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十一章　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1928年

組織革命運動 20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是中國現代史中最使人感到興趣的事件。其所以取得成功，在於以愛國和革命的目標出色地動員了人力和物質資源。國民革命的組織階段是從1923年後期到1926年中期。在此期間，一批意志堅定的中國人，以有限的力量開始，組織了一場革命運動，旨在統一國家，取消外國的特權和各種不平等條約。這些革命者得到一批俄國專家的建議和支援，傳授給革命的理論，提供了組織工作的知識、金錢和武器。隨之而來的，是持續到1928年中的北伐戰爭階段。在此期間，原來以南方為根據地的國民革命軍，一路一直打到北方的北京。這次北伐戰爭利用了軍事技術，進行有效的宣傳和敵後的策反活動。但終於出現了一場巨大的悲劇：在北伐戰爭進行中，領導層在統一全國過程中的暴力社會革命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在革命陣營內部出現了階級之間的分裂。在八個月的自相殘殺的鬥爭中，成百上千的革命者喪失了性命。自此以後，在中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與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之間展開的內戰從沒有真正地停止過。 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為革命提供了潛力，但這種潛力必須轉化為革命的形勢。革命的搖籃是在廣州，是中國最大和最富有與最為進步的城市之一，位於三條主要河流匯合的三角洲上，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國民革命不屈不撓的鼓動者孫逸仙，在其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都獻身於提倡立憲共和，反對阻礙其理想實現的北京政權。孫逸仙兩次在廣州成立政府：一次是在1917年，為了反對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為了反對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時，孫逸仙組織了一個殘缺不全的議會，選舉其為中華民國的「非常大總統」。1922年春，孫逸仙聯合幾個軍事派系，試圖對北京政府發動一次征討，但吳佩孚打敗了孫氏的主要盟友張作霖。同時，孫氏部下的陳炯明率部於6月15—16日晚，將孫逸仙從廣州總統府趕走。1922年8月，孫逸仙由廣州回到上海，計劃通過政治手段在北京擔任總統，而以武力收復其在南方的根據地。 1923年孫逸仙虛弱的地位 孫逸仙博士沒有達到第一個目標，但在1923年1月15日，用雇來的部隊把陳炯明趕出了廣州，並在這年2月21日，又由上海回到廣州。這時孫逸仙已56歲，在以後不到兩年，死於癌症。在這段短暫時期內，孫逸仙在面臨巨大困難的情況下，開創了國民革命的組織階段。 這些困難可以歸結為如下各端。孫逸仙回到廣州後，因為缺乏實力，所依靠的在南方的根據地也是不牢靠的。孫氏既不是能為其奪回根據地軍隊的真正的統率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財政。國民黨在國內只有數千名組織鬆散的黨員，對改良現實的目標既無周密的戰略，在公眾中也喚不起熱情。這些情況在1923年1月1日的國民黨宣言中都被公之於世，使孫逸仙著名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1]進一步具體化。孫逸仙所面臨的問題，是要掀起生機勃勃的革命運動，控制巨額收入的財源，建立一支能保衛和擴大南方根據地的軍事力量，並且都要聽從孫氏的命令。 軍事問題有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基本是自治的雜牌軍的師長、旅長和團長，被孫博士的助手在香港收買過來時，其部隊已占領了廣州。來自雲南的軍隊，以楊希閔將軍為首，但也有幾支獨立的滇軍，其中一支忠誠追隨孫博士的部隊由朱培德率領。劉震寰將軍和沈鴻英將軍率領桂軍。同時，有一些政治上各行其事的粵軍的師和團，另外還有若干紛爭不已的地方「民團」。這些軍隊的指揮官一到珠江三角洲，就競相搶占城鎮中有利可圖的地盤，掌握大部分稅收來源。約有3.5萬人的軍隊（根據當時一個可靠情報人的估計），裝備極差，訓練也很差，而且其內部之間互相對立；同時又與陳炯明聯合，意在與奪取廣州的軍隊相對抗。陳炯明似乎與孫博士的勁敵吳佩孚結成了聯盟。孫逸仙大元帥的軍隊要投入戰爭，就另外需要一筆數目巨大的現金。這筆巨款，主要由廣州市政府向居民徵收附加稅；這項稅收工作，要由精幹得力的廣州警察去完成。 在1923年春夏期間，孫逸仙的軍事支持者，打敗了吳佩孚和陳炯明支持的沈鴻英將軍，保衛了根據地。經過這些戰鬥，孫逸仙的根據地面積向西和向北擴大到廣東省邊界，而廣州仍易受東面鄰近陳炯明部隊的攻擊。到當年秋季，孫博士僅能在名義上控制的軍隊，訓練的素質很少提高。所謂「客軍」，實際上是占領軍。[2] 孫博士的財政問題是十分嚴重的，財政收入只有三個來源——捐獻、貸款以及稅收。1922年秋，國民黨以獲得捐贈和貸款的形式，從中國支持者籌集到50多萬元（根據上海和香港的行市），用來資助收復廣州的軍費；現在也難以再籌集到了。1923年春，孫逸仙試圖與香港商人談判一筆600萬元的貸款，與廣州商人談判100萬元的貸款，但都沒有成功；還希望向英國工商界借一大筆特許貸款，但因其所處危急的軍事地位，使之不可能進行下去。為了發揮根據地的稅收潛力，孫逸仙有必要任命自己的人控制行政管理機構。 孫逸仙的政府組織分為三級——大元帥大本營（有如一個全國性的政府）、廣東省政府和廣州市政府。而廣州市政府最有實力。廣州是一個富饒的城市，孫博士31歲的兒子孫科在領導有效率的廣州市政府。孫科於1923年2月底到職，在廣州市組織一支高質量的警察隊伍。孫博士任命其老同事吳鐵城為公安委員。孫科市長和六名受過西方教育的委員，在此後數月中推動廣州的現代化，使該市成為軍費的主要來源。 根據1923年官方的廣州市政報告，除城市的事業費外，向大元帥大本營提供600多萬元（以廣州行市）用於軍費給養。對比之下，因為省財政局只能在省內部分地區徵稅，廣東省的歲入卻比上一年減少近900萬元。孫博士奪得了地方鹽稅的控制權[3]，使其從1923年5月至12月淨得近300萬元。這原來是由外國人管理的鹽務稅，應由北京政府的鹽務稽核所徵收，用以償還1913年簽訂的外債。與鹽務稅有關的列強對此提出抗議，但沒有阻止這種「挪用行為」。不過，當孫博士在年底威脅要奪取最穩定的財源——廣州海關徵收的關稅時，列強卻以武力來進行干涉。 這是一幅財政危機的景象。孫逸仙政府為了與軍人爭奪徵稅權，給民眾增加了沉重的負擔。不過，在孫逸仙返回廣州後的八個月中，廣州的南方政府逐漸增加了生存所必需的收入，並擴大了根據地。 國民黨從其前身算起（孫逸仙組織和領導幾個革命政黨），已經有了近三十年的歷史。在上海的中央黨部，共有五個機構和一小批從事籌款和宣傳人員。在1923年，除了廣州外，其他城市顯然沒有分支機構的活動，黨員的人數也不詳。廣東省幾個黨的分支機構的記錄，在陳炯明1922年6月的叛亂中，已遭散失。總之，此時國民黨黨員的數字是不可靠的；孫博士計算黨員的辦法，是對軍隊、工會和學校的學生整個組織進行登記，宣稱這些組織中的人都是黨員。 可是，國民黨仍具有產生全國影響的潛力，因為該黨有一批有經驗的領袖，並有反滿、反袁的聲譽，有譴責外國特權和力主政治改革的主張。其領袖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許多人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也有人在清政府中任過官職，有的人獲得歐美大學的學位，不少人在日本學校和軍事學校學習過。這些領導人此時正屆中年，在國外時曾與外國朋友建立了友誼，也曾以不同形式策划過推翻政府的行動，籌措和分發過革命經費，偷運過武器，在軍隊中進行過革命宣傳，也曾在下層秘密會社進行過活動，參加議會鬥爭，統率過軍隊，治理過省份，甚至從事過工商業經營。這些人雖大部分來自廣東和長江流域各省，但有一部分則來自中國境內其他各個地區，天南海北，各有其與當地的紐帶，與中國社會的傳統及現代因素結成關係網。 國民黨需要受到激勵才能行動起來。孫博士顯然被財政問題和軍事問題耗費了很多精力，不能充分注意國民黨本身的問題；儘管也經常讓上海辦事機構執行對外交涉使命，或開展對外宣傳活動，並給予經費。1923年10月，孫博士開始考慮如何能使黨恢復生機。此時，蘇聯的首席顧問鮑羅廷於10月6日抵達廣州，在此後六個星期里，兩人系統地商討了黨的改組計劃。 國民黨內蘇聯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蘇俄在中國既有國家的戰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國和中國有漫長的國境線地帶，蘇俄政府希望與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因為這會給蘇俄帶來種種好處。蘇俄的一個戰略目標，是取得對中東鐵路（沙皇俄國的一個國營企業）的控制，該鐵路穿過滿洲境內，是連接蘇俄濱海諸省與西伯利亞的紐帶。中國政府認為，外蒙古為中國的領土，但蘇俄紅軍卻去那裡扶植了一個蒙古政權。因此，中國與蘇俄為外蒙古問題而對立。但蘇俄不願中國控制外蒙古這個緩衝地區，這就是蘇俄派三個使團與北京政府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絆腳石。1924年9月，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作為全權公使到達北京，企圖重開談判。 在蘇聯的世界革命的策略中，中國應是一個從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區域。1919年，列寧組織了第三國際（或稱共產國際），作為世界革命的參謀部，總部設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明確闡述了一項戰略，即在資本主義大國及其殖民地之間，打進一個楔子，從而削弱這些資本主義大國。共產國際、宗主國及其殖民地的共產黨，應當把自身的解放鬥爭當做世界革命的準備階段。列寧預見到，殖民地的新興資產階級必然要領導這個解放運動；主張殖民地新生的共產黨應該在民族鬥爭中幫助資產階級。這就是統一戰線的戰略。但列寧又主張，殖民地的共產黨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經由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及貧農來壯大自己的力量，為革命的第二階段——推翻資產階級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做準備。共產國際精心制定了這個基本戰略方針，並在其使者能夠插足的殖民地進行宣傳。中國雖然不是殖民地，但卻被納入這個戰略計劃，於是共產國際派出代表來到中國。 蘇聯的使者在中國有雙重任務，幫助組織共產主義運動，蘇俄和共產國際在民族解放鬥爭中援助民族革命組織。蘇俄的領袖們不了解中國，需要派出使者作若干年的考察，才選定為國民黨（關於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根源和環境，已在第十章進行過討論）。統一戰線一旦組織起來，亨德里屈斯·斯內夫利特——荷蘭籍共產國際代表，化名馬林就超過了這一戰略，勸誘共產黨人（大部分人違背自己的意願）加入國民黨，因為孫逸仙不願意兩黨合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批准了這個策略，認為這是共產黨在華南接近無產階級的途徑；而更重要的，乃是執行委員會希望共產黨人能推動國民黨使之趨於激進一些，並引導其與蘇俄聯合。蘇俄的領導人打算成為中國革命的舵手。 孫逸仙和蘇俄之間已經有了五年的「眷戀」。在孫氏革命生涯的不同時期，曾向各大國求助。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不久，孫博士幾次派人試探，以求國民黨能與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結成聯盟；後來希望這個新型革命的國家，能在軍事上幫助其登上北京總統的位子。列寧和外交人員格列戈里·契切林通過偶然的信件往來，啟發了孫逸仙。三名共產國際的代表——吳廷康、馬林和達林試圖說服孫博士必須改造國民黨。當1922年6月孫博士被陳炯明趕出廣州後，迫切希望能得到外國的援助，於是開始寄希望於蘇俄。1922年下半年，孫逸仙即與蘇俄駐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飛通信。越飛雖經多次努力，但均未能與北京政府達成協議，於是就到了上海，在1923年1月與孫博士進行廣泛的討論。此時正是孫逸仙雇用的劉震寰和楊希閔的軍隊收復了廣州之後。孫逸仙與越飛商談的內容，從來都沒有透露過，但在不久之後，蘇聯的領導人明確決定在財政上援助孫逸仙和國民黨，並派顧問來幫助國民黨改組，以恢復其革命精神。[4]鮑羅廷是指導此項工作的人選。 根據共產國際的觀點，鮑羅廷對此項工作具有足夠的資格。鮑氏生於1884年7月9日，在拉脫維亞的青年時代就已經是個革命者；1906年被驅逐出俄國，在美國度過了11年，然後於1918年夏季回到祖國，再次投身於革命工作。列寧很了解鮑羅廷，其一部主要著作就是由鮑氏譯成外國文的。共產國際成立後，鮑羅廷成其派遣的使者之一。為了組織工作，鮑羅廷訪問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國；為了協助改組英國共產黨，後來在英國被拘禁了。1923年春，鮑羅廷回到莫斯科不久，就被選定執行在中國的任務。鮑氏抵達廣州時年僅39歲，從各方面看，這是一位聰明而性格富有吸引力的人。 鮑羅廷在中國作出的指示，至今未見發表，但可能其早已熟悉共產國際過去有關中國的決議。1923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發來一道指示，清楚地說明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產黨應與國民黨合作的條件；指示主張積極準備農村的暴動以擴大革命，並改造國民黨使之成為民主反帝反封建戰線的領袖。指示對國民黨的「基本要求」，是必須無條件支持工人運動；應吸引廣大群眾參加反對北方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共產黨必須影響國民黨，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堅持最貧窮農民沒收地主土地的行為，盡一切可能阻止孫逸仙與軍閥聯合。指示要求國民黨必須儘早召開國民黨代表大會，全力建立廣泛的全國民主戰線，堅決廢除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協定。[5]鮑羅廷在廣州的早期活動表明，其目標大概也與此相似。 重振國民黨 鮑羅廷經常與孫逸仙會晤，討論國民黨的各種問題，並就即將來臨的革命提出建議。鮑羅廷還會見當地的共產黨員，重新作出保證，歸根結底，其長遠意圖是在使共產黨能發展壯大。[6]1923年10月25日，孫博士指定了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7]起草黨綱和黨章，為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做好準備，並任命鮑羅廷為臨時執行委員會[8]顧問；廣州咸以鮑顧問稱之，而不及其名。鮑羅廷以聯共（布）黨章結構為模式，為國民黨起草了新的黨章。其黨章草案與以後正式通過之黨章極相似，將黨分為五級組織——全國級、省級、縣級、區級和區級以下的組織。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在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持黨務工作，任命黨的主要官員，管理財務，指導中央所屬機構的工作以及所有下級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國民黨員都受嚴格的黨的紀律約束，凡參加工會、商會、省議會或國會的黨員，應組成黨團，並且黨團成員在其團體內始終保持一致的立場，以便掌握在團體中的方向。 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共開過28次會議，起草了一個措辭激昂的宣言和一部新黨綱，監督黨員重新登記，創辦了一個刊物，來宣傳黨改組的意義，解釋黨的革命意識形態；創辦了一所黨校，訓練區和區以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確定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監督從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機構選舉代表的工作。[9] 隨著陳炯明率領的部隊威脅廣州，到1923年11月，孫逸仙對廣州的控制變得不穩固了。人們擔心孫大元帥可能被迫出逃。在這情勢十分危急之時，鮑羅廷力主採納動員群眾支持的激進計劃，敦促孫逸仙及國民黨領導人頒布法令，沒收和分配地主的產業，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保證一天勞動八小時、最低工資以及其他權利。鮑顧問爭辯說，這些許諾將使與陳炯明作戰的部隊受到鼓舞。因為孫逸仙左右追隨者的反對，孫博士拒絕頒布土地法令，經過多次磋商之後，孫逸仙同意——根據鮑羅廷的回憶——頒布一項減地租25％的法令，另一項規定是建立農會的法令。[10]對國民黨人來說，幸運的是支持孫逸仙的部隊趕走了敵人；但軍事危機過去之後，孫逸仙並沒有頒布減租法令。 另一個使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都感到心神不安的問題，是鮑羅廷與堅決主張孫博士倒向蘇聯一邊的廖仲愷，於11月底前往上海，向國民黨幾個領導人解釋改組國民黨的必要性。11名在廣東有威望的國民黨員（都是老資格的黨員）[11]上書孫博士，在黨的新體制和起草文獻過程中，就共產黨在其中的影響提出警告，指控共產黨的領袖陳獨秀是幕後人物；指責國共兩黨合作是共產國際陰謀的一部分，是為了在資本主義國家煽動起階級鬥爭，以加速社會主義革命；在新生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煽起階級鬥爭，以聯合勞工、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掀起全國革命。這些上書者斷言，陳獨秀已使其信徒進入國民黨，準備進行接管國民黨；並警告孫博士說，不出5年，陳獨秀就可能被選為國民黨領袖。這次11人上書是一個早期的證據，證明在保守的老資格黨員中，不斷有反對倒向蘇聯和讓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的事。 孫逸仙拒絕11人上書的意見與批評，在作出書面答覆中稱，鮑羅廷是新黨章的擬訂者，陳獨秀根本沒有參與此事；與國民黨親近是俄國人的主意，建議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工作的人也是俄國人。孫博士斷言，俄國必定是同國民黨合作，而不是同陳獨秀合作。「如果陳獨秀不服從我們黨，將會被驅逐出黨」。孫逸仙提出警告說，「不要因為懷疑陳獨秀，而懷疑起俄國」[12]。儘管孫逸仙有這樣的信心，但新黨章的草案還是被修正了，取消了選舉黨領袖的內容；取而代之定孫逸仙為領袖，成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總理，並授予對兩會各項決定以最後否決權。 廣州的海關危機在1923年12月中旬，已發展到了頂點，更加深了孫逸仙的反帝情緒。雖然鮑羅廷在此之前的建議——危機時，鮑顧問不在廣州，但一定也起了作用。孫大元帥及政府要求分享由外國人控制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在廣州徵收的關稅，因為過去有過一個先例。當北京的外交使團沒有按照大元帥府外交部長的要求[13]，指示海關總稅務司拒絕海關收入撥給大元帥大本營時，孫大元帥立即宣布奪取廣州海關，並另行任命海關官員。這危及列強所承認的海關——北京政府的一個機構的統一，並且可能最終影響到兩項主要賠款和外國貸款的財政保證。與此有關的列強派炮艦駛來廣州，阻止奪取海關，以此對付孫逸仙的挑戰。但國民黨勢力太弱，無力進行戰鬥，只得轉而求助於群眾示威，來進行反對外國資本家的宣傳。危機過去之後，孫逸仙由於這次向外國統治的挑戰，在中國贏得巨大的政治資本。國民黨更明顯地趨向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成為其重要的主題，完全如共產國際所指出的那樣。[14]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共有196名被任命或當選的代表[15]，大會開幕時，只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資格的黨員，約有40名代表海外支部；約有20名代表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大會為期10天，孫逸仙共作了7次演說，大會聽取了國內各地區和海外黨的活動報告。大會進行了辯論，通過了宣言以及黨章黨綱，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一份關於黨員的報告稱，經過大力吸收黨員以後，在國內登記的黨員人數超過了23360人，國外黨員人數約4600人。大會中途休會3天，以哀悼列寧的逝世。[16] 在大會開幕詞中，孫逸仙號召全黨團結一致和要有犧牲精神。大會宣言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同時強調群眾——特別是貧農和工人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但在幕後起重要作用的鮑羅廷，卻未能說服孫逸仙，把與蘇聯結成在運動中統一戰線包括在宣言之中。孫博士也未能把剝奪大地主和不在鄉地主的土地分配給佃農，包括在宣言之中。[17]黨的政綱，是一個能為各種社會成分所接受的改良主義的綱領，並保證通過合法手段解決中國的問題。 當一些代表試圖禁止國民黨員參加其他黨派的修正案列入黨章時，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的問題再次出現。李大釗為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意圖進行了辯護，說這樣是為了對老大哥政黨的革命工作作出貢獻，而不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去推行共產主義；並向代表們保證，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行動是光明正大的，不會有秘密陰謀，要求代表們不要對此抱有戒心。經過辯論，修正案被拒絕了。孫博士通過任命10名共產黨員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約占總人數的1/4），明確表示孫逸仙同意共產黨參加國民黨。[18] 在大會閉幕之後，新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並組成中央黨部（此時設在廣州），決定成立秘書處處理黨務的組織部，以及8個職能部，即宣傳、工人、農民、青年、婦女、調查（後撤銷）、海外、軍人8個部。老資格的黨員擔任各部的領導，其中兩個部的領導，由以前加入國民黨後又加入共產黨的兩人，即譚平山領導組織部，林祖涵領導農民部。中央執行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即中常委）處理日常事務，由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三人組成，是一個左派集團。住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每周至少開會一次；大多數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都回到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漢口、哈爾濱設執行部，以推動黨的發展。中央各部逐漸有了少量工作人員，地方黨部開始發揮作用。黨的領導集團主要力量用於進行全國範圍的宣傳工作，在全國吸收新黨員；在廣東，組織勞工、貧農和學生，建立一支忠於黨的軍隊。進行這些工作只有少量經費，鮑羅廷開始時每月拿出約3萬元。[19]於是，國民黨開始成為一個具有強有力的領導機構和革命意識形態的政黨，並最終在中國計劃奪取政權的大黨。 創建一支革命的軍隊 與鮑羅廷一起來到廣州，或後來在廣州參加工作的，還有蘇俄的軍事顧問。在1923年到1924年冬，蘇聯軍事顧問們對孫逸仙麾下軍隊的狀況感到吃驚：軍隊大部分訓練不足，裝備很差，統兵的軍官也不夠格。俄顧問[20]認為，只有孫逸仙的150—200名衛兵完全忠誠可靠，其他的部隊都是其指揮官的私人軍隊。如果國民黨人要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並想在軍事上取得成就，這種狀況必須進行徹底改變：要集中稅收，採購武器和支付軍餉；要進行標準的軍事訓練，要向官兵灌輸共同的革命思想，要建立統一有效的指揮系統。而要達到此目標，洵非易事。因政府的財力物力不足，加之統一財政和統一軍事指揮，正與一些高級將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馳，而政府所在的根據地又需要這些高級將領率兵來保衛。所以這些實在是難以實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廠開工，每年只能生產裝備一個（最多是兩個）滿員師的步槍和機關槍。但兵工廠的經營是商業企業，任何將軍只要付錢，就可買到武器。由於海關打算執行國際武器禁運，武器進口雖不是不可能，但也有不少困難。 孫博士讓將領們擔任國民黨內的重要職務，以便加強個人的權力；挑選在廣東的湘軍掛名的司令官譚延闓，在廣東的滇軍司令官楊希閔，使二人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當選為委員，又在中央監察委員會選舉中，選粵軍的司令官許崇智、桂軍的司令官劉震寰、豫軍的司令官樊鍾秀為候補監察委員。1924年3月，中央執行委員會委託劉、樊等人與滇軍的朱培德和雜牌川人盧師諦將軍，在軍中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孫大元帥勸說各地將領接受其派往的稅務人員徵收稅款，並發給各將領軍餉，但成效不大。事實上，孫逸仙似乎不得不同意，各將領在其控制區內發給賭場執照或設置「禁菸」機構，以為生財之道。 鮑羅廷和孫逸仙所擬定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個訓練下級軍官的學校，對入學受訓的學生充分灌輸忠於國民黨的思想，使其民族主義意識日益強烈。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一結束，就開始執行這項計劃。到1924年5月，陸軍軍官學校在廣州南面珠江中的黃埔島上籌備就緒，準備向全國各中學和高等學校招收第一期約500名學生入學。孫博士任命蔣介石為校長，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士官學校或保定和雲南的陸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這些教官，得到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蘇聯軍官的幫助。這些蘇聯軍官都在俄國的內戰中經受過鍛煉。蔣介石將軍、軍官學校的國民黨代表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等老資格的國民黨員，均到校教授政治課。黃埔軍校的經費，從一開始就得到蘇聯的資助，廣州革命政府由地方稅收加以補充。 1924年6月，蘇聯派來精通軍事的指揮官P.A.巴甫洛夫將軍為孫博士的軍事顧問，巴將軍提議成立軍事委員會。同年7月11日，軍事委員會組成[21]，其成員為支持革命政府的主要軍事指揮官和幾名老資格的國民黨員。成立軍事委員會，是在軍中建立統一的司令部和政治機構的第一步。黃埔軍校的工作應當改進；為了對軍隊進行再訓練，在每支部隊中還要為再培訓而組織精英部隊。[22]巴甫洛夫抵達廣州後一個月，在東江前線的一次偵察中，不幸溺水而死。繼任的俄軍事顧問，為瓦西利·K.布留赫爾將軍（在中國化名為加倫），於1924年10月才到達。此時，黃埔軍校已招收第二期學生，並且由第一期畢業生中正組建教導團。這個教導團即「黨軍」，後來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一批大量的蘇聯軍火武器，於1924年10月由蘇聯海軍「沃羅夫斯基」號運抵廣州。此前，該艦從敖德薩運送了第三批蘇聯軍事顧問；以後的軍火，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啟運。[23] 組織一次群眾運動的努力 共產國際的代表們反覆勸說孫逸仙發動民眾投入國民革命，這也是中國共產黨著手進行的工作。中共正打算指導組織無產階級，使之與貧農聯合。在民眾運動中，國共兩黨成了競爭的對手。1924年初，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立了工人、青年和婦女三個部，但工人和青年兩部，很快處於朝氣蓬勃的年輕共產黨員勢力範圍內。共產黨的助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受教育的青年中產生著廣泛的影響。 工人部的領導人廖仲愷，打算在其領導下，把廣州所有的工會組成單一的聯合會，但未獲成功。因為許多有根基的工會，懷疑在工會部門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將滲入到這些工會之中，並控制工人。共產黨希望把鐵路工人、海員、報務員和接線員、郵務人員和電力工人，組成一個由其控制的單一工會，因為這些都是革命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產業部門。儘管雖有對抗，但廣州的勞工確實團結起來了，共同支持沙面島上英、法租界的中國雇員，抗議租界當局企圖推行的通行制度[24]——該項制度是越南革命者[25]於6月19日企圖暗殺正在該處訪問的法屬印度支那總督[26]未遂以後制定的——而進行了罷工。共產黨的勞工領袖劉爾崧是這次沙面罷工的組織者，罷工持續了一個多月，對租界實行封鎖。這次罷工行動具有強烈的反帝色彩，從中也取得了經驗，為一年以後的省港大罷工所充分利用。 1922年11—12月，共產國際在召開第四次大會時，充分討論了東方國家組織農民問題。在《關於東方問題的一般提綱》中闡述道，為了調動農民大眾參加民族解放鬥爭，革命政黨必須迫使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接受剝奪地主土地，並重新分配給無地農民的革命土地綱領。1923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示中國共產黨，發動農民大眾並加緊土地革命的準備工作，把革命推向前進。[27]實際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領袖之一彭湃的活動，已贏得一些聲譽。1922年和1923年，彭湃在廣州以東的海豐故鄉，在其他青年團員的幫助下，已把佃農組織起來。這一場大規模的抗租鬥爭，因許多青年團員的被捕而告終。但彭湃卻得以逃脫，於1924年春來到廣州，不久成了國民黨農民部的領導人。[28] 農民部的工作開始部署得較慢。到1924年6月，國民黨宣布一項關於農民協會的簡單方案，規定農協會是自治團體，只容許從吸收的會員中組織農民自衛隊。地方農民協會由擁有土地不足100畝（16英畝）的農民組成，必須排除不良分子參與其中。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了20名特別代表，實地調查農村的狀況，開展宣傳並組織農民協會。7月，農民部成立培訓農民運動工作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指導了第一期學員。學員接受了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教育，包括軍事訓練；其他的共產黨員為每個班講課，直至第六期。1926年5—10月，毛澤東為第六期講習班的所長。到1924年10月，約有175名學員從經過短期培訓的講習所畢業，其中大部分人都回到本縣去組織農民協會。這項計劃，是要按縣級、省級的農民協會統一起來，最終組成一個既不歸國民黨領導，也不歸政府控制的全國性組織。這樣的自治組織有何必要，成了理論上爭論的主題。[29] 中國共產黨想控制農民運動。一位共產黨的作者，可能是羅綺園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二期的主任，是在農民運動中有影響的人物，在1926年的一份報告中透露，中國共產黨在1924年組織了一個農民委員會以「指導國民黨的農民部」；斷言當農民委員會在1925年5月組成時，指導省的農民協會以及地方的農民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派出的特別代表。報告還自豪地說，99％的特別代表是「同志」[30]。在蘇聯軍事顧問就國民黨敵視中共黨員的原因進行討論時，「尼洛夫」（薩卡諾夫斯基）引用了一個事實，共產黨員企圖壟斷工農運動，所以成立一個全國農民大會（將在1926年5月召開）的預備委員會；「為了門面」，共產黨員試圖在委員會中安置幾名國民黨員。「尼洛夫」說，中共沒有成功，「因為沒有在農民中活動的國民黨員」。中國共產黨在1926年7月一份關於農民運動的決議中，宣稱農民協會必須在組織上獨立於國民黨之外，而不要成為其附屬物。但是，「我黨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在所有的農民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31]。成為廣東省農民「運動的靈魂和精神支柱」的，是羅綺園、彭湃和阮嘯仙。[32]此三人都是廣東省社會主義青年團早期團員，然後既是共產黨員，又是國民黨員。 農民協會的組織工作，在廣州郊區及附近的縣開始；到1925年4月，大約有160個農民協會，報道的會員人數為20390人——占革命的廣州政府控制地區農村人口的一小部分。[33]共產黨組織者在毗鄰廣西省的廣寧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該講習所的畢業生，在彭湃的領導下，把該地佃農組織起來，並得到廣州的軍事援助，經過持久減租減息的鬥爭，成功地打敗了地主。從此，佃農能夠在縣內組織更多的協會。到1925年4月，據報道有294個協會，會員近5.5萬人。[34]彭湃緊隨東征軍之後，於1925年2月底回到海豐縣，在該縣重新發動遭受破壞的農民運動。據報道，會員人數迅速增至7萬人，而鄰近的陸豐縣又有會員1.2萬人。但是陳炯明的軍隊在夏季又奪回了這兩縣，農民運動被迫轉入地下。[35] 農民運動遭到了鎮壓。農民協會力圖保護其會員免受迫害，動員會員反抗沉重的捐稅，發動會員在減租減息中與地主鬥爭。有產業的人常常雇用打手、盜匪或民團，去強行徵收款項。農民運動的組織者常遭殺害，有的村莊被焚毀。農民們進行反擊，有時得到國民黨軍隊的支持，在農民運動最有成就的兩個地區就是如此。[36]農民革命不可能被扼殺，但卻威脅著本質上是改良主義的國民黨與富有戰鬥精神的共產黨之間的聯盟。 革命陣營內部和國民黨根據地中的衝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廣州的國民黨領袖，已覺察到共產黨的滲透策略和操縱黨的活動情況，於是在上海和廣州兩地的國民黨中產生了強烈的反共情緒。[37]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就各種危機向孫逸仙上書請願，並用在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中發現的文獻證據，與鮑羅廷相對證。這些證據證明，共產黨員打算利用國民黨來為其革命目標服務；特別反對小批共產黨員分散在國民黨各級組織的制度，認為這種做法違反了李大釗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保證，即共產黨並非「黨內之黨」。給孫逸仙上書的請願者，為國民黨的未來擔心。在與國民黨的兩個堅定分子張繼和謝持辯論中，鮑羅廷明確指出，蘇聯的援助取決於共產黨繼續參加國民黨。[38] 1924年7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了上述問題，並發表聲明，敦促黨員們之間不要互相懷疑。孫博士在鮑羅廷建議下，成立了一個特別機構——政治會議，以處理重大的政策問題；政治委員會由幾名可靠的國民黨領導人組成，任命鮑羅廷為該會的顧問。鮑羅廷對國民黨內日益反共的浪潮感到不安，擔心國民黨左派和右派正在聯合反共；但由於其擔心中共會因此孤立而失去外界的支持，所以還不敢採取斷然行動。[39]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也不甘屈服。中央委員會的陳獨秀、蔡和森和毛澤東主張和國民黨決裂。中央委員會甚至發出一份告所有區黨委會和基層組織的秘密信，指示其準備與國民黨決裂。[40]但鮑羅廷和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吳廷康，則堅持要繼續調整，以便有助於兩黨的合作。 1924年8月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批准了政治委員會的決議，兩黨決裂的問題就暫時平息了下來。國民黨中執委全會發表了《關於容共問題的指示》，認為共產黨對無產階級有特殊的責任，有其保守秘密的必要，告誡兩黨同志要互相合作來完成國民革命。[41]對共產國際的政策和國民黨中新形成的左派來說，這是一個勝利。 另一個衝突的起因，是孫逸仙的軍政府和貪得無厭的「客軍」所征賦稅的繁重，也與日益增多激進主義者的做法與社會衝突有關。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商界領袖們建立了商團作為對抗力量。當大元帥於1924年8月發現商人從歐洲進口大批武器時，下令予以沒收；沒收行動，由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在廣州的海軍艦隻幫助下完成了。經過兩個月無結果的討價還價和一次流血衝突，孫博士命令所指揮的軍隊對商團實行鎮壓。軍隊於10月15日開始行動，採用縱火和掠奪，摧毀了廣州大部分商業區。軍隊的這次行動，在國內外嚴重損害了孫博士在廣州商界的聲譽。[42]但在11月13日，這位59歲高齡的領袖離開廣州，前往北京。由於馮玉祥於1924年10月23日發動對其上級吳佩孚的政變，孫逸仙爭取當總統的希望又重新出現。 當1925年3月12日孫逸仙因癌症病逝時，許崇智將軍指揮下的粵軍，會同由蔣介石指揮的黃埔軍校師生組成的兩個黨軍教導團，對陳炯明及其支持者發動了征討，史稱之為第一次東征。在1925年的2、3、4三個月，東征軍在得到雲南和廣西「客軍」牽制性的配合下，旗開得勝，一路打到廣東省的東邊境，攻占了幾個主要城市，繳獲了大批裝備，但未能把陳炯明的軍隊完全消滅。6月，東征軍還師廣州時，又放棄了大部分攻占的地方。東征軍所以如此做法，主要是為了要對付已牢牢控制廣州的滇軍和桂軍。[43] 東征的若干特徵，預示了日後北伐情形。一個特徵，是黨軍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良好紀律與高昂的士氣；這些軍人已徹底被灌輸了三民主義教義的新觀念，並在蔣介石將軍制定嚴厲的「連坐法」[44]控制下作戰。另一個特徵，是先行於革命或隨同革命軍的宣傳隊，分發傳單，向民眾發表激昂慷慨的演說，以取得民眾對革命的支持。其獲得的效果極佳，農民為軍隊提供給養，充當偵察或信使，為革命軍擔任嚮導和搬運軍火彈藥，運送糧秣。如同後來的北伐一樣，蘇聯軍官擔任軍事顧問，參與制定戰略，幫助運輸和補給軍糧，指引大炮射擊火力。19名蘇聯軍官因在南方的作戰實踐，熟悉了中國戰爭的實際情況，從此生氣勃勃地進行工作，使革命力量更為有效地做好戰鬥準備。最後一個特徵，是敵對方面存在對立和不團結；革命陣營的將領之間也出現摩擦，甚至在下級軍官之間，有共產黨員組織起來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對立[45]；其他的國民黨軍官之間也存在衝突和隱患。[46] 1925年高漲的革命聲勢 孫逸仙博士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給其追隨者留下一份遺囑[47]；這份遺囑是由汪精衛起草，領袖在辭世前一日病勢垂危時簽名的。在4月份，在中國所有的大城市，都舉行悼念孫逸仙博士的紀念大會；紀念大會突出強調孫逸仙的革命目標。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辦的上海大學[48]，積極地進行革命宣傳，並鼓勵學生投身於組織勞工工作。共產黨領袖恢復強烈的反帝色彩，工人運動矛頭指向上海的日資紡織廠。1925年5月的第一個星期，全國約280名工會代表齊集廣州，召開大會，並組成共產黨領導的全國總工會，目的是把所有工會組織起來，參加富有戰鬥精神的單一組織領導的國民革命，不過有許多反對共產黨的工會拒不參加。總工會的26人執行委員會由共產黨所控制，其主要工作人員也都是共產黨員。[49]於是在上海的一家日本工廠的罷工，點燃了導致五卅慘案的導火線。 1925年5月15日，一群中國工人闖入暫時關閉的日本工廠，要求工作並搗毀了機器，日本的工廠衛兵向中國工人開了槍。工人領袖之一（是共產黨員）中彈死亡。其他的工人領袖和上海大學的學生，立刻掀起了大規模反對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宣傳鼓動，定被槍殺的共產黨員為烈士[50]，並要求釋放在公共租界遊行示威被捕的學生。新近成立而活動於該市非租界安全地帶的工會，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工會的共產黨領導人，用一切辦法勸說那個工廠的工人堅持罷工。後來，示威者又提出另外一個問題。6月2日，外國納稅人將表決公共租界的四個章程，示威者反對租界內外國人為中國人制訂規定；中國人不允許此規定對外國人特權加以擴大，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51]。 當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區八所大學和學院的學生在公共租界集合，進行反對不平等條約和反對中國軍閥的宣傳，要求租界當局釋放被捕的6名學生時，看來並沒有策劃一場騷亂，也沒有預料租界當局竟會開槍。公共租界的巡捕在其上級的命令下，企圖阻止街上的學生示威，竟逮捕了拒絕停止遊行的學生，於是立即發生了學生和參加遊行示威的觀眾與租界警察的流血衝突。大批憤怒的群眾湧向拘押學生的老閘巡捕房，原來該巡捕房儲有軍火武器。據後來對當時該巡捕房負責的巡官埃弗森調查和聽審時的證詞，埃弗森稱其擔心群眾會衝進巡捕房。埃弗森為了阻止群眾的行動，下令中國巡捕和錫克族巡捕，向憤怒的示威群眾開槍。下午3時37分，巡捕開槍擊斃4名在人行道上的中國人，還有多人受傷。後來查明，有8人中彈重傷死亡，其中有5人或6人為學生。這樣一來，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關係，再也不能恢復原來的樣子。 五卅慘案給了國民革命以巨大的推動力。滬上的社會名流和在滬的政治活動家，立即組織全市規模的抗議活動。到6月1日的星期一早上，抗議進而發展成為全市總罷工。進一步的騷亂又持續了數日，遭到租界巡捕的鎮壓後，又有10名中國人被擊斃。隨後，上海的萬國商團和1300名來自五個列強[52]的海軍陸戰隊員上街巡邏，公共租界簡直成了一座兵營。中國的新聞界對慘案也作了詳細報道，學生團體印發了無數的傳單和漫畫，並向其他城市發去電報和信函，號召各地支持罷工和反對帝國主義。至少有28個城市發生了群眾性的遊行示威。反對外國人的行動在鎮江英租界爆發；在漢口的騷亂中，有更多的中國人被殺和受傷；在九江的騷亂中，日本和美國的領事館被搗毀。捐款從全國各地匯往上海，華僑和蘇聯也不斷地匯款到上海，來支持工人的罷工。在6月23日的廣州慘案[53]中，數十名列隊前進的中國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機槍掃射，更為增加中國人對列強在華特權的仇恨。由於曠日持久的罷工和抵制封鎖，英國和其列強的政策因之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五卅運動是一次全國性對列強的抗議運動，在全世界激起了反對舊的不平等條約的輿論譴責。 鞏固南方革命根據地 廣州對五卅慘案的反應是遲緩的，原因是在該地領導人處境危險。因為大部分黨軍[54]在東征取得成功後，正在廣東東部重新部署，所以，廣州市為楊希閔的滇軍和劉震寰的桂軍所控制。東征軍雖計劃回師廣州，降服滇軍和桂軍。但一旦對滇、桂兩軍的戰鬥打響，革命軍就不可能再去發動反對外國人的遊行示威，因為楊、劉二人正在尋求外國的支持。 爭奪廣州的戰鬥從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東征部隊回師，在6月8日占領了位於九龍通往廣州的鐵路沿線東南通道上的石龍。其他的國民革命軍在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對廣州城的包圍。6月12日，革命軍主力攻打廣州以北的炮台。同時一支由黃埔軍校繫著紅領帶學生率領的混合部隊，從長島渡江，在廣州東面的東山登陸，投入戰鬥。兩方的戰鬥，從東山到城西北的白雲山一帶展開，到了中午時分，粵軍從河南島渡江，對城區的敵軍發動了進攻。到了下午3時，革命軍獲得全勝。劉震寰棄軍逃到沙面的英租界，乘輪到了香港；過了兩天，楊希閔也到了香港。[55]以加倫將軍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在制定戰略和監督實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56]在這次戰役中起領導作用的蔣介石，被任命為廣州衛戍司令，很快控制了城市的混亂。此時，國民黨已有可能建立控制廣州財政的新政府，也有可能參加到鼓動席捲全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之中。 廣州的局勢一穩定下來，國民黨領導人就開始著手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以代替曾為孫逸仙的中央機關大元帥大本營。在鮑羅廷的建議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於6月14日在廣州開會，決定成立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會統一領導下屬的九個部[57]，決定把所統屬的軍隊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進行軍事和財政管理的改革，使之武裝和財政都歸國民黨所控制，所有機構都歸國民黨領導。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與之平行的軍事委員會，接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策指導，實際上是受法令規定之外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指導。政治委員會由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伍朝樞和許崇智（在7月初進入政治委員會）組成。[58]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似乎在政治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實行很像古羅馬時的「三執政官」[59]，三個委員會的主席都是汪精衛。廣州市長伍朝樞。[60]譚延闓將軍和許崇智將軍也很突出；蔣介石雖然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黃埔軍校校長和黨軍的指揮官，但在政治上還沒有上升到重要地位。汪精衛地位的上升，顯然是胡漢民地位的削弱。在孫逸仙逝世之後，胡漢民任代理大元帥，現在降為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而此時的國民政府又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61]國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個星期以前，6月23日悲劇性的「沙基慘案」，觸發了長達16個月的省港大罷工。[62]隨著滇軍和桂軍的敗走，廣州的愛國者開始對上海的五州慘案，以及其他外國租界對遊行示威的鎮壓，組織相應的抗議。勞工領袖前往香港，說服該地工會領袖參加預定在6月21日的罷工和封鎖，並把廣州作為香港罷工工人的避難所。由四個共產黨員控制的香港工會，在此前已經罷工[63]，總工會指定時間，在廣州沙面租界和香港同時罷工。香港的罷工工人湧進廣州，總工會計劃在6月23日進行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憂懼交加的英、法租界當局擔心租界會受到攻擊，調集炮艦和海軍陸戰隊來保衛租界。 6月23日中午，一次大規模反對不平等條約的集會後，秩序井然的中國人遊行示威隊伍穿過擁擠的廣州街道，走近面對沙面島的沿江大道。遊行隊伍由100多支隊伍組成，包括工人、農民、商人、學童、童子軍、大學生、黃埔軍校學生的分隊，以及黨軍、湘軍和粵軍。當遊行隊伍經過隔開中英雙方小河上的一座橋時，英方派出守橋的重兵中卻發出了槍聲。究竟哪一方先開的槍，立即成了有爭議的事。[64]在隨之而來的密集對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國人被擊斃，有八九人受傷；但英、法一方的射擊火力，至少擊斃了52名中國人，有117人受傷，其中包括學生、各行業的平民百姓、軍校學生和士兵。 廣州人對英、法的屠殺行徑怒不可遏，許多人叫嚷要進行戰爭，但軍政當局極力平息群眾的憤怒，以圖阻止對租界的進攻。廣州的政府當局對外國人採用經濟戰策略，再輔之以外交手段；支持香港中國工人的罷工（這對削弱這塊殖民地只取得部分成功），支持停止與香港的一切貿易，抵制英國貨物；在外交戰線上，試圖分化列強，集中力量對英國進行報復。這些措施持續實行了數月，直到1926年10月北伐進行時，經過中英雙方多次談判後，才得以結束。[65]廣州推動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市民們團結起來作政府的後盾。各地的愛國學生湧向廣州，許多人報考進入黃埔軍校。廣州城市充滿了失業的罷工者。為了支持這些罷工者，雖有全國各地源源不斷的捐款匯來，也有華僑和蘇聯的錢款寄來，但卻耗盡了廣州市的財政。由於強制停止中國商人與香港的廣泛正常貿易，使之受到嚴重損失。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糾察隊，嚴密地組織罷工工人，成為在革命運動中一支能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雖然罷工和封鎖在一開始有助於鞏固革命根據地的作用，但卻分裂了領導集團。這些結果，導致了1927年4月在鎮壓廣州「左」派組織時[66]，成為亂成一團的衝突的一部分。 內部的紛爭與不和 流產的反革命 反革命分子在1925年8月20日暗殺了廖仲愷，表明其真實意圖之所在。廖仲愷是孫逸仙聯合蘇聯的熱烈支持者，並主張革命要大力發動群眾。在悲劇發生後，鮑羅廷立即提議組成一個全權處理這場危機的三人特別委員會。委員會由許崇智、汪精衛、蔣介石三人組成，鮑羅廷任顧問。調查揭露了一個陰謀，發現一批保守的國民黨領導人和一些粵軍將領，企圖打倒廣州政權中的激進分子。不到一個星期，許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處死，有的陰謀策劃者已經逃走。蔣介石和鮑羅廷決定把胡漢民派到蘇聯去。在一個月內，蔣介石驅逐了粵軍總司令兼國民政府軍事部長的許崇智（許將軍是蔣氏競爭的對手）。兩名阻止蘇聯影響擴大的老資格國民黨員林森和鄒魯，被派到北方去執行一項「外交使命」。這些人後來成為國民黨內一個重要派別的領導人，一直反對當時仍留在廣州的領導集團。[67] 這場危機還有另外的重要後果。汪精衛和蔣介石成了革命運動中的關鍵人物，在長達6個月的時間裡，在廣州政府擁有最強的權勢。支撐廣州政府的軍事力量，改組成國民革命軍的5個軍。[68]要把駐在廣東根據地的粵軍聯合起來，確不是易事，因為這支部隊分散駐在全省各地。但新組建的第四軍，逐漸成為統一而具有戰鬥力的部隊。另外，統一財政管理的工作，經過努力，也終於獲得成功。[69] 從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底，改組後的國民革命軍打了3次仗以後，才鞏固了對廣東的控制。到10月初，陳炯明重整旗鼓，率部由東面來威脅廣州；同時熊克武率領的川軍在西北方面，鄧本殷和魏邦平率領的粵軍在西南方面，威脅廣州。由第一軍和第四軍的幾個師，程潛率領的一支混合部隊（即以後的第六軍），參加了第二次東征，徹底擊潰了陳炯明的聯軍。據在戰場目擊者切列帕諾夫的敘述，10月14日，第一軍的第四團以大無畏的英勇氣概和重大的犧牲，攻破了陳炯明號稱堅不可摧的惠州要塞。切列帕諾夫並記述了共產黨軍官和黨代表的英勇精神。[70]在以後的一系列戰鬥中，由蔣介石全面指揮的東征東軍，攻占了前往汕頭的沿途城鎮。同時，程潛也率部切斷了敵軍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71]如同上一次的東征，政工人員動員民眾支持，蘇聯的軍事顧問為每支主力部隊出謀劃策。 地圖13　20世紀20年代初的廣東和 廣西 也是在10月份，第二軍和第三軍把川軍趕出廣東北境。在東徵結束前，第一軍和第四軍各派一部調往南線，在第二軍和第三軍幫助下，於12月下旬打敗了魏邦平和鄧本殷，並且往前推進，攻克了海南島。因此，在北伐出師以前，國民革命軍的大部分戰鬥人員都經受了戰鬥的考驗，成為堅強的部隊。 在國民黨控制了廣東以後，毗鄰的廣西省，該省的三位將軍遂與廣東相聯合；黃紹竑、李宗仁、白崇禧加入了國民黨，允許國民黨在廣西區域進行工作。李宗仁等人統率的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任軍長。在湘南指揮湘軍一個師的唐生智，在1926年春就所部參加國民革命軍事進行談判成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這八個軍在進行北伐時，是國民革命軍的主力。總兵力約為15萬人，不過其中只有10萬人可以開到兩廣根據地以外去作戰。[72]國民革命軍雖仍是一支相當混雜的軍隊，但是在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下，經過兩年半的改組，在訓練、裝備、主義的灌輸以及戰鬥經驗方面，都得到了改進和提高。 國民黨的兩極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兩本書[73]，對孫逸仙的哲學作保守性的解釋，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74]戴季陶爭辯說，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獨有的學說，斷言國民黨是致力於國民革命唯一的政黨；認為共產黨員和其他不能無保留接受三民主義的人，應當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戴季陶實際上是要求結束容許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制度，指責共產黨員是寄生的，挑起國民黨領導人之間的衝突，說共產黨正設法把非共產黨員的人從國民黨的崗位上拉下來，又吸收國民黨員參加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戴季陶的朋友沈定一原來參加了共產黨，此時轉而反對共產黨，於7月5日召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會議，發表了響應戴季陶的學說，譴責階級鬥爭的宣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將此文件印發其管轄下的黨組織，並發出指示，禁止國民黨員提倡階級鬥爭。[75] 共產黨迎擊了這個挑戰。共產黨領袖陳獨秀於8月30日發表了致戴季陶的公開信，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動機作了辯護，並警告說，戴季陶的著作正為反動派作宣傳。[7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0月份在北京舉行一次擴大會議，通過了一項關於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關係的決議案。決議攻擊戴季陶之流是主要的敵人，並再次強調聯合國民黨左派、反對國民黨右派的策略。決議力圖確定劃分國民黨員中左、右兩派的標準，但又對左派的真正力量表示懷疑。[77] 一批老資格的國民黨員於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自稱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78]實際上，此時的國民黨，由於在廣州正遵循著激進路線，已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無論是北京集團或廣州的領袖，都不可能召集一次符合法定人數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然而，在西山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四中全會」，決定把共產黨趕出國民黨，並宣稱國民革命和階級革命不能同時並舉；宣布中止鮑羅廷與國民黨的關係，解散沒有黨章根據的政治委員會，停止汪精衛的黨籍6個月。西山會議派的這些決議，當然在廣州方面沒有約束性效力。為了報復，廣州的國民黨領袖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了一篇宣言，譴責鄒魯和謝持及其所領導的西山會議派。在一封公開信中，蔣介石為汪精衛、鮑羅廷和中共黨員辯護。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建立了總部，奪取了當地黨員的花名冊，接管了《民國日報》作為機關報，並計劃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79] 但是，廣州的國民黨領袖成功地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於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舉行，到會正式代表253人。大會聽取了關於黨務工作的報告，其中包括譚平山關於黨籍的報告。黨員其實仍不足20萬人，但譚平山報告稱國內外共有黨員50萬人——這是誇大的。譚平山提到11個有正式黨組織省份的每個省黨員的粗略統計數字、5個省正在建立黨組織和3個特別市[80]黨員的大致數字，共計為183700名黨員。但譚平山在報告中不得不略去上海和漢口的黨員數字（因為該兩地沒有上報），也沒提到軍隊中的黨員數字，因為海軍和廣州警察中吸收的黨員人數，都另建有特別支部。[81] 第二次代表大會約90名國民黨代表（超過1/3），也是共產黨員[82]，作為核心小組在大會中發揮作用。大會討論了對持不同意見的保守分子的處罰和處罰方式。對此，出現了尖銳的不同意見，但到最後汪精衛的從寬呼籲——為了不致進一步使黨分裂——為舉手表決的大多數代表所通過。謝持和鄒魯被開除出黨，其他12名參加西山會議的黨員受書面警告，戴季陶被責令作悔過檢討。[83]作為對被西山會議派驅逐的鮑羅廷直接反應，第二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給鮑氏一封感謝信，並贈送一件刻有「共同奮鬥」字樣的銀杯。[84] 由於西山會議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國民黨內清除鮑羅廷和共產黨員，這樣，分歧就不可避免了。實際情況的確表明，存在一股指責共產黨員秘密活動的暗流，並暗含對這些共產黨員能否最終忠實於國民黨表示懷疑。幾名共產黨員的發言，激烈地為其黨辯護。於是，這個問題又被擱置起來，決定由兩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起開會，制訂出一個解決辦法[85]，但這個會議從來沒有舉行過。 左派的另一個勝利，是選舉國民黨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北京持不同政見的西山會議派，無一人重新當選。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36個席位中，共產黨員贏得了7個席位（也可能是8席），在24個候補中執委席位中，共產黨員贏得了6個席位，其比率稍高於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席位。只有兩名共產黨員贏得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席位，但第一屆卻沒有。身份不確定的左派，贏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9個正式席位，3個候補席位；在中央監察委員會贏得兩個席位。蔣介石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新委員，與汪精衛、譚延闓和胡漢民一樣，也是得票最高的。胡漢民顯然是一個潛在的右派領袖，因為在暗殺廖仲愷的陰謀中所起的可疑作用，所以仍流亡在蘇聯。胡漢民的全票當選，一定是事先做好安排的。[86] 向左轉的最明顯證據，是新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九人常務委員會（真正的執行機構）一事。常務委員會包括3名左派——汪精衛、陳公博和甘乃光，3名共產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和楊匏庵，以及蔣介石、譚延闓和胡漢民。[87]然而，在廣州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領導人，只享受了兩個月的勝利果實。 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化和共產黨的滲透 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被有意識的政治化，使其成為有效的革命工具。這支武裝力量在國民黨的文職官員控制之下，官兵們被灌輸以黨的思想意識。控制軍隊的主要機構，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接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88]的指導），由軍事委員會直接領導政治訓練部以及較大部隊的黨代表。政治訓練部模仿蘇聯中央政治管理局的模式，黨代表相當於蘇聯紅軍中的政治委員。這套實施控制和思想灌輸體系，是逐步建立起來的，最先始於1924年春天在黃埔軍校建立之時；到1926年3月北伐開始前夕，在國民革命軍大多數較大編制的部隊中，都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統。政治化部分代替了技術的現代化，同時也被視為控制一些對國民黨忠誠有問題軍官的有效手段。[89] 政治訓練部是既用於控制，又用於教導灌輸的工具，約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開始行使其職能。軍事委員會經國民黨政治會議[90]批准，任命部的領導。陳公博在1926年3月擔任此職，不久就被替換。[91]當時一張組織表表明，約有29名軍官在三個部門——總務、宣傳和黨務工作。軍隊中的實際工作，是通過黨代表和政治部門進行的。政治訓練部至少在理論上控制陸軍中的軍和獨立師、海軍局和空軍局、中央軍事政治學校[92]、總參謀部和軍需處的黨代表。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文化工作，都是在政治訓練部指示下進行；發給高級黨代表的指示，必須有軍事委員會主席和政治訓練部領導簽名。但是在政治訓練部與高級黨代表（大部分為老資格黨員）之間，卻存在著摩擦和衝突。中共黨員周恩來是該部副主任，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93]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訓練部為官兵制定了一個3個月的政治訓練計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為不識字的士兵編寫讀本，編寫政治訓練教科書[94]，發行了一份日刊《政治工作》簡報，共發行1.8萬份，發給大部分軍官和政工人員；《政治工作》的編者是一名共產黨員。中共的廣州區委為該刊撰寫一些富有特色的文章，以教育所有的政工人員，並由其教育全軍官兵。為了協調各軍、師政治部的出版工作，由這些部隊的黨代表組織委員會，計劃出版16種小冊子，其中有《教士兵什麼，怎麼教？》、《什麼是「不平等條約」？》和《國民黨總史》等5種已經付印。此外，其他的小冊子、傳單、書籍、雜誌、情報、漫畫、招貼等，也由不同機關大量發行。 黨代表是國民革命軍中的國民黨政治監察人員和官方宣傳員；到1926年3月，這個制度在所有陸軍的軍隊、海軍的艦隻、中央的軍事行政機關，都全部實行。《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第一條，規定黨代表的職責，為進行革命精神教育，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嚴肅紀律性，開展三民主義教育。[95]黨代表須對其部隊的政治與士氣的狀況負責，並監督執行國民黨的指示，指導黨的核心組織工作以及開展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工作。政工人員必須熟悉其部隊的官兵，研究官兵的情況，努力糾正一切缺陷。黨代表是有指揮權的軍官，對黨代表的命令也要像對部隊指揮官的命令同樣服從。在戰鬥中，各級黨代表是英勇善戰的模範；在戰鬥進行時，保護平民不受軍隊的騷擾，並與部隊駐地的農會和工會建立聯繫。 黨代表是獨立指揮系統的一部分，與軍事指揮系統是平行的，並不隸屬於軍事指揮系統。黨代表要考察軍官的忠誠；高級的黨代表，由軍事委員會向軍部、師部、海軍局、總參謀部以及其高層機關指派，並與軍事指揮系統的同級軍官共同行動。軍事指揮官發布的命令，如無同級黨代表的簽署，則不能生效。一旦指揮官和黨代表發生分歧時，黨代表應簽署向上級報告情況；如指揮官犯有某種不法行為，黨代表應加以阻止，並立即向其上級及軍事委員會主席報告。[96]黨代表即「政委」，與軍事指揮官同為一體，不可分割，不論在何時何處，都應共同工作，以求達到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統一中國的共同目標。 根據我們利用的基本材料（約至1926年3月）的蘇聯作者所掌握的情況，在國民革命軍中共有876名政工人員，其中75％是中共黨員或國民黨左派。其附件之一，提到在國民革命軍中做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有241人，即超過已知的政工人員人數的1/4。已知有887名共產黨員在陸軍中任職，其中一半以上在第一軍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在當時6.5萬名戰鬥士兵中也有一小部分。蘇聯軍事顧問V.A.薩卡諾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討3月20日的政變時指出，共產黨政工人員擔任了軍隊中大部分重要職務，指派其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崗位，並且秘密執行各指揮所不知道的任務，這就引起了各級指揮官及非共產黨政工人員的猜忌和憤怒。薩卡諾夫斯基報道，第一軍的政治部主任[97]，該軍各師的5名黨代表中的4名[98]以及16名團的黨代表中的5名，都是共產黨員。[99] 按照《國民革命的政治工作》一文的蘇聯作者的說法，所有共產黨員接到指示，向國民黨組織滲透，並在其內部取得影響。當時流行這樣的口號，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就是國民黨核心組的優秀成員。中共黨員的這種滲透，特別是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關鍵領域的滲透，引起有些國民黨領袖強烈的擔心。而且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還在廣州專門設立了軍事部，指導共產黨員在軍隊中的工作。軍事部是一個秘密的小組織，指導軍隊中共產黨核心小組的秘密工作，其成員均不為黨員所知悉。人們甚至還揣測，軍事部組織工農武裝小分隊，在秘密會社、地主武裝以及其他武裝集團建立核心小組，在鐵路幹線和重要水道組織核心小組，以破壞敵人的後方和平息反革命暴亂。那些以國民黨身份為偽裝而滲透到軍隊的俱樂部和學會——如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100]的共產黨員，向共產黨的上級組織報告任何與之有不利的活動。總之，共產黨的用意，雖然現在還不能指揮國民革命軍，但卻要盡一切可能去影響其政治化。 這個秘密系統，究竟如何巧妙地瞞過了國民黨領導集團，還不得而知。可是共產黨在軍隊里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是不能完全隱瞞得住的。 北伐前共產黨對群眾運動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致力於組織中國民眾——工人、農民、士兵以及學生，並使這些群體激進化，為將來革命發展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做好準備。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意圖，是既想控制民眾組織，又要在黨的隊伍中輸入無產階級成員，使之自己成為一個大黨。1925年10月，中共在北京舉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通過一系列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案，就表明了這些意圖。其中第二個決議案告誡說：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組織無產階級，另一方面還要給他們以政治上的訓練和教育，尋找著和農民結合的方法，及與一切民權主義分子聯盟的正當道路。中國共產黨為著要執行這種在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職任，第一便要擴大自己的黨——吸收無產階級及先進的知識階級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國革命運動的將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引導群眾。[101] 隨後一年的突出標誌，是擴大黨及青年團的組織，在改變成員的社會成分上取得了巨大成就。1925年2月，共產主義青年團改名為社會主義青年團。該年之初，團員還不到2500人；到1926年11月，已發展到12500人。在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團員為學生；但到當年9月份，學生團員只占49％；到1926年11月，學生團員只占35％，工人團員占40％，農民團員占5％。[102]由於1925年中期的革命高漲，共產黨的組織也迅速得到發展；快到1926年年底時，原來幾乎全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國共產黨，到此時已經改變了組成成分。據報道，其中60％被劃為無產者，22％為知識分子，5％為農民，2％為士兵。[103]但是，這些比率可能把黨和青年團都包括在內。 共產黨員們都勤奮地工作，試圖擴大其1925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大會由中共所控制，並組成了全國總工會。[104]到1926年5月，召開下一次大會時，在組成的一些工會會員人數，據說已由54萬人發展到124.1萬人。[105]但是由於遭受到鎮壓，許多工會已轉入到地下。上海總工會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在117個工廠中有21.8萬名工會會員。這種工會會員的迅速發展，是6月愛國大罷工的結果；工人們由此知道只有通過工會才能得到罷工補貼。但也有工會糾察隊脅迫和恫嚇的情況。一年以後，上海總工會宣布，工會總部被強行關閉，有戰鬥經驗的工人領袖劉少奇、李立三已在上一年9月被趕出上海；此後，只有4.3萬名會員（另一報道說，1926年5月有8.1萬名會員）。[106]儘管遭受這樣的挫折，又有非共產黨的工會和聯合會的對立和反對，在五年工作以後，共產黨內仍有許多有經驗的勞工組織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無產者。[107]此外，廣州的共產黨員還在左右著指揮省港大罷工的罷工委員會，控制著武裝的工人糾察隊，並且行使了司法和治安的某些權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廣東農民協會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會期間，農民運動有了巨大的發展。1925年4月相當可靠的數字表明，廣東省的94個縣中，僅在22個縣的557個村或鄉，就有農會會員172185人。[108]一份關於1926年5月的詳細報告表明，在66個縣的4216個鄉協會中，有會員626457人[109]，這仍占該省數百萬農戶很小的比率。始終由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領導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生的積極組織，農民會員人數增加了將近四倍。從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講習所共辦了五期，培養了478名農運骨幹。[110]如果逐縣把農民協會標在廣東省地圖上，似乎都集中在該省的東南（彭湃為領袖的海豐、陸豐、五華三縣）、位於珠江三角洲廣州附近的幾個縣（特別是順德、東莞和香山三縣），以及西北的廣寧縣（運動最初在該縣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國民革命軍未控制的地區，如東北地區，或最近新攻占的地區，西南地區，農民協會很少，會員也不多。理由很清楚，農民協會是社會革命的推動者，也是國民革命的工具。在國民革命軍尚未到達的地區，農民協會是難以組織和維持的。 地方農民協會一再進行消除社會—經濟不公的鬥爭，遂即與豪紳、地主和稅收機關等地方的有權勢者對立起來，這些權勢者和機關往往擁有民團。組織得比較好的農民協會，有自己受過訓練的武裝自衛隊。在農民與地主的鬥爭中，雙方人員大量流血，而且互相進行恐嚇和威脅。關於1926年前三個半月的164件衝突事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反對民團和「土豪劣紳」壓迫的鬥爭；土匪的搶掠和殺戮；軍隊的騷擾和官吏的壓迫；另有一些事件產生於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原因。[111]共產黨領導的聲明強調，農民協會對國民革命軍在廣東的討伐，對省港大罷工的封鎖與抵制，都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總之，農民協會在進行階級鬥爭，支持著革命。 1926年初期俄國人的作用 蘇聯和共產國際派人充當中國革命運動的顧問，並提供資金上的援助，試圖駕馭中國革命，使之能夠成功地打敗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軍閥（對此問題詳細的論述，不屬於本章範圍，但對1926年初的概括報道，可能有助於說明事態的發展）。 蘇聯對中國革命活動給予資金援助的數量，至今仍秘不可知，在此只能提供一些似乎較可靠的證據為例。1923年3月，蘇俄領導集團決定援助孫逸仙，投票決定提供200萬中國元的財政援助。[112]鮑羅廷提供了黃埔軍校創辦經費的一部分，後來又告訴路易斯·費希爾，蘇聯政府撥出300萬盧布（約合270萬中國元），作為學校組建和開辦費之用。[113]布留赫爾日記中的幾段記載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資助為10萬中國元。[114]1924年10月，伏羅夫斯基號運到廣州的武器是贈送的，但1927年4月從北京蘇聯武官處查到的文件表明[115]，以後廣州政府應該支付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運來武器和彈藥費用。武官葉戈羅夫於1926年7月起草一份致加倫（布留赫爾）的電報，通知加倫，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給廣州的軍事給養已達250萬盧布，必須立刻付款；以後廣州的訂單，只有在付給現款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116]1924年8月，孫博士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蘇聯答應援助1000萬元（粵幣），不過當時只匯去3萬元。[117]根據10月份來廣州訪問的孫博士密友馬素報道，蘇聯還通過鮑羅廷在1924年每年資助國民黨3.5萬中國元。布留赫爾12月1日的日記指出，鮑羅廷還一直支付國民黨軍官的薪水，並資助黨報和黨刊。[118] 在1925年2月，中國工人在上海日本紗廠進行罷工時，《消息報》在3月3日報道說，「赤色職工國際」正支援工人3萬盧布，並刊登了罷工委員會對援助感謝信的譯文。[119]按照莫斯科報刊的報道，在爆炸性的五卅慘案以後，蘇聯一些工會迅速匯來14.8萬盧布支援上海的中國罷工工人。[120]也許需要查看一下鮑羅廷的賬本，究竟在1925—1926年持久罷工和抵制期間，為了支持住在廣州的香港工人提供了多少錢款。因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發現了一份文件（提到1926年3月的罷工過程），說資金「部分由中國國內外的中國人和無產階級捐助」[121]。在北方，蘇聯顧問訓練和裝備了馮玉祥將軍的軍隊。根據馮玉祥簽名的收據，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蘇聯為其提供價值600多萬盧布的武器和彈藥。[122]現在還沒有見到共產國際給予中國共產黨可以核實的財政援助估計數。 金錢給蘇聯帶來了影響力，但沒帶來絕對的權威。在華的蘇聯顧問，也遇到不少挫折和失意的事。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黨員人數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人數都有很大的增加，在組織從香港來的罷工工人和廣東的農民運動方面都獲得卓著的成績。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對在國民黨內工作的約束，卻有些不耐煩了。共產國際的領袖們不得不阻止共產黨試圖退出黨內聯盟。（[123]1926年3月1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堅持「國民黨與共產黨人的戰鬥聯盟」；譴責中共在吸收工人時的「狹隘宗派主義觀點」，而使組織發展緩慢；並對兩種偏向提出警告：一種是「右傾主義」，即無原則的與一般民主民族運動合流；一種是「左的情緒」，即試圖跳過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而忘記了農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像1923年以來一樣，堅持「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號召中共同志，「把農村中現有的一切農民組織，聯合成為共同的革命中心……這些中心便能發動農民進行武裝鬥爭，反對軍閥以及支持農村中半封建秩序的官僚、中介人和紳士」[124]。莫斯科可以輕而易舉地指定這項任務，但在中國執行起來並不那麼容易。在中國，晚至1926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次全會上承認，僅有120人負責黨的工作，而當時中共至少需要355名領導人員。[125] 蘇聯當時在華北已大量投資，以期加強並爭取國民軍。國民軍是由馮玉祥及其他一些將領，在1924年10月對吳佩孚發動政變後組成的。從1925年4月下旬開始，一批蘇聯軍事顧問開始與馮玉祥將軍的國民第一軍一起工作，到11月份，已有42名蘇聯人在馮將軍的張家口根據地工作。這些蘇聯顧問雖未能接近馮將軍（更談不到控制馮玉祥來為蘇聯利益服務了），但均勤奮工作，通過建立各種技術學校來提高下級軍官的素質；但終未取得如其同事在廣州所取得的成就。1925年6月，43名蘇聯人抵達河南開封，與岳維峻指揮的國民第二軍一起工作，但在各方面都遇到挫折，只有幾個人留下來，看著岳軍於1926年3月初在農村紅槍會的攻擊下而土崩瓦解。蘇聯顧問試圖與國民第三軍建立聯繫，但也沒有成功，國民軍第三軍於1926年2月也崩潰了。 到1925年末，郭松齡推翻張作霖——蘇聯的敵人的失敗，部分由於國民軍支持不力（雖然在張家口的蘇聯顧問團18人協助馮玉祥進攻），部分由於滿洲日軍為保護張作霖而進行干預。於是馮玉祥下野，國民第一軍將領撤到長城以北，避免和張作霖與東山再起的吳佩孚的聯軍交戰。吳佩孚對於蘇聯，並不比張作霖更為友好。[126]在郭松齡叛離奉系時，張作霖從黑龍江調來援軍，但中東鐵路的蘇聯經理A.V.伊凡諾夫拒絕讓軍隊不付費用而乘車通過。黑龍江的軍隊只有從另一條鐵路南下，但在叛亂平息後，要強征幾列火車返回哈爾濱。伊凡諾夫進行報復，關閉了長春至哈爾濱的一段鐵路。伊凡諾夫於1926年1月22日被奉軍逮捕，蘇駐華大使加拉罕發出一份最後通牒，通過在奉天的談判，問題才得到解決。張作霖此時完全了解在其盤踞的東北三省之北的蘇聯的力量，也了解蘇聯對其在國內敵人的援助。[127] 當年2月，在事件發生後不久，來自莫斯科以A.S.布勃諾夫為首的委員會，在北京研究華北和華南的蘇聯顧問的工作，同時調查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系列問題。委員會會見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葉戈羅夫，也會見了協助馮玉祥和在廣州工作的顧問。雖是對馮玉祥是否會真正獻身於革命感到不放心，但布勃諾夫和加拉罕仍決定繼續對馮玉祥表示友好。[128] 當年3月18日，北京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事件[129]，遂使國民第一軍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緊張起來，並可能與蘇聯大使館更加難處。這個事件，是由8個《辛丑條約》締約國於3月16日遞交段祺瑞執政府的一份最後通牒引起的。最後通牒要求清除其北京至上海的一切通訊障礙，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條約》。次日，北京的民間組織及政治組織的代表，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拒絕最後通牒，但遭到驅逐，許多請願者受了傷。3月18日上午，一次群眾集會，通過了取消《辛丑條約》和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決議。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組織了重申兩黨基本目標的示威遊行，約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許多學生）浩浩蕩蕩地向執政府前進，但遭到政府衛兵的開槍射擊，47名示威者中彈斃命，幾乎與沙基慘案中被擊斃的華人一樣多。政府發出了緝拿5名著名國民黨人的通緝令，其中之一是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幾位被通緝的人，都隱藏起來，李大釗到蘇聯使館避難。段祺瑞執政府是由馮玉祥的支持而倖存下來的。一名國民軍將軍是北京的衛戍司令和警察首領，但其人並未採取行動阻止這次屠殺。因此，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把這次事件歸咎於國民軍領導，並且發表一項決議，聲明如不逮捕和懲辦段祺瑞及其他高級官員，國民黨斷絕與國民軍的友好關係。但這事並沒有發生。[130] 在華南，蘇聯於1926年3月初增派使團，人數可能是50人或更多一些。6艘蘇聯船隻定期往返於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廣州之間，運來汽油、武器和臨時拆開的飛機。[131]軍事代表團團長N.V.古比雪夫（「季山嘉」）接替了布留赫爾將軍，但卻與黨軍領袖和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關係很是緊張。 有些問題以及變化不定的局勢，有助於解釋蘇聯共產黨關於中國與日本問題一項令人感興趣的決議案。蘇聯共產黨政治局一個專門委員會於1926年3月25日通過了這項決議案，一個星期後，政治局予以正式批准。[132]以利昂·托洛茨基為首的專門委員會，對中國國內各種力量的相互關係，對1925年12月簽訂《洛迦諾公約》[133]後的帝國主義的各種力量得到鞏固的危險，表示了嚴重的不安。委員會擔心英國和日本可能聯合起來反對中國革命和蘇聯。蘇聯需要一個持續的穩定時期，而中國革命也需要贏得時間。為了對付這些危險和保護蘇聯在滿洲的利益，委員會決定，必須與日本和張作霖達成諒解，以保證日本和蘇聯在滿洲的地位，必須「接受南滿在近期仍由日本控制的事實」。這種妥協政策必須得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認可。但鑒於中國對日本的仇恨，委員會認為要國、共兩黨接受這個方針是困難的。對於這種「與日本達成某種諒解」的方針，必須做謹慎的準備，使中國的各種革命力量，不會錯誤地解釋成「為了解決蘇日的政治關係，而犧牲中國的利益」。委員會認為，為了正確引導輿論，必須對中國報刊加強革命和反帝國主義影響。 如果讓滿洲成為自治區（委員會說，這是日本所希望的），蘇聯應使張作霖放棄「干涉中國其他地區的內部事務」；中東鐵路應完全歸蘇聯控制，雖然要用漢化的文化性措施作為掩飾。在與張作霖談判時，蘇聯應鼓勵張作霖保持良好而穩定的關係。蘇聯不會損害這種張、日關係；但明確指出，為了在對日關係中保持某種獨立性，滿洲政府與蘇聯也應保持良好的關係，這也是對滿洲有利的。可以向張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團正準備用一位無能的將軍取其而代之，「但是……當正常關係尚存在之時，我們認為沒有理由讓別人代替張作霖」。張作霖以後與日本達成協議的幾個問題之一，是保護革命的蒙古不受張作霖的侵犯。 在與日本談判之前，蘇聯應集中力量改善其與日本的關係，使之影響於日本的輿論。委員會醞釀一項可能的三邊協議（蘇聯、日本和中國），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應該如此打好基礎，使中國人不至於發現將中國被迫向日本作出的某些讓步，解釋成為我們參與對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應讓左派人士知道，蘇聯對於容忍中國向日本帝國主義所作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換句話說，讓步的容忍，是以中國革命運動免受帝國主義國家聯合進攻為限度的。可能舉行的聯合談判，將達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讓步為代價，在日本和英國之間打進一個楔子。 蘇聯公開宣布，完全同情中國群眾為建立單一的獨立政府而進行的鬥爭，但不考慮由蘇聯出兵進行干預的想法；中國的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中國在實現統一的政府之前，蘇聯政府「試圖與現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並保持信賴的關係」。因此，就南方而言，委員會認為如果人民軍（國民軍）不得不長期把地盤讓給吳佩孚，那麼，南方政府可以就勢與吳佩孚達成一項協議，以便削弱吳佩孚對英國（中國獨立的主要反對者和死敵）的依賴。這樣做是有利的。應鼓勵廣州政府把地盤不僅看成是臨時的革命灘頭陣地，也應看成是一個需要穩定政府的國家。還應鼓勵其集中全力於內部改革和防務。史達林對批准的文字進行了補充，說廣州政府應「斷然放棄任何擴張性軍事征戰的思想，總的說，還應放棄會把帝國主義者推向軍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動」——反對蔣介石北伐計劃的告誡。一張便箋指示駐巴黎的蘇聯大使，查明廣州政府有無可能與法國妥協，是否會派代表去法國試探這種可能性。[134] 總之，一個研究這個時期中蘇關係的專家，概括這份文件的主旨：蘇聯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國主義陣營，其手法是把英國作為排外行動主要目標加以孤立，並在損害中國利益的情況下收買日本」[135]。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廣州發生的事件清楚地說明，蘇聯不能控制國民革命的方向。蔣介石3月20日突然行動的含意，莫斯科的領導集團到3月底顯然還沒有領會，或者至少沒有影響其關心北方的基本政策。 國民黨內權力關係的再調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的原因，蔣介石此後玩弄權術的手法，都非常複雜和使人迷惑不解，這裡未能一一詳述。[136]由於廣州三名高級蘇聯軍事顧問盛氣凌人的態度，及其對蘇聯武器和資金分配的控制，又缺乏對北伐的支持，更由於蔣介石懷疑N.V.古比雪夫與汪精衛以及其他人的勾結，想把其送到蘇聯，蔣介石對這三名顧問的敵意更增加了，更敵視其主要政敵汪精衛，懷疑汪精衛與蘇聯人勾結在一起對其進行反對。[137] 從黃埔蔣介石大本營起錨的「中山」號炮艦，於3月18日和19日的可疑游弋，可能使蔣介石認為劫持其送往蘇聯的計劃正在進行之中。3月20日上午，蔣氏扣留了炮艦，逮捕了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和一名共產黨員，宣布廣州實行戒嚴，命令解除保護蘇聯顧問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部衛兵的武裝。[138]蔣介石的這次突然行動，沒有與汪精衛商量，也沒有預先向蘇聯顧問發出警告，造成了一次政治風暴。風暴的告終，蘇聯人同意驅逐反對蔣介石的三名顧問，從第一軍中撤去共產黨政工人員，汪精衛於5月9日去法國。 1926年4月29日，鮑羅廷與胡漢民、陳友仁和幾位左派領導人一起從蘇聯回到廣州。自此以後，蔣介石與鮑羅廷之間進行了激烈的討價還價談判。鮑羅廷在談判中大部分似乎作了讓步，蔣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較保守的國民黨員；而鮑羅廷則同意繼續蘇聯的援助，但仍支持原來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反對北伐。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活動也大受限制。 蔣介石要求召開一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會議於5月15日至25日舉行，決定對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活動進行嚴格限制。蔣介石系統闡述的大部分提案，經過文字修改後被採納。在第三國際一名代表幫助下，計劃再舉行一次國民黨和共產黨高級代表的聯席會議，以解決兩黨合作的障礙。國民黨內「另一黨」的黨員，不得批評國民黨領袖和三民主義。而此「另一黨」必須把參加國民黨的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這些雙重資格的黨員，在國民黨的中央、省或市的執行委員會中所占席位不得超過1/3，也不得任中央機構的各部部長。「另一黨」給其在國民黨內的黨員命令，必須先交給聯席會議，再由聯席會議轉交國民黨中央。國民黨員非經許可，不得加入「另一黨」。凡違反上述條件的黨員，將被立即開除出黨。國民黨設立了擁有大權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的新職位，蔣介石的庇護人張靜江（人傑）當選為主席，此人當時還不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國民黨對所有的黨員進行登記，宣誓忠於孫逸仙的主要著作及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和宣言；一些未經國民黨批准而參加其他政治團體的黨員，必須立刻退出其他團體。[139]作為解決問題的初步行動，共產黨在4月10日把第一軍中任國民黨黨代表的共產黨員撤出。[140]但是其他的許多人仍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這就是蔣介石與鮑羅廷談判的一些結果。國民黨內共產黨員所作的批評，必須受到限制，其在國民黨高層機構中擔任的重要職務必須放棄。裁定兩黨衝突的機構形成了，國民黨也進一步集中化了。共產黨員放棄國民黨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三個部長以及中央黨部秘書處的職位。蔣介石親自任組織部長，由其親密助手陳果夫為副部長。隨著胡漢民於5月9日去上海，吳鐵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長伍朝樞被撤職，而代之以陳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蔣介石這時以充分的決心繼續制訂北伐的計劃。 向統一中國的方向衝刺——第一階段 制訂北伐計劃 制訂由廣東北上到長江的軍事征討計劃，早就在進行之中。1925年3月至6月，布留赫爾將軍提出了部分計劃；9月，制訂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計劃。當時布留赫爾避開廣州悶熱的天氣（既是氣溫方面，又是政治方面），正在張家口休養。[141]9月份的計劃，估計了敵方的重新組織合併，也為訓練較好的國民革命軍，以備在北伐中遇到的抵抗能力；並預定在北伐中首先攻占長江中游的武漢三鎮，然後奪取上海，估計不會遇到困難。這是非常有見地的謀略。 1926年4月1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指定蔣介石、朱培德和李濟深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籌劃北伐事宜。[142]鮑羅廷回來答應支持北伐後，中國和蘇聯的參謀人員制訂了進一步計劃。當布留赫爾在5月下旬回到廣州時，又補充修訂完善了這一計劃，在6月30日送交軍事委員會。[143]布留赫爾強調經湖南直趨漢口一路的進攻；並在東面部署兵力，防備由福建進攻廣東；在北伐軍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備孫傳芳自江西方面進攻。只有當所有部隊布置到位時，北伐才能開始，因為簡陋的通訊設備，使部隊之間的協同作戰難以進行。 在準備北伐過程中，蔣介石組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144]，最終取代了軍事委員會（由政治軍事領導人組成），作為主要的指揮機構。李濟深將軍任總參謀長，白崇禧將軍任副總參謀長。李濟深是第四軍軍長，並作為警備司令率兩個師留守廣州。白崇禧是保定軍校的畢業生，是統一廣西，使廣西歸屬廣州國民政府的三位年輕廣西軍官之一（另二人為李宗仁和黃紹竑）。白崇禧是著名的戰略家。軍事委員會改組了一部分，政治訓練部改為政治部，屬總司令部，鄧演達代替陳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傳科領導。鄧演達是個熱情的革命者，曾就讀於保定軍官學校，是1923年送孫逸仙回廣州的粵軍第一師的一個團長，又是黃埔軍校的組織者之一，並擔任黃埔軍校訓練部副主任。1925年，鄧演達到德國，在那裡結識了一批中國共產黨人，並取道蘇聯回國，蔣介石遂即任命其為軍校教育長。但鄧演達在3月20日事件中與一批共產黨員一起被捕，不久被派往潮州的一個軍分校，後被任為總政治部主任，這使左派擔任了負責職務。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運動中很活躍，幫助文學團體的創造社轉變為推動國民革命的組織；其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信徒，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總政治部下面，組成國民革命軍的軍和師的司令部，都有政治部。[145] 1926年春，國民黨人通過一次軍事—政治討伐，來實現統一中國的希望。在這條道路上卻橫著三個軍事聯盟。吳佩孚自1925年中期以來，一直試圖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組成一個既可以打敗北方國民軍，又可以打敗南方國民革命軍的聯盟。在吳佩孚直接指揮的各個師，向以紀律嚴明驍勇善戰著稱，但又要倚重許多可靠的將領。吳佩孚的聯盟軍，號稱有20萬之眾，很可能是誇大的數字。孫傳芳在華東——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領導「五省聯軍」，以富饒的長江下游地區為根據地。這個「聯盟」擁有巨大的財政資源，但是一支實用主義的「聯盟」，也號稱有20萬之眾。張作霖領導的是一個最難對付的聯盟，控制著滿洲、山東和直隸的大部分地區。一般認為，這支武器比較精良的軍隊，約有35萬之眾。張作霖和吳佩孚雖是宿敵，卻聯合起來支持北京政府，並試圖把馮玉祥的部隊趕出在南口和張家口的根據地；蘇聯以武器和派顧問支持馮玉祥的國民第一軍。1926年5月，馮玉祥前往莫斯科尋求更多的援助，並派一個代表團到廣州，打算與國民黨人結盟。在制訂戰略計劃時，西南的其他的軍事集團必加以考慮，雖然其不是強大得足以造成威脅。兩支集結在東海岸的海軍，在戰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停泊在上海的艦隻，有可能被用來在長江破壞部隊渡江或運輸，尤為具有危險性。[146] 由於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人率領的桂軍和唐生智在湘南率領的一個師的加入，國民革命軍已有擴大。廣西的部隊編為第七軍，唐生智率領的一師編第八軍。國民革命軍總兵力可能已達到15萬人，但不得不留守一部分兵力保衛根據地。可能在北伐開始時，投入的兵力不到6.5萬人。 省籍在過去的歷史和近期的政治形勢中，決定了組成國民革命軍的軍和師傾向。第一軍最初是從黃埔軍校的幾個教導團建立起來的；這些團的許多士兵，是從浙江、江蘇和安徽招募來的。粵軍為第二軍的團和師。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是貴州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參加過辛亥革命，是蔣介石保護人陳其美的部下。在進入黃埔軍校以前，何應欽先是在黔軍中任職，後任著名的雲南講武學校校長；在黃埔時，負責訓練組成第一師的幾個團。第一軍的大部分軍官，原來是蔣介石領導的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該軍被認為是蔣介石權力的基礎。保守的孫文主義學會控制著第一軍的政治機關。第一軍共有5個師，總兵力有19個團，遠遠超過國民革命軍的其他各軍。 第二軍主要由湖南人組成，軍長是學者—政治家的譚延闓。譚延闓在辛亥革命以後，幾度出任湖南省的軍政長官，與南方孫逸仙的政府合作過；在孫逸仙逝世後，是統治廣東省的領導成員。第二軍的實際戰地指揮官是魯滌平將軍。留學法國的共產黨員李富春領導政治部，許多團一級的政工人員都是共產黨員。第二軍共有4個師，總兵力共12個團。 第三軍基本上是滇軍，軍長是朱培德。朱將軍是位老革命者，曾指揮滇軍的幾支部隊在鄰近各省作戰，協助孫逸仙於1923年返回廣州。孫博士選其為大本營鞏衛軍參謀長。第三軍有3個師，由8個團和兩個營組成，其中一個是炮兵營。 第四軍是由忠於孫逸仙的粵軍第一師整編建立的，是一支經過戰鬥磨鍊的部隊。李濟深任軍長，大部分軍官與革命有長期的聯繫。該軍除了有4個師外，還有一個由葉挺指揮的獨立團。葉挺是共產黨員，曾在紅軍學院和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從黃埔軍校調來一批共產黨員的學生任排長。第四軍的總兵力有13個團和兩個炮兵營，可以與第一軍相媲美。 李福林任軍長的第五軍，主要是廣州以南的一支駐軍，其中有些部隊只在贛南參加過短期戰鬥。 第六軍是在革命根據地最後組建的一個軍。軍長是程潛。程將軍是湖南軍官，長期以來從事革命工作，支持孫逸仙。第六軍的黨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也是湖南人，是程潛的革命同事；同時也是國民黨、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3月20日事件以後，離開第一軍的共產黨政工人員，都來到了第六軍。這支混雜的部隊，共有3個師，下有9個團和兩個炮兵營。 原為桂軍的第七軍，是按旅而不是按師組成的，共有18個團和兩個炮兵營。李宗仁任軍長。該軍有一半的部隊參加了北伐，其政治部主任為共產黨員黃日葵，曾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黃日葵在國民黨青年部任職。但李宗仁把黃日葵派在留守司令部，任命留學法國的非共產黨員麥煥章負責前線士兵的政治工作。 第八軍剛剛組成，唐生智任軍長，很快發展為17個團的6個師；黨代表是劉文島，在日本和法國受過教育，有豐富的革命經驗，1925年加入國民黨。 此外，還有兩個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47]學生組成的步兵團，第五期學生組成的兩個團，一個警衛團，不久成為十四軍的賴世璜的獨立團。[148] 從南方的廣東等省份進行北伐的第一目標是湖南省，有兩條路線可走。鐵路從廣州往北直達相距約140英里的韶關。由此起，山路崎嶇，地勢漸行升高，極難行走，至一關隘；再陸行30英里，至湘江的一支流。這條支流匯入湘江，貫穿湖南全省，自南而北匯入長江。另一條路線，從廣西北部的桂林，通過地勢較為平坦便捷的途徑，而直達湖南西南部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重鎮的衡陽，是這兩條路線的交匯點；該地也是唐生智駐軍的主要根據地。但在1926年5月，唐生智的駐地受到湖南的另一個將軍葉開鑫的威脅。北伐的第一個軍事行動，是從廣西調一個旅，從廣東調葉挺獨立團，由兩路進入湖南，加強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月2日，唐生智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6月5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49] 北伐開始 到1926年6月上旬，第四軍的兩個師——陳銘樞的第十師和張發奎的第十二師，已與葉挺的獨立團在湖南東南部會合，在長沙南約50公里，兩條河流——西面的漣水和東面的淥水流入湘江。前敵總指揮唐生智，對位於湘江東、西兩側的3個軍的部隊下達進攻命令。第八軍的部隊渡過了漣水，第四軍則於7月10日攻占了東面萍鄉—株洲鐵路線上的醴陵。北伐軍突破了漣水—淥水防線，長沙的敵人暴露在面前。葉開鑫從省城長沙退到湘北，唐生智將軍於7月11日進入長沙。當這次戰役進行之時，蔣介石於7月9日在北伐誓師大會上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於是，經過戰鬥，北伐軍攻占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 地圖14　北伐戰爭（1926—1928年） 吳佩孚開始只調幾個師南下，第一軍的第二師和第六軍作為總預備隊的兵力進入湖南；第二軍和第三軍奉命護衛右翼，以防孫傳芳從東面的江西向湖南進攻。此時，北伐的大戰才正式開始。不過，廣州的國民黨人一直在與孫傳芳進行談判，試圖儘可能使其保持中立。國民黨人還正在與西南的貴州省督辦袁祖銘（時袁祖銘任黔軍總司令。——譯者注）談判。7月11日，蔣介石電告唐生智，稱袁祖銘已倒向革命。7月20日，軍事委員會任其部將彭漢章為第九軍軍長，王天培為第十軍軍長（這種任命，在北伐過程中用來收編倒戈部隊的做法，造成國民革命軍的大膨脹，其素質也大降低）。[150] 地圖15　北伐戰爭時期的湖南和江西 蔣介石於7月20日離開廣州，前往前線，隨行的有參謀人員、布留赫爾將軍和一批蘇聯顧問。8月11日到達長沙時，蔣介石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決定下一步的軍事行動。與會者有白崇禧、鄧演達、戰地政務員會主任陳公博、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和李宗仁、唐生智以及幾名師長、布留赫爾和其他的顧問。這次會議決定，大軍直搗湖北省城武昌，推遲了對蔣介石認為第一目標的江西省城南昌的進攻。第四軍率先進攻汨羅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地平江，然後直撲通往武昌鐵路線上的汀泗橋。第七軍朝東北方向進軍武昌。第八軍沿西側粵漢鐵路線前進。 勇猛慣戰的第四軍於8月19日攻克平江，第十二師黃琪翔所部的第三十六團，率先入城。吳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橋，一般以為不可能從南面攻下汀泗橋。8月26/27日夜，當地農民引導第三十六團涉過淺水河流，從後面對汀泗橋發動進攻，大獲全勝。吳佩孚坐鎮（下一個目標）賀勝橋布置防務，親自督戰。第十二師在第十師和第七軍的其他部隊支持下，擔任主攻前鋒。吳佩孚雖採用極端手段阻止其部隊後撤，但在8月30日，仍被各個擊破，戰敗逃散。 吳佩孚險些被俘，乘火車逃回武昌，再渡江逃往漢口。第四軍雖是傷亡慘重，但還是會同第七軍和第八軍俘虜了數千名敵軍，並繳獲了大量的武器輜重。[151]通往武昌的道路被打開了。 革命軍的追擊部隊於8月31日進迫武昌近郊，但敵軍還是搶先一步撤退到高厚的城牆以內。[152]「敢死隊」經過夜間登城失利後（葉挺的獨立團在這幾次戰鬥中傷亡慘重），第四軍、第七軍和第一軍的第二師決定圍城，於是演變成了40天的圍城戰。9月6日和7日，第八軍渡過長江，在城防司令劉佐龍倒戈後，攻占了漢陽和漢口；劉佐龍被任命為第十五軍軍長。吳佩孚率殘部沿京漢線北撤至湖北北境的武勝關，追擊的第八軍於9月15日占領武勝關，吳佩孚退入河南境內。最後在10月10日，武昌守軍投降，湖北省遂置於國民政府管轄之下。 北伐軍對江西的進攻，事實證明是比較困難得多。江西省的最重要的地形特徵是在贛江。贛江發源於廣東北境，向北流入巨大的鄱陽湖，再匯入長江。省城南昌位於該省北部鄱陽湖的富饒平原上，瀕臨贛江東岸。南昌與瀕臨長江的九江，有79英里長的南潯鐵路相連接。當蔣介石的代表與孫傳芳的代表談判時，雙方都派兵進入了江西。國民革命軍總的計劃，是派出尚未參加過多次戰鬥的部隊，出湖南往東攻取南昌，而從湖北出兵奪取九江。江西南部已交給倒向北伐軍被編為第十四軍的賴世璜。北伐軍的部署已在9月上旬進行。 在9月19日，程潛率第六軍以急行軍向前推進，在地方守軍以及城內的學生和工人的幫助下，以及第一軍第一師的支援下，成功地占領了南昌。但是孫傳芳迅速派兵反擊，把北伐軍從南昌城內和對鐵路的控制趕走，並重創了革命軍，而第三軍卻沒有前往增援。蔣介石率第一軍第二師和第二軍的兩個師，親自指揮第二次對南昌的攻擊。到10月13日，這次進攻已經失敗；第三、第六和第七軍三個軍的幾支部隊奪取鐵路沿線城鎮，也同樣的失利。這雙重的失利導致革命軍的總後撤及重新部署。與此同時，布留赫爾將軍及其蘇聯參謀人員進行了指導，為一次協同全面進攻做精心準備。這次進攻的所有部隊，都配備應有的通訊手段，並在同一時間採取出擊行動。第四軍的四個團，新近與國民革命軍聯合的湖南將領賀耀組的第二獨立師自武昌調來。遲至10月28日，蔣介石仍在與孫傳芳的代表進行談判；此時是以談判為煙幕，用以掩護孫傳芳部下的數個團和旅倒戈的談判。 對江西的全面進攻，在10月底開始。第二獨立師和第四軍的第十二師進攻南潯鐵路的中段和北段，以攻占九江為目標；第三軍和第六軍進攻南昌附近的（牛行）車站；第二軍和第十四軍從南面向南昌進攻。這是計劃完善和戰鬥艱難的戰役，持續了一個星期，成功地肅清了鐵路沿線的敵軍，在11月5日攻占了九江，在8日攻下了南昌。除了約有7000名敵軍倒戈外，北伐軍解除4萬餘名孫傳芳士兵的武裝。國民革命軍在江西兩個月的作戰中，也傷亡近1.5萬人。[153] 在進行江西戰役的同時，何應欽將軍正在指揮沿海福建省的另一戰役。第一軍的兩個師，即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守衛廣東省東部邊境，防止孫傳芳的盟友——福建的軍務善後事宜督理周蔭人的可能進攻。何應欽將軍與一個敵軍司令李鳳翔及其兩個將領曹萬順和杜起雲談判，李、曹等人與駐在福州的幾名海軍將領一起投向北伐軍。在福建的國民黨人與各種「民團」，也為協助驅趕北方人周蔭人進行談判。蔣介石指示何應欽將軍，商談和平的條件是周蔭人不得派兵進入廣東或廣西。這些初步行動發生在1926年的8月和9月。[154] 地圖16　湖北 據報道，福建的敵軍在人員和裝備上，都超過北伐軍，兩者之間為5∶1。9月27日，周蔭人派兵入侵廣東省，目的是奪取東江流域的幾個主要城市。何應欽將軍得到這個計劃的情報後，於是下令越過邊境，進攻周蔭人的基地永定。10月10日，第一軍的第三師攻占了永定，然後回師廣東，去對付侵入鬆口的周蔭人軍。在這些戰鬥中，北伐軍俘獲了數千名戰俘，虜獲了大量步槍、機槍和大炮。10月14日，福建陸軍第三師按預定計劃倒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這些初步戰鬥獲得如此的成功，蔣介石於10月16日任命何應欽為東路軍總司令。東路軍由第一、第十四（賴世璜的部隊由江西開至福建）、第十七共3個軍組成。蔣介石命令何應欽攻下福建省。 攻取福建的戰事按部就班地進行，主力軍沿著沿海路線攻下漳州（11月8日）和泉州（11月21日）等城市。當北伐軍逼近閩江時，海軍宣布歸順北伐軍，困住了撤退的福建軍部隊，其數千名士兵遂被解除武裝。12月3日，海軍占領了省城福州；12月18日，何應欽以第一軍的兩個師控制了該城。在福建多山的中部地區，「民團」協助第十七軍向前推進。周蔭人率領殘部退到浙江邊境，希望能與孫傳芳會合，但被正在談判倒向國民革命軍的陳儀所阻擋。 這樣，到1926年12月底，除了原來的根據地廣東以及經過談判聯合的鄰省廣西外，國民革命軍已經攻占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四省的省城及省內的主要城市。貴州省的督辦[155]已把貴州省名義交國民政府管轄。合計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貴州七省，有人口近1.7億；被攻占的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有人1.1億。[156] 國民革命軍在六個月內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是有許多因素的，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蘇聯幫助下，對最初的國民革命軍進行了兩年的訓練和裝備，以及1925年在廣東省內的幾次戰役取得的實戰經驗。另一個因素是對官兵的政治教育，使之了解為何而戰——主要是灌輸熱烈的民族主義精神。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廣東省進行的財政改革，使該省的大部分稅收進入國民政府的國庫，導致人們對通貨的信任，使得通過銷售國庫券借款成為可能。北伐軍與敵軍的談判和使用「銀彈」促其倒戈的辦法也很有效。但是決定性的因素，是在國民革命軍中孕育已久在北伐中表現出來的英勇無畏精神，特別是第一軍和第四軍的犧牲精神。其他各軍在戰鬥時也都奮勇作戰。 蘇聯顧問在幾次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布留赫爾制定的總的戰略，以及與其參謀人員為具體戰役制定的細緻專門計劃。每個投入戰鬥的軍都有蘇聯顧問，有的師也有蘇聯顧問。這些顧問都力圖保證其所在部隊能準確地執行計劃。在戰鬥進行時，給布留赫爾提供情報網絡，戰鬥後又提供有價值的總結。有的顧問實際領導了所在部隊的進攻。顧問們還為其所在部隊的中國將領，提供政治評價的參考意見。少數英勇的蘇聯飛行員，飛臨敵軍上空偵察陣地，或飛臨被圍困的城市上空散發傳單，引起敵軍的恐慌，並轟炸戰略目標。有幾個蘇聯顧問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亂，其他有數人患痢疾。在江西戰役後，「我們（顧問們）有相當大一部分工作人員」進了南昌的美國人辦的醫院。[157] 動員群眾 北伐軍迅速取得軍事勝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工作。隨軍的專職政工軍官、在敵後的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通過爭取地方民眾和試圖策反敵軍來支持戰事。受過愛民和不擾民教育的國民革命軍士兵，不准搶劫或強征勞動者入伍。勞動者熱烈歡迎北伐軍。農民賣食品給士兵，為北伐軍充當間諜，偵察敵情，或任嚮導，或搬運軍用物資，或為傷員抬擔架。有數次武裝簡單的農民隊伍，竟攻擊敵軍的後方。鐵路工人破壞了敵方的交通，約有400名安源礦工參加了葉挺的獨立團。在被北伐軍圍困的武昌城內，革命者秘密張貼標語和散發策反傳單以動搖敵軍的官兵。南昌的學生和警察，協助北伐軍第一次攻占了該城。當北伐軍退出南昌時，許多人還犧牲了性命。[158] 國民革命軍一旦攻下大城市，勞工組織者就開始組織或恢復工會。工會的組織者大部分為共產黨員，有的於五卅慘案後在上海工作，有的在廣州指揮香港大罷工和封鎖中已有豐富的勞工運動經驗。湖南的勞工運動，在湖南一位名叫郭亮的指導下，很快得到恢復。1922年，郭亮積極組織鐵路工人，結果1923年在工會被鎮壓時遭受挫折。1924年，郭亮參加了國民黨，是國民黨在長沙的地下核心組織的成員。在1926年5月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郭亮當選為執行委員，然後回到長沙。不久，長沙被第八軍攻占，數十個工會都建立起來，隨即出現爭取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的罷工浪潮。政治軍官支持工會運動，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強制執行罷工。9月，湖南省工會聯合會成立，12月的一次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決議，使工會組織和管理正規化，加強勞工運動的紀律，制止未經批准的罷工。27歲的郭亮成了湖南省總工會委員長。到1927年，省工會聯合會聲稱會員超過了40萬，其中9萬人是產業工人。[159] 北伐軍在9月份攻占漢口和漢陽以後，革命熱情更不斷高漲。漢口、漢陽街上很快貼了許多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標語，也貼了許多號召支持國民革命的標語。政治部每天組織集會和遊行；國民黨開始在學生、下級軍官、婦女、勞工中吸收黨員，到12月底，共吸收了3.1萬名新黨員。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派張國燾從上海到武漢來指導革命，於9月11日抵達漢口。隨之而來的，是李立三、劉少奇、項英、許白昊幾名具有豐富組織勞工經驗的同志。在1923年2月京漢鐵路罷工受到鎮壓後的幾年，勞工運動雖受到壓制，但並未被摧毀，此時又很快恢復起來。9月14日一次工會代表的預備會議，計劃組織的湖北總工會，於10月10日正式成立；快到11月底公布一張工會名單，列出武漢三鎮的73個工會（據報道有會員8200人），大冶鐵礦有6個工會（會員1100人）。11月間，共產黨控制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指導組織工會工作的進程。[160] 1926年11月，一個罷工的浪潮衝擊著武漢三鎮，矛頭既針對本地的工商業，又針對外國的企業。印刷工、郵政工人、絲綢鋪店員、苦力、勞工、日本家庭和商號中僕人和雇員，都一起上街參加遊行，英國菸草公司停止營業。工會組織武裝糾察隊，強制實行罷工，有的還採用粗暴野蠻的手段。大部分罷工，因為工資得到增加而很快平息下來。但是工會卻把其權威強加在罷工問題的處理上，以致加劇了對抗。罷工使工商業越來越趨於蕭條。11家中國銀行（包括兩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結賬時破產。中國工商界的領袖人物開始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甚至威脅說，如果不對兩項要求作出答覆，將舉行罷市。兩項要求，即在沒有工會幹預的情況下，僱主和雇員直接談判增加工資問題；工人糾察隊不得進行威脅。政府的答覆，立即成立調解委員會，由國民政府、國民黨、商會和總工會各派兩人參加；委員會將調查上漲的生活費用和工商界支付工資的能力。一批國民政府領導人從廣州取道南昌，於12月11日來到武漢，很快設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府。然而，造成經濟分裂的力量已無法逆轉，並最終導致了武漢政府的垮台。[161] 群眾在革命中的參與，最具有戲劇性和最知之不詳的，是新解放的幾個省農民運動的發展。在北伐開始以前，農民運動的廣州總部所知道的情況，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有161個農民協會和43423名會員。6個月以後，在1926年年底，共產黨的農民運動領袖聲稱，單就遍及湖南和湖北兩省91個縣，參加協會組織的農民就超過了150萬人。這個數字不可能是確切的，但卻說明全力投入這個革命階段的數百名幹部進行工作的狂熱。[162] 在國民革命軍到來之前，已經在當地秘密活動的共產黨員，現在能夠在政治軍官的幫助與保護下，公開來進行組織農民了。在農村群眾運動的組織者中，有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畢業生，有65人是屬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10月初，另外85人畢業於毛澤東指導的一期。地方農協的組織者知道貧苦農民的苦難，掌握了宣傳口號和組織工作的本領。在湖南，則首先集中力量徵募農民幫助革命部隊，然後吸收其加入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隊。在一開始，農協的組織者並不著重在農村的階級鬥爭，而是強調貧苦農民的利益，實行開倉放糧，號召減租減息，重新議定租約，禁止糧食從甲地運往乙地以降低其市場價格。這樣的政策，遂激起農村權勢者的激烈反對。湖南農村很快出現了農民和地主的衝突。「土豪劣紳」連同大地主和貪官污吏，成了農民打擊和侮辱的目標。這些人的財產應被沒收，在可能時即實行沒收。但是正在組織農民協會的，不僅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一些保守省份的國民黨員以及地方的權貴們，也在組織協會，或者給農業團體起上官方的名稱。一個以長沙為據點的左派團體，試圖引導農民走上改良主義道路。於是在農民土地運動中，既存在階級衝突，也存在組織之間的衝突。[163] 隨著農民運動暴力行為的擴大，有的地方已有處決惡霸的報告。在另一方面，有關於村莊被攻擊或被焚毀的報告，有農民領袖被害的報告。在有些地區，貧農或其代言人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即沒收和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或採取其他「平均土地」的形式。農民運動在不同地區的發展並不平衡，其最為迅猛發展的地區，是在湘江流域和被國民革命軍攻克的湖北省邊境地區。到11月，據報道，湖南省有6867個地方農民協會，會員人數超過126.7萬人。地方農民協會被納入462個區農民協會和29個正式組織起來的縣農民協會。對農民協會的階級成分分析表明，60％以上是僱農，「半自耕農」占18％，「自耕農」和手工業者占所餘20％的大部分。很清楚，由左派領導這場農民運動，已吸引了農村的貧困階層。[164] 湖南省的農民協會，是12月在長沙召開的為期一個月的大會上組織起來的，170名代表據說代表130萬組織起來的農民。開始的幾次會議，與據說代表省32.6萬會員的工會一併舉行的，討論了多天以後，通過了事先準備好的幾項決議。10月2日，中共湘區區委通過宣言，提出農民的政治和經濟的最低要求，成了12月大會通過決議的輪廓。這些決議要求，農民協會必須參加地方自治，成立由農民自己控制的自衛組織，打碎「土豪劣紳」的統治，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革命政策，減租減息，取消苛捐雜稅和厘金，儲糧備荒和實行其他救濟政策，沒收反動派——軍閥及其僕從、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財產。湖南省農民協會的締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協會秘書長。柳直荀是湖南人，19歲畢業於長沙雅禮學校，是毛澤東的朋友。剛剛擔任共產黨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參加12月大會後期會議，並在會上作了兩次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堅持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除非農民問題得到解決，否則帝國主義和軍閥就不可能被打倒，工業的進步也不可能實現。毛澤東嚴厲譴責那些約束農民運動的人，號召要不間斷地進行鬥爭。[165]大會以後，毛澤東到長沙附近5個縣調查土地革命狀況，隨即寫了一篇激動人心——後來著名的報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條與湖南相似的道路。從6月3日報道的38個協會及稍多於4000人會員的基數，到12月的報道，在34個縣已上升到28.7萬會員。經過巨大困難才攻占的江西省，農民協會發展的並不很快。在6月份只有36個農民協會，約1100名會員；在10月份，據報道，有6276名會員（可能大部分在南方）。1l月北伐軍攻下南昌後，在為省農民協會舉行籌備會議時，發表的數字是5萬人。江西省是蔣介石的勢力範圍，農民運動當然受到了抑制。[166] 反帝運動 國民革命運動的核心，是反對外國人在華的政治和經濟特權，這些特權，是過去80年間列強強加給中國不平等條約的結果。國民黨的領袖用不斷的宣傳攻勢，喚起民眾來支持其收回中國失去權利的諾言。雖然許多外國的國民享受特殊的條約權利，國民黨人的戰略（背後有蘇聯人的出謀劃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國身上，避免同時與日本、美國和法國對抗。英國在中國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成為當然的目標。反對帝國主義當然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宗旨。支持國民黨人，並為之出謀劃策的布爾什維克蘇聯，把英國視為其主要敵人。蘇聯特別擔心捲入與日本的衝突。把中國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國人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慘案和6月23日的沙基慘案以後更趨明顯。因為日本雖是五卅慘案的元兇，法國在6月23日的慘案中，與英國一樣有罪；但是在中國人進行反擊時，日本和法國在慘案中的作用卻被降低了。在爭取民眾方面，反帝運動給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以很大的支持（兩黨從1925年年中都得到迅速發展），但也包含著很大的風險。情況似乎可能是這樣，如果做得太過分，英國很可能在軍事上對廣州進行報復，或者列強可能會支持國民革命的敵人——北方軍閥的政策。 當北伐開始時，香港的罷工和對英國的貿易封鎖，在廣東省已經整整進行了一年，曾幾次間接談判以求得到解決，因為雙方都需要結束這場衝突。罷工雖已不再困擾香港，但封鎖卻嚴重損害了英國在華南的貿易與航運。維持罷工者的生活，是廣州政府沉重的財力和物力負擔；而且罷工委員會在廣州發展起來的獨立武裝，也令廣州政府感到為難。配有武器而又難以駕馭的工人糾察隊，也給廣州領導製造了許多問題。罷工委員會是結束封鎖的首要障礙，因為該會堅持要求一項數額巨大的資金，以支付罷工者一年的工資。但廣州政府難以籌集這筆巨款；而香港政府認為這是訛詐，堅決拒絕支付這筆款項。對廣州當局來說，當數千名香港工人的財政救濟結束時，對其雇用也存在嚴重問題。國民政府急於要結束衝突，同意直接與香港政府談判，而不再偽裝為只是調停人的角色。從7月15日到23日，正式談判又在支付問題上停滯不前。其後，9月4日，英國海軍艦隻在廣州港口作了一次短暫行動。次日，英國艦隻又在長江上游製造了萬縣慘案[167]，這顯然使廣州當局相信，英國打算用軍事手段強行結束封鎖行動，儘管事實上並非如此。蔣介石從前線發來的電報，就此事可能產生的危險提出警告，下令停止罷工和封鎖。9月18日，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告訴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封鎖行動將在10月10日或以前即結束，廣州政府將徵收附加稅支付給罷工者。這樣，在10月10日，中國單方面決定停止封鎖和罷工；廣州政府對進出口貨物徵收附加稅，這符合華盛頓會議規定的但從未實施過的2.5％附加稅。對新稅的徵收，英國政府也不聞不問，英國外交部高興地看到使人頭疼的封鎖結束，並正式制定對廣州政府友好的政策。[168] 長期以來，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已經是狂熱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仇恨的目標。許多中國人藐視宗教，尤其反對外國傳來的宗教，認為這種宗教奴役其信徒的靈魂；教會學校更是攻擊的目標。因為此時對中國青年的教育，大多控制在外國教會手中。開始於1922年全國範圍的反對教會教育的宣傳運動，原來與國民黨並無特別關係，但很快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支持這種謾罵性的反基督教運動。1925年，廣州出現了赤裸裸的反基督教遊行，發表街頭演講和散發煽動性傳單，侵犯和破壞有些教會的財產，其中有兩次是國民革命軍做的。教會學院和中學的學生，受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強烈影響，發生破壞學校的活動。例如在1924年和1925年，煽動者在長沙雅禮（在中國的耶魯）挑起了「學潮」。1926年1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簽發了一項支持反基督教運動措辭強硬的決議，並指責傳教士辦的學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國主義的喉舌和爪牙」。廣西自歸入國民政府以後，在1926年上半年，也發生了幾起反基督教騷亂，並有掠奪教會財產的情況。總之，反基督教運動是廣泛反帝運動的一部分，但外國傳教士及教堂很容易直接受到攻擊。[169] 但是，這裡也存在又恨又愛的矛盾心理。國民黨有些領導人就是基督徒（孫逸仙就是基督徒），有的是教會學校的畢業生。對基督教會及教堂的暴力攻擊，損害了國民黨在海外的聲譽，也損害了國民黨在中國基督教徒中的聲譽。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時，似乎就面臨著危險力量的對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國的反對。1926年7月12日至18日，正當北伐進行之際，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中央委員會全會，通過一項決議，確定了對基督教教會的態度： 在口頭宣傳上應引證許多具體事例，說明（基督）教會為外國帝國主義蹂躪中國人民之先鋒……他們想把所有被壓榨的民眾一齊都欺騙下去，他們想引導一般被壓榨的民眾，都忘掉他們自身生活實際的痛苦，以保證帝國主義壓榨民眾基礎之鞏固與恆久。但在目前，我們不要故意造出一個與他們發生實際的衝突的機會，因為我們所處的環境（他們與軍閥勾結，處處藉口條約保護）使我們只能取如此一個態度…… 8月20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來到長沙後，向全世界發表聲明，說明北伐的愛國目的：從軍閥手中解放全中國，在世界各國中贏得公正平等的地位，並與所有國家友好相處；保護所有不妨礙革命力量的軍事行動、也不協助軍閥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兩天以後，長沙湘雅醫學院和湘雅醫院接到命令，要求派幾名醫生去護理蔣將軍。為蔣介石拔掉一顆碰傷牙齒的美國傳教士外科醫生，對其明顯的友好態度深懷好感。湘雅醫學院的教職員曾擔心其醫院會被沒收，但蔣介石的司令部反而在街對面設立一所設備良好的軍用醫院。兩所醫院合作了一個時期。蔣介石答應不准其所控制的部隊攻擊外國人。[170] 在戰爭移到湖南省境外以後，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省內發動了一次抵制英國貨行動。長沙和其他城鎮的示威行動，帶有強烈的排外性。10月份，許多布道站受到侵擾，房屋被貼上敵對性標語；中國雇員或學校的學生，都組成工會或社團，提出顯然是共同商量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縣，傳教士被趕出其布道站。在長沙，所有的教會學校都受到攻擊。事態的發展越來越令人擔憂，一名美國記者向在南昌的蔣介石提出幾個問題。蔣介石於11月19日答覆道：「我與基督教沒有爭吵，傳教士將一如既往地受到歡迎，本黨黨綱中並無在中國消滅布道團的內容，教會可以與往常一樣在中國發揮作用。」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脅和其他形式的壓力發展得如此迅猛，以致到年底時，大部分教會學校都關閉；幾個國家的傳教士逃到漢口的庇護所，有的正準備逃往漢口。教會雖沒有人被殺，但許多教會和布道團的財產，已被工會或軍隊搶走。但長沙的美國商業並沒受到騷擾，一般地說，日本人和德國人也都沒受到干擾。[171] 11月開始，英國外交部開始擬訂一個能充分適應中國民族主義政策的聲明，並有助於改進與國民政府的關係。英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親自指導制訂這項新的前瞻性政策的嘗試，其備忘錄於1926年12月1日經內閣批准。備忘錄用電報拍發給英國駐華公使藍普森。藍公使當時正從上海前往北京。備忘錄聲明（因其發自12月26日，後來被稱之為聖誕備忘錄）實際上是針對其他大國的，敦促各大國在中國出現有權威政府時，應宣布願與其修改條約，並對其突出的問題進行談判；在此之前，可先與地方當局打交道，並抱同情態度考慮任何合理性建議（即使這些建議有違背條約權利的嚴格解釋），爭取地方當局對外國利益能報以優待。備忘錄聲明，對企圖完全拒絕履行條約規定之義務，或攻擊外國人在中國合法利益的行動，將保留抗議的權利；並且抗議應通過列強的聯合行動而產生效果。備忘錄表明英國政府的觀點，對治外法權委員會主張修改的某些建議應立即實行，列強應立刻無條件批准華盛頓會議所定的附加稅，而不應指定此項收入的處理和使用。[172]備忘錄雖然希望能迎合中國愛國者的渴望，但仍然有太多的限制，難以滿足國民革命運動的要求。 看到國民政府似乎在長江流域站穩了腳跟，英國外交部開始考慮一旦國民政府建立以後，並足以完全承擔所有條約規定的責任和履行其他的義務時，英國政府考慮予以外交上的承認。在此之前，英國應盡力以友好的態度，與中國實際行使權力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國民黨機關打交道。英國外交部甚至在藍普森就任北京的職務之前，授權命其去漢口訪問。因此，英國駐華藍公使於12月7日至17日，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進行了第一次外交談判。兩人探索性討論的中心問題是英國承認的條件；困難的是藍普森堅持，在新約未商定之前，國民政府應同意現存條約是有約束性的。會談使雙方都可以估量到對方所能讓步的限度。陳友仁急於抓住英國外交上承認能給國民政府帶來好處，所以多方努力，試圖找到彌合雙方立場分歧的方案。陳友仁堅持藍普森公使的離去，必須安排得像是會談只是臨時中斷，藍普森同意照此辦理。[173] 收回漢口英租界 在武漢政府的領導人中，另外一些人在進行反對與英國達成協議的嘗試。11月份，反英已進入高潮，反英的示威行動引起了漢口英租界的恐慌。在藍普森來訪期間，反英的浪潮受到暫時的抑制。12月18日藍普森離開漢口時，民眾再次被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所左右。鮑羅廷顯然熱衷於使激昂的反英情緒保持熾烈狀態，在黨政聯席會[174]（武漢政府最高決策組織）上的建議，武漢市民反對英帝國主義委員會通過決議，均可證明其支持的態度。該委員會於12月26日組織了一次盛大集會，李立三任大會主席並發表演說，其他的共產黨人也在大會上講了話。李立三曾在1925年夏季領導反英上海罷工中獲得聲譽，是一位老資格的共產黨工運領導人。聖誕節備忘錄也同一天在中國公布。鮑羅廷提出一條駁斥英國政策的宣傳路線，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所採納。11月23日，有17位國民黨員在天津英租界與法租界被捕，這使中外關係日趨惡化。經過審判，這些被捕者移交給北京政府的地方當局；國民黨的辦事機構也被查封。廣州國民政府對此提出抗議，宣稱英國應對被捕的國民黨員在敵人手裡的遭遇負責。12月末，在天津被捕的七名國民黨員遭到槍決時，漢口的國民黨領導集團重新提出抗議。天津事件，成為收回外國在華租界宣傳的部分內容；但對主要敵人英國的直接衝突，仍要求必須避免。[175] 隨著反英遊行示威的恢復，漢口英租界當局在進入租界的入口處，設置了路障，並在各入口處配備巡捕、海軍陸戰隊的小分隊以及漢口的商團。准許單個的中國人通過該處，成群的中國人或武裝士兵則不許通過。1月份的頭兩天，武漢三鎮舉行遊行和慶祝活動，歡迎——催促國民政府遷都武漢；1月3日，出現了大規模的反英集會。當天下午，大群中國人聚集在一處的路障外面，聆聽宣傳隊的幾個隊員的長篇反帝演說。當有人突然開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擲石塊時，群眾仇恨英帝國主義的情緒被煽動起來，遂即發生海軍陸戰隊用刺刀向憤怒的群眾攻擊的衝突。5名中國人當場被海軍陸戰隊刺傷，憤怒的群眾也打傷了3名英國士兵，但是英國士兵沒有開槍。最初的消息說，有一個或數個中國人被殺死。當有人報告這一危急形勢時，臨時聯席會議正在開會，立即決定設法阻止發生更嚴重的衝突，勸說群眾散去，要求英國當局撤去海軍陸戰隊，留下華人巡捕在中國軍隊支持下維持秩序。群眾響應徐謙和蔣作賓的勸說也都散去。徐、蔣二人答應在24小時之內把問題解決。英國總領事葛福與海軍少將卡梅倫商量後，謹慎地接受了陳友仁的建議（實際上是作為最後通牒遞交），以避免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的重演。商團撤退，海軍陸戰隊返回其艦上，由華人巡捕來維持秩序。 事實上，路障此時已形同虛設。在煽動者鼓動下，群眾衝進了租界，英駐漢總領事要求中國軍隊來維持秩序。1月5日，租界的華人巡捕和錫克巡捕撤離。當群眾中有人向巡捕房投擲石塊時，局勢頓趨緊張；租界的市政當局決定把巡捕房交國民政府當局負責。租界裡的英、美婦孺乘輪開往上海；男子則集中在濱江的一座大建築物中，準備一旦情況緊急，即可由此處迅速撤離。國民政府在英租界成立了一個管理委員會[176]，中國就把英國人控制下的漢口英租界收回了。1月6日，九江的一小塊英租界地，也由於群眾的行動為中國所收回；英國人沒有抵抗，但卻發生了搶劫和破壞行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這些勝利，大大提高了國民政府的威信，但也有預想不到的後果。[177] 一個後果是內地來漢口的傳教士日益增多，傳教士們奉領事之命離開布道地，前往安全的地方；另一個後果是對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擔心，該地為外國僑民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國在華經濟利益的中心。上海顯然是北伐軍要攻擊的目標。根據英國遠東艦隊總司令和上海總領事的預測和估計，英國內閣對於派一支加強的軍事力量來保護租界進行了辯論。1月21日，內閣最後決定派一支巡洋艦分隊和一個英軍整編師，而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個營的印度兵。這個決定的消息很快傳到中國，給國民黨人帶來了憂慮，擔心英國可能試圖占領漢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英軍將幫助孫傳芳阻止北伐軍攻占上海的計劃。實際上，英國政府已經放棄了用武力重新占領漢口或九江任何一地租界的打算。此時在北京的藍普森派了公使館的兩名工作人員前往漢口，談判歸還租界之事。 參贊歐瑪利和漢文參事台克滿於1月11日到達漢口，陳友仁和歐瑪利之間進行關於租界問題的談判，持續到2月12日。對國民政府一方來說，談判帶來了英國外交承認的表示，並且這一次成功的談判將提高國民政府的威信。對英國方面來說，談判可以檢驗其在處理與中國關係上的這種嘗試性的做法是否有效。英國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國找回面子，以及國民政府保證不企圖用武力廢除條約。為了提供良好的談判氣氛，國民政府外交部在10月10日宣布，在談判期間將停止反英和反基督教運動。為了回報確實出現的短暫安寧，歐瑪利於1月24日說服英國的漢口僑民恢復營業。由於感到有危險，英國僑民早在1月5日就已關門停業。對於已為商業蕭條和失業累累所困擾的漢口來說，外僑的停業更增加了經濟壓力。在140家中國的銀行中，大約有30家銀行在陰曆新年（1月26日）破產。陳友仁發表了一項聲明，主旨是表示國民政府願意進行談判以達成協議，來解決與列強之間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關於歸還租界的問題，雙方擬定了一個保留面子的方案；中國的委員會將繼續管理租界，英國的工部局則結束未了的財政事務。然後納稅人會議將正式批准，把權力移交給一個中英聯合委員會（由中國人任主席，中國委員占多數）；這個安排，是根據幾年前德國歸還漢口租界的先例作出的。協議定於1月30日簽字。但是隨著一個印度營於1月27日開到上海，並且風聞有更多的英國派遣軍已在來華途中。於是新的問題出現了。陳友仁此時要求得到保證，上海的英軍只是用於防禦；並威脅說，除非途中的英軍停止前往上海，否則將不在協議上簽字。妥協的辦法，陳外長正式聲明，國民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變租界和公共租界地位的現狀。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在議會聲明，如果簽訂了漢口協議，又不再發生緊急情況，途中的英軍將留在香港。做了這些姿態之後，陳友仁—歐瑪利協議於2月19日簽訂；關於類似的九江協議在3月2日簽字。國民政府通過談判贏得了更高的威信，而英國則考驗了其迎合國民政府的新政策。此外，武漢的左派贏得了加強其與南昌對手進行競爭的實力。[178] 關於革命目標的衝突 革命陣營內部的分歧 在國民黨領導集團的成分中，由於四分五裂的派別活動，存在著不團結狀況。具有與眾不同的哲學與獨立目標的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但也帶來了指導國民革命工作不能和諧一致的問題。對於國民革命應包括什麼活動方式，都還沒有一致的意見。到1927年初，國民黨領導集團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北伐軍的下一步應該是什麼——矛頭是指向上海，還是指向北京？政府機構應設在哪裡——是武漢還是南昌？在這個問題的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國民黨內，應該由哪些領導人執掌主要決策權？在權力問題後面，還存在一個造成更加不和的問題——對社會革命應鼓勵到什麼程度？應容許以何種速度進行社會革命？一個類似的問題，即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就是應推動還是限制反帝國主義的問題。在1927年的前三個月，對這些問題的爭論遂導致國民黨領導人之間的分裂；4月份國民黨內出現了重新的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區對共產黨員的清洗。 為了在武漢成立國民政府，在廣州的領導人開始北上，分兩批從陸路到達南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已設在這裡。經過一周的會議之後，第一批前往漢口的人於12月10日抵達。根據鮑羅廷的建議，主要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會的幾個成員，組成臨時聯席會議，選徐謙為主席，鮑羅廷為總顧問。這個法外的小團體，很快成了在武漢的主要決策集團，實際上取代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權力。在聯席會議中，左派占優勢，實際成了鮑羅廷施加影響的重要工具。[179]聯席會議行使的職權，很快受到在南昌有威望集團的挑戰。在南昌的集團，不但包括蔣介石，還包括中央執行委員會代主席張靜江和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這是第二批從廣州出發的人，於1926年12月31日抵達南昌，國民黨中央黨部幾名部長也都一起到達南昌。 在1927年1月份的最初幾天，蔣介石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幾支日趨龐大部隊的財政和改編問題，並為下一階段的戰役制訂計劃。蔣介石準備分兩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長江而下，另一路經浙江向東北方向前進。布留赫爾反對這個戰略，唐生智和有實力的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也表示反對。雙方所持的理由既是戰略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對於蔣介石及其追隨者來說，勝利意味著控制富庶與工業比較發達的長江下游地區，以及未來的首都南京。對漢口集團來說，北伐進一步可能與蘇聯援助的馮玉祥軍隊會師，然後可能取得北京這個巨大的政治勝利品。會議最後採納的戰略符合蔣介石的意願，但強調唐生智的部隊應沿京漢鐵路對北面進行防禦。[180] 南昌集團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會議，大部分中央委員主張，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時設在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謙及漢口聯席會議的同事要求南昌集團立即搬到武漢。兩個派別，一個聲稱擁有臨時聯席會議的權力，另一個則利用臨時中央政治會議的名義，都決定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各自所在地方召開，以重新調整黨務。蔣介石於1月11日前往武漢，去爭取武漢方面的同志；但在一個星期後離開時，並未取得結果，心中甚為不滿。蔣氏在武漢受到鮑羅廷的譴責。次日，蔣氏也與之針鋒相對，痛斥鮑羅廷一番。自此以後，兩派日益對立，而各自獨立行動；雖有信使不斷往來於漢口與南昌之間，試圖彌合分歧。但蔣介石與鮑羅廷之間，在私人及政治兩方面的裂痕越來越為擴大。事實上有理由認為，是鮑羅廷親自煽動起這場反蔣的行動，以期削弱蔣介石的地位。[181]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爭論衝突中，支持武漢的左派。1927年1月8日的政治報告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強調下一個戰役應沿京漢鐵路北上，所有的軍隊都應集中在那裡。中共中央的報告贊成正在出現的上海自治運動，而這一運動將在北伐軍和奉魯聯軍之間製造一個緩衝區（如果上海自治運動成功，至少可能推遲蔣介石占領上海的行動）。報告還贊成聯席會議，雖然惋惜國民黨領導集團中出現衝突，並敦促蔣介石與汪精衛和解。汪精衛已被國民黨請回，重新擔任其領導職務。但是在2月份，武漢的共產黨員開始了反對「軍事獨裁」和「新軍閥」運動的宣傳，並開始專門對強有力支持蔣介石的張靜江進行譴責。蔣介石於2月21日的講話中進行反擊，譴責武漢的聯席會議是篡奪了黨的權力和徐謙的獨斷專行。蔣氏為其個人的立場辯護，也為其支持忠於孫逸仙的老同事進行辯護，並威脅要對咄咄逼人的共產黨予以抑制。2月25日，南昌集團從陳公博那裡得知，武漢集團計劃通過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主要把黨的組織系統恢復到蔣介石集大權於一身的以前狀態；蔣介石是在1926年5月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時才集大權於一身的。南昌集團偵知鮑羅廷的計謀後，於是南昌的臨時中央政治會議於次日打電報給共產國際，要求立即召回鮑羅廷。當沒有收到共產國際的答覆時，據說政治會議就直接去電報給鮑羅廷，敦促其返回蘇聯。但鮑羅廷對此置之不理。裂縫到這個時候已經很寬了。[182] 在其他的問題上，革命領導集團也發生了分裂。由於擔心列強最後將支持孫傳芳和張作霖，反帝運動應否加以限制？更難解決的問題，為了避免使強大的反革命浪潮將加強敵人，以致阻礙在國民黨領導下統一全國的行動，群眾運動是否應加以控制？農民運動的暴力行為和工人運動的狂熱情緒，正在國民政府的地區內引起反對的浪潮。在武漢的領導人中，有人就認為勞工運動必須受到約束，因為連續不斷的罷工正在破壞商業，減少了政府收入，產生了失業救濟的問題。在農村，被發動起來的農民正在無情地鎮壓敵對勢力。大地主和商人正逃往城市，在那裡散布農村恐怖的消息。這些人的出逃，使農村的商業受到破壞，特別影響到米、茶以及其他農產品的交易，這就導致在國民政府轄區內的長沙、武漢和其他城市的商業蕭條。1927年1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表達了這樣的擔心： 在北伐軍所占領的湘鄂贛等省的民眾，的確是已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已深入到鄉下去……群眾自動槍殺劣紳土豪的事屢見不鮮……設使現時的軍事失敗，必不免來到極大的反動。[183] 正在此時，毛澤東在長沙周圍的幾個縣實地調查農民的暴動。在其後來成為經典的革命宣言的報告中，毛澤東為暴力行動和農民奪取地方權力而高興；強烈要求，如果窮人理應推翻多少世紀以來的壓迫者，革命的同志就必須贊成這個絕對必要的暴力時期。按照毛澤東的闡述，農民的暴力行動完全是自發的。[184] 但是共產黨的領袖們漸漸感到極度的不安。1月26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分析了列強和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對共產黨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態度和看法，以下的引文十分重要。 國民黨右翼正變得日益強大……當前國民黨內部有一個極為明顯的反對蘇聯、反對共產黨和反對工農運動的趨勢。 向右轉的動向，首先是由於蔣介石和張靜江認為國內只應存在一個黨，一切階級應該合作，階級鬥爭應予禁止，不需要共產黨…… 第二個原因，是他們認為國民革命將很快成功，不久將出現一次階級革命的運動。當前最大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和軍閥主義，而是共產黨……因此，一個巨大的反共浪潮已經在國民黨內部發展起來…… 當前需要我們迫切考慮的重要問題，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翼及國民黨所謂溫和分子的結合，造成了內外反對蘇聯、共產主義和工農運動的形勢。這是極為危險的，而且是極為可能的。[185] 共產黨領導提出什麼對策與這種危險鬥爭呢？首先，中共應消除對國民黨的種種恐懼；這些恐懼是基於以下的意見：接近群眾的共產黨反對國民政府，不久將有一次共產主義革命。為了消除恐懼，中共應敦促群眾向政府提供財政和軍事支持；同時通過宣傳，解釋國民革命的勝利仍很遙遠，批判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並且警告國民黨不要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真正的革命者」，即不要反對工人和農民。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共應集中力量進行反英運動，延緩把反帝運動擴大到日、法、美三國，以孤立英國。中共報告很有信心地提出，「這些政策如果得到確切的執行，必將導致完全的勝利，也將阻止外國列強對中國的聯合進攻，並消除了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恐懼」[186]。 然而，還是出現了一系列的事件，在城市和農村中出現了層出不窮的對立行動（罷工、工商業倒閉、奪取土地和暗殺），各種各樣的宣傳、地方主義情緒不斷蔓延；最後是中國幾個主要權力中心，以及莫斯科、倫敦、東京、巴黎和華盛頓作出的決定——正無情地導致革命運動內部的正面衝突。 革命者之間日益擴大的分裂 1927年的2月份和3月初，武漢集團與蔣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間的裂隙，已成為非常明顯的事情，兩者終於分道揚鑣了。激進的左派更堅定地立足於武漢，並試圖抑制蔣介石的權力；而蔣總司令在其勢力範圍內鎮壓共產黨，派軍隊去攻取長江下游，並尋求新的中外勢力的支持。 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湖北共產黨領導人和蘇聯顧問已經在一起工作了數月，建立了以唐生智為中心的反蔣軍事聯盟。3月5日，一份在漢口俄文寫的秘密報告，報道了反蔣的軍事陣容。其中提到第三軍（朱培德）、第四軍（張發奎，當時為代理軍長）、第七軍（李宗仁）、第八軍（唐生智）、第十一軍（從第四軍第十師改編，陳銘樞）以及其幾支戰鬥力較弱的部隊，但是該報告警告說，倒蔣的內部鬥爭從來沒有完全成功。[187]寫報告的蘇聯人錯誤地估計武漢衛戍司令陳銘樞的觀點。陳銘樞此時已被派到南昌，去勸說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到武漢，參加有爭議的全會。陳將軍於3月6日從南昌回到漢口，當天晚上即迫使其放棄指揮權而離去[188]；該軍轉歸左派張發奎指揮。 此時在南昌，布留赫爾將軍及在蔣介石司令部的蘇聯參謀們，雖然反對立即向東突破，但仍制定了攻占長江下游地區的戰役計劃。布留赫爾主張向河南推進，去對付奉軍，與馮玉祥所部會師，然後沿隴海線向東推進。根據切列帕諾夫的說法（他的著作，部分根據蘇聯的檔案），鮑羅廷主張的戰役計劃，正與蔣介石相反。按照布留赫爾的計劃，在向長江下游進軍之前，應該沿京漢線北上，向鄭州和洛陽挺進，為的是與馮玉祥部會師，馮玉祥所部此時集中在陝西一河南的邊境。[189]雙方都在與馮玉祥的代表談判。事實上在1927年的頭幾個月，雙方都在與幾方面的指揮官談判，以鋪平勝利的道路——其中有安徽的陳調元將軍和王普將軍，河南的靳雲鶚將軍和魏益三將軍，江蘇的孟昭月將軍，上海的楊樹莊海軍司令和華庶澄將軍。 蔣介石與軍閥中最強大的張作霖之間，根據12月7日一次會上與鮑羅廷及國民黨一些領導人作出的決定，消滅孫傳芳和聯合張作霖，與其進行間接談判。[190]如果要消滅孫傳芳，重要的一步是勸說張作霖不要對其給予支持。但孫傳芳已經與張作霖及其部將張宗昌結盟；張宗昌率直魯聯軍南下，支持——或代替孫傳芳。蔣介石通過中間關係與張作霖的談判，一直持續到3月份，並打算推遲與奉軍作戰。蔣介石可能指望騰出更多的力量來對付武漢的對手。張作霖作出了保持中立和劃定勢力範圍的承諾；其中顯然還包括蔣介石與中共決裂，並對其實行鎮壓。 在2月和3月份，一些共產黨作者抗議蔣介石與張作霖和日本談判的「罪行」。[191]有大量證據證明，為了有助於與張作霖的談判，以及預期對上海的強攻，蔣介石正在謀求與日本達成諒解。通過各種方式，蔣介石試圖使日本以及其他列強相信，不用擔心北伐軍攻占上海的後果。[192]對於國民黨陣營中的分裂日益加劇，日本政府漸漸相信其有可能同蔣介石達成諒解。[193] 蔣介石進行攻奪上海的戰役，需要用錢，所以對武漢政策抱怨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提供經費。蔣介石是寧波人[194]，曾長期住在擁有巨大寧波幫——在工商界和下層社會都有很大的勢力的上海，又在上海有許多各方面的有利關係。1926年下半年，上海華人商會會長虞洽卿到南昌訪問蔣介石，並稱上海工商界領袖願慨然以資金相助，共襄蔣氏率軍攻占上海。據說另兩位到南昌的來訪者，是上海黑社會巨頭和法租界巡捕首領黃金榮，以及與蔣介石結拜異姓兄弟的黃郭，在上海充當籌措資金的中間人。黃郭交給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一封蔣介石的密函，要求中國銀行增加財政援助。張嘉璈在1927年1月撥給蔣氏數十萬元。蔣介石派軍需局局長俞飛鵬前往上海安排貸款事宜。俞飛鵬又從中國銀行提取了100萬元；據推測，又用類似辦法在別處得到更多的錢。美籍猶太人喬治·索克思可能勸說英美菸草公司預支200萬美元（以未來的印花稅擔保）匯入中國銀行，以資助何應欽的第一軍。[195] 行動和反行動 當薛岳的第七軍第一師於1927年2月18日占領杭州時，蔣介石攻占上海的計劃向前邁進了一步。蔣介石從江西東部向浙江省城的猛攻，得到第二師的援助，也得到上年12月倒向北伐軍的周鳳岐將軍率領的第二十六軍的支援。何應欽任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196]東路軍攻占杭州（乘火車到上海，距離為130公里）後，謹慎地向距上海約47英里要衝的嘉興推進，雙方都在準備一場不可避免的上海爭奪戰。孫傳芳總司令[197]與南京的新盟友張宗昌總司令[198]商量後，把上海的防務移交給直魯聯軍。在過渡時期，孫傳芳的部將李寶璋將軍仍擔任淞滬警備司令。在此期間，上海市內的共產黨領導人在爭取群眾的支持下，發動了反孫傳芳總司令的第二次上海武裝起義。起義從2月19日持續到24日，使上海市陷於一片混亂之中。[199] 起義顯然具有兩個目的：擾亂孫傳芳的後方以支援北伐軍的進軍；在國民革命軍到達之前，爭取儘可能多的控制一些城市，使之成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掌握的工具。起義是在總工會的恐嚇小組的威脅下，又殺了幾個反對罷工的中國工頭及其他的人，才強制進行的。[200]李寶璋無情地鎮壓起義，派大刀隊到上海大街上去斬殺宣傳煽動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學生。可是，起義導致數十萬工人（報道的幾種數字大不相同）進行政治性鬥爭，顯示出上海共產黨人的力量。不過，這樣的結果，也會更堅定上海工商界和國民黨反動派反共的決心，也會加強英國政府防止另一次「漢口事件」的決心。法國、日本和美國已做好保護其僑民的準備。這樣，蔣介石在尋找新盟友時，起義很可能給予其創造條件；同時也加劇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月26日政治報告所預見的危險，即外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以及國民黨內的溫和分子結成聯盟，反對蘇聯，反對共產主義和工農運動。 1927年3月10日，拖延已久而又爭論激烈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漢口召開。出席會議的33人中，沒有蔣介石；蔣氏留在南昌準備向長江下游進軍的計劃。除了三人外，與會者都可確認是國民黨左派（在當時），或是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201]會議共開了一個星期，通過一系列「恢復黨的權力」的決議，對黨的領導層和政府的各個委員會進行改組；選出蔣介石的政敵汪精衛為國民黨領導，而此時汪氏正在由莫斯科返國途中。蔣介石雖在一些委員會與其他人處於平等地位，但卻排除其在黨的主要決策機構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外。全會重新設立軍事委員會[202]；該委員會在北伐開始時被撤銷，為的是便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工作。蔣介石雖被選為軍事委員會七人主席團[203]成員之一，汪精衛在名單中列名第一；其他有唐生智、鄧演達和徐謙三人，也都是蔣介石的對頭。汪精衛代替蔣介石，被選為黨的重要部門的組織部長；在汪精衛回國以前，該部的鄰導工作由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吳玉章代理。 對蔣介石及其集團另一個打擊，是宣布廣東和廣西兩省黨部和廣州市黨部選舉無效的決議；而該三地黨部的改組，是在張靜江和陳果夫[204]指導下進行的。另一項關於統一對外關係問題的決議，禁止不負責外交工作的任何黨員或政府官員——尤其是軍官，不得直接或間接與帝國主義國家接觸（除非奉命），否則將被開除出國民黨。這項決議是針對蔣介石的，因為蔣氏不久將率部不可避免地在上海與外國勢力接觸[205]其他的決議。決議號召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更多地進行合作，決定停止在國民刊物上批評另一黨；恢復成立一個有共產國際代表參加的聯合委員會，以解決兩黨的矛盾和衝突。決議請共產黨指派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和省政府；敦促加強對群眾運動的指導，特別是對農民、工人運動的聯合指導。最後，決議派一個三人代表團去共產國際，商談關於中國革命及其與世界革命關係的問題。[206] 正當漢口準備實施這些決定以削弱蔣介石的權力時，蔣介石集團在江西採取了反對共產黨員和左派的行動。3月11日，蔣介石的一個部下處決了贛州（江西省南部的一個主要城市）總工會的共產黨員領導人陳贊賢[207]，並解散了工會。3月16日，正當蔣介石準備發動向長江下游攻勢時，下令解散支持武漢集團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並由其部下將南昌市黨部加以改組。蔣介石數日後抵九江時，其部下用武力鎮壓共產黨領導的九江總工會和國民黨九江市黨部。3月19日，蔣介石來到安徽省城安慶；安徽省是由於陳調元和王普歸附北伐軍倒向國民政府的。3月23日，在五個匆忙組成的反共省協會（其中之一取名省總工會）和共產黨員之間進行了鬥爭。最後導致共產黨員的離去。[208]這些都是不祥之兆。 奪取南京和上海 蔣介石攻取長江下游的幾座重要城市的計劃，是沿江兩條路線實行猛攻。一路沿長江兩岸而下：江右岸的軍隊由程潛統率，目標是南京；江左岸，即江北岸的軍隊由李宗仁統率[209]，目標是切斷敵方南北聯繫的生命線津浦鐵路。另一路是指向上海。上海位於杭州、南京三角地區的東端，其西南角為杭州，西北角為南京，大運河和太湖構成了大三角的底線。3月中旬，已經攻取杭州的東路軍，在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的率領下，在距上海不遠處進入陣地。同時，東路軍總司令何應欽率部沿太湖東西兩側向北推進，以切斷滬寧鐵路，這是孫傳芳殘部和畢庶澄指揮的魯軍的主要退路。駐上海中國艦隊的楊樹莊海軍總司令，早已通過其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鈕永建與北伐軍進行談判。3月14日，楊樹莊宣布海軍艦隊歸附國民政府；在此以前，楊樹莊已派三艘艦隻溯江直抵九江，供蔣介石使用。3月下旬，因北伐軍的進攻以及鐵路工人的罷工和鐵路遭受破壞，張宗昌在前線的部隊必須朝南京方面撤退，否則即面臨被包圍的危險。 3月18日，東路軍一次進攻，突破了松江防線，北軍[210]撤入上海，但沒有進入租界。租界由一支多國部隊在各路口嚴密設防保護。畢庶澄進行歸附北伐軍的談判，把作戰計劃交給了鈕永建[211]，然後乘日本船逃到青島，再由青島前往濟南，在濟南被捕處決。 3月21日是星期日，當白崇禧率部逼近上海南郊時，上海總工會發動了「第三次武裝起義」。現在工人糾察隊約有3000人，由黃埔軍校的學生擔任訓練，部分人配有長槍或短槍。有幾個游擊小組已滲入市區，恐嚇小組——西方報道稱之為「黑衣槍手」又在活動。起義在中午開始，工人糾察隊和槍手襲擊街頭的警察，占領了華界的警察署，還搶去了武器。與此同時，數千名工人舉行了總罷工（有的地方有時是強制舉行的）。當時的氣氛是慶祝和歡迎國民革命軍，滿市掛滿了國民黨的旗幟。經過一整天的混亂之後，共產黨組織的地下力量，在群眾支持下，除了租界外，似乎已解放了上海，儘管還不清楚國民黨代表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起義。約有4000或5000名北軍仍集結在滬寧鐵路北站附近的閘北。根據當時的報道，發生了多起搶劫、縱火和殺人事件，部分是北軍所為；另一些則是占領某一地區的小股武裝分子所為。在這些非正規的武裝人員中，有的可能既不屬於國民黨，也不屬於共產黨。但是，起義表現出一些共產黨領導人明顯的意圖，即控制除了租界以外的地區，為組織臨時政府做準備。領導上海起義的人中，有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和汪壽華。 3月22日，白崇禧將軍率部兩萬餘人進入上海，並在市區南部兵工廠設立司令部。白將軍部下的薛岳將軍，指揮戰鬥力頗強的第一師，肅清了北軍的殘部，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租界裡被俘的。白將軍發布維持社會秩序的命令，下令所有非正規的武裝人員立即編入北伐軍中，或交出武器後予以解散；並向外國當局保證，絕不允許使用武力接管外國租界。白崇禧下令，限3月24日停止總罷工。在23日至26日的四天內，北伐軍在幾個游擊中心發動了一系列的攻擊，圍捕了20多名自封的司令（其中有一名共產黨的領導人）和許多「黑衣槍手」，據說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處決。幾支武裝良好的工人糾察大隊仍留在三個中心，把控制範圍擴大到黃浦江對岸的浦東。[212] 地圖17　長江下游地區 北軍於3月23日撤離南京，當日晚，程潛將軍指揮的江右軍隨即進入南京城。24日清晨，江右軍士兵有組織地搶劫了英、美、日三國領事館，打傷了英國領事；並襲擊和搶劫全城的外國僑民，殺死兩名英國人、一名美國人、一名法國人、一名義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士兵。當日下午3時30分，兩艘美國驅逐艦和一艘英國巡洋艦，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區周圍，發射了一陣組成屏障性的炮彈，以掩護約50名外國人（大部分為美國人和英國人）逃離。根據中國人單獨的調查，向這片人口稀少的地區炮擊，共殺死4名、6名或15名中國平民和24名軍人[213]；更公布了中國和俄國的報告，斷言數千名中國人被殺。炮擊很快抑制了對外國人的進一步的襲擊。下午進城的程潛將軍，對部隊重申紀律。25日，所有希望離開南京的外國人都可以妥善安排撤退，雖然外國財產又被搶掠和焚燒了幾天。[214] 除了穿北伐軍軍服的士兵真正參加外，究竟誰對南京事件負有實際責任，對此迄今仍無定論。3月25日，程潛發表公開聲明中稱：「搶劫僑民財產，焚燒房屋的，是南京城內的反革命分子……從事煽動的敵對勢力和一些地痞流氓，他們甚至造成一些傷亡事件。」同日，第六軍第十七師師長楊傑告訴日本領事森岡正平，士兵是受到南京共產黨員的煽動。各領事向其政府報告說，暴力行動是由第二、第六和第四十這3個軍的共產黨員黨代表和下級軍官、共產黨南京地方委員會的黨員計劃的。北伐軍將領給武漢的報告中，把襲擊歸咎於北軍和穿北伐軍服的流氓。但是西方在華外交官及其本國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日本領事的說法——共產黨的煽動。[215]這個解釋，後來也為國民黨中的蔣介石集團所接受。 南京事件是北伐期間唯一的事件；以前外國僑民從未遇到過如此廣泛的襲擊，並遭受如此嚴重的生命財產的損失。這次事件給上海的外國租界引起了恐慌，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和義大利在北京的公使就是否報復問題，在其內部和與各國政府進行磋商，就有關報復的一系列要求取得一致意見；但即使在國民政府尚未道歉和懲處有罪者之前，各國政府並不同意給予制裁。日本政府在外務相幣原喜重郎的影響下，試圖抑制英國和其他列強，使之不要採取好戰的態度，同時也希望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溫和派領袖，「解決目前的爭端，並最終穩定整個南方的局勢」；總之，鼓勵蔣介石去反對其黨內的激進分子。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通過蔣介石的親密同事黃郭，把這意見轉達給蔣氏。但是，英國對國民政府的態度日趨強硬，此時已經具備進行各種懲罰的實力，不過美國政府卻不同意參加制裁。結果持久的國際間爭論後，各國沒有採取直接的制裁行動；而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的發展，使這些想法也變成多餘的了。[216] 武漢政府在開始時，對南京事件很不了解。外交部長陳友仁從英國駐漢口代表台克滿處獲悉事件的詳情，並得到美國和日本領事的證實。直到4月1日，中央政治委員會才得到南京事件的大量報告，了解到外國首都反應的一些跡象，於是認真考慮如何應付這個局面。看來英國和美國準備進行干涉，而日本的政策仍不明朗。鮑羅廷直率地指出，「如果帝國主義者真的幫助反革命，這能導致革命的毀滅」。鮑羅廷的建議是人們很熟悉的，就是分化英國和日本。通過日本解除日本人對革命的恐懼，保證在華的日本人，特別是在漢口的日本人的安全（根據陳友仁的說法，日本僑民怕漢口的日租界被中國收回），這是武漢政府能夠做到的。武漢方面每天對外國進行宣傳，特別是對日本和英國民眾發出道義呼籲，希望其能起來反對干涉；宣傳的內容是責備帝國主義應對南京事件負責。武漢方面同時明確所有的群眾組織，特別是向武裝同志解釋，在華外國人應受到保護的政策是政治委員會通過的方案。[217] 事態的發展，很快使政治委員會向日本保證漢口日租界的安全化為泡影。4月3日，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車夫發生鬥毆，導致人力車夫被殺害。於是憤怒的群眾打死了兩個日本人（根據中國人記載，共抓獲了10個日本人）。在這一觸即發的危急局勢中，日本的海軍陸戰隊在漢口登陸，用機槍向群眾掃射，射殺中國人9人，傷8人。日本租界當局撤走了大部分婦女兒童，關閉並派兵把守日租界的邊界道口，同時派來更多的艦隻駛來漢口。為了與政策保持一致，武漢政府試圖儘量縮小事件的嚴重性，同時要中國人冷靜下來，下令嚴格禁止對日報復。[218]武漢政府的命令，是武漢領導集團為了控制革命事態的迅速發展，所作出的重要努力之一。 控制上海的鬥爭 蔣介石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來到上海。在爭奪上海控制的鬥爭中，這個鬥爭只是爭奪國民革命權力的一個方面；各派力量立即開始重新組合。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一邊，是擁有武裝工人糾察隊的總工會，幾個學生、婦女、新聞工作者和小商小販的「群眾組織」，以及當地的共產黨員；蘇聯對之提供建議和一些物質援助。國民黨的一邊，有上海及周圍幾支北伐軍的指揮官（也許薛岳除外）；國民黨「老資格的右派」成員，早把上海當成其營壘，並與工商界的巨頭有良好的關係，而這些巨頭有各自的理由反對好鬥的勞工運動。最後是上海下層社會的幫會領袖，總工會在與這些幫會領袖爭奪對上海工人的領導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國當局和巡捕傾向於一方（維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權繼續下去的一方），支持這些勢力的，大部分是外國領事。作為領事們的後盾，是一支約有40艘軍艦和1.6萬名士兵的兵力。這顯然是一場力量不平衡的鬥爭，但雙方各花了三個多星期時間準備。 左派試圖發動上海的群眾來取得支持。星期日，總工會在閘北湖州會館設新辦事處，汪壽華主持了一次集會。在會上，許多組織的代表通過了幾項決議，要求歸還租界，保證支持國民政府和上海臨時政府，強烈要求薛岳的一師兵留在上海（謠傳薛岳這一師兵即將調走）。在浦東，一批工人被指控為反革命，據報道，已被總工會下令處死。這天下午，在距法租界不遠的西門召開盛大的集會上，發言者發表了措辭激烈的演說，要求立刻占領租界，否則即舉行總罷工。國民革命軍阻止了會後的遊行隊伍進入法租界。美國總領事報告說，局勢非常緊張，甚至懷疑蔣介石是否有控制這種局勢的意志和能力。[219] 蔣介石將軍試圖緩和緊張的局勢，想以此使對手能平靜下來。在同一天，即3月27日的晚上，蔣介石會見了幾名美國記者，表示其對各國的友好態度；認為外國人準備保衛租界的行動，是「驚慌失措」的表現；也否認國民黨內有任何的分裂。蔣氏並且認為不管共產黨員的政治信仰如何，但其作為革命運動的參加者是無可否認的。蔣介石把南京事件歸咎於穿北伐軍軍服的北軍部隊。在3月31日的另一次對外國記者的會見中，蔣介石抗議外國兵艦對南京的炮擊，認為這引起強烈的排外情緒，呼籲不要把這個事件擴大。蔣介石並要求上海的租界當局採取措施，以緩和中國民眾和外國僑民之間的緊張關係；聲稱已發布命令，禁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其他行動損害外國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蔣介石要求外國當局結束戒嚴令，撤走外國的軍隊和軍艦，由國民革命軍來保護外國租界。總工會已在前一日發表宣言，駁斥北伐軍和勞動階級已經分裂的謠言，宣布外國租界將被工人糾察隊攻擊的說法是不實之詞。[220] 蔣介石受到幾個方面的催促，要求鎮壓上海好鬥的勞工運動和約束共產黨員；但這需要時間。虞洽卿和一家日本大航運公司的買辦王一亭及伍朝樞等巨頭，組成了一個商業聯合會，在3月29日派代表去見蔣介石，強調立刻恢復市內和平秩序的重要性，並為蔣氏提供支持。[221]日本總領事矢田在蔣介石到滬後不久，數次會見蔣氏的結義兄弟黃郭，敦促蔣將軍鎮壓搗亂分子，對南京事件進行賠償的善後事宜。《北華捷報》的評論指出，如果蔣將軍「要拯救其同胞免於赤禍，就必須迅速無情的行動」[222]。 在國民黨內，以吳稚暉為首的一批元老也逼蔣介石清黨。這些元老，都是國民黨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二大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223]3月28日，12名常務委員中的5人舉行非正式會議，通過了吳稚暉提出的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的決議。這一行動後來被稱之「護黨救國運動」。其他與會者，為中國知識分子「老前輩」蔡元培，孫逸仙和蔣介石的富有庇護人張靜江，辛亥革命的老戰士和孫逸仙的財政負責人古應芬，歸國的留法學生領袖李石曾。4月2日，這5位監察委員再次會見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陳果夫，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兩名候補監察委員黃紹竑和李宗仁也在場。李、黃二人是廣西集團的領袖，黃紹竑是應蔣介石電召來上海的。這次會議，列出在國民黨內擔任重要職務的197名共產黨員或親共分子名單，並將名單提交中央監察委員會，對其實行監控。[224] 蔣介石邀約國民革命軍的主要將領前來上海交換意見，其中有南京來的程潛、賀耀組和何應欽，江左軍的李宗仁，廣西的黃紹竑，廣東的李濟深，以及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趕出武漢的陳銘樞，安徽的柏文蔚和王普，浙江的周鳳岐——這些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衛在巴黎「休假」後經莫斯科返國，於4月1日到達上海，受到盛大的歡迎。也許只有汪精衛才有足夠資望來彌合黨內日趨明顯的分裂。在以後數天中，汪精衛與武漢派來的宋子文，監察委員會派的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與汪氏的舊同僚胡漢民，以及中共的總書記陳獨秀等，進行頭緒紛亂的會談。4月3日，蔣介石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領發出通電，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衛歸國，並稱從即刻起，全部軍事、政務、財政和外交事務悉由汪主席決斷，其本人僅指揮若干軍隊，且願意亦如其他將領一樣服從於汪主席。蔣氏並稱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確立黨的權威，以便完成國民革命和加快實現三民主義。在私下裡，蔣介石強烈敦促汪精衛驅逐鮑羅廷，清除黨內的共產主義分子，並警告汪精衛切不可去武漢，否則其必將成為共產黨的人質。其他的人也請求汪精衛參加清黨。但汪精衛主張此等大事，必須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來決定，並要求各同志不得擅自行動。[225] 汪精衛與陳獨秀討論的結果，4月5日上午的上海報紙上發表了兩人聯合聲明。聲明首先強調革命陣營內部繼續團結的必要性，認為共產黨不論有過什麼過錯，但從來沒有主張推翻友黨的國民黨；中國即使在將來，也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需要的是一切被壓迫階級用來對抗反革命的民主專政。聲明提倡兩黨黨員之間的合作精神，並用領袖孫逸仙的聯共政策提醒國民黨黨員。聲明試圖平息當時在上海流傳的兩種「謠言」——共產黨準備組織工人政府，沖入外國租界，攪亂北伐軍和推翻國民政府；國民黨的領袖們正計劃從黨內驅逐出共產黨員，鎮壓工會及工人糾察隊。其實，這純屬謠言，兩黨都沒有這類意圖。聲明最後告誡所有的同志要除去懷疑，制止謠言，為革命利益和為兩黨利益而互相尊重，互相善意地進行協商。[226] 同一天上午，汪精衛出席有更多黨內元老和國民革命軍將領參加的會議，會議的情緒激昂，爭吵得空前激烈。當日傍晚，汪精衛偷偷登上一艘輪船前往漢口。汪精衛在留給張靜江（張人傑）和蔣介石的信中說，其前往武漢，是安排4月15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解決國民黨內的爭端。[227]武漢政府通過中國報刊和大約程潛4月6日的個人報告，才充分了解到上海幾次會議的情況。程潛在上海與蔣介石商談，又會見了吳稚暉和李石曾，然後把軍隊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漢。[228]武漢政府對蔣介石及其同謀者已無任何約束能力。同時，武漢政府也因自身的問題被困擾得焦頭爛額。 革命者內部日趨激烈的暴力行為 在4月12日前兩個星期，許多城市爆發了激進派和反激進派的較量，表明革命陣營內部出現的衝突正在激化。這些派別的鬥爭不僅是為了權力的角逐，在衝突背後還隱藏著對革命意義的重大分歧。在現階段，國民革命的目標是消滅軍閥和清除帝國主義的特權，重新統一中國呢，還是一場解放勞苦大眾的階級革命？在農村，佃農發動起來是為了奪取土地，還是實行減租減息？在城市，工人階級是否不但要資本家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還要通過工會對企業進行控制？群眾通過謀殺的暴力行為，是不是把下層階級從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唯一辦法？總之，隨著國民革命的進展，社會革命應當進行到什麼程度？民族主義使革命陣營團結，而社會革命卻使革命陣營分裂。 對於這些問題，社會各階層的領袖，從激進到保守，都各持有不同的強烈信念。這種信念上的不同，遂導致國民黨地方黨部和政府委員會的權力之爭，各黨派競相向下級軍官和士兵灌輸自己的主張。在革命者——人人都認為自己是革命者——中間，存在著對立的青年、工人、農民、商人和小業主的組織。有的受共產黨的強烈影響，有的或為其所控制；而其他的一些則是反對共產黨的。在勞工運動中，非共產黨的工會組織者與一向視工人運動為其獨占領域的共產黨活動家之間的對立，可以追溯到六年以前。 城市中爆發的衝突，都循著一種固定的模式。首先是激進分子通過宣傳或街頭講演，來動員群眾參加愛國集會和遊行（行動時，分發傳單和口號，其中有一些是譴責保守的國民黨領導人），來贏得社會的支持。受共產黨控制的總工會的武裝工人，即工人糾察隊，保護激進分子的設施，並迫使工人罷工。反激進的行動也循著一個統一的模式，例如許多城市都出現相同的標語，「擁護蔣總司令」，「驅逐鮑羅廷」。在有些地方，隨著衝突的激烈化，軍事長官會下令逮捕共產黨嫌疑分子，封閉其所控制的組織。有幾次，忠於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也卷了進去。在軍隊的援助下，一個對立的勞工組織會進攻總工會的地方辦事處，並解散其糾察隊的武裝。4月12日，對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毀滅性打擊，不是一次突然的襲擊。 在浙江省城杭州從2月18日被攻占之後，衝突的一方是國民黨左派的黨部、工會和學生會；另一方是反共的工會聯合會、黃埔同學會和東路軍後衛隊。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中，一名很有影響的共產黨員宣中華，試圖逮捕工會聯合會領導人，解散聯合會，但受到公安局長和後衛部隊司令的抵制。3月30日，在工會聯合會遊行的職員和工人與總工會的武裝糾察之間發生流血衝突以後，後衛部隊司令官禁止總工會在次日舉行集會和遊行，違者將武力鎮壓。當學生和工人在工人糾察隊率領下以各種方式遊行時，士兵向遊行隊伍開槍，包圍了國民黨左派黨部，並縱火焚燒，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暴亂者搗毀了總工會總部。[229] 同在3月31日那天，遠在西部的四川省重慶出現了搗毀總工會和其他的左派組織，以及處決許多共產黨嫌疑分子的事。重慶的國民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衝突，可以追溯到1925年。主要右派領導人之一為石青陽，他是老資格的國民黨員，也是1925年反對國共合作的西山會議的主要成員。在1926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四川有兩個省黨部、兩個總工會和其他的對立組織。左派領導人中的兩名共產黨員，是老資格的革命家吳玉章和後來聞名於世的劉伯承。1926年11月，控制重慶的四川將領劉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驅散右派組織[230]。這事發生在北伐第一階段的高潮期，當時國民黨左派正呈上升趨勢。可能在1927年初，蔣介石和南昌的中央政治會議命令反共的向傳義[231]和呂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劉湘和重慶戒嚴司令王陵基採取反對共產黨行動。2月，呂超帶領一隊黃埔軍校學生到劉湘軍中工作。其他的反共集團也在組織之中，而且大部分軍事將領都表現出敵視激進分子的情緒。為了加強自己這一方的力量，國民黨左派計劃在3月31日舉行一次大集會，表面上是為了一星期前炮擊南京事件反對英美帝國主義，但也是為了激起反對蔣介石的情緒。戒嚴司令王陵基得到劉湘將軍同意後，派兵包圍了會場，逮捕了共產黨嫌疑分子，搜查了吳玉章辦過的兩所學校，查封了省城和大城市以及縣的國民黨黨部、省農會辦事處、總工會和《四川日報》。[232]根據作者掌握的材料，這些單位都為共產黨所控制。[233]當工人糾察隊抵抗軍隊的逮捕時，出現了嚴重的流血事件。6名重要的地方共產黨員犧牲。根據另一名共產黨員給武漢政府的報告稱，有400多人被槍殺，糾察隊全部被擊潰。從此清黨遍及四川全省。[234] 4月2日在南昌，輪到左派去推翻其對手了。江西是國民黨兩派競爭的場所。北伐軍占領江西後，許多共產黨員在此地進行活動。蔣介石把總司令部設在南昌後，中共黨員的活動受到了抑制。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以及省政府委員會，主要由「清一色」的國民黨員所組成，由有威信的老資格革命家李烈鈞任江西省政府主席[235]，但南昌的國民黨黨部卻為左派所控制。當蔣介石1927年3月離開南昌時，李烈鈞解散南昌國民黨黨部；但隨著李氏也離開了江西，武漢政府遂得以加強在江西的影響。3月26日，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一個8人委員會，來改組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和省政府委員會。8人中有6人是雙重黨籍身份。3月30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為江西省政府主席，爭取其對左派的支持。為了執行武漢的決定，左派動員其在學生和勞工中的支持者，在4月2日發動了突然襲擊。在這次事件中，朱培德部下的南昌警備司令王俊顯然給予了配合，或者保持中立。後來成為著名的共產黨將軍的朱德，當時負責軍官教導團和主持南昌軍校[236]，支持這場突然襲擊。在省政府任職的一批國民黨員，約有20人被處死。李烈鈞離去後，朱培德擔任了其渴望的江西政府主席，並恢復了秩序。在收到蔣介石一封嚴厲的電報後，朱培德保護了被捕的國民黨官員，但還是有數人被人民法庭判處了死刑。 在福州，左、右兩派力量的比較似乎比較平均，事態的發展也呈現略為不同的形式。國民黨內的兩名共產黨員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省黨部，並派員到各縣去組織分黨部和建立一個政治講習所；其中的一批教員是共產黨員，通過黨部成立通常的青年、婦女、農民和工人的組織。在另一方，「純粹的」國民黨活動家成立了青年、婦女和工人的反共組織，甚至成立反共的總工會和省農民協會。此外，當時仍在福州的何應欽，不准共產黨控制的工會組織糾察隊，也不准成立農民自衛隊。在3月份，雙方試圖在示威行動中集結各自的力量，並出現了雙方的街頭衝突，但衝突被警備司令壓制了下去。3月19日，黃埔同學會福州分會成立，從而加強了反共一方的力量。4月4日，保守派力量在一次「擁蔣護黨」的集會上，集結了保守分子，通過擁護蔣總司令為革命領袖，驅逐鮑羅廷，處分徐謙、鄧演達和譚平山的決議。作出這類決議的指示，只可能來自上海。集會還決定懲罰「破壞黨的工作」的地方共產黨黨員和左派分子，包括馬式材和李培桐。美國駐福州的領事報告說，「實際上等於反共產黨的政變，包括完全改變省的行政機構……據說是直接奉蔣介石之命行事的」。4月7日，一個更為保守的國民黨領導集團正式組成新的省黨部。同一天，馬式材和其他幾個人逃離福州，失敗的一方約有10人「先後落網而被處死」[237]。 4月6日，北京外交使團准許京師警察廳對蘇聯使館的一處建築物進行突然搜查。外交使團頒發搜查證的理由，是懷疑中國共產黨正在利用中東鐵路和遠東銀行在使館界的辦事處，策劃在北京舉行暴動。在搜查中，警察逮捕了22名蘇聯人和36名躲藏在內的國民黨黨員。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締造者和主要理論家之一的李大釗。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9名執行委員中，有6人被抓。警察發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件、共產黨黨旗、印章和一些武器彈藥。此外，警察看到蘇聯使館武官處的蘇聯人正在燒文件時，撲滅了火勢，搬走了7卡車文件。[238]這次搜查的直接後果，是破壞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北方的活動，還可能破壞了蘇聯軍事顧問與北京蘇聯武官處的聯繫。4月7日，天津法租界當局搜查了租界內的蘇聯機構。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命巡捕包圍蘇聯領事館，禁止人們接近。這樣，西方列強確實削弱了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援助。經過京師高等審判廳審判，李大釗及其他19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國人，於4月25日被處死；其他10人被判處徒刑。在被處死的19人中，有數人是北京共產黨組織懷疑的國民黨黨員。 在上海，許多跡象預示，蔣介石及其支持者，最後必與武漢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決裂。據報道，蔣介石的兩名親信楊虎和陳群，是與杜月笙的中間聯繫人；而這位杜大亨則是長江下游最有實力的下層社會的幫會領袖之一。楊虎、陳群勸說杜月笙領導這次反共行動。杜月笙為此成立中華共進會；4月3日，公共租界捕房已得知青幫領袖募集數百名武裝亡命之徒，將住進法租界；蔣介石已給予其首領60萬元巨款。4月7日，公共租界捕房得知，這些亡命之徒目的是攻打總工會總部。[239]杜月笙與上海總工會的共產黨領導人汪壽華相認。確切地說，杜月笙的共進會和汪壽華的總工會之爭，是爭奪對上海工人某些部門控制的冤家對頭。 在4月份的頭三天，第一軍第二師師長劉峙將軍奉蔣介石和白崇禧之命，派兵攻打一支糾察分隊的武裝游擊隊，擊斃了數十人，逮捕了其餘的人押至龍華受審。劉峙的副官在4月4日告訴《字林西報》記者，「將近一個師」的非正規部隊已被解除武裝；因為總工會的工人糾察隊未干預軍務，「隊員沒有被解除武裝」。但是如果糾察隊有任何破壞安定的行動，「也將被鎮壓和解除武裝」。4月5日，蔣介石頒布戒嚴令，命令解除所有未編入國民革命軍而攜帶武器的人員。次日，白崇禧封閉了武漢中央在上海設立的總政治部辦事處，並命令檢查漢口發來的電報和信件；8日，對設在毗鄰法租界南市的總工會總部進行搜查，19名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捕。[240]同時，蔣介石把第一師和第二師調往南京[241]，在那裡還有其要做的事。 蔣介石所以要把軍隊調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與其盟友準備在南京成立的政府。為此，蔣介石必須保衛南京免受北軍的來犯，同時也為消減內部的顛覆分子。蔣介石命令第二軍和第六軍渡江北上，去迎戰敵軍，並派第一軍的兩個師來加強南京的城防。這兩個師的大部分軍官是原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是能夠服從其命令的。[242] 在南京城內，一場複雜的鬥爭正在進行。第二軍和第六軍的兩個政治部，分別是由雙重黨籍的黨員李富春和林祖涵領導。李富春是留法的年輕歸國留學生，屬於激進派。林祖涵是參加同盟會的老資格革命家，又是重要的國民黨領導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3月24日北伐軍攻下南京後，在這兩個軍政治部的領導下，開始成立總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的正常活動。在第六軍攻下南京時，林祖涵不在軍中，在3月底才來軍中停留數日，為武漢一方爭取支持。4月1日，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才從上海搬到南京。江蘇省黨部是一個左派集團，其中據說是中共黨員的張曙時和侯紹裘是兩位引人注意的人。張曙時曾代表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出席第一屆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全會，於4月3日由漢口乘船順流而下，到了南京；後來給武漢政府的報告雖有偏見，卻是關於南京正在發生衝突的第一手材料。張曙時知道兩名「反革命歹徒」已組織了對立的市黨部，但第六軍政治部關閉這個機構，逮捕了該機構的幾個黨徒。張曙時知道這是一個不祥的消息。蔣介石已指定「安徽省黨部的破壞者、流氓楊虎」負責南京特別區的工作，同時指定另一個「反革命歹徒」實行破壞活動。這些人組織了一個「主要雇用打手」的勞工聯合會。這個聯合會受到公安局長溫建剛的庇護，政治部也不能將其關閉。公安局禁止集會，違者將以武力鎮壓。省黨部於是決定舉行慶祝軍民聯合的集會，第二天再舉行慶祝汪精衛歸國大會。第一個大會令人失望，因為第二軍和第六軍已渡過長江，只有第六軍政治部和少數武裝同志出席了會議，第一軍則無人參加。[243]這是軍事力量發生變化的信號。與此同時，漢口的鮑羅廷聽了程潛和李富春關於蔣介石計劃的報告後，在4月7日召開緊急政治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應當遷到南京[244]，但為時已晚。 蔣介石和何應欽在4月9日上午到達南京，留下白祟禧和周鳳岐駐守上海；南京實施了嚴格的戒嚴令。曾計劃舉行盛大集會歡迎汪精衛的人，感到應該加一些歡迎蔣介石的標語和旗幟。但是集會顯然永遠不能舉行了。一批武裝歹徒——雇用費每天4元——搗毀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和南京市黨部，捆綁了省、市黨部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農民部和商人部的負責人、宣傳部和婦女協會的幹事、書記處的職員，一齊交送公安局，有數人據說是共產黨員。張曙時在搜查時躲藏了起來，但後來還是被捕，關了一夜；因之得知蔣總司令是這些行動的幕後人。為了反擊這次襲擊，左派工人到總司令部向總司令請願，要求保護國民黨省、市黨部和總工會，但沒有結果。第二天，左派成功地舉行一次大會。會後群眾又去見總司令請求保護，但與軍警發生了衝突，許多人受傷。4月10日和11日是恐怖的兩天：武裝歹徒攻打總工會，憲兵搜查張曙時同黨居住的旅館和其他地方，抓走了一批人；侯紹裘與另外一些人被殺；張曙時乘小船通過水閘[245]逃走，前往漢口。[246]對於武漢的支持者來說，南京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廈門和寧波在4月9日和10日也發生了類似的衝突，以保守的一方取得勝利而告終。在廣州，美國領事在4月9日的報告說，局勢正變得非常緊張，可以預料，溫和分子和共產黨員之間的衝突在任何時候都會發生。中國報紙發表了李濟深自上海來電，聲稱漢口的行政當局已為共產黨所把持，其命令就不必服從。[247]這顯然是對4月15日開始恐怖清洗的暗示。 儘管有這些事件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產黨領導集團對之卻束手無策。由於缺少4月份前兩周的黨內文件，所以難以了解中央委員會和總工會領導人所做的準備。陳獨秀後來透露，共產國際曾指示共產黨把所有工人的武器隱藏或掩埋起來，以避免和蔣介石發生衝突。按照A.曼達利安的說法，電報是3月31日發出的，隱藏或掩埋武器的命令顯然沒有執行。[248]相反，中共領導集團試圖對工會和糾察隊實施嚴格的紀律，爭取公眾的支持，準備在敵方試圖解除工人武裝時進行一次總罷工。在一艘因罷工停駛的船上舉行秘密會議以後，上海總工會在4月4日舉行了一次較為公開的集會，由總工會執行主席大膽敢幹的汪壽華主持，決定——也就是宣布糾察隊員在使用火藥武器時，必須服從總工會的規定。工人如果沒有工會的命令，不得宣布罷工；應告知公眾，保持武裝糾察隊的必要性。4月5日，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聯合聲明，旨在緩和緊張空氣和取得公眾的支持。但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決定，如果任何人試圖解除工人武裝，總工會即下令舉行總罷工。在閘北，工人糾察隊進行武裝遊行來顯示力量。7日，工會代表的一次集會決定，如果有任何人危害糾察隊，或對其採取武力行動，全上海的工人必須奮起支持糾察隊，用群眾的力量來制止這種行動。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會上通過的決議，表明激進分子所關心的問題是應當鎮壓環龍路的國民黨右派集團，其成員應予逮捕加以懲辦；上海的國民黨應受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節制和指導；劉峙應被撤職並受到懲罰；應力促薛岳將軍留在上海負責軍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應予鎮壓，所有的工人應武裝起來。[249] 反共清洗的擴大 白崇禧、楊虎、杜月笙及其同夥進行了周密的策劃，來解除強大的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杜月笙為徵募的歹徒配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小分隊，穿著「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數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作這樣偽裝。4月11日晚，汪壽華應邀到杜月笙公館赴宴，正在其要離去時，即被劫持殺害，屍體被棄置於龍華。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埋伏在工人糾察隊大本營和總工會附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當局事先已接到通知，被告知午夜後襲擊即開始，屆時命令用路障封鎖租界，以防有人逃入租界庇護。可是正好在4月12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卻獲准從法租界通過，白崇禧的偽裝部隊也獲准從公共租界通過。[250] 在4月12日凌晨4時和5時之間，總數約1000人的幾支進攻特遣隊，向毗鄰公共租界的閘北、緊鄰法租界的南市、黃浦江東岸的浦東，以及黃浦江匯入長江的吳淞等地的工人糾察隊駐地開火。有數處的守衛者英勇抵抗，但有的地方卻中計投降。在有些地方，周鳳岐的第二十六軍穿制服的士兵也參加進攻；但在另一些地方，則假裝在衝突的勞工組織之間進行調解，以恢復秩序。根據早期的報告，約有25名至30名抵抗者在戰鬥中死亡。被捕的左派領導人被解往白崇禧的司令部。根據一份新的報告，有145人在白崇禧司令部里被處死。周恩來和糾察隊的一個共產黨領導人顧順章，也和其他的人一起被捕，但兩人都逃脫了。周鳳岐將軍繳獲了大量的工人武器，約有3000支步槍，兩挺機槍，600支手槍，大量的彈藥以及許多斧子和長矛。在解除了糾察隊的武裝後，軍隊和偽裝的流氓工人封閉各種左派組織的辦事處。[251] 失敗的一方企圖集合起其支持者。總工會的領導不顧白崇禧的禁令，號召舉行總罷工，仍有10萬工人，許多人在糾察隊的恫嚇下參加罷工在第二天不去上工，但罷工沒能持久。13日，示威者在閘北集合後，遊行到周鳳岐的司令部，要求釋放被捕者和發還工人的武器；在遊行的隊伍中既有武裝人員，又有婦女和兒童。當司令部的衛隊向遊行隊伍開槍時，數十名無辜者被殺害。在大約90名被捕者中，有40多名為原來直魯聯軍的士兵，是被雇用成為糾察隊員的。當日傍晚，新組成的工會統一委員會接管了總工會。這個工會統一委員會將是蔣介石控制下的工具，把勞工運動納入於保守分子手中。4月12日至14日，恐怖的鎮壓粉碎了左派指導的上海群眾運動，有數百人被殺，數千人膽戰心驚地出逃。總工會領導別無選擇，只能在4月15日取消罷工，並給武漢政府送了一份嚴厲譴責蔣介石和要求援助的報告。[252] 革命搖籃的廣州，也經歷了一次同樣殘酷的對共產黨領導組織的鎮壓，許多知名的激進分子被殺。已被武漢政府「罷官」的李濟深，在上海開完了右派的會議之後，於4月14日回到廣州，當夜即召開了秘密的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以李濟深為首的特別委員會，來計劃和執行清黨行動。廣州警備司令錢大鈞宣布4月15日開始戒嚴，廣州公安局也頒發了類似的公告。李濟深稱其奉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之命，立即逮捕廣州所有的共產黨分子，解除工會糾察隊的武裝。於是在4月15日黎明前數小時，廣州開始清黨。 數營的士兵和2000名武裝警察，包圍了香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和幾十個激進工會的總部，解除了警衛的武裝，逮捕了領導人。在粵漢鐵路終點站的黃沙車站，鐵路工人的工會與其老對手保守的機器工人工會之間展開了一場對陣；在士兵的支持下，機器工人占了上風。中山大學、兩所受激進思想影響較深的中學和兩家國民黨報社，也遭到搜查；報社以後即被改為保守派領導的報社。4月16日，街上出現擁護蔣總司令和擁護政府遷往南京（此時已即將實現）的標語。受共產黨很大影響的黃埔軍校學生，都被解除了武裝，但大部分學生是擁護蔣總司令的。4月18日，約200名被懷疑為共產黨的軍校學生被捕，其他的學生則紛紛逃走。從4月23日持續到25日的抗議罷工，只有少數幾個工會能夠發動，但結果有20多或30多工人領袖被捕。散發反政府傳單被捕的7人，悉被處決，其中有兩名女學生。43個工會被強行改組。突擊搜查持續到4月27日，約有2000名被懷疑為共產黨員的人被捕。在幾十名處死的人中，有劉爾崧、李森（李啟漢）和蕭楚女，都是已經加入共產黨的左派鬥士。[253] 李濟深和特別委員會改組了廣東省政府。孫逸仙的老同事，保守的國民黨員古應芬成為廣東省的財政廳長，李濟深實際依然是軍事長官；廣東新省政府向武漢中央宣布獨立。這樣，對武漢政府就產生了兩個嚴重的後果。其一，有800萬銀元儲備在廣州的中央銀行，不再支持武漢，使武漢不可靠的通貨更為惡化。其二，追隨武漢的三個省份[254]往南的通海的路線被切斷，只能通過長江與東海相通，但是這是很不可靠的。 廣西省的幾個城市（根據上海會議的參加者之一黃紹竑的命令），以及汕頭、廈門、寧波等口岸城市也都受到清黨的波及。楊虎親自來寧波監督國民黨部的改組工作。在廣東、浙江和江蘇省的一些小城市，國民黨黨部和工會的左派領導人也都遭到清洗。南方和東部幾個沿海省份，清黨的行動並沒有使從1920年以來發展起來的工人運動結束，但是共產黨的影響急劇減弱了。共產黨員或是轉入地下，或是逃到武漢庇護地——事實證明，武漢也僅只是個臨時的庇護地。 武漢的一些激進的勞工運動領導人，可能對在上海被殺害的同志懷著報復情緒，於4月14日處死了8名湖北工人運動的老資格工會組織者。這8人都是反對共產黨控制湖北省工會，為鄧演達的政治部逮捕，並被譴責為「工賊」。4月10日，武漢的共產黨勞工運動領導人舉行湖北省總工會代表會議，會上決定將這8人交給民眾處決。數日後，郭聘伯、盧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人經法庭宣判，被行刑隊在漢口街頭槍決。[255]在激進主義中心的長沙，據報道，估計有30名至40名與外國工商業有聯繫的中國人已被處死[256]，其中有著名的學者和保守分子葉德輝。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保守的國民黨領導人，於南京另立中央和獨立的國民政府，遂更加劇其與武漢的分裂。這些人在南京集合，表面是等待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一次由汪精衛提議召開的全體會議。當汪精衛還沒有到達時，在南京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又增選了另外9人。這個集團在4月17日決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這個決定的人中，只有5人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該委員會有委員36人，候補委員24人。8人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而該委員會有委員12人，候補委員8人，餘下的5人是將軍。如果以在武漢的中央委員會的人數來衡量，武漢方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方面有幾個很有聲望的人，著名的有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鄧澤如。[257]在由胡漢民任主席的國民政府成立的儀式會上，發表語氣既是革命又是反共的宣言，使已在進行的清黨運動合法化。政治會議討論了中央監察委員會4月2日作出的決議，把共產黨員清除出國民黨，新政府向總司令及其他將領和官員發出一道相應的命令，稱鮑羅廷、陳獨秀、徐謙、鄧演達、吳玉章、林祖涵為極端的邪惡分子；又向各地共產黨領導人發出警告，並附有一份197人的通緝名單。就目前所知，可能中央監察委員會只是根據懷疑擬定的這份名單，其中並不全是共產黨員。[258]以後的幾個星期，南京國民黨成立中央和各地的清黨委員會，並派出清黨委員到上海—南京集團所控制的地方監督清黨。南京政府本身並沒什麼基礎，所在地也很不安全。 4月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把蔣介石開除出黨，並撤銷其一切職務；武漢國民政府發出一道命令，詳列蔣氏的12大罪狀。共產黨於4月20日發表聲明，對武漢政府的命令表示支持；並說明新的反動浪潮的階級基礎，聲稱無產階級反對封建—資產階級分子的直接鬥爭不應橫加限制。[259] 武漢政權日益嚴重的問題 武漢爭取生存的鬥爭 武漢領導集團此時面臨重重的困難。北面是張作霖的強敵壓境，東面和南面的國民革命軍傾向支持蔣介石，西面顯然是與蔣介石聯合的四川將領。在武漢方面看來，軍事前景中一小塊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馮玉祥在該處率領重整旗鼓的軍隊，準備沿隴海鐵路東出，進入河南。馮將軍的軍隊正以蘇聯武器重新裝備，並有一批有經驗的南方政治軍官在軍中工作。帝國主義者表現得咄咄逼人，需要國際承認的倫敦阿爾科斯襲擊[260]；北京政府對蘇聯中東鐵路辦事處和遠東銀行的搜查，引起了人們的種種恐懼，擔心會發生各國反對蘇聯支持中國革命運動的聯合行動。可能有外國報復性威脅的南京事件尚未解決。而在上海的外國勢力，現在已具有實力進行報復了，公開在武漢三鎮的長江江面上停滿了外國炮艦。4月3日發生的日租界事件，使武漢政府與日本的關係也趨於緊張。 無論外部事務的威脅看起來如何嚴重，但真正威脅武漢政權生存的，卻是內部的經濟問題。數條河流和兩條鐵路線的匯合，使武漢三鎮成為廣大內地農產品和礦產的集中地，也是長江下游和外來加工產品的轉口分銷地。可是到了1927年的4月份，由於湖南和湖北兩省農村進行火熱的階級鬥爭，而在主要城市又進行罷工和工商業的倒閉，遂使武漢的貿易處於停頓狀態。有人甚至擔心首都的武漢會鬧米荒，因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禁止大米運來武漢。其理由是如果大米不從一個個的鄉鎮運出，大米就會保持低價格，窮人就可以買得起，也就吃得飽了。在武漢，出現了大量的失業現象，有10多萬工人閒著無事可做。這對武漢政府是一個潛在的危險和沉重的負擔。部分由於外國人相率離開漢口（4月12日，外國人從4500人減少到1300人），部分由於罷工和不准工人進廠，於是外國工商界的活動大量減少。日租界的紗廠和碼頭都冷冷清清。外國銀行的中國職員，在3月21日的罷工助長了這種停頓狀態，因為銀行已不能發揮其在貿易中的金融職能。長江中的航運大量減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隻為了避免徵用，已經撤走；部分原因是漢口碼頭上對貨船的偷盜成風，阻礙了外國的船運。工商業的停頓，使政府的稅收減少，同時也使政府處於通貨膨脹的壓力之下。為了防止硬通貨儲存的減少，政府於4月15日禁止數家中國的銀行，以銀元兌換其發行的鈔票，並且禁止銀元出境。英國公使館的漢文參事台克滿在漢口停留了三個月以後，指出「革命使整個華中的經濟失調」，懷疑國民政府像隨著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樣平庸人物」，能否控制其所製造的「風暴和混亂」[261]。 就在此時，武漢政府計劃恢復北伐，以便與馮玉祥連成一氣。鑒於形勢的危急，鮑羅廷提議作一次「戰術撤退」。4月20日，鮑羅廷向中央政治委員會提出五條改變路線的措施，並且相當的激烈。（1）為了對工人執行「革命紀律」，政府和工會應成立一個委員會；工會應組成一個法庭，審判和懲處桀騖不馴的工人。（2）政府應與外國銀行及其他企業達成協議，使其在武漢管轄地區內自由營業；政府和工會應組成一個委員會以執行協議；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糾察隊和軍隊。（3）非經此委員會同意，外國銀行及其他企業的員工不准罷工。（4）政府應當盡全力按銅板來規定商品的最高價格。（5）政府應設立救濟院和食堂以照顧失業者，財政部應撥給總工會3萬元的銅板，用來兌換工人手中的紙幣。鮑羅廷向出席會議的委員們保證，實施這些措施將消除外國干涉的藉口；而外國人經濟活動的恢復，對工人是有利的。經過短暫的討論之後，弄清了建議的新組織的權力，政治委員會決定採納鮑羅廷的建議，並任命國民黨的工人部長和政府的勞工部長以及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去貫徹這條新的路線。[262] 武漢領導人於是採取果斷的行動。陳友仁於4月23日會見了外國工商界人士，答應改善其企業的環境，然後試圖解決其具體問題。新政策連同對工人的新約束，同一天刊登在《人民論壇》上，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領導人的會議。4月25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湖北省總工會的共產黨領導人召開聯席會議，發表聲明，重複了五天前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決議的內容和大部分措辭，但改變了措施的順序，以強調對失業工人的救濟。第五點聲明稱，為履行與外國企業和銀行達成的協議，未經委員會同意，在外國企業和商號中不得舉行罷工。決議最後稱，「現在最需要的是革命紀律，自我犧牲精神和革命力量的團結」[263]。4月30日，在孫科主持下，在武漢舉行的一次所有主要的政治和軍事要人、政工人員以及各地群眾組織代表都參加的會議上，鮑羅廷作了關於外交政策的長篇報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日三國區別開來，但同時強調當前進行妥協的必要性。財政部長[264]企圖向會議參加者保證，政府的財政狀況是健康的。雖然經濟環境很嚴峻，但通過與湖南民眾商妥，很快會有大米運到武漢，煤也很快就會運來。水上的船隻現在可以自由售鹽。政府已購進大量的銅，打算很快鑄造銅板。有100萬元存人到上海各銀行，所以與上海的商業匯款將順利暢通。由於政府控制了印刷數量，並以白銀作為擔保，紙幣的幣值將保持穩定。部長要求大家完全可以放心。[265] 武漢領導人還禁止省的領導人決定對外政策問題。如湖南沒收所有美孚煤油公司的股票，決定組成一個銷售這些股票的委員會；武漢方面派林祖涵到長沙，派陳其瑗到南昌，去解釋外交政策。二人回來報告，在其召集的領導人會議上，得到一致的支持，只是由於工商業衰退，省的稅收驚人地減少，但這並沒有使革命的狂熱冷靜下來。這種情形既牽涉到感情，又牽涉到力量的問題。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會的財產、教堂和學校，都要交給中國人看管。在武漢附近，已被軍隊占領的幾處外國人財產，都歸還給原所有者。按照工會和業主都能接受的條件來解決罷工，證明是困難的，而且已拖延了很久（有的談判已拖延了6個月）。外國工商業者在5月份向陳友仁抱怨，工會的糾察隊對恢復營業仍在進行干涉。可是，碼頭的秩序很快得到恢復，航運的情況也在好轉。較大的中國企業及工人在恢復營業時，也遇到和外國企業相類似的情況。對失業者的救濟到5月中才開始實施。武漢實施各種糾偏措施的結果，工商業在5月和6月稍有恢復；但經濟破壞的如此廣泛和嚴重，以致達到真正的恢復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266] 試圖控制農村革命 武漢政府對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統治權力，是很脆弱的；三省的人口有8000萬，總面積大於法國。在這塊廣大地區的一些地方，農民運動活動家中的激進分子推動的農村革命（因貧困、不平等和缺少土地而產生的革命）正在勢頭上；運動中處決土豪劣紳和佃農奪取土地的行動，都沒有得到中央當局的批准。這些地方性的行動瓦解了農村經濟，還帶來了殘酷的報復行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對此都非常關心，怎樣才能恢復這些如火如茶農民運動地區的秩序？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會通過一項決議，並於3月16日發表了《告農民書》，強調其幫助農民的決心，所有的地方武裝團體都必須收歸新的農民協會。農民自衛隊受權推動反對土豪劣紳和不法地主的鬥爭。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國民黨支持農民擁有土地的鬥爭，並提議沒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這些土地連同公地和寺廟的土地，應交給區和村農民協會的土地委員會管理，再在農民中進行分配。大部分建議是以湖南農民協會12月大會決議的形式作出的，並且這是共產國際的政策。全會還授權設立一個中央土地委員會[267]，制定新的、更有戰鬥性的社會政策的細則。[268] 根據這一指示，地方農民運動的組織者，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的組織者，在3月份就開始了一場由農民協會指導下，把自治擴大到所有農村的運動。在4月中，湖南省農民協會根據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的決議，向所有縣農民協會發出成立農民自衛隊的指令；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宣傳部發了份強調反封建鬥爭必要性的宣傳提綱，說支持農民土地要求的時機已經來臨。4月底，湖南省農民協會定下一個宣傳周，為此時解決土地問題的必要性提出一個理論，遂成為激進分子的標準論點。提綱認為，必動員農民來支持國民政府以挽救危急的政局。但是為了動員農民，政府必須解決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提綱還進一步爭辯說，土地問題的解決，也就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問題，因為新得到土地的農民不再向地主交租，便能交更多的農業稅。因此，解決土地問題將為未來的繁榮經濟打下基礎。但是如果農村中存在的封建制度不徹底根除，以後的一切都無從談起。所以地主必須打倒，耕者必須有其田，必須要有政治權力。[269]到4月份，省農民協會估計湖南已有600萬名農協會員，但在六個月以前，會員還不到140萬。[270]不論實際的數字究竟是多少，農民協會的迅速發展可能使組織者認為，可以用新的權力來強行加快農村革命的步伐。 有許多舊賬有待清算。在1926年的後半年，在許多地方，有的士紳已經感到日益高漲的農民運動對其威信、權力和財產的威脅，試圖來進行鎮壓，組織保護財產的社團，使用民團鎮壓新生的農民協會，對查出的農協活動分子準備逮捕處決。[271]大多數的鎮壓行動，最初是由地主對農民開始的。但是從毛澤東1月份調查長沙周圍數縣的報告，1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毛澤東的報告說，「群眾自動槍殺劣紳土豪之事數見不鮮……設使現時的軍事失敗，必不免來到一極大的反動」——所表示的驚恐來看，在1926年後半年，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有些地區，形勢顯然開始轉變了。[272] 在農村，理論正被轉化為行動。反對土豪的鬥爭意味著逮捕和殺人；分田分地的鬥爭，導致地主財產的被分和地主的逃亡。湖南財政委員的一份關於省農民協會處決地主的報告——此人關心恐怖最後會使稅收減少。在1月底，引起了武漢聯席會議的一場爭論，到底怎樣控制這類行動？董必武報告了湖北幾個縣處死人的情況，認為政府應對群眾的要求採取寬容態度。鮑羅廷提議，地方黨和政府應有權決定死刑案件；對任何死刑均應由這一機構批准，不允許個人擅自行事。因此，聯席會議決定，革命政府禁止群眾及群眾組織去執行死刑。對於要求執行死刑者，必須將指控材料送交地方黨政機關，由其作出適當裁決。聯席會議決定，授予省級革命法庭批准死刑的終審權。顯然，武漢政府當局想把農村的報復性暴力行為置於制度的控制之下。3月，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一個傑出的年輕共產黨員夏曦，以讚賞的口吻報告說，其所列舉的八個縣黨部，通過處死和拘禁，能夠代表群眾打倒「土豪劣紳」。聯席會議的爭論所引起的辯論，一直持續到召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毛澤東贊成群眾的直接行動。董必武介紹了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提出的懲辦地方惡霸的規定，按其罪行的大小，或處死，或終身監禁。宣布判決的是縣法庭，也就是縣革命委員會。其成員由指定的群眾在縣長主持的會上以多數票選出，以類似的程序選出的省級法庭有終審權。長沙的湖南省特別法庭在4月5日成立，根據一份對其敵視的材料，也是像縣一級的特別法庭一樣，批准了許多集體處決的要求。長沙城中充滿了從各地鄉間逃來的人。另一個湖南共產黨領導人凌炳，在4月19日向中央土地委員會報告說，國民黨省黨部已經處死了幾十名土豪劣紳，但這還不夠；說鎮壓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就是農民自衛隊的力量。[273] 在革命的狂熱情緒中，有許多反常的情況和不法行為，以下所舉的不過是幾個例子。著名的共產黨勞工領袖李立三的父親，其家鄉醴陵縣農民不顧李氏來信保證其父不反對農民協會，將其處死。湖南新化縣縣長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報告稱，一夥在地方革命組織中大權在握的人公報私仇，不經審訊即處死土豪，甚至用充公的名義私分地主財產。根據指控，在「赤色周」中，這夥人處死了十多人，也無人敢幹涉，甚至未經審判即槍殺了來收厘金的負責人；此負責人被拘留，本應交縣長審訊。著名作家謝冰瑩在其自傳性記述中，記述了對三個人的審判。謝冰瑩作為一個女兵，在晚上看守這三個人，判決的法官不過是一名途經這裡的中尉連長。三個人就這樣斷然被處決了。[274] 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人與武漢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間，在鮑羅廷與新從共產國際來的印度人羅易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分歧在於土地革命應向前推進，還是在此時（1927年4月）即加以限制。[275]口頭上，所有的人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大規模沒收農田重新進行分配，這將危及（可能還會破壞）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之間的統一戰線，而這條統一戰線是共產國際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當時正在動員繼續北伐，鮑羅廷認為，當擴大革命根據地的軍事行動時，土地革命應予約束。而羅易則反對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據地進行「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舉行農村暴動。到了4月份，有些地區的農民認為富人是敵人，已經在奪取其土地並瓜分其錢財。關於這些活動的報告，總是含蓄地說是貧農自己自發進行的。[276] 在動亂日益加劇，武裝的農民運動戰鬥情緒日益高漲之時，中央土地委員會於4月2日至5月9日期間召開會議，制定出土地政策待國民黨領導集團開會通過。鄧演達為土地委員會主席，最近擔任了國民黨農民部部長，但其主要職務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土地委員會的其他成員為著名的法學家徐謙，前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顧孟餘，兩人在國民黨左派領導集團中都有很高地位；兩名共產黨員是譚平山和毛澤東。譚平山參加莫斯科第七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後剛回來，毛澤東是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土地委員會的委員共開五次會，發現問題是如此複雜，於是決定召開擴大會議來搜集更多的情報和意見。在4月19日至5月6日期間，擴大會議開了五次。會議參加者有省一級的國民黨領導人，各省農民運動有關官員，軍事將領，政治官員，幾個熟悉北方幾省——武漢領導人希望重新北伐控制各省——情況的人。幾名蘇聯顧問也參加了會議，詳細介紹了蘇聯「解決土地問題」的經驗，並提供了其搜集到的關於中國土地情況的所有情報。鮑羅廷參加了一次會議，提醒不要在目前情況下制訂過急和過激的方案。[277] 經過許多小時的討論和意見衝突的結果，是5月9日委員們簽署的一份報告和七個決議草案。委員們報告說，會議參加者都同意土地問題亟須解決；但對土地立時全部收歸國有，還是部分的沒收，則有很多爭論。委員們都同意，鑒於客觀情況，目前只可進行土地部分沒收，即政治上的沒收。因為大部分軍官都是地主家庭出身，並且在軍隊中正在出現日益發展敵視農民運動的情緒，所以小地主和國民革命軍軍人的土地應予保護。中央土地委員會只訂出總的原則，實施細則交各省當局根據各地情況制定。《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公地和荒地，應分給無地和所耕土地不足以維持全家生活的農民。為了保證土地問題確實得到解決，農民必須擁有政治權力。因此，在農民與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鬥爭中，國民政府應予以援助。《處置逆產法》將「叛逆」規定為所有反對國民革命的人，為帝國主義充當工具的人，巧取豪奪民眾的人，製造假幣的人，軍閥、官僚、貪官、土豪、士紳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其財產悉予沒收。可是《草案》還詳細規定政府機構根據何種證據沒收逆產，均須依法施行。此外，在戰爭期間所獲的敵產，將用於軍政費用。就沒收的農村土地而言，30％的土地將用於改善農村的措施（如設立農民銀行）；下餘部分，將分配給退伍的革命軍人。分得土地的人不得出售或轉讓分得的財產；於其死後，這些財產進行重新分配。內容更為詳細的《關於土地問題決定（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即領受土地的人應當交納地租，收入歸政府。 委員會顯然要將充公行為加以法律化，而不是聽任群眾隨意的奪取土地和財產。可是無人能回答顧孟餘教授提出的「重要問題」，即湖南和湖北進行農民運動的同志能否斷定，村民們是否將遵守委員會在房間中精心制定的這些規定？ 委員會還全力處理租佃的複雜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草案規定，佃農交租不得超過其收成的40％，不得再交付其他雜稅；甚至詳細提到租約、永佃、交租時間、困難時減租，以及中國租佃制中的其他複雜問題。委員會顯然希望國民政府開始真正履行保護佃農利益，這是其未兌現的諾言。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也正在為制定一項關於土地革命的政策而鬥爭；有的最高領導人極力主張克制，而一些省一級的工作人員則要加快土地運動的步伐。5月9日，即在國民黨土地委員會送交報告的同一天，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更為激進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278]《決議》沒收一切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寺廟、學校、基督教堂和農業公司的土地，交給耕種的農民。此等土地是否共同耕種或分配給農民，應由土地委員會決定。地主的地產應通過土地委員會轉給耕種土地的人，但小地主和革命軍人的土地不予沒收。無地的士兵在革命戰爭結束後，可以領到一定數量的土地。沒收的土地，除繳納國家累進的土地稅外，免除一切雜稅，而地租率應減至相當於土地稅的水平。耕種非沒收土地的佃農，應享有永久租佃權，只繳納確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稅。地主及士紳被剝奪一切政治權力；其軍事力量應予解除武裝，而代之以農民自衛隊。廢除一切積欠的債務，用法律規定降低和限制利率。這些更為激進的土地革命處理方式，決議案前言中的基本分析，表明在國民革命時期，共產黨是在支持社會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記錄，但社會革命仍需要按規則進行。 5月14日，當土地委員會解決土地問題的建議提交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等待作出決議時，幾個領導人表示憂慮，認為如果建議得到通過並公布，將會大為影響國民革命取得勝利的機會。結果，投票贊成決議（雖然是保密的）的三人——林祖涵、吳玉章（兩人均為雙重黨籍）和鄧演達的票數，為八名反對的票數所壓倒，擬議的土地法令就被暫時擱置起來。決議中其他有幾項被通過，但沒有全部公布。結果，因為戰場上發生了事件，革命根據地內部不久也發生了事件，遂使武漢領導人為革命作出的立法，都成為廢紙；這些決議的通過與不通過實在沒有什麼區別。 士兵決定問題 5月份，國民黨的兩派革命軍，沿鐵路線重新開始北伐：武漢政府一派的軍隊沿京漢線進入河南，南京政府一派的軍隊則沿津浦線進入安徽北部和江蘇北部。馮玉祥率部出陝西，沿隴海路東進，與武漢的軍隊協同作戰。武漢和南京各自部署了後方防衛部隊，以防對方的來犯。武漢的軍隊由唐生智全面指揮，先與吳佩孚的殘部相遭遇，然後遭到強大的奉軍對抗。南京方面則面對孫傳芳的殘部和張宗昌強大的直魯聯軍。到6月1日，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唐生智的武漢軍，在京漢鐵路與隴海鐵路交會點的鄭州會師，而奉軍已撤到黃河以北。兩天後，南京軍攻下了隴海鐵路與津浦鐵路交會點的徐州，孫傳芳和張宗昌撤至山東，重新集結其部隊。[279]日本政府看到戰事推進到山東，擔心日本在山東的僑民安全，於是派兵到青島，又復進兵省城濟南。日軍侵犯中國的行動，在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中國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抗議聲浪。 武漢軍的攻勢，以張發奎處在前線的第四軍和唐生智統率的第三十五軍和第三十六軍開始行動，兵力約6萬至7萬人，沿京漢鐵路向吳佩孚部下將領殘部地區——河南北境推進。吳佩孚的部下分成兩派，一派希望聯合張作霖來反對武漢軍和共產黨人，另一派則選擇聯合馮玉祥。在吳佩孚屬下的第二個集團中，有數人接受了武漢軍事委員會的賄賂，開放了武漢軍進入河南的道路。吳佩孚試圖在駐馬店死守，但在5月14日仍遭到致命的一擊。這樣，吳佩孚就結束了其長期的戎馬生涯，只得逃至四川東部去受楊森的庇護。[280]吳佩孚戰敗後，武漢軍打開了與奉軍展開大戰的道路。奉軍由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統率，是具有重型武器裝備的軍隊。張發奎的「鐵軍」於5月17日和18日兩天在河南省北部的一場血戰中，打敗了奉軍。而馮玉祥率部向東疾馳，兵不血刃，獲得大量戰利品。武漢軍傷亡約1.4萬人，馮玉祥部只損失400人。武漢的醫院住滿了傷員。[281]以何應欽、李宗仁和白崇禧為前鋒的南京軍，在進攻的行動中所付的代價較之武漢軍要小得多。 武漢政府派出最精銳的軍隊北上，與奉軍展開血戰，只留下很少的衛戍部隊保護湖南、湖北的鐵路線及主要城市，從而給對方的南京造成了有利的機會。在北伐初期，倒向北伐軍編為第二十軍——川軍軍長楊森將軍，乘機從其根據地的四川萬縣，向東進攻湖北西部的宜昌。駐守宜昌的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斗寅，雖受有武漢軍事委員會的賄賂，可是為了想奪取武漢三鎮而撤離宜昌。夏斗寅宣布反對共產主義，並要求後方駐軍將領的支持。夏斗寅的這兩個行動，似乎都是蔣介石煽動的。[282] 武漢的危機在5月中旬出現。當時夏斗寅師的一個團（通過空中偵察，估計有五六百人），從南面推進至可以打擊武漢的距離之內，該師其他各部已進至距武漢僅50英里之遙。很明顯，在武漢三鎮地區的大部分守軍，雖未與夏斗寅相聯合，但卻暗中予以同情。[283] 武昌的駐軍司令葉挺，率新組建只有部分裝備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在惲代英領導的中央陸軍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數百名學生的援助下，迎擊了夏斗寅的軍隊。葉挺和惲代英都是共產黨員；而另一名共產黨員張國燾負責緊急時期武昌的安全工作，特別擔心附逆分子可能試圖從內部推翻左派政權。羅易為共產黨準備了一份聲明，無產階級的政黨希望其夥伴的「小資產階級」放心，無意將其推翻；同時卻否認其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負有責任。羅易還準備向夏斗寅的軍隊發出宣傳性呼籲，要求士兵不要為其師長的反共聲明所欺騙；指出這個師長真正反對的，是士兵們的「湖南農民兄弟」，因為這些農民兄弟正在分地主和士紳的土地。5月19日清晨，葉挺率部擊潰了夏斗寅的軍隊。[284] 武昌以南戰事，切斷了武昌與長沙的聯繫；而長沙當時是最革命的城市。該地共產黨領導的群眾組織正變得日益像軍隊樣的好鬥，許多對立分子在4月份已被處死。這樣，激起了強烈反共情緒的人走到一起，正在進行籌劃鎮壓激進分子的陰謀。長沙城內謠言四起，說武漢已陷落，汪精衛出逃，鮑羅廷被殺等。由於武漢政府將精銳部隊調往北方，長沙的城防力量空虛，唐生智的湘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將軍，留許克祥率一個團駐防長沙。同時，長沙城中及全省各地，還零星分布有為數不多的其他湘軍。有一些遠離長沙的地區，軍隊與農民協會發生衝突，數名農民協會的領導人被殺；同時，長沙的駐防部隊和總工會的武裝糾察隊之間的摩擦也正在加劇。顯然雙方都準備最後攤牌。[285]有種種謠言，說農民自衛隊和總工會糾察隊計劃解除駐防軍的武裝，商人關閉了店鋪。為了緩和緊張的局勢，一些共產黨員於5月18日組織了由群眾和守軍參加的聯歡會，保證遵守革命秩序和擁護國民政府。[286]但是形勢發展得很快，任何人都無法控制。根據湖南省代理省主席[287]後來的報告，第二天遊行隊伍的旗子上寫著「打倒第三十五軍，收繳他們的武器」。在同一天，城內的駐軍與總工會發生了衝突，據報道，工會糾察隊進入何鍵的住宅，拘留並毆打其父。[288] 兩天以後，在5月21日晚，許克祥在其他軍官支持下，對省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總部進行暴力鎮壓，殺死了抗拒者，逮捕了大批共產黨嫌疑分子，關閉了許多激進機關，實際上解散了省政府。武漢派來勸說省農協會向武漢放行運糧的購糧團人員，也在衝突中被抓，且有數人被殺。[289]在以後的數日中，省城經歷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動擴大到其他許多縣城。[290]在湖北，夏斗寅敗退的軍隊在各處橫衝直撞，到處打砸農民協會，恐怖行動發展到鄂南和鄂西的其他地區。[291]湖南、湖北兩省被殺的人，可能有數千之多。 長沙遭受的打擊使共產黨陷於混亂之中，也給國民黨領導人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當武漢的軍隊在前線進行戰鬥時，而留在後方的軍隊，未得到武漢政府的命令，竟擅自採取了反革命行動。對於能否節制許克祥和其他湖南的將領，要取決於唐生智和何鍵兩位將軍的態度，而當時唐、何二人正在河南前線指揮作戰。武漢的政治委員會對長沙發生的一切也心中無數；於是在鮑羅廷建議下，決定派一個特別委員會前往調查，並在可能情況下恢復秩序。政治委員會任命剛擔任武漢政府農民部長的譚平山以及陳公博、彭澤湘[292]和唐生智指定的其他兩人[293]與鮑羅廷為委員會成員。委員會委員於5月25日由武漢出發，但剛到湖南邊境，就接到許克祥發來的電報，要以加害於諸委員相威脅。委員們只得回到武漢。在長沙，許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了一個清黨委員會[294]，在湖南內對所有的國民黨員進行登記，對黨務進行整頓。[295]湖南的一批共產黨領導人計劃在5月11日進行反擊，並開始在長沙附近幾個縣動員農民自衛隊。 不論在武漢或是莫斯科，革命指導者們爭論如何渡過危機。5月24日，可能對形勢的嚴重性仍不清楚的羅易，就以國共兩黨關係為共產黨政治局起草了一份決議，宣稱在革命的現階段，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後試圖定出這種合作的條件。這些條件是發展民主力量，堅持與國民黨內的反動分子進行鬥爭，目的是對其加以孤立，然後清除其出黨；與群眾密切聯繫的左派要奪取領導權，捍衛無產者和農民的利益。[296]這個決議，連同在兩黨合作基礎上擬定的許多溫和的細則，都被擱置了起來。共產國際的主要政策——繼續要另一黨參加，並與其左派合作的政策所鉗制的共產黨政治局。在5月26日作出的決定，土地問題必須先經過一個宣傳階段；目前要對士兵進行宣傳，並在村里和縣裡組織自治團體。[297]這個順應形勢的決定，不過是重申了黨的立場。更為具體的是在同一天，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全國農民協會（此時還沒有正式成立），卻發給湖南省農民協會和各工會的電報通知，告知政府已成立一個委員會，正在解決長沙事件；並指示農協和工會要忍耐一些，避免進一步摩擦。[298] 在遠方的莫斯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舉行第八次全會（5月18—30日），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就史達林和布哈林關於中國革命的政策，在會上對其進行猛烈攻擊；特別攻擊其繼續支持武漢的國民黨左派，說國民黨左派限制農民運動，拒絕立刻成立蘇維埃。[299]中國代表團則在中國土地革命時機是否成熟問題上爭論不休。5月27日，史達林參加了討論，出示了鮑羅廷來電，內容為國民黨決定為反對土地革命而鬥爭，甚至與共產國際決裂亦在所不惜。根據在會上反對史達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後來的報道，史達林問共產黨應該戰鬥，還是施展策略？史達林認為，戰鬥意味著必然失敗；施展策略意味著贏得時間，變得更為強大，到以後在可能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再進行戰鬥。史達林提出向鮑羅廷發出指示，命其反對沒收和分屬於國民黨員或國民革命軍官的土地。[300]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最後決議，號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軍隊，「但是中國共產黨必須竭盡全力直接與國民黨左派聯合」[301]。 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員會已經在長沙附近的幾個縣，動員一支強大的農民自衛隊，準備對長沙及其附近城鎮發起總攻。正好在預定總攻的5月31日之前，李維漢命令停止，這可能是對漢口指示的反應。[302]李維漢的命令還沒下達到已開始向長沙進軍的瀏陽分隊，其進攻在5月31日下午就被粉碎；另一支試圖奪取湘潭的分隊則被全部殲滅。[303] 在這次災難後一天，史達林給其部下的那份著名電報到達革命首都的武漢。[304]史達林號召由群眾「自下而上地」奪取土地，並號召與「過火的行為」作鬥爭；這些行動都不要軍隊的幫助，而只是通過農會來進行。電報指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動搖和妥協的領導人，應被農民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人所代替；必須停止依靠不可信任的將領；應通過動員湖南、湖北2萬多名共產黨員和約5萬名革命的工農，來建立一支新軍；必須組織一個以一名非共產黨員的著名國民黨領袖為首的革命法庭，懲辦那些與蔣介石保持聯繫和縱容士兵壓迫人民的軍官。史達林強調說：「勸說是不夠的，應該行動了，流氓必須受到懲辦。」 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群眾運動會遭到殘酷鎮壓；共產黨又處於混亂狀態。這類命令有如陳獨秀後來所描述的，是「在廁所中洗澡」；所有的中央委員會委員都知道這類命令不可能執行。據張國燾回憶，見到電報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復電說原則上接受指示，但明確表示這些指示不能立即執行。[305]（羅易輕率地向汪精衛出示史達林電報的事，在下面討論）。 顯然，共產黨領導人能夠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漢組織群眾示威行動，向武漢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在幾個省停止殺人和懲辦許克祥及其同夥。請願者承認由於一些幼稚的行動，使土地革命運動受到損害；但又爭辯說，這些行動在革命初期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幼稚行動，與許克祥及其同夥勾結蔣介石所犯的罪行，根本不能相比；但卻破壞了北伐事業，危及於整個革命行動。[306]一貫喋喋不休的羅易，準備了一封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要求派兵鎮壓長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長沙的各種委員會；由國民政府頒發一項命令，保證湖南的工農組織和共產黨的完全自由；要求下令歸還從工農隊伍沒收的武器，武裝農民以對付將要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羅易還起草了「向農民呼籲書」，中國共產黨號召農民通過奪取土地，繼續與大地主、士紳和反革命軍閥進行鬥爭，但對小地主和在前線作戰軍官的土地不得侵犯；指出農民不應把士兵視為敵人，而應與其建立緊密的聯繫，進而把大批士兵吸收進農會。羅易力勸湖南農民要想使長沙的反革命集團投降，必須組織一次武裝起義把這個集團打倒——「幫助國民政府恢復在湖南的權力！支持國民黨反對反革命軍閥！」[307] 但最後的結果取決於軍人，而不是語言。許克祥從一開始就與何鍵將軍和唐生智將軍可能由其代理人，用電報進行過聯繫。在調查委員會返回武漢後，唐生智指派第三十六軍副軍長周斕作為其特派員前往長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周斕為特別代表。周斕受命指揮湖南所有的軍隊，並實行紀律整頓；命令雙方停止衝突，省黨部、省政府和工農組織都需按中央的命令重新組成。周斕到長沙後，中央收到由張翼鵬4人以及包括許克祥等41名將領和政治軍官員簽署的電報，表示感謝周副軍長轉達的指示，為其5月21日的行動作了辯解，並保證絕對執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308] 電報的語氣是服從的，但那份電報簽名的名單，顯然是帶有威脅的用心，意味著表示簽名者的團結一致。周斕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會上雖受到熱烈歡迎，但卻敦促其參加清黨運動。事實上周斕已覺察到長沙的反共情緒是如此之強烈，也感到貫徹其不偏不倚的命令已不可能；他打電報給武漢中央，說農民協會反對中央，要求調兵前來鎮壓。[309] 湖南農民運動的面鋪得太寬，共產黨領導人又太少而且分散，以致不能迅速控制混亂局勢。幾份送到中央的報告，將衝突歸咎於農民運動。其中包括奪取萍株鐵路和包圍萍鄉的煤礦，使煤炭不能外運，糧食也不能運進礦區以供給礦工生活。[310]6月13日，政治委員會在討論湖南問題時，汪精衛報告說，在以前的一次軍事委員會上，毛澤東曾經承認農民協會破壞了士兵的家，但卻又歸罪於湖南很有勢力的秘密會社哥老會的成員，說這些人已經滲入到農民協會。汪精衛引了毛澤東的話說，這些人既不知道國民黨，也不知道共產黨，而是以殺人放火為業。關於長沙的馬日（5月21日）事變，毛澤東堅持是軍隊攻打了農民協會，協會不過是試圖自衛，並不是想奪士兵的步槍。政治委員會取得毛澤東與吳玉章的同意後，決定派不久前從河南戰場回來的唐生智到湖南去恢復秩序，但在執行時，不得使用武力。[311] 唐生智到達其根據地湖南以後，對局勢進行了一番審度，於6月26日電告武漢，指出應把兩名在領導許克祥清黨的人開除出國民黨，對許克祥本人應予記過處分。但許克祥不接受對其侮辱性的處分，率部開到湖南南境，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命，參加了清黨鬥爭。[312] 另一名軍人也採取了反對江西共產黨的行動。朱培德及其所部的第三軍駐守該省，防禦可能來自南京方面的進攻。但因軍中的反共情緒和受長沙馬日事變的影響，朱培德決定遣散軍中大部分是共產黨員的政治軍官；5月29日，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漢，於6月1日到達。朱培德釋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國民黨領導人；這幾個人自4月2日起即被關押，擔心會被處死。6月5日，朱培德將22名為首的共產黨員禮送出境，使其備受優待，並給予旅費；同時，又命省總工會和農民協會停止活動；並派憲兵從南昌農民自衛隊處收繳了800支步槍和其他裝備。朱培德剛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313]，顯然是在竭力防止湖南發生的衝突在江西重演。宣布遣散政工人員的目的，是在於能有安定的環境，別無他意。也允許國民黨組織繼續存在，群眾組織並未被取締，只是暫時停止活動，直至武漢政府命令恢復為止。朱培德宣布擁護武漢國民政府，反對南京的國民政府；還辭去了掌管黨務的國民黨特別委員會的領導職務，並要求武漢派一批新的委員前來接替。可以料想，朱培德是在試探武漢方面的反應。在省內其他地區，朱培德命令暫時停止工農運動，被理解為鎮壓工農運動的信號。省農民協會送交武漢的一份報告稱，大約有200名農民運動的領導被殺害；在報告提到名字的縣份中，土豪劣紳瘋狂鎮壓地方農會，大開殺戒以發泄其胸中的仇恨。 怎樣應付這類事態的發展？武漢的共產黨領導人之間，卻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包括羅易在內的一些人，要求懲辦朱培德，並策劃舉行一次總罷工以支持其建議。鮑羅廷對此建議極為不滿。其他的人擔心，一旦顛覆朱培德的企圖失敗，其後果將不堪設想。當汪精衛在鄭州與馮玉祥會談後返回武漢時，向忠發要求汪精衛下令恢復群眾運動領導人的職務。後來，當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考慮要朱培德辭職時，汪精衛簡要地說明，如果朱培德得不到寬宥，此人會立刻投向南京，這將大大加強敵方的力量。因此，政治委員會決定對朱培德的辭呈不予考慮。為了尋求妥協，政治委員會決定派陳公博、陳其瑗連同幾名共產黨幹部，前往江西與朱培德會談。同時，譚平山應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從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的畢業生，到江西從事底層的工作。6月20日，陳公博與陳其瑗及共產黨幹部到達九江，在此與朱培德進行會談。雙方都同意一個相當含糊的方案，即權力集中在國民黨手中，立刻約束不守紀律的人。問題就這樣妥協解決了。在江西省共產黨的影響雖不及湖南省強大，也已經明顯地減弱了。[314] 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分裂 6月5日，即武漢政府重要人物將起程與馮玉祥會談的前一天，羅易向汪精衛透露了史達林電報的內容。在汪精衛的請求下，羅易後來將電報的中譯文交給汪氏。汪精衛大為震驚，與其親密同事經過費時數周的研究，才決定如何對付蘇聯因國民黨政策的改變而帶來的危險。[315] 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啟程前往鄭州與馮玉祥會談。[316]因為武漢軍在前線遭到慘重傷亡，後方又是一片混亂，所以馮玉祥在會談中占有主動權。會議參加者同意馮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其在陝西和甘肅任命的人選，都將成為國民政府的官員。馮玉祥所部和河南的雜牌軍，改編為由馮將軍指揮的七個軍開赴前線。在前線的武漢軍撤回後方，防守根據地。雖然馮玉祥私下對汪精衛表示，蔣介石是個背信棄義的人，但仍不願介入對南京方面的戰爭。會議參加者中，有數人還討論了史達林的電報，並擬定了限制共產黨活動的計劃。[317]武漢軍於6月12日匆匆撤回漢口，于右任也一道同行；留下徐謙在馮玉祥軍中（二人原為老同事），顧孟餘在鄭州多逗留幾天。鮑羅廷本著自己的觀點，很快意識到會議是一次失敗。[318] 武漢政府面臨的戰略形勢極為嚴峻。張發奎的第四軍和第十一軍作了巨大的犧牲，才清除了一些在河南的敵對勢力。但是，這位靠不住的盟友馮玉祥，此時正控制著該省。最初的革命根據地廣東省，則在李濟深掌握之中；此人反對工農的過激行為，又是蔣介石潛在的盟友。李濟深封鎖了武漢到海上的通道。東面的南京軍，此時已把孫傳芳和張宗昌的軍隊趕到山東，很可能對武漢發起進攻；並且普遍懷疑蔣介石仍在與張作霖談判停戰。武漢政府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據地內，由於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對武裝的農民運動，其忠誠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剛把為首的共產黨員趕出江西，並命令停止工農運動的活動，似乎其有意於做國民黨兩派之間的中間人。史達林命令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鼓動農民奪取土地，建立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懲辦不可靠的將領，自下而上地改組國民黨左派。這樣，上述的難題又更為複雜化了。 從鄭州回來以後，一系列的問題一直纏繞著國民黨上層領導者的頭腦。為了安撫那些將領——其支持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國民黨左派是否甘冒失去蘇聯支持的風險，而與共產黨決裂？若準備決裂，當在何時並以何種方式開始？在軍事上的前景，是繼續向北京挺進，還是發動向南京進軍的戰役，抑或南下再次奪回廣東？要向北京挺進獲得成功，必須要有山西閻錫山的積極參與。閻將軍可以率部東進，在石家莊切斷京漢鐵路；然後說服閻錫山與馮玉祥一道參加正在進行的北伐工作，但閻錫山又不可能同意（事實上閻錫山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勸誘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為首的桂系轉變態度，反對蔣介石，東征南京可能成功。但要進行東征，江西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羅易和少數共產黨領導人極力主張南下，左派最忠誠的軍事支持者張發奎可能對此也頗感興趣。但其所率各部在河南作戰中傷亡甚重，亟待補充恢復元氣。漢陽兵工廠正在日夜開工趕造武器，但卻缺少必需的原料供應，能否為武漢軍第二次征戰提供足夠的武器？殊難逆料。 到6月15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準備東征。根據蔡和森的說法，這是鮑羅廷的建議，汪精衛和唐生智予以接受，指望蘇聯能為東征提供一筆資金。在準備東征時，軍事委員會重新調整了軍隊的番號。唐生智指揮第四集團軍，由兩個方面軍所組成。第一方面軍由唐生智直接指揮，下轄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個軍；第二方面軍由張發奎指揮，下轄第四、第十一和新編的第二十（由賀龍統率）共三個軍。但在東征開始前，武漢政府必須首先戡定仍在湖北境內橫衝直撞的楊森和夏斗寅兩部；派唐生智去處理湖南的事務，派陳公博去江西與朱培德談判（前已詳述）。 於此，共產黨領導人遂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知道不可能執行史達林的命令。對於共產黨員是否仍留在國民黨內，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繼續為國民革命效力？這項政策曾使共產黨組織得以迅速擴大，使黨在學生、城市工人和貧苦農民中產生廣泛的影響。但許多跡象表明，國民黨要員中的敵對情緒正在增長，軍隊的將領中出現了反對群眾運動和反對共產黨的暗流。共產黨只有抑制社會革命，在國民黨內工作的政策才能夠繼續執行。但許多共產黨員卻把社會革命視為國民革命的精髓，以為群眾組織是支持共產黨的真正基礎。經過激烈爭論以後，在鮑羅廷忠告下[319]，共產黨領導集團約於6月中旬似乎已經決定順應時勢，共產黨員應該在國民黨內，並試圖限制社會革命。共產黨支持發動一場反對蔣介石的戰爭，以期在勝利後重建統一戰線和恢復群眾組織。[320]但在中共的計劃之中，卻忽略了馮玉祥這個因素。 鄭州會議以後，馮玉祥派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會見白崇禧和李宗仁，雙方同意馮玉祥和蔣介石會晤。於是南京和上海的顯赫的權勢人物齊集徐州，6月20日和21日與馮玉祥會晤。[321]會議的重要結果，南京允許每月供給馮玉祥200萬銀元的軍餉，馮玉祥明顯的倒向南京一邊。[322]這個數目，遠遠超過了武漢方面支付給馮將軍的金額。馮玉祥還同意利用其個人影響，迫使武漢方面把鮑羅廷遣送回蘇聯（從2月份以來，這是蔣介石一直想實現的事情），驅逐出共產黨員，說服忠誠的國民黨員都到南京，結束全黨分裂的局面，重新統一全黨，建立單一的一黨政府。[323]6月21日，馮玉祥向汪精衛和譚延闓發去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回顧其在鄭州談到的情況，激進分子湧入黨內，拒不服從命令，壓迫商人、工廠主、士紳、地主和士兵，然後提出其條件：鮑羅廷應立刻回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願出國休假者，准其所請；其他委員如果有意，可以參加南京的國民政府。「希望你們接受上述建議，並立刻作出決定。」第二天，馮玉祥向記者表明，「衷心希望國民黨同心戮力，消滅軍閥和共產主義」，並將電文的副本交給記者。[324] 共產黨領導集團內部展開了關於策略問題的激烈爭論。為了克服「革命目前面臨嚴重的危機」，中國共產黨書記處在6月23日提出一項鋌而走險的方案。方案指示上海地下黨在一個月之內，發動一場比兩年前五卅運動聲勢更為浩大的戰鬥性反帝運動，學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罷課、罷市和罷工，在外國租界內舉行遊行示威——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沒收帝國主義財產和收回外國租界。書記處設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間形成強烈的排外情緒（特別是反對日本派兵到山東的情緒）。一旦這種情緒對蔣介石軍中士兵產生致命的影響，就會迫使帝國主義占領南京和上海。書記處認為，這樣就會導致一場全國性抗議，既破壞了蔣介石的權力基礎，也粉碎了武漢政府右派製造的危機。一旦蔣介石進攻武漢，或武漢進攻蔣介石，這場運動就會成為爆炸性的爆發；共產黨能夠在新的反帝戰爭的旗幟下進行社會革命。[325]但是，政治局[326]否決了這一方案。因為已處於分崩離析狀態的群眾運動，這無異於自取滅亡的方案。武漢三鎮日益增長的敵對形勢，迫使中共領導人只得作出新的決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漢口舉行，有400多名代表參加大會。代表們有的是上海和廣州被破壞的工會成員。[327]參加會議的，還有亞歷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領的赤色職工國際兄弟代表團，以及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勞動代表大會都受共產黨的控制，可是馮玉祥此時明確要求，武漢政府必須與共產黨割席絕交。還有謠言說，幾名武漢的將領計劃逮捕共產黨員和鎮壓勞工運動；誰也感到不安全。當由蘇兆征任主席的勞動大會進行之時，甚至汪精衛也在會上講話表示支持。但共產黨的政治局卻在爭論，如何處理穿制服的武裝糾察隊是歸總工會，還是歸李立三領導的湖北省工會的問題。糾察隊是引起中外工商界深惡痛絕的根源。而為了恢復蕭條的經濟和為數萬名失業者提供工作，武漢政府正在想方設法對中外工商業者進行鼓勵。糾察隊是否應放下武器，作為對國民黨的讓步？或者是否讓這些人渡江到武昌，去參加張發奎的部隊？6月28日，即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中共政治局顯然是在鮑羅廷住處集會，決定進一步後退；糾察隊自動解除武裝。當天晚上（或者是出於巧合，或者是在取得默契以後），武漢衛戍區的軍警占領了全國總工會和湖北省工會總部，限令糾察隊交出步槍，脫下制服和摘下證章。但在第二天，軍隊將辦公機構又還給了工會，並作了道歉；糾察隊又重新出現，但人數較少，又無武器。當日晚上，大會的代表在聯歡會上招待士兵。汪精衛下令不准許損害工會。[328] 迫使兩黨決裂的壓力仍在增長。唐生智6月26日從長沙發來的電報，歸咎湖南的混亂原因在於領導農民運動的人。電報於6月29日公布。同日，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發表聲明，要求國民党進行清黨，並威脅說，將令所部全力捉拿共產黨員。面對這一威脅，共產黨決定將領導機構遷至對江的武昌，再在該地舉行一次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以確定一條政治路線。6月30日，首先在鮑羅廷住處舉行會議，政治局委員和兩名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參加。經過一番唇槍舌劍以後，與會者接受了一系列決議，中央委員會在7月1日的會上予以通過。這些決議標誌著共產黨為了與國民黨左派保持工作關係，作了最後的讓步。這個無產階級的政黨決定，工人和農民運動應當接受國民黨的命令，並受其監督；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必須保護工農的組織；工農武裝應服從政府的監督和訓練，武漢的工人武裝糾察隊應減少人數或編入軍隊；工人與其糾察隊不得行使逮捕和審訊的司法權；如無國民黨黨部或政府的同意，糾察隊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場巡邏。不久，共產黨領導集團就嚴厲譴責其本身向法律和秩序要求的妥協行為。另一個決議，是處理在國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問題；這些人應作為國民黨員看待來進行工作，而不可以共產黨員的姿態出現；為了避免衝突，也可以請假。[329] 6月份的最後幾天，蘇聯的軍事顧問和鮑羅廷的參謀開始離開武漢；這些人幫助國民革命曾竭盡才能，耗盡心力，現在蘇聯的援助也隨之快要終止了。7月初，記者訪問病中的鮑羅廷，其人甚為消沉，但決定只要有一線希望，仍願留在武漢；其妻在北京監獄，原於2月28日乘俄輪巴米亞列寧娜號前往漢口途中為直魯聯軍所逮捕。鮑羅廷在離開武漢前，必須設法為釋放其夫人的事情奔忙。日本顯然願充當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國法官撤銷了對鮑妻及同船被捕其他蘇聯人的指控。該法官旋即失蹤，後來在日本露面。這些剛剛獲釋的蘇聯人興高采烈地離開了北京，只有鮑夫人隱蔽在北京某處。為掩護其蹤跡，蘇聯方面偽造了一系列假報道，稱其已到達海參崴，並在外西伯利亞接受採訪，最後發表其到達莫斯科時的談話。到8月底，鮑夫人終於化裝為一修女，成功地逃離了北京。[330] 國共兩黨的決裂發生在7月中，馮玉祥和蔣介石要徐謙一再致電其武漢同僚，敦促其解除鮑羅廷的職務。同時，蔣介石將其精銳的第一軍調回南京，令第七軍和其他兩個軍向江西開進。馮玉祥和蔣介石正在對武漢施壓。在上海盤桓數月的宋子文，突然於7月12日回到漢口，顯然帶有寧方的密信。在汪精衛的住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上，比較保守的武漢政府領導人占了上風，希望找出辦法和平解決與南京的對立。辦法當然是與共產黨決裂，要求鮑羅廷回國（鮑羅廷已經在做從陸路取道蒙古回國的準備）。[331] 7月14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通過了汪精衛的兩項建議：其一，派一名高級代表去莫斯科，向蘇聯解釋孫逸仙三民主義的聯俄聯共政策，以便澄清未來的中蘇關係；其二，為了避免兩黨之間意識形態和政策上的衝突，特別是結束兩套獨立並行的衝突決策系統。第二天，國民黨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聽取汪精衛關於6月1日史達林影響中共政治局電報的報告，並得知羅易已經離開和鮑羅廷希望出走之事。會議決定，在一個月內召開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審議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的提議（這顯然暗示要共產黨員脫離國民黨）。在此以前，中央執行委員會委託黨部處理一批拒不服從命令的黨員。會議參加者還一致同意政治委員會應選派代表去莫斯科，並通過下令保護工農以及共產黨員人身自由的決議。這些決議對一般人是保守秘密的。[332]因此，看來國民黨的文職領導準備推遲分裂，然後採取和平步驟。國民黨文職領導人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一個重要因素是希望能繼續得到蘇聯的援助。但是就在這一天，何鍵所部軍隊的士兵已在街上搜捕共產黨員，其中包括兩位已經失蹤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吳玉章和譚平山。 吳、譚二人一定和其他的重要的共產黨員在武漢三鎮躲藏了起來，這是響應7月13日共產國際會議緊急指示作出的結果。共產國際除了譴責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錯誤外，還要求中共發表聲明，明確宣布共產黨員退出政府，但禁止其退出國民黨；即使其被開除出國民黨，仍應秘密地與國民黨的基層群眾一起工作，以抵制國民黨上層的決議，並促成國民黨領導機構的改變。對於共產黨創始人和總書記的陳獨秀來說，這種表里不一的做法很不光明，但對此也無能為力。在此基礎上，共產黨員應準備召開一次國民黨大會。[333]以前，陳獨秀曾多次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但都遭到拒絕。此時，陳獨秀遂辭去了總書記職務。7月13日，共產黨發表聲明，稱國民政府未能保護工人和農民，實際是對反動派的鼓勵；並宣布譚平山和蘇兆征已辭去其職務，但仍強調共產黨既不會退出國民黨，也不放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鮑羅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廬山勝地休養，會說俄語的瞿秋白伴隨鮑羅廷前往，此時鮑羅廷的妻子剛從北京獄中獲釋。不久，時年28歲的瞿秋白，即成為共產黨新的總書記。[334] 現在國共兩黨的決裂已成為事實。7月16日，即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公布限制共產黨員決議的當天，但仍命令保護其人身自由與不得損及工農運動。中國共產黨的7月13日聲明，也見諸於傳單和報端。這促使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勢必要把史達林威脅性的電報公之於眾，並譴責共產黨企圖在脫離政府之後，仍留在國民黨內的做法。主席團指責說，這等於破壞國民黨的容共政策；命令所有雙重黨籍的黨員在兩黨中只可取一。雙方發表了更多互相詆毀的文件。但幾位國民黨左派領袖則對兩黨的決裂深感痛惜。鄧演達為此發表了譴責國民黨的聲明，並辭去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和國民黨農民部長的職務。鄧氏原已告失蹤，不久就起程前往蘇聯。孫逸仙夫人發表聲明，譴責其同事已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時前往廬山牯嶺，不久，就到上海轉往蘇聯。鄧演達和宋慶齡兩人的聲明，都強調基本的中心問題——社會革命，指責武漢的調和派領導人已轉而反對社會革命。[335]陳友仁也正在準備離開武漢。 現在，反革命勢力已經進入左派陣營的首都。武漢三鎮實施戒嚴令，軍隊再次占領工會總部以及其他被懷疑的共產黨據點，並處死了武裝敵對分子。對共產黨領導人來說，似乎只有逃亡或是暴動兩種選擇。有名的共產黨黨員轉入地下，或者逃到在江西北部的張發奎軍中；張部正在向該省運動，軍中原有許多共產黨的軍官。到7月最後一個星期，兩黨合作的政策在階級鬥爭的礁石上碰得粉碎。在共產國際的鼓動下，共產黨核心領導開始籌划進行武裝暴動。 鮑羅廷的離開漢口，象徵蘇聯想通過國民黨促進中國革命——作為革命的第一階段的努力已告結束。7月27日下午，仍在發燒的鮑羅廷同一部分蘇聯顧問和貼身警衛、陳友仁的兩個兒子、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乘一列火車前往鄭州。火車上載著卡車、重型旅行車、大量汽油及行李，準備在漫長而路線不定的歸國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漢最重要的官員為鮑羅廷一行舉行了隆重的歡送會，汪精衛交給鮑羅廷一封「致蘇俄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同志們」的信，表示中國同志對鮑羅廷作為國民黨顧問所作的傑出成就，懷有永恆的感激之情。此信還宣布，國民黨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派幾名重要同志前往蘇聯，討論兩國合作的途徑；關於國共兩黨合作的具體方式，仍然等待共產國際的指示。汪精衛公開表示，其相信鮑羅廷能對兩黨合作的複雜性作出詳盡的報道。此信以「致以革命的敬禮」為結語，落款署名為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336] 在鄭州，鮑羅廷受到馮玉樣熱烈的歡迎，馮下令保證鮑氏一行沿途的安全。鮑羅廷一行然後乘火車西行，同行的是幾名知道行進路線的原馮玉祥的蘇聯顧問。在隴海鐵路的終點站[337]，從火車上卸下卡車、旅行車和物資。鮑羅廷一行為危險的旅途做了準備，裝了五卡車和五旅行車的給養，然後往西再往北，途經陝西、甘肅和寧夏城[338]，然後穿過沙漠，於9月中旬到達烏蘭巴托。經過一段長時間休息後，鮑羅廷飛往上烏丁斯克，然後乘快車前往莫斯科，於10月6日抵達。鮑羅廷時年43歲。[339] 兩個民族主義的政黨因其社會哲學的對立，而終於分道揚鑣了——共產黨員走向反叛的道路，而國民黨則致力於在各派之間實現不穩定的妥協。對於彼此互以「同志」相稱並共事多年的政治家、勞工領袖、宣傳家和軍事將領來說，要分離是不容易的。有的人乾脆退引了，但絕大部分活動分子走上這條或那條道路。兩黨的分裂，決定了未來10年中國政治生活主要發展進程。 共產黨人轉向武裝暴動 共產黨反叛的開始 1927年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鼓勵下，吸取了布留赫爾將軍及其他參謀人員的意見，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就四省總起義計劃展開了爭論。該計劃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力爭掌握已開抵江西北部的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部分部隊，其中有一批共產黨指揮官和許多共產黨政工人員。起義的細節，是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產黨員制定的，並於7月26日經過尚在漢口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帶計劃回來的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和張國燾在一次會議上進行過討論，羅明納茲、布留赫爾和其他幾個蘇聯人一起也參加了討論。這些密謀者希望說服張發奎參加起義，並率部返回廣東；否則，共產黨員將舉行叛亂，不論以什麼方式將接管其軍隊。這項起義計劃已通知莫斯科。但在這次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報告了電報指示的內容，蘇聯人不參加起義，也不提供經費。剛與張發奎在前一天進行討論的布留赫爾預言，如果張發奎參加起義，起義士兵可以達3萬餘人，足可以一路打到廣東東部；不過到那時候，共產黨員能夠把張發奎排擠掉。如果共產黨在南昌與張發奎分裂，分化其部隊，起義只能爭取到5000到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電報警告說，除非有把握取得勝利，否則不要起義。因此，羅明納茲當夜派張國燾去南昌，把共產國際含糊其詞的指示通知密謀者。[340] 南昌起義的主要設計者是譚平山、鄧中夏、惲代英、李立三、彭湃、葉挺以及後來中央派來監督這次起義的周恩來。中國共產黨把起義的8月1日定為紅軍的建軍節，以示紀念。參加起義的幾名指揮將領——葉挺、賀龍、劉伯承、朱德、聶榮臻、羅瑞卿、陳毅、蕭克和林彪，在紅軍中繼續其輝煌的戎馬生涯。[341]計劃已經進行到如此程度，以致當張國燾來到南昌，試圖制止這次起義時，已是處於「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第二十四師長葉挺將軍準備接管第十一軍；尚未成為共產黨員的賀龍渴望舉行起義，以期取代當時正在避暑勝地廬山的張發奎；張將軍此時正在該地與汪精衛、唐生智、朱培德、孫科以及其他將領和權貴人物舉行會議。[342] 起義在軍事上迅速取得了勝利，葉挺和賀龍的軍隊於破曉前，在南昌城內解除了對立部隊的武裝；朱德帶來的教導團的殘部成為一個新編師的骨幹。起義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彈藥，從城內各銀行和省金庫中得到巨額的現洋和鈔票。但是，政治上的準備工作卻沒有周密的制訂出來。起義領導人仍然打著國民黨的旗號，宣布了31人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單，其中提到的缺席領導人，有鄧演達、孫逸仙夫人、廖仲愷夫人（何香凝）、陳友仁及張發奎和其部下的兩個軍長，還有17名共產黨員。主席團中在場的只有譚平山、賀龍、郭沫若、惲代英。所有成立的各種名目的委員會領導都是共產黨員，只有賀龍和郭沫若二人除外。據稱，賀、郭二人是在退出南昌的途中加入共產黨的。[343]在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時，領導人聲稱其有合法性，但後來則承認，在土地革命、對地方權勢者的態度、財政管理辦法等問題，都沒有明確的政策；甚至就前往廣州、還是前往廣東東江地區問題，以及進軍的路線都發生了爭論。 8月4日，這支起義部隊撤離南昌城，冒著酷暑向南挺進，沿途損失了很多武器裝備；加上士兵開小差、痢疾和戰鬥中的傷亡，部隊的戰鬥力大為削弱。蔡廷鍇將軍帶著第十師開往浙江去了，只剩下第十一軍的第二十四、二十五兩個師起義軍在瑞金和會昌附近戰鬥，遭受嚴重傷亡後，傷員留在閩西汀州的英國教會醫院中接受治療。[344]因為在多山的贛東和閩西沒有農民運動，所以，軍隊在途中得不到支持。起義軍經過一個多月的行軍，到達閩粵邊境地帶後，才短暫地控制了潮州和汕頭（9月24日至30日）。但得不到群眾的支持；雖然僅在一年前，支持香港的罷工和封鎖運動在該兩地曾非常活躍。到9月底，被擊潰的起義部隊已完全失敗。第二十四師和第二十軍殘部設法向沿海的陸豐前進，彭湃組織的農民運動在該地仍有力量；但賀龍部下的幾個師長卻在此地倒向敵人的一邊。許多共產黨領導於是乘小船逃到香港，有的則乘船前往上海。周士第指揮的第二十五師殘部和朱德率領充當後衛的部隊逃進山區。後來周士第和朱德率領部隊穿過江西南部，然後分開；朱德帶領600名左右裝備很差的士兵，於1928年春季在湘南和毛澤東會師。[345] 南昌起義的直接後果之一，是九江和武漢地區大規模逮捕共產黨嫌疑分子，許多人被處死。但是，大部分沒有隨軍南下的共產黨領導人已經躲藏起來，逃過了清洗；正在秘密制訂計劃，準備在秋收季節發動一系列農村起義——一般地說，在此必須交租之時，是農村處於非常緊張的時期。 秋收起義 遵照共產國際的命令，羅明納茲在8月7日召集當時還在武漢的黨中央委員開會，改組領導機構，同時批判過去的錯誤——錯誤歸咎於中國而不是共產國際的戰略家和批准新的政治路線。約22名中共黨員在羅明納茲的「指導」下，在武漢開了一天的會。其中15人是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不足總數的一半；選舉了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政治局，在新的大會召開以前，負責處理黨的事務。黨這時將保持嚴格的集中和高度的機密。[346]8月7日會議參加者還發了四份文件，據報道，一份文件是羅明納茲口授的，指責過去中國領導集團的機會主義，特別指名批評譚平山，還批評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條造反的路線：共產黨既要推翻南京政府，也要打倒武漢政府，將在一切客觀條件許可的省份組織武裝起義，期望儘早建成蘇維埃。所有的起義都應當在「革命左派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347] 原來計劃號召的秋收季節起義，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廣西四省進行，但大部分江西領導人在南昌起義後隨軍南下，離開了江西，致使該省不可能再舉行一次起義。新政治局派張太雷作為共產黨南方局和省委書記，坐鎮廣東。政治局把湖北分成七個區，把湖南分成三個區，希望在這兩省發動廣泛的農民起義；但由於缺乏指導人員，活動區域縮小到武漢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長沙以東的湖南省部分。密謀者決定由毛澤東會同省委書記彭公達負責湖南的行動。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也參加制訂計劃，但不執行湖北南部的任務；這項工作由匆忙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來指導。預定兩省起義日期定為9月10日。[348]農民起義將進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漢政府和唐生智政權，進而成立人民政府。起義必須在組織、技術和政治方面做精心準備；起義一旦發動，絕不能退縮或後退。農民必須組成主力部隊；對於現存部隊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張而轉向革命，則可以成為輔助部隊。「耕者有其田！」「抗稅抗租！」「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滅土豪劣紳和一切反革命！」——這些口號對農民具有極大的煽動性。殺死階級敵人和地方官員，促使農民投入廣泛的農村起義和攻打縣城；然後，武漢和長沙將隨之起義。這就是處於逃亡狀態的政治局委員們的理論構想；但要實現起來，其困難就難以逆料了。 在湖北省南部，9月8日晚，起義過早的開始了，起義者搶了一列火車運送的錢和少量武器。但是當地方的共產黨領導人，按計劃攻打有兩道城牆與防守嚴密的縣城時，因缺乏有軍事才能者的指揮，只得敗退下來。以很差的武器，又沒有受過訓練組成的農民軍，去攻打有兩道城牆的縣城，失敗自在意料之中。中央已禁止特別委員會與仍有共產黨軍官的部隊接觸。因為這是一場農民運動，特別委員會被迫於9月12日在山區一個小鎮成立了革命政府；不久就轉到一個市鎮——新店，希望得到一支地方自衛隊（是一支有38支槍的以前股匪）的支持，準備聯合攻打另一座縣城。如果這一計劃失敗，即越過省界，向岳州轉移，與湘東的起義農民聯合起來。不幸的是，當委員會在與自衛隊談判時，其參加搶劫列車的自衛隊首領卻背叛了，並解除了農民起義者的武裝，但讓委員會委員逃走。這樣，經過不到十天的到處的騷亂和殺戮，鄂南的起義最終失敗。[349] 毛澤東擔任指導任務的湖南起義，在一開始比較順利，但也以失敗告終。在組織階段，毛澤東與武漢的政治局成員在幾個問題上發生衝突。毛澤東認為，如果沒有組織起來的軍隊，不論是主要的還是輔助的軍隊，起義就不可能維持下去；堅持現有的領導集團不應過於分散；並不顧中央的意見，將其主要精力用在長沙附近瀕臨湘江的幾個縣。毛澤東還希望起義是在共產黨旗幟下進行戰鬥，而不是仍打國民黨的旗號；並主張完全沒收土地，立即成立蘇維埃。中共中央嚴厲批評了毛澤東，派了一名蘇聯顧問到長沙協助毛澤東指導工作。只是從這位馬克夫同志的報告中，我們才得到關於起義和毛澤東「錯誤」的一些有用資料。[350] 到9月的第一周，毛澤東擁有四支可以投入戰鬥的隊伍。第一支是由張發奎衛隊的逃兵所組成，不足一個團的兵員；因其錯過了南昌起義，士兵開小差嚴重，幾乎不成建制。其正副指揮官均為共產黨員，部隊駐紮在江西省內靠近湖南邊境的修水。第二支部隊是由夏斗寅部逃亡士兵組成的「烏合之眾」，指揮官原來是個土匪，曾與上述的所謂第一團發生衝突，被趕出了修水。第三支部隊號稱「平江瀏陽自衛軍」，一部分是5月底曾試圖襲擊長沙的農民，一部分是地方上的民團和土匪。一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351]的畢業生在指揮這支隊伍，駐紮在長沙以東的山區。第四團為萍鄉、瀏陽自衛軍，由安源失業的礦工——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很有戰鬥力的隊伍所組成。湖南省委把這四個「團」——分布在150公里範圍內的三個地方，其中有兩個「團」還互相持敵對態度——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並授予共產黨黨旗。[352] 最後的戰鬥計劃，要求第一、第二兩個團進攻長沙東北的平江，其他兩個團攻打省城東面的瀏陽。9月11日或在此以前，在長沙周圍農村舉行小規模暴動，以轉移對有城牆護衛城鎮的注意；游擊隊則襲擊出來鎮壓起義進攻者的部隊。另外，起義者還注意到從南北兩面切斷通往長沙的鐵路。在奪得平江和瀏陽以後，所有起義部隊在15日直趨長沙，而長沙城內屆時將發動群眾起義以作內應。但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執行這個計劃的共產黨員人數已大為減少——全省約有共產黨員2萬人，減少到只有5000人；在長沙的共產黨員只有1000人。此外，起義部隊的武器也比較少。 安源的第四團準時在9月10日開始進軍，既然不能攻占萍鄉，就在12日轉而攻下位於通往長沙鐵路旁的醴陵縣城，並在縣城駐守了一天，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宣布沒收土地的綱領。一支只有60支槍的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部隊，在13日竟占領離長沙60公里的株洲，使省城驚慌失措。根據馬克夫同志的報道，這個地區數千農民用長矛、大刀等武器參加了衝突，奪得許多槍支。在較遠的北邊，應當去攻占平江的兩個團，竟自相火併起來，第一團的殘部於15日退到江西境內山區。面臨這一變故，湖南省委取消了預定在15日舉行的長沙起義。16日晚，第四團準備攻取瀏陽。但就在此前不久，第三團因其北面右翼部隊的叛變，而放棄了攻打該城的意圖。次日，這支最優秀的共產黨部隊的第四團陷入了重圍，幾乎全軍覆沒；主要是農民組成部隊的第三團，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馬克夫同志責備領導集團膽怯，要求重新發起進攻，但也未能奏效。 毛澤東在瀏陽縣的部隊之間往來時，為民團所俘獲，差一點遭了大難；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脫並躲藏起來，多半會遭到槍殺。毛澤東被俘的日子和被關押有多長時間，現在都不清楚。毛澤東從被關押中逃出以後，步行到第三團殘部集結的一個山間小鎮，命令第一團的殘部也到此集結。毛澤東力排眾議，說服了這些潰不成軍的士兵和礦工、農民和土匪組成的部隊，撤退到湘贛兩省交界的偏僻山區，這就是有名的土匪築壘地區的井岡山。[353]毛澤東於此開始其通向取得權力長征的第一步。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毛澤東才知道其已被清除出政治局；同時知道，政治局因譴責湖南的失敗，也給其他領導人以處分。 廣東是奉命舉行秋收起義的第三個地區。彭湃以前曾在該省的東南沿海的海豐與陸豐，開展過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當時還存在裝備很差的農民武裝。為反擊李濟深4月中旬的反共政變，共產黨領導的一支部隊於5月1日成功地占領了海豐縣城，處死了沒有逃走的官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是在十天之後又被逐出縣城。而起義部隊仍在城內不時進行襲擊，農民也公然反抗地主。8月22日，聞知葉挺、賀龍率部正在逼近的消息，中共廣東省委在葉、賀軍到達時，舉行了一次暴動。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軍，分別於9月8日和17日占領了陸豐和海豐縣城，但在一番搶掠和殺戮之後，又撤出了這兩座縣城，重新在山區準備好的根據地集結。當葉、賀軍接近汕頭時，農民軍又短時間占領潮陽和揭陽兩座縣城，不過這些地方武裝和即將到達的部隊之間卻很少配合。農民軍得到葉挺一個營兵力的幫助，為奪取普寧打了一仗。但在戰鬥結束之後，該營營長是一名共產黨員，因為擔心農民大肆殺戮，不許其入城。9月底汕頭之戰失敗，共產黨希望在廣東建立一個工農政府的意圖，又告暫時的破滅。[354] 面對所有這些失敗，共產黨領導機構在武漢被暴露的危險亦日益增加，瞿秋白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員，經過化裝後前往上海；約於1927年10月1日，復又在上海重新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領導機構。[355] 國民黨領導謀求統一的努力 共產黨領導人被趕出武漢以後，國民黨的三個主要派別立刻進行和解談判。上海的一派，是由一批有威望的老革命黨員所組成。這一派因反對孫逸仙的聯俄和在國民黨內部容納共產黨人而結成一派，其中的幾個人（但不是全部），於1925年11月在北京西郊的西山開會，強烈譴責共產黨向國民黨的滲透，要求解除鮑羅廷的職務，並指責汪精衛。持反對意見的西山會議派，堅持上海的原國民黨執行部是國民黨的中心，甚至在1926年3月獨自舉行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西山會議派在上海的領導人，於1927年春季的反共行動中，與蔣介石以及來自南昌的支持者進行合作，並於4月份幫助組成南京政府，但仍保留上海的中央黨部。西山會議派在上海的一些人，因被廣州的國民黨領導集團「開除」出黨而懷恨在心，有的人此時正在南京身居要職。到7月後期，國民黨的武漢集團已與中國共產黨決裂，而耿直的激進主義的——也是理想主義的黨員已經離去。顯然，和解決非易事。因為在1927年3月的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武漢方面竭力主張削弱蔣介石的地位和權力。而在汪精衛回國後，武漢和南京已經變本加厲地互相公開攻擊。雙方各自都宣稱其為真正國民黨的中心。 到8月份，寧方（南京集團）數次遭到軍事失利；而漢方（武漢集團）的統治區域內，又為共產黨領導的暴動所苦。因此這就推動了寧漢兩方的談判。由於要派出兵力對付武漢，南京方面已削弱了在北線的兵力，遂給北軍以喘息之機。張宗昌率部於7月25日奪回了徐州；孫傳芳也發動攻勢，企圖收復其在長江三角洲的老根據地。7月中下旬，馮玉祥致電寧、漢雙方敦促和解，但雙方對馮氏均不予信任。8月初，寧、漢雙方開始電訊往還，並互派使者。[356] 在寧方內部，李宗仁和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與蔣介石的黃埔系之間存在著衝突；甚至何應欽對蔣介石的支持也有些不大可靠。蔣總司令由於專橫跋扈，樹敵很多；而且這位總司令本人似乎就是雙方和解的障礙。此時，蔣總司令統率的後備軍兵力正在投入北伐，雖在上海作了勒索性的籌款，但南京政府在財政上仍是困難很多，這就降低了總司令的威信。在8月12日軍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蔣介石表示要辭去總司令的職務，願將首都的防務交給其他的將領。當場沒有人提出異議時，這位總司令認為這是其受到不可容忍的侮辱，於是就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張靜江、胡漢民、蔡元培、吳稚暉和李石曾隨即赴滬，對蔣氏勸慰挽留。8月13日，蔣介石發表下野聲明，強調其唯一願望在於為黨服務；如其下野能促進黨內團結，當欣然引退。蔣氏回顧了黨的歷史、首言及孫逸仙的聯俄容共主張，然後為其個人辯解說，其所以清除共產黨，因該黨成員在國民黨內從事陰謀活動。聲明最後敦促國民黨同志共聚南京，完成北伐。[357] 蔣介石離開南京後，寧、漢雙方使者在廬山討論了和解的條件，並決定於9月15日在南京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來解決雙方的分歧。但在會議召開前，南京正處於危急之中，捲土重來的孫傳芳企圖奪回該地。孫傳芳率部成功地渡過長江，前鋒到達距南京僅15英里的地方[358]，並切斷了滬寧鐵路。事情發生在8月26日，防守南京的是李宗仁的原第七軍和何應欽的原第一軍，而兩位將軍一向又不和。更為嚴重的，唐生智派何鍵和劉興率兩個軍向南京逼近，配合孫傳芳的進攻。在此緊急關頭，李、何兩將軍捐棄前嫌，在白崇禧率部及其他部隊配合下，全軍投入戰鬥。經過六天的鏖戰，北伐軍擊敗了入侵的北軍，於8月31日結束了這場拉鋸戰。約有3萬名孫傳芳的官兵，在退路被國民革命軍的海軍切斷後，全成了俘虜；北伐軍所獲武器裝備堆積如山。龍潭之戰至關重要，拯救了南京和長江富庶的三角洲地區，使重組國民政府成為可能。[359] 漢方代表的譚延闓和孫科，為了進行黨的統一初步討論，已經到達南京；同時，在9月初，隨著南京危機的解除，汪精衛與漢方的其他大部分領導人員，也都到達南京，與不久前的對手舉行談判。但在安慶督師「東征」的唐生智，卻拒絕前往南京。在9月5日至12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談判中，寧、滬、漢三方制定了一個使大家都保住「面子」的妥協方案，設立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來處理黨務，重新組建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準備在1928年1月召開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屆時，大會將決定黨採取新的路線，甚至對大會代表產生的方法也作了詳細規定。由此，中央特別委員會將取代第二次代表大會各自對立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組成特別委員會時，三派各提名6名代表和3名候補代表組成一個團體，由此團體再公舉14名最有威望的政軍人員——汪精衛、胡漢民、張繼、吳稚暉、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李濟深、何應欽和白祟禧，共32名委員和9名候補委員組成特別委員會，名義上包括了最重要的軍事將領；共產黨員沒有列入，宋慶齡、陳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被刪除了。[360] 9月13日，汪精衛辭去了職務，和親信數人一道前往九江。汪氏建議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卻為一些人所否決，對此深為不滿；而這些人還否認3月份在漢口召開的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合法性。汪精衛則公開表示特別委員會為非法。行前，汪精衛依中國慣例發表一個辭職聲明，表示對其過去錯誤的檢討。[361]其他的31位領導人於9月15日按商定的步驟，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並致電汪精衛，拒絕其辭職；要求胡漢民、吳稚暉和蔣介石重新履行其職責。中央特別委員會然後選出新的國民政府委員會，由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5人任常務委員，並任命了4名部長執行政府的職能。[362]但汪精衛和胡漢民均未到任。 這次三方的和解，一開始就遇到許多障礙。新的特別委員會因其不合黨章，動輒遭到反對。幾名原寧方和滬方的領導沒有被安排，蔣介石仍缺席，汪精衛更公開反對特委會。10月初，新的南京集團派代表試圖勸說汪精衛。到10日，似乎新的妥協已經達成。次日，南京的譚延闓、李宗仁、何應欽和程潛，通電建議於11月1日在南京舉行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但對汪精衛及其軍事支持者唐生智來說，這個讓步顯然是不夠的，唐生智意在取代蔣介石出任總司令。21日，名存實亡的政治委員會發表聲明，稱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恢復之前，於該委員會所轄地區範圍內，是黨、政、軍事務唯一的權威。唐生智通電指責南京，揚言要推翻篡位者。10月29日，汪精衛經過上海，秘密抵達前革命根據地的廣州。 唐生智的挑戰，或許是對南京政府10月20日下達對其討伐令的回答。據稱，在龍潭之役戰後，南京方面發現唐生智與孫傳芳、張作霖秘密勾結的證據。討伐唐生智的戰役，由唐氏在湖南的宿敵程潛統率，包括李宗仁、朱培德的部分軍隊，配有一支小艦隊和數架飛機。唐生智四面樹敵，北為馮玉祥，南有李濟深，均足以威脅唐氏；而譚延闓軍的前線總指揮魯滌平率軍自西沿江而下。在長江北岸，李宗仁率部迫使何鍵所部向湖北後撤；同時在長江南岸程潛率部把劉興所部趕向江西，而劉興部在江西將與朱培德的部隊遭遇。11月初，南京的艦隊封鎖了通往武漢三鎮的水道，而魯滌平正率部向岳州逼近，堵住唐生智退往湖南的通道。唐生智的部將何鍵、劉興、葉琪、周斕和李品仙諸人，決定退向其湖南的老根據地以期自保。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下野，秘密登上一艘日本輪船，前往日本避難。[363]北伐的軍事聯盟開始分崩離析。 汪精衛回到廣州後，另成立一個新的黨部，以與南京的中央特別委員會相對抗。陳公博、顧孟餘、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愷夫人）等少數幾名左派中央委員參加了汪精衛的陣營，而汪氏主要的軍事支持者依然是張發奎。南昌起義後，張將軍率殘部——三個步兵師、一個炮兵團和一個教導團開到韶關；該地靠近廣東北部邊境，處於通向廣州鐵路北端。[364]張發奎本人應李濟深的邀請，取道海路於9月27日回到廣州。當張將軍率部到達韶關時，即下令開達廣州。張發奎所部到達廣州，則較李濟深的部隊更為強大；因為李濟深的部隊分駐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市鎮，而且又派數團兵力到汕頭地區阻止葉挺、賀龍的侵犯。與葉、賀軍戰鬥獲勝後，李將軍開始調回其部隊。這樣，汪精衛於10月29日抵達廣州時，張、李兩位將軍的軍事實力大致相當。李濟深對汪精衛的支持是表面的，因其與黃紹竑的關係密切；黃氏乃是支持南京特別委員會及國民政府的。但是由於對唐生智的征伐，已經削弱了桂系對南京政府的控制，而特別委員會本身也陷於困境之中。[365] 汪精衛到達廣州後，立刻發出在廣州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號召，邀請南京和上海的委員前往參加，而李濟深則拒絕參加。因為南京的領導人以前同意11月1日在南京舉行此次會議，所以廣州與南京之間又進行多次的電報談判。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沒有召開，汪精衛於當日在廣州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在李濟深反共政權下，受到嚴厲鎮壓的廣州左派工人運動，在張發奎和汪精衛回來之後，又顯出了生機。數千名手執紅旗的工人步行到汪氏住處，要求其立即釋放被捕的工人領袖，但遭到警察前來把工人們驅散。恢復反英封鎖的努力，預示共產黨活動的復活，因為原來的罷工委員會曾為共產黨所控制。汪精衛的政治委員會廣州分會和廣東省政府，計劃每人發一筆錢，來遣散留在廣州的香港罷工工人。[366]汪精衛一派顯然對工人的騷動不感興趣，事實證明，其在廣州的逗留也只是暫時的。到11月初，蔣介石又回到政治舞台，建議蔣汪聯盟來反對南京的特別委員會。 蔣介石於9月28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進行其他活動外，還贏得宋夫人[367]的同意，與其女宋美齡結婚。這樣，蔣介石就與孫逸仙的遺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親關係。[368]蔣介石於11月5日還私下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田中男爵稱讚蔣介石及時引退，稱讚只有蔣氏能夠拯救中國革命；建議蔣氏鞏固長江以南的國民政府的地位，不要捲入到北方的軍閥政治之中。田中對蔣介石說，只要在國際條件容許和日本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日本將支持蔣氏的反共努力。蔣介石回答稱，國民革命軍的北進是絕對必要的，要求日本給予援助，以清除世人對日本正在幫助張作霖的感觀；並稱只有這樣，日本才能保證在華日本僑民的安全。[369]蔣氏與田中二人，各自發出了呼籲和警告。 為了同汪精衛取得和解，蔣介石派宋子文前往廣州。宋子文於11月2日抵達廣州；蔣介石於10日由日本回到上海，即電邀汪精衛來滬磋商，表示同意汪氏的基本主張，即應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解決黨內的一切問題；為此，先應在上海舉行預備性會晤。譚延闓也代表南京特別委員會致電汪精衛，建議上海作為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預備會商的地點。[370] 當汪精衛和李濟深準備到上海參加會商時，李將軍在徵得汪精衛同意後，邀黃紹竑來廣州接管其部隊。李濟深如果支持汪精衛，張發奎同意出國，由省庫撥給5萬元港幣作為旅費——說此款為李將軍贈張發奎的旅費。張發奎將部隊交給其至交黃琪翔將軍指揮，在14日前往香港，再與汪精衛、李濟深乘船前往上海。 實際上，這完全是個圈套，是個騙局。當汪、李二人在16日離開香港時，張發奎卻「錯」過了船班。在17日破曉前數小時，黃琪翔得到薛岳將軍和李福林將軍的支持，在廣州發動一次兵變，率部包圍了李濟深、黃紹竑部隊在廣州的各指揮部和兵營，解除了部隊的武裝；本來預備逮捕黃紹竑，但其已事先聞風逃逸。17日，張發奎、陳公博、汪精衛及其眾多追隨者在兵變後回到廣州，建立新的省政府。兵變是以「護黨」的名義發動的。李濟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輪船上，聞知兵變，也無計可施；汪精衛公開表示，對整個事件毫不知情。[371] 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衛；雖然對其支持者加強了在富饒廣東地區的控制，但顯然其政治地位被這次兵變削弱了。上海的幾個老黨員——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和張靜江，因汪精衛之背信棄義而嗤之以鼻，其中數人拒絕會見汪精衛。李石曾譴責這次兵變是共產黨的陰謀，列舉兵變前的一系列事件，又列舉了兵變後收到的報告作證。而汪精衛則否認這種指責，說兵變完全針對不合法的中央特別委員會。然而，不論事實怎樣，這個指責在以後數周內給汪精衛帶來非常不利的後果。剛從唐生智手中奪得武漢的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更是火冒三丈，甚至討論對廣州進行一次軍事討伐，以恢復李濟深在廣州的地位。這樣，為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舉行的預備會議，就在極不和諧的氣氛中開始了。贊成特別委員會的一派和汪精衛反對特委會一派之間，分歧尤為嚴重。胡漢民和汪精衛之間的宿怨一如既往，毫無和解跡象。蔣介石因在此前的三個月中沒有與國民黨的政治糾葛發生關係，恰處於進行調停的有利地位。11月24日，預備性的「會談」在上海法租界蔣公館內開始。[372] 從12月3日到10日，計劃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在蔣公館召開了幾次較正式的「預備會議」。中執委和中監委的80名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35人出席，但各派之間的爭論與以往一樣激烈。12月2日，即會議召開的前一天，因張發奎、黃琪翔「勾結共產黨」發動的兵變，南京政府下令對其進行軍事討伐。因為南京政府正是引起爭議的中央特別委員會的產物，會上的鬥爭更為此討伐令所激化，由互相指責進而到施加彈劾的威脅。由於各集團動輒不參加會議，所以預備會議只舉行了四次。最後，在10月1日，蔣介石發表了妥協和團結的呼籲以後，汪精衛提出恢復蔣介石總司令職務的辦法，並表示為了團結，其本人願意退隱。汪精衛的動議被一致通過，遂出現了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及其他將領通電要求蔣介石復職的聲浪——這多半是蔣介石自己暗中策劃的。雖然蔣介石沒有立即表示其決定，預備會議還是表決通過，要求蔣氏負責召開應在1月1日至15日舉行的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一切有爭論的問題都應在全會上解決。總之，國民黨領導集團的分歧已達於四分五裂之中，以致預備會議只能解決一些例行事務。蔣介石在黨內的地位已大為提高。現在蔣氏即使不是起決定性作用，但也可以施加強大的影響，以確定哪些中執委員和候補委員可以出席即將召開的全會；也被認為這是能把全黨重新團結起來的全會。[373] 預備會議剛一結束，上海立刻獲知了令人驚駭的消息，共產黨於12月11日拂曉前在廣州舉行暴動。在一開始，暴動顯然成功地控制了該城的一部分。在暴動中，頻頻發生搶劫、放火和處死人事件。張發奎率大部兵力出城與黃紹竑部交戰；有的駐紮在東江地區，奉令調回廣州。到第三日，張發奎在李福林的幫助下，用調回來的部隊把暴動鎮壓下去——殘酷的鎮壓。這次暴動使廣州受到極大的破壞；汪精衛的政治地位也因之一落千丈。為了安全起見，汪精衛先住進醫院，然後於12月17日乘船第二次流亡到法國。在以後數年內，汪精衛派的其他成員更是受到排擠，不再能參加國民黨的高層工作。[374] 廣州公社 災難性的廣州暴動，是由一小批大膽的中共領導人，為了執行上海新的臨時政治局的總指示而策劃的，也標誌共產黨長期奪取政權鬥爭的低潮。在長達20年的時期中，這次暴動是共產黨領導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起義；毋庸置疑，這也是1927年7月執行共產國際命令起義政策的失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把這次災難說成英勇的行動，強調參加者的英雄主義，宣稱這次暴動是一個象徵性的勝利。但不論怎樣，這次暴動是一次嚴重的失算，是共產國際指導別國革命的又一次失敗。暴動的失敗及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給廣州激進的勞工運動致命的一擊，並對其他大城市產生有害的影響。關於暴動最初兩天的殺人、放火和搶劫的報道，以及有關蘇聯人捲入的猜測，遂使中國的輿論轉而反對共產黨和反蘇。國民政府停止了其與共產國際反覆無常的「聯盟」。由於有許多報道性和分析性的記載，現僅將事實輪廓作一概述。[375] 共產黨臨時政治局於11月10日在上海舉行擴大會議，以評估最近的失敗和制訂重新建黨的計劃。為了「在真正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鬥爭道路上起步」，臨時政治局為革命制定了總的戰略[376]，在此之後，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制定了起義計劃。黃琪翔11月17日在廣州對黃紹竑兵變的消息傳來，張發奎和李濟深兩軍之間很快可能發生衝突。為了利用這個機會，政治局在11月18日通過了11點綱領，指示廣東的共產黨員在農村發動農民起義，在縣城發動工人起義，在廣州發動政治總罷工和兵變。[377]11月26日，廣東省委決定起義，並任命以張太雷為主席、葉挺為總司令的五人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會負責制定政治綱領，著手進行軍事準備，選擇官員建立蘇維埃，動員工人保護紅色工會，在軍隊中秘密發展組織，並試圖與附近的農民運動建立聯繫。12月7日，廣東省委在廣州秘密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會上選出15名代表組成蘇維埃；從名單上看，其中9名為工人，農民和士兵各3人；省委後來承認，這些人均為知識分子。會議決定12月13日在廣州發動起義。[378] 當時，革命軍事委員會掌握有相當數量的軍隊。張發奎從武漢帶來的軍官教導團，其人員在武漢受惲代英的影響，有一些共產黨員軍官，副團長是葉劍英。[379]委員會組織了赤衛隊，其中500人是原省港罷工的工人糾察隊員，1500人仍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工會會員；此外，還有黃埔軍校中的一些共產黨員學生。委員會主要的困難是缺乏武器。在12月上旬，因張發奎派出其大部分兵力出城，去阻擊黃紹竑和李濟深的軍隊，以致廣州市內防守空虛，只有少量部隊警衛各指揮部和兵工廠。李福林雖仍控制河南島，也只有少數軍隊，因其大部分部隊都在江門。但廣州有一支戰鬥力頗強和裝備精良的警察部隊。任第四軍軍長的黃琪翔[380]因受鄧演達影響，具有濃厚的「左」傾情緒；而與共產黨接近的廖尚果領導第四軍政治部。黃琪翔也知道共產黨領導人正在從香港潛入廣州，甚至把惲代英留在其東山的家中。 共產黨在廣州活動的消息，第四軍政治部刊物上出現的過激文章，使在上海的汪精衛大吃一驚。原來汪精衛在12月9日和10日去電報給陳公博和張發奎，指示其採取反對共產黨的行動；應派軍隊包圍和搜查蘇聯在廣州的領事館，並指責該領事館是中共計劃暴動的總部，命黃琪翔、陳公博等人驅逐蘇聯的領事；認為黃琪翔應暫時隱退，同時廣州應實行清黨。[381] 12月9日，警察發現了一個炸彈貯藏地，加上張發奎計劃解除教導團武裝的消息，使革命軍事委員會把起義的日期提前，匆忙把葉挺將軍從香港召來廣州，葉挺只是在暴動前數小時才來到進行指揮。此外，起義時間提前兩天，已徵募的農民部隊不可能趕到廣州城。據報道，只有近郊500名農民參加了起義。 起義的突然性也有有利的條件。12月11日是星期日，凌晨3時30分，工人赤衛隊攻打公安局——警察總部，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導團學兵的增援。在葉劍英指揮下，教導團已經叛變，並擊斃了15名軍官；在攻下了公安局後，釋放了前兩天搜捕時被抓的700多名犯人。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共產黨控制的土會成員。這些人出了監牢之後，立即投入了戰鬥。到了中午，起義者攻下了廣州城的大部分公安局機構。幾個（不是全部）部隊在廣州的指揮部也被攻占，控制了火車站和郵電局，接管了政府機關和國民黨黨部；奪取了中央銀行，但無法打開儲藏銀元和鈔票的金庫，一場大火很快吞噬了這座大樓。起義者還搶了其他的銀行和錢莊。廣州公安局成了新的蘇維埃政府的中心。夜幕降臨時，廣州城內已發生多處的搶劫、放火和槍殺可疑敵人（其中包括約300名警察）的事件。但河南島（即現在的珠海。——譯者注）幸免於難，因該島受有炮艇的李福林衛隊的保護，忠於國民黨的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和其他的人，星期日早晨就已逃避到該島。沙面租界仍是外國的保護地；英國總領事為忠於國民黨的人，拍發調回西江地區駐防的部隊，幫助平定暴亂。[382] 起義進攻的上午，蘇維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廣東省委已印就了數千份傳單，宣告廣州蘇維埃的成立與其政治綱領，並籲請群眾的支持。《紅旗》雜誌也印發列有新政權官員的名單相似的傳單。新政權以受人歡迎的海員工會領袖蘇兆征為蘇維埃主席。因此時蘇氏不在廣州，其職務由張太雷代理。工農兵蘇維埃的其他11個職務，分別由9人擔任，其中大部分，也可能全部都是共產黨員。除蘇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勞工領袖。[383]根據警察報告，參加戰鬥和搶掠的工人約有3000人，但也只是在廣州參加工會工人（估計約有20萬人）的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者已被8個月前的鎮壓所嚇倒；或者是對共產黨工人領袖產生了敵視情緒，對起義不是袖手旁觀，就是反對。對蘇維埃幾乎沒有民眾的支持。店主們沿用兵變時所用的故伎，關閉商店以防搶劫；店中的學徒和店員更是對起義漠不關心。很少武裝的士兵參加暴亂，而平民百姓對兩次群眾動員會更是敬而遠之。[384]要是在起義前號召一次總罷工，情況是否會有所不同？鑒於共產黨在工人中的地位已相當脆弱，所以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不號召罷工；但後來政治局對此作為錯誤加以指責。 第二天12月12日，張太雷在戰鬥中犧牲，時年29歲。張太雷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締造者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黨員，是共產黨和青年團兩個組織的一個主要人物。在與共產國際方面，張太雷是1925年省港大罷工的組織者之一，曾擔任鮑羅廷的廣州辦事處的主要秘書，後來是鮑羅廷在武漢時的中文秘書。張太雷死後，葉挺將軍擔負了指揮責任。但由於其在此前18個月不在廣州，對當地情況、黨組織和群眾的支持，都很不了解；倉促集結起來的軍隊，很快就被占優勢的敵人所壓倒。 張發奎將軍和李福林將軍從西江地區調回其部隊，於12月12/13日晚開到河南島和廣州郊外；薛岳師的一個團和莫雄率領的獨立團也同時到達。13日清晨，炮艇以機槍掃射沿江的馬路，為從河南島渡江登陸的部隊掃清障礙；其他部隊則從西、北、東三面逼近廣州。急於算老賬的機器工會工人戰鬥隊參加了對起義者的進攻。收復公安局（蘇維埃所在地）的戰鬥持續了4個小時。到黃昏時分，一切戰鬥都已停止。許多參加暴亂的工人和士兵都已陣亡，其他的人則躲藏了起來，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共產國際駐廣州的代理人及協助制訂起義計劃與提供經費的牛曼也溜走了。 兩名蘇聯人在與薛岳的軍隊戰鬥時被殺，參加防守工農兵蘇維埃總部的另兩名蘇聯人被俘。蘇聯駐廣州副領事M.哈西斯帶著手榴彈，乘領事館車，試圖到蘇維埃總部時被捕。搜查隊還俘獲了藏在領事館附近的兩名蘇聯人。這五個蘇聯人在被捕遊街後，即遭槍決。蘇聯駐廣州領事鮑里斯·波克瓦利斯基連同其妻子以及數名蘇聯婦女兒童，也一起被捕；經領事團的干預，並說服了憤怒的當局，始獲得免去一死；年底，被當局下令驅逐此一干人等出境。[385]據說，在領事館發現的文件，說明領事館與密謀有牽連。蘇聯外交機構則否認領事館與起義有任何牽連。 三天的戰鬥、縱火和搶劫使廣州受到很大的破壞；在戰事結束時，到處都是屍體。根據警察後來的報告，在46條街道上，有將近900座建築物被燒光。共產黨廣東省委在事後數周內估計，約有200多名共產黨員和2000多名赤衛隊和紅軍被殺，但敵方死亡不過100人。很可能在平息起義以後，被屠殺的人數要超過在起義中被殺的人。行刑隊圍捕了數千名嫌疑者，在肆意報復中將其處死。美國領事館當時估計，被處決的男女在3000人至4000人之間，其中有許多人是無辜的，與起義毫不相干。政府當局則承認殺了2000人。後來共產黨史料報道，則損失更是驚人。[386] 由於蘇聯領事館對廣州起義負有責任，南京國民政府命令關閉所有轄區內的蘇聯領事館和其他機構，並將其人員驅逐出境。在漢口，武漢衛戍司令胡宗鐸下令搜查蘇聯領事館，也搜查其他被認為隱藏有共產黨員的機構。12月16日，在法租界和其他以前的三個租界中[387]，士兵、警察和便衣圍捕了200多名被懷疑的中外人士。士兵們包圍了武昌的第二中山大學[388]及其他學校，抓走了許多學生。接著勞工領袖和學生被處決，其中有許多婦女。12月17日，兩位著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立即被處死。一位是李漢俊，中國共產黨締造者之一，此時已不是中共黨員；一位是詹大悲，著名的反清革命者，孫逸仙的同事和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389] 汪精衛在廣州成立政府的人員，大部分也黯然離去，有的人還卷省金庫之款逃走。張發奎和黃琪翔承認對廣州暴動負有責任，交出了對軍隊的指揮權，率領其部隊開到東江地區，但在那裡又被陳銘樞的軍隊打敗。李濟深於12月29日率部收復廣州，其本人於1月初才回城。 這樣，到了1927年年底，汪精衛一派已失去了其權力的基礎；在其前往法國途中，汪派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也都黯然失色。由於8個月的鎮壓和數次起義未遂的失敗，中國共產黨也受到很大的破壞，20多名最優秀的領導人和數千名黨員及追隨者被殺。將要花多年的殊死鬥爭，才能把殘破的黨重新建立起來。 最後一戰：攻克北京與定都南京 重新進軍北京的準備 為了完成武力統一中國的使命，目前在國民黨內最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蔣介石，必須獲得足夠的財力，重新集結四分五裂的軍隊，並努力把國民黨領導集團重新團結起來。蔣介石說服宋子文重新出任財政部長，在廣州時，宋氏在理財方面已表現出非凡的才能。宋子文計劃以各種方式增加收入；而此時地方收入解往南京政府的，只有江蘇、浙江兩省。在1928年1月7日就職之日，宋子文宣布每月的收入僅不足300萬元，而支出則高達1100萬元；希望能把每月的收入增至1000萬元。[390] 重新組建一個戰而能勝的軍事聯盟，亦非易事。原來英勇善戰的第四軍，此時已大為削弱，其數名高級將領均已引退。大部分原第八軍已被趕回湖南，軍長又遠在日本。[391]正在湖北建立權力基地的第七軍，由蔣介石的對手李宗仁、白崇禧所統率；而李、白二人又與南方的李濟深、黃紹竑關係密切。張作霖的奉軍和張宗昌的魯軍，憑蔣介石指揮下的大雜燴部隊，是難以對付這兩個敵對者的。蔣介石只有把希望放在馮玉祥和閻錫山身上（閻錫山在1926年6月已經舉起國民革命的旗幟，但在1927年10月與張作霖發生衝突前，兩人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此兩人是蔣氏進軍北京時可能的合作者。蔣介石於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9日，宣布重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倡議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會。 事情很快被弄清楚，蔣介石及其親信準備改造和清洗國民黨，企圖組織國民黨的領導集體。當時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宣布，五個省的黨部在改組前應停止活動[392]，浙江和江蘇的黨組織正在改組。從1月13日到2月1日，蔣介石已為拖延已久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會一切事務安排就緒。除了議事日程達成一致，說服各派不要提出敏感性問題外，蔣介石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即准許誰參加會議。在兩年前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的13名共產黨員[393]，當然不得參加這次全會。但是，汪精衛一派中許多人對12月份廣州的共產黨大破壞負有罪責，或至少是疏於職守，對於這些人怎麼辦？5名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提出，汪精衛及其8名同事應排除在會議之外。但結果只有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甘乃光4人不准參加會議[394]，其他的人可以與會。蔣介石的3個反對者胡漢民、孫科和伍朝樞，被說服攜帶巨款出國考察，其他有幾個人可能不希望參加此會。[395] 共29名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以及候補委員，出席2月2日聯席會議的開幕式。在世的委員和候補委員共有77人，其中約50人可以到會。後來出席會議的人數在30人上下。[396]全會有三個主要任務，即確立黨的政策最新指導方針，停止以往的爭論，選出新的領導集團。 與會者聽取了蔣介石的政策建議，國民黨應在國內促成精誠團結，以互相合作的精神取代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觀念；對一切宣傳當以先總理的《建國方略》為基礎，即以受布爾什維克直接影響之前的孫先生思想為基礎；一切受共產黨影響時期的口號都應停止使用，黨的出版物應予嚴格監督，禁止反對國民黨和反對國民政府的宣傳；對外事務的一切公開言論，應符合國民黨的政策。蔣介石提出，國民黨應進行清黨，辦法是在黨員重新登記前，解散所有各省的黨部，撤銷中央和省黨部的農民、工人、商人、婦女和青年各部；目前只設三個部，即組織、宣傳和政治訓練三個部[397]；一切群眾運動必須置於國民黨控制之下，必須清除群眾運動中的共產黨影響；農民協會和工會的武裝力量應予嚴厲處理；教育應以科學為重，學生應把注意力放在國家建設方面。[398]這個保守的主張很快得到全會的通過。全會徹底消除了過激勢力的影響，清除了過激分子和少數左派黨員，為國民黨以後的發展確立了方向。 為掩蓋寧、漢雙方以往的對立，全會批准了一個妥協方案，即以前所有關於聯俄容共政策的決議，全部予以廢止；同時，作為南京反共內容之一開除一些人出黨的決定，宣布為無效。但是，要進行一次徹底的黨員重新登記；特別注意清除中執委和中監委中的共產黨員；還以甘與暴亂同謀為由，開除了彭澤民和鄧演達兩人的黨籍；此外，還停止徐謙的中央執行委員的權利以及兩位中監委候補委員的資格。[399]為了填補空缺，中執、中監兩委員會的全體候補委員，一律晉升為委員。[400] 全會審議通過了一系列議案。現在國民政府組織得更加完善[401]，下設七個部的行政院、最高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大學院、審計院、法制局和四個委員會（建設、軍事、蒙藏、僑務）。這雖不完全是孫逸仙設想的五院制，卻是傾向於這個方向。而且國民政府的組織，此時大部分仍不過是一個計劃。國民黨的重建，必須在新的中央直接監督之下。全會還通過了標準的軍事組織制度，批准在軍隊中改革政治工作——共產黨員已很深地滲入這一工作（蔣介石已選定其密友、反共思想家戴季陶為政治訓練部主任）。全會還進行了選舉，但候選人的提名一直不很清楚。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的，是蔣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和譚延闓，另外4個位置留給在國外的領導人。[402]國民政府委員會包括49名委員，其常務委員會由譚延闓（任主席）、蔡元培、張靜江、李烈鈞和于右任5人組成。新的軍事委員會共有委員73人，其常務委員會委員為11人，由蔣介石任主席。這樣，幾個新的委員會足可以安排保守而有聲望的國民黨員和軍事領袖。蔣介石負責軍事，譚延闓似乎負責監督政府事務。[403] 完成了這些政治安排之後，蔣介石開始準備向北京進行最後的軍事衝擊。兩個月以前，馮玉祥已派一支部隊沿隴海鐵路東進，何應欽第一軍一部沿津浦鐵路北上。兩支軍隊於1927年12月16日在兩條鐵路交叉的戰略要地徐州會師。1928年的2月9日，蔣總司令率領參謀人員離開南京，到徐州檢閱了部隊，然後在2月16日前往開封，與馮玉祥將軍會談，商討重新進攻的計劃。馮氏的國民軍獲得部分南京政府撥給的軍餉和給養。馮將軍的幾個朋友，還在南京政府中任職，黃郭任外交部長，孔祥熙任工商部長，薛篤弼任內政部長。[404]漢口的桂系方面為了結交馮氏，也為其提供了一些資金和武器作為禮物相贈。此時廣西的將領正在湖南忙於徵戰，對於進軍北方自然不感興趣。廣州的李濟深也是如此。2月28日，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宣布，蔣介石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原第一軍軍長何應欽任參謀總長[405]，以協調北伐軍各部。[406] 約用了一個月時間，北伐的部隊重新集結並完成了糧秣彈藥的準備。蔣介石將軍統率龐大的第一集團軍，共有18個軍，轄60多個師。這18個軍又分屬劉峙、陳調元、賀耀組和方振武任軍團長的4個軍團。第一軍團是由原來的第一軍擴編而成，由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任軍官，另外還包括有張發奎和朱培德交出的幾個師和軍。按照常例，第一軍團是參戰的幾個軍團中，裝備最為精良的軍團。[407]陳調元是北方人，原來是安徽省督辦，1927年3月倒向國民革命軍，雖為北伐軍的進軍南京打開了通路，但其仍是一位舊式軍閥。賀耀組將軍在北伐第一階段，率湘軍一個師歸附北伐軍，參加攻取九江和南京的戰役。該部現已擴編為第十四軍，衛戍南京地區。方振武的革命資歷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曾與以前廣州各派反政府勢力關係密切，最近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任職，參加1927年5月該軍由山西向河南境內的進軍；然後方將軍只率領一支不大的部隊參加國民革命軍。這4個軍團連同一些雜牌軍，會同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的一部分，進攻山東。與兩年前從廣東出兵北伐的5個訓練有素的軍團相比，這支大軍顯得十分龐雜[408]；其距北京的征程約500英里。 在戰役開始前不久，外交部長黃郭與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就南京事件進行磋商，並達成協議。這是雙方作出巨大努力達成的結果。3月16日，南京政府發布了兩道命令：其一，宣布南京事件中的肇事士兵和有牽連者均已處決；其二，宣布充分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雙方代表互換了照會，在照會中互致歉意，並作了解釋。3月20日，雙方協議簽署，離暴力事件和炮擊南京已一年有餘。就美國而言，雖然外交上的承認晚了一些，但總算結束了與南京的外交困難。但對於中國的官員來說，這樣的解決是遠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美方只表示了遺憾，說是「局勢失控，有必要採取這樣的措施（即海軍炮擊）以保護在南京的美國公民」。對中國人來說，南京事件明明是英美軍艦炮擊南京城。英國駐華公使藍普森也訪過南京，並與黃郭進行過磋商，但未獲致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409] 最後戰役 張作霖大帥全面統率安國軍，其中包括張大帥自己的奉軍、孫傳芳的殘部、褚玉璞和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奉軍負責防守北京以及通往南方和西方的鐵路線；孫傳芳部和直魯聯軍在東面防守津浦線。但是直隸省的大部和魯西南是開闊的平原，難以防守，更難以防守騎兵的攻擊。西側的閻錫山統率第三集團軍，使京漢線的防禦更加複雜。 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打響了國民革命軍1928年的春季攻勢，長驅直抵魯西南，在西線展開了對奉軍的攻擊。第一集團軍約於4月9日投入山東的戰鬥，沿津浦鐵路線向北推進；並另派一支兵力在沿海附近北上，切斷省城濟南通往青島港口的鐵路。張宗昌的部隊軍心渙散；但孫傳芳猶率部作困獸之鬥，企圖進行反攻，終至慘敗。第一集團軍由此打開了奪取濟南的通道。孫良誠將軍率領的國民軍騎兵，於4月30日進入濟南城。但在西線，奉軍頑強抵抗第二集團軍的攻擊。當第二集團軍推進至河南省北部的彰德、安陽時，距北京仍約有400英里。4月份，奉軍還沿京綏鐵路和正太鐵路作先發制人的反攻。在5月份的第一周，當大戰方酣之際，正在挺進的國民革命軍與調往濟南保護日本僑民的日本正規軍，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流血衝突。 濟南慘案，1928年5月3—11日 日本的田中政府，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雖表好感，但其對北伐初期的南京事件及其他的排外事件，仍銘記於心。為了應對北伐軍取得勝利後的局面，日本內閣、軍部、參謀本部就保護華北日本僑民進行了討論；有人主張派出一支遠征軍到中國，但也有人反對。[410]蔣介石和外交部長黃郭試圖使日本人相信，國民政府及軍隊保護其統治區的日本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但在4月初，形勢趨於明顯，北伐軍可能通過濟南向前推進。儘管田中男爵在此以前，曾向蔣介石和馮玉祥提出，要求北伐軍繞過這座有2000名日本僑民的城市。於是日本政府決定採取行動。到4月18日，田中首相被軍部說服，並經內閣同意，從第六師團調一支5000名士兵的遠征軍開往山東。日本還公開聲明，設法使中國放心，並無意於干涉中國內政；當不再需要保護日本僑民時，軍隊即行撤走。北京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抗議日本侵犯中國主權的侵略行為；而民眾的反日情緒更為高漲。國民黨高層希望避免衝突。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發布嚴令，禁止在日本人居住區發動反日騷亂和敵對行為。 地圖18 1928年前後的華北 4月25日至27日，福田彥助率第六師團到達青島，自作主張，命令部隊開往濟南，約有500名士兵於4月30日抵達該城。此時北伐軍已撤離濟南。這支日本小部隊立刻在濟南城內設立樁牌，標出絕大部分日本僑民居住地區——稱之為日租界[411]，並設置路障，禁止中國人進入。5月1日，孫良誠率部及隨後的第一集團軍部隊開進濟南。當蔣介石將軍於5月2日到達濟南時，要求福田彥助撤兵，並向其保證維持濟南城內的正常安定秩序。福田也同意，當晚日軍即撤去路障，也準備離開，似乎願意將該地區和平移交給國民政府。 5月3日清晨，雙方的小股部隊發生衝突。至於戰鬥的原因和責任，至今仍不清楚。儘管蔣介石將軍和福田力圖制止，雙方的衝突更為加劇，以至發展到暴力殘殺。[412]最後，雙方實行停戰。中方同意除留幾千名士兵在城內維持秩序外，其他部隊全部撤出。蔣介石為了不妨礙其向北京推進，顯然設法避免陷入這場危險的衝突。 但是，福田卻要通過對中國人的懲罰，來維護日本軍隊的尊嚴，要求軍隊增援。田中首相和內閣在5月4日決定，從朝鮮和滿洲調兵前往增援。5月7日，日本的軍官見援軍已開到濟南，遂準備採取激烈行動。[413]當天下午，福田把一份限期12小時的最後通牒，交給中國的代理外交特派員，要求懲辦負有責任的中國高級軍官，並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在日本兵面前解除負有責任的中國士兵武裝；撤去濟南附近的兩座兵營；禁止一切反日宣傳；所有中國軍隊撤到膠濟鐵路兩側20里（約7英里）以外。這樣侮辱性的要求，是任何中國將領所不能接受的。當晚，已離開濟南的蔣介石及隨從參謀討論了這個問題。次日上午，蔣介石將軍送去了只滿足福田幾項要求的妥協答覆。福田蠻橫地認為，其最後通牒沒有在12小時內被接受，聲稱為了維護日軍的尊嚴，只有採取行動。5月8日下午，日軍在濟南城區及周圍地區發起進攻。到11日，經過激烈的戰鬥以後，留在城內的中國軍隊已被擊潰。濟南城市遭到很大的破壞，數千名中國士兵和平民被殺。再沒有比濟南慘案更能激起中國人的仇日情緒了。[414] 濟南慘案結束了國民政府與日本和睦相處的努力。但是，國民政府仍盡一切可能，避免與這個強橫的鄰邦發生糾葛，要求國際聯盟對濟南慘案進行調查，也呼籲美國政府能給予支持。但這些要求都沒有產生什麼結果——以後也屢次出現這種情況。日本軍事指揮官的這次強梁橫霸的蠻橫行動，是此後這類行動的第一次。日本軍人的這種蠻橫行動，導致三年以後日本關東軍的強占滿洲，然後導致日益擴大的中日衝突；最後的結果是1945年日本落到戰敗國的地位。 誰將占領北京 1928年春，日本政府主要關心的是保護和加強其在滿洲的特殊地位。這可以通過與張作霖或與國民政府的合作來達到目的。為了在中國內戰中作出公正的姿態，日本政府決定阻止中國的內戰擴大到滿洲境內。早在1928年的1月，田中首相已向蔣介石的駐東京特使張群提出警告，說日本不能容許北伐軍到長城以外去追擊奉軍；但作為回報，如果張作霖戰敗，日本將保證其迅速退回到奉天。到4月份，日本政府已經決定要保持滿洲的和平，如有可能，就安排交戰雙方停火，否則出兵實行武力干預。 為了避免同日本糾纏，蔣介石已撤回大部分進入濟南的部隊，並將其往西調動，準備渡過黃河後再在北岸集結。在5月中旬，當日軍正在濟南及周圍打擊中國軍隊時，國民革命軍第一、第二、第三共三個集團軍開始了總攻擊，安國軍朝北京和天津方面撤退。閻錫山率第三集團軍向石家莊推進，於5月10日與沿京漢線追擊奉軍的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會師。同時，閻錫山的其他部隊正在收復山西北部各地，並沿京綏鐵路向北京的後方移動。安國軍試圖在西南的保定和山東北端的德州之間，建立一條較短的戰線，以便用褚玉璞的直軍和奉軍來增援魯軍；但在防線東端抵不住馮玉祥的攻勢。德州於5月12日易手，守軍朝天津方面撤退。5月18日，蔣介石將軍與馮玉祥將軍在鄭州會晤，計劃大軍向天津推進；如果攻下並守住天津，將切斷奉軍撤回其根據地的退兵鐵路線。 此時，奉軍準備撤離華北的形勢已趨明顯，軍官們將家眷及貴重物品運送回東北老家。京綏路線的奉軍開始撤向張家口，然後再撤至更遠的地方。在奉軍從張家口後撤時，桂系也開始行動。擔任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的白崇禧，已率部進入河南。軍事委員會指定河南由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的李宗仁負責。5月20日，白崇禧將軍在鄭州會見了蔣總司令，接受總司令的命令。命令他統率的部隊卻原來是唐生智湘軍的一些士兵。[415] 天津和北京可能要被北伐軍攻占，日本和西方列強擔心其在天津五個租界[416]僑民的安全，還擔心北京的使館界。南京事件的經驗和最近濟南的糾紛，不論誰勝誰負，各國對中國軍隊能否遵守紀律，不能不加提防。根據1901年的《辛丑和約》，列強已多年在天津駐紮有幾支軍隊，這些駐軍最近增加至數千人。5月11日，天津的日本駐軍司令官提出，按照中國與列強1902年簽訂的條約，應把中國軍隊逐出城周圍30里以外的地區。美國不是這個簽字的締約國，在天津也沒有租界。[417]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司令斯梅特利·巴特勒自己單獨制定了保護美國僑民的計劃，其他的列強則制定聯合防禦計劃。 在東京，日本外務省正在準備分送給中國交戰雙方的文本，表明決心要阻止中國的內戰擴大到滿洲。5月17日，田中首相會見英、美、法、意四國代表，向其解釋將於次日分送南京和北京兩個政府備忘錄的目的。以下為其部分談話： 我們制定的政策是制止在北京發生戰鬥，這是為了不讓戰亂擴大到滿洲境內。如果張作霖和平地撤出北京，維持士兵的軍紀，且不被南軍追擊，我們將容許其進入滿洲。但是如果張作霖在北京進行戰鬥，並向山海關撤退，或者撤至我們確定的某個地點，與南軍邊走邊打，我們將阻止其與南軍進入滿洲。我相信這項計劃，將會使張作霖偃旗息鼓，悄然離開北京。我也相信，如果張作霖現在從北京退出，南軍也不會對其橫加干擾。因此，我期待北京能被放棄，和平的轉入南軍手中。[418] 田中男爵指示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去敦促張作霖，要其不失時機地撤至滿洲。駐上海總領事矢田接到指令，要其通知國民政府，一旦張作霖退回到老根據地，日本將不准許其干預長城以內的事務。田中男爵及日本政府，就是這樣計劃分裂中國和保護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勢力範圍。軍部將日本政策的解釋，電示滿洲、朝鮮和台灣的駐軍司令官，謂奉軍如果有紀律地回到滿洲，張作霖不必退隱，奉軍也不是非被解除武裝不可，但是日軍將不准中國的南軍部隊開到長城以外。軍部要關東軍將為執行這個計劃做好準備。 芳澤公使於5月17—18日晚拜會了張大帥，交給大帥一份日本的備忘錄，並稱北軍的敗局已定，如大帥能接受迅速返回滿洲的建議，日本政府將能救助大帥及所統率的軍隊，但遭到張作霖總司令的拒絕。據芳澤的看法，張作霖想不放棄北京而能得到日本的援助。[419] 第二天晚上，張大帥派一名副官，把與芳澤午夜會談的內容通報了英國公使藍普森，徵求藍公使的意見；並問公使道，是否到了把北京和外國人留給無法無天軍隊的時候了？無疑，藍普森在前一天已知道了田中首相對外國外交官所作的解釋，便建議張作霖及其幕僚要作謹慎的考慮；並指出日本沒有侵略的預謀，而是要保護其在滿洲的利益，大帥應不惜任何代價，避免與日本發生衝突。[420] 日本代表向馮玉祥、閻錫山和蔣介石轉達了日本反對任何破壞和平的行動，很可能還鼓勵各方進行停止內戰的談判。美國政府不參與日本的外交活動。5月8日，國務卿弗蘭克·B.凱洛格致電馬克謨公使，並指示說：「美國將不與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國家採取聯合行動，去阻止中國人把敵對行動擴大到滿洲，或干涉中國軍隊進行有節制的軍事行動，美國僅是保護本國的僑民。」[421] 時局發展得非常迅速。奉軍難以守住保定的陣地，而在此以東的防線更不鞏固。國民政府的代表正在北京嘗試找談判的代理人，以求尋得倒張的勢力。張作霖及奉軍的將領擔心，過久地據守京津和冀東的危險性，很可能被圍困在這裡。但張作霖及奉軍撤走，將由誰來接管北京？馮玉祥是張作霖的宿敵。早在4月中旬，美國公使馬克謨即已指出，北京政府希望打敗和趕走馮玉祥的軍隊，與上海和南京達成某種妥協。現在已是5月份，馮玉祥的軍隊肯定能攻下北京城。奉軍之撤離北京已成為一筆交易，即讓閻錫山的軍隊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讓馮玉祥取得這一珍貴的戰利品。[422]到5月底，奉軍已放棄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張作霖準備離開北京，打回老家去了。 6月1日，蔣介石將軍與馮玉祥、閻錫山在石家莊會面，籌劃接管京津及商定以後的安排事宜，也許在當時——也可能在更早，馮玉祥才知道不是由其接管北京，也不是由蔣介石接管。蔣氏於6月3日即返回南京。6月4日，國民政府任命——也就是證實閻錫山為平津衛戍司令。 張作霖於6月1日召見外交使團，發表了事實上是一篇告別的講話。張作霖作出的安排，把北京城交給王士珍為首組成的治安維持會來管理。王氏是元老政治家，曾是袁世凱的親密同僚，一度擔任過國務總理。北京城內的治安由北京有效率的警察與鮑毓麟將軍率領的一旅奉軍負責。鮑將軍留在奉軍撤退的最後，直到把北京城移交給閻錫山，然後率領全旅平安地回到奉天。次日，張大帥向國人發出告別電，以其未能勝利結束反赤戰爭深表遺憾；並宣布為了避免進一步流血，即率部返旆滿洲。大帥由其大部內閣成員及高級將領的陪同，於6月3日夜乘專列隆重地離京。但當專列於6月4日晨駛近瀋陽時，中了預埋炸藥炸毀。大帥身負重傷，於兩小時內不治身亡。大帥為日本關東軍的一批軍官所暗害；這些軍官反對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劃了這次行動。[423] 大帥的長子張學良和總參謀長楊宇霆與孫傳芳，於6月4日前往天津商定，奉軍在該地必須堅守至大軍撤至山海關時為止。治安維持會已派專使前往保定，歡迎閻錫山前來北京。6月11日，閻錫山在白崇禧陪同下進入北京城。閻錫山部下另一名將軍傅作義於6月12日接管了天津；除了一個事件外，整個交接過程都是和平的。率先向北京挺進的馮玉祥部的韓復榘將軍，此時駐紮在北京城郊，包圍並解除了奉軍一個旅的武裝；而外交使團曾保證該旅安全通行離開北京。因此，外交使團為此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最後，奉軍被解圍，武器全被發還。[424] 開始全國建設 1928年7月6日，4個集團軍的總司令在莊嚴的儀式中齊集在北京城郊西山一座廟宇[425]中，在已故領袖孫逸仙總理靈柩前致祭，以告慰先總理在天之靈；宣稱隨著攻占北京和北京政府的倒台，期盼已久的北伐大業已告完成。數日之後，眾將領及參謀人員召開非正式會議，討論遣散軍隊問題。參謀總長何應欽報告，此時國民革命軍約有300個師，分屬84個軍，其人數多達220萬（雖然這個數字是把所有的有組織部隊都算作國民革命軍）。要維持這支大軍，每月需要發6000萬元的薪餉。總司令部希望把總兵額減至80個師，士兵為120萬人。這樣，全軍的軍費開支僅占全年國家歲入的60％。蔣介石向其軍事同僚送去一份備忘錄，專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準備的。備忘錄建議成立編遣委員會，專門制訂遣散計劃、固定軍隊的人數和軍費的開支，並把全國分成幾個確定的軍區。蔣介石建議，全國劃分為12個軍區，每個軍區擁有4萬至5萬名士兵的軍隊。[426]編遣會議定於1929年1月召開，但成效甚微。當時的地區軍事集團，實際上已分割了全國。以後不久的事態發展跡象，在7月的北京眾將領會議上就已經顯示出來。馮玉祥因未能獲得接管京津戰利品而懷恨在心。當北京成立以閻錫山為首的政治分會時，馮玉祥不同意在其中任職。更令人感到不祥的，馮將軍於7月14日離開北京，前往祭奠其祖墳，然後再去其設在河南的司令部。[427] 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定於8月8日至14日在南京召開，其任務為謀規劃國家的未來。馮玉祥和閻錫山兩位總司令以及海軍上將楊樹莊，作為特邀嘉賓出席會議。[428]全會主要討論國家政策方面的重大問題。最引起爭論的，是怎樣迅速和強有力地實現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權的集中？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是否應當廢除實際陷於分裂割據的政治分會？[429]主張集權和維護地方權力的人之間經過長時間爭吵——爭吵幾乎使會議開不下去，然後全會通過決議，肯定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其任務是將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經由中央政治會議交國民政府執行；各地政治分會應在年底撤銷。這樣，原來孫逸仙根據鮑羅廷的建議，設立作為核心委員會的政治會議，即不是獨立，或凌駕於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上；新近設立的政治分會將不再存在。但是，公布的中央政治會議委員的名單，共有46人，幾乎包括全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正式委員，也包括大部分重要的軍界人士以及回到黨內的幾名保守的老資格黨員。[430]這個中央政治會議，很可能是個表示各派團結的擺樣子機構，如同以往一樣，一個很小的核心集團掌握著決策權。另一個朝向集權化方向發展的標誌，是決議中的一條原則，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必須住在首都，不得分散到各地去住。 政府的財政如何才能統一？財政部長宋子文已召開了兩個會議，一個是討論財政問題，一個是討論建設問題。會議集中了主要私營銀行家、商人和實業家、各省財政官員、各軍隊代表，以及財政專家。宋子文在會上詳述了國家財政的混亂狀況，並向兩會提交了具體的建議。建議包括如何劃分中央和地方的稅源，取消貨物國內的過境稅，要求關稅自主，清理國家債務，統一幣制，促進貿易，穩定貨幣市場，建立政府的中央銀行，調節私營銀行的體系，發行公債以提供遣散軍隊和建設費用。宋博士堅持，財政統一和國家預算的採用，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實行這兩件要事，否則恢復財政將是空談。宋氏的呼籲，得到虞洽卿率領的近百人上海銀行家和商人代表團的支持。代表團在會上威脅說，除非政府在財政上實行這些改革，否則，將不能再從其手中得到任何貸款；這些人已被蔣介石代理人敲詐到不堪忍受的地步。對宋博士來說，財政統一意味著統一財政的人事制度和集中管理歲入的收支；抱怨在北伐期間根本沒有預算，財政部長只會聚斂資金，然後奉命將其悉數給最高軍事當局處理。宋部長堅持說，現在所有的稅收都應交給國庫；同時，政府所有各部門的撥款，都要由有權力的預算委員會決定；沒有該委員會的批准，不允許有越權的挪用。宋氏下結論稱，「除非實行健全的國家預算制度，否則，恢復財政和建立廉潔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能實現的」。全會認為，宋部長的這些建議是「正確和適當的」，於是將其轉交國民政府委員會進行仔細研究後，考慮予以執行；並同意建立預算是絕對必要的，責成國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預算委員會。稍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批准成立一個13人的預算委員會，其中大部分成員是有實力的地方軍人。委員會規定，撥出預算一定須經政府委員會同意。[431] 權力集中的關鍵問題在於軍界，如果將領們有各自獨立的地盤和稅源，就不可能真正的集中。因此，這些人或者聽從勸告，真正的支持中央，或者可能要被中央制服，看來沒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蔣介石發表聲明稱，握有軍權的將領應公開承諾，無論其政見有何不同，但不可訴諸武力來解決問題；國民革命軍今後只用於保衛國防和鎮壓叛亂，絕不能用於從事內戰。蔣氏斷言，如果都能信守這一原則，則地方實權人之間的政治分歧，絕無釀成全國衝突之可能。[432] 全會就軍事改組問題展開了討論，並就以下的幾項基本原則作出決議：（1）軍政與軍令必須絕對統一；（2）軍隊必須迅速裁減，軍費支出不得超過國家歲入的一半；（3）軍事教育必須集中統一，所有的軍事院校必須由中央政府設立，任何軍隊和地方政府不得設立軍事院校，或與之相類似的機構；（4）所有遣散士兵將成為屯墾和參加國家建設的勞動者；（5）為了鞏固國防，必須採取切實措施發展空軍，加強要塞和海軍基地的建設。 上述的最後一條原則，表達了中國人60年來的夢想；其他幾條則涉及中國在保衛國家免受外國侵略，也涉及長期內戰中產生的一些問題。當然，這些問題不可能很快解決。全會把另外兩項議案——一項是關於黨對政府的控制，另一項是禁止軍事部門介入群眾運動——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和政府最高軍事機構[433]，要求其根據以黨治國原則，制定出具體措施並付諸實施。[434] 當時認為軍事行動時期已經結束，訓政時期即將開始。全會決定起草、通過和實施的臨時約法，政府的五院制應當實現；並試圖立法以解決黨和政府之間衝突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對下面各級，顯然比高層更為嚴重，因為在高層，黨的領導集團和政府領導集團是合在一起的。任何一級黨組織認為同級政府組織的行為不當，應將此情況上報上一級黨組織，上級黨組織即將此事提請其同級政府組織注意。而此政府組織即根據法律，給予有錯誤的下級政府組織以紀律處分。當一級政府組織對其同級黨組織感到不滿時，其訴訟程序同上；即此政府組織將事件情由上報其上一級政府組織，經過兩同級政府組織與黨組織協商後，有過錯的黨組織將受到其上級給予的紀律處分。[435]但是這個規定不能解決兩個權力機關——如果加上軍方，就是三個——內部的問題。因為每個權力機關各有等級組織，而且各有其獨立的指揮系統。 為了清除外國的勢力，國民革命發動起來後，外國僑民在華享有特權的「不平等條約」，引起了許多愛國中國人的義憤。北京政府已盡其所能到最後時刻，企圖修改不平等條約。1928年7月7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宣布，已經滿期或即將滿期的一切條約，將另訂新約代替；所有其他條約將被廢除，重新進行談判。在此過渡時期，所有在華外國僑民及其財產將受到中國法律的保護。但此等僑民亦必須受中國法律約束，接受中國法庭的裁判，必須向中國政府納稅和交納常規的關稅。外交部按照這個命令（卻沒有實力執行這個命令），正式要求各國政府派出代表來華進行談判。美國公使馬克謨遵照國務卿弗蘭克·B.凱洛格的指示，的確與宋子文談成了新的關稅條約，並於7月25日簽署了這個條約。新約接受了中國完全民族自決和國家主權的完整，以及在關稅事務上兩國平等互利原則，擬於次年，即1929年1月1日生效。但此項條約還要以「最惠國待遇」的條款為依據，這意味著在所有其他各國政府承認中國在關稅自主之前，新約是不會生效的。宋子文與馬克謨的談判和簽約得到國務卿的批准，事實上是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一種形式。[436]此外，在1928年8月8日，英國和國民政府解決了南京事件，其條件也類似於美國。 就是在這樣的民族主義氣氛中，第五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才有譚延闓和蔡元培準備的外交政策備忘錄，要求完全和無條件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備忘錄規定1929年1月1日為列強把固定關稅強加給中國條約的結束日期，要求無條件地取消領事裁判權，立刻歸還外國在中國的租界，禁止在中國境內駐紮外國軍隊和停泊外國軍艦；各國與中國談判新的互惠條約過程，不得超過一年。[437]譚、蔡二公的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經過15年的奮鬥，終於在1943年實現了。[438] 全會於8月15日結束，留給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許多需要處理的建議。然後，南京在體制上和人事上忙於籌備改組政府。胡漢民於9月3日從國外回來，經過一番猶豫後，同意與戴季陶和王寵惠三人一起起草國民政府組織法，於10月3日完成了這項工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0月8日予以頒布。組織法首次頒布了訓政時期的總指導原則，明確指出，國民黨開始在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生活的進程中，通過其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來行使統治權力。國民黨的中央政治會議，將指導和監督國民政府處理重大的國家事務，並可以修改和解釋國民政府組織法。[439] 1928年的10月10日，是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17周年紀念，重新改組的國民政府在一片鼓樂聲中隆重成立。其組織結構體現了孫逸仙的獨立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選任了五院院長，全是有威望的老資格國民黨黨員，即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季陶和蔡元培——不過，蔡元培拒絕接受監察院長任命，後改由於右任出任。五院之上設國務會議，由以上5人及其他12人組成，其中有的是有實力，有的是有威望，有數人卻遠離南京。此12人即馮玉祥、孫科、陳果夫、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何應欽、張學良、林森、楊樹莊和張繼，蔣介石任主席。國民政府的最高官員，即國民政府主席，亦即國家元首。數天之後，政治會議任命了行政的各部處長。 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領導下，南京民國政府的時代開始了。 1928年中國的前景 1928年底，中國的未來前景看來十分光明，這是充滿歡欣與樂觀的時期。國民黨已經推翻了腐敗不堪的北京政府，代之以由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愛國熱忱人士組成的新政府。這些人士長期以來關心國家的狀況，期待新政府能夠解決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許多問題。國民黨領導人試圖控制政府來推行其政策，認為在訓政時期，應起到管理者的作用。1928年，國民黨確受到民眾的擁護，很少中國人對國民黨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利提出懷疑。國民黨有受人尊敬的長期革命歷史，又被證明其為民眾的目的，能效力動員並發揮戰鬥力的組織。 國民黨在與蘇俄發生密切關係的四年中，已經給其留下了深刻的列寧主義烙印。此時的國民黨，與當年集合在孫逸仙周圍而聯繫鬆散的革命者集體，已大不相同。國民黨這時實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強調集中而受少數人的支配。為了實行訓政職能，比1924年改組前做了更充分的準備。國民黨也改進了宣傳技術，雖然仍把民族主義作為宣傳的核心主題，但已認識到動員「群眾」的作用，也知道動員會帶來某些風險。國民黨已經建立了一支由其領導的武裝力量，通過政治訓練，已證明其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國民黨這時有了新的領袖，即受人尊敬和欽佩的41歲的蔣介石。在審慎的進行籌劃，運用謀略，適當作出妥協等方面，已證明蔣氏的決心和能力。蔣介石深知金錢和刀劍的無比力量。與孫逸仙逝世後的頭兩年（鮑羅廷最具有影響力的時候）相比，此時國民黨領導的觀點要保守得多；大部分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現在都已相繼離黨而去；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已被清除。如前所述，國民黨領導集團已被派系鬥爭弄得四分五裂——從整個中國來看，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卻是一個沉重的包袱。 共產黨在與國民黨合作時，黨員人數迅速得到發展，也擴大了黨的影響。而今取而代之的，是兩黨合作既已散夥，共產黨被逼上梁山，開始進行武裝反對國民黨，只得走上準備要在很久以後的革命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共產黨員人數可能此時已減少到不足1萬人；即使有1萬人，也難以成事。約20名共產黨的領導人——從「五四」學生運動一代中產生的理想主義活動家已被處決，其中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以及黨的最有威信的領導人之一李大釗。數百名共產黨員已經戰死，或在暴動中被殺害，數千人畏懼危險而脫黨。其餘的黨員悄悄住在城市裡，或者住在偏遠的農村地區，以圖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據地。剩下的幾個領導人已經秘密前往蘇聯，去參加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一個村莊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選出了一位40歲的無產者向忠發為總書記；宣布要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真正統一國家，廢除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號召中國人民推翻國民黨，建立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沒收外國企業；進行各種社會改革。但此時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黨的領導人在敵對的環境中要重建自己的黨，擺脫共產國際所定下的政治路線，這是非常困難的任務。 但是建黨七年以來，中共領導集團獲得了許多經驗教訓，從實踐中學會組織以民族主義革命為方向的政治運動，懂得通過黨的助手青年團組織來吸收愛國青年。這些青年團的領導人，大部分都受過教育，能夠針對不同的社會階層，憑藉各種刊物完善其宣傳手段；懂得怎樣發現並組織積極分子舉行愛國示威遊行，如操縱這些活動來為黨的其他目的服務。中共領導人已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取得經驗，即在共同的愛國行動——通常是反帝行動中，與其他形形色色的組織聯合起來。有的領導人已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無產階級，如何把工人組織納入到黨控制的工會和聯合會，並在這個過程中組織罷工；也深知政權的重要性和獲得民眾支持的必要性。另有一些領導人已在華南組織大批貧農，使之懂得苦難與希望之所在，而加入到有組織的行動中。這種迅速建立起的組織，面對有根基的地方勢力，其脆弱之勢實不堪一擊。捲入武裝鬥爭的，不僅是一些倖存的黨的骨幹，還有黃埔軍校及其武漢分校的學生，原北伐軍中的一些政工人員和軍官。1928年，不論其來自課堂、車間或農村，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在一場浩劫中受到洗禮。經過這場浩劫的篩選過程，一些膽怯的人已淘汰出局。總之，中國共產黨仍有一個生氣勃勃的年輕領導集團，其中有許多才智之士，具有廣泛的社會聯繫，也有豐富的革命工作經驗；但其面臨的反對力量，卻是很強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人道主義藍圖重新塑造中國的集團、政黨或政權，都將碰到一大堆問題。在對外關係方面，有著70年遺留下來的條約，其中有許多是在威逼之下簽訂的。這些條約破壞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列強政府用炮艦和海軍陸戰隊，迫使中國給予其享有特殊權利。雖然英美正在一步步朝向歸還中國「喪失權利」的方向進行談判，但日本這個死硬頑固的帝國主義國家，卻正在使用武力來維護和鞏固其在滿洲的經濟地位。 在中國國內，軍閥主義也並未壽終正寢。孫傳芳、吳佩孚、張宗昌和張作霖之流的軍閥雖然已被打倒，但在北伐過程之中，卻出現了另一些其代替者。這時，全國有5個地區的軍事力量集團——以長江下游為根據地的國民政府中央集團；擁有湖北大部以及湖南和廣西的桂系；以陝西和人口眾多的河南為根據地，正忙於擴大勢力到山東和河北境內的馮玉祥國民軍；將其部下將領安置在平津地區的閻錫山；張學良及其他滿洲將領控制著東北。北伐戰爭幾乎沒有觸及到西部和西南大部分地區；四川、貴州和雲南的軍事將領，仍在各自據有的地盤穩坐釣魚台；甚至國民革命發祥地的廣東，也只是鬆散的依附於南京中央政府。這種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幾乎是完全的自治現象——這是地理和歷史的產物，必然是國家統一和全民族復興的主要障礙。 過去遺留下來許多棘手的問題，如混亂的幣制，以剝削窮人為特點並充滿貪污腐敗的稅收制度，完全不適應現代化國家的交通運輸體系。此外，很少的現代工業，又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城市。工人居住在貧民窟中，過度地勞動，而工資極低。最為嚴重的是農村生活條件的惡劣，稠密的人口卻只有極少的可耕土地，沒有科學的農業技術指導，絕大部分人在少得可憐的土地上辛勤地耕作來維持生活。農村廣大的民眾都是文盲，又經常染上一些完全可以預防的疾病，農村的教育及衛生事業亟待發展。國內有些地區還經常遭受周期性的災荒。 因此，一些有識之士對1928年的政治意識充滿著希望。但是，即使在具備最有利條件下，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也必定是緩慢的，更何況這種最有利的條件並不存在！ * * * [1]米爾頓·J.T.謝：《國民黨：歷史文獻選編，1894—1966年》，第65—70頁。 [2]對此問題的探討以及以下幾段的內容是根據韋慕庭的《創始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孫逸仙在廣州，1923年》，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年12月），第665—727頁。 [3]校註：此即歷史上所稱的「截留鹽餘」。 [4]孫博士和蘇聯領導人結盟情況，見於韋慕庭的《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 [5]賽尼亞·喬柯夫·龍廷、羅伯特·C.諾思：《蘇俄和東方，1920—1927年，文獻概覽》，第344—346頁；傑恩·德格拉斯：《共產國際，1919—1943年，文獻選編》，2，第25—26頁，摘要。 [6]有關鮑羅廷早期的幾次會面報告，見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範圍的蘇聯陰謀：在北京蘇聯使館沒收的迄未公布的文獻所揭露的內容》，第130—138頁。這是一部有敵意的資料集，但經與其證據核對，證明這些文獻是真實的。關於孫博士生前與鮑羅廷的生活及其活動，其最佳的學術性論述，是莉迪亞·霍勒布內奇的《鮑羅廷和中國革命，1923—1925年》。敘述鮑羅廷一生的傳記，有丹·N.雅各布的《鮑羅廷：史達林派到中國的人》。 [7]校註：1923年11月25日，在廣州召開的為「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 [8]校註：這裡的臨時執行委員會，是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於1923年10月28日決議成立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 [9]臨時執行委員會工作的詳情，分八期刊登在《國民黨周刊》（廣州）中，1923年11月23日至1924年1月13日。又見《革命文獻》，8，第1077—1079頁；關於宣言，見1079—1080頁；關於黨綱的起草，見1080—1084頁（英譯文載謝《國民黨》，第73—85頁）。鮑羅廷的黨章草案，載《國民黨》，第73—85頁。鮑羅廷的黨章草案，載《國民黨周刊》，1923年11月25日；轉載於《嚮導周報》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這是共產黨的刊物。 [10]路易斯·費希爾：《世界事務中的蘇聯人：蘇聯與世界其他部分的關係史》，第637—638頁。A.I.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1924—1927年第一次中國革命內戰的歷史》，第37—43頁；第1卷的譯稿為亞歷山德拉·O.史密斯所譯，第45—49頁。軍事危機，在《國父年譜》，2，第1020—1033頁敘述甚詳，但沒有提到孫逸仙拒絕鮑羅廷的建議。 [11]校註：1923年11月29日，鄧澤如、林直勉、黃心持、曾志祺、黃隆生、朱赤寬、趙士覲、鄧慕韓、吳榮新、林達存、陳占梅等11人上書孫中山。 [12]《中國國民黨廣東分黨部彈劾共產黨的請願及總理的批評和解釋》（中文），載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兩大要案》，第1—11頁。轉載於《革命文獻》，9，第1271—1273頁，但缺孫中山的評論。幾種評論的譯文，載康拉德·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72—73頁。 [13]校註：此時大元帥大本營外交部長為伍廷芳之子伍朝樞。 [14]海關危機和孫逸仙日益敵視帝國列強的證據，見韋慕庭：《孫逸仙》，第183—189頁。 [15]校註：出席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一部分系由孫中山指定，一部分由選舉產生。 [16]《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記錄》。關於大會系統的詳細情況，見《革命文獻》，8，第1100—1160頁；關於大會總的看法，見《國父年譜》，2，第1052—1070頁。 [17]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1，第67—71頁；譯稿，第85—92頁。切列帕諾夫指出，他論述的根據是鮑羅廷的筆記。 [18]根據會議記錄的辯論記錄，載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01—303頁；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176—182頁。李大釗陳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載於《中國國民黨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頁。李大釗親筆的文字載《革命文獻》，9，第1243—1254頁。 [19]《革命文獻》，8，第1160—1167頁。鮑羅廷早期的財政捐獻，是從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中推斷出來的（見第2版，第390—399頁，腳註21和22）。雖然鄒魯說，黨的領袖決定以其他的經費來代替鮑羅廷的資助，但有大量證據說明鮑羅廷的捐獻沒有中斷。 [20]校註：當時對從蘇聯來到廣州的顧問，均稱之為「俄顧問」。此處的「Russians」（俄國人）應譯為俄顧問。 [21]校註：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系1925年7月3日成立；1924年7月11日，尚為大元帥府時期，此時成立的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不詳。 [22]校註：此處「精英部隊」，似為當時各部隊中的教導隊。 [23]《國民革命軍，其起源、發展和體制的簡史》，1927年4月6日，這份文件在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處發現。英譯文由北京的英國公使館武官S.R.V.斯圖爾德上校送交英國外交部，可在倫敦檔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齊錫生的《中國軍閥的政治鬥爭，1916—1928年》，對中國黷武精神的制度化問題進行了研究，迪特爾·黑因齊格的《國民黨中的蘇聯軍事顧問，1923—1927年》，系統地論述了蘇聯軍事顧問所作的各種努力。 [24]校註：英、法租界當局限制中國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通過制度，稱為「新警律」。 [25]校註：此人名範文泰。 [26]校註：此處所稱印度支那總督，系法屬印度支那，即今越南、寮國、柬埔寨。 [27]尤廷、諾思：《蘇俄和東方》，第151、233、344—346頁。 [28]關於他的傳記，見唐納德·W.克萊因和安·B.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詞典，1921—1965年》，2，第720—724頁；霍華德·L.布爾曼和理察·C.霍華德：《中華民國傳記詞典》，3，第71—73頁。關於他的組織工作，見衛藤瀋吉：《海陸豐——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第1部分，載《中國季刊》，8（1961年10—12月），第160—183頁；關於彭湃的自述，見唐納德·霍洛奇譯：《農民革命的種子：彭湃關於海豐農民運動的報告》。小羅伊·霍夫海因茲的《中斷的浪潮：中國共產主義農民運動，1922—1928年》對彭有全面的論述。 [29]《革命政府關於農民運動的第一次宣言》，載《中國國民黨重要宣言匯編》，第247—251頁。羅綺園：《本部去年工作簡報》，載《中國農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207頁；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見第158—159頁，文中有關於講習所的大量情況。 [30]《廣東農民運動報告》，第53、124頁。 [31]韋慕庭、夏連蔭合編：《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文獻集，1918—1927年》，第258、301頁。 [32]T.C.張：《廣東的農民運動》，第23頁。 [33]此數字根據1927年12月廣州公社之後發現的一幅地圖，見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國公使館抄收的俄文文件翻譯結果的報告》，英國外交部，405/256，密件。《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583（1928年1—3月）。日期是由推斷得來的。 [34]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國公使館抄收的俄文文件翻譯結果的報告》。蔡和森：《五月一日的廣東農民運動》，載《嚮導周報》，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頁；《廣東農民運動報告》，第64—83、98—100頁。《廣寧農民減租運動的經驗》，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139—147頁，從《廣東農民運動經過概況》（1927年1月1日）轉載。 [35]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廣東農民運動》（第1031頁），引用彭湃報告，稱其受到凱旋式接待和組織工作的信；關於其他細節，見衛藤瀋吉：《海陸豐——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第149—181、151—152頁。 [36]衛藤瀋吉：《海陸豐——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第159頁。書中列有直至1926年5月被害的195人的名單，材料根據阮嘯仙：《關於去年廣東省農民鬥爭的簡報》，載《中國農民》，6/7（1926年7月），該刊報告了許多具體事例。 [37]肅清（化名）：《共產黨之陰謀大暴露》，本書廣泛地講述了所發現的情況以及兩黨之間日益激烈的爭吵。 [38]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兩大要案》，轉載於《革命文獻》，9，第1278—1286頁。又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台北版，第413—421頁。《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繼和謝持的質詢及鮑羅廷的答覆記錄》，載《彈劾共產黨》，第25—30頁，和《革命文獻》，9，第1286—1291頁。 [39]V.I.格盧寧：《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載《共產國際和東方：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為列寧主義戰略和戰術的鬥爭》，第242—299、271頁。已故的莉迪亞·霍勒布內奇為作者摘錄了此報告的俄國檔案文章。 [40]V.I.格盧寧：《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載《共產國際和東方：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為列寧主義戰略和戰術的鬥爭》，第271—273頁。 [41]指示轉載於《革命文獻》，16，第2773—2776頁；見《從容共到清黨》，第324—331頁；關於全會和辯論的情況，見《國父年譜》，2，第1117—1119頁。 [42]韋慕庭：《鍛造武器：孫逸仙和國民黨在廣州，1924年》，第89—93、100—105頁。書中有「商團事件」的翔實記載。 [43]校註：6月4日，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在廣州發動叛亂，占領省公署等機關。6月12日，各路聯軍合力擊敗滇軍與桂軍，克復廣州。 [44]校註：連坐；亦稱「緣坐」。中國舊時因一人犯法，而使有一定關係的人，如親屬、鄰里或主管者連帶受刑的制度。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因作戰頒布《連坐法》，一人作戰不力，全班受懲；一班作戰不力，全排受懲；余以此類推。 [45]校註：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之間的矛盾和對立，系在黃埔軍校之內，在國民革命軍中並無此兩派鬥爭之說。 [46]第一次東征的材料來源如下：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載《革命文獻》，10和11，第1523—1677頁；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頁。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防部：《北伐戰史》，第13—25頁。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第138—202頁；譯稿，第183—263頁。 [47]韋慕庭的《孫逸仙》（第277—282頁）對臨終遺囑、給蘇俄領袖們的告別信以及紀念活動進行了討論。 [48]校註：上海大學，國共兩黨共同創辦培養革命幹部學校，1922年10月，由設在上海東南高等師範學校改組而成。于右任任校長，共產黨人鄧中夏任校務長，負責主持工作；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楊賢江、侯紹裘等在該校任教；設有中國文學、英國文學、社會學三系及美術科；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被白崇禧派兵封閉。 [49]關於大會的論述，見（羅）亦農：《中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始末》，載《嚮導周報》，115（1925年5月17日），第1063—1064頁；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新中國書店版，1949年），第116—138頁；陳達：《中國勞工問題》，第122—128、593頁；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356—361頁；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1921—1927年》，第414—422頁；瓊·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1919—1927年》，第258—261頁。 [50]校註：此人即顧正紅（1905—1925）。 [51]關於五卅慘案的重要史料，有《國聞周報》2，21（1925年6月7日）、22（1925年6月14日），以及延續至9月份以後數期。《東方雜誌》，1925年7月份專刊；《嚮導周報》，117（1925年6月6日）至134（10月30日）；美國國務院：《關於中國國內事務的記錄，1910—1929年》，縮微膠捲第329號第137卷，關於美國國務院893.5041/112。美國上海總領事館克約翰1925年6月10日發出的快信，附件1：《5月16日至6月5日警察局報告摘錄》；附件2：調查；附件5：《1925年6月2日星期二會審公廨記錄摘錄》（初步聽審）；美國國務院893.5045/147：《1925年6月9日星期二會審公廖記錄摘錄》（審訊和盤間，然後是九次出示證據，共175頁）。審訊記錄見《1925年5月30日騷亂時被捕華人的審訊記錄》（未見到此件）；美國國務院893.5041/158，1925年7月3日北京代辦費迪南德·梅耶發的快信：外交使團派往上海的一個代表團的調查報告，附件23份；美國國務院893.5045/274：10月12日起，進行審問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組成的委員會的單獨的發現。國際法官委員會首席法官E.芬利·約翰遜致國務院弗蘭克·B.凱洛格說明事件的信件日期為上海1925年11月14日。發表的審訊記錄，有1925年國際法官委員會的《國際法官委員會的訴訟報告》（未見到此件）。大量的信件、剪報、中國刊物譯文、宣傳招貼的照片等證據的要點，收入美國外交人員和領事館的報告中。上述縮微膠捲第329號第43—45、136—138卷；這些材料可以在國務院的《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5年，1，第647—721頁見到。近期見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義和外國對特權的捍衛》。 [52]校註：此處五個列強，即英、日、法、美、意五國。 [53]校註：按：即沙基慘案。 [54]校註：1925年4月，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和教導第二團，奉命改稱黨軍；同年6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將建國軍與黨軍改稱國民革命軍；同年7月26日，國民政府成立，所屬各軍一律稱國民革命軍。 [55]陳訓正對這次戰役有全面的報道，載於《革命文獻》，11，第1704—1706頁。此文是《北伐戰史》中所附兩幅地圖類似報道的基礎（1，第280—287頁）。又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1925年6月1—14日），第484—486頁。美國國務院893.00/6396和/6458，廣州總領事館總領事詹金斯快信，1925年6月12日和17日，載《紐約時報》，6月7—13日。 [56]切列帕諾夫與黃埔的學生參加了這次戰役，他提供了戰役的詳細報道，雖然報道顯然部分地根據蘇聯使團的檔案，把加倫作為進攻計劃制訂者和所有軍事行動的負責人來描述，並生動地敘述了蘇聯顧問與分散的革命軍部隊形成了一個通訊網絡，準確地執行了加倫的命令。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1，第201—238頁；譯稿，第291—314頁。這個報道的特點，是對蔣介石抱有敵意的偏見，當時在革命軍中的，大約只有20名蘇軍顧問。 [57]校註：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委員為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孫科、伍朝樞、徐謙、張繼、張靜江、程潛、廖仲愷、朱培德、古應芬、于右任等16人；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孫科任建設部長。國民政府共設此四部，此處所稱「九個部」有誤。 [58]校註：此處有誤。1924年7月至1926年5月，稱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初為孫中山，孫氏逝世後，1925年4月16日，由譚延闓繼任；1924年7月11日任命的委員為胡漢民、汪兆銘（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7月16日辭）、戴季陶、伍朝樞、邵元沖；7月16日遞補瞿秋白；1926年1月26日，特任委員吳敬恆（吳稚暉）、于右任、李煜瀛（李石曾）、李大釗、陳友仁；伍朝樞任秘書長；鮑羅廷任特別顧問。許崇智不是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59]校註：此處有誤。軍事委員會系1925年7月3日成立，汪精衛任主席，胡漢民任軍委會常委，廖仲愷僅為軍委會委員。而且在1924年7月中央政治委員會成立時，並沒有軍事委員會。實際1926年3月26日汪精衛即離開廣州，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即由譚延闓擔任。廣州國民政府1925年7月1日成立時，廖仲愷並不是常務委員會委員，僅為委員會委員，而且於1925年8月20日遇刺身亡；胡漢民雖為常務委員，但1925年9月22日即離。所以，此處所說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似乎在政治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實行三執政官，是不準確的，至多只能說1924年1月30日成立的國民黨中執委和1924年7月11日成立的中政委是如此。 [60]校註：1925年7月4日廣州市並未設市長，設廣州市政委員會委員長，伍朝樞任首任委員長，孫科任第二任委員長。 [61]基本文件載於《革命文獻》，20，第3801—3820頁；《從容共到清黨》第373頁引的決議，來自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4次會議記錄，記錄保存在國民黨檔案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494頁提供了這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採納的決議。其他詳細內容載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31—332頁。 [62]本段論述省港大罷工的開始段落，是由作者研究中國、蘇聯、英國和美國材料的一份手稿寫成。 [63]校註：1925年6月19日，香港工人為支援上海五卅運動，在蘇兆征、鄧中夏等人領導下，舉行大罷工；另二人不詳。 [64]這場爭端，中國一方最全面的材料，是錢義璋編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國民黨檔案館，230/1780；部分轉載於《革命文獻》，18，第3330—3358頁，斷續直至3419頁。又，《6月23日：1925年6月23日中國廣州沙基慘案調查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分發。關於沙面的觀察者證明，中國人先開槍的證詞，見英國外交部，Cmd.2636，中國第1號（1926年）。《關於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先開槍的文件》，又，美國國務院893.00/6464，廣州詹金斯1925年6月26日快信；893.00/6314，6月24日沙面電報；亞細亞艦隊總指揮給美國海軍部作戰司的兩份電報，意譯後交美國國務院，893.00/6352和/6359。根據我掌握的證據，我發現不可能確定何方先開槍的事實。 [65]大衛·克萊夫·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1924—1928年：英國和中國官方政策和觀念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充分報道了間歇性談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據英國外交部檔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1973年博士論文。 [66]校註：按即廣州四一五慘案。1927年4月15日凌晨2時，在廣州的共產黨人及革命分子2000餘人被捕，其中200餘人被殺害。 [67]有關這一系列複雜事件的材料來源是：《從容共到清黨》，第375—392頁；汪精衛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載《革命文獻》，20，第3851—3870頁；蔣介石：《軍事報告》，載《革命文獻》，11，第1756—1763頁；《蔣介石日記》，8月15日至9月23日；廣州英國和美國領事的報告。 [68]校註：1925年7月26日，廣州國民政府所屬各軍，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8月26日，國民革命軍組編為五個軍，1926年6月5日組成總司令部，總司令為蔣中正（蔣介石），總參謀長李濟深，總參謀次長白崇禧。第一軍由黨軍組成，軍長蔣中正（1926年1月20日辭）、何應欽（1926年1月20日任）；第二軍由湘軍組成，軍長譚延闓（1926年9月免）；第三軍由滇軍組成，軍長朱培德；第四軍由粵軍組成，軍長李濟深；第五軍為李福林個人的軍隊，稱福軍，軍長李福林。 [69]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186—199頁，該書收集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所寫的有價值的報告，詳細地講到軍隊改組和集中的重要成分。拙著《民族主義制度下的軍事割據和再統一過程》，載何炳棣、鄒儻合編：《危機中的中國》，1，第203—263頁；特別是第227—233頁，其中詳述了廣東的軍事統一。 [70]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譯稿，第334—354頁。 [71]N.I.康奇茨：《在中國國民革命軍隊伍中》（俄文），載《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蘇聯志願兵；回憶錄》，第24—95頁；第37—62頁的一份日記報道了程潛率兵的戰鬥。 [72]《革命文獻》，12，第1802—1805頁；《北伐簡史》第46頁以後各圖。 [73]校註：即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與《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 [74]布爾曼：《傳記詞典》，3，第202頁。已故的夏連蔭小姐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中，分析的主要幾點，載韋慕庭和夏連蔭合編的《文獻集》，第206—207頁。 [75]《從容共到清黨》，第411—412頁，根據國民黨檔案館保存的文件。 [76]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載《嚮導周報》，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頁。 [77]韋慕庭與夏連蔭合編的《文獻集》，第234—237頁。 [78]校註：出席此次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為：鄒魯、謝持、林森、張繼、居正、葉楚傖、覃振、石青陽、石瑛、邵元沖、沈定一、茅祖權、傅汝霖及列名而未出席的戴季陶，共14人，自稱為國民一屆四中全會，決議開除李大釗、毛澤東等9名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布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之黨籍及其所任中央部長之職，解除鮑羅廷的職務。史稱此次會議為西山會議，稱出席會議者為西山會議派。 [79]《西山會議關於國民黨內清除共產黨人的重要文獻，1925年11月》，載《國聞周報》，4，14（1927年4月17日），第14—16頁。鄒魯：《回憶錄》，1，第180—189頁。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陳天錫編，3，第975—978、985頁。《從容共到清黨》，第413—434頁（根據國民黨檔案）；韋慕庭、夏連蔭編：《文獻集》，第309—312頁。 [80]校註：1926年，中國沒有特別市建制；特別市建制始於1927年4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時。此處所講的三個特別市，是就國民黨設立的北京、漢口、上海三個執行部而言，不是政區建制的特別市。 [81]《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記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1926年4月，第29、31頁。 [82]《從容共到清黨》，第463頁。 [83]《會議記錄》，第134頁；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466—469頁。 [84]《會議記錄》，第18—19頁。 [85]《會議記錄》，第165—169頁。 [86]選舉結果載《會議記錄》，第145—146頁。前四人各得249張有效票數中的248張。當然會上三個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記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據參加大會的張國燾的說法，缺席的胡漢民實際上得票249張，但在汪精衛的慫恿下，大會秘書長吳玉章減了胡漢民一票，排在汪、蔣之後，名列第三（根據公布的會議記錄，實際上在汪、譚以後，在蔣之前）。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1，第282頁和第708頁腳註14。 [87]《從容共到清黨》，第473頁、第519頁腳註33，根據國民黨檔案館會議記錄，附投票結果。 [88]校註：政治委員會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設的政治指導機構。國民政府一切重大決策，均由政治委員會先行作出後，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通過，交國民政府實施。所以政治委員會是聯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紐帶。 [89]以下的討論，主要根據1927年4月6日在對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武官處的搜查中沒收的一批未發表的文件。原件為俄文，英國駐北京的武官J.R.V.斯圖爾德上校把英譯文交英國公使藍普森爵士，後者把文件轉交給英國外交部。這些文件現存於倫敦檔案局，檔案號為F.O.371—12502（F8322/3241/10）。這一批文件包括《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其日期約從1926年3月起，第1份《關於國民革命軍的政治指導的規定》的日期，為1926年3月15日；它與第6份未註明日期的附件《關於國民革命軍中政治委員[原文如此]的規定》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926年3月19日頒布，為轉載於《革命文獻》（12，第1814—1821頁）的幾乎一樣的規定所證實。韋慕庭和夏連蔭的《文獻集》的修訂補充本計劃發表這些蘇聯的文件。 [90]校註：1926年7月，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出師北伐，召開臨時會議，決議將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與政治委員會合併為中央政治會議。 [91]校註：1925年7月，陳公博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1926年7月，此時政治訓練部改稱總政治部，原政治訓練部屬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改隸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鄧演達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9月25日，郭沫若任代理主任。 [92]校註：1926年2月，為強調黃埔軍校（全稱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政治工作，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議，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至1930年停辦。 [93]校註：此處的「該部」所指是政治訓練部。周恩來1924年秋回國，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並未擔任過政治訓練部主任，更未「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1925年7月3日，軍事委員會成立時，政治訓練部隸屬軍委會，主任為陳公博；1926年6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時，政治訓練部即改稱總政治部，隸屬總司令部，主任為鄧演達，副主任為郭沫若，同年9月25日郭沫若代理主任。周恩來從未任政治訓練部或總政治部副主任；疑此處周恩來為郭沫若之誤。 [94]校註：此政治訓練教科書，為瞿秋白所編寫。 [95]《革命文獻》，12，第1818頁，上引文件附件6的譯文不同。 [96]校註：1926年6月，政治訓練部改稱政治部，隸屬軍事委員會改隸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此時，黨代表是上報總司令，不上報軍委會主席。 [97]校註：此時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為周恩來。 [98]校註：按：第一軍共轄第一、第二、第三、第十四、第二十共五個師，第一師師長何應欽，黨代表周恩來；其餘各師黨代表不詳。此處第一軍疑為第一軍第一師之誤。文中所稱五個師，疑為五個團之誤。第一師下轄五個團。第一團黨代表為賀衷寒，系國民黨員；第二團黨代表金佛莊，第三團黨代表包惠僧，第四團黨代表徐堅，第五團黨代表嚴鳳儀，均為共產黨員。即第一師五個團的黨代表，有四人為共產黨員。 [99]韋慕庭與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259頁，推斷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之間。一份令人失望的關於共產黨員滲入政治部的含糊報道，載《國軍政工史稿》，1，第212—221頁，特別是第221頁，把這類滲透歸罪於陳公博。 [100]校註：青年軍人聯合會，由周恩來指導，1925年2月1日在廣州成立，以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為骨幹。孫文主義學會前身是1925年2月由陳誠、賀衷寒在黃埔軍校成立的「中山主義研究社」，以反對共產黨的人為骨幹，以戴季陶主義為理論，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後更名為「孫文主義學會」，於當年12月29日正式成立。孫文主義學會中，沒有共產黨員，此處把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並列，說均有共產黨員有誤。 [101]韋慕庭和夏連蔭：《文獻集》，第100—101頁。決議的其他部分教導黨員如何吸收無產階級分子，並且批判了群眾運動中的過去的錯誤。 [102]《中國共產主義青年運動報告》，載《中華星期畫報》，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頁。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時沒收的文件；卡羅爾·安德魯夫人提請我注意這份文件。又《共產國際第六次全世界大會上關於青年共產國際的報告》，載《列寧青年》，1，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案卷存國會圖書館。 [103]羅伯特·C.諾思：《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員》，第131頁；書中引了《共產國際活動的報告，1926年3—11月》，第118頁。1927年5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時期的黨員組成成分的另一個報道提供了以下的數字：工人，53.8％；知識分子，19.1％；農民，18.7％；軍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緊急時期中的中國共產黨》（譯自俄文），第37頁。 [104]見上《1925年強化了的革命氣氛》第1段的第2條腳註。 [105]樂生（化名）：《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之經過及其結果》，載《嚮導周報》，155（1926年5月5日），轉載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219頁。我沒有見到使用的一份重要材料是劉少奇的關於過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國勞工運動的報告，載《政治周報》，14（廣州，1926年6月5日），現可在美國國立圖書館縮微膠捲（第329號，第56卷，893.00/7980）中見到。 [106]切諾斯：《中國的工人運動》，第269頁（根據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報，我認為準確的數字是217804人）；又切諾斯，第339頁。一名英國的勞工專家在1926年訪問上海，被告知上海工會聯合會——上海總工會——聲稱在1926年5月，15個工會連同47個分會只有會員81000名。C.埃斯特朗熱·馬隆上校：《新中國，調查報告》，第2部分，《1926年的勞動條件和勞工組織》。 [107]這個主題在切諾斯的《中國的工人運動》（第400—402頁）中有所發揮。 [108]見上《組織一次群眾運動的努力》第7條腳註。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數字為21萬，但我認為不可靠。 [109]羅綺園：《會務總報告》，載《中國農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頁。報告提供了每個縣的準確數字。還有以後在1926年的詳細數字，列出在71個縣的6442個協會有823338名會員。見T.C.張：《廣東的農民運動》，第15—16頁。 [110]衛藤瀋吉：《海陸豐——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1，第182頁），根據《中國農民》的詳細報告。霍夫海因茲的《中斷的浪潮》（第78—92頁），討論了講習所。 [111]羅綺園：《會務總報告》，第667—668頁；T.C.張的《廣東的農民運動》，第24—30頁，舉例加以總結。 [112]R.A.米羅維茨卡婭：《米哈伊爾·鮑羅廷（1884—1951年）》，載《傑出的蘇聯共產黨人——中國革命的參加者》，第22—40頁；特別是第24頁，根據蘇聯檔案。 [113]費希爾：《世界事務中的蘇聯人》，第640頁。廣州蘇聯軍事代表團成員所寫的《國民革命軍》（約到4月19日為止）聲稱：「學校是我們在1924年組織的，並且在開始時是我們花錢來維持的。」 [114]A.I.卡爾圖諾娃：《華西里·布留赫爾（1889—1938年）》，載《傑出的蘇聯共產黨人》，第41—65、62—63頁。 [115]校註：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率領警察、憲兵、便衣偵探300餘人，分別包圍北京東交民巷中的中東鐵路辦事處、遠東銀行、庚子賠款委員會等處，重點搜查蘇聯駐華使館及兵營。 [116]轉載於《中華年鑑，1928年》，第802頁。亞歷山大·伊里奇·葉戈羅夫是蘇俄內戰中的英雄，於1925年下半年來北京接任武官職務。 [117]韋慕庭：《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第212頁、第352頁腳註99。 [118]美國國務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內有詹金斯5月29日自廣州發來的快信。信中報道了與馬素的一次會見，發表於5月27日的《香港電訊報》。卡爾圖諾娃：《華西里·布留赫爾》，第62—63頁。兩個報道都認定作為國民黨官員的廖仲愷，先與鮑羅廷，後與布留赫爾談判蘇聯撥款之事。 [119]美國國務院89300B/156，電報，科爾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譯文來自莫斯科《消息報》第51期，3月3日。 [120]美國國務院89300B/156，電報，科爾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國家捐款5000盧布，也通過莫斯科匯到中國。 [121]英國外交部F6462/3241/10（現編檔存於FO371/12501），並印於FO405/254，密件。《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15，1927年7—9月，第27號。鄧中夏是這次罷工的領袖，他提供的材料到1926年6月。罷工委員會的總收入為517萬中國元，列舉的收入來源是整數；其中有「其他來源——20萬」。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184頁。 [122]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333頁、第521頁腳註93，總計可能近1100萬盧布。 [123]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92頁。 [12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載《國際報刊通訊》，6，40（1926年5月6日）。赫爾穆特·格魯伯在其《蘇俄主宰共產國際》（第457—461頁）中引用。 [125]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115頁。 [126]根據夏連蔭為韋慕庭與她合編的《文獻集》補充本所寫的一章，其中的基本史料為突然搜查中沒收的文件，得到其他證據的證實。一名蘇聯的年輕婦女，當時作為翻譯在張家口與顧問們一起工作。此人1926年1月在北京對事件的生動報道，見維拉·弗拉季米羅夫娜·維什尼阿科娃一阿基莫娃：《在革命中國的兩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萊文譯成英文，第80—122頁。 [127]梁肇庭：《中蘇外交關係，1917—1926年》，第282—283頁；O.埃德蒙.克拉布：《中國和俄國：「大角逐」》，第217—219頁。 [128]梁肇庭：《中蘇外交關係，1917—1926年》，第282—283頁；O.埃德蒙·克拉布：《中國和俄國：「大角逐」》，第217—219頁，見上段最後的腳註。 [129]校註：按：即「三一八慘案」。 [130]梁肇庭：《中蘇外交關係，1917—1926年》，第282—283頁；O.埃德蒙·克拉布：《中國和俄國：「大角逐」》，第217—219頁，見上段最後的腳註。 [131]這是估計數，因為隨著新顧問的到來，人數有變化，有的是來自北方縮小或撤銷的軍事代表團。伍朝樞可能在1925年10月下旬告訴德國的領事，有38名蘇聯顧問在廣州政府中工作。英國外交部405/248第251號（F5914/194/10）。維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於1926年2月28日來到廣州，她提到了同船的6名新來者，並敘述其在廣州遇到了許多蘇聯人，但沒有提供總人數。《在革命中國的兩年》，萊文的英譯本，第141、149、176—188頁。 [132]此文件藏於哈佛大學托洛茨基檔案館。《我們關於中國和日本政策的問題》，載《列昂·托洛茨基論中國：彭述之導言》，第102—110頁。格魯伯：《蘇俄主宰共產國際》，第462—467頁有摘要，但題目和譯文不同。梁肇庭：《中蘇外交關係，1917—1926年》，第286—289頁有評論。專門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是契切林、捷爾仁斯基和伏羅希洛夫。 [133]校註：《洛迦諾公約》，即《洛迦諾保證條約》，英、法、德、意、比、捷、波7國於1925年10月16日在瑞士洛迦諾會議上通過，於同年12月1日在倫敦正式簽字。《公約》最主要內容為德法比保證，德法、德比邊境不受侵犯；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向萊茵區進軍，於1939年4月28日宣布廢除該《公約》，隨即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134]格魯伯的譯文是「派廣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鑒於蔣介石3月20日政變的一個結果，是汪精衛於5月前往法國。這個說法是令人感興趣的。 [135]梁肇庭：《中蘇外交關係——1917—1926年》，第287頁。 [136]近期兩篇有價值的研究論文，是吳天威的《蔣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的政變》，載《亞洲研究雜誌》，27（1968年5月），第535—602頁。《從容共到清黨》，第489—494頁。韋慕庭與夏連蔭合編的《文獻集》中（第218—224頁），亦有簡要的報道。 [137]蔣介石日益增加疑心的證據，可以在其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記」（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中找到。蔣氏在4月初《致汪精衛的覆信》，對汪精衛進行了一系列的指責。此信後來發表於文化研究社編：《中國五大偉人手札》，第246—253頁。 [138]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3月22日至4月20日條目，轉載於《革命文獻》，9，第1291—1300頁，提供了蔣介石對這次事件的記載。 [139]摘自全體會議的會議記錄，引自《從容共到清黨》，第504—509頁；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5月15—25日。 [140]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222頁。 [141]A.I.卡爾圖諾娃：《布留赫爾1926年的「宏大計劃」》，英譯本為簡·索爾斯基翻譯，韋慕庭加注，載《中國季刊》，35（1968年7—9月），第18—39頁。1925年10月，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派A.赫麥列夫去廣州調查情況，報告加倫和鮑羅廷之間常發生衝突，結果加倫被迫離開廣州。《A.赫麥列夫〈廣州之行報告〉摘錄》（第27—30頁），此文件得自1927年4月6日的北京的突然搜查，譯文藏於加州斯坦福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傑伊·卡爾文·休斯頓藏書。 [142]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記錄，第131號。奇怪的是，蔣介石確實參加了這次會議，但其日記竟未提起這次聯席會議。 [143]A.I.卡爾圖諾娃：《華西里·布留赫爾（1889—1938年）》，第62—63頁。蔣介石當天的日記沒有提到這類會議，雖然蔣氏主持了總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會議，討論戰鬥開始時應做的工作。 [144]1926年6月5日，廣州政府公布《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國民政府所屬陸海空各軍悉歸總司令統轄，政治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兵工廠等均直屬總司令部。 [145]兩人的傳記見包德華《傳記詞典》，總政治部及其附屬機構的組織系統，載《國軍政工史稿》，1，第264—272頁，第281頁有鄧、郭二人的照片。 [146]《革命文獻》，12，第1780—1789頁；《北伐戰史》，1，第62—63頁；《北伐簡史》，圖，第46頁以下。 [147]校註：黃埔軍校此時已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148]指揮官和主要政工人員的事跡，在包華德的《傳記詞典》中有簡要介紹，說明軍、師、團、營指揮官的組織表載《革命文獻》，12，第1802—1803頁；《北伐戰史》，7，第322頁以下；《北伐簡史》，第46頁以下。 [149]校註：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典禮。 [150]關於廣州談判的有趣報告，見1926年6月3日根據鮑羅廷報告的文件。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269頁。唐納德·A.喬丹：《北伐戰爭：1926—1928年中國的國民革命》，第276—286頁。高級指揮將領之一回憶北伐的有趣報告，載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 [151]這些戰鬥，在《革命文獻》（12，第1904—1931頁）和《北伐戰史》（2，第355—431頁）有詳細論述，兩書均列有傷亡、戰俘和戰利品的數字。《北伐簡史》，第55—59頁；喬丹：《北伐》，第75—79頁；A.I.切列帕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第158—164頁，此書根據蘇聯人的觀點寫成。 [152]校註：武昌城防司令為劉玉春。 [153]一份日期為1926年12月5日、根據布留赫爾指揮部情報的報道，為11月24日至30日在南昌的A.赫麥列夫所寫。存於蘇聯檔案館內的這份報告，引了11月15日「加倫」發來的電報，電報中提供了這些傷亡數字，同時又加上了以前幾次戰役傷亡的10000人。布留赫爾顯然只計算已在廣東組織起來的軍隊（原來的國民革命軍）的損失，貶低第7軍和賀耀組的獨立第2師在江西戰役中的實際戰鬥，雖然這些部隊繳獲了敵人的大部分武器。布留赫爾的關於在廣東以外作戰部隊的數字如下（11月中）： 《根據國民革命軍北伐史的材料》，載《歷史檔案》，4（1959年），第113—126頁，文件3，116。其他江西戰役的報道有：《革命文獻》，13，第2047—2179頁（附多份電報）；《北伐戰史》，2，第499—564頁；《北伐簡史》，第69—90頁；切列帕諾夫：《手記》，第189—201頁（對蔣介石抱有敵意的偏見）；喬丹：《北伐》，第83—92頁。 [154]在此使用陳訓正的關於福建戰役的記載作為基本史料。《革命文獻》，14，第2187—2212頁，有關文獻見第2212—2220頁。A.I.切列帕諾夫是何應欽的軍事顧問，但是他的關於戰役的記載由於他缺乏文獻，是簡略的，而且不都是準確的。《手記》，第172—178頁。其他記載載《北伐戰史》，2，第575—596頁；《北伐簡史》，第91—98頁；喬丹：《北伐》，第93—96頁。國民黨檔案館所藏《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戰史紀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詳細情況。 [155]校註：1926年6月1日，周西成出任貴州軍務督辦兼省長。 [156]喬治·鮑勃科克·克雷西：《中國的地理基礎：土地及人民概述》，第55頁，根據1926年中國郵政局的估計數字。 [157]赫麥列夫的報告，載《根據國民革命軍北伐史的材料》，第125頁；切列帕諾夫：《手記》，第124—169頁；維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兩年》，第242—243、247頁。三份來自前線的蘇聯顧問所寫報告的譯文，發表於韋慕庭和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43、44和49頁。其他的報告在即將出版的《文獻集》修訂本中有摘錄。陳訓正在奪取武昌和南昌的記載中，稱讚「我空軍」的活動，而不提飛行員是蘇聯人。《革命文獻》，13，第1991—1992、2163—2164頁。 [158]兩份關於給推進的軍隊特殊形式援助的報道轉載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93—297頁（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301頁（1926年11月4日）。一個澳大利亞觀察家的早期報道是H.歐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國革命：從國民黨首都漢口所見的一份共產黨控制時期的記載》，第21—27頁。在喬丹的《北伐》第75—79、241—246頁，可見到幾個例子和一種評價。安格斯·麥克唐納：《湖南農民運動：它的城市根源》，載《近代中國》，1.2（1975年4月），第188—189頁，以及他的著作《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頁；此書不承認農民支援部隊的作用，認為城市工人更為重要。 [159]《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316—374頁，有關湖南工會化的文件。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22頁。 [160]《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321—322頁；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1，第532—550頁；《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597—601頁。 [161]關於罷工、工商界的反應和調查委員會的情況，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612—622頁。美國國務院893.504/40，漢口總領事羅赫德致國務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頁，談到罷工和銀行破產情況。《中華年鑑，1928年》，第984頁論述工人糾察隊的蠻橫行為。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1，第400—404頁，全面論述了湖北共產黨組織勞工的情況。 [162]吸收的人數根據《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17—18頁關於1926年6月3日的數字；第257—262頁關於湖南11月份的數字；第395頁關於12月末的數字。李銳斷言，在北伐開始前，4萬多名農民在湖南已被組織起來，但他沒有證實。同上書，第267頁。 [163]後藤瀋吉：《海陸豐——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1，第182頁有關於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生的材料。關於早期的發展，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頁的報道；霍夫海因茲：《中斷的浪潮》，第130—134頁。麥克唐納：《湖南農民運動》，第190—195頁，文中堅持對立的協會的多樣性。 [164]關於處決的情況，見英國外交部報告405/252，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13，1927年1—3月，第44、74和91號；《北華捷報》，1927年1月15日，第62頁；米塔列夫斯基：《世界範圍的蘇聯陰謀》，第139—140頁，一名國民黨官員的報告的譯文。共產黨強調處決的惡霸為數很少。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81、312、381頁，第282—283、329頁有關於殺害農村領袖的報道。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49—50頁）傾向於這種解釋。顯然殺戮在進入1927年以後增加了。關於11月份的會員數和階級成分，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57—262頁，以及橫山英：《湖南農民運動》，載《近代中國》，1.2，第204—238頁、第217頁之圖，但可能根據不同的材料來源。 [165]關於李銳對大會的記述和毛澤東的講話，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75—278頁；關於共產黨發出的宣言（橫山英譯成英文，見前引著作第220—222頁），見第322—325頁；關於大會通過宣言的決議，見326—380頁。 [166]《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17—18頁有6個月的數字，關於湖北省的情況，見第395頁；關於江西的情況，見第420頁。晚至1927年3月份，據報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農協會員。霍夫海因茨的《中斷的浪潮》（第104頁）提供了組織聲稱的1924年至1927年兩個省（但沒有江西省）的數字。 [167]校註：萬縣慘案即1926年8月29日，英國太古公司「萬流」輪在四川雲陽江面撞沉3艘中國木船，溺死64人，其中有楊森部下解餉兵58人，損失餉銀8.5萬元。「萬流」輪抵萬縣時，楊森派官兵赴該輪查訊事件經過，又遭停泊萬縣江面英艦「阿克捷夫」號水兵襲擊。楊森遂將「萬流」輪扣留。9月5日，英國竟派軍艦炮轟萬縣，打死打傷軍民達千人，毀民房商店千餘間。 [168]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335—401頁。根據英國外交部檔案和中國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談判解決的慎重報道，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1926年前半年的會議記錄中，有許多關於罷工委員會或工人糾察隊員行動的事例。政治會議發現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並試圖進行約束。罷工委員會的鄧中夏和蘇兆征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常常出席這些會議。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188—194頁；《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544—546、551—556、583—590頁中有關結束罷工和封鎖行動的各方面中國人的報道。 [169]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動的材料，載戴遂良：《現代中國》，第5、6、7頁，報道了1924年至1927年的反基督教情況；《美國外交關係》論述了此期間的中國。傑西·O.盧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和反基督教運動》，載《近代亞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416頁，及易家傑《中國的反基督教運動，1922—1927年》，哥倫比亞大學1970年博士論文，出版書名為《宗教、民族主義和中國學生》。 [170]共產黨的決議，載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299—300頁。蔣介石的聲明，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參看1926年8月20日條；法譯文載戴遂良：《現代中國》，7，第113—115頁（8月19日）。《現代中國》的下一個內容，是第四軍政治部發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聲明，日期為8月25日。關於蔣介石拔牙的事，見魯思·奧爾特曼·格林：《湘雅雜誌》，第45—47頁；魯本·霍爾登：《1901—1951年大陸的雅禮和湘雅》，第157頁，書中記述蔣氏聲稱：「保持部隊的良好紀律，並答應不侵犯外國人。」 [171]蔣介石的聲明載《北華捷報》，1927年2月12日，第230頁；但與戴遂良的《現代中國》（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凱瑟琳·M.麥圭爾：《1926—1927年湖南的工會運動及其對美國社區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1977年碩士論文，文中引了駐長沙美國領事的檔案和湖南各布道站發出的通訊。 [172]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434—441頁；多蘿西·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1925—1928年》，第228—230頁。 [173]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464—467頁的敘述，根據藍普森的電報，作者也在倫敦檔案局見到此電報。陳友仁在1927年3月13日呈送給國民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的報道，載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府》，第89—90頁。蔣教授的研究根據國民黨檔案的原始文件。 [174]校註：1926年12月，廣州國民政府北遷；同月13日，在武漢成立臨時聯席會議，代行國民政府職權。臨時聯席會議，由抵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與漢口特別市黨部各派代表一人組成，實行委員會制。其組成人員為徐謙、孫科、陳友仁、宋慶齡、宋子文、鄧演達、詹大悲、吳玉章、董必武、蔣作賓、王法勤、柏文蔚、於樹德、唐生智、張發奎等15人，徐謙任聯席會議主席，鮑羅廷為總政治顧問。 [175]蔣永敬：《鮑羅廷》，第93—98頁，鮑羅廷對聖誕節備忘錄的想法如下：「我們當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國與日本、日本與奉天的衝突日益加劇。」在12月20日對數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對英帝國主義委員會的代表的一次講話中，鮑羅廷聲稱，藍普森「帶著甜言蜜語來到這裡，但是他內心是含有敵意的。英國人在我們背後活動，企圖消滅我們。與之鬥爭的唯一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國貨」。載《北華捷報》，1926年12月24日；轉引自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468頁；12月26日反英集會的一份報道，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383—384頁。 [176]校註：1927年1月7日，武漢國民政府成立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同年2月9日，武漢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後，在其地成立第三特別區管理局。 [177]中國一方的報道，載於蔣永敬《鮑羅廷》第99—104頁。據報道，臨時聯席會議記錄，《國聞周報》4.2和1月3、9日（有徐謙和蔣作賓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該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384—393頁，轉載了廣州《民國日報》的報道；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第484—497頁，此文使用了英國檔案和國民政府文件，有說服力地斷定，國民黨領導集團並沒有計劃去收回租界。一篇英國目擊者的報道由E.S.威爾金森所寫，載《北華捷報》，1927年1月15日，第46—47頁；關於1月的事態，見《漢口捷報》。 [178]這一論述主要根據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498—530頁。此文以雙方的文件和報道為基礎，考察了演變中的英國人和中國人對漢口事件的反應。關於這個事件的國民政府的文件載《革命文獻》，14，第2343—2378頁。又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01—103頁；蔣永敬：《鮑羅廷》，第104—109頁。蔣永敬認為鮑羅廷在訂協議時圖謀拖延。 [179]聯席會議的最初成員，有宋慶齡（孫逸仙夫人）、徐謙、鄧演達、吳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必武）、於樹德、蔣作賓、孫科、陳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蔣作賓外，其餘各人均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唐生智是這個地區一支力量最強的軍隊的長官，是新興的蔣介石的競爭者；吳玉章、董必武和於樹德是共產黨的領導成員；蔣作賓是革命活動中一個重要的湖北領導人，是孫逸仙的長期同事。名單來自蔣永敬著《鮑羅廷》，第33頁，根據聯席會議記錄。此名單中尚漏掉王法勤、柏文蔚、張發奎三人。 [180]《北伐戰史》，2，第606—614頁，列出了將參戰的所有的軍和師。 [181]蔣永敬：《鮑羅廷》，第33—43頁；《從容共到清黨》，第530—541頁；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第556—562、567—568頁（以上的作者都談到了分裂，並認為鮑羅廷是煽動者）。關於鮑羅廷挑釁性演講，見《上海來信》，載利昂·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問題》，第467頁。蔣介石對這次對抗的記載，載戴遂良：《現代中國》，17，第140—142頁中有法文譯文。關於裂痕的擴大，又見韋慕庭和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381—388頁；關於蘇聯觀點的記載，見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第205—210頁。 [182]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47號，第427—430頁。關於共產黨的攻勢，見第388—393頁。關於蔣介石的講話，見《革命文獻》，16，第2782—2789頁。摘錄載《北華捷報》，3月12日，第402頁；3月19日，第439頁。蔣永敬的《鮑羅廷》（第42頁）提供了陳公博的電報報告和南昌的反應。《從容共到清黨》第540頁提到了給鮑羅廷的電報，但沒有有根據的材料來源。日期為1927年3月17日的「上海來信」聲稱，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訪問了蔣介石，然後要求召回鮑羅廷，因為「否則蔣介石不作出任何重大讓步」。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問題》，第406頁。 [183]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428頁。 [184]《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21—59頁（有幾處「更正」），部分英譯文載布蘭特、許華茨和費正清：《文獻史》，第80—89頁；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修訂本，第250—259頁。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310—311頁有有關毛澤東這篇報告的不同版本的書目注釋。所有毛澤東傳記作者都對報告作了評論。 [185]根據英文回譯。——譯者注。 [186]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48號，第431—434頁。 [187]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35—436頁，反蔣聯盟的討論，見第393—396頁。切列帕諾夫的《手記》（第299—300頁）引了布留赫爾1927年1月份的意見，說第二、四、六、八共四個軍將支持左派和共產黨員反對右派的一次陰謀，但是第三和第七兩個軍將成為嚴重的障礙。 [188]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541—542頁；蔣永敬：《鮑羅廷》，第43—44頁；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531頁。李雲漢、蔣永敬二位教授以國民黨檔案館的材料為依據，把陳銘樞的被迫離去歸咎於唐生智、鄧演達和鮑羅廷。 [189]切列帕諾夫：《手記》，第300頁；關於制訂計劃的情況，見第225頁。R.A.米羅維茨卡婭：《第一個十年》，載《蘇聯有關中國的列寧主義政策》。莫斯科，《科學》，1968年，第20—67頁，第44頁有《關於消滅長江下游地區的敵人的備忘錄》的引文，備忘錄的日期為1927年1月6日，現存檔於蘇聯國防部。馬克·卡薩寧：《20年代的中國》，希爾達·卡薩寧娜從俄文譯成英文，第194—201頁提供了他在南昌布留赫爾參謀部工作的生動的報道。 [190]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12月7日條。 [191]中共中央委員會致北方地區委員會的信（1927年2月13日），載米塔列夫斯基：《世界範圍的蘇聯陰謀》，第119—120頁；《一個警告》，以中國共產黨和一些共產黨控制的組織的名義簽發，廣州，2月27日，載羅伯特·C.諾思和賽尼亞·J.尤廷：《羅易之使華：1927年的國共分裂》，第150—155頁。陳獨秀之文，載《嚮導周報》，第190、191期（3月6日和12日），第2045—2046、2056—2057頁。 [192]在一次對訪問南昌的一個日本人的採訪（發表於2月9日的《時事報》）中，作者報道蔣介石曾說，他沒有打算用武力取得上海租界的想法，如果任何國家出於同情心而要幫助國民黨人，「我們不會拒絕這種援助，相反，我們將與那個國家握手……我們樂意與日本握手」。約翰·蒂利爵士於東京致奧斯汀·張伯倫快信，1927年2月14日，存英國外交部405/252，密件，《關於中國的進一步的通訊》，第13313號（1927年1—3月），附件第172號。蔣派戴季陶作為一名使者去日本。在2月27日東京的一次記者採訪中，戴解釋說，他的使命是取得日本對國民黨的立場和未來政策的正確理解，同時他闡述了他的信念，即外國租界將通過和平方式收回。《北華捷報》，3月5日，第352頁。根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及黃郛遺孀的自傳，黃郛是另一個重要的中間人，見沈亦云：《亦云回憶》，第247—290頁。 [193]關於兩起談判的許多假設性的證據，見韋慕庭和夏連蔭編：《文獻集》，第389—391頁。又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10、119—121頁。 [194]蔣介石為奉化人，按清制，奉化屬寧波府，故稱寧波人。 [195]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樑》，第290頁腳註，它引了一個後期的材料，大意是虞洽卿答應由浙江的金融集團給蔣介石一筆6000萬的貸款。哈羅德·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修訂本，第114頁，書中敘述了黃「代表上海的銀行界和商界」訪問蔣介石之事。在存檔於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份未發表的張嘉璈自傳中，報道了蔣介石爭取中國銀行支持他的戰役的種種努力。1962年在與作者的一次會晤中，索克思詳細敘述了他的作用，文字現存於哥倫比亞特藏圖書館。 [196]喬丹：《北伐》，第102—105頁；《北伐戰史》，2，第619—629頁；《北伐簡史》，第104—108頁。切列帕諾夫：《手記》，第227—236頁。切列帕諾夫是何應欽的顧問。 [197]校註：孫傳芳為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 [198]校註：張宗昌為直魯聯軍總司令，於1927年2月23日抵達南京，與孫傳芳組成安國軍蘇魯聯軍總司令部。 [199]有許多關於這次短暫的暴動的史料。主要的有趙世炎（施英）《上海總罷工史》，載《嚮導周報》第189期，1927年2月28日，附文件，轉載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50—472頁；《三次上海暴動》，載《中國問題》，2，第10—11頁。《上海來信》，第409—412頁；《北華捷報》，1927年2月26日，第317—321頁；關於2月份上海市警察局報告，見3月19日，第472頁；《中華年鑑，1928年》，第820—823頁，轉載了《軍事部門會議記錄》，這是一份共產黨文件，在4月6日對北京蘇聯使館的搜查中獲得。美國國務院893.00/8822，1927年4月9日上海高思快信，《1927年2月上海勞工、學生和鼓動者的運動》，共34頁，包括許多詳細的事實。次要的記載有《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37—640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1，第276—279頁；喬丹：《北伐》，第209—211頁（都抱有敵意的偏見）。哈羅德·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132—136頁；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54—355頁（這兩部著作都抱有同情的態度）。 [200]這裡論述的證據來自《北華捷報》，3月19日，第472頁，市政新聞：2月份警察局報告；《軍事部門會議記錄》，第823頁，周同志（可能是周恩來）的報告，日期為3月10日以前，報告聲稱「紅色恐怖已成功地在上海實行。10名以上的罷工破壞者、挑唆者，工廠中反對工人的人已被殺。這個運動對上述的人有清醒的作用……」（數字可能包括2月24日以後的幾起處決）。 [201]《從容共到清黨》，第545頁。李雲漢根據國民黨檔案館的文獻，對全會作了詳細的敘述，有的文獻發表在《革命文獻》，16，第2689—2695頁。又見蔣永敬：《鮑羅廷》，第46—51頁；韋慕庭、夏連萌：《文獻集》，第397—400頁，主要根據發表於1927年3月8—18日國民黨官方喉舌《民國日報》的決議的譯文，載美國國務院893.00/8910，美國駐漢口總領事赫德1927年4月6日的快信。 [202]校註：軍事委員會此時系改組，不是重建，該委員會系1925年7月3日成立，時汪精衛任主席；1926年4月16日，改由蔣介石任主席。1927年3月以前，軍事委員會並未撤銷，主席仍為蔣介石，但此時主席及其常務委員、委員多不到任，或不在武漢。因蔣介石此時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形成實際上總司令部代替了軍事委員會。 [203]校註：軍事委員會7人主席團，為汪精衛、唐生智、程潛、鄧演達、譚延闓、蔣介石、徐謙。 [204]校註：1926年5月，蔣介石任組織部長，由陳果夫代理。 [205]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547頁。 [206]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548頁；蔣永敬：《鮑羅廷》，第50頁。 [207]校註：1927年初，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倪弼，奉命到贛州鎮壓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1月26日，搗毀贛州總工會；3月6日，將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殺害；南昌工人罷工三天以示抗議，並派200多名代表到武漢國民政府請願。3月18日，南昌各界數萬人舉行陳贊賢追悼大會。 [208]《從容共到清黨》，第565—568、594—598、660—662頁；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第578頁；劉立凱、王真：《1919年至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55頁；切斯諾的《中國工人運動》（第352頁）概括地敘述了這些行動，英國勞工領袖和1927年來華的國際工人代表團成員湯姆·曼於3月19日途經贛州，得知處決陳贊賢的詳細情況，當其於3月25日抵達南昌時，「革命處於上升之時，但是其他的力量已處於統治地位」。湯姆·曼：《我在中國之所見》。 [209]校註：程潛統率的稱江右軍，李宗仁統率的稱江左軍。 [210]校註：當時通稱國民革命軍為北伐軍，稱北方軍閥的軍隊為北軍。 [211]陳訓正：《浙江和上海的攻克》，載《革命文獻》，14，第2231—2309頁，第2288頁有畢庶澄倒戈的描述。 [212]關於當時幾份攻占上海的報道，有《國聞周報》，1927年3月27日，一篇趙世炎（化名「施英」）的文章和幾份總工會的宣言，載《嚮導周報》第193期，1927年4月6日，轉載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73—490頁。《北華捷報》，3月26日，第481—488、515頁；4月2日，第16頁。美國國務院893.00/8406、8410、8414、8415、8421、8422，上海總領事高思來電，3月19—24日，有幾份載《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7年，2，第89—91頁；和893.00/8906，高思的1927年4月21日的長篇快信：《上海領事館區的政治形勢》，報道了3月21日至4月20日的情況。《上海形勢報告》，英國副領事包克本所寫，日期為4月15日，載英國外交部405/253，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04，1927年4—6月，第156號，附件2。次要的報道同關於「第二次暴動」的腳註。 [213]《北華捷報》，1927年4月26日，第108頁，登載一名中國人的「孜孜不倦的調查」，他報道4名中國人被殺；《革命文獻》，14，第2381—2382頁，提到國民黨第四師張輝瓚將軍4月5日的電傳報告，他報告有5或6個人被殺；右岸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領導李世璋4月5日的電傳報告，談到有1名軍官、23名士兵和15名平民被殺。 [214]外國目擊者的報道，載《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7》，2，第146—163頁；英國外交部，中國第4號（1927年），《關於1927年3月24、25日南京事件的文件》，卷36，第2953號；《中華年鑑，1928年》，第723—736頁《南京暴行》；艾麗斯·蒂斯代爾·霍巴特：《南京城內》，第117—124頁。其他報道載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1925—1928年》，第290—317頁。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26—133頁。 [215]《革命文獻》，14，第2379頁有程潛的發表於《東方雜誌》[（24.7（4月10日）第128—129頁]的報告；第2378—2383頁有其他的報告；入江昭的《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28—129頁有森岡的報告。入江昭認為，楊傑的聲明可能是捏造的。美國領事戴偉士認為張輝瓚指揮的第四師（第二軍）士兵應對攻擊負責。《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7年》，2，第158頁。 [216]入江昭的《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30—133頁），詳細敘述了幣原的政策及其對在華官員的指示，根據日本外務省文件。威爾遜的《英國和國政府》（第575—591頁），根據英國外交部和內閣的文件，敘述了英國的反應。美國的政策在以下各書中有報道：《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7年2月，第164—236頁；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第296—317頁。 [217]根據政治委員會1927年4月1日的會議記錄，存國民黨檔案館。蔣永敬：《鮑羅廷》，第124—126頁，全文引了鮑羅廷向政治委員會的建議。武漢對南京事件的反應，在威爾遜的《英國和國民黨》（第562—575頁）有詳細的分析。 [218]H.歐仁·夏普曼：《1926—1927年的中國革命》，第72頁；夏普曼是當時在漢口的澳大利亞傳教醫生。蔣永敬：《鮑羅廷》，第138—139頁。美國國務院893.00/8555/8605/8609，羅赫德電報，漢口，4月3、4和6日，以及8952號快信，1927年4月14日；《北華捷報》，4月9日，第53、55頁；4月16日，第112頁，根據漢口一封來信。 [219]《北華捷報》，4月2日，第6、16、19、37和3頁；美國國務院893.00/8506，電報，高思，上海，3月27日下午6時。 [220]《北華捷報》，4月2日，第2、9和18頁。 [221]《北華捷報》，4月2日，第7、20頁。《密勒氏評論周報》，4月9日。資助蔣介石的確切金額不詳。西方報道提出的數字是300萬、700萬和1500萬。根據艾薩克斯的《中國革命的悲劇》第151—152頁和第350頁腳註37的材料。4月8日，總領事高斯得知當地的銀行家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元，但堅持一定要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否則即不給予支持。美國國務院893.00B/276。 [222]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30—131頁及腳註。《北華捷報》，4月2日，第13頁，社論的日期是3月28日。 [223]校註：國民黨二大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2人，為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古應芬、王寵惠、李石曾、柳亞子、邵力子、高語罕、陳果夫、鄧澤如。其中高語罕為中共黨員，他於1928年2月2日被開除出國民黨；2月3日，被黃紹竑逮捕。 [224]《革命文獻》，17，第3086—3093頁（名單在第3091—3092頁）；《從容共到清黨》，第611—614頁；蔣永敬：《鮑羅廷》，第158—160頁。 [225]《從容共到清黨》，第615—617頁。蔣介石的電報載《革命文獻》，16，第2797—2798頁；《北華捷報》，4月9日，第52頁有摘要。 [226]《革命文獻》，16，第2798—2800頁；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424—426頁有英譯文；摘錄載《北華捷報》，4月9日，第74頁。根據汪精衛後來記述，陳獨秀寫了一個聲明，反駁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向汪精衛提出的對共產黨的指責，見《汪精衛先生最近演說集》，第126頁，1927年11月5日的演說。陳獨秀本人後來稱其為「可恥的」聲明，譴責其對當時共產國際政策所持的立場。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譯文載《中國歷史研究》，3.3（1970年春），第231頁。 [227]《從容共到清黨》，第617—619頁，附有與會者名單；新增的人中，包括李濟深將軍，白崇禧將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柏文蔚、宋子文和甘乃光。甘乃光是中執委的常委，被認為是左派。汪精衛的回憶，見其11月5日的演說；《從容共到清黨》，第123—125頁。吳稚暉對汪精衛寫了一篇尖銳的批評文章：《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載《稚暉文存》，第1集，第1—14頁。 [228]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23頁，引了武漢政治委員會4月7日一次緊急會議記錄；程潛5月5日的書面報告，講到其在上海的幾次會議及一次其拒絕參加的軍事會議情況，會議的參加者都是反共的，此報告存國民黨檔案館，第1—5/804號。 [229]《從容共到清黨》，第645—660頁。李雲漢報道了宣中華和另一名有影響的共產黨員安體誠在5月初被殺害的情形。《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69—670頁，報道這份史料。浙江政治會議召集總工會和軍隊代表擬定了一個解決辦法，即容許總工會繼續存在，但把糾察隊限制在總工會總部。後來，根據再登記的手續，聯合會和總工會都解散，《北華捷報》，4月9日，第67頁，報道日期為4月5日。 [230]《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566—569頁。 [231]校註：向傳義（1888—1950），原文作「Hsiang Fuyi』，譯音向傅義，誤「傳」為「傅」。 [232]校註：原文為「Szechwan Daily」譯為《四川日報》，疑為《新蜀報》之誤，重慶無《四川日報》。 [233]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66頁。 [234]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66—668頁；《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49頁），估計有70多人被槍殺，100多人受傷。《北華捷報》4月9日，登載了一篇路透社4月1日發自北京的快訊，簡短地報道了這場衝突（據推測取材於重慶英國領事館）。 [235]校註：1926年11月，廣州國民政府公布《省政府組織法》，第三條規定：「省政府各廳各設廳長一人，聯合組成省務會議，並舉一人為主席。」自此，省行政長官即稱主席。李烈鈞於1927年2月20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236]李雲漢的《從容共到清黨》（第594—598頁）和蔣永敬的《鮑羅廷》（第128頁）提到被處死者的姓名；高蔭祖的《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52頁）提到20多人被總工會所殺，約800人被捕。作為省教育委員而被捕的程天放先生，1962年在台北與作者會見中，講述了他的慘痛經歷。程天放的《中蘇關係史》（第138—139頁）提供了較短的敘述。寫朱德傳記的美國作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敘述了朱德在南昌的工作，但略去了4月2日事件。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時代》。 [237]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50—655頁，包括馬式材的一份報告在內的檔案材料，沒有講到李培桐的遭遇。美國國務院893.00/8615，電報，馬克謨，北京4月7日。 [238]韋慕庭、夏連蔭的《文獻集》（第8—37頁）報道了這次突然搜查及所發現文件的可靠性。在搜查後的數月間，許多文件被公布，從而透露了蘇聯從事間諜活動，援助國民黨和馮玉祥的詳細情況，以及蘇聯捲入兩黨革命運動的許多歷史材料。 [239]楊虎和陳群在辛亥革命時期和以後，與蔣介石一樣，都參加了陳其美的組織，是很神秘的人物。楊虎被任命為上海警備司令的重要職務。杜月笙是上海最難以認識清楚但最有勢力的人。見汪一駒：《杜月笙傳（1888—1951）：初步的政治傳記》，載《亞洲研究雜誌》，26.3（1967年5月），第433—455頁。關於共進會，見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93—394頁，書中引了4月3日和7日的警方日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92—493頁，根據總工會4月15日的一份報告，說4月12日前數日，工會屢次收到亡命徒將攻打工會和糾察隊的報告。 [240]《北華捷報》，4月9日，第50、51、55、57頁；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46頁，根據4月8日的警方報告。 [241]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4月9日，暗示兩個師已到達。里昂·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的問題》第276頁引了已從中國歸國奇塔羅夫的報告，說薛岳向中共中央提議，他不服從蔣介石調動其一師兵力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與工人一起戰鬥。一些負責的共產黨領導人拒絕了薛岳的提議，因為其不願與蔣介石發生「過早的衝突」。 [242]李雲漢的《從容共到清黨》第623頁載稱，蔣介石命令部隊渡江要在4月6日完成，當時在武漢的程潛，打電報給其指揮的第六軍不要前往，但電報為蔣介石的指揮所發現，因此，「程潛的陰謀沒有得逞」。5月5日，程潛給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封抱怨的信，詳細敘述了這些事件及其部隊被瓦解的情況。國民黨檔案館1—5/804。 [243]張曙時：《江蘇省黨部代表報告》，國民黨檔案，江蘇案卷，2/99，日期約4月27日，引用自蔣永敬《鮑羅廷》，第133—135頁。按照白崇禧的說法，薛岳的師和嚴重的第二十一師中下級共產黨員軍官或是被撤職，或是被捕。白崇禧：《十六年清黨運動的回憶》，廣西省國民黨重建委員會宣傳部，1932年，第10頁。 [244]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23頁。 [245]校註：舊時南京通濟門有水門設閘通城外秦淮河。 [246]這一段是綜合張曙時的第一手報道和李雲漢根據檔案材料寫成的報道，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被處死。《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46—647頁強調了這個事件的另一面。 [247]《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70—671頁；《北華捷報》，4月16日，第100頁，美國國務院893.00/8642，馬克謨，北京，4月11日。 [248]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第231頁；諾思和尤廷的《羅易之使華》（第54頁）引《真理報》[159（1927年7月16日），第2—3頁]的一篇文章；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1，第587頁。 [249]《北華捷報》，4月9日，第80頁；《從容共到清黨》，第570—571頁；《北華捷報》，4月9日，第50頁，決議8—12、18。 [250]關於汪壽華之死，見《傳記文學》，11.1（1967年7月），第97頁；台北《華報》，1961年10月4日的前秘書胡敘五所寫的關於杜月笙的文章。兩者都說，汪壽華確為杜月笙手下所殺害，但暗示與楊虎、陳群也有關係。在1962年白崇禧對所問的問題書面答覆中說：「我抓了汪壽華……和主要的共產黨代表侯紹裘及其他的人，領導人被繩之以法。」美國國務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年4月21日，《上海領事館區的政治形勢》聲稱汪壽華於4月11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處死。關於準備工作，見白崇禧的《十六年清黨的回憶》，第11頁。 [251]《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94—500頁，有關於共產黨一方的早期報告；《北華捷報》，4月16日，第102—104頁，以及前面所引美國國務院893.00/8906號文件，有局外人的報道。次要的報道，載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175—177頁；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69—370頁；吳天威：《蔣介石的4月12日政變》，載陳福霖、托馬斯·H.埃佐爾德合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和革命》，第146—159、155—157頁。白崇禧將軍告訴作者，在《人類的命運》中，安德烈·馬爾羅關於把被捕的激進分子投入機車爐膛去處死他們的報道，根本是不確切的。 [252]《從容共到清黨》，第628—629頁。《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516—518頁；總工會的報告，第530—533頁。手寫報告的原件的日期為4月15日，附有總工會信箋的說明信及印鑑，現存國民黨檔案館，上海案卷，1.8/423。它們由王思曾攜往武漢，在4月27日交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的文本是一樣的。部分原文引用於蔣永敬的《鮑羅廷》，第161—162頁。 [253]英國外交部405/253，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04，1927年4—6月，第127號；英國總領事璧約翰的快信，1927年4月21日，信中包括15日的公告及其他有關清黨文件的英文譯文，又英國外交部228.F3609/8135。美國國務院893.00B/286、290、292、296，美國總領事電報，廣州，4月15、16、22、25日。《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534—539頁，登載一篇發表於1931年的文章。《從容共到清黨》，第655—659頁，蔣永敬的《鮑羅廷》，第164—165頁；兩者都部分地根據5月15日韓麟符給武漢領導人的報告（韓麟符是共產黨員，從廣州逃到漢口）。《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73—677頁。劉立凱、王真：《1919年至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57頁。 [254]校註：此時支持武漢政府的三個省為湖北、湖南和江西。 [255]《從容共到清黨》，第568—569頁；蔣永敬：《鮑羅廷》，第129頁；《中國勞工運動史》，第601—602頁：切諾斯：《中國工人運動》，第326頁。 [256]美國國務院893.00/8802，電報，羅赫德，4月17日；羅赫德報道的情報中，稱「被共產黨肆意殺戮」。 [257]《從容共到清黨》，第632頁；17日會議記錄載《革命文獻》，22，第4211—4216頁。 [258]一份不完整的名單載《革命文獻》，16，第2826—2827頁；更正的名單載《革命文獻》，17，第3091—3092頁，和《從容共到清黨》，第635—637頁。 [259]《中央通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華年鑑，1928年》，第1367—1370頁。 [260]校註：即英國警察對蘇聯駐倫敦辦事處的襲擊。 [261]英國外交部405/253，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04，1927年4—6月，第112號，附件，台克滿4月7日發自漢口的快信；美國總領事羅赫德在其電報和快信（包括其每個月的《工商業評論》）中，詳細地報道了武漢的經濟形勢。離開的外國人數字按國別載於《中華年鑑，1928年》第755頁。 [262]蔣永敬：《鮑羅廷》，第175—179頁；《從容共到清黨》，第680—682頁。兩書都根據國民黨檔案館4月20日政治會議記錄，被任命的四人是陳公博、蘇兆征、陳友仁、張肇元；陳公博為委員會主席，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263]引自諾思和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86—187頁；《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7年》，2，第112—113、115—116頁；有羅赫德的幾份電報，《人民論壇》，4月23、24日。艾薩克斯以反對的語氣，寫到武漢政權採納限制勞工和恢復與外國友好關係的措施。《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04—206頁。 [264]校註：財政部長宋子文因公赴滬，次長張肇元代理部長。 [265]1927年4月30日會議記錄，存國民黨檔案館。 [266]蔣永敬：《鮑羅廷》，第186—194、228—229頁；查普曼：《中國的革命》，第134—136頁。關於罷工的解決和救濟措施，國民黨檔案館有5月和6月的勞工和外國資本關係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漢口總領事羅赫德1927年6月6日致國務院，《5月份工商業評論》，存美國國家檔案館，第59案卷組。 [267]校註：1927年4月2日，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成立，推徐謙、顧孟餘、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為委員。 [268]3月10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決議全文，引自吳天威：《評武漢政權的垮台：1927年的國共分裂》，載《亞洲研究雜誌》，29（1969年11月），第129—130頁。卡羅爾·科德·安德魯斯：《中國共產黨對農民運動的政策，1921—1927年：國民對社會革命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1978 年博士論文，第7章，第61—62頁。根據1927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發的文獻匯編， 國民黨檔案館436/138 。蔣永敬：《鮑羅廷》，第268—271頁引用了決議的幾個段落。告農民書又載於《中國國民黨重要宣言匯編》，第359—365頁。12月的決議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32—340 、373—374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關於中國形勢的論題》，載諾思和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39頁。 [269]安德魯斯：《中國共產黨對農民運動的政策》，第7章，根據國民黨檔案館藏當時的文件。 [270]蔣永敬：《鮑羅廷》，第268—271頁引用了決議的幾個段落。告農民書又載於《中國國民黨重要宣言匯編》，第359—365頁。12月的決議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32—340、373—374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關於中國形勢的論題》，載諾思和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39頁。蔣永敬：《鮑羅廷》，第269頁，4月19日凌炳的報告：湖南500多萬組織起來的農民，代表了約2000萬農民。曼：《我在中國之所見》，第27頁；曼大約於4月20日在長沙告知，在75個縣的53個縣中，不少於513萬農民參加農民協會。林祖涵：《湖南土地問題、財政問題和黨的現狀的調查報告》，5月2日（1927年），國民黨檔案館，湖南5/53：現在（大約4月30日）65縣有農民協會，會員超過600萬。林祖涵提到6個共有160萬會員的「最先進的縣」名，但其數字均以10萬計。1926年11月的數字，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58—262頁。 [271]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英文版），第302—306頁。書中有當時「左」派長沙的刊物，引用關於反農民運動和殘酷殺害的報道。李銳堅持被殺的農民比被殺的土豪劣紳要多得多。 [272]《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英文版），1，第21—59頁，特別是最後一部分「十四件大事」；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428頁。 [273]蔣永敬：《鮑羅廷》，第257—264、269頁。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49—51頁。推斷處決的地方惡霸為數不多，但沒有可以證實的證據。李銳：《初期的革命活動》，第306頁，被農民直接處死的不過幾十人。小安格斯·W.麥克唐納統計到5月初，已報道處決的湖南土豪劣紳，發現「全省約119人」。麥克唐納：《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頁，但是有的處決當時新聞可能從未報道過。 [274]張國燾：《共產黨的崛起》，1，第606頁。張國燾用李立三父親生動的例子，說明農民運動已經失控的嚴重程度。縣長李先培等人電報的日期是1927年6月6日，電報存國民黨檔案館，漢口卷，湖南爭論，1—5/704。這個集團的大部分成員在與縣長的部隊衝突中被殺，但幾名為首者逃脫，電報強烈要求對其加以逮捕，為民除害。謝冰瑩：《自傳》，第120—125頁 [275]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32—83頁，論述了從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的爭論，附爭論各方的引文。 [276]曼：《中國之所見》，第27頁，回顧大約4月20日至25日在長沙所了解的情況。林祖涵：《關於湖南土地問題的報告》，有關其在4月底了解的情況。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稱，「不但如此，兩湖的農民鬥爭，已經開始要解決土地問題——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並有分配土地的運動」。史達林在5月13日講話中說，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農民已經「自下而上地奪取土地」。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86、260頁。 [277]蔣永敬：《鮑羅廷》，第276—308頁，提供了最後的決議草案的文本和電報的記錄。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36—45頁。有關於各會議參加者採取的立場的生動而頗不相同的記載，部分根據本文作者對存於國民黨檔案館的會議記錄所做的筆記，以下的論述根據這些筆記作出。 [278]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16，第254—263頁。 [279]這些戰役的報道載《北伐戰史》，3，第677—755頁，附地圖；《革命文獻》，15，第2412—2492頁，附文件；喬丹：《北伐》，第129—132頁；詹姆斯·E.謝里登：《中國的軍閥：馮玉祥的一生》，第220—224頁，附地圖。 [280]吳應銧：《現代中國的黷武主義：吳佩孚的生涯，1916—1939》，第143頁。有吳佩孚部下的派別活動和吳戰敗的報道，國民黨檔案館441/22。一份1927年4月的軍事預算和賬目表明，4月份靳雲鶚收到32萬元，魏益三收到10萬元，馮玉祥在武漢的代表得到4.4萬元，武漢政府希望與之聯合的馮玉祥得到73萬元，馮在武漢的代表得到37360元。除張發奎外，馮玉祥得到的賄賂比其他將領多，張發奎為其兩個軍得到90多萬元。 [281]謝里登：《中國的軍閥》，第346頁腳註45，引了汪精衛的報告（存國民黨檔案館）和總領事羅赫德1927年6月30日發出的快信。 [282]美國國務院893.00/8929，電報，羅赫德，漢口，5月18日，報告說夏斗寅率部離漢口只有40英里，「相信已與蔣介石聯合」。6月1日，羅易在一篇為《國際通訊報》寫的文章中，也這樣暗示，稱楊森、夏斗寅和當時也已叛變的許克祥是「傀儡，他們的行動由上海通過南京進行操縱」。孫科在6月20日一份報告中也指責蔣介石，報告現存國民黨檔案館，484/283。蔣永敬：《鮑羅廷》，第311、313頁。關於同樣的主張和證明，蔣介石對事態的發展有準確了解的5月20日的文件，見《從容共到清黨》，第693—694頁。 [283]《從容共到清黨》，第696頁引了一個武漢反共組織給南京的一份報告。 [284]蔣永敬：《鮑羅廷》，第311—325頁；《從容共到清黨》，第693—699頁。兩者都對共產黨針對夏的威脅活動作了敵視的報道，但也提供了戰鬥的有價值的記載。關於共產黨一邊的材料，見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1，第627—632頁；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21、22，第286—292頁。孫科在前面引的6月20日的報告中沒有提到葉挺的作用，而是說，幸而第六和第二這兩個軍返回，趕走了夏斗寅，然後打敗楊森（1930年，夏成為武漢三鎮的衛戍軍司令，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285]《革命文獻》，25，在第5284—5285頁何鍵提了四個計劃政變的人的姓名。一封代理省主席張翼鵬及許多軍官簽署的自我辯解的電報，指控激進分子計劃對衛戍部隊發動進攻。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爭論，1—5/692、695和700，日期為1927年6月1、4和7日。一個共產黨員回憶說，共產黨領導人知道進攻正在來臨，並試圖做準備。《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83頁。 [286]蔣永敬：《鮑羅廷》，第328—330頁，引用6月初湖南長沙幾個人給武漢政治委員會的報告。蔣永敬把這次聯歡會說成是共產黨的防禦策略。 [287]校註：此時湖南省代理省主席為周斕。 [288]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58頁；布爾曼、霍華德合編：《中華民國傳記辭典》，2，第61頁。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第314頁聲稱，只有何鍵的岳父挨了一次打。他列舉了從5月中到5月21日，除長沙外各地對農會的殺害行動。我沒有見到證明侵入何鍵家中的當時的文獻。 [289]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爭論，1—5/709，1927年6月14日，提供了給委員會的購糧款（大部分損失）的賬目，以及一名目擊者關於攻打省農民協會總部的報道。 [290]吳天威：《評武漢政權的垮台》，第133頁腳註30列舉了許多關於「馬日事變」（5月21日）的報道。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35—236頁提供了關於處決的生動的、但基本上沒有出處的描述。《從容共到清黨》，第699、702頁，說3000人被捕，70個機關被封閉。李雲漢提到了三名被處死的共產黨領導人和其他幾個化裝逃走的人的姓名。 [291]湖北省農民協會送出的一份1927年6月15日報告（存國民黨檔案館），列舉了19個具體的地方，並估計有4000至5000人被殺，許多村莊被破壞。協會請求國民黨政府阻止這些攻擊和懲辦犯罪者。又《從容共到清黨》，第699頁。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27頁，引了湖北屠殺農民的一份可悲的報告。 [292]校註：原文為「P』eng Tse-hsiang」譯彭澤湘，疑為彭澤民之誤。 [293]校註：唐生智指定的兩人，為周鰲山、劉紹茲。 [294]校註：原名為「中國國民黨湖南省救黨委員會」。 [295]蔣永敬：《鮑羅廷》，第332—333、337頁。 [296]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23，第302頁。 [297]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文獻史》，第112頁，引了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298]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03頁，引5月28日的《人民論壇）》。 [299]《列昂·托洛茨基論中國》，第220—248頁，有托洛茨基在會議期間的講話和文章。 [300]《關於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文獻》，哈羅德·艾薩克斯作導言，《中國季刊》，45（1971年1—3月），第100—115頁，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年所寫但根據1927年11月發表的文本的英文譯文和法文譯文。英文譯文轉載于格魯伯：《蘇俄主宰共產國際》，第490—494頁（史達林提議給鮑羅廷的指示不過加強了當時中共既定方針的力量）。 [301]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92—93頁。他們充分地討論了5月份莫斯科激烈地展開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 [302]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責李停止進攻的命令。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06頁；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文獻史》，第487頁腳註8。施拉姆斷言是毛澤東根據史達林的指令下的命令。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英文版），第315頁注。克萊因、克拉克：《傳記辭典》，同意李要為這個命令負責。 [303]《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38頁，根據柳直荀發表於一年後的回憶。它的部分英文譯文見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英文版），第315—316頁。6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函湖南特別委員會，內附湘潭黨部和農民協會發來的電報，描述了第八、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等三個軍的部隊進攻工農組織的情況，使人相信5月31日以前侵略來自軍方。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爭論，1—5/693。代理省主席張翼鵬於5月30日電報漢口，描述了一些縣的群眾集會和對不同地方的進攻；後來，「今天上午10時」「數百名帶槍的人和數千名攜木棍的人」進攻長沙。經過兩小時戰鬥，「農民被全部擊潰」。他引了對俘虜的審訊，大意是省農會已下令在20日突入城市並搶劫。「因此，我們才殺人」。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爭論，1—5/692（日期令人不解）。 [304]電文載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06—107頁，譯自史達林的兩篇1935年的文章。又載尤廷和諾思：《蘇俄和東方》，第303—304頁。1929年，陳獨秀提供了史達林指示的要點，他說，指示來自共產國際，見《告全黨同志書》，第333—334頁；艾薩克斯在《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45—246頁）用了此信。不清楚電報是給鮑羅廷的，還是給羅易或中共中央的。 [305]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第234—235頁；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1，第637頁，羅易提供了6月15日發給共產國際電報的電文，羅易說電報是陳獨秀奉政治局之命發出的。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29，第338—340頁，電報詳述了危急的形勢，表示共產黨目前無力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 [306]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爭論，1—5/696和697，6月4、5日，一份請願書，是在武漢舉行的湖北省各界代表大會遞交的，另一份是武漢慶祝攻占鄭州和開封的大會遞交的（有明顯證據，說明是共同起草的）。 [307]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26、27，第314—320頁，6月3、4日。 [308]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爭論，1—5/700。 [309]蔣永敬：《鮑羅廷》，第338頁，引6月13日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討論。 [310]蔣永敬：《鮑羅廷》，第343—344頁，引用文件。奪取鐵路之事，在6月15日的政治委員會上報告了。 [311]蔣永敬：《鮑羅廷》，第348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07頁。兩書都引用了政治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43頁也有引文。根據蔡和森的說法，鮑羅廷也是用這種解釋。湖南農民運動的不法行為，「是當地的歹徒和哥老會引導的，我們沒有引導」。蔣永敬：《鮑羅廷》，第336頁，但沒有說明確切的日期。 [312]唐生智將軍6月26日電報的英文譯文，見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20—121頁，譯文取自6月29日的《人民論壇》（武漢無此刊物，疑為《武漢評論》之誤）。中文電文載《從容共到清黨》，第708頁；蔣永敬：《鮑羅廷》，第350—351頁。 [313]校註：朱培德於1927年3月30日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314]這一簡要論述系根據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709—715頁）和蔣永敬《鮑羅廷》（第354—368頁）的材料綜合寫成，二者都根據當時的文件。 [315]汪精衛在7月15日向中央執行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報告了日期和情況，根據《從容共到清黨》第736頁和蔣永敬的《鮑羅廷》第403—404頁。電報要點作為7月19日國民黨政治會議主席團的報告，在1927年8月第一次公開透露，並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公布。報告存國民黨檔案館。見《從容共到清黨》，第745頁腳註94。1927年11月5日，汪精衛在廣州的一次演講中詳細地談了當時的情況，但說羅易透露的日期為6月1日。汪精衛的演講發表在11月9日的《民國日報》上，轉載於《革命文獻》，16，第2851—2865頁，有關的部分在第2861—2862頁。 [316]汪精衛在6月13日政治會議的第28次會上提名的主席團成員是譚延闓、顧孟餘、孫科、徐謙和他自己。汪提到其他與會者是武漢集團的於樹德（唯一的共產黨黨員）、王法勤、鄧演達和唐生智以及馮玉祥、鹿鍾麟和于右任。國民黨檔案館，005/3。蔣永敬：《鮑羅廷》，第380頁又加上了張發奎。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和雷納·普羅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動的報道中說加倫將軍（布留赫爾）也前往，但鮑羅廷因發燒和傷臂不能起程。安娜·路易絲·斯特朗：《中國大眾》，第46—48頁。 [317]張發奎在與夏連蔭的一次會晤中，想起了汪精衛報告共產國際決議，即史達林的電報的內容，以及唐生智報告湖南農民動亂的情況。張將軍回憶說，於是作出了「讓共產黨員脫離關係」的決定。謝里登：《中國的軍閥：馮玉祥的一生》，第225—227頁，有根據不同史料寫的鄭州會議的報道。關於討論共產黨問題的報道，見該書第7章的腳註50。可以推測，於樹德和布留赫爾未參加這些會談。 [318]美國國務院893.00/9106，電報，漢口，羅赫德致國務卿，1927年6月15日，電報報告了鮑羅廷的沮喪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參加，會議的結果本來會更有利。羅赫德補充說：「出現了一種日益強烈的[意見]，即從這裡的國民黨各委員會中，將逐漸地清除俄國人和中國的激進分子。」 [319]蔣永敬：《鮑羅廷》，第393—394頁。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35頁，有蔡和森的《機會主義的歷史》的摘錄。 [320]爭論的熱烈可以從羅易6月9、15日的文件感覺到，載諾思和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第28、31、32號，以及從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對中央委員會政策的批評感覺到，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文獻史》，第102—118頁有摘要。又蔡和森關於以後幾個星期的爭論的記述，見他在幾個月以後所寫的《機會主義的歷史》，郭華倫的《中共史論》，1，第255—261頁，蔣永敬的《鮑羅廷》，第393—394頁有摘要。張國燾在《中國共產黨的崛起》，1，第647—649頁有回顧性的報道。快到5月底，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決議，在指示中預測對蔣介石的一次征討：「在蔣介石軍隊的內部和後方極力進行破壞士氣的工作，以圖消滅他們；這自然不是說，在適當時機不採取直接軍事行動進攻蔣介石的軍隊。」尤廷、諾思：《蘇俄與東方》，第275頁。可以設想，這些指示已通過無線電傳給鮑羅廷。 [321]毛以亨：《俄蒙回憶錄》，第244—245頁。南京、上海一方的會議參加者除蔣介石外，有胡漢民、蔡元培、張人傑（張靜江）、李石曾、黃郭、鈕永建、李烈鈞、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和吳稚暉（他主持會議）。馮玉祥一方與會者為李鳴鐘和何其鞏。《從容共到清黨》，第718頁，根據轉載於《革命文獻》，15，第2566頁吳稚暉的報告。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56頁說徐謙和顧孟餘陪馮玉祥去徐州。 [322]毛以亨：《俄蒙回憶錄》，第245頁。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報告說，在6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是為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以取得馮支持反對漢口和北京的徐州協定。英國外交部405/254，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第13315號，1927年7—9月，第43號，附件。 [323]蔣介石6月6日的報告，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718—719頁有引文。 [324]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56頁，他引了1927年7月2日《密勒氏評論報》的電文的一部分。中文電文見《國聞周報》，7月3日；《從容共到清黨》，第719—720頁；蔣永敬：《鮑羅廷》，第382—383頁。 [325]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35，第361—365頁。據羅易，書記處把有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經過漫長的討論後，以一個反帝鬥爭的決議代替它。羅易沒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話，政治局推測，他是反對給上海同志們這個蠻幹命令的。同上，第366—369頁。 [326]中共第五次大會以後，政治局由陳獨秀、張國燾、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化名羅邁）、譚平山和蔡和森組成，據李又寧：《瞿秋白傳：從青年到黨的領導（1899—1922年）》，1967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第197頁。 [327]《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545頁以下有會議和幾個決議的報道；斯特朗：《中國大眾》，第74—88頁有對會議的描述。 [328]《從容共到清黨》，第731頁，蔡和森後來對政治局緊急會議的報道；又見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第649頁；蔣永敬：《鮑羅廷》，第397頁，有汪精衛對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國國務院893.00/9159，電報，漢口，羅赫德致國務院，6月29日，描述了占領的情況。斯特朗小姐觀察了把全國總工會總部還給蘇兆征的情況，並諷刺地描述了聯歡會，其報道是在莫斯科寫的，見《中國大眾》，第87—88頁，顯然是漢口駐軍司令李品仙下令進行這次突然搜查。 [329]何鍵的言論載《國聞周報》，4.29（1927年7月21日），該報轉載了八篇關於兩黨分裂的重要的武漢方面的文件。這些文件連續登載在以後的數期上。蔣永敬：《鮑羅廷》，第399頁引用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11項決議中的4項。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59—260頁，列了同一材料的另7項決議。 [330]美國國務院893.00/9128，電報，北京，馬克謨（馬慕瑞）致國務卿，6月23日，6月22日漢口電報，報告了蘇聯飛行員在早期離去。維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中國的兩年》，第326頁報道了其在6月20日以後不久，遵照鮑羅廷的命令，與幾名軍事顧問離開，其他的人在7月也成批隨之離開。亨利·弗朗西斯·米塞爾維茨：《龍在活動：中國國民黨概述，1927—1929年》；文森特·希思：《個人史》，第240—241頁。兩書都有對鮑羅廷的採訪。希思詳述了鮑夫人的逃亡，大約鮑夫人在逃亡中他起了作用（第255—258頁）。前引卡薩寧著作第295—296頁，補充了希思的報道。 [331]美國國務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發給國務卿的電報，傳送了7月5、11、13日漢口和南京的情報；喬治·索科爾斯基論國民黨，載《中華年鑑，1928年》，第1371頁，內有私下會談的報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給的。 [332]蔣永敬：《鮑羅廷》，第401—402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36—740頁。兩書都引用了會議記錄。 [333]《從容共到清黨》，第735—736頁，引華崗《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史，1925—1927年》；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66—267頁，從《國際新聞通訊》7月28日引了《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目前情況的決議》，其中有指示，但把通訊日期注為7月14日。 [334]聲明轉載於《國聞周報》，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譯文載於T.C.武：《國民黨和中國革命的未來》，第323—333頁。陳獨秀的立場在《告全黨同志書》中有敘述。維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據蘇聯的檔案，對會議作了謹慎的報道。《在革命中國的兩年》，第331頁。李又寧：《瞿秋白傳》，第221—222頁。7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時局宣言》的英文譯文，載H.帕克：《中國共產黨文獻集，1927—1930年》，第21—29頁。 [335]《國聞周報》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數幾件載《革命文獻》，16，第2828—2840頁，鄧演達聲明的節錄收入美國國務院893.00/9216，羅赫德7月15日電報。蔣永敬：《鮑羅廷》，第409頁提供了鄧演達到7月18日在鄭州時的證據。孫逸仙夫人的聲明轉載於T.C.武：《國民黨和中國革命的未來》，第270—273頁。根據國民黨文獻，關於分裂的一般敘述，見蔣永敬：《鮑羅廷》，第401—412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41—743頁。艾薩克斯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中有《武漢：它的垮台》一章。 [336]汪精衛此信的起草日期為1927年7月25日，存國民黨檔案館445/35。 [337]校註：按：1927年時的隴海鐵路西端僅修至陝縣，此處所稱隴海鐵路終點站當為陝縣站。 [338]校註：此時寧夏城屬甘肅，所稱寧夏城即寧夏道；寧夏並未設省。 [339]斯特朗的《中國大眾》，有旅途的報道，到達日期據1927年10月7日《真理報》。鮑羅廷生於1884年7月9日，在莫斯科擔任過勞動副人民委員、塔斯社社長助理、紙張工業的經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聞》編輯。路易斯·費希爾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間，採訪鮑氏10次，據費希爾的《人和政治：一份自傳》第138頁的材料。《世界事務中的蘇聯人》，2，在第632—679頁的一章中，費希爾間接敘述了鮑羅廷告訴他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情況。鮑羅廷在1949年與其他許多猶太知識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勞改營，在1951年約67歲時死在那裡。《紐約時報》，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最近，鮑羅廷的名譽在蘇聯已被恢復，有關其對中國革命貢獻的學術著作已有發表。 [340]本書對南昌起義的描述主要根據這次反叛的計劃者和參與者——張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張國燾，在戰敗後不久的1927年10月初到11月初所寫的報道，這些報道發表在10月30日和11月30日的中國共產黨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韋慕庭在他的《戰敗的廢墟》中把它們譯成英文，載《中國季刊》，18（1964年4—6月），第3—54頁。王健民的《中國共產黨史稿》，1，第534—552頁的精彩論述的依據，也是這些文件以及一些國民黨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戰鬥序列表。蕭祚良的《從南昌到汕頭》，載他的《1927年的共產主義：城市與農村之對抗》，是另一篇根據這些原始材料以及張國燾和龔楚的回憶錄整理而成的有價值的論文。張國燾的《中國共產黨的崛起》，1，第672—677頁和2，第3—55頁，部分地根據他當時的報告提供了帶感情的回憶報道。又見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20—123頁；雅克·吉勒馬茲：《中國共產黨史，1921—1949年》，第150—156頁。 [341]克萊因、克拉克：《傳記辭典》，第1066頁列出了40名已知的參加制訂計劃和行動的人。朱德給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提供了回憶性的報道，發表在《偉大的道路》，第200—209頁。 [342]汪精衛在8月5日向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的報告中，提供了起義消息如何報告給這次會議、張發奎想前往南昌而沒有成功和汪精衛對這件事大發雷霆等有趣的內容，根據國民黨檔案館所藏的會議記錄，轉載於《共匪禍國史料匯編》，1，第485—488頁。 [343]韋慕庭：《戰敗的廢墟》，第31頁。 [344]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205頁。在1937年朱德回憶這件事情時，似乎仍有深刻的印象，說：「在這所外國醫院中的傅醫生和英國醫生竟照顧我們的傷員。」 [345]克萊因、克拉克：《傳記辭典》，第247頁。 [346]這些敘述根據李又寧的審慎的研究《瞿秋白傳》，第232—248頁。李博士確定了14名會議參加者，並指出以下的人為新政治局委員：瞿秋白、向忠發、李維漢、羅亦農、彭湃（缺席）、蘇兆征和蔡和森；候補委員4人為張國燾（缺席）、張太雷、毛澤東和彭公達。蕭祚良根據未參加會的張國燾的回憶，提出了一張不同的名單，並認為會議地點在九江。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第39—46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1，第503頁；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23頁。都肯定會議地點在漢口。 [347]八七會議的文件發表在《中央通訊》，2，1927年8月23日。有幾篇轉載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1，第504—528頁；《共匪禍國史料匯編》，1，第445—484頁（兩者都避諱而去掉了蔣介石的有關材料）。《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和策略決議案》，朴在其《中國共產黨文獻集》中有英文譯文；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的《文獻史》，第102—123頁有《告全黨黨員書》和各項決議案的摘要。在這次會議上成為政治局領導的瞿秋白，約在一年後在莫斯科作了長篇報告，內容是會議前的時期和他領導的時期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幾個問題。他報告的後半部被譯成英文，發表在《中國的歷史研究》，5.1（1971年秋），第4—72頁。 [348]起義的基本材料載《中央通訊》，第4—7期和第11期，8月30日，9月12、20和30日，10月30日（1927年11月後期也有可能）。這個材料中選出的文獻由朴在其《中國共產黨文獻集》中譯成英文：第9號（第59—66頁），《湖南湖北起義計劃決議案》；第12—18號（第87—113頁），關於湖南的文件；第30—32號（第201—215頁），關於湖北的文件；第23號（第133—145頁）起義後的文件。計劃決議案的摘要及其他內容載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1，第533—560頁。這個決議和1927年11月14日的《政治紀律決議案》（未提對失敗的責備）在郭華倫的《中共史論》，1，第462—467頁有譯文。廣泛詳盡的《湖北秋收暴動報告》，載《中央通訊》，第11期，在日本有錯誤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諦聽、石川忠雄和芝田稔譯成日文，載《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大阪，1916年。第二手整理的學術著作有小羅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載《中國季刊》，32（1967年10—12月），第37—87頁，附地圖；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第39—80頁，附地圖；李又寧：《瞿秋白傳》，第249—260頁。 [349]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第51—57頁；蕭祚良：《1927年以前的中國共產主義》，第62—67頁。 [350]關於毛澤東與政治局衝突的權威性討論，見斯圖爾特·R.施拉姆：《論1927年毛澤東「異端」的性質》，載《中國季刊》，18（1964年4—6月），第55—66頁，討論根據當時蘇聯人和中國共產黨的文件。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第61—66頁；蕭祚良：《1927年以前的中國共產主義》，第46—53頁，也討論了這個分歧。 [351]校註：1927年2月，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3月27日，正式定名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352]這裡的敘述，是根據前面引用的霍夫海因茨和蕭祚良的著作，以及斯圖爾特·R.施拉姆的《20世紀的政治領袖：毛澤東》（第120—125頁）對毛澤東作用的推想，都是根據《中央通訊》的文件，但細節頗不相同。 [353]1936年，毛澤東生動地向斯諾談了其逃脫的情況，在《西行漫記》中成了不朽之說。 [354]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239—248頁。衛藤瀋吉：《海陸豐——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2，《中國季刊》，9（1962年1—3月），第165—170頁。韋慕庭：《戰敗的廢墟》，第21、36、43頁。 [355]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及成員陸續由武漢遷至上海；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 [356]李雲漢根據國民黨的檔案材料，在其《從容共到清黨》第756—812頁探討了統一的複雜過程。關於南京和漢口從8月8日到9月20日交換的電報，見《革命文獻》，17，第3104—3109頁。 [357]對蔣介石在此關鍵時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釋，其引退聲明載《革命文獻》，15，第2567—2573頁和《中華年鑑，1928年》，第1380—1385頁。關於蔣介石代理人在上海勒索性籌款，見小帕克斯·M.科布爾：《國民黨政權和上海資本家，1927—1929年》，載《中國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頁；又見科布爾博士同一論題著作。 [358]校註：此處為龍潭。 [359]《北伐戰史》，3，第851—916頁；《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戰史紀略》，第94—105頁；喬丹：《北伐》，第138—141頁。在採訪中，李、白兩位將軍回憶龍潭之役，認為對北伐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 [360]姓名各細節，見《從容共到清黨》，第766—769頁；又見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68—269頁。 [361]汪精衛的辭職電報載《革命文獻》，17，第3105—3106頁；《中華年鑑，1928年》，第1391頁。 [362]關於名單，見《中華年鑑，1928年》，第1390—1397頁。 [363]《從容共到清黨》，第780—782頁，部分根據《革命文獻》，17，第2996—3064頁，陳訓正關於反唐戰役的報道和文件。喬丹：《北伐》，第145頁；《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7年》，2，第36—37頁。 [364]校註：此時粵漢鐵路，北段自武昌通車至株洲南淥口；南段自廣州通車至韶關，自淥口至韶關段未修築。 [365]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69—273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77頁稱汪精衛於10月28日抵達廣州。 [366]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1927年10月14日、11月1日與8日；又S.伯納德·托馬斯：《1927年的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無產階級霸權」》，第21頁。 [367]校註：此處所稱宋夫人，即宋慶齡與宋美齡等之母倪桂珍，其夫為宋耀如，即宋查理，故稱宋夫人。 [368]董顯光：《蔣介石》，第100—101頁，蔣氏的結婚日期是在12月1日，採用民間和基督教的儀式，後來蔣介石即皈依基督教。 [369]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57—158頁，根據日本外務省記錄。 [370]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4頁。英國外交部405/255，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第13448號，1927年10—12月，第116號附件，廣州總領事璧約翰致北京藍普森，1927年11月22日，描述了前幾周廣州的政治，包括宋子文的來訪。 [371]李雲漢提供了生動的報道，引了黃紹竑和李濟深對張發奎的尖銳指責，《從容共到清黨》，第790—794頁。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5頁。《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7年》，2，第35—36頁。總領事璧約翰在前面所引報道中的推測，李濟深並非受騙，而是知道自己在廣州的地位不穩才去上海，由黃紹竑來「背包袱」。根據掌握的材料判斷，這似乎不大可能。 [372]《從容共到清黨》，第792—794頁；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5—276頁。關於有關文件，見《革命文獻》，17，第3113—3122頁。 [373]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6—278頁；《中華年鑑，1928年》，第1400頁；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583，1928年1—3月，第154號附件，上海總領事巴爾敦致北京藍普森，1927年12月11日。這是一份準備會議消息靈通的報告，巴爾敦爵士列舉了35名參加會議的人，胡漢民因未參加而最惹人注意。巴爾敦舉出以下數人為反對汪精衛一派的南京死硬派，為譚延闓、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李濟深、伍朝樞和吳鐵城，一個有趣的結合。關於蔣介石對會議參加者的呼籲，見《革命文獻》，16，第2875—2879頁；關於討伐張發奎、黃琪翔的命令，見《革命文獻》，17，第3122—3124頁。 [374]汪精衛的自辯書和引退聲明，載《革命文獻》，17，第3134—3145頁。 [375]幾乎所有的中共黨史都描述了廣州起義，起義在全世界的報紙上都有詳細報道。以下是觀察者的報道：J.卡爾文·休斯頓：《1927年12月11—13日中國廣州的農、工、兵的叛亂》。致美國駐北京公使馬克謨第699號快信，1927年12月30日，藏於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加州，J.卡爾文·休斯頓藏件，第2袋第2部分第5夾第20件（第12件是1927年12月11日的中文傳單原件，它宣布成立蘇維埃和一份官員名單）。總領事休斯頓電報報告的要點可見於《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7年》，2，第39—40頁；美國國立檔案館有它們的縮微膠捲。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583，第71號，附件1，1927年12月15日廣州詹姆斯·布雷南致北京藍普森，記事；附件3，12月11日廣州散發的傳單英文譯文；同上，第80號，附件4，香港總督金文泰致倫敦殖民大臣，12月15日，記事；附件5，12月11日《紅旗》的英文譯文，宣布廣州蘇維埃成立和官員名單。英國外交部371/13199中有許多金文泰總督發出的快信，提供了12月至1928年2月廣州和廣東形勢的情報。斯威舍伯爵在起義進行時至粉碎後在廣州，他提供了目擊者的生動報道，報道載肯尼思·W.雷亞編：《革命中的廣州，斯威舍伯爵文集，1925—1928年》，第89—125頁收了文件的譯文和景象可怕的照片。《共匪禍國史料匯編》，1，第510—565頁轉載了12月13—15日中文報紙的報道，以及一份有價值的文件，1928年1月3日中共政治局決議《廣州起義的意義和教訓》。廣泛使用回顧性文獻的有學術性和詳盡注釋的著作有：S.伯納德·托馬斯：《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無產階級霸權」》；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第134—156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94—799頁。 [376]計劃以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號》形式出現，載《中央通訊》，13（1927年11月30日），第1—6頁。 [377]托馬斯：《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無產階級霸權」》，第21—22頁。 [378]托馬斯：《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無產階級霸權」》，第23頁。 [379]校註：此處的教導團，為第四軍教導團，團長為葉劍英，稱其為副團長，有誤。 [380]校註：黃琪翔任第四軍軍長的時間為1927年6月15日至1927年12月14日。 [381]《革命文獻》，17，第3124—3125頁。 [382]12月15日，總領事璧約翰報告所言，載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13583，第71號，附件1，見本小節第一條註腳。 [383]英文譯文，載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13583，第71號，附件3；第80號，附件5，照片和斯威舍的英文譯文，載雷亞編：《革命中的廣州》，第99—102頁。蘇兆征、張太雷、陳郁、澎湃（未在）、楊殷、葉挺和惲代英的傳記，見克萊因、克拉克：《傳記詞典》，名單的其他人物是周文雍、黃平、何來和徐光英。 [384]葉挺後來雄辯地描述了廣州人對起義的敵視和惡感，引於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第141—142頁。 [385]休斯敦：《廣州的農、工、兵叛亂》，第36—38頁，被殺人的照片藏於胡佛研究所，卡爾文·休斯敦藏品，第2袋，第2部分，第3夾，第11號。收藏品中還有副領事哈西斯的私人文件。 [386]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第142頁引了廣東省委1928年1月1—5日通過的《廣州起義決議案》；休斯敦：《廣州的農、工、兵叛亂》，第28頁；托馬斯：《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無產階級霸權」》，第27頁引了載於L.P.傑柳辛編的《廣州公社》第207頁的1928年1月的《布爾什維克》第12期材料。 [387]校註：此處所稱「以前的三個租界」，即俄、德、英三國在漢口的租界。漢口德租界於1917年3月16日中國收回，18日改原德租界為特別區。1925年3月2日，漢口地方當局正式收回俄租界，改為特別區。1927年3月15日，中國正式收回漢口英租界，設立漢口的第三個特別區。 [388]校註：原文為孫逸仙大學。1927年2月20日，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將前國立武昌大學、商科大學、湖北省立文科大學、法科大學、醫科大學，合併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又稱第二中山大學；1928年7月，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始改為國立武漢大學。此處所稱的孫逸仙大學，即武昌中山大學，亦即第二中山大學。 [389]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13853，第144號附件1—6，代理總領事哈羅德·波特，漢口，1927年12月1日致北京藍普森，附1927年12月17—21日《漢口評論》關於突然搜查報道摘錄，報告有700多名中國涉嫌者和12名蘇聯人被捕，提供了30名被處死者的姓名，其中5名是女學生，年齡從20歲到26歲。李漢俊傳記見克萊因和克拉克編：《傳記辭典》；詹大悲傳記見包華德和雷華德《傳記辭典》。奇怪的是，突然搜查顯然未能抓住12月14日和15日在漢口參加湖北黨代表大會的39名共產黨領導人。蕭祚良的《關於1927年武漢起義的爭論》對此有敘述，載《中國季刊》，33（1968年1—3月），第108—122、133頁。 [390]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81頁。 [391]校註：原第八軍軍長唐生智，因在反唐戰爭中遭到失敗後，避居日本。 [392]校註：在改組前停止黨務活動的5個省為安徽、湖北、湖南、福建、雲南。 [393]校註：當選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的共產黨員，為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於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等7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共產黨員，為毛澤東、許蘇魂、夏曦、韓麟符、路友於、董用威（董必武）、屈武、鄧穎超等8人；合共15人；13人為誤。二屆的中監委共產黨員為高語罕，候補中監委為江浩。 [394]校註：1928年1月7日，國民黨中常會決定，停止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甘乃光4人中央執行委員職務。 [395]《從容共到清黨》，第804—806頁；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81—284頁。 [396]包括候補委員，兩個委員會有80人，但3人已死亡，15人為共產黨員，8人已被開除或出國，3人是蘇聯人。開幕式的名單載《從容共到清黨》，第806頁，11名與會者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委員（共36人），10名為候補委員（共24人），5名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共12人），3名為候補委員（共8人）。 [397]校註：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確定，中央常務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與政治訓練三個部及民眾訓練委員會。 [398]《革命文獻》，17，第3138—3152頁詳細介紹了丁惟汾、陳果夫和蔣介石的改造國民黨的建議，此建議保存在國民黨檔案館中。關於簡要的報道，見英國外交部405/257，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2，1928年4—6月，第36號附件3，上海巴爾敦致北京藍普森，1928年2月16日。 [399]校註：被停止兩位中監委候補委員資格的，為鄧懋修與謝晉二人。 [400]《從容共到清黨》，第807頁；驅逐情況，參見《中國國民黨整理黨務之統計報告》，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1929年3月。 [401]校註：1928年2月13日，公布的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下設法制院、審計院、大學院、考試院、最高法院、工商部、農礦部、司法部、交通部、財政部、外交部、內政部及僑務、蒙藏、軍事、建設四個委員會；當時並未設行政院，各部委均直隸國民政府，監察院與考試院實際亦未設立。同年10月8日公布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始規定設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 [402]校註：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為9人，暫推蔣介石、譚延闓、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5人為常委，留4人待胡漢民歸國後補齊。 [403]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85—286頁；英國外交部檔案405/257，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2，第36號附件1號和2號（後者列出政府委員會成員名單）。關於全會在2月8日發表的公告，見《革命文獻》，16，第2887—2896頁；關於其他文件，見《革命文獻》，17，前面的圖版和3153—3155頁。 [404]校註：1928年4月，民政部改稱內政部。 [405]校註：1928年3月13日，任李濟深為參謀總長，由何應欽代；同日，改任何應欽為參謀總長。 [406]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8—279、286—287頁；《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8年》，2，第123—125頁。 [407]根據《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團歷史》，1928年3月22日至26日期間，一個委員會對這一軍團作了一次詳細的視察。第10—14頁的圖表表明，第一軍的第一、第二和第二十二3個師的師部有2681名軍官和30269名士兵，配備16236支步槍、502挺機槍和93門大炮。也由軍部和3個師組成的第九軍有2810名軍官和24310名士兵，配備12436支步槍、221挺機槍和77門大炮。但是貴州的第十軍只有兩個師，有1437名軍官和8263名士兵，配備2953支步槍、19挺機槍和29門大炮。全部戰鬥人員有70770人，但只有31625支步槍，再加上軍官使用的1457支手槍。此外，第一軍和第九軍有5117名搬運工和673匹馱馬。3個軍的22名指揮官的平均年齡為33歲（從24歲到43歲），如果指的是虛歲，則要減一年。 [408]《北伐戰史》，4，第1170頁一側的地圖顯示了朝北京主攻的四個階段；戰鬥序列在第1180頁後面。這一卷的全部以及以下幾部分論述這最後的戰役：《革命文獻》，18，第3169—3271頁；19，第3479—3503頁；20，第3671—3773頁；21，第3925—3970頁。以下幾種著作有簡要的報道：喬丹：《北伐》，第151—168頁；謝里登：《中國的軍閥：馮玉祥的一生》，第236—239頁；唐納德·G.吉林：《軍閥：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閻錫山》，第108—109頁。 [409]《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8年》，2，第323—369頁有漫長的談判和照會的詳細情況。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第380—384頁作了概述。藍普森的困難在威爾遜的《英國和國民黨》第644—649頁中有說明。藍普森和馬克謨致外交部長黃郛的措辭非常親切的感謝信，轉載於黃的遺孀沈亦云：《亦云回憶》，第356—359頁。 [410]以下主要根據入江昭的學術性論述，《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第193—205頁，此書廣泛利用雙方的文獻資料。中方的報道和其他文件，載《革命文獻》，19，第3504—3657頁；22，第4443—4537頁；23，第4783—4815頁。《中華年鑑，1929—1930年》，第878—893頁有各方的一些文件。最初的美國報告載《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8年》，2，第136—139頁。英國駐濟南代理總領事發的目擊者報告，載英國外交部405/257，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2，1928年4—6月，第238、239號，附件。 [411]校註：濟南無日租界。1906年，清政府自辟濟南西關外為商埠，居住日本僑民甚多，遂謊稱此為日租界。 [412]英國代理領事阿弗萊克先生報告說，其在5月5日被領到日本醫院，給看了12具日本人屍體，大部分是已被閹割的男性。英國外交部405/257，前引第238號，1928年5月7日的《濟南事件的報道》，在5月21日的一份報告中，阿弗萊克聲稱，他認為5月3日事件的引起，應歸咎於搶劫日本店鋪的中國士兵。英國外交部504/258，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7—9月，第37號，附件，美國副領事歐內斯特·普賴斯因這一事件的發生，譴責中國士兵紀律渙散。 [413]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責備日本人重啟戰端，見《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201頁。 [414]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責備日本人重啟戰端，見《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201頁。 [415]白將軍在1962年告訴作者，蔣總司令敦促其援助壓力沉重的馮玉祥和閻錫山，其下面的三名指揮官是李品仙、廖磊和葉琪。白將軍回憶稱：「當奉軍看到如此大的一支增援軍到來時，就匆忙撤出關外。」 [416]校註：至1903年，天津共有英、法、德、奧匈、意、日、俄、比利時八國租界。1917年8月，中國收回天津德租界與奧匈租界；1923年，中國收回天津俄租界。至1928年，天津尚有英、法、意、日、比五國租界。 [417]校註：1860年12月，英國在直隸省天津府城紫竹林地區劃定英租界，美國在英國租界南劃定美租界。1902年10月，美租界合併於英租界。 [418]英國外交部504/258，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濟南事件》，小節第3段腳註所引，第2號，附件。這是美國大使館尤金·科曼在會見時所作的記錄，又見《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8年》，2，第224—225、229頁。 [419]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210—211頁，根據日本人的記錄。 [420]英國外交部504/258，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第6號，附件，藍普森致奧斯汀·張伯倫，北京，1928年5月23日，《與吳晉先生的談話記錄》。吳晉為當時外交部次長。 [421]《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8年》，3，第226頁。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321頁。 [422]謝里登：《中國的軍閥》，第238頁；英國外交部，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第40號，藍普森致奧斯汀·張伯倫，北京，1928年6月8日，快信。 [423]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213—214頁，第324頁腳註52、53。 [424]《關於美國外交關係的文件，1928年》，2，第235—242頁。英國外交部504/258，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第50和89號，藍普森的報告。 [425]校註：即北京西山碧雲寺。 [426]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00頁，1928年7月2日。（勝利的國民革命軍在1928年7月的人數約160萬）《革命文獻》，21，第4067—4071頁，有關於蔣介石的初步遣散計劃。《革命文獻》，第4067—4085頁，有1928年算作組成國民革命軍的師和軍（包括許多未參加北伐的部隊）及指揮將領的名單。英國外交部405/259，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1928年10—12月，第46號，附件7，《蔣介石備忘錄摘要》，國民通訊社發，北平，1928年7月15日。 [427]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00頁，1928年7月6日。英國外交部405/259，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第9號，藍普森致奧斯汀·張伯倫，北京，1928年8月1日。 [428]關於第五次全會的一些文件，見《革命文獻》，21，第4092—4100頁。關於通過的決議，見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05—307頁。高蔭祖稱參加會議的有24名委員，1名候補委員，8名中監委，1名候補中監委，以及馮玉祥和楊樹莊。 [429]校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簡稱中政會，1925年7月11日，在廣州成立，以後名稱多次改動；1926年5月，中央政治委員會改稱中央政治會議；1927年3月，復稱中央政治委員會；1928年2月，又改稱中央政治會議；1928年8月，中央政治會議設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北平5處政治分會。 [430]除了未參加全會的胡漢民和汪精衛外，原來被排除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全會的汪精衛的兩名追隨者陳公博和顧孟餘被列入名單，孫逸仙夫人和陳友仁也被列入。重要的軍人，原來不是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而被列入參加中央政治會議名單中的有閻錫山、馮玉祥、楊樹莊、白崇禧和陳銘樞。英國外交部405/259，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第46號，附件3，有根據國民通訊社的一份名單。 [431]關於不斷向上海商人勒索資金和宋子文要建立一個更有秩序的財政制度的情況，見科布爾：《國民政府和上海資本家，1927—1929年》，第14—19頁。英國外交部405/209，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第46號，附件6，有宋子文的建議；第7號，上海代理總領事加斯廷致藍普森。1928年9月4日，《革命文獻》，22，第4336—4339頁有預算委員會的章程和任命的人：蔣介石、閻錫山、楊樹莊、王伯群、譚延闓、何應欽、馮玉祥、李宗仁、宋子文、于右任、李濟深、蔡元培和蔣作賓；不能參加會議的委員，可以派代表參加。 [432]英國外交部，前引第46號，附件4，蔣介石提交的備忘錄摘要，根據國民通訊社，1928年8月9日。 [433]校註：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於7月頒布新的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規定軍事委員會為國民政府最高的軍事機關，負全國陸海空軍編制、統率、教育、經理及充實國防之責，設委員若干人，常務委員5—7人，主席1人，下設總務、參謀、軍務、軍事教育4廳及海軍、航空、經理、政治訓練4處；1928年11月，軍事委員會撤銷。 [434]英國外交部，前引第46號，附件3，蔣介石提交的備忘錄摘要，根據國民通訊社，1928年8月9日。 [435]英國外交部，前引第46號，附件4，蔣介石提交的備忘錄摘要，根據國民通訊社，1928年8月9日。 [436]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00—304頁；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第400—402頁。 [437]英國外交部405/259，機密，《關於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第46號，附件5。 [438]董霖：《中國和外國列強：不平等條約的衝擊和反應》第249—257頁有1931年9月「瀋陽事變」前條約修改的系統敘述。 [439]關於指導原則和組織法，見《革命文獻》，22，第4356—4363頁；米爾頓·謝：《國民黨：歷史文獻選編》第137—138頁有指導原則的英文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