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十二章　中國的資產階級，1911—1937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是標誌資產階級的誕生，至少也是標誌其開始成為中國經濟與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力量。明清兩代商人階層的發展，使得資產階級有可能在沿海大城市中出現。18世紀的人口增長和區域間貿易的擴展，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城市人口據估計已達2400萬。[1]商人們在各方面也加強其活動。各地區的會館在全國猛增，在《南京條約》規定將寧波和上海闢為商埠開放對外貿易之前，各種形式的信貸已經在各地區出現。[2] 19世紀後半期，西方的勢力進入到中國，給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動力，並引起了中國經濟巨大的變化。在城市占統治地位的各階層，都急於想從中獲利，官僚和商人各有其優勢。前者握有行政管理權及財政權，有責任感和領導能力；後者擁有個人財富，而且互相團結，並熱心於變革。在兩者既不情願的合作，又部分地互相融合中，產生了一個界限含混的精英階層，即所謂「紳商」。20世紀初，清政府的衰落，也削弱了官僚士紳在精英階層中的地位。雖然辛亥革命是反映這一變化，並加速了其發展，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才真正登上行動的舞台。大戰時期，外國競爭者退出中國市場，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打開了國內外市場。活動領域的拓寬和活動方式的多樣化，促進了一代新型的企業家——銀行家和實業家從商人中分化出來，並奪取了舊式商人手中的領導權。大戰時期和戰後的年代，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但是1927年的官僚主義和軍事專制政權的復活，開始了一個反動時期。資產階級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創業精神的人遂即失勢，代之而來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基本上是高級官僚的資本主義。 20世紀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是一段受挫折的歷史；在以後的敘述中，將設法尋找其原因，要從中吸取教訓則更為困難。我們固然可以回到某些能熟悉的論題，第三種勢力難道不僅是一種幻象嗎？第三世界向自鳴得意的西方去效仿，這不是畫餅充飢嗎？從另外的觀點來看，還可以就資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問：可以不可以繞過這個階段，或者把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由資產階級以外的其他階級來承擔？ 歷史上每一次失敗的潮流，都可能被當做是無關緊要的偏向。中國官僚主義的回潮，先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後來又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但都不能抹殺現代、民主與國際主義三者在中國的傳統；而這個傳統都源於資產階級在五四運動中所作的貢獻。同樣，官僚主義也不能阻止這個傳統的復興。說來好像自相矛盾，只有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觀察，才能深刻認識並對當年那場為時短暫、範圍有限的資產階級實驗作出公正的結論。 中國資產階級的誕生 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經濟劇變 中國在對外開放以前的許多世紀，都是繁榮和發達的。精耕細作的密集型農業，保證糧食產量高於歐洲在工業革命以前的產量。中國的人口在18世紀增加了一倍，據統計，到1850年已超過4億。費用低廉而管理良好的內河運輸系統，承擔著日益繁忙的地區之間的交通運輸。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場網絡日益將農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手工業已成為農村裡的第二職業。傳統技術已發展到極其完美的水平。如果不進行一場工業革命，看來更進一步的改進是不可能的，而且又無利可圖。而受到人口壓力，平均收入低下，消費需求不足，勞動力充足，以及相對的原料短缺，則又阻礙了工業革命的實現。中國的經濟似乎已陷入了「超穩定的陷阱」之中。關於這個問題，伊懋可曾有很好的論述。[3] 西方勢力的進入中國，對於中國經濟體制的運轉產生了深刻的衝擊。在過去，由於明清兩代政府抑制貿易和航海事業，使中國的經濟體制變成內向型的。「鬆動並最終打破中國的超穩定的陷阱，是西方的歷史性貢獻。」[4]在19世紀中期的戰爭和叛亂的危機中，中國經濟發展的許多新動力因素正在聚集。1860年以後，中國的對外貿易急劇增長，建立了最初的現代企業，包括兵工廠、輪船公司、鋼鐵廠和紡織廠。這種新發展的中心是在沿海的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即確立其突出的顯著地位。這些新的港口城市，與中國過去時代的城鎮大不相同。16世紀至18世紀，以往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既是市場或行政中心，也是商人們渴望與之合流的官僚士紳聚居之地，似乎政治與社會秩序完美的結合於其中。而其領袖人物，同時也是這個秩序中的活躍分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沿海港口，與上述城市不同之處，不在於其高度集中的人口——這使上海成為20世紀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馬可·波羅不是早就指出，中世紀的一些中國城市人口已為數百萬計了嗎？19世紀後半期勃興的沿海大城市，由於其已成為技術革新和政治變革中心，遂脫離了中國城市的傳統。中國沿海城市的這種雙重演變，是由外國人的到來所引起的；中國人從外國人那裡學到新的生產技術和組織方法，並且在外國租界內譴責清政府的暴虐與無能。儘管清政府雖竭盡全力，但再也不能像過去控制內地城市那樣，來控制這些新興城市了。誠然，上海—廣州—香港軸線，僅是在這個大陸帝國邊緣形成的一個狹窄走廊。但是，通過這個缺口，卻湧現出行將被推倒（或許僅是動搖其基礎）持續數千年之久的文明觀念、技術和人才。 中國的資產階級正是在這些新興的城市中誕生的。其成長過程，和這個邊緣地帶對西方的影響的開放程度，是分不開的。在有些人看來，這個地帶和孔夫子的「真正」農村中國，是格格不入的。[5]同樣的指責也落到資產階級身上，並因其由買辦組成而遭排斥——必要時，因其為中國人而獲得諒解。商埠的概念，也合乎作為航海國家的中國傳統——這種傳統，與占主導地位的內陸帝國傳統一樣也確實一樣存在，現代資產階級是被嫁接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之中的。 複雜的社會基礎 當現代經濟部門開始在19世紀下半葉形成時，占統治地位的城市階層——官僚和商人力圖對這些經濟部門加以控制，並將由此而來的好處據為己有。 由於容易接近權力和掌握國家資金，政府官員獲得了雙重特權。實際上，在所有「不發達的國家」中，掌握政權的人，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高級官員以政府的名義進行活動，收集情報，獲得頒授特權——壟斷權、免稅權和貸款權。在中國，國家控制整個商人團體的傳統，只能加強當局對現代化的壓制。官僚們得到其天然盟友士紳的支持。從18世紀起，為數眾多的地主已開始走向城市。由於把料理鄉下田產的事務交給了別人，這些進入城市的新貴們即投身於高利貸和商業，或社會公益事業。從這一時期起，興起了各式各樣的慈善組織（善堂）和公務部門（局）。在這些善堂和局中，士紳和較低級的機關合作，實際上負責管理市政。[6]儘管士紳們的創業意識和管理才能得到政府的關照，但國家資金的拮据和新的生產技術的複雜性，迫使官員常去尋求商人的幫助。 商人階級的傳統可以上溯到帝國的初始年代。這個階級在中世紀的經濟革命時期，曾得到蓬勃的發展。自從18世紀以後，這個階級顯出了再度的繁榮，並提高了威信，可以從地方行會與行業同業公會數目的猛增得到證明。中國商人從漫長的歷史中，繼承了商業和財務兩方面的高度才能，繁瑣的規章，中介人的繁多，以及運轉的專業分工，使得商人能夠將小手工業者和農民的產品成為商品化，並將其納入——但不是控制本地的，或者是區域的；在較少的情況下，或是全國的市場。 中國商人能有抓住和利用時機致富的非凡才能，鼓勵其與外國人合作。在一些開放的港口城市裡，西方人辦的工廠和運輸公司為數眾多。在1900年前後，將自己的才能為外國企業服務的買辦人數，據估計已達2萬。[7]通過一些業務上的接觸，中國商人獲得了現代的管理和生產技術。這些人構成了一個面向外部世界的開拓者集團；其與外國社會的關係，也許比與中國傳統社會的關係更為密切。但是中國商人在與外國人的接觸中，其民族和社會的特性，並沒有如信奉基督教和流行穿著西裝的人那樣數典忘祖，而是表現為地區行會、行業同業公會和1914年以後的商會之中，並以新的力量來激發這些組織。 但是，各式各樣的障礙，延緩了商人階級轉變為企業家和實業家組成的現代資產階級進程。這些障礙，部分來自商人傳統自身，如來自銷售和生產兩個系統之間的嚴格區分。在19世紀下半葉以前，中國幾乎沒有採用由商人將原料分發給手工業者加工的辦法；而在曼徹斯特和里昂，正是這種制度的廣泛採用，標誌著資本主義制度的誕生。同樣，中國商人嗜好商業投機，為迅速獲得高額的利潤而甘冒風險。但最主要的還是商人社會地位的低下，阻礙了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轉變。當然，不能把儒家對商業的譴責看得過分認真；過去數百年來，實踐一直在與僵化死板的原則相對抗。[8]實際上，商人對公共權力的讓步，並不表示商業活動受到壓制，而是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控制與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世紀和18世紀的食鹽銷售制度。不過，商人這種退讓的主動性，是為發財致富爭取更多的機會。揚州鹽商的豪富與權力便是明證。[9]商人階級的成員要想脫離自己的出身，爬上更高的社會階梯，或者是由官僚的提攜，或者是通過科舉考試，或者花錢捐得官銜。不過這種向上爬的運動，也為一部分士紳從事反方向的運動所抵消。所謂反方向運動，就是這些人暗中或間接投身於商業活動。 19世紀末，以官僚和士紳階層為一方，與商人為另一方的合作增強了，並且有了部分的相互融合，結果就產生了商業資產階級。在政府的倡導下，在現代經濟部門中出現了混合企業（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由公私兩方共同出資，在上級官員監督之下，由商人來從事經營。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官僚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少國家行政色彩了。當20世紀的最初10年，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發展到最佳狀態時，企業領導人亦官亦商的雙重依附關係，構成了官僚資本主義的唯一基礎，例如張謇和嚴信厚。[10]這一新的城市紳商群體的出現，受到19世紀中葉以來的大量捐官的認可，也受到20世紀初葉（1903年的詔書）商人地位的上升的認可，更使官吏和退職官員對經商表現出日益增長的興趣和鼓勵。 在這個新的混雜的階級隊伍里，各種力量的對比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在20世紀始初階段，官吏似乎處於主宰地位。官僚主持著上海和廣州的各種慈善協會（愛育善堂），也主持著雛形市議會的上海華界總工局，甚至擔任新的商會長（清末商會的總數已達800左右）。[11]但在以後的年代裡，由於科舉制的廢除（1905年），中央政權的衰落，地方政權的軍事化，官僚階級的勢力因之而削弱。商人們逐漸在城市紳商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參加了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由此也顯示其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不可輕視的影響。加入資產階級隊伍的官吏或其子孫的行為，越來越像公司的首腦和私人資本家。曾國藩的外孫聶雲台在1920年前後，成了龐大的中國實業家協會的主要領袖和代言人之一。 條約口岸的作用 中國資產階級的形成，也有其外部環境的原因，即由外國勢力的進入和條約口岸租界所造成的。 在明朝，中國最初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並沒有開花結果，也沒有促成一場技術革命，更沒有產生現代的資產階級就枯萎了。歷史學家們對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遭受挫折的原因，至今還沒有清楚地說明。學者們對此各執一詞，歸咎於官僚主義的壓迫（E.巴拉茲）、制度運轉不靈（費維愷）、原料缺乏，認為是習於按常規辦事的小生產和信息靈通的商人之間缺少配合（伊懋可），甚至還有人認為是缺乏能源。[12]充其量也只能像E.巴拉茲那樣指出，在許多世紀中，商人階層的興旺，都是與國家權力和官僚控制的減弱同時出現。但是，一旦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秩序受到削弱，就會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可是這個萌芽，又將或遲或早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秩序的減弱，因而為發生的變亂所扼殺。因此，對於處在癱瘓過程中的專制和儒教政權，唯一的代替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壞性的無政府狀態。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的迅速興起，是由官僚主義控制的削弱（商人將其能量釋放出來），以及相對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島，即「租界的庇護」（這種庇護保存了商人的能量）這兩者同時的存在促成的。[13]儘管居住在租界裡的中國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長期被剝奪了參與城市管理的權利而又必須納稅，但也因外國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裡的巡捕，必要時能夠得到從外國居民中招募的義勇隊的支持，使條約口岸免受騷亂的干擾，也免受19世紀末以來各省連年不斷的小規模叛亂的侵擾。這些義勇隊的武裝實力並無多大作用，而是停泊在主要口岸，或沿揚子江上下游弋的炮艦的威脅，足以保持這些「國中之國」的安全。在這種安全避難所里，各種公共事業（海關和郵局）引進了公正和正規化等行政優點。「模範租界」提供公用事業，如廉價的民用和工業用電，自來水、電車和電話，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媲美。但是中國的紳商們在租界內首先尋求的，是財產和人身的安全，把自己的錢財存入外國銀行，其保險庫是北京政府永遠無法打開的；還可以向租界的會審公廨提出申訴，以抵制清政府官員的高壓政策。[14]外國人為了本地區的商業利益，希望保證其正常發展，不要受到政府當局的干擾，上海租界工部局於1902年提出，任何在租界內的中國居民，原則上在未被會審公廨審判定罪之前，均不得引渡交給清政府當局，在1903年的「蘇報案」中，這個原則得到明確的驗證。當南京的兩江總督要求立即引渡激進的反滿新聞記者時，工部局中的英國多數派對會審公廨施加壓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則審判，結果只判處了短期監禁。[15] 革命的反清運動與中國資產階級的形成，都得益於由租界發展而成的國際飛地的存在；兩者齊頭並進，互相支持。 1911年：不明確的資產階級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嗎？ 首先要拋棄或多或少被廣泛接受的假說，認為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在1949年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黨將其歷史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彙重新作了解釋，把1911年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或多或少描寫為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必不可缺的資產階級階段，把資產階級設想成為這次革命的指導者和主要受益者。這不是事實——除非放寬資產階級的定義，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識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級官吏、地主、軍官、秘密會社首領和各種武裝幫伙；而這些社會成分的特點和本性，與馬克思主義關於資產階級的界說是不相容的。這樣的理解資產階級，會把資產階級與大體上仍然是農民和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混為一談。[16]根據嚴格的定義，城市資產階級只限定為和現代工商業相聯繫的階級；可是，這個階級顯然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次要的作用。武裝暴動，由地方士紳領導的起義——這次最初的革命，超越了資產階級，並脫離了資產階級的控制。[17] 革命成功之後，資產階級曾企圖利用形勢為自己牟取好處，但只獲得了一半的成功，即僅取得了對資產階級利益的尊重；除了局部地區外，並未取得權力。 雖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稱作資產階級革命，但這場革命對資產階級的命運起了重要作用。這次革命是資產階級第一次捲入於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台——有人評論中國資產階級第一次亮相說：「當前的革命清楚指明，強大的商人階層通過商會中介，採取行動所表現出的影響和穩定。」[18]然而，在這個特殊的時期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還很脆弱，而現代經濟還很不發達，並且這些現代經濟還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資產階級的社會界限還不明確：因其與官僚集團言歸於好而增強力量，但卻削弱了其獨立性。既是如此，那麼，資產階級政治作用的重要性從何而來？ 1912年，農商部列舉了794個主要和次要的商會，計有196636個會員。[19]由於商會會員既包括個人，也包括人數眾多而由個人代表的社團、同業公會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會的商人——作為個人或者通過其指定的代表的人數，顯然比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要多得多。如果連家屬也計算在內，商人階級中最富有和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過150萬人至200萬人，幾乎占全國總人口數的0.5％。這個百分比看起來並不大，但是與統治階級中的其他集團相比，商人的數目與軍官（1.7萬）[20]、學生（3萬）、歸國學生（3.5萬）[21]、官員（5萬），甚至比上層士紳（20萬）[22]都多得多。商會多達794個，說明商人階級遍布全國。由於上述的原因（發財致富的新機會，財產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數最有生氣和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的條約口岸，尤其是在上海——這些人最直接地進人現代社會。雖然在全國人口只占少數，但商人階級在統治集團中卻是人數最多的階級之一；和士紳階級聯合在一起，則代表了條約口岸中新的現代化中國的主要精英。 中國資產階級在當時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可以看作是由意識形態起決定作用的現象。這個中國階級的出現，正值從西方引進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義在全國傳播；而在18世紀至19世紀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族主義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聯繫在一起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新軍的一些軍官傳播了這些思想（不是沒有歪曲和遺漏），並作這個思想體系繼承者。中國資產階級力圖將這種舶來的意識形態，與中國的現實狀況結合起來。反清運動領袖們所宣揚的民主、憲政和民族主義，正與資產階級的願望相吻合，遂使這個階級急速覺悟的過程相應加快了。 資產階級積極支持革命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也都得益於資產階級的援助。當一種意識形態正在摸索中形成之時，而綱領的模糊不清尚待名人來影響之際，資產階級表現的遲疑不決，是不足為奇的。在下層資產階級與上層資產階級之間，在買辦和民族企業家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分界線；改良派資產階級和革命派資產階級之間的劃分，似乎也很難預測。這裡也像許多其他領域一樣，私人關係在起作用。因此，反對派的領袖在繁忙的旅途中與商人社團建立的聯繫，就顯得十分重要。然而，在革命前夕，改良主義似乎贏得大陸資產階級的贊同，而移居海外的華僑則表現得很為激進。在條約口岸的企業，總是和士紳階級密切結成聯盟；而且與這些士紳一樣，具有十分實際的社會保守主義精神，對整個中國的局勢無疑持更為現實的樂觀看法。通過商會，商人們在立憲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09年，其中很多人被選入省1議局議員，1910年，又參與速開國會的鬥爭。[23] 海外華僑渴望的，是建立現代化的政治經濟組織形式，來恢復祖國在國際上的威望。香港、橫濱和新加坡的華僑，首先從經濟上資助孫逸仙的政治活動。1905年以後，孫逸仙的思想傳播到知識分子和新軍之中，並為其所接受；孫氏與華僑商人的聯繫仍如以往一樣牢固。當然，海外華僑加入激進的反抗運動，也不可強調的太過分。改良派領袖康有為和梁啓超，也能贏得海外同胞的理解，並從中得到很多經濟援助。此外，在清政府最後幾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們也在海外找到可貴的合作者。如富商張弼士從新加坡回國，幫助盛宣懷發展國家的鐵路系統和建立商部。[24]在中國境內，條約口岸的商人雖然參加了憲政運動，並支持改良主義政策，卻在時機到來時，轉而投身於革命陣營，支持起義，並負責管理地方事務，以待新政權的建立。 商人與革命起義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是由軍人發動的。商人們雖然促成了導致革命爆發的局勢，但並沒有直接參加起義。1911年的春夏之交，震動四川全省的反對鐵路國有化風潮，得到重慶和成都的商會和各同業公會的積極支持。當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起來支持軍事起義者。10月12日，起義者對商人作出保證，宣布： 虐待商人者，斬；妨礙商務者，斬；企圖關閉商店者，斬；促進貿易者，賞。[25] 作為對保證的交換條件，商人須參加維持秩序，並組織商團搜捕搶劫者和縱火犯；商會會長甚至被任命為維持治安的負責人。商會立即向起義者提供20萬兩白銀的貸款。 在上海，資產階級與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義發生之後，而是在其以前，已為起義鋪平了道路。[26] 1911年4月，商人們與同盟會領袖陳其美、朱少屏與銀行家沈縵雲建立了聯繫。沈縵雲在新成立的愛國組織中國國民總會任會長，並曾任上海商務總會議董、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議事會議董，即上海華界自治公所。同時，1906年建立的商團也進行了改組，由革命黨與商會統一領導。這支當時估計有350人至700人的武裝力量，到1911年11月初，擴展至2000人左右。這支隊伍由上海的志願者所組成，與公共租界的義勇隊「中國連」至少有政治上的聯繫。這支中國義勇隊由華界自治公所總董李鍾珏（平書）指揮。李氏是屬於紳商中的官僚派，但是在上海，紳商們已形成統一戰線。[27]不論其出身是商人還是文人，也不論其居住在租界或華界，似乎都同樣的同情革命。只是對清政府的不滿和受愛國心的驅使，是難以解釋這種一致的。應該承認，是不是為數不多起帶頭作用的領導人組成紳商組織起的作用呢？這些領導人頂多只有數十人，卻領導著商會、商團和華界自治公所。武昌起義後，在沈縵雲資助的革命報紙《民立報》報館中舉行每日例會上，陳其美和李鍾珏兩人之間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商團控制了上海城市，華界自治公所使當地警察保持中立，商會答應給革命者以經濟補助。[28]當陳其美在11月3日打敗了清軍，並占領了江南製造總局以後，上海即實現了共和。 中國人團結一致的精神，作為辛亥革命的特徵大大爆發了出來，但各省的城市情況也不完全相同。上海資產階級所公認的特殊經歷，不能被用來評價整個資產階級的作用。在廣州，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消息，只不過促使兩廣總督張鳴岐為保住自己的權力，宣布在內戰中保持中立，並加強地方自治。張鳴岐的計劃得到紳士階層的支持，但卻遭到商人的反對。士紳們於10月29日在愛育善堂集會，擁護共和，宣布廣東獨立[29]；但商人們卻對其決議不予實施。直到11月9日，張鳴岐迫於革命的壓力，只得從廣州一走了之，將權力留給同盟會的代表胡漢民。因此，儘管廣州在商業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廣州的商人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有限的作用；商人的分裂，為其軟弱無力的主要原因。商會不能支配其下屬的72個行會和9個善堂，不能成為整個商人階級的代言人；再者，經濟近代化的緩慢，也妨礙了城市紳商的團結。面對堅持其特權和享有傳統利益的士紳階級，廣州的商人僅組成了一個沒有多大作用的孤立團體。 因此，在不同的城市，資產階級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新近才移民墾殖的東北地區，資產階級根本不為人所注意，只滿足於保持秩序和採取「等著瞧」的態度。而在內地各省，例如湖南，軍隊、士紳和秘密會社之間，正在進行互相角逐。在沿海地區，如山東、浙江、江蘇，或長江中游大口岸的漢口，資產階級則比較活躍。 一般說，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的各地起義中，沒有起到領導作用，只滿足於根據自己的實力，對其他社會集團造成的地方政治形勢，作出自己的反應。即使是在上海，資產階級也只是扮演贊助革命的角色。不過無論如何，資產階級畢竟持同情的態度，滿懷自信的歡迎革命。革命並沒有帶來任何嚴重的經濟危機。交通受阻和流動資金缺乏，曾引起商業和工業活動的暫時下降，但沒有發生恐慌。到12月中旬，上海便很快恢復正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些歷史學者，強調資產階級自身固有的內在矛盾，資產階級站在知識分子和青年軍官一邊投身革命，然後——為劇烈的革命激變嚇倒，又急劇後退，為保障其階級利益，又站到士紳們一邊去了。[30]1911年12月在廣州的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的商人出現的情緒逆轉，使上述說法顯得有些道理。一般的說，中國商人似乎與其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並沒能看出起義的保守性，也沒有意識到這種保守性以革命的名義表現出來。在這裡，是不是可以說，這是「意識形態的混亂」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呢？[31]如果我們同意周錫瑞的看法，承認在中國政治傳統中，自由主義不應從個人的意義上說明，而是對中央政府極權主義的反抗。[32]那麼，地方的士紳們看到其權力已經建立起來，認為自由與民主已經獲得勝利，就沒有什麼不妥之處了。 商人與名流的聯合陣線 在革命的前夜，中央政權的衰落與政府當局的腐敗，致使城市紳商承擔起管理所在城市的責任。「清朝被推翻以後，在長達數月之久的時間裡，中國大多數城市實際是由商會和同業公會聯合管理。」[33] 商界介入到地方政治與行政事務，反映了自19世紀以來城市紳商在全國各地（包括內地）已獲得重要地位。但這並不是新的政治現象，只不過是延續——並且擴大了行業聯盟的傳統，其作用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危機時期已經奠定了。[34]當時這些行業聯盟已超出社團範圍，致力於城市公益事業，在儒家公德責任心的驅動下，盡力補救當局的無能，並保護其在城市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會在大小城鎮已樹立了自己的權威，其目的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與強盜、土匪、散兵游勇以及秘密會社進行鬥爭。商人和士紳階級從事的事業是共同的。在這由一位名流組成的聯合陣線中，雖沒有必要把商人特別突現出來，但其在行動中的活力的確是出色的。商會和行業公會承擔軍餉，賄賂土匪使其離境，遣散軍隊，並在互爭雄長的將領之間進行斡旋和調解。一位時人評論說，「在中國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團結，也是最保守的」[35]。 不論商界的介入有多麼廣泛，但其在政治上卻只獲得了有限的作用。實際上，商人只是要打進早已建立的體制框架里去，力圖糾正其在運轉中的缺點而已。商人們並沒有為自己謀求權力，而只滿足於能同現當權者參與協商。真正的當權者仍是在位的官僚、將領，或者是驟登大位的革命軍人。這種間接控制的方法包含著不少風險。地方掌權者經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雜稅，甚至會遭到威脅和綁架。儘管商人掌握著施加財政壓力的手段（因為商人提供資金，或者為發行紙幣作擔保），商人雖為當權者建立政權出了不少力，可是還是成了這個權力的第一個犧牲品。在大多數情況下，商人並沒有準備直接掌權。因為傳統上商人是被排斥政權之外的，對革命的介入，也只是暫時的。 在這場波及整個政治制度的總危機中，這種權宜之計顯然是無效的。不安全感繼續存在，而且日甚一日。廣東省完全變成了「海盜共和國」[36]。商人們曾經要求廢除的厘金制度，又在以商捐或統捐的新名目下出現了。政府缺少正常的國庫收入，商人們也無力獨自長期承擔公共行政費用。由於地方政權之間缺乏協作，以及對農村的漠然視之，商人們要求安定和統一市場計劃的努力，最終都歸於失敗。在中國的各個省份里，商人的力量不足以取代中央和地方官僚的權力，其所能做到的，只是儘量限制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破壞。和過去一樣，一旦帝制的王朝崩潰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場無政府狀態的混亂。 上海的資產階級和南京臨時政府 在上海，一個強有力而組織嚴密的商人集團，正從過去的壓抑中擺脫出來，繼續受到租界內相對安全和穩定的秩序保護；並抓住辛亥革命所提供的機會，力求實現其在本地和全國範圍內施展其政治抱負。 1911年，駐守上海的清軍被擊潰後，公共租界和華界的主要商人，毫不遲疑地參加陳其美都督建立的軍政府。陳都督聘請總商會的董事們擔任其顧問（虞洽卿和周舜卿），將財政事務託付給銀行家朱葆三和沈縵雲等人主管，並由一位買辦郁屏翰辦理；商業管理交給船商和實業家王一亭，市政管理交給公共工程承包商李平書和糧商顧馨一；李、顧二人遂成了陳其美的助手。[37] 在最適合的環境裡——即在中國沿海的世界性現代化，資產階級表明自己要成為主導的政治力量。如果條約口岸真像有的著作指出的那樣，成了國際飛地，缺少與內地的聯繫，上海商人也許不會夢想將自己的活動推行到全國。然而，沿海地帶的經濟發展，既朝向海外，也朝向內地；其繁榮同樣既依賴於各省，又依賴於同國外的聯繫。這種經濟上的一致性，加強了民族統一的需要和願望。上海的資產階級接受了孫逸仙的共和政治綱領，並在實現現代化的努力中與其合作。也像孫逸仙一樣，上海資產階級一道為了塑造一個新中國，並為此目的而向海外華僑呼籲給予援助；更想控制廣袤的內地，將其按沿海形象予以改造，以便資本主義和民主的萌芽，也能在那些地方開花結實。 據估計，上海商人資助了700萬兩白銀[38]，幫助孫逸仙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為全國性政府，頒布了重複同盟會綱領的內容。孫逸仙在1912年1月5日發表的宣言中，譴責愚昧的清朝，「賊害吾民，以圖自利。宗支近系，時擁特權，多數平民，聽其支配……又復征苛細不法之賦稅，任意取求，跡近擄劫。商埠而外，不許鄰國之通商；常稅不足，更斂厘金以取益，阻國內商務之發展……妨殖產業工之繁興」。孫逸仙保證，「吾人當更張法律，改訂民、刑、商法及採礦規則；改良財政，蠲除工商各業種種之限制……」[39] 在新任的實業總長張謇的倡議下，設立了工政司，將中央政府的指示貫徹到各省，並協調其工作。[40]銀行家沈縵雲自海外華僑中募得500萬美元，在孫逸仙和上海總商會會長周金箴[41]的共同支持下，創辦了中華實業銀行；可是南京臨時政府只存在三個月，當然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然而，該銀行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在孫逸仙就任大總統的數周內，「銀行家、富有的商人和買辦……開始感到這個政權的統治不堪忍受」[42]。商界和陳其美之間的關係惡化，這位滬軍都督有時為了得到需要的款項，竟採取嚴厲手段。[43]2月初，臨時政府決定以輪船招商局抵押向外國借款，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內的股東們的強烈抗議。[44] 1912年在上海發生的衝突，與20年代堅持特殊論的廣東資產階級對國民政府的抵抗，看起來並不相同。當時的國民政府急於在統一國家的基礎上擴展其活動，甚至不惜以發動艱難的北伐為代價。上海的資產階級支持孫逸仙要求統一中國的主張；無疑也希望在其資助下建立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擴大基礎，並獲得國內其他方面的支持。但資產階級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由於缺乏足夠的社會基礎，南京政府很難得到高效率政黨的支持。同盟會本來就是個鬆散的組織，早在1912年初就遭到一些新政黨的競爭，沒過多久，就只剩下孫逸仙及其少數追隨者了。在擁有強大正規軍，並得到官僚和舊式士紳支持的北京一武昌聯盟壓力下，孫逸仙被迫妥協，於1912年2月將民國總統拱手讓給了袁世凱。 於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第一次政治實驗，於1912年春以雙重的失敗而告終。的確，在這段時間裡，人們感到了資產階級的分量。在各省，資產階級曾協同保證商業照常營業，並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秩序；其對南京臨時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復辟，並為共和政體的建立作出了貢獻。但是，資產階級沒能建立起對自身發展不可缺少的政治結構；在各省，其社會基礎的界限也定得含糊不清，所採取的行動，也很難與士紳們的行動真正區別開來。連上海的企業家也無力將全國性政權單獨掌握在自己手中，更無力將新秩序移植到中國內地的農村和官僚社會；這些新秩序是建立在貿易和技術、自由競爭和相對和諧的民主態度之上的。這些新秩序由於外國的參與，在條約口岸有可能建立。 儘管沿海地區已經有了資產階級，但整個國家的命運仍決定在內陸的軍事和官僚政治機構——只有這個機構才能控制整個國家。 倒退 袁世凱之就任中華民國總統，開始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倒退時期。經過了數月的混亂之後，商業界急於要恢復穩定和安全；在稍作猶豫之後，就表示對袁世凱的擁護。這標誌著政治轉向的開始。商界與革命的共和派聯繫就更為鬆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隊」總指揮劉福標[45]在公共租界被捕時，就譴責上海總商會的背叛。資產階級的依附者都被吸引到新的溫和的政黨里，這些黨派在1912年5月改組為共和黨。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全國選舉中，上海的溫和派支持共和黨。此外，袁世凱儘量向商人們提供補償和保證，承擔南京臨時政府與上海商界簽訂合同的義務[46]，並答應賠償漢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商店被搗毀所蒙受的損失。[47]袁世凱長時間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開的臨時參議院會議，為了爭取資產階級的支持，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減低出口稅，統一幣制和一項關於發展實業的方案。 度過了1912年初的數月不景氣之後，商業的恢復把資產階級從政治活動中吸引開去。由於農業的豐收和國際市場的白銀價格上漲，與1911年相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下降甚微。1912年是8.43億海關兩，1911年為8.48億海關兩。[48]這種繁榮也擴大到實業部門。1912年，電力的供應必須增加4倍，才能滿足新工廠——特別是沿蘇州河兩岸正在興建的碾米廠和正在擴充生產能力的紡織廠的需要。[49]同一時期，麵粉業經歷了一次迅速發展（在上海、滿洲和長江沿岸城市，1913年登記的53家企業中，有14家是在1911年以後成立的）。[50]機械工廠的數目也有大幅度增加，1912—1913年間，新建廠5家，大多都在上海。[51]漢陽鋼鐵廠的高爐，在1911年10月起義時即被閒置不用，這時又恢復開工。此後的操作人員全部都是中國人。[52]在採礦業方面，勘探和開採都有所發展，有時也得到外國資本的援助。[53]上海華界電車路系統（南道）的建設，從計劃到完工只用了幾個月時間，完全沒有依靠外國的幫助。[54]這些業績得到十幾個省區或全國性社團的支持與協作；這些團體都是為振興實業而於1912年組建成功的。[55] 在這種情況下，工商界最擔心的政治與軍事上的混亂重演。1913年3月22日，袁世凱唆使人暗殺了宋教仁，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深的不安。[56]然而，比起袁世凱的背叛來，更使巨商們憂慮的是孫逸仙作出敵對反應。在新的共和國體制和自由處於危急存亡的當頭，資產階級所擔心的，新的危機將會給其帶來直接的麻煩。對革命實驗的失望，有秩序政權的吸引力，經濟發展激起的希望，三者結合在一起，推動資產階級趨向保持中立。[57]1913年夏季的危機，將迫使其作出抉擇。 1913年7月，袁世凱與孫逸仙的衝突爆發以後，南方各省都督宣布獨立。上海也捲入了這次運動，陳其美擔任了討袁軍總司令。是公開反對討袁運動，還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採取機會主義態度？商人們對此猶豫不決。總商會拒不批准獨立宣言，又不向陳其美提供其所需之資金。商人們最大的希望，是避免討袁軍與重新占據江南製造總局的袁軍之間的戰鬥。「鑒於上海是商埠而非戰場……任何一方挑起戰端，均將被視為人民之公敵。」[58]商人們一個集團的私利，就如此簡單地等同於全體人民的利益了。 在廣州，廣東都督陳炯明於6月21日宣布獨立，但卻遭到商人們的敵視和冷遇。[59]國民黨為數不多支持陳炯明的人，都來自海外華僑或港澳。可是沒過多久，其中最活躍的鄭席儒就被港英當局取消其居住權。在長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如重慶、長沙、蕪湖、南京，商人們也表現得小心翼翼，對討袁軍抱著不公開的敵視態度。[60]當地的商會致力於保全其城市，賄賂討袁軍士兵，促其速即撤離，並為袁軍的和平返回做好準備。商人們在這些方面也都獲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商人們在南京的這些做法卻未能奏效，首先被迫交給討袁軍大量的金錢；而袁軍入城以後，又遭到大肆搶劫而傾家蕩產（1913年9月1日至3日）。[61] 資產階級對「二次革命」的敵視，只是很小心地表現出來，在那些宣布獨立的省份尤其如此。各地商人不曾表示公開反對，而只是拒不給予財政上的合作——只要壓力不是太大。無論如何，鬥爭的結局，主要取決於各省都督及其統率軍隊的人數與質量。袁世凱在這方面占有壓倒優勢。資產階級對二次革命的反對，毋寧說是袖手旁觀，並沒有起決定的作用。正如在辛亥革命時期一樣，資產階級的支持革命，對事態的發展並沒有多少真正的影響。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資產階級對革命都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敗，帶來了沉重的苛捐雜稅和商店的橫遭搶劫，迫使資產階級去保護自己眼前的短期利益。袁世凱鼓勵商人回到其在傳統社會的孤立中去，遠離政治。在挫敗了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不再滿足於迫使革命領導人流亡海外，而是首先解散國民黨（1913年11月），然後又解散國會（1913年12月），企圖以此來消滅革命。袁世凱進而又把目標指向革命以後地方士紳建立起來的代議機構，於1914年2月4日下令解散省議會和地方議會；1912—1913年冬季，這些議會是在擴大選民範圍基礎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恢復的。[62]自革命以後，這些地方議會接管了許多原本屬政府官僚機構的行政、財政和軍政事務。[63]此外，議會還成為當時人數逐漸增多的新工業家、教育工作者、手工業者和婦女組織的論壇和活動舞台。正是這些社會組織，整個社會各階層——士紳，包括文人學士和小商人都納入國家政治生活之中。這些地方議會在中國傳統之內，其代表性很似自由主義的內容，起著保護地方利益，也捍衛了被官僚機構拒絕或忽視的社會集團的作用。在袁世凱心目中，議會對其個人權力和國家的統一構成了威脅，因為此人把國家的統一，看成僅僅就是嚴厲的中央集權。 對於上海的商人來說，二次革命是異乎尋常經歷的結束。在革命以後，華界的市政當局重新命名為市政廳。被稱為紳商的上海士紳，曾有機會證明其管理能力和現代化才幹，對民主程序的理解及其對重大問題的興趣。[64]現在，上海商界將永遠不能恢復其地方行政和政治自治權。袁世凱用來代替原來市政廳的「工巡局」（負責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稅），被置於地方官的嚴格管轄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強了對商會的控制，剝奪了商人表達政治意見的發言權。 商人們就這樣被剝奪了主動權，失去了過去十餘年中曾鼓舞起對偉大理想的興趣。由於不能使全國都接受商人在中國所開創的現代化，於是就轉而全神貫注於自身的短期利益。面對一個雖不曾嚮往，但也並不難於接受的軍事官僚政權，商人們只得在外國勢力的庇護下，努力去加強自己地理和社會基礎的自治；因此，要求南京的英國領事將租界[65]擴展到下關碼頭和商業區，以便得到更好的保護。在上海，華界閘北居住的一些社會名流，則請求公共租界的巡捕進行保護，用一位外國僑民具有諷刺意味的話說，尋求「我們自治暴政的保護」。 不過袁世凱接掌權力，並不是簡單舊政權的復辟。袁世凱在擔任總統期內，表現新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的決心，完成了商業立法，穩定了財政與貨幣制度，鼓勵私人企業。[66]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農商總長張謇促使關於商業企業和公司註冊，關於開設公司的法令獲得通過；建立培植棉花和甘蔗的示範站，並計劃統一全國的度量衡標準。1914年2月，在梁士詒的策劃下，作為統一貨幣的第一步，鑄造了袁世凱頭像的銀元。 袁世凱的這種鼓勵商業的意願，與其拒絕給予資產階級最微小的權利，恰形成奇特的對比。袁世凱本人在清末就是傳統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現在，此人又回到現代官僚主義傳統的老路。作為一個獨裁者，袁世凱的權力支柱是軍隊和官僚集團，沒有必要去討好商人。因此，如果把袁世凱的經濟政策看成是對資產階級的支持，那就完全錯了。同時，把袁世凱統治時期各大商埠的繁榮，歸因於袁世凱的這一政策，也是錯誤的。把中國資產階級推向其黃金時代的動力，乃是來自他處，即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國際局勢的改變。 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1917—1923年 儘管資產階級只是有限度地參加辛亥革命，對社會的動亂採取保守反應，但這並不足以否定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於此，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產生的影響。雖然引進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對弄清1911—1913年所發生的事件也許意義不大，但是對中國較長時期社會經濟分析是有用的。這樣，過渡演變的概念（從「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演變和從官僚主義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渡演變），就應當代替革命突變的概念。這種變化產生於漫長的歷史過程。在中國，這一過程始於16世紀至18世紀，中國傳統經濟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正如已經指出的，這一演變在19世紀變得十分明顯；在辛亥革命之後，繼續成為20世紀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變革的一部分。因此，把資產階級興起的發展過程，簡單歸結為一個革命事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10年至15年的時間內，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是否改變了中國社會內部的力量對比，是否促進了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興起呢？一些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者，在提到革命正是為了釋放「野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能量時，總是強調這一進程發展得十分緩慢。[67]在中國，情形恰截然與之相反。革命後10年到20年代初，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就開足了馬力，出現了新一代從事工業生產和採用工資僱傭制的企業家。但是，這一都市經濟和社會的巨大進步，更多地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經濟奇蹟，而很少受惠於被軍閥所長期占有的革命成果。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邏輯，必然是受外部國際關係的演變所制約。 戰時與戰後的繁榮，1914—192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把19世紀被不平等條約所剝奪的一部分市場，又歸還給了中國；交戰國雙方全力以赴貫注於戰爭，無暇顧及於中國。歐洲的衰落，正有利於中國恢復民族工業的發展，也助長了日本和美國勢力的擴張——這就為中國帶來新的障礙，並為未來的衝突播下了種子。 同時，戰爭使世界對於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屬、植物油）。作為原料的主要產地，中國正適應這一需要的供應。再者，西方列強不斷在銀本位的中國和印度增加白銀的採購量，自1913年墨西哥關閉諸銀礦以來，刺激了國際銀價持續進一步升值。這樣，中國的貨幣單位「兩」變得堅挺，數年之內，在西方市場上的購買力提高了三倍。可是，雖然中國外債的負擔因此減輕了，但進口，特別是工業設備的進口卻並沒有受益。因為戰爭雖為中國經濟提供了發展的機遇，但對此機遇的掌握和利用，卻受到中國「不發達」經濟框架的限制，而且中國經濟的基礎，是深為各種障礙所困擾的半殖民地制度，作這些障礙則來自波及全球的戰爭。 由於交戰國徵用商船，商業性海運噸位的減少，結果是運費的上升，阻礙了國際貿易的進行。實行外匯管制，1917年英、法兩國實施的絲綢和茶葉的禁運，使中國傳統的出口商品失去了市場。歐洲列強優先發展軍火工業，使對中國的設備供應受到不利影響。正當外國競爭減少，刺激中國民族工業增長時，但中國工業發展所需要的機器變得十分困難。[68]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的工業發展水平，尚不能使其從外國勢力的撤退中獲得充分的利益。戰爭引起的困難，只是無利可圖，而不是直接的損失。對於中國經濟中的現代部門，戰爭的年代是一個繁榮時期；但是直到和平恢復以後，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黃金時代」方才到來。 遲至1919年，中國的現代經濟部門，才開始獲得世界大戰和重新恢復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對原料的需求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戰爭的需要被建設的需要所代替。1919年的上海出口值，較之前一年提高了30％。在出口的增長中，尤為突出的是銀價的上漲，以及隨之而來的「白銀」匯率的升高；歐洲買主的迫切需求，使之其不惜高價購買。由於海運能力的增加和戰時工業又恢復到戰前狀態，中國的實業家能夠重新轉向西方市場，去購買所需要的原料。其購買紡織設備所花費的白銀，從1918年的180萬兩增加到1919年390萬兩。[69]由於各種條件異乎尋常的配合，以前由外國進口貨所開拓的國內市場，中國企業能夠從所需求中受益；並從外國競爭的減弱，及購自歐美市場的設備和有利的匯率中受益。 在經過1917年以前緩慢發展時期之後，對外貿易總值從1918年的10.4億兩，增至1923年的16.7億兩；出口量和品種兩方面都有進展。[70]進口增長並不迅速，但結構有了很大的改變，消費品，特別棉紡織品（中國的紡織工業正發展）的進口下降；生產資料的進口則上升了。1920年，這類生產資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貨物總值的28.5％。[71]進口與出口貨物的不等量增長，促使貿易恢復了平衡。1919年的貿易逆差不超過1600萬兩。[72]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仍屬於「不發達」經濟的類型，但這種貿易已經不再是依賴型的經濟了，大致相當於現代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 由於受到國內外市場需求的刺激，生產增加了。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的相互配合，以滿足各種需求。迄於1919年，遠洋運輸力的不足和設備的缺乏，妨礙了現代工業的增長，但對於傳統的手工業部門卻沒有多少影響。在1915—1916年期間，華北和華中各省織布機的數量都在增加，生產是面向國內市場。城市的作坊有所發展；以大都市為中心，商業資本遍及附近的鄉村。紡織、成衣、針織、玻璃、火柴、榨油等產品取得新的進展，並不只限於原有生產方法的復甦。相反，手工業此時採用改進了的技術，取用工業的原材料（棉紗、化工產品）。手工業活動表現適應趨勢的能動性。這種適應趨勢，正是手工業向近代工業過渡很好的例子。因此，H.H.福克斯所說的「工業進步只限於最主要的口岸」[73]，雖然這個說法為同時代的人所普遍首肯，但我們未敢苟同。 沿海城市現代企業的增長，只是企業更加普遍發展的一個方面，無疑這是最顯著的一個方面。從1912年至1920年，中國現代工業的增長率達到13.8％[74]（這樣迅速的增長，只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才再度遇到）。在中國現代工業增長中，首屈一指的是棉紡織業。全國的紗錠數從1919年的658748錠，升至1922年的1506634錠，其中有63％屬於中國工廠主。[75]1928年登記的120家紗廠中，有47家是在1920年至1922年間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共開辦了26家麵粉廠[76]，還購進了一些原來外商的榨油廠，證明了食品工業的增長。菸草和捲菸工業也有相當發展。但是這個黃金時代的狂熱，卻很少影響到重工業領域。南方各省有色金屬（特別是銻和錫）采煉的短暫繁榮，完全是國際投機引起的，也隨其活動的結束而消失。現代的煤礦和鐵礦，仍然有75％至100％歸外國資本所控制。機械製造業的進步最惹人注意。[77]上海及其附近一帶地方，是這一發展的主要受益者；這種發展也波及了天津、廣州和武漢，但受其影響的程度較小。 在整個繁榮時期，貿易和工業的增長都得到信貸發達的支持，並受到物價和利潤上漲的刺激。外國銀行的衰落，妨礙了對外貿易業務，卻沒有影響到國內市場，因為國內市場的資金一直掌握在中國人手中。相反，國內金融市場為民族工業提供了大量資金，例如社會顯要和買辦的大量資金，過去出於安全和對利潤的考慮，一直是投資於外國企業，現在卻轉向民族工商業了。中國的新式銀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興起的，僅在1918年和1919年兩年，就創辦了96家[78]，其中大多數都與政府當局保持有密切聯繫。官方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79]和數十家省銀行，都屬於此類。另外，還有許多「政治」銀行，其創辦人都來自政界或與政府高級官員有密切關係。所有這些銀行的活動，都只限於經營國家的資金和信貸。另有十多家新式銀行，大部分設在上海，純粹是商業經營；可是當其參與民族工商業金融活動時，卻始終受到市場古老結構的阻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沒有證券和商品交易所。設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股票交易所，經營的只是外國股票交易。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創辦和成功，促使許多人群效仿。到1921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數隻經營自己的股票；數月之後，發生了「信交風潮」的股票交易倒閉風，才將這股雨後春筍般的交易所創建浪潮剎住。[80] 為了向企業提供資金，新式銀行也不得不像舊式錢莊一樣經營直接信貸。但新式銀行要求顧客以財產抵押或貨物抵押作擔保，而錢莊卻按向來的慣例，在私人關係的基礎上「靠信任」提供貸款，這樣就使銀行處於不利地位。因此，儘管新式銀行規模可觀，但其興起基本是投機性的，真正的商業銀行還是「錢莊」。1920年，上海有71家錢莊；而1913年還只有31家。1920年，錢莊所控制的資本為770萬元，是世界大戰前的5倍。 由於缺乏證券交易市場和國家貼現制度，上海金融市場各銀行間互相貸款的利率（銀拆），可以作為經濟發展的晴雨表。1919年的每月利率平均為0.06（每千兩每日利率一分），1922年升至0.17。雖然可以將銀價的升值解釋為純財政原因（外國銀行將黃金運回本國的儲備中心，世界市場對黃金的投機搶購），但是毫無疑問，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起了作用。例如，在各大城市的金融市場上，銷售特別指定輸出的農產品，就要籌措越來越多的資金。 根據不同種類的調查和用各種方法推論出的物價指數，不可能加以精確的分析。[81]但是物價指數的確表明，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批發價格上漲了20％至40％。和同時期西方國家相比，這並不算大。因為和工業品價格猛漲相反，農產品價格是穩定的。在傳統的農業經濟中，除了供出口的產品外，農產品價格之穩定，較多原因表明年景好，而不表明市場疲軟——也就是表明農業社會的相對穩定。農產品價格的穩定和工業品價格的上漲，這是繁榮時期的互相補充現象。 在這一繁榮期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從1914年至1919年，紡紗廠每支紗的利潤增加了70％。而錢莊的利潤增加了74％。[82]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潤增加了20倍，有的甚至50倍，紅利達到30％—40％，有時甚至90％。[83]因為企業家們並不與其雇員分享收益，這樣高利潤的意義就更為重大。實際上技工和壯工的工資，在廣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84] 正是在這物質繁榮的基礎上，都市社會在沿海大城裡，越來越受西方影響發展了。 都市社會的興起和資產階級的轉變 隨著經濟繁榮而來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長率，大大超過了人口的總增長率。這個現象在上海特別明顯，華界人口在10年之中增長3倍（參看錶38）；其他條約口岸，如天津、青島也吸引了許多新來者。 表38　戰爭年代中國部分城市人口增加統計[86] 內地城市也經歷了迅速發展，但不那麼明顯。在山東省的濟南，1914年至1919年的年增長率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長率只有1％。[85] 城市的迅速發展，既不是因為內地發生了饑荒，也不是由於社會動盪的特別惡化，而實質上是反映了新的發展中心對農業社會的吸引。貧苦農民，農村中的閒雜無業者，都到城市的作坊或新建的工廠中找工作，或者到碼頭上當搬運工，當苦力，或拉洋車。許多農村的士紳，也搬到省城或本地區的城鎮去居住，一部分人是想在地方政府或各種自治團體中謀個職位，部分人是為了子女能有受到新式教育的機會——這是都市居民的特權。 都市範圍的向外擴大，郊外也被納入於建設範圍；而古老城牆和牌樓式的城門，給由郊區進入市中心造成很大困難。但在許多城市裡——例如長沙、梧州和廣州的城牆被拆除以修建新區。雖然新的建築大多是住宅，商業建築卻最宏偉。漢口的新世界商場大樓，足可以與1919年上海開張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貨大樓相媲美。在廣州，大新商場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即雄踞珠江岸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41項建築工程（西式建築），1920年批准109項。包括中式建築、作坊、倉庫以及其他各種建築，工部局在這段時期內批准的建築工程費用，從500萬兩上升至1100萬兩。[87] 在這些迅速發展的城市裡，人口從未停止增長。各個社會集團變得更加複雜，階級分化也更加明顯，出現了工業無產階級，從城市士紳中誕生了現代知識階層和現代資產階級。這一社會演變引起了外國歷史學家的注意，開始注意到這些新的精英是如何對西方經驗作出的反應；同時也引起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注意，將此種現象從其所處的基本的傳統中孤立出來，以便更好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88] 實際上這些演變是很有限的：不但從整個中國社會的觀點來看是這樣，即使從城市方面來看，甚至在已經現代化的沿海地區，相對來說，看來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錫瑞稱之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國歷史上被稱之為舊制度的資產階級的一些人物十分相似。[89]不先研究這些人的固執和演變，就不可能了解新企業家所起的作用（稍大於新型知識分子們所起的作用）。 雖然這些名流所從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活動，與農村士紳們所從事的很不相同，但其對地產的興趣和與政府的密切關係，仍然和舊制度的結構保持著聯繫；辛亥革命普遍使其地位更加重要，其領袖人物總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張謇（1853—1926年），是清朝的狀元，袁世凱政府的實業總長[90]；在其故鄉南通辦的大生紗廠，在1914年至1921年間，紗錠增加了一倍。[91]再以虞洽卿（1868—1945年）為例，曾任上海總商會和寧波同業公會的董事，在大戰時期投資200萬兩辦輪船公司——三北（1917年）、寧紹（1917年）、鴻安（1918年）。[92]還有朱葆三（1847—1926年），在1919年72歲時仍在上海任總商會會長。第一次世界大戰也鞏固了榮氏兄弟——榮宗敬（1873—1938年）和榮德生（1875—1952年）的財產。[93]榮氏兄弟二人出身無錫商人兼小官吏家庭，1901年創辦茂新麵粉廠，1913年又創辦福新麵粉廠。在1914年至1920年期間，這兩家公司共開創8家新廠，其中有些廠資金達150萬兩。榮氏兄弟更將其企業活動伸展到紡織業，創辦了申新紗廠。這些企業先驅者在經營上的成功，都得力於其個人的優秀品質，在條約口岸通過與外國人的接觸，獲得了經營企業的一些不完全的起碼知識，進而了解到掌握現代技術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大多數的城市精英，主要是以其政治傾向和社會影響著稱，而不是由其對現代企業的參與。辛亥革命後，代表地方利益創立的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和農會等新的權力網絡，取代了官僚政治機構；但這與袁世凱中央集權化的企圖相衝突，在地方上又與互相爭雄的野心軍閥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的權力畢竟還是增長了，雖然這些城市精英未能成功地為當地保住1912年至1914年間爭得的行政權力（尤其是稅收權），但其對官僚機構的影響，還是比革命以前大多了。揆其原因，無疑是因為這官僚大多是來自當地；出身本鄉本土官僚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經很高（1912年的浙江都督府，每7名高級官員中，就有5人是浙江人），後來有所降低（1920年，浙江每8名高級官員中，有4人是浙江人）。[94]但是「迴避法」並沒恢復；清代規定，禁止從本地學者中選任地方官。城市精英或者地方代表機構直接表達意見，或者間接向地方官施加壓力，以保障其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也不受外國人侵犯，並防止群眾的各種無理要求。 就是這樣，「舊制度的資產階級」作為穩定力量，在中國社會出現了。浙江省的一個地區首府，1925年控制地方政府的人物中，有40％早在辛亥革命時就很活躍了。不過在這個人群中，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變化，有功名的文人學士（進士、舉人、貢生）的作用已經減弱。1918年至1921年間，在浙江省議會中，這些有功名的人數不超過6％，而在革命前夕卻占46％。[95]死亡為其人數減少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原因，為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使其人數得不到補充。原來歷來由其所掌握的慈善團體的賬房和管事的職位，遂逐漸為政府當局和衛生與公共工程的專門人才所取代。例如在濟南，情況就是如此，1917年，廣仁善局就為政府的善局所代替。[96] 這種情況的發展，加深了城市紳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名流之間的裂痕；同時，也擴大了城鄉之間的鴻溝，迫使農村為城市的各種事業提供資金。以濟南為例，維持一支負責衛生、公共運輸、法律與秩序以及消防的警察力量所需費用，其來自全省收入的款數，與來自都市稅收的數額，恰好是相等的。 此後，都市的名流，從商人、地主和新式學校的畢業生中補充力量。這樣，紳商的界限就不很清楚了；在省議會中會凝為一體，並在省議會中占大多數——1921年至1926年間的浙江占88％。[97]這些新的知名人士，繼續維護已重新組合的地主利益，現在更竭力保證商人的利益。商人們常在省議會中居支配地位，商會會長兼任地方城市議會議長的情況並不少見。有時城市商會會長竟完全取代城市議會的位置，例如1922年的浙江紹興就是如此。20年代商會的數目激增，浙江省的嘉興縣原來只批准設立兩個商會，但到1924年，卻已經有了13個。商會在地方各種代表機構中，逐漸占據了首要地位。[9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都市上流社會中出現了一個人數不多的社會集團，獻身於振興實業，自由企業經營和合理化經濟思想。這是一個真正現代化的資產階級。由於受經濟奇蹟的影響，在由西方支配的半殖民地環境中，這種轉變的發生是很自然的。現代的資產階級新一代企業家們曾經在外國留學，對當時世界的現實情況有較多的了解，並且比較少受舊傳統的束縛。其中最著名的無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1942年），出生於上海，為棉花商之子，學習英語，並於1900年通過考試進入海關工作。穆氏因1905年積極參加抵制美貨運動，而被迫辭職，遂於33歲時赴美接受技術教育，先後在伊利諾斯大學學習農藝學，然後又轉入德克薩斯農業機械學院學習紡織工程。在1914年回國以後，穆湘玥努力改進設備，使自己的紡織廠現代化，並引進美國的長絨棉種種植。穆氏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厚生紡織廠，1916年又創辦德大紗廠，1920年在鄭州創辦豫豐紗廠；1920年，參加組建棉花交易所，任理事長至1926年。此為極少數經受住1921年投機風潮的交易所之一。為了幫助培養中國實業界所急需的人才，穆氏給其最好的學徒提供獎學金到美國留學，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後來成為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的方顯廷。[99] 銀行家陳光甫（1880—1974年。原文如此，應為1881—1976年。——譯者注）的事業，和穆藕初十分相似。陳氏生於商人家庭，11歲當學徒，1904年赴美學習商業6年，回國後，找到一些老同學，同精通現代會計方法的海關和郵局職員合作，於1915年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1940年以前，由陳氏自己負責銀行的經營管理，是當時最興旺的私營銀行之一。 還有一批工程師，出生於小康之家，也在外國受過教育，從事雙重職業——既是公務員，又是企業家。其代表人物有江順德（1880—？年），是近代油漆染料工業的先驅之一。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1936年），於1921年至1925年間管理熱河的北票煤礦公司。 最後，新一代實業家大量來自華僑，和留學生一樣，對現代世界有實際經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簡氏兄弟——簡照南（1875—1923年）和簡玉階（1877—1957年）——在香港創辦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其產品在泰國和新加坡的華僑中行銷。1912年至1917年間，南洋公司的產量提高了610％[100]，並在寧波、漢口、上海設立分廠。上海分廠於1919年改為總廠辦事處。簡照南成為上海最有影響的企業家之一，任上海總商會董事。簡照南死後，其弟簡玉階繼承乃兄的事業，1949年以後，在共產黨政權下，仍然是一位民族資本家。 馬玉山（1878—1929年）的事業要短暫一些，初在菲律賓以餅乾生產商的身份開始其事業；辛亥革命後，回到廣州和香港，開設了一些新廠；其後居住上海，於滬上置總管理處管理各地分公司。1912年，馬氏企圖建立中國新式製糖工業，在吳淞開設了國民製糖公司，上海的資本家投資1000萬兩。1913年，馬玉山遊歷西方各國，收集製糖技術情報，準備在滿洲種植甜菜；但不久試驗失敗，馬氏遂返回東南亞。[101] 聶雲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權威和聲望，為城市名流和企業家二者之間的紐帶。聶雲台為聶緝槼之子，曾國藩總督之外孫，是上層紳士中的一員；雖是居住在中國，卻對英語有精深的造詣。當其24歲，其父任浙江巡撫時，命其去管理一家用公款收購的紗廠。這家名為恆豐的紗廠，在第一次大戰時有了發展；到1919年，資本已達到100萬美元，各車間共雇用1300名工人。到1921年，聶雲台創建了大中華紗廠，並向益中機器廠投資。聶氏既是一個組織者，又是一個企業家；1918年，參加創建華商紗廠聯合會，並組建一個改良原棉委員會；成功地促使東南大學和許多美國專家參加改良原棉的工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危機中，當上海總商會中的保守派和激進派互相水火之時，聶雲台由於出任會長，得以出面調解[102]，而開闢了和解的道路。 我們的回顧到此為止。還可以舉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是威望不高的，但是加起來也不會很多——也許是幾百人。這些就真能構成一個資產階級嗎？ 必須首先指出的，在出現這一群企業家的同時，一個新的知識分子階層也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識分子，也大都在外國受過教育，在世界大戰開始時回國，擁有新技能和新思想。這些新型知識分子，脫離了中國舊社會，並與國家開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傳統割斷了聯繫；同時提倡以尊重個性主義為基礎的新式教育制度。[103]這個新的知識階層出現，對新生的資產階級是一個鼓勵。這兩大集團的聯合，雙方的力量都得到加強；但是其影響，主要在於其繼續與城市名流保持聯繫。 這些年輕知識分子和年輕企業家，得到其先輩很大的支持，這既便於其行動，又保證其影響和成功。如果沒有具有代表性和強有力的江蘇省教育會的支持，蔣夢麟的新教育運動是絕難有所成就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進口的染料來源斷絕，傳統商人因投機而獲巨額利潤，並將所獲此巨額利潤付給穆藕初。若非如此，穆藕初到何處去籌措開辦其經營的第一個紗廠的資本？簡照南剛從香港到上海，得到上海總商會董事們的合作。以城市名流為一方，以知識階層和現代資產階級為另一方之間的團結，是建立在社會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對國家權威缺乏信任感的共同基礎之上的。 新生的資產階級的經濟與政治戰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成立的各種商業協會內部形成的。這些協會與職業或手工業的行會不同，也和同鄉會不同。兩者只是某方面代表商人利益的組織，也不同於朝廷強行加給地方團體的商會。這些商業協會是團結一致，並且是在自發活動中產生的；實際上，其主動性是來自受益集團自身。1918年建立的華商紗廠聯合會，使一個保護性團體獲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該團體在一年前為爭取保留原棉出口稅團結組織起來的。而當時的日本棉花購買商正要廢除這種稅。1920年，北京的主要銀行家每周舉行兩次友好聚餐會，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銀行聯合會。華商紗廠聯合會很快發展成為全國性組織。第一個地區性銀行聯合會成立於1920年12月，與全國銀行總會成立相隔不到三年。 這些新的現代性商業聯合會，表現於對任務的了解，也不再從事宗教或慈善事業的活動；而傳統的行會為這些活動獻出其大部分財力。現代性的商業聯合會採取了國際資本主義的觀點，以發展、進步和競爭為主旨，開始傳播經濟信息，並出版當時最卓越的經濟學家合編的專業評論雜誌。因此，在此後數年中，上海的《銀行周報》（1917年），《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1919年），北京的《銀行月刊》（1921年），漢口的《銀行雜誌》（1923年）相繼創刊。這些刊物提供了當時現代經濟部門的活動，在發展途中所遇到的障礙，都有異常豐富而精確的證據。由於其對外國市場研究的重視，為中國能在世界各種經濟力量的潮流中，獲得發展作出了貢獻。 此時，階級利益呈現出現代面貌，過去行會的團結是基於既得利益之上的，而現在則是為爭取尚未得到的利益而團結一致。發展的意識取代了壟斷的傳統。 這一群年輕的僱主，雖然只是代表商業資產階級的一個狹窄邊緣部分，但是這個先鋒隊的影響，卻在商人權力的正式組織中發揮了作用——各個商會被迫使自己現代化，並且也多少使自己民主化一些。 在世界大戰剛爆發之時，上海總商會好像只是受強大的寧波幫所操縱的一個幫會聯盟；高達數百兩的年捐認額，將會員名額限制在300人。除了幫會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業在商會有代表，董事會為35名所壟斷。作出決定的權力在德高望重的董事長朱葆三。董事會的董事，大多是從老一代商人和買辦中選出的。而在1919年至1920年以後，由於受到內外壓力的影響，商會選舉了新的董事會；雖然選舉的範圍並沒有多少擴大，但新選的董事會自後確實有了一些代表性。自新董事會誕生以後，上海總商會一直是從現代產業部門接納代表，而這些現代產業部門代表一般是仍同傳統商業保持聯繫的商人，如王一亭、虞洽卿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商會的董事會擴大，包括銀行家（宋漢章、傅筱庵、趙錫恩）、紗廠主（穆藕初、聶雲台）、實業家（簡照南、榮宗敬），其利益及活動完全是朝向現代產業部分。在商會內，這些董事的活動，繼續沿著各企業聯合會的框架中已開始的方向，傳播經濟情報，鼓勵新技術，發展職業教育，與政府當局談判協商。 不過，「舊制度的資產階級」和新式企業家之間的合作，並不完全是一帆風順的。上海總商會在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時，內部出現了一場危機。[104]對立面並不是來自新的商業聯合會，而是來自一些舊式的同鄉會。這些同鄉會和幫會不同，一直讓小業主甚至普通工人參加。1909年，由陳洪賚組織的寧波旅滬同鄉會，作為寧波幫會的分支，其貴族氣就比幫會少一些。但是在各組織中最激進的，要數湯富福（湯節之）任主席的廣東同業公會。在商會內部，約有60名會員組成的反對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3月辭職；並提出改革方案，要求放寬會員條件，降低每年所交的會費，擴大董事會，成立經濟信息服務機構。1920年8月，董事會改選，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這是一些什麼人呢？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湯富福或者馮少山，都因其廣東籍貫和政治活動而引起重視。許多人簡直是新一代企業家。 改革派未能將商會吸收會員的條件民主化，但其影響卻可以從1921年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月報》中表現出來，對經濟發展和政治參與提出了新的見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積蕃），特別是馮少山。方椒伯1884年生於寧波一個顯赫的家庭，是一名銀行家和實業家，曾於1922年任上海市總商會副會長；馮少山也生於1884年，廣州人，是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的股東。 1919年春，偉大的民族主義總動員期間產生的新組織，接受了總商會拒絕扮演政治先鋒隊角色。1919年5月創立的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作為地方社會的代言人出現的；廣東籍的活動家湯富福、馮少山在其間起了重要作用。雖然聯合會的激進主義聯盟，經常與商會的保守主義發生衝突，而在兩個組織中身居要津的卻常是同一些人（特別是虞洽卿）。兩者的社會結構幾乎沒有區別，只是代表同一個資產階級的兩個方面。 數月後，許多「馬路聯合會」成立，代表上海各主要商業街道的中國商人，動員自己的會員——擁有自己商店的店主起來反對租界工部局的徵稅政策。因為上海是外國勢力的堡壘，在這一地區發生衝突，對整個民族的解放鬥爭具有重要的意義。 因此，上海總商會想對「馬路聯合會」加以抑制的呼聲，又在其他場合發生了。「上海商會已不能像往日一樣代表中國社會了；其權威性已由其他的組織所代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1920年作如是說。[105]這些自己創建的新組織。或在傳統組織中活動的一代新人的指導下，資產階級正準備要重登政治舞台了。 士紳階級衰落以後，資產階級在城市的紳商中占了主導地位，團結大部分「舊制度」的名流和少數新生的現代企業家，組成了一個朝氣蓬勃的聯盟，並從前者繼承了其對社會的穩定作用，從後者繼承了其改革創新精神。這樣的資產階級絲毫沒喪失其典型性，相反，卻是真正代表了當時的都市社會。但是這個都市社會，卻越來越孤立於中國的政治社會之外了；其進步和西化——這必然與其現代化聯繫在一起，擴大了其與農業社會之間的鴻溝。作為一個廣闊的農業帝國，中國怎能為幾個少數新興的沿海城市所統治呢？ 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失敗 資產階級和袁世凱政權本來就是非情願的結合；沒有持續多久，袁世凱的獨裁作風和隨心所欲的苛捐雜稅，在商人中引起的不滿，在上海總商會中引起了反響。商人的嘴巴可以強行封住，但武力並不能防止其同情心的迅速冷卻。[106]1915年各省反對復辟帝制的起義，1916年政府在財政上的失敗，加上官辦銀行延期付款的命令，合在一起把市場攪亂了。其結果是資產階級與政府分道揚鑣。 由於無力扭轉政府的施政方向，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獨善其身，夢想在社會中創造出一個繁榮安全的孤島；在博愛傳統的鼓舞下，想像出一個模範社會——有時甚至達到要實現的地步。張謇要把南通建成模範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買1000畝地，準備在該地建成一模範區。[107] 走向參政 另一方面，中國工商業的發展要求制度的改革——統一幣制，改革財政，恢復關稅自主。這些要求，又一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挑戰，對中國也是因國際條約造成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戰。近代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抱負，必然將其引向更廣闊的戰場。日益眾多的企業家開始認識到，其命運是與國家和社會的整體發展繁榮聯繫在一起的。「人不能離開社會獨自生活，吾人不能脫離紛亂而無組織之今日中國社會，而自成一體。」[108] 在1921年的商聯會的年會上，湯富福發表了激烈的演說，要求參與政治。這與過去不同，已經不是支持這個黨或那個黨，擁護這個強者或那個強者的問題；「我們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沒有的……」各商會應當把直接的責任承擔起來。 面對目前境遇的商人們，現在應該是拋棄過時的不過問政治的傳統的時候了！我們長期以來拒絕參與所謂骯髒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骯髒的，那是因為商人們允許其骯髒。各商會過去一貫堅持不過問政治，但是在今天，這種不過問已經變得可恥了。[109] 穆藕初用平和一點的語氣重複了相同的意見。 以前我們認為工商業者只應該關心工商業，這種陳舊的觀念今天已經沒有了。團結起來，用一切辦法迫使政府改良內政，已經成了我們工商業者的責任……我們相信，只有這樣辦才有希望使我們國家的工商業復興。如果我們不採取這樣的步驟，其結果將是所有的企業失敗，國民將無以為生，國家將遭到毀滅。[110] 資產階級在經濟發展中碰到各種制度性障礙，而突然出現的政治覺悟，是受到五四運動奮發精神的激勵而產生的。國家的前途，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資本家在國家工業建設中的作用，都成了每次討論的中心話題。從中國貧窮和落後這個確定的事實出發，唯一的藥方是發展工業；唯一的辦法是從歐洲和美國的經驗中吸取教益，但必須避免出現勞資衝突。這些在1918年停戰後，是孫逸仙所寫的《中國的國際開發》[111]一書的主要論題。這是一本帶有聖·西門式的工業抒情詩情調的著作。同樣的思想，約翰·杜威於1919年至1921年間，在中國各大學所作講學中，作了進一步發揮。在杜威影響下，由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張東蓀、胡適）加以維護；還在一個短時間內，未來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也對此給予支持。[112] 五四思想家們所設想的，是部分由國家控制的發展；這個發展是建立在新興的階級基礎之上的；而這個新興的階級既包括資產階級，也包括工人階級。在1919—1920年間，人們強調的不是階級鬥爭，而是面對發展任務的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的團結。「人類進步之基本動力在於互助合作，不在於鬥爭。」[113]在自由派與激進派於1921年至1922年間爆發爭論之前[114]，經濟發展必須與民族主義、工業發展、社會和諧結合在一起。當時中國的政治思想，以非常典型的方式開始為烏托邦而奮鬥的實現過程。 這些直接或間接以資產階級的作用為中心的論題，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總商會接待了約翰·杜威和伯特蘭·羅素。從張東蓀主辦的《時事新報》看來，似乎極其靠攏上海的青年企業家們，支持其商會的行動。孫逸仙在商界也享有崇高的威信，一部分商人準備在上海修建其在《中國的國際開發》書中所描述的東方大港。[115] 但是總的說來，資產階級的觀念更多的來源於商人的實踐，而不是理論上的推論。在這方面，大戰時期和戰後具有決定意義的經驗，是政治混亂中的經濟繁榮。資產階級更多的意識到經濟繁榮帶來的好處，而很少注意到政治混亂帶來的麻煩。資產階級幾乎還完全不曾經歷過現代的經濟周期，短暫的興高采烈掩蓋了充滿不測的未來；其樂觀主義恰恰與烏托邦的理論合拍；因缺乏經驗而產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猶豫不決，正在融為一體。 偉大的嚮往 資產階級在商會中所採取的立場，在專業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以及工商業者發表聲明所表達的觀點，全都集中在自相矛盾的主題上，既要民族主義又要國際合作，既要工業革命又要社會安定。 中國資產階級附和所有要求廢除不公正的呼聲，廢除二十一條，取消治外法權，恢復關稅自主。[116]這些論題沒有一個是資產階級所特有的。對於當時促使都市社會反對外國侵略的潮流，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只起輔助性的作用。和大城市中的精英分子一樣，商人們——如銀行家趙錫恩所說，忍受著「社會不公」所帶來的痛苦。「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個排他性團體，中國的商人或公司沒有和他們來往的權利……這種貴族式生活方式，全然不顧及其主人與顧客，傷害了我們商人的感情。」[117] 但是，外國的擴張雖然損害了被統治國家的一般利益，卻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業、工業和金融領域，而這些正是工商業資產階級特殊活動的領域。中國商人因此發現其受到雙重影響，既作為急於救國的公民，又作為競爭的企業家。天津商會的一個負責人，在1912年舉行的銀行公會全國代表大會上致詞，強調其所負的責任說：我真誠希望大家把發展工業和管理金融事業，看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中國人謀福利。[118] 資產階級意識到要控制經濟的發展，並從中為自己謀得利益，有賴於與外國合作，「如果我們現在想給工業以新的動力，首先必須採取自由貿易的原則，利用外資，從外國引進機器……如果國家想著只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工業，這目標是無法達到的。」[119] 中國的商人於是寄希望於外國的援助，「我們希望你們利用一切機會，援助我們的商業與工業企業」[120]。但是中國商人對這種援助定下了嚴格的條件。「合作決不可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國的財政，也不應妨礙我們的發展。」[121]外國不應該是控制，而應該是「明智的互利行為」[122]。為了在中國境內建立法國的商會，主席昂希·馬迪埃主張所謂「友好的經濟協作」。中國資產階級寄希望於外國人的明智和善意，希望「盟國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夠影響其政府，廢除或修改有害於合作精神的條約」[123]。由於受到威爾遜幻想的迷惑，中國實業界特別寄希望於美國，1918年，滿懷熱情的美國總統特使、百萬富翁查爾斯·克蘭先生特地從芝加哥趕來中國，以表示其對中國的同情和援助之意。 由於缺乏資金，這種想依賴他人善意的想法，包括本來設想的努力都只能成為烏托邦的空想。中國的資產階級在1919年至1920年面對的問題，即不發達國家接受外援的問題，至今仍具有頭等重大的意義。問題的性質是非常清楚的，如何在取得外援的同時，又使國家的獨立受到尊重，還要照顧到有關列強的相互利益。這雖然很難付諸實施，但也不是一個新鮮的觀念，而在當時卻是革命性的。這與19世紀以來追求特權和勢力範圍的國際外交原則，是背道而馳的；同時，也摒棄了儒家傳統的中國為世界中心的觀念。這種錯誤觀念，對於國與國之間的互惠關係表現為十足的無知。 在國內政治水準上，這種國際合作與工業革命所需要的社會和諧思想，正好可以互相配合。 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所表現的關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僱主的擔心，像聶雲台、歐鵬（譯音，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創辦人之一）和銀行家徐恩元都屬於此類。總之，這正與基督教青年會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世紀20年代起領導的運動巧合。這些影響與行會自治傳統結合在一起，產生了溫情主義思想，追求將勞動者的福利與僱主的利益調和起來。1920年創刊的《工商之友》宣傳減少工時、增加工資，工人分享利潤[124]，在提高效率的名義下，社會進步的必要性被人們所普遍承認。穆藕初在1920年創辦的一家新紗廠開幕式上說，工人的力量是「工業的看不見的資本……這個資本決不可以浪費掉」。面對艱巨的發展任務，資產階級認為其與工人階級是相互依賴的，主張制定「民主實業的新制度，實行業主與勞工的互助」[125]。這種認識，在某些工人團體中也得到響應。[126]民族工業正遭到外國的競爭，對共同危險的認識則加強了團結精神。因此，工人階級的進步不是對大家有害的鬥爭結果；不是拋開資產階級，而是和資產階級一道取得進步，並要依靠資產階級的主動精神。胡適認為，「在充分明智和強大的公眾輿論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過之前，要解決中國的勞工問題，只有靠聰明的僱主如聶、穆諸先生自願地執行一種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127]。 上海的中國報刊一再重複資產階級有「聰明」和「有遠見」的話題，強調「中國資本家的覺悟」的必要性，並為達此目的而努力不懈。自由主義大報《申報》要求提高工資，並解釋說，這並不會損及股東們的利益。 實業界為大眾教育而作的宣傳，堅持社會團結的主旨，其直接目的顯然是為工業提供所需要的職工。而1917年創刊的《教育與職業》堅持說，群眾生活條件的改善，是工業與教育協調一致發展的結果，「僱主與學校合作，工作與教育並進」[128]。 在1919年，資產階級的哲學為擴展的哲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特別是聖·西門主義）以及英、美的自由主義之間，在某些方面頗有類似之處，並不應完全歸之於文化史；把一切都考慮在內，其來源頗為相似的經歷——成長的經歷。因此，資產階級黃金時代的烏托邦，在現代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反映了那個時代短暫的現實：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產生，但卻是沒有前途的經濟奇蹟。 民族主義的動員 資產階級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階級，其各個組成部分，對於外國勢力和侵略的反應也是不同的。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在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的分析，所劃分的界限，看來並不正確。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業都依賴外國人——即使只是在財政資金上；外國銀行一直為中國工業提供直接貸款。例如亞細亞銀行就向鄭州豫豐紗廠投資，還有日資東洋拓殖會社、東亞興業會社、中日實業會社等，也都曾向中國企業投資。[129]同時，由於缺乏資金（這是當時經營方式所固有的問題），中國企業家不得不向舊式銀行（錢莊）取得短期貸款，而這些錢莊本身又是部分由外國銀行提供資金的。另一方面，即令有任何純粹的民族資本確實存在，也不能認為是民族資本主義產生的主要條件。在有些情況下，由於中國企業家從與外國人的經濟合作中獲得利益，自然就傾向妥協。因此，在五四運動開始時，上海總商會採取的親日立場，可以用其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理事們，如廣州商人顧馨一、買辦王一亭、寧波的煤炭商人謝衡牕等人，與日本財界和商界的商業關係來解釋。[130]但是經濟上的依靠，並不意味著政治上的屈從。就在這同一時期，天津買辦、同業公會的積極反日分子主要支持者，就是天津商會副會長卞蔭昌。[131]因此，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並不依賴於純粹華資企業的發展。 各商業和職業團體發表的聲明和採取的立場表明，愛國主義分裂成為激進的和溫和的兩翼。正如所已指出的，上海總商會在參加五四問題上表現得猶豫不決；當其在5月13日決定參加時，也是十分謹慎；而在6月3日，拒不批准由學生所發起的罷市。面對這樣的既成事實，商會的主要考慮是維持秩序。商會的臨時會長虞洽卿對地方軍政當局要求商店開市，努力從旁協助。6月9日，商會正式宣布罷市，但是商人們沒有服從這個決定。在整個這段時間內，別的組織在起帶頭作用。上海商聯會於5月6日致電大總統[132]，抗議凡爾賽和會的決定稱，「至學生愛國，起與賣國賊為難，正合全國民意……應請政府垂念學生，無罪即行釋放……否則，全國暴動，更難收拾」[133]。在5月10日的電報中，商聯會進一步譴責了總商會的親日立場。6月4日，地區商會就已討論了罷市的計劃。正是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決定關門罷市，並在門上貼出啟事，「因外交失敗，無心營業」[134]。6月9日，寧波、廣州、山東幫會和寧波同鄉會，措辭尖刻地拒絕了總商會要求復工的呼籲[135]。 這些不同聯合會的積極參與和總商會的節制之間的差異，部分反映了其社會組成的不同，銀行家、買辦、工業家和企業家為一方，商人、小店主為另一方。但是現在只有極少數會員還能弄清姓名的這些聯合會，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資產階級的一個特殊階層？這個階級的結構還很不完善，不同集團之間的聯繫很複雜；同是一些人，在積極的和保守的兩類組織中都擔任領袖。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虞洽卿，同時也都是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有影響的董事。顧馨一是地區的商會會長，同時也是總商會的老牌領袖。這些人的態度是可以隨時改變的，並且顯然是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參與了要求朱葆三復職的活動，朱葆三因其親日的立場於不久前下台。另一方面，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的創建人之一，廣州買辦兼實業家陳炳謙，卻同時又是保守派的領袖。[136] 這種政治傾向上的混亂，說明社會組織的階級結構還未能徹底和家族與地區的關係分離開來。並且，出於對儒家教義的尊重和社會威信的需要，激進派資產階級繼續有賴於其長輩。在上層資產階級方面，為了不脫離廣大工商業者階層，常常又不得不認可這些長輩們的決定。在1919年至1920年，公共租界的中國居民和工部局的鬥爭中，商會勉強支持馬路聯合會的店主們宣布的抗稅鬥爭。因為按照朱葆三的說法，既然商人們都反對交這些稅，商會也只好與之採取相同立場；因為我們也是商人，應該與商店主採取共同行動。[137] 經濟的繁榮和近代商人的出現，促進了商人的團結和儒家式的民主，從而淡化了利益上的差異；但這些企業家有時也和其長輩們一樣保守。例如穆藕初就堅決反對1919年6月的罷市。然而這些新式商人寧願作出必要的妥協；調和激進派和溫和派的責任，就落在這些人的肩上。1920年，聶雲台當選商會會長，為這種妥協打下了基礎。以同樣的方式，公共租界的商人和居民，在抗議上海總商會「未經納稅人同意，就自稱為其代表」以後，卻選舉了穆藕初、宋漢章和銀行家陳光甫進入顧問委員會，負責在工部局中為其代表；穆、宋、陳三人都是商會的董事。[138] 這種激進分子和溫和分子之間的合作，似乎在天津也重演了。天津商會頗不願在副會長卞蔭昌的誘導下，去參加抗日運動。卞蔭昌的支持者有買辦、紗廠，以及各類活動家組成的商會聯合會和一個十人團。[139] 由於其內聚力，從最激進的一派和學生、雇員以及一些工人形成的聯盟，資產階級從其中得到了好處。這個聯盟支持城市廣大民眾的要求，而使之得以實現市民作出的貢獻。正是因為上海總商會和各銀行聯合會的堅持，北京政府才同意於1919年6月10日將三個親日派部長[140]撤職。另一方面，群眾運動的熱情使資產階級在國家利益和名義下，增強了自己對抗外國勢力的地位。 經濟抵制，是進行國民動員卓有成效的資產階級方法。1905年的反美運動，1908—1915年的反日運動中，商人們都用其自身的方法，來抗議外國的侵略和不平等行為的反應雖是激烈，但卻為時短暫，且常帶有排外主義，因而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之成效均甚微。1919年以後，在五四運動激起的民族主義鼓舞下，這種經濟抵制遂成永久性的。緊接在1919年至1921年的運動之後，又爆發了1923年的運動[141]，一直延續到1924年；到1925年至1926年發展成普遍性的運動[142]，其後又成了革命鬥爭戰略的一部分。[143]在這期間，資產階級常力圖利用經濟抵制來爭取民族市場，促成一個新的工業社會。 從1919年至1923年，抵制運動完全是針對日本的。在第一次大戰期間，西方列強自中國撤退，日本的廉價「劣貨」潮水般充斥中國市場，直接和中國企業的產品競爭。1919年至1920年，由學生髮起，而由商人付諸實施的抵制日貨運動，不失成為缺乏關稅保護的一種補救。日本在中國新建企業的速度減慢，日貨的進口減少，也許部分是由於這一抵制運動。不過，除了抵制運動以外，日本當時正經歷著危機復甦期，很難區分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後果有何不同。在抵制日本「劣貨」的同時，中國掀起了提倡本國產品和「服用國貨」的愛國運動，遂使這一運動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抵制運動不再是對某一特定措施，或對某一特定政策的敵視，而是變成了促進中國建立自己工業「長遠計劃」的永久性組織原則。「當每一個地方都迴響著『中國人自己建立的股份工業公司萬歲』的口號聲時……這一次抵制運動的目的才算達到了。」[144]資產階級所表現的已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暫的激情，而是代之以工業救國思想。各種情緒的反應必須讓位給「國策」[145]。抵制運動首先要考慮到「民族經濟利益」[146]。這是目的，不是手段。[147]聶雲台將這個分析引向極端，變成了類似甘地的不合作主義。[148] 在這樣的環境中，抵制的責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在此後應實施抵制的各種規定，商人並親自保證加以監督[149]，學生則不應參加進來。這實際上是為了防止出事故和出現混亂，是為了避免無謂的財產損失，也是使群眾運動為資產階級的經濟發展服務。 在1919年至1920年間的各種經濟報道，充滿了有關抵制對建立中國工業激勵作用的記載。[150]但是，如何能把構成這種形勢的特定因素，從其背景中孤立抽出來加以考察呢？ 資產階級為了特定的具體任務而進行鬥爭時，是比較容易評價其結果的。1920年10月，列強簽署了一項協定，決定組織一個國際銀行團，負責向中國當局提供全部政府貸款。銀行團企圖以貸款擔保的方式，取得對中國公共收入的控制權，如鐵路的收入，甚至——根據一再否認的謠傳——地產稅。銀行團的條款公然規定，「歡迎中國資本予以合作」[151]。中國的金融團體1920年12月舉行第一次全國會議時，決定不申請加入這個銀行團，自己組織一個銀行團以應對外國的挑戰，並稱：「國際銀行團一再宣布援助中國的意願……對此，我們深表謝意。但是，對中國行政事務進行根本性改革，是中國人自己的事。」[152] 《上海總商會月報》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社論，譴責列強包藏禍心，並揭發其「經濟瓜分」的詭計，認為中國正受到這一陰謀的威脅，指出「指鹿為馬，以鴆為醴……昔之自由割據各獨享受者，今變為合力併吞分贓享受耳」[153]。 中國官員和財政界堅持不懈的敵視態度，使國際銀行團的投資計劃未能實現。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個政治勝利。在此前的年代中，資產階級力圖在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取代外國人，也獲得一些成就；現在要取代外國人，充當向政府提供貸款和控制政府財源的人了。列強由於低估了中國銀行家的力量和決心，犯了一個錯誤。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為列強提供了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在英國支持下，美國的外交政策把賭注押在中國的資產階級身上，推行了預示20世紀後半期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力圖確保中國的權力過渡到地方精英分子，特別是實業界人士手中。 華盛頓公告發表以後，中國的輿論被發動起來了，進行一場聲勢浩大的「國民外交」運動，各商會和金融團體在其中起著領導作用。這種由公眾直接進行的外交活動，宛似一個沒有統一政府的國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爭議時的最後一著。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會代表在上海舉行聯席會議時，蔣夢麟和余日章兩位代表奉命去華盛頓表示「民意」[154]。這些區別於政府代表團的「國民」代表，主要是教師，但這兩位國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關係。蔣夢麟是一位錢莊主人的孫子，家裡是上海錢莊的股東，在1918年和孫逸仙合作出版《中國的國際開發》一書時，對經濟事業就發生了興趣。余日章作為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幹事，也和實業界的領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同時，作為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議董（在工部局中代表中國居民利益），和銀行家宋漢章、陳光甫以及紗廠主穆藕初都有聯繫，都是親密的同事。[155] 在華盛頓會議中，國民代表們雖是間接的，但卻起了積極的作用，捍衛了中國在山東的主權，要求恢復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而這是金融團體和商會所特彆強調的。華盛頓會議，部分實現了中國民族主義者所寄予的希望。無疑，這也是由於世界列強外交戰略的互相衝突，才使中國國民外交獲得這一成功的結果。「如果一隻瞎眼的貓抓住一隻老鼠，那完全是由於運氣！」一位英國記者這樣評論說。[156]但是，畢竟還是需要那隻瞎眼的貓把爪子伸出去。中國資產階級通過自己的組織，表現了其存在和決心；正是在這一點上，才導致英美將外交賭注押在其身上。 實際上，華盛頓會議以後，在華的外交官和企業家的呼聲也有所提高。「代表中國經濟生活的人們，有責任直接參加中國的政治改組」——新任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爵士到北京就任時就作如是說。[157]而滙豐銀行總裁A.O.蘭則認為，「正是中國商界輿論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主要部分……將證明其在不久的將來是主要力量。」[158]太古洋行老闆兼上海英國僑民組織的中國協會主席E.F.麥凱對此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159]這些呼聲提出的根據，是各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要使經濟發展陷於癱瘓的動亂停止，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能從中同樣得到好處。中國商人有責任保證外國人所企盼的政治改革得以進行；這種改革的動力應來自中國社會內部，但也可有從外部加以援助。因此，外國人向中國商人發出的這些敦促，充滿了各式各樣提供援助的建議。《字林西報》社論作者建議，「一名具備良好資格的顧問，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夠代表一個誠實的政府很快改組財政工作」[160]。而E.F.麥凱則預言，在清除了腐敗的官僚以後，「商界將接管權力，必要時可以由外國顧問協助」[161]。 外國人正在精心策劃一場政治運動，急於利用其潛在力量，動力似乎來自漢口。1922年11月，在該地曾開了一次萬國公民大會，並且和正在該地舉行全國聯席會年會的中國各商會的代表取得聯繫。[162]雙方就遣散軍隊和建立立憲政權方案達成了協議。資產階級熱烈歡迎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極力否認其有建立「一個附屬於他們（外國人）的封建資本主義制度」的任何意圖——這是共產黨的《嚮導周報》對其所作的指控。[163]「敦請一友邦為佐理，系自動的而非被動的……系暫時的而非永久的。」[164]孫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發表的《和平統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張，認為可以「敦請一友邦為佐理，籌劃裁兵方案及經費」[165]。 英美外交政策所設想與中國資產階級合作的建議，意在推動中國資產階級逐步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角色；但其這一意圖顯得異常的不夠成熟，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在當時，尚無力承擔其外國老師夢想賦予的政治使命。 行動中的自由主義 要了解資產階級在20世紀20年代所進行的，但又是失敗的政治遊戲，必須對其發展的環境進行深入的考察。不掌權的資產階級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要受到既定政權性質的制約。在中國當時，傳統的觀念和名流階層已經衰落，卻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予以填充。在這個失去了已經驗證的組織形式的社會中，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已漸趨成熟的中國資產階級，形勢要求承擔起各種責任。專制主義已不再與帝制或袁世凱的軍事獨裁有緊密的聯繫，但其仍然存在，並以軍閥割據的形式出現。其為數之多，使之反對軍閥者雖付出巨大代價後，所取得的勝利也完全沒有意義。如果說資產階級的參與常常表現為模稜兩可，毫無章法，而且收效甚微，部分則為其在形成過程中所處之政治環境性質所決定。 軍閥時代是毫無安全感和爭權奪利的時代，每個社會集團都受到影響。處身在條約口岸外國租界的資產階級，可以避免內地商人所受的搶掠和橫徵暴斂；但其經濟活動是在地區交流的框架內發展的，因此，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的可靠性也就每況愈下，並受到交通及貨幣混亂的直接不利影響。軍閥混亂的衝擊對半自給自足農業社會的影響，具有波及面較小的特點。如果一個村莊被一支路過的軍隊蹂躪，而相距不遠的另一村莊就可能倖免。但是，這些社會動亂的擴散，儘管發生在廣大的地區在受災難波及之後，卻可以不改變地區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點。這是一場分散災難的積累。商人也和其他的人一樣，要受到這些事件的損害，店鋪被搶劫，倉庫被焚毀；同時還要遭受發生於別處的混亂之苦，有時甚至是來自相距很遠的地方。四川的戰爭對江蘇的農民不會造成威脅，但卻使上海的工廠主失去了一個重要市場。在20年代初，商業資產階級的發展與繁榮，是直接有賴於中國國內和平與民族團結唯一的階級。就這點而言，資產階級可視為是反對和平與統一的軍事獨裁的直接犧牲品。 資產階級所建議的政治上補救方案，各商會和金融團體所通過的決議，在企業界各種專業刊物的社論中都提了出來。而在許多方面，這些方案和社論緊跟《努力周報》所發表的思想；《努力周報》是胡適及其周圍自由主義理論家們新創辦的刊物。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兩個集團，都同樣呼籲「好人」參政，尋求用專門技能來解決專門性「問題」，開出了「好人政府」的藥方（也就是所謂「公開的政府」，必須將財政收支向全國公布），並要制訂計劃，使之能在保存個人主動精神的前提下，確定各個階段的發展。[166] 這些彼此類似的觀點，可以從各種個人的、家族的和組織的關係中得到解釋，正是這些關係，才將城市的名流們聯合在一起。例如1922年10月，教育聯合會的代表和商會聯合會的代表，在上海開「全國商教聯席會議」，共同擬定政治主張。[167]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將企業家們看作是胡適的信徒，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妨礙其發展經濟的種種障礙，如軍事獨裁，財政混亂，官吏專橫跋扈的認識，而獨立獲得自己的政治覺悟，不存在胡適成為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問題。外國的影響在胡適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導地位，就排除了這樣理解的可能性。但是這兩股思潮——文化的和資產階級的卻一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中國的自由主義，經常被認為是中國文化史中異常的插曲。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的捲入，自由主義才具有政治和社會意義。 雖然《努力周報》的思想家們和商會中的實幹家們，所採取的立場往往是完全相同的；在行動中，自由主義還是被歪曲了，或者說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義中國化最惹人注意的特點，就是其以捍衛地區的自由代替了捍衛個人自由。胡適與其友人由於受了西方模式的影響，主張保持個人的權利。企業家們則根據其共同的或各自的實踐，將保護其社會集體不受政權的過分干涉，視此為高於一切的任務。但是由於接受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資產階級只好採取折中辦法，將自治的願望寄托在更加廣泛的組織體系上，認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終保證自由的實現，其結果，就是從傳統的「自治」主題轉向「聯省自治」。中央政權的式微，給了資產階級重新規定其與國家關係的機會。資產階級極力想打破多少世紀以來的惡性循環，即或企業自由和社會動亂並存，或政治穩定和經濟剝削（或壓迫）同在，這一直是設想任何新的國家結構僅有的選擇。這樣，在一段時期內，自治和聯邦主義成了資產階級實現其政治策略和階級抱負的工具。 自1920年起，自治運動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對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其中包括保守的名流和開明的士紳，或者是野心勃勃的軍人，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商會。資產階級力圖利用自治運動來實現其互相矛盾的願望，即自由與秩序。商人們鼓吹制定省憲，鼓勵恢復地方政府機構，希望藉此來加強自己的權力，以對抗來自政府或軍事官僚機構的干涉。在這場運動中，首先受益的是非官方的鄉紳；正如我們所已經看到的那樣，商人階層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此外，省或地方機構，看來特別適宜開展「職業主義」的活動。這個活動，正是當時從丁文江到武堉幹等自由主義思想家所鼓吹的[168]，部分是受約翰·杜威的行會社會主義的說教所啟發。職業主義提倡將公共事務的責任，交給專家。「工匠、農藝師、教授和知識分子的政府萬歲！勞動者的政府萬歲！……打倒無所事事人的政府！」[169]《上海總商會月報》以論戰的口吻重複了這一主題，主張「職業政治」，剝奪一切「無職業者」的公民權——指「貴族、軍閥、官僚和政客」[170]。 大多數制定省憲的主張沒有走得這麼遠。省憲在保護職業利益的同時，也給地方當局以廣泛的經濟權力，例如管理鐵路、電話、電報，以及創辦發行紙幣的銀行。[171] 資產階級不只是希望通過自治從官僚主義下獲得解放，希望按著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會的有效體系。新近的研究強調，在自治的政府各機關和「里甲」型徵稅制度，或發展到「保甲」型保安制度之間的共存關係。[172]20世紀20年代初，商團的發展同樣證明，企業界急於負責保障社會秩序的願望。1916年，對這類團練組織作了嚴格規定；這是袁世凱1914年解散地方議會的結果，表明了官僚主義復辟。隨著自治運動的發展，商人們要求放寬對團練組織的限制，「請政府允各商會自練商團而行自衛」[173]。漢口商會援引漢撒同盟[174]的先例，要求組織真正的城市聯盟，並認為如果全國各城市能真正團結一致，商人將擁有極大之權力。[175] 雖然北京政權的衰落鼓勵了自治的傾向，但商人們也遇到消極影響；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維持社會秩序，也沒有辦法引導經濟現代化，因為經濟現代化要加速前進的步伐，要求有統一的貨幣和關稅制度。從各個商會提出要求中央發出命令、禁令、糾正錯誤等議案中，表現出其強而有力對國家的懷念。因而，即使是要求自治的同時，商人仍不肯放棄中央集權的好處；認為採用聯邦制就能克服這一矛盾，完滿的調節中央政權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 知識界展開了一場關於憲法知識的較量，不斷地比較德國、奧地利和美國憲法的優劣。而上海總商會堅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職能必須歸地方當局負責，主張工礦企業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轄，「不但因為這樣會使工業本身的發展陷於癱瘓，而且還會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將這些企業的權益抵押或出售」[176]。因此，資產階級一方面害怕國家政權的專橫行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沒有這個政府。經過10年的篡權奪位和高壓政策之後，資產階級感到復興1912年《臨時約法》所建立的民國法律實體，是困難的。1921年10月，商業公團聯合會支持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建議各省議會和各商業、各教育團體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負責決定政體，保證統一國家，遣散軍隊和改組財政。[177] 在1922年3月至9月國民議會開會期間，大會只限於提出一些憲法草案。與此同時，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確都寄希望於吳佩孚將軍。吳佩孚把1917年解散的舊國會議員，都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國法統的名義打出重新統一全國這張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出現商界所企求的憲政復興。重建地區自由和共和原則的努力，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 在省一級，自治運動被善於投機取巧的武人所利用，成了變相的軍閥割據。在國家一級，1923年10月10日頒布的憲法，則是中央集權和單一政府的勝利。 不過，這部流產的憲法，條文比其頒布時的形勢更為重要。曹錕於1923年6月14日發動政變，解除黎元洪總統職務所引起的最後危機，葬送了這部憲法想要恢復民國的合法實體。為了解決這一全國性的危機，上海總商會想建立一個商人政權——其迅速以半喜劇半悲劇的方式而崩潰，說明中國資產階級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總商會召開非常會議，會上「宣布獨立」[178]。脫離[179]，作為中國歷史上表示反對的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區掌權者所採取的行動；從地理的觀點來看，此種現象一般表現為混亂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轉移。現在，像上海總商會這樣一個既無地盤，又無軍隊的組織，竟然採用這種戰略，未免令人感到吃驚。上海商界在和信譽掃地的民國合法政府斷絕關係以後，又回到這樣的看法，即中國政治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得到解決——就是召開國民會議。但商界不願將這個會議擴大，讓各方面的都市名流都參加；自行建立一個由70名委員組成的「民治委員會」來恢復「民主」，總商會的35名董事成了委員會的當然委員。這個商人政權，拋開了各省自治的庇護，又無任何憲法根據，實際是要求統治整個國家。 商會的這個膽大妄為的做法，引起了兩位國民黨員徐謙和楊銓的諷刺性批評說：「最可笑者，上海商會妄欲組織商人政府……若除商人外無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無人民者……」「我國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識，每激於一時之熱情，輒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從妄作，根本已錯……今日上海之商人政府，僅限於商會中會員……以之辦理本商會範圍內之事，固屬甚宜；若謂其即可處理國事，寧非可笑？」[180]說來奇怪，唯一的鼓勵來自毛澤東，支持其統一戰線政策，說「上海商人……採取革命方法，鼓起擔當國事的勇氣，進步的非常之快」[181]。曾經鼓勵商人參與政治的美英外交官們，對事件的發展並不感到慶幸。《字林西報》諷刺商會要求軍人不要干涉政治的做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問道：「誰去給貓掛上鈴鐺呢？」[182] 商人政權的幻想，事實上很快就消失了。從8月起，上海總商會又開始和軍閥們談判維持當地和平的問題；民治委員會讓位給一個反對蘇浙兩省戰爭的蘇浙和平協會。[183] 商人們既無建立新的政權，只好進行談判——如其一向所作的一樣，和現在的當權者談判。不過在黃金時代的那些年，傳統的實用主義談判，此時取得了新的意義；除了保護某些集團的利益外，還能通過對具體問題的逐步解決來保證其進步。在胡適的鼓吹下，這種主張被中國銀行家所採納，用來處理其與已衰弱的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想藉此迫使政府接受其主張，「在進步已不可能的局勢下，總也需要採取某些步驟」[184]。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北京的中央政府的財政極為困難，又不能向外國貸款（受1920年新銀行團協議的限制），中國銀行家因之處於強勢的有利地位。中國的新式銀行被外國銀行截斷了向對外貿易提供貸款的渠道，又被舊式的錢莊堵死了向國內貿易網提供資金的通路，於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國內借款的機會而獲利。由於國家財政處境艱難，這種投資比表面上看起來往往更有利可圖。利息實際上是按債券的面額計算的，而債券常常是以極高的貼現率取得的，利潤與風險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為在政局混亂的情況下，公款的投資與兌現自然是非常危險的。 大多數從事這種業務的銀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種關係。這些銀行大都設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貸款人中，就有不少過去的總長或未來的總長，例如周自齊、王克敏、曹汝霖、葉恭綽。 北京的銀行界和政界之間的關係微妙，可以利用交通系的活動來加以說明。人們會乍然以為自1920年以來，使銀行家們和總長們分裂的對抗，只不過是掌握統治權的軍事政治官僚集團內部派系鬥爭的表現。[185]這樣的分析也對，但不夠全面，沒有考慮到在銀行家之間已發展至團結一致，以及其對政府的無能與錯誤的不滿。 北京銀行家協會體現了當地金融界的團結和力量，其在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中的影響，足可以與上海各銀行的影響相抗衡。1920年12月6日，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警告政府稱，如果想得到資金，就必須縮減軍費開支，調整內債，改革幣制。[186]用張嘉璈的話來說，銀行家們的不妥協態度，只不過是「他們愛國心的表現」，「他們準備為任何有助於國家的公債提供強有力的支持」[187]。1921年1月成立的中國銀行團，在政府同意為國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與其幫助政府的意願是一致的。銀行團隨即撥給的款項，如車輛借款，滬造幣廠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銀行團成立後不久貸與的，並附有嚴格的條款；強制性規定改革幣制和整理內債。政府同意銀行團的要求，指派了一個幣制改革委員會，並公布一個償還長期貸款的計劃。 銀行界成為對北京政府高度警惕性的批評者，當時似乎成了代表國家更高利益的發言人。「這是一部分民眾的主張——開始時，勢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對其統治者的主張，這就意味著民主……從財政繁榮和民主的立場來看，近來中國銀行家們的發展應該受到讚揚。」[188]但是，為一切人而建立的控制，與為私人利益而建立的控制之間——即在民主與財閥統治之間的界限是非常不明確的。銀行團在1922年貸款給梁士詒內閣時，就把自己的原則拋在腦後去了。在貸款合同中，銀行家們獲得了異常高的利率，放棄了對政府的控制而願為其效勞，並把賭注押在政府身上。用來代替不徹底的自由主義，是不起作用的實用主義。 於是，資產階級的政治能力成了問題。中國的商人和銀行家們，是不是應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如外國批評家所指責的，認為是其缺乏主動性呢？還是真的「無力作出任何有效的與建設性的集體努力」[189]嗎？真的「總是寧願花錢而不願承擔起自己的責任」[190]嗎？ 無疑，資產階級失敗的原因，在於其政治上不成熟的反覆無常，有時倉促行動而不能堅持到底。「在各商會中不乏遠見卓識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為焦慮者，即休會之後眾人作鳥獸散……誰將為實現此未竟之業者？」[191] 這場失敗還可以從所用的方法，所選擇的目標，中國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的因素來解釋；方法就是妥協和談判。商人們相信，其聲明和通電能說服軍閥放下武器。「誰會相信軍閥們會充耳不聞，一如既往擴充軍隊呢。」[192]也有一部分人清楚地看到這種方法的現實，認為「與督辦和政客們商談解散軍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193]。但是，這種戰術本身，不正是與其所朝向的目標緊密相連的嗎？這種戰術不正是以此來尋求勝利，保證其為自由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這種戰術不是已經成為自由主義的一種表現了嗎？ 在20年代的中國，實現自由主義的出路究竟如何呢？根據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理論——無論熱衷於輸出樣板的美國公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還是急於從中汲取靈感西化的精英人物胡適，都不承認這個理論，在精心設計的自治和議會程序的形式下，自由主義的政體只有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中才能發揮作用。這裡指的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在其內部具有最低限度的一致性，使不同利益的集團即使完全對立，也不致因其分歧而演變為暴力行為，也不致引起永久的社會分裂。認為自由主義對飽經內戰及主權受到威脅的中國，所患病症的醫治無能為力，還是不夠的；實際上，這些病症已十分嚴重，自由主義根本無法在中國紮根。 但是，1920年至1923年期間自由主義的努力，卻不只是思想史的表現；其與城市社會的興起同時，基礎是大企業和現工業，而且集中在條約口岸。這個都市社會和廣大的內地農業地區相比，雖享有較多的自治，而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卻不能離開內地而生存；但卻又無力確保與內地結合成一個整體，更不能對其加以控制。事實上，將無數的市鎮、村莊和農民的中國統一起來，並使之發展，不僅是自由主義，即使是中國化了的自由主義，也是無能為力的；需要自由主義之外的意識形態，就是官僚機構和軍事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在其黃金時代雖然在經濟上逐漸繁榮，始終都未能克服上述矛盾。 從經濟危機到政治上的退讓，1923—1927年 1923年以後，經濟奇蹟的結束和革命運動的勃興，使資產階級越來越孤立。資產階級和外國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潤時，本來已很困難；到經濟危機襲來時，更變成殊死競爭。但是資產階級即使退到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卻也不足以使其與激進的知識界或無產階級結成同盟。這些人的革命民族主義的社會主張，對於雇用者來說，其危險性並不亞於競爭。資產階級一方面在其外國夥伴已不再裝出合作的樣子時，不肯與之合作中妥協；另一方面又不會走上直接威脅到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而寧願促使傳統類型的國家權力的重建，即官僚主義和軍事獨裁的復辟。希望這樣既能保證民族解放，又能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 經濟危機與帝國主義捲土重來 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失敗以後，經濟危機又打破了其與外國進行合作的迷夢。華盛頓會議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強在譴責日本對中國進行擴張政策的同時，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團結。帝國主義侵略的恢復，粉碎了中國資產階級寄托在外國人的「通情達理」和「良好願望」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業的危機 1920年以後，影響西方和日本的經濟危機中，中國的情況倒是比較良好；絲茶出口商由於外貿的阻礙而受到打擊，出口總值由1919年的關銀6.3億兩，降到1920年的5.4億兩。但是巨大的國內市場活力，阻止了危機的擴大和價格的下降；「本來供出口的貨物，外國人不能購買，都在國內消費了」[194]。進口商也經歷了同樣的困難，無力提取已經訂購的貨物（災難性的銀價下跌，導致銀兩的相應貶值）。但和19世紀以來的多次投機風潮一樣，條約口岸的市場只是受到震動，並沒有引起崩潰。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仍然是工業還在蓬勃發展，並繼續獲得高額利潤。可是在1923年，正當西方和日本市場開始出現轉機時，中國卻受到了打擊。 困難在1920年秋季開始，當時棉價向兩個不同的方向波動，原棉價格上漲，而棉紗價格卻下跌。1920年至1921年，由於氣候惡劣，棉花歉收；而此時正在全速生產的中國棉紗廠對原棉消耗量，卻從1918年的270萬擔增至1922年的630萬擔。[195]中國紗廠不得不進口越來越多的原棉（1922年達110萬擔，幾乎占其總消耗量的1/3），因之而感受到世界範圍價格上漲的影響。1920—1922年華北各省的饑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內戰，都減少了棉紗的銷售量。1921年，紗廠每包棉紗尚可獲得25兩的平均利潤，而到1923年，每包要虧損15兩，許多紗廠都減產。安裝一兩年訂購的紗錠增加了生產能力，但停工的機器數目也隨之而增加。與此同時，日本的紗廠卻繼續日夜開工，付給股東們30％的紅利，大多數英國紗廠也避開了這次危機。 競爭與控制 中國的實業家們對這次危機作過各種各樣的分析，責怪是「市場不利」，「資金不足」，「固定資本比例太高」[196]，「長期負債」[197]，「經營缺乏遠見」[198]，「紅利過度膨脹」[199]。但是儘管如此，中國的實業家們還是不同意英國商務參贊的意見，認為「日本和英國的紗廠所以能較好地經受住這場風暴，由於其管理較好和融資健全」[200]；並稱：即使我們的技術和管理像外國人一樣的好，我們也無法避開他們的競爭。[201] 在中國企業家看來，中國企業明顯的弱點在於總的環境，即是受外人主宰的經濟；而外國企業的優勢，則在於其與世界各地強有力的聯繫。根據這一觀點，中國民族工業的危機，主要是由日本造成的，日本的經濟侵略是十足的殖民主義政策。 「我們的紡織業有一個敵人，也只有一個日本這個敵人。」[202]這個對日本的指控，不僅反映了日本對中國進行領土擴張和攫取政治權利的野心，也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對日本侵略引發的敵意。日本商人對中國市場超常的進攻，也引起了中國實業界的焦慮。自1918年至1924年，日本在華紗廠的紗錠增加了388％。[203]「他們（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勢沖向中國。」[204]伴隨日本在中國的工業投資，也染指中國紗廠的財政。在1917年至1922年間，中國紗廠所談判的19項貸款中，有14項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當1922年中國實業家們無力償還債務時，日本的參與投資就變成了控制，1923年的華豐紗廠和1925年的寶成紗廠就是例子。[205] 使中國實業家們感到驚恐的，還不只是經濟攻勢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這種攻勢所採取的集中而系統的形式。實業家們從中覺察到不折不扣的「紡織政策」[206]，是一種將「吾國棉業撲滅則已」的「陰謀」[207]。他們譴責日本主宰和獨占中國市場的野心。 1923年春天實行的原棉禁運，表明是中日實業家之間的一場力量的較量。原棉價格上漲，使中國紗廠主遇到了困難，於是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208]當時，中國出口的全部棉花，幾乎全由日本紗廠主收買（1923年出口97.4萬擔中的80.3萬擔）。[209]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國全部產量的10％—13％，但這占全部商品棉的一半。日本遂奪走了中國紗廠傳統的紡線和絮製衣，留給中國紗廠的原棉只有1/4。 雖然中國的分析家並非不知道棉花生產不足，由於工業化加速和世界棉價演變，在這次危機中所起的作用，但仍然認為禁止原棉出口是解決原棉價格上漲的關鍵。[210]毫無疑問，中國的分析家是正確的。即使禁止原棉出口，不能解決保持農業發展與工業化之間的平衡關係，也不能阻止設在中國的日本紗廠在本地市場購買棉花，但仍能在短期內減輕中國紗廠主們的困難。中國人自己也說，這是「暫時解救燃眉之急」，易於實施並可收速效。 華商紗廠聯合會在1922年底提出禁止原棉出口的請求，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並予以正式發布。[211]但日本對此提出抗議，並得到外交使團的支持；使團援引其與中國簽訂的條約為據。面對「受惠國」的一致反對，中國政府只得於1923年5月取消這一禁令。[212] 這次為解救中國工業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嘗試，引起了列強共同陣線的再度出現。當警報響起之時，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戰勝了其彼此之間的分歧；美國也為日本保衛「條約權利」來幫腔。 危機加劇了經濟競爭，使之政治上的合作越來越不可能。在1923年，許多外國觀察家和僑民感到其與中國資產階級的關係在惡化——認為這種關係太弱，也太死板，要求在華盛頓會議上制定的外交路線。除有其他原因外，有一事件引起了這次政策的轉變。 合作進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臨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車在山東省臨城被土匪攔截，並綁架了許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國人。這一事件引發了輿論的評議，並觸怒了外僑，要求恢復武力干涉的老政策。對於那些一直都批評「華盛頓錯覺」的老中國通，認為這次事件為其提供了報復的機會，要求利用這次機會，外國政府應向中國提出儘可能嚴厲的要求。[213] 外交團於1923年8月10日提出，由所有列強（包括沒有直接受事件影響的國家）簽署的照會，要求在賠償和罰款之外，再建立一支由外國軍官指揮的特別鐵路警察部隊。[214] 事件的結果，又回到帝國主義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傳教士被殺害，商人被綁架的清單上，又加了臨城事件。在19世紀後半期，這類事件一直是列強軍事和外交懲罰的導火線。 外國人信心十足，以為這一次舊傳統的恢復，會得到中國資產階級的諒解和支持。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是商人，都同樣需要安全。商人知道必須團結一致，才能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國人和英國人完全相信本地資產階級的默契，其商會和僑民協會在加強外國人對中國的控制的共同綱領中，結論性的提到「中國主要商界和銀行界都同意，他們對局勢的混亂感到不滿，只是自己不敢採取行動」[215]。 中國商人真的不敢採取行動嗎？《北華捷報》責備其「巧妙的裝聾作啞」[216]。但是，這恰表明，中國資產階級拒絕參與認為不合於其利益和尊嚴之舉，甚至與其存在聯繫在一起嗎？中國商人的確把臨城事件視為國家恥辱，並竭盡一切可能幫助解決這次事件。各主要商會甚至派出代表，親赴出事地點與綁匪進行談判。事件固然可悲，但卻不能證明因此就應該對中國實行國際共管。 「敝會深信，各友邦與敝國均有多年之友好關係，必不致因地方之騷擾事件而遽損敝國之主權，致引起敝國民眾有反應之行動。」[217]各行業組織和各商會由此更進一步採取攻勢，將此次事件的責任，歸咎於「各國銀行及軍械洋行……違反中國商民之公意，接納中國任何方面之軍人，予以助長內亂之借款與軍械」[218]。 各商會和商人團體的行動，得到共產黨人的稱許，譽之為對「帝國主義助長中國內亂」有了認識。「我們號召商界的同志，重新走上革命民族主義的道路。」外國人採取強硬立場，並且拒絕與中國資產階級合作，豈不是驅之其走向革命嗎？資產階級又怎能適應這兩種勢不兩立的力量呢？但是又怎樣能逃脫得了呢？ 革命運動的興起和資產階級日趨孤立 1923年，孫逸仙與共產黨人的合作和「統一戰線」政策逐步形成，給了革命運動以新的推動力，並在廣州建立了根據地。工會主義也隨之而興起；1925年偉大的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以及上一章所講的北伐，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識分子協力支持革命。而資產階級——既包括「舊制度的資產階級」，也包括新企業家資產階級卻與之越來越疏遠。五四運動時期使人們團結一致的民族主義口號，再也不能抑制當前各種社會與政治的對立。於是鬥爭迭起——在商會與孫逸仙之間，在商團軍與國民革命軍的軍校學生之間，在工會與商會之間。 1923年秋季在廣州發生的關餘事件，導致了孫逸仙與列強之間的直接對抗。儘管數月前臨城事件造成了緊張氣氛，資產階級還是拒絕支持孫逸仙的行動，因為孫氏選作挑戰的領域，早已被資產階級視為其獨占的禁區。廣州政府發起的攻勢，實際上有使償還內債的體制受到損害的危險。 在大戰末期，海關稅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的關余[219]，外國銀行將這筆餘款交北京政府處理。1919年，廣州護法軍政府要求分得關余的一部分。而實際上也的確分得了一部分（13.7％）使用。1920年，廣州政府被逐出廣州，遂停止了此項要求。1923年3月，孫逸仙重新掌握廣州政府權後，要求重新獲得這筆款項，並要求清償前兩年的欠款。但在此期間，北京政府總統於1922年7月29日已頒布命令，將全部關余撥充償付整理內債的基金。1923年9月，外交使團以遵守條約為藉口，向孫逸仙提出警告，如其要用武力奪取當地海關收入，列強就要用武力進行干預，並於12月派遣23艘炮艦駛入廣州水域。 在此期間，資產階級始終考慮其當前所負責任的代價；上海和天津的商會和金融團體，請求孫逸仙不要危害其利益說：「我公手創共和……素以恤民為宗旨，務懇保全關稅，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損失。」[220] 雖然孫逸仙強調，內債是由北京政府所發行的，廣州政府不承認其合法性。而銀行家們卻不願捲入政治爭論，說「當時南方政府承認與否，以及北京政府發行該項公債時之用途如何，民眾未便過問。關余既系整理公債基金之重要部分，無論何方，稍涉牽動，民眾血本所關，均不能予以承認」。 孫逸仙的共產黨盟友站出來為其政策辯護，力圖提高爭論的層次以開導資產階級，使之認識其真正利益之所在，並將未來發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對比。「孫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關稅主權……此項政策不僅無絲毫損害商界銀行界的意義，而且是專為國家主權和中流階級的利益設定的……可憐的中國商人和銀行家及一部分新聞記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關心與常識。」[221] 但是，中國商人卻寧願向總稅務司安格聯爵士呼籲，請其「維護公共信用」。[222] 如果說臨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極限，那麼，關餘事件則表明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局限性。在關餘事件中，孫逸仙遭到近代化的大資產階級——租界裡的商人和銀行家的反對，這些人是政府財政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傳統城市名流的敵對情緒也同樣強烈，在數月後的廣州商團衝突中達到了頂點。 孫逸仙在1922年被逐出廣州，次年初，靠了雲南和廣西的僱傭軍，又重返廣州；此時所建立的軍政府軟弱無力，無法約束軍隊對其提供保護，各路將軍們又不斷向其索要錢財。為了滿足財政上的需要，孫逸仙設法與廣州商會談判貸款100萬元。孫氏並開徵許多附加稅，允許重開賭場，將其所得交給僱傭軍；還強奪祠堂和數處宗教和地方團體的「公共」產業，以及被其「國有化」的私營企業。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內增加了3倍，在1923年達到900萬元。但是這種程度的剝削，致使全市每個債權人和富有的廣東海外華僑，群起反對孫氏及其政府和僱傭軍；而這些華僑在辛亥革命時曾給予孫逸仙以寶貴的支持。這些反對者感到，自孫逸仙重返廣東以來，土匪流氓雲集如蟻，如何還能希望別人再會為祖國工業化而投資？「還不如把錢擲到太平洋里。」[223] 孫逸仙和廣東當地資產階級間的緊張關係也繼續加劇。1924年，商人和經紀人拒絕接受當局發行的期票，並頻繁舉行罷市，還呼籲商團給予支持。 在商會的建議下建立的商團，在廣州迅速有了發展。1923年末，商團有1.3萬餘人，其經費由各商業負擔，有的商行供養30餘民兵。[224]這種民兵武裝隊伍遍布廣東省內數百個城市。1924年6月，所有這些志願人員匯集在一起，結合成了一個省商團，由滙豐銀行買辦廣州商會會長的兄弟陳伯廉指揮。陳伯廉把商團運動與保護當地利益聯繫在一起，說：「內地交通常被阻絕，貿易屢被中斷，原料不能運抵市場，投資遭到損失，我們對此感到厭煩……廣東新商團軍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成為一支無黨派的地方自衛部隊……經驗告訴我們，人民必須依靠自己……為共同防衛與自治而一致努力，這是以後考慮並實施其他同樣有益政策的一個開端。」[225] 廣州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要重複地方自治的話題，將城市治安與金融管理交給行會，並取消苛捐雜稅。因此，這些商人武裝中所體現的思想觀念和政治傾向，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但是孫逸仙政府在1923年至1924年間的迅速激化，使得商團的保守性就突出出來了。 商人們對廣州當局的貪婪和專橫行為的反抗，與全國範圍的地方團體和商會反對軍閥的鬥爭頗有一致之處。孫逸仙雖也常使用軍閥的手段，但卻與軍閥根本不同。自從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改組大會[226]以後，孫逸仙政府一直在努力爭取群眾的支持。1924年五一節，孫逸仙繼續慶祝中國工人和資本家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同盟。而與此同時，由廖仲愷召開的廣州工人代表大會，要求政府禁止企業職工參加商團，並且為工人申請組織自衛武裝的權利。 以商人組織為一方，以革命政府與工會為另一方，1924年夏天爆發了衝突，挑明了自治口號中隱含的不同選擇。保護地方權益的鬥爭，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顯得只不過是保護那些紳商們；自治口號經常提到的「民眾」，只是少數債權人。正如上海資產階級1912年拒絕為共和政府的建立提供經費一樣，廣州的資產階級在1924年也拒絕為統一全國的北伐承擔費用。廣東商人反對孫逸仙的計劃，而且因其親共親蘇傾向而倍加深惡痛絕。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的失敗，只反映其社會基礎的狹隘，與孫逸仙的全國性雄心之不相稱；而1924年廣州政府與商人鬥爭所導致的武裝衝突，卻具有階級戰爭的全部暴烈性質。 城市紳商一直利用民眾的支持，來維護其自身利益，一旦失去這個支持，遂不得不向外國求援。廣州商人在英國領事館、滙豐銀行和海關內，為訂購、付款和進口武器來建立商團軍，進行了廣泛的關係網及陰謀詭計，著實驚人。有了大量的武器進口，自然會導致最後的武裝對抗。1924年10月15日，政府軍粉碎了商團[227]，而位於廣州西關的商民總部卻遭到洗劫，並被焚毀。 在中國，保衛自由與保衛地區特權，經常是一回事情，所以，階級鬥爭的爆發與省自治與生俱來，就不足為奇了。被共產黨歷史學者稱之為法西斯分子的商團，證明資產階級對其地區的利益，是非常執著的。不論1924年粉碎商團事件的意義有多麼重大，但這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在下一年，當1925年的五卅運動在中國所有主要城市爆發時，資產階級和革命之間的關係問題，就上升到全國性的規模了。 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一樣，1925年的五卅運動，也是在民族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開展起來的。五卅運動開始於一個地區性事件：一名在上海日本紗廠的罷工工人之死和為對其進行悼念而舉行的示威遊行遭到血腥的鎮壓。運動迅速擴大到中國其他地區，同樣嚴重的事件，於6月12日在漢口爆發，6月23日在廣州爆發。五卅運動是外國勢力在中國存在的結果，是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以及租界的行政管理的結果。 由總商會於1925年6月提出13條要求，作為北京政府特派員與外交使團代表之間談判的基礎，除要求懲辦有關人員和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外，並提出以下的條件：將會審公廨的司法權歸還中國（第6條），中國居民派代表參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條），將越界所築之路歸還中國當局（第10條），取消關於擴大港口權限和檢查權法令的計劃（第11條）。但是示威者和中國報紙（特別此時在工廠、學校和軍隊中獲得很大成功的地下報紙）[228]卻走得更遠，要求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並向英國和日本開戰。 行動的方式並沒有改變。5月31日上海開始的總罷工，持續到6月25日。罷工擴大到其他城市，在廣州持續了6個月；同時還舉行了抵制日貨，後來又抵制英國貨的運動。這次抵制運動，引起了學生和商人之間經常發生衝突。 也和1919年的情況一樣，資產階級的內部分裂最後變得明顯了。一方面是溫和派，如上海總商會的領袖們，只把大多數組織提出的17條中，呈交當局其中的13條；在呈報當局過程中，刪除了關於工會權利、領事裁判權、撤除外國軍艦等條款。另一方面則是團結在上海馬路工會和商業公團聯合會中的激進分子，以及在6月7日為統一行動而組成的工商學聯合會中的好鬥分子。 1925年運動的特點，是在中國各大城市，特別是在上海，出現了由列寧主義式的革命政黨領導強大的工人運動。1925年在上海組成由共產黨控制的總工會，將117個工人組織聯合在一起，會員21.8萬人。這是一支很有組織的力量。工人階級強有力的干預，一方面改變了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對話（或者是對抗）的條件；另一方面，也改變了民族主義運動核心力量的對比。 1925年，在華的外國僑民害怕了。自義和團運動以來，外國還不曾經歷過如此的驚恐。罷工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廠陷於癱瘓狀態，外國卻不能用國際武裝力量的討伐來解決，只得要求談判和妥協。各外國商會，各外僑聯合會，上海萬國商團的官方報紙（特別是《字林西報》，不久前還一直在反對華盛頓會議的「荒謬的寬宏大量」），從現在起，都極力表示同情中國的要求[229]，並頻繁與中方保持接觸。在上海，享有特權的商務關係人，自然是總商會的領袖們。為了和總商會的一些人結成聯盟，外國願意歸還會審公廨，承認中國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權，並答應逐步重建中國的海關自主權。由於工人階級的介入，民族主義運動獲得了新的銳氣，而資產階級也終於得到自1905年以來一直要求得到的東西。 如果外國僑民想通過這些讓步，來換取中國資產階級的支持，其措施也只有一半是成功的。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和副會長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虞、方二人卻受到銀行家宋漢章影響同事的抵制。[230]而且雖然在達成協議之後，虞洽卿熱烈表示其感激之情，而商會會報對此卻另有看法，認為「英國人只是在侮辱了我們，欺凌了我們，並給我們造成了一切損害之後，才採取了這一步驟。因此我們不能感謝和讚揚他們」[231]。 1925年夏天，上海資產階級就這樣沿著危機前業已存在的不同路線而分裂了：老一輩的買辦保守派，新一代的銀行家與企業家，和廣州行會或馬路聯合會激進的店主。這次危機的複雜性，主要來自各個不同集團的態度，存在著分歧和矛盾，而不是由於突然變得驚慌失措的資產階級的急遽變化。在開始的時候，危機向各商業組織提供了一個居間調停的機會；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抓住了這個機會。而公共租界當局無疑正是為了改變資產階級這一種仲裁者地位，迫使其和僱主們組成共同陣線——從而放棄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在7月6日切斷了電力供應，迫使迄今為止尚未罷工的中國工廠關閉。 這一行動真的足以使資產階級與革命運動分裂嗎？換個說法，兩者之間曾有過真正的聯盟嗎？ 在1925年，很多報刊都重提民族團結的老話題，並指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康莊大道。[232]同時，統一戰線的辯證法提供的理論基礎，認為分別代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兩個政黨之間，是可以進行合作。但是當孫逸仙於1925年3月逝世時，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已變得很鬆弛了。儘管孫逸仙不久前曾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因其在1911年創建的共和國偉業，喚起了工商業界人士內心發出感激與崇敬之情，而現在這位眾望所歸的老革命領袖去世了。在個人威信常常比綱領更重要的政治環境中，孫逸仙的逝世，的確擴大了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之間的鴻溝。 但是，由於受到1925年五卅運動巨大愛國熱情的鼓舞，上海資產階級仍然支持罷工者；總商會募集並分配了220萬銀元。[233]在工會、學生和教育團體的幫助下，總商會組織了一個臨時救濟會，並通過對倉庫中的英國貨、日本貨徵收特別稅，籌集到一筆罷工基金。[234]但是把這種互助理解為真正的政治聯盟，那就錯了。事實上在1925年夏季的高漲愛國熱潮中，支持罷工者是個普遍運動，連軍閥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資金。[235] 上海總商會的領袖們傾向於和罷工者談判，正如其願同任何找麻煩的人談判一樣。和各省城中的名流一樣，這些領袖人物也認為自己有責任維持當地的秩序，並且準備作出可觀的財政犧牲來確保「公眾的安寧」。虞洽卿的出色活動，在危機期間起著主導作用，其行動不只是作為上海總商會會長和商界的代言人，而是所有談判中的首領。虞洽卿在2月和3月間曾積極談判建立商埠[236]，並被提名為未來商埠的會辦，使其成為當地利益的官方代表。[237]虞洽卿急於維護其個人威信，很重視公眾輿論，說「我們願意聽取很小的中國團體最瑣細的批評」[238]。當罷工者要採取暴力行動時——例如8月13日5000名碼頭工人為向商會索取罷工補貼，搶走了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的兩艘輪船，虞氏當然更有理由讓步。[239] 除了僱主們對工人事業的同情外，上海總商會在1925年夏季對罷工者的幫助，反映出其害怕群眾運動，也反映出其以儒家社會的和諧理想而實行的妥協（以及被外國觀察家和歷史學家不客氣的稱之為腳踏兩隻船）的慣常做法。資產階級在夏季已逐漸脫離運動，反映出是新的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資產階在創造平衡。採取主動的，是在讓步與恐嚇之間搖擺不定的外國人，也是把罷工擴展到中國工廠和行政機構的工會。和往常一樣，資產階級對事件作出了反映，但沒有在事件中採取主動；採取增加工資，試圖分裂工人組織，並在罷工者和外國工廠主之間進行調停，讓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國公司（10月）工作進行談判。這是古已有之的謹小慎微？或是其自身的內部矛盾而處於無能為力？資產階級窮於應付具體的局面，卻又一次未能把握住歷史的進程。 轉向蔣介石，1927年4月 向蔣介石靠攏，使之作為政治力量的資產階級，迅速被排除出去，但這並非1927年革命擴展所留下的最後一條出路。自1923年至1924年以來，這是資產階級一直在進行政治思考進程所達到的選擇。 這個運動來自接近新資產階級自由知識分子階層。1924年，蔣夢麟注意到自由主義[240]和新教育已經失敗的事實，兩者都強調個人的發展。《中國教育改革》在新任編輯陳啟天主持下，宣傳旨在造就對國家有用公民的國家主義教育。在中國青年黨及其刊物《醒獅周報》支持下，國家主義思潮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比一般想像的為大。青年黨領袖曾琦（1892—1951年）和李璜（1895—1991年），可能於20年代初在法國受到查理·莫拉的影響，宣傳國家的「永恆結構」，稱其是超越社會變遷的；並號召全民革命，即恢復經濟、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組社會秩序。 國家主義運動，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反動；在某些方面，與自強思想有相似之處。雖然其內涵確實包含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傾向，但一開始並不排斥一切民主實踐，其所標榜的精英統治論，實際是被弱化的民粹主義。 在國民黨內，戴季陶（1894—1949年）此時也採取了與之相似的路線。但由於戴氏曾信仰共產主義，所以強調列寧主義組織方法的重要性，夢想把列寧主義的組織方法應用於民族主義革命（國民革命），以求建立「一個在中央集權主義政治領導之下的大一統國家」[241]。 在1927年至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後，大部分民族主義、階級合作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想，都被國民黨正式採納，因此，很難評價其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響。在此期間，這似乎在傳統的和現代的城市精英中，都獲得了最大的成功。這種意識形態保持了某些基本的價值觀念——反對帝國主義，要求經濟現代化；同時排斥階級鬥爭，因而符合資產階級的願望和利益。在一些基本點上，如社會和諧，民族獨立和物質進步，1925年的綱領使人回憶起1919年綱領；但兩者的精神卻並不一樣。為了實現這些綱領，資產階級和知識階層以前是寄希望於西方，現在似乎要依靠傳統文化的復興和民族主義了。在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孔子的語言來重新解釋孫逸仙的學說。這種向中國本源的回歸，絕不會嚇跑資產階級。聶雲台對城市紈絝子弟宣傳節儉之類的說教，或穆藕初為了企業管理方面的問題，到和尚廟裡去求籤，這都是效仿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詫異的，是資產階級贊同這樣的看法，即由一個有無限權力的政府作為國家統一和繁榮的保證。這種求助於政府的想法，與新近引進但尚未被完全吸收的自由主義相違背，更與傳統的商人階級的自立精神相牴觸。如果資產階級竟然把建立民族主義的統一國家作為最終方案，那是因為（正如大多數作家所強調的那樣）把這樣的國家當做對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紛擾的最有效的保障。但是也許更為重要的，是資產階級認為，只有強大的政權才能重獲而且保持民族的獨立。 中國資產階級並不完全是由於倦怠和恐懼，不得不聽從蔣介石當權——如其曾聽從袁世凱當權一樣，只是希望蔣氏能使其擺脫固有矛盾，從而調和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蔣介石與資產階級的和解，由於舊的私人關係和上海商人團體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實現。 辛亥革命時期，滬軍都督陳其美隨從人員中的私人關係，似乎已經建立起來了。陳其美死後，其在上海總商會和浙江幫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張人傑（靜江），幫助了陳氏的門徒蔣介石發了跡。1920年，虞洽卿為了解決孫逸仙所急需的資金，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讓蔣介石加入了這項經營。在這裡聚集了所有以後在蔣介石興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陳其美之侄陳果夫，國民黨卓越理論家戴季陶，上海總商會董事、虞洽卿的朋友聞蘭亭。 這種私人關係的重要性，在1925年孫逸仙逝世後，國民黨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顯示了出來。西山會議派引證戴季陶的著作，反對共產黨人進入國民黨核心。有證據表明，虞洽卿和張人傑插手了西山會議派滲透進入上海的事。在廣州，孫文主義學會和企業之間的聯繫，比較難於建立。直到1925年11月商團被擊敗為止，溫和派的商人似乎寧願投向孫逸仙的對手陳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事件[242]，國民政府的激進路線，阻礙了蔣介石集團的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張人傑和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的老闆簡照南到了廣州，並時時參與政府事務，卻暗示國民黨右派，蔣介石與企業之間的接觸，從不曾間斷過。 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超出了聯盟的範圍；特別是在廣州，這種關係反映出1925年至1926年間所有政治上的矛盾狀態。對於經過1924年的鎮壓而嚴厲檢驗過的商業團體，國民政府繼續使用引誘（強制性的統一戰線政策和警告性兩種手法），目的在防止要求自治的資產階級力量東山再起，禁止重建商團，一切社會援助和慈善活動被置於嚴格控制之下。[243]同時，政府設法與準備合作的商人達成諒解，鼓勵其成立新的組織，與原來建立的組織相競爭；在等待各商會改變態度的同時，建立起廣州商人協會，以與商會相對抗[244]；還組織了市民團代替商團，由各公司出資，其政治與軍事結構均由政府控制。[245]任何不順從者，都將被列為「買辦型商人」，被置於國民黨商人部的直接管制之下。[246]南洋公司因拒絕向政府提供貸款，被指控為壓制工會而遭到抵制。[247] 這些做法不只是對商人政治上的操縱。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是一位經濟現代化和擴大民主的鼓吹者，此時任廣州政府商務委員[248]，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銀行行長。[249]宋氏在與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位誠懇而友善的調解人。國民黨——即使在其激進時期，也並不打算瓦解和毀滅商人團體，只是要將其置於黨的監護之下，使之其為黨服務（黨化）。蔣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之後，鞏固了其權力，但其政策的指導思想並沒有改變。早在6月份已經開始，在7月份北伐軍出發後，加劇的工人運動遭受鎮壓一事，卻使資產階級從中得到了好處。廣州根據地成了此後南京政府的戰略試驗場。1924年10月，廣州商團被消滅後，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聯繫多，而與現代企業家聯繫較少，這種為時已較久的特點，都有助於這個政策的成功。 廣州的資產階級就是這樣被壓服了，上海的資產階級則正在被爭取過來。伊羅生和安德列·馬爾羅的著名解釋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因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暴動罷工的威脅，而作出了反革命的選擇。事實上，投靠蔣介石是商人集團核心中進步因素的成功。1926年夏季以來，在北伐勝利進軍與前此和同時的起義之後，群眾運動已經迫使上海資產階級處於守勢。要就是支持群眾運動，要就是抵制群眾運動，沒有真正選擇的餘地。可以選擇的，只是採取什麼方法來抵制。有的建議，與浙江孫傳芳[250]所代表的本地軍閥結成聯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蔣介石真正目的的人，則設法同國民黨內的非共產黨分子聯合。 1926年6月進行的總商會選舉，清楚地表明商人階級內部的政治分化。在孫傳芳的支持下，1919年至1920年間被排斥在外的老親日派又恢復了活動，重新出現。為了對這次不公正選舉表示抗議，前任會長虞洽卿離滬到了日本，150名會員拒絕參加投票。這些人的棄權，反倒幫了倒忙，使代表性不大的清一色董事會取得了權力。銀行家傅筱庵（宗耀）在履行其使命時，其作用與是否稱職，仍大有爭議。[251]商會核心裡的多數人就這樣被擊敗，被迫從根本上重新調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擔任商會會長時期（1924—1926年），恰值內戰開始及大軍雲集江浙兩省同時，曾想方設法使上海及附近地區維持中立，讓聚集在市內和江南製造局成為撤退敗兵的難民區。虞氏同樣努力推進淞滬商埠自治區的建立，打算使之成為自治市，擺脫江蘇省的控制。[252]虞洽卿信守本地士紳的思想與做法，其行動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歡迎。 孫傳芳急於恢復對上海及其財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其特殊的大上海計劃，把此計劃交給胡適的一位朋友、地質學家丁文江去組織實施；但在一開始即限制了上海的司法權，以保證上海服從於江蘇省的管轄。[253]商界的一個大派系反對這個政策，聚集在虞洽卿周圍，開始鼓動自治。這個運動在1926年秋季變得特彆強大。[254]但自此以後，孫傳芳得到了商會的支持，商會不反對重開江南製造局；會長傅筱庵還將其擔任董事的招商局為孫傳芳運送軍隊。[255]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義者罷工，雖被孫傳芳的軍警野蠻地鎮壓下去，卻仍不能吸引資產階級向其靠攏，因為孫傳芳此時在戰場上的敗局已定。 1927年3月末和4月初，資產階級和蔣介石結成了聯盟，幫助蔣氏在上海取得了權力，並不是資產階級右翼，而是資產階級中最擁護民族主義，也最現代化和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 如同1924年之在廣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勢的發展，引起了社會結構的普遍重新組合。20年代初的資產階級激進派，繼續為爭取工部局中的華人代表權，廢除會審公廨，反對軍閥的侵犯而鬥爭；但此時其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完全改變了。在一群買辦影響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套話後面，隱藏著另外一種現實，即由於社會—政治緊張關係的全面變化，改變了資產階級及其他集團和政治人物的關係，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已經變質為保守主義了。這種保守主義，似乎很像卡爾·曼海姆所解釋的那樣，基本上是一場作為存在的有力運動，對激進主義有意識的否定。[256] 通過研究1927年春季商人團體結構發生的重新改組，可以證實上述的分析是正確的。1926年改選後產生的總商會失去了領導地位，讓位於虞洽卿倡導建立的商業聯合會。正是這個聯合會，在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時，與之取得了聯繫，並立即按照蔣氏恢復秩序而需索取的代價，為其提供了300萬元的貸款，實際就是要蔣介石去摧毀共產黨工會的力量。這個聯合會是上海各主要商業組織的政治代言人，在團結一致的堅實基礎上，同時又加入了滬商協會。這個滬商協會，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協會一樣，是屬於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建立的商民部[257]，是一個國民黨組織。在1927年3月20日滬商協會公開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但滬商協會好像和馬路聯合會的關係很密切，在1927年4月發生的事變中，為了加速滬商協會的發展，將馬路聯合會的各分會接收了過來。[258]由此不難看出，商業聯合會與馬路聯合會的融合，前者是為幫助蔣介石起家而成立，後者從五四運動期間出現之時，就被歷史學家認為是進步小資產階級的喉舌。 與資產階級合作，得到大多數商業團體的支持，對蔣介石是至關重要。商人拒絕參加3月29日在共產黨工會領導下成立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259]，使工人組織的政治主動性陷於癱瘓。[260]給予蔣介石的錢能使其招募衛隊，大多數為青幫分子，於4月12日晨攻擊工人糾察隊，並解除其武裝。 本來是合作的關係，幾乎馬上變成了從屬與被剝削的關係。4月12日的政變剛一結束，蔣介石馬上又向商人勒索700萬元，強行借貸3000萬元。蔣氏不放過任何敲詐勒索的機會，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261]和任何省商會頭面人物被軍閥勒索時一樣，上海的資產階級對此也一籌莫展。在這種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們在擁有槍桿子人的面前，歷來都是如此，商人卻因內部分裂而引起的分歧更為嚴重了。商會已失去了以前所擁有的政治威信。蔣介石和一個組織一個組織的分別談判，使其不可能進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進國民黨的機構中。另一方面，蔣介石在1927年4月下旬對資產階級的壓迫，又好像是資產階級內部派系自相火併的繼續；向傅筱庵發出通緝令，沒收其大部分貨物，取消其當選的上海總商會會長職務，並將總商會置於管制之下。這一切都令虞洽卿及其朋友們感到滿意。傅筱庵這一派在1926年被剝奪了對商會的領導權；1927年4月底，而另一派中的虞洽卿、王震（一亭）、馮少山（培熺）三人，奉命出任負責監督商會活動的政府委員時，又重新控制了商會。 以前每當政府濫用職權時，資產階級總是極力加以譴責，並起而鬥爭。而這次之所以沒有反抗，因為符合其中最大一派的利益。1927年，資產階級不僅是對無產階級的背叛，同時也是對其自身的背叛。由於資產階級放棄了一切政治權利，便很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打擊；而這種權力又正是由其幫助才得以恢復的。 官僚政治的捲土重來與資產階級走向衰落，1927—1937年 長期以來，南京政府治理下的十年（1927—1937年），被看作是資產階級發展的極盛時期。30年代的觀察家和新聞工作者同意這一論點，並且也為研究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歷史學家所接受。遲至1975年，瓊·切斯諾還寫道，「它的（國民黨）權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員和親西方的企業家階級聯盟的基礎之上」[262]。按照這個觀點，商業資產階級，特別是上海的資本家和地主，是這個政權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學者們，一般是採取相似的解釋[263]，只是在修辭上謹慎地滿足於譴責買辦和官僚資本家，但是事實上是很清楚的，整個資產階級牽連到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其實，這只是一個假定。在共產黨歷史學者眼裡，的確，正是資產階級對這個政權的支持，才賦予這個或那個企業家以買辦或官僚的特性。誰也不知道民族資產階級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卻不可思議的從政治和經濟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264]，已經開始重新考慮國民黨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這個困難的問題。在極端的方式上，這種經過修正的觀點認為，「都市經濟的利益並沒有控制在南京政權手裡，也沒有對其產生重大的影響」；並認為蔣介石政府關心的，僅僅「從政治上削弱城市紳商，並從經濟的現代化部門牟利」[265]。 誠如我們所相信的那樣，這種經過修正的理論是有根據的。那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看法，為什麼會如此長期的被廣泛接受呢？解釋的困難，顯然證明這個難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權，確有其模糊不清之處。當一位歷史學者失去信心時，很可能會問自己：是不是現在論述的是一個沒有階級基礎的政權。[266]但是這種誤解，似乎是中國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於把中國的發展，描述為符合馬克思主義客觀規律的中國理論家們，試圖證實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無論是買辦的、官僚的，還是半封建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蔣介石政府巧妙地創造一個於其最有利的形象，一個可望得到西方的同情並予以財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澤東的中國宣揚節儉和友愛，把西方的激進派和左派人士弄得眼花繚亂一樣。蔣介石的中國，也熱衷於誇大其詞的宣揚其都市化、現代化和自由化的特點。蔣介石的資產階級特點，以說服和爭取歐美民主國家，雙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這說明西方對中國是多麼無知，因為外國人與中國的接觸究竟是有限的，不得不依靠一個中介人或翻譯。對於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宋子文是擔任這個角色最有名的人物。宋氏是在哈佛大學受的教育，精通英語。對其主持記者招待會，接待企業家和外國顧問，正如瓊·蒙內特說，「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歐洲式的」[267]。但是，南京政府並不像宋子文那樣關懷資本家，這對蒙內特或其他相似的人來說，就困難得多了。在宋子文說給其外國友人所製造的神話後面，人們今天開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資產階級從屬於並被結合進國家機器。一個轉變中的國家的官僚政治，其目的和手段都是不明確的，其現代經濟部門總是處在國際舞台的各種風險支配之下。 資產階級的異化 自辛亥革命以後，資產階級所享有的政治主動權，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又得到了增強，但卻被1927年後重新建立的極端權力和權威政府剝奪了。這個官僚機構比起清朝政府，其目標是更具有野心，成功地取消了19世紀商人階級獲得受惠的社會自治權。在抵禦這些來自政府當局侵奪權利中，外國租界只能使用愈加脆弱和虛幻的保護。而中國的資產階級卻別無選擇了，不管是禍是福，只有把自己的命運繫到國家機器上去。 資產階級的組織依附國民黨政權 南京政府為了使商人組織從屬於自己，在1927年至1932年間，採取分化和互相牽制的策略，展開了迫使商人組織就範的進攻：建立平行機構，改組或取消原有機構，逐漸減少資產階級的政治與社會活動。上海是資本主義的堡壘和國民黨的總部，為這次攻勢的開展與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階段：成立於1927年的上海商民協會，成倍地增加了分會：這就造成了傳統法人團體間的某種統一。從事同種職業活動的行會——如絲織業和養蠶業，或豆類和稻米貿易業，都被要求改組。採用統一的組織結構，往往和管理機構的深刻變化是一致的。舊式官僚被指責為名流統治論和買辦主義，遂失去人們的信任，被迫讓位給追隨國民黨而獲得信任的繼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對基層組織的控制，開始攻擊各商會。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9年3月）上，曾要求壓服商會，但未獲成功。在上海，從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為首的委員會改組了總商會。在統一商業利益的代表藉口下，總商會和南道分會[268]與閘北分會合併，給商民協會的代表保留1/3席位。居住在公共租界裡的大多數領袖人物均被撤換；而正是這些人物在20年代初，使商會成為有威信和有影響的組織。自此以後，商界受華界小企業主和商民協會的控制，沒有能力或不願反對當權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會只不過是上海市政府的一個齒輪罷了。[269] 根據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頒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270]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極其廣泛和重要的行政權與司法權，所有上海市的商業組織都要受到上海市社會局的監督。自19世紀以來，商業組織的發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區的管理，現在被粗暴地扭轉了。行會間一切職業上的爭端，都要由市政府來解決；收集各種經濟統計資料，辦理各種慈善事業，也都由市政府負責。 資產階級被剝奪了自主的代表機構，失去了對地方事務的管理權，並從其傳統的活動中被驅逐出來；同樣也失去了某些反對外國運動的控制。20多年來，資產階級曾致力於發展這個運動，並從中得到受益。 納稅華人協會繼續抗議公共租界工部局強徵稅收，不過不再是從商會的顯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從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商民部接受指示。[271]抵制運動，本來是商人抗議外國權勢的自發社會抵抗形式，政府終於試圖將其制度化。政府得到一把雙刃劍，既可以對付帝國主義，同時又可以對付資產階級。日軍於1927年6月登陸青島所引發的抗議運動中，學生和商人都沒有掌握主動權。群眾團體集合的地方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各種規定也都是該部發出，對違反規定者的處分也由該部公布。雖然準備用來囚禁奸商的牢房似乎經常空著，但這次抵制仍然給當局一次控制商業團體的機會。抵制的制度化，在以後的運動過程中變得更加正規。為了反對日軍在山東登陸，1928年組織的抵制運動，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導。5月初的《中央日報》大字標題下，內容是「萬眾憤慨反對日本出兵；在黨的領導下集中力量」[272]。7月末，舉行的一次全國反日會議，規定了全國所有抵制組織的正當行動。這次牢房並沒有空著，至少在漢口是如此。[273] 1931年至1932年的抵制洋貨運動，標誌著這一發展的高峰。反對日本侵占滿洲的全國性抗議鬥爭，完全掌握在國民黨當局手中。日本在國際聯盟中竟稱，是中國當局自己組織了這場運動。這是確實由中國當局組織的運動。日本人引證了一份文件——1931年9月25日行政院發給各省市當局的備忘錄，標題是抗日行動計劃，明確指示各級黨部，都應通過各群眾團體組織「抗日救國會」[274]。C.F.雷默向全世界為中國辯護，說這是一次自發自主的行動，政府當局並未插手。但雷默也承認，這次抵制運動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得更好。受控制的「自發」群眾運動的策略，並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發明。 資產階級被剝奪了主動權之後，發現其長期進行的「救國」鬥爭，現在卻被用來對付自己了。事實上在1932年末，對真正的或莫須有的違反抵制規定者的懲罰，都帶有新的特點，不再像以前那樣登記在案，罰款或銷毀貨物。現在有些秘密團體開始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對付那些得罪人的商人。這些團體的名稱，讓人引起歷史的回憶，如「上海除奸熱血團」、「鐵血團」等等。在政府官員，國民黨強硬派，以及受國民黨保護的地痞流氓掌握下，抵制運動變成了威嚇和進行恐怖活動的手段，變成了迫使資產階級順從國家權力的又一手段。 受到威脅的租界庇護所 租界的存在，曾經促進19世紀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商人們在這些外國飛地里開設商店，逃避了中國當局的高壓和掠奪。1927年末，租界制度——無論是在法理上，還是在事實上，日益受到民族復興浪潮的威脅。這個民族復興曾是資產階級所鼓勵過的，但是資產階級卻成了這個浪潮的第一批犧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漢口和九江被北伐軍占領，英國被迫放棄在兩地的租界；於是列強都學英國的榜樣，採取了妥協政策，將33個租界中20個交給了南京政府。[275]當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還留著，特別是上海的租界。但外國人卻不得不將上海會審公廨交還給中國，代之以1930年設立的一個地方法院（上海特區地方法院）和一個省級上訴法院（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這些法院裡，一切外國的干預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內的中國居民終於在一場鬥爭中獲勝，工部局中有了三名華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五名華董。同時，上海特別市政府領導了一場向外國人進行的消耗戰，提出一起起案件和問題，對條約提出越來越有限制的解釋，有時將其乾脆置之不理，外國人也小心謹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外國人一次又一次的妥協，銷蝕了其獲得的特權，中國當局贏得監督租界行政的權利。[276] 特別是中國當局成功地擴大對輿論的控制，至少控制了輿論在學校和報刊的傳播；要求所有的學校都必須政府立案，然後又要求所有的報紙註冊。這些都辦到了。當其重新取得對租界中國居民的司法權時，使外僑社會充分感受到自己手中行政權力的分量。 1927年4月，國民黨和上海的黑社會結盟，就進一步加強其對租界的控制；工部局的行政部門再也不能阻止這些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的指揮下，人數多達2萬至10餘萬的青幫分子，也都成了國民黨特務，不但追捕工會和共產黨領導人，或綁架或暗殺拒不向政府交錢的富商。從1927年5月至8月，恐怖的浪潮席捲商界，被迫為國民革命軍向華北各省進軍提供款項。[277] 租界越來越容易受國民黨合法或不合法的影響，對中國的居民頂多只提供虛幻的保護。中國商人發現其自身與19世紀的前輩一樣，在官僚機器日增的壓力下，已毫無自衛能力。 資產階級：犧牲品還是同謀者？ 資本家們對遭受的剝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議。1928年夏季北伐結束以後，資產階級因政治上的一些緩和而感到欣喜，並受到當時任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庇護，能夠向全國經濟會議（1928年6月）和全國財政會議（1928年7月）提出不滿和要求。1928年10月改組後的全國商業聯合會，要求該會在立法院中占有5個席位；商人們甚至威脅，如果不滿足其要求，將停止向政府貸款。[278] 在上海總商會改組之後，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9年3月）制止了這些資產階級的獨立表現，資產階級也好像是放棄了反抗的企圖。國民黨向資產階級施加的種種壓力，是否足以解釋資產階級的這種消極態度呢？能不能重新提出國民黨政權的資產階級基礎的論點，就像J.費尤米斯那樣，相信國民黨給了資本家們足夠的補償——至少是對其中的一部分人，從而才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279] 在企業家中，國民黨政權對銀行家的個人事業和經濟利益盡力最多。在民國初年，北京的銀行家與各政治和行政派系的關係密切，靠公債發了財。1927年末，一直重視自己獨立性的上海銀行家，通過公債成了主要貸款人了，並由此將其事業和蔣介石聯繫在一起。從1927年至1937年，政府所借的多達10億元的內債中，大多數（50％—75％）是上海銀行家提供的。政府出售債券的價格，遠遠低於其票面值，使各銀行得到的實際利潤約達20％，大大高於8.6％的官方利率。南京政府的頭幾年，是銀行業的繁榮時期。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的危機時期，市場飽和，日本侵占滿洲，中國政局的不穩定，導致了公債價格暴跌。接著，在1936年，政府又強行規定償還公債打折扣。同時，政府通過1935年實施的幣制改革和在銀行業中的突然行動，使政府控制了主要信貸所。從此之後，銀行業和信貸就由國民黨官員來經營了。 一部分銀行家由於早已失去了許多特權，又沒有任何進行其他活動的途徑，只好投身上層政壇的道路。吳鼎昌（1884—1950年）就是一例。吳氏於1912年開始其事業，曾在銀行進行過有利於私股的改革，並按照美國模式改組私營銀行，將資源集中到四行儲蓄會。但自1935年，吳鼎昌拒絕和私人企業的一切聯繫，當了實業部長；其後在1937年，又就任貴州省政府主席。[280] 張嘉璈（1888—1979年）和吳鼎昌相似，當其在中國銀行時，不論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都一貫捍衛銀行經營的自由思想，對上海創建上海銀行同業公會和《銀行周報》的工作起過重要作用。作為中國銀團的首領，張嘉璈曾試圖使北京政府接受嚴格的財政控制，並進行預算改革。在受到打擊下，張氏於1935年被迫離開中國銀行，就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1942年奉派赴美研究經濟建設問題。[281] 錢永銘（1885—1958年）早在1927年選定從事政治和行政工作，反對政府對交通銀行的干預；在1920年至1922年上海銀行同業公會力爭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力量時，擔任該會會長。但錢氏很快加入蔣介石集團，接受財政部次長職務，並於1928年出任浙江省財政廳長。[282] 還有一些銀行家參加蔣介石集團，是為了要以國民黨官員的身份保住其以前所經營企業的地位。前中國銀行董事長宋漢章就是如此。1935年中國銀行改組後，在宋子文控制下，宋漢章擔任中國銀行董事會執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1915年至1916年，宋漢章曾盡一切可能使中國銀行脫離袁世凱的政治操縱；但在後來，卻為南京政府服務。 有一些人雖沒有參加政府，但也受到敦促，多少要在當局的直接控制下行事，並且通過接受官方業務來保全其事業。例如陳光甫，在1937年以前，一直經營其1915年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因其與孔祥熙的關係——二人在美國留學時是同學，有人說孔、陳二人是親兄弟。這也許使陳光甫更容易接受財政部長孔祥熙對其金融活動所加的控制。這種關係，無疑使陳光甫仕途通達。陳氏被派往美國，就幣制改革的中國白銀儲備換算事宜進行談判。1937年後，陳光甫完全從事公職，負責中國向美國借款的工作；自1938年至1941年，復任財政部對外貿易委員會主任。[283] 浙江興業銀行的李銘（1887—1966年）的經歷，沒有發生明顯的方向改變，但也帶有較多的官員性質。1927年，李銘被任命為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保證了對內債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譽。1935年，政府任命李銘負責改革金融部門機構的工作。[284] 1927年至1937年，南京政府的借款政策，給銀行家帶來了財政利益，經濟部門也向銀行家敞開了官方或半官方的經營前景。這兩個方面既鼓勵銀行家支持政府，也加快了銀行家由企業轉變為公務員或半公務員。此外，政府通過1935年在銀行業採取的突然行動，控制了全國銀行66％—70％，並沒有給銀行家留下多少選擇的餘地。相比之下，實業家和商店主則不是被拉攏，而是一直受到壓制。1928年開徵統一消費，1928年、1929年、1930年又三度修訂海關關稅。這兩項稅收制度，對資本課稅變得愈發難以承受。1935年，紗廠和麵粉廠大廠主榮宗敬被判為破產時，需要政府給予幫助，榮氏即向政府提出，在前此三年中共交納稅款1000萬元。[285]穆藕初在1923年的經濟危機中，對其紗廠失去了控制，而在1929年卻接受了財政部次長的職位。[286]但是，撇開像穆藕初這樣少數的例外，在實業家和店主當中，卻沒有大批轉入仕途的跡象。而在金融界，這種事是引人注意的。實業家和商店主，顯然不能像銀行家為政府的赤字提供財政支持，當然也就得不到同等的優惠待遇；1935年以前，還能在自己的企業中保持一些自主權。當時政府只控制華資工廠的11％—14％。[287]但是在以後的歲月中，政府在強有力的國家銀行支持下，把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經濟危機削弱了的工商部門，也沒有號召企業家們以其技術來為國家效力。企業家和商店主通常被排擠出去，受益的是已就任國民政府的官員。 就是這樣，通過強制和授予特權相結合的辦法，資產階級被統一到國家機器中去了；企業家受打擊的最甚，而特權使銀行家受惠更多。 國民黨政權急功近利的觀念，可以解釋其為何給予資產階級中幾個主要集團以不同的待遇。的確，現代銀行的運營，幾乎完全靠公共開支提供資金作為基金，使企業家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調整的準備，而不可能接受中國商人和手藝人自主和合作傳統的調整。異化了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後，資產階級的命運要由其監護之下的政府所決定。資產階級的命運取決於政府所作所為，進而言之，取決於政府的真實本能及其對自己應起作用的看法。對中國資產階級的研究於是轉到對南京政權的分析。 官僚集團與資產階級共生 正像E.巴拉茲曾極其生動地描述過的循環運動那樣，資產階級一旦從屬於國家，勝利的官僚機器再度壓制資產階級的創業精神。國民黨的文職官員和對政府唯命是從的資產階級，在30年代形成的共生關係，與清末衰落時期的官僚資本主義頗為相似。在國民黨統治下，也像清朝統治一樣，政府力圖用現代化的企業來加強其基本權威。而高級官吏則利用在經濟發展的名義，動員人力和物力來為自己牟取私利。但是，現代化的論題在國民黨觀念中所起的作用，條約口岸的資源在財政體系中所占的關鍵性地位，是否允許把南京政府和儒家的農業帝國相提並論呢？ 從國民黨政權所進行的制度改革來看，可不可以認為官僚政治和資產階級共生，是因為企業家階層還很軟弱，國家對其臨時的放鬆，從而通過國家獨立和國內和平的政策來促進其發展呢？德國和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或者我們也許認為，國家的干預根本就不是為了推進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實際接管其發展。資產階級部分的被吸入官僚政府，正好與技術官僚和管理者階級形成的同時，與以企業官僚主義化為特徵的清朝官方的資本主義相比，這是一個以官僚專業化為基礎的新的國家資本主義。 在國民黨內部，各種思想流派的矛盾很大，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論點。一種論點支持官僚現代化，願意與企業家進行對話，急於幫助其參加政府。考察1928年至1933年擔任財政部長宋子文的經歷，就可以印證這個論點。宋子文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最初嘗試，可以上溯到1928年6月，為促進企業家與高級官員會見而召開的全國經濟會議。1932年，為了爭取企業界支持反對蔣介石關於軍費支出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總會組織了一次反對內戰的會議，這是資產階級最後一次重要的表現。第二年，宋子文力圖讓上海資本家參加國家經濟委員會的領導，這是為發展和管理西方國家對華財政與技術的援助設立的政府機構。宋子文在1933年10月卸去了政府職務，使之合作因而中斷，企業界遂即失去主要代言人。 實際上，國民黨政權仍然繼承著孫逸仙的教義，並因世界經濟危機的經驗，反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化。在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重新肯定了其對私人資本主義的譴責。1930年以後，在自此成為支配力量的蔣介石影響下，這種對私人資本主義的譴責，由於官方的教義中融合了儒家的箴言和法西斯主義的原則，而變得更加嚴厲。儘管這種反資本主義思潮可以從革命的歷史中找到正當理由，但卻常常是由傳統的反重商主義感情決定的。例如1930年至1936年任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渠對此就說得很清楚，認為為了急於改善農村的行政管理，對過於迅速的工業化與城市化表示懷疑。[288] 主張現代化的人，則在德國和義大利獨裁者尋找榜樣，在提高效率的口號下，宣揚由國家計劃和協調經濟發展。例如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和主張秘密組織藍衣社的鼓動者劉健群，就是採取這個立場的人之一。在這些人的懲戒準則中，「奸商」被列入應從社會清除的「敗類分子」之中。其目的是將重工業、採礦業、運輸業和對外貿易重新置於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289]；認為推行發展經濟的方針，是以其當做榮耀和國力的構成要素，其本身並非十分優先的目標。 在各種各樣的理念後面，還有許多力量在起作用，如對金錢的貪慾，裙帶關係和宗派主義。不少高級官員只不過把經濟建設當做個人發財的機會，最上層的夫人們尤其是如此，特別是蔣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標的不明確導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與國內安全的重建（特別是在長江中下游），對罷工和工會運動的鎮壓，鼓勵了企業家的活動。長期以來，商會和銀行家協會，僱主聯合會要求的一系列組織改革，政府都已付諸實施。1931年廢除了厘金，中國收回了關稅自主權：進口稅從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增至25％。1932年在上海開辦的新造幣廠，為1933年3月頒布廢「兩」掃清了道路。這個非常古老的計算單位的消失，簡化了幣制，此後幣制即以銀元為基礎了。當完成貨幣統一之時，適逢世界銀價上漲，迫使中國在1935年採用法幣；發行法幣，是由國家儲備委員會監督下，四家政府銀行獨有的特權。[290] 1928年，新的中央銀行和半官方的交通銀行、中國銀行和較晚創立的中國農民銀行[291]，均置於政府的權力之下，將現代金融部門加以改組。中央銀行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對海關收入的保管權，日益增多的收入遂充實了該行的資金。1933年，上海票據交換所從滙豐銀行手中接管了銀行之間的結算業務。 自1911年以來，厘金的負擔，關稅不能自主，貨幣與金融體制的混亂，一直被指斥為妨礙現代經濟部門發展和資產階級興盛的原因。南京政府的改革廢除了這些障礙，但是馬上卻又製造同樣大的障礙。在政府管轄的地區，厘金廢除了，卻代之以繁多的產品稅：捲菸稅和麵粉稅（1928年）、棉紗稅、火柴稅和酒稅（1931年）、礦產品稅（1933年）等。新收回的海關自主權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護本國工業，而是為了充實國庫，對原材料、機器和成品都一律科以同樣的進口稅。 銀行體制的合理化與集中化，導致了1935年11月等於國有化的實然行動；確立紙幣制度，使政府在未來能用增加發行來彌補赤字，但同時也為長期的通貨膨脹開闢了道路。 的確，資產階級所尋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擊到自己身上。儘管注意到某些表面相似之處，但卻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與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領導人的政策相比。即使國民政府這些改革曾在有時候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活動，但是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有利於私人企業組織的體制。這些改革提供了充分證據，說明其對此並無興趣。在1932年至1935年工商業蕭條之初，政府不曾給工商業以任何幫助，就是最毋庸置疑的證明。 能不能因此找到南京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開端呢？1935年11月銀行的准國有化本身，並不等於對主要經濟活動的控制，因為在中國，現代金融部門的興起，主要是靠公共支出提供資金，而不是靠生產投資。但是銀行國有化卻大大增加了政府干預工商工業的機會。在經濟危機壓力下，工商界自己也要求政府干預。這種干預最初採用貸款形式；遲至1935年，才成立在杜月笙控制的工商業救濟貸款委員會，分配了2000萬元的貸款。[292]於是中國銀行在新任董事長宋子文的推動下，控制了大約15家紗廠（總計約占中國紗錠數的13％），並將干預擴展到輕工業的各領域：捲菸、麵粉，稻米的加工與貿易。 在孔樣熙控制下的中央銀行，相對來說不是那麼活躍。但是在這兩個例子中，公私利益錯綜複雜的糾纏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私人企業中國建設銀公司的主要股東。這家公司創建於1934年，為中國企業吸引外國投資；在1935年以後的主要任務，是在國營銀行和主持發展項目的政府部門——如財政部和全國經濟委員會之間充當中介人。後來發現孔、宋這兩位高級官員及其家族，也在該公司進行私人投資。孔祥熙聯合杜月笙一起創辦的啟新公司，對公債、黃金、棉花和麵粉進行投機。此外還有很多合營公司，其中有些是贖買處境困難的私營企業，例如，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到1937年末，宋子文成了該公司最大的股東。其中還有許多——中國植物油料公司、中國茶葉公司、上海中心漁業市場，是1936年至1937年任實業部長的吳鼎昌直接組織的，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並由通常屬於政府幾個派系的私人資本家予以財政支持。這些公司能得到財政津貼，享有壟斷權和其他特權，常常擠垮與之競爭的私營企業。[293] 只有蔣介石任委員長的軍事委員會直接領導下的資源委員會，奉行了充公政策，其結果是大部分重工業和採礦業都由政府控制。 嚴格地說，經濟的公有部門仍舊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將不屬於公有部門的工商業，看作純粹私有部門的組成部分。在這些企業中，握有各式股權的政府高級官員所起的作用，使其性質很不明確，這是官僚主義的特點。儘管國家利益和官吏們的私利之間存在舞弊和混亂，遭到歷史學者們的普遍譴責，但卻不能據此給這種體制下定義。而且和19世紀「官督商辦」企業的相似之處，也只能說明部分問題。1930年的官僚們，和1880年的清代官吏是不同的。儘管有些人想在吳鼎昌與清代總督之間尋找相似之處，但發展後面的動力卻來自中央，而且只限於少數最高級官員（即使不限於共產黨史學至今仍堅持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其中最活躍的人物，都曾在國外受過教育，對現代世界及工業方法和財政方法的了解，遠非清朝的先輩們所可比擬。這個官僚集團（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層），由於吸收金融和經濟專家，即加速了其自身的發展。企業資產階級的衰落，與這個官僚集團的現代化是同時發生的。出於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產黨的歷史學家們將這兩種現象緊密聯繫在一起，將企業資產階級視為官僚集團現代化的結果，並號召資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對國民黨政權。 儘管如此，但也不能肯定這個雙重發展不遵循普遍的規律；一個巨大的農業國的經濟與技術起飛，必然會有規律。資產階級在其黃金時代已經證明，沒有能夠維持（或恢復）團結與民族獨立的國家機構，這種起飛是不可能的。既然中國的歷史傳統不允許強大的（或相當強大的）政府，與多元化社會中各種自主集團同時並存，因此，和官僚共生就成了資產階級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許多方面，資產階級—官僚混合體，更接近於今天社會主義政權下的「新階級」，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資本階級。因此，在評價資產階級—官僚混合體時，既不能根據其和私營企業的關係，也不能根據其道德上的腐敗（在所有「新階級」中，腐敗都以各種形式普遍存在），而應根據其是否能夠確保國家經濟的發展。 這種混合體是否要對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勞逸[294]所指責的停滯負責呢？是否應該將拉蒙·H.邁爾斯[295]和托馬斯·G.羅斯基[296]所描述的功能，應歸功於這種混合體呢？南京10年的經濟平衡表含糊不清，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難。不過這種含糊不清，主要涉及農村的演變。上述諸人對規模不大的現代經濟部門的進步，看法是一致的。張長治編寫的工業生產指數表明，南京10年的增長率為8％—9％，其發展速度和民國時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年）相當。此外，T.羅斯基還是堅決認為，在這一時期內發展中工業，在質量上有進步。 不過在這普遍發展趨勢之下，出現了與20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戰後的經濟奇蹟之後，是1923年至1924年的經濟危機，因三年的革命與內戰而延長；到1928年末，現代經濟部門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直到1932年又一次危機。在1935年，1/4的中國工廠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才正式復工。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樣，這些經濟波動主要是由外界事件決定的。在世界經濟危機期間，白銀大幅度跌價。在1928年至1931年的時間內，國際市場上銀價下降了一半以上，這實際上等於中國貨幣貶值。其結果是刺激了出口，從而補償了西方經濟危機的影響，並剎住了有些商品的進口；對於不足以保護本國工業的關稅，也起了補救的作用。 1931年的英鎊貶值和1934年的美元貶值，引起銀價急劇回升；物價下跌對中國製造商立即產生影響。但是在條約口岸，進口商極力將價格維持在前一時期的水平上。白銀在中國的購買力，不如在外國市場上升得那樣快；這個差距，引起白銀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與收縮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滿洲和上海，比起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強烈地動搖了30年代各條約口岸的經濟。 和這種總是從屬於國際市場現象相比，官僚勢力的復起和企業資產階級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不是官僚主義化妨礙了現代經濟部門的起飛，最終妨礙了企業資產階級的發展，而是作為國家的中國太衰弱了。不進行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使國民黨的資產階級與官僚共生的政權，帶有城市色彩的現象，不可能為經濟的真正現代化開闢道路。 中國資產階級（無論是作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資產階級，或是作為30年代官僚化的資產階級）的失敗，源出於一個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經濟起飛失敗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們拋棄自由主義者的希望，即把資產階級看作第三種力量源泉的幻想，也拋棄馬克思主義的信條，即誇大的把資產階級看作革命發展的必然階段，那麼，是否有必要把中國資產階級的經歷，看成只不過是歷史中偶發事件——一個不會再次出現的插曲呢？在以後的革命階段中，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了，但是一種傳統卻留存了下來，又是具有城市的、現代主義的、民主和世界性的傳統。這種傳統——向世界其餘部分開放的民族發展傳統，激勵著後世的現代化官僚。中國資產階級是最先作為一個階級，接受現代化挑戰的，這就是其所奠定的傳統，能不斷激勵希望繼承其未竟之業的原因之所在。 * * * [1]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清代和日本德川時代的城市網》，第6頁；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268頁。 [2]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第197—204頁。蘇珊·瓊斯：《寧波的金融：錢莊》，載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47—51頁。 [3]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298頁。 [4]同上書，第314頁。 [5]參考羅茲·墨菲的論文：《外來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國的經驗》。 [6]有關權力從占有土地的士紳轉移到城市，或紳商轉移的問題，參閱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235、248—260頁。伊懋可用農奴制的衰落來解釋這一轉移的觀點，至今尚有爭論；但似乎可以確定的是所有權制度以及一般的社會結構，在18世紀都經歷了深刻的變動。參閱托馬斯·A.梅茨格：《論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根源：明末清初經濟與行政的日益分化》，第33—44頁，載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史經濟討論會》（台北，1977年）。關於名流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可參閱伊懋可：《上海的行政管理：1905—1914年》，載伊懋可、施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241頁。 [7]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樑》，第102頁。 [8]陳錦江：《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係》，第15—25頁。 [9]何炳棣：《揚州的鹽商：18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載《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7（1954年），第130—168頁。 [10]陳錦江：《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係》，第6章。 [11]周策縱：《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革命》，第380頁。 [12]艾蒂安·巴拉茲：《中國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個主題的種種變奏》，第44頁。費維愷：《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第242頁。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284—301頁。S.A.M.阿謝德：《現代中國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機》，載《清史問題》，3·2（1974年12月）。 [13]詳細的分析，參看M.克萊爾·貝熱爾：《「另一個中國」：1919年至1949年的上海》，載C.豪編的《上海，一個亞洲大城市的革命和發展》。 [14]費維愷：《外國在華勢力》（本書第3章）。 [15]約翰·勒斯特：《蘇報案：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早期的一段插曲》，載《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學報》，27.2（1964年），第408—429頁。 [16]M.克萊爾·貝熱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家對辛亥革命的評價》，載《歷史評論》，230（1963年10—12月），第403—436頁。 [17]M.克萊爾·貝熱爾：《資產階級的作用》，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229—295頁。 [18]《北華捷報》，1913年11月1日，第352頁。 [19]參看周策縱：《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革命》，第380頁。 [20]張仲禮：《中國士紳：對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之研究》，第117—120頁。 [21]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64、73、367頁。 [22]張仲禮：《中國士紳：對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之研究》。 [23]M.克萊爾·貝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辛亥革命》，第53頁。 [24]陳錦江：《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係》，第131、164、168、183頁。 [25]貝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第59—60頁。 [26]伊懋可：《上海的士紳民主制，1905—1914年》（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67年），第230—246頁。 [27]1911年末出現的上海商會短命的競爭者，也許正如J.桑福德所說的，反映了商人集團內部的政治分歧，即使確實存在過矛盾，也很快解決了，因為這兩個商會在1912年就合併了。詹姆斯·桑福德：《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華人商業組織與活動》（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76年），第259頁。 [28]貝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第62頁。 [29]愛德華·J.M.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廣東的情況，1895—1913年》，第222—223頁。 [30]董必武：《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31]貝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第41—42、125—126頁。 [32]周錫瑞：《中國的維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237—250頁。 [33]《北華捷報》，1913年11月1日，第352頁。 [34]竇季良：《同鄉組織之研究》，第2章（轉引自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337頁，注18）。 [35]《北華捷報》，1913年11月1日，第352頁，關於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參看貝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第69—80頁。 [36]讓·羅德：《中國革命生活的狀況，1911—1914年》，第117、301頁。 [37]小島淑男：《辛亥革命時的上海獨立與紳商階層》，載《東洋史學論集》，6（1960年8月），第113—134頁（《中國近代化的社會結構：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特輯）。 [38]《北華捷報》，1912年7月13日，第109頁；1913年3月1日，第650頁；貝熱爾：《中國的資產階級》，第82—85頁。 [39]宣言譯文，載F.麥考密克：《中華民國》，第457頁（原文見1912年1月5日《孫大總統對外宣言》。——譯者注）。 [40]《近代史資料》專刊，《辛亥革命資料》，1，（1961年），第58、201頁。 [41]《辛亥革命資料》，第96頁，參看沈雲蓀：《中華實業銀行始末》，載《近代史資料》，6（1957年），第120—139頁。 [42]《上海法國總領事的報告》，1912年1月13、17、18日，法國外交部檔案：中國國內政治：中國革命。 [43]同上。 [44]《北華捷報》，1912年2月10日，第356頁；1912年8月10日，第405頁；1912年8月17日，第458頁。《上海法國總領事的報告》，1912年3月2日。 [45]《北華捷報》，1912年4月27日，第217頁。 [46]《北華捷報》，1912年3月1日，第650頁。 [47]《北華捷報》，1913年11月9日，第40頁。 [48]蕭梁林：《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1949年》，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 [49]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2，1895—1914年，第848頁。 [50]同上書，第908頁。 [51]同上書，第920頁。 [52]《北華捷報》，1912年11月16日，第479頁 [53]《北華捷報》，1912年12月7日，第665頁。 [54]《北華捷報》，1913年8月13日，第558頁。 [55]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2，1895—1914年，第860—867頁。 [56]《北華捷報》，1913年4月26日，第226、252頁；1913年5月10日，第427頁；1913年5月24日，第531頁。 [57]參看上海錢業公會通電，《北華捷報》，1913年5月17日，第495頁。 [58]《北華捷報》，1913年7月26日，第283頁。 [59]《南華早報》，1913年7月27日、7月29日、7月30日、8月1日。 [60]外交部駐華大使與領事檔案、書信，F.O.228：2499，卷277，革命，北方與南方，1919年7月24—31日。F.O.228：2500，卷278，革命，北方與南方，1913年8月16—31日。F.O.228：2501，卷279，革命，北方與南方，1913年8月16—31日，特別參考發自鎮江、南京、重慶、蕪湖的書信。 [61]南京通訊，1913年8月29日，F.O.228：2502，卷280，革命，北方與南方，1913年9月。 [62]參看本書第4章歐內斯特·P.揚：《革命後的政治風云：袁世凱時期，1912—1916年》。 [63]1911年至1913年之間，為地方士紳利益而縮小官僚機構的權力，以及地方士紳和商人的結盟，參看周錫瑞：《中國的維新和革命》，第246—255頁。 [64]伊懋可：《上海的士紳民主制，1905—1914年》，第73頁；《上海市制進化史略》，載上海通訊編：《上海研究資料》，第75—78頁。 [65]校註：南京無租界，下關江邊地帶劃有外國人居留地。作者把Concession與settlement兩者混為一談，南京1904年開闢下關為外國人公共居留地，並非租界。 [66]關於袁世凱的經濟政策，參考菊池貴晴：《中國民族運動的基本結構——關於排外性聯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頁。 [67]弗朗索瓦·富列：《對法國革命的思考》。 [68]貿易（1915年、1917年、1919年），上海和廣州的報告。 [69]伍德海編：《中華年鑑，1921—1922年》，第1004—1006頁。 [70]蕭梁林：《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1949年》，第73—124頁。 [71]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72—73頁。 [72]蕭梁林：《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第23頁。 [73]海外貿易局：《中國的貿易與經濟狀況》，H.H.福克斯的報告。 [74]張長治：《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計量分析》。 [75]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34頁。 [76]周秀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第2章。 [77]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等編：《大隆機器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參看托馬斯·G.羅斯基：《製造工業的發展》，載德懷特·H.珀金斯編：《歷史剖析中的中國現代經濟》，第231頁。 [78]劉大鈞：《中國工業與財政》，第48頁。 [79]校註：中國銀行：1905年，清政府設立戶部銀行；1908年，改組為大清銀行；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將設在上海的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1912年4月，袁世凱在北京另籌設中國銀行，於8月1日開業；1913年4月，頒布《中國銀行則例》，規定中國銀行屬中央銀行性質；1928年，國民政府頒布《中國銀行條例》和《中國銀行章程》，改組中國銀行為特種國際匯兌銀行，總行自北京遷至上海。交通銀行：1907年，清政府郵傳部奏准設立；1908年1月開業，系官商合辦，採用股份制，主要經營收支、匯兌、借款，還經營普通銀行業務；辛亥革命後，交通部總長梁士詒任總裁，形成財政上與政治上的交通系勢力；1928年11月，國民政府改組為實業性質銀行，總行自北京遷至上海。 [80]佘耀樞：《論交易所失敗之原因》，載《上海商會月報》，2.8（1922年8月），第8—13頁。 [81]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1913—1952年南開指數資料匯編》，第2—7頁；《物價調查方法》，載《中國經濟公報》，1924年6月21日。 [82]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表61，第165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202頁。 [83]參考朱昌崚：《近代中國的維新人物：張謇，1853—1926年》，第31頁所引大生紗廠例子。 [84]瓊·切斯諾：《1919—1927年中國的勞工運動》，第197頁；《上海總商會月報》，4.4（1924年4月），第35—36頁。 [85]戴維·D.巴克：《中國城市的變化：山東濟南的政治與發展，1890—1949年》，附錄B。 [86]H.O.龔：《中國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長》，載《中國經濟雜誌》，20.3（1937年3月），第301—304頁；同時參考德懷特·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1368—1968年》，附錄E，第290—291頁。 [87]費唐：《費唐給上海工部局的報告》，兩卷，1，第347頁。 [88]瓊·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1919—1927年》，此書1962年出版以後，作者對中國勞工界似乎回到了較為實際的看法。 [89]周錫瑞：《維新和革命》；F.富列：《對法國革命的思考》，第159頁。 [90]校註：張謇於1913年9月11日任工商總長；1913年12月24日，農林、工商兩部合組為農商部，任張謇為農商總長，未就任；1914年5月1日，復任農商總長，未就任，由周自齊署理。袁世凱政府時期，無實業部，只有農林、工商部及農商部。此處原文為實業總長有誤，應為農商總長。 [91]朱昌崚：《近代中國的維新人物：張謇，1853—1926年》。 [92]方騰：《虞洽卿論》，載《雜誌月刊》，12.2（1943年11月），第46—51頁；12.3（1943年12月），第62—67頁；12.4（1944年1月），第59—64頁。 [93]《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卅周年紀念冊》。 [94]羅伯特·基思·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會，1907—1927年：精英勢力，社會控制和省的發展》（《密西根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第218頁。 [95]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會》，第254、307頁。 [96]巴克：《中國城市的變化》，第147—148頁。 [97]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會》，第254頁。 [98]巴克：《中國城市的變化》，第149頁；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會》，關於其他例子，在河北省，參閱琳達·格羅夫：《農村社會：高陽地區：1910—1947年》（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12月），第49—52頁。 [99]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方顯廷：《一位七十歲中國經濟學家回憶錄》。 [100]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史料》，第19頁。 [101]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4卷，1，第502—509頁。 [102]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1，第397—401頁；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3版，第328頁；聶其傑編：《崇德老人自訂年譜》。 [103]巴里·基南：《中國的杜威實驗：民國初期的教育改革與政治權力》，第56—63頁。 [104]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第221—247、376—394頁；周策縱：《五四運動》，第6章。桑福德：《中國的商業組織和狀況》，第5章。 [105]關於聯合會，參看《五四運動》，第648—664頁。關於工部局總董，參看費唐：《費唐的報告》，1，第126—127頁。 [106]《北華捷報》，1916年2月19日，第467頁。 [107]《中國經濟公報》，1922年12月23日，第2頁。 [108]藹廬：《金融界今後之覺悟如何》，載《銀行月刊》，2.5（1922年5月）。 [109]《北華捷報》，1921年10月15日，第151頁。 [110]穆藕初：《花貴紗賤之原因》，載《密勒氏評論報》，1922年12月23日，第140—141頁。 [111]校註：此書原用英文寫成，後來成為《建國方略》的組成部分。 [112]R.W.克洛普頓和區俊珍（音）編譯：《杜威在華演說集；1919—1920年》。 [113]孫逸仙：《中國的國際開發》，第2版，第158頁。 [114]校註：此處所稱的自由派與激進派的爭論，即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思想界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一次重要論戰。論戰的中心問題是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論戰由張東蓀、梁啓超等人所挑起。1920年11月，張東蓀著文提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張，認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強富力……開發實行」，「至於社會主義不妨遲遲」。同年12月，陳獨秀以《關於社會主義討論》為題，予以駁斥。接著，張東蓀、梁啓超分別發表文章，把中國貧困和混亂的原因，歸結為「無知病」、「貧乏病」、「兵匪病」、「外力病」，否認在中國進行革命的必要性。當時李達、陳獨秀、蔡和森、何孟雄等人在《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對張、梁的觀點進行系統批判，指出中國工業的發達雖不如歐美、日本，但「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卻無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獨異的」，認為要推翻反動統治，改變中國現狀，只有「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通過這次論戰，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準備。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論戰遂告結束。 [115]《密勒氏評論報》，1921年3月26日。 [116]參看1921年10月在上海舉行的商教聯席會議提出的要求，《上海總商會月報》，1.4（1921年10月）。 [117]《密勒氏評論報》，1922年12月16日，第86頁。 [118]《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議記錄》，載《銀行月刊》，1.6（1921年6月）。 [119]工業高級官員葉恭綽對北京商會的報告，載《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第21—22頁；1920年1月29日，第147頁。 [120]穆藕初語，轉引自《北華捷報》，1923年1月23日，第95頁。 [121]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第三次決議案，載《遠東商業公報》，1921年10月，第17—18頁。 [122]穆藕初語，轉引自《北華捷報》，1923年1月13日，第95頁。 [123]《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 [124]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3，第292—294頁。 [125]《寧波工廠周刊》、《五四時期期刊介紹》，3，第289頁。 [126]《工界》，《五四時期期刊介紹》，3，第301頁。 [127]胡適，《密勒氏評論報》，1920年7月10日，第324頁。 [128]《五四時期期刊介紹》，3，第303頁。 [129]周秀鸞：《工業的發展》，第80頁。 [130]周策縱：《五四運動》，第243—244頁。 [131]《北京時報》，1919年11月21日。 [132]校註：1919年時總統為徐世昌。 [133]周策縱：《五四運動》，第172—173頁。 [134]同上書，第386頁。 [135]同上書，第389頁。 [136]桑福德：《商業的組織和狀況》，第342、361頁。 [137]《北華捷報》，1920年4月24日，第185頁。 [138]《北華捷報》，1920年6月12日，第660頁；1920年12月11日，第745頁。 [139]《北京時報》，1919年11月21日。 [140]校註：此三部長為曾任財政部次長及駐日公使的陸宗輿，財政部總長曹汝霖；時駐日公使章宗祥，曾任司法部總長。 [141]校註：指我國要求廢除「二十一條」與日軍撤出山東，歸還原膠州灣德國租界地及膠濟鐵路。 [142]校註：指五卅運動及其以後反帝運動。 [143]校註：指國民革命的「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戰略。 [144]日本外務省外交檔案：《中國抵制日貨，雜件M.T.3.3.8.5—1》，（1919年）。從煙臺致領事的急件，1919年8月29日（編號740856—740873）。 [145]《提倡國貨之我見》，載《上海總商會日報》，4.5（1924年5月），《言論》欄。 [146]文漢：《由工業見地上論維持國貨與抵制日貨》，載《實業雜誌》，71（1923年9月）。 [147]《提倡國貨之我見》，載《上海總商會月報》，4.5（1924年5月）。 [148]聶雲台（聶其傑）：《為日兵槍殺市民事警告國民》，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6（1923年6月），《言論》欄，法文譯文見M.克萊爾·貝熱爾、張瑞福：《救國！中國的民族主義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第103—114頁。 [149]峙冰：《國權回復與經濟絕交》，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4（1923年4月），《言論》欄。 [150]M.克萊爾·貝熱爾：《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經濟局勢與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載《歷史評論》，241（1969年4—6月），第309—326頁。 [151]伍德海編：《中國年鑑1923年》，第674頁。 [152]《張嘉璈訪問記》，載《密勒氏評論報》，1921年1月29日，第470頁。 [153]茹玄：《新銀行團與經濟瓜分》，載《上海總商會月報》，1.6（1921年12月），《言論》欄。 [154]《全國商教聯席會議始末記》，載《上海總商會月報》，1.4（1921年10月），《紀事》欄。 [155]W.S.A.波特：《參加太平洋會議的人民代表》，載《密勒氏評論報》，1921年10月22日。 [156]《北華捷報》，1922年2月18日，第420頁。 [157]《麻克類爵士與中國商人》，載《北華捷報》，1923年2月17日，第446—447頁。 [158]《北華捷報》，1923年3月10日，第664—665頁。 [159]《北華捷報》，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頁；1923年6月23日，第818頁。 [160]《向商人們說的老實話》，載《北華捷報》，1923年4月4日，第77頁。 [161]《北華捷報》，1923年6月23日，第818頁。 [162]《北華捷報》，1922年12月16日，第711—712頁；雪莉·加勒特：《中國城市的改革者：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895—1926年》，第171頁。 [163]（蔡）和森：《外國帝國主義者對華的新舊方法》，載《嚮導周報》，22（1923年4月25日），第158—160頁。 [164]蔡和森：《反對「敦請一友邦」干涉中國內政》，載《嚮導周報》，19（1923年2月7日），第158—160頁。 [165]《和平統一宣言》，載張其昀編：《國父全書》，第755頁。 [166]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載《努力周報》，2（1922年5月14日）。傑羅姆·B.格里德英譯，見其《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191頁。 [167]《全國商教聯席會議始末記》。 [168]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載《努力周報》，67（1923年8月26日）。武堉幹：《聯省自治與職業主義》，載《太平洋》雜誌，3.7（1922年9月）。 [169]《北華捷報》，1920年10月28日，第223頁。 [170]（鄧）峙冰：《時局雜感》，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2（1923年2月），《言論》欄。 [171]謝瀛洲：《中國的聯邦主義，對部分省憲法的研究》，第83、204頁。 [172]孔飛力：《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動員問題》，載魏斐德、卡羅德·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第257—298頁。 [173]《「請合呈政府特許全國商會自練商團案」：四川成都總商會代表提議》，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4（1923年4月）。 [174]校註：14世紀至15世紀德意志北部城市結成的政治與商業同盟。 [175]《「保護商埠安全議案」，漢口總商會提議》，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5（1923年5月）。 [176]《北華捷報》，1923年1月6日，第8頁。 [177]茹玄：《關於國是會議之片言》，載《上海總商會月報》，1.5（1921年11月），《言論》欄。 [178]《上海總商會月報》，3.7（1923年7月），《會議記載》欄；美國國家檔案館，駐上海總領事克寧翰電，1923年6月26日，89300/50950。 [179]校註：原文意為脫離、退出，即中國歷史上習稱的宣布「獨立」。 [180]《「商人政府」的批評》，載《東方雜誌》，20，11（1923年6月20日）。 [181]毛澤東：《北京政變與商人》，載《嚮導周報》，1923年7月11日，第31—32頁。 [182]《字林西報》，1923年6月26日。 [183]校註：1923年8月初，蘇浙和平協會發起人張一麐等，奔走於寧滬杭當局之間，於19日，江蘇督辦齊燮元與浙江督辦盧永樣及淞滬護軍使何豐林簽訂第一次蘇浙和平條約，但並未能阻止蘇浙戰爭的爆發。 [184]藹廬：《金融界今後之覺悟如何》，載《銀行月刊》，2.5（1922年5月），《評談》欄。 [185]參看本書第五章；並參看安德魯·J.內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鬥爭：派系活動和憲政的失敗》，第74—90頁。 [186]《全國銀行公會之建議案》，載《東方雜誌》，18.3（1921年2月10日）；英譯文載《密勒氏評論報》，1921年1月22日，第412—414頁。 [187]《密勒氏評論報》，1921年1月29日，第470頁。 [188]厄普頓·克洛斯（約瑟夫·W.霍爾的筆名）：《中國銀行家堅持自己的權利》，載《密勒氏評論報》，1921年2月19日。 [189]《京津時報》，1923年4月19日。 [190]《密勒氏評論報》，1921年10月8日，社論。 [191]《「請維持全國商會聯合會通過議案力爭實行案」：湖北宜都商會提議》，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4（1923年4月）。 [192]《請分呈各巡閱使各督軍息爭保民謀統一案》，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6（1923年6月）。 [193]（鄧）峙冰：《時局雜感》，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2（1923年2月）。 [194]《遠東商業公報》，1922年1月。 [195]瑪麗·克萊爾·貝熱爾：《民族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1923年中國棉紡業的危機》。 [196]之一：《華商紗廠資金問題與棉業前途之關係》，載《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4.2（1923年10月），第2—8頁。 [197]潛園：《紡績業根本整理之私見》，載《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3.4（1922年10月20日），第2—6頁；朱仙舫：《整理棉業新議》，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5（1923年5月），第1—12頁。 [198]振德：《民國十一年度各紗廠營業報告》，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5（1923年5月）。 [199]B.Y.李：《中國棉紡廠的現狀》，載《密勒氏評論報》，1923年10月6日。 [200]海外貿易局：《中國1923年6月工業和經濟狀況報告》，H.G.布雷特，上海。 [201]潛園：《青島紡績業之狀況與希望》，載《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4.1（1921年1月），第29—32頁。 [202]李壽浵：《關稅加增與我國紡織業之前途》，載《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3.2（1922年3月20日），第9—14頁。 [203]方顯廷：《中國的棉業和貿易》，2，第6—7頁；《北華捷報》，1922年2月25日，第518頁。 [204]李壽浵：《關稅加增與我國紡織業之前途》。 [205]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1963年第3版，第180—185頁。 [206]潛園：《紡績業根本整理之私見》。 [207]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給與中日棉業之關係》，載《銀行周報》，7.10（1923年3月20日）；7.11（1923年3月27日）。 [208]滄水：《禁棉出口與今後中日紗市之感想》，載《銀行周報》，7.6（1923年2月6日），第14—15頁；方宗鰲：《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見》，載《商學季刊》，1.1（1923年2），第1—3頁。 [209]方顯廷：《中國的棉業和貿易》，2，附錄5。 [210]穆藕初：《花貴紗賤之原因》，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2（1923年2月）。 [211]《遠東商業公報》，1923年3月，第41—42頁；《北華捷報》，1923年2月17日，第426頁。 [212]《使團與禁棉出口令之取消》，載《銀行月刊》，3.7（1923年7月）。 [213]《北華捷報》，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頁。 [214]伍德海編：《中華年鑑，1924年》，第819頁。 [215]《密勒氏評論報》，1923年7月7日，第172頁。 [216]《北華捷報》，1923年6月30日，第859頁。 [217]《為外人干預護路事致符領袖公使函》，載《上海總商會月報》，3.9（1923年9月），《會務記載》欄。 [218]（蔡）和森：《商人感覺到外國帝國主義助長中國內亂的第一聲》，載《嚮導周報》，44（1923年10月27日），第333頁。 [219]校註：關余：為「關稅餘款」或「關稅盈餘」之簡稱，指中國海關關稅收入中，例需扣除海關經費及償付海關關稅擔保1900年以前所借之外債後，所剩餘之款額，稱曰關余。 [220]《銀行界請孫文維持內債基金》，載《銀行月刊》，3，12（1923年12月），《銀行界消息匯聞》欄。 [221]（蔡）和森：《為收回海關主權告全國國民》，載《嚮導周報》，48（1923年12月12日），第365頁。 [222]《北華捷報》，1924年1月5日，第1頁，並參閱本書第十一章。 [223]《南華早報》，1923年7月24日。 [224]韋慕庭：《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第249—264頁。載《密勒氏評論報》，1923年11月24日，第534—535頁；1923年12月22日，第130頁。關於商團可參閱本書第十一章。 [225]《密勒氏評論報》，1924年6月21日，第82頁。 [226]校註：按即國民黨改組後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227]校註：廣東商團原是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商人自衛組織，後來發展成為一支擁有數千人的反動武裝，以英國滙豐銀行廣州分行買辦陳廉伯及佛山大地主陳恭受為首領。1924年8月，陳廉伯通過英國通利洋行，訂購了大批槍械運來廣州，企圖推翻廣州革命政權，建立「商人政府」，廣州軍政府查獲並扣留了陳廉伯購進的武器，陳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團「罷市」抗爭。10月10日，商團發動武裝叛亂，並企圖聯合陳炯明奪取廣州。孫中山採取了斷然措施，於10日晚成立革命委員會，派出軍隊，鎮壓了商團的叛亂。 [228]尼戈爾·杜里烏斯：《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中國報刊的一些反映》，載《中國研究手冊》，1（1980年）。 [229]《北華捷報》，1925年7月18日，第20頁。 [230]《北華捷報》，1925年7月25日，第54頁。 [231]《北華捷報》，1925年9月12日，第348頁。 [232]《血痕》，2，1925年6月19日；3，1925年7月12日；《救亡》，2，1925年6月16日。 [233]《北華捷報》，1925年11月14日，第294頁。 [234]《北華捷報》，1925年8月1日，第78頁。 [235]《北華捷報》，1925年8月29日，第251頁；切斯諾：《中國工人運動》，第266頁。 [236]校註：原文為自治區。1925年2月和3月，上海討論建立自治區性的淞滬商埠，脫離江蘇省；1926年，淞滬商埠成立後，孫傳芳自任淞滬商埠督辦，丁文江任商埠總辦。 [237]《北華捷報》，1925年3月21日，第478頁；1925年4月25日，第140頁；1925年6月13日，第440頁。 [238]《密勒氏評論報》，1926年7月24日，第188—190頁。 [239]《北華捷報》，1925年8月15日，第167頁。 [240]基南：《中國的杜威實驗》，第119頁。 [241]赫爾曼·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韋爾：《出自傳統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載《亞洲研究學報》，34.1（1974年11月），第73—98頁。 [242]校註：3月20日事件，又稱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18日，蔣介石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名義命令海軍局代局長兼中山艦長李之龍將中山艦調至黃埔候用。當中山艦開至黃埔時，蔣介石卻稱李之龍不服調遣，擅入黃埔。3月20日，調動軍隊，宣布戒嚴，斷絕廣州內外交通，逮捕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及其他軍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自衛隊武裝，包圍廣州東山蘇聯顧問住所；令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中的共產黨員退出。 [243]《北華捷報》，1925年1月17日，第91頁；1925年10月31日，第194頁。 [244]《密勒氏評論報》，1925年3月7日，第21頁；1925年11月21日，第228頁。 [245]《密勒氏評論報》，1926年4月17日，第179頁。 [246]《密勒氏評論報》，1926年2月13日，第316頁。 [247]《北華捷報》，1925年6月24日，第146頁。 [248]校註：此處原文為商務委員。1925年9月22日，宋子文任廣州財政部長，1926年1月22日，任國民黨商業部長；並且廣州政府並沒有商務委員的設置。 [249]校註：廣州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於1925年7月12日。 [250]校註：孫傳芳1925年1月16日任浙江督辦（此時改督理為督辦），並自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同年11月25日，任江蘇督辦。 [251]《中國商會的權力與政治》，《密勒氏評論報》，1926年7月24日，第190頁。《密勒氏評論報》，1926年7月17日，第176頁。 [252]《北華捷報》，1925年3月21日，第478頁；1925年4月25日，第140頁；1925年6月13日，第409頁。蔣慎吾：《上海市政機關變遷史略》，載《上海資料研究》，1926年第1版，第78—82頁。 [253]《北華捷報》，1926年5月8日，第252頁。 [254]《嚮導周報》，177（1926年），第1832頁。 [255]《北華捷報》，1926年11月20日。 [256]卡爾·曼海姆：《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論文集》，第2章。 [257]校註：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成立商業部，部長宋子文；商民部，部長王法勤。 [258]約瑟夫·費尤史密斯：《商人聯合會與國民黨在上海統治的建立》（向1978年3月31日至4月2日亞洲研究學會芝加哥年會提交的論文）。 [259]校註：1927年3月22日晚，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占領上海大部分地區，並成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 [260]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修訂版第2次印刷，第166頁。 [261]小帕克斯·科布爾：《國民黨政權與上海資本家，1927—1929年》，載《中國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頁。 [262]瓊·切斯諾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國：從辛亥革命到解放》，第188頁。 [263]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許滌新：《官僚資本論》。 [264]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年》，小帕克斯·M.科布爾：《上海資本家和國民政府，1927—1937年》（伊利諾斯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M.C.白吉爾：《「另一個中國」：1919至1949年的上海》，載C.豪編：《上海：一個亞洲大城市的革命和發展》。 [265]科布爾：《國民黨政權》，第1—2頁。 [266]易勞逸：《中華民國研究通信》，1.1（1975年10月），第14頁。 [267]瓊·蒙內特：《回憶錄》，第134頁。 [268]校註：原文譯文為南道分會與閘北分會。上海無南道地名，以其與閘北相對應之地位，應為南市。 [269]雪莉·加勒特：《商會》，載伊懋可與施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227—228頁；科布爾：《國民黨政權》，第23頁。 [270]校註：1927年7月，成立上海特別市。 [271]費唐：《報告》，1，第243頁。 [272]《申報》，1927年6月24日，第13頁；1927年6月30日，第13頁；1927年7月2日，第13頁。 [273]C.F.雷默：《關於中國抵制外貨的研究》，第138—140頁。 [274]1C.F.雷默：《關於中國抵制外貨的研究》，第269頁。 [275]校註：此處有誤，凡條約規定中國失去行政權之地區為租界；某一地區雖居住外國僑民，但其行政權仍屬中國，謂之居留地。據此，中國共劃外國租界27處，即天津有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奧租界、意租界、比利時租界、日租界8處；原美租界合併於英租界。漢口有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日租界5處。廣州有英租界、法租界2處。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2處。廈門有日租界、英租界2處。鼓浪嶼有公共租界1處。福州有日租界1處。九江有英租界1處。鎮江有英租界1處。杭州、蘇州、沙市、重慶四城市各有日租界1處。在1917年後，中國收回天津德、奧2租界，漢口德租界；1918年後，收回天津、漢口俄租界2處；1927年後，收回漢口、九江、鎮江3處英租界，1931年後，收回天津比租界及廈門英租界。1937年前，中國共收回10處租界。自此中國尚存17處租界，即天津的英、法、意、日4處租界，漢口的法、日2處租界，廣州的英、法2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及廈門、福州、杭州、蘇州、沙市、重慶6處日租界，鼓浪嶼的公共租界。1943年簽訂中美、中英新約，1945年簽訂中法新條約，中國在法律上收回全部英法在中國存在的租界。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日、意為戰敗國，日本、義大利租界當然為中國收回；同時中國按中英、中法新約收回英、法在中國的租界。實際上，1943年日本聞知中國與英、美簽訂新約，將收回租界，特提前數日，將英國在中國租界移交給汪偽政權，改為汪偽政權下的特區。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按接收汪偽政權接收了各特區。所以中國抗戰勝利後，沒有舉行接收租界的儀式。另外，當時北平城內東交民巷使館界，實際屬於公共租界性質；1945年，英美政府與中國政府交涉，暫緩交還北平東交民巷使館界；經中國政府同意，東交民巷使館界暫未收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各國公使均已回國，中國隨即收回。 [276]貝熱爾：《「另一個中國」：1919年至1949年的上海》。 [277]科布爾：《國民黨政權》，第1—2頁。 [278]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4章。 [279]J.費尤米斯：《商人聯合會》。 [280]包華德和里查德·C.霍華德：《中華民國傳記辭典》，3.第452頁；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418頁。 [281]包華德和霍華德：《中華民國傳記辭典》，1，第26頁。 [282]包華德和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辭典》，1，第379頁。 [283]同上書，1，第192頁。 [284]同上書，2，第316—317頁。 [285]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173頁。 [286]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第477頁。校註：此處有誤，1928年11月13日任工商部常任次長。1930年12月，工商部與農礦合組為實業部，次長下分設政務次長與常務次長，穆於1931年1月31日任常務次長。 [287]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362頁。 [288]巴克：《中國城市的變化》，第167頁。 [289]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47頁。 [290]保羅·T.K.石（音）：《艱辛的十年：中國國家建設的努力，1927—1937年》；阿瑟·N.揚：《中國的建設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 [291]校註：中國農民銀行前身，為1933年成立鄂豫皖贛四省農民銀行；1935年4月1日，國民政府決定將其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總行設漢口，為「復興農村經濟」的專業銀行，主要經營存放款、辦理匯兌等業務外，還享有發行兌換券、農業債券和土地債券特權；1936年，發行鈔票，財政部批准其發行鈔票，與法幣同樣使用。 [292]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67—271頁。 [293]同上書，第286—301頁。 [294]道格拉斯·S.帕俄：《國民黨與經濟停滯：1928—1937年》，載《亞洲研究雜誌》，16.2（1957年2月），第213—220頁；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5頁。 [295]拉蒙·H.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年》。 [296]托馬斯·G.羅斯基：《中華民國經濟概論》（《多倫多—約克大學現代東亞聯合中心討論會論文》，第1集，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