陝北蘇維埃，但是張在會上爭辯說，在決定長征下一步之前，部隊至多只應到達甘肅的岷山和甘南。[202]張最為惱怒的是，毛開始與東路軍[203]一起前進，張認為這是毛輕視他的權威。在毛看來，張要求返回阿壩完全是不服從命令。[204]這場爭執後面隱藏著關於蘇維埃運動前途的爭論。如果這場運動被評定為成功的，而且繼續下去會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陝北。如果蘇維埃運動被判定是一次失敗，那麼最好重視張的勸告，把自己封閉在偏遠的西康一甘肅的群山之中，以待來日。從個人的角度考慮，接受張的判斷和建議將導致接受張的領導以及所包含的一切。毛不能這樣做。 由於毛澤東拒絕返回南方，中共分裂了。此後不久，張國燾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謀已久的高幹會議，成立了臨時黨中央，以張為書記。[205]部隊由臨時中央指揮。三個月後，張的西路軍遭到厄運——天氣開始轉冷，而四川軍閥劉湘一再擊敗張的部隊，迫使他們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206]同時陳昌浩進軍甘南的企圖遭到蔣軍阻撓。[207]使張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軍閥楊虎城提議訂立一個互不侵犯協定，但受到冷遇。[208] 同時，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於1935年11月12日開始長征。如果沒有國民黨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賀龍可能一路向北與毛澤東會師，不必跋涉半個中國。[209]另一方面，廣東和廣西的混亂狀況給賀龍入侵南方提供了機會。[210]他大致尾隨紅一方面軍的足跡，到達西康與張國燾會師，當時受挫的張國燾被迫與毛的中央再度聯合。林彪的叔父林毓英曾從莫斯科帶回重新統一的折中方案。新到的領導人任弼時、關向應和賀龍利用這個機會聯合朱德和劉伯承，催促張北上。[211]張解釋說，他長時間推遲重新開始長征是因為要訓練他的部隊，使他們能在甘肅走廊對付回族將軍們的騎兵。[212]當然他並沒有這樣做。直到他被說服重新長征以前，他並未著手制定一項準備渡過黃河與回族騎兵作戰的訓練計劃。[213]但是現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勸說者們所期望的陝北，而是黃河以北甘肅走廊某個地方。這個狡猾的計劃是把毛的陝北根據地作為他的抗日前線，同時利用新疆或蘇聯作為他的後方。如果擬議中的統一戰線形成，抗日戰爭爆發，毛的軍事力量將消耗在作戰上，而張在毛後面保留自己的部隊，又有俄國人支持，將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唯一的強人。從另一方面考慮，渡過黃河對西路軍也是必要的。如果要避免與蔣介石的軍隊進行艱苦的戰鬥，並避免冒被趕回毛兒蓋陷入絕境的危險，西路軍決不能留在黃河南岸。渡河後發生的事情出乎張的意料之外。西路軍被國民黨的回族騎兵殲滅。張向毛的領導地位挑戰的希望也隨之破滅。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個有分量的人了。隨著他的分裂主義破產，他的背叛開始了。[214] 「白區」的地下工作 自創建農村蘇維埃之日起，「白區」工作與土地革命之間的緊張和合作都在發展。前者在理論上領導後者；而後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長得快。然而，如1945年《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215]中所總結的那樣，黨中央固執地拒絕「白區」工作服從農村工作。黨中央繼續堅持一種關於無產階級領導的機械的解釋，完全漠視這樣一個事實：無論無產階級的理論還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都不是無產階級的領域。 不可否認，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時期，城市工人運動已成為狹隘的經濟運動；而農民，特別是武裝的農民，卻正在開展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鬥爭，以破壞他們稱之為「封建中國」的堡壘。在文學藝術方面——許多年輕人通過它變得激進起來——中共的影響較大。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中國的文藝創作開始了本身的激進化過程，這種趨勢清楚地表現在魯迅的著作和「創造社」等文學團體的改組方面。1930年3月，在左翼文學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不同派別聯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它影響下的雜誌對學院式的評論家，對「為藝術而藝術」的辯護者和民族主義作家提出了挑戰。左聯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上海的電影業，把它的注意力從古裝武打戲轉向當代社會問題。在抗戰之前，無論在文學界還是在電影界，這都是最值得讚美的時期。在殘酷的迫害下，藝術家和作家創作了值得稱道的作品。他們的許多作品被國民黨查禁，許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殺，就是逃往蘇區。[216]（參見第九章。）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31年7月共產國際對「白區」工作的指示，幾乎沒有注意到文學和藝術，也很少注意學生運動，但十分注意工會和反帝。執行這一指示的一個結果是1932年1月日軍入侵時，黨努力組織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進行鼓動，並企圖把戰火引入外國租界。這一切都沒有效果。[217]中國共產黨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導致了與汪精衛領導的國民黨改組派、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和陳獨秀領導的托洛茨基派的鬥爭。在與「黃色」工會的關係上，中共有意無意地覺得幾乎沒有合作的共同點。[218] 1931年至1933年黨員向蘇區遷移，進一步削弱了「白區」工作。黨於是有意識地開始努力扭轉這種趨勢，並使城市與農村之間達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據記載，大約有150名幹部被派回城市。但從整體上看，劉少奇指責「左派」（28個布爾什維克）開展城市工作失敗是有充分理由的。[219] 當然，中共開拓城市工作的障礙之一是國民黨的反諜報活動。為了對付它，中共在六大後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別安全機構。它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負責。在這些秘密人員之間的地下鬥爭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發現並被破壞不下14次。國民黨的調查科[220]對中共的地方組織、青年團、上海總工會、共濟會、反帝團體、文化組織採取的恐怖行動，使它們的活動減少或停頓。由於顧順章和向忠發在1931年4月和6月先後被捕，黨中央幾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動，因此遷往中央蘇區。至少共有2.4萬中共黨員被捕或被殺，另有3萬人不得不向國民黨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續。[221]然而由於國民黨的特務人員腐敗無能，用錢收買以擺脫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寧只花60元錢就使一箱文件銷毀，而本人也從監獄獲釋。[222] 在蘇區，康生組織了約2.4萬人的五支別動隊來搜集逃兵，封鎖貿易，檢查旅行者和郵件，並訓練和組織群眾。[223]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蘇維埃加強了政治安全制度。他們有肅反委員會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營救被捕的同志，幫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報，建立從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報網，並對國民黨特務採取報復行動。[224] 劉少奇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劉少奇收拾「白區」工作殘局的任務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說豐富的勞工運動經驗，劉曾收拾瞿秋白盲動主義後城市工作的爛攤子，並接替羅章龍擔任上海總工會負責人，然後撤往中央蘇區。在1935年到1936年，他當時把注意力集中在學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氣沉沉的工會。由於城市裡的黨支部力量單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願接受極端的激進主義，劉對「一二·九」運動——由北平學生於1935年12月9日組織的抗日示威（見第八章）——中表現的冒險主義持批評態度。他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明確區分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並緩和政治口號，以改善黨及其外圍組織與群眾之間的關係。他希望黨員能在合法的組織中工作，從而能與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繫，而在實際上不觸犯法律規定的馬克思主義罪。[225]劉的作風是嚴格的統一戰線作風，他組織學生學習小組和藝術團體，建立學生的民族救亡協會，並聲援駐在北平地區的第29軍。「一二·九」運動後組織的有400至500名學生的農村宣傳隊（南下宣傳團）在劉看來似乎是太激進了，只會起暴露左翼青年運動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勵組織半公開的民族救亡先鋒隊（「民先」）——在1936年 2月創立時只有300人，但到7月已發展到1300人。[226]在學生聯合會中，左翼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陳伯達和黃鎮在幕後工作。黃甚至設法使自己被推選為清華學生會主席。[227]劉少奇用這種方法保存了他的寶貴的幹部，並將學生和河北駐軍置於他們的影響之下。這批人就是聞名的「一二·九」幹部，戰爭爆發後他們轉移到河北和山西農村地區做農民工作，幫助八路軍建立根據地。1927年的經歷就這樣重演了。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農村的公開工作中，劉為今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帶著這樣的成就，他於1937年勝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夠的聲望批評28個布爾什維克，並獲得政治局一個席位。劉和毛的聯盟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然而，劉在「白區」工作時沒有日常的行政事務要處理，沒有官僚主義要應付。他在理論上的追求表現為研究一種道德哲學，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他是敢於踏入其他馬克思主義守護神害怕踏入的哲學禁區的第一個重要共產黨人。 第二次統一戰線的準備 1935年9月，當徐海東的部隊最終到達陝北根據地時，那裡的蘇維埃才重建兩年。這個蘇維埃聲稱有六個縣，首府在瓦窯堡，曾一度被蔣破壞，這主要由於有中國華洋義賑會修築的公路。這也曾阻止它和張國燾在川北的蘇維埃連成一片。[228]當10月毛澤東和他的東路軍到達時，他們增強了蘇區的力量，並給它一個發展的機會。1936年中它的首府遷到保安，接著於1937年1月遷到延安。到第二次統一戰線建立時，它大約管轄3.5萬平方英裡面積和150萬人口。[229]張學良的東北軍恰巧也在1935年10月調往西安與共產黨人作戰。在國民黨計劃的最後的殲滅戰中，只有8000名健壯的紅軍與17個國民黨師對抗。[230] 主要由於長征中28個布爾什維克和張國燾本人的錯誤和笨拙的策略，他們在長征中衰落，終於給了黨自陳獨秀領導結束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定程度的統一。中共處於窮鄉僻壤的時期快要結束了。在對方，蔣以鎮壓「共匪」為由，設法把他的軍隊、政治機構和經濟制度滲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1916年袁世凱去世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定程度的國家統一。西南各種地方勢力在鞏固其地位的過程中，不得不在國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擇——要麼與中共談判以阻擋蔣的勢力，要麼屈服於蔣的壓力不讓共產党進入他們的地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鞏固的過程對中國是有利的，或許幫助中國經受住了八年抗戰的緊張和壓力。 1931年9月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加劇，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應，這就是1932年10月發表的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號召。在這個決議中，黨想像蔣介石的政權在日本的壓力下可能分崩離析，所以沒有考慮與蔣介石的聯合。但是這次號召在蘇區以外幾乎沒有引起注意，因為國內一般認為這主要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一次行動，而不是保衛中國。決不能讓這次號召成功地使中共分享國民黨對民族獨立鬥爭的領導。在許多人看來，中共依然只是俄國的工具。 1934年4月蔣介石最後一次圍剿期間廣昌陷落後，中共的統一戰線的建議有了新的意義，這次建議成為扭轉日益惡化的內戰形勢和拯救中共走出困境的一種嘗試。1934年4月10日中央委員會致國民的信，故意對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作用含糊其詞。國民黨沒有明顯地被排除在聯盟之外；推翻國民黨的目的也沒有被放棄。[231]戰爭形勢惡化使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變得溫和起來，這表現在1934年7月20日周恩來的六點建議中，[232]它提出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蔣介石的軍隊——的統一戰線。儘管這個新建議全然是實用主義的，但它並不完全是機會主義的。它在萌芽狀態就包含了指導革命從衰敗的蘇維埃走上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論定則。舊的列寧關於民族統一戰線的論點顯然值得重提。在列寧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沒有終極的價值；但在處於日本侵略壓力下的中國，中華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換句話說，民族的解放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會逐漸掩蓋社會的解放鬥爭（反封建）。在重提這種思想時，中共還記得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的痛苦經驗，特別是據信由蔣介石代表的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叛變」。如果中共為了反帝鬥爭要緩和他們的土地革命，那麼必須回答下列問題（用當時的話說）：這是一種民族政治水準的包括一切與蔣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統一戰線呢？還是一種以動員工農兵為基礎的某種社會革命的統一戰線，他們有很高的政治覺悟足以監督領導人物以確保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成功？這兩種途徑的矛盾是明顯的。那麼中共在策略上應該在動員和武裝群眾之前建立統一戰線呢，還是相反？第一次統一戰線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沒有獨立的中共武裝力量。在1935年至1936年，中共確有一支軍隊和一塊地盤。為了團結抗日，黨應當放棄它們，還是應當讓抗戰去鞏固民族團結，不使兩個主要政黨中的任何一個犧牲它的自主權？與這後一問題緊密相關的是這個統一戰線的性質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暫時的，那麼這兩個對立的政黨為民族的生存建立聯盟無需同時放棄各自的長遠目標，而完成這些目標需要雙方繼續進行軍事和地盤的擴張。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國必須經歷一次基本的政治變革，以容許各政黨用和平的方式為他們的長遠目標競爭。這一變革需要全部軍隊的國家化，建立民主的議會，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在1935年到1936年，最困難的問題是：考慮到蔣的敵意和反覆無常，與蔣搞統一戰線是不是有意義和有效？這些問題在1935年夏季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會議上被認真地考慮過，當時共產國際號召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和東方日本的侵略。根據這次號召的精神，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八一宣言》。[233] 宣言中設想的統一戰線的範圍是很廣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而，宣言依然攻擊蔣介石是民族的敵人，應被排除在聯盟之外。但宣言在重點上有一個變化——最可怕的敵人已不是蔣介石，而是日本。[234]把蔣排除在擬議中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之外，帶來了進一步的問題：蔣會不會站在一旁，注視聯軍與日本作戰而不採取任何行動？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他會不會繼續與中共和別的反對派作戰？無論他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他有什么正當的理由？他是否會在抗日戰爭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個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邏輯性不久就被意識到了，並由王明於1935年8月7日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講話中作了糾正。「如果蔣放棄他的反共圍剿並參加對日作戰，道路對國民黨是敞開的。」又過一些時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勢和新政策》中稱蔣為「蔣先生」，他說：「如果蔣先生願意改變他的態度，中國共產黨能夠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觀點，民族矛盾遠遠超過了階級矛盾，「中國共產黨除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沒有別的利益」[235]。 在黨的真正權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權威——所在地陝北，想法似乎並不相同。1935年11月13日紅軍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確，既抗日也反蔣。[236]兩天以後毛澤東起草了十點建議，在1935年12月25日經瓦窯堡政治局會議討論，未作多少修改就通過了。毛把蔣介石描繪成為中共所反對的日本「走狗」。[237] 瓦窯堡會議設想建立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領導的賣國集團的所有革命階級的廣泛聯盟。為了喚醒和動員這些階級的人，必須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識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這樣他們的革命熱情才能持久。這需要沒收包括蔣在內的賣國賊的財產並重新分配；廢除苛捐雜稅；增加工資和薪金；並組織救濟工作。就這場民族戰爭的戰略而論，紅軍和紅區無論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軍和國民黨軍隊占領區應建立革命根據地，應當從這些根據地開展反對國內壓迫者和外國敵人的兩條戰線的鬥爭。依據瓦窯堡會議的設想，抗日戰爭同時也將是一場社會革命戰爭，否則它決不可能成為確保勝利的群眾戰爭。從組織上講，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這與王明提出來的國防政府相似。但組織的發展並不到此為止。在根據地，革命委員會將作為通向建立蘇維埃政府的一種過渡形式。創立根據地的先決條件是擴大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和游擊隊。如果形勢按照這種方式演變，蔣介石的中國將受到來自日本的外部壓力和來自反對者的內部壓力；它將變得虛弱並分崩離析。這時中共將與蔣介石集團中的反對派結成新的聯盟。[238] 在瓦窯堡決議中，有兩點是清楚的——陝北還沒有與蔣談判的願望；而農民戰爭依然是鬥爭的主導形式，並以城市無產階級鬥爭作為最緊密的同盟。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將繼續執行，幾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場民族戰爭中，這個戰略的應用迴避了一個理論問題和一個實際問題：怎樣才能喚起農民進行反帝鬥爭？沒有蔣介石參加的抗日統一戰線是否可行？ 當時國民普遍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已處於窮途末路，它的宏偉計劃已不值得認真對待。中共為加強其建議的分量於1936年2月至4月「東征」，渡過黃河進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熱河對日軍作戰。當劉志丹的部隊向太原推進時，那裡的老省主席閻錫山向蔣介石求援。隨後劉在戰鬥中去世，紅軍撤退，但這並不意味這次冒險完全失敗。除了表明中共對日作戰的決心外，這次行動徵集了8000名新兵，並從背後打破了蔣介石部署的由雜牌軍組成的圍剿。[239]（參見下面第十二章。） 「東征」另一有意義的結果是西北的地方軍事領導人，包括張學良在內，開始相信中共的愛國主義的諾言；隨後他們不想與紅軍作戰。張和中共的關係開始改善。[240]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林毓英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新的政策建議。所以毛能在1936年3月14日向國民黨宣布，如果政府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紅軍準備與他們締結停戰協定。[241]黨的政策從而發生了急劇的轉變，從既抗日又反蔣的兩條戰線鬥爭轉變為逼蔣參加統一戰線。逼蔣的方法是挑起對日軍的戰鬥，以鬥爭求團結。這是十足的毛澤東主義。[242] 現在兩大政黨之間至少有了一個商討的基礎。他們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為有利的地位以確保抗日的勝利，並在抗戰結束後取得統轄和治理中國的領導權。蔣介石在1936年4月用進攻蘇區作為回答，毛澤東和朱德則以激烈的言詞還擊。一旦蔣放棄了進攻，紅軍的軍事委員會就建議為了團結停止內戰。[243]同時周恩來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與國民黨領導人如張群和陳立夫進行接觸，商討合作的條件。[244] 自1935年底日本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開始，蔣介石在對日關係中尋求緩和的努力已進入死胡同。[245]張群和日本駐中國大使川越茂的談判陷入僵局，同時關東軍唆使偽蒙軍入侵綏遠。北平的學生、上海知識界名流和兩廣的軍事領袖，都用更加嚴厲而刺耳的聲調批評蔣對日本的遷就態度。蔣不可能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又不可能消滅中共，這一困境使他準備最終向外國侵略者攤牌。這種可能需要蘇聯——唯一願意幫助中國的大國——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援助。根據蔣自己的話，[246]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維也納，試探俄國人的援助意向，而兩國政府之間關於互不侵犯條約和軍事援助的各種談判，在1936年整整進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緒、日益惡化的中日關係、不斷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對蔣態度較為緩和的環境下，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西安事變。[247] 西安事變 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密謀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事變的發生震驚了世界，震驚了全國，也震驚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據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應表現出恐慌的跡象。從有關的一切抗日力量——蘇聯、中共和扣留蔣的人——看，蔣如在事變的任一階段死去，都將使他們建立統一戰線的目的遭受失敗。蔣在被扣的最初幾個小時（在12月12日晨的混亂之中）幾乎喪生，此後，在羈留西安期間，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蔣的張學良沒有下令殺蔣，不妨說他從沒有想過要暗殺蔣。莫斯科給中共的指示明確要保護蔣。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和中共的隊伍中，可能有強烈的仇恨，要求殺蔣，但是這幾乎不反映領導人的明智。實際上，據說毛見到莫斯科的指示後勃然大怒；[248]這也可能是他安撫追隨者的一種方式，或者是對莫斯科干涉中共內部事務的憤慨的一種表示。隨著蔣被扣押，統一戰線的建立顯然已為期不遠了。談判的問題涉及戰略、組織和思想體系，這將長期影響蔣和共產黨人的革命前途（參見第三章）。 在南京，以何應欽將軍為代表的親日派主張對西安事變作出強硬反應，討伐叛亂者和紅軍，並請回汪精衛以加強與日本和睦相處的可能性。[249]但是有影響的報刊如《大公報》則要求釋放蔣介石，用和平手段解決南京和叛亂者之間的分歧。[250]在事變發生地，周恩來、葉劍英等與蔣會談，堅決主張建立一個統一戰線。[251]雙方最棘手的問題在於如何在既往的敵視和將來的友好、團結和鬥爭、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取得調和。 直到這時為止，蔣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對付中日之間的緊張關係之前消除中共主張的階級鬥爭——這個解決辦法與19世紀60年代恭親王和曾國藩對付太平天國叛亂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階級鬥爭服從於民族鬥爭，以達到國家的團結，因為沒有團結中國將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澤東認為團結只有通過鬥爭才能達到，不可能輕易獲得。如果團結來得太容易，它不會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場民眾抗日戰爭。西安事變使蔣介石放棄了原來的方式。此後，在中共內部開展了一場辯論，王明主張為了鬥爭以廣泛的合作達到團結，而毛則主張通過鬥爭以有限的合作達到團結。 由於王明抱有農民缺乏政治覺悟這樣一種較為傳統的觀念，他急於把民族革命帶回國民黨統轄的城市。他最初計劃建立民族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並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讓它容納其他政黨和群眾團體的代表。後來他甚至進一步倡導抗日聯軍統一指揮，統一訓練，統一供給，統一裝備和統一計劃。[252]按照他的觀點，沒有真誠合作的團結不能確保抗日的成功。[253]所以對他來說，一切必須為了抗日，為了團結。的確，在他的黨內，他仍然有相當多的追隨者，還有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權威的支持。中國需要俄國的幫助，這有助於增強王明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此外，在華中和華南，游擊隊不久集合在一起組成新四軍，由王明的追隨者項英領導。王明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的個人聲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實權，使他成為能向毛澤東領導地位挑戰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幾乎不相信蔣是一個同盟者。戰爭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會和平解決並迅速轉變成日蔣聯合反對中共的鬥爭。在這次意外事件中，放棄紅軍和蘇區完全是蠢事。中共不僅應保持它的自主權和自衛能力以防不測，還應促進毛所稱的民主和進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發動群眾投入戰爭，把它轉變為真正的人民戰爭。為民主和進步的鬥爭本身就是民族團結的保證。在群眾戰爭中，即使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放棄抗日，中共依然能單獨堅持下去，不會重演1927年的歷史悲劇。 動員群眾進行人民戰爭的關鍵在於適當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改革。黨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農身上。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勢和新戰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為溫和：只沒收地主的土地，而富農可以保留他們的農具並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壞地。[254]的確，在這一階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敗而沮喪，但他認為土地革命僅僅是一種武裝鬥爭，極少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255]在瓦窯堡會議上這種更溫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富農、中農和貧農都能得到數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觸動富農對工商業的投資。他們的牲畜、動產和農具無需重新分配。[256]到1936年夏，中共調整了他們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觀點，以促進兩個主要政黨之間的合作。[257] 中共土地政策的緩和，也有實際原因。陝北的基本土地問題不是高地租和渴望獲得土地，而是缺少勞動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組織勞動力以達到高產，整個華北都是如此。早些時候在那裡推行的極「左」土地政策已證明是不利於農業生產的。[258]5 1935年12月土地政策發生了變化，它只沒收富農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極端不平等，並激發了中農和貧農對群眾工作的熱情。他們的積極性在於結束地主和富農對地方權力的壟斷。當時強調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糧食。[259] 毛澤東的另一種戰略並不是一種未經深思熟慮的「既打敗日本又打敗蔣」的政策，像張國燾所描繪的那樣。[260]他的要點是如何使蔣繼續抗戰，以及假如蔣介石與日本媾和，中共將如何獨立戰鬥下去並贏得這場革命。由於軍事力量處於劣勢，只有動員群眾建立並保衛和擴大根據地，才能確保勝利，從而加速全國範圍革命形勢的到來。抗日戰爭的總戰略，與以前內戰的總戰略一樣，必須是農村包圍城市，以切斷城市賴以生存的基礎，從而把革命引向城市。與此同時，農村的社會革命仍由共產黨的軍隊加以保護，並由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加以指引，不斷地取得進展。1937年初，如1936年夏——當時毛澤東與斯諾正在進行系統的談話——一樣，他的戰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基本觀點都已經有了。毛澤東的許多同志，特別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觀點，黨內仍在繼續辯論。同時，有關民族陣線的事態急劇發展，迫使兩個主要政黨在1937年4月締結了正式的聯盟，距抗日戰爭爆發還不到三個月。 * * * [1]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劍橋中國史》第12卷（即本書上卷）第10章的續篇。又見同書第8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史華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國所起的作用》（韋慕庭）。關於概述，見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爾馬：《中國共產黨史，1921—1949年》。 [2]《紅旗飄飄》第6集，第15頁。 [3]黨內分歧以前從未達到這個方面。見《告全黨黨員書》，《紅色文獻》，第96頁。關於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學愛好，見史景遷：《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第145—148頁和各處；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3—54頁；和本書第9章。 [4]刊載在1925年2月3日《真理報》上並收入博伊德·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整風文獻，1942—1944年》，第269—271頁。 [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80頁和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24頁。 [6]散見各處的中共黨員數字都是有疑問的。我引用官方統計數字作為粗略導向。例如，《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2頁上的黨員數字。一般認為，在所有這些報告中，城市黨員的數量是誇大的。反之，許多中共黨員離開城市去到農村，也可能誇大了農村黨員的數量。許多在農村蘇維埃工作的人員顯然是城市出身的。 [7]1929年2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的報告，《毛澤東集》（竹內實編）第2卷，第25、28頁；《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603—614頁。 [8]《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紅色文獻》，第169—191頁。 [9]王明：《〈兩條路線〉跋》，《王明選集》第3卷，第140—141頁。 [10]理察·C.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第34頁。 [11]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172—173頁。 [12]金一平（音）：《中國共產主義政治：蘇維埃統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頁。 [13]《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議案》，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43—44頁。這種趨勢在1929年11月開除陳獨秀、彭述之及其他許多人黨籍時達到頂點。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 [14]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1930—1934年》，第55—56頁。 [15]考慮了所有的事情後，可以認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李立三的組織成就的讚揚表現出普遍的樂觀，但不是真實的記述。常註明日期為1930年7月23日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秘書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見《紅色文獻》第354頁）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過的。 [16]王明：《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34頁。我舉出這些人名是為了糾正一種認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幾乎完全沒有支持者的印象。 [17]王明：《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3卷，第68—71頁。 [18]《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6頁；北平社會調查所：《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鑑·前言》，第2頁。 [19]《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決議案》（1930年12月16日），載於《黨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見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95頁。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1931年1月20日），載於《黨的改造》第3期（1931年2月15日）。全文收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18—221頁。又見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135頁。 [20]王明：《中國現狀與中共任務》（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第78頁。關於中央集權主義，見王明著名的《兩條路線》小冊子的末尾，載《王明選集》第3卷，第111頁。 [21]1939年我有機會在成都基督教青年會網球場聽王明的公開講演，當時王明同吳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國民參政會的會議後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後從未聽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國人講演。 [22]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50—259頁。 [23]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151頁；《社會新聞》第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183—184頁。 [24]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503頁。 [25]《紅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35和367—368頁。 [26]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64頁。 [27]《紅色文獻》，第194頁。 [28]《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4頁。 [29]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12頁。 [30]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165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06頁。 [31]《鬥爭》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32]《紅色中華》1934年6月28日。 [33]《紅色中華》1934年5月25日。 [34]《毛澤東集》第2卷，第82頁。 [35]1931年9月1日中央給蘇區的指示，收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02—304頁。 [36]《毛澤東集》第2卷，第82頁。 [37]《毛澤東集》第3卷，第168頁。 [38]《古田決議》，《毛澤東集》第2卷，第123頁。 [39]王觀瀾向斯諾提供的情況，見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38頁；《紅色中華》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152—154頁；斯諾：《西行漫記》，第183、253頁。 [40]《紅色中華》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152—154頁；《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頁；《紅旗飄飄》第13集，第65頁。 [4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3頁；錢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頁；《紅旗飄飄》第11集，第166、171、210頁。 [42]《紅旗飄飄》第1集，第74頁；第7集，第79—108頁；第9集，第176—178頁；第11集，第151、200—208頁。《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268頁。 [43]蘇維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頒布。見陳誠檔案第16卷；特呂格弗·勒特菲特：《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民政經驗》第5章B節；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04—406頁。 [44]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13—414頁。 [45]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353頁。 [46]《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頁和第6集，第379—380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192頁。 [47]《剿匪戰史》第4卷，第685頁。 [48]《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102頁；賀龍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617頁。 [49]陳學昭：《漫走解放區》，第94—95頁；《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522頁。 [50]根據1991年7月31日《文匯報》，馮增敏為紅色分遣隊第二任連長。——譯者 [51]關於理論上的處理，見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義模式》，《中國季刊》第53期（1973年1—3月），第59頁；又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49—151頁。 [52]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49頁；埃茲拉·沃格爾：《從朋友關係到同志關係》，《中國季刊》第21期（1965年1—3月），第46—59頁。 [53]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第7—8頁。關於陳獨秀分裂主義的其他原因，見林進的文章：《社會新聞》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11日），第296—300頁；托馬斯·C.郭：《陳獨秀（1879—1942年）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第8章。 [54]彭述之：《讓歷史的文件作證》，《明報月刊》第30期，第18—19頁。 [55]正是這個原因，中國分裂主義文獻應當受到與中國叛徒文獻不同的看待。在這方面中共的學者沒有分享他們的俄國同事所擁有的方便，後者可利用大批翔實的叛徒文獻。 [56]李昂：《紅色舞台》，第189、192頁。李昂甚至自稱是中共一大的參加者：同上書，第75—76頁。李昂這部書大概是這類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57]龔楚：《我與紅軍》，第2—10、445頁。 [58]《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頁；《紅旗飄飄》第3集，第229—233頁。 [59]《明報月刊》第57期，第95頁；第61期，第83—84頁。見載在《明報月刊》第62期上的《張國燾敬告國人書》（1938年5月20日）；一種較早的版本發表在張國燾、柳寧等：《一個工人的供狀及其他》，第4頁。 [60]《明報月刊》第56期，第86、93頁；第59期，第85—86頁；第60期，第85頁；第61期，第93—94頁；第62期，第85—88頁。又見張國燾為龔楚《我與紅軍》所作的序（第ⅲ、ⅳ頁）。 [61]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05頁。 [62]簡·德格拉斯：《共產國際，1919—1943年：文獻選編》第2卷，第390頁。關於南昌起義的敘述，我主要依據韋慕庭：《戰敗的廢墟》，《中國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3—54頁。 [63]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第129頁；參看雅克·吉耶爾馬：《中國共產黨史，1921—1949年》第12章。 [64]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9頁；金帆：《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第10—11頁；《南昌大事記》，《近代史資料》第4期（1957年），第130頁。這些青年大多是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 [65]經查核，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中並無第25軍的番號，朱德所指揮的是第9軍；在葉挺所指揮的參加起義的第11軍中有第25師，但該師由周士第指揮。——譯者 [66]楊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01頁。 [67]《華字日報》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68]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第5、15—16頁。 [69]《紅色文獻》，第93—135頁。 [70]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118頁；向忠發曾在武漢發動一次中途夭折的罷工以支援起義，見《華字日報》1927年8月5日。 [71]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122頁；關於這個地域的暴動計劃，參看羅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中國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頁。 [72]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122頁；《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9月20日），收入《毛澤東集》第2卷，第13頁。 [73]甚至像湖北黃安這樣的縣城也受猛烈攻擊，以致共產黨人不能長期占據。見徐向前和鄭維山文，載《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頁和第1集下冊，第743—755頁。又見羅榮桓文，載《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39—140頁和黃永勝文，載《紅旗飄飄》第13集，第7頁。 [74]徐向前文，同上；陳伯祿文，載《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795—799頁。 [75]賀龍文，載《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603—614頁；蕭作梁：《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城市與鄉村的對抗》，第110頁。《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日），收入《毛澤東集》第2卷，第13頁。 [76]《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6頁。 [77]《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64頁；關於激進知識分子的作用，見J.M.波拉切克：《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亞洲研究雜誌》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頁。 [78]瞿秋白：《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在十一月會議上的報告，收入胡華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200—222頁。 [79]葉劍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96—197頁。 [80]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147—148頁。 [81]關於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環境適應學」，見羅伊·霍夫海因茨以此為題的論文，該文載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這篇論文和較早的論文《秋收起義》（《中國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岡山農民協會的存在。毛澤東在1928 年11月25日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61頁）中，提到在他到井岡山前一年多時間裡黨在當地群眾中的基礎工作。關於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見陳志讓以《意識形態與歷史》為題報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與井岡山博物館館員的詳細討論（靜電複印供交流用）。 [82]黃永勝記錄的講話，《紅旗飄飄》第13集，第8頁。見毛澤東1928年11月25日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28、47—48頁。 [83]張國燾文，載《明報月刊》第46期，第99頁。 [84]《教務雜誌》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頁。 [85]例如，見《密勒氏評論報》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日。 [86]亞朋德等：《中國能生存下去嗎？》，第238—239頁。 [87]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集》第2卷，第128—129頁。 [88]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230頁。規模、人口和紅軍實力的估計出入很大。確實，如霍夫海因茨已經指出的那樣（見本書此處注釋），甚至「共產黨占據」的概念也需要嚴格界定。雖然鄺繼勛失去四川蘇區，但據上海《時報》時常報道，他在川鄂湘邊區繼續進行游擊活動。 [89]關於蘇區政府的結構和職能，見勒特菲特：《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民政經驗》和金一平（音）：《中國共產主義政治》。 [90]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51—52頁。 [91]博古（秦邦憲）向斯諾談到這一經歷，見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19頁。 [92]關於共產國際指示，見《紅色文獻》第324—327頁和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第87—91頁。與桑頓的印象相反，共產國際的這個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辭含糊不清。這個指示說，在反對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的戰爭變得激烈時，可把富農問題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這種限制下李立三在1930年夏改變了他的土地政策。關於這些法律的全文，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357—361頁。但如認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體現了向反對富農的激進政策的急劇轉變則是錯誤的。因為這部土地法不堅持消滅富農，是符合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的。 [93]《毛澤東集》第2卷，第67—69頁和第47、56頁。 [94]同上書，第73—75、179—184頁。 [95]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191—192、245—248頁；《星火燎原》第2集，第99—100頁。 [96]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頁。該書中文版比該書1960年出版的英文版好得多。 [97]《紅色文獻》，第236頁。 [98]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第二號（1930年6月），收入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獻研究》，第153—155頁。 [99]1932年1月10日中央來信，收入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508頁。 [100]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頁。 [101]《毛澤東集》第2卷，第166—167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508頁。 [102]《毛澤東集》第2卷，第259—262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192—193、495頁。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頁。然而，在王明的《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3卷，第61頁）中，土地交易是准許的。按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的土地政策，地主和富農是不許購買土地的。不久以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的第2號通告，規定富農有買賣土地的權利，但不得以壟斷方式買賣土地。問題是：在蘇區什麼人確實在買賣土地？什麼人有錢購買土地？見《毛澤東集》第2卷，第262頁。 [103]《明報月刊》第40期，第98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262頁。 [104]關於湘鄂西蘇區和湘贛蘇區的經驗，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245、249—251頁；《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頁。 [105]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409—412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203—205頁；勒特菲特：《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第154—184頁。 [106]例如，所有關於查田的指示當時由張聞天發布。 [107]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澤東集》第3卷，第195—196頁。 [108]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澤東集》第3卷，第207—208頁。 [109]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澤東集》第3卷，第223頁以下。 [110]《毛澤東集》第3卷，第254頁。 [111]《毛澤東集》第3卷，第223、257頁；《鬥爭》1934年5月24日；王觀瀾文，載《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頁。 [112]《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22頁。 [113]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211—212頁。 [11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劃江西省雩都縣西北部與興國縣一部為勝利縣，治銀坑圩。——譯者 [115]《鬥爭》1934年5月26日；張聞天指示，《紅色中華》1934年3月15日。 [116]經查核資料，該數字有誤，應為317539擔。三擔合地一畝。——譯者 [117]《紅色中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特刊，1934年1月26日。 [118]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360、368頁。 [119]張聞天文，《紅色中華》1934年6月25日；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285頁。 [120]《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頁。 [121]3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37頁；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39—140頁；《紅旗飄飄》第1集，第57—59頁。 [122]《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465—470頁。 [123]方強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431—436頁；《紅旗飄飄》第10集，第186頁；斯諾：《西行漫記》，第273頁；斯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270頁。 [124]《紅旗飄飄》第1集，第57—59頁。 [125]陳錫聯文，《紅旗飄飄》第3集，第90頁。 [126]《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史事論叢》，第63—64頁。 [127]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39—140頁。 [128]《古田決議》，《毛澤東集》第2卷，第123—124頁。 [129]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40頁。 [130]《毛澤東集》第2卷，第124、253—254頁。 [13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7頁。 [132]同上書，第68—69頁。 [133]《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頁；斯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237頁。 [134]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第99—100頁；董顯光：《蔣總統傳》第1卷，第203頁。 [135]《紅色文獻》，第152—153、166頁。 [13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1929年10 月26日（《紅色文獻》，第334、340頁）或1929年12月末。 [137]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引證史》，第180頁。 [138]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紅色文獻》，第346—355頁。 [139]李立三：《反托》，第9頁；又見毛澤東關於這個問題的評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82頁。 [140]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42—51頁；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22頁以下。 [141]《紅色文獻》，第335、358頁。這封信的日期籠統地寫成1930年6月（見A.M.格里戈里耶夫文，L.P.傑柳辛編：《共產國際與東方》，第334—335頁）。日期的差異無助於斷定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前還是以後對中共戰略計劃的反應。 [142]例如，見庫西寧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上的報告和L.毛焦爾文[《國際時事通信》第5期，第40頁（1929年8月20日）和《國際時事通信》第10期，第18頁（1930年4月10日）]。 [143]江蘇省委關於中央工作的意見，《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頁。 [144]《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78頁。 [145]《紅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146]《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147]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15頁。 [148]《紅旗》1930年8月16日。 [149]史華慈：《中國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第143頁。著重點是我加的。 [150]《毛澤東集》第1卷，第175頁。 [151]《毛澤東集》第2卷，第133頁。 [152]同上書，第59、128頁。 [153]同上書，第135、139頁。 [154]《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4和61頁。 [15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99頁，注四；斯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278—279頁；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第156—159頁。第二次進攻長沙不是由共產國際下令的。見哈里森論李立三文，《中國季刊》第14期，第187頁和《王明選集》第3卷，第75頁。 [156]《王明選集》第3卷，第56頁。 [157]同上書，第246—269頁。 [158]同上書，第50、74頁。 [159]《實話》第3期（1932年4月20日）。 [160]劉伯承文，《革命與戰爭》第1期（1932年8月1日）。 [161]周恩來文，《紅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選集》第3卷，第74頁。 [162]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45—348頁。學者一般認為毛澤東與有周恩來支持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進行了一場權力鬥爭，而金一平（音）（《中國共產主義政治》）卻提出「分工」理論，說毛澤東專門負責政府，秦邦憲專門負責黨的工作，周恩來專門負責軍隊工作，形成集體領導。金一平的基本假設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沒有實際權力基礎，只有理論言論，不敢向軍隊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挑戰。幾乎沒有文獻證據支持這種說法，金一平的論點看來是不能接受的。見勒維菲特著《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第86—97頁中的關於中共人員及其職分的分析。 [163]《剿匪戰史》承認這點不妥當，該書第1卷第93—94頁；唐生智和孫科也批評蔣介石的意圖，見孫科等：《討蔣言論集》，第41、133頁；又見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第42頁。 [164]《剿匪戰史》第1卷，第107—114頁。 [165]同上書，第28—44頁。 [166]《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2頁。 [167]《剿匪戰史》第1卷，第54—67頁。 [168]賀龍認為這個損失是夏曦的「山頭主義」造成的；見繆楚黃：《中國共產黨簡要歷史》，第90頁。 [169]《剿匪戰史》第2卷，第170和239頁；蔡廷鍇在《蔡廷鍇自傳》第1卷第375頁上說，人民一轉向共產主義，就團結而高興。 [170]關於第四方面軍的群眾工作，見《剿匪戰史》第3卷，第467頁和第4卷，第683—685頁。 [171]關於第四方面軍創建新蘇區，見《剿匪戰史》第4卷，第519頁和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207—211頁。 [172]這裡採用的情況大多來自《剿匪戰史》第2卷和第3卷各處；以及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各處。 [173]劉培善文，《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地區領導革命鬥爭的歷史資料》第1卷，第188頁。 [174]《紅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175]國民黨政府出版的官方戰史（《剿匪戰史》）談到「逐漸收緊碉堡圈」（第2卷第266頁），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也支持這種說法。按照第五次圍剿的總戰略計劃，國民黨軍把由碉堡守護的道路修進蘇區。關於李德的戰術，見胡繼喜（音）文，《中國季刊》第43期，第34頁。斯諾關於這種戰術是林彪的貢獻的說法近由《紅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證實。又見李德（奧托·布魯恩）：《中國紀事，1932—1939年》，第68頁。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軍事博物館看到一本林彪關於這個問題的小冊子。 [176]《紅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177]《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0頁。 [178]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258—259頁；繆楚黃：《中國共產黨簡要歷史》，第92—93頁；盛里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史話》，第16—18頁。 [179]蕭克談話，載於韋爾斯：《紅色塵土》，第139頁；王震談話，同上書，第101頁；繆楚黃：《中國共產黨簡要歷史》，第93頁。 [180]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9頁；劉伯承文，同上書，第4頁；繆楚黃：《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88頁。長征的經過在迪克·威爾遜著《長征，1935年：中國共產主義倖存的史詩》中有詳細的敘述。 [181]賀國光談話，載於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624頁。賀國光當時為蔣介石的行營主任。 [182]張國平：《白崇禧將軍傳》，第62—64頁；《春秋》第49期，第14頁。 [183]金帆：《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第45頁。 [184]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5頁。 [185]《明報月刊》第48期，第85頁。 [186]《剿匪戰史》第5卷，第883頁；薛岳：《剿匪紀實》第3冊，第13—14頁。 [187]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5頁；薛岳：《剿匪紀實》第3冊，第7—9頁。 [188]《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48、50頁；蕭華文，《紅旗飄飄》第13集，第87頁；安德烈·馬爾羅：《反回憶錄》，第533頁。 [189]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4頁。 [190]同上書，第6頁；《紅旗飄飄》第14集，第102—103頁。 [191]《明報月刊》第49期，第78頁；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9頁。 [192]Nan—t』ung，未詳何地。——譯者 [193]徐向前談話，載於韋爾斯：《紅色塵土》，第161頁。 [194]陳志讓：《遵義會議決議》，《中國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鍇指揮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戰而馳名的十九路軍，於1933年10月26日與共產黨簽訂協定（見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49頁）後，於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稱為「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譯者）這次行動嚴重削弱了蔣介石在東北角的包圍。由於許多政治問題錯綜複雜，這個形勢並未導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軍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蔣介石擊破。 [195]迪特爾·海因齊格文，《中國季刊》第46期，第287頁。毛澤東的「三人軍事小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現在被中國各大博物館館長和中國人民大學胡華教授這樣的權威視為毛澤東在黨的軍事等級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見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第1卷，第363頁。 [196]《明報月刊》第51期，第79、82頁。 [197]柳寧：《一個工人的供狀》，第12頁。 [198]《明報月刊》第49期，第80頁。 [199]《明報月刊》第50期，第88頁。 [200]《明報月刊》第51期，第81—82頁。 [201]同上月刊，第79、82頁。 [202]《明報月刊》第52期，第83頁。 [203]即右路軍。下文西路軍即左路軍。——譯者 [204]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0頁。 [205]《明報月刊》第52期，第96頁。 [206]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0頁。 [207]《明報月刊》第54期，第88頁。 [208]《明報月刊》第48期，第85頁。 [209]《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頁。 [210]《剿匪戰史》第6卷，第997頁。 [211]《明報月刊》第53期，第91頁和第54期，第88頁。關於這個方案，根據未經證實的情況，林毓英提議把毛澤東的中央改為西北局，張國燾的中央改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當兩局之間的調解者，以達到重新統一。見《明報月刊》第53期，第89頁。 [212]《明報月刊》第50期，第86頁。 [213]《明報月刊》第54期，第88頁。 [214]關於紅軍在長征中的給養問題，只有片斷的資料。學者似乎有把握認為向地主和富農征糧是通常的來源（《星火燎原》第4集，第179—180頁），這是一種與秋收暴動後游擊隊征糧相似的形式。 劉伯承與彝族酋長結為盟兄弟的著名故事（韋爾斯：《紅色塵土》，第71頁）不是典型的。紅軍在廣西龍坪鎮苗區逗留10天左右，軍營附近每晚起火（《紅旗飄飄》第11集，第32頁）。在草地，賀龍和羅炳輝沿途進行後衛作戰，受到藏人的騷擾（韋爾斯：《紅塵》第130頁）。有部落時，紅軍千方百計從它那裡獲取糧食（《星火燎原》第4集，第128—130頁）。自然，紅軍宣傳國民黨施行惡政，幫助窮人和交不起租稅而被關進監獄的人來討好彝族和其他部族（《星火燎原》第4集，第118—121頁）。 [21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78頁。 [216]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傑伊·萊達：《電影：中國電影和電影觀眾記事》；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137頁；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 [217]《紅色文獻》，第386—392頁；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17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26頁。 [218]《王明選集》第3卷，第51—52頁。 [219]《明報月刊》第58期，第87頁。 [220]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正式成立於1928年，1932年擴大為黨務調查處，該處同時對外用特工總部名義。同年，中華復興社特務處成立。1935年，黨務調查處與復興社特務處合併組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原黨務調查處為該局一處，原復興社特務處為該局二處。1938年，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進行改組，該局一處改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通稱「中統」），該局二處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通稱「軍統」）。——譯者 [221]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28—261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 潰》，第408—414頁。 [222]柳寧：《一個工人的供狀》，第66頁。 [223]董顯光：《蔣總統傳》第1卷，第208—209頁；易勞逸：《國民黨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藍衣社》，《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1—31頁。 [224]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28—238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08—414頁。這裡的資料未經證實，只應極小心地採取。我已謹慎地不採用龔楚和李昂文章中提供的情況，因為我認為應儘量避開這兩個作者。 [225]劉少奇：《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共產黨人》第1期。胡佛研究所有這篇論文的手抄本。 [226]李昌：《回憶民先隊》，《一二·九回憶錄》，第16頁。 [227]同上書，第187—189頁。 [228]《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概況》，第6頁；《紅旗飄飄》第3集，第168—180頁。 [229]韋爾斯：《紅色塵土》，第75頁；美國陸軍部軍事情報處：《中國共產黨運動》，第2355頁。 [230]《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0—11頁；《中華年鑑，1936年》，第425—426頁。 [231]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226頁。 [232]《紅星》1934年7月20日，第1頁。 [233]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263—269頁。在毛兒蓋會議上，甚至無人提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可能性；無人知道《八一宣言》的發表。張國燾文，《明報月刊》第50期，第85頁。 [234]關於第二次統一戰線各個方面的討論，見L.P.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統一戰線》；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 [235]《王明選集》第1卷，第9—10、11—13、25、53頁；范斯萊克：《敵與友》，第53—54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3頁以下。 [236]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87頁。 [237]《毛澤東集》第5卷，第10、13—14頁。 [238]《瓦窯堡會議決議》，《毛澤東集》第5卷各處。 [239]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03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35—37頁。 [240]斯諾：《西行漫記》，第370—378頁。 [241]范斯萊克：《敵與友》，第60頁。 [242]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302頁。 [243]同上書，第194頁；《紅色中華》1936年5月26日。 [244]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七十概述》，第72—73頁。 [245]董顯光：《蔣總統傳》第2卷，第225頁。 [246]董顯光：《蔣總統傳》第2卷，第245頁。 [247]查爾斯·麥克萊恩：《蘇聯政策與中國共產黨，1931—1946年》，第79—91頁；蔣廷黻教授應蔣介石之請於1934年末訪問莫斯科；見查爾斯·利利：《蔣廷黻：在兩個世界之間，1895—1935年》。 [248]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1頁以下。 [249]重光葵：《日本及其命運》，第222—223頁。 [250]1936年12月14日《大公報》社論，收入張熾章：《季鸞文存》（1962年台北版），第222—223頁。 [251]貝特蘭：《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又名《中國的第一幕》），第170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46頁。 [252]《王明選集》第1卷，第168—169頁。 [253]《明報月刊》第61期，第91頁。 [254]《王明選集》第1卷，第97—98頁。 [255]同上書，第81頁。 [256]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91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指示（1935年12月15日）》，《毛澤東集》第5卷，第13頁。 [257]《毛澤東集》第5卷，第63—65頁。 [258]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第8—9、12頁。 [259]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第12—15頁。 [260]《明報月刊》第60期，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