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隋唐史 · 第九章　晚唐的宮廷政治

中國歷史上8世紀和9世紀的史料大多數已見於文人著作中，它們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以前時期的材料，因此我們很容易設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特性是怎樣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題——研究從755年到大約860年間的重大政治問題——比其他任何題目在文獻和歷史著作中或許都得到了較好的反映。可見，對政治歷史學家來說特別令人失望的是，有幾個晚唐宮廷中的主要問題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得出滿意的答案，因為文獻不足征之故。這不是一個枝節問題，也不是一個如何自圓其說的問題，因為9世紀的材料，無論就數量或質量來說都有嚴重的缺陷。所以我們必須把中國的眾多史料作非常仔細的推敲，儘可能不使它們的愛惡偏見和缺而不載的地方把我們引入歧途。自然，這個方法看起來並不出眾，但是對於某些晚唐的題目（例如9世紀的政治派系鬥爭，千餘年來都在那裡各執一詞地解說紛紜）說來，由於缺乏過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實只能對傳統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能有什麼作為了。有時，我們能從唐代的詩文集中勾稽一星半點關於這些困難問題的材料，但毫不奇怪，這些用來確證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往往證明是站不住腳的，或者是不可信的。總而言之，現代學者才剛開始致力於8世紀和9世紀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論述應該看做對晚唐政治所作的一個初步的提綱挈領式的描繪。 安祿山之亂及其後果，755—786年 安祿山（703—757年）是一個有部分粟特人血統的職業軍官。[1]他在政治強人、宰相李林甫（752年死）的庇護下，從地方行伍起家，爬到了雄踞滿洲邊境的范陽鎮節度使這一權重一時的高位。[2]在8世紀40年代之末和50年代，安祿山裝成普通一兵和滑稽可笑的小丑模樣，成了長安最新奇的怪人，甚至被寵妃楊貴妃認為義子。可是在李林甫於752年死去以後，安祿山認為自己是唐朝朝廷中有力的爭權者，因為他在東北建立了強大的基地。他威脅著楊貴妃及其堂兄、身為新宰相的楊國忠（756年死）的地位。於是這兩方政治勢力展開了一場神經戰，因為在8世紀中葉，雖然唐玄宗（712—756年在位）不積極參加一般朝政了（史書責怪他專搞宗教活動和沉湎於奢侈生活），但國事的處理和政權的行使仍然需要得到他的贊助或批准。在這樣一場爭權力的鬥爭中，在京城的楊家兄妹當然比安祿山占有地利的優勢，因安祿山身在范陽，相距800公里之遙。他不可能冒險地長途跋涉到長安去駁斥楊家對他的控告，但他也不能准許楊家的陰謀發展下去，讓敵人解除他的兵權，甚至將他投入審訊。毋庸置疑，這種猜疑不安的氣氛一定促使他下決心向朝廷造起反來。[3] 安祿山掌握訓練有素的精兵，按不同的估計約有10萬—20萬之眾（包括從邊疆部落中徵調的騎兵），另有在今日北京周圍地區的一個鞏固的基地。反之，由於中央軍和其他軍事組織都已腐敗，政府則準備不足。[4]它自己沒有直接掌握的軍隊，只有由皇宮侍衛組織起來的一些小部隊。結果是在叛亂爆發後不到兩個月的755年後期，安祿山的軍隊就長驅直入地南下，過河北，下東都洛陽，並且進抵潼關東端的渭水和黃河交匯處，其地距長安僅100公里遠了[5]（這一叛亂的細節，詳下）。 唐廷只得唯那些尚忠於皇室的節度使的軍隊是賴了。節度使哥舒翰（756年死）曾為朝廷效力，用兵於西部邊境以反對吐蕃，現時派他來鎮守潼關，以遏阻安祿山的前進。可是，他一到任就陷入絕境，在他和朝廷之間爆發了棘手問題。為了消解長期存在的不滿，哥舒翰於756年初勸說皇帝誅殺另一節度使。楊國忠對這件事無左右的能力，他憤怒地把哥舒翰的復仇行為看做另一次銳利的打擊，即一個封疆大吏想犧牲朝廷官員以取得權力的殺手鐧。因此，楊國忠進行反擊，他建議皇帝命令哥舒翰從安全的潼關據點向叛軍出擊。唐玄宗接受了楊國忠的建議；儘管哥舒翰反對，但他別無選擇，只得遵命出擊。他的軍隊馬上被擊敗和潰散。哥舒翰於是投降安祿山。通向長安的道路被打開了。 像驚弓之鳥的皇帝及其隨從於756年年中從京師向西南方向逃亡，經過崎嶇山路之後進入四川境內，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名播古今的事件。唐玄宗的逃難成了許多繪畫和詩歌的題材，其中最著名的有白居易（772—846年）的歌行《長恨歌》，此詩敘述了皇帝被亂兵所迫同意處死楊貴妃後的悲痛之情。[6]士兵們還要求殺楊國忠，作為他們護送唐玄宗，過離鄉背井的悽苦生活的代價。不論是《長恨歌》還是關於這一事件的其他傷感的詩歌，宰相楊國忠和楊貴妃都被說成是以前15年盛世繁華的凋謝的象徵，也被看成是罪有應得的腐敗人物。他們自然要負一定的責任，但他們也是那些被破壞了舒適生活的人們泄憤的替罪羊和犧牲品。對於政治和社會精英集團來說，他們感到震怖莫名，因為他們看到了強大的唐帝國政府竟然瓦解於頃刻之間，更為震驚恐怖的是，皇帝已於夜間僅帶少數親人和心腹悄悄離開京城出走，他們自己卻被遺棄在原地。許多世家大族的成員驚慌失措地南逃，有些人再也沒有回來。長安陷落後不久便出現了8世紀後期經常能見到的悲觀失望的不信任情緒和嚴厲批評的情緒。[7] 離開了馬嵬驛行刑之處以後，唐玄宗的逃難人群便一分為二。實際上，在馬嵬驛向皇帝紛紛提出應該去的地方有幾個——有人說去太原，有人說去靈武，有人甚至建議折返京城；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對，皇帝仍然堅持楊國忠原來的意見，那就是他應該逃往四川，而由他的臣民尋找時機，重整旗鼓，並趕走叛亂者。當玄宗出發往成都時，他把太子暫時留在後面，讓他向老百姓的代表解釋這一戰略撤退的意義。代表們生氣了，結果，太子的心腹顧問們——包括他的兩個兒子在內——都敦勸他應促使唐王朝努力捍衛自己。他們爭辯說，如果他和他的父親都僻處西南而不與天下通聲氣，那麼，唐皇室將很快被人遺忘。史料告訴我們，太子在經過應有的遲疑之後，聽從了他的顧問們和人民的意見而向北進發，只帶了數百人急行軍至黃河西套的靈武。在這個設防堅固的根據地，太子打算召集仍然忠於皇室的將軍們和節度使們糾集和裝備一支勤王軍，以期奪回京城，準備讓玄宗勝利地迴鑾。正像顧問們所指出的那樣，要盡孝道，莫過於此。[8] 形勢很快就明朗了，太子自己應該即皇帝位，而關於他一再遜讓的說法也恐怕是史書上的溢美之詞。756年夏，唐玄宗上太上皇帝尊號；雖然他在一段時期內繼續暫時保留了一個朝廷，但符璽卻被送往45歲的太子處；後者的廟號是肅宗（756—762年在位）。可以假定，對這樣一次篡權行為有過一些反抗，但是，老皇上畢竟能處之以很得體的方式，並且他也定能憶起他就是在非常時期即位的，所以他沒有試圖阻止此事。總之，幾乎沒有哪一個高級官員贊成一位宰相提出的建議，把唐帝國分給玄宗皇帝諸子，使之形成為一種封建的政體。[9]大家一致的意見是，進一步分裂國家實乃災難。 遠方州鎮中效忠唐室的官員得知肅宗即位的消息是在約兩個月以後，但他們至少有理由開始希望在他的領導下能中興唐王朝。儘管西北的少數軍官在最初有所反抗，但帝國數以萬計的軍隊紛紛從東線抵達靈武和太原，從而壯大了那裡的隊伍。這些部隊由將軍郭子儀（697—781年）和李光弼（708—764年）統率；這兩個人即令不像後世史家所說的那樣是百戰百勝的軍事天才，也仍不失為有能耐和富於經驗的將領。另外，通常構成中央政府的官僚群現在不在皇帝身邊了，這本身就是有利條件。軍隊可以向地方徵發糧食馬匹，以滿足他們大部分的需要，同時，數量不大的給養品也從華中經過漢水運到了靈武。肅宗的流亡政府在757年初已積蓄了足夠的力量來打敗他的一個兄弟永王璘的挑戰，後者想在長江中游建立一個單獨的「封建」政權。 經過了許多令人鼓舞的勝利之後，757年春天肅宗決定以收復長安為天字第一號任務。由於得到其地位至少是可汗之子所率領的、來自北方大草原的回紇突厥騎兵的幫助，這次戰役在秋天發動。長安迅速攻克，但當要求回紇人繼續前往洛陽時，困難出現了。回紇王子聲稱，沒有人把這計劃於事前告知他，他便當面羞辱唐王朝的新皇太子。後來在克復洛陽之後，政府不得不在原議之外又厚賂回紇人，以示籠絡。可是，就在那個冬天，唐皇室嘗到了凱旋的甜頭。太上皇帝又一次祝福他的兒子繼位，官吏們都領受了賞賜，黎民百姓至少可免於叛亂者的擄掠和殺戮之苦。 但是，這樣匆匆忙忙地回到兩個首都來，是不是一個戰略性錯誤？很可能是的，因為朝廷突然放棄居無定所的狀態，採取了固定的駐地，這樣就負起了供應和防衛固定駐地的責任。雖然皇帝的軍隊足以打到洛陽，但他們還得深深地依靠外族的騎兵來建立打擊力量，所以他們根本自己無力向前進軍。而且最重要的是，唐王朝既然生存下來了，緊迫感即隨之消失。人們的思想開始注視著自己的未來；他們不再艱苦地作戰了；因此戰爭拖延了下來。現在已不像肅宗在靈武時，甚至也不像後來進軍長安時期那樣毫無其他道路可走。例如，李泌（722—789年）即令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也是肅宗的一位高明的宰相，他曾向肅宗提議直取叛軍的心臟范陽。叛軍的交通線似乎延伸得太長，而那種策略可以深入敵人領土，在側面包圍敵人在洛陽和長安的軍隊。在皇帝的部隊和懸隔於河北的勤王之師的飛地之間也可以建立聯繫。但是肅宗仍然堅持，奪回皇宮表示光復故物，而打敗叛軍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可是，時間也恰恰是叛軍所需要的。他們撤退至今安陽地方重新糾集，諸叛軍領袖在這裡企圖共商大計。757年初期，安祿山已在其子安慶緒的唆使下被人刺殺；據安慶緒自言，他刺父的動機完全是要保護叛軍高級官員免受他父親喜怒無常的荼毒之苦。但是，叛亂運動的凝聚力大部分靠安祿山與他的隨從者的個人聯繫來維持，而這種聯繫並未傳給安慶緒。安慶緒和叛軍最能幹的將領史思明之間出現了不和。759年初期史思明刺殺了安慶緒，將其軍隊撤至范陽，自己即叛逆的「大燕」王朝的帝位。過了約一年時間，叛軍的處境似乎好了一些，他們就準備於760年夏再從肅宗的軍隊手中拿下洛陽。但河北和河南的軍事形勢那時主要已成僵持局面，於是史思明引軍向南，想第一次把戰爭引向淮河和長江流域，不過未取得顯著的成功。也許由於這個原因，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義所殺，雖然其情況和口實都和第一次弒父事件十分相似。5年之內出現了3個殺人兇犯和4個皇帝，這一定大大地削弱了叛軍，但是叛亂運動仍堅持了下來，因為政府未能採取有效的行動。[10] 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朝廷取勝的希望也暗淡了下來。由於軍情緊急和便於收復長安而在靈武建立起來的明確的野戰指揮體系，[11]因危機緩解而趨於崩潰。將軍們不聽太子的指揮（太子也不是一位很得力的總司令），他們彼此間也互不協調。政府感到非常難於鼓舞他們和酬謝他們；榮銜與爵位賞賜得太濫，而且硬通貨現在也越來越緊缺了。朝廷不能使它的將軍們忠勇善戰，加上文官們和有權勢的宦官們（詳下）積極干預軍務，所以把事情弄得更糟。何況長安還有許許多多政治上的陰謀詭計。由於所有這種種原因，政府的戰略約在759年初之後主要就只採取靜止而虛弱的守勢。這個時期郭子儀於759年和李光弼於761年領導的兩次最大的攻勢，都以慘敗告終。 這一格局直到玄宗與肅宗於762年春同時期晏駕才得以更張。當時即位的太子為代宗（762—779年在位），並不是一個能徹底改進朝廷形勢的能幹之君，但他在接獲一則重要情報後也確實措置得很賢明。一個派往回紇進行修好的使節報告說，回紇與叛亂皇帝史朝義已有勾結，並且已被史朝義所誘叛；這使節又報告說，回紇人此時正動員一支大軍前來進犯。唐代宗立即派遣了一位有能力安撫他們的人僕固懷恩（765年死）前往；僕固懷恩是一位先世為突厥人的重要將領，他的女兒在幾年前已嫁給回紇的可汗。[12]由於用了大量的貨賄，僕固懷恩說服了他的女婿，叫他不要叛唐，反之，他應該助唐攻擊洛陽的叛軍。 可是，正在這次討伐的進行過程中，中國的新太子——即未來的德宗（779—805年在位）——和回紇可汗之間發生了很類似於757年的事件。身為中國軍隊的統帥的太子得罪了可汗，因為他沒有對可汗表示這些遊牧民認為是得體的尊敬。其結果是，太子扈從中有幾位勸他保持天潢冑裔尊嚴的中國官員，被回紇人鞭打致死，以作為懲罰。自然，這對唐王朝的威望來說是一次重大的羞辱。渴望打仗而以此為劫掠口實的回紇人在收復洛陽後繼續大肆殺戮和擄掠，但他們不是針對官軍，而是針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其實還應該公平地補充一句，中國軍隊把洛陽當做叛軍領土，所以他們也趁火打劫。三個月之後暴行才最後止息，但已對那個地方的經濟造成了廣泛的損失。 可是，中國與回紇人的聯合軍事行動迫使史朝義逃遁，也使得他的將軍們考慮投降唐軍而保命自全。政府鼓勵他們倒戈，答應原封不動地保留他們現在所居領兵官的地位。史朝義再經過幾次嚴重打擊之後，當他試圖逃往邊地民族中以求自全時，因眾叛親離而被殺。朝廷於是任命他的四員副將為節度使，各人領其州鎮，[13]事實上即今天河北與河南北部之幽州、相州、成德和魏博。因此，唐朝政府並沒有實際打贏這場戰爭，甚至也不能肯定地證明它可以打贏這場戰爭，但它又從最嚴酷的危機中掙扎著站了起來，而且武斷地宣告大叛亂已經平息。 可是，後來的事件表明，朝廷同東北的衝突仍方興未艾。儘管史朝義已傳首長安，同時政府還有其他自我陶醉的慶功活動，事實卻是中國的東北部已變成了自治地方。節度使的職位總是使他擁有廣泛的文職權力，而且據知，在762年之末他們都在所管轄的地區內對平民肆無忌憚地行使法律特權，在此過程中實際上擁有君主式的權力。長安在幾個方面都被迫把這些州鎮當做重要的半外國性國家，儘管這樣做有損於它的威望，或者更確切地說，有損於它的自尊心。8世紀後期和9世紀初期的皇帝們一直擔憂，怎樣才能把他們對全帝國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當時的政治現實調和起來，關於這一點我們即將在本章下文詳細申述。 朝廷也沒有多少空閒在763年去搞慶賀，因為這一次從西邊又出現了新的威脅。中國和吐蕃王國的關係從來沒有一個打得火熱的較長時期。到了8世紀中葉，710年中國—吐蕃王朝婚姻所帶來的暫時修好又被人們忘得一乾二淨。[14] 8世紀的30年代和40年代不時發生邊境戰爭。安祿山叛亂爆發以後，吐蕃王乞黎蘇籠獵贊（754—797年在位）就決定利用中國的這一次內亂。[15]他命令他的騎兵通過位於今天甘肅省東部和青海省的隴右道與河西道逐步向前推進。大約在760年以後，吐蕃人每一年都要打下幾個塞外州城，到763年便蠶食到了關內道（今陝西）西部邊境的城市。唐朝廷並不十分介意吐蕃人的威脅，可能是因為中國那時正受到鄂爾多斯地區邊境部落的外來壓力，[16]至少從心理上說受到了回紇人的壓力。因此，在8世紀60年代初期，唐王朝對吐蕃人之會攻打長安是一點準備也沒有的。 763年晚期，邠州刺史開城門投降了吐蕃，使他們因此距長安只有125公里。代宗頓時驚慌失措。他和朝廷逃往去洛陽半道上的陝州，而老百姓和世家大族也又一次四散逃命。由太子和郭子儀匆忙地組織起來的地方防禦部隊也隨之撤退，以圖鞏固陣腳。吐蕃人於763年陰曆十一月突入長安，留在城內約半月，對這個最近重建的城市大肆燒殺擄掠。吐蕃人選了一個中國公主的年邁的兄弟做傀儡皇帝；這公主在50年前嫁給一位吐蕃王。 唐軍不久重新進入了長安，但吐蕃人很心滿意足地帶著擄獲物而揚長而去。唐代宗於764年初期返城，並處死了僭偽之君，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小慰藉。吐蕃人的實力沒有受損，他們只退回到了陝西西部的主營地，這就是他們半年前出發的老地方。在以後的13年內，即直到777年，吐蕃人幾乎每年秋季都要出擊，這是遊牧民照例進行軍事活動的季節。他們每一次行動的騎兵兵力都有所不同。有時他們只不過出動5000人，但正像郭子儀所哀嘆的那樣，中國軍隊在反對吐蕃人的勢力時極像驚弓之鳥。767年和774年有兩次軟弱無力的和平倡議，但都無甚結果。吐蕃人不僅意識到中國在繼續削弱下去，甚至於768年把他們的一位最好戰的將領從戰場上召回去當了大相，從此他們對中國人的壓力就更大了。唐朝要積以時日才能使它的防禦發揮效力。直到774年末，郭子儀才估計出他的軍隊只及吐蕃可調動的人數的四分之一，而他所能支配的馬匹相比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17]我們沒有關於在8世紀60和70年代吐蕃人偷掠了多少東西的確切材料，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侵襲給唐朝緩慢的恢復進程造成了破壞性的後果。一個特別嚴重的打擊是唐帝國把在隴右的最優良的牧馬場地丟給了吐蕃人，從而使得中國更要仰賴回紇人的馬匹和他們的騎兵支援。 安祿山之亂以後最使唐王朝感到不堪的是他自己的一位將軍僕固懷恩的叛亂；此人在762年因約束回紇人而給唐王朝幫了不可估計的大忙。作為763年輔助部隊全面復員的一部分，僕固懷恩曾受命護送回紇可汗返回他們的大草原老家。可是，他在北上途中與回紇人會合時，與河東節度使發生了衝突，後者拒不按常規禮儀給予他的軍隊在過境時所應享有的犒賞。節度使之所以拒不犒師，其理由尚不得其詳。不過，這位節度使也和大家一樣，對一個與外國有關係的掌重兵的武人會搞另一次陰謀的可能性一定心存戒備，換句話說，他怕會出現第二個安祿山，這種心理狀態促使他控告僕固懷恩圖謀不軌。唐代宗命一名宦官調查此事，結果他支持了河東節度使的控詞。僕固懷恩上了一篇長疏為自己辯白，皇帝竟未置答。[18]僕固懷恩把這種沉默視為駁回其辯詞，於是也像安祿山一樣決定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了。764年初期，他派他的兒子率軍攻太原。他的兒子在太原戰敗，後來又被部下所殺，但是僕固懷恩逃往靈武，在那裡重新糾集軍隊。他的主要盟友是吐蕃人，後者也已打算進攻長安，他們正需要一個知中國內情和有領導藝術才能的人，才能大獲全勝。有些回紇僱傭軍也加入進來。這支像滾雪球般的大軍在764年秋天使京師西邊通路上的居民大為震恐。次年，僕固懷恩準備率軍採用包圍戰術，但他忽然暴死於營地。這次攻勢便無形瓦解，他的許多士兵投降。中央政府後來把這些事件歸於天意。郭子儀收買回紇僱傭兵去攻擊吐蕃人，於是吐蕃人西撤而去。 這次叛亂實在是一系列同類叛亂中最嚴重的一次，這時地方文武官員或者丟了官，或者甚至丟了性命，因為在他們和被圍困的唐朝廷之間彼此都缺乏了解。[19]皇帝和他的顧問們曾經情有可原地警惕著戰場上的可疑行為，但有時他們的關心又近乎偏執狂。誠然，中央政府自己也助長了這類問題，因為它准許各種私仇影響國家事務，也不考慮必須制定對付臣下附逆或謀反的一以貫之的方針。儘管精心制定了對被控的附逆者進行調查和起訴的程序，但很清楚，在許多情況下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如果叛亂高級官員可以不加追究，甚至能當上朝廷的官員，那麼，王朝的忠順小官吏就會捫心自問，他們還值得繼續效忠嗎？流言蜚語、陰謀詭計和意氣用事嚴重地損害了士氣民心，而且也和其他任何事情那樣損害了唐政府在安祿山之亂後重建的能力。 唐代宗時代（762—779年）長安的政治現象 宦官 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活動，無疑是唐代後期歷史上的一個特點。可是，他們的重要作用是逐漸形成的，他們在唐代前半葉的作用是很有限的。[20]唐初的宦官一般是來自戰俘，或來自南方邊境地區（福建和廣東）的幼兒，他們被太宗皇帝在後宮和皇宮中當僕役使喚。太宗下詔規定，宦官的身份應永遠限為平民，也不許他們做高官，即不能任職在三品或三品以上。[21]可是為時不久，這些初期的硬性規定就被篡改，因為宦官的用處對許多皇帝來說變得很明顯了。內侍省從唐王朝初年起就由宦官組成，它原本只限於搞些宮內日常生活事務，後來慢慢擴大了它的權力範圍，直到它變成了最龐大和最重要的官衙，統包了皇家的全部家事。在武則天皇后（690—705年在位）時期大肆任用雜差，宦官的數目增加大約3000人。[22]由於他們是朝臣中唯一有權不斷接近皇帝的人，甚至在皇帝的燕居中也是這樣，所以宦官開始變成了皇帝和朝臣們之間的中間人。最初他們只是照料一下文件和口宣詔旨，但是到了後來他們偶爾也參加重要的議事。他們只向皇帝個人負責，而且完全從屬於他。唐玄宗則把他們當做心腹信使和情報來源來使用。 高力士（762年死）是初唐最著名的宦官，在從710年起的10年中為唐玄宗獲得帝位起過關鍵的作用，因而自此以後他在朝廷內有很大的個人影響，直到玄宗在叛亂時期去世為止。高力士是第一個獲得三品官位的宦官，從而破壞了太宗的禁令。從8世紀中葉起，宦官們還被授以貴族爵銜。安祿山之亂的危機自然為高級宦官謀求私利提供了機會。第一個這樣的宦官便是機靈的李輔國（762年死），他在肅宗當太子時就是東宮的一個隨從。在靈武的時候，新皇帝很賞識他的才能，把他拔擢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在實行總動員的時候，他在這個職位上的權力可以匹敵正常任命的宰相。在皇帝迴鑾長安以後，李輔國同時被授以許多專使之職，因此看來從這時起，禁城的物質設施、人事大權和供應都已全歸宦官掌握。自從李輔國弄到了殿中監之職以後，他的個人地位更高了。從758年到762年，上呈給皇帝的重要奏疏和皇帝的詔旨都要經過他的官署，並且要得到他的准許才能付諸實施。除此之外，他的辦事班子顯然已竊奪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某些調查的職能。 比起高力士來，李輔國在朝政中的表現要活躍和經常得多。李輔國經常插手於封疆文武大員的任命事宜，有一次他甚至要帶頭詆毀太上皇。肅宗的張後是李輔國長期以來的盟友，李輔國由於有了張後的幫助才能夠為私利而與最顯赫的李姓朝臣相對抗。大臣們最後挫敗了他想當宰相的計劃，但這一阻礙他野心的行動卻是不多見的。他是一個不斷製造陰謀詭計的人，他可以毫不猶豫地在今天反對昨天的朋友。肅宗死去以後，他挫敗了張後想殺害未來的代宗而立己子的企圖；他得到他的下屬程元振發出的警報，派了一隊禁軍[23]粉碎了這次陰謀，並殺死了張後。[24] 李輔國的這些舉措開了重大事務上的先例：宦官控制了個人朝見皇帝的大權；他們插手中央政務；他們過問封疆大員的任命；他們以兵力干涉皇帝的繼位問題。所以對宦官表示深惡痛絕的歷史學家們，無不怒斥8世紀中葉的皇帝們聽任宦官大煽威虐，這是不足為怪的。但也絕對應該記住，這時宦官的權力還得依託當今皇帝對他的恩寵，因為宦官的權力的制度化是一個一直延續到9世紀的長期發展過程。儘管李輔國在宮廷鬥爭中有擁戴代宗之功，他卻被這位新皇帝所恨惡和恐懼，所以代宗於762年雇用幾個刺客把他殺了。關於宦官擁有派生權勢的另一個例子便是程元振（約死於764年）。他在763年獲代宗之寵，但是，由於據說他不讓皇帝知道吐蕃人即將入侵的危急情勢，代宗於764年回到長安後即把他當做叛國者，予以充軍外地。雖然程元振接下了李輔國原來的許多職位，但他沒有藉此有所作為，也沒有能夠選擇一個接班人來繼承他的很高的政治地位。 最後，像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唐朝後期宦官之所以大得其勢，是由於他們取得了獨立的兵權。[25]擁兵自重的最初幾個重要步驟是在8世紀60年代進行的。當唐代宗於763年逃避吐蕃人去陝州巡幸時，他受到宦官魚朝恩（死於770年）所率領的神策軍的迎接和保護。神策軍是哥舒翰作為西北邊防軍在754年建立的，但它在安祿山發動叛亂後即被調往東部。當它的老家基地被吐蕃人蹂躪以後，這支部隊被重新組織起來並駐紮在陝州，成為河北戰鬥中的第二道防線。到了763年，它經受過幾次考驗，以堅強有力和可以信賴受稱於時。[26]代宗迴鑾京師以後，他把神策軍編入禁軍並交給魚朝恩指揮，以示恩寵和優遇。由於府兵制的破壞和邊防兵力的日益擴充，8世紀上半葉的禁軍遭到嚴重削弱，神策軍之加入禁軍就使得戰鬥力大異往昔。現在是在幾十年內朝廷能第一次把自己控制的軍隊投入戰場，而不再需要完全乞憐於地方節度使等武人的幫助。在8世紀60年代，魚朝恩在長安正西的永久性基地監督建立了神策軍，使皇帝能招之即來。正和我們所預料的一樣，宦官權勢大到如此地步，當然從一開始便引起朝臣們的妒忌和疑懼。魚朝恩的作為果然不出他們的所料，他誇耀自己新近獲得的財富，而且插足政府的神聖領域（例如判國子監事），被百官視之為荒唐不經之舉。代宗有時也對魚朝恩的行為表示不安，所以經過複雜的陰謀而於770年將他處死。他的同夥或者被殺，或者被驅散。一名官員被任命來統率神策軍，直到783年又起戰亂時，宦官才重新負起了軍事之責。 財政專家 安祿山之亂引起的唐帝國混亂的經濟生活，需要代宗朝廷給予迫切的注意。政府的儲備全被戰爭開支和官吏侵吞所耗竭。戰鬥弄得中國北部許多地方殘破不堪，促使農民成群流徙，特別在河南更是如此；交通運輸系統弄得非常緊張；而河北的淪陷又使中央政府喪失了最大的稅收來源。[27]從8世紀50年代後期起，一個新興的財政官員集團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和其他相關的問題。雖然他們的工作不完全成功，但是他們想方設法不讓不景氣的經濟形勢變成災難，不僅如此，他們還對政治有相當大的影響。 為了了解這些財政官員，我們必須對歷史情況作一小小的回顧。唐帝國諸特點的變化開始發生於7世紀後期和8世紀初期。在玄宗時代，這個大而複雜的國家在政府開支和官僚體制方面已經有了巨大的增長，另外，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也不斷有所改變，而這種變化反過來又是和中國各地方的社會和經濟大混亂相聯繫的。初唐政府比較簡單的制度結構已不夠用了，不僅僅在財政方面是這樣。不言而喻，玄宗沒有沿著更加合理的路線改進他的總的行政系統。相反，政府只是努力根據具體情況，通過任命專「使」，一個個地處理它最緊迫的經濟和政治問題。[28]這種專「使」在晚唐十分重要，但他們不是正式官制的一部分，雖然他們掛名領乾薪——為了官階和薪水的緣故通常都入御史台。不像一般的官員，他們的權限在法律上都被限制得很死，但御史們獲准可以打破傳統的部門界限，以便對政府的活動能在職能上予以協調。他們有權雇用文書和會計。他們特別適於解決涉及朝廷和地方雙方的問題，因為這種問題對於皇帝的顧問們來說是太專門了，而且也為一般行政官員權力所不及。初期御史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那些登記流民、徵收和運輸土地稅以及搞邊境防禦（原來的十節度使）的人們。[29] 安史之亂時期，土地稅收之損失給朝廷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困難。在正確地推行舊的租庸調製度中所必需的人口登記和土地分配辦法，已顯得過時和無用。758年提出的一個方案要強迫實行食鹽專賣，作為土地稅的部分代替。新設的鹽鐵使監管食鹽的專賣（應該注意，這裡包括「鐵」字不過是仿照漢代前例而言，在唐代並非實有其事）。中央政府在各地方設署管理食鹽專賣，領有執照的生產者必須把鹽統統賣給專賣官署；專賣官署把食鹽加上巨額稅收轉賣給商人，商人便把這些費用轉嫁給消費者。由於帝國政權控制了所有主要的鹽產地，又由於鹽是生活必需品而肯定有最小限度的市場，因此，建立有效的壟斷是可能的。在食鹽專賣創立後的短短几年中，它便提供了帝國現金收入總數的半數以上，從而大大地補充了直接土地稅收入的不足。 對於財政官員來說，鹽鐵使署是應付政治緊急情況的工具。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職能納入鹽鐵使署，它們的官員的財權和官職的劃分也都經過推敲和斟酌。765年以後政府設立了兩個財政區：其一（技術上稱為鹽鐵使署）設於揚州，負責華中和長江中游的財政；其一（屬戶部的度支）設在長安，負責中國北部和四川的財政。[30]重要的是，經過了第一個世代之後，搞這些工作的官員都成了財政專家。他們的這種任務大大不同於唐代初年那些非專業化的行政官員的類型。在安史之亂以後的時期，他們發展了原來的專業水平和自負心理，被准許可以從正式職官之外選用下屬員司，因此在行政系統內引進了一種進入政府官署的新途徑，它一直存在到北宋時代。[31] 當這些財政專家擴大活動範圍，甚至包括像制定初級預算和經管財產稅等複雜的任務時，他們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障礙。其中有些困難，像無法穩定貨幣等，是當時經濟理論尚未充分發展的結果，因而成為直至唐朝滅亡為止的禍患。[32]其他困難是政治方面的。例如，在安史之亂時期，為了確保安全，大量政府收入曾放入皇帝個人金庫，而不是放在國庫內；這種辦法到戰爭結束以後還在沿用。但是，皇帝庫藏（內庫）的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權卻落到了皇帝私人僕從宦官的手裡。[33]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財政專家們不可能從根本上放手完全管理帝國的經濟事務。他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冒著被他們的政敵指控為腐化的危險而與宦官合作。受經濟犯罪——例如貪污盜竊、納賄招權、高利盤剝，甚至違反節約法令而鋪張浪費——的牽連而招致的聲名狼藉，在唐代是十分嚴重的。因此，財政官員特別容易受到絕大多數朝臣的攻擊，因為後者對財政官員和對宦官的興起都感到震驚。 政治人物 756年楊國忠死後直到元載（777年死）於762年拜相以前，朝廷沒有出現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像安史之亂以前數十年中的許多顯赫人物那樣，元載並非出身於名門。他原本姓景，後來改用北魏（拓跋）皇室之姓氏——元——以表示寵異，同時也更易為社會所接受。元載進入仕途的經歷也非比尋常：他最初是在唐玄宗時代考上了道教經典的特科考試。由於舊政體下資深的政治人物都在安史之亂中垮了台，像元載這樣的青年人自然有了迅速晉升的機會。他在8世紀60年代初年的轉運使任上有突出的表現，而且又由於他和李輔國的關係而受到代宗的注意。為了加強他當了宰相後的地位，元載娶了王縉（700—781年）之姐妹為妻，王縉不僅富有，而且系出望族；元載後來把他引為同事。 儘管元載的野心很暴露，但他給了皇帝很深刻的印象。他有敏於斷事的個性和善於利用別人能力的稟賦。他曾庇護優秀的財政官員第五琦（約710—780年）和劉晏（715？—780年），在代宗面前推崇他們的新辦法，而且可以肯定地說，他曾經就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權限問題進行調解。元載還以新的眼光來看待西北的防務問題。在經過吐蕃人屢次攻擊之後，他在773年提出建議說：每歲盛夏之時，吐蕃人逐牧青海，去塞甚遠，中國應奪取城垣堅固的原州城，因為這裡是陝西西部極易防守的前沿陣地，也是敵軍經過群山入侵路上的要衝。他這個大膽的計劃確有獨到之處，但被那時的將軍們所否決，他們說它是空想軍人的紙上談兵之策。元載的另一個建議是把京城從長安東遷到河中（今山西南部），因為在這裡更易防守吐蕃人，而且對通過汴渠的漕運更加方便，但又不像傳統的陪都洛陽那樣地暴露。雖然這兩條建議都未被採納，但是它們說明元載有分析能力，比一般官僚更有眼光。這種說法當然不可能核實，因為元載只有少許著作尚存留於世，但是他的計劃的要點卻在8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被人重新提出，可見他是一位有遠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 與此同時，元載也想建立一個同李林甫和楊國忠一樣的強人政制。他死後被人指責為大刮裙帶風，貪得無厭，肆意收賄，嫉才妒能，特別是妒忌在他上位的少數元老政治家。這些指控當然也並非全無道理。一個典型的手法是他在766年請求代宗批准，讓他的官署審查包括御史台在內的百官給皇帝所上的奏疏。他的意圖自然是在於截留對他本人和對他的政策的批評意見；他也果然得逞於一時。[34] 可惜的是，我們對於元載的政治反對派的情況所知不多，只知道反對派確實存在，而且隨著他使用權力日益暴虐，它也在不斷地發展。元載770年安排謀害了宦官魚朝恩以後，他顯然還想發揮更大的作用，致使代宗也開始對他有些冷淡。可是，多少年來皇帝一直不想公開地採取行動反對他。元載的最後倒台是一樁突然發生的大陰謀所引起的後果，其直接導火線尚不清楚。777年初期，代宗秘密詔令他掌禁軍的外甥逮捕元載，草草審理後即判處死刑。他的屍體被肢裂，他的富麗的宅第被摧毀，他的家室被屠戮，幾個月之後連他的家廟也被夷為平地。這樣極盡醜詆之能事，甚至最後要完全清除元載的個人影響，這最好不過地證明了他在仕途上激起過人們多麼大的反感。對於元載的至親好友們，皇帝只留下了他年邁的妻兄王縉；不久王縉也在貶謫中死去。 毋庸置疑，元載的權勢遠不如唐玄宗時代那些權傾一時的宰相們大。和玄宗的宰相們不一樣，元載受制於我們上面講過的那些新興勢力——即宦官和財政專家，而且在他最炙手可熱的時候，他也沒有個人掌握過兵權。最重要的是，他雖然位列朝班之上，但他那時的朝廷的實際權力已大不如前，這是外重內輕的形勢和長安普遍缺乏自信的情況所決定了的。[35] 對於這種尷尬處境，代宗本人也有他自己的部分責任。他從來不是一位能鼓舞軍隊士氣的領袖人物，而且作為皇帝他從來沒有表現出從容不迫的風度，讓他的動搖的朝臣們信服他的力量，或者讓他們相信他對未來充滿希望。相反的，所有他的戰時經驗都教育他，他可以毫無理由地懷疑他的支持者；我們已經看到，朝廷是怎樣在對付僕固懷恩事件後倖存下來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那時轉向了元載，並且給他以自由專決之權達15年之久，但這似乎又是一種保守思想作祟所致，看來他不願意放棄他祖父的那種政治統治方式。他受盡了宦官和財政專家的苦頭，看來這也是他兩面下注的結果；他不是像他兒子那樣自覺地和果斷地把他們作為治理國家的權力工具來使用。 另一方面，很可能代宗也和先前的玄宗那樣，把他真正的興趣從政治移向了宗教。他深受不空和尚（阿目佉跋折羅，705—774年）的影響；不空是中國密宗三位高僧中的魯殿靈光，他在8世紀60年代已是一位佛教密宗的著名學者和譯者。代宗遵循玄宗和肅宗的榜樣，從不空和尚那裡受了灌頂戒：這是密宗傳授其神秘思想和智慧的方法，它表示已收錄皇帝為不空的弟子。為了回報代宗的虔敬，不空經常代表皇室和國家作法事，替他禱告上蒼。不空為代宗所作的努力中包括翻譯與政治有關的經文（如《仁王經》）和祈願消災除難等等。甚至僕固懷恩攻打京師的失敗也要歸功於不空，因為這位和尚曾為免除外患作過祈禱。這種巧合甚至使得代宗更加相信不空教義的價值。另外，宰相王縉和宦官魚朝恩都是他們各自集團中最大的佛教施主，他們和元載一樣大大鼓舞了代宗的宗教信仰。建寺廟和作法事所花的錢和所表現的熱情都達到了新的高度。佛教教務與唐朝政府之間空前緊密地結合了起來。[36] 當然不用說，代宗的精神生活一直受到了世俗衛道士們的批評。元載死去和他的親佛教的內閣完結以後，更傳統的儒家政治家們在朝政中變得重要起來。常袞（729—783年）在777年被任命為宰相；此人是進士出身，他在8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經歷了一系列重要職務——即為皇帝知制誥——而從官僚中脫穎出來。他享有為官清正的聲譽，並且著手糾正了元載的某些最嚴重的弊病，特別是官員俸祿混亂的現象。但他也書生氣十足，而且好與人爭論；他經常在朝廷中當眾與他的同僚崔祐甫（721—780年）爭論。崔祐甫出身於世家大族。他之被人懷念，主要是因為他曾經以改進吏治的名義讓他的許多親朋故舊當官。這兩位大臣常常在皇帝面前就禮貌和儀式問題爭吵不休，但代宗顯然對這些問題不感興趣。儘管在777年和779年之間朝廷頗有些改革氣象，但很清楚，沒有皇帝的積極參與和支持，僅靠儒家的思想情操是完全不足以取得政治上的根本改變的。 唐德宗的改革企圖（779—781年） 正當37歲盛年的德宗779年夏天即皇帝位，這時長安擁有明顯的改革氣氛。他執掌政權的時候，堅定地想扭轉他父親在位17年中一直走下坡路的頹勢。他在幾個月時間內就發了十幾道詔旨，[37]要求中央政務中實行節約，並且限制高級官員的奢侈浪費。他廢了酒稅。他宣布不再接受地方長官於正常稅收之外的「進俸」和「貢獻」。[38]德宗打擊了宦官的不順從態度。他又下令停止政府繼續贊助度俗人為僧尼，不許政府參與建造寺廟，而這些都是他父親時代造成嚴重貪污的陋習。他任命他自己的親信為宰相，其中最突出的是知名的財政官員楊炎（727—781年）。作為他普遍改組人事制度的一部分，德宗迫使宿將和重臣郭子儀退休；因為郭子儀這時雖已屆耄耋之年，卻仍然領有北方和北方邊境的許多防禦使職務。這是代宗遲遲未下決心而德宗斷然行之的事：他給郭子儀頒賞了很多榮銜，但把他的實職分給了他的幾個部屬。雖然郭子儀從無絲毫不忠於唐室的表示，但他功望太重，又是舊政策的過於明顯的象徵，所以不能讓他繼續在第一線供職。郭子儀的退休是德宗審慎政策的一部分，他打算去掉或安撫官僚政體和高級軍界內部的一切不安之源。[39]上面這樣一些改革是德宗想刷新政制的最初步驟，其目的不外乎是要恢復唐王朝中央政府的主動性、權威和力量。 這時期最重要的改革是楊炎於780年對稅收和財政會計制度開始實施的行政合理化政策，這就是所謂的「兩稅法」。[40]這個名詞有些使人誤解的地方，因為按照農業季節一年收兩次稅，這只是幾種簡化手續方面的一種特點。首先，兩稅法取代了舊的租庸調製的人頭稅以及唐朝前半葉所累積起來的各有專門名目的附加稅。這一改革廢除了用丁作為計稅的基礎，而代之以一種更有效和更公平的以財產和耕地計征的方法。各州鎮在稅收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在過去一定時期內已成了既成事實，現在這種作用得到了承認，即分配給它的各自不同的稅額，以代替那種笨拙的統一稅率的征課辦法。在這同時，中央政府的正式財務官署也恢復了生機。宦官對宮廷金庫的管理權已被暫時剝奪，而國家收入則由政府的金庫接收。兩稅法的改革馬上取得了實際的成功。780年僅新制度所收的稅就多於前一年的一切財源。 所有這些措施都前景樂觀，但它們僅僅是開了個頭。要使中央政府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適應安史之亂後大異往昔的形勢，這是一個長時期積壓下來的任務，所以它絕非僅靠一紙命令就能奏效。德宗的大臣——策士們——特別是楊炎——的政治衝擊力在有些方面又過於強大。楊炎無疑具有理財方面的天才，但這個人的脾性不適宜做宰相。他沒有和解的氣質，而是好吵架，愛打擊報復，甚至對不同意他的人心懷惡意。他對自己的缺點毫無自知之明。他由於大發脾氣而弄垮了政府幾項方案，又因干預地方藩鎮上的扯皮而把事情弄得一團糟。[41]跟他爭吵得不可開交的是一位宿怨死敵，即原鹽鐵使劉晏。他們的爭吵起於777年，那時劉晏在調查楊炎的老恩主元載問題的小組中工作，結果楊炎被流放。780年初期德宗罷了劉晏的官，楊炎這時認為時機已到。楊炎不滿足於僅僅用他的新法兩稅法來取代劉晏的財政政策，他還直接攻擊劉晏的要害，放逐了他，最後並迫害他致死。後來楊炎竟愚蠢到把嚴厲地處死他的私敵的責任推給皇帝。這一犯大不敬罪的行為使他在781年年中受降級處分。這一回輪到楊炎受新宰相盧杞的猛烈攻擊了，他也被放逐和致死。這場政治紛亂是企圖與民更始的代價之一。德宗的強有力的個性和希望革新的心情使他急於求成，從而給為他效忠的人們以巨大的壓力。不久事實就表明，他沒有贏得足夠的時間使內政改革趨於成熟，便著手去解決自治的東北地區的問題了。 與河北諸鎮的戰爭（781—786年） 河北諸節度使利用安祿山之亂平定以後的喘息時間來加強他們的統治，甚至進一步擴大他們的軍隊。關於他們怎樣做到這一點的細節不需要我們在這裡贅述，[42]但很重要的一點是，原先屬於中央政府的許多特權，例如徵收賦稅等等特權，後來都由自治的藩鎮徵收，而不問長安的反應會怎樣。到780年已經建立的這種政權不僅河北本部有，而且在山東半島的平盧諸重要大藩鎮也有，漢水下游的襄陽和今河南南部、淮河上游的淮西地方也有。藩鎮之間互相也偶爾有些摩擦，特別是在交界地方有衝突，但他們大多數認識到自己的戰略利益是互相支援，結成鬆散的聯盟，以便對抗唐王朝中央政府。他們大家都一致贊同的要害問題就是，節度使的繼承權利要由他們自己決定；自然，這種思想是要保證他們能夠世代相傳；他們甚至寧願在內部爭位，也不要朝廷的干預。藩鎮讓長安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它們在地方上推舉節度使候選人，然後由長安照例批准。 如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代宗時代的中央政府還不能強行解決與河北的爭端問題。它充其量只能採取守勢，例如它曾阻止魏博節度使在775—776年肆意擴大地盤的行為。反之，德宗的內政改革則標誌著朝廷將採取有所作為的新姿態。781年年中，皇帝否決了新近病故的成德節度使的兒子想繼承父位的要求。成德、魏博和平盧三鎮認為這是對它們自治的明顯的挑戰，所以它們開始進行敵對行動，而且馬上得到襄陽節度使的支持。 從朝廷的觀點來看，後來的5年時間就是一場噩夢，因為一個接一個的軍事危機威脅著要推翻它。[43]雖然朝廷軍隊的力量已有所增長，但不足以應付全帝國範圍內用兵的需要。中央政府仍然需要依靠效忠的地方節度使的兵力支援，這種情況和安祿山之亂時並無二致，而且現時它所面臨的協調與供應的同樣巨大困難，仍然必須加以克服。正像朝廷所說，平定叛亂的最初勝利是靠幽州節度使的幫助取得的，因為後者的軍隊在北線對分裂分子施加了壓力。自封的成德節度使在781年被他自己的一個軍官刺殺，這又是一個有希望的跡象。但是，唐德宗決定不按這兩個忠君者的意願來酬答他們的功勞，所以他們也終於宣告反叛朝廷。南方在782年也出現了類似情況，當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受朝廷命令征服了他的襄陽鄰居，但數月之後他反而投降了敵人。李希烈襲擊汴渠，切斷了從長江下游運往京師的漕糧主要運輸道路。這個經濟打擊實在厲害，以致朝廷不得不採取激烈的措施，由宰相盧杞等人提議在內地諸州鎮籌款，特別是在長安內外籌款。由於這裡主要不是農業地區，大多數城市居民得擔負意外的巨額軍費。政府實行了以房屋大小計征的新稅，徵收過重的買賣稅，強迫向商人「借款」，並且實施各種商品稅：所有這一切便引起了城市的很大困難和人民中間的不滿，使政府窮於應付。[44] 到了這個時候，鬧分裂的節度使們紛紛自立為王，但是最嚴重的威脅是783年年中朱泚（742—784年）創建的一個新朝廷。朱泚曾經統率過西北的唐王朝駐防軍，但是因為他的弟弟朱滔已經叛唐，朱泚因此被解除兵權而羈留在長安。783年，他的舊部被召往東部馳援戰爭，但是士兵們中途譁變，因為他們在京城得知朝廷所給軍糧不足以果腹。這時，朱泚從退休中出來領導了他們。他找到了城中的老百姓來支持他的叛亂。結果德宗在長安無可守的陣地，於是出幸西北小城奉天，因此他成了唐代中葉第三位蒙塵的皇帝。朝廷在窘境中的一線希望是吐蕃人因783年締訂的停戰協定而暫時保持了中立。 因此，從某些方面看，這時的事態遠比肅宗當年西幸靈武時更令人泄氣。只有幾個官員陪著德宗逃命。他現在求教於其中的一個官員，即陸贄（754—805年）。他不是一位高級大臣，而只是一位年輕的翰林學士。可是，陸贄是一位異常能幹的人，而且他作為皇帝的主要顧問，很快就有效地指導著政府的工作。他在分析政治和財政問題時表現了非凡的才幹，還在起草國家的文件時表現了極大的耐性。就是這個陸贄，他勸告德宗放棄控制全帝國的方針，而主張大赦河北諸節度使。他說，政府這樣做就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力量打垮朱泚這個巨惡元兇；然後王朝的軍隊就可以掃淨其餘的叛亂者。這些建議都寫進了陸贄所起草和德宗於784年予以頒布的大赦詔令中；這道大赦令事實上便成了最後解決戰爭的基礎。 可是，麻煩事並未就此結束，因為負責唐王朝河中軍隊的李懷光妒忌德宗對李晟（727—793年）的關懷。李晟是一位很傑出的將軍，曾於783年後期掌過禁軍，並即將成為唐王朝將領中最堅定的支持者。李晟和李懷光都解救了皇帝在奉天被叛軍攻擊的直接危險，但李懷光的心懷叵測已一目了然，朝廷不得不再一次遷往與四川接壤的梁州，以便萬一李懷光為所欲為時可以預防他可能進行的加害。此後不久他果然叛變，但由於事前已採取戒備措施，李晟能夠對他發動猛烈的攻擊。僅幾個月工夫，李晟既打敗了李懷光，又打敗了朱泚；這兩次勝利使得皇帝在784年年中能夠回到京城。節度使們內訌起來，叛亂運動陷於瓦解局面，但直到786年被徹底打敗才導致戰爭完全平息。 8世紀80年代的叛亂事實上是安祿山十年以前發動的分裂運動的終局階段。叛亂的開始階段與結束階段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它們都起於長安的政治壓力；政府的兵力和資源不足使戰鬥曠日持久；官軍的叛服無常使得戰局決定地惡化；最後，戰鬥都不是勝利結束，而是通過妥協不了了之。但8世紀80年代的階段也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即20年的和平間歇期使得這些分裂割據勢力有可能比安祿山原來在極東北部占有更大得多的地盤來鞏固和加強他們的勢力。另外也很清楚，這些獨立的藩鎮對當地居民的控制也比8世紀60年代更嚴緊，因為在60年代還有若干忠於唐王朝的被圍孤立點散見於河北諸地。可以想像，在這間歇時期內新領導階層已經多多少少地同原來的地方精英集團聯了姻，同時，住在此地的漢族居民與北方邊境非漢族居民的同化過程很可能也仍在繼續之中。很可惜，關於這些獨立諸鎮的現存材料是很少的，恐怕只有星星點點的例外，學者們又還沒有對現有的殘編斷簡做艱苦的連綴工作，所以我們對那個地區的社會史的論述只能是相當粗淺的。[45]另外一點也十分清楚，8世紀80年代藩鎮與唐王朝之對抗是贏得老百姓的充分尊重的，所以它們能夠令人敬佩地把這場長期的鬥爭堅持下去。 我們已經看到，安祿山的將軍們在他的笨拙的指揮體制中是怎樣陷入混亂和發展成為尖銳的對立的。但是反觀8世紀80年代，河北自己稱王稱帝的諸鎮無不在自己的占領區內自建軍隊，自立法統。雖然這種新情況尚未能使叛亂者易於採取大規模的聯合軍事行動，但卻也防止了8世紀80年代的叛亂運動因內部糾紛而瓦解，至少在戰爭的後期以前沒有陷於瓦解。而且即使在叛亂運動最後消滅的時候，有幾個鎮仍未遭多少損害而能倖存下來。另一方面，除非中央政府能撲滅叛亂並且把舊帝國的那個廣大地區再度統一到長安的統治中來，否則，唐王朝不能被認為已取得勝利。 如果說安祿山的叛亂是由於背信棄義，那麼，8世紀80年代帝國的失敗則更像是出於無能。這就是史書上為什麼把河北諸鎮之亂描述為在8世紀中葉的大災難和唐憲宗在9世紀初年致力於中央集權化運動時期重振唐帝國榮譽之間的一個屈辱的插曲。不管怎麼說，德宗在確有把握地贏得戰爭以前卻挑起了衝突，這顯然是他的一個嚴重錯誤。他沒有能夠解決早在8世紀50年代後期就已很清楚的一系列基本戰略問題，例如，東北叛亂分子之所以有力是因為他們憑藉供應和指揮調動的較短內線來作戰，而中央政府則靠長安和東南之間的漫長而易受攻擊的生命線作戰。很顯然，對當時在南方爆發的淮西的敵對行動完全沒有給予考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旦唐德宗放棄了他的討伐運動將軍的身份而接受了帝國統治權分裂的事實（不管接受這一事實是多麼痛苦），他能非常熟練地從一個高度複雜的、分權的政治局面中掌握好分寸，從而為自己撈取最大限度的好處。 內廷的發展，786—805年 甚至在8世紀80年代戰爭的最嚴峻階段，即在車駕出幸奉天之前，唐朝廷已經被政治紛爭弄得四分五裂了，盧杞及其同夥的財政措施非常不得人心，而他們對付政敵所使用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也引起人們對他們的強烈不滿；這些問題都在正史和官方文獻中有所反映。[46]幾十名官員鼓起勇氣揭發他們，盧杞終於在奉天被撤職。德宗被迫要找一個能馬上解決其燃眉之急的問題的人，而不問其人的官階和年歲如何。如上所述，他召見年輕的翰林學士陸贄來指導他的流亡政府的事務和整理混亂的財政。宰相們和正式的官署都屈居陸贄的影響之下。 同樣地，唐朝的政府軍在戰爭中的表現也確實不好。這支軍隊不但遠遠沒有在唐王朝最悲慘的日子中支撐危局，反而內部出了很多叛逆。雖然也出現了幾個優秀的將領，但忠君部隊的整個記錄卻無任何可誇耀之處。783年後期朝廷受長安居民暴動的威脅，這時到了最悲慘的時刻。德宗絕望地把在京的神策軍召來馳援，但事實上神策軍的許多官兵都早已在戰爭中被殺，當時統率神策軍的官僚卻以商人和店員充數來填滿名額，這些人一見到真正的警報便四散逃匿。緊急集合在德宗身邊的唯一部隊只是由兩名宦官——竇文場（約801年死）和霍仙鳴（798年死）率領的一小股軍隊。雖然德宗最後被大部隊援救脫了危險，但他仍對兩名宦官感激萬分，甚至像他父親在764年對魚朝恩的賞賜一樣在786年對他們大加恩賞，讓他們分別監管新成立的左、右廂神策軍。[47]可是，這時宦官在神策軍中的影響就永遠延續下去了。 陸贄的任命和兩名宦官的身負重任，標誌著8世紀後期開始了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發展——所謂內廷的勢力的增長（當然，外廷是正式的文武職官體系）。翰林學士和宦官不僅名義上准許接近各種禁內機關，他們還緊緊地同皇權的行使掛上了鉤。至少在最初時刻，內廷被皇帝本人所直接和緊緊地掌握著，他把內廷作為他的私人所屬官制。內廷不論在平時或在戰時都有用。它是一個使用方便的機制，在制定和執行皇帝的政策時，通過它便能繞過日常官僚程序上的拖沓之病，同時，它也是獲得秘密情報和謀劃的來源。 我們也必須毫不遲疑地承認，內廷並不是一個有共同利害關係和緊密結合的集團。在許多方面，宦官和翰林學士的世界觀和社會威望都截然相反。他們在內廷彼此爭權奪勢倒反而是很自然的現象。人們也可以不時地討論，分清內廷和外廷有什麼用處。特別是翰林學士，他們對外廷的官僚集團有政治和感情上的瓜葛。宦官雖然是個遺世獨立的階層，但也從陰暗中脫穎而出，使外廷能感到他們的存在。另外在整個晚唐的歷史時期，內廷所起的影響不是經常性的，也不一定是持續擴大的。有的皇帝，例如德宗和9世紀中期的宣宗，便廣泛使用翰林學士，而其他皇帝卻不是這樣。總的說來，隨著時間的流逝宦官的勢力越來越強大，但是他們的政治勢力是在以下兩個不同的時期達到了真正的高峰：一為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一為9世紀的最後25年。我們將要在下面對此詳加申論。 可是，儘管有了上面那些保留條件，但在分析晚唐宮廷政治的時候，內廷仍然是個很有用的概念。第一，正式的和常規的官僚們視皇帝的私人秘書和宦官為異己團體，他們在宰相大臣同皇帝之間插上了一槓子，因此認為他們嚴重地威脅著自己的權勢。第二，又是相反的，從各種情況可以得知，德宗和憲宗（805—820年在位）在很多時候和很多方面都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級官員。從皇帝的眼光看，內廷里的這兩部分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好處，即可以信得過。最後，晚唐內廷的發展是一個例子，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制度史中皇權這一級反覆出現的現象，即皇帝個人要設立一套班子，以推進政府的工作。過了一個時期，這些班子僵化後被併入職官體制之中，另外又被代之以更新的辦事班子。唐代中央政府的三省的演化基本上便反映了這種過程，[48]從明清兩代的內閣和軍機處也可看到這個過程。 正如我們所料，晚唐的內廷從一開始也引起了爭論。德宗時代，特別是朝臣們對宦官的強烈仇恨在某種程度上竟然轉到了皇帝本人身上；這個題目被後世歷史學家所利用，並且大大地加以誇大。因為德宗准許內廷在朝廷政治中占有一個位置，所以他始終未被人原諒。 毫不奇怪，從個人偏見出發的對德宗的許多批評已經使人產生誤解。傳統的史籍把他描繪成一個暴君——剛愎自用，言行不檢，文過飾非和貪得無厭；[49]但這又與同樣廣為流傳的關於他為人既輕信又柔弱的說法不符。也有人說他在8世紀90年代表現出對事情無動於衷，因為他准許宦官們和鬧分裂的節度使們可以自行其是（又是誇張的說法），這又與關於他在779年和781年之間勵精圖治（他為此曾備受讚揚）的記載大有出入。我的意見則反乎此種論點，認為德宗的政策和行為事實上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內在連貫性。首先，他志在振興中央政府的權力，這在他身上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把這樣的宏圖大志和古代某些「中興」皇帝的任務來做一個正常的比較，那麼，他自視甚高的這種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會使滿朝文武、言官們等等一切人都相形見絀。確實，德宗在戰爭中壯志未酬的抑鬱心情使他更加倚仗自己的才智，給人一個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印象。但是，這是因為他的主要關心是要儘量保留中央政府所剩下的權力。這個任務很不輕鬆，需要他跟各藩鎮作些必要的妥協。雖然他在長安朝廷內仍要堅持他的權力，按他認為是適當的方式指導中央政府的事務。大約在786年和794年之間，他給政府機構幾次機會，以證明它們對他是有用處的。我們下面將要論述其事跡的四位傑出的宰相提供了幾個個例研究，它們足以證明皇帝認為官僚階層不能適應他的目標的需要。應該記住，德宗對外廷希望的最後破滅和內廷權力的迅速增加都發生在德宗在位的最後10年間。 官僚集團的失勢（786—794年） 戰後的第一任宰相是崔造（737—787年），他是博陵名門崔氏的成員。這個家族因與最高水準的傳統中國文化有聯繫而著名，而崔造本人在安祿山之亂時期就以論證政府理想的哲學理論聞名於世。由於後來與劉晏有牽扯，他在楊炎的報復行動中被打了下去，從而在江南的信州流放了幾年。在8世紀80年代的戰爭中，他舉兵約2000人勤王，因此受到皇帝的注意而被召回朝廷。不久他即比其他年長資深的同僚優先被擢升為宰相。因為正如史書所說，德宗把他的理想主義的直言當做能經緯政府事務的才能。 崔造與幾位同心同德的同僚企圖把中央職官的權力重新確立並加強起來，這事約進行了一年之久。[50]崔造羈留在東南的時期，曾耳聞目睹諸財務使濫用權力和貪污腐化的放縱行為。他勸告皇帝統統罷掉前30年所設的一切特置專使，把他們的全部權力收回給長安的正式官署戶部。屬地方一級的諸使節的職能則收歸觀察使（這種「使」是他願意保留的）和刺史。地方官獲准擁有按地方需要來分配資金的相當大的自由。按照他的保守觀點，崔造是想抑制財務專家及其政治追隨者日益擴張的權力。 崔造最重要的建議涉及首都宰輔們的行政責任的實質。要理解這一點，得做點背景介紹才行。唐朝初年，太宗曾設置一個非正式的顧問集團，其成員稱為宰相，通常由中央政府三個省——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的首長組成。宰相們的集體也稱政事堂，其名取自門下省內一個用來每日相聚和討論重要國務的廳堂。在這個時候，宰相的職位本身並不是一個具有許多行政職責的正式職事官。每一個宰相都是抽調到這一職位上來的，所以應在每天下午履行自己法定的實質性責任。對未擔任三省中最高職務的那些官員的任命，明文規定使用「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這樣他們就有了出席有其他宰相或皇帝參加的會議的特權。宰相的人數時在變換，但很少超過五人或六人。 723年，即唐玄宗在位的初年，傑出的官員張說（667—730年）已注意到宰相集體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長。他建議，他們的官署應作為政府的正式機構自行組成，並有自己單獨的預算和鈐印；這建議被接受了。宰相們的官署被稱為「中書門下」，其名取自中書省和門下省這兩個機構，因為這時尚書省的高級官員們已不再是當然的宰相。這個曾經是非正式的顧問集體現在有了更加適應它的權力的地位。可是，宰相們仍不負有直接的行政責任。政府的執行機構，即其職能疊床架屋和混亂不堪的尚書省六部和九寺，現在正式從宰相權限之內劃出。但如果正式任命的宰相恰好要擔任行政職責時則不在此限。另外，安祿山之亂以後，許多中央政府的官署名存實亡，因為它們的職能已轉給新的特定衙門。因此到了8世紀80年代，民政官署的負責大臣們在把政策付諸實施時遇到了巨大的組織上的困難。 崔造在786年的建議是要求所有行政權力都集中在宰相府署，而個別的宰相則各負具體的行政責任——例如鹽榷事務；半年收稅事務；軍事事務，公文事務和其他雜務。我們對他的方案的細節知之甚少，但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想把723年設置以幫助中書門下的成員的堂後房和正式行政部門中的相應部分合併起來。可以設想，整個中央政府也實行過某些合理化措施。這個建議是實行有計劃的結構變革的一項最重要的活動，也與中國政府前兩個世紀中所特有的那種互不統屬的機構緩慢增長的趨勢形成鮮明的對比。如果政策的制定和行政工作能像崔造所建議的那樣重新配合起來，正式的官僚體系就能恢復充分的權力來指導日常事務，並由此恢復集體的自信心，以博得皇帝的尊重。 這次改革沒有取得成功，它有如下幾個原因。第一，它是一個複雜的改組工作，要大刀闊斧地動一動人事關係。這當然要激起許多渴望抓住既得利益不放的官僚的嫉恨。其次，德宗是否有支持這個方案的誠意也值得懷疑，因為如果真要把這方案實施到獲得它邏輯上的結局，它會大大地改變政府結構的形式。人們常對晚唐諸帝之愧對列祖列宗的濃厚意識感到震驚。他們特別不願意做任何哪怕是些許被認為是不符合過去成法規定的事情。只要可能，他們一定不損害政府的傳統。例如，利用「使」這種官職便是補充由來已久的政府結構而又不正式改變它的一個很巧妙的變通辦法。從這種意義上說來，崔造的建議是太激進了。在緊接著8世紀80年代戰爭以後的動盪不定的時期中，大刀闊斧的改革看來的確是很危險的。[51] 崔造方案失敗的最後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長江下游財政界中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們的反對。為首的反對者為韓滉（723—787年），他是長江三角洲的強有力的浙西節度使，原居鹽鐵使之職。他有長期向京師供應漕糧的經驗。他是德宗不敢疏遠的人，特別是由於他在當時一次戰爭中的忠誠。786年秋天中國東南部獲得了大豐收，韓滉的政治機運來了。他討厭人們對他的行動有任何干涉，他當然想藉此機會來攻擊崔造的加強中央官僚體制的政策。韓滉不久和元琇發生衝突。後者是崔造的心腹同事，已內定為新制度下判諸道鹽榷的宰相。崔造的體制迅速瓦解，因為德宗認為它有某些政治弊端。不到幾個月崔造就解除了宰相職務。元琇被充軍，786年崔造的改革被廢除。 德宗已有很多謀士，但他接著又去找受人尊敬的原宰相李泌（722—789年）。李泌或許是晚唐高官中一位使人矚目和最不落俗套的人物。他在文學上是個神童，7歲時唐玄宗曾面試他作博學的賦的能力。後來他多年隱居山中修道和求長生。他的政治生涯頗富傳奇性。當肅宗當太子的時候李泌被召入朝為翰林學士和顧問，他立即以詩見迕於楊國忠和安祿山兩個人。由於這樣有失檢點，他又被放歸田裡。肅宗後來在靈武召見他求助時，他就更加小心謹慎了，但是如上所述，他只暫時做了戰時宰相。後來他又一次退隱，因為他畏懼有權勢的宦官李輔國。後來，代宗第二次把他弄進翰林院，但他與元載相牴牾，並且被降級使用。 儘管有強烈的理性主義癖好，德宗在做太子時就已經在長安西郊李泌著名的道教靜修勝地做李泌的學生，因此新皇帝甚至比他的前輩更易受享有聖人盛譽的李泌的影響。附帶地說一下，德宗早年對道教和煉丹術的興趣終其身仍然是十分強烈的。事實上，道教的學問和原始科學，特別是求得它的長壽仙藥，都是皇室全家的業餘愛好，但這事卻是正史費盡心機加以掩飾或惋惜的。[52]沒有疑問，李泌的入世態度在許多方面都很像不空和尚，也是他那個時代的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李泌歷事四位皇帝而又備三朝顧問，能夸這種海口的政治家當然是少而又少的了。 李泌強烈地信奉道教，這就使人看不清他也是一位真正能幹和富有想像力的官員。從785年到787年，他做了京師以東陝州地區的觀察使，他在這裡開闢了三門峽周圍的道路，並且平定了一起戍軍叛亂。李泌當宰相的時候力促進一步加強汴渠的安全措施，包括新設置一個武寧鎮作為防備山東鬧獨立的平盧的第一道防線。他是與回紇突厥人重新結盟的主要負責人，這在下面的對外事務中將予以論述。他又是極力主張大建營田的人，想以此節約邊防軍的用費。這個思想在當時曾有廣泛的討論，但李泌巧妙地提出營田制是舊府兵制的產物，使這個新制度有了必要的歷史根據。 李泌還進一步致力於皇帝所迫切關心的財政問題。他在稅收上作了些技術調整便節省了大量的錢。由於甘肅被吐蕃人侵占，有4000多外國人——主要是波斯人和粟特人——流落在長安，他停發了國家對這些人的贍養費用；僅這一項就為政府每年節省了50萬緡的開支。他倡議推行給政府官吏增加薪俸的措施，因為20多年來官員們的薪俸都很微薄。可是，儘管李泌智慮甚周，但對財政形勢日益惡化的某些方面他卻無能為力。8世紀80年代之末正當通貨膨脹的戰時經濟之後開始通貨急劇緊縮的時期，唐帝國的財政面臨著嚴重的拮据和混亂。[53]但是正在這時，德宗越來越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政務的短期成敗上，而在出現困難的經濟問題時，他這樣做根本不對頭。例如，儘管李泌在787年曾勸說皇帝拒絕接受地方大臣的「貢獻」，他指出，這會隨之損害皇帝的威信，可是德宗在半年以後又偷偷地恢復了這個陋規。財政的急需迫使他接受這些貢品，但它們有時是要求特殊恩寵的赤裸裸的賄賂。德宗因此得了貪污和玩兩面派的壞名聲。[54] 德宗朝廷更主要的缺陷是它只依靠一個人，即只依靠李泌本人。很顯然李泌總是做一個單幹的哲學式顧問，從來沒有培植一大批政治黨羽。他也無法對別人施加自己獨特的政治影響。所以他的政策的連續性就受到了損害。戰後第三位重要的宰相竇參（733—792年）的宦途造成的麻煩，便是這方面最好的證明。李泌在臨終前的幾個月內請求德宗任命竇參為宰相以兼領財務，那時他已生病，不再能夠單獨履行他身上的重任了。史料上沒有交代清楚李泌和竇參之間有什麼關係（如果他們真有關係的話）。但重要的是，德宗只是很勉強地同意了李泌的請求，因為他心中已另有宰相人選，所以竇參久於相位的機會從一開始就是微乎其微的。何況李泌和竇參兩個人的作風又判然不同，這一點更加使竇參不大可能取代李泌的職位。竇參雖然也出身名門，但他是通過在法律界的一連串職位馳名於官場的，而且他又似乎從未獲得什麼文學上的漂亮頭銜，這種文學榮譽是同通往高級官職的體面而吸引人的途徑相聯繫的。他能夠爬到卿相高位，是因為他是一個精明剛狠的政治人物；他無疑曾在他的司法調查中搜集了許多關於宮廷政治的內幕消息。而且他也不是長安的一般官僚。他不止一次地向中國東南部那些有勢力的節度使們發起挑戰，因此，他被任命為宰相在那些藩鎮中間是會引起不安的。 竇參和德宗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相處了下來。竇參常常在宰相們同皇帝議完事後單獨留下來，以便同德宗談機要問題。[55]幾乎可以肯定，在積聚由皇帝本人控制下的稅收儲備的活動中他是皇帝的很默契的合作者。在他當政府首腦的三年任期內，關於其他方面我們所知者甚少，只是知道他是因什麼問題倒台的。竇參犯了一個大錯誤，那就是他公然把他的親朋故舊提為高官，而且他的生活也極度奢侈浪費。這使德宗多心起來，因為他肯定地記得，另一個貪得無厭的元載也是因了這種問題而引起他父親的疑慮的。竇參的敵人控告他結成了一個掠奪成性的朋黨，此後不久，他的幾個死黨就被卷進了賄賂案件和詆毀陸贄的陰謀案件中去。竇參被罷免了宰相職務，並在792年被貶謫。他在去南方的路上竟愚不可及地沿途接受地方大員的財貨，這種行為被德宗稱為煽惑滋事。只是由於不久之後做了宰相的陸贄費了好大的勁，才說服了皇帝不要玉石不分地將竇參的黨羽一概處死。[56]可是，竇參的命運是決定了的，他在長安的大批財產也在他死後被沒收，存進了皇帝私人的庫藏中。 竇參事件促使德宗比以往更加下定決心，要親自對政府進行控制。他的反應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在竇參執政時期，政治上的勾心鬥角使得有秩序的行政工作實際上無法進行。為了應付這個困難，唐帝國在792年再一次把財權分成兩片。但是這兩片的財政官衙首腦也繼續鬧對立，而且鬧得不可開交，致使事務不得不停了下來。與此同時，供應和通貨不足的問題迄未解決。華中的水旱之災、地方衛戍軍隊的幾次叛變和吐蕃人進攻西南邊境的壓力。這些問題都需要更多的錢來應付，還需要有妥善謀劃的恢復政策。 因此，對於任何想承擔政府職責的官員來說，這不是稱心如意的時代，甚至對有才能的陸贄來說也是如此。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作為德宗的一個年輕的私人親信，陸贄曾經出謀劃策，從政治上解決了公元8世紀80年代的戰爭。但是，在792年當他被任命為宰相的時候，他過去和皇帝那種親密無間的關係再也不足以使他能理順政務和重建他官場的良好的名聲。原因在於他從前的職位同現在做了宰相以後所負的新責任之間有了差別。 從7世紀開始以後的不多幾年起，翰林院就變成了一個兼容並包的掌握各種學術和實際才能專家的集團，以備皇帝對各種專門問題的諮詢。[57]在唐玄宗時代，翰林院（從前稱為翰林學士院）改變了它的性質，它摒棄了純技術人員，而寵愛有卓越文才的人。在這同時，翰林學士則參與了起草國家重要文件的工作。根據約定俗成的辦法，一般文件由中書舍人起草，或者由六部適當的秘書人選起草。但是從8世紀中葉起，翰林學士起草的東西就多了，其中有很多是皇帝的詔敕、高級官員的晉升令、對申訴的裁答，以及對外邦統治者的往來信件等等。翰林學士無定額，雖然通常在一個時期內平均約為6人。 在代宗和德宗時代，某些翰林學士開始成了皇帝在決策時的顧問。由於他們所處的地位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可以接觸機要政治情報和國家機密，當顧問是很自然的結果。有幾位翰林學士有時竟能與宰相的權勢相抗衡。例如，陸贄就被人稱為「內相」。在德宗的孫子憲宗（805—820年在位）時代，被選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類拔萃的人，可能有一個錦繡的仕宦前程在望。中年的翰林學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為宰相的最佳機會。 但是，在翰林院和最高層正式官僚之間雖然在階級和文化見解上有明顯的互相聯繫，但也有重要的差別。一位翰林學士只對皇帝一人負責，而宰相則公開地互相負責，也公開地對整個行政官僚階層負責，因為他們經常得代表這個階層的利益對抗皇帝的利益。對於任何要從翰林學士調為宰相，或從宰相轉成翰林學士的人來說，在禮儀和處事方式等問題上都要遇到許多困難。在翰林學士向皇帝進言的時候可以很坦誠，甚至可以直言不諱，或者反之，他可以採取古代的儒家王者之師那種充滿信心的態度和訓誡的口吻暢所欲言，因為這種活動方式是秘密進行的。相反的，宰相在朝堂直言無隱就會冒逆龍鱗的危險，使皇帝公開受到壓力，甚至使他處於遭受譏議的地位。 陸贄就是一位願為翰林學士而不能、或不願改變他的行為的一個例子。[58]作為宰相，他和在翰林院中長期工作時（779—791年）一樣地自恃和嚴格。他對皇帝的目光短淺的規勸可能有理有據，但他進言的方式方法卻不太策略。說到底，官僚眼中看到的皇帝的貪得無厭，對德宗來說卻是無可非議的。這種使對方感到困擾的言論，就一位隨和一些的宰相來說是可以避免的，但這時它卻使德宗和陸贄的值得回憶的友誼化為烏有。陸贄不肯改變他的習性，結果弄丟了官，並且隨之帶來了給官僚政制的權勢真正蒙上陰影的時期。 但是，陸贄的最不適於擔任宰相的方面恰恰表現在他與皇帝的關係上。他流傳至今的文集中包含許多奏疏，它們雖然常常是長篇大論，立論紛繁，卻都是討論他當時的基本問題的，又以議論的功力和精闢見長。其中最著名的是794年就財政問題上奏的關於兩稅法現狀的六條長疏。[59]陸贄在理論上是反對這個稅法的，認為它不是以健全的重農原則為基礎，但儘管如此，他也不想入非非地要求把它統統加以釐革。反之，他認為它是一個既成事實，只要求加以改進，因此提了許多具體建議來消滅稅收中的各種技術上的弊端。他還進一步地申論說，唐王朝當前經濟困難的真正原因是8世紀80年代的戰爭時期和戰爭以後政治形勢積弱，因此，不振興政治就不可能改進現狀。這當然是個很擔風險的意見，因為它直接反映了德宗的行事。直率地提出問題而又注意在事勢上有所克制，這二者的互相結合便是陸贄的特點。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雖然他生前在政治上沒有完全取得成功，但他的許多建議在下一個世紀卻被各種各樣的人物採擇施行，而且他的聲譽也在以後的朝代中有增無已。 陸贄感到自己在朝中很受限制。我們現就下面一例進行討論：在財政事務上他被迫承認792年的行政分工辦法，雖然這樣做會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後來不過幾個月之後判度支的位置忽然出了缺，德宗沒讓陸贄的門人李巽接管這個差使。儘管陸贄提出強烈抗議，皇帝卻任命了另一個人裴延齡（728—796年）來擔任。裴延齡年歲較大，是一個更有經驗的官吏；他也以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做過皇帝的助手，但是他的身份是集賢院的成員，而不是翰林學士。他們兩個人背景不同，自然要引起對立，但是無論如何，任命裴延齡任判度支一事證明了是對陸贄行動自由的真正限制，因為他阻遏了陸贄所想做的一切事情。裴延齡一心一意為德宗聚斂錢財，或者在賬面上搞鬼，或者公然籍沒平民百姓的錢財。他甚至敦促皇帝更廣泛地利用單獨的皇室內庫。不用說，裴延齡活著的時候就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最後在歷史的案犯類目內占有了一個大騙子的席位。因此，陸贄是處於惡性循環之中：他被令人絕望的財政形勢捆住了手腳，同時又因政治形勢而被剝奪了他所需要的全權；裴延齡的起用妨礙了他應用已有的權力來卓有成效地工作，而這種權力當時又是他要取得財政和政治成功的關鍵。陸贄的學識淵博而有些冗長的建議未能引起一個急於求得錢財而又憎惡百官的皇帝的同情。到了最後，陸贄攤了牌，他在一份冗長和逐條開列的長篇控告中攻擊了裴延齡。皇帝仍然願意留用裴延齡為宰相，而在795年，陸贄被貶逐到南荒之地。他倖免於處死，但是對這樣一位卓著勳勞的官員竟然考慮要處之以死，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德宗皇帝已對全體官員不抱任何幻想了。 德宗最後十年的統治（795—805年） 如上所述，在8世紀80年代的叛亂時期，德宗已發現，神策軍在官僚的管理下已變得衰敗。他的解決辦法是在786年命竇文場和霍仙鳴來監管神策軍的兩支軍隊。10年以後，即在796年，他採取了一個決定性的步驟，命令他們統監這兩支神策軍，冠之以護軍中尉稱號。[60]這在實際上意味著，竇文場和霍仙鳴把宦官的權力擴及全部禁軍的十支部隊，因為神策軍是禁軍中勢力最大的隊伍。他們控制了這樣機動和強大的部隊，而又密邇京師，這就成了宦官在後來100年中掌握實權的基礎。 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於不惜用一切手段確保神策軍的忠誠。因此，神策軍薪餉優厚，定期發給，所以它與許多遠征軍和邊防軍的苛刻服役條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且他們享有司法和財政上寬厚的豁免權，以致長安的富戶爭相賄賂宦官，使自己成為掛名的神策兵。因此，禁軍的全部數目劇增至數以萬計，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後，士兵們在不值勤時的紀律變得松松垮垮，少數幾支駐紮在遠離京城而不受其誘惑的精銳部隊則是例外。在8世紀的90年代，神策軍經常搶掠平民的財產。與此同時，在皇室當差的宦官又用所謂宮市制度來坑騙商人。這些肇事者受到保護而不會遭受報復，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詐勒索者也無不如此。所以幾百年來歷史學家都用這些事件來證明晚唐宦官欺壓人民，作惡多端。[61]有幾位當時的官員在朝中抗議此事，但他們或遭囚系，或被放逐。 宦官掌兵的新作用當然增加了他們的政治影響。譬如有的事情相當普遍：朝廷都是從原來的神策軍官中任命忠於它的方鎮的節度使。節度使為了得到這些官職或延長其任期，他們必須向宦官送報酬；甚至如果他們手頭無現款進行活動，他們可以給賄款計息。這些人被稱為差帥。另外，這時用宦官而不是用文官來做監軍，監察地方的文武大員。宦官現在實際上做了皇帝的政治耳目。795年當皇帝第一次給了一個宦官以一方關防時，他們的地位提高了。幾十年來，監軍制度在地方上招人厭恨，但是從這時起監軍也令人生畏。德宗還用宦官作為信使。一個宦官信使通常在宣讀詔敕之前能夠在他的目的地索取禮物，這辦法被稱為宣索。甚至還有幾件被嚴厲批評的事件，即宦官奉命全權去邊遠的南方執行軍事綏靖或民政任務。令人感興趣的是，高級宦官有時也想以家族形式延續他們個人的政治和經濟影響，辦法是把其他年輕的宦官撫為義子。這種做法日趨精巧，他可以包括娶妻，收養女，收顯要的軍人為子。791年朝廷正式批准了這種收養辦法，可能是為了限定每個宦官只能收養一個兒子，而不是為了鼓勵多收養，但是養子制度在那時已欲罷不能。這樣形成的家族也在朝廷政事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積極進取的現代學者們已經整理出了二三十個宦官家族。[62] 儘管有此種種緣由，整個唐代的官吏們仍然漸漸地被迫去學習怎樣同可鄙的宦官階級打交道。宦官不再是居於幕後的幽靈，而正在成為政治舞台上的正式演員。 那麼，德宗在位的最後10年間，正式的職官中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除了著名的制度史類書《通典》的編者杜佑（735—812年）以外，在795年和805年之間任命的宰相中，沒有一位宰相是像李泌或陸贄那樣的能人。可是，在進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在這個人們不太了解的時期官居政府高位的人以前，我們還很難做出持平之論。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的名聲受到不公正的輕視，因為他們心甘情願地完全屈從於皇帝。事實上，正是唐德宗本人自覺地置官僚們的情感於不顧，也正是他有意識地突出他自己的意志來決定宰相人選，才激怒了起居注作者和歷史學家，從而使整個這個時期變得暗淡無光。 德宗在他的最後10年中經常把自己關在斗室之內，長時期不接觸政府官員。可是我們知道他並未偷閒，因為人們批評他不識大體，只會關心政府里雞毛蒜皮的事。朝廷里的日常活動雜亂無章。皇帝臨朝和宰相上班的時間都不再遵守，雖然有若干證據表明，皇帝以及官員對這種過失都負有責任。很顯然，宦官們繼續占據皇宮內的關鍵職位，處理官員的文件和接受皇帝的口諭。他們占據著這樣的位置就使他們大約在795年以後能夠影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正常工作。[63] 但是，要說德宗是像歷史學家所指責的那樣放棄職責，完全聽從宦官，那也可能不對。首先，德宗在這整個時期一直是最高統治者。宦官們並沒有損害他，就是受他保護的那些人也沒有受過傷害，這與宦官們以越軌行動對待某些9世紀的皇帝是不大相同的。第二，外廷的受壓抑狀態使得宦官的實際作為在相形之下顯得更重要，而這種情況可能在歷史材料中誇大了他們的影響。最後，應該記住的是，德宗使用宦官是為了私人的目的，不需要求得官員們的同意。例如在財政上，德宗重新任用宦官做他私人宮廷金庫的保管人，從而被公認恢復了他們在德宗早年統治時期受到限制的權力。但是，這與他戰後的總方針是一致的，因為他想繞開拖拖拉拉的公事程序，能使他愛怎麼花錢就怎麼花錢。[64]特別是，宦官—僕役和德宗對待獨立方鎮的審慎政策（即貶之為姑息的政策）兩者的結合，就不公正地玷污了這位皇帝的聲譽。 重要的是要知道，雖然宦官地位在德宗時代的上升為他們後來的政治權力打下了基礎，但是，他們在8世紀90年代的收穫是在一個並非傻瓜的皇帝之手中取得的。相反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大膽地行動，不管這對於不能從德宗的行動中受益的官員們來說是怎樣地不舒服。德宗的確離開了朝政的老規矩，但是當唐帝國的均勢受到嚴重威脅時（例如在798—801年發生河南的兵變和暴亂時），他迅速地作出反應，並且果斷地恢復了秩序。沒有哪一個朝臣，也沒有哪一個宦官有足夠的勢力向他挑戰。 順宗時代一次未遂的政變（805年） 在進入9世紀前後的一個時期，一小撮不滿於政府的官吏開始聚集為太子——即未來的順宗皇帝——的扈從。他們經常討論社會和政治騷動、宦官所引起的暴行以及平民的痛苦，一句話，他們議論德宗政府，理想主義地談論如何使時局得到改進。據說順宗也親自參加了這種意見交換，他為唐帝國的擾攘狀態著急。這個集團的頭子和順宗是老相知，他是個下級官員，名叫王叔文（806年死），原籍今浙江的越州；他之所以能涉足長安是因為他善弈圍棋。王叔文巧妙地提醒他的庇護人不要過於任意發牢騷，因為這樣做總是會有被控為叛國的危險。[65]順宗雖然聽從了他的進言，但還是繼續在他自己的宮內著了迷似地傾聽王叔文對未來政府所擬的計劃，如說某某人將來應當宰相，又某某人應該是重要的將領，如此這般，不一而足。漸漸地王叔文結交了約十幾二十個人，有些人是純政治關係，有些人則多半是意識形態上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人是王伾，他和王叔文一樣也來自東南（杭州），雖然就我們所知，這兩個人並無親屬瓜葛。王伾貌醜陋，他不會說長安上層人物的官話，只能說他家鄉的吳語。王伾雖然只是一個抄寫員，而且在朝臣中是個笑柄人物，但他由於與順宗關係密切而在805年仍被任命為翰林學士。這個集團包括一個宦官，即太子的私人僕役李忠言以及幾名中級政府官員。而可能最有意思的是，還包括著名的文人柳宗元（773—819年）、劉禹錫（772—842年）和呂溫（約774—814年）等，這三人在當時都不過是三十來歲的不知名人物。另外有幾個人也被認為是這個集團的參與者，但它的核心是很小的。這些人以長安為基地，和外地州鎮沒有廣泛的聯繫。他們據說互相發誓保守秘密，至死不渝；同時集團內沒有一個政治上的頭面人物，使他們不大可能被發現和被打散。[66] 雖然東宮在唐代歷史上前此已成為搞陰謀的地方，後來也一再是這樣，但805年的事件比一般的皇室內部奪嫡的派系鬥爭要複雜得多。在德宗故去和順宗即位不久，王叔文集團把他們蓄謀已久的計劃付諸實施，企圖奪取唐朝政府的權力。可是由於順宗生病，他們要取得成功的前景從一開始就顯得不妙。他在804年有輕度中風，因聲音喑啞或幾乎喑啞而不能正常處理朝政。早在他即位的時候就有人擔心他是否適合做皇帝，只是因為幾位持強硬態度的翰林學士（可能是代表他兒子，即未來的憲宗的利益）的堅持，德宗老皇帝的遺詔才未被改變，才使順宗及其支系未被廢黜。但是，二王至少有幾個月實際上是利用了順宗皇帝的病殘，把他孤立在他的宮禁內。順宗只是由宦官李忠言和一個得寵的牛氏昭容侍候。他的命令和其他意見都由這兩個人傳達給王伾，而王伾竟以翰林學士身份享有隨意出入宮禁的自由；另一條聯絡渠道是王叔文，他也是一位翰林學士，但主要是負責監管國家財政。皇帝的指示從王叔文傳達給宰相韋執誼，然後再傳給這個集團其他占據要津的成員。這種安排使二王集團能為所欲為，因為它把其他朝臣一概排除在外，使之不能管理國家政務。於是馬上形成了公開批評這個統治集團就有危險的局面。少數幾個年長的宰相以辭職來抗議二王集團的高壓政策，他們的勇氣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可是重要的是，儘管二王集團獨斷專行，他們確實把他們的最初設想付諸實施，在他們最初當政的幾個月內熱烈地抨擊政府工作中的問題。他們嚴厲地禁止宦官犯欺詐罪，特別是廢除了誅求無厭的宮市制度。當地市民再也不受為五坊小兒為虎作倀者的欺壓了，因為這些人在耀武揚威地為御廚巧取豪奪雞鴨家禽的過程中總是欺壓店鋪老闆和欠賬不還。二王貶逐了因貪污而聲名狼藉的長安京兆尹：此人遭人痛恨，在離開長安時幾乎被人們用投擲的石頭打死。不正當的貢獻——包括長江下游鹽鐵使的「羨餘」饋贈在內——再一次被宣布為非法。事實上，約千名宮女和樂師被遣散出宮，或者送往尼庵，或者送回家中。德宗時代因政治違禁而被放逐的許多朝廷官員被大赦和召還京師；大批稅項也被減免。 可是，早在805年夏季，二王集團的政治地位就開始動搖了。它的成員們一度互相爭吵。例如，韋執誼越來越看不起王叔文，因為王叔文對他態度傲慢。順宗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新出現的二王集團的反對派要求順宗毫不遲延地立太子，以免二王的統治在另一位不勝任的皇帝下面沒完沒了。翰林學士鄭絪（752—829年）把一張紙條偷偷帶進宮內，他在這上面字跡潦草地要求立皇后的長子——即廣陵王——為太子。未來的憲宗是眾所周知的敵視二王集團的人，但他對他父親的榜樣是亦步亦趨，從不亮出他的意圖，也不讓被任命為師傅的那些耳目們所覺察。對二王集團的最後一擊來自朝廷以外。王叔文幾個月來一直想滲透並接管禁軍的指揮系統，要把宦官趕出他們新近抓到手的軍事陣地。可是，受宦官之賜而取得職位的邊防將軍們主動地反對這個計劃，而二王集團任命的總指揮又被奉天的神策軍主力部隊斷然拒絕。二王集團不能贏得軍隊的事勢一旦清楚，他們就什麼都完了。一個由多數宦官、某些翰林學士和幾個有勢力的藩鎮臨時結成的聯盟，順利地使順宗禪位於太子。[67]憲宗在805年陰曆八月即皇帝位，馬上罷了二王集團殘餘分子的官。王伾死於腦溢血，王叔文則於次年被處死。其餘直接有關的人則被放逐；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迄憲宗之世永遠竄逐在流放地，未獲赦罪而還。 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後的問題是非常難以作出解答的。有關這些事件的原始材料數量很少，問題成堆。[68]很明顯，許多材料都被故意毀棄，而幾乎每一件流傳下來的東西都有敵視二王集團的語氣，所以要分析他們的動機就只能憑猜測了。對這些問題歷來有兩種看法：多數文人歷史學者認為他們是小人，是專為自己打算的政治流氓；可是，另外一些作者則把他們看成是反對前朝虐政的改革家，說他們敢於除掉可惡的宦官。[69] 這兩方面的說法都有些道理。撇開對他們的道德評判不談，我們可以肯定，二王集團缺少權力。他們馬上動手抓的那些官署——翰林院、鹽鐵使署、度支衙門和宰相府署——很明顯地表明，他們確實懂得前此半個世紀所發生的政權結構的主要變化。他們也善於利用外廷的威望，儘量利用掛名人物以掩蔽他們的活動。例如，受人尊敬的杜佑便被委以鹽鐵使職務，而財政大權實際掌握在杜佑名義上的副手王叔文的手中。由於二王除了在太子底下僅有的秘密結合之外沒有其他權力基礎，所以必須承認，他們的聲勢只是隆盛一時。他們最大的失誤在於沒有經驗。他們沒有完全掌握翰林院，沒有利用宰相的職權去安撫朝中的真正有權勢的集團，同時也沒有贏得軍方對他們事業的充分支持——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禁軍的支持就足以使天平傾向自己方面，而阻止敵人再次獲得主動權。他們在財政上也有失檢點，即也有所謂的貪污腐化的行為。王伾因在職受賄而發了大財，據說為了防避盜賊，他居然命令他的妻妾睡在盛滿黃金和絲綢的大箱子上。即使可以認為這些針對個人的指控誇大失實，但這個集團很可能利用國家錢財與別人結盟，例如提升了幾個有權勢和鬧獨立的方鎮大員，同時對皇帝的諸弟和子孫們大量賜予采邑，從而使他們取得了名副其實的「實封」。政府職位只給予二王集團的支持者，很可能還出售，但是我們沒法說清楚這種做法涉及的面到底有多麼廣泛。 對於這一蓄意進行的改變中的改革成分，就更難以說出所以然了。[70]他們公開的所作所為沒有什麼說得上是激烈的改革；至於採取措施控制宦官、禁止未經批准的貢獻等等，這都在德宗初年已有先例。但是可能有人爭辯說，他們寧願先通過制度變革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沉浸在模糊不清的道德教化問題上。有人認為他們互相鼓勵，準備干一番大事業，並以伊尹、周公、管仲和諸葛亮相標榜，因為所有這些人物都被看成古代「積極實幹」的宰相。在唐代的知識界中，學者們常把這種態度和杜佑聯繫起來，因為杜佑在《通典》（801年）和其中已失傳的論文選集《理道要訣》（803年）中都強調指出，古代的價值應作為原則的本源使用，而不能把它作為當前社會的一成不變的模式。他主張政府應發揮一種積極的、干預者的作用，珍視法律的效用，並且認為一個健全的社會的基礎首先要在經濟上家給人足。杜佑在二王集團的事態中處於什麼地位還不太清楚，但是正像浦立本所說的那樣，「即令杜佑本人並非二王集團中的秘密參議人物，他的思想對他們也是很有影響的，而且他被認為是領導和激勵他們的源泉」。[71]杜佑的個人助手劉禹錫和柳宗元的情況更是如此。可是總的說來，他們之間的個人關係過於模糊不清，他們的總的觀點和實際政策的關係也過於脈絡不明，因此不好肯定地斷言二王集團的最終目標是什麼，至少在我們對這個時期的文化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前，情況就只能是這樣。[72]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有中國歷史學家王芸生所寫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認為二王集團的努力是真正的改革者的作為，它們反映了地主階級內部的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的利益。[73]按照他的意見，二王是為了庶族集團的利益而反對宦官和其他豪族地主集團的掩蔽性人物，其中包括順宗的勵精圖治的繼承人憲宗在內。我不相信他已證實他的說法，弄清了二王集團的社會—經濟根源。可是他搜集了一些重要的材料，因此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對待統治精英集團中的經濟差異的問題上，我們應取虛心的態度。 無論如何，對二王的反應主要是政治性的。宦官的敵意是容易理解的。節度使（特別是在西部、西北和北部諸鎮）也是這樣，因為他們關心的是要看到他們與朝廷中的聯繫（這往往包含與宦官的關係）不受干擾。但是，如果二王集團的改革果真是認真的，為什麼絕大多數官員不支持他們？首先，二王所使用的搞密謀的方法有失人心，否則，就可以贏得很多良好的反應。其次，雖然二王的表面目的是恢復官僚的權力，但是他們更要按自己的條件和自己的利益來重振官僚的權力。當時的朝臣們對這一點是知之很深的。有意思的是，唐朝末年的政府官僚們雖然有很多共同的政治教條式的信念，但他們很少聯合起來反對皇權及其僕從，如宦官。在官僚階層內部各小集團裡面，其成員都以朋友和庇護關係的情誼為重，並把它置於整個官僚階層利益之上，這便是政治上的決定性因素。在下面對8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朋黨問題的分析中，我們會看到，政治人物感到自己順應政治現狀比嘗試改革更加容易和有利，哪怕這樣做他們會損失一點點威望也在所不惜。對於個別官員來說，他們相當害怕自己官職的升遷會落後於人。在二王集團的重大行動失敗以後，一直到835年的甘露事變時，官僚們才又想以武力來改變政治結構。 8世紀下半葉的對外關係 公元8世紀50年代的安祿山之亂所引起的唐代各方面生活的變化，並不比中國與當時其他亞洲列強的關係的變化更激烈。唐玄宗的軍隊向北曾推進至蒙古，向東北曾推進至滿洲南部，同時，一條力量單薄的中國的綠洲前哨蜿蜒在塔里木盆地周圍，並深入到準噶爾地區。他的擴張政策完全以令人生畏的軍事力量為基礎，但歸根到底，他的基礎則是樂於提供資金的馴善的人民和一個切盼聽到皇帝的軍隊在邊疆不斷報捷的朝廷。安祿山之亂摧毀了許多思維方式，這種雄圖大略的拓邊觀念也在最先被放棄之列。外域人馬上出現在中國的大門口：吐蕃人占據了隴右道，回紇人前來幫忙，但是要價是很高的。 如上所述，安祿山之亂以後外事方面極度緊張的狀態終代宗之世都是這樣。它的經濟影響也很深遠。維持一支足以延緩——即令不足以停止的話——吐蕃人前進的邊防軍，其費用成了經濟上的沉重負擔，何況帝國的經濟由於安祿山之亂及其後果已經陷入混亂狀態。這時期為了保衛長安而花費的供應每年超過150萬緡，尚不包括每年得花100萬匹絹以交換回紇人的戰馬，因為中國的養馬地和牧場現在都已沒入吐蕃人之手。邊境地區的軍屯制度也已被破壞，而要使這一制度適應新情況的努力則需要幾十年才能見效。 到779年，吐蕃人對西北的入侵已使雙方的軍隊呈衰弱之勢。唐德宗在780—781年決定向吐蕃人議和。雙方的會議在最初是討論一些具體問題，例如怎樣遣返被拘留在拉薩的唐朝的使節問題。吐蕃人對中國人的意圖抱疑慮態度，但是新上任的吐蕃首相尚結贊立刻看出，那時與中國締約比繼續攻戰有利得多。783年開始談判並於次年簽署的條約規定了兩國之間的邊境和無人地帶應在沿甘肅和陝西的當前軍事控制線上。它還規定了交換俘虜和難民。條約還把吐蕃人現已占領的大片土地正式割讓給吐蕃人。德宗之所以同意訂立此約，主要是因為河北諸鎮在781年爆發了叛亂。事實上，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外交成就，因為它保證了唐帝國的西部邊境的安全，使中國軍隊能騰出手來承擔東線的任務，其代價不過是承認既成的事實而已。 可是，在783—784年的戰爭危機之後，休戰協定又被兩個簽字國所破壞。吐蕃人曾經保證要幫助唐政府討平叛亂，但是在784年，有一支前往解救中國人的吐蕃部隊反而投向了叛亂皇帝朱泚。在唐政府方面，它收回了把安西和北庭的亞洲內陸殖民地割讓給吐蕃人的含蓄的諾言。結果又爆發了敵對行動。尚結贊因為深知唐政府已被內部戰亂所削弱，就採取了攻勢，在785年和786年深入到陝西腹地。他深深了解唐王朝的宮廷政治情況（順便說一句，這個例子說明在當時使用間諜和國家之間搞陰謀詭計的活動是多麼廣泛），他派人刺殺了中國軍隊中最優秀的將軍們。他的計劃兩次得逞，而在787年，第三位將軍也幾乎在談判期間被殺，其實這次談判是吐蕃人所設的圈套。這個事件後來被稱為「平涼劫盟」，使得中國朝廷為之譁然。中國和吐蕃長遠利益的各不相容，現在已是很明顯了。德宗遺憾地被迫放棄了他曾認真地考慮過大約8年之久的與吐蕃結盟的想法。 回紇人是中國另一個自然的擇友對象。回紇人在6世紀中葉到7世紀中葉時原是突厥大草原帝國的臣屬，但是從7世紀40年代起，他們自己也變成了突厥語遊牧民的九姓回紇（突厥文為Toquzoghuz）新聯盟的首領。[74]突厥帝國大約在7、8世紀之交得到復興，但在744年被九姓所推翻，從此九姓便變成了亞洲內陸大草原北部占統治地位的大國。直到840年，回紇人（我們仍用它為九姓的總稱）在今蒙古地方的鄂爾渾河上的首都斡耳朵八里進行統治，這裡很靠近未來成吉思汗的大帳。回紇人，在北方稱尊的時候逐漸進入半定居生活。他們有文字，有文化，並建有富麗堂皇的帳篷城做宮室之用。回紇人通過粟特人傳教士皈依了摩尼教；這些粟特人傳教士最後在回紇國家取得了很大的世俗勢力，他們或者做政治顧問，或者當可汗的使臣，或者贊助粟特的行商。[75]這些商人以厚利吸引回紇投資者入伙經商，特別在進行橫穿亞洲的長途貿易時許以厚利：這條路線是從中國的西北部出發經過回紇領土，再穿過天山而直達撒馬爾罕、布哈拉，最後抵達波斯和地中海。回紇人為了維持他們的半定居活動，很注意保持他們賴以生存的遊牧騎兵；這種騎兵在9世紀30年代還一直是東亞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如上所述，回紇騎兵部隊曾在安祿山之亂中幫助過唐皇室，但是德宗因回紇的傲慢的將領那時曾給他以羞辱而有一段辛酸的回憶，因此他在8世紀80年代無意與他們結盟而不計後果如何。吐蕃人的和約失敗以後，宰相李泌在787年和788年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來說服皇帝捐棄私嫌，而以國家利益為重。李泌對付吐蕃人威脅的計劃是泛亞洲規模的，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玄宗時代的將軍們在中亞的開拓精神。李泌論證說，中國如果與回紇、今天雲南的南詔藏—緬部落聯盟、阿拔斯哈里發國家（即大食，「在西域為最強」）和印度（天竺）結盟，中國就可以孤立吐蕃並使之國力耗竭。李泌堅持說，與回紇會盟是他的這個建議的基礎，他以辭職相要挾而終於說服德宗放棄不願討論此事的頑固態度。回紇新可汗為了自己的原因也願改進同中國的關係。在788年，中國和回鶻[76]終於達成了三次重大和親中的第二次。德宗的女兒咸安公主嫁給了回鶻可汗為可敦，還有一大批絲綢和奢侈品作陪嫁；作為回報，回鶻人答應幫助中國對抗吐蕃。計議中要與哈里發及印度聯繫的事從未進行，但是中國與回鶻同盟（它在840年以前一直是穩定的）的重建，對於晚唐的歷史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可以肯定地說，這種關係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也發生了許多把關係鬧得很緊張的事件，其起因是回鶻人發起的以馬換中國絲綢的貿易的條件，另外乾脆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即中國人對居住在長安和其他城市的回鶻人的粗野行為有著強烈的反感。中國與回鶻的聯盟大大地耗費了唐王朝的國庫，但它至少使中國免遭北方遊牧民的蹂躪，這與唐代初年突厥和契丹幾乎不斷的威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可是，在8世紀80年代後期還不能立即看清楚李泌的全盤戰略是否真能取勝。790年吐蕃人大舉進攻安西（今吐魯番）和北庭（）的中國軍事哨所，這兩地是唐王朝在7世紀為了分別監護天山南北路而設置的都護府的故地。[77]這些邊遠城鎮因吐蕃入侵甘肅而孤立於絕域，已有約30年之久，只是偶然有幾個向北橫穿回鶻領土的旅行者帶回一些消息。與此同時，回鶻人出於貿易的緣故，對安西和北庭特感興趣。790年，他們會合少數滯留的中國軍隊反擊了吐蕃軍隊，但是在次年秋天，吐蕃決定性地打敗了大批回鶻部隊。791年中國從此結束了在東突厥斯坦的行政權力幾乎達一千年之久。 由於南詔脫離吐蕃而回到唐王朝的勢力範圍內，亞洲內陸的戰略均勢在8世紀90年代又變得有利於中國。南詔是6個大的部落集團結成的聯盟，在人種上是藏緬族，它約從650年到900年統治著現今的大部分雲南省。雖然南詔很早就向唐朝進貢，但它與中國的關係在8世紀的第二個25年加強了，那時唐玄宗派特使冊封了南詔王。這個國家逐漸提高中央集權的程度，並把國都建立在今昆明西北洱海邊的大理。8世紀初期的幾位南詔君主自覺地模仿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但是，在安祿山之亂以前不久，南詔王可能被中國在他的邊界迅速增加行政機構所激怒，攻打了附近的唐王朝都護府衙門。南詔藉助吐蕃之力粉碎了中國隨之而來的討伐行動。後來由於唐政府越來越專心於對付河北叛亂，南詔就投入了吐蕃的懷抱。南詔統治者向吐蕃稱「弟」，他的某些部隊也併入了吐蕃的軍隊。[78]自此以後，南詔便成了位於南詔之北的劍南西川（在今四川和西藏的西康地區之間的邊界上）的真正威脅。中國兩位很能幹的將軍崔寧（從767年到779年為節度使）和後來的韋皋（從785年到805年為節度使），在西南邊疆對吐蕃和南詔部隊打了一仗又一仗。如果他們牽制南詔的努力失敗，唐王朝就會陷入深深的困境，因為劍南西川一旦被蹂躪，長安就不大可能阻擋來自西方和西南方的鉗形夾擊。可是，對中國說來很幸運的是，在8世紀80年代末期，南詔對吐蕃的附庸關係在新南詔王異牟尋（779—808年在位）的影響下開始有所削弱。韋皋寫了一系列信給大理，希望利用異牟尋對吐蕃人的沉重賦稅和徵兵壓力的煩惱情緒。大約到了792年，唐朝的壓力開始初見成效，794年初南詔正式宣告不奉吐蕃的宗主權，而恢復了中國屬藩的地位。[79]這兩個國家在795年聯合起來於昆明附近攻擊吐蕃軍隊，並且在韋皋的領導下於801年進軍深入到吐蕃腹地。這些重大勝利，再加上堅決反對中國的吐蕃贊普和首相在796—797年期間相繼死去，以及吐蕃的北部和東部邊境面臨著牢固的聯盟等等因素，促使這個國家放棄了戰鬥，從而結束了唐王朝半個世紀的對外戰爭。到了805年，新皇帝憲宗得以安心地把注意力放在國內事務方面了。 憲宗時代的中央集權進程，805—820年 河北藩鎮叛亂爆發時憲宗不過是個幼兒，當叛亂結束時他也還只是個孩子。但是在他於805年即位時，他已經是27歲的成熟青年人，而在他的成長期間他耳聞目睹了他祖父的屈辱和他父親的孤立無助的處境。從他在位期間的作為可以充分看出，憲宗既很堅決地力圖振興皇室的威望，同時又對於朝廷內的政治勢力有詳細而深切的了解。他是晚唐最強有力的皇帝。 力圖中興唐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顯示中央政府在戰場上能有所作為。[80]從806年到819年，憲宗在反對6個最桀　驁 的藩鎮時成功地在7次重大軍事對抗中取得了進展。在取得領土和政治的進展以後，政府還接著推行了各種制度上的改革以補其不足。結果僅在15年內就大大地恢復了長安的權力。當然，憲宗沒有能夠再建立玄宗時代的大一統帝國。事實上，在9世紀初的十多年中曾一度馴服的三個獨立的東北藩鎮，在20年代又離棄中央政府並且再也沒有重返中央的懷抱。其他許多藩鎮雖然效忠於朝廷，但也在各自的地盤擁有很大的行動自由。可是重要的一點是，再也沒有爆發像8世紀那樣大的叛亂的迫在眉睫的危險了。的確，在憲宗死後的國內40年和平時期中，843—844年昭義鎮的叛亂是唯一的一次重大波折。他在朝廷與藩鎮之間搞了一個新的變通解決辦法。我們儘管有種種保留，朝廷顯然在這裡仍占了上風。此外，唐帝國已經充分地重建起來。唐帝國的觀念深入人心，雖經9世紀末和10世紀初的大動盪而歷久不衰，直到宋朝開國前仍是如此。不論從哪方面看，這些都是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業績。 憲宗對那些弄權的藩鎮發動對抗時是很小心謹慎的，因為他決心不重犯德宗在部隊未準備就緒以前就魯莽從事的錯誤。在808年初期，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死了，他的部下劉辟將軍要求繼承韋皋的職位。[81]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因為他認為在即位之初不宜馬上去對付這一最後通牒。可是兩個月以後，劉辟竟要求掌管唐政府把今天四川省一分為三的所有三個鎮。大約25年以來劍南西川一直是防備吐蕃和南詔入侵的重鎮，而且正像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這種肆無忌憚的挑戰預示著會有一批持強烈敵視態度的藩鎮要求擴張大片領地。憲宗已站穩腳跟，拒絕劉辟的第二個要求，用禁軍給他以反擊。806年秋天，中央政府的部隊出乎預料地在對劉辟之戰中取得了輕而易舉的勝利。劉辟及其上層謀士均被處死，在朝廷選派的新節度使之下恢復了秩序。這裡在往後的幾十年中也出過一些零星的麻煩，但它們大多數是由於難以在這種種族複雜的地區推行中國的行政制度所引起的，而不是因為州鎮無視長安權威的結果。 到了807年春天，全帝國的藩鎮開始看到了京師重整旗鼓的氣象。長江三角洲富饒而盛產稻穀的浙西鎮節度使李錡故意藐視皇帝要他朝見的命令，想在新皇帝變得過分強大以前給他一個難看。於是在他鄰近的一個節度使的指揮下，迅速對李錡組織了一次討伐。不到幾個星期，李錡的畏罪的下屬罷黜了他，後來他在長安被處死。如我們所料，朝臣們都無比高興，大家都在談論唐室的真正中興。特別是神策軍和從忠於王朝的淮南徵調來的討伐部隊在這兩次戰役中表現得很出色，出現了能與皇帝的決心相得益彰的普遍的信心。 更加麻煩得多的對抗發生在809—810年，這時朝廷向河北三大自治藩鎮之一的成德發起了挑戰。這是憲宗自己挑動起來的第一次事件，而且也像德宗在781年向東北挑戰那樣，問題還是節度使的繼承權問題。成德鎮原節度使在808年死去，次年年中他的兒子王承宗要求朝廷任命他為名副其實的節度使。8世紀80年代的戰爭以後，成德鎮在前幾次移交權力時，每次都由長安照例予以批准，雖然批准是很勉強的。這一次受了最近幾次勝利鼓舞而變得膽大起來的憲宗，決定不失時機地革掉當地自決節度使繼承人的陋習。他想要王承宗做些讓步，其中包括交出成德鎮屬下的兩個州來換取批准，但這一妥協馬上破裂。809年後期爆發了戰爭。可是，政府的討伐軍在次年初春陷入困境。首先是軍費開支太大；其次，把各忠順的州鎮抽調來的雜牌兵協調統一起來的問題不能夠圓滿地解決。[82]使事情變得更加複雜的是，憲宗委派宦官吐突承璀（820年死）為討伐軍指揮官，這一舉措雖不是史無前例的，但在朝廷看來也是很不尋常的，特別是在這樣一場重大戰役中更顯得不可思議。下級將軍們的士氣因吐突的無能而受到挫傷。憲宗經過勸說終於相信，討伐成德鎮的時機未成熟，因而在810年年中雙方都撤出戰場。王承宗保留了節度使職位。 軍事行動在往後幾年中中輟，因為憲宗和他的高級顧問們正在為了安排好未來的戰鬥而想盡方法加強他們的政治和財政地位。吐突承璀捲入了一樁貪污案件，被解職和流放，皇帝說，「朕去之輕如一毛耳」。[83] 809年，宰相裴垍（死於813年）實行了一系列財政措施（這一點將在下面詳述），據說在811—812年稅收便增加了。憲宗時稅收、免稅、官員的編制名額和薪水等方面的一系列詔令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朝廷政策的關係都尚未得到詳盡的闡發，雖然這些方面的大量材料散見於各種史料之中。可是，也許可以有把握地說，皇帝實行軍事中央集權化的運動把唐帝國——政府和人民一起——幾乎推到了它能力的極限。當然，從憲宗時代的中期起，朝廷對於國家財政的討論就越來越熱烈。財政問題是太複雜了，不能很快地求得解決。 810年到814年期間經濟上取得的任何進展，比之所感受到的政治進展很可能就大為減色了。比如在812年，東北另一長期鬧獨立的藩鎮魏博竟然自願歸順朝廷，從而結束了經歷四世的這個世襲節度使職位。曾經討論過進軍魏博並使之完全按照長安的條件順服的可能性，但這個方案最後被否決。憲宗對它的歸順作出的反應是大量賞賜金錢，並且作出幾項禮遇的表示，例如准許該節度使更換更響亮的名字，以示對浪子回頭後的厚愛。這種不費吹灰之力的勝利看來成了整個中央集權化過程的轉折點，因為長安不戰而屈人之兵，指顧之間就搬掉了一塊戰略上和心理上的大石頭。 從814年直到819年，憲宗狠狠地打擊餘下的不恭順的藩鎮。第二階段軍事攻勢的主要勝利是取消了淮河上游淮西鎮長達60年的獨立狀態。[84]雖然淮西與長安的對立不如河北諸鎮那樣廣為人知。但這裡的問題也很重要，因為淮西的形勢會危及運河的交通和漕運，同時也因為淮西的軍隊很強大和頑強。唐王朝對淮西的討伐也開始得很有特色，因為節度使剛剛故去，他的兒子吳元濟想取得繼承權。朝廷認為淮西的周圍是忠順的各藩鎮，它是孤立的，所以很快拒絕了他的要求，吳元濟便首開戰端。可是，淮西之役曠日持久，打得也很艱苦，從814年一直拖到817年秋天。中央政府的討伐部隊四面合圍了淮西，但他們的協調作戰一度很差。官軍的將軍們都不肯冒全力出擊的危險。另外，中央政府與成德鎮的衝突再次爆發，東北的這個第二條戰線也使他們分了心，因而不再進擊。還有一件分心的事是平盧（今山東）節度使用游擊隊小股竄擾。平盧所關心的是不讓官軍戰勝淮西，因為他認為自己本身會是中央政府下一步打擊的明顯靶子。平盧的恐怖分子在長安刺殺了一位宰相，破壞了倉廒，而且一再在東都洛陽縱火。朝廷里的一片混亂和失望情緒會壓垮一個二三流皇帝，但憲宗表現得很堅定。最後，在皇帝和宰相裴度（765—839年）的統一指揮下，政府在817年年中集中了一切人力物力專攻淮西的首府蔡州。3個月之後，在晚唐歷史上最關鍵性的一次戰鬥中攻克了蔡州和淮西鎮。後來政府軍奉命寬待被攻克地區的人民，這是符合憲宗對降服各藩鎮的總政策的。只對叛亂的頭目們處以死刑。818年淮西鎮被正式廢除，它的人民此後由鄰近諸鎮和平地進行統治。 淮西鎮戰敗後，成德也迅即屈服。憂心忡忡的成德節度使怕挨打，搶先向長安送了兩個兒子為質，以保證恭順。由於河北地方最小的橫海鎮（8世紀80代的叛亂以後所建）也已於數月前向朝廷歸順，現在只有兩個藩鎮還未受長安的節制，它們是北京地區的幽州以及平盧。幽州從未被波及，因為它在這個時期中無論如何不算最對立的藩鎮。憲宗在819年輕而易舉地就平定了平盧。當細心準備的討伐正在進行時，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被他的部屬所殺。朝廷於是研究了平盧地方的情況，為了保證那裡將來不再發生叛亂，他們把平盧藩鎮一分為三。在這次勝利以後，憲宗才能感到滿意，因為他幾乎使整個中國本部領土都重新聽命於他了。 中央集權化的制度保證 唐憲宗的中央集權化政策使三個關鍵性的、互相關聯的經濟問題趨於表面化了，這三個問題就是：從8世紀80年代後期即已開始的明顯的通貨緊縮；許多藩鎮在稅收過程中的胡作非為；以及政府用於平叛戰爭中的財源不足。上面提到過的809年關於稅收和財政的幾道詔令，是楊炎780年的改革以來對付這類問題的最重要的措施，所以我們不妨對它們在這裡略贅數語。 由於戰時物資緊缺及隨之而來在8世紀80年代出現的高物價已告終止，並且繼東南航運恢復之後穀物供應大大增多——這些促使通貨緊縮的原始動力又因政府長期缺銅的困難而加速發展。唐代的交換體系在大宗交易中是使用混合的媒介（即絹、銀和銅）及大批運輸糧食；的確，這個體系內部的運行從未被當局完全控制過，但是這個時期的問題表現得特別尖銳。第一，絹的數量已經相對地很少了。政府的大量儲備已在叛亂中毀掉；河北諸鎮和平盧鎮的獨立又切斷了政府的標準貨幣——絲——的最佳來源。[85]唐王朝被迫向回鶻人出口的大量絲絹也占了長江下遊絲產量的很大比例。另外，銀的生產、檢驗和鑄造主要由私商進行，它兌換銅和貨物的比率也因不受政府的密切控制而波動不定。同時，對銅的需求也急劇增長。[86]儘管政府一再鼓勵開礦，阻止窖藏錢幣和嚴禁偽造低劣貨幣，[87]但在9世紀開始之後很久銅仍是供不應求。很可能8世紀後期和9世紀商業經濟的擴展更進一步增加了對銅的需要。結果商品價格直線下降，例如，820年的米價只有8世紀80年代通貨大膨脹時期的10%；物價大跌對稅收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原來的兩稅法的稅額雖然主要是收實物，卻已以現錢計算。折換率一直定在779年的銅幣價值上，這時是通貨緊縮開始前的一段時間。由於用來付稅的基本農產品的價格下跌，而負擔的稅項卻一直按現金繳納，許多農民因而苦不堪言。危險之處在於，如果不再給這一交換體系以一定程度的伸縮餘地，越來越多的農民就會淪入飢餓之境，而從政府的觀點來看，他們就根本無力交納稅收了。 既然通貨緊縮這樣不利於稅收的基礎，對收進來的稅項實行三馬分肥的辦法便把陋習帶進了下一步更高級的稅收措施中去。已由楊炎的財政專使與各藩鎮分別商定的稅額劃分有如下述。各州縣可截留一小部分稅收，稱為「留州」；較多的另一部分由藩鎮自用，稱為「送使」或「留使」；而最大的份額則應由藩鎮解往中央政府，稱為「送上」或「上供」。但是，作為這一過程中的中介人，藩鎮的文武大員是很容易欺騙中央政府的：他們或者謊報本地區糧食與布匹的時價，或者有時乾脆拒絕向朝廷交足稅款。除此之外，州鎮官吏——特別是衙門胥吏——常常都是一開始就在所收實物和現金稅額的折換率上搞鬼，儘量額外為自己搜刮，而把負擔加到農民身上。那些最強大的藩鎮用這種辦法聚斂了巨大的財富，這筆財富既是用於支付「貢品」的主要來源，也是正式官方稅收制度中的淨損失。這種陋習就像在中央當局不知情的情況下地方上猖獗一時的非法的苛捐雜稅，當然是與8世紀中葉以後藩鎮權力日重的形勢互相表里的。[88] 因此毫不奇怪，中央政府所能到手的稅收是很有限的。德宗的儉樸和吝嗇應該說可以使國家有所節餘而足供憲宗早期的軍費之用，但這些儲備顯然並不是用之不盡和取之不竭的。這便是宰相李吉甫（758—814年）在807年的奏疏中所要說的意思，因為這時只有8個鎮能正常向中央解繳稅款；和玄宗末年相比，這時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能成為可靠的納稅戶。[89] 裴垍在809年的措施是想阻止唐朝的惡劣經濟狀況變得無法挽救，這樣就自然能給憲宗提供軍費。[90]他的第一個基本措施是給絹規定並推行一個「中間」價格，並且使絹和銅一起成為交換媒介，以便能向通貨緊縮發動反擊。像地方官員的薪水和地方軍隊的醫藥軍需品這種固定的開支，都從全部現金支付改成現金和實物混合支付的制度，以對付銅價過高之苦。地方被嚴禁操縱通貨。他的第二個基本措施是把兩稅法納入標準折換率和保證稅收收入的統一體制之中。這意味著一個重大的政治舉措，即解除地方對徵稅的控制。自此以後，藩鎮應從會府（即首州）的財源中取得他們收支表上的收入部分，只有在入不敷出時才能指望治下其他州縣的支持。作為回報，會府便完全解除了向中央政府繳稅的義務。與此同時，其他各州則不用再向它們的藩鎮解繳稅款了，但必須把原來的「留使」部分連同它們自己應解的稅款一起直接交回給長安。 朝廷的這些公告在實行時並未取得完全的成功，801年和811年的補充詔令中提到的屢禁不止的違法事件便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企圖穩定物價的嘗試特別難以實行，而且它們更多的是針對後來10年中仍在繼續的迅速通貨緊縮的現象來治標，而不是針對它的產生的原因來治本。[91]另外，誰也難以肯定，在裴垍改革之後朝廷的整個收入實際上增加了多少。雖然如此，這些措施顯然至少減輕了淮河和長江下游農民的實際賦稅負擔。由於這些措施是在808年對李錡的重大勝利之後不久採取的，隨之實行的賦稅減免具體地向浙西的老百姓顯示了天子君臨彼土的好處和對老百姓支持天子統治的鼓勵。從政治上說，裴垍的改革重申了皇帝有權直接統治他的州縣，而不用中間橫隔著一個敵對的藩鎮行政組織來阻斷上下之間的聯繫。但是就在這時，藩鎮仍然有許多辦法繼續搗亂，使中央政府的法律無法貫徹下去。 在憲宗歷次平叛成功之後的819年，節度使烏重胤建議也在藩鎮的軍政制度方面實行一次類似財政改革的改革。藩鎮統兵之權沒有了，節度使只剩下了控制要塞和統領會府戍軍之權。刺史往後則要統領本州的外圍戍軍和駐軍。只有邊防重鎮及非中國人的僱傭軍所守之防區不在此例。和前此的財政改革一樣，這道詔旨的重要政治意義在於，在犧牲藩鎮利益的情況下密切了中央政府和州治之間的關係。在8世紀後期和9世紀初期，節度使之所以能進行軍事威脅和政治恫嚇，就是因為他能動員本鎮全部兵力，其數目可輕而易舉地高達數萬人。任何忠於長安和不願參加這種叛亂的刺史，會很快被節度使的其他部隊所消滅。可是819年以後，一個對朝廷心懷不滿的節度使就很難把不相統屬的許多州領部隊統一帶動起來，以投入一次奇襲行動。因為僅就單獨一個州的部隊來說人數相當少，有時是二三千人，通常比這還要少得多，但他們的向背也舉足輕重：他們能使藩鎮受很大損失，而使州治得到實利，也使中央政府間接受益。但我們仍然應該看到，如果節度使是奉詔旨行事，他仍然完全能夠召集並統領本鎮的全部軍隊。換言之，節度使的合法職能在改革中仍被保留，但他製造麻煩的權力則有所抑制。很可惜，關於819年詔令實施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看來，這種限權行動在華中和東南部確已被人接受，但在華北和西北這些有大量常備軍的軍事重鎮卻遇到了阻力。在河北似乎根本沒有行通。 從810年和819年所定的制度措施我們完全可以看出，憲宗有意要把他的軍事勝利的形象長期地固定下來。不過對於另外幾次勝利，我們知道的甚少。但是，雖然中央政府在9世紀的初期和中期已能較緊密地控制地方政府，這個過程很可能從未完成。在憲宗以後，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他們除了守成之外沒有其他作為，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連這一點也沒有做到。在唐帝國的各個地方都發生了藩鎮與州之間程度不同的權力調整情況，不過除了極少數事例以外，我們已很難推想這種權力調整的情況了。 憲宗初年的政治轉變 在某種意義上說，唐代歷史上新君即位往往是中央政府的一次補偏救弊和實行人事變動的時機，但是在805年，憲宗遇到的問題卻異乎尋常。在前10年中，實際上每一個利害上沆瀣　一氣的集團有時已被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或者至少被暫時排斥而不能掌權，例如唐德宗以很壞的態度對待職業官僚，二王集團又以同樣的態度對待宦官。整個政界都期待憲宗能恢復他們被侵奪的特權。他們對他的要求常常互相矛盾，氣氛也弄得很緊張。[92] 在皇帝和職官之間顯然需要有所和解，這便是他所面臨的最緊迫的政治問題。新皇帝擺出了大家所期望的姿態來顯示他的正直——遣散了多餘的宮廷樂工；拒不接納所貢的50名婦女去充實後宮，等等。但是，德宗和順宗在最初都是引人注目地來顯示他們的熱忱，到後來反而使官僚們失望，而憲宗的詔令卻是卑之無甚高論，重點只談要恢復官署正當的辦事程序和重建朝廷的德治。例如，憲宗在拒不接受荊南所獻的兩隻壽龜時，他不僅禁止將來再有人貢獻遠方異獸，還命令把所有這些「樣瑞」都交付有司處理；他不願意見到它們，不願意知道它們，除修王者之德以外不願做其他雜務。[93] 這些行動對於嚴謹的官僚的風紀來說一定很有鼓舞作用，同樣，他們對新皇的關於改變供職條件和獎賞忠勤的命令也抱有熱烈的希望。在唐代，它們包含在每逢國家大典——例如新帝即位、改變年號、皇帝壽誕和重大的軍事勝利等慶典——時必發的大赦（赦宥）令中。大赦令是一種被人們忽視的史料，對它們的廣泛研究會引起人們的很大興趣，因為它們經常包含總的政策聲明和國家形勢的總結，以及一些關於特殊豁免、大赦和對貴族、各級官吏、平民百姓——有時也對某些個人——的提升和發放俸祿情況的內容。[94] 806年的大赦令（因改年號為元和而頒布）確實包含了寬大的讓步內容。它確實是憲宗初期熱情的某種表現；德宗在他統治的最後13年中沒有頒布一次大赦，這個間歇期間之長很有些異乎尋常。806年的大赦令給現職文武官員都頒賜了相應的勛或爵，其中包括神策軍和地方軍隊的將軍們與軍官們。[95]對安祿山叛亂後的任何時候特別立過軍功的人的兒子都賜以官，對他們的孫子則賜以出身的權利。對於中央和藩鎮顯宦的已亡故的父母也給予身後的哀榮。對於安祿山之亂後所有位居宰相之職的人以及對於在代宗和德宗流亡期間仍然在他們身邊效忠的人，也另給榮銜。所有宰相和兼宰相銜的藩鎮官員（即所謂「外使宰相」或「使相」）以及其他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大官都可選一子立即當官；這是正式「選」試之外的便宜辦法。它還規定在學校內設立100個「學生」的名額以招收無業的文人學士。 至於這些內容有什麼實際意義，這還很難說。可能有許多人重複享受某些待遇，但也有些內容實際上幾乎無人可以享受。但是重要的是下列幾點：（1）憲宗給了幾乎每一位官員以某種關懷；（2）那些有可能被遺忘的不滿分子，例如那些舍此即不能得到一官半職的軍事英雄的後裔們也得到了安撫；（3）那些官居極品的人尤其受到優渥；（4）有了定時屢頒大赦令的希望。 這一安撫性的和論功行賞的政策也擴大到某些具體個人身上。鄭絪（752—829年）便是最好的例子。鄭絪原為翰林學士，曾在805 年2月支持順宗的繼位，後又安排順宗遜位於其子憲宗。為了酬報他的忠誠，憲宗任命鄭絪為新設的翰林承旨，後更為宰相。鄭絪居宰相位的三年半時間政績平平。他的任命顯然是政治性的，而且一經研究無疑會發現，那時的一些高級官員的任命不乏與此相類似的情況。[96] 和這些發展相聯繫的是憲宗對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實行了有節制的報復的明智政策。首要的打擊目標當然是王叔文集團，如上所述，他們已被斥逐異域。但重要的情況是，除了二王本人之外，憲宗不像其祖父德宗當年可能做的那樣，他並未處死一人。另外，清洗的範圍非常謹慎地只限於真正參與過805年事件的那些人，並不像歷來所為的那樣殃及罪犯集團的家屬或親朋故舊。在二王集團以外，憲宗甚至更加審慎。他下令終止了某些確實罪惡昭彰的行為（例如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東南時的淫佚放縱即是[97]），但是皇帝顯然知道，如果要有力地處理最近的一切壞事，那可能失之公正和造成分裂，因為這樣不免有不少挾嫌報復和其他特殊情況會起作用。 在杜黃裳做宰相的805年後期和807年初期這一段時間，皇帝和官僚的新關係甚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杜黃裳（738—808年）是原為宰相而又與二王集團關係非常密切的韋執誼的岳父，在通常情況下他不大可能晉位宰相，因為株連同夥向來是一般規律。可是，杜黃裳曾經避免直接捲入二王集團，而且他助長了他的女婿對二王集團的疑慮。杜黃裳之能夠官居極品，充分證明了憲宗懷抱著和解的政治姿態。除此之外，杜黃裳不同於年邁的杜佑（他一直在長安做榮譽性的宰相，直至812年去世時為止），雖然也同樣處於高齡，卻享有實權。杜佑很受尊崇，但看來被視為知識界中我行我素的人，而杜黃裳則是傳統的經世論主流中的代表人物。他是進士，原為戰爭英雄郭子儀的門生故吏，也是政府許多重要衙署的老臣，例如他做過吏部侍郎，這在8世紀末年是尚書省內最重要的職位之一。他曾主持791年的進士考試。他也有許多直接的敵人。在8世紀90年代中葉他與裴延齡發生過衝突，在德宗的半隱退的時期根本沒有擔任過任何官職。在官僚集團中，人們再也選不出比他更能說明問題的典型的人了。 杜黃裳是憲宗要實行軍事中央集權化計劃的政治推動者，是第一個在朝廷公開提出皇帝應該遵循德宗的「姑息政策」還是應該另闢蹊徑的官員。[98]憲宗這時對於採取突然的軍事行動仍然持審慎態度，他認為對西川的叛亂將領劉辟採取任何行動必須有周詳的準備，但是杜黃裳堅決認為有前車之鑑，所以必須先發制人。他說服憲宗任命神策軍使高崇文統領全部禁軍，因為宦官只會在軍事系統和地方機構中間擴散貪污腐化的影響，而且他們也不宜於統兵打仗。不管這種說法有什麼失實之處——杜黃裳死後被指控曾接受高崇文的賄賂——杜黃裳顯然已把他的前程押在了這場戰事的勝負上面，因為他還指授了這次進兵的方略。如上所述，神策軍對劉辟的討伐大獲全勝。憲宗對杜黃裳的勇氣既感激又欽佩。 君臣之間如此相契，使得杜黃裳有機會同皇帝更加認真地討論理論問題，即討論關於賢明和正義的統治以及正確行使政府功能等老生常談的問題。他的意見都是正統的：他主張皇帝應該是上天與塵世之間的聯繫，是列祖列宗與今世之間的聯繫，是國內百姓與四夷之間的聯繫；他應該知道上下之分，輕重之別。具體說來，這話意味著憲宗應該把實權授給經過仔細挑選的下屬，特別是經過慎選的宰相，並應避免對政務統得過細。按常情說，我們可以把這些議論視為又一套陳詞濫調。但是，憲宗和唐代其他許多皇帝不一樣，他對這一類問題真誠地感到興趣，特別是在他即位後的頭10年中更是如此，[99]而在這種場合下，他與之談話的是一位經過考驗的實幹家，而不是一個只知背誦儒家經義而無所作為的人。所有史料都著重表明，這樣的討論對唐憲宗產生過很深刻的影響。我們應該相信這種說法。憲宗對官僚的政治和解態度一直延續到後一個10年的相當一段時間。至少在9世紀第一個10年的中期，皇帝經常與宰相商量問題，又恢復了許多外廷的制度。正像將在下面要敘述的那樣，憲宗的興趣和官僚的興趣並不全然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內部的合作和和諧程度必然有限。但是比之僅僅五年前德宗時代的僵局來說，新的氣氛顯示了要變好的大轉機。長安官方的許多人都希望唐王朝的中興會指日可待。 憲宗朝廷的極盛時期 憲宗朝廷的鼎盛時期從806—807年的勝利開始，一直延續到815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鎮恐怖分子刺殺時為止。807年杜黃裳已年約70，而且也可能有些風聲涉及他後期的經濟問題，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節度使而光榮地退職，次年便死在那裡。為了取代杜黃裳，憲宗同時拔擢御史武元衡（758—815年）和翰林學士李吉甫（758—814年）為宰相。這是憲宗時代曾用一系列優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兩個人；以後諸人則有裴垍、李絳（764—830年）和裴度（765—839年），都值得大書特書。這顯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級官僚中儘可能選用最優秀的人才。比起前任的一些宰相，新宰相的年歲明顯地下降了。他們大多數是50歲上下的人，成年於8世紀的最後25年中。他們雖然不像皇帝那樣年輕，但我們可以假定，他們比原來當權而又生活在兵戈滿地和政局動盪中的老一輩宰相們更投合憲宗的銳進之氣。憲宗時代的宰相們在致力於中央集權化的運動中起過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反過來又有助於恢復外廷在8世紀90年代已喪失的某些影響。我們不妨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憲宗朝鼎盛時期的三位關鍵人物——武元衡、李吉甫和李絳。 武元衡是武后（684—705年在位）家族的後裔，也是她家族中的第四代官員。他在783年舉進士。此後他任過各種官職，例如做過藩鎮的幕賓、監察御史、縣令、部員外郎，804年則做過御史中丞。在德宗晚年，他曾辭去他的一個官職以抗議京師禁軍引起的騷亂。或許就是這個緣故，二王集團中的文人們曾在805年請求他就任一個禮儀性官職，他不無識見地置之不理。在他於807年被提拔為宰相以前，憲宗曾派他到御史台和戶部任職。在他第一次做宰相的短暫時期內，他就與皇帝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關係，所以他被委具體地負財政重責。為了配合他的私交和政治好友李吉甫，武元衡堅定地要求皇帝對負隅頑抗的浙西節度使李錡採取強硬的路線。他們兩個人普遍被認為是最後促使807年戰爭勝利的人。為了表示充分的信任，憲宗後來任命武元衡擔負一個艱巨的任務，即去新近收復的西川恢復秩序。曾經俘虜了劉辟的神策軍將軍高崇文是一個很好的軍人，但不是一個好的行政官員。武元衡在807年後期替代了高崇文，經過3年時間把西川安定了下來。 武元衡在813年再次被任命為宰相，這時正是淮西戰役即將發動的前夕。憲宗這時並不需要有人來說服他有用武的必要性，因此武元衡的新問題便主要是搜集情報並發動討伐（這些任務原是派李吉甫去負責的，但李吉甫在814—815年冬天去世，留下武元衡獨力承當這些責任了）。成德節度使和平盧節度使這時期也開始明白，中央政府對淮西如箭在弦上的攻勢也會使他們的獨立地位處境堪虞。為了爭取時間，他們雪片似的發來了互相矛盾的懇請、要求和承諾的函件，希望朝廷放鬆警惕。可是在815年年中，成德節度使又請求朝廷寬赦淮西叛亂者，但被武元衡堅決拒絕，其結果是引起了一連串事件。幾天以後，當武元衡從長安的私邸中外出準備上朝時，他被一夥騎馬的散兵游勇所刺殺。拘捕了成德那時駐長安的幾個涉嫌的軍士，並以不甚充分的證據給定了罪。皇帝因此極為震怒，沒有人能夠勸阻他在816年興兵討伐成德鎮。[100]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平盧節度使後來被發現才是刺殺武元衡的真正幕後策劃者。[101]可是，這個魯莽的挑釁性的恐怖活動最後卻打擊了藩鎮的利益。為了平息815年京城的驚恐，憲宗大奮神威，決心再度懲治藩鎮的割據主義。武元衡為此而殉職，這使得他的能幹的副手裴度被任命為宰相，並最終導致了對淮西的決定性的勝利。 這個時期第二位重要的宰相李吉甫原是代宗時代一位名宦的兒子。他在二十幾歲時以蔭庇入仕，後來擢升至相當高的位置，而以他的禮儀知識受到人們的注意。雖然李泌和竇參都很看重他，但他沒有得到陸贄的垂青而於8世紀90年代被貶為長江下游幾個州的刺史（陸贄的敵人在陸贄於794年被放逐以後任命李吉甫為陸贄的上司，希望李吉甫對一切有關人員進行報復，但李吉甫始終沒有這樣做，所以他的寬宏大量的名聲為之大振）。在8、9世紀之交的大約6個年頭中，李吉甫因病而未擔任任何官職。可是，他利用離開長安的這段漫長時期去熟悉南方的情況和問題，當他最後回到京師時，他變成了唐帝國最精明幹練的行政官員之一。憲宗在805年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次年又升任他為中書舍人。李吉甫馬上被捲入了當時最重要的爭端中去。他熟讀兵書，又有優異的文職成就，並且對推進四川和浙西的戰事給皇帝詳細條陳過意見。他洞悉跟吐蕃人談判的機微訣竅。807年他上呈《元和國計簿》（現在僅存片斷），813年又上呈《元和郡縣圖志》（大部分尚存），另外還著有關於政治史的書籍和一本職官手冊。他和武元衡一起推進了幾項關於中央政府和州的法律程序上的改革，其中的原則是繼續建立官僚制度的威信。 在他兩次任宰相期間（一次是807—808年，一次是811年直至他去世的814年；他是憲宗時期任職最長的宰相），他以主張中央政府應採取進攻性的軍事立場而聞名，這在史料中被泛稱為「用兵」之策。他的基本態度是切實加強戒備，而不是一味好戰，例如我們看到他在813年提出的關於重建北方邊防的建議便是如此，[102]但是，有時也很難加以區分。他對淮西採取了不調和的強硬路線，同時如上所述，他在去世以前與實際擬訂的帝國的討伐計劃是分不開的。李吉甫在這些問題上和武元衡同心同德，但他和憲宗中期的第三位重要宰相李絳卻經常發生衝突。 李絳也出身於四代為宦之家，與李吉甫的顯赫家世同源，但他的父祖輩卻不那麼顯耀。他中過進士和宏辭兩科，他顯然就憑這些資格進入了仕途，並沒有想到使用蔭庇特權來擢升高位。[103]我們對他的早期經歷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專門談過他自己的專長是「論諫」。從807年到811年他做翰林學士，此時又與年輕的補闕白居易一起，不停地就不同的問題行使其勸諫的權力。當他在戶部的時候，他力求終止不正常的財政手續和恢復對合法組成的渠道的完全控制。 李絳在氣質和作風上都大異於李吉甫。憲宗很了解這一點，但是為了在朝廷內鼓勵發表不同意見，他在重新任命李吉甫為宰相後的半年內，又在811年任命李絳為相。事實上，他們兩個人的觀點在許多問題上並非真有很大的分歧，只是他們在如何進行討伐藩鎮的戰爭這一問題上有尖銳的衝突，因此就掩蓋了歷史記載中的其他問題。812年，如何處理魏博節度使自願歸順的問題成了當務之急。李絳曾經反對過對河北地區用兵，認為這樣做太危險，因此他主張以賞賜和寬恕的懷柔政策來撫慰魏博。但李吉甫則想顯示武力，給魏博施加壓力。這一次是李絳的意見占了上風。魏博的當局熱情地接待了朝廷的使節，而沒有提及需要朝廷的大量恩賞。[104]可是，814年的淮西危機卻是另一碼事，這裡的情況更適於用李吉甫的進取精神來對待。另外，憲宗那時對鬧獨立的藩鎮已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政策，同時李絳也已從宰相位置上降職到北部，因此他的反面意見也不那麼有分量了。819年，李絳做了河中節度使。有趣的是，他在9世紀的20年代被人稱為怪人，最後因在西川處理叛軍失策而被當地的叛兵殺害。 儘管他們的政見常常不一致，但元和年間這些大臣和其他大臣們的仕宦經歷比起代宗和德宗時代的官僚們的經歷來說，要正常得多，而且可以進一步預測。而且，重振官員的精神面貌的工作也不限於在京師實行。憲宗想把藩鎮的高級職位——特別是節度使之職——重新納入正常的政治任命的軌道。這不僅會打破軍人們對這種戰略性職位的控制權，而且也將限制朝臣們只眷戀做京官的習慣。這個過程怎樣開始的，詳情不得而知，但一定與讓許多節度使定期輪換之舉有關，而這種辦法在德宗時代已棄而不用。我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從憲宗時代開始直至大約9世紀70年代，原來的宰相們在長安任期屆滿後可以指望被任命為節度使。例如河東、河中和山南這幾個藩鎮的節度使很可能由京師新近退職的大官來充當，或者由希望及早返回長安的官員充當。[105]在這一方面，中央集權化的利益與官僚出路的利益結合在一起，因而可能有助於9世紀中葉各藩鎮的政治穩定。 總的看來，憲宗是唐代後期幾乎重建太宗之治的人，他享有此譽是當之無愧的。憲宗顯然以成為一個崇高的論壇的庇護人而感到自豪，他說他寧願多花時間同宰相們討論問題，而不願經常陷入日常瑣事之中。[106]他鼓勵朝臣們大膽發言，而如果有人不敢參加重要的辯論，他就會不高興。他想儘量活躍空氣，鼓勵朝臣們的自信心和置身事內的意識。對於那些經歷過8世紀長安的動亂的人來說，這種變化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憲宗末年的不和諧狀態 雖然憲宗君臣的協作已像上面所述有了很大的改進，但合作的程度仍然是有限度的。我們不能低估皇帝在工作中的緊張狀態。他的喜怒無常的脾氣是有記載可查的，它足以讓朝臣們知道，沒有一位皇帝是可以等閒視之的，特別是對專心致志要幹這樣一番大事業的皇帝更是如此。他的個人生活——包括內廷事務和他皇室領袖的地位——對於外臣來說更不可輕易地碰一碰。[107]但是即令在純屬政府的事務方面，憲宗雖然一再要求和嘉納直言議事，但他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早在他即位的初年，那些以匡正皇帝不足為職責的言官——御史、拾遺和補闕——就經常因此處於進退兩難之地。他們如果對敏感的問題直言忠諫，就會冒極大的風險。例如詩人元稹（779—831年）在806年上疏請廣開言路而備受嘉納，這無疑鼓勵他後來於809年在東川巡視時十分有力地揭發了種種醜聞。[108]在這整個時期他樹了不少有權有勢的敵人，而在他的庇護人宰相裴垍辭官以後，元稹於810年便因以東台監察御史身份越權干涉有權勢的河南尹之事而被放逐。 這種緊張關係在9世紀第一個十年中葉開始出現在主要的政治舞台。當憲宗有時還能容忍某個宰相的直諫時，[109]人們已能清楚地看出，他希望對國家大政的辯論嚴加控制，辯論應限制在最高級官員的範圍以內。當他的中央集權化的見解已經形成時，大臣們的不同意見更經常地被視為對他的旨意的冒犯。特別是在武元衡被刺殺以後，無人能勸阻他在東北開闢反對成德的第二戰線，儘管這會使在南方討伐淮西的軍情更為複雜。那些懷疑對藩鎮採取強硬態度的人都被人們勸說應克制己見；例如宰相張弘靖（760—824年）便在816年初辭官而去，因為他知道憲宗不會聽從他主張應取克制態度的建議。 這位意志堅強的皇帝甚至同最有能耐、最忠心耿耿的大臣們也鬧翻了。裴度（765—839年）的事跡便是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這裡不妨談點背景材料，它或許是有用的。 裴度出身於三世簪纓的河東大族，此家族與唐王朝從開國之初就關係密切，曾在唐代產生過17位宰相，人數之多僅次於皇室。[110]他不僅在789年中了進士，而且在792年和794年中過兩次更高級的制科。他在河南和御史台做過官，後來又在808—809年武元衡平定西川時當過武氏的幕賓。但他那時在戰爭政策上並無一定之見，並在812年負責了微妙的談判以貫徹李絳在魏博的計劃。後來他再一次成為武元衡的幕賓，在815年的刺殺武元衡事件中他適在武元衡身邊，因此受了傷。憲宗盛怒之下決然立即起用裴度為相（儘管有些小心翼翼的朝臣很怕進一步激怒藩鎮），以此表明他繼續推行中央集權化政策的決心。裴度挺身用命，不怕有人再次對他行刺，他的勇氣贏得了皇帝極大的敬重。 討伐淮西和成德的戰事弄得曠日持久，一直從816年延續到817年，這時朝廷官員們就錯在哪裡和怎麼做的問題議論紛紛，意見越來越不一致。朝廷經常軍前易將，且不說淮西節度使進行的頑強防禦，僅就陣前易將來說是絕不可能改進戰略上有問題和官軍內部協作很差的情況的。許多朝臣都深為悲觀，他們越來越認為只有放棄戰爭才是避免中央政府徹底垮台的唯一出路。皇帝始終死抱著靠更佳的戰術來解決問題這一希望。817年，他終於被說服暫時放棄了與成德作戰的第二戰線，而專心致力於淮西之役。幾個月以後，宰相李逢吉（758—835年）和王涯（約760—835年）再一次提出軍費浩大和師老無功，這引起了朝廷內有一派人籲請停止一切戰爭活動。這時裴度說服憲宗批准他自己出馬去統領南方官軍，並且讓他戲劇性地深入作戰地帶，以便平息各將軍之間的無謂紛爭和組織軍隊作最後的努力。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淮西之役暴露了自安祿山叛亂以來帝國軍事行動中常見的各路兵馬各自為戰的一切最壞的毛病。對於他這次任務的執行情況頗多疑問，因為有關這次任務的記載代表了不同的看法。必須把採取決定性行動突然攻取淮西府治的功勞歸之於著名的將軍李愬李愬（773—821年）——8世紀80年代戰爭英雄李晟的兒子；但我們有理由說，裴度在政治和組織工作方面給他鋪平了道路。[111]可以肯定，是他負責把憲宗一貫使用的寬厚政策應用到淮西被征服地區人民身上的（可是反之，對叛亂領袖則處以死刑）。這一政策能在戰事一旦結束便使淮西安定下來。對於憲宗來說，裴度是時代的英雄，榮譽像雨點般傾瀉在他身上。那些不積極主戰的宰相們都臉上無光了。此後不久，裴度前往協調討伐平盧的最後一戰。 裴度所享有的當之無愧的政治顯赫地位是這一時期官僚制度向著更強大和更突出自己的方向轉變的最集中的體現。但是如上所述，君臣之間有不可跨越一步的雷池，過了這個限度就可能發生衝突。還有什麼東西能阻止裴度的繼任者不效法他，而以楊國忠或元載為榜樣呢？憲宗不得不關心的是，比如說，高級文官在統帶大兵作戰時不是把統兵看成為了應付特殊情況的特殊安排，而認為這是某種必須擁有的權利。他的擔心正是步了他的前輩們的後塵，因為唐代以前的皇帝們都想分裂或限制所委託的權力範圍並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防範官僚階層把權力聯合起來向至高無上的皇權挑戰。雖然憲宗比德宗或代宗更樂意支持振興官僚的特權和士氣，但他在保持國家的最後控制權方面，其決心並不小於代宗和德宗。 事實上，衝突很快就在文職事務方面爆發了。憲宗在818年想任命皇甫鎛（約755—820年）和程異（819年死）為宰相。裴度和其他許多大臣都激烈反對，雖然任命五品及五品以上大員本是皇帝個人的例行公事，它有別於對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員的任命。現職的絕大多數下級官員是由吏部照例委任的。可是，隨著宰相權力的加大，他們必然想左右皇帝對高級官員的挑選。 皇甫鎛和程異的任命事件很令人感興趣。這兩個人都是財政官員，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都是在淮西戰役中急需軍費時幫助政府籌款的人。他們的稅收措施快捷而方便，因此可能很粗暴，但是史料對他們成見太甚，很難對這種說法作出評價[112]（皇甫鎛之知名主要是由於他雷厲風行般地改進了漕運效率；程異之知名則是因為他在817年去東南為財務出了一次公差，便弄到了200萬緡來應戰爭之需）。但是，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社會背景。不像裴度所屬的裴家是那樣的名門巨族，安定的皇甫家不是頭等世家大族，但也是第二等郡望。[113]程異的出身不太清楚，但我們知道他不是生於最上等人家。另一對程異不利之點是他曾經與王叔文集團中的暴發戶有瓜葛。 這兩個人被提升到極品大官一事，引起了京城裡對他們的政治和社會資格的一片議論之聲。裴度連同另一個也是大家族出身的官員崔群（772—832年）帶頭攻擊他們，說朝廷如果用了這樣的小人是會留下笑柄的。[114]裴度還指責他們倆人無能與不誠實，說他們的行事早已激怒了出徵士兵，因此可能在將來引起麻煩。 憲宗自然懂得裴度反對的真正原因，結果反對皇甫鎛和程異的聲浪未產生效果，因為皇帝決定自己建立一套任命大臣的標準。可是，裴度很不明智地逼著憲宗攤牌，把對皇甫鎛和程異的任命同憲宗的整個政治成就因道德解體而毀於一旦的可能性聯繫起來。他以自己的名望來對抗皇帝的聲望，這種立場很近似於大不敬罪。因此憲宗別無選擇，只有把他免職。裴度被免職後照例任節度使，他實際上做了重要的河東節度使，這事件便在公眾中無形消失。可是，它揭示了晚唐朝廷內的大量權力關係上的問題。 長期反對使用宦官的鬥爭，也與上述情況相同。確實，憲宗要確保德宗時代常見的那些宦官醜聞在他的治下越來越少。這部分的是因為宮廷辦事手續已有所改革，而且宦官在憲宗初期也一度對朝政斂跡。可是這種對更正統的反宦官意識的讓步很快表現出基本上是象徵性的。例如，被裴延齡在8世紀90年代恢復並由宦官擔任工作的內庫，於805年名義上予以撤銷，以取悅於官員們。但是，當德宗的儲備大部分在約於809年充了軍需以後，宦官們在財政事務中又活躍起來，雖然外廷官員一再抗議也無濟於事。 宦官干涉軍事，在憲宗朝始終是個特大問題。他們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大——做密探、招權納賄等等，組織嚴密；他們不僅抓神策軍，甚至也在許多藩鎮部隊和長安將要成為將軍的人中插上一手。憲宗偶爾似乎也願對政治壓力讓步，例如在劉辟事件中他就曾暫時解除了宦官對神策軍的兵權，但事實證明，在其他情況下他又非常舉棋不定。他解除了吐突承璀討伐成德鎮之役的領導權，後來又打發他離開朝廷，但不久又在813年免掉了吐突承璀的主要政敵李絳的相位，因此這名宦官又回到朝廷擔任了一個要職。[115] 憲宗時代宦官在京師里活動的範圍究竟有多大，我們只能猜測。但表示他們權勢日益增長的標誌是810年設置樞密使職務之事。[116]第一位任樞密使的人是宦官梁守謙。在9世紀大部分時間有兩個這樣的樞密使，他們主持的官署稱為樞密院。唐代的樞密院不是宋代那樣的掌兵機構，它只是宦官在外廷和皇帝之間發揮傳遞文件的作用時派生出來的組織。[117]它成了宮廷里協調宦官所參加的其他各種活動的一個機構，因此，看來應該把樞密院一詞翻譯為宦官宮廷議事會才是。[118]樞密院可能是向皇帝進言的一個非正式顧問性機構。它肯定地在皇室和監管神策軍的宦官之間起著聯繫作用。兩樞密使和兩神策軍監軍總稱為「四貴」。總之，樞密院擁有徽章和其他津貼，足以使任職者對人誇耀，使外人羨慕，所以它是宦官利益的集中點。後來在9世紀，樞密使有了足夠的權力來抗衡或控馭宰相，但與往常一樣，他們的權力也是皇帝為了控制他們才授予的，而且直到憲宗去世之年，皇帝似乎能緊緊地控制大部分宦官的活動。 這不是許多傳統歷史學家所持的觀點。他們認為約在818年以後的一個時期各種大不敬的行為有所增加，而以820年初期皇帝的死達到了最高潮。許多世紀以來，人們都認為是宮監陳弘志弒了憲宗。[119]這事件不可能真正得到證實或反證，但它卻引起了一些有趣的問題。憲宗當時只有40多歲，在他把注意力從討平藩鎮戰場上轉移到進一步在長安搞改革之前，清除憲宗是為了宦官們的利益嗎？從這時起以迄唐末，宦官每次在擁立皇帝的問題上擁有的大權力顯然都有其政治後果，所以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這次暴力事件其實是這種政治行為的開始。但從另一方面說，宦官作為一個集團為什麼要加害於對他們做過那麼多好事的皇帝呢？像後來許多次擁立危機那樣，宦官們之間是否也已分裂，各以某一皇子的性命為賭注來搞垮對手？我們知道，宦官梁守謙在憲宗的兒子穆宗時期（820—824年在位）是很得勢的，他在這事件之後仍然活了下來，而吐突承璀則沒有活下來；大概吐突承璀成了內部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梁守謙還殺死過一個皇子，以使問題得到有利於穆宗的解決，而且他還給神策軍散發賞賜以籠絡人心——這個旁證看來是很有力的。 還有一種說法是講憲宗因服藥過量而死；憲宗死後，宦官們發現，他們未能就擁誰為帝的問題達成協議。像晚唐的大多數皇帝那樣，憲宗也潛心研究鍊金術，非常醉心於長生不死之藥，許多這種藥物都含有恰恰會起反作用的毒素。據說他在晚年表現為精神不安定，而長期積累下來的劇毒物質的效應足以說明為什麼他的煩躁病態經久不愈。宦官們當然要為皇帝的煉丹術試驗提供方便。但是，那時又有皇甫鎛和其他一些外臣積極支持術士和宮裡的合藥行家，其中一人甚至被任命為天台山附近的縣令；[120]這一史無前例的優寵行為當然激怒了正規的官員。對於憲宗的不得善終，大家按儒家的慣常說法認為是道德普遍墮落的結果，這當然也很有理由，但不能幫助我們了解皇帝之死背後的更重要的政治問題。後來關於皇位繼承的鬥爭並不難於評價，因為我們可以從結果逆推其理，特別是可以看看是哪個宦官集團取得了勝利。但是歸根到底，唐代的宮廷陰謀對我們來說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司馬光也承認，當一切都說了和做了以後，對於憲宗之死的說法仍然真假莫辨。 9世紀中葉的朝廷，820—859年 在9世紀的時候，宮廷的宦官幾乎在每一次皇位的過渡中都起著很大的作用。憲宗死後穆宗的即位，便是這些事件中的頭一件。[121]宦官之所以能夠如此輕易地插手這一關鍵問題的過程，理由有如下幾個方面：皇帝的家庭深居兩宮（中宮和太子的住地東宮）之內，與世隔絕；宦官越來越多地掌握了內部傳遞文件之權，這使他們有機會能夠在遺詔上做手腳；宦官的政治力量和他們與外廷朋黨的聯繫日益增長，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詳細申論；最後，宦官利用神策軍便有可能在長安推行他們的意志。在選立儲貳的問題上每多分歧，這使得宦官可以上下其手。太子的教養和教育是事關宗廟祭祀的大問題，有極詳細的規定，更不用說他的受封儀式和他參加的其他各種隆重儀式了。但是，太子的冊立以及他的真正繼位卻是最大的政治問題。通常冊封太子都是立嫡立長，但這一慣例被破壞的多，被遵行的情況少。 很顯然，某個皇帝的上台如果是受宦官干涉之賜，他就要對他們感恩戴德。可是，傳統歷史學家對於9世紀唐王朝在這方面的憂鬱的描述，過於一般化了。宦官們對唐敬宗（824—827年在位）的影響顯然要多於對武宗（840—846年在位）和宣宗（846—859年在位）的影響。但是，只要有人想避免一般化而多寫幾句，就會產生一連串的困難。穆宗與擁立他的宦官梁守謙的關係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如果宮內關於他的繼承問題像某些史料記述的那樣久而未決，涉及可以上溯到9世紀第一個十年初的對立的宦官集團，那麼，梁守謙年復一年地為穆宗的利害而戰鬥，真可謂功勞不小了。[122]但是，如果這次宮廷鬥爭是曇花一現的事情，它只是起於819年前後，則梁守謙為穆宗的賣命就明顯地帶有投機性了。如果連這種基本事實都弄不清楚，我們怎麼能指望了解皇帝即位之後他們之間的關係呢？我們所能說的只有這一點：梁守謙對穆宗的影響是不小的，而且這種影響直至穆宗朝的末年還有增無已，雖然這時梁守謙開始與王守澄（835年死）分享大權。我們將要在下面經常涉及宦官問題，我們總的態度是不要輕信歷來對9世紀宦官所作的極端專制腐化的老一套指摘；這些指摘甚至在現代的有關著作之中也屢見不鮮。 無論如何，24歲的穆宗皇帝除了個人對宦官有恩當報之外，他還面臨著其他問題。憲宗的暴崩中斷了在唐帝國完全穩定以前所要繼續推行的軍事中央集權化計劃。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東北的藩鎮雖然已在9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相繼被平定，但並未真正統一於中央的治理之下。由於缺乏皇帝的堅定政策，朝廷對如何正確處置東北這個敏感地區的方針便有所爭論和舉棋不定，這種情況再一次表面化了。例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死於820年，他的弟弟王承元在部將的擁戴下接過了他的位置。這就提出一個老問題：朝廷是應該同意地方上推戴的節度使呢，還是設法從外面委派一個新節度使？820年後期，朝廷搞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妥協方案。它命令東北諸節度使大輪換：以王承元充義成節度使；徙魏博節度使為成德節度使；任命王朝老將李愬為魏博節度使，如此等等。很明顯，這個意思是要承認東北諸節度使有權參與政治，但是不讓他們在本藩鎮境內參與。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唐王朝竟完全沒有考慮這樣的軍令必然會引起政治上的一片混亂。 821年，穆宗委派他自選的一名文職節度使去幽州；幽州在憲宗時代是東北藩鎮中唯一守中立的州。在近百年的大部分時間，幽州鎮將歷來都是當地軍人。忽然間幽州士民得接待一位驕慢的長安官僚：此人在萬人廣眾之中坐轎子；不理政事；甚至縱容部屬作威作福。這個火藥桶馬上衝著朝廷爆炸了。成德軍先是有兵變，後在821年又爆發為全面的叛亂；朝廷的鎮壓行動開銷大，收效少。[123]後來，幽州的另一次兵變推翻了朝廷任命的節度使，中央政府只好把幽川鎮一筆勾銷。魏博也起來反對長安，它和幽州、成德結成聯盟。到了822年年中，東北的局勢回復到了憲宗費盡人力物力才得以平定這些割據州鎮以前的老樣子。 人們提出了許許多多理由來說明這些使事件急轉直下的軍事失敗。[124]第一，討伐東北藩鎮之役主要即在使用諸鎮的兵力，這些部隊人數不多，協調不善，供給不足（甚至在後期起用的名臣宿將李光顏和裴度也不能統一軍心）。第二，通過宦官監軍的影響，宦官們被派往下一級的戰地指揮機構，這種非正規做法可能破壞了指揮系統。長安也曾試圖直接指揮作戰，但它所獲得的戰時情報又往往陳舊過時。許多精銳部隊被將軍們留作自己的衛隊。較差的兵士才被用於打頭陣。自然，這些弱點並不稀奇，自安祿山之亂以後在政府軍的討伐戰陣中是屢見不鮮的。宰相蕭俛（820—821年在職）成了這些問題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因為他從憲宗朝的中期以來就被認為不贊成對藩鎮用兵。蕭俛被指責說他誘使穆宗相信國家已是昇平之世，因此再沒有作長遠計劃以使國家歸於大治。可是，這個問題確實很微妙。龐大的軍隊需要用賞賜來安撫，但又不得不削減它的規模和削弱它的影響，以免文官政制完全被它吃掉；與此同時，還要適當地防範藩鎮不滿情緒的蔓延滋長，因為不僅東北藩鎮已有不滿，而且東南方面也在822年後期有了小規模兵變的發生。不言而喻，僅僅罷免蕭俛的相位還不能解決問題，沒有多久指責就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和德宗一樣，穆宗據說也主張對藩鎮取「姑息」的態度，這就是暗示他缺乏剛毅果決的氣質。 總的來說，穆宗並不被認為是受人敬畏之君，而受敬畏這一點正是唐代君主制度得以運行的必要條件。部分原因是由他的個性引起的。九五之尊的沉重的職責和他勵精圖治的父親所要求於他的榜樣，在他準備承接以前就已強加在他頭上了。他似乎是一位相當平凡的青年人，朝氣蓬勃而熱切地期望與宮廷和軍隊里的朋友尋歡作樂。他喜歡打獵、擊鞠以及盛陳歌舞盛宴。據正史自以為是的報道，穆宗也沉湎女色。不管真假如何，這種種說法損害了他的聲譽，使他不得不遭到關於他行為不檢的陣陣批評。[125]糾正他的行為的道德責任感極受重視，致使在當年的考課中竟把蕭俛和他的一位同僚以瀆職論處，予以降職。更糟的事情發生在823年初期，那時穆宗在擊鞠時[126]因墜馬而有了傷殘。結果他不能親自處理國事，因此許多職責都被宦官梁守謙和王守澄所完全接了過去。王守澄給穆宗找了一位醫生，但未見效用。穆宗在824年之初故去，按照他傷殘以後匆匆草就的詔書，他的15歲兒子敬宗即皇帝位。 但是，穆宗失敗的另一部分原因應該歸咎於官僚階層。在他最後病倒以前，這位青年天子曾經真心實意地想履行他的職責，但他沒有得到大臣們的通力合作。例如，他即位不久就曾請求他從前的幾位師傅擔任宰相，但都被謝絕。穆宗不得不向各種類別的朝臣一一求助；他先後找了年輕的翰林學士，又找了他父親時代即已發跡的宿將和勛臣，但大部分人都態度冷淡。[127]那時的許多官僚都只知道政治上黨同伐異；我們要對他們更進一步有所了解，就必須論述朋黨問題，這或許是9世紀時唐王朝歷史中最惱火的問題。 朋黨問題 821年的進士科考試據說有貪污作弊現象，這一事例標誌著出現了為控制長安中、上層官僚而進行的階級內部長期政治鬥爭。歷史上人們所稱的「牛李黨爭」[128]就是以牛僧孺（847年死）和李德裕（787—850年）為雙方領袖而得名的；這場爭端出自個人恩怨，它可以上溯到憲宗時代。在9世紀20年代他們的個人積怨就公開化了，使越來越多的人在政治上不是參加朝臣的這一派，就是參加那一派。這種派別不論在當時或在後世歷史記載中都被稱為「黨」（factions）　，但絕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政黨中的黨（parties）。9世紀唐朝的黨不是基於經濟的、政治的或思想意識的共同利害關係而結合成有嚴密組織、明確綱領和嚴格紀律的集團，它只是政治人物們的鬆散結合體，產生於難以確認的複雜的個人關係網絡。唐代的朋黨不像今天的政黨那樣根據政見的不同來吸收成員；它沒有很強的核心結構；它的成員的屬性也不固定。一個人很可能只為了個人原因參加到具有無休無止環節的另一個聯合體中去。其中的原因包含著家族關係、共同的出身、科舉或宦途中的師生關係、同僚關係以及單純的恩仇問題。[129]遺憾的是，組成9世紀兩個朋黨的關係網的許多細節尚晦暗不明，莫知究竟。這是因為我們現有關於唐代的傳記資料只限於統治精英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士，還因為這種材料常常是矛盾百出和掛一漏萬，因而很難把朋黨的結合問題弄個水落石出。因此當我們闡釋9世紀的朋黨問題時，我們實際上只能談談雙方的幾位領袖人物——例如他們幹了些什麼；他們跟哪些人結成了聯盟；又和哪些人過不去，如此等等。下面還要看到，由於材料的質量差，它大大地限制了任何想挖掘牛李黨爭的深刻意義的努力。它特別使我們想弄清作為朋黨形成的起因的思想觀點和社會分化的企圖無法實現。 據我看來，朋黨的領袖們是在追求政治權力，因此他們能抓住那些想分潤杯羹的追隨者。這一點從821年的有爭議的科舉中看得很明白。在那一年的春天，當公布前一年冬天進行考試的結果時，前宰相段文昌（773—835年）當即發現，錄取名單中朝廷顯宦的「子弟」之數多得可疑。[130]有一個及第舉子是段文昌的政敵李宗閔（846年死）的女婿，另一個人為副主考官的弟弟，還有一個人則是顯赫的前宰相裴度之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段文昌上奏了一道措辭激烈的本章，抗議錄取唯親和「通關節」的弊端，因而損害了考試結果。翰林學士元稹、李紳（846年死）和李德裕也參與了抗議活動，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各有具體原因不滿於考試的結果。穆宗不能漠然置之。他叫白居易和另外一位朝臣重新主持了一次考試。這一次除了一個人以外，凡上次中舉的士子都落了第，因而使原來的試官都丟了面子。 可是事實上，821年的進士科舉考試並不是特別有弊的和特別受到外界影響的，也許只是在考試結果的人數上被抓住了把柄。我們應該記住，科舉在唐代還只是處於初期階段。它那時沒有明、清時代為科舉考試訂下的那些客觀標準。大體上說來，一個士子的是否中式既要看他寫答卷時的臨場表現，也要看他能投合試官的口味的程度。例如，士子通常要在考試前把「溫卷」送給主考官，以顯示他的文學才能。試官們是不能不考慮這種自我宣傳方式的，因為試官們主持考試的主要動機之一是要錄取一批優秀的年輕人：這些人不僅有著光輝的前程，而且將來還可能指靠他們政治上的支持。當然還應該假定，享有知貢舉這種殊榮的官員對公然濫用對他們的信任會感到內心有愧。事實上，這種非正式的控制方法效果也不錯。但是儘管有相反的正義凜然的辭藻，考生的家族和其他社會關係絕不能等閒視之。在這一次考試中，段文昌和李紳對考官的徇私情的抱怨特別顯得詭詐不實，因為他們每個人事先都曾經把自己欣賞的士子的優點對考官有過囑託。[131] 821年的年輕應試士子只不過是些小卒而已。局外人把這次考試變成了一場政治事件。他們人人都在宦途半路的節骨眼兒上。他們或者曾經暫時掌過權而又希望再次掌權，或者正在即將初試身手的時候。我們知道，唐代的長長的官場階梯上有兩大槓槓：一條槓槓在六品到五品之間；一條在四品到三品之間。那些跨過了第一道槓槓的人，即那些從沉淪的下僚而能躋身於大約2000個四五品官員行列的人，可能要為自己獲得受人大大尊崇的勝利而暗自慶幸。他們可以進入首都社交界，能夠獲准參加某些朝覲，可以享有特殊的財政和消費特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指定一個兒子獲取蔭庇入仕之權。不過在這同時，許多四五級官職還是主要地負責日常事務。那些想在唐朝政府中掌大權的人有兩種辦法能達到目的：如上所述，他們要麼能在皇帝左右找個很特殊的職務，如翰林學士或鹽鐵使，而在任期內試一試運氣；要麼他們能在正式職官中爬到三品或三品以上的位極人臣的地位。這些顯赫的官職包括那些行使宰相職務的位置，它們為數當然更要少得多。那些懷有「望相」野心的人都凶相畢露。對於這些有希望做宰相的人來說，他們既要引人注目，也要力挫可能的對手。對821年考試的控訴便是要達到這些目的。 很難想像一位像憲宗那樣意志堅強的皇帝會容許考試中發生這樣的政治舞弊事件，或者說，他也不會容許朝臣們就此事搞一場政治混戰。正如許多學者指出過的，一個正人君子不應該和別人有以私利為動機的交往，這在傳統的中國是奉為圭臬的。這種思想在先秦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後來它便概括為不能以任何政治結盟來破壞主宰一切關係的君臣關係。中國的政治理論通常都認為，如果准許在朝廷結成朋黨（朋黨乃是廣泛的政治活動的必然結果），那麼，人們所期待的能實現長治久安的道德和社會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損害。所以中國歷史上的英明有為之君都不厭其煩地儘量消除他們朝廷中的朋黨污垢，這既是為了要保護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是為了後世史家能對他做出積極的評價。[132]不言而喻，官員們沒有停止過搞他們的政治結盟，也沒有停止過互相傾軋，儘管經常向他們描述無爭鬥的理想之治是他們應樹為典範的政治。強有力的皇帝能取得的真正成就是要指出，堅持公開的朋黨活動是很危險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把自己的關係網或影響範圍泄漏於人，這是愚不可及的，甚至在競相向上爬時充分使用了這些手段也很蠢。如果要誇耀它們，這就更是災難性的了，因為朋黨活動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疑慮。常有些官員想玩弄反朋黨的花招為自己謀利，但這也要冒風險。「黨」這個字表示道德敗壞，它對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受貶謫。 在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幾位庸懦皇帝的時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穆宗和他的兩個兒子敬宗及文宗都不善於震懾首都的官員。這些皇帝大權旁落，表明他們不能像憲宗和德宗那樣無數次地摧毀朋黨活動，換句話說，他們既不能阻止憲宗以後朝廷上層的爭權鬥爭趨於表面化，也不能阻止它變得越來越狠毒。而且，朋黨之爭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它積重難返，是這些皇帝所壓制不下去的。曾有一次想在朋黨之爭按照它自身規律發展下去之前終止它的決定性嘗試——即835年的所謂甘露之變，但我們在下面還要談到，這次事變以徹底失敗告終。大致可以這樣說，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846—859年在位）能直接繼其父憲宗即位，9世紀朋黨之爭或可和緩得多，或者甚至會使中國人不知朋黨為何物。 使牛李黨爭異常激化而且後來鬧得聲名狼藉的另一原因，是宦官參與了朋黨政治。宦官權力的日益增大和為他們特設了許多禁臠似的官署，總的說來，這在8世紀下半葉很受士大夫們的反對。但是，自從二王集團在805年想制服宦官的計劃失敗以後，膽小怕事的官僚們都得承認，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宦官已是長安政界的組成部分。的確，終憲宗之朝有一些不大隨和的正統官僚總是持大家熟知的教條主義嘲罵態度，而且我們知道這曾引起他們和皇帝之間越來越多的摩擦。但是，他們也在幕後進行和解。例如，官員們無疑都痛恨吐突承璀，但他們也還得在一些實際事務上要和吐突承璀及其他重要宦官攜手合作。與此同時，宦官們也不再是鐵板一塊的了；宦官集團的瓦解過程幾乎隨他們的每一次得手而出現，因為隨著進入9世紀以後他們取得更多的權力，他們內部也出現了更多的爭奪目標。隨著宦官「家族」日益繁衍，他們內部的政治也變得十分複雜。宦官與官僚的接觸倍蓰增加。宮廷陰謀的參加者超越了內廷和外廷之間的界線，儘量尋求各方所能找到的最強大的同盟者。820年以後在沒有了憲宗這位形象高大的皇帝的情況下，沒有人能夠阻止他們自由而公開地拉幫結夥了。以後，到了9世紀20年代中葉，宦官們與唐王朝的最高政界融成一體，整個朝廷變成了朋黨鬥爭的競技場。從那時起直到唐王朝的滅亡時為止，任何政治人物（朋黨的參加者或非參加者都如此）如果不同宦官之間有廣泛的接觸，就休想有效地處理政府事務。 互相鬥爭著的人們花了幾年時間才結成兩大壁壘分明的陣營。總的說來，牛黨在穆宗時期比李黨更得勢，吸收了更多的同盟者和部屬，居相位和當翰林（這是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職位）的機會也多。我們將在這裡考察一下這個異常複雜的過程的一個階段，並把它作為例子來了解朋黨政治怎樣在最高階層一般地進行的情況。 在9世紀20年代初期，牛黨主要由李逢吉（758—835年）領導，而不是直接由牛僧孺領導。李逢吉是唐皇族的旁支，於9世紀初年在唐政府的外交工作方面有廣泛的經驗。如上所述，憲宗在816年任命他為宰相。可是，他馬上在如何進行淮西戰爭的問題上而與首輔宰相裴度發生衝突。他和裴度的分歧鬧得很大，致使憲宗免了他的職務。這種長年積累的嫌隙在穆宗時代趨於表面化。因為穆宗需要軍事上有經驗的官員處理河北問題，裴度在9世紀20年代又時來運轉，而他現時的勢不兩立的敵人李逢吉的前途卻相應地暗淡下來。可是在這關鍵時刻，李逢吉從政治上說變成了另一起個人鬥爭的受益者——這是新皇登基後政治行動加劇造成出乎意料後果的一個例子。詩人元稹像李逢吉一樣憎恨裴度。元稹在9世紀20年代做翰林學士時備受穆宗賞識。可是在821年秋天的某個時候，他竟然愚蠢地卷進一個計劃，試圖削弱裴度在東北戰役中有效的軍事職權。次年，他們的爭吵形勢大變，令人生厭；裴度指控元稹想方設法要刺殺他。雖然後來查無實據，但元稹和裴度都隨隨便便地被降了職。李逢吉因而因緣時會，在822年升任宰相職務。李逢吉進而使用他的權勢提拔他在御史台的朋友牛僧孺當他的下手。形勢這樣發展的結果阻塞了李德裕入相的希望，因為這時他和牛僧孺的關係已經糟糕透了。李德裕在823年秋出任浙西節度使，滯留京師以外約七年之久。823年和824年，李逢吉邀得穆宗和權宦王守澄的歡心，在以後幾年中穩紮穩打，制勝了裴度和李德裕的黨羽。結果，我們今天所稱的牛黨大權在握。 要把這種朋黨混戰的所有細節一一複述出來當然是枯燥無味的，主要是因為20年中的人物和事件像萬花筒那樣叫人眼花繚亂。另外，作為我們主要史料的唐代史書中的傳記對於這些問題的記述又是矛盾百出。許多人物的命運很難追蹤到底，有時人們並不能肯定某人究竟屬於哪一黨，如果他參加牛黨或李黨的話。可是我們完全可以確信，李逢吉所使用的手法頗具代表性，雙方領袖們都無不這樣做，雖然李逢吉的活動在偏袒李德裕的史料中被大加撻伐。[133]特別是沒有理由接受現代歷史學家岑仲勉的看法，他認為李德裕沒有搞朋黨，其意是說，李德裕是受邪惡的對手圍攻打擊的正人君子。[134]不能想像，作為精明強悍的政治人物的李德裕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在史書上牛黨的名聲之所以備受抨擊，一個原因是他們是在浪蕩的少年天子敬宗（824—827年在位）手下掌權的。雖然人們總是傾向於懷疑正史中對某幾位唐代皇帝的評價，但對於敬宗卻無人想給他鳴冤叫屈。很明顯，敬宗只不過是一個無責任心的青少年，對國務活動不感興趣。[135]雖然他必須受制於擁立他為帝的宦官，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在滿足他們更加荒淫無恥的生活方面卻超過了前幾位皇帝。長安此時的宦官有四五千人，敬宗以宮中內庫錢財濫施賞賜。如果我們相信流傳下來的奇聞軼事，宮廷生活便是穢德彰聞。而國內的騷亂據說超過從前任何時候，甚至超過德宗晚年的時候。有一個著名事件涉及近畿的一個縣令。他只是想阻止宦官暴徒一時的暴行而被痛打和羞辱。治安保衛工作越來越鬆弛。在824年年中，長安爆發了一次武裝叛亂，為首的是一個河渠工和一個算命術士，他們領著約100個普通工人作亂。[136]這幫烏合之眾竟然能夠斬關奪門並直達御座。敬宗險遭擒獲，後來是神策軍撲滅了這一小股叛亂，但是守衛內廷的宦官侍衛為他們的重大失職只被從輕發落了事。任左神策軍中尉的宦官實際上卻以英勇禦敵的名義受厚賞，這一奇怪的事件顯然被草草地掩蓋了過去。不久，甚至宰相牛僧孺也對這位心粗氣浮的少年天子有了戒心。他要求去長江中游做節度使，以易地避難。當最後高級宦官們受夠了敬宗之苦的時候，他們命令走卒們在他醉醺醺地夜遊時刺殺了他。 表9　9世紀朋黨雙方的高級領導 繼敬宗之後登基的是他的異母弟、17歲的文宗（827—840年在位）。文宗的即位是第二次破壞了唐皇室父死子繼這一嚴格原則的事例（不算武后那一次）；不出我們所料，文宗的上台是宦官干預的結果。[137]以王守澄為首的一個宦官集團戰勝了兩個可能的對手才得以擁戴他為君。其中一個對手是敬宗的幼子，他顯然不能進行統治，而立攝政的問題始終未予討論。另一個對手是敬宗的叔叔江王李涵，但支持他的宦官們力量太弱，不能壓倒有牢固勢力的王守澄。 在缺乏皇帝的領導達7年之久以後，許多官員抱有一線希望，以為文宗會遵照皇帝的崇高理想進行統治。事實上，他也的確不像他的父親和異母兄那樣，新皇帝對於讀書、學習和其他肅靜的愛好很專心。他即位之初就把許多宮女遣送回家，並絀奢崇儉，恢復了每日聽朝——這些都是其曾祖父德宗在半個世紀以前所定下的勤儉治國原則。[138]但是，在最困難的日子裡曾經支持精明的德宗的人民的理解，文宗卻從來沒有得到過。文宗聽到的忠告是不少的，而且或許多到太濫。他很容易聽信剛剛談過話的人，並且在變化著的政治熱情中表現出來。他在位期間交相使用李黨和牛黨，每二三年換一次班。827年李逢吉罷相，由裴度接替他掌權；830年裴度被罷官，李宗閔和牛僧孺上台；832年後期，牛僧孺失寵了，李德裕第一次拜相。[139] 在每一次大換班的時候，一大批高級官員隨著一個集團的領袖上台，又有一大批高級官員隨著另一集團的領袖而下台。另外，有一點十分重要，即當人們因自己一黨失勢而被降級時，他們通常都不受到真正的懲治，例如被貶逐到南方遠地。反之，憲宗的辦法是任罷職宰相中的重要人物為節度使，任不重要的人物為刺史或刺史以下之官；這種辦法一直沿用到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節度使的任命越來越成為擴大長安政治生活的方式。順便說一句，有些節度使職位受人珍視，因為它們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可乘機大發其財。最著名的例子或許莫如淮南節度使之職，它往往還兼一個鹽鐵轉運使職務，從而使這名官員能對富庶城市揚州周圍地區擁有巨大的經濟影響。宦官們深深地捲入政治交易中去，他們繼續不斷地安排藩鎮的具體任命，以索取大量賄賂。這一切便是安排喪失了權力的人的一種制度。至少朋黨鬥爭中較冷靜的一些人認為禍福無常，也知道如果對下台敵手過於刻薄也會帶回更慘痛的報應。 人們也許抱著極大的興趣想知道這時期朋黨的規模有多大。可是，要找到答案，得有許多問題要解決。嚴格地說，我們只限於把幾位最高級政治人物涇渭分明地劃入這個或那個集團。日本的現代學者礪波護在考察牛李黨爭的細節和大旨時進行了肯定是最細緻的研究，他編了一個約63名有朋黨活動的人的名單，其中牛黨有41人，李黨有22人。[140]甚至在這樣精心編制的名單內，人們也可以認為，對某幾個人被列入朋黨和被劃出朋黨的標準是可以加以推敲的。關於政府中最高層官員的婚姻關係和朋友關係方面，我們簡直沒有足夠的資料來回答它們的基本問題，更不用說等而下之的那些人了。按道理說，一個人與其師長和僚友的關係，相互之間的影響和忠順情況應該是朋黨賴以組成的基礎，但是除了極粗淺的一般概況外，我們不能詳細論及這兩個朋黨的結構問題，因為文獻不足。 話雖如此，但是，他們的人數到底怎樣估計呢？我們偶爾可以從史料中發現一些線索。例如，我們知道在李逢吉的幕賓中有所謂「八關十六子」，但是，關於那些名列朋黨中的人的材料就模糊得很了。825年，楊嗣復（和李宗閔及牛僧孺同榜進士及第，在9世紀30年代末期做過牛黨宰相）錄取了約68名士子，他們之中好多人後來做了官，但是除此之外就無更多關於他們的材料了，甚至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是否同情牛黨。833年李德裕聲稱，三分之一的朝臣都加入了朋黨；這個數字似乎言之成理，但同時它又是從根本上易滋爭議的估計。所以，我們不大可能從正史史料中獲得關於從事朋黨活動的總人數的更精確的概念。 礪波護也引起了人們注意另一個雖無法計量卻也是重要的問題，就是重要政治人物去藩鎮出差時通過辟召方式羅致幕賓的問題。[141]不受京師官僚制度監督和規章制度所約束的私人徵召辦法，其源可上溯至中國三國南北朝大分裂時期的制度史，因為那時廣大的私人追隨者通常都投靠富戶豪門。唐代初年在創建大一統帝國中曾對此加以管束，但在安祿山之亂後引起的地方分權時勢下，辟召辦法又很經常地被恢復使用。它對發展河北諸藩鎮的獨立的官僚體系和擴大財政專家隊伍都是十分重要的。一般的官僚們用這種辦法組建班子以處理他們的日常案牘工作，而所雇用的多是年輕有才的及第士子，以免他們在長安花多年時間去候差。大的藩鎮衙門有時很像具體而微的朝廷，在那裡往往可以看到節度使的許多本族人，地方權貴的親友和其他等候差事的食客。這些人非正式地被稱為「門生故吏」；這是對中國大分裂時期社會現象的恰當的引喻。礪波護認為，由於這類門生故吏越來越多地依附上層朋黨成員，所以朝廷中朋黨的人數大大地增加了。此外他還認為，朋黨結盟的影響是向下層發展的，像金字塔那樣，老門生故吏開始組建自己的門生故吏隊伍。 他的這一席話當然有某些正確性，但也有許多疑問，例如朋黨的下級成員再吸收自己的大批黨羽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們是否有調整朋黨關係的自由，交換信息的可能究竟如何，如此等等。有些朝廷大臣勉強地算是屬於某一個朋黨，但在風吹草動之時又採取騎牆態度，從上面這樣的例子來看，我們是有充分理由懷疑那些小人物的忠誠的。此外，我們也可以問一問，為什麼大規模的朋黨問題的後果在史料中不能寫得更清楚些。如果真有成群的官員和胥吏在短時期內來去匆匆，長安應該是群情譁然，沸沸揚揚的了。那樣規模的騷動至少應該同廣泛的人員轉變有互相的關聯，或者應該同異乎尋常的變動率聯繫在一起。我們現有的關於那時官僚政制的唯一一本材料集是嚴耕望所編制的尚書省最高官員姓名表，[142]它的容量大，有利於考核檢查。利用這些材料可以說明，當朋黨活動處於它的高峰時期，尚書省官員中的改弦更張者和動搖分子在這些年中並非比比皆是。事實上，除了830年可能是唯一的例外，這時期進尚書省和出尚書省的事遠遠不如安祿山之亂和順宗年代那種動亂時期的情況引人注目。雖然這些官職並不一定代表京師整個官場的情況，但就我們目前的認識程度來說，我們應該懷疑是否存在依附於牛李黨爭主角的巨大的垂直系統的派別集團。 歷史上曾經有人作過嘗試，想找出分裂成朋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最有希望的嘗試是把李德裕對李宗閔和牛僧孺的敵意追溯到808年舉行的一次較早的考試。[143]這次較早的考試不是試進士科，而是皇帝命令舉行的高級職稱考試，名為「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在這次考試中，考生牛僧孺、李宗閔和另一青年人皇甫湜（約777年生）在對皇帝的策問中有些略超常見的答案，他們指陳了他們所認為的當前政治中真正弊端之所在。他們的文章最初雖然被試官所識拔，但後來又被認為調子過於激切。據認為，這三個人是採用了這種辦法來非難宰相李吉甫的政策和人品。他們對李吉甫的攻擊使得13年以後他的兒子李德裕對他們以牙還牙地施行報復。 皇甫湜808年寫的這篇文章是僅存的一篇答卷，它引起了特殊的學術興趣。[144]它盛陳音調鏗鏘的辭藻，同時備述君德之必要和關於郅治的忠言，但它不時歸結到具體的事務。它的整個調子都在儒家傳統範圍內，要求皇帝克制和謹慎。皇甫湜力勸憲宗不要陷入當時成為時尚的瑣屑改革之中，而要使國家自然地繁榮起來，其方法是有獎有懲，獎懲得宜，而且要勤求賢德君子為朝廷大臣。雖然這篇文章的名聲在於它尖銳地攻擊了李吉甫，但它既不是教條主義的，也不是純以個人好惡來發議論的。它的許多哲學背景，包括取材於《荀子》的內容；它所含蓄地提到的政治問題，如無限制地發展的黷武主義和出現於全國的經濟困難等等，都是當時知識界通行的觀點。另外，皇甫湜也沒有點名批評別人，有人認為他的某些不甚隱晦的詞句是指向宦官的，而宦官乃是這種文章最常用的靶子。不幸的是，現在已不可能弄清楚其他兩篇文章的內容了。 由於這份答卷是所謂的牛黨同夥留下的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極少數文章中的一篇，它便被看做是整個該黨共同的觀點。事實上，它的用處是有限的，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皇甫湜本人後來消失於舞台，而且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從未參加政治活動。如果我們認為皇甫湜反對主張實幹的和務實的宰相跟同樣主張實幹的和採取改革態度的皇帝之間的合作這一點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他的文章是呼籲官員們應採取更慎重、整個說來更合乎道德原則的態度。但是，它並未告訴我們李吉甫有什麼觀點，而且正像現代學者馮承基所指出的那樣，皇甫湜的文章寫完以後所出現的一些混亂事件，使人不能不懷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145]最重要的是，皇甫湜的試卷沒有什麼預言性價值；文中所指的具體現象不可能反映到以後幾十年的熾烈政治鬥爭中去。它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氣質風格，而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幾位最重要的朋黨領袖所寫的更耐人尋思的論文（特別是李德裕、李宗閔和牛僧孺的論文），也引起了同樣的解釋上的問題。[146]根據我們當前對唐代思想史的了解，它們發表了一系列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從文章的題目和對題目發揮的觀點看），遠遠多於其發表的政治哲學上一貫的歧見。這些論文多半對於任何深遠地促進社會進步的前景表示悲觀，認為在混亂之際不能有所作為；但是，文人學者不能簡單地規避責任而不去選擇拯救社會之道。因此，這些論文從古代摘取了一些嘉言懿行——其中有些是合適的，有些不可盡信；它們還把傳統觀念（如「私」字）加以牽強附會，以期與眼前問題聯繫起來。[147]論文的作者們在朋黨傾軋不已和政治安全無保障的時候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它們都沒有把哲學和政治的組合加以任何聯繫，也沒有說明是什麼觀點和態度把這些人分成李黨或牛黨。 學者們推究兩黨之間對於實際政治問題的歧異，一般都集中在憲宗時代的戰爭問題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張對割據一方的藩鎮採取堅定立場，所以他毫不猶豫地主張用兵。反之，李絳則反對812年迫使魏博鎮就範的辦法，而且魏博確實不久自動聽命於朝廷了。這兩位宰相在812—814年之間的衝突有著一切傳統對抗的因素，引起後世歷史學家極大的關注。這個有限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黨是主和派；李黨是主戰派。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把9世紀第一個十年這兩個人的爭論和十多年以後的牛李黨爭等同起來呢？有什麼理由把李絳甚至稱為牛黨的一個精神追隨者呢？就我們所知，他從未直接攻擊過李德裕，也從未在9世紀20年代積極參與過牛黨的事務。事實上，他受到過穆宗和敬宗時代牛黨宰相李逢吉的嚴厲批評。至於說到和戰之別，為什麼要忽視牛黨的成員也被卷進9世紀的各種軍事問題中去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張對822年的宣武鎮叛亂用兵！）或許人們會說，牛黨諸宰相對藩鎮敵手的態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們看成和平主義者就未免過於簡單化了；如果只是因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軍事領袖便把他們當做始終如一的和不顧一切的武力論者，那就只會越說越亂。何況大多數同藩鎮交鋒的真正重大的軍事衝突，在9世紀20年代中葉朋黨鬥爭開始加劇時已經發生了。對於9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的那些小兵變如何定罪是有不同意見的，但很難想像它們能對全面展開的朋黨之爭有那麼深的影響。或許這時期長安的政治人物都對重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感興趣。在這個他們共同關心的大前提下，對具體的軍事和防務政策的意見的傾向性是很難加以評價的，而且我們也不能排除事後在歷史記述中因加入了專門的辯護和偽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148] 近年來學者們對牛李黨爭提出了社會學的解說；它是以中國歷史學家陳寅恪的著作為基礎的。[149]陳寅恪很注意分析唐代統治精英集團的社會背景的變化，特別是舊貴族的沒落和無門閥的新興官僚相應的興起，這樣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考試制度的作用上，認為它是實現社會晉升的手段。按照這一社會學的解說，牛黨的權力以通過科舉入仕為基礎，而李黨則是世家大族的堡壘，用世襲的蔭庇方式取得做官資格。有許多表面上的理由使這個假說很有吸引力。牛黨最著名的領袖牛僧孺和李宗閔都是進士出身，他們的聯繫要強固一些，因為他們都是「同年」；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及其許多同僚維護科舉制度在感情上是利害一致的。另一方面，作為宰相之子和天潢貴冑的李德裕並非進士；他嘲笑科舉鼓勵士子們做官樣文章，譁眾取寵，不務實際；而且他在833年第一次任宰相時就暫時改變了科舉考試的內容。可是，在這裡我們又碰到一個以片言隻語為根據的假設，它們只考慮到幾個重要朋黨參加者的觀點，而卻推而廣之使之代表整個朋黨的共同利害。 表10　9世紀中葉政治朋黨中可考成員數字一覽表 表10概括了礪波護的研究成果，它的結論表明，按照表中開列出來的情況看，兩個朋黨甚至在科甲人數和巨室後裔人數上都是旗鼓相當的。這就使朋黨雙方涇渭分明地有所謂擁科舉的一方和反科舉的一方的說法不攻自破了。無論如何，人們已嚴重地懷疑所謂大量下層人民通過科舉獲致大權，也同樣懷疑用科舉和蔭庇作為社會出身標誌的正確性。[150]實際上，在唐代文獻不足的情況下，人們往往不可能斷定某個人的背景，即說不清他的籍貫、直系家庭的財產狀況、他在家族內部的地位以及婚姻關係等。不能說中舉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而利用庇蔭的人就一定是來自名門和大族。我們所了解的關於朋黨成員的具體情況，還不允許我們做出社會或經濟狀況的分析。實際上，朋黨領袖們有許多類似的特性、經驗和目標，這充分證明最高層的鬥爭主要是階級內部的鬥爭。雖然以辟召的方式選用官員肯定可以使某些下層人物脫穎而出，但是，如果要在諸朋黨的上層之間作出前後一貫的社會學的區分，證據就遠遠不夠了。 835年的甘露之變 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王叔文及其一夥在805年想改變唐王朝政治軌道時發生的事情。9世紀30年代也發生了一件最有趣和有同樣悲慘後果的事件。這一次事件是由文宗皇帝發起的。事實上，他曾兩次想打擊宦官和朋黨：第一次是在830—831年，它得到了一位宰相的幫助；第二次在835年，它利用了搞甘露事件的一些密謀者。 那些廢黜敬宗皇帝的宦官甚至當他們還想繼續控制敬宗的繼任人時一定懂得，政府仍需要一位至少是能力極低的皇帝。可是，如果他們以為文宗不夠精明，不足以危害他們，那他們就打錯了算盤。除了少數例外，[151]這時期反對宦官的輿論的聲浪已經減弱，因為他們權勢太大，同時也很清楚，文宗自己也正在為他統治時期的缺點而大為苦惱。據說，他特別惱怒自己無能力控制宦官王守澄和給穆宗治病的醫生，即出入宮禁的常客鄭注（835年死）。在皇帝看來，這些內廷顯貴都是政治腐敗的象徵。830年，文宗開始秘密地與宋申錫（833年死）討論此事；宋申錫此時是翰林學士，既不附牛黨，也不屬李黨，因而是皇帝可以信賴的少數官員之一。他們兩個人決定從政治上裁抑宦官。 宋申錫被擢升為宰相併開始擬訂計劃，但所進行之事竟以某種方式泄漏給宦官了。[152]他們馬上轉入反攻，聲稱已獲得表明宋申錫實際想廢文宗而立其愛弟漳王的證據。在這關鍵時刻文宗動搖了，對自己喪失了信心，他得不到可信賴的忠告，又害怕自己有生命之虞。他下令勘訊宋申錫，另外，宦官們從他的親友中搜捕到許多可疑的人。牛黨的宰相除了說幾句無關痛癢的話外，並無一人仗義執言出來救他一命，只有幾位中級官員冒著極大危險勸說文宗把審訊從內廷移往外廷——換言之，使宦官不能控制。宋申錫被宣判有罪，但倖免一死；他大約於次年卒於貶謫之所。 文宗除了對宋申錫事件感到震驚以外，他還對朋黨領袖的行為感到灰心失望。他不時聽到和看到不體面的損人利己的話語和小動作。他繼續在兩黨之間舉棋不定。831年為一次不大的邊境事件召開的廷議中出現了政見的公開交鋒，此後文宗便免了牛僧孺的相位，而第一次把李德裕提升為宰相。但是，833—834年的李德裕的執政期也和以前宰相的執政期一樣，充滿著鬥爭。除了上述這些麻煩之外，這位年輕的皇帝又在那一年犯了病，如果我們相信這一次病與順宗的病歷有著非常奇特的巧合的話，他也是害了暫時口不能言的病。可是，由於鄭注的護理，文宗的身體狀況挨過冬天后稍有好轉。在大約此後的一年中，他默默地考慮著國家的政局，幾乎像一個旁觀者那樣注視著事態。李德裕下去了，李宗閔重新上了台。文宗在834年抱怨道：「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153]到了這時，文宗似乎已在後悔他在宋申錫事件中的失誤，同時他也認識到，朋黨和宦官專權必須同時予以擊敗，否則將一事無成。因此，儘管風險很大，他又搞了另外一次陰謀，其高潮是835年以失敗告終的甘露之變。 很明顯，建立任何第三種勢力需要的是既不受朝中朋黨也不受其各自宦官盟友控制的人物。可是，這一次皇帝與之密謀的人不是像宋申錫那樣以剛直方正而引人注目的官員，卻是兩位宮廷政治老手，即御醫鄭注和新任翰林學士李訓（823年登進士科，835年死）。鄭注雖然是王守澄的朋友，卻與其他許多宦官形同水火。833年甚至有一個神策軍將軍曾想害他的性命。李訓是原來牛黨宰相李逢吉的本族子弟，但他在9世紀20年代的被貶逐時對牛黨的政治喪失了熱情。這兩個密謀者自然都有野心，但卻不是他們的敵手後來所指控的那種壞蛋；鄭注的醫術很受人稱道，而李訓則是一位對經典古籍有一定造詣的學者。要打破朝政中歷時15年的朋黨之爭，而代之以鄭注和李訓的單一的新政制，這對文宗來說似乎並不理想，但因為這兩個人膽大而有謀略，所以皇帝認為至少有改變一下政局的可能性。 精心地利用了牛李兩黨關鍵領袖人物的嫌隙之後，鄭注和李訓被皇帝在職官制度內予以升擢，接管了原來被兩朋黨宰相所執掌的權力。我們在上面看到，王叔文集團在805年預先策劃的政變中因忽視了軍隊的作用而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相反的，經過精心策劃之後，鄭注做了長安以西的鳳翔節度使，他從他所統率的軍隊中暗中調集了禁軍突擊部隊。李訓那時在做宰相，他得到了京師許多官員的幫助，這些人被准許有自己的警衛隊聽候調遣。他們的基本想法是引誘宦官脫離神策軍的庇護，然後一舉聚殲；這個戰法一直嚴格保密到最後一分鐘。 鄭注和李訓奪取了他們原來的庇護人王守澄的權，接著投之於獄，最後處死於獄中。為了做這件事，他們暫時與王守澄的宦官對手仇士良（781—843年）結成了聯盟。可是，甚至在處死王守澄時，李訓和鄭注就在計劃收緊包圍仇士良的網。835年12月末某日早些的時候，宮內大臣通過事先的安排，奏稱「甘露」（天降的祥瑞）於前一夜降於外廷的石榴樹上。[154]文宗完全知道已為宦官設下了伏兵，他便遣仇士良和其他宦官到外邊去察看這一奇異現象。正當他們來到伏兵即將突起的後院時，一陣風吹起了李訓兵士藏身的帳篷的一角。兵器的噹啷聲驚動了宦官，他們大多數人都乘宮門關阻之前驚駭地跑回了內廷。他們在裡邊強迫文宗返回李訓和其他政府官員力量達不到的後宮。仇士良和其他宦官馬上召集令人震畏的神策軍，它的各小分隊便被派往官員住宅區屠殺可疑的朝臣。僅在政府區一個地方，據說士兵們就殺了1000多人，並毀壞了許多印信、檔案和文卷。以後幾個星期軍隊不僅逮捕了主要的密謀者及其屬吏，也濫捕他們的全部家族和其他許多完全無辜的人士。他們大搞逼供信。三位宰相及其家屬公開在長安西市被處決。宦官們允許血洗，直到836年初宣布寬赦和限制進一步審訊時為止。 宦官們隨即著重考慮如何維護權力的現實問題，這意味著首先要對宮廷的突發行動提高警惕，並且要在自己隊伍內部查出密謀活動。他們還決定以神策軍仗衛宮內，但馬上發覺不值得費此精力；如果把他們的部隊置於這樣眾目睽睽的地位，這只會激怒保守的輿論而不會有多少具體收穫。[155]舊的鑾儀衛隊（南衙衛）已不起作用，而且，如果再要發生危險，神策軍就近在咫尺。只要把宮禁衛隊骨幹所擁有的長矛短劍一概沒收，仇士良和其他權勢宦官就能夠達到更加安全的目的。 總的說來，騷亂平息以後，宦官們就想照老樣子行使他們的權力，也就是說要避開公眾的視線。這部分的是因為有些節度使暗示要進行軍事干預，以阻遏赤裸裸的宦官專政。[156]而且還因為宦官也願意與官僚階層重建一種李訓和鄭註上台以前曾經存在的工作關係。一個引人注意的不同之處是，朋黨雙方的成員都同時做宰相，而在以前權力卻像走馬燈似的在兩個朋黨之間來回倒換。另外，朋黨的次要成員實際上被任命為宰相，而那些知名領袖的地位的恢復卻很慢，他們從藩鎮回長安要經過嚴密監督的步驟。這可能反映了宦官在政府內廷的會議上有了更大的勢力，影響當時官僚個人安全的狀況同樣也反映了宦官們的這種勢力。宦官說服文宗撤掉保護宰相的衛隊（這是自815年武元衡被刺以來就實行的辦法），其目的無疑是要使宰相感到自己更易遭受壓力。如果個別官員的言行太出格，宦官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例如宰相李石（784—845年）在838年就曾險遭不測。 甘露之變的失敗似乎使文宗神情沮喪。836年宦官的意圖變得一清二楚之後，他對政務越來越沒有興趣了。他無精打采，淒涼慘澹，厭於廷議對問，甚至再也沒有興味談詩了，他飲醇酒求醉，並且悔恨過去的錯誤。他開始盤算他在歷史上的地位。839年他要求觀看《起居注》，以了解對他的寫法，但卻被編纂的官員謝絕。這表明，他擔心自己被寫成歷史上遺臭萬年的皇帝。[157]他在喝醉時曾對一位年輕的翰林學士賜酒並嗚咽地說，古代最不堪的君主只受制於諸侯，而他本人卻糟糕得多，竟會受制於家奴，即宦官。這一年他舊病復發，840年初去世，時年30歲。 皇位繼承問題的危機隨著文宗身體狀況的惡化而發展，這是晚唐歷史中繼承問題比較複雜的一次。原來的太子，即文宗唯一有資格繼承的兒子，在838年被殺死。太子之死的情狀疑莫能明，但文宗顯然同意處死他，因為文宗越來越不寵幸太子之母，又被太子的年輕浮躁所觸怒。[158]在他死後的一段時間裡，敬宗的一個沖幼的兒子當了太子，但由於他的年歲和有病的體質使局勢很不穩定。另外兩個皇位候選人出現在宮內，他們都是文宗的幼弟。安王溶是後宮中有權勢的楊賢妃之子，他得到母黨族人、又是牛黨宰相的楊嗣復及一些宦官的支持。另一可能的帝位繼承者為潁王，他是神策軍中尉等人擁立的對象，他們最後取得了勝利。文宗本人對這最後的選擇竟無能為力，因為他一貫不能在這樣重大的事件上下決斷；總之，到了839年，他耗費了大部分時間來哀痛他兒子之死。中尉仇士良及其盟友能夠假傳聖旨立潁王為攝政王。文宗死後潁王即位，他是穆宗的得以君臨唐帝國的第三個兒子。獲勝的宦官集團立即設法處死了另外兩位王子、楊賢妃以及他們在宮禁中的支持者。[159] 武宗朝（840—846年的李德裕） 武宗即位以後，政治報復行為從內廷蔓延及於外廷。最初的打擊目標是牛黨的宰相楊嗣復和李珏（785—853年）；這兩個人是在文宗時代的末年爬上最高官位的。仇士良既要罷他們的官，又要他們的腦袋，因為他們支持過武宗的弟弟和對手。武宗並不反對這個想法，也可能讓人們處他們以死刑，若不是最不可能為他們辯護的李德裕出面干預的話。李德裕在840年末被任命為宰相，他不顧朋黨的利益，激切地為他的政治對手們的性命請命，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向皇帝迫切陳詞，並且動員朝廷的輿論來支持他的行動。最後武宗咆哮著向李德裕說道：「特為卿等釋之！」[160]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說明李德裕在這位反覆無常的天子面前所享有的如此特殊的恩寵以及他如此善於發揮宰相的作用。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時五十幾歲的李德裕，已為獲得這樣的機會準備了一輩子。他的傳記和誄詞異乎尋常地談到了他的抱負、克制和幹勁。但是，除了他個人的奉獻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外，他還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善於找出和利用每一個可能推進他的事業的關節。自然，他是憲宗時代的貴官和宰相李吉甫之子，從一開始就沾了很大的光，但在他的公務生活中再沒有什麼偶然機遇之賜了。在9世紀的第一個10年，李德裕在藩鎮中入幕，度過了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涯，主要是為了避免因他著名的父親而涉徇私之嫌。可是，他在藩鎮任職時期小心翼翼地巴結了一名宦官，據說給了這個宦官以巨賄，使之能關照他的利益。在這個宦官回到長安以後，李德裕被穆宗召為翰林學士，這不是一個年輕人能憑偶然機會得到的職位。 李德裕在翰林院中結好於李紳和元稹，像前面已講過的那樣，他卷進了日益擴展的朋黨活動之中。在這個時期內，李德裕在實際協調他們那一派的政治方略時究竟做到什麼程度，這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他離開長安比在京師做官的時間多得多。他兩次任浙西節度使，在長江下游的那個藩鎮幾乎長達八年之久；他又在西川供職三年，在這裡獲得了對外事務方面的經驗。他在9世紀30年代初期文宗時代確曾做過短時期的宰相，但甘露之變的密謀者編造一個情節把他也株連在一個莫須有的叛逆罪名中，此後他便被貶為湖南南部的一個刺史。可是，他沒有被貶逐多久。甘露陰謀失敗以後，他又被任命為節度使。通過他與另一名宦官——仇士良的下屬——的友誼，李德裕最後在840年被召回長安，在新皇帝下面當了宰相。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武宗於846年春去世時止，李德裕是唐王朝京師里主宰一切的政治人物。 李德裕作為宰相的政治作風肯定的是贊成儒家的理論和實踐中主張搞集權主義的一派。他欽佩管子和西漢的一些強有力的宰相。他繼承的他意志堅強和說干就乾的父親的品性以及他在幾個藩鎮任內擁有的長期行政經驗，使他自然而然地能夠把一人負責的宰相之治運用到高級行政中來。他的作用受到皇帝的嘉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不同於代宗後期元載的強人統治。它也大大不同於唐代的制度，因為按照唐代的規矩，國家大事都要由幾位理論上權力相等的宰相在皇帝面前展開辯論。宰相們在文宗晚年出於派性而爭吵不休。[161]與此相反，李德裕現在被賦予實際權力，能為政府做出幾乎所有的重大決定。據我們所知，他的方法是先搞一個最小規模的磋商，再徹底檢討有關的訊息和情報，然後獨自退往後花園擬定計劃。這種方法特別不尋常，因此值得他的同時代人予以評論。通過他留下的大量政事文書來看，我們知道李德裕之享有一位極端幹練的行政官員的名聲，不光是同情他的歷史學家描寫的結果。他善於掌握細節；會斟酌別人的長處和短處而量才加以使用；能夠協調大規模的政府行動，並且向皇帝提交設想複雜的建議：這些才能都不時地反映在他的奏疏和代擬的制誥之中。在這些方面他足以與陸贄相匹，而在實際工作方面又或過之。主要由於李德裕的努力，唐政府才能夠頂住9世紀40年代之初經常發生的外國可能的入侵、藩鎮的叛亂和國內的騷動等危機。 如果李德裕在他恢復掌權時能夠使李黨獲得勝利，那麼，這個勝利是低調的。他不斷地對他的個人政敵牛僧孺和李宗閔施加壓力，從而把他們一勞永逸地從高層政治中排擠出去，但從另一方面說，他對於進行特別過火的派性清洗活動似乎不感興趣。[162]同樣地，他對與他共事很久的人報之以宰相之職，例如詩人李紳（842—844年在職）便是著名的例子，但是這些人無疑都當的是配角。不言而喻，李德裕不能全由自己來直接指揮唐政府的活動，但他對助手的挑選似乎表明他意在加強他自己的威望，而不在於改變中層官僚階層的結構。 同樣地，李德裕對政府事務進行的一些小改革是要給堅強的行政權提供便利，以符合他的政出一門——即政令應出自宰相府——的原則。[163]公事程序的改革包括把常務（日常事務）的主要責任交還給中書舍人。這些中書舍人直接受宰相管理，因而改革的企圖是想解除翰林學士50多年來不受外廷監督的那種職能。[164]與此相應的努力是要使宰相府囊括一切重要事務，特別是涉及國家安全和與節度使交往的文書，並且把有關這些事務的文件保管在宰相府的特設檔案內。很顯然，這些辦事程序在以前是雜亂無章的，主要是根據問題一件件處理的。[165]李德裕還想控制宮內主要的記注和歷史寫作過程。他恢復了《時政記》的編纂（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寫的一種紀事，但要由其他宰相副署）。這是為了私下保存宰相處理的政務記錄，它按照他們自己的觀點撰寫，而完全不受翰林學士、宦官或皇帝寵幸的干擾。他還要求《起居注》（這是皇帝的行為和詔令的主要記錄，也是最後編成歷朝《實錄》的大宗文獻的基石性資料）應交給宰相審查和作編排上的改動，以免「軍國大政，傳聞疑誤」。他這樣關心宮廷記注，不完全是歷史方面的原因。李德裕特別注意去贏得定某些事務為「密」的特權（這些事務太敏感，不應讓公眾知悉，也不宜寫入起居注），從而增加他實際上指導政府的權力，不受別人干預。[166]在這些程序的修改中有一些似乎在李德裕任期內頗有成效，但另外一些修改，特別是那些官僚們很感興趣的關於限制皇帝使用翰林學士的修改，受到了武宗的抵制及其繼承人宣宗的忽視。所以總的來說，是李德裕在宰相職務上的個人作為，而不是行政上的重大結構改變，形成了9世紀40年代的宮廷政治生活。 武宗和李德裕之間的關係使李德裕有可能取得他的一切成就，因此這種關係是很令人神往的。這位宰相很有魅力，能言善辯，知識淵博而又精於算計，城府很深而又傲慢自大；他酷愛奇花異草，所以他只喜歡幽居在自己豪華的後花園內；但他又決不放棄政治上的刺激。他蔑視宮廷詩的矯揉造作和舉子們的裝模作樣，但是他本人卻是一位相當好的詩人和散文名家；如果有需要，他也能夠採取因襲的態度和做作的感情。相反，皇帝卻是既魯莽，又暴躁，又執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決斷。如同以前的幾位皇帝，宗教像政治一樣緊緊控制著他。李氏家族的弱點是煉藥求長生，武宗又對道教產生了真正的興趣。在他統治時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藥使他喪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我們的材料表明，他既患有抑鬱症，聯繫他對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絕對的躁狂症。[167]可是，在李德裕和武宗所分管的事項方面，卻從未見有混亂不清的情況。雖然李德裕很細心地準備他的奏疏，也強烈地要求應把它們比別人的建議置於優先地位，但他上奏武宗時是把它們作為出自武宗的聖斷而提出來的。李德裕從未犯過把皇帝置於被庇護地位的錯誤。至於武宗，他注意自己時不時地不受李德裕的支配而獨立行使權力，以促使大家能看到他們二人之間地位的差別。很顯然，終武宗之世他們之間的關係未受到任何重大損害。 李德裕在對付宦官方面也很細緻。一方面，他必須注意他們的願望，特別是仍為長安最有權勢的宦官仇士良的願望。例如在840年，一名給事中曾想阻止仇士良的養子利用蔭庇特權（這又是宦官想僭用官員蔭子特權的一例），李德裕卻把此人降級使用，從而引起了官員們的憎惡。可是，李德裕又很注意限制宦官權力中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權力。有時武宗也幫助他這樣做。例如在842年，朝臣們建議武宗加尊號，這自然是一個大慶典，而且要宣布大赦。仇士良和其他高層宦官開始懷疑李德裕計劃利用大赦的機會來削減他們的某些特權和財源。宦官們在宮內示威反對這個計劃，但武宗在公開場合大聲斥責了他們，他說道：他是他自己的朝廷的主人，也是大赦令的唯一頒訂者。不久，皇帝迫使受到羞辱的仇士良隱退。仇士良這位處於關鍵地位的宦官於843年死去以及他的心腹爪牙被清除以後，李德裕剷除了宦官的各種權力基地。他撤銷了他們除神策軍以外的其他兵權，還企圖削弱他們對內庫的控制權，等等。[168]可是，如果把他的這些舉動看做是對宦官全面進行的討伐運動，那也是不對的。它們只要取得有限的和實際的成效。可是，在武宗治下的後期和整個宣宗時代，宦官的權力至少不像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那樣肆無忌憚了。 李德裕作為宰相能夠有所成就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他上任以後事情接踵而來，而危機的氣氛有利於實幹家。 840年秋天，大批回鶻突厥人突然地開始沿今天內蒙的河套地區進抵唐王朝邊境。那個地區的諸節度使只能眼看著在隨後的幾個月中回鶻大約10萬之眾集結在陰山南部塞下——這是數百年來在北方所見最壯觀的遊牧民的大遷徙。[169] 他們為什麼要來到此地，他們又要求什麼東西呢？李德裕從長安派去幾個外交使團之後，中國人已得知9世紀30年代回鶻領導層因嚴重內訌而導致分裂的詳情。在9世紀40年代，回鶻的一個臣服民族黠戛斯決定利用回鶻的弱點。戛黠斯從南西伯利亞根據地突然傾巢南下，把回鶻人趕出了他們舒適的首都，殺了可汗，並自封為草原上新的主人。驚恐的回鶻人分兩股逃奔。一支人馬前往西南，它的成員最後定居吐魯番附近的高昌（今哈拉和卓），他們的子孫在這裡建立了出色的定居社會，迄13世紀時為止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另一支人馬從他們的首都斡耳朵八里直接南下，與中國人相對峙。李德裕派往這第二支回鶻難民遊牧部落的信使在841年獲悉，李德裕雖曾有計劃讓他們返回故居，但他們的統治者——即自封為可汗的繼位者——不想再回原地。反之。可汗要求中國人給一個有城垣的邊塞堡壘作為他們的大本營。回鶻人顯然想繼續留在那裡儘可能過他們半定居式的生活，繼續進行貿易，侵擾中國邊境和等待時機。 回鶻人的這種想法恰恰與中國的傳統戰略利益南轅而北轍，也是任何長安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威脅。需要採取行動，但在這種形勢下卻有著嚴重的危險。在788年以後與回鶻人的長期和平期間，北方的邊境一直沒有得到安寧。因此在842年初李德裕開始一項應急的防衛計劃，同時給回鶻人送去了大批糧食和布匹作為羈縻他們的禮物。邊防要塞要重建；交通要恢復；部隊要增援。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取得了很快的進展。 當回鶻和中國軍隊之間的戰爭終於爆發時，李德裕做了總指揮官，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他的領導藝術勝過了晚唐的任何宰相。他監督戰略和重大戰術決策的執行，督促長安運往前線的供應，但是他把戰術細節留給他精選的戰地將軍們去處理。一個特別的討伐軍指揮體系按慣例組成，但和安祿山之亂後的其他大多數政府軍事行動大不一樣的是，這一次行動協調得很好。增援邊防軍的部隊是從許多內地藩鎮抽調來的。鬧獨立的幽州鎮也參加了這次戰役，這證明了李德裕對他直接控制範圍以外的勢力也能進行政治說服工作。843年初戰役達到了高潮，那時一支中國特遣隊以突襲方式攻下了回鶻的大營。中國人無情地追亡逐北；一萬名回鶻人枕屍於南戈壁後來被名為「殺胡山」的地方，另有倍於此數的人投降。可汗在慘敗中幸得逃脫，但他在幾年之後在沙漠之中被捕殺。 外患尚未完全平息，國內又出現了昭義節度使職位方面的嚴重問題。[170]昭義橫跨山西東部的太行山。它是那些靠河北諸鎮與唐王朝的內地河東和關內之間的貿易為生的商人們的老家。可是昭義不像更加放肆的河北諸鎮，它自757年建置以後便一直忠於朝廷。825年，敬宗的大臣們第一次准許它的節度使職位由父傳子，儘管那時朝廷中對此不乏反對的意見。劉從諫（803—843年）這位新節度使在9世紀30年代越來越有勢力，在甘露之變失敗以後他在阻止宦官公開專權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他843年死去以後，他的侄兒劉稹示意要繼承統制該鎮的權力是沒有人感到奇怪的。大多數官員都這樣主張，即回鶻的局勢尚在未定之天，所以劉稹可以署理此職。宰相李德裕認為，按照原則，昭義不應該永遠劃為化外。[171]為了嚴懲昭義，政府又組織了討伐之役，這一次的最大特點是河北諸鎮的鐵桿核心成德和魏博空前地予以合作。李德裕答應以領土相酬，這兩鎮的節度使才被說服這樣做的。他們的參戰雖然不是全心全意的，但對切斷劉稹的退路和預防像8世紀80年代那樣的災難性叛亂的蔓延，是起了作用的。劉稹和他的家族被部下在844年夏末所殺，此後朝廷便任命了一位新節度使。武宗對李德裕在處理這第二次危機中所取得的成就評價極高，因為這是9世紀中葉最嚴重的一次藩鎮威脅，因此他在844年封李德裕為衛國公。 武宗時代的第三件大事是「會昌滅佛」；因為會昌是武宗的年號。我們從來中國遊學的日本僧人圓仁（793—864年）的《求法記》中得知，對佛教的壓迫已在逐漸形成，但這一次則是在845年由政府擴大的全面鎮壓行動。[172]武宗連續下令關閉和毀壞數以萬計的山野之間的招提、蘭若，後來又攻擊通都大邑的許多寺廟。僅有少數可予保留；上等州治可各留一寺，而長安及洛陽各准許保留兩個寺，每寺只留30名僧人。[173]這一震驚天下的詔書強迫多達二三十萬名僧尼還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殺或被傷害。佛教寺廟的財產、經籍和聖物嚴重地被破壞。雖然最厲害的迫害大約終止於武宗去世和他的叔父宣宗繼位以後的9個月，但佛教作為一個組織恰像它經歷過一個最大的發展時期那樣，受到了最大的摧殘。在後世的中國歷史中，佛教再也沒有像那時那樣向國家權力提出挑戰，甚至與它相抗衡了。 對佛教之所以肆行迫害，其動機是很複雜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經濟方面。[174]大約在820年以後，中國嚴重的貨幣緊缺有所緩和，但是由於各方面更加直接地伸手向國庫要錢，財政的拮据狀況毫無改善：例如後宮的奢侈和宦官的建置開銷越來越大，加上後來反對西北、反對回鶻　和昭義的龐大軍費也都需要錢。在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鼓勵銅錢的鑄造也沒有取得根本性進展。可是與國家的財政狀況相反，佛教寺院集團卻日益富足。佛教的律在古代是禁止僧人從事經濟活動的，但它在中國已有數百年被置若罔聞。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佛教社團作為一個整體而不是作為個人來說，它能從貨物流通中受益。[175]寺廟數百年來積累的財富不僅限於光彩奪目的金、銀、銅製的聖像和佛教祭祀用品，即便它們擁有這麼多貴金屬的貯存對於嚴重缺乏貨幣的經濟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同時也直接違反了政府關於禁止窖藏寶物的規定。而且，較大的寺廟還擁有土地（通常稱為「寺莊」），它們大部分實際上都免稅。事業心強的住持便把這些土地組織起來以農、林產品牟利。[176]這一發展是與世俗社會富豪之家大莊園的形成齊頭並進的，而且這兩種莊園制往往互相糾結在一起，因為富裕施主在死前仍保留名義上施捨給寺院的土地的利益。甚至佛教建築物的建造費用也常由政府捐助。或許最令人氣憤的事實是，在「出家」並因而擺脫民政的控制之後，僧尼就再也不用付兩稅法規定的個人稅項了。由此產生的國家稅收的損失使幾代文官為之煩惱，同時由政府監督制度的許多嘗試也一概未生效力。9世紀40年代的沒收、還俗辦法和其他懲罰性措施得到許多官員的贊同，認為這是阻止佛教寺院在唐帝國的經濟事務中變成強大堡壘的唯一辦法。 迫害佛教的政治方面要更複雜一些。武宗顯然是支持滅佛運動的主要力量；他是一位熱誠的道教徒；他的個人信仰帶有狂熱性。[177]但是除了他有幾個寵幸的道士以外，他似乎並沒有想在朝臣中促成一個名副其實的道教壓力集團，即一個從教義上來說敵視佛教的集團。反之，沒有證據表明大多數官員不認為搞魔法的道教是一劑政治毒藥——也許它是一種有趣的消遣，但不能貿然加入。對佛教的迫害也不大可能是由儒教意識形態的狂熱分子所發起的。韓愈在819年發表的著名的詆佛言論代表了一種極端的意見，但有一點很重要，即也不要一成不變地認為他在倡導一個全面地毀棄釋教而崇奉儒家的活動。反之，唐代後期的高級官員——包括李德裕和武宗的其他宰相在內——並未對佛教之侵入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表現出像韓愈那樣大的個人憤怒。自然，民眾的過火的信教行為可能引起了上層人士的敵意，[178]但是，從檢查唐代現存大量詩文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佛教中比較嚴肅的哲學思想和禮儀深深地引起了許多統治階層精英人物的注意。其次，如上所述，上層僧侶和掌握世俗權力的人的社交活動已變成司空見慣的事。把佛教諷刺為墮落的夷狄之教完全是為了應付論戰需要的說法，而這一次不過是企圖為9世紀40年代中葉的暴力行為巧為辯護之辭而已。 佛教史的歷史作者都指責李德裕執行了這次迫害運動，他們很可能是對的，雖然他們對他的參與並無多少具體證據。[179]李德裕當然有很多充分的政治理由支持滅佛運動，因為首先它會給國家財政帶來利益。它同時還使李德裕有機會精心提高國家的禮儀以支持他實際的政事活動，特別是加強對唐初幾位偉大的皇帝和政治家的崇祀。比如，他建議用從佛寺中沒收的錢在最近光復的昭義建昭武廟；另外，他還主張利用洛陽附近原來的佛教建築以恢復安祿山之亂後被毀的重要的太廟神主。[180]另外，特別在迫害佛教運動的早期，它與李德裕想削弱宦官仇士良權力的努力有關，因為仇士良既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同時還任政府的功德使之職。最後一個原因的證據雖然不是直接的，但情況很可能是，李德裕在843年打敗摩尼教的庇護者回鶻人以後對它進行的鎮壓為更廣泛地打擊佛教提供了現成的先例。 宣宗時代放鬆了對佛教的迫害，這幾乎又讓佛教徒全部恢復他們原有的組織力量。因此，新皇帝雖然贊成恢復佛教這一精神信仰，贊助進行佛事活動而又同時禁止殺生，但他在847年頒布的准許重建廟宇和政府不得干涉的詔令，卻在後來的實踐中受到了限制。經宰相的迫切要求，政府在9世紀50年代之初採用了一個更慎重的政策，即裁減過分的開銷，而且只允許在人口稠密之區新建寺廟。[181]雖然僧尼不再有性命之虞而且通常都能重操他們的宗教舊業，但政府盡力防止私人制度的恢復，規定缺額僧尼只能由禮部的祠部加以補足。甚至長安的大廟宇也在重建之中，宣宗下的命令實際上改換了所有這些廟宇的名字。[182]菩提寺改成了保唐寺，法雲尼寺易名為唐安寺，如此等等。這便表明世俗社會重新建立了對有組織的佛教的控制；這種情況自武宗和李德裕死去以後一直延續了許多世紀。 唐宣宗之治（846—859年） 武宗死於846年，卒年33歲，大約也因服藥而死。宣宗[183]和9世紀的多數皇帝一樣，也是被宮中一個宦官集團所擁立，但他這一次卻未發生繼承權的鬥爭。他是唯一的合理候選人。武宗的兒子們都太年輕，不宜登基，並且如上所述，武宗所遺一弟又已在840年的繼承爭鬥中被殺。37歲的宣宗是他的長輩。他是憲宗的第十三子，穆宗的異母弟，也是前此三位皇帝之叔。 宣宗在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被戲呼為光王，他在出人意料地即位之前在政治上被忽視，也被斯文人物所嘲弄。他在兒童時代多病而且能見異象。成年以後他把他的苦痛變為自己的能力。他假裝對當時任何可以把他捲入危險的宮廷陰謀中去的事物不感興趣，一味沉默，並希望被當做無害的怪人。可是，他即位以後就發泄出他的憤怒和不滿，特別對他父親憲宗的神秘的死更是如此，因為這個痛苦的回憶使他在幾次祭奠憲宗的陵墓時都禁不住淚如雨下。[184]宣宗確信，他的異母兄穆宗和穆宗之母郭妃對憲宗的病死負有一定的責任。當年老的郭妃848年去世時，宣宗拒絕讓她給他父親陪葬的榮譽，另有謠傳說是他加速了這位老太太的死。此後5年，宣宗把他所認為的同案犯都一一捕拿歸案。他甚至貶降了穆宗及其3個兒子在宗廟祭祀中的地位，這使統治皇室所精心培植起來的威信付出多少代價，我們就只能猜想了。和40年前一樣，對朝廷的這種全神專注之情一直持續到宣宗較平靜的年代。他搜尋一切能告訴他父親治下的遺聞軼事的人，他還堅決地優予錄用元和時代高官之子孫進入自己的私人班子或者任政府工作。[185] 好像是為了彌補他自己的被虐待，他很體貼地照顧他自己的母親以及還活著的胞弟們。他也溺愛他的妹妹和幾個女兒，其中有一個女兒恃愛當他的面折斷筷子和打碎湯匙，從而迫使他放棄了把這女兒許配給她所恨的某人的打算。但有趣的是，宣宗從不正視立儲這個重大的問題，儘管一些神經質的官員對此嘮叨不休。他被認為不喜歡長子而寵愛第三子，但他為此毫無作為；他的遲疑不決最後又導致了一場宮廷鬥爭，一個宦官這時成功地擁戴了宣宗的長子。[186]在他統治期間，宣宗顯然是想確定無疑地突出他個人第一的地位，特別是在他從前曾長期受歧視的家族內更要這樣做。 自然，這位古怪而急躁的人不只是懷有私人宿怨，他還必須對付朝廷的官員，而人們認為在這些人中，從前曾給他以保護的卻很少。宣宗在接見高級官員時常年堅持威儀整肅。他往往用尖刻的個人批評或者在討論中顯示備知底細的知識，來使他們感到難堪。他在正式朝覲中嚴厲盤問來朝見的節度使和新任命的地方官員時所準備的訊息，都是來自他對帝國重要材料的研究和他的工作人員所提供的細緻的情況簡介。他以在禮儀或在實質性事物上注重細節聞名，例如在宣宗手下為相10年的令狐綯（802—879年）有一次被皇帝問得神態失常，甚至在冬天他也汗濕重裘。[187]但與此同時，宣宗也像他的父親憲宗那樣，頗有志於重建貞觀之治。他的助手給他讀關於太宗與其臣下相互關係的非正式史書《貞觀政要》；他有時又像從前諸皇帝那樣對他所寵信的官員表示極大的關心。他比某些從前的皇帝更加真心實意地鼓勵相應的官署提出坦誠的批評。但是，朝臣們普遍的情緒一定是狐疑不定，對他又敬又畏。[188] 當然不必奇怪，宣宗在846年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罷掉了與他所痛恨的侄兒武宗沆瀣一氣的、大權在握的政治家李德裕的相位。李德裕按慣例逐步降級，越降品級越低，越降越往南方，最後由於仔細地複查了李德裕曾經略有牽涉的司法案件，他遭到了決定性的打擊。宣宗以綜合調查所得為基礎，對李德裕的罪行進行了長而詳細的譴責，所以他把李德裕貶謫為最底層的官（南海海南島上的一個縣令），使這位前宰相在850年初死於此地。即令在這樣的貶謫以後，令狐綯對李德裕的回憶仍是那麼強烈，致使他夢寐難安。[189] 宣宗罷免了李德裕的相位以後，擁護宣宗的是李德裕從前以鐵腕行政方式所製造的許多政敵，當然還有一些牛黨的追隨者；後者希望看到李德裕和他的主要夥伴完全像牛僧孺和李宗閔從前那樣受到羞辱。牛黨年輕的成員如詩人白居易的侄子、在846年到851年任宰相的白敏中（約862年死），便在某種程度上煽起了往日的朋黨仇恨。可是，要認為這個時期牛黨在政治上已取得絕對的最後勝利，那也是錯誤的。首先，朋黨雙方許多老一代重要成員，在9世紀40年代後期已經死去。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宣宗本人正作為全帝國最強大而唯一的政治力量出現，結果是大規模的公開朋黨活動普遍減少。雖然宣宗確實恢復了幾個牛黨的老人的地位，並且寵待他們的幾個親屬（包括牛僧孺的兒子），但在高級官員中嚴格按朋黨界限調動職位的情況還是有限的，而且甚至這種現象在9世紀50年代也已消失。沒有發生文宗朝廷的那種政體的更替。從此以後，牛李黨爭只能在文學和歷史中聽到它的回聲了。 宣宗的統治看來可分為三個政治階段。第一階段從他登極到約850年，這時顯然是要致力於加強他的權力；罷免李黨的成員；解決佛教的問題；重新統一西北諸州（它們在吐蕃王國分裂後已投降），後一問題我們在下面將予以申論。白敏中是這時期的7個宰相中唯一任期大約超過了一年的人。第二階段包括9世紀50年代的大部分；這時期的特點是少數宰相任期較長，其中包括令狐綯和著名的財政官員裴休（787？—860年）。第三階段是從857年到859年，這時宣宗變得日益躁怒（他也和其他諸帝一樣，對道教的長生術感興趣），宰相的替換也很頻繁（其中多數人過去都是翰林學士）。 很難過細地評價宣宗的後兩個時期，因為正如我們在上面講過的，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史料不足。由於朝廷基本檔案被破壞，又由於9世紀最後25年叛亂期間行政解體，當90年代之初最後要求按常規修宣宗實錄時，竟不能以正常方式編出「一個字」來。[190]一位奉命做這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的歷史學家裴庭裕確曾編撰了一本共三卷關於宣宗朝遺聞軼事的書，署名為《東觀奏記》。這本書是我們了解宣宗個人品質的主要材料，可是它實際上沒有提供有關重大政治問題的情況。它的本紀和這時期少數人物的傳記（在10世紀中葉被編成《舊唐書》的一部分）都有這個缺點，特別是關於9世紀50年代更是這樣，因為它們通常只列有空空洞洞的官職。《唐會要》和《冊府元龜》這兩種非常重要的文獻匯編也倉促地漏掉了宣宗後期的條目。所以下面關於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唐代朝廷的一些論述是假設性的。 大家都強烈地認為，宣宗之治是一個清算和評估過去的時代，也是一個使知識變成可用形式的時代。這時期不論公家或私家的大部頭匯編式著作的數目大得驚人，多達一打以上。這和前此幾十年對這種著作只是偶爾有興趣的情況大不相同。在這些官修類書中，有幾種是關於中央政府和諸鎮材料的摘編，專供皇帝御覽。[191]此外，楊紹復續編了蘇冕的《會要》（853年奏呈），其中收輯了德宗以後迄至他本人時代的詔令和表章；這本書後來編進了今本《唐會要》中。 歷史著作中包括另一部續編書，即《續唐歷》（崔龜從851年編），它是一部編年史，上接8世紀譜系學者柳芳所著的《唐歷》止訖的地方。此書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的關鍵材料的來源。854年，史館奏呈文宗朝《實錄》40卷。除之此外，他們還想恢復原版的《憲宗實錄》，以代替李德裕影響下編輯的第二版。一種10卷本的關於歷代君主政務的編年體類書和另一種相關的300卷本《統史》，一併在851年上呈給皇帝，它們編寫的目標是想給皇帝提供從古代到隋末的「所有」著名的詔令、法律和一般政策。 科舉制度在姚康的《科第錄》中有所討論，此書在宋代尚存於世，也是後來一些匯編的重要材料來源。趙瑑辛勤地從各私家材料中選收了有關詠進士科的詩這一特定題旨的材料。最後，兩種很重要的法律著作成書於宣宗年代：一為《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851年），它使官員們掌握了文宗以來迄至當世的帝國立法；一為12卷的《大中刑律統類》，它是按唐律分類法分類的。[192]這一書名清單可能並不完全，但它足以有力地體現改進工作的精神。 對於法律的重視也貫徹到了實際中去。人們為進一步明確犯罪行為的定義和使法律程序正規化作了努力。宣宗的總的傾向是要減輕對犯罪的處罰，辦法是減少處刑條令和實行赦免；但是如果真有顯然是蓄意觸犯法律的情況，他也是很嚴厲的。宣宗也鼓勵在政府的決定上更準確地援引先例；許多問題的奏疏通常都要引用早先的立法，特別要註明它們的日期。[193]宣宗注重細節而且治理公務井井有條的優點歷來被傳統歷史學家所廣為稱道，也至少博得了某些中央政府的官員——特別是刑部和禮部的官員——的好感。但是，也許是由於宣宗明確反對李德裕所樹立的那種皇帝和強有力的宰相之間的夥伴關係的榜樣，他很難把實權授予任何在名義上負責的大臣。這當然會在實際上遏制官員們的主動性的發揮。 宣宗之治不以採取有革新精神的經濟和社會改革措施而見稱於世，雖然有許多問題要著手解決。例如到9世紀50年代，從長江下游徵集的漕糧大約只有30%事實上送到了北方的廒倉內。汴渠河道上盜竊和貪污橫行，同時漕船因普遍缺乏維修而經常有損失。在9世紀50年代之初，鹽鐵轉運使裴休發布一系列法令以扭轉漕運形勢，漕糧接收額一度雖高達往日的三倍，可惜畢竟好景不長。同時，儘管宣宗時代人們曾想改革食鹽的專賣，但所產的大部分食鹽往往歸藩鎮而不是歸中央政府所用。長安此時的食鹽收益不過略高於憲宗時代收入的半數而已。[194] 至於朝廷政治與第一次群眾大規模騷動之間的關係則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我們對這些年的情況知道得很詳細，但仍不能充分了解。一方面，唐代中央政權，從傳統的和表面的觀點看，被認為已比安祿山之亂以後更弱，但它已延續的時間卻比人們的看法長得多。圓仁描述了9世紀40年代中央控制農村的程度，它表明鄉村還是頗為穩定和繁榮的，甚至在半獨立的河北也是這樣。[195]總而言之，縣令（唐代最低一級政權）對地方事務的最小限度的干預一直被容忍到反王朝的力量明確地要向國家權力挑戰之前的9世紀70年代。另一方面，唐朝後期的經濟和社會繼續發生著重大的變化，比如私人手中的大莊園日益發展，同時農民的生活相應地出現混亂。其中有些變化中央政府是故意視而不見，有些變化它又無法理解，在行動上也敷衍了事，無所作為。中央組織機構的固有缺點，在9世紀中葉的穩定時期也暴露出來，最初表現為點點星火，即兵變和抗稅騷動等等。由於這些事件至少在9世紀50年代以前相對地說不太經常而且又是孤立的，它們能被長安平定，因此產生了老一套救治辦法還有效的錯覺。許多帶根本性的問題既未診斷出來，也未得到糾正。[196] 在宣宗統治的末年，武裝叛亂紛紛出現於今天的廣東、越南北部、江西和湖南，另外還有宣州（安徽）康全泰和浙東（浙江）的裘甫這兩次嚴重的兵變。它們歷來被認為是最後直搗唐王朝心臟的王仙芝和黃巢的災難性叛亂（873—884年）的先驅。這一時期正是唐王朝的命運開始不受長安控制的時候，我們可以恰當地說，它標誌著我們論述的宮廷政治的結束。雖然唐王朝此後名義上存在了大約40多年，但9世紀末年應該視為五代時期的開始。 9世紀初期和中葉的對外關係 如前所述，中國人在8、9世紀之交在西南的勝利和同南詔結成的反吐蕃聯盟的鞏固，大大地緩和了吐蕃人對西部邊境的壓力。此後吐蕃轉而攻擊回鶻人。吐蕃在791年拿下原來屬於中國的北庭前哨基地，它便開始想擴大沿它北部邊界的勢力範圍。除了想增加自身的安全以外，吐蕃向北擴張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渴望至少要控制通過中亞的遠程貿易的一部分地段，夢想損害回鶻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貿易。800年以後，吐蕃人對現今陝西的中國外圍城鎮的零星侵犯雖然被唐王朝方面警覺地注視著，但很可能是他們攻擊回鶻人這一主要目標的附帶行動。不言而喻，回鶻人也很不安。對於吐蕃人干擾他們的貿易和進貢商隊，他們的反應是在813年在吐魯番附近舉行了一次大反擊，但是這次戰役沒有取得決定性結果。[197]後來在9世紀頭10年的後期，這兩個亞洲內陸的強國都主動向中國發動外交攻勢：回鶻人用第三次請求和親的辦法重申他們與中國人的聯盟，吐蕃人則迫切地要求與唐政府締結策略性的休戰條約。 為什麼吐蕃適值此時要接近中國，這個道理現在尚不太清楚，一個聽起來可信的假定是，憲宗時代的唐王朝內政已很有起色，因此它能夠比8世紀後期對外部施加更大的影響。這兩個國家早在808年就對各種問題開始進行談判，人們認為吐蕃新王可黎可足（約815—836年在位）特別希望和平。819—820年吐蕃人大舉進攻中國的西北，是針對性地向唐朝皇帝施加壓力，以迫使他同意簽約。821年雙方在長安就一個全面的條約進行談判，次年在拉薩最後商定初稿。它規定：結束戰爭狀態；停止對對方領土的侵犯行為；制定關於使節履行的規則；調查並遣返在邊境附近拘捕的「可疑分子」。[198] 9世紀20年代西藏的政治史也很動盪不安，其特徵是佛教王室與權勢藩臣家族之間的鬥爭——後者的許多家族都擁護土著的苯教。[199]毫無疑問，這種削弱力量的內部紛爭是使得821—822年的唐蕃會盟在訂約之後沒有馬上破裂的重要原因，而783年的條約卻不是這樣。整個說來，吐蕃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是和平占了上風。大約在840年，吐蕃君權迅速式微，並且隨著達磨王之死而不復存在：據西藏和中國史學所述，達磨王是一位兇惡、放蕩的「末代昏君」。鑒於他反對佛教的態度，部分情況至少是這樣的。諸王子在達磨王死後的繼承權鬥爭中把吐蕃弄得四分五裂。他們已不能再陳兵河西走廊了。吐蕃王國曾經長期成為晚唐歷史中的主要外患，此後在東亞的國家關係中已不起重大作用了。 從大約795年到835年，回鶻人的勢力正如日中天。他們在這幾十年和中國的聯盟中受益越來越多，但中國的財政支出卻是災難性的，不堪重負。最初，唐朝商人以絲綢交換回鶻人的馬匹，以此作為正常的經濟交往。但是在8世紀後期和9世紀初期，中國政府需要大量馬匹來對付討伐藩鎮的戰爭，又因吐蕃人的侵占西北而失去了最好的放養牧場，它只有依賴回鶻人供應馬匹。回鶻人利用這種形勢，把次等馬匹南運到中國，其數量之多大大超過了唐朝的需要。回鶻人對這些馬匹索取高價（通常是40段絲綢換一匹馬），而且隱含報復之意。中國沒有其他良策，只好「死的活的都按頭計算」，一律照價付清，否則就會使邊境被侵犯的風險大為增加。[200]中國的國家財政在這種重壓下受到損害。在幾次強制性的馬市交易中，多達50萬段的絲綢因而易手。雖然有些絲綢供應了回鶻宮廷的消費，但大多數絲綢變成了回鶻人的亞洲內陸貿易的津貼。可以預料，許多中國官員非常不滿意這樣一種情景：長江下游的織綢婦女在織機上辛勤勞動，所產絲綢卻被政府支付給了「外夷」。回鶻派來中國的使臣和他們的代理人——摩尼教僧侶和粟特商人——的傲慢無禮態度，更加深了這種屈辱感。 可是，與回鶻的友好關係卻是晚唐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太和公主在821年婚配給回鶻　可汗，不管這多麼有損於中國人的面子，但總歸是結盟的重大象徵，而且由於巨大的妝奩和公主本人的高貴身份，這一結盟的重要意義也就更顯得突出了。事實上，在與唐王朝交往的外國列強中，只有回鶻人獲准婚娶了真正的公主作為可汗的配偶，而且他們也只有三次。其他國家如果也有幸結親，所娶的則是皇帝的遠房女性親屬。[201] 回鶻人和吐蕃人一樣，在9世紀30年代也被內部的權力之爭大大削弱。一個甚至更加令人矚目的巧合是，840年正當吐蕃作為統一的國家而走向崩潰的時候，黠戛斯也成功地推翻了回鶻帝國。如上所述，李德裕在843年曾經驅散了聚居在中國邊境的大批回鶻難民。因此，亞洲內陸的國際政治在很短時間內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吐蕃和回鶻帝國衰落以後，唐政府才能使自己在北方和西北擺脫廣泛的外國的複雜關係——這是王朝建立以來的第一次出現的形勢。 經李德裕勸說，武宗做出了下面重大的決定：不去收復中國在東突厥斯坦的安西和北庭殖民地。[202]李德裕堅持，即令這些邊遠地區能重新從土著人的手中奪回，在那裡再次建築要塞，由此而來的開銷和危險與可能的收益相比，也是得不償失的。何況北方大草原的新主人黠戛斯已經表示，他們有意與中國共存共榮，甚至可以做中國名義上的藩屬，以符合唐王朝意識形態的傳統和外交上的禮儀。黠戛斯和唐王朝之間的這種互相克制的態度，實際上使邊遠的大草原保持了幾十年的和平。 對接近中國家門口的地區，中國人從9世紀40年代初期之後只限於恢復他們原來的西北方面的領土和重建北方邊境地區的天然防線。這種方針是採用幾種不同的方式實現的，其具體做法則視幾個外圍地區的具體軍事形勢和居民人口的構成而定。 西起敦煌東到蘭州的河西走廊，在840年以後變成了不再效忠於拉薩王的吐蕃各領袖進行激烈武裝鬥爭的舞台。不久，一個名張義潮的中國冒險家糾結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他招募的是住在商路沿線各城鎮的「中國人」（其中許多人可能是中國—吐蕃—突厥人的混血種）。到了851年，他已經把吐蕃的封建領主們驅逐一空。他派遣一名使節到長安自願向唐王朝歸順，這使得朝廷大受鼓舞。他被授予「歸義軍」節度使及其領袖的地位。張義潮的彪炳功績後來使他變成了他的原籍敦煌地區人們崇拜的對象，並且變成了激勵人心的尚武歌謠的題材。[203] 位於甘肅東部的原州和泰州等一大批重要城鎮陷於吐蕃之手已達約百年之久，現在在9世紀40年代後期都直接歸附了唐王朝。唐王朝的將軍們能夠不費多大力氣就降服了那個地區吐蕃騎兵的殘餘。 可是，政府在平定長安正北約300公里的鄂爾多斯沙漠以南的長城邊緣地帶草原時卻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難。這裡，沿今日寧夏和陝西的交界，住的是唐古特人（党項），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半遊牧部落聯盟，源出吐蕃人種。唐古特人在7世紀和8世紀被搞擴張的吐蕃王國趕出了吐蕃東北部（今青海省）的老家。多少年來他們都被三大強國所排擠壓迫。最後在9世紀初年，他們定居於長城附近的夏州—銀州地區。這個地方很貧瘠，不適於大規模農業生產，但可用來養馬，同時也是長安與回鶻首都之間進行貿易的理想地方。唐古特人在政治上從屬於唐王朝，他們的所在地被分為若干羈縻府州，歸中國任命的節度使管轄。這些節度使（他們大多有中外混合血統）成了9世紀那個地方不穩的根源。他們壓迫唐古特人，以謊稱的公正價格來騙取唐古特人的馬匹和駱駝，用敲詐行商負販之法來牟取暴利。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唐古特人不顧嚴厲的禁令開始用從中國走私出來的武器進行報復。到了武宗時代，唐古特人原來斷斷續續的襲擾變成了一場真正的叛亂，而且由於唐古特人得到了來自無家可歸的回鶻人和吐蕃人的支持，這些襲擾甚至變成了危及長安的潛在根源。宣宗作出和解的姿態，撤換了搞貪污的節度使，但是襲擾並未停止，他於是命令一位前宰相統帶一支討伐大軍去懲戒唐古特人。但是，宣宗的方針是派一些可信賴的文職官員到戰場上去，希望他們能夠把文明的品德灌輸給遊牧民，所以在軍事上沒有收效。它花了5年時間，耗費了大量資財，才勉強恢復了平靜。唐古特人雖經這次失敗，仍很強大。他們的騎兵在反對黃巢的叛亂中助了唐皇室一臂之力，他們的商人在9世紀後期的貿易中更加財源茂盛。到了五代時期，唐古特人掙脫了中國人的控制，建立了一個政權，這便是11世紀和12世紀西夏王國的基礎。 中國在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南方殖民地前哨的事務，也和9世紀中葉雲南人的國家南詔的有增無已的領土野心互相糾纏在一起。這種相互聯繫的關係的形成由來已久。唐王朝向嶺南道（今廣東和廣西）以及進一步向河內地區的擴張，是它開國以來就一直追求的目標。這個廣大的熱帶地區被政府分為幾個軍事轄區，再被細劃為若干州，但此舉並沒有能夠防止北方統治者和他們南方臣民之間連續不斷的衝突；正像肖孚所指出的，「華人從來未能完全戰勝過蠻子」[204]。安祿山之亂以後，長安的官員們似乎還把這個遙遠的南方視為一潭死水，因此他們多半都允許地方官員隨心所欲地虐待人民，這種情況與北方的唐古特各地區毫無二致。當土著反叛看來有成功的機會時，唐王朝就派兵去恢復秩序。[205] 858年，繼幾十年不分勝負的小衝突之後，安南爆發了一場大叛亂，它的領袖採取了向南詔求援的空前步驟。 南詔在進入9世紀以前本與唐王朝有聯盟關係，但它這時已變得強大得多了。南詔各統治者在9世紀之初熱心地學習了唐王朝的政府和文化的許多特色，最初是在韋皋和其他四川節度使的教化下進行的，因為韋皋等人認為，以中國生活方式的影響來開化這些異域民族乃是傳統的責任。例如，南詔顯貴的子弟們被派往成都學習，而當他們回去時便把唐朝的行政管理方法帶回了他們的故土。可是，這種和平的交往並未持續多久。在9世紀20年代，四川的中國戍軍由於得不到節度使的充分給養而變得不安分起來，他們向南詔的邊境部落尋求他們的必需品。不久，南詔的領袖們甚至比他們原來的老師更了解四川防務的優點和弱點。在829—830年，南詔多次進攻四川，深入到成都的郊區，揚言要把中國人民從他們自己長官的荼毒下解救出來。他們實際上得到了戍軍中兵變的支持。雖然達成了停戰協議，而且後來的諸節度使恢復了中國軍隊的風紀，但唐王朝不能再指望南詔成為恭順的盟友了。西南邊疆地區在後來的幾十年內仍然局勢緊張。 在這種背景下，唐王朝在安南的殖民地變成了南詔通過紅河和黑水流域進行軍事冒險的天然目標——這兩條河把雲南高原的水引入東南的東京灣（北部灣）。安南叛兵和他們的南詔盟友組成的這支聯軍，在9世紀50年代之末和60年代之初使中國戍軍遭受嚴重的損失；他們在863年拿下了交州——設於今河內的行政中心。唐朝一位受人稱頌的將軍高駢僅在幾年之後就戰勝了這支大規模的入侵部隊。868年以後這個偏遠的南方安靜下來了，但是這個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價才獲得的。[206]正像上面講述的那樣，唐王朝這時正被許多內部叛亂所困擾，而且不久又經歷了由一個名為龐勛的軍官所領導的兵變的蹂躪——它嚴重地擾亂了長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區。[207]另外，王仙芝—黃巢的大叛亂僅在5年以後也開始了。 * * * [1]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2章（倫敦，1955年）。 [2]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5章；　日野開三郎：《中國中世的軍閥》（東京，1942年），第10—27頁。 [3]見前引浦立本書，第7—8章 [4]濱口重國：《從府兵制度到新兵制》，載《秦漢隋唐史研究》；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北京，1962年），第215—246頁。 [5]《資治通鑑》卷217—222。 [6]《白香山集》（商務印書館版）卷12，第47—48頁；參照G.伯奇編《中國文學選集》第1卷（紐約，1965年），第266—269頁。 [7]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與新法家》，載芮沃壽編《儒家信仰》（斯坦福，1970年），第83—85頁；D.M.麥克馬倫：《八世紀中葉的歷史理論和文學理論》，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307—342頁。 [8]《資治通鑑》卷217，第6974—6978、6980—6981頁。 [9]《資治通鑑》卷219，第7004頁。 [10]《資治通鑑》卷218—221。 [11]《唐會要》卷78，第1422—1423頁。 [12]《舊唐書》卷121，第3749—3780頁；《唐會要》卷6，第75頁。 [13]Provinces一詞，在晚唐用於約50個相當大的觀察使和節度使的轄區。 [14]山口瑞鳳：《吐蕃和唐代婚姻關係》，載MTB，27—28（1969—1970年）。 [15]關於吐蕃諸王的名字及其生卒或在位等年代，均據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二卷，京都，1958—1959年）。 [16]即唐古特人；岡崎精郎：《唐代唐古特的發展》，載《東方史論叢》（奈良），1（1947年），第57—205頁。 [17]《全唐文》卷332，第12—13頁。 [18]《資治通鑑》卷223，第7147—7150頁。 [19]例如，可看劉展（《資治通鑑》卷221，第7097—7102頁）和來瑱（《舊唐書》卷114，第3364—3368頁）的事件。 [20]賴德奧特：《唐代宦官的興起》，載《大亞細亞》（新版），1（1949—1950年），第53—72頁；又2和3（1952年），第42—58頁。 [21]《唐會要》卷65，第1131頁。 [22]同上書，第1131頁；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台北，1971年），第2章。 [23]《文獻通考》卷151，第1322—1333頁。 [24]《資治通鑑》卷222，第7123—7125頁。 [25]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53—70頁。 [26]《唐會要》卷72，第1294頁；小畑龍雄：《神策軍的成立》，載《東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35—56頁。 [27]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財政》，載《大亞細亞》（新版），11.2（1965年），第211—232頁。 [28]《唐會要》卷77—79；《國史補》下（上海1956—1957年版），第53頁。 [29]礪波護：《唐的律令體制與宇文觸的括戶》，載《東方學》（京都），41（1970年），第203—288頁；崔瑞德：《唐代的財政制度》第2版（坎布里奇，1970年），第107—109頁。 [30]崔瑞德：《唐代的財政制度》，第109—120頁。 [31]郝若貝：《中國北宋時期的財政專門知識、考核和經濟政策的形成》，載《亞洲研究雜誌》，30.2（1971年），第281—314頁。 [32]郝若貝：《唐代至北宋時期中國的古典貨幣理論與經濟政策》，載《日本國際東方學家會議紀要》，13（1968年），第70—81頁。 [33]室永芳三：《唐末內庫的存在形態》，載《史淵》，101（1969年），第93—109頁。 [34]《資治通鑑》卷224，第7189—7190頁。 [35]可參照浦立本《安史之亂的背景》，第162頁，注21。 [36]陳觀勝：《中國佛教的改造》（普林斯頓，1973年），第3章；見《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S.溫斯坦所寫的一章。 [37]《舊唐書》卷319—324頁；《資治通鑑》卷225，第7528、7261—7265頁。 [38]《新唐書》卷52，第1359頁；曾我部靜雄：《唐代的貢獻制度》，載《文化》，36.1—2（1972年），第1—32頁。 [39]可參照《冊府元龜》卷89，第1—3頁。 [40]崔瑞德：《唐代的財政制度》第2章。 [41]《舊唐書》卷118，第3422—3423頁。 [42]日野開三郎：《中國中世的軍閥》（東京，1942年），第110—118頁。 [43]這一節敘述取自《資治通鑑》（卷226—232）和《舊唐書》（卷12）以及各節度使的傳記，再可參照崔瑞德《皇帝的顧問和朝臣陸贄（754—805年）》，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儒家人物傳》（斯坦福，1962年），第84—122頁。 [44]《唐會要》卷84，第1545—1546頁；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1974年），第20頁。 [45]見松井秀一《盧龍藩鎮考》，載《史學雜誌》，68（1959年）。 [46]例如《新唐書》卷52，第1352—1353頁。 [47]《文獻通考》卷151，第1322頁。 [48]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載《新亞學報》，3.1（1957年），第17—121頁。 [49]例如，在范祖禹的《唐鑒》卷12—16中，這種描述到處可見。 [50]《舊唐書》卷130，第3626—3627頁；《資治通鑑》卷232，第7467—7468頁。 [51]參照《資治通鑑》卷232，第7490—7491頁。 [52]N.西文：《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968年），第3章。 [53]崔瑞德：《唐代的財政制度》，第76—79頁。 [54]《資治通鑑》卷233，第7510頁；《唐鑒》卷15，第141—142頁。 [55]《舊唐書》卷136，第3747頁。 [56]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19，第19—21頁。 [57]山本隆義：《唐宋時代的翰林學士》，載《東方學》，4（1952年），第28—38頁；矢野主稅：《唐代的翰林學士院》，載《史學研究》，50（1953年），第63—70頁。 [58]崔瑞德：《皇帝的顧問和朝臣陸贄》，第106頁。 [59]崔瑞德：《皇帝的顧部和朝臣陸贄》，第116—119；《陸宣公翰苑集》卷22。 [60]《資治通鑑》卷235，第7571頁；《冊府元龜》卷667，第2—3頁。 [61]《資治通鑑》卷235，第7579—7580頁；《唐會要》卷72，第1295頁；以及卷86，第1582頁。又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0，第420—423、432—434頁；唐長孺：《唐書兵制箋證》（北京，1962年版），第102—104頁。 [62]矢野主稅：《唐代宦官權勢獲得因由考》，載《史學雜誌》，63.10（1954年），第34—48頁；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117—143頁。 [63]《資治通鑑》卷235，第7575頁；另可參照《唐會要》卷24，第466—467頁。 [64]室永芳三：《唐末內庫的存在形態》，載《史淵》，101（1969年），第100—102頁。 [65]《資治通鑑》卷233，第7497—7501頁。 [66]803年打退了一次關於韋執誼和王叔文搞朋黨政治的指控。見《舊唐書》卷135，第3732—3733頁。 [67]《資治通鑑》卷236，第7616—7617頁；《唐大詔令集》卷30，第113頁。 [68]見伯納德·S.所羅門《唐順宗實錄》（麻省坎布里奇，1955年）；浦立本：《順宗實錄》，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9.2（1957年），第336—344頁。 [69]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39—142頁。 [70]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07—113頁。 [71]同上書，第110頁。 [72]特別是在劉禹錫和柳宗元的思想中辨認出來的唯物主義成分方面是如此。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1卷，第7章。 [73]王芸生：《論二王八司馬政治革新的歷史意義》，載《歷史研究》，3（1963年），第105—130頁。 [74]伯托爾德·斯普勒：《突厥人出現以來的中亞史》，載《中亞史》（《東方學大綱》），第1部分，第5.5章，第148—162頁；J.R.哈密爾頓：《九姓回紇與回紇人》，載《亞洲雜誌》，250（1962年），第23—24頁。 [75]見V.米諾爾斯基《塔明·伊本·巴赫爾在回鶻人中的遊記》，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2.2（1948年）。 [76]788年起回紇改稱回鶻。——譯者 [77]布爾達·埃克塞迪：《北庭的回鶻人和吐蕃人（790—791年）》，載《匈牙利科學院東方學報》（布達佩斯），17（1964年），第88—104頁。 [78]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75—677頁。 [79]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卷，第677—686頁；樊綽：《蠻書》，向達的《蠻書校注》本（北京，1962年），附錄4。 [80]彼得森：《中興的完成：憲宗和諸鎮》，載芮沃壽和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151—191頁。 [81]對戰爭的記述取材於《資治通鑑》（卷236—241）和《舊唐書》（卷14—15）；另見彼得森《中興的完成》一文。 [82]這種問題是安祿山之亂後唐王朝軍事戰鬥中習見的事，只有9世紀40年代的戰役除外。見《資治通鑑》卷238，第7671—7673頁；彼得森：《中興的完成》，第162—163頁。 [83]《資治通鑑》卷238，第7686頁。 [84]彼得森：《815—817年反對中央政權的淮西之戰》，載F.A.小基爾曼與費正清合編《中國的兵法》（麻省坎布里奇，1974年）。 [85]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財政》，第224—225頁。 [86]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貿易和政府》，載《大亞細亞》（新版），14.1（1968年），第76頁。 [87]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77—83頁。 [88]曾我部靜雄：《唐代的貢獻制度》；　日野開三郎：《藩鎮時代的州稅三分制》，載《史學雜誌》，65.7（1956年），第464—666頁。 [89]《資治通鑑》卷237，第7647—7648頁。 [90]松井秀一：《裴垍的稅制改革》，載《史學雜誌》，76.7（1967年），第1—24頁。 [91]《資治通鑑》卷242，第7799—7800頁。 [92]見《資治通經》卷236，第7614—7615頁；《舊唐書》卷14，第411頁。 [93]《舊唐書》卷14，第411頁。 [94]《唐大詔令集》卷2—5、卷9—10、卷29、卷68—74、卷75、卷79、卷83—86、卷123；《冊府元龜》卷83—91。 [95]《唐大詔令集》卷5，第29頁。 [96]材料來自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4卷，台北，1956年）。 [97]《資治通鑑》卷236，第7621頁；卷237，第7630頁。 [98]《資治通鑑》卷237，第7626—7627頁；《舊唐書》卷147，第3974頁。 [99]例如可看《資治通鑑》卷238，第7683頁。 [100]《資治通鑑》卷239，第7713—7715頁。 [101]《資治通鑑》卷239，第7717頁；卷241，第7767頁。 [102]《資治通鑑》卷239，第7700—7701頁。 [103]見崔瑞德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關於政府制度的一章；池田溫：《中國的律令和官人機構》，載《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論文集》，Ⅰ：《前近代亞洲的法律和社會》（東京，1967年），第151—171頁。 [104]《資治通鑑》卷238，第7692—7694頁；卷239，第7695—7696頁。 [105]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台北，1969年），「表」，第658—669、672—683、730—740頁。 [106]《資治通鑑》卷239，第7697—7698頁。 [107]例如《資治通鑑》卷239，第7704—7705頁；李絳：《李相國論史集（遺文）》卷4。 [108]《資治通鑑》卷237，第7630—7633頁；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視時對貪污腐化的揭露》，載《大亞細亞》，18（1972年），第34—78頁。 [109]李藩即為一例，其傳記見《舊唐書》卷148，第169頁。 [110]《新唐書》卷71上，第2179—2244頁；又見《新唐書》卷73下。 [111]《舊唐書》卷170，第4416—4418頁。 [112]《新唐書》卷54，第1379—1380頁。 [113]見池田溫《唐代郡望表——以九、十世紀的敦煌寫本為中心》，載《東洋學報》（東京），42.3—4（1959—1960年），第80、88頁。 [114]《資治通鑑》卷240，第7752—7753頁。 [115]《資治通鑑》卷239，第7703頁。 [116]《冊府元龜》卷665，第8頁。 [117]《文獻通考》卷58，第523頁。 [118]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75—76頁。這個譯法由劉義永（音）提出，見他的《神策軍與宮廷機構，755—875年》，倫敦大學1970年未發表的博士論文。 [119]《資治通鑑》卷241，第7776—7777頁。 [120]《資治通鑑》卷240，第7754—7755頁。 [121]人們可以把憲宗的即位算在裡面。見王芸生《論二王八司馬政治革新的歷史意義》，第112—115頁。 [122]《資治通鑑》，「考異」，第7691頁。 [123]《資治通鑑》卷242，第7796—7799、7807—7809頁。 [124]《資治通鑑》卷242，第7805—7806、7808頁。 [125]例如見《資治通鑑》卷241，第7778、7781—7782、7783—7784；卷243，第7828頁。 [126]據《舊唐書》卷18第501頁記載：「戊辰，上與內官擊鞠禁中，有內官欻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風眩就床。」——譯者 [127]見《日唐書》卷650，第3—4頁。 [128]也稱「二李黨爭」，因李宗閔和李德裕而得名。 [129]例如李家和牛家便是如此。《舊唐書》卷137，第3769頁。 [130]《冊府元龜》卷337，第21頁。 [131]《冊府元龜》卷337，第21頁；《資治通鑑》卷241，第7790—7791頁。 [132]見戴維·尼維森《和珅和他的指控者們：十八世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行為》，載尼維森、芮沃壽編《行動中的儒教》（斯坦福，1959年），第220—232頁。 [133]特別可看《舊唐書》卷174。 [134]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397—423頁。 [135]可是應該注意，李逢吉和裴度兩個人都曾請求立他為太子。《冊府元龜》卷242，第7822—7823頁。 [136]《資治通鑑》卷243，第7836—7837頁。 [137]同上書，第7851—7852頁；《舊唐書》卷17上，第522—523頁。 [138]參照《舊唐書》卷17上，第523—524頁。 [139]《資治通鑑》卷243，第7851頁；卷244，第7866、7869、7871—7872、7880—7882頁。 [140]礪波護：《從牛李黨爭看中世貴族制的崩潰與辟召》，載《東洋史研究》，21.3（1962年），第1—26頁。 [141]礪波護：《從牛李黨爭看中世貴族制的崩潰與辟召》，載《東洋史研究》，21.3（1962年），第10—15頁。 [142]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 [143]《資治通鑑》卷241，第7790頁；《登科記考》卷17，第11—12頁。 [144]《文苑英華》卷489，第8—17頁；皇浦湜：《皇浦持正文集》卷3；《唐大詔令集》卷106，第545頁；《登科記考》卷17，第14—22頁。 [145]馮承基：《牛李黨爭始因質疑》，載《文史哲學報》，8（1958年），第135—146頁。 [146]例如李德裕《李文饒文集（外集）》，載《全唐文》卷708—710。 [147]《全唐文》卷682，第10—12頁。 [148]例如可看831年的維州事件。《資治通鑑》卷244，第7878、7880—7811頁；又見《李文饒文集》卷4，第6—7頁。 [149]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1956年再版），第2編。 [150]取得功名和利用蔭庇特權這兩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請看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從敦煌發掘的新證據》，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 [151]《資治通鑑》卷243，第7856—7858頁。 [152]《舊唐書》卷167，第4370頁；《資治通鑑》卷244，第7871—7872、7875—7877頁。 [153]《資治通鑑》卷245，第7899頁。 [154]《資治通鑑》卷245，第7910—7922頁；又見橫山裕男《唐代的官僚制和宦官——中世紀近侍政治的結束序說》，載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會和文化》（東京，1970年），第417—442頁。 [155]《資治通鑑》卷245，第7923頁。 [156]《資治通鑑》卷245，第7923—7924頁；《舊唐書》卷161，第4232頁。 [157]《資治通鑑》卷246，第7940—7941頁。 [158]同上書，第7935頁。 [159]同上書，第7943—7945頁。 [160]《資治通鑑》卷246，第7949—7951頁。 [161]《舊唐書》卷176，第4557頁。 [162]這一點可用嚴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中的資料予以證實。 [163]《李文饒文集》卷10，第9—11頁；《舊唐書》卷18上，第607—608頁。 [164]《李文饒文集》卷11，第6—7頁。 [165]同上書，第3—4頁；湯承業：《論唐代相制下的會昌政風》（台北，1973年），第105頁；又見《唐會要》卷64，第1112—1113頁。 [166]湯承業：《論唐代相制下的會昌政風》，第105頁；又見《唐會要》卷64，第1112—1113頁。 [167]《資治通鑑》卷248，第8020頁。 [168]《資治通鑑》卷248，第8009—8010、8020頁；室永芳三：《唐末內庫的存在形態》。 [169]《資治通鑑》卷246—247；《李文饒文集》卷13—15；參照山田信夫《遊牧回鶻國的滅亡》，載石母田正等編《古代史講座》卷11（東京，1965年），第199—228頁。 [170]《資治通鑑》卷247—248；《李文饒文集》卷15—17。 [171]《資治通鑑》卷247，第7980—7981頁。 [172]賴肖爾：《圓仁游唐記》（紐約，1955年），第237—257頁。 [173]《舊唐書》卷18上，第604—605頁。 [174]陳觀勝：《會昌滅佛的經濟背景》，載《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9（1956年），第67—105頁。 [175]雅克·熱內：《五到十世紀中國社會中佛教的經濟面貌》（西貢，1956年）。 [176]崔瑞德：《中世紀的寺院和中國的經濟》，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9.3（1957年），第526—549頁；崔瑞德：《唐代中國的寺院莊園》，載《大亞細亞》（新版），5（1956年），第123—145頁。 [177]《舊唐書》卷18上，第603—606頁。 [178]陳觀勝：《中國佛教的改造》，第254—255頁；歐大年：《民間的佛教》（麻省坎布里奇和倫敦，1976年），第3章。 [179]《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9，第386、637頁；《李文饒文集》卷20，第3—4頁。 [180]《舊唐書》卷18上，第606—607頁；《資治通鑑》卷248，第8017頁；參照《舊唐書》卷18下，第614—615頁。 [181]《資治通鑑》卷249，第8047—8048頁。 [182]《舊唐書》卷18下，第615頁。 [183]「宣」（Hsüan）與「玄」（Hsüan）在羅馬拼音法中相同，現按照感妥瑪一翟理思拼音體系，在「宣」字拼音上多加了一個「i」字母而成為Hsiuan字，使宣宗與玄宗的拼音有所區別。 [184]王讜：《唐語林》卷1（上海，1957年），第7頁。 [185]《東觀奏記》（《圖書集成》版）卷1，第2頁。 [186]《資治通鑑》卷249，第8075—8077頁。 [187]《資治通鑑》卷249，第8073頁。 [188]《東觀奏記》卷1，第6頁。 [189]《東觀奏記》卷2，第14—15頁。 [190]《四庫全書總目》卷51，第15頁。 [191]《東觀奏記》卷2，第12頁；《資治通鑑》卷248，第8032—8033頁。 [192]《舊唐書》卷18下，第628頁。 [193]《舊唐書》卷18下，第627、629頁。 [194]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57—58頁。 [195]賴肖爾：《圓仁游唐記》，第4—5章。 [196]詳見本書下面第十章。 [197]《資治通鑑》卷239，第7701—7702頁。 [198]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00—604頁；李方桂：《公元821—822年唐蕃會盟碑研究》，載《通報》，44.1—3（1956年），第1—99頁。 [199]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96—699頁。 [200]札奇斯欽：《對回鶻馬問題的一個看法》，載《食貨月刊》，1.1（1971年），第21—28頁。 [201]《唐會要》卷6，第75—78頁。 [202]《舊唐書》卷174，第4522—4523頁；《冊府元龜》卷994，第7—8頁。 [203]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第1卷（北京，1957年），第114—120頁。 [204]E.H.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年），第61頁。 [205]見同上書中之表，第61—69頁；又見下面第十章。 [206]《舊唐書》卷746，第17頁。 [207]戴何都：《 868—869年的龐勛動亂》，載《通報》，56（1970年），第229—2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