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國的國際關係

近代中國的命運曾經與列強的外交政策糾纏在一起，特別是日本。雖然今天的歷史學家可以迴避有關中國的戰爭和條約的詳細編年史（像H.B.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那樣），但追溯中國歷史的這個方面正變得更加重要起來。如芮瑪麗在《革命中的中國》中所指出的那樣，外國人的存在及其在中國土地上的各種活動，畢竟提供了20世紀中國政治賴以展開的部分背景。此外，不只是本叢書第12卷所描述的沿海和「外國的存在」，還有列強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也影響了中華民國內部的發展。所以，本章和下面的第10章旨在探索20世紀中國歷史外部關係的來龍去脈，這自然要從舊秩序的崩潰開始。[1] 溯源：作為東亞地區秩序的清帝國的衰落和滅亡 清代的皇帝在維護其中央政權方面曾經很有成效，這個政權統治著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這樣一些邊緣地帶，以及漢人密集的中心地區。軍事力量、封建制度、宗教和商業都曾為清帝國的政治服務，混合使用，因地區和民族而異。在所有這些亞洲腹地，清朝曾經用戰爭建立統治，並用駐軍維持統治。在滿洲和蒙古，皇帝把部族首領變為他個人的附庸。在西藏和蒙古，他庇護喇嘛教的領袖。在喀什噶爾（南疆），他任命當地的伊斯蘭教首領（「伯克」）為官員，並認可穆斯林的教規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機構。滿族統治亞洲腹地時，對喇嘛教和伊斯蘭教的利用，像統治中國對儒教的利用一樣，顯示了高超的技巧。[2] 對外貿易同樣要服從帝國的需要。北京未能保護蒙古的王公和寺院免於欠下當地漢族商人的災難性債務。但經由琉球與日本的貿易，與俄國在恰克圖的貿易，與中亞（浩罕）在喀什噶爾的貿易，以及與英國人、美國人和歐洲人在廣州的貿易，都成功地受到限制和控制。19世紀以前，只有從東南亞到廣州和廈門的貿易，由於掌握在中國人而不是掌握在外國人手裡這樣一個簡單的原因，被排除在朝貢體系之外。 像清朝對中國的統治一樣，清帝國由複雜和熟練的制衡系統維持。例如，以當地的酋長、僧侶和部落王公為一方，與以中央政府的將軍和官員為另一方之間，地方政壇內部的僧俗名流之間，清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員之間，以及地方貿易歲入與軍費之間，都存在這種制衡系統。只有當以外國軍事力量為後盾的國際貿易在邊境上增加時，帝國才開始土崩瓦解。沙俄在中國北部和西部，法國和美國在中國南部和東南的商業、政治和軍事的推進，是最著名的19世紀帝國主義的傳奇之一。[3]不久日本蠶食了東部和東北。 清朝對蠶食的反應的某些模式，或許可被視為一切圍繞帝國邊界。首先，清朝的邊境貿易從屬於戰略利益，因為在歷史上中央政府對亞洲腹地邊界的控制，對中國中心地區的安全曾經是必要的。外國商人儘可能地被限制在邊境的商業中心裡。因而17世紀90年代俄國人被趕出滿洲，1727年後被限定在恰克圖貿易，偶爾才有商隊被允許前往北京。[4]同時，因為19世紀早期英國與廣州的貿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亞行之有效的各種辦法進行干預。一個外邦浩罕在喀什噶爾的貿易，曾引起外國商人的要求和一場由宗教反對派領袖領導的聖戰。結果是清朝在擊退了浩罕對喀什噶爾的入侵後，謀求穩定；他們向外國商人支付賠償，並接受浩罕代表們的一種治外法權，這些代表監督他們的商人在喀什噶爾的活動，因此貿易在穩定的基礎上繼續進行。1835年的這種中亞解決方式，與19世紀40年代廣州最後解決方式的相似太令人驚訝了，不可能是純粹的巧合。[5] 其次，當清朝沿亞洲腹地和東部沿海兩段邊界的政權結構開始瓦解時，它發現它的軍事防衛能力遠遠不夠，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擴大貿易來羈縻外國人。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懷柔蠻夷的各種方法。鴉片戰爭以後，清朝沿襲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認一切與中國交往的國家；第二，對這些國家一視同仁。[6]當中央政權衰弱時，中國確曾習慣於平等主義的對外關係。[7]這種長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1843年英國附約中的最惠國條款後付諸實施。清帝對禮儀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貢制度，依然懸而未決；由於1860年後新皇帝尚在沖齡，外國公使在他面前行叩頭禮的問題只能推遲到1873年去解決了。 這當然不是中國第一次被迫從軟弱的地位實施對外政策。在這種形勢下，長期形成的戰略是嗾使一個侵略者去反對另一個侵略者。幾乎在美國和法國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廣州管理蠻夷的官員就尋求他們的幫助來制止英國的侵略。後來，例如李鴻章在制止日本、俄國和法國蠶食的各種努力中，一再試圖得到美國的調停和外交幫助。在1894年英國未能幫助反對日本後，李鴻章轉向俄國。「以夷制夷」是貫穿近代的主要戰略。[8]雖然中國人認為有必要放棄中國中心主義，但利用一種外國勢力去反對另一種外國勢力的思想是容易沿襲的。它與西方的均勢觀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1860年後中外關係過渡時期的特點，簡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說明，這是非中國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國人共同治理中國的一種方法。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個例子，是中國人利用外國統率的洋槍隊保衛上海和寧波，然後是赫德領導下的帝國海關的發展，但赫德只是19世紀中期後眾多外國雇員和顧問中最為傑出的一位。畢竟借用外國技術理所當然地一起帶來了外國專家。這一切都是通過與英國達成某種協議而取得的。但是這種在北京的共同治理的權力機構和條約口岸中靠把英國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穩定的趨勢，只有按照中國中心主義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樣，滿人熟練地利用西方人幫助統治中國，延長了他們的異族統治；但在19世紀90年代，一旦中國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這種辦法就失去了效用。[9] 滿族統治者不能領導一場漢人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事實，成了一個主要障礙，延緩了中國對國際社會的適應。清朝領導下的東亞的中國中心帝國，已經確立了中國的優越中心文化和物質力量與圍繞其陸上邊界的較小民族之間的關係。但當中華民國繼承前帝國時，它面臨極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義原則上的民國總統，幾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經擁有對亞洲腹地民族中地方統治者的宗主權。只有當人們接受了中國愛國者最反對的西方式殖民帝國主義，民族和帝國的觀念才能相容。一個新的政權必須統一中國領土的傳統使命，使中華民國背上了一個包袱，她必須保持一個統治以前曾構成清帝國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權。然而，從帝國主義解放民族的思想對此很少支持。事實上，在1912年2月清朝君主政體的消亡粉碎了它曾創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國前，民族主義的新原則已經削弱了它的基礎。 簡言之，民族主義存在於正在使舊的大陸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響之中。[10]晚清的政權已經很難控制漢人經濟的不斷擴張。越來越多的蒙古王公和喇嘛已經淪為中國商人掌握之中的債務人。中國移民也已擠入內蒙古、西藏東部和滿洲。用拉鐵摩爾的話說，[11]這種中國「次帝國主義」向亞洲腹地的滲透，在商業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對手，它們從俄國向蒙古和中亞以及從英屬印度向西藏進發。清帝國偏遠的非漢族地區，於是發現它們自己處於擴張中的俄、英大陸帝國和人口不斷增長的中國漢族的夾縫之中。結果是亞洲腹地的民族開始兩面提防並培養它們自己的民族個性，同時嗾使歐洲人反對中國人。1911年前的10年中，在當地晚清改良主義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藏兩地的反清獨立運動已經興起。[12] 在蒙古，擴張中的中國的蠶食已經結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層的迴避和間接統治政策。隨著畜牧經濟被引入商業之中，統治階級和普通百姓都變得窮困起來，並向中國放債者借債，而清朝卻減少了補貼和增加了稅收。[13]清末10年（1901—1911年）的新政向中國殖民和農業移民開放了蒙古，允許通婚和蒙古人講漢語，這種中國化對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園形成威脅。地方政府的項目、兵役、鐵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稅收要求，疏遠了蒙古上層，並激起了民族主義情緒。1911年7月，一群首領決定謀求獨立並派了一個代表團前往俄國尋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亞有1700英里的邊界，在19世紀中葉沙俄就已確定了對蒙古的目標。俄國從北京獲得越來越多的商業利益，並追求像對保護國那樣的優勢；但是為了這一目的，聖彼得堡贊成蒙古繼續在清朝宗主權下自治，不贊成獨立。原因是簡單的，獨立將使蒙古開放，與所有其他列強接觸，這些列強的遠期商業權利將與俄國的既得權利競爭。一個獨立國家不可能被作為保護國接管而不與日本等其他列強發生外交衝突；而俄國以中國名義上的宗主權為託詞，卻能獲得事實上的優勢。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極力宣稱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1911年俄國的貿易比中國少，在那個地區大約只有800名俄國人。因此俄國做出雙重姿態——反對獨立，但支持自治——並派遣兩個連的哥薩克去加強在庫倫的領事館的警衛。 1911年10月中國革命的爆發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獨立。12月29日，庫倫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以一種頗為中國化的方式被立為一個新國家的神權統治者，而對中國的債務則被拒付。然而俄國並未承認外蒙是一個向國際社會開放的主權國家，繼續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俄國在開始裝備和訓練蒙古軍隊的同時，於1912年1月發布了一個放棄任何領土野心的聲明，並要求北京放棄直接統治、殖民或駐軍。1912年11月3日的俄蒙條約承認外蒙的自治並確認俄國的貿易特權。但是俄國拒絕承認蒙古獨立和庫倫領導的包括仍在中國統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內的泛蒙古運動。只有1913年11月5日的俄中條約承認蒙古在中國宗主權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圖經過漫長而激烈的談判後，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三方協定再次確認了這個模式以及俄國的經濟權利。俄國實際上已經建立了一個中華民國無力反對的非正式保護國。 然而庫倫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王公和喇嘛寺廟之間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權力，寺廟「在牧民、牲畜和牧場等方面增加到與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並開始將資源轉用於純宗教的目的。這種神權政治的保守主義在北京遇到對抗，那裡的中華民國試圖保留古代朝貢制度的外表，並至少在名義上維護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革命黨在10年內，在蘇聯的鼓勵和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的先後領導下，於1921年建立了一個新政府，並於1924年活佛去世後宣布蒙古為一個不再在中國宗主權之下的共和國。[14][15] 在西藏發生了類似的過程，但結局不同。英印對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拉達克、尼泊爾、錫金、不丹和阿薩姆等山國的貿易和戰略安全的關注促使英國決心不讓俄國勢力波及西藏，這些山國在文化上，有時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屬。清朝在18世紀曾用武力確立對西藏以及尼泊爾的宗主權，而在1886年中英《緬藏條約》里得到英國承認。然而在1904年，英國感到有必要搶在俄國前頭，它派遣榮赫鵬探險隊開闢通往拉薩的道路，並就英國對西藏的保護進行談判。但倫敦對這個難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擔的義務逐漸減少；1906年英國在中英條約里再次承認北京對西藏的宗主權，作為保護英國在那裡的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國的目標是將俄國的勢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它並不注意西藏人對脫離中國獨立的關心。 這就為1908年清朝再次強硬主張對西藏東部的統治提供了舞台；1910年現代化裝備的中國軍隊終於開進拉薩，一個中國行政當局試圖在那裡統治。這破壞了北京和拉薩統治者之間古老的保護人與依附者的關係。這個神權國家傳統的統治者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潰導致了中國駐軍和官員被逐。年輕的中華民國難於再次主張對西藏有統治權，而達賴喇嘛於1913年1月宣布西藏獨立，據說還和庫倫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級中名列第三）簽訂了一項條約，互相承認獨立。這導致了1914年英國、中國、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長的談判，英印試圖承認西藏的獨立，但中國拒絕。雖然西藏與印度的貿易和文化交往是獨立進行的，但英國從未要求對西藏的保護權或宗主權。中華民國堅持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主張，而英國則認定中國有宗主權（不是主權）和西藏有自治權（不是獨立）的方案。這意味著中國不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與西藏關係的加強，但只有英國留在印度以及中國依然軟弱和不穩定時才會如此。[16] 新疆和西藏一樣，缺少與外部世界聯繫的鐵路，在民國初期也處在國際政治的邊緣。1890年的進士楊增新曾在甘肅和新疆供職20年，從1908年起成為阿克蘇兵備道員，1912年他被北京任命為新疆都督，並保持這個職位直到1928年死去。他用胡蘿蔔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辦法安撫中國的革命者、維吾爾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義者和哈薩克部落，禁止官員腐化和鼓勵貿易。他使新疆事實上處於半自治狀態，非常成功地隔離了中國和俄國雙方動亂的破壞性影響。1924年楊與蘇聯訂立的貿易協議規定重新開放領事館，在尊重對方法律和司法權方面建立平等的關係。隨著這項貿易協議新疆與蘇聯之間的貿易急劇增長。從1923—1924年度的340萬盧布猛增到1926—1927年度的2200萬盧布。在政治分裂、民族眾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義運動都未能掌權，楊督辦*設法保持政權的統一和與蘇聯的貿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18]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種方式擺脫了北京的控制，而對中華民國只保留邊際的重要性。滿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為那是中華民國在一個漢族地區與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直接對抗，而中國的國家主權危在旦夕。 日本的蠶食引起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位置的總體問題。已被迫放棄對外來者禮儀至尊傳統要求的中國，怎樣才能擺脫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為此目的，它怎樣才能以平等主權國家的國際秩序的新觀念，來代替以北京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舊觀念？在這中間，在中國和圍繞中國而發生的戰爭——不管中國是否直接捲入——是怎樣影響它的政治和經濟的呢？中國衡量東亞和平和秩序的標準是什麼？當與另一個國家——大多是日本——發生衝突時，中國的領導人和輿論是怎樣面對鬥爭的？簡言之，他們怎樣看待他們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這些問題的努力是一個有教育意義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現代的中國人確立了對他們自己和對現代國際社會的觀念。 日本在滿洲勢力的崛起 共和革命前夜中國的國際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個強國的地位和西方列強在東亞的作用相對下降的影響。[19]1901年後，西方列強已經加強了自我約束以保持現狀，並追求它們自己既得的經濟利益——俄國和德國除外。甚至隨著1917年的革命放棄了原來在中國本部的不平等條約權利後，俄國也繼續滲入蒙古和北滿；而德國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從東亞舞台上消失，直到20世紀30年代東山再起。相反，日本不僅追求擴大它的經濟利益，而且在外交和軍事行動中運用它的政治力量。在吞併朝鮮之後，滿洲成了她的主要活動中心。 滿族部落的家鄉（現稱中國東北），在中國所有人口稀少的地區中最為引人注目。舊中國瀋陽以下地區稱為遼東，自漢代以來就是有人定居的中國的一部分。然而北滿仍處於部落狀態，在滿族征服中國後，清朝把它作為民族禁區保留，並作為軍事邊疆治理。19世紀中葉，中國人入境已不再能被遏制，而北京也認識到甚至必須對此加以鼓勵，否則俄國將從黑龍江向南擴張以填補真空。而吉林和黑龍江對移民的進一步開放導致了經濟的開發，特別是鴉片和人參，伴隨著走私和搶劫，由此引起管理和稅收問題，比未充分擴展的清朝軍事管理所能應付的更快。在滿洲的蒙古人，像在蒙古一樣，易受中國商人剝削，也產生了忠誠問題。 到19世紀90年代，清朝為了自衛，已經開始計劃修建從長城向北的鐵路，以抵禦俄國籌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威脅，但中國的努力太晚，工作也太少。1895年日本對中國的勝利，直接導致了1896年的中俄聯盟和俄國修建穿越滿洲的中東鐵路。俄國在1900年義和團期間對滿洲的軍事占領在災難之上更加上了災難。日本誘使其他列強要求俄國撤出滿洲，而沙皇政府卻竭盡全力壓迫北京政府簽訂符合它的利益的秘密協定。昔日滿族的家園，當今成為大國特別是俄日之間競爭的焦點。[20]與其他主要從海上到達中國的列強不同，這兩個國家正從陸上蠶食。在下一個五年內，日本已經在遼東半島取代了俄國，並沿鐵路幹線向北推進。 這是1904年2月8日爆發的日俄戰爭的結果。俄國遭受多次失敗，但到1905年夏日本的信心和資力已喪失殆盡，難以再戰。例如，在1905年2月23日至3月10日的瀋陽大會戰中，日軍24萬人和992門大炮與數量上占優勢的俄軍37萬人和1219門大炮對抗。毫不奇怪，俄軍發射了54萬發炮彈，超過了日軍的35萬發。當3月9日日軍開始對建有城牆的瀋陽發動總攻並於次日占領該城時，俄軍主力只是由鐵路撤至瀋陽以北鐵嶺的新陣地。日本已經用極大的代價包圍了俄軍，但因缺乏彈藥，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俄軍有秩序地撤退。日本人的後援儲備已經動員起來，他們發現事實上已不可能運送另外的軍隊和彈藥到前線。 至少在5月27日以前，情況似乎有利於俄國人，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已經駛過好望角，穿過印度洋，並在法屬印度支那金蘭灣停泊作最後補給。5月27日，這支艦隊在對馬海峽被日本的聯合艦隊殲滅。這使俄國難於繼續作戰。同時，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開始的俄國革命，給沙皇體制帶來了進一步的困難。6月，戰艦「波將金」號上的水手在奧德薩起義。雖然人員和物資繼續沿西伯利亞大鐵路運往前線，但是軍隊士氣低落。伴隨著國內的騷動，這使俄國政府喪失了戰鬥的決心。 地圖4　滿洲（東三省） 5月31日，日本人秘密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作調解人安排和平會議，這次會議於8月在新罕布希爾州的朴次茅斯舉行。在此以前，羅斯福尋求有關日本意向的保證，並同意東京堅持滿洲門戶開放以及有意將滿洲交還中國的答覆。在談判進行時，俄國代表謝爾蓋·維特伯爵拒絕承認戰敗，隱瞞了俄國國內形勢，並宣稱俄國準備繼續戰鬥。在俄國這種強硬路線的壓力下，日本政府認識到它已無力繼續作戰，放棄了財政賠償的要求；了解到對庫頁全島的要求是不會成功的，而決心獲得南半部。俄國在遼東半島的權益，還有在長春附近一個地點與旅順之間的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 了解日本真正戰爭形勢的外相小村壽太郎，與維特伯爵進行了一波三折的談判，他受到許多人的指責，因為這似乎是一場外交上的失敗。不了解真正形勢的日本公眾被條約的條款所激怒。報紙譴責政府，而以東京的心臟地區日比谷公園為中心的反政府騷亂，花了三天時間才鎮壓下去。[21]然而政府領導人明白，朴次茅斯條約提供了他們所能得到的最佳結果，他們試圖獲得中國和列強對條約的認可，以促進東亞的穩定，並減少俄國復仇戰爭的可能性。 他們首先接近中國。小村經過與維特伯爵的令人筋疲力盡的談判後於9月回國，11月前往北京。他與慶親王（奕劻）和袁世凱進行談判，得到了北京對俄國讓與日本的各項權益的承認。日本也就一個秘密草案與中國談判，以增加日本的經濟收穫，並包括中國對不修建任何有損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利益的鐵路的承諾。1905年12月12日《中日北京條約》簽字。[22][23]但在兩年內，為美、英參加滿洲交通建設而進行的多次討論發現中國反對這種安排。 日本同時尋求加強與英國的聯盟。因為最初在1902年簽約時，英、日同盟僅適用於中國和朝鮮，但當日俄戰爭期間英俄間的對抗遍及整個歐亞大陸時，英國想加強這個聯盟，同時日本也需要一個更強的同盟來幫助它制止俄國的復仇戰爭。因此，英日同盟於1905年8 月12日進行了修改，其範圍擴大到印度。1907年英俄關係突然好轉後，為了對德國勢力的迅速增長作出反應，英日同盟的性質再次發生變化。到1911年，在第三次修訂稿中，焦點是對德國和俄國，這份修訂本執行了10年。與英、日一方簽訂仲裁條約（如英美之間）的各個國家被排除在外，減輕了英國對與美國發生衝突的擔心。[24] 法國同時也認為有必要為其在亞洲的地位尋求另外的保證。1907年，日本和法國達成協議，開始確認尊重中國主權和機會均等，並繼續避免干涉對方的特殊利益和勢力範圍。以未公布的附加條款為基礎，協議指出法國願意就日本在大陸的新地位達成妥協，也希望東亞政治穩定，使俄國可以再次自由地在發展中的歐洲反德聯盟方面，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作為這次新的熱誠的一部分，同年法國允許日本在巴黎發行三億法郎債券。在業已加強的在滿洲的作用以及在福建省的經濟優先地位方面，日本現已得到英法的支持。 為了減少俄國復仇戰爭的危險，外相林董也準備就懸而未決的問題與俄國談判。俄國起初似乎不願妥協，但當俄國尋求德國支持的前景變得暗淡時，聖彼得堡被迫在亞洲尋求和解。俄國與英國的關係改進了，而它的法國盟友希望穩定與日本的關係。俄國正在把它的外交政策中心轉向東歐。談判以第一個日俄協議結束，於1907年7月30日簽字。協議再次保證尊重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在中國機會均等的原則，但在秘密條款中，日俄互相承認各自在北滿和南滿的勢力範圍。此外，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先地位；而日本則承認俄國在外蒙的特殊利益。[25]到1909年，當美國國務卿菲蘭德·C.諾克斯提出南滿鐵路中立化的建議時，日本和俄國的共同反對使它們更為接近。1910年7月的第二個日俄條約，認為兩個國家有權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保護各自在滿洲的特殊範圍。1911年4月，美、英、法、德組成一個財團向清政府提供貸款時，日本和俄國聯合聲明表示反對。結果組成了六國銀行團。兩國間的關係變得更親密了。1912年7 月8日簽訂的第三個日俄協議把內蒙分成兩部，並承認日本和俄國各自在東部和西部的特殊利益。這樣，英、法、俄、日以損害它們曾莊嚴保證要保護和支持的中國為代價，達成了相互間的協議。 同時，日本與美國的關係由於西海岸對日本人的排外運動而緊張起來。美國加利福尼亞對華工門戶開放的關閉，已經在1882年至1895年間由美國勞工組織者領導的種族主義的煽動而完成。[26]此後，同樣的種族主義對準了日本人。1906年，加利福尼亞加緊實施管理日本移民以及把日本孩子趕出公立學校的法規。 為抗議中國人在美國所受的待遇，中國雖在1905年第一次發動了大規模的抵制美貨愛國運動，但清朝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們卻從美日對抗中看到一個獲利的機會。袁世凱首先抓住了這個機遇，他從1901年到1907年占據了李鴻章在天津的原職，然後成為北京的顯要人物，直到1909年下台。袁世凱和那群有志改革的皇太后的臣僕們，設法在晚清發展鐵路、電報、礦山、新軍和警察力量，包括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關係。[27]他們在滿洲仿效20年前李鴻章在朝鮮的戰略——開放該地區的對外貿易，這樣給貿易大國以既得利益，以保持中國的至尊地位，或者至少反對日本或俄國的蠶食，這是一種門戶開放戰略。 不幸的是貿易大國的商業趕不上俄日對滿洲的軍事和經濟侵入，所以袁世凱不得不回到競爭的戰略上來，在中國主辦下推動那裡的鐵路和其他事業。因此，他希望得到美國的財政援助。許多方案都在未定之中。1905年，美國鐵路大王E.H.哈里曼曾在東京向首相桂太郎建議一個統一的環球的運輸系統，包括日美共同管理南滿鐵路，但外相小村壽太郎從朴次茅斯歸來，反對這項計劃，因而計劃遭到擱置。同時，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開始發展民事管理的改革。他和受過美國教育的部下、遼東巡撫[28]唐紹儀建議哈里曼投資鐵路，與日本接管的俄國修建的南滿鐵路競爭。為了吸引資本，他們建議仿效帝國主義者，建立一個開發銀行以獲取美國和英國的貸款。他們的計劃在年輕的國務院官員中迅速引起反響，這些官員懷疑日本對中國以及日本對美國貿易的意向。1907—1908年，中國官員積極推動中美聯盟的設想，一個仲裁條約事實上已在談判，而唐紹儀前往華盛頓企圖解決中國開發滿洲計劃的美方投資問題。然而，在他1908年11月30日到達華盛頓時，他的希望已因現實政治而成為泡影。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意識到中國的軟弱，現實地對待日本。作為對日本限制向美國移民的「君子協定」的回報，1908年11月30日的羅脫—高平協定試圖緩和美日之間的緊張關係。兩國認可太平洋地區的現狀，同意相互尊重對方的領土主權，堅持中國的門戶開放，以及以和平手段支持「中國的獨立和完整」。如果其中任何一項受到威脅，雙方同意交換意見。在將條約通知北京時，東京表明它完善了此前日本與英、法、俄簽訂的條約。[29] 雖然羅斯福總統對日本的強盛持有現實的看法，而且美國艦隊在1908年訪日時受到熱情款待，但是美國對日本在滿洲擴張的擔心並沒有結束，而且每個國家的海軍領導人都把對方的艦隊作為潛在的敵人。1907年日本海軍的國防計劃的中心，就是把美國作為日本的假想敵。[30]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管理根據朴次茅斯條約由俄國轉讓的鐵路線，達到了向中國有效滲透的新水平。公司的首任總裁後藤新平以前曾擔任台灣民政長官，他對滿鐵有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把計劃看作包括礦山、農業和工業的開發和運作以及鐵路附近土地的管理在內的經濟計劃的中心。後藤認為用這種方法，日本將能協調其對滿洲實行殖民化的努力，並抵消由徐世昌和唐紹儀組織的中國開發事業的成果。滿鐵是按照日本商業法建立的一個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裡。餘額出售給日本和中國的投資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後期限結束前，沒有任何中國人購買股份。由於中國人缺席，公司就這樣全部歸日本人所有。中國政府事後提出抗議，但已為時過晚。[31] 在日俄戰爭之後轉讓給日本的關東租借地的管理機關，設在位於遼東半島南端的小城旅順。旅順的阿瑟港在俄國占領下已發展成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海軍基地；乃木將軍的部隊圍攻該港，是日俄戰爭中代價最為高昂的事件。然而它的港灣淺，日本海軍在那裡只保持有限的設施。關東租借地總督的權力僅僅涉及這一有限的地區。直到1919年，總督個人指揮那裡的軍隊；當這個職位變成文職時，軍隊控制權傳給統率關東軍的將軍。 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基地在大連。大連是深水港；在滿鐵管理下，該城迅速發展成東亞主要商港之一和滿洲的門戶。從那個基地出發，公司幾乎像一個獨立政府那樣運作。最初管理鐵路的授權不久就擴大了。俄國時代的寬軌距鋼軌被標準軌距替換，一個野心勃勃的發展計劃開始運轉；而最新鐵路技術，甚至連鐵路枕木在內都是從美國進口的。由於與俄關係改善，沿南滿鐵路經哈爾濱，以及沿西伯利亞大鐵路經伊爾庫茨克的旅程，成為連接東亞和歐洲的最短路線。滿鐵從其土地徵收的稅款被增添到它的運營利潤上，而大筆款項被用於從城市規劃及道路、水和煤氣管道建設到教育和研究活動的一切事業。滿鐵的中、小學的設備經常優於那些日本國內的學校，而滿鐵的滿洲醫學院成為全中國最先進的醫學院之一。滿鐵的中國研究是另一項傑出成就；它集中於現狀的研究，當時很少有學者這樣做，從而為後來大量的日本研究現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著作奠定了真實的基礎。[32]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為保護它在關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權益，建立了關東軍。它的司令部設在旅順，它的各分遣隊駐在租借地以外。根據朴次茅斯條約，每公里鐵路線最多允許駐兵15名。這允許日本在和平時期有一個整陸軍師團駐在滿洲。這些部隊很快成為日本滲入中國的先頭部隊。 這一系列的活動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大量摩擦的根源，對此朴次茅斯條約的條款沒有解決辦法。中日關係在日俄戰爭前還算是友好的，但在日本取勝並殖民後，這種關係隨圍繞下列四個主要問題引起的衝突而迅速惡化。 第一，間島地區：這個邊境地區曾形成傳統的、沒有標記的中朝邊界。到1905年11月，當日本把朝鮮變為保護國時，它派軍隊進入間島地區，宣稱擁有領土主權。然而後來日本把該地區讓給中國，而這一地區朝鮮居民的權利則得到1909年9月關於間島的中日條約承認。但隨著日本在朝鮮推行殖民化，許多反對日本統治的朝鮮人遷到間島，因而這一地區變成朝鮮反日運動的基地。 第二，安奉鐵路問題：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曾從鴨綠江邊的安東到瀋陽修建一條窄軌鐵路，作為通往北部前線的輔助線。1905年中日北京條約把這條鐵路的管理權委託給日本。這條鐵路與釜山—新義州鐵路連接將使它成為日本與歐洲間的最快路線，也是一條從朝鮮到滿洲的軍事供應線。為此，滿鐵試圖把這條鐵路換成標準軌距。中國強烈反對，因為條約中沒有規定這種變換。日本最後在1909年夏發出最後通牒，強迫北京屈服後自行其是。 第三，煤礦：俄國已經開始開發南滿鐵路線附近的礦藏。日本接著開發瀋陽以東40公里處的撫順露天富礦。日本也經營鞍山以北的煙臺[33]高質量無煙煤礦。因為所有這些煤礦離條約中提到的鐵路地區很遠，所以它們的經營沒有條約基礎或中國的允許；最後中國政府承認這種狀態為既成事實。 第四，營口—大石橋鐵路：俄國原來曾經同意允許修建這條鐵路作為臨時措施，從營口港為中東鐵路建設運送物資，並承諾在後者完工後拆除。因此中國要求日本拆除這條鐵路。中國的真正目的是接收這條鐵路，但日本拒絕了中國的要求，並保留此路作為南滿鐵路的支線。 所有這些衝突刺激了中日關係，而日本國力的上升激發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成長。在東京的中國學生學習日本國家生活現代化進程中的榜樣，同時清政府有志改革的官員被喚起反對日本的擴張。[34]這反過來又使日本堅定其走向帝國的道路。同時，與美國達成妥協的努力正在導致1908年11月的《羅脫—高平協定》。1908年9月25日，桂太郎內閣正式通過的外交政策計劃，透露了日本堅持其在滿洲權利的決心，並正式決定使關東租借地成為日本的永久財產。[35] 日本的二十一條 1911年10月中國革命爆發時，日本政府主要關心的是保持1905年戰勝俄國後在滿洲得到的權益。由於與清政府訂有協議，而革命黨是未知因素，外相內田康哉和駐北京的公使伊集院彥吉兩人傾向於向清政府提供援助。甚至在革命遍及長江以南後，他們仍堅持這種主張；許多保守的日本人爭辯說，甚至一個由清朝統治北方的分裂的中國，也比一個由民國統治的統一的中國好。一種遍及全中國的共和制度，將成為日本君主制度的反面榜樣，也將危及日本的利益。[36]所以日本政府建議英國政府組成聯合軍事遠征隊。它也同意滿足清政府購買軍火的請求。英國拒絕了日本的建議。英國的大部分利益在革命軍控制的地域內，而援助清政府將危及這些利益。因此倫敦答覆說，雖然它贊成中國的君主立憲，但它並不認為外部干涉是可行的。當11 月13日袁世凱終於回到北京時，英國人已在扮演他與革命者之間的秘密調停人。因此甚至在袁正對日本外相伊集院宣布他支持君主立憲時，他已開始與革命黨人和談。甚至北京與革命黨人的談判代表唐紹儀也贊成共和。形勢向著袁世凱為總統的共和制方向穩步發展。於是袁世凱的熟練的政治手腕贏得了英國的支持。日本覺得在所有列強中它在中國利害關係最大，但沒有英國盟友的支持，它不能派遣軍隊，也不能要求保持清朝的君主立憲。干涉失敗後，日本政府開始與英國協力並轉向不干涉。 不少日本民間人士堅定地支持孫逸仙的革命運動。據說有600多人曾到中國參加革命。有些人曾活躍於日本的民權運動，並認為中國革命符合中國的民主化利益。多數人相信，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於從西方統治下解放亞洲是必要的。然而其他許多人，是以他們自己的利益至上作為「革命者」去中國的。最初這些日本人受到中國革命黨人熱烈歡迎，但不久他們被當作麻煩的肇事者而受到冷落。有影響的右翼分子頭山滿等知名日人跑到上海，試圖控制冒險家們的活動和行為。[37] 中國的革命力量部分由於財政原因，終止了與袁世凱議和。例如，孫逸仙抵達上海後，立即與三井公司上海辦事處接觸請求武器。它的負責人同意幾筆大的貸款；日本的目標是把漢冶萍公司置於中日共管之下。[38]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作為臨時總統在北京上任後不久，日、美、英、德、法、俄組成了銀行團，簽字同意貸款給中國。 日本已經採取了不干涉政策，外務省試圖通過在北京的談判穩定中日關係。這種努力，被未來幾十年將會損及日本對華政策的那種獨立軍事行動所削弱。戰場上的軍人比外務省的代表更具侵略性，而日本對侵略分子的專擅行為普遍接受，並縱容了他們。政府以外的日本人對政府政策的第一次挑戰，是滿蒙獨立運動。一個曾參與清朝警察改革計劃名叫川島浪速的活動分子，已經與滿族貴族成員發展了親密的私人關係。1911年革命期間，川島和一群日本軍人密謀使滿洲和蒙古獨立，並勸說滿族肅親王（善耆）領導這次行動。根據計劃，肅親王離開北京前往關東租借地的旅順，於1912年2月2日到達。但由於日本外務省一再向軍隊提出抗議，肅親王被迫脫離這次運動，並隱居旅順。（他的女兒與川島結婚。[39]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日本人的合作者而被處死。） 川島小組成功地從日軍獲得了一大批武器和彈藥。仇視漢人的強烈情緒在蒙古人中間流行，而且很少有人歡迎將來接受袁和他的政權統治的想法。兩個蒙古王公受到川島的誘惑，參加了滿蒙獨立運動。然後，武器在日本人護送下運進內蒙，用馬車從南滿鐵路的公主嶺站西運。然而，這支護送隊受到中國政府軍隊的攻擊，13名日本護衛人員和9名蒙古人喪生，這次周密的冒險就這樣結束了。但是，直到1931年滿洲事變，日本人繼續捲入滿洲和蒙古的獨立運動。[40] 非官方干涉的另一端，是日本人幫助革命黨人反袁。當1913年7月稱為第二次革命的反袁運動爆發時，它在7周內就被鎮壓了；而孫逸仙、黃興和軍事領導人李烈鈞不得不逃命。袁世凱政府請求英國和日本不要接納中國的政治避難者進入其領土。儘管外務省作了最大努力，日本民間人士和軍官還是幫助了革命黨領導人逃跑。黃興乘日本軍艦「龍田丸」從南京到上海。從那裡他乘日本私人輪船逃到香港，然後轉到另一艘開往日本門司的日本輪船。孫逸仙從上海到福州，日本輪船「撫順丸」在那裡把他接走，經台灣把他帶到神戶。李烈鈞在戰鬥失敗後，於1913年9月1日獲准在長沙的日本領事館避難，然後乘日本輪船前往漢口，從那裡他乘軍艦「伏見丸」逃脫。[41] 二次革命因三次意外事件而受到損害，這三次事件影響日本輿論反對他們政府的謹慎政策：扣壓一名日本陸軍上尉，逮捕一名陸軍少尉，以及袁軍進入南京時的暴力行為導致三名日本人死亡。東京外務省尋求以溫和外交來解決這些問題，但被這些「侮辱」激怒了的日軍要求懲罰那些責任者。當壓力升級時，外務省政治事務局局長阿部守太郎被一名強硬派青年殺害。幾千名憤怒的東京市民示威反對外務省的政策。這些壓力迫使外務省向袁世凱政府交涉。[42]東京政府最後占了上風，但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革命黨人在內，廣泛顯示了反日的猜疑和敵意。 當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時，中國馬上提出了一項二十四點聲明，表示不介入戰爭。聲明的要點是交戰國不能占據中國領土或領海，或在中國領土或領海上交戰；以及不能利用中國領土作為發動進攻的地區。交戰國的軍隊和武器如經過中國領土，將依法扣留或沒收。 至於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穩定其帝國主義利益的機會。日本從俄國獲得的滿洲的利益只要短時間去經管，而對德國曾於1895年組織三國干涉的有意侮辱現在能夠予以反擊。然而，英國試圖勸阻日本方面對德國採取軍事行動，而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等自治領甚至更反對日本捲入。英國以保護太平洋上英國商業航運免受德國武裝商船襲擊的方式，試圖限制日本參加海上行動。然而日本不願接受這樣一個受限制的角色，並於8月15日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不遲於9月15日「無條件並無償地將膠州租借地全部交給日本帝國政府，以便最後將其歸還中國」[43]。外相加藤高明的看法是，如果無償得到膠州租借地，可以在相當時間內歸還中國；另一方面，如果以鮮血和金錢的高昂代價獲得，日本不會輕易將其放棄。 由於德國沒有對最後通牒作出答覆，日本宣戰，並封鎖了德國租借地內的青島。為了儘量減少損失，日軍決定從背後進攻德國防區，但這樣做需要通過中國領土，違犯了中國的中立。東京向北京施加很大壓力，要求把山東省排除在中立區之外，但被外交部總長孫寶琦堅決拒絕。相反，中國在山東集結了大量軍隊。儘管中國懷疑日本在以武力占領後會信守諾言將膠州歸還中國，但中國最後屈服了。 1914年9月2日，日軍在山東半島北部登陸。然而日軍不是全力進攻德國在膠州灣的防區，而是以部分兵力占領濰縣，然後西向，占領通往濟南的山東鐵路全線。日軍隨後又攻占青島。然而，甚至在德國投降後，日本仍沿鐵路全線留駐軍隊。 在整個過程中，中國處境孤立。英、法、德全神貫注於歐洲的戰爭，沒有時間和資源關心亞洲。英國也感到日本的利益集中在華北，可能有助於穩定英國在華中和華南的利益。此外，因為協約國在歐洲受到很大的壓力，英國愈來愈感到需要日本的幫助，所以默許日本向中國施加壓力。俄國自己正在策劃向中國的滲透，也不反對日本的行動。只有尚未捲入歐洲戰爭的美國，給中國一些同情。但即使是美國，主要關心的仍是歐洲的戰爭，不希望為中國而與日本對抗。由於不能指望外部的幫助，最後外交部次長曹汝霖向日本人轉達了袁世凱就日本的經濟要求進行談判的意願；作為回報，希望日本嚴格控制在日本的中國革命黨人。 於是戰爭年代為日本提供了一個穩定其與中國關係的良機。由於用武力攻占的山東需要重新談判，似乎這是重新談判滿洲租借地的適當時機，不需很長時間去進行。歐洲不可能干涉。許多日本團體煽動與中國全面解決；老政治家們認為，鑒於歐洲自相殘殺，意見一致是重要的，同時，各種各樣的激進團體提出了全面推翻中國政權的理由。甚至再度在日本避難的孫逸仙，也認為他看到了幫助反對袁世凱的機會。不消說，軍隊領導人態度特別堅決。 外務省及時制定了十四條要求表，列為四號和七點「希望」（第五號），大隈政府在11月11日的內閣會議上正式通過。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公使在北京直接把它們交給袁總統，並以一種傲慢的方式對它們進行解釋；他向袁保證，如果它們被接受，日本將控制在日本的中國革命黨人和留學生。 日置益要求袁對要求內容和談判過程保密，但北京政府通過年輕的外交官顧維鈞很快把要求的內容泄露給美國公使保羅·芮恩施。孫寶琦辭去外交部總長，由陸征祥接替。然後開始了緩慢的談判過程，其間袁耗盡了日本人的耐心。在84天中，進行了25次正式談判和20次非正式談判，作了許多修改。[44]在談判過程中，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要求以及談判的方式越來越不安，而美國輿論則轉向反對日本。國務卿威廉姆·詹寧斯·布賴安最初準備接受日本大體上不談「第五號」的保證，但當明白日本人並未對他坦誠相告，以及芮恩施公使應中國的警告從北京發回日本人侵略的緊急預告時，威爾遜總統接過來指導美國的反應。[45]最後東京放棄了「第五號」，並於1915年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於是中國屈服了。5月9日晨一時，新任外交部總長陸征祥和次長曹汝霖來到日本使館，並按他們的最後修訂文本接受了要求。最初要求與最後要求之間的區別，包括它們的長期效應，可以用下表概括。 按帝國主義的先例來看，二十一條並不包含什麼新東西；除滿洲租借地的擴張外，它們也不意味日本在中國更有地位。它們符合列強在華所獲特權的順序，也沒有直接威脅美國的經濟利益，或直接與貿易方面「門戶開放」的總原則對抗。[46]日本人把第五號「希望」，看作是給予他們的同胞以西方傳教士已經享受的權利；中國大多數派系都已尋求日本的顧問和武器。日本外交的遲鈍和愚笨是要求的特色。全世界特別是美國注意到一個詭計多端的日本在西方列強全神貫注其他地區時欺負虛弱的鄰邦。由於要求保密，日本外交官使中國政治家因泄露假定並不存在的要求內容而惶恐不安。1915年5月，日本人向袁世凱提出的最後通牒，使其感覺遲鈍到了頂點。在中國人原來不同意的各個方面，這份最後通牒並沒有使日本有多少收穫，但為每年5月25日成為國恥紀念日提供了象徵。日本企圖阻止中國的共和民族主義保衛自己的地位，而這種企圖以推進民族主義並使其集中為反對日本而告終。二十一條使中國和美國大眾如此激憤的原因是它們的不合時宜。它們是按照19世紀90年代帝國主義的掠奪精神炮製的，但晚了20年，在中華民國和美國的進步運動興起之後。從任何意義上說，它對日本是一次得不償失的勝利。 二十一條 續表 日本的影響和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從世界大戰一開始，英國就希望中國加入協約國一方。日本政府不贊成這樣做，認為中國參戰將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從而降低日本作為中國的領導者和代言人的地位。與日本磋商後，英國決定在沒有日本預先同意前不就中國參戰進行談判。 日本強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就是這種諒解的結果，而且日本政府繼續欺騙袁政府。同時，日本在野人士繼續利用滿、蒙少數民族反對中國人的情緒，陰謀把滿洲從中國分離出去，而另一些日本人則繼續公開同情孫逸仙周圍的南方反袁革命力量。於是，當1915年末袁世凱企圖建立一個以自己為君主的新王朝時，日本政府和在野人士同樣強烈反對。日本尋求英國支持，然後尋求美國、俄國和法國支持，逼迫袁推遲實行君主制的計劃。除美國外，所有國家都贊成。 1915年12月反袁運動在華南發動，而且勢力增強以後，日本政府於1916年3月決定承認南方革命力量為與北方平等的交戰團體，並暗中支持那些幫助南方革命力量的日本活動分子。同時，在中國北部，日本活動分子得到日本軍方秘密提供的軍火，再度策劃圍繞當時隱居旅順的肅親王的一次滿蒙獨立運動。日本外務省本身暗中支持這些做法，向袁政府施加壓力。但袁世凱於1916年6月逝世。日本軍方認為這次運動成功希望微乎其微，因而撤回了它的支持。獨立軍瓦解，結束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 隨著袁世凱去世，控制軍隊的段祺瑞迅速加強了內閣的行政權，但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不僅與黎元洪總統，而且也與國會發生衝突。為了增強他的政治影響以及鞏固他個人的權力基礎，段計劃與政情也在變動之中的日本發展更為緊密的關係。1916年10月，大隈重信首相由寺內正毅取代，而加藤高明外相由本野一郎取代。寺內計劃通過他任朝鮮總督時代以來的密友西原龜三接近段內閣。 在這一時期，美國與德國之間的關係繼續惡化。1916年4月，美國抗議德國的潛艇攻擊後，德國保證限制潛艇。然而1917年1月31日它改變了立場，宣布準備恢復無限制的潛艇戰。威爾遜總統立即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係，美國於2月3日號召中國和其他中立國也這樣做。北京政府要求美國提供一筆貸款作為酬勞。 隨著戰爭進行，歐洲協約國面臨法國勞工短缺，於是從中國招募了14萬勞工。1917年2月，一艘載有900名華工的法國船在地中海被德國潛艇擊沉，542名華工喪生。為了對付德國的潛艇活動，協約國求助於日本海軍。英國在上月已請求日本派驅逐艦進入地中海，而日本則乘機要求英國支持日本獲得以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以及德國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領地。日本政府向俄、法、意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所有四國都私下保證，在將來任何和平會議上支持日本的要求。此外，中國的段政府目前正準備改善與日本的關係，而戰爭突然加強了日本的經濟實力，也恰好使歐洲特別是英、法在東亞的勢力突然削弱。基於這種新的原因，日本政府現在改變了政策，同意中國參戰。[47] 1917年1月，西原安排了500萬日元的貸款給段政府。於是開始了「西原借款」。在短期返日後，西原於2月回到北京，並通知中國政府如向德國宣戰，可望得到充分得多的援助。西原多次會見段總理，強烈要求他參戰。段不顧副總統馮國璋的反對以及黎總統更強烈的反對，最後同意了。1917年8月14日，段政府向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馮最後在這個問題上與段取得一致，但黎元洪仍堅決反對，促成一場激烈的內部權力鬥爭。作為中國參戰的交換條件，段希望從列強得到財政援助，以增強他本人在國內的領導地位，並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段的政策得到中國內部三種勢力的支持：第一，段本人領導的北洋軍閥的皖系；第二，曹汝霖周圍的集團，西原借款的主要渠道；最後，議會中梁啓超周圍保守的共和黨人。後者反對革命黨和孫逸仙的國民黨。積極反對中國參戰的是那些有商業利益的人，他們希望從中立中保持繁榮，而國民黨則擔心參戰會使段政權得到加強。 在日本駐北京公使林權助的推動下，日本政府決定全面援助段祺瑞，首先通過增加西原借款，並禁止一切給南方國民黨的借款、軍火和民間幫助。段和南方革命者之間的衝突加劇了。到1917年8月末，134名反段國會議員在廣州開會，選舉孫逸仙為新的軍政府的大元帥。 隨著段政府宣戰，日本對他的援助大量增加；在1917年和1918年兩年間，向段政權提供了約14500萬日元，相當於約7250萬美元的共八筆西原借款（其中只有500萬日元得到償還）。這些借款受到以國民黨為首的反段分子的猛烈攻擊，因為這使國內的不和升級，而且支持了反動政權。於是這項借款成了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成長的催化劑。[48] 段與寺內政府之間的勾結並未就此結束。當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新的蘇維埃政府通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中止了與德國和奧匈帝國的衝突時，日本懷疑蘇維埃與德國結盟。出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擔心，它尋求阻擋西伯利亞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浪潮，並為此建議與段政權結成軍事同盟。1918年3月25日，日本外相本野和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東京同意合作以對抗俄國境內敵對勢力的增長。5月16日，兩國簽訂了一項秘密的軍事互助協定，接著又分別簽訂了一系列詳細敘述陸軍和海軍合作的協定。這些協定的條款中日雙方都秘而不宣，兩國只聲明談判在進行中。這種神秘狀態加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擔心，他們擔心中國軍隊基本上正被置於日軍控制之下，也擔心這些協定只是日本滲透的另一種表現。全中國爆發了反對協定的示威，而大量中國留日學生在抗議聲中回國。[49] 日本政府積極維護段祺瑞的立場，事實上從財政和軍事兩方面加強了段政權，並對華南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反段力量造成了不利影響。因此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一開始就面臨難以逾越的障礙，歸於失敗。無論如何，日本和段政權之間簽訂的軍事協定，隨20年代中期段政權的倒台而失去所有影響。1921年1月28日，中國通知日本全部廢除這些協定。 與上海的南北和會幾乎同時召開的是巴黎的凡爾賽和會。當和會拒絕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的要求時，中國代表團退席，1919 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遊行示威。外交事務對國內政治的衝擊再清楚不過地得到了證明。[50] 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英國、法國和荷蘭儘管被戰爭所耗竭，但仍想維護在太平洋和遠東的利益。但這樣做需要美、日兩國的合作，這兩個國家不只沒有受到歐戰損害，而且也從那裡獲得了經濟利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正警惕日本近期的擴張，英國也感到有必要獲得美國的好感以遏制日本。然而，英國同時需要它的同盟者日本的友誼，來保護自己在中國的利益。為此種種，英國人希望召開一次廣泛的會議，一攬子調整與自治領、美國和日本的關係。[51] 自從日俄戰爭以來，美國與日本經常因中國而發生爭執。然而，雖然兩國政府作了最大努力，移民問題仍使緊張加劇。當戰爭削弱了歐洲經濟時，這兩個經濟繁榮的國家在太平洋上進行激烈的海軍競賽。日本雖然缺乏美國那樣的自然資源、資本積累和生產能力，但仍實施軍備擴張計劃以對抗美國的海軍建設，把沉重的負擔強加給它的人民。1920年，軍費占日本政府全部經費的48%，1921年占49%。為了減輕這種負擔，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是絕對必要的。 美國也覺得海軍競賽是個經濟負擔。它更進一步看到需要以某種方式回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中國的突然推進。1917年11月2日，國務卿羅伯特·藍辛企圖於《藍辛—石井協定》的換文里，以同意承認日本某些特殊權利的方式來保持中國的門戶開放。在華盛頓進行的藍辛與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之間的幾輪談判，其結果有兩個基本點。第一，承認有相鄰邊界的國家之間存在特殊的關係。在此基礎上，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第二，保證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並信守工商業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原則。然而，戰爭一旦結束，美國就修改了它的調和立場，並開始試探各種選擇，認為舊的帝國主義外交現在應當由東亞國際新秩序取代。1918年，美國曾建議應設立一個美、英、法、日銀行團向中國提供借款。1920年華盛頓又要求廢除英日同盟，因為這是保護日本向中國滲透的手段。 作為這個過程的一部分，華盛頓會議於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召開。軍備和遠東關係在平行的小組會上討論。中國代表施肇基致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體系。他保證各條約國在中國工商業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但要求所有有關中國的協定必須公布，簽約時必須有中國參加，有指定的期限，並作出有利於授予者的嚴格解釋。[52] 這時日本自己正在經歷一場民主運動（例如，男子普選權在1925年成為法律），同時蒙受1918年以來在西伯利亞的反共干涉的負擔。由此日本需要與美、英協調關係，並尋求與美英的中國政策步調一致。日本就最終恢復中國的全部主權採取合作態度，同時擁護在中國的無限制、無條件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同意將來談判廢除治外法權。 最後，通過審議關稅、勢力範圍、門戶開放和禁止向中國提供軍火等16項個別的條款，產生了有關中國的兩個條約和九項決議。英日同盟結束，四國條約（英、法、日、美）取而代之，但是沒有任何軍事條款，只承諾進行磋商。海軍限制條約同意英、美、日艦隊的比率為5∶5∶3，這會把日本封閉在它的領海里。關於中國，列強最後同意單獨召開一個目的在於廢除治外法權的會議。關於關稅事務，鑒於中國政府嚴重的財政困難，主要目標是增加中國政府的歲入。同時有一個條約準備修改關稅稅率，倡議將來召開會議修改整個關稅體制。最重要的是1922年2月6日關於中國的九國公約，它把嚴格的和具體的關於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條款結合起來，並反對關於中國鐵路的不公正待遇。從1921年11月1日到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國通過直接談判解決了山東問題，兩國簽訂了一個條約，把以前德國的膠州租借地歸還中國。日本從山東撤回所有軍隊。青島海關併入中國海關，膠濟鐵路及所有財產移交中國。 華盛頓會議提出了很高的理想，但是沒有提供實現的方法。中國的主權仍受不平等條約體系損害，部分是因為中國在1922年分裂為北京和廣州兩個政權，沒有一個單獨的政府能行使主權。同時，蘇聯和德國被排除在新體系之外。初看起來，主要的實際結果是消極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擴張已被壓回1905年的邊界。列強的擴張已被放棄，但只是由九個簽字國而且只是在紙上被放棄的。 另一方面，一些歷史學家爭論說「華盛頓列強」——特別是美、英、日——成功地結束了敵對和互相猜疑的年代，並終於正在嚴肅地採納在遠東合作行動，把動盪減少到最小程度的思想。在這一點上，英—美—日外交可以被看作與戰後歐洲的發展相仿佛，近來的歷史學家已在其中發現了一種在表面仇恨下的國際主義合作的模式。「非正式協定」一詞適用於戰後英、美中東關係的模式，也許也適用於華盛頓會議後的東亞事務。的確，沒有固定的機構來推行集體行動；但三國選擇了以協定代替敵視，並以合作的競爭代替單方面的或個別的行動。[53] 人們對華盛頓會議時期的說明，大概最後以其對20年代的看法為轉移，或者看作短視和失敗，為以後10年帶來災害的10年，或者看作一個認真致力於重建國際秩序的時代，這種努力一直持續到今天。按照後一觀點，這次會議代表了對遠東新秩序的一種探索，與在歐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類似探索是平行的。於是，中國外交事務的歷史作為爭取規定全球體制以保證國際安全和國內穩定的一章而呈現其意義。 華盛頓會議體系應當成為這樣一種體制。不幸的是，它從來不可能穩定。首先，中國的政治和財政動盪威脅著它。甚至當1922年會議閉幕時，西方和日本宣布中國正處於政治崩潰的邊緣；北京政府不再能發全薪給它的官員；教師的薪水已欠了幾個月；不能開課；北京市場狀況急劇惡化。政府財政看來無法修補，內閣五次更迭。 然後在1923年5月6日，津浦鐵路的藍鋼皮快車在臨城受到了一千多名土匪攻擊，[54]土匪殺死了一些中國旅客，並帶走了一百多人，包括約16名外國人，其中一名婦女屬洛克菲勒家族。北京政府驚慌失措，命令釋放外國人質。最后土匪在12日釋放了人質，但這使每一個人想起北京政府軟弱無能。外國政府共管中國的爭論又被認真地提出來了。如果一個政府不是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政府而存在，那是因為列強願意承認它這樣。因為列強需要一個中央政府來償還中國的借款，就外國的新利益進行談判，並按照國際法處理各種事務。如果沒有一個溝通它們利益的主渠道，列強將不得不與大量地方軍閥分別談判。因此，北京政府作為中央政府是一種嘲弄——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虛構——但它是由列強扶持的。儘管政治動盪，它們還是在1925年召開了一次特別關稅會議，按照華盛頓會議協定來討論修訂關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會議的召開與國民黨及其共產主義同盟者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北伐恰好同時，他們譴責華盛頓會議是帝國主義的共謀，並要求把全部主權無條件歸還中國。同時軍閥與外國的勾結正一浪高過一浪，張作霖和段祺瑞與日本的關係，吳佩孚和陳炯明與英國的關係，以及馮玉祥和國民黨與蘇聯的關係就是例證。 莫斯科與中國的雙重接近 在華盛頓會議列強已籌劃逐步改革，在將來某一時間廢除條約體系的時候，蘇維埃革命更加積極地接近中國的國內問題和國外問題。列寧很早就陳述了落後國家可以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後備軍的觀念。1913年5月18日，《真理報》刊登了一篇題為《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的短文。列寧的主要觀點可做如下概括：（1）垂死的歐洲資產階級仍然通過它的政府控制著一切。而且，歐洲資產階級是唯一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死敵。（2）這些資產階級政府聯合亞洲中世紀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統治亞洲殖民地。其結果是殖民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聯合反殖民運動推進了這些亞洲殖民地的民主運動。因此，亞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是進步的，而控制歐洲的資產階級則是落後的。 因此，列寧相信歐洲的無產階級與亞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可能結成同盟。同樣的觀念鼓舞約瑟夫·史達林在1918年寫下了《不要忘記東方》。這一思想在1920年莫斯科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被具體採納。落後的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於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這就是說，他們被看作是民族主義的旗手。但在某一階段，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會走向反面，成為無產階級的壓迫者。大會同意只有在資產階級是真正的革命者時，落後的殖民地無產階級運動才能支持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馬爾帕夏的民族主義運動是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並積極支持它。下一個是中國。大約在辛亥革命時，列寧就認為孫逸仙捲入的政治形成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莫斯科的主要中國政策就這樣形成了，中國的無產階級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結成聯盟，共同奮鬥，莫斯科援助這項事業。由共產國際負責執行計劃。 莫斯科的第二個計劃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個軍閥政權的工作。[55]革命工作的基本原則就是把敵人減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度。列寧在1920年的文章《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釋了他的思想，即利用敵人營壘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衝突，尋求與群眾聯盟的一切可能。（史達林在1924年的著作《列寧主義基礎》里作了類似的論述。）因此，在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掌權後，儘管他們的權力基礎還不穩固，並受到內部反革命勢力和外部干涉的擾亂，但他們有責任以某種方式與鄰國結盟，或者撇開這點，至少同那些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使它們與莫斯科的敵人，即反對革命的俄國軍隊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國斷絕關係。此外，甚至北京政府和軍閥也能在受民族主義感情驅使他們與日英帝國主義對抗的範圍內，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減少敵人的說法，與北京政府改善關係的主意看來確有希望。蘇聯政府本身對此承擔了責任。 簡言之，莫斯科試圖以雙重接觸的政策來支持和擴大中國的社會主義勢力：通過第三國際幫助中國的革命力量，同時通過蘇聯政府促進與中國革命力量的國內敵人（如北京政府和軍閥們）的友好關係。 十月革命後，蘇俄立即主動接近北京政府，並呼籲恢復外交關係。然後在1919年7月，蘇俄通過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終止對庚子賠款的權利，並準備放棄舊沙俄在中國的一切其他權益；接著在1920年9月提出了更具體的建議。兩個聲明放在一起稱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緊接著「五四運動」來臨，當時收回權利運動在中國正接近高潮，這項宣言在中國朝野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東鐵路問題沒有解決，蘇聯乾脆地拒絕放棄它。1922年，一位蘇聯高級外交官越飛開始在北京討論恢復外交關係。（當時他在北京從後藤新平那裡接到訪問日本的邀請，他在日本恢復甦日外交關係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後來他被指控為托洛茨基分子，並於1937年自殺[56]。）接著在1923—1924年間，加拉罕在北京主要與中國外交部總長顧維鈞進行了漫長的談判，於1924年最後完成了以下列三條準則為基礎的恢復外交關係的協議：（一）廢除不平等條約；（二）中國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三）中蘇共管中東鐵路。 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先後努力接近國民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考慮組織中國的革命力量。[57]1920年春，格利高里·維經斯基以共產國際遠東部負責人的身份出現在北京，並會見了李大釗。由於李的熱情介紹，維經斯基前往上海會見陳獨秀。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按照共產國際的形勢分析，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政黨。由於它是革命的，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必須與它合作。問題是應採取怎樣的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在杭州對此進行了討論。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馬林（亨德里克斯·斯內夫利特）[58]主張合作應在國民黨內部進行，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內部跨黨」戰略）。陳獨秀表示反對，他主張與國民黨的合作在黨外進行。經過激烈的爭論，馬林宣布黨應當嚴格遵守共產國際的指示，於是他的觀點占了上風。[59] 然後，越飛拜訪了當時從軍閥陳炯明那裡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孫逸仙；結果於1923年1月26日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宣布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中國條件的條目表現了越飛的一個主要讓步。孫於2月再次被邀請到廣州領導一個新政府，這個政府與莫斯科的交往變得出乎意外地主動。8月，蔣介石和張太雷被派往蘇聯幾個月，學習蘇維埃的軍事組織及政治代表制度。政治顧問鮑羅廷大約於11月啟程來到廣州，軍事顧問瓦西里·勃魯徹將軍（在中國稱為加倫）隨後於1924年抵達。與他們同來的是援助和軍火。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在1924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按照國民黨新的「聯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規定，李大釗和另外兩名共產黨員被選為由24人組成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委員。毛澤東的名字出現在17名候補委員的名單上。 隨後的共產國際—國民黨聯盟的變遷，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戲劇之中。這次中蘇合作進行革命的社會政治內容，已在本書上卷中詳細論述。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的開始，這種影響以不同方式延續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種國際秩序結構；這種結構的基礎，是保證莫斯科牌的共產主義將不可避免地席捲世界。由於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北伐，華盛頓會議列強處於守勢並進行各種調整。 中國的國民革命和列強 蔣介石總司令領導的國民黨國民革命軍以統一全國為目標，於1926年7月經湖南北上。長沙於8月12日，岳州於18日，漢陽於9 月6日，漢口於7日，武昌於10月10日，九江於12月4日，南昌於12月7日相繼陷落。潛伏在這種攻無不克的軍事掃蕩背後的，是國民黨左派與蔣介石周圍的反共新右派之間不斷增長的不和。共產國際認為奪取中國革命領導權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它發出指示，實行徹底革命的方針。 在此以前，英國曾採取反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硬路線，1926年12月改變方針，並且宣布了溫和的對華新政策。然而，隨著民族主義潮流更加洶湧澎湃，英國尋求緩和的希望破滅了。1927年1月4日和9日，大量的示威者分別衝進了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英國無法派出援兵，最後通過一個歸還租界的協議，放棄了這些租界。[60] 南京於3月24日陷落時，六名外國人在革命軍士兵的暴行中被殺。長江上的英、美炮艇從江中轟擊這座城市，幫助他們的同胞撤退。集合在南京領事館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軍軍官和部隊的搜查。一些人受到粗暴對待，另一些人受到槍托的敲打，財物被毀，但未作任何抵抗。碰巧在領事館建立通訊聯繫的海軍官兵拆掉他們的機槍，並應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們的武器藏在一間後房裡，以免他們的武器刺激中國士兵。其結果是雖然發生了暴行，但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無事。 這次南京事件的後果是，英國加強了在上海的防衛，並要求日本和美國也這樣做。美國派遣了援軍，但試圖避免刺激中國的民族感情。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貫徹他的不干涉中國的原則。由反對黨政友會領導的對幣原溫和對外政策的批評，在一段時間裡曾有所加強。此外，軍部和參謀本部雙方都支持與英國採取聯合軍事行動，認為英國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天的困境。 幣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認為，第一，日本真正的在華利益不在領土而在市場。第二，如果國民政府確實想把全中國置於它的控制之下——看來這是可能的——日本應該避免摩擦。第三，正在出現分裂的跡象，因為國民政府內部親共分子與反共分之子之間的衝突加劇了。最後，如果中國不答覆日本的最後通牒，並拒絕日本的要求，怎麼辦？外國支持蔣介石會使之像一個叛徒。除了讓蔣介石自己把共產黨清除出國民政府外，別無其他有效的辦法。當然這是他在1927年4月的流血政變以及隨後的剿共行動中所做的事。 由於蔣的反急進政變，華盛頓會議體系可望最後到位。中國終於有了一個有希望保持穩定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反對蘇聯——一個留在華盛頓框架之外的強國。華盛頓列強雖有分歧，但它們並沒有完全放棄在中國互相協商和合作的原則。不幸的是，1927年後的歲月表明，在國內動亂不僅席捲中國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國家的時代，在遠東創造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是多麼艱難。 這段無休止的動盪歷史，將在下一章中論述。在這裡，1927年後中日關係的梗概應足以說明，實現一個被國內勢力所接受並為其所支持的國際秩序模式是極端困難的。 蔣介石採取反共行動，展現了條約國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在同一個月里，日本內閣易手。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陸軍大將田中義一。作為反對黨的領導人，田中從來沒有放棄過批評其前任幣原對華政策軟弱的機會。現在田中突然有了採取他的強硬對華政策的職位。[61] 在北伐的1927年階段，當革命軍於5月迫近山東省時，田中以保護日本僑民為名派軍隊到山東。中國軍隊撤回魯南，避免了一場衝突。1928年4月北伐重新開始，田中再次派兵進入山東。較早占領濟南的中國軍隊與那裡的日本軍隊遭遇，經過一些小事件之後，雙方於5月3日發生衝突。受反帝情緒驅使，有些中國士兵出來殺了11名日本平民。日本軍隊對中國軍隊發動大規模的行動，並把他們逐出濟南近郊。中國軍隊繞開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進軍。雖然未與日軍發生進一步衝突，但是濟南的戰鬥，甚至在蔣的政治上溫和的部隊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緒。 張作霖大元帥被這些中國軍隊打敗，於6月3日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他的瀋陽大本營。第二天清晨，恰好在瀋陽這一邊的一場大爆炸中喪了命。他的被暗殺是由一小撮日本軍官策劃的。他們的想法是，張作霖的死將使滿洲群龍無首，並陷於混亂。然後日軍將以恢復秩序而干預，並占領滿洲。[62]但與此相反，滿洲並未陷入混亂。當時在北京的張學良趕回瀋陽，他對父喪一直秘而不宣，直到7月21日年輕的張學良繼位。暗殺不久就被確認是關東軍乾的，但張學良認識到發布這條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擺布，所以保持了沉默。 在提防日本搗亂的同時，這位滿洲的新統治者也發現他被中國民族主義收回主權的要求所吸引。首先他與他父親的宿敵國民黨拉上了關係，然後他在滿洲升起了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與南京政府的秘密談判結束後，滿洲於1928年12月29日易幟。張加入國民黨，並被任命為東北邊防軍總司令。此後，張逐漸採取反日政策，而中國人在滿洲的反日運動趨於公開化。日本商人受到損害，甚至實力雄厚的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也出現赤字。接著1929年末的大蕭條時期來臨了。 一系列的事件標誌著滿洲的形勢正在惡化。在滿洲的朝鮮農民據說一度曾達到200萬人，主要從事水稻種植。但是1931年中國的反日運動更廣泛組織起來了，來自朝鮮的農民在1910年是日本的臣民，他們生活在日本政權難以到達的邊遠地區，忍受著無數事件的衝擊。滿洲的朝鮮族人下降到大約80萬。 1931年，大約400名朝鮮農民租佃了長春以北萬寶山的土地，並開始以艱苦的勞作把它改成稻田。然而，中國當局禁止他們定居，並命令他們離開。由於日本領事的抗議，命令暫時撤銷了。但是在7 月1日，大約800名中國農民襲擊了這片土地，並開始破壞新的灌渠。侵入者與從長春附近趕到出事地點的日本警察之間爆發了一場衝突。這成了日本報紙的頭條新聞，而在一段時間裡，朝鮮各地的朝鮮人對當地的華僑採取了激烈的報復行動。 這時日軍的頭號假想敵是蘇聯。萬寶山事件期間，日軍參謀本部派遣軍官中村震太郎上尉進入西部滿洲測量地形，為對蘇戰爭作準備。張學良部下狂熱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並槍殺了他。被指控的兇手最後於1931年9月18日被帶到瀋陽，而且日本領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為9月18日是瀋陽事變之夜。一小撮關東軍軍官炸毀了一段南滿鐵路；並以此為藉口，向中國軍隊發動了進攻。不到半年，全滿洲已落入日軍之手，並被從中國分離出去。日本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焦點。在僅僅20年內，清朝的東亞地區秩序、華盛頓會議條約國所設想的國際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夢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為中華民國的國際模型，都已證明是徒勞的。 * * * [1]本章著者非常感激道格拉斯·雷諾茲、馬里烏斯·詹森和入江昭協助完成本章的英文譯本。 [2]見約瑟夫·弗萊徹：《1800年前後清代的亞洲腹地》，《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2章。 [3]W.L.蘭格：《帝國主義外交：1890—1902年》仍是這方面的名著。 [4]馬克·曼考爾：《俄國與中國：1728年以前的兩國外交關係》。 [5]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7章（約瑟夫·弗萊徹文）。 [6]王賡武：《明初與東南亞的關係》，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的中國對外關係》，第50—60頁。 [7]莫里斯·羅薩比編：《中國在對手之中：中央王國及其鄰國，10—14世紀》。 [8]韓德：《特殊關係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見該書第4章《李鴻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國，1879—1895年》。 [9]理察·J.史密斯：《僱傭兵與官吏：常勝軍在19世紀的中國》；費正清：《依靠條約的共同統治》，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10]本書上卷第1章。 [11]見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第143—145頁。 [12]關於這些趨勢，見莫里斯·羅薩比：《1368年迄今的中國與亞洲腹地》。 [13]關於這個過程，見約瑟夫·弗萊徹：《衰落中的蒙古遊牧社會》，《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8章。 [14]托馬斯·E.尤因：《處於兩大國夾縫中？中國和俄國在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39頁和各處。見彼得·S.H.唐：《俄國和蘇聯在滿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7—13章的全面敘述；又見羅薩比：《中國與亞洲腹地》第9章更近的概述。1917年以後的事件在B.希倫德夫和M.桑吉道爾吉編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第3卷《現代時期》中有敘述。 [15]中華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承認蒙古獨立。——譯者 [16]H.E.理查森：《西藏簡史》第7章《1914年西姆拉條約》；克萊夫·克里斯蒂：《英國、中國與西藏的地位，1914—1921年》，《現代亞洲研究》季刊第10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481—508頁；阿拉斯泰爾·拉姆：《中印邊界：邊界爭端的起源》。 [18]入江啟四郎：《中國邊　疆與英俄角逐》和羅薩比：《中國與亞洲腹地》，第220—229頁。又《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4卷，第11—13頁。楊增新在新疆保持的中國統治，在國民黨政府的控制於1943年得到重申以前，由1933年奪取權力的盛世才繼續，盛世才是蔣介石下面的一個日本　訓練的軍官，他處決了許多反對者，並與俄國人交往。關於最近研究得到的評價，見陳福霖：《盛世才在新疆的改革計劃：理想主義還是機會主義？》。 [19]所以理察·斯托里為他1979年的著作選用書名為《日本與西方在亞洲的衰落，1894—1943年》。關於這一節的一般環境，見馬里烏斯·B.詹森：《日本與中國：從戰爭到和平，1894—1972年》，又見喬舒亞·福格爾：《政治與漢學：內藤湖南（1866—1934年）個案》。 [20]見約瑟夫·弗萊徹：《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7章，《東北滿洲的喪失》。又見羅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滿洲邊疆》和韓德：《邊防與門戶開放》第1章。 [21]關於英日同盟和日俄戰爭，見伊恩·尼什：《英日同盟：兩個島嶼帝國的外交，1894—1907年》；岡本俊平：《日本寡頭政治集團與日俄戰爭》；約翰·A.懷特：《日俄戰爭的外交》；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1922年》第2卷《英日同盟與日俄戰爭》。 [22]秘密草約收入約翰·馮·A.麥克默里編：《1894—1919年與中國締結或涉及中國的條約和協定》第1卷，第554頁；懷特：《日俄戰爭的外交》第341頁和韓德：《邊防與門戶開放》第159—161頁討論到這個草約，但對草約的效力表示懷疑。 [23]該條約的簽字日期應是12月22日。——譯者 [24]關於條約中心點和措辭的含糊，見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關係研究》第70頁，尼什斷言「1911年條約基本上是消極的」。 [25]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280—281頁。 [26]韓德：《特殊關係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第3章《排外政治和外交，1879—1895年》。 [27]史蒂芬·R.麥金農：《清帝國末年的權力與政治：袁世凱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 [28]Govermor of Liaotung，應為奉天巡撫。——譯者 [29]赫伯特·克羅利的《司戴德》和芮恩施的《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的敘述已為韓德的《邊防與門戶開放》的敘述所取代。又見雷蒙德·埃斯瑟斯：《西奧多·羅斯福與日本》；查爾斯·E.諾伊：《不可靠的友誼》；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遠》。條約文本收入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312—313頁；美國國務院：《美國對外關係，1908年》，第511—512頁。 [30]角田順：《滿洲問題與國防方針》，第705頁以下。 [31]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9集第1冊，第650頁以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2卷，第732—809頁，載有後藤新平關於滿鐵的專題報告和10年計劃。這個地域的管理引起軍部領袖和文官領袖之間爭奪最高權力的尖銳衝突。 [32]約翰·揚：《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調查活動，1907—1945年：歷史和書目》。 [33]此處的煙臺，不是山東省的煙臺。——譯者 [34]馬里烏斯·詹森：《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6章。 [35]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305—309頁。同一報告強調指導將來日本移民到大陸以加強日本在大陸的地位之重要性。 [36]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中國事件》特卷，第382頁以下。又見馬里烏斯·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和池井優：《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亞洲研究雜誌》第25卷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27頁。 [37]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第2卷，第476頁。又見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關於孫逸仙的親密合作者宮崎滔天的情況，見宮崎滔天：《我三十年的願望》。 [38]中島正郎編：《續對華回顧錄》第2卷，第153頁以下。然而，孫逸仙先往英國力請英國政府反對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幫助清政府的建議。關於這個建議和其他借款建議的討論，見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第146頁；艾伯特·A.奧爾特曼和史扶鄰：《孫逸仙與日本人：1914—1916年》，《現代亞洲研究》第6卷第4期（1972年10月），第385—400頁；韋慕庭：《孫逸仙：壯志未酬的愛國者》，第78頁以下。 [39]善耆的女兒金碧輝（日本名川島芳子）為川島浪速的養女，曾遭川島強姦，但並未與川島結婚。——譯者 [40]栗原健編著：《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日俄戰後起至大正期止》，第139頁以下。又見緒方貞子：《在滿洲的挑戰：日本對外政策的形成，1931—1932年》。 [41]關於第二次革命，見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第159頁以下；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第154頁以下。 [42]栗原健編著：《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第87頁以下。 [43]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381頁。 [44]馬德琳·池：《中國外交：1914—1918年》；馬德琳·池：《曹汝霖》，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於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崛川武夫：《遠東國際政治史概論》；朱葆瑨：《顧維鈞：中國外交官與民族主義外交個案研究，1912—1966年》，第10頁；詹森：《日本與中國》，第209—223頁。 [45]芮恩施的記事，在他所著《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華盛頓的反應在阿瑟·S.林克：《威爾遜》第3卷《為中立而鬥爭，1914—1915年》中得到可靠的論述。 [46]詹姆斯·里德：《傳道精神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1915年》第5章。 [47]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第104頁以下。 [48]見鈴木武雄編：《西原借款資料研究》。 [49]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第127頁以下。 [50]見本書上卷，第8章（史華慈著）。 [51]見羅傑·丁曼：《太平洋的軍事力量》；托馬斯·巴克利：《美國與華盛頓會議》；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年》。 [52]《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第866—868頁；田村幸策：《大東亞外交史研究》第2卷。 [53]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第1章；喬恩·雅各布森：《有20世紀20年代的新國際史嗎？》，《美國歷史評論》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頁；邁克爾·霍根：《非正式協約》；伊恩·尼什：《英日疏遠，1919—1952年》。 [54]陳劉潔清（音）：《臨城事件》，《東方研究雜誌》第10卷第2期（1972年7月）。 [55]關於蘇聯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參考王聿鈞：《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梁肇庭：《中蘇外交關係，1917—1926年》。 [56]越飛自殺時間應是1927年。——譯者 [57]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派打交道的詳情，見韋慕庭和夏連蔭編：《有關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在華蘇聯顧問的文件，1918—1927年》；理察·C.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1—1931年》；艾倫·S.惠廷：《蘇聯在中國的政策，1917—1924年》；羅伯特·C.諾思：《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員》。 [58]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頁。 [59]這些發展在本書上卷第10章（陳志讓著）和第11章（韋慕庭著）得到更充分的論述。 [60]關於這些發展的詳細情況，見本書上卷韋慕庭著：《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1928年》。 [61]威廉·F.莫頓：《田中義一與日本對華政策》。 [62]加萬·麥考密克：《中國東北的張作霖，1911—1928年》；馬場伸也：《進退維谷的日本外交：關於日本對華政策的新見解，1924—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