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晚清史 · 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理論：對自強運動的早期倡導 1860年和約簽訂以後，中國的國際處境整個說來雖然更壞了，但由於同治時期鎮壓了叛亂，清代又得以延續了半個世紀。經歷過這一事件的政治家們不會輕易地忘掉英法聯軍占領北京這一恥辱。但是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興起和歐洲列強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場對外戰爭。這段間隙的和平時期使清政府有機會為準備將來抵禦列強而積蓄軍事和財政上的力量。這種力量對維持國內秩序當然也是可貴的。 從1861年開始，「自強」一詞在奏摺、諭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經常出現。這表現出人們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政策，以應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發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為此目的就提出了許許多多方案，但並非每個建議都是付諸實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議都是成功地得到貫徹的。不久，「自強」一詞就變成與其說是一個號召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籲，倒不如說是一個用來為開支辯護和為官僚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口號。總的說來國內秩序維持下來了，許多地區性的暴亂被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下去。但中國在1894—1895年中日戰爭中的戰敗，表明這一被稱做是防禦外國列強而制定的政策是失敗的。 雖然如此，以自強的名義作出的一些革新確實產生了意義深遠的成果。新政策必然導致對傳統的經世致用說的背離；追求「富強」的行動逐漸壓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傳統。當然，所採取的妥協性措施從來沒有達到引起制度方面重大變革的程度。但是新知識和新看法傳了進來，儘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沒有變化，但還是為新型的管理和技術人才提供了某些機會（雖然機會是偶然的，而且為數很少）。大力使中國「富強」起來的願望不但出現在身負要職的政治家之中，而且還出現在人數越來越多的開明知識分子之中。 自強一詞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後第一次出現的，它是清朝新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強調要與歐洲列強妥協，接受條約制度。雖然主要的重點放在與列強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國自己的力量仍被視為有助於維護這種和平的局面。但是，下述公式化的論調也太簡單化了：既然歐洲各國的軍事力量看來是依靠技術強大起來的，那就應把採用這種技術視作根本的任務。可是，在那些議論這件事的官員和學者之中，對以下兩個問題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一是為了利用西方技術，中國需要做些什麼；一是在固有的制度中進行的調整應該達到什麼程度。 恭親王和文樣 在北京，自強的主要倡導者是兩個負責與歐洲侵略者辦交涉的滿族官員。長江下游的主要地方官也持有他們的觀點，並且這種觀點至少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就得到了京師官員——包括御史和翰林在內——的支持。 恭親王和文祥首先認識到中西方接觸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可以通過謹慎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處。他們強烈地感到。西方列強通常能夠信守條約。「自換約以來，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似與前代之事稍異。」[1]1860年危機時任兵部尚書、同時又是「主戰派」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持這一觀點。沈兆霖也對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後沒有為所欲為的事實所震驚。他們「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該夷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爾海邦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2]。 恭親王和文祥還意識到歐洲人顯然對清王朝多少懷有好意，並且可以使之為清王朝所用。從1860年起的三年中，上海之所以免遭太平軍的侵擾，部分地也要感謝英法聯軍，1862年初，恭親王決定「借」外兵幫助鎮壓太平軍，並且扶植洋人率領的常勝軍（見第六章和第九章）。洋人還幫助管理海關；海關為清政府提供了戰爭的軍費。 北京領導人從與西方列強的妥協中找到了暫時的好處，但他們認識到仍需要一項更積極和更長遠的政策。1861年初，他們把這一政策概括成「自強」一詞。他們堅決主張，外交只是一種緩和的手段，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探源之策，在於自強之術，必先練兵……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3]毫無疑問，建議訓練新滿軍主要是為了對付當前捻軍叛亂者對直隸省的威脅。從太平天國叛亂的爆發到英法戰爭，禍患頻仍，使他們懂得內憂外患是「互相為用」的；而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造成的困難尚無結束之望。像翰林院編修趙樹吉等朝廷命官也有著這些憂慮。他在1861年初的一份奏摺中警告說，與夷人商訂的協定是靠不住的，確保未來安全的唯一辦法在於「尋求自強之術」。趙樹吉希望有一個努力恢復元氣的真正行動，他說：「誠能日夜袛懼，奮發有為，使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將智者效謀，勇者畢力；則是秋間一變，乃天所以甚彼族驕悖之疾，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因災而致福，化弱而為強，此中國無疆之慶，非彼族之利也。」[4] 當恭親王和文祥強調需要訓練軍隊時，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不在於軍隊的質量，而在於他們手中的武器，這樣想也許是不足為奇的。1860年西方的火力給他們留下了難以忘卻的印象。從此他們著了迷的想法是：只要有幾艘炮艦，就能輕而易舉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國的要塞。這個想法就導致了命運不佳的李泰國—阿思本小艦隊計劃（見第九章）。清廷接受了英國人關於由他們提供訓練使用新式滑膛槍的軍事教官的建議，於是在1861年末批准了一個在天津訓練幾百名官兵的計劃，其中包括從北京選拔的旗人軍官。文祥自己參加了組織北京神機營的工作，此營不用外國教官，使用了一些俄國在1862年送給清廷的武器。[5] 下一步不僅是使用西方的槍支和炮艦，而且要在中國製造這些武器。甚至在1860年和約談判期間，法國已經建議要幫助中國鑄造大炮，但恭親王和文祥卻懷疑歐洲人竟會如此爽快地讓人分享他們力量的秘密，不過他們確實也鼓勵過曾國藩和薛煥考慮建立新兵工廠。[6]新總理衙門的大臣們並不一定比有些低級官員更富於想像力，這可從1861年11月御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摺中得到證明。魏睦庭指出，正是因為歐洲人對貿易的興趣大於侵占領土的興趣，所以才有此良機，即他們不僅教中國操作他們的大炮和船艦，而且允許中國人像彼得時代的俄國人那樣學會製造武器和造船的技術。魏睦庭認為，被大吹大擂的歐洲武器技術畢竟是中國自己的遺產。他的論調典型地代表了以後30年許多中國作者的論調，即：把火藥傳到歐洲的是元代的蒙古人，雖然它已在歐洲得到很大的改進，以至於「奇巧百出」。 魏睦庭要求中國重新學習它已經遺棄的技術。歸根到底來說，湯若望和南懷仁曾被允許在北京鑄造槍炮，並且西方武器對偉大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軍功也作出了貢獻。所以魏睦庭認為，所幸的是，由於西方國家渴望在中國國內安定的條件下發展中國的市場，所以它們的侵略意圖得到了緩和。大清政府應該開始制定一項計劃，即在歐洲人的幫助下製造槍炮和戰艦。由於忠於帝國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將來中國在這些方面一定會勝過西方。[7] 這些意見使人想起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表達的思想（見第五章）。魏源的意見不久被更多的實踐所證實。恭親王和文祥在1863年被李泰國的行為弄得非常懊惱，李泰國無非是因為擁有幾艘他答應用來攻垮太平軍的炮艦，就能對清廷的幾位軍機大臣大加嘲弄。儘管滿人在傳統上厭惡一切海上的事物，但文祥似乎已下定決心：中國必須想方設法建立自己的艦隊。[8] 滿族領袖人物特別熱心，因為在1863—1864年，李鴻章在江蘇不僅雇用外國軍官訓練他的軍隊，而且還取得洋人的幫助來製造西式彈藥。李鴻章的這些活動使人感到，對於自強計劃應有個長期安排。1864年年中，恭親王和文祥重申他們的觀點：「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他們在奏稟中推薦了李鴻章的事業，並建議選派旗軍到江蘇李鴻章的兵工廠見習。中國應當利用目前的時機，「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恭親王和文祥雖然仍未洞悉西方技術的複雜性，但感到他們終於最後找到了中國對付外國挑戰的處方：「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9] 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 與鴉片戰爭以後的平靜時期不同，這時各省出現了一批朝氣蓬勃的督撫，此是反對太平軍的戰爭所賜。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雖然專心致志地進行內戰，但也關心在與西方商人、傳教士及領事官接觸時經常發生的麻煩問題。他們支持宮廷堅守和約的政策，但也採取了走向自強的具體行動。 他們對西方技術的興趣是直接由內戰引起的。早在1854年，曾國藩已從廣東購買洋炮。曾國藩本人認為，湘軍在湖南湖北地區獲勝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在1860年，後來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聯軍的火力輕易地打退了太平軍，這給曾國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860年12月，他雖然反對俄國提供海軍援助以鎮壓太平軍的建議，但仍提倡「師夷智」，並且試圖製造西方槍炮和建造汽輪船。1861年8月，當曾國藩支持向英國購買一支艦隊時，他強調必須學會在中國生產新軍事裝備的必要的技術。因此，必須「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10]1861年收復安慶後，曾國藩派了幾個具有一定科技知識的中國數學家到安慶的兵工廠，其中有華蘅芳、徐壽和李善蘭。 曾國藩的自強觀點不只是單純地採用西方技術。他經常反覆強調他的觀點說，要安置「賢且智者」到成為武力基礎的管理崗位上去，並且他很重視自己倡導的關於組織和訓練軍隊的主張。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術。1862年6月，他的日記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11] 1862年初李鴻章在準備援救上海時，似乎就已決定「用夷變夏……圖在復與之為無町畦，而求自強之術耳」[12]。當李鴻章和他的淮軍乘著從英國商行租來的輪船通過太平軍控制區沿長江順流而下時，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機會思考西方技術的價值。李鴻章從上海不斷地寫信給曾國藩，讚揚外國軍隊遵守紀律和外國槍炮的巨大破壞力。他在評論一次戰役時說，「洋兵數千槍炮並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李鴻章的淮軍開始用西方武器來裝備它的一部分部隊，並且開始習西洋操練。李鴻章說：「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戰之……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此外，李鴻章在上海獲得的處理世界事務的知識，更加深了他的個人閱歷。1863年他寫信給曾國藩說：「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近幾年來，俄國和日本已經獲得了西方技術；他們的大炮和輪船也漸漸地變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們與英法進行競爭。「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13]李鴻章除了認識到中國軍事上的弱點外，在與富饒的西方對比之後，又痛感中國的貧困。他對洋人在條約商埠中所取得的經濟勢力感到憤慨，因此認為自強是一個長期的需要。[14] 李鴻章的著眼點並不局限於單純使用西方武器。根據他在上海的經驗，他多少已知道一些關於機器生產的複雜性及西方挑選和培養人員的辦法。他得出的結論是，自強需要調整中國現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錄用制度。當他建議在上海設立一所外語學校時，他還要求學校教授西方的數學和科學。1864年春，他給恭親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條他稱之為變法的建議。[15]李鴻章抱怨在政府的從事制度中強調文字之學。其結果把軍事交給了一些未受過軍事知識訓練的人，而這些人與上流人物一樣蔑視技術。 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 李鴻章還指出，中國還因學識與技巧之間缺乏配合和協調而吃盡苦頭。「蓋中國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併。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李鴻章推測歐洲在這方面的制度則不然，在那裡據說機器的發明者一定會得到當官的榮譽：「（在西方）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官，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有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其通而後止。」 日本努力學習西方技術的精神很使李鴻章感動。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經把名門子弟送到西方工廠去當學徒，以獲得「制器之器」，然後在國內安裝。如果東海彼岸的小國日本尚能及時改變它的政策，難道中國就不應該改一改它的政策？李鴻章引用了《易經》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窮，事事可通。」他建議朝廷在用人時採用新政策，其辦法也許是在考試制度中對精於技術的應試者另設新科。 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關於考試制度方面的建議從未被清帝認真考慮過，雖然恭親王確實把李鴻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摺上。李鴻章的主張的具體結果是清帝批准創辦江南製造局（1865年創立）。他在一份關於這一大工程的奏摺中，詳細地談到了機械對民生所作的各種貢獻。 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16] 左宗棠（1863—1866年任閩浙總督）也持有李鴻章關於自強的一些觀點。他直到1862—1864年才真正強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戰，當時他在浙江指揮反對太平軍的戰役，並且經過一番猶豫後，決定接受由法國領導的法華聯軍的援助（見第九章）。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國人給他帶來了關於西方的輪船和火藥武器的知識。鎮壓太平天國以後，部分地由於法國人的勸告，他建議北京採用西方的技術，特別應採用造船的技術。西方的大炮並沒有使左宗棠產生深刻的印象，這也許是因為援助他的那支法國人訓練的軍隊，沒有英國人和常勝軍所擁有的、並為李鴻章目睹的那種現代化大炮。但他對輪船在1864年收復杭州的戰役及以後兩年對沿海海盜的戰鬥中所作的貢獻非常欣賞。 像曾國藩一樣，左宗棠也認為自強政策應包括改進吏治和實行更嚴格的軍訓制度。但他強調必須學會西方的技術。「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左宗棠為人很謙虛，所以看到了中國知識遺產的弱點：「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17]左宗棠從建議在福州建造海軍船塢（1866年建成）起，就認為自己是一個自強運動的倡導者。但他以後在中國西北的15年中，雖然最後在蘭州建了一個毛紡廠，但他的職務與李鴻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機會貫徹他的思想。 郭嵩燾與馮桂芬 自強運動的發起是由於中國的某些高級官員開始認識到中國有此需要，但它的意義在地位較低的人（這些人充當高級官員的顧問，並且對後者有一定的影響）中得到更充分的討論。在咸豐時期，翰林院的一名學者郭嵩燾（1818—1891年）已經為妥協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學上的理論基礎。他在24歲時已在浙江省東部親眼目睹鴉片戰爭。戰後不久他經過反省後認識到，「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斷廣泛地閱讀歷史和仔細考慮邊疆問題的重大事件，終於得出一個總的結論，即處理世界大事，勢與理都應重視——換句話說，真理總要順應生活的現實。既然歷史的本質是變，那麼人們就應使自己適應形勢的需要。1856年他來到上海，他羨慕西方富強的情感與日俱增，並且進一步弄清了他對「勢」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廣州的戰鬥開始後，郭嵩 燾、又到了北京，並回翰林院任職（他在1847年已進入翰林院）。1858年當英法艦隊迫近大沽時，北京的許多官員主戰，郭嵩燾等少數人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夷務「不戰易了，戰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調往天津幫助沿海防禦時，向僧格林沁建議：「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 1859年當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時，京都的人們都興高采烈，但郭嵩燾卻感到憂心忡忡，稱病返回了故鄉湖南。[18] 郭嵩燾表示痛惜的是，中國在與西方接觸的二十餘年中未得到教訓。1862年李鴻章到達上海後，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燾堅決主張，在處理夷務時人們應力圖理解外國人的動機和考慮各種現實，而不應只考慮原則。在19世紀60年代初，他已在進行探索，以期超越技術的範圍對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談軍隊和軍備了。 但是，郭嵩燾、對李鴻章的影響不如另一位翰林馮桂芬（1809—1874年），後者是一名對經世致用感興趣的學者。馮桂芬在蘇州的書院中從事研究和教學，一直到1860年蘇州陷於太平軍之手時為止。他那時發現自己廁身於上海逃難紳士界中，在那裡，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鎮壓太平軍中所起的作用，並且又聽到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寫了《校邠廬抗議》，對中國亟須國內改革這一點作了意義深遠的建議。此書的最後四篇文章是就如何應付西方挑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馮桂芬不排除把戰爭作為政策來運用，但他對中國的顢頇和動搖感到痛惜。在過去，「宜戰反和，宜和反戰，而夷務壞；忽和忽戰而夷務壞；戰不一於戰，和不一於和，而夷務更壞」。他注意到「夷人動輒稱理，吾即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 馮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們互相既是勢均又是力敵的，所以結果至少是暫時出現僵持狀態。但在將來這四個國家可能達成協議而合謀反對中國，或者是某一國可能取得獨占地位；總之，不論出現哪種情況，中國都會失算。因此，中國極應及時自強。「不自強而有事，危道也……矧一自強，即可弭之使無事也。」[19] 那麼，怎樣才能達到自強呢？馮桂芬認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問的自我批評；此外，當人們在尋找自己的缺點時，也應毫不猶豫地向他人學習。「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20]這是多麼大膽的宏論！馮桂芬的心胸很開闊，所以在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利用方面，在溝通君民思想的條件方面，在名與實（即施政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統一方面，他完全認識到西方都超過了中國。但他又宣稱，中國本身的經世致用的智慧足以對這些事務進行革新。馮桂芬提出了許多關於改革吏治的建議，他認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國只有在對科舉制度作出重大改革時，才能向西方學得科學和技術。[21] 可能正是由於馮桂芬的建議，李鴻章才在1864年向恭親王提出要在考試制度中為精於技術的考生開設新科。馮桂芬甚至走得更遠。他攻擊現存科舉制度的考試內容貧乏，並且對文人的前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聰明智巧之士窮老盡氣，銷磨於時文試帖楷書無用之事。又優劣得失無定數。而莫肯徙業者，以上之重之也。」馮桂芬主張來一次大變動。他建議對兵工廠和造船廠中的優異工匠應授予舉人的功名，對那些能改進西方產品的人應授予進士的功名，並允許他們參加殿試。「今令分其半，以從事於制器尚象之途……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有殊尤異敏出新意於西法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22] 李鴻章和馮桂芬的想法說明，至少有少數士大夫在嚮往西方的技術時，願意看到對神聖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進行調整。19世紀60年代後期的另外一些建議則要求改革傳統的軍事制度。當1864—1865年李鴻章在考慮裁減他的淮軍至3萬人時，他建議大量削減全帝國的綠營軍，以便把節省的經費用於裝備和訓練剩下的軍隊。以後幾年，有幾個官員也同樣提出了改組綠營軍的建議。1866年8月，總理衙門提出的關於從直隸省綠營軍中產生1.5萬名「練軍」的計劃，得到清帝的批准。這支新軍是用西方武器裝備的，並且一反原來綠營軍的做法，只駐紮在少數幾個中心城市，並派固定的軍官來率領這些部隊。在1866年更晚的時期，左宗棠提出了有關福建浙江兩省綠營軍的同樣建議。1867年，江蘇布政使丁日昌建議，為了節省經費以用於新武器和新訓練計劃，各省綠營軍應至少裁減一半；在1869年他任江蘇省巡撫時，獲准把撫標建制下的1600名綠營軍減少1/3，並給以嚴格的訓練。[23] 那麼，為什麼這些建議沒有獲准在整個帝國推行，或至少在幾個開始這樣實行的省中貫徹呢？這回答應與當時總的學術氣氛和根深蒂固的傳統制度的惰性有關。甚至在19世紀60年代動亂的10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術的士大夫畢竟不多；而傳統的文化準則的控制力量仍像過去那樣強大。像科舉考試和綠營軍等制度不僅有廣大既得利益集團支持，而且由於傳統而獲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現代化顯然需要衝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礙。 政治和財政結構 宮廷政治和總理衙門 自強運動在北京得到了總理衙門的支持，恭親王任其領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間一段短暫的時期被名義上奪去全部職務外）。起初，總理衙門負責有關通商事務的談判，但到後來成為整個「洋務」的主要協調機構；「洋務」是清政府的一種新型活動，它包括對外交、外貿收入以及與貿易商人和傳教士有關的一切事務的處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計劃，如外語學堂、軍隊訓練、兵工廠、造船廠、開礦、商船和海軍等事宜的管理。總理衙門或者直接制定這些計劃，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對於自強運動努力的成敗，至少是部分地取決於總理衙門的政治勢力。 從1861年總理衙門創設以來的大約23年中，人們把它與軍機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它確實可以被看作是軍機處的一個機構。總署大臣的人數不斷增加：1861年為7人，1869年為10人，1876年為12人。從1861年至1868年，五名軍機大臣中有三人兼領總署大臣；從1869年至1875年，五軍機中有四人兼領；1876年至1881年，全部兼領（從1880年起，軍機大臣的人數增至六人）；而從1882年到時局大變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領總署大臣。[24]由於軍機處是清帝在處理重大政策和關鍵性人事問題方面的主要諮詢機構，所以，總理衙門對實現清帝的政策和政綱就處於一種戰略地位了。 當然，所有重要的提議仍然必須由清帝親自批准。恭親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兩處兼職）享有權勢的大小取決於這時行使著君權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遲是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慈禧（她的鋒芒超過了與之共同攝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級官員和皇族中提拔對立派來設法削弱恭親王的權力。 慈禧策劃的1861年宮廷政變，當然應該感謝恭親王的合作。在隨後的年代裡，她作為一個仍然缺乏經驗的統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軍事上大大地依靠恭親王。恭親王的確享有相當大的權勢，但在1865年，慈禧對他的地位給了一次打擊。4月初的一道朱諭，是由慈禧親筆用帶有別字的漢文起草並交大學士們潤飾後下頒的，[25]它列舉了言官對恭親王的一些指責，如目無君上，挾制聖意，以及暗使離間。其他宗室及大臣都為之辯護。不過10日，慈禧決定恢復他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職務。她擔心恭親王的去職可能會在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內部引起恐慌，也許更擔心列強的態度，因為它們被認為對恭親王有著特殊的信任。慈禧怕歐洲人會再來找麻煩，從而失去對形勢的控制。 雖然恭親王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復職了，但他的聲望和權勢並沒有完全恢復過來。他被永遠地奪去了1861年所封賜的「議政王」頭銜。朝廷的命官們這時也都知道他並不總能邀得太后之寵眷，而且慈禧開始提拔那些以學識高深馳名的官員，他們的清議能力可以抵消恭親王無視祖訓的傾向。在恭親王被剝奪權力的10天期間，慈禧專與諮詢的是周祖培、倭仁，這兩名大學士一直在妒忌軍機處的權勢。1865年冬，內閣學士李鴻藻，由於擔任侍講，得以經常覲見慈禧，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署戶部右侍郎。李鴻藻的為人在思想上驕橫傲慢，在政治上圓滑狡詐，所以不久就成為宮廷中一派的領袖：這一派包括倭仁（直到他在1871年死去時為止）和後來十分出名的頑固派如徐桐和翁同龢等人在內。李鴻藻派普遍地批評恭親王對歐洲人的懷柔政策，特別是仰仗倭仁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們，對採用西方技術的必要性持懷疑態度。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餘波中，李鴻藻及其朋友們保護了在天津曾經助長暴亂的官員，並批駁了對法國採取像恭親王和曾國藩所提倡的那種遷就態度。[26] 在1865年以後新的宮廷聯盟中，慈禧的妹夫，即恭親王的弟弟醇親王也站到了反對恭親王的一方。他在情緒上是敵視西方的，據說他在煽起「天津教案」中曾起過作用；總之，他猛烈地攻擊恭親王在解決教案時所採取的態度。在1871年3月呈遞慈禧的密折中，他指責恭親王和另一總署大臣董恂「一味媚夷」。醇親王對總署大臣又可以任軍機大臣一事極為不滿。「辦夷之臣，即秉政之臣……常有萬不可行之事，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後請旨集議。」[27]慈禧認為這一密奏不宜公開，但她設法使以後的一切有關外交和防務政策的事項都要在醇親王和與他意見相同的官員以及宗室諸王共同參加的宮廷會議上商討。總理衙門的決策權就這樣被削弱了。 恭親王很自負，並不掩飾自己的不滿，他繼續冒犯這位皇太后。1869年他和其他軍機大臣們進行策劃，使慈禧別無選擇地被迫授權山東巡撫丁寶楨逮捕和處決了她寵幸的太監安得海，因為他違制私自離京南下，一路窮奢極侈，極為招搖。安得海因向慈禧密告許多高級官員而臭名昭著；此時慈禧因安得海之死而遷怒恭親王。1873年同治帝到了成年並開始親政後，恭親王反對這位年輕的君主為慈禧的享樂而重建圓明園的計劃。恭親王的奏疏慷慨陳詞，像一個大膽的御史那樣剛正，它規勸清帝不要行為失慎（包括微服出遊），並力諫他少浪費國庫財富，指出這首先要從停止重建圓明園工程開始。1874年9月，清帝無疑是根據他母親的示意，將恭親王革職降級——至少達一天之久。第二天的諭旨宣布按照皇太后的旨意，恭親王的職務和爵祿都予以恢復。這種既表明寬容又顯示權威的兩面三刀做法，為的是讓恭親王出醜。[28] 1875年1月，同治帝沒留下一個繼承人就死了。慈禧選擇了醇親王的兒子載湉當新皇帝，以光緒為年號。向新統治的過渡顯然進行得比較順利，儘管有少數官員確實提出過規諫，要求遵從祖制從下一代人中選出新皇帝，以維護孝治的禮教。載湉只有四歲，他的母親是慈禧的妹妹。兩位太后（慈安和慈禧）第二次攝政；慈禧將長期不間斷地成為實際的統治者。 新皇帝的父親醇親王暫時引退。但有關重大事務，他都以親王的身份參與廷議，而且他的主張比以前受到了更大的重視。1876年，靠著秉性和機敏在宮廷中贏得各派尊重的文祥病死，恭親王的處境進一步惡化。 通商大臣：李鴻章的興起 在實際籌劃和督辦自強新政的過程中，分管南洋和北洋的兩名通商大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五口通商大臣之職建置於鴉片戰爭之後，原任大臣已於1859年調往上海。1860年以後它被稱為南洋通商大臣。原來的五個通商口岸以及在長江和南方新開放的口岸都歸這位大臣管轄。1860年，江蘇巡撫薛煥兼領該職，甚至在1862年4月他離任巡撫之職後仍繼續擔任此職。從1863年初至1866年底，江蘇巡撫李鴻章兼領南洋通商大臣之職。1866年底曾國藩轉任南京時，他就成為通商大臣。此後，該職始終由兩江總督兼領。 北洋通商大臣之職最初設於1861年天津開放之時，由於直隸總督不能經常在那裡處理對外關係方面的各種問題，恭親王的幫手崇厚被委派為通商大臣（通常稱為[北]三口通商大臣），駐在天津，處理在天津和牛莊、芝罘發生的涉外事務。不像南洋通商大臣，崇厚沒有欽差大臣的身份；重大事情他都要會同直隸總督、山東巡撫，或者奉天府府尹，一起採取行動。然而，當1870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決定他以欽差大臣的全權地位負責有關對外貿易和畿輔海防等事務。（北）三口通商大臣的職銜被取消後，李鴻章的兼職被總稱為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住在天津，只有冬季住在直隸首府保定。 由於兩名通商大臣負責處理在各通商口岸與西方交往時發生的一切事務，所以1862年的一道諭旨授予了他們監督其轄區內各分巡道員的權力，這些分巡道員分管的地區包括各通商口岸——例如，福州道台和寧波道台要向在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稟報「洋務」。[29]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權限還擴大到包括督辦所有利用西方知識和人才的新興事業。19世紀60年代初，薛煥以及他之後的李鴻章，監督執行了僱傭外國教官的專門軍事訓練計劃。1865年李鴻章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1867年崇厚創辦了天津機器局。1866年末，曾國藩轉到南京任兩江總督之職後，他就督管了李鴻章創辦的各個兵工廠和外語學堂。1870年曾國藩得到清帝的批准，設立了江南輪船操練局，並調給它上海江南製造總局建造的軍艦，甚至還有幾艘福州船政局製造的軍艦。南洋通商大臣此時是大部分自強計劃的實際協調者。然而福州是一個獨立的中心。閩浙總督左宗棠1866年底調任西北後，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舉的沈葆楨經辦，為此沈葆楨被欽命為福州船政大臣。但是，沈葆楨在爭取新任閩浙總督和福建巡撫的合作方面存在著困難。 從1870年隨著李鴻章成為北洋通商大臣以來，自強新政的領導權就被這個強有力的人物所掌握。李鴻章取得了曾國藩的合作（後者以前曾接受了李鴻章關於考慮江南製造總局各項新計劃的建議，並與李鴻章聯名上奏，得到敕准選派青年學生赴美受訓）。李鴻章對華北以外的事務也有所干預，這在行政管理方面有詞可托，因為通商大臣的體制並無明確規定。由於北洋通商大臣有保衛畿輔重地的職責，李鴻章可以直接同上海道台聯繫，商討有關防務乃至貿易事務，儘管上海不在李鴻章的管轄之下。還由於江南製造總局是李鴻章1865年奏請批准創辦的，所以他被公認為對這個兵工廠的事務有發言權，雖然最後的決定權屬於南洋通商大臣。還由於赴美留學使團是根據曾國藩、李鴻章1872年的聯名上奏批准的，所以它就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共同監管。[30]曾國藩死於1872年3月，其後不論誰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和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都儘可能設法與他們合作。兩江衙門掌管著漕糧，而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1873年初期成立）卻依賴著它所享有的漕糧北運的特權。更為重要的是，江蘇省的厘金不斷為淮軍提供大部分的年度軍費開支。儘管19世紀70年代初淮軍駐紮在五個省份（而且在直隸只有1.5萬人），但建立這支軍隊的李鴻章卻被清帝視為它的協調者。 1872年1月，福州船政局以及江南製造總局的造船計劃都遭到朝廷大臣們的攻擊。這時，李鴻章、曾國藩二人都出來為之辯護。李鴻章本人與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楨聯合起來，特地向軍機大臣們呼籲繼續對福州船政局給予財力支持。在1874年與日本衝突而發生的台灣危機期間，李、沈二人都上疏為自強運動提出了一個龐大的計劃，其中包括一個新的海軍規劃，用洋機器採礦，以及改革現行的人事制度（沈重申他以前提出在考試中增設算學新科的倡議；李則提議在沿海和長江各省會設立講授西學的學堂，畢業生授予文職官銜）。[31]雖然最後的這些提議未受朝廷重視，但新的海軍規劃卻得到批准，並且有兩項採礦工程被授權進行。最使李鴻章高興的是，在他的保舉下，沈葆楨1875年5月被委任為兩江總督和南洋通商大臣，同時李、沈二人又分別被特加為北洋和南洋防務大臣。1876年9月，李鴻章保舉的另一個人丁日昌被委任為福州船政局（此時劃歸在南京的通商大臣管轄）的督辦船政大臣。丁日昌不久又被任命為福建巡撫，並負責改進台灣的防務。李、沈和丁三人合作得很好，而且在自強活動中——例如，在海軍計劃和派遣學員到歐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協作。 雖然李鴻章和沈葆楨作為通商大臣享有相當大的權力，但顯然他們對政策的影響歸根到底還要依靠北京的支持。總理衙門熱心地支持了李、沈的某些建議，但對他們的另一些建議要麼不關心，要麼感到辦不到。例如關於資助福州船政局的問題，李鴻章在1872年就已提出要一律停建軍用駁船，並把撥給傳統水師的經費轉用於火輪軍艦；[32]這一提案沒有得到總理衙門的支持。1875年5月當朝廷討論沿海防務時，文祥對李鴻章關於鐵路、電報乃至在各省會設立講授西學學堂的想法持同情態度。但是，兩名頑固派的漢族官員，對李鴻章的建議猛烈攻擊，致使它們得不到進一步的討論。是年冬，李鴻章赴京師謁晤恭邸，請先試造在江蘇一地到北京的鐵路，以確保重要物資的轉輸。李回憶說：「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其乘間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33]在朝的頑固派顯然已經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認真考慮的力量。雖然如此，李鴻章仍然發展了與恭親王、文祥的工作關係，而且也增進了與沈桂芬和寶鋆兩位軍機大臣的關係，所以他的某幾項計劃確實得到了朝廷的支持。這時，他才發現為了推動其興建海軍和發展工業的計劃，必須與醇親王聯合，以便贏得慈禧本人的歡心。 雖然李鴻章和沈葆楨都是欽差大臣，但他們卻沒有管轄其他督撫的權力。丁日昌是一個親密的同盟者，但他受到了京官們的猛烈攻擊並在1878年決定辭去巡撫職務。部分是由於有李鴻章的薦舉，才使三名前淮軍將領在19世紀70年代成為巡撫：1872—1874年張樹聲任江蘇巡撫，1874—1878年劉秉璋任江西巡撫，1876—1877年潘鼎新任雲南巡撫。李鴻章經常寫信給這些人和在各省與之友好的其他官員，力主建造兵工廠和用洋機器採礦。許多人在建造兵工廠方面向李鴻章求助，以此作為響應；但在採礦，特別在開辦講授西學學堂等方面，除非北京本身積極支持鼓勵，否則各省官員很少有人採取行動。[34] 地圖16　通商口岸體系的發展 赫德和關稅 儘管自強的倡議必須由開明的滿漢政治家提出，但在中國的某些洋人對推動和促進這些活動卻起著關鍵性的作用。19世紀60年代中期，英國外交官阿禮國和威妥瑪以及被清朝雇用的赫德給總理衙門提議的內容，不僅涉及處理外交關係的技術問題，而且還談到採用有利於中國的各種西方新技術的問題。有名的1865—1866年的威妥瑪—赫德備忘錄，由總理衙門轉呈清帝研究並供各省官員討論。備忘錄建議實行某些內政改革，並特彆強調必須派遣外交人員出國和採用包括鐵路、電報以及機器採礦在內的西方新技術。然而赫德和威妥瑪又提出，這些新技術應靠西方的企業引進，並應鼓勵在這些領域內進行中西合作。赫德—威妥瑪建議中的這一部分在當時遭到了大臣們的強烈反對，因為他們特別害怕這些由西方控制的企業。甚至連了解這些新技術內在價值的李鴻章也反對外國人向鐵路、電報和採礦業投資。在談到西方提出關於修改中英條約的要求時，他只建議中國在自己的鐵礦和煤礦中雇用外國工程師。[35] 赫德對清政府的主要貢獻在於他組織的高效率的海關服務工作。中國傳統的關稅管理每年必須為內務府提供「盈餘」，所以因貪污行賄而聲名狼藉。自1861年因李泰國請假回國而由赫德接管以來，各通商口岸的新海關事實上是由他創辦的。1865年，海關總稅務司由上海遷到北京。根據清帝批准的「關於招聘洋人協助海關稅收管理規定」，赫德繼續享有管理海關全體職員的大權。外國職員——從各通商口岸的稅務司到幫辦和潮汐觀測人員——以及華人幫辦和職員，都根據赫德制定和認真執行的業務條例歸他調配管理。赫德再三提醒他的部屬，他們從中國政府領取薪金，因此就是「中國政府的雇員」。徵收的關稅都解往由華人海關督辦（大都是各通商口岸的道台）管理的中國海關銀行。但關稅的估算以及賬目和報告的編制都由赫德的部屬來進行，他們在成功地防止走私和確保賬目準確無誤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截至1875年，海關的洋員增到408人，華人職員增到1417人，而在10年之後，則分別為524人和2075人。其間，海關總稅收不斷增加，從1865年的830萬兩增加到1875年的1200萬兩，而1885年增加到1450萬兩。[36] 如果沒有赫德的有效的海關機構，各通商口岸的貿易和航運不會那樣有條不紊地發展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主要貢獻是促使中國商業的發展，大批的華洋工商界都從中得到了好處。但清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由於北京深知海關收入的利益，並且責成各通商口岸的道台來負責，所以朝廷就控制了這筆日益增加而又可靠的稅收。19世紀70年代末，為北京所確認的清帝國的總稅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內，計約6000萬兩。雖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來源於田賦，但厘金仍達到1800萬兩（占30%），關稅仍達到1200萬兩（占20%）。[37]由於舊稅源乃至厘金到19世紀60年代初幾乎完全被指定作為既定的和不能機動的開支，所以關稅對政府的一些新辦事業以及緊急需要來說，其價值就無法估量了。關稅基金提供了一些新辦事業（如京師同文館、神機營、江南製造總局和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學使團、駐外使館和1875年以後的新海軍計劃）的一部分或全部經費。[38] 由於關稅的分配是由北京控制，所以清帝對上述每一項事業的批准是保證其經費供給的關鍵。於是出現了下面的做法，即把60%的關稅分撥給有關各省，部分用於中央所轄的活動，例如用作駐紮在各省的新軍的軍費，或者解往北京用於清帝的興建事業。餘下的40%首先被指定用作對英法戰後向英法兩國的賠款。賠款在1866年年中付清後，這40%就歸在北京的戶部掌管，不過動用這項資金須經特別申請，經常要得到清帝的批准。1874年李鴻章提出每年應從這筆款項中撥出400萬兩作為海防經費。這筆開支得到批准，但清帝不久又認為別的用途有優先使用這40%款項的權利——特別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軍費和清帝在北京周圍的興建。左宗棠在軍事上之能夠取勝，是靠著從幾家英國銀行借得的五筆為數1470萬兩的貸款：它們由關稅作擔保，並且最後由關稅（部分來源於60%的款項，部分來源於40%的款項）來償還。[39] 由於總稅務司赫德要負責確保徵收的關稅不斷增長，所以他的工作必然被當成是清朝政府財政的主要支柱。在他這一方面，赫德完全控制著海關機構。清帝批准給稅務司花銷的巨額津貼（1876年增至每年100萬兩），使得海關的洋員能夠過上豪華的生活，這為許多中國官員所羨慕，並常常引起英國領事們的妒忌。總理衙門對赫德的信任，是多年來他在以下幾個方面有著出色的表現而形成的：首先他是作為海關機構的全權管理者，其次是作為按總理衙門指令行事的雇員，第三是作為英帝國在各通商口岸處於領導地位時期的英國人。事實上，赫德成了總理衙門的主要外國顧問，並且能夠不時地對政策產生某些影響——例如，推動以1866年半官方的斌椿使團為開端的各種使團出國，擴充同文館使其包括算學和科學學科。赫德關於對外政策的意見和他在外交談判中的幫助，得到了總理衙門的高度讚揚；有幾次他的調停對清政府與歐洲各國的關係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儘管赫德很想看到中國變得強盛起來，但他對19世紀70年代中國自強政策的直接影響是有限的。他試圖勸說清政府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造幣廠，但這一設想既未得到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支持，也沒有被清朝的官員認真考慮過。赫德提議建立全國性的郵政局，但僅僅在19世紀70年代得以建起一個屬於海關總稅務司的郵政司，限於有限的一般性營業。[40]赫德發現，他不能爭取清政府採納他關於實現中國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改革的意見，這就像李鴻章和沈葆楨不能使他們的考試制度的建議引起重視一樣。 從1863年李泰國—阿思本艦隊流產以來，赫德一直希望幫助中國組織一支現代化的海軍艦隊，由在華的英國僑民擔任一定的職務，負責艦艇、船員和提供訓練等事項。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赫德幫助李鴻章和其他官員從英國，主要從英國的阿摩士莊廠購買海軍艦艇。赫德的代理人金登干是他派的駐倫敦海關辦事處的稅務司；金登干可以代表赫德購買船隻和其他物資，甚至還可與英國當局進行半外交性質的接觸。即使中國第一任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在1877年於倫敦開設使館之後，赫德和金登干利用郵件和電報進行密切聯繫，仍能多方面地在專業問題上效力：例如，在中國沿海建立燈塔和氣象預報設施；代表中國出席在巴黎、維也納和其他地方的國際博覽會；以及為同文館聘用教授等。由於身居這樣一種中介人的地位，既與恭親王接觸密切，又能單獨接近倫敦，赫德看到了許多改革的良機。他甚至一度希望清帝國政府能夠委派他擔任總海防司的新職。「我要使中國強大起來，我要使英國成為它最友好的朋友。」赫德深信如果有一個與他創建的海關相似的海軍組織，中國在五年之內就會有一支難以對付的海軍。他並不認為英、中兩國之間有什麼戰略性的利害衝突，但他還是很謹慎的，並始終意識到他只是一個顧問，他之所以受到信賴是因為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忠實于海關總稅務司的職守，並介入了幾項冗長的訴訟，在這些訴訟中他針對英國政府就條約規定的海關事務，為中國的權益辯護。他達到了他的一個主要目的，即確定了如下原則：在華的英國雇員為中國辦理公務時，必須首先把自己當作是中國官員，而不是在華的英國僑民。然而外國雇員總是有他們的局限之處的。1879年9月，赫德提出一項備忘錄，擬請任命一位總海防司，清廷對此本已有所考慮，但一經李鴻章和沈葆楨評頭品足，即被擱置起來。[41]然而，在這些忠心耿耿的中國官員和英國國民之兩種人之間，不管相處得如何圓通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國政府的選擇是非常清楚的。很顯然，把估算和上報關稅的職責委託給外國顧問是一回事，而讓他們去經管軍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早期階段：長遠的規劃 上面已經提到，由於同治朝廷中的權力結構，以及慈禧太后對一批用以抵消恭親王勢力的極端保守的官僚的依賴，諸如修改科舉考試制度等基本的改革建議都得不到加以考慮的機會。儘管如此，政治思想上到底還是允許一些規劃得以推行：這裡主要指的是引進有關軍事裝備的技術，但也包括傳播西洋科學以及使一些經濟設施現代化的最初步驟。這些早期的企業實在太少了，然而回顧起來，直到19世紀70年代晚期為止的這一時期，仍應該看作是一個希望的時期。因為當時國內政治還不是那麼複雜，國外對中國的壓力也不是那麼嚴重，還不會使這些為數很少的事業的長期性計劃無法實現。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把注意力放在造就人才上，包括向國外派遣留學生。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兩者的創建，與其說是為了馬上獲利，還不如說是為了與中國水域中的西方航運業以及外國進口的煤炭競爭，以維護中國對本國經濟的控制權。 由於其中有些項目過於龐大，它們陷入了組織不力和經營困難的積弊之中。新的事業通常以特設新的政府機關的形式出現；它們在制度上比起一般政府機構要靈活一些，然而總的說來仍舊沒有擺脫清朝官僚主義的習俗。例如京師同文館，是由總理衙門直接管轄的。雖然終於授權給一個美國傳教士學者（丁韙良）負責指導教學，但是這所學校還是繼承了一些滿洲旗人學堂的做法。多數其他項目，例如機器局、船政局，甚至招商局和礦務局在內，都是由省一級通過新設置的「局」來辦理的。這些局是清帝按照那些以往專為某項目的設置經辦的先例而授權設立的：這類機關過去通常為清帝所敕准，而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開始之後，就變得格外多了。經辦人員一般由通商大臣或者總督選定，並由他簽發札委。這些人通常具有「總辦」或「會辦」的頭銜，也可以稱作「委員」。[42]這種新設置的局比老式衙門的效率要高一些，這只是因為辦事程序比較簡便，並且現代技術和業務方式迫使它們接受了一些新的辦事準則。但是這些新機構還是保存了不少老一套的做法，而且由於其他官僚部門的干預，常常使流弊加劇，這些流弊有時還相當嚴重。 由於新的事業往往涉及昂貴的進口機器及新的知識和新的生產程序，所以清朝的官吏們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問題和專門技術知識問題。除去各省自己支應之外，只有朝廷里的達官顯貴才能保證從寶貴的海關關稅中得到定期撥款。此外，所需要的其他各種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也有待於開發。一座兵工廠急需廉價的煤炭和運輸煤炭的良好道路，更不用說金屬冶煉工業的支持了。當時普遍缺乏工程師、機械師、自然科學教師以及足以勝任的船長，甚至於也缺乏像經過訓練的鐵匠和礦工那樣的熟練工人。但是，在清朝政府內部還有足夠的意志想把它的一些珍貴寶藏用於這些新奇的事業；而且，在通商口岸有著足夠的西洋人以及足夠的受過西洋教育的中國人，能夠推動自強事業的進行。這些事業能夠成功地興辦起來已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然而真正的問題卻在於它們是否能夠繼續發展，而且在成功的鼓舞之下，它們是否會引起制度和經濟環境的改變。 兵工廠和造船廠 清朝模仿西洋技術開始於1862年。當時，曾國藩在安慶這一剛剛從太平軍手裡打下的戰略要地上建立了著名的安慶軍械所。軍械所的工作由徐壽和華蘅芳主持，這兩個人是學到一些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中國數學家。他們製造土炮和火繩槍一類的舊式火器（這種槍中國在鴉片戰爭期間就已經開始生產），除此之外，還試圖製造榴霰彈和雷管。[43]徐壽製造了一個汽輪使用的小蒸汽機，可惜運轉不佳。1863年，廣東人容閎（他曾在教會的贊助下赴美求學，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當時在上海經商）由曾國藩的工程師引薦，拜會了這位總督。容閎雖然不是一位工業方面的專家，但卻相當精明地堅持這一主張：中國所需要的是一種通用機器，能夠用它轉而生產製造軍械、輪船所需要的設備，換言之，就是需要一種「制器之器」。隨後，曾國藩決定委派他去美國選購。最初的款項中有一部分是由李鴻章在1864年1月間提供的。 在此之前，李鴻章已經在上海建立了兩座小型兵工廠，其中一座由丁日昌負責，他曾經在廣東省督造軍火，具有一定的經驗。李鴻章還授權前英國軍醫馬格里在松江建立一座兵工廠（這兵工廠於1864年遷到才收復不久的蘇州，並從李泰國—阿思本艦隊帶到中國的一個機器廠得到了設備）。[44]1865年，李鴻章批准了當時已是上海道台的丁日昌的建議：政府應當購買上海虹口洋人居住區的一家美國商號——旗記鐵廠——的鐵廠和船廠。經過清帝的批准，設立一個局（即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來管理這兩個廠子。後來在1865年，容閎購買的機器也運到上海，隨即歸併到虹口的工廠里。與此同時，馬格里的工廠從蘇州遷到南京，命名為金陵製造局。 這種引進西洋機器的努力並不只限於滬寧地區。1866年，清帝批准了左宗棠的奏摺：和法國人簽訂合同，在福州建立一座大型造船廠。1867年，崇厚在恭親王的贊助下，求得李鴻章的幫助在天津建立了一座兵工廠。所有上述工廠的目的都是立即生產槍炮船艦，但是，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這兩大中心從一開始還強調培訓中國的技術工作人員。 兵工廠和造船廠的早期業務經營，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外國雇員。金陵製造局名義上是由中國總辦領導，實際上是由馬格里管理的。這所兵工廠每年從李鴻章的軍費中得到撥款，大概略多於5萬兩，為淮軍生產信管、炮彈、放炮用的摩擦管和小炮。在1867—1868年，增加了一些新機器，也招聘了一些曾經在烏理治工作過的英國技師。馬格里把他初期成功的原因歸之於他可以直接會見李鴻章，並得到曾國藩的信任。到了1869年，南京已經在生產火箭（一種內藏炸藥的長形炮彈——譯者），並且試鑄更大的大炮了。[45] 比較起來，上海的江南製造局規模大得多，在它創建的第一年裡用於生產設備的經費就有25萬兩左右；這筆經費主要來源於上海的關稅。被李鴻章挑選擔任會辦的人員大概是最能勝任其職的。上海道台（1865年是丁日昌，1866—1868年是應寶時）是當然的總辦。其餘負有特別責任的二人，一是沈保靖（他一直為淮軍採辦軍火），一是馮焌光（此人雖有舉人功名，據說仍然通曉「西學」）。但是不管怎樣，所有的技術工作還是由外國人負責的。旗記廠的總工程師料而是督造人（開始叫作「匠目」，後來叫作「監工」），他是一個曾受僱於紐約奇異工廠的美國人。旗記的八名洋匠也得到留用，並增雇了其他洋員。製造來復槍的最初努力並沒有成功，但此後不久，這所兵工廠使用一部分自己製造的機器設備，就能夠生產合用的毛瑟槍和小型開花炮了。及至1867年年中，這所兵工廠每天生產毛瑟槍15支，12磅開花彈100發，同時每月平均生產發射12磅炮彈的開花炮18門——在對捻戰爭時，這些彈藥武器立刻證明是有用的。[46] 雖然後來李鴻章把江南製造局看作他打敗捻軍的原因之一，但是總的說來，江南製造局卻使他大失所望。從一開始，李鴻章就要兵工廠生產一種優質來復槍。可是，一直到1871年增聘的洋員和添置的機器到達之後，江南製造局才開始製造林明敦式後膛來復槍。到1873年年底，生產了這種步槍4200支左右，但不僅它們的造價高於進口的林明敦槍，質量也遠不如後者。這種槍李鴻章連自己的淮軍都拒絕使用。[47]由於李鴻章仍然不得不依靠進口武器，因此他在1871年改組天津機器局的時候，決定集中力量製造林明敦槍和克虜伯（當時亦譯作「克鹿卜」——譯者）炮所用的子彈和炮彈。幸虧有清帝從天津和芝罘的海關歲入中的撥款，天津機器局在1871—1872年兩年當中花費在建廠和生產上的費用多達25.6萬兩。沈保靖由江南製造局調津接辦；增建了另外三個廠，並聘用了新的洋員。到1874年，這所兵工廠除生產大量的子彈炮彈之外，每天還生產一噸火藥；到這時候，李鴻章才訂購了在天津製造林明敦槍的機器。[48]1875年，馬格里在南京製造的三門發射68磅炮彈的大炮在大沽試驗時爆炸了，所以這時李鴻章對於中國製造洋槍洋炮的能力還沒有把握。部分由於李鴻章的建議，江南製造局在1874—1875年間建立了一個分廠生產火藥和子彈，此後它對這項工作更加重視。 和初期的槍炮工業一樣，輪船製造方面最初努力的結果也令人掃興。1866年7月，李鴻章授權江南製造局開始製造一種為巡邏海港而設計的小型炮艦。次年，根據丁日昌的建議，曾國藩決定製造局應造大船：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最好的洋匠更精於造船技術，另一方面也由於丁日昌和曾國藩兩人都感到輪船對於中國的長期防務至關重要。[49]迄今為止，製造局每年的經費一直是從淮軍軍費（它的主要來源是厘金，也有一部分來自海關關稅）中提取的。1867年5月，曾國藩獲准從上海海關關稅歲入中撥留一成給江南製造局；兩年之後這筆撥款增加到二成，每年總額在45萬兩以上。1867年下半年，這所兵工廠遷移到上海市南郊一塊10英畝的基址。在那裡建造了一個干船塢並添置了新機器，用以製造輪船；還增聘了六七名英、法洋工匠。1868年8月，第一艘中國製造、可以使用的輪船下水了，這是一艘600噸位的明輪船，曾國藩給它取了一個吉利的名字——「恬吉」。雖然輪機是外國造的，但是汽爐和木製船殼均系廠內自造。隨後的五年當中，製造了三艘雙螺旋槳小型鐵甲艦，以及五艘螺旋槳木船（從600噸位到2800噸位）。除去兩艘輪船之外，所有汽爐和輪機都是廠內自造，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成就。可是不幸，這些船行駛遲緩，對於一些通商口岸來說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過多，更不要說造船本身的高昂成本了。到1875年江南製造總局中止造船計劃時，這項規劃以及輪船維修（由曾國藩1870年設立的江南輪船操練局主管）費用占該兵工廠年度進款的一半左右，據信所造輪船比在英國出售的類似輪船至少要貴一倍。[50] 江南製造總局製造彈藥和輪船的成本之所以極高，主要由於兩項原因：其一是幾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進口的；其二是雇員費用（尤其是洋員和中國官員的薪水）高。在19世紀70年代中葉，這所兵工廠總經費中差不多50%用於購買材料（不包括新機器和其他永久性設備），將近30%用於薪水和工資。採辦上的敷衍塞責嚴重得使曾國藩吃驚，所以他在1872年臨死之前建立了這樣一項制度：兵工廠的每一項採辦都要經由總辦本人以及採買、支應和會計三個有關單位共同批准。[51]雇員費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洋員人數不可避免地增長（他們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標準衡量也是相當高的），一部分是由於中國管理人員的人數也在增加。不算小職員，隸屬於這所兵工廠的中國「官員」在19世紀70年代初是40人，到70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可以推測，其中許多人是通過權勢在薪水簿上掛個名字而領乾薪的。[52] 和江南製造總局比較起來，福州的造船規劃需要更多的資金。左宗棠起初要求五年中300萬兩的經費總額，這於1866年7月為清帝批准。製造16艘輪船以及培訓中國造船工匠和航海人員的規劃，都由日意格和德克碑這兩名法國人負責，他們由法國領事連署而簽訂了「保約」。由於左宗棠本人要動身赴西北新任所，經他推薦委任當時在福州老家丁憂的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監督建局。沈葆楨在左宗棠所選擇的幾位提調的協助下工作，其中包括代理福建布政使周開錫，此人管理厘金和軍需頗有經驗。沈葆楨和周開錫不得不和新任閩浙總督吳棠的反對意見作鬥爭。只是在吳棠被一個更能合作的官員替換之後（這是當時左宗棠在北京的勢力所採取的一項措施），才保證了每年度48萬兩的撥款額和支付在法國訂購機器的款項。[53] 在瀕臨閩江羅星塔的船廠工地上，中國官員們督視著2000名中國工匠和900名勞工工作，料理著在河前工地上建造的地基，以安裝2000噸法國機器，並安排建造房舍和採辦物資。日意格領有「監督」頭銜，於1867年下半年帶著45名歐洲人從法國回來；隨後達士博也來到中國，他是一位有經驗的工程師，擔任「總監工」一職。此後三年陸續興建了鐵廠、銅廠、一個設有若干氣錘（功力高達7000公斤）的錘鐵廠，以及一個適用於長達400英尺船艦的下水滑道。1869年6月，一艘1450噸位的螺旋槳輪機運輸艦「萬年清」號下水；此後五年又有14艘輪船下水（內有一艘沒有達到合同規定，但又有一艘比原來規定的馬力要大）。從1871年開始，該廠建造的大部分輪船都安裝了自己製造的輪機。福州不生產像江南製造局的「海安」號和「馭遠」號那樣的2800噸位的輪船。可是它卻在五年內製造了10艘從1000噸位到1450噸位的輪船，比江南製造總局上述兩艘之外的所有輪船都大。雖然福州輪船據說比江南輪船要好，但是開動起來還是速度慢、消耗高；這些船使用木製船殼和單橫樑機，它們和江南輪船一樣，以19世紀70年代的歐洲標準來看，確實應在被淘汰之列。 福州船政局在到1874年7月為止的六年半時間裡，開支總額為535萬兩，大大超過預算額。法國雇員的薪水是最大的開支項目（在每月5萬兩至8萬兩的經營費用中占1.2萬兩）。2000名中國工人的工資總數為每月1萬兩，而150名中國管理人員的薪水總共只有1200兩——這裡顯然沒有把許可的開銷和津貼計算在內。[54]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資方面存在著許多貪污舞弊的漏洞。有一些職員是福州達官顯宦的親戚或者是他們所推薦的人，沈葆楨在管理這些職員時特別棘手。船政局的採辦系統存在著大量侵吞公款的現象，在沈葆楨接任的第一年裡尤其如此；經常發現買來的木材、煤炭和金屬材料不能使用。沈葆楨要博取廉潔奉公的楷模和嚴懲貪污的聲譽，他嚴厲懲辦了一大批公務人員，並且用更可靠的人替換了他們。但是在採辦這類事務上，他終歸還是不能不依靠像葉文瀾那樣有能力的幫辦（葉文瀾以前是左宗棠購買軍火的幫辦之一，有在通商口岸辦事的經驗）。葉文瀾手下有職員30人左右，從台灣、香港和東南亞採購物資；他甚至於還有一名常駐仰光的代理人，從那裡往國內定期海運袖木。[55]沈葆楨的成功主要在於他能注意使中國職員充分地和日意格以及他手下的洋人合作，以便使造船計劃在合同期間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但是，只有在沈葆楨不斷從福建的高級官員以及從北京取得支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這個成績。 西學：同文館的局限 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旨在探查西方力量奧秘的一個更大規劃的組成部分；從一開始，李鴻章和左宗棠就打算在建立兵工廠、造船廠的同時開辦培訓學校。幾百名半文盲工匠和學徒在外國工頭的指導下在工廠里做工，許多中國人將要成為技術精練的工人。年紀較輕的學徒的聰穎智力和靈巧手藝尤為外國人所讚賞。[56]但是，只有在那些範圍很小的學校里，人們才能希望西方技術會在中國人中間紮下根來，因為在這裡，來自書香門第的青年除去學習普通的中文課程之外，還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按照設想，這些學校應與兵工廠和造船廠合作，既講授理論，也講授實際操作。 雖然早在1862年已由總理衙門主辦了一所新的官辦學校（京師同文館），但是它的初意僅僅在於培訓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譯人員。因而同文館所遵循的先例是18世紀中葉在清帝贊助之下創辦的俄羅斯文館。1862年的「章程」是仿照俄羅斯文館的章程制定的，它最初的錄取人數限制在從八旗滿族子弟當中挑選的24名青年；學生們要在學習中文課程的同時，也學會一種歐洲語言。[57]由於在上海和廣州未能找到可以教授英語和法語的合適的中國人，便以不准在學生中傳教為條件，延聘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教授英文。此後不到一年，於1863年4月，一個法國牧師和一個俄國翻譯受僱，又添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俄羅斯文館便於此時停辦，那裡原打算用來教授俄文的滿族人被發現並不真懂俄語。）同文館的一些學生確實至少學到了一些洋文洋話：在1866年，他們之中有三個人被選作由赫德帶領到歐洲去的第一個非官方清朝使團的低級成員。 與此同時，在1863年4月李鴻章奏請清帝在上海和廣州建立同樣的外語學校。不過，李鴻章設想中的學校具有更廣泛的目標，打算同時也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他說：「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李鴻章的建議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館於1864年7月在上海道台的監督下興辦起來。所取除10名已經通習中文、年齡較大的學生之外，另外限取40名由有聲望的官紳保送的十四虛歲以下的青年。[58]學生們除了讀經、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中文課程之外，還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講授英文，由一位中國教習講授數學。 廣州同文館雖然也是根據李鴻章的奏摺在1864年夏季以同樣方式創辦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廣州的一位韃靼將軍所管轄。該校雇用了一個傳教士講授英文和數學，但學校的章程似乎是為了使這個城市的中國居民避免受過分的西方影響而制定的（由於英法聯軍之役，廣州已被英國占領將近4年之久）。招生人數定為20名，16個名額留給在廣州駐防的八旗子弟；10名年齡較大的學生取滿族、漢族均可。雖然學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據了新建的上海同文館所採用的規章，但在實際上廣州同文館辦得像一所滿洲旗人學堂。[59] 由於清朝的文官制度和科舉考試制度沒有改變，這些新學校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面臨鼓勵學生的問題。總理衙門援引原俄羅斯文館的先例請得清帝的批准：京師同文館三年制優等畢業生可以被保舉為八品或九品官，通過更進一步考試的學生甚至可以升授為七品官，直到委任為京畿官僚機構中的主事。不過，上海和廣州的學校並沒有這個有利條件。上海同文館提出，學完三年制學業的最佳學生應為「附生」（符合參加鄉試條件的低級「生員」）。[60]廣州同文館仿照旗人學校的先例，許諾它的畢業生做翻譯（最初指的是能夠在滿文和漢文之間進行翻譯的人）或者名譽「監生」。這可以使人想起，李鴻章曾在1864年春天向總理衙門建議在科舉考試中增設新科，給有專長技術的考生一個應試高級功名的機會。這個建議毫無結果，實際上，上海和廣州同文館的學生儘管進了這些學校，並領取津貼以學習英文和數學，但仍舊發現他們為準備應鄉試而在那裡練習做八股文！ 不過，對於那種一成不變的格局總算進行了一次突破的嘗試。回顧起來，這主要由於在1865—1866年建立了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由於在諸如制定總理衙門政策的文祥和董恂等士大夫中間引起的思想上的騷動，雖然這種騷動是微弱的。恭親王本人被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就有關新技術所需人才的長期計劃而提出的論點所打動。赫德和丁韙良的上書也激發了總署的大臣們的熱情（丁韙良曾把沃頓所著的《萬國公法》譯成中文，並且在準備一部關於自然哲學的新書時就在總理衙門裡面演示了電報發報機的操作）。[61] 在1866—1867年的冬天，恭親王和文祥作出了一個實在大膽的計劃，但此計劃的激進性質通常為歷史學家們所忽略。在1866年冬天以前當赫德回國休假時，恭親王和文祥就委託他在歐洲代為招聘自然科學教習，為將在京師同文館內設立的「天文算學」科目配備人員。（按照清朝的傳統看法，「天文算學」有些實際用途，並且確實是持某種主張的儒家學者在知識探索中的正統課題。[62]不過，這個科目的舊名稱現在被總理衙門用來包括化學和機械學之類的西方科學。）恭親王和文祥不是僅僅打算增加同文館的課程；他們的目的完全是想讓西學本身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像翰林院那樣的正統部門的承認。在1866年12月的奏摺中，總理衙門建議應該鼓勵那些舉人和舉人出身的官吏報名到同文館肄習新開科目。之後在1月28日，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進一步上書，建議應該鼓勵進士，特別是翰林院成員——包括有聲望的編修們——報名，並在三年課程結業之後給予「格外優保」。[63]也許，我們作以下設想並不過於牽強：如果這個建議達到了預想的效果，那麼一個清代的教育和文官體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12月和1月的奏摺都得到了清帝的批准，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問題的觀點上所持模稜態度的一個證明。但恰恰在這個時候，這位太后可能第一次這麼明確地認識到，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可以用來抑制恭親王的政治勢力。起初，北京的官僚們緘默地同意了總理衙門的建議。只是在3月初監察御史張盛藻才上書陳述他的觀點，認為自強不必依賴洋槍輪船，而取決於「練兵籌餉」和一個綱紀整肅、刑政嚴明的吏治。這位御史把天文學和數學僅僅看作一種「機巧」，他感到特別憂慮的是，強調這兩門學科會對士習人心產生有害的影響；在他看來，技術知識和良好的道德品質似乎是相互對立的。這位御史還對以厚給癝餼和優與獎敘為獎掖之舉深感不滿，認為這也會起到敗壞學者和官吏氣節的作用。然而甚至經過這些攻擊，清帝仍然站在恭親王一邊：有一道諭旨便說，「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64]同時，也確實有許多士子向總理衙門報考同文館的新科目。 然而在3月20日，清帝收到了大學士倭仁（1804—1871年）呈上的第二個責難性的奏摺；倭仁不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學者，也是朝廷里一位剛形成的派系的領袖。儘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卻仍舊作為當時最著名的兩三位程朱理學大師之一而受到廣泛的敬重。除了他模範的生活給他帶來聲譽之外，他還因從19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在一個其學術既與意識形態，又與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領域擔任一系列職務而對人們產生影響。他曾經連任都察院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學士；在1867年，除大學士外，他還是年輕皇帝的授讀之一。[65]他在這奏摺中傲慢地表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倭仁甚至比御史張盛藻還要蔑視「天文算學」。這位大學士把技術問題和受鄙視而通常與詭譎、異端相聯繫的「術數」看作是一回事。但是對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斷言，總理衙門要讓中國人「奉夷為師」。在中國傳統中，老師的地位是特別受人尊敬的：而那些洋人也確實是夷狄，他們剛剛直接進犯京闕，如今又在傳播可惡的基督教教義。[66]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在一個雄辯有力的奏摺中答辯說，期望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完全是不現實的，但甚至在此之後，倭仁還是重申他的立場。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肯定地說，禮義確實是國家的根本，但接著便援引了那些極力倡導引進西方技術的忠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楨等人的話作為自己的論據。作為儒家，這些人大概並不亞於倭仁！ 當時雖然沒有其他官員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這兩個奏摺，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動到如此程度，以至開始流傳總理衙門意圖謀反這種招惹怨毒的謠言。那些報考同文館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鄉和同列們的譏笑嘲諷。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約定，不受誘於總理衙門所提供的新機會。4月下旬，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向皇帝報告說，由於倭仁的奏章已為眾所周知，「臣衙門遂無復有投考（新科目）者」。總理衙門被迫放棄了原來鼓動士大夫中的傑出人才學習技術的計劃；現在僅僅請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計劃舉行新科目的入學考試，以接納那些「現在的投考者」。[67] 這個結果對倭仁——他除去代表著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益之外，也代表著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質——來說，顯然是一個勝利。但是必須看到，他取得這個勝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慈禧太后未能給恭親王以全力支持。當倭仁被要求設立一個只用中國教習的算學館時，他大為窘困（因為他在第一個奏摺中隨便說出中國教習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為了不被委任到總理衙門，他不得不請病假。在一道上諭中，倭仁還被斥為「見識拘迂」，不過儘管如此，慈禧還是沒有重新提出讓具有高級功名的人報名同文館新科目的號召；4月23日的上諭僅僅表示：「就現在投考人員，認真考試，送館攻習。」[68]可以想像，慈禧並不願意反對倭仁對儒家文化解釋的本質，因為她自己作為攝政者的地位以至滿族人的統治本身，都是仰賴儒家的倫理和文化的。當然，慈禧本來可以選擇的道路是，堅持一種更加靈活而依然是正確的儒家觀點，就像恭親王和曾國藩在奏稿中所舉例說明的那樣。但那時在慈禧看來，把一個在京師官員中有大批追隨者的顯宦抬出來使之蓋過恭親王，這種做法是毫無害處的。我們發現1868年的一道上諭直接按倭仁和恭親王的順序把他們作為負有最重責任的兩名官員提出來：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導，一位是領班軍機大臣。[69] 由於清帝未能堅持讓有聲望的士人肄習西學，同文館的新方案就只有有限的意義了。包括滿、漢兩族的72名報考者的確參加了入學考試。不過發現他們大都是失業的中年人，「對於這些身體憔悴的窮苦文人來說，衙門付給他們的津貼表明比他們的聲譽更為寶貴」。[70]被錄取的學生有30名，但是最後畢業的只有5名。為了得到質量更高的學生，清帝批准要上海和廣州同文館選派他們最優秀的畢業生到北京攻讀新科目。恭親王和文祥並不迴避奉夷為師所招致的怨憤。赫德延聘的幾名歐洲教習中有兩名在1868年到達北京。通曉中西數學的天才學者李善蘭被任命為算學教習。但是英文由歐伯連講授，他是新近從英倫三島來的非傳教士教師；化學由法國人畢利干講授；物理由丁韙良（他從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館教英文）講授。 1869年，在赫德的建議之下，丁韙良被任命為總教習，和滿、漢提調（提調除負責學生的生活安排和紀律之外，還負責中文課程）一起工作。[71]丁韙良著手把同文館辦成設置八年課程的「書院」，其課程包括一種西文，以及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之後，在1872年1月，英國傳教士醫生德貞開設了解剖學和生理學課程。這一時期前後，在大約100名學生當中大部分還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認為最好的學生卻是曾在上海同文館學習過的漢族青年。京師同文館的出版業務以丁韙良自己的《格物入門》和畢利乾的《化學指南》為濫觴。[72]然而，這所學校的主要目的仍舊是為外交工作培訓人才。在資深學生的襄助下，京師同文館出版的書籍終於包括了國際法、政治經濟學以及連同俄國在內的歐洲國家的歷史等著作。雖然許多學生認為拿出相當多的時間去準備科舉考試是合算的，甚至他們也受到這方面的鼓勵，但是，其中最優秀的學生在尚未畢業之前就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的翻譯了。 兵工學校和造船學校 與此同時，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開設了更多的科學技術專科。福州船政學堂建立於1867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虛歲以下的學生，大多數是從沒落的地方紳士家招收的。學生得到許諾，將來准許授給綠營水師官職，或者按照軍功保舉文職官階[73]，這是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條著名的成功之路。起初，左宗棠和沈葆楨抱著過高的想法，即希望學生們經過五年至七年的嚴格訓練之後能夠學會如何設計和監造輪船，並且希望那些嚮往著成為艦長、大副的青年們能在這段時間裡掌握必備的航海技能。還要求學生們學習中文課程以保證思想正確。但是沈葆楨相當明智地要求學生只學習像《孝經》和《康熙聖諭》一類的簡單著作，同時兼習淺顯的論策文章。[74]這所學堂的「法文班」由法國人教習，專攻輪船製造和輪船設計。除去法文之外，還要求學習一套包括解析幾何和微積分在內的數學課程，以及包括物理學和機械學在內的自然科學課程。偶爾也讓學生協助裝配機器零件，但要到第五或第六學年，他們才在船政局所屬各工廠里做更多的具體工作。這所學堂「英文班」的學員用三年時間學習航海理論（上英文、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課程），然後把他們送到一艘由前皇家海軍船長指揮的教練船上。（還有一個輪機艙部，招收曾在香港和上海的鑄造廠和機器廠工作過的青年人，只教授英語、簡單數學和蒸汽輪機原理。）這所學堂各個分部的教學顯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青年當中又是人才濟濟，因而剛到7年就能確觀厥成。1874年年中日意格報告說，法文班的7名畢業生已經「能夠在兵工廠指導輪機[安裝]工作」，另有21人預料可在一年半以後具備同樣的能力；8名學生有最終勝任「設計室主任」的希望；9名畢業生證明他們能夠「計算木製輪船的數據……繪製船身和船帆設計圖，在模廠做出粗樣以及監督施工」。他還宣布說，「英文班」的14名學員受到了「為在長途航行中指揮一艘戰艦所必須的理論教育和實際教育」。[75] 然而，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師和設計師，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擔主要職責。由於財政困難，1874年以後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減了它的造船規劃。從1875至1877年之間，只有四艘輪船下水，雖然其中的「威遠」號是一艘混合結構船（鐵脅、木面），裝有船政局自製的英式康邦臥立機，這在技術上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進步。儘管船政學堂的一些畢業生參加了這項工作，但總工程師卻是斯恭塞格：他是日意格的主要技術人員，在絕大多數法國人於合同期滿撤走之後，他仍然留在那裡。[76]到19世紀70年代中葉的時候，有四名福州畢業生經過一段試用期後被授予汽輪船長頭銜。而船政局製造的大多數輪船是由在通商口岸做過事的中國人指揮的，這些人雖然缺少正規訓練，但是學會了駕駛19世紀50年代以來江蘇和浙江兩省政府購買和租賃的小輪船打擊沿海海盜。（福州船政學堂21歲的畢業生、後來成為赫胥黎和穆勒著作的著名翻譯家嚴復，在1874年是「海東雲」號的代理船長，這艘小汽輪即為閩浙當局所有，但並不是福州船廠製造的。）[77]沈葆楨挑選蔡國祥做這支水師的最高長官（稱為「火輪水師兵艦」的「總統」——譯者）。他原是湘軍水師將領，曾國藩一度選任他作李泰國—阿思本艦隊司令。但這些安排並不意味著沈葆楨和丁日昌（丁日昌於1875年接替沈葆楨任福建船政大臣，於1876年又為原天津機器局的吳贊誠所繼任）忽視了船政學堂自己的畢業生。 到了1870年，由於沈葆楨本人深感造船機器的奇巧，他完全確信那些淵深的學問——尤其數學——是西方技術的基本功。在一份他和閩浙總督英桂聯銜於1870年呈上的奏摺中指出：輪船與槍炮的質量取決於數學。現在西洋船艦和火器異乎尋常的改進，幾乎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這是計算能力日益精細的結果；如果計算稍稍細緻一分，那麼機器的使用就會靈巧十倍。沈葆楨考慮到，等到1874年福州學生畢業時最多也就上過七年學，於是他在1873年上疏清帝說，應該把最好的畢業生送到法國和英國去深造，以便使他們能夠「循序而漸進，將窺其[西學]精微之奧」。[78] 直到1875—1877年，福州畢業生才赴歐留學；與此同時，在1874年年中和法國人簽訂的合同期滿之後，沈葆楨和他的繼任者堅持這所學堂應該按照原樣繼續開辦下去。至少有兩名法國教習被挽留下來，並在1876年重新委任了講授理論航海學的嘉樂爾。在丁日昌的倡導之卞，船政學堂招收了40名在香港英國學校里學過一點英語和數學的男童（此事經由輪船招商局總辦唐景星安排，他本人曾經在香港居住過）。[79]船政學堂開辦的法文班與英文班（即「前學堂」，主要學習法文和造船；與「後學堂」，主要學習英文和駕駛——譯者）都具有可觀的水平，而對航海人員的培訓尤受重視。 當船政學堂作為速成學校為中國培養第一代現代兵艦工程師、船舶工程師和船長的時候，江南製造總局由於它特殊的環境，作出了更加廣泛的貢獻。從一開始李鴻章就主張，那些學童應該在製造局見習機器操作的同時，也要學一些西洋算學和自然科學。[80]但是見習機器操作所用的教學設備不得不延緩到製造局本身搬出外國人居留地之後才予添置，因為虹口區有外國海員和他們的娛樂場所，被看作是一個不適宜設置學校的地方。儘管如此，1867年中江南製造局還是聘用了幾名曾經在安慶為曾國藩工作過的中國數學家—工程師，其中包括華蘅芳、徐壽和徐建寅；在這些人的建議之下，還建立了一所翻譯館（包括一所培養譯員的學校），以出版中文的西洋科學技術書籍。1868年春季，翻譯館任用了英國教習傳教士傅蘭雅，其後在同一年裡又錄用了另外三名傳教士，他們的漢語程度都足以向中國的筆錄人員口述技術著作的譯文。曾國藩不顧一年之前倭仁的嘲諷，在1868年下半年的一份奏摺中表示，他希望遴選書香門第的聰穎子弟隨同這些洋人學習，以便使這些青年領悟西洋技藝中的義理。（二三年之前，這位總督的天資頗高的長子曾紀澤開始學習英文和西洋算學，這大概是他父親鼓勵的結果。）[81]1869年後期，在位於江南製造局新址的校舍竣工的時候，當時依然不到50個學生的上海同文館即遷往那裡，由江南製造總局主辦，並改名為廣方言館。在此同時，製造局本身還安排了工人在職訓練班和徒工夜校，以便在這裡教授數學和簡易科學知識。 然而，這個教學規劃中的幾個方面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配合。徐壽和其他的中國數學家—科學家對製造局的生產計劃並不負擔責任。他們追求自己的學術興趣，並且不斷地從事翻譯。到了19世紀70年代中期，12個中國人和5個傳教士學者（傅蘭雅、偉烈亞力、瑪高溫、金楷理和林樂知）合作，把許多從倫敦訂購的書籍準確地譯為中文；到1877年底，已經出版的翻譯本和改編本著作達54種之多。[82]其中不少是關於蒸汽輪機、制模以及鑄造技術和格林炮、克虜伯炮手冊之類。另外一些是比較有刺激性的著作，例如封·希理哈的《防海新論》（1868年版）；中譯本於1874年出版，很快就為李鴻章仔細讀過。還有一些是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教科書，諸如白起德的《運規約指》（1855年版）、鮑曼的《實用化學入門》（1866年版）以及田大理的《聲學》（1869年版）等等。這些書是通過中國書商分銷的。僅舉兩例：一部1872年發行的關於克虜伯炮的手冊八年當中銷售了904冊；一部1873年發行的代數論文七年當中銷售了781冊。但是正如負責江南製造總局翻譯工作最多的傅蘭雅所抱怨的那樣：這些書只有包括學館和訓練班在內的製造局內部幾個部門才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數也很少。[83] 下述事實使江南製造局所屬學館的發展受到阻礙：它本來應該培養工程師和翻譯人才，而一個迂腐的理學士大夫塗宗瀛（1811？—1894年）在他短暫的上海道台任期內（1870—1871年），卻責成上海縣教諭主管學校的中文課程。這樣，雖然數學在廣方言館三年至五年的課程中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時間的長短取決於各個學生的能力和專業要求），但在教授代數、幾何和三角的時候，還要求學生通習中國的《算經》，結果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亂。尤其在第一學年裡，要求學生肄習繁重的中文課程。要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不斷地閱讀歷史著作，包括《左氏春秋》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不僅如此，還直接安排了經學課程，要求閱讀的書中有朱熹的全部著作和一部18世紀清朝論宋學的文集。[84]除此之外，學生們每周還必須花費一天時間準備一篇作文，有時是八股文。如果仍有餘力，可以學習林樂知講授的英語或者傅蘭雅講授的法語。中文課程一直延續到第二學年，到這時學生們才允許專攻「外國語文及風習制度」，為做外交工作做準備，或者選擇技術性專業，例如礦物學、冶金學、機器設計與操作等等。只是對於那些無志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才單開技術專業課程，中文課在這裡減少到最低限度——只讀《四書》和《五經》。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這種單獨的技術課也已經收錄了大約40名學生，它似乎分為三個班組：造船學、船舶工程學和軍事科學。開設的課程包括英文、數學、繪圖和射擊學。教習中有外國人參加，大概是些和製造局內造船及軍械製造有關的洋人。[85] 在1870年下半年江南製造總局的教育和培訓規劃開始付諸實施的時候，從一開始就贊助這一規劃的丁日昌，卻因丁母憂而不得不暫時離任，這對教育和培訓規劃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丁日昌雖然非常注意財政和司法管理上的問題，但他仍然確信中國需要效法西洋科學。他在1867年的一個奏摺中論述說，只有致力於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抽象的研究工作，才能把西方技術學到手。「洋人……耗其心思、氣力、財貨於渺茫無憑之地，在數千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於今日。」[86]由於丁日昌的努力對19世紀70年代著名的赴美留學使團的成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說，在他離任丁憂之前，他幫助中國在引進西方科學方面邁進了一步。 海外培訓 早在1864年，一個無名的士大夫上書總理衙門警告說，日本在派人去歐洲學習制槍造船，因此總署大臣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封上書的啟發，便就是否宜於派遣學員到外國兵工廠一事諮詢李鴻章。李鴻章答覆說，這是遲早終須採取的步驟，但是可以等一等，先在中國設局建廠再說。[87]耶魯大學畢業、以受過「自由主義教育」而自負的中國人容閎，在1868年初向剛任巡撫不久的丁日昌呈遞了一份計劃，建議讓中國青年在進行在職培訓之前先到美國大學預科和高等院校學習。丁日昌深為這個計劃所吸引，以至親自為此事寫信給文祥，並且最終取得了曾國藩的贊助。1870年10月，當丁日昌在華北協助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所造成的危機時，他說服了這位政界元老向清帝建議，派遣青年學生到海外的普通大學及陸海軍學院學習。曾國藩在他的奏摺中解釋說：「其[西洋]制則廣立書院，分科肄習。凡民無不有學，其學皆專門名家。」[88]1868年的蒲安臣簽訂的條約允許中國人到美國遊學，因此丁日昌確信，由於容閎本人曾在美國受過教育，如果確實能夠給他配備一個具有正統背景的人同行，以使這個方案可以為北京所接受的話，那麼他會是辦理中國學生到美國遊學的一個很好的人選。恰巧曾國藩的幕府里有一個翰林學士，他仕途坎坷，幾乎要不惜採取任何手段決心謀求晉升。此人即1853年的進士陳蘭彬：他雖被任命為刑部的一名主事，卻回廣東搞地方防禦工作。他曾一度是湘軍將領劉長佑的隨從人員，不過現在在為曾國藩效力。陳蘭彬曾被描繪為一個「嗜利小人，敢為大言；自便私圖，不惜賣國」的人。[89]然而他畢竟是一個願意到美國去的有聲望的翰林院學士！ 曾國藩的奏摺在北京擱置了兩個月之久。1870年12月，當剛做了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慫恿他準備一個詳細方案，重新上奏。李鴻章對曾國藩說：「斷不可望事由中發。」[90]容閎擬議派送120名12—20虛歲的青年，每人到美國遊學15年。李鴻章感到如期「深造」，自非15年不可；並且說所擬為期20年的總數為120萬兩的經費預算尚不算多，可由上海海關歲入中的六成部分提拔。李鴻章還補充說，「將來果學有成效，積有經費，再義充拓，方有步驟」。起初，李鴻章希望學生在出國之前能取得「監生」功名，後來當允諾在學生結業之後授以官銜時，他也就滿意了。1871年6月，李鴻章在他和曾國藩聯名簽署的致總理衙門的一封信里闡明了這些想法，三個月之後，他和曾國藩又就這件事聯銜上奏清帝。當清帝諮詢此事的時候，總理衙門議請把原擬的候選學生年齡由12—20虛歲改為12—16虛歲，理由是這樣會減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學生仍須逗留海外的可能！總理衙門還奏請在赴美留學使團駐處恭設孔夫子的神位。在這些奏摺的基礎之上，具有歷史意義的派遣留學生這一措施得到了批准。[91] 與此同時，曾國藩授權在上海設局招生。由原籍是廣東香山縣的上海買辦商人徐潤負責勸說許多廣東人送子應選。1872年第一批應招入選的30名青年中，24名是廣東人（僅香山一縣便有13人），只有3名來自江蘇，而安徽、山東和福建是每省1名。[92]容閎比大隊先期一個月抵達美國，在康乃狄克州教育司的合作下，在哈特福德市設立了清朝留學使團的辦事處。他們決定，留學生應分別派到該州12個鎮市的居民家裡（付給酬金），並且就在這些鎮子裡入學。陳蘭彬帶了30名學生及2名中國教習不久也到達；這兩位中國教習將在哈特福德辦事處定期地、並且利用假期教授中文課程。隨後三年中又有三批青年抵達美國，每批30名；這樣，到1875年總數共達120人。 留學章程把中文課程安排到了最低分量：《孝經》《大學》《五經》和《大清律例》；還要求青年們去聽講解歷代滿族皇帝聖諭的課，並且要定期地朝著假想的北京方向行禮。中國旅行家李圭在1876年9月訪問了哈特福德市。他在報告中說道，113名學生（因死亡、生病和撤回而缺7名）分成小組，每組12個人，每三個月里有兩個星期在哈特福德度過，在中國教習的指導下進行閱讀、背誦、習字和作文。[93]然而另一方面，他們也漸漸地美國化了，把辮子塞在大帽子底下，興致勃勃地打壘球。他們甚至在女監護教師（其中一位於1875年和容閎結婚）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禮拜。 陳蘭彬顯然是一個營求私利的機會主義者，不過，他在這一階段還能較好地和容閎合作。1873年下半年，陳蘭彬到古巴去調查苦力貿易，然後返回北京得到擢升；1876年，他作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公使再次來到美國，以容閎為副使。在陳蘭彬的舉薦之下，另一位翰林區諤良被任命為哈特福德辦事局監督。（區諤良似乎也是一個仕途坎坷的翰林，因為他僅僅是一名工部候補主事；駐美國的職務有希望使他更快地升遷。）[94]區諤良帶來一名新教習；由於剛剛來自北京這個排外黨人正在興起的地方，區諤良很快就對容閎允許學生西洋化提出了批評。不過，到1877年為止，他的苛責還不是那麼嚴厲，當時他更感興趣的是增加赴美留學生的年度撥款，為此他和容閎聯名籲請李鴻章。至於李鴻章，他寫信給這兩位監督，要他們鼓勵學生特別注意選修採礦和冶金專業，因為這兩項被他認為是中國的急需。1877年後半年李鴻章向朝廷報告說，有些青年在一二年內即可上大學學習，因此在李鴻章的奏請之下，清帝批准了以後9年總數為28.98萬兩銀子的補充撥款。[95] 由於不幸受到中美關係中一些事件的牽連，赴美留學使團於1881年被撤銷（參看下一卷）。 與此同時，沈葆楨輸送船政學堂畢業生去歐洲的計劃也實現了。丁日昌丁憂期滿之後，1875年成為福州船政局總辦。他趁日意格返回歐洲之際，安排了五名最優秀的畢業生（其中兩名學生後來做了李鴻章艦隊的管帶）隨同赴歐。[96]1877年1月，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聯銜上奏，說應把船政學堂30個很有前途的畢業生送到歐洲，至少深造三年，以從海關關稅和福建省厘金中撥款20萬兩作為經費。這項計劃得到批准，在兩個月之內就有30餘人啟程，由李鳳苞任赴歐學生監督；李鳳苞是一位「候補道台」，在江南製造局受過訓，並且受過日意格的訓練。[97] 和赴美留學使團比較起來，赴歐的規劃在性質上更加實際；這次李鴻章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培養中國艦長，以便駕駛從歐洲訂購的近代兵艦。儘管如此，李鴻章和沈葆楨還是對清帝說，他們要鼓勵一些學生學習化學、採礦等專業。[98]包括嚴復在內的6名福州學員進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在志願成為造船工程師的學員中，有4名在法國瑟堡造船學校學習，有5名在土倫海軍船廠學習。但是還有5名福州學生在巴黎國立高等礦業學校結業：這至少是從僅僅對海軍的關注擴展到了更基本的問題上。羅豐祿和嚴復一樣，是船政學堂「英文班」初期才學出眾的畢業生，他放棄航海學，改在倫敦英王學院攻讀政治和化學。在此期間，從1877—1880年，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1844—1900年）在巴黎學習法律和政治。[99] 在1882、1886和1897年，又有福州培訓的學生相繼赴歐，進行為期三年或者六年的學習。顯然，這些學生年齡比較成熟，出國期限也比較短暫，因而與在康乃狄克州留學使團學生的經歷相比，就更不容易西洋化了。 所有以上這些開端都有助於提供文化借鑑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經過訓練的人才：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此後的幾十年里發揮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作用。他們使中國向著引用西方技術方面稍稍前進了一點，就此而論，他們推進了中國的自強事業。但是，到了19世紀70年代晚期，自強新政作為中國對付外國問題的一項政策，比起60年代時期來，已經變得大為多樣化和複雜化了。中國國內工業和交通運輸業採用了西方技術，它開始使努力的中心從防務轉移到工業化方面。這就要求在歷史學家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點有一個相應的轉移，因為中國國內的現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所涉及的問題，其範圍比自強新政的倡導者最初於19世紀60年代所預想的要更為廣泛（參看下一卷）。 （朱玲玲　謝保成　謝綿綿　譯） * * * [1]《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1，第18頁。 [2]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1，第16—19頁。參看坂野正高《總理衙門的起源》，第215—216頁。 [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2，第11頁。 [4]引自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39—40頁。 [5]《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9，第16頁；《同治朝》卷25，第1—2頁。 [6]《海防檔·購買船炮》卷1，第3頁；參照《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頁。 [7]《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第35—36頁。 [8]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105、117、152頁。 [9]《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3頁。 [10]引自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47、53頁。 [11]引自鄧嗣禹和費正清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32年文獻概覽》，第62頁。 [12]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9頁。 [13]引自《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69頁；又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載《哈佛亞洲研究雜誌》，30（1970年），第15、32頁。 [14]同上書，第18—19、30、37—42頁。 [15]《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頁。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70—72頁。 [1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4頁。 [17]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10—13頁。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81—83頁。 [18]郭廷以等：《郭嵩燾先生年譜》卷1，第42、114，126—127、130、181—187頁。 [19]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54—55頁。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5 47頁。 [20]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10頁。馮桂芬在討論荷蘭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時作了這一論述，他說他是從《地球說略》一書中了解這些制度的。此書由寧波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禕理哲所寫，1856年用中文出版。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讚譽上海海關中的洋人職員為「彼之能實徵實解者」；他評論說，孔子雖言「忠信雖蠻貊可行」，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這些在中國的夷人現在表現了這種美德。同上書，卷1，第43—44頁。 [21]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0—42頁。但呂實強認為，就連馮桂芬關於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對西方制度有了新的了解而形成的。見呂實強《馮桂芬的政治思想》，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4第2期（1971年2月），第1—8頁。 [22]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2頁。 [23]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5—36頁。王爾敏：《淮軍志》，第103—104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16—21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186—187頁。 [24]孟思明：《總理衙門的機構和職能》，第53頁。 [25]關於影印的慈禧手詔原件，見吳相湘的《晚清宮廷實紀》圖版10。 [26]見李宗桐、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44—146、171—174頁。 [27]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21—124頁。 [28]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冊，第661—664、672—674頁。李宗桐、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64、214—216頁。 [29]王爾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權力之擴張》，載《大陸雜誌》卷20第5期（1960年3月），第15頁。關於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台們所實際遵從的程度，還需要進行研究。 [30]見甘迺迪《李鴻章與江南造船廠的計劃》，載《香港中文大學漢語研究所雜誌》卷4第1期（1971年），第215頁。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收於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84—87頁。 [31]沈珂編：《先文肅公政書續編》。奏摺的日期是1874年12月。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96頁。 [32]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0—1895年》.第68頁。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85頁。 [33]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101頁注7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3頁。 [34]關於京官們對丁日昌的攻擊，見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44—245、361—362頁。在李鴻章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與李有分歧，並被他批評為雖然「端謹」，但迴避實際責任；關於這一突出的例子，見李在1875年2月給巡撫劉秉璋的信，載《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5頁。 [35]畢乃德：《1867—1868年的秘密通信：中國的主要政治家關於進一步向西方勢力開放門戶的觀點》，載《近代史雜誌》卷22（1959年），第132頁。 [36]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325頁和附錄4。關稅數字來源於瓦格爾的《中國的財政》附錄B，它包括對往返於中國各通商口岸之間、懸掛外國旗幟的船隻所徵收的關稅數字。 [37]羅玉東：《光緒朝補救財政之方策》，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190—191頁，其中提到了幾種不同的估算方法。 [38]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同上書，卷1第1期（1932年11月），第49—59頁。陳文進：《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同上書，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270—310頁。 [39]見斯坦利《清季的財政革新者胡光墉》，第48—52、81—84頁。 [40]見弗蘭克·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第222頁。鄭英還：《中國的郵政通信及其現代化（1860—1896）》，第70—77頁。 [4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第37—38頁；卷19，第1頁；《譯署函稿》卷9，第37—38頁。參閱9月4日赫德致金登乾的信，見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1907年的中國海關》第1冊，第301頁；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特別是第478頁。 [42]有關1850年以前這種「不太正規而依舊是官差」的先例的討論，見梅茨格為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一書所作的書評，載《哈佛亞洲研究雜誌》卷29（1969年），第315—319頁。 [43]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24—28頁；陳其田：《曾國藩：中國汽船業的創始者》，第20—25、40—42頁。 [44]李恩涵：《清末金陵機器局的創建與擴張》，載《大陸雜誌》卷3第12期（1966年12月），第368—370頁。包耳格：《馬格里傳》，第123—132頁。 [45]包耳格：《馬格里傳》，第161—167頁。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107頁。甘迺迪把1865年蘇州洋炮局遷移南京，以及1868年1月清帝從海關稅款中撥款給天津機器局，都歸因於對捻軍作戰的軍事需要。參看他的《1860—1868年中國現代軍火工業的創建》，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卷4第2冊（1974年12月），第807—818頁。 [46]甘迺迪：《江南製造局的創建和發展》（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第2章，《北華捷報》1867年8月16日。 [47]魏允恭：《江南製造局記》卷3，第2頁。甘迺迪：《江南製造局的創建和發展》，第49—51、82—84、124—125、169頁。 [48]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頁。貝耳：《關於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第89頁。 [49]甘迺迪：《李鴻章與江南造船的計劃》，第208—210頁。 [50]同上書，第210（特別是注21）、219、224頁。 [51]甘迺迪：《江南製造局的創建和發展》，第74頁。 [52]同上書，第148頁。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82—85頁。 [53]龐百騰：《從沈葆楨的經歷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1969年倫敦大學博士論文），第118—132、140—144頁。關於1874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財政及其他困難的詳細敘述，也詳見張玉法《福州船廠之開創及其初期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1971年6月），第177—225頁。 [54]龐百騰：《從沈葆楨的經歷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第261頁。 [55]同上書，第112、145—151頁。關於沈葆楨最初接任時為難之處的生動報告參看他1867年7月18日的奏摺，載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4，第1—4頁。 [56]參看例如1867年8月16日的《北華捷報》。 [57]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96—102頁。 [58]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3頁。《廣方言館全案》（南京大學所藏刻本的1949年手抄本，經畢乃德同意轉引），第7—8頁。參看他的《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57頁。 [59]伊凡斯：《廣州同文館的旗校背景》，載《中國論文集》22A（1969年5月），第89—103頁。 [60]參看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58頁和注5。 [61]丁韙良：《中國巡禮》，第299—300頁。 [62]王萍：《西方歷算學之輸入》，第75—124頁。 [6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頁。此奏之後於2月25日又有一個奏摺，推薦《瀛環志略》年邁的作者徐繼畬做總管同文館書務的大臣。這個建議也得到批准。 [6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16頁。 [65]參看張灝《倭 仁的排外作用》，載《中國論文集》14（1960年），第1—29頁。 [66]《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 [67]《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4頁。參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丁卯（1867年），第12—13、15、23—24、26、28、36頁。 [68]《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5頁；卷49，第24頁。 [69]《大清穆宗實錄》卷238，第17頁。有關慈禧及倭仁一派在辯論同文館問題中所起作用的進一步討論，參看劉廣京《1867年的同文館之爭》，載科恩、施雷克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第85—100頁。 [70]引自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19頁注47。 [71]參看修訂的同文館內部章程以及「總理衙門的堂諭」，載中國科學院等編輯的《洋務運動》（二），第73—81頁。 [72]關於早期同文館的出版物清單，參看同上著作第87—88頁。丁韙良的《格物入門七則》於1868年出版，以後曾多次再版。 [7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24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06頁。 [7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0，第22頁。 [75]日意格：《福州兵工廠及其成果》，第33—34頁。 [76]《船政奏議匯編》卷13，第9頁；卷14，第12頁。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97頁。 [77]龐百騰：《從沈葆楨的經歷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第277—281頁。龐所列的表格說明1875年組成福州水師的18艘兵艦中只有兩艘是由原清朝水師軍官擔任艦長的。 [78]沈珂：《先文肅公政書續編》，1870年的奏稿。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4，第64—65頁。 [79]《船政奏議匯編》卷13，第19、30頁；卷14，第5—6頁。 [80]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8頁注103。 [81]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3，第7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20—21頁。 [82]有關到1877年為止的這一出版數字，根據貝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附錄Ⅱ和Ⅲ。關於擬譯選書的官方政策，參看《廣方言館全案》，第32—33頁。 [83]貝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第40—42頁。 [84]《廣方言館全案》，第20—23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70—171頁。關於塗宗瀛，參看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清史》第6冊，第4963頁。 [85]《廣方言館全案》，第52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77頁。 [86]《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第22頁。 [87]《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33頁。《海防檔·機器局》卷3，第17—19頁。 [88]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30，第8—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10—213頁。 [89]洪煨蓮：《黃遵憲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的譯文及注釋，《哈佛亞洲研究雜誌》卷18（1955年），第60頁，引述了從李慈銘日記發現的有關陳蘭彬的描述。 [90]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28、30頁。 [91]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第19—22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6，第13—14頁。 [92]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卷17，第19—21、23頁。第二批30個男孩（1873年赴美）中，來自廣東的還是24名。廣東人在第三批（1874年）的30人中占17名，在第四批（1875年）的30人中占19名。徐潤所列的名單說明，很多男孩的父親受僱於福州、上海和天津的兵工廠和造船廠。參看拉法爾格所著《中國首批百名學生》中所列表格。 [93]關於中文課程的最初計劃，參看1872年3月1日核准的曾國藩和李鴻章聯銜奏摺所附的「清單」，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5，第15頁。關於李圭報告的綜述，見洪煨蓮《黃遵憲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的譯文及注釋，第62頁。 [94]關於區諤良的背景，見上引洪煨蓮文第61頁。 [95]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2頁；《奏稿》卷30，第4—5頁。 [96]《船政奏議匯編》卷12，第9頁。 [97]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3頁；卷16，第3、35—36頁；《奏稿》卷82，第20—31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29—230頁。 [98]在被視為適合學生選修的其他科目中，有外交和國際法，參看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1頁。 [99]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33—235頁。《船政奏議匯編》卷18，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