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民國史 · 第十章　1927年以前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895—1927年

最初基於感情上的原因而認可一種政治學說，這沒有什麼根本性的錯誤。「巴黎數十百萬參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學會了盧梭的學說嗎？……聖彼得堡、莫斯科那數萬參加革命的勞動者和兵卒，都已學會了馬克思主義了嗎？……所以盧梭、馬克思的思想，人人頭腦中都有的，不過首先被他們兩人道破罷了。」[1]革命是群體現象，然而，只有通過領頭的傑出人物的深思熟慮和計劃，群體行動才能得以實現。當對革命的記載加以學術性考察時，往往過分強調領導運籌帷幄過程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事態的迅速變化發展，而容易忽視群眾的情感與籲求的作用。儘管這些情緒與籲求表達得含混不清，但所以能為當時的領袖們所理解，是由於這些領袖們也受到其情緒和理智以及一時衝動的意識所支配，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這方面也都不例外。情緒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之改信政治學說更為複雜，而不是更加簡單。就1917年與1921年間中國的情況而言，改信馬克思主義既涉及信仰者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也涉及其個人的性格和氣質，同時又與其對學說的理解相關。[2] 改信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很久以前，中國軍事上的衰弱和經濟上的窮困狀況，對於稍有頭腦的中國人來說，這已是顯而易見之事了。因此，產生了富國強兵的呼籲。但是直到改良主義的思潮，其中包括比較保守的「體用」學派（見第七章）興起時，值得為之獻身中國的思想才開始出現。「改革」（或者「改良」，或者說「維新」）說法的本身，就是暗示在國家無法分割的文化和制度中，必須革除或改造其不可取的成分。從改革者的角度來看，那些反對改革的人，是在保護中國的不良品質，而且對這種不良品質的延續負有責任。在改良主義思想發展的第一階段，幾乎沒有任何指導性的哲學理論，只有個人和社會零散的觀察和比較；西方值得稱道之處——其實力，其富足，其教育和良好的社會秩序——受到了注意，並以此與中國的不足之處進行了比較。康有為對儒家學說的修正與嚴復對托馬斯·赫胥黎論進化和倫理文章的翻譯，恰在同時，為改革提供了哲學基礎。從此改良主義思想推進到第二階段，即儒家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折中主義的哲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在這樣的框架之內，中國與其人民被當做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哪一個社會集團可以與中國的政治—社會疏遠開來。即使是在1898年維新變法失敗以後，在政治舞台上取代改良主義者的革命派人士也認為，除了執政的滿族人以外（以其種族低劣為藉口），沒有必要使任何人排斥在政治權力之外。對於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而言，儘管其哲學體系龐雜，除去中國的衰落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的成功模式，並沒有其他以經驗為根據的理論。 中國社會的道德墮落，連續不斷的政局不穩，以及經濟的惡化，復辟派不斷地企圖恢復帝制，同時又不斷地遭受外國的侵犯。在世界範圍內，歐戰暴露了備受讚賞的西方文明的弱點。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連同其廢除沙皇的在華特權，則為中國的解放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似乎這樣一些劃時代的事件還有些不夠，巴黎和會決定把以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日本，而不是公正的歸還給中國。在這些事件和巴黎和會決議的綜合影響下，中國的思想界與政治氣候突然發生了轉變——儒家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宰地位被徹底粉碎了。緊隨其後的，是思想界的混亂局面，其中的羅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魯泡特金或馬克思，諸人的思想觀點很容易為中國學者所信服，並改變了自己的信仰。 中國皈依馬克思主義的是誰？其對自己國家的現實是怎樣的理解？其在社會和政治活動中有怎樣的個人經歷？為什麼其信奉這種學說？ 五四運動後的5年里，在改信馬克思主義的人當中，僅有12人已知是出身無產階級。[3]其餘所有的人都受過教育，而且有的還出身於相當富裕的小資產階級。這些人在地理上分散在北京，圍繞傑出人物陳獨秀和李大釗所在的北京大學；上海，圍繞創立於1923年的上海大學和陳獨秀在1919—1920年幫助創建的工會組織；武漢三鎮，圍繞華中大學（見地圖8）及其附屬高級中學，李漢俊與惲代英在該處任教；長沙，圍繞毛澤東、蔡和森與其他人組建的新民學會；廣州，圍繞陳公博、譚平山[4]與其他人任教的學校；廣東的海豐與陸豐，圍繞彭湃組織的農會；內蒙古，容易到達蘇聯和北京；陝西榆林，圍繞李大釗的學生魏野疇執教的師範學校；成都，圍繞吳玉章、惲代英任教的成都高等師範學校；連同在日本、法國和俄國留學生中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源頭主要是在北京（通過廣為流傳的《新青年》雜誌），再加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考茨基著作的日文譯本，以及在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這些激進的思想能夠為中國的社會狀況所驗證，在上海和北京大都市中表述出來，遂傳至遠在內地的成都和榆林，都引起了反響。 在中國最早信奉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人，是屈指可數的；其中年齡較大的人參加過辛亥革命，還有更多的人了解1913年的二次革命和1915年與1917年的兩次企圖復辟帝制在政治上的重要意義。這些較多的人，大部分都有高中的文化程度，其中的任何一人都稱不上研究學術的學者。對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知識總是要引起行動的結果，否則，就將成為無目的的學習而一無所獲，並且認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證實其效用。一種理論一旦通過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應該被修正或放棄，同時開始尋找另外的理論。[5]這些人或捲入政治，或干預政治，或有意（或無意）地迴避學術生活，只有胡適是個例外。但這並不是說這些人探求知識不勤奮，也不是不仔細。雖然其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組或者在學會中集體學習；其反對傳統，意識到傳統將被廢棄，並尋求將其剷除的方法。這些人在文化上的異化造成了其政治上的異化，或是出於其自己的選擇，或是因為缺乏有點威望的社會地位。 這些人關切自己國家的落後狀況，尋找為國獻身的途徑。在這些意義上，這些人都是民族主義者。這使其民族主義是有條件的——人們熱愛中國，使之變為值得愛的國家[6]，不只是因為其生來就是中國公民。[7]中國的落後狀況集中表現為經濟上的停滯，如陳獨秀於1918年所指出的，或者如毛澤東於陳氏之言的10月以後，在《湘江評論》發刊詞中以同樣的傾向所寫的。[8]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過不同的途徑，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向警予探求婦女解放的過程中，發現了馬克思主義，遂成為中國最早的女性馬克思主義者之一，逐漸相信「從前種種，皆是錯誤，皆是罪惡」[9]。 陳獨秀和李大釗認為，造成中國普遍落後的原因，是人心惡劣，民德不隆[10]，這是腐敗的官僚和無恥政客以及其追隨者，加上無法無天軍閥的胡作非為所助長形成的。[11]這些軍閥及其支持者，毛澤東含混的稱之為「強權者，害人者」[12]。中國的這些有權有勢的害人者，都有「帝國主義者」作為靠山。獲得這個認識，對於激進的思想家們是一個進一步極其重要的發現。[13]這為後來用階級鬥爭，對剩餘價值的剝削，被壓迫者的國際大聯合，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等概念打開了大門。至此為止，儘管接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已經奠定，但對中國現實認識的變化還是逐步的。十月革命以及對巴黎和會關於山東問題決議的反應，加速了這種轉變。 正如陳獨秀在1932年[14]以顛覆罪受審，為自己作的辯護詞回憶中所稱，「五四」運動是標誌其思想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以前，陳氏呼籲重新振興中華，是針對知識分子階層發出的；此後，即轉移注意力到勞動人民身上。「蓋以……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在1919年的早些時候，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的壓榨與敵視，使陳獨秀理想中的中國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民主模式了。與此同時，李大釗認為民主在美國已經喪失，聲言要反對資本家的剝削。[15]確實，李、陳二人對於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戀，但是這卻是另外意義上的民主，較之其所理解的英美模式，要求有更多的民眾參與。在1919年1月，陳獨秀在《每周評論》——激進的期刊上撰文，主張需要組織有國民為後援的政黨；到了3月份，在另一篇文章中，其思想更達到了類似人民專政的程度。[16]在這兩篇文章之間，《每周評論》登載了一篇題為《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罪惡》的社論，號召一場推翻士大夫統治的工農社會革命。這篇社論很可能是由陳、李兩人執筆的（原文署名「一湖」。——譯者注）。二人的民主觀念確實在變化，其演進的過程，從人民民主經人民革命，到人民專政。到1919年底，陳獨秀針對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制度的道德敗壞，發動了猛烈的攻擊——「西洋的游惰好利，女人奢侈賣淫，戰爭、罷工種種悲慘不安的事，哪一樣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六個月以後，陳獨秀以一種肯定的語氣稱，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潤是工人創造的，但被資本家盜走其所創造的剩餘價值。[17] 從受壓迫的青年和婦女——激進分子在其刊物上詳細地討論這些問題，到受壓迫的勞工大眾。激進分子注意的焦點轉移到這些問題以後，就形成了其與勞工大眾新的認同，視野更為寬廣，以其同情之心推及於所有窮苦之人。對外，激進人士們不再是沙文主義的，而是跟隨《每周評論》的論調行事。《每周評論》在「五四」之前兩月，刊載了一系列關於愛爾蘭、菲律賓和朝鮮爭取獨立鬥爭的文章；對內，以社會調查為基礎，刊載一系列文章，涉及上海、漢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山東、江蘇和福建農民的悲慘境遇。這些文章，都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晨報》上大量刊出。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以前，關懷和維護勞動者的雜誌已經出現，提供了關於工人和農民的信息，對於勞動採取扶植的新態度；由此遂引起社會對最為嚴重社會問題的注意。隨後不久，年輕的激進分子們，被勸告要到勞動人民中去工作，而且有的人是確實這樣做了——彭湃在海豐的農民中，張國燾和鄧中夏在北方的鐵路工人中，毛澤東在長沙的工人中，惲代英在武漢的工人中進行活動。 人們一定要問：不用一場暴力革命，中國的民族願望能否得以滿足，社會的公平能否得以實現？當權的人物會甘願讓民族的願望和社會的公平，用和平轉變的過程得以完成嗎？到了五四運動時，被覺察到的國家敵人——帝國主義者、軍閥和腐敗的官僚，都已被確定認清了。但是，正如李大釗所說，僅僅「開幾個公民大會」是無法將掌權者從其所在的位置上趕走的。[18]在這一點上，1911年（中國）和1917年俄國的革命經驗，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證據。在陳獨秀的頭腦中，歐洲的繁榮是其歷史革命的結果；在李大釗的頭腦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犧牲之後，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19]如同《每周評論》著名的社論《新紀元》（載於1919年1月，第3號和第5號）所解釋的，進化的基礎是合作而不是競爭。人剝削人世界的形成，是由少數人的貪慾所導致的，這是一個競爭而非互助的世界，因此，其結果必然是不公正的。對於這種不公正，除了革命以外，用其他別的手段是不能消除的。陳、李兩人認為，革命不只是簡單的暴力行動，還包括舊事物的毀滅和新事物的誕生兩個方面。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只有在革命勝利以後，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因此，當討論婦女解放問題時，李大釗遂將此間題與有產者階級專政的社會制度的毀滅聯繫了起來，而陳獨秀則簡潔地說：「解決……所說（婦女、青年和工人）的三個問題，非用階級戰爭的手段……不可。」[20]其他一些激進分子，如《民國日報》附刊《覺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類似的結論，並接受了唯物史觀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21]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並把精力投入到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會。[22]正是經由留學生之一的蔡和森，毛澤東才將早期對克魯泡克金的信服，轉變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服。[23]感情上的反抗，所有這些個人轉變的例子都是明顯的。在所有這些思想轉向的事例中，使這些激進分子都成為狂熱的革命者，大膽反抗情緒所起的作用都十分明顯。如果沒有這些因素，不可能使這些激進者成為激烈的革命者。 但為什麼轉向馬克思主義呢？在這些激進派投身於有組織活動之前，其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所知無多。在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前，可以找到《共產黨宣言》的幾種譯本；《新青年》和《晨報》附刊上，還有介紹歷史唯物主義的文章（河上肇著）。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有兩種譯本，一種為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所譯；《資本論》只有經過大量刪節的中文譯本。譯成中文的，有《僱傭勞動與資本》、《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論猶太人問題》、《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收集有相當數量的英文、德文、法文以及日文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李大釗及其社會主義青年小組[24]在討論中，利用了這些文獻。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把激進分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俄國。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世界和平》都譯成了中文。列寧於1919年12月在蘇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黨的綱領》中的「民族自決」與「過渡時期的經濟」的中文譯文，在《新青年》（第8卷，第3、4號上）分兩部分連載。介紹馬列主義的工作，隨著《共產黨》月刊1920年11月在上海創刊而蓬勃展開。關於俄國的政黨、國家和社會的各方面情況，俄國新的藝術和文學，都在激進的刊物上得到報道。[25]對不滿足於翻譯新俄國的報道，中國人或前往俄國直接觀察，報社或向莫斯科派駐記者。其中包括瞿秋白，動機是「尋求……改造中國的真理」[26]。經由這些報道，抽象的理論變成了具體的事實。在中國內地，惲代英於武昌創辦的利群書社，毛澤東於長沙以及於湖南數縣設有分店的文化書社，蕭楚女於重慶編輯的《新蜀報》[27]，將這些宣傳俄國革命的出版物散布出去。 有了這些出版物，馬列主義的主要理論——辯證唯物主義、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等等，便為早期信仰者所掌握；國家的醜惡狀況，勞動人民的苦難，都視為被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和地主剝削，並由其壟斷國家政權所造成的結果。按照這個觀點，中國社會是由壓迫者和被壓迫階級所組成，其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今日之中國，與其數世紀前傲視寰宇之帝國，相距不啻數千萬里之遙。應當承認，中國確實需要一場革命，但中國既沒有發達的資產階級，也沒有一個壯大的無產階級，為什麼卻掀起了一場由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李大釗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評論》的一篇社論中，對此簡單回答——既然中國的資產階級發展得不充分，中國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國、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更為容易。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夕，李大釗論證說，在勞工運動日益高漲的世界裡，要中國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再看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人家已經自由競爭，發達到必須社會主義共營地位，我們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發點，按人家的步數走。……在這種勢力之下，要想存立，適應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併力社會共營的組織，不能有成。」[28]陳獨秀也根據事實贊同這種蛙跳理論，雖然沒有像托洛茨基發展的不斷革命的戰略。按照陳獨秀的觀點，在1920年中國的發展程度僅是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與1948年的德國或1917年的俄國的發展水平不相上下。既然俄國成功地完成了跳躍，中國為什麼不行？[29]這種蛙跳理論，嚴格地說是不合於辯證原則的。但對陳、李二人及其追隨者周佛海、瞿秋白、蔡和森來說，社會主義代表一切美好的東西，是一個沒有階級對抗的社會，是為所有的人提供盡其所能發展自我的社會。[30]如瞿秋白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說，其與共同主辦的《新社會》雜誌的同事們，希望促成的是一個自由、平等，沒有階級差別，沒有戰爭危險的民主新社會。[31]一個漫長而陰暗的「資本主義階段」的前景，想起來太令人厭惡了。在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階段，列寧在1920年7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以及在此以前所提出的關於土地、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論點，很可能仍然尚未為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知曉，只是靠共產國際代表的斯內夫利特（馬林）和維經斯基兩人的談話，始得知其內容。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與中國人對俄國的迷戀相應的，是布爾什維克對中國的興趣——由於中俄之間漫長的共同邊界，在俄國的華人團體（華人在俄國內戰中曾為革命而戰），俄國在中國的地位，思想上旨在推動世界革命。以建立俄國共產黨政權相同的原則建立一個中國政權，這對於中國的革命者，是十分嚮往的。 義和團運動和俄國在其中的作用，曾引起列寧對中國的注意，但正是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革命，才使列寧認識到亞洲國家的覺醒。[32]列寧登載在1913年5月18日《真理報》上的文章《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中，譴責歐洲人在亞洲的野蠻行徑。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是最後階段的理論，直至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才提出來，納入全球性的革命戰略之中。[33]這樣，西方的階級鬥爭與東方的民族鬥爭之間的鏈條便形成了；一個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兩個階段革命戰略的基礎奠定了。這就需要剛出現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之間建立起聯繫，並明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適當的時機成立農民蘇維埃的可能性。列寧認為，領導落後的東方國家群眾的任務，應歸於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列寧的這個論點，賦予共產國際以教導和引導沒有經驗的東方革命運動的權力。 這便是共產國際派遣維經斯基和馬林來中國的背景。維經斯基在中國逗留的六七個月里，幫助中國的激進分子——由信仰不同派別社會主義學說的人組成的混雜群體認識到，沿著《怎麼辦？》中所闡明的列寧主義組織路線成立政黨的必要性。社會主義分散的研究中心，陳獨秀於1920年8月創立鬆散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為組建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基礎。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組建於1920年底即已形成，並於1921年7月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正式成立。這是一個大約12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參加的會議。會議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學校（暑期放假）里召開的，成員們擔心巡捕的監視，乘火車轉移到（嘉興南湖）湖上的一艘遊艇中繼續討論。至於會議的具體情節，至今已模糊不清，且不同的見證人所說不一。 據「一大」的參加者陳公博說，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章程規定黨的任務，是組織和教育勞動群眾，繼續進行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並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儘管章程沒有闡明民主集中的原則，黨也將有計劃地建立一個系統的、純潔的、秘密的從小組到中央的組織，以便領導工人、農民和士兵群眾來完成革命任務。黨章認定黨必須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存在的黨派，包括國民黨，採取敵視與不合作的態度。中國共產黨要向共產國際逐月遞交報告，並與其保持密切聯繫。根據這些規定，中國共產黨在創立伊始，便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並不只是一個研究團體，這使得一些黨的創建者大為煩惱，並因此而脫黨。中國共產黨中央由三個人組成——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任組織主任，李達任宣傳主任。[34] 陳獨秀並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但被選為黨的書記，直到1927年7月15日辭職為止。陳獨秀對中央的控制，對於這個年輕政黨的發展，是至關緊要的事情。在這兩位深受景仰的馬克思主義先驅——李大釗和陳獨秀中，為什麼選中陳獨秀而沒有選中李大釗呢？李大釗僅獲得一個候補中央委員的職位，因此時李氏正在四川講學，陳獨秀正在忙於改革廣東的教育體制。陳、李兩人的學術地位，社會威望，對於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都是無可挑剔的；決定黨的書記，也許是有實際問題。陳獨秀從北京大學辭職以後[35]，沒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此能有更多時間編輯激進的期刊，如編輯《共產黨》，在上海辦俄語學校，並在上海工人中進行宣傳鼓動工作。[36]實際的政治經驗表明，陳獨秀也許是日常組織工作的合適人選。[37]這種選擇在任何意義上講，都不是輕易作出的。因為陳獨秀以個性強烈著名。「一大」參加者周佛海評論稱，仲甫（陳獨秀的字）是個固執的人[38]，對尚武精神持反感態度，並對其他政治黨派懷有厭惡情緒。陳獨秀的這些個性特點，是與共產國際的中國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1922年5月在杭州召開[39]），黨在革命鬥爭中，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論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個黨章中被奉為神聖的原則；黨的組織採用地方、地區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三級結構，其基層組織是小組，所有黨員必須參加小組每月的（或每周的）例會。黨的全國大會代表要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而非選舉產生，這確保權力掌握在領導者手中。這種中央集權由於新黨章的規定，成為非常突出的特點並更為加強。這一特點，在關於黨的紀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區的委員會必須服從中央的決策；對於不服從者，將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員會的懲罰。[40] 1925年的五卅運動之後，中共大約發展到2萬人的規模；中央的組織機構也因之增設婦女、勞工、農民和軍事四個部得到了擴充。[41]在1927年4—5月的「五大」上，中央執行委員會從原來的3名成員擴大到29名。在1927年緊張迅速變化的局勢下，要有效地發揮作用，並需迅速作出反應，29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過於龐大了。很可能是由於這個緣故，設立了政治局。 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為完成其所代表階級長期與短期目標，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以及政治作風，不可能不產生彼此之間的矛盾，以致造成嚴重的黨內糾紛。在陳獨秀的領導下，中共1923—1927年的目標——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這一目標促使黨根據情況的需要，逐步加強其在工農兵中的力量基礎，以及黨所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和青年組織。但是黨不得不保持其中央集權制；否則，遲早會發現反動勢力的攻擊，而自己無能為力。儘管在陳獨秀領導下黨的生活和歷史記載不多，但僅有的少量資料表明，創始人管理這個組織鬆散的政黨，是自上而下的聯絡渠道比自下而上的聯絡，更為順暢地起作用，實際是家長式的領導。在中共的頂層和中層，更多的依靠是與陳獨秀、李大釗兩人的私人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導師和門徒的關係，而不是依靠不帶個人色彩的紀律。事實上，一旦這些聯繫紐帶因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關的黨員便會表現出脫離組織傾向。[42]李大釗和黨的北方區委與上海的中央，幾乎沒有任何有記載的接觸，多少有些處於半獨立狀態。1927年初的占領並收回漢口英租界，如此意義深遠而重大的行動，中共中央對此並未籌劃，也未予以指導。[43]僅在此四個月以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擴大會議，還對過大擴展黨組織的缺陷，表示嚴重關切。領導層表現出官僚主義傾向，有的同志甚至犯有侵吞財物和貪污的罪行。[44] 黨希望在基層的小組中出現新的人生哲學，在作風上是集體主義的，而非個人主義的；黨員的觀點應當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並應對黨絕對信任而不容懷疑。事實上，小組主要是處理實際工作，放棄了對理論的訓練。[45]黨小組的生活，往往是無組織無紀律的散漫生活。陳獨秀對於黨組織的看法，似乎是更接於羅莎·盧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寧。根據現有的文件，在陳獨秀任書記職務期間，沒有什麼地方提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做法。[46]黨的主要決策，都由定期召開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作出，陳獨秀與書記處的同志則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陳獨秀辭職以後，1927年8月7日召開的會議，批評陳獨秀的領導作風是「家長式的」和「獨斷專行的」，其組織路線是「不民主的」。這些反映了新一代經莫斯科訓練的領導人的觀點；這些人在黨的生活中的經驗，尤其是從批評與自我批評來說，與陳獨秀領導時期是大不相同的。 第一次統一戰線中的緊張狀態 對於陳獨秀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是與孫逸仙領導的國民黨的關係。這是一個極端錯綜複雜的問題，以致中國共產黨起初並不願陷入進去。中共「一大」對中國其他黨派的態度，不是如陳公博記載的那樣敵對，就是如陳潭秋的追述，支持國民黨的進步政策，但採用非黨合作的方式。[47]陳獨秀當時正與廣東軍閥陳炯明共事，李大釗打算與北方軍閥吳佩孚進行會談——這兩人都是孫逸仙的敵人。[48]但是，到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陳炯明事件已經結束[49]；在馬林和中國共產黨關於時局的聲明中，已嚴厲譴責了吳佩孚。中共的這個時局聲明，邀請國民黨以及其他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團體，聯合組成一個民主統一戰線，將中國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50] 統一戰線壓倒一切的目的，是無可置疑的；使中國共產黨在宗旨上和組織上遇到的難題，是1923年6月採用「黨內合作」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中國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51]首先，與中國資產階級合作的策略，與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剷除資產階級的承諾是矛盾的。另一方面，黨員的一致行動，正是列寧式共產主義政黨概念的本質。[52]由於共產黨在人數上不占優勢，因此有必要在爭奪政權的鬥爭開始之前，先經過統一戰線階段。這似乎是有充分的根據，但也為統一戰線的最終分裂埋下了種子。當國民革命快要取得勝利時，聯盟中較弱的一方可能被較強的一方所拋棄，終至造成兩黨合作的分裂。因而這個聯盟必然是暫時的，當革命從一個階段轉變到另一個階段，就不大可能平靜合作了。繼列寧的《兩個策略》之後，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至社會主義》[53]，似乎已準確地點明了這個問題。但共產國際更為樂觀，謀求從內部控制和改造國民黨。[54] 國民黨的確也有了變化，在1924年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中，明確了反帝反封建的雙重目標，並經由改組披上了列寧主義的外衣。[55]統一戰線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謀求把黨員安插進國民黨中央的群眾運動部門和黃埔軍校，從而來影響國民黨。國民黨員的興趣在傳統上被視為顯赫而有實力的財政部和外交部，而不是組織、宣傳、勞工或農民等部門。這反映了國民黨對黨的組織和革命的觀點並沒有改變，保守分子都去爭取有錢有勢的政府職務，或大元帥府的職位。[56]與此同時，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嚮導周報》、《新青年》和《前鋒》，從未停止批評國民黨組織工作的腐敗和妥協傾向。共產黨對國民黨的不斷批評，連同俄國的援助和俄顧問的到來，遂在國民黨中產生了左翼的力量。因此，在1925年春孫逸仙逝世以後（詳見第11章），國民黨遂逐漸發生了分裂。[57]國民黨的組織雖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仍在右派掌握之中。處此情況之下，身為國民黨政治顧問的史達林的特使鮑羅廷，希望形成一個中間派來團結和掌管全黨。[58] 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導致中國共產黨重新調整關於統一戰線的理論。被陳獨秀認定為「反革命的」[59]國民黨右翼已背離了統一戰線，而中間派則持曖昧態度；國民黨左翼雖具有革命性，但易於妥協。陳獨秀從早期認為，只有資產階級才有能力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立場，此時轉變到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掌握這個革命的領導權的立場上了。大約與此同時，史達林在莫斯科提出國民黨實際上是四個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組成聯盟的觀點。[60]就中國共產黨來說，仍留在國民黨內，以便保持「黨內合作」的聯盟，盡力使國民黨發生轉變，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但從實際方面來說，中國共產党進行宣傳和組織群眾，則得益於國民黨的合法旗號。[61]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1927年1月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動中，所取得的勝利，要歸功於中共在城市勞工中的工作。[62]在第一次統一戰線將近終結之時，中國共產黨大概已能夠影響工廠、礦山和鐵路的300萬工人。這個數字與1920年僅38.5萬人的數字相比[63]，工人的顯著增長，主要歸因於中共工會工作的措施，即1925年1月在廣東召開的中共「四大」上採取開展工會工作和五卅運動的結果。工潮發生的次數增加了——由1925年的348起，增至1926年的435起，大都是由於經濟原因。[64]北伐期間（詳見第11章），湖南的工人幫助北伐軍運送軍用物資，同時破壞北方軍隊控制的鐵路系統。[65]在漢陽兵工廠的工人則舉行罷工，阻止為吳佩孚部隊生產軍火。[66]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導致工會組織的不夠鞏固。因為工會本身存在共產黨和反共產黨路線的嚴重分歧，當廣州的工會竟劃分為共產主義的和反共產主義的工會時，工會領袖與工人們都感到大為失望。[67]在武漢，當時工會運動的傑出領導者劉少奇，承認工會群眾基礎薄弱，組織不團結，政治覺悟模糊。[68] 共產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不違背正統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民問題前提下，將亞洲革命者的注意力轉向其本國的土地問題，共產國際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著重告誡說： 東方各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如果不依靠廣大農民群眾，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因此，東方各國的革命黨必須明確制定自己的土地綱領。這個綱領應該提出徹底消滅封建制度以及這種制度的殘存物，即大面積土地的擁有權與包租制。[69] 共產國際第六次全會（1926年2—3月），第七次全會（1926年11—12月），都提出和第二次代表大會同樣的要求。[70]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陳獨秀和張國燾尤為突出，認為農民對政治問題沒有興趣，又缺乏有組織行動的能力。[71]中國共產黨1925年第四次代表大會，對於土地革命僅表現出有限的興趣；然而，這並不能否認黨員個人身份，投入後來證明是相當重要的農村工作。沈玄廬在浙江蕭山組織農民協會開展減租鬥爭；彭湃於1921年在海豐和陸豐創立農民協會，到1923年擁有10餘萬人的會員。後來在國民黨贊助下，仍由共產黨領導，農民運動波及廣東全省，捲入運動的達70餘萬人。青年團領袖惲代英以不系統的方式勸導團員們下鄉工作。[72]湖南的農民運動，由於其規模的巨大和毛澤東在其中的作用，則是別具一格。湖南的農民運動始於1923年，在1926年該省為北伐攻占時，更加得到有力的推動。據毛澤東說，湖南的農民協會在1927年初已擁有200萬名會員。[73]當北伐軍到達湖北時，農民運動也在那裡爆發了。到1927年5月，湖北已有250萬會員；而江西據說8.3萬人加入農民協會。[74]組織起來的農民，試圖推翻或削弱「土豪劣紳」的統治，攻擊不合理的風俗和習慣，剷除一切腐敗現象。[75]在湖南，農民超過了減租減息的範圍，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76]農民為北伐軍遞送情報和充當嚮導支援北伐軍。[77] 到1927年6月，武漢國民政府的農民部長譚平山（詳見第11章），聲稱6省[78]的農民協會擁有900多萬名會員。[79]如同工會一樣，農民協會的飛速發展，也導致了組織渙散和紀律的鬆懈。[80]國民政府農民部長的共產黨人譚平山，公開承認其在加強農民運動中的失敗。[81]更為糟糕的是上層決策的含糊而多變，造成下層的無所適從。一位領導者說： 而我們自己呢？當時實處在矛盾之中，既要與一切封建勢力、土豪劣紳資產階級宣戰；而在另一方面，又要與代表土豪劣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合作，又要與封建餘孽、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大小新軍閥講親善，謀妥協；對工農的要求，則制止工農自己動手來解決，而要他們等待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命令。這豈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樣的無期嗎？[82] 左翼國民黨的領袖汪精衛，更譴責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為。[83]史達林所說的國民黨左派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事實證明只是一種幻想。沒收土地和組織農民自衛隊，徹底剝奪了國民黨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場來自下面的革命，和「黨內合作」的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 中國共產黨直到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才有了土地政策。在此以前，毛澤東提交國民黨土地委員會一份決議草案，主張在政治上沒收「土豪劣紳」和軍閥的土地，在經濟上沒收所有出租的土地。[84]中共「五大」對土地問題的決議，比較毛澤東的草案要溫和一些——僅沒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將小地主和革命軍官在這場磨難中放過了。[85]「五大」沒有堅持土地沒收以後的集體所有制，但認為需要解除地主的武裝部隊，同時幫助農民組織農村的自衛武裝，用來保護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實。[86]在軍閥和地主具有軍事優勢的條件下，沒收土地和武裝農民，能否得以實現是值得懷疑的。農民協會購買武裝，是武漢政府禁止的。[87]這與在城市中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是同樣做法。農民不能武裝起來，鄉村的農民運動就要遭到殘酷的鎮壓。長沙附近的馬日事變（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這在以後的秋收起義期間，影響到第一個蘇維埃的成立（詳見第十一章）。 如前所述，陳獨秀是反對依靠武力的，但這並不是說其人是個和平主義者。在1923年4月18日《嚮導周報》的一篇文章中，陳獨秀闡明其立場，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相一致；概括的論述擁有武裝的人民，反抗擁有武裝軍閥的革命。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裝與反動勢力正規軍對陣的列寧主義景象；但陳獨秀未能想出如何組織一支能征慣戰的政治化軍隊。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不久，一個由共產黨員組織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在黃埔軍校學員中成立了[88]；稍後，與之相對立的「孫文主義學會」也在黃埔軍校誕生了。隨著1925年9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的設立[89]，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黨員（第二軍的李富春，第六軍的林祖涵）專門從事戰鬥部隊的政治工作。[90]但這些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是否能與蘇聯紅軍中政治工作人員具有同樣的權力，是成問題的。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工作中的弱點，在蔣介石於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指中山艦事件。——譯者注）時，就變得很明顯了。事變的結果之一，是黃埔軍校學員中的左、右兩派組織同時解散。彭述之當時曾為國民黨對自己軍隊控制的放鬆而惋惜[91]；這放鬆的標誌，是汪精衛赴法和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的建議，禁止任命共產黨員擔任軍隊的黨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最後在1927年6月，軍隊的政治部和黨代表都被蔣介石取消了。[92] 中國共產黨試圖推遲1926年7月發動的北伐，結果不起作用。彭述之和陳獨秀從政治、經濟，甚至戰略角度，為推遲北伐進行爭辯，但也沒有起作用。甚至鮑羅廷提出不同意見也被拒絕。[93]統一戰線完結時，無論中國共產黨的群眾工作如何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在戰場上，如汪精衛所大為抱怨的那樣，顯然無法與蔣介石和其他軍事首領的部隊相抗衡。沒有鞏固的群眾組織，沒有武裝力量，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來自下層的革命，只會遭受毀滅性的被來自上面的革命壓制下去。雖然蔣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中已露凶兆，但史達林在一年多以後，仍是信心十足地用壓榨國民黨右翼這個檸檬[94]的比喻，來勸告中國共產黨，說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依舊是可行的最佳途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左派，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聯合體，也提出了與史達林同樣的建議。如果中國共產黨在簡單的統一戰線[95]中「不起領導作用」，「就不能取得在全國的領導作用」。因此，中共立即從統一戰線中退出，是錯誤的；「根本不從其中退出」，也將是錯誤的。[96]共產國際在此緊要關頭的勸誡，中共因此同武漢的國民黨妥協，同時避免了遊戲式的暴動。 共產國際的決議，實際上否決了陳獨秀於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提議。陳獨秀曾數次提出，將黨內合作變為「黨外合作」的聯合。[97]既然蔣介石於1927年春在上海和南京對共產黨人進行嚴厲的鎮壓，中共當然也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在五次代表大會上，各種相互矛盾的決議構成了混亂的局面。由於既不願放棄統一戰線，而又由於中共力量過於弱小，影響不了與之合作者，中國共產黨只能看著局勢的惡化。按照共產黨人的用語或其他任何說法，這都是右傾機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一旦決定實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對可能的暴力迫害，無論是在1922年或1927年都是如此。赤裸裸的事實，在被軍閥肢解的中國，政權只可能來自槍桿子，即有槍就有權。第一次統一戰線所造成的不同之處，中國共產黨不像1922年，只有130名黨員，而到1927年，已發展有6萬黨員的群眾性政黨。儘管中共隨後遭受嚴重的損失，仍能夠經受住國民黨經常殘酷無情的鎮壓。如果中國共產黨在1922年和1923年不與國民黨合作，而選擇單獨作戰的途徑，那可能情況更加不妙；如果中共早一些為與國民黨最後決裂做好準備，也許情況會好一些。總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擁有一支軍隊、一塊地盤和一個政權；換言之，必須創造一個「國中之國」。 * * * [1]陳獨秀文，見《共產黨》，2（1920年12月7日），第2—9頁（《共產黨》雜誌的主編是李達，而不是陳獨秀）。上述引文錄自《社會革命的商榷》，署名江春（李達的筆名。——譯者注）。 [2]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改信馬克思主義的系統論述，可參看許華茨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邁斯納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3]陳郁、蘇兆征、向忠發、項英、鄧發和柳寧，見唐納德·W.克萊因和安·B.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辭典（1921—1965年）》。還有鄧培、朱寶庭、許白昊、劉文松、劉華和馬超凡。見瓊·切思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400—402頁。 [4]校註：譚平山當時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任教；陳公博在廣東政法專門學校任教。 [5]關於這一點，要感謝阿德里安·陳：《1925年以前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和特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第39—40頁。但是，其研究僅限於陳獨秀，我認為李大釗、董必武、吳玉章、林祖涵，無疑都有同樣的傾向，更不必說毛澤東了。又見邁斯納：《李大釗》，第106頁。 [6]關於「愛國」的最完整說明，見於陳獨秀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第1頁。 [7]李大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更為複雜。1915年，李氏說：「自覺之意，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顯然李氏沒有為這些不足辯護，也沒有試圖為其解釋。李氏的困境在於這樣的事實，即這些不足最終將使一個愛國者的努力成為徒勞，而且只要這些不足仍然存在，其所愛一直得不到報償。為了使其從這種進退維谷的境地解脫出來，他聊以自慰的是著名的鳳凰涅槃式的中華復興的觀念。但是後來，在李氏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改信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由於將中國與世界的未來聯繫起來，他從其狹隘的、先驗的民族主義，轉到了人類的整個歷史和人類的偉大使命上來。邁斯納：《李大釗》，第22—23、27、180頁。 [8]《獨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頁；內竹編：《毛澤東集》（以下作內竹本），1（1919年7月1日），第53頁。 [9]見李立三文，載《紅旗飄飄》，5，第28—31頁；《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2，載《五四時期期刊介紹》，1，第154—155頁。 [10]陳獨秀：《獨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86頁；4（1917年3月1日），第52頁。石峻：《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五四時期主要論文選》，第1906頁，1917年2月1日。關於李大釗在1915—1917年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見邁斯納：《李大釗》，第24—34頁。 [11]李大釗：《李大釗選集》，第81—82頁，原載《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陳獨秀：《獨秀文存》，1（1916年2月15日），第53—54頁；《新青年》，3，4（1917年6月）。陳獨秀：《獨秀文存》，1（1918年7月15日），第222頁；2（1919年11月2日），第387頁。 [12]《民眾的大聯合》，1919年，竹內本1，第61—64頁。 [13]陳獨秀的兩篇文章，載《每周評論》，4（1919年1月12日）；8（1919年2月7日）。同時，李大釗在1915—1916年從其達爾文式的內省的民族主義，發展到1919年1月堅定的反帝立場，見邁斯納：《李大釗》，第24頁。李氏寫的社論《新紀元》，載《每周評論》，3。 [14]校註：陳獨秀於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工總部逮捕。1933年6月30日，國民政府最高法院以陳獨秀「危害民國與叛國」罪，判處其有期徒刑8年。 [15]陳獨秀：《辯訴狀》（出版處不詳），標明日期為1933年2月20日，第1頁；可參閱陳氏於1919年3、4月份發表在《每周評論》上的文章，均預示1919年11月2日經常被引用的文章《實行民治的基礎》的出現。對於陳獨秀改信馬克思主義的日期後於李大釗一年或兩年的看法，如許華茨的《中國共產主義》第22頁和邁斯納的《李大釗》第112—113頁所堅持的那樣，我是知道的。然而，儘管陳獨秀對杜威的論述是很客氣的，但他在11月份的文章上不僅批評杜威的民主觀念「還有點不徹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將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置於經濟基礎之上，參看《獨秀文存》，1，第375頁；關於李大釗的觀點，見《晨報》1919年2月7—8日。 [16]陳獨秀：《獨秀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591頁；4（1919年3月26日），第646頁。 [17]陳獨秀：《獨秀文存》，2（1919年12月1日），第72頁；4，第216—217頁。 [18]《每周評論》，22（1919年5月18日），第22頁；見《李大釗選集》，第214頁。 [19]《思想史資料》，第1906、1201頁。 [20]《思想史資料》，第1207頁（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頁；《獨秀文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頁。 [21]《「五四，時期期刊介紹》，1，第193—194、198頁。 [22]何長工：《勤工儉學生活回憶》，第61頁；《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載《「五四」時期期刊介紹》，1，第154頁。 [23]竹內編：《毛澤東集》，1，第58頁；《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3頁；引自《湖南歷史資料》，4（1959年），第80頁。 [24]校註：1920年3月，李大釗、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羅章龍等19人，在北京大學秘密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中，正式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25]關於這一問題，最好的資料來源有《「五四」時期期刊介紹》1和3；張靜廬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68、75頁；《新青年》，9（1921年9月1日），第5頁的一則廣告；《近代史資料》，2（1955年），第161—173頁。 [26]《「五四」時期期刊介紹》，1，第135—136頁。 [27]校註：1923年6月，蕭楚女任《新蜀報》主筆。 [28]李大釗：《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頁。 [29]《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頁。 [30]周佛海的文章，見《新青年》，8（1921年1月1日），第5頁；蔡和森在《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中的通信，引用於《「五四」時期期刊介紹》，1，第158—159頁；陳獨秀的文章，見《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31]《新社會》發刊詞，1919年11月1日。 [32]《真理報》，103（1913年5月18日），《列寧、史達林論中國》，第20頁。 [33]《真理報》，103（1913年5月18日），第43—63頁；H.德昂科斯與S.R.施拉姆編：《馬克思主義與亞洲：概論》，第153—169頁。 [34]陳公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24年寫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頁；韋慕庭與夏連蔭編：《有關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0—109頁；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6—27、31頁；張國燾：《我的回憶》，載《明報月刊》，6，第6頁；或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英文），1，第136—157頁。 [35]校註：1919年6月15日，陳獨秀在北京被捕，9月12日出獄；1920年1月29日離開北京，到達上海。陳獨秀自此即離開北京大學。 [36]理察·C.卡根：《陳獨秀未完成的自傳》，載《中國季刊》，50，第295—314頁；阿德里安·陳：《發展》，第45頁；許華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第10頁以下各頁。 [37]舉例來說，邁斯納的《李大釗》第204—205頁指出，李大釗只是號召青年到農村去工作，絲毫沒有談到組織問題。 [38]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95頁。 [39]校註：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召開。1922年8月29日，根據馬林提議，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張太雷和馬林等7人。馬林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7月決定和8月指示，再次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組織。中共「二大」和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開的特別會議，是兩次不同的會議。 [40]第二個黨章的全文，載陳公博：《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第131—135頁；回譯成中文，載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1，第52—55頁；韋慕庭、夏連蔭編：《有關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4—109頁。 [41]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第67—68頁。張國燾列出以下略有出人的組織變動：中央在「四大」以後包括書記處、組織部和宣傳部、《嚮導》周刊編輯；勞工部和農民部，分別在「五卅」運動之後和1926年春設立。《明報》，13，第89頁。 [42]陳公博：《寒風集》，第226頁；棲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新觀察》，13（1957年7月1日）；托馬斯·C.郭：《陳獨秀（1879—1942年）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第255頁。 [43]邁斯納：《李大釗》，第119頁；《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載《紅色文獻》，第108頁。 [44]21926年7月12—18日全會的決議全文，載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24—230頁。譯文載韋慕庭、夏連蔭編：《有關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文件（1917—1927年）》，第271—281、288—317頁。 [45]韋慕庭、夏連蔭編：《有關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文件（1917—1927年）》，第95、106、137頁。小組中黨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中實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經過莫斯科訓練的黨員回到中國，也許是導致1926年及以後對陳獨秀組織路線尖銳批評的原因。 [46]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第126頁。 [47]諾斯：《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員》，第59頁。參看陳潭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載《共產國際》，美國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頁；英國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596頁。 [48]《華字日報》登載了許多陳獨秀1921年3月以後，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廣東的活動報道；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31頁。 [49]校註：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議決案，規定實現民主聯合戰線主張的計劃，先邀請國民黨「開一代表會議」，「在國會聯絡真正民主派的議員」，集合工、農、商、學、婦、律師、職教員、新聞記者等團體，「組織民主主義大同盟」。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為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開，而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亂，炮轟總統府，故此處稱「陳炯明事件已結束」。 [50]《紅色文獻》，第28、34頁。學者們大都同意統一戰線的主意來自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在被誘騙的情況下接受了這個主意；與此相反的意見，參閱H.R.艾薩克斯對H.斯內夫斯特（馬林）的訪問，載《關於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文獻》，見《中國季刊》，45（1971年1—3月）。 [51]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68頁。 [52]許華茨：《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第52頁。 [53]《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102頁，署名屈維它（瞿秋白的筆名）。 [54]許華茨：《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第52頁；韋慕庭：《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第148—150頁。 [55]國民黨組織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出版地不詳，1927年8月；參閱韋慕庭：《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第172—174頁。 [56]校註：1923年3月1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在廣州成立，孫中山任大元帥。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國、共兩黨合作。1925年3 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6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改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 [57]陳志讓：《國民黨左翼——一種定義》，載《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學報》，25.3（1962年）。 [58]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第58頁。 [59]《嚮導周報》，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845頁。 [60]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馬克思主義》，第228頁。 [61]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第119頁；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第50頁。 [62]《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編（北京，1954年，第546—549頁）。 [63]陳達：《中國勞工騷亂》，載《每月勞工評論》，6（1920年12月），第23頁。 [64]哈羅德·R.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修訂第2版，第123頁；《嚮導周報》，159（1926年6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168（1926年8月22日）。 [65]《工人》，第319—328頁。 [66]《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9月21—25日，載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海，1947年。 [67]《勞動周報》，5—8（1923年5—6月），引自李銳：《毛澤東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動》，第172頁腳註12；《泰晤士報》，1926年12月1日；鄒魯：《回顧錄》，上海，1943年，1，第166頁。 [68]參見湖北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1月，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07—408、413頁。 [69]簡·德格拉斯：《共產國際，1919—1943年，文件選編》，1，第387頁。 [70]同上書，2，第279頁；《紅色文獻》，第254—255頁。 [71]陳獨秀在《新青年》第12卷第4期（1924年）上的文章；張國燾在《嚮導周報》第12期（1922年12月）上的文章。 [72]《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見尼姆·威爾士：《紅塵》，第199—200頁；《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編，北京，1953年，第35—39頁。關於彭湃的工作，見《紅旗飄飄》，5，第38—42頁。關於彭湃和海陸豐，見衛藤瀋吉：《海陸豐——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載《中國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小羅伊·霍夫海因茨：《浪潮》。關於惲代英的工作，可參閱《中國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73]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63頁；《毛澤東選集》，1，第14頁。然而，李銳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數字518萬人，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88頁。 [74]《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91、410、413頁。 [75]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竹內本，1，第209頁。 [76]《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89頁。 [77]董顯光：《蔣總統傳》，台北，1954年，1，第78—79頁；《華僑日報》，香港，1926年9月7日。 [78]校註：六省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 [79]《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18—19頁。關於農民運動誇大的敘述，也許是由於把「農會」（鄉紳領導的農民團體）計入「農民協會」（農民領導的農民組織）。 [80]毛澤東：《全國農協最近訓令》，1927年6月3日，載竹內本，2，第9頁。 [81]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第113頁。 [82]柳直荀：《馬日事變回憶》，載《布爾什維克》，20（1928年5月20日）。 [83]《汪精衛集》，上海，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頁。 [84]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府》，第289—290頁。 [85]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40頁；衛藤瀋吉：《海陸豐——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載《中國季刊》，9，第162頁；斯圖爾特·R.施拉姆：《20世紀的政治領袖：毛澤東》，第98—99頁。 [86]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41頁。 [87]《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400—401頁。 [88]蔣介石：《蘇俄在中國》，第35—36頁。 [89]校註：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25年7月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亦於1925年7月成立，主任為陳公博。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不是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即總政治部）成立於1926年7月，主任為鄧演達，副主任為郭沫若。 [90]《社會新聞》，1，14（1932年11月12日），第308—309頁。 [91]《嚮導周報》，167（1926年8月8日），第20—21頁。 [92]沈鳳崗編：《蔣委員長全集》，5，第12頁；《華字日報》，1927年6月13日。校註：1927年6月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將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改稱政治訓練部；各軍、師政治部改稱政治訓練處，吳敬恆、陳銘樞先後任主任。黨代表制度自此撤銷。 [93]《嚮導周報》，161（1926年7月7日），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費希爾：《世界事務中的蘇聯人：蘇聯與世界其他部分的關係史》，2，第648頁。 [94]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162頁。 [95]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第96頁。 [96]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關於中國的決議，1927年5月，載《紅色文獻》，第277頁；英譯文載賽尼亞·喬柯夫·尤廷與羅伯特·C.諾思：《蘇俄和東方，1920—1927年：文獻概覽》，第369—376頁。中譯文引自《六大以前黨的歷史資料》。——譯者注 [97]德格拉斯：《共產國際，1919—1943年，文獻選編》，2，第276—277頁；參看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譯文載於《中國歷史研究》，2.3（1970年春），第224—250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這次大會採取的立場，還不清楚。關於這次代表大會的專題研究，顯然亟待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