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27—1937年

南京政權是在派系鬥爭和流血中誕生的。1927年4月12日清晨，黑手黨[1]似的青幫歹徒衝上上海街頭，捉拿共產黨人和共產黨嫌疑分子，把他們就地槍決或用大刀砍死。當時和以後的一個月內，被屠殺者達數千人。蔣介石已同共產黨分裂；第一次統一戰線就此結束。六天後，在4月18日，國民黨政府於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臨的挑戰極為嚴酷——不亞於要力挽百餘年來遍及全國的國家分裂的浪潮。全國性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早已不復存在。政治權力久已落入地方軍閥之手，他們同樣也是常常不關心民眾的福利，只求依靠軍事實力來增加個人的財富和權力。道德社會的意識——即有關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價值觀和適當關係的廣泛而深入的共識，它對傳統中國的穩定曾作出過重大貢獻——已經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混亂和爭鬥。甚至傳統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也已遭侵蝕。 權力初步鞏固 因為中國人對國家的悽慘情景、軍閥紛爭造成的破壞和外國侵略帶來的屈辱非常敏感，國民革命軍北伐，從南方的廣州（始於1926 年7月）到北方的北京（1928年6月占領），沿途受到民眾熱烈的歡迎（見第12卷）。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國民黨統治表明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新時代里，中國將重新統一和強盛，全民經濟富足，民眾不再以做中國人為恥。然而，早在1929年，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為國民黨人在把注意力轉移到新時代的建設任務之前，首先必須決定黨內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權力。 自孫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後，為爭奪國民黨運動的領導權，國民黨內一直存在殘酷的、甚至流血的鬥爭。這些權力的爭鬥在北伐時曾被掩蓋起來。然而，到1927年初，在全國政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黨內鬥爭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動恢復。所以，在南京政權十年統治開始之時，國民黨運動便已混亂不堪。事實上在1927年春，中國有兩個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及「中間派」的南京國民政府和仍與共產黨人聯合的左派國民黨的武漢國民政府）和三個要求國民黨領導權的總部（除漢口和南京的總部外，極右翼西山會議派要求它們在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擁有唯一的合法性）。使這種局面複雜化的是，這些權力中心的背後都有一個或幾個省的軍閥的支持。這些軍閥只是新近才宣布擁護革命；他們很少，或完全不受國民黨運動的意識形態目的的約束；他們如今只是耽於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擴大，也可保全他們個人和地方的權力。 在這些鬥爭之初，蔣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競爭之外。僅僅在南京政府成立三個月之後，蔣介石的軍隊當其正著手北伐進軍北京時，為軍閥孫傳芳的軍隊所擊敗；在他們潰退中，孫傳芳的軍隊甚至威脅要占領南京。結果蔣介石的威望大損，南京政府內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係為首的新聯盟，在1927年8月逼蔣介石下野。 與此同時，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左派國民黨，效法蔣介石也清洗自己隊伍里的共產黨人。隨著蔣介石的下野和對共產黨人的清除，黨內爭吵的兩個主要原因已經排除，敵對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開。1927年9月，南京政府、武漢政府及西山會議派的代表組成了「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統一的國民黨政府。 這個新政府並不比前兩個政府更穩定。國民黨運動的兩個最有實力的領袖——蔣介石和汪精衛——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財政上一籌莫展。到1928年1月，特別委員會的政府垮台。蔣介石在下野五個月（這期間他同美麗的宋美齡結婚）後復職，權力比以前更大。2月，他被提名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0月，他又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於是成為國家的首腦）。他如今控制了國民黨三位一體政權的全部三條腿——黨、政、軍。 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南京政府變成了軍事獨裁政府。在蔣介石掌握領導權以前，國民黨運動（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其前身）從來不是個團結的、思想統一的，或有嚴格組織紀律的政黨。孫逸仙最初在1894年組織興中會，他的追隨者包括具有各種不同意向和動機的人。事實上，孫逸仙似乎未曾拒絕過任何申請人入黨。至少有一個例子，孫逸仙甚至接納軍閥陳炯明的全體軍人加入國民黨。因此，國民黨員湯良禮寫道，1924年改組前的國民黨不是一個政黨，只不過是個「各種各樣政客組成的集團，他們大多數很少關心孫逸仙所擁護的主義，只是為達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孫逸仙在民眾中的崇高威望」[2]。國民黨的凝聚傾向，隨著革命運動走向奪取全國權力的關頭而變壞了。由於當時各種政治派別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風使舵，國民黨黨員數量從1926年的僅15萬人增至1929年的63萬人。從未受到嚴格控制的黨組織，完全不顧新申請人的背景、品質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標，就接納他們入黨。蔣介石部隊的參謀長何應欽在1928年1月抱怨說，「各級黨部只關心（新黨員）數量，不注意（新黨員）質量。因此，黨的精神日益衰敗」[3]。這樣，國民黨黨員的構成狀況在1927年已混亂不堪，蔣介石因而開始把許多不符合他需要的黨員清洗出黨。在審查黨員過程中，他從根本上改變國民黨運動的性質。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產黨人。如果沒有孫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組成的統一戰線，國民黨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國的政權。國民黨藉助於共產黨人的建議、物資支援和組織技巧，按照俄國共產黨的模式改組；一支由黨領導和受過政治灌輸的軍隊得以建立起來；青年革命幹部到軍閥割據地區的農民和工人中去，鼓動和組織農工支持革命。有意義的是，那些曾從事困難而又危險的組織群眾工作的人，被認為更接近共產黨人而非國民黨人。何應欽承認「國民黨員不願做實際的下層工作，結果共產黨人很自然地把這項工作擔負起來，使我們的黨同農工分離」[4]。那些較少承擔革命義務的人避免在群眾中工作，從而避免了共產主義的感染。所以，清洗共產黨人具有過濾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響；而從革命運動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間向國民黨灌輸活力、紀律和獻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產黨人之後，依然留下了主張採取比蔣介石所贊成的更為激進的解決全國問題辦法的廣大的國民黨員階層。國民黨左派在1928年和1929年間，是蔣介石最難對付的政治對手；只是在經過近兩年的殘酷鬥爭之後，蔣介石才把他們鎮壓下去。左派分子大聲指責蔣介石正在建立的「個人軍事獨裁」，要求國民黨恢復1924年孫逸仙領導革命時期激勵革命運動的政策和精神。他們主張應由黨而不是由軍隊來控制和提供政權的方向。左派分子同共產黨人不同，他們拒絕接受階級鬥爭的觀念和政策；但是他們認為黨必須通過農、工及其他群眾團體以保持和加強同民眾的關係。他們堅持，只有有了這樣的群眾基礎，他們才能阻止革命成為官僚和軍閥的玩物。[5] 許多國民黨員，也許是大多數黨員，支持這些激進觀點。但是，身為國民黨左派的湯良禮的估計，即這個時期80%的黨員屬左派，確實是誇大了。[6]然而，很清楚，許多下層和青年黨員（1929年1/3國民黨員年齡在25歲以下）是同情左派觀點的。 汪精衛是左派公認的領袖，但是他1928年和1929年寄居歐洲，並且至少在表面上與反蔣運動無關。所以，左派組織的幕後策動者是陳公博，汪精衛的忠實夥伴，一度曾是共產黨人；1928年5月他創辦《革命評論》周刊作為左派喉舌。雖然該刊發行量從未超過1.5萬份，但聲望和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南京政府在該刊創刊僅四個半月以後，就在9月勒令其停刊。 面對政府鎮壓的前景，陳公博決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無組織的汪精衛的支持者——應當組織起來。雖然，汪精衛把自己視為國民黨全黨的領袖，而不只是派系領袖，他本人對這項計劃搖擺不定，但是，陳公博在1928年末組織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這個名稱象徵該會擁護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時通過的革命原則。改組派正如它的名稱所示，是一個有書面黨章的正式組織，在上海設有總部，在全國許多地方設有分部。1928年，陳公博又在上海組織大陸大學，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輸左派的政治觀點，並為改組派培訓幹部。 左派分子雖然都承認汪精衛是他們的領袖，但並不團結一致。在改組派內，顧孟餘派顯然不如陳公博派激進。顧孟餘在他本人主辦的刊物《前進》上發表他的觀點，不贊成陳公博強調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為國民革命的核心。顧孟餘還對群眾運動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賢，不喜歡陳公博，而置身於改組派之外，雖然他們仍忠實於汪精衛。這樣，國民黨左派也一如蔣介石所領導的右派，同樣受到內部分裂之苦。[7] 國民黨左派反蔣和反南京當局，不限於意識形態的理論討論和宣傳，因為這些往往在地方黨部和省黨部占主導地位的激進分子，狂熱地工作以求實現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組織抵制洋貨，領導民眾遊行示威反對外國教會和醫院。他們組織特別法庭審判和懲辦反革命分子。他們也開始實行減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階級的敵視，從而損害了南京當局從那一群體籌款的工作。同樣，在江蘇，激進分子組織民眾，並沒收寺廟，改為本地人的福利中心，也引起南京當局的不滿。[8] 激進分子的活動及汪精衛含蓄的政治挑戰，使國民黨右派深為不安。所以，緊接著蔣介石於1928年1月重新掌權之後，南京當局開始大力鎮壓國民黨左派，儘管一般沒有流血。例如，在2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所有「不為黨帶來榮譽的」省黨部都奉命解散，命令黨員重新進行登記；要求全體黨員必須按黨的領導「精神」行事。重新登記黨員的措施，顯然是為了清除有激進思想表現的分子，保證黨員能順從地接受當權者的命令。民眾運動事實上也已中止。此後，民眾團體將充當南京當局進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表達民意或創製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對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極為兇殘，至少有一個左派領袖被暗殺，另一些被打傷和刺傷。地主可能對這種暴行負有責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蔣介石的親密支持者張人傑（張靜江）的主持下，通過逮捕不服從的左派分子，並勒令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黨報《民國日報》停刊，[9]以此來袒護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影響，他們明確地受到告誡要遠離政治。四中全會宣言（1928年2月）稱：「最不幸的事實是，如今未成熟的學生參加我們的政治社會鬥爭。准許這些尚未成熟和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的少男少女自由參加國家事務，不僅會犧牲我們民族未來的生命，而且也會使他們視整個國家和人類社會為兒戲。」[10] 國民黨右派的最高權力的地位，終於在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確立。蔣介石派注意到黨的下層組織充滿左派的支持者，採取特別措施保證右派對大會的控制。以黨員重新登記尚未完成和地方黨組織尚處於混亂狀態為由，大會代表只有1/4是由黨員選舉的，其餘代表全由中央黨部指定。[11]左派分子強烈譴責這一破壞黨內民主原則的行為，宣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非法。然而，這些指責終歸徒然，因為蔣介石已經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國民黨，把他本人的革命觀念強加給黨和政府。左派領袖因不服從而受到處分，陳公博和甘乃光被「永遠開除」出黨；顧孟餘被停止黨籍三年；汪精衛因「跨黨」錯誤受到警告。[12]其後，左派的論點，革命建設時期政府應該只是黨的行政部門，黨應該是最高的機關，最後被拒絕。相反，在1929—1931年間，黨被剝奪了大多數權力，不論在制定政策上，還是在充當監督機關上，都不再有所作為。更早一些時候，蔣介石已廢止了軍隊內的黨代表制度。[13]無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壓制，而黨的地位也相應降低。 正當蔣介石把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分子清洗出國民黨運動時，他也越來越依賴舊式官僚和軍隊。革命一旦成功在望，過去各個軍閥政權的官僚紛紛南下南京，謀求有利可圖的新職。蔣介石面臨管理一個全國性政府的挑戰，歡迎他們投入他的陣營。到1929年，十個部中至少有四個部長由這些新歸順革命事業的舊官僚擔任。他們還塞滿了官僚政治的許多其他職位，以致國民黨老黨員郭泰祺憤怒地辭去外交部次長職務，指責說，「黨在去年被共產黨人篡奪，現在差不多被舊官僚勢力所篡奪，實無二致」[14]。舊官僚勢力對新政權的影響深遠。這些舊官僚帶來在他們先前職位中表現出來的同樣的人生觀，同樣的權力貪慾而不顧公益。官僚政治變得程序化了；官僚寫出數不清的公文，倒騰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實際貫徹；貪污腐敗迅速浸透了行政機關。這樣，舊軍閥政權的價值觀、態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後，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國民黨的黨員調查了他們政府的腐敗，並把腐敗歸因於當時湧進國民黨的政治投機分子和舊官僚。[15] 或許，確定國民黨運動未來方向的更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軍人的普遍影響。孫逸仙在世時，軍人在國民黨運動中比較受到輕視。然而，在蔣介石領導下，孫逸仙的排列順序——首先是黨，其次是政府，最後是軍隊——已被顛倒了過來，軍隊如今成為首要的組成部分。在下列事實中可以看出這種狀況：1929年，在國內國民黨一半以上的黨員是軍人，而不是平民。在黨的領導人——中央執行委員——中，在1935年有43%是軍官。在1927到1937年間，國民黨人控制的33個省份的省主席，有25個是將軍。[16]在這10年間，政府支出的大約2/3撥充軍費和償還債務（大部分債款是根據契約應付的軍事費用）。[17]然而，軍人統治的真正程度，還不完全表現在這些統計數字上，它更表現在蔣介石這個軍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隨著南京政權10年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 各省的鬥爭 隨著對付左派取得了勝利，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員會內的權力也穩固起來。然而，這時互相衝突的主要舞台轉移到了各省。 時至1929年，國民政府的旗幟已在中國本土全境和滿洲飄揚。國民黨軍已於1928年6月占領北京，北京改名為北平。1928年12月29日，滿洲四省軍閥張學良宣布效忠國民黨政府。隨著國家這時自1916年以來第一次名義上實現統一，南京當局可以為和平建國謀劃了。 然而，一個主要障礙依然存在。革命的軍事階段獲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許多省的軍閥在戰場上戰敗，而是因為他們歸附了革命運動。雖然這些軍閥獲得了國民黨黨籍，並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級制中的顯赫職位，但是他們不相信蔣介石，妒忌他日益擴大的權力，而且大多對國民黨運動的思想意識漠不關心。致力於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的蔣介石及南京當局，在北伐期間，有必要容忍地方軍閥的自主權力。他們事實上甚至設立了一些當地的政治分會，使各省軍閥的地位合法化。這些在1928年設立的政治分會，名義上隸屬南京中央政治會議；然而，事實上它們是自治的行政機關，至少是暫時使大軍閥集團的地方統治合法化。於是，控制甘肅、陝西和河南三省的馮玉祥，主持開封的政治分會；閻錫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會而得以合法化；所謂的桂系控制著漢口、北平和廣州的政治分會，分別由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濟深主持。張學良在東北易幟之後，第六個政治分會在瀋陽成立。[18] 蔣介石把在各地設立政治分會看作權宜之計，因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的和軍隊的權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後，他向地方軍閥的自治權力挑戰。首先，在1928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會將在1929年3月撤銷。然後，在1929年1月，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中央政府當局在會議上提出裁減中國軍隊的方案。 編遣軍隊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認。自清朝覆亡以來，中國軍隊已經驚人地膨脹。1929年，大約為200萬人（而清朝約為40萬人；1922年約為120萬人）。如今革命的軍事階段已經結束，龐大的軍隊已無必要，並且也是國家財力無法支持的負擔。例如，在1928年，南京嫡系軍隊約為24萬人，年需軍費約3.6億元。而南京政府年財政收入（清償債務後）僅為3億元。[19]此外，雖然地方軍閥的軍隊不構成南京的直接財政負擔，但是，他們卻截留本來可以納人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稅款。人們因此認為，除非裁減軍隊，政府將無法進行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重建工作。 在編遣會議上，中國大軍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及其他的人——同意全國軍隊裁減至80萬人，限制軍事支出占政府財政收入的41%，並設立統一指揮機構。然而，編遣會議是一個失敗的會議，因為軍閥們對蔣介石的疑慮在會議期間加劇了。蔣介石的黃埔系軍隊事實上是中國訓練和指揮得最好的軍隊，蔣介石利用戰鬥力差的軍隊應予首先復員的原則，要求地方軍閥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犧牲。因為軍隊是地方軍閥政治權力的主要泉源，地方軍閥認為蔣介石不過是利用軍隊編遣問題來建立對他們的政治優勢。不管地方軍閥多麼可能願為國家的利益作出貢獻——這當然是可爭辯的——他們可不想放棄自己的野心，而讓蔣介石增強他的實力。因為他們並不覺得蔣介石比他們更有權利來要求掌握國家權力和充當領導。所以，他們在1929年1月末鼓掌贊成軍隊編遣原則之後，離開了編遣會議，卻決心為保持他們的軍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進行反蔣。至於蔣介石，他同樣決心建立中央政府對各省的統治。結果是連續不斷、損失慘重的內戰。 編遣會議閉幕僅兩個月後，第一次內戰即在1929年3月爆發，當時桂系——危機表面上是蔣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這是一次很難對付的挑戰，因為桂系領袖是很有才能的戰術家，指揮軍隊約23萬人。馮玉祥——他指揮22萬人，大概是蔣介石最有能量的軍事對手——也有可能加入叛軍一方。這次挑戰可能毀滅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卻適合蔣介石發揮他的天才。因為蔣介石收買了馮玉祥，據說花了200萬元和答應他控制山東省。然後，蔣介石以他的優勢部隊在不到兩個月內擊敗桂系軍隊。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北、湖南—湖北的絕對統治隨即瓦解。他們倉皇退回廣西省老家，懷著屈辱，以待來日。 1929年5月，僅一個月後，蔣介石違背把山東交給馮玉祥控制的諾言，激起了馮玉祥的反叛。在這次較量中，馮玉祥一半的軍隊——全部最精銳的部隊10萬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這又是一次由大宗賄賂引起的突然變節。在這場角逐中，馮玉祥殘部被逐出山東和河南，閻錫山在山西消極觀望。 隨著馮玉祥軍隊受到中央軍的重創，華北的力量均勢顯然轉向有利於南京政府。閻錫山因此感到威脅，於1930年2月和3月，與大為削弱的馮玉祥共同組成新的反蔣運動。這就是北方聯盟，對蔣介石權力迄今最嚴重的一次挑戰。因為閻錫山和馮玉祥如今已形成一個廣泛的反蔣力量聯盟，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允諾從華南配合他們的進攻。蔣介石的許多文職對手——包括形形色色的集團諸如汪精衛及其改組派和極右的西山會議派——為反蔣運動提供行政和思想意識方面的力量。不久，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開始創立一個獨立而永久的政權所需要的組織機構。「國民黨擴大會議」——在職能上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1930年7月在北平召開。同年9月，一個新國民政府成立，閻錫山任國民政府主席。新政權頒布約法，包含保證各項人身自由的條款，也吸引了相當普遍的支持，特別是開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壓制刺痛的全國知識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7月，蔣介石就命令他的軍隊對付北方聯盟。在這次內戰中，作戰不同於軍閥老一套的戰鬥方式。南京軍隊和北方軍隊戰鬥十分激烈。物資損失巨大；在四個月的戰鬥中，雙方傷亡約25萬人。截至同年9月，正當北方聯盟宣告組成新政府時，南京方面即將在內戰中取得優勢，反叛政府從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後，北方聯盟和南京政府的領袖都認識到奉系軍閥張學良能夠轉變戰爭形勢，於是雙方都討好張學良。最後，南京政府賄賂張學良1000萬元並許以管理黃河以北全境，把他爭取過去。張學良在9月中旬發表宣言擁護中央政府。北方聯盟從而失敗。可是南京政府從此次戰役的勝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張學良迅速率領10萬東北軍開入北平、天津地區，控制了主要鐵路及天津海關的巨額關稅收入。因此，華北依然處於南京政府行政統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斷發生。在逼蔣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實際上成功了——共六個星期。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與前幾次相同，妒忌蔣介石日益擴大的實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權的要求。然而，總是有些次要問題給反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蔣介石扣留胡漢民。蔣介石痛感北方聯盟因頒布約法而得民心，他決定於1931年2月宣布頒布同樣的文件。他堅定地說：「沒有約法，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就沒有保障……沒有對人身和財產的保障，就沒有國家的真正統一和內戰的結束。」[20] 然而，胡漢民激烈反對這一提案。他公開宣稱頒布約法是違反孫逸仙的意圖——雖然他反對的真實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蔣介石意在根據新約法出任總統以擴大權力。為反對蔣介石單方面決定頒布約法，胡漢民辭去立法院長職務。於是蔣介石扣留了胡漢民，因為——據蔣介石解釋——「只有採取這種辦法他的光榮的過去才可以保全無損」[21]。 表面上為抗議蔣介石扣留胡漢民，兩廣軍閥和蔣介石的各類文官對手（如汪精衛、西山會議派和孫逸仙之子孫科），於1931年5月在廣州建立了一個分裂主義者的新政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組成，由此進而在1931年6月1日創建了新的國民政府。[22]實權則握於地方軍閥之手，特別是廣東省主席陳濟棠之手。 新廣州政權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責和非難。廣州政權聲稱只有獨裁者蔣介石在南京辭職，它才放棄反對立場。 若不是日本軍隊在1931年9月18日進犯滿洲，這場衝突可能像前幾次一樣要兵戎相見。由於中國民眾，特別是學生的抗日激昂情緒，要求停止黨內紛爭和組織聯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壓力變得不可抗拒。經過非常秘密的談判和複雜的會議——包括在南京和廣州分別召開的兩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在上海舉行的寧粵和平統一會議——之後，兩個對立政權達成協議。12月15日，蔣介石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只保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鄉浙江溪口。 新政府於是在南京組成。德高望重但無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出任行政院長，成為新政府的實際首腦。 孫科政府在1932年1月1日就職，僅存在25天。國民黨三大人物——汪精衛、胡漢民和蔣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絕與新政府合作。新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財政職責。中央軍依然效忠蔣介石。新政府的領導人被面臨的種種緊急問題壓得一籌莫展——甚至早在1月2日就懇求（但未成功）蔣介石和汪精衛回南京，以便政府聽取他們的建議。 孫科政府的境況日益惡化，蔣介石看準這種困境是他重新掌權的機會。然而，反對他的「獨裁」一直如此強烈，他知道不可能恢復引退前所擁有的職位。蔣介石、汪精衛和孫科在杭州經過三天緊張的談判後，研究出解決困境的方案。1932年1月21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不久談判紀要公布。1月25日，孫科及行政院各部會官員辭職。三天後，汪精衛宣誓就任行政院長；1月29日，[23]蔣介石出任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作為「總理」的汪精衛，形式上是這個政權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長。然而，漸漸變得很明顯，實權掌握在蔣介石的手中。從1932年直到1949年，蔣介石是國民黨政權中統治一切的領袖。 有助於蔣介石政治統治的諸因素 人們對蔣介石的評價，在他漫長的生涯中變化很大。有些中國人尊崇他為完美的民族領袖；另有些中國人辱罵他是封建軍閥。有些外國人稱讚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衛者；另有些外國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殘忍的獨裁者。然而，不論敵友，都承認蔣介石是個非凡的人。 由蔣介石來繼承孫逸仙的衣缽，比如說，在1925年孫逸仙逝世時，是無從預見的。那時，國民黨領導權似乎註定要給汪精衛、胡漢民或廖仲愷；他們三人都比蔣介石有豐富得多的革命經歷，與孫逸仙的關係也更為親密。然而，蔣介石對於政敵有三大優勢，他之所以能當權多歸因於此。首先，他是軍人，而軍隊當時已成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923年受孫逸仙指派指揮國民黨在黃埔的軍校。作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監督千萬名軍校學生的訓練（在1924—1926年間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學生畢業），他與許多學生之間形成了中國師生之間的強有力的聯繫。畢業後，這些青年軍官取得黨軍的指揮權，而黨軍一般比軍閥部隊訓練有素，裝備精良。這支軍隊成為效忠蔣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運用。例如，蔣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後，他繼續得到黨軍的效忠，從而有效地控制了黨軍。所以，沒有蔣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別委員會實際上無力對華北進行北伐。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個將領由何應欽領銜聯名打電報給特別委員會，要求重新任命蔣介石為最高軍事司令官。[24]利用軍隊的支持——連同各種政治和金融勢力的支持——蔣介石迫使特別委員會辭職，並在1928年1月恢復了他在黨政軍中的統治地位。 蔣介石又在1928年開始聘用德國軍官，如馬克斯·鮑爾陸軍上校為軍事顧問和教官。鮑爾及其他德國軍官給予蔣介石軍隊的軍事訓練和軍事知識（雖然按照西方標準通常只是初步的），連同軍隊對蔣介石效忠的結合力，使這支軍隊無疑比他的任何政敵的軍隊在軍事上更有戰鬥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賴。例如，汪精衛1927年夏在武漢主持對立的國民黨政府，他的最有力的軍事支持者是湖南軍閥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標。結果，汪精衛在1927年9月突然被剝奪權力，被迫謀求同他的主要政敵蔣介石聯盟。同樣，胡漢民在1932年以後把他的命運寄托在廣東軍閥陳濟棠身上。陳濟棠覺得胡漢民有用，因為胡漢民是國民黨主要理論家，能給陳濟棠的純軍閥政府塗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漢民決不能把他的意志強加給陳濟棠，也不能有效地影響廣州的政策。 蔣介石在政治鬥爭中享有的第二個優勢，是優越的財政基礎。北伐期間，一些革命領導人向蔣介石建議，繞過重兵據守的上海去占領華北。他們認為到那時上海將會不戰而落入革命軍手中。然而，蔣介石像1913年以後的孫逸仙一樣，把這座長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軍事目標。 蔣介石比國民黨大多數其他領導人更加認識到上海在財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稅款收入勝過指揮許多個師的軍隊。在1912年和1922年間，蔣介石有很多時間在上海。他和那裡的金融界領袖人物有密切關係，據說同青幫——這是個控制上海下層社會的秘密團體——頭子也有密切關係。當然，上海的財源必須加以發掘。這點起初不會遇到困難，因為上海的資本家在1927年春被共產主義日益逼近的幽靈弄得驚慌失措，他們聯名上書，要求蔣介石防止過激的革命行為發生。這正合蔣介石之意。雖然蔣介石過去有時唱過左派過激的高調，但是，他也被越來越激進的共產黨人所困擾。或許，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寧的，是由鮑羅廷和中國左派分子在武漢謀劃的對他領導權的政治威脅。 由此可見蔣介石和資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資本家在3月末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預付款300萬元。作為回報，他答應制止上海勞工騷動，並從革命運動中清除共產黨勢力。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蔣介石以大舉鎮壓上海共產黨領導的工會，來忠實地履行這宗交易規定的義務。數以百計，或許是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和工人，在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殺害。可是資本家卻如願以償；共產黨人不再成為上海的威脅。 然而，上海商人和銀行家還須酬勞蔣介石。4月25日，他們再給蔣介石700萬元。但是，這筆款項僅僅提起了蔣介石的財政胃口，因為他的軍費每月約達2000萬元。他派出專人逐店逐廠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菸草公司捐款50萬元；華商電氣公司捐款30萬元；先施公司捐款25萬元。當資本家迴避時，蔣介石的代理人就採取恐嚇、敲詐，甚至綁架的手段。歐文·查普曼報道，「富有的中國人會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蹤於街頭……百萬富翁以『共產黨』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從沒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權之下，經歷過如此恐怖的統治」[25]。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後公開承認，「戰時，我們或許迫不得已採用了非常手段籌款」[26]。 雖然國民黨在1928年中期以後已不再採用這種手段籌款，但是，上海及其周圍地區繼續承擔政府歲入的主要來源。在南京的10年時期，政府從全國經濟的貿易和製造部門——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區——取得政府稅收的近85%。政府在財政上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發行公債來彌補赤字。這樣，又是上海的資本家認購公債的大部分。由於能夠發掘中國這個最大、最現代的城市的財富，蔣介石比他的政敵享有一種值得羨慕的優勢。例如，馮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與蔣介石競爭，是因為國民黨軍隊的薪餉、給養和裝備都比他的軍隊優越。他聲稱，蔣介石還非常富有，足以用錢收買對方軍隊歸附以挫敗對手。[27] 第三個為蔣介石在國民黨運動中取得優勢的因素，是他對派系和軍閥政治的權術運用自如。蔣介石很少對一種思想意識的立場或派系政策矢志不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適應任何派系，而不成為該派系的一員。例如，在1927年末和1928年初，他與左派國民黨和元老（一批以前的無政府主義者和老政治家，以張人傑、吳稚暉、蔡元培和李石曾為代表）合作；到1928年8月，他又與元老和右派結盟反對左派；而到了1929年3月，他又與右派聯合既反對元老又反對左派了。於是在一年半之內，他聯合過國民黨政治派系的各個集團。他又有使相互敵對的派系都為之效忠的才能。例如，在30年代中期，CC系與藍衣社[28]準備火併——可是兩派都尊他為領袖。而CC系和藍衣社都蔑視政學系——可是蔣介石最親密的顧問和受到信任的官員，有許多是政學系成員。 這種政治操縱技巧，也可在蔣介石同地方軍閥的關係中看出。這些以前的軍閥妒忌和不信任蔣介石，並且幾乎都不時舉起過叛蔣的旗幟。情況總是，反蔣軍閥希望其他地方軍閥與他們聯合，並且可以肯定，如果蔣介石的敵人行動一致，蔣氏是會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對手們孤立起來逐個消滅。他勝過任何其他軍閥，是使用「銀彈」——用賄賂誘使對方軍隊叛變——的能手；在不使用銀彈時，他以欺騙、許諾和恐嚇來取得地方上的對手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直到他準備好轉過頭來對付他們。 雖然蔣介石的思想意識靈活多變，但是，他對權力的追求卻堅定不移。不過，他的權力野心並非全由追求個人的滿足促成的，他深以謀求中華民族的幸福為己任。不管怎樣，他深信他的無私和道德純正，認為他的權力利益就是國家的權力利益。所以，什麼對蔣介石有利，就是對國家有利。而且，在蔣介石看來，反對他就是反對國家的最高利益。他聲稱，這類人「剛愎自用」、「投機」和缺乏「固有美德」[29]。在蔣介石的世界裡，沒有忠誠的反對派的餘地；反對他，僅根據這一事實就是不忠於國家。這種自視正直的特點是蔣介石的一大長處，使他面臨批評和逆境時充滿信心。然而，這也是他的性格中的悲劇因素，因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敗。 南京政權的意識形態、結構和職能的行使 1927年以後，在蔣介石手中形成的這個政權，既不是極權主義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領域中不穩定地處於二者之間。它的結構建立於1928年10月政府的改組中，即使1949年以後，在台灣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點。新政府的藍圖是由孫逸仙在三民主義的講演和在《建國大綱》中草擬的。政府整個結構的基礎，是孫逸仙的訓政概念。孫逸仙矢志於民權目標，但他也深信中國民眾尚未準備好擔負起自治的責任。所以，他曾論斷國民革命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軍政時期，這時革命黨人要依靠軍事力量鞏固政權。1928年6月占領北京後，國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階段完成，此時已進入第二階段，即訓政時期。在這個階段，革命黨，即國民黨，代表民眾行使國家主權；同時，要在各地訓練民眾實行自治。通過選舉縣長、召開縣代表大會和制定法律，以便縣一級能充分實行自治，這樣民眾才能受到教育，準備進入革命的第三階段，即民主的憲政時期。 訓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國民黨代表民眾實行「以黨治國」。黨治在制度上表現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會議被授予的權力。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短暫的會期除外；在南京的10年，只召開了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是其常務委員會，負責制定黨治的指導原則和全面指導黨務。 中央政治會議是聯結黨和政府機構的橋樑。雖然它只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個下屬委員會，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導國民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兼有立法和行政職能。作為立法機構，它能創製法規或傳達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給政府。作為行政機構，它有權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導和監督政府。於是，從理論上說，中央政治會議對政府的文職部門實際上行使無限的權力。事實上，中央政治會議也是政府權力之所在，因為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是蔣介石。[30] 按照孫逸仙的具體規定，在中央政治會議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五院制與孟德斯鳩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說相似。然而，除政府的上述三個分立部門外，孫逸仙又加上兩個顯然來自傳統制度的部門。這兩個部門是考試院（通過文官考試決定政府雇員資格）和監察院（類似舊王朝監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長充當總理，指導所屬各部，如外交部、財政部、教育部、商業部[31]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國民黨政府的結構，或者比如說，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表面關係，將是錯誤的。因為無論蔣介石在黨、政、軍中擁有何種正式職位，他都對整個政體行使最高權力。他執行這一權力極少顧及正式的指揮系統。何廉曾任蔣介石顧問，[32]他回憶說：「委員長走到哪裡，政府的真正權力就行使到哪裡。就職權而言，他領導一切。」[33]或者，正如一位美國外交官在1934年觀察到的，「蔣介石的影子遍布各個角落。[如果沒有來過南京]我將不願相信他控制政府達到如此明顯的程度。他的利益觸及哪裡，哪裡就有政府的活動；而在別的地方，如果不是癱瘓，至少是聽任政策放任自流」[34]。 由於蔣介石對政權實行高於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揮系統於不顧，政府——作為制定政策和進行管理的機構，日漸失去活力。官員們確實制定了很多社會的和經濟的重建計劃，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憲法草案，然而，許多這類政府活動都與政治現實關係不大。因為民事機關既無經費支付其各種計劃，也無權實施其各種決定。例如，在30年代，只有全部預算的8%到13%撥充民事官僚機構的管理維持費——而軍費支出卻大得多。[35]宋子文——任財政部長直到1933年——竭盡全力限制蔣介石的軍費開支，以便政府能把和平時期重建的任務進行下去，但是，蔣介石不予理會。這樣，文職政府仍始終從屬於蔣介石和軍隊的利益，從未發揮自己的作用。 由於蔣介石把革命運動改造成軍事獨裁政權，黨——國民黨——甚至比政府的行政機關更萎縮。孫逸仙把黨看作權力的根本所在，看作憲政以前兩階段管理民權的受託者，而蔣介石卻使黨軟弱無力。1929年以後，由於黨的左翼受鎮壓，國民黨沒有起到獨立的作用。它只不過成為南京政權的宣傳、新聞和歷史研究的機構。 黨的削弱，連同舊式官僚和軍閥在南京政權里的地位顯赫，使先前理想主義的黨員士氣低落。一位以前的國民黨員回憶，他「和許多……同學一樣，原來參加國民黨，是相信國民黨是唯一能在中國摧毀地方軍閥，長期掌握權力的力量」。然而，由於蔣介石對國民黨運動的非激進化，他和像他的許多人一樣，「可以理解地對國民黨感到幻滅，我們中許多人事實上退了黨」[36]。黨員資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員的必要條件，但是，在30年代，黨成了空殼；它的作用——正如楊格所說——正在變得「幾乎有名無實」[37]。 然而，國民黨繼續存在，因為該黨的委員會和全國代表大會為蔣介石作出的決定提供合法的圖章。因此，不管多麼容易識破，黨也提供了一點實質性的東西，使這個政權能夠聲稱它不是軍事的和個人的獨裁政權，而是——依照孫逸仙的教導——代表民眾的一黨獨裁政權，直到民眾能擔負起自治的責任為止。 國民黨政權在性質上是矛盾的：有時它專橫暴虐；有時它又屈從軟弱。國民黨政權以集權主義為藉口，它的權力主要來自控制了一支優勢的軍隊。因此，只要為國民黨軍警力量所能及，不論個人或團體向它的權力挑戰，或批評它的政策，往往會受到它強有力的壓制。例如，工會在20年代中期力量強大，組織嚴密，高度政治化；1927年以後，這些工會的領導人就被撤職，而由這個政權的代理人接替。工會的指導原則已不是階級鬥爭，而是與僱主和政府合作。獨立工會活動受到禁止，工會變成了這個政權的軟弱順從的工具。 自五四運動（1919年）以來，學生運動是全國政治中的一個有力的因素，如今也受到壓制——雖然不如對待工會有效和持久。[38]例如，1930年，國民黨的訓練部取締一切非學術性的學生團體，除非受到黨的嚴格管理。同時，學生被要求專心讀書，避免參加政治活動。然而，學生依然是這個國家最熱心的愛國群體之一。在1931—1932年和以後在1935—1936年，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上升，而南京當局看上去是躲在綏靖政策之後時，學生的愛國熱情迸發為遊行示威，抵制日貨，甚至毆打政府官員。南京政權對學生的這些抗議，最終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發動和控制的政治運動，而對學生鼓動者中有少數共產黨人的事實又過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幾千學生被投入監獄。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現，出其不意地搜查學生宿舍和同學突然失蹤，使學生感到恐怖。這樣，南京政權在控制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學生運動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為取得這種成功，南京政權同學生疏遠了，在政治上把學生推向左傾，其中許多人終於變成了共產黨員。 政治鎮壓是國民黨統治的一個主要手段。早在1929年和1930年，當時貪污腐化、派系傾軋和管理無能再也掩飾不了，南京政權就不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北華捷報》在1930年5月寫道，「與不到18個月前的熱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國人中的絕望感，也許是最糟的一點」[39]。三年後，頗有聲望的《國聞周報》評論說，「民眾厭棄國民黨之心理，為不可諱言之事實」[40]。 南京政權決心鎮壓這股正在興起的不滿浪潮，加劇對批評政府者的控制。政治上的反對者遭暗殺；愛報道缺點的新聞記者被逮捕；報紙刊物受檢查。因為政府對領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評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國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蔣介石的政敵控制的省份，如張學良的湖北省或陳濟棠的廣東省，以求相對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年時期，中國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華中地區，對蔣介石政策的反對卻是沉默的。任何組織和群體，若要對該政權的權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該政權強加控制，使之無害。 然而，正如陰陽之間的關係一樣，南京政權獨裁主義的性質，也由它本質上的虛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動和貪污腐化，腐蝕了國民黨運動早期的革命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風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積極性。所以，甚至這個政權本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實現孫逸仙綱領目標的動力、獻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京政權之虛弱，還因為它在社會上缺乏穩固的基礎。所有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特點是，人口相當大的部分被動員起來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標。而國民黨人在重視政治控制和社會秩序的同時，不信任民眾運動和個人的首創精神；所以他們不能創造出那類基礎廣泛的民眾擁護，在20世紀，民眾擁護才能導致真正的政治權力。 由於存在這些固有的弱點，南京政權有時不得不勉強地遷就現存社會秩序的領袖，最顯著的是地主和資本家。確實，這種自我適應引起了許多——也許大多數——非國民黨作家斷定，國民黨政權是那些階級的階級工具。[41]而且，事實上，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時的確與這個統治政權的利益頗為一致。例如，由於地主的反對，南京政權甚至對溫和的減租法令也不予執行。而且，南京的領導人有時竭盡全力維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復了共產黨人曾實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後，國民黨人的慣常做法是剝奪耕種者，把土地歸還原地主。這種政策有時格外難以實施，因為共產黨人在一些地區掌握土地已達六年以上，界標和地契在許多情況下早已被毀。 南京政權也與國內更有實力的銀行家關係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稅徵收權交給各省之後，中央政府從未設計出一種以稅收或國營企業支持財政的辦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歲入約有1/5來自公債或銀行貸款和透支。所以，南京政權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銀行和銀行家。而銀行則從這種關係中獲得巨大的利益，特別是因為政府通常以低於面值價——往往僅為面值的60%至75%——把公債出售給他們。這樣，銀行給政府貸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潤。[42]許多同時代人，從而斷定國民黨政權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的確，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的利益與南京政權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們都反對社會革命，都害怕共產黨，都對動員農工表示懷疑。但是，它們的利益有時也相互衝突。1927—1928年，當南京政權採取恐嚇、敲詐和綁架的手段為北伐最後階段籌款時，資本家第一次知道了這一實情。1935年，政府又剝奪銀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憑藉發行新政府債券，迫使私有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接受這些債券充當資本，孔祥熙一舉使政府成為兩家銀行的大股東。採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幾家規模較小的私人金融機構；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國銀行資產總額的近70%。[43]這些金融策略，有效地結束了銀行家作為政治壓力集團所起的作用，並且確定無疑地表明，是南京政權控制了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權。 地主的長遠利益也常常與南京政權的長遠利益相衝突。這些地主通常希望維持乃至增強對地方的控制。他們組織民團，開辦學校，經辦工程等地方項目。他們也收稅，表面上用於支持這些事業，可不知有多麼大的部分稅收落入了地方士紳的腰包。形成對照的是，南京政權竭力擴大其控制，繼續不斷地把它的行政、財政和軍事權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稅制改革預示要恢復對地主擁有的土地的稅收，而多年以來，甚至幾十年以來，這些土地是不為稅收官員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試圖把它的幹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職位上，同樣預示著要把地方士紳逐出能帶給他們權力、晉升和財富的位置。[44]因此，在南京政權和這些地主之間，在利益及目標上有著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這些矛盾引起的衝突常常被緩和下來，要麼也僅限於局部，因為當時南京政權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產黨和日本的問題上，而不在地方行政問題上。因此，在這10年當中，政府和地方士紳的關係，可以說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徑直把階級性質歸於國民黨政權，而不提它與地主及資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蓋了它的根本性質。因為它首先依賴的是軍隊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這一事實產生的。國民黨政權並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對這個或那個社會—經濟的階級負有責任，或者對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負有責任。在許多方面，國民黨政權就是它本身。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因，說明為什麼國民黨政權的現代化和發展的衝力那麼微弱；為什麼國民黨的官僚政治，儘管貪污腐化和行政上無生氣，卻能維持那麼久；為什麼國民黨政權以那麼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卻能維持二十餘年。當然，國民黨政權的有些成員是開明、能幹、具有獻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數成員卻利用這個政權的制度性質，來儘量擴大自己的權力、聲譽和財富，而不是為國家的幸福奮鬥。 國民黨諸派系 一個政權習慣上不受輿論的約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義的政治活動，那麼在這種政權里，為掌握政治權力的競爭就不會在整個社會進行，而是在這個政權本身的各委員會內進行。此外，由於政治權力的分配更多地不是由正式的指揮系統決定，而是由蔣介石本人或他寵信的助手個人決定，權力分配必定過分地取決於個人的影響。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長或局長解除原有人員的職務，而代之以自己的親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關鍵更多地不在於掌握專門技術知識，而是在於與政權的領導人維持個人的關係。換言之，派別活動是政治鬥爭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國民黨內有汪精衛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應欽系、朱家驊系、孫科系——這個單子還可以一直開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一般最具有影響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學系和黃埔系。 CC系在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周圍結合在一起。他們二人因極親密的私人感情聯繫而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他們是陳其美的侄子，而陳其美在1916年被袁世凱暗殺以前，一直是蔣介石的良師，蔣對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年以後，二陳兄弟領導蔣介石統治的國民黨的組織工作。1927年6月，他們首先建立以CC系聞名的秘密團體——據認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樂部」，就是代表「二陳」。這個團體的實際名稱也許是青白團或國民黨忠實同志會，儘管有關CC系的名稱、結構和活動的詳情知之甚少。[45] 陳氏兄弟利用國民黨的組織部作為他們的組織基礎，把他們的追隨者安置在遍及全黨和政府的機關，特別是在那些組織的中下層。這樣，CC系成了該政權民事部門的統治勢力，控制多數官僚政治的行政機構、教育部門、青年團體和工會。CC系也控制各種出版物，如《時事月報》和《文化建設》，主持中央調查統計局，該局是蔣介石兩大秘密警察組織之一。 與面向文職人員的CC系相對照，黃埔系則主要由軍官組成，但是，它對政治的關心也極為廣泛，至少是潛在地觸及國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嚴格地說，黃埔系概指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他們保持著對蔣介石效忠的強烈結合力。然而，如此稱謂的黃埔系並無組織，其中一些成員——如何應欽、陳誠及青年軍官——相互嚴重對立。因此，黃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1938年期間，是一個有嚴格紀律的秘密團體，一般稱為藍衣社。[46] 藍衣社在1932年初由為數不多的青年軍官組成，他們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學生，對國家及國民黨運動的現狀感到擔憂。日本軍隊正在侵犯中國領土；共產黨軍隊雖歷經幾次圍剿依然在內地生存下來；而且，也許最令人驚恐不安的是，國民黨運動成員已變得腐敗，更多關心擴大自己的權力，而不是關心實現革命的目標。根據藍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經失敗，國家處於危險之中。 這些青年軍官——以胡宗南、戴笠、鄧文儀和康澤為代表——在得到蔣介石的同意、財務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領導的情況下，組織起一個有三個基本層次的金字塔式團體。在高層，由主要領導層組織成力行社；中層命名為革命青年同志會；運動的普通成員來自軍隊的下層、學生和政府機關，組織成中華復興社。鑒於國民黨組織混亂和紀律鬆弛，藍衣社強調有必要無條件地絕對服從團體領導人；同時還強調儉樸、廉潔和嚴守秘密。 由於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國的力量日益增長，法西斯理論漸漸引起藍衣社領導人物的注意。蔣介石也大力了解納粹的組織及活動方法。據報道，大約在1935年，他在藍衣社的一次集會上宣稱，「法西斯主義……是衰退中社會的一服興奮劑」。「法西斯主義能救中國嗎？我們回答：能。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47]由於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獲得明顯的成功所產生的魅力，藍衣社同樣地提出極端民族主義、領袖崇拜、清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及社會「軍事化」。 藍衣社在30年代成為頗有影響的團體。他們控制軍隊內的政治訓練，從而有助於保證蔣介石得到這政治權力最終泉源的持續的支持。藍衣社也涉足於民事活動，如學校、童子軍[48]和警察。他們提供許多，也許是大多數新生活運動的幹部。他們手中也掌握著隸屬於蔣介石軍事委員會的令人生畏的軍事調查統計局[49]。這個以戴笠為首的秘密警察組織，對蔣介石判定的敵人（從日本人和共產黨人到貪官污吏，甚至國民黨內的政治對手）進行情報活動。它參與新聞檢查；還要對這10年間許多最聲名狼藉的暗殺活動負責，如1934年對史量才——上海的主要報紙《申報》的編輯[50]的暗殺。 和CC系及黃埔系的形成相對照，政學系全是首腦而非小卒；它的成員個個都是顯赫人物，在政權的基層沒有追隨者。它沒有組織，或明確的領導層，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見解。政學系的兩個最重要的代表黃郭和張群，是蔣介石的結拜弟兄——這種關係在中國標誌著家庭之外可能最為密切的忠誠紐帶。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這種關係，政學系在蔣介石顧問小集團及主要行政官員中影響巨大。例如由黃郭和張群推薦，蔣介石在1932年任命楊永泰為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在那個職位上，楊永泰——直到1936年被暗殺——是全國兩三個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之一。政學系的其他成員有王寵惠、熊式輝、吳鼎昌、張嘉璈、翁文灝和黃紹竑。提到這些以及其他政學系成員，意在列出這個國家及政權的許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義的是，這些成員與國民黨的關係充其量也不過是微弱的。例如，黃郭甚至堅決拒絕加入國民黨。他們不是政客而是專家——經濟學家、實業家、銀行家、出版家、知識分子——他們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識的教義，而是支持專門技術知識和官僚政治的專業主義。 這幾個派系間的關係很複雜。每個派系都公開解釋孫逸仙的三民主義，都擁護蔣介石為這個政權的領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時卻非常緊張，因為他們是黨內權力鬥爭的主要工具。例如，陳果夫和陳立夫非常妒忌政學系在行政機構中的地位，並同他們競爭政府職位。藍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敗的文官政客；尤其敵視CC系，因為這兩個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報方面的工作重疊，不時產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義的是，思想意識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雖然這兩個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確定上表現出來，但是，根本問題是權力和地位。例如，藍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現為如何執行孫逸仙的民生主義。然而，一個前藍衣社領導人承認，「任何[派系]鬥爭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鬥爭，而是為了飯碗的鬥爭」[51]。 蔣介石知道這些黨內衝突，但是只要它們不爆發為暴力行為——如1934年藍衣社和CC系之間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預。的確，蔣介石實際上鼓勵派系之間的競爭。因為派系間的鬥爭使任何一個派系不致過於強大，蔣介石從而得以確保他對所有派系的至高權力。 國民黨統治通常被認為是「保守的」。然而，這易於使人誤解，因為這個政權的領導人事實上強烈不滿足於現狀，他們期望驟然地，甚至「徹底地」與中國當前的民族衰老狀況分手。例如，他們讚美西方科學及工業的進步，熱切期望運用西方技術來改善中國民眾的經濟福利。他們也希望重建中國的社會、政治秩序。蔣介石理想的社會模式不在中國的往昔，而是在日本、義大利及德國獨特的軍國主義。他回想起他在日本軍校的學生時代，聲稱那裡嚴格的兵營紀律，大體上恰恰體現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理想。[52]他認為法西斯的義大利和德國實現了那種理想。他羨慕地聲稱，「按照法西斯主義，組織、精神和活動都須軍事化……在家庭、工廠和政府機關，每個人的活動必須和在軍隊中一樣……換句話說，必須有服從、犧牲、嚴格、清潔、準確、勤奮、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須堅定地、勇敢地為團體和國家做出犧牲」[53]。 蔣介石熱切希望在中國創造的，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嚴格紀律和無條件服從領袖意志的軍事化的社會形象。他在1934年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並自吹自擂地說它能為醫治中國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從他下面的言論可以看出新生活運動的目標。「什麼是我現在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問道。「簡單地說，就是把全國公民的生活徹底軍事化，以便他們能培養勇敢敏捷，吃苦耐勞，特別是一致行動的習慣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時候為國家做出犧牲。」[54]顯然，他的法西斯主義形象實際上完整無缺地轉變成了新生活運動。 然而，蔣介石及國民黨領導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標準；正是這一點使得許多觀察家確信，國民黨政權實際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勢力。例如，蔣介石通常宣稱新生活運動的目標是儒家的道德禮、義、廉、恥。蔣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國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復了尊孔，宣布孔子誕辰為國定節日，鼓勵學生和軍官學習儒家經典著作。 國民黨政權的傳統主義，可以與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提倡的古典主義相比。也就是說，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標，而是以之作為中國民眾向新社會前進時有助於增強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個成員所說，儒家思想提供一個「中心信念」，沒有這個信念，中國民眾在政治上就會陷於無政府狀態，道德上就會陷於混亂。[55]於是，蔣介石常常以中國傳統的慣用語講話。事實上蔣介石的許多方法和觀點——如強調傳統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觀念和傑出人物統治論——確實顯示出他的現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標，即一個徹底管轄起來的社會的目標，與中國儒家的往昔並無相似之處。他要成為一個極權主義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權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服從這個政權，達到清朝歷代皇帝甚至未曾夢想到的程度。這絕不是一個保守的理想，因為它從根本上既不同於往昔的理想，也不同於往昔的實際。 國民黨政權的成就 對南京10年國民黨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歷史學者斷定國民黨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統治制度，並為建設一個強大、民主和繁榮的國家奠定了基礎——雖然這個充滿希望的開端由於1937年中日戰爭的爆發而夭折。另有一些歷史學者則堅決認為國民黨人建立的政府腐敗無能，國民黨領導人不理解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他們對可供抉擇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戰略一無所知。因此，根據這種看法，即使日本人不發動侵略戰爭，這個政權也註定要失敗。[56] 這些都是熱烈辯論的問題；也許永遠也解決不了，因為如果日本當時不進攻中國，可能會出現什麼情況，這一點就其實質來說是無法證明的。然而，有兩個事實很明顯。第一，國民黨人面臨的任務——即扭轉國家分裂的潮流——是巨大的。第二，他們試圖完成這項任務所處的環境，對成功或迅速地解決這項任務極不相宜。經濟不景氣、外國侵略和內訌——這些狀況大多是國民黨人無法控制的——妨礙執行有意義的改革。此外，因為南京10年的頭四年主要致力於鞏固政權，他們只有大約六年的時間去完成這些改革。 國民黨人顯著的成就是扭轉了領土走向分裂的趨勢。他們在1927年取得權力時，僅控制了江蘇、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於1929—1931年的內戰，中央政府的勢力威震各省軍閥，從而保證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華中的幾省或其一部分（最顯著的是在浙江、江蘇、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57] 然而，在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進行第五次圍剿之後，南京的有效權力擴展得很快。蔣介石戰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內。他喜歡說，「日本人如皮膚之疾，共產黨人是心腹之患」。為治心腹之患，蔣介石在1930年10月，緊接著平定閻錫山和馮玉祥的反叛之後，在江西對共產黨人發動了第一次圍剿。然而，共產黨人運用游擊戰的機動戰術，在1931年1月1日擊退了國民党進攻者。其他各次圍剿接連進行。但是，直到1933—1934年第五次圍剿——這次蔣介石動用了大約80萬軍隊，由德國及日本軍官擔任顧問，並對共產黨區域實行嚴格的經濟封鎖來加強軍事進攻壓力——才對共產黨人取得幾近決定性的勝利。共產黨人在軍事上失敗，特別是糧食、鹽極為匱乏，最後集合他們的後備力量，鼓起勇氣，突破了國民黨軍的包圍，並於1934年10月開始了長征。 成為共產黨革命史傳奇的長征，給蔣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把他的軍事力量和政治權力打入華南及華西各省。蔣介石裝備精良的軍隊尾追撤退的共產黨人，進入湖南、貴州、雲南及四川。地方軍閥感受到共產黨軍到來的危險，歡迎國民黨軍——並非全心全意，因為國民黨軍也威脅到他們的地方自治，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蔣介石充分利用了這一機會。因為蔣介石剿匪軍一旦進入一個省，他的人員就開始強行實施旨在打破該省隔離狀態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為幾個軍閥活動的軍事及經濟基地的防區被廢除，開始實行更中央集權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個旨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把四川與全國結合起來的大規模的公路建設計劃已開始實施。由於廣泛使用國民黨的法幣以取代四川幾家銀行發行的鈔票，四川也納入了南京的經濟軌道。[58]中日戰爭以前，這類改革已經減弱，並未打破西南各省習以為常的獨立，地方當局繼續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斷加強的觸手。例如，1937年春，蔣介石與四川大軍閥劉湘的關係非常緊張，一場新的內戰僅得倖免。然而，由於蔣介石1934—1935年反共戰役的結果，湖南、雲南、貴州及四川四省地方軍閥的自治和政治機動性都大為減弱；而南京政府的權力和威望則大為增強。 反共戰役之果，直到1936年廣東最後完全受制於中央政府之時才算成熟。雖然北伐以前廣東曾是國民黨的革命根據地，但是，它從未有效地合併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財政的體系中去。特別是自1931年軍閥陳濟棠成為廣東省主席以來，廣東實際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會中央政府。陳濟棠與桂系領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這些黨、政機關構成了強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聯盟的基礎，把廣東富裕的經濟資源與廣西的軍事技術和戰鬥素質結合起來。這一反南京聯盟的政治挑戰，又由於國民黨大理論家和革命老前輩胡漢民（雖然在1932年僅52歲）的加入而大為加強；他賦予所謂的西南分離運動以合法性，而這是其他反蔣運動所缺乏的。五年來，蔣介石忍受著廣東和廣西的痛罵和批評，因為兩廣是一股難以對付的政治、軍事力量，尤其是因為兩廣有福建、湖南及貴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緩衝地帶保護。然而，由於蔣介石尾追共產黨的長征，到1935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緩衝地帶。蔣介石還在兩廣邊境集結軍隊，在相鄰的湖南修建機場，並加速粵漢鐵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1936年5月，胡漢民突然去世，蔣介石抓住胡漢民治喪的機會，向兩廣領袖挑戰，要求他們服從中央政府。最後通牒遭到拒絕，西南當局在6月初開始調動軍隊向北進入湖南省。他們公開宣布的目的是與華北的日本侵略者作戰。然而，蔣介石推斷陳濟棠及桂系領袖在計劃進攻，企圖推翻南京政府。這個推斷或許是實情。 蔣介石政治操縱的天才，在這種局勢中大顯身手。他一方面收買廣東空軍，使之在7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後又對反叛的領袖兼施軍事威脅和許以高官，終於使反叛在9月歸於失敗。結果，在南京政權時期廣東第一次被置於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廣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跡，但已被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戰。 因此，到1936年末，蔣介石已經鞏固對全國較大地區的政治控制——中國本土18個省中，僅有7個保持基本自治——從而為一個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然而，他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他堅決依靠武裝力量，不僅使國家受到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而且把這個政權的注意力從迫切需要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改革轉移開去。蔣介石的顧問有時告誡他，不要過分依靠武力來達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時甚至也承認這一缺點。然而，他是一個軍人，達到國家統一的其他戰略似乎從沒有引起他的興趣。例如，他本可滿足於各種地方軍閥只是名義上的擁護，然後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區建立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的樣板。這樣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價很大的內戰，就可以建立經濟及財政的穩定，並且可以發揮行政及技術的專門知識。這樣的專門知識，在其他省份漸漸納入南京政府的經濟及政治軌道時，肯定會有助於蔣介石。也許在長江下游省份建立模範區的這一方案——事實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經濟顧問楊格在當時設想的，[59]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實幹家的現實精神。然而，這10年的歷史使人想到，這種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會小於蔣介石奉行的政策。因為蔣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麼也未控制好。這一點在經濟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 壓倒一切的中國經濟，是農業的和傳統的經濟。例如，在1933年，現代製造業、採礦業及公用事業部門僅占國內生產淨值的3.4%左右。而在另一方面，每五個中國人中就有四個從事農業，生產占國內生產淨值的65%左右。農民生活的貧困駭人聽聞，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氣惡劣的年份，他們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貧困的程度難於測度，但是，從下列事實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國民眾的悲慘境地，1930年中國死亡率大約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於美國死亡率2.5倍，甚至顯著高於印度的死亡率。[60] 許多當代中外觀察家認為，中國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他們強調說，少數地主擁有多得太不相稱的耕地，把它們以過高的租率租給佃戶。正如國際聯盟駐中國首席農業專家路德維希·賴赫曼在1934年說的，「在[造成農村危機的]經濟及社會因素中，也許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61]。 在胡漢民的領導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來解決這一問題。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穫量的37.5%）。土地法還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規定不在鄉地主的佃戶，若已耕種該土地10年以上，有權購買他們的耕地。1930年的土地法始終不過是一份極好的表達意向的文件，因為南京政府從未執行過。佃戶繼續繳納主要收穫量50%至70%的地租；中國大約一半的農民繼續租種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國民黨人害怕搞亂農村的社會經濟關係。正如楊格所暗示的，他們可能為地主階級設身處地地考慮，所以不希望通過重新分配土地剝奪或疏遠地主。[62]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樣，他們害怕解決租佃制度會引起社會革命，其結果他們既不能控制，也無法預見。[63]不論是什麼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實上一直未變。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國農村社會和政治不公平的一個直接原因。農村貧窮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糧食生產間的不適宜的比例，而這是國民黨人首先要著手解決的問題。 主要通過全國經濟委員會——得到國際聯盟著名專家賴赫曼和阿瑟·索爾特爵士的幫助——和實業部的有關農業的主管局，南京政府著手推行一項提高農民的生產率的廣泛計劃。這項計劃倡議進行種子新品種、殺蟲劑及肥料的研究。為防止水災，在長江、黃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設灌溉系統，並通過採用抗病植物和改進銷售技術，努力使絲、棉及茶的生產恢復生機。 這些改革計劃對農業地區影響輕微。例如，1934—1936年政府開支總額不到4%用於經濟發展。[64]而且，連這筆微薄的款項也大多亂花在官僚政治的無價值的項目中，積極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個國民黨支持者在1937年所寫：「前年，工作是調查某某地區；去年，工作也是調查某某地區；今年，工作依然只是調查、收集統計數字，畫地圖和召開會議。然而，由於撥款已用完，實際工程卻無法進行。」[65] 有跡象表明，南京的農業專家在研究領域確實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那些研究成果沒有有效地交給農民。何廉寫道：「從1927到1937年這一時期，在農業發展上，就全國而言沒有超出過計劃階段。」[66]灌溉工程項目與中國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積總共只有大約6000平方英里。1937年，一位政府的辯護士承認，「[政府建設措施]給民眾的直接利益很小」，因為「政府並不謀求通過徹底的變革給民眾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幫助，而是寧願遵循緩慢的、漸進的政策，以避免國家動亂太大」[67]。他的話概述了國民黨農村建設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權害怕引起社會革命。 可見國民黨人在南京的10年為改善農村的貧窮狀況做得很少。然而，農村問題那麼嚴重，而給南京政權的時間又那麼短，以致期望在1937年以前農村經濟能得到改造是荒謬的。而且，經濟因素和氣候因素結合起來，使中國農民在1932—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造成這個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隨著世界經濟蕭條而來的給中國以打擊的通貨緊縮趨勢。農產品價格因而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於1931年水平58%的最低點。通貨緊縮使得農民特別艱難，他們必須以現金還債、納稅或付租。在這同一時期，全國大部分地區又遇到記憶所及的最壞天氣。特別是在1934—1935年，金融蕭條處於低谷，旱災、水災、風災和雹災造成大範圍的破壞。據中央研究院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農業專家測算，1934年稻米收穫量低於1931年收穫量的34%；大豆幾乎下降36%，小麥下降7%。棉花是當年唯一超過1931年水平的主要農作物。[68]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產值從1931年的244.3億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億元（時價）。[69]這些數據在細節上不完全可靠，但是，當時目擊者的報道證實了農村嚴重貧困，特別是在1934年和1935年。[70] 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各個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動，都不是造成這種農業危機的原因。不過，政府的政策及行動在許多情況下，通過增加新的負擔加重了農民的困境。由於國民黨人竭力把他們的控制擴展到鄉村，縣級或區級的機關規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員及稅務員；警察及民團的規模也擴大了。這些新的地方當局很少提供明顯的使農民受益的服務，可卻要給這些人支付薪金。這樣，就在農村正陷於不景氣的時候，農村的稅款負擔卻增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稅之上又增了附加稅。攤派金額不斷增加。還有間接稅——鹽稅、菸草稅、酒稅及火柴稅；豬鬃、皮革銷售稅；豬、雞屠宰稅；發票和合法協議的印花稅——名目繁多，騷擾村民。這些間接稅中有些不是新稅。無法概括在30年代農民的稅款負擔增加了多少，因為各地的差異往往很大。然而，蔣介石在1935年的評估卻能反映一般狀況： 政府開支日見增高。每當計劃出籠，新稅又起。附加稅常隨需要加於正稅之上，又創各項雜稅。有時，[地方當局]隨意逐戶徵集不明之稅。稅目繁多。民眾稅負沉重大受其苦。[71] 農民不僅得承受稅務員越來越多的要求，還常要應付政府及軍隊隨時提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補給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軍特別是在行軍或作戰時，往往給養不足，於是就地徵用糧食。軍隊所到之處，往往像一場瘟疫降臨到這片原野，強征民房、糧食、大車及夫役。一位作家聲稱（也許帶有情有可原的誇張），這樣的一些徵用，使農民遭受「四十倍於地丁正稅」[72]的負擔。 試圖製作國民黨記錄中農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真是困難重重。國家那麼大，地方狀況如此不相同，可用數據又那麼不足且不精確，以致明確的結論都令人難於捉摸。而且，在1936年和1937年，農業的危機結束。這兩年風調雨順，中國獲得了20年來最好的收成（廣東和四川除外）。主要由於1935年末開始出現通貨膨脹的趨勢，農產品價格同時提高。由於這些偶然的境況，中國農民10年來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榮。不過束縛農民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並未改變，所以，1936—1937年的相對繁榮，只是暫時現象。 南京政權的領導人大多對農民的問題漠不關心。就關心經濟問題的程度來說，他們主要了解現代經濟部門。他們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業基礎，提出許多計劃，發出無數的指示來實現這種熱望。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在南京的10年，工業的增長速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據一個可靠的估計，從1931年到1936年，中國的工業（滿洲除外）以年率6.7 %增長。經濟發展的其他數字一般也支持這個估計。例如，發電量在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9.4%；棉布增加16.5%；銀行存款（按1928年物價）增加15.9%等等。這些數字與世界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國，1936年生產僅高於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國和法國，1936年的生產尚分別低於1929年水平的12%和21%。[73] 然而，為評估這些數字的意義，必須指出計算生產增長所根據的基數非常小。例如，1928年中國發電量僅為88萬兆瓦小時——而同年俄國為500萬兆瓦小時，美國為8800萬兆瓦小時。[74]因此，相對增長顯得大，而絕對增加量與更先進的工業國家相比，以及與中國的實際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不過，鑒於30年代影響中國經濟的各種不利因素——世界經濟蕭條、內戰及日本侵略等的影響——南京的10年居然出現了工業增長，實出意外。 國民政府在30年代對中國工業發展的影響，是引起熱烈爭論的話題。例如，經濟學家約翰·K.張堅決認為增長是政府採取「誘導增長的措施」的結果。[75]與之相比，道格拉斯·帕烏夫則說中國經濟在南京的10年停滯不前，「政府在1937年比10年前更無能力促進經濟的發展」[76]。 帕烏夫所持中國經濟工業部門停滯的論點不再能支撐下去，但是約翰·K.張所持工業增長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結論也令人懷疑。的確，政府曾進行若干改革，有助於奠定統一的、現代的經濟制度的基礎。例如，在1929年，政府擺脫了列強依靠不平等條約強加在關稅率上的限制。1931年，政府廢除了19世紀中葉以來阻礙地區間貿易發展的厘金（通過稅）。政府通過禁止使用銀兩，在1935年宣布法幣為唯一法定貨幣，開始整頓貨幣制度上的混亂——凱默勒委員會在1928年把當時中國的貨幣制度，描繪為「無疑是最糟的通貨，為任何重要國家所僅見」[77]。政府禁止對口岸間的貿易課稅，並公布統一的度量衡制度。政府還明顯地改進了全國各種交通網絡，拓展郵電業務，開闢定期航線和修建鐵路2300英里——比1927年軌長增加47%。[78] 可惜的是，這些改革僅部分奏效，因為——如國民黨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樣——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間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廢除了厘金，但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種消費稅」或某種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稱取代厘金。統一度量衡僅在政府部門執行。而各省地方銀行，如雲南、廣東及山西的地方銀行，仍繼續發行本省的鈔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來與工業增長的要求背道而馳。例如，政府大量依靠借款，並且通過付給政府債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國投資資本足有70%流向政府，從而流出了工商企業。私營工業為與政府競爭獲得貸款，不得不付高達一分八厘至兩分的年利率。弗蘭克·M.塔馬格納評論說，像這樣高的利率是「中國大多數工業無法支付的；結果工業活動轉入商業投機」[79]。 納稅也使工業遭受困難。由於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稅的收入下放給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稅收收入幾乎要完全依靠製造業及貿易部門。南京政權稅收政策的全部影響還有待研究，但是，像統稅（對捲菸、棉紗、麵粉、火柴等課徵貨物稅）和營業稅（對商業企業資產課徵，部分代替厘金）之類，顯然給國民黨控制區的企業家造成嚴重困難。例如，1927年上海182家華商菸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歇業——業主一般認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權的稅收過重。棉紡廠家也感受到棉紗統稅的沉重負擔；並於1934年再三懇求減低稅率。棉紡廠家的稅款負擔至今不明；但是，1936年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的納稅額足占總收入的38.7%——這樣的負擔是這個家庭的業主們不堪承受的。除法定稅收外，各公司還不時受到給政府或官員以報償或「送禮」要求的折磨。[80] 所有這些事實引起人們大為懷疑稱之為南京的「誘導增長措施」的功效。從1912到1936年整個期間，工業生產通常以一個不變的速度增長，[81]這一事實也讓人認為南京政權的政策不可能顯著地促成工業的增長。它表明，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力量正在朝著工業發展的方向起作用，而與政權或政府的政策無關。 在南京的10年，國民黨政府在管理經濟企業方面越來越起著直接的作用。這種趨勢的經濟影響還不清楚，但是政治含義卻很明顯。最初在1927年以後，政府很少參與經濟企業。然而，1935年對銀行業漂亮的一擊之後，政府迅速插足經濟的其他領域，截至1936年底，在全國至少取得了中國人擁有的工業的12%的所有權。政府甚至更廣泛地插手商業企業，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幾個月，政府在現代經濟部門所占份額正在迅速增長。 政府參與工業經濟的主要工具，是中國建設銀公司。該公司是宋子文在1933年組織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籌集中外投資，支援中國的經濟發展。該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資金而陷於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銀行業之後，由政府控制的銀行向該公司大量投資。該公司資產從1934年末的1260萬元躍至1936年6月的1.15億元，政府控制的銀行提供了所增資產的約9000萬元。[82]擁有這筆資金，該公司向電力、採礦、水利及其他企業提供貸款，並共同管理。由於該公司資金大部分來自政府，多數大股東不是政府官員（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銀行主管人員（如宋子文），政府從而直接地、積極地插手經濟。 政府參與工商業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國銀行和實業部。中國銀行當時由宋子文主持，在1935年政府控制了銀行業之後，該行是政府控制的銀行集團的主要成員。1937年戰爭爆發時，中國銀行經營紗廠15家，占華商紗廠紗錠總量的13%。此外，該行還在麵粉、肉類加工、電話、造紙及植物油等公司擁有投資。 孫逸仙在他的有關經濟建設的演講中曾教導說，只有重工業、運輸及通訊系統應國有化。但是孫逸仙的規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壞多於執行，因為政府直接間接插手經濟，大多不是在輕工業就是在銷售和投機方面。例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間接控制的中國棉花公司，在1936年和1937年是中國最大的商品貿易公司之一。實業部也在上海設立了中央漁業市場。這一政府與私人合營的企業，實際上完全壟斷了華中的魚類貿易，為實業部及獲准投資該企業的私人獲得巨額利潤。實業部還經營植物油、紙張、茶葉及各種土產。[83] 南京政府追求總收入——加上官員個人謀求致富——顯然是這些冒險企業插手輕工業及商業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經濟企業中，只有蔣介石的國家資源委員會似乎既與孫逸仙的經濟模式一致，著重發展重工業，又嚴格受國家經濟發展的利益推動。資源委員會創立於1935年，是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隸屬機構，宗旨是建立支持國家武裝力量的工業基礎。為完成這個目標，資源委員會在1936年擬定了工業化的五年計劃，計劃投資2.7億元。資源委員會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認為是安全的內地建立工業區，遠離易受敵方攻擊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兩年，資源委員會最有雄心的項目定在湖南，並開始建廠，生產鋼鐵、重型機器及無線電和電氣設備。生產煤、鐵、鋅、錫及銅的礦山，也計劃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從一開始資源委員會就深感財力不足；計劃投資2.7億元，該委員會僅收到3000萬元。由於資金短缺，該委員會僅建成三個新工廠，15個設計項目仍處於計劃階段。值得注意的是，該委員會最明顯的發展要歸因於幾家原有的私營企業——幾處煤礦、一處銅礦、一處油田及一家電氣公司——這些企業，部分地通過沒收由該委員會接管，然後經營。不然的話，該委員會的工作在戰爭爆發時就仍基本上處於籌備階段。[84] 由國民政府參與這些經濟企業，在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在整個清朝時期，很多時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嚇。在19世紀末自強運動時期，官吏深深插手經營若干受西方啟發創辦的經濟企業，即使有些企業表面上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這些企業中，政府的利益和錢款與領導官員的私人利益和錢款混在一起，無法區分。然而，在軍閥時期，政府和經濟的這種密切關係已經鬆散。由於政府權能的削弱，私人企業家得以少有地免於官方的干預和控制。但是，在國民黨人至少部分地恢復了政府權力的時候，政府又開始參與經濟。像宋子文和孔祥熙這樣的官員，既在職務上又在私下開始插手經濟企業，與李鴻章在19世紀90年代的作為並無二致。所以，國民政府作為企業家的作用日益增長，實際上是再次堅持傳統的政治行為方式。[85] 中國的新心態，1936—1937年 從1936年秋開始，一種新的樂觀情緒及國家統一感瀰漫全國。轉折點是南京政權在同年6月至9月平定了兩廣反叛。兩廣是公然宣告反對南京統治的最後兩個省；隨著兩廣的失敗，中國自1916年以來第一次出現了統一。而且，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許多中國人——這時深深厭倦內訌——相信南京當局並非只是一些軍人，並且相信蔣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幹的政治家。 形成這種新的國家心態的第二個原因，是蔣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與當時盛行的抗日情緒一致。而在此之前，蔣介石一貫強調中國太弱和四分五裂，無法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他並且還利用所能調動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察和檢查官員，鎮壓批評他的綏靖政策的人。然而，兩廣反叛者的抗日姿態迫使蔣介石在7月13日宣稱，中國不會在領土上對日本再度讓步，準備作出「最大犧牲」，全面抗戰。雖然蔣介石無疑安排好時機發表這一宣言，以便解除民眾對反叛者的潛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實上來自蔣介石堅定了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犯的決心。例如，1936年日本企圖在綏遠省建立附庸國，傅作義將軍指揮的國民黨軍堅決抵抗，未讓其得逞。同年11月和12月，中國外交部長張群又毫不畏懼地拒絕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從而顯示出國民黨在南京時期從未有過的對抗日本的姿態。無疑，蔣介石仍然希望推遲一般認為不可避免的對日戰爭。然而，在民眾間，也許還特別在他的軍隊內，強烈的愛國情緒促使蔣介石採取從未有過的堅決抗日的姿態。 第三個促成中國新的國民心態的因素，是中國從1931—1932年冬季以來的經濟蕭條困擾中解脫了出來。1935年11月，由於白銀為外國人收買而大量外流——從而嚴重損害公眾對法幣的信賴——南京政權放棄銀本位，改為管理通貨。這一措施使南京政權得以增加鈔票發行量以滿足財政上的需要；僅在一年半之內，法幣流通增加了兩倍以上。其影響是助長了通貨膨脹趨勢，從而到1937年中期使農產品價格恢復到了1931年的水平。農場信貸如今也更容易獲得並且利率下降。這樣，雖然幣制改革引起的通貨膨脹是南京財政專家沒有預見到的，並且事實上也不是他們所需要的，但是，這一改革卻啟動了整個經濟走上復甦之路。 與1936年和1937年農產品價格上升同時出現的，是幾乎20年以來最大的豐收。由於豐收和高價雙喜並臨，1936年中國農產品收穫值高於1933—1935年的平均值達45%。隨著農村的相對繁榮，農民開始購買1931年以來從不敢企望的工業品。這對城市經濟也是一個新的刺激。 1936年秋的經濟好轉，連同國家統一的加強和政府的決心抗日，這些都對國民精神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納撒尼爾·佩弗在1936年10月報道：「這時，中國人處於自信和愛國的熱情之中。」[86]同樣，中國一家持獨立立場的大報《大公報》社論，也在同年12月說：「在最近幾個月內，國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復甦了。」[87] 蔣介石是這種新國民心態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這10年之初，蔣介石被普遍視為缺乏教養、只追求個人權力的軍人。如今他被譽為有遠見的領袖，只要國家因內亂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與日本對抗。蔣介石第一次成為一名頗孚眾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領袖。 然而，南京政權在處於這種新的聲望之巔的時候，卻因蔣介石於西安被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場雖為時短暫但從未有過的危機之中。蔣介石雖曾表示決心抵抗日本的進一步侵犯，但他所懼怕的仍然是共產黨人。他確信只要再進行一次戰役，共產黨人——在完成長征後駐在陝北，武裝人員減到3萬——可被最終消滅。但是，他派往去進行這一戰役的西北剿匪部隊拒不執行他的進軍命令。張學良統率的這支部隊主要由東北當地人組成，對反共戰役缺乏熱情。他們深信，真正的敵人不是他們敬重的真正的愛國者共產黨人，而是侵占他們家鄉的日本人。 蔣介石無法從南京推行他的命令，於12月4日乘飛機前往西安，規勸張學良發動進攻。然而，東北軍堅定不移，認為他們應同共產黨人一致抗日。當懇求失敗時，東北軍在12月12日黎明前制服了蔣介石的衛隊，扣留了自己的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 蔣介石在西安被軟禁兩星期。激進的東北軍青年軍官要求處死蔣介石，但是，張學良較冷靜的意見占上風，他並不謀求除掉蔣介石，而只求改變他的政策。張學良已達到這一目的的說法從未得到正式承認，雖然現在已很清楚，蔣介石確曾口頭答應停止進攻共產黨，並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後，在12月25日，在參與不斷商議的共產黨代表的同意下，蔣介石獲釋，乘飛機返回南京。[88] 西安事變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創傷性的插曲。公眾的反應——表現在蔣介石被扣時極為痛苦和關心，獲釋時則是無比的寬慰和高興——證實了蔣介石享有廣泛的聲望，同時也加強了他在政權內部日益增強的獨裁權力。雖然他聲言未對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讓步，但是，已不再進一步進攻共產黨人。事實上南京與共產黨之間導致統一戰線形成的談判不久開始進行。中國人似乎是10年中的第一次為抵禦外侮而把內部爭吵放置一邊。 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估 國民黨人從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國陷入漫長的毀滅性的戰爭，僅被給予10年時間。為建立一個全新的全國性政府，為扭轉一個半世紀以來殃及國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恥辱的逆流，10年時間委實太短暫了。即使條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過只是著手政治、社會及經濟改革而已。 儘管有種種對國家不利的條件，在這10年中還是有進步的。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穩操政權，從而出現了自1915年以來政治上從未有過的穩定。經濟正在好轉；政府正在大力推進種種運輸及工業計劃；貨幣比以前更統一了。許多中外觀察家認為，國民黨人僅用10年就扭轉了分裂的浪潮。例如，美國大使內爾森·T.約翰遜在1937年4月寫道：「觀察家……不會不為中國政府在農業、工業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經濟建設計劃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89]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贊在大約同一時間，特別提到「中國人自己及全世界對中國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漸增長，這種信心的基礎是最近幾年取得的顯著的穩定發展，以及關於政府和私人事務的政治、財政及經濟行為都有改進」[90]。 然而，產生這一漸增的樂觀情緒的條件，很具有近期收穫的性質——戰爭爆發前出現還不到一年——歷史學者若武斷地堅持那些條件必然預示該政權的長期成功和穩定，那將是愚蠢的。例如，經濟形勢的改善與中國天氣難以預測的變化有直接關係，也與建立管理通貨引起的通貨膨脹的趨勢所固有的不穩定性有直接關係。國家的政治統一和軍事統一也極脆弱，這一點後來在戰爭的年代變得非常明顯而令人痛心。此外，蔣介石的聲望來自他公開聲明的抗日決心，而不是由於這個政權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換句話說，中國的新心態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暫的現象造成的。透過那些表面特點去觀察，人們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這個政權依然是國家復興的一個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機構仍然腐敗無能。政府機關充滿因裙帶關係而任命的人，他們很少有任職資格，不過讓政府機構充滿冗員和謀求私利的人員而已。政府雇員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貪污盛行。遲至1936年9月，蔣介石還悲嘆官僚機構無能，他說：「如果我們不清除當前機構的腐敗、受賄、敷衍塞責和無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潔、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會很快起來反對我們，像我們過去反對滿清一樣。」[91] 官僚機構中的一些文職領導人是受過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別是1935年以來，蔣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銀行家、記者和知識分子如張嘉璈、翁文灝、吳鼎昌、蔣廷黻招攬到政府中來，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較進步。然而，這批新人對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響很小。而那些事實上控制政權的人，卻很少了解如何妥善處理社會及經濟復興的任務。何廉在1936年成為蔣介石的一名親近的政治和經濟顧問，他回憶說：「發現位居高層的人物對正在進行的事多麼無知，對國家的實情知道得多麼少，而對那些實情的理論上的基礎甚至知道得更少，人們只能感到驚訝。」[92]這些位居高層的人們有些是訓練有素的技術專家，但是，他們往往幾乎只面向城市社會的現代化部分。因此，他們對農業地區的問題或潛力了解得很少，而農業地區構成了國家的靈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訓練有素的金融家和預算專家，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正視這樣的問題，如果中國要在運輸及工業發展的方案中發掘出任何動力，該如何動員農業部門的資源——它提供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3。 軍方繼續在國民黨政權中握有最大權力，並且決定政權優先考慮的事。因此，無論文職行政官員多麼開明，他們也只是軍方的工具。軍人往往遠不如文職官員世故，而且過問社會及經濟重建的問題更要少得多。他們主要以專制主義和政治鎮壓來解決國家問題。楊格說道，這些軍人「很無能、反動和/或腐敗，這種情況實在太平常了」[93]。有這類人盤踞在政權的上層，很難期望政府對國家的迫切問題作出創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楊格指出的，國民黨領導層不能解決的問題之一是，「政府不能與民眾同一認識，而是高高站在他們之上」[94]。這個政權是個獨裁政權，建立在軍事實力之上，並靠軍事實力來維持。這個政權的領導人唯恐失掉他們的權力，不願與他人分享權力和隨之而來的額外所得；對於政敵和批評者則採取壓制的態度。在一個現代化和民族主義愈益增強的政治形態中，公民必然變得更有政治覺悟，這種大權獨攬的做法，一般地說是自我毀滅。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需要採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為這些東西當時的確不適合中國國情。然而，國民黨本應允許，甚至應該鼓勵，政治上已動員起來的人士參與政事。例如，它本來可以准許工會、學生團體、職業協會和地方自治議會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或者它還可以通過把國民黨變成監督政府的工具，將活力注入黨內，而不是讓它充當這個政權的萎縮的肢體。 在極度政治危機時期，國民黨政權確曾作過擴大政治參與的姿態。例如，由於政府對日本進攻東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輿論已轉向強烈反對政府的時候，政府召開過全國緊急會議，[95]旨在讓政權外的知名人士向當局提出意見。然而，危機一過，國民黨政權故態復萌，又採取極權的、排他的統治方法。有些政權，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薩拉查的葡萄牙，獨裁主義的統治非常穩定。然而，中國比那些歐洲國家大許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難得多，無法相比。 加劇國民黨政權固有的不穩定性的因素，是中國農村的種種未解決的問題。一些學者目前正在辯論，民國時期農民的生活水準是在下降，還是保持著大約相同的水平。然而，認為農民的生活一般說來很貧窮，有時甚至和牲畜一般，卻沒有什麼爭論。結果，農民造反、盜匪橫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會病態，已成為農業地區特有的流行病。然而，這些持異議者的活動缺乏政治覺悟，也缺乏把這些活動轉變為革命運動所需要的組織。不過，到20世紀30年代，既給農民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組織。由於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越來越快，農民正在學會與他們原來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過商業流通，農民知道了他們村莊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業到30年代也已急劇擴大。例如，在1935年，中國約54%的家庭購買火油；香菸和香菸廣告甚至深入到最偏遠的省份。此外，農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廠做工，由於受城市及來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響，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智力範圍——而且，他們也定期回鄉，把他們知道的東西傳播給同村人。[96]收音機和報紙也在進入偏僻地區，傳播著各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繆爾·亨廷頓說：「沒有什麼比這種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質。」[97]雖然尚未就現代中國變化中的農民態度和看法問題進行研究，但是，農民正在不僅認識到他們在蒙受苦難，而且認識到這些苦難並非不可避免；這種可能獲得的認識表明，農村裡有一個潛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產黨已經開始提供組織工作，可使農民的不滿情緒變成政治力量。若沒有日本的侵略，國民黨本可繼續運用鎮壓手段對付共產黨。但是，國民黨如此不急於消除造成農民不滿的社會經濟原因，而共產黨又已經顯示出很強的生存能力，這樣的事實也表明，即使沒有中日戰爭，國民黨中國的農業地區也註定仍是個易著火的地方。 這幾個因素——國民黨人施政無成效，他們不了解國家重建的任務，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覺醒的廣大階層的民眾納入自己的政治過程，以及農村問題持續存在——凡此種種並不意味著國民黨政權註定要被推翻；然而，卻無疑預示著持續的不穩定。 * * * [1]黑手黨——20世紀初，一些在美國的義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組織。——譯者 [2]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第330頁。 [3]《晨報》1928年1月11日。 [4]何應欽：《今後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102頁。 [5]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頁；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第331—333頁；阿里夫·德里克：《群眾運動與國民黨左派》，《現代中國》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頁。 [6]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第334頁。這時這個主要左派組織（改組派）的實際成員約1萬人。見江上清：《政海秘聞》，第72頁。 [7]江上清：《政海秘聞》，第68—73頁；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第140—152頁；陳公博：《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第178—190頁。 [8]諾埃爾·雷·邁納：《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第64—79頁；派屈克·卡文迪什：《國民黨的「新中國」》，載傑克·格雷編：《現代中國對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頁；布拉德利·肯特·蓋澤特：《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第96—131頁。 [9]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第27—29頁；《中華年鑑，1929—1930年》，伍德海編，第1163—1173頁；邁納：《浙江》，第64—79頁；卡文迪什：《國民黨的「新中國」》，第158—159頁；蓋澤特：《權力與社會》，第144—166頁。 [10]《中華年鑑，1929—1930年》，第1170頁。 [11]于爾根·多梅斯：《推遲的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治，1923—1937年》，第325頁。大多數選舉的代表是海外華僑。所以，事實上只有1/10的選出的代表是代表國內各地黨部的。 [12]《益世報》1929年3月21日；《反蔣運動史》，第46—47頁。 [13]政治委員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設立。見小約瑟夫·H.海因萊恩：《政治戰：中國國民黨模式》，第268—330頁。 [14]《北華捷報》1928年4月14日，第48頁。 [15]例如，見程元斟：《革新運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24日），第3—5頁；李達（音）：《革新運動的偉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頁。 [16]羅伯特·C.諾思：《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精英》，第53頁；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572頁；田弘茂：《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第140頁。 [17]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第75、147頁。 [18]李友華：《地區和國家：中國政治鬥爭中的桂系，1925—1937年》，第117頁。 [19]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15頁。 [20]《中華年鑑，1931—1932年》，第529頁。 [21]同上書，第530頁；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第205頁。 [22]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439—444頁。 [23]此日期有誤，應為3月7日。——譯者 [24]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18卷，第10—11頁；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295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96頁。 [25]H.歐文·查普曼：《中國革命，1926—1927年》，第232頁。 [26]《中華年鑑，1929—1930年》，第629頁。 [27]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第17—18頁。 [28]復興社重要發起人之一的康澤，在《復興社的緣起》一文中說：「復興社自始至終就是復興社，並無其他名稱。後來社會上有藍衣社的傳說，它的由來是這樣的： 「南昌行營……主任秘書是劉健群……於1932年3月間到南京來……由我和桂永清兩人介紹他參加復興社。……蔣介石……任命劉為軍委會政訓處長……籌辦了軍委會政訓班……開課以後不久，我發現他個人野心特別突出，有自成一個系統的傾向。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我對黨的一點意見》，主要的內容是要把國民黨起死回生，挑選一批優秀黨員組織　『藍衣社』，一律著藍色制服，以區別於普通黨員……對於他這本小冊子，蔣介石和復興社南京總社看過之後，未加可否。他沒有取得蔣介石和南京總社的同意，就擅自印發給學生。（復興社總社）訓育組知道後，報告總社，才制止他發。 「1932年10月……蔣介石決定成立華北宣傳總隊，命劉為總隊長，率隊北上。劉到北平後，又大量印發他所寫的那本小冊子。原來華北方面已經風聞有個法西斯組織，但不知究竟，看到這本小冊子之後，就傳說是　『藍衣社』，並有人認為　『藍衣社』的頭子就是劉健群。他也樂得以此作為自我宣傳而出名。不久，先在廣州，後在全國各大城市都傳開了　『藍衣社』。南京總社知道這種情況後，曾下命令給他，要他收回這本小冊子，但已收不回來了。」見台灣《傳記文學》第59卷第4期。——譯者 [29]《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蔣總統言論匯編》第10卷，第50頁。 [30]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39—145頁。由於政府形式上隸屬國民黨，由於實際權力常常在黨、政府和軍隊的不確定的關係之中，本章常常宜於使用國民黨政權而不使用國民黨政府。使用政權一詞並無貶義。 [31]行政院下面未設過商業部，曾設工商部和實業部。——譯者 [32]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譯者 [33]何廉：《何廉回憶錄》，第160頁。 [34]美國，國務院文件893.00/12824，高斯致約翰遜，1934年9月16日，第1頁。 [35]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年》，第221頁。 [36]王成（音）：《國民黨：道德墮落的社會學研究》（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53年），第150頁。 [37]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24頁。 [38]約翰·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 [39]《北華捷報》1930年5月20日，第297頁。 [40]劉振東：《中國出路問題》，《國聞周報》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第2頁。 [41]例如，見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19—123頁；小巴林頓·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根源：現代世界發展因素中的土地和農民》，第187—201頁。 [42]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98、507—508頁。 [43]小帕克斯·M.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第161—207頁。（譯者按，此書有中譯本，題為《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蔡靜儀譯，李臻校，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一項最近的研究詳細地表明，上海地區紡織廠主對於國民政府絕非無能為力，但是他們也不控制政府。見里查德·布希第三：《國民黨中國的工業和政治：國民黨政權與長江下游的中國紡織廠主，1927—1937年》。 [44]蓋澤特：《權力與社會》，第167—242頁；孔斐力：《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動員諸問題》，轉載於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合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第284—298頁。 [45]陳敦正：《動亂的回憶》，第29頁；陳少校：《黑網錄》，第290—291頁。然而，陳立夫否認這樣一個團體的存在。見淑文：《陳立夫談CC》，《新聞天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頁。 [46]見前譯者註：康澤：《復興社的緣起》。 [47]《藍衣社之組織及反滿抗日之實例》，載《藍衣社資料》，第11頁。 [48]中華復興社僅在1935年後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及大學學生中發展成員；童子軍限於初中和小學學生參加，中華復興社未在初中和小學學生中發展成員。——譯者 [49]沒有軍事調查統計局，應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按：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前後成立過兩次。第一次成立於1935年，下設三個處：第一處由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改組而成，第二處由戴笠所控制的中華復興社特務處改組而成，第三處為丁默村控制的郵檢處改組而成。第二次成立於1938年8月，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武漢進行改組；該局所屬第一處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通稱的「中統」），該局所屬的第二處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通稱的「軍統」）。——譯者 [50]史量才為《申報》總經理，不是編輯。——譯者 [51]劉健群訪問記，台北，1969年5月27日。 [52]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第12卷，第110頁。 [53][日]岩井英一：《藍衣社調查》（日文），第37—38頁。 [54]蔣介石：《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第12卷，第111頁。關於新生活運動，見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運動的思想意識基礎：反革命研究》，《亞洲研究雜誌》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頁；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頁。 [55]方治：《民族文化與民族思想》，《文化建設》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日），第20頁。 [56]看法對國民黨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楊格的著作；對國民黨人不甚有利的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勞逸的著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57]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486頁。 [58]羅伯特·A.卡普：《四川與中華民國：地方軍閥與中央政權，1911—1938年》，第99—120頁。 [59]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25頁。 [60]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1933—1959年》，第66、69頁；卜凱：《中國土地的利用》，第387頁。 [61]國際聯盟，國際聯盟與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理事會：《理事會技術人員關於從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日為止在中國使命的報告》，第18頁。 [62]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389頁。 [63]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頁。 [64]從載在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37、439頁上的數字計算出來。（「建設」是用來表示經濟發展的術語，見楊格著作第77頁。） [65]高廷梓：《中國經濟建設》，第122—123頁。 [66]何廉：《改造中國農業的最初嘗試，1927—1937年：評論》，載薛光前編：《緊張的10年：中國建國的努力，1927—1937年》，第235頁。 [67]W.L.霍蘭德、凱特·L.米切爾編：《太平洋諸問題，1936年：太平洋國家社會經濟政策的目的和成果》，第166頁。 [68]張培剛：《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農業經濟》，《東方雜誌》第32卷第13期（1935年7月1日），第134頁。 [69]劉大中：《中國國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頁。 [70]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頁。 [71]田弘茂：《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第168頁。 [72]陳振漢：《政府、銀行、學術機關與復興農村》，《國聞周報》第10卷第46期（1933年11月20日）文章，第4頁。 [73]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310、396—399頁。 [74]約翰·K.張：《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第119頁；艾布拉姆·伯格森：《蘇聯計劃經濟》，第84頁；《美國統計摘要，1929年》，第367頁。 [75]約翰·K.張：《大陸中國的工業發展，1912—1949年》，《經濟史雜誌》第27卷第1期（1967年3月），第73—81頁。 [76]道格拉斯·S.帕烏夫：《國民黨與經濟停滯，1928—1937年》，《亞洲研究雜誌》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第220頁。 [77]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163頁。 [78]同上書，第317頁。 [79]弗蘭克·M.塔馬格納：《中國的銀行業與財政》，第211—212頁。 [80]謝爾曼·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捲菸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年》，第188—190頁；布希：《國民黨中國的工業與政治》，第250頁；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155頁。 [81]約翰·K.張：《大陸中國的工業發展》，第66—67頁。 [82]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20頁。 [83]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45—246頁。 [84]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35—240頁。關於（地質學家翁文灝領導的）資源委員會的秘密來歷及國民黨利用德國軍事及工業支持的計劃，見威廉·C.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中的全面研究。 [85]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59—260頁。 [86]《紐約時報》1936年10月4日，第25頁。 [87]《大公報》1936年12月13日，第1張第2版。 [88]吳天威：《西安事變：現代中國史的支點》，第142—148頁及各處。 [89]引自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19頁。 [90]引自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19頁。 [91]《北華捷報》1936年9月16日，第482頁。 [92]何廉：《何廉回憶錄》，第144頁。 [93]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23頁。 [94]同上。 [95]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曾臨時遷都洛陽，召開過「國難會議」。——譯者 [96]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頁；讓·謝諾：《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第48—49、66—70頁；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第18—22頁；費維愷：《外國在中國的存在》，見本書上卷，第3章；楊懋春：《中國的社會結構：歷史研究》，第339頁。 [97]塞繆爾·亨廷頓：《變化中的各種社會的政治秩序》，第2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