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隋唐史 · 第十章　唐朝之滅亡

財政問題、鄉村的動盪和民眾叛亂 只是在884年以後，進入了完全沒落時期的唐皇室，才最終放棄了控制全國的嘗試。在此以前，它從未真正喪失對任何地區的主權，儘管在若干地區它的實際權力已經很少。甚至那些最頑固的獨立地區仍照常採用唐朝的官銜稱號，並經常覓取政府在形式上的任命。這樣，唐王朝甚至在它已經不能實施政令的地區也繼續存在。但是，在「叛亂」地區重建權威必須作出經常的和費用巨大的努力，在外來侵略面前保衛帝國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以及甚至在中央政府有效的統治已被嚴重削弱後仍然需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的努力，這些都給王朝實際所能支配的財力帶來了沉重的壓力。這些壓力導致了一系列惡性發展，使情況越來越複雜：從780年到820年，為了支持恢復王朝統一的戰役，農民身受增稅的負擔；從820年到860年，出現了不斷增加的騷動和地方性的盜匪活動；從860年到875年，受到廣泛支持的戍軍暴動發生了，他們認真地試圖在長江下游建立一個獨立的地區政權；從875年到884年，一場大規模的民眾起義爆發了。起義者攻陷了唐朝的首都並占據它達兩年多時間。王朝如今是真正毀滅了。從884年到907年，一批地區性的政權先後建立了起來，其中有一個地區政權給予了唐王朝以致命的打擊。 考慮到這一系列的發展，造成唐王朝沒落的大規模起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9世紀中期見多識廣的官僚們已經發覺事態及其根源的嚴重性，並向皇帝表示了他們的憂慮。許多傳統的中國學者，以及當代嚴肅的歷史學家，都從將近一個世紀以前便已開始惡化的經濟狀況來探索晚唐民眾起義的根源。 唐朝後期財政政策的背景 780年推行的兩稅法並沒有減輕納稅農民的負擔。此法將多種賦稅負擔固定為一年兩次的標準課徵，廢除所有其他名目，放棄專賣稅，原意是以此來穩定農民的經濟地位。但在兩稅法實行後其他賦稅仍未停止徵收。更為嚴重的是，徵收基本稅的方法對農民極為不利，因為正式賦稅是按貨幣計算的（儘管徵收時不一定是貨幣），並且計算的標準很高，因為在780年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對於農民來說，不幸的是，8世紀80年代開始的嚴重通貨緊縮繼續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在其末期實際上以實物折付的稅額是原來份額的3—4倍。沒有免過稅，也沒有按商品重新調整稅額。理由很簡單，因為政府需要額外的收入來支持德宗（780—805年）和憲宗（805—820年）時期進行的範圍廣大而且花費巨大的國內戰爭。鹽的專賣也幾乎立刻被再次採用，成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進一步加重了農民的負擔。[1] 此外，政府找到了另一種重要財源，即由地方官員以「進獻」為名在固定的節慶之日向皇帝內藏庫進貢。[2]這樣的貢獻在設立兩稅法以前不久曾被廢除，但很快被恢復，並成為更多的非法賦稅義務的一個來源，這些「進獻」成了政府收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官員以此來博得皇帝的恩寵，例如有一個最獻殷勤的官員每日向宮廷「進獻」。像所有其他賦稅的來源一樣，「進獻」最終也是從備受壓迫的農民身上榨取的。 以上這些稅項和其他臨時的開徵，再加上普遍的增稅，為憲宗重建中央集權的成功的政策提供了資金。但是他的努力卻使政府的財政空虛，他的繼承者發現政府必須採取一系列經濟緊縮措施，包括大量精簡由政府維持的軍隊。 社會不安和反抗的增長 雖然憲宗的繼承者們沒有像他統治時那樣要支出大量軍費，但是，不僅對鹽，而且對茶、麯和酒的專賣收入繼續增加。[3]為了逃避賦稅而拋棄自己土地的農民不斷增多，他們成為鄉村地主日益增大的莊園的佃戶；這種被庇護的佃戶不為政府賦稅所擾，從而給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和財政問題。然而，政府並沒有減少地方的稅額，反而乾脆採取一種「攤派」或「均攤」政策，即讓每個逃亡農民的賦稅負擔分派在他的同村人身上，這樣一種露骨的連坐辦法使已經惡化了的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9世紀的40年代和50年代相對來說是穩定的和平靜的。但是有種種跡象表明，政府已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845年武宗滅佛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解決這些緊迫的財政問題。在宣宗統治時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兩稅和鹽、茶、酒專賣在內）為922萬緡。但這比通常和平時期歲出尚差整整300萬緡，因此，就必須預征以後年份的賦稅來彌補虧空。[4]專賣稅繼續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組織的逃稅造成了政府實際收入的下降。 在9世紀前半期，最沉重的租稅負擔落在富饒而且經濟上進步的長江下游地區。結果是極為悲慘的，因為那個如此富饒和安全的地區被壓榨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這個事態的發展對於唐王朝來說是最嚴重的。長江下游流域一般是不受外來敵人威脅的「安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特別重要的是這一地區效忠王朝，享受幾乎連續不斷的長時期和平。在安祿山之亂以後，由於失去了對豐饒的華北平原的控制，唐朝政府對長江下游地區的依賴加深了。在憲宗時期，這是唯一照章納稅的地區，而且政府有把握經常從那裡榨取到額外的收入。這個地區承受的特別增添的兩稅份額多於他處。在宣宗統治下東南地區的財政負擔進一步加重了。 唐朝政府不斷接到警告說，它的政策正在導致東南地區的不滿和騷亂。835年，一件關於將茶林移植到官辦場圃中的建議在茶葉生產者中間激起了強烈的反對，有人勸告政府說，強制推行這一計劃「止有盡殺使人，入山反耳」。[5]這一建議於是不得不放棄。在文宗統治（827—840年）的最初年代裡，民間的騷亂已經蔓延開來。831年，長江中游鄂岳觀察使設置一支特殊的武裝，為的是攻打活動於他的轄地以內的江上盜匪。842年，一道大赦詔令表明，在長江地區存在嚴重的盜賊活動，詔令指示官員們應嚴密防備。[6]在845年發布的另一件大赦詔令中，將盜賊和活動於整個地區的私鹽販相提並論。[7]私鹽買賣的所得用來供更高一級非法活動使用，用來支持盜賊的活動，許多不堪忍受沉重賦稅和遭受剝削的鄉村貧民參加了盜賊的隊伍。 845年，杜牧給宰相李德裕寫了一封信，詳細敘述了活動於長江流域的水陸盜賊的情況，指出他們給居民和在那裡經商的商人所帶來的恐怖，以及他們的活動給國家收入造成的嚴重損失。這種股匪通常由百人組成，其中包括許多來自北方的人。來自宣武和武寧（在河南）的盜匪襲擊長江下游地區，而來自忠武和淮西的盜賊則活躍於長江中游流域。在擄掠到贓物以後，由於長途運輸有危險，他們便等到茶葉收成時假扮商人用搶來的貨物換取茶葉；然後他們將茶葉運回故鄉，在那裡很容易賣掉而不會引起猜疑。這樣的盜匪集團的特徵在當代的許多傳奇和詩歌中有生動的描寫，但在正式的官方資料中卻很少能看到。 政府制訂了嚴厲的措施，試圖抑制盜匪活動和非法貿易。對黑市買賣的懲罰是嚴厲的，包括處以死刑。走私商人因此相應地將自己武裝起來，到9世紀30年代中期已能以武力與政府相對抗。840年，負責徵集長江流域賦稅的鹽鐵使在一份奏疏中指出，儘管法令是嚴格的，但很難實行，部分的是因為走私者和商人以及官辦市場（場鋪）的官員三者之間有著密切的勾結。[8]武裝起來並有經濟基礎維持其活動的「盜匪」，有不斷增多的農民加入他們的隊伍。但是，賦稅「攤派」的政策繼續實行，使所有村莊敗落，村民或則投靠已有的盜匪集團，或則另立新的山頭。 南方戍軍起義的爆發 儘管長江下游的騷亂和盜匪活動日趨增加，政府仍然盡力在該地區搜刮儘可能多的賦稅。858年陰曆七月，皇帝的私人隨從張潛堅決反對政府以大量國庫收入的「羨餘」作為估價每年政績（課績）以及將來任命長江下游各地節度使的依據。這種「羨餘」是上交給皇帝內藏庫的，等於在8世紀後期已成為一項正式收入來源的「進貢」的另一種形式。在唐代後期內藏庫漸漸變得如此富裕，以至經常要從它那裡將資金轉移到正式的國庫中去。張潛警告說，公開堅持取得這些額外收入必將在兩方面引起巨大的動盪不安：一是會引起被削減了餉金的地方戍軍的動亂；一是普通百姓會惶惶不可終日，因為他們將被迫承擔更重的賦稅。 事實立即證明張潛是正確的。856年，中國南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暴動，幾乎一夜之間便從這個國家的最安定地區之一轉變成為最富有爆炸性的地區。那一年的陰曆四月至七月間長江流域有三次戍軍暴動。其他地區也是不安定的。858年安南發生了一次動亂，第二年屯駐在重要的運河沿線的彭城的武寧戍軍暴動，彭城多年來是一個孕育不滿情緒的中心，這次暴動是那裡10年當中的第二次。 地圖18　9世紀30和40年代受盜匪活動影響的地區 戍軍暴動並不是最危險的因素；以前也發生過，政府有種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對付它們。但更不祥的兆頭卻是普遍的社會和經濟的動盪不安，因為這些跡象威脅著整個社會結構。政府充分注意到水上和陸上的盜匪問題，但是基本的戰略問題使它很難得到長期的解決辦法。 唐朝長期奉行的一項政策是在南方只保持小量的軍隊，因為它不無道理地害怕大量軍隊可能導致獨立並接管該地區的生死攸關的的財源。唐朝的基本戰略仍是將它的絕大多數軍隊集中在京師周圍和大運河沿線的重要據點。長江下游地區有幾次派駐大量軍隊均與特殊的危機有關：756—757年，玄宗之子永王李璘之亂；8世紀80年代的幾次地方暴動；807年的李璘之亂。但一旦狀況改善，軍隊立即撤走。在其他情況下，南方的觀察使只保留小量的軍隊用以控制規模不大的騷亂。可是，當858年宣州發生以康全泰為首的最嚴重的叛亂時，軍事化的進程再次開始，在此期間政府被迫在鄰近的浙西重建鎮海軍。這是將近50年中在該地區建立的第一個節度使職位。 康全泰的叛亂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意義特別重大的，因為它揭示了唐代後期地方一級權力結構發展的重要方面。[9]康全泰本人是地方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罪犯，最後在宣歙觀察使的幕府中得到一個職位。他的名字與叛亂發生關係僅僅是因為他領導起義是被迫的。真正的煽動者是地方精英人物，即通常所稱的形勢戶，他們和地方當局之間已發展了密切的聯繫。一個名叫李惟真的富有而又上了年紀的商人買了幕府的一個軍職，為的是能免除賦稅和法律起訴（影蔽）。為了這樣的原因購買地方官職在唐代後期是很普通的事情。李惟真壓制地方的貿易，甚至組織平民，可能是讓他們充當一種私人武裝。另一個煽動者是個地主，他被任命為地方的討擊使。他利用那個職位無恥地大撈好處，當他關閉了水閘門使水流向自己的土地時，130家的土地因此得不到灌溉。他的兒子公然殺人，雖被監禁但竟免一死。試圖釋放他這個被囚禁兒子的行動激起了叛亂。這是一種明目張胆的腐化瀆職行為，即通過秘密的私下成交能夠買到地方軍職和廣泛的豁免權。當這種豁免權受到威脅時，地方社會上有影響的成員和地方軍事勢力之間的聯繫能夠很容易地發動一場叛亂，就像此時在宣州發生的把觀察使趕走之事那樣。在該地區慘遭搶劫，軍隊紛紛從淮南和浙東調進以後，宣州的秩序才在858年末恢復。[10]成為宣州騷動基礎的這個一般模式很難說是唯一的，它清楚地證明了唐代後期地方官員們被迫在腐敗的和微妙的環境中活動的情況。當時的政治家確實有充分的理由主張縮減地方軍官的數量。 裘甫叛亂 康全泰暴動對於隨後在859年發生於浙東一帶更為嚴重複雜的叛亂來說不過是序曲。裘甫是一個出身微賤的盜匪頭目，他所領導的叛亂在唐代後期首次短暫地將大量的農村盜匪團伙融合為一支統一的軍事政治力量，將被壓迫的農民組成一個戰鬥集體。[11]雖然裘甫叛亂在爆發之後一年之內便被鎮壓下去，但它卻為15年後發生的黃巢叛亂打下了基礎。 裘甫的名字首次出現於859年後期，他是作為活動於浙東中部的一個盜匪團伙的頭目而被提到的。幾個月內，盜匪——他們還不能稱為叛亂者——襲擊了浙東的大部分地區，從北部的明州直至南部台州的天台山脈。下一年正月，他們向北轉移，攻占杭州灣正南的剡縣，以此作為他們的指揮部。剡　縣是浙東觀察使理所越州的一部分。當地的地方戍軍在四年前曾發生兵變，現在不到300人，裝備很壞，不可能與數達千人以上的裘甫隊伍對抗。政府把該地區全部可用的軍隊集結在一起，其中包括那些駐守在海邊城塞防備日本或新羅經由海上來襲的軍隊。但是裘甫的將士被證明是優秀的隊伍，政府的軍隊一經接觸就被打垮。裘甫勝利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於是山海之盜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參加他的隊伍。這支組織鬆散的隊伍仍是在裘甫全面領導下的各獨立團伙的集合體，此時數量已過3萬。他的動向成為其他地區團伙注意的焦點。860年陰曆五月，一名諫官向登上皇位不過數月的懿宗解釋起義為何發展如此迅速時說：「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戶。」 裘甫的成功使他有信心開始採取步驟控制這一地區。他將3萬名支持者組成32隊，並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為了創造一種正統的氣氛，他宣布一個新的統治時期開始，行用鑄有「天平」字樣的印信。他貯存物資，雇用工匠製造武器，在地方上甚至在中國北方都引起了強烈的恐慌。 政府的最初反應是採用它前一年在康全泰起義時期曾經成功地採取過的措施。它從北部浙西和西邊的宣歙派遣支援部隊，但是各地軍隊低落的士氣和鬆弛的紀律使得他們不能成為一個整體，同時他們對於金錢和晉級保證的要求增加了普遍的苦惱。該當得到懦夫之稱的該地觀察使被召回京師，授予太子賓客的閒職。 860年的最初幾個月是戰局前途不明的時期，因為每一方都在籌劃自己的戰略。唐朝的官員清楚地理解他們在鎮壓起義的戰事中面臨的困難。浙江的複雜地形提出了特殊的問題：它的海岸線有無窮盡的海灣和入海口，巡邏困難，而舟山群島的海上島嶼又能在盜匪需要時為他們提供庇護。攻取這樣困難的地區需要一個有經驗的軍事戰略家的全部才能。由於在京師的武將中似乎沒有這樣的人選，所以決定派遣安南都護王式前去。 王式無疑是當時唐朝最重要的軍事將領。[12]他已在兩個方面建立了不容輕視的聲譽：在北方，他在晉州（山西中部）的嚴密防禦措施曾保衛京師，使之不受來自內蒙的侵犯；在遙遠的南方，他被派去平定852年在安南發生的起義。王式現在奉命前往長安討論如何處理浙東的局勢。當皇帝詢問他的應付方略時，王式答道：「但得兵，賊必可破。」此語表明，一場大戰役將是代價高昂的。王式的回答是簡單的，也無疑是正確的：如果不能迅速重建對該地區的控制，那麼，長期的費用將遠遠超過任何出征的開支，而且丟失該地區對於整個政府來說將是一個難以估計的挫折，並將使京師官員和士兵的俸祿和軍餉都難以為繼。皇帝相信這一前景，便指派忠武、義成和淮南各地的軍隊作為王式的基本隊伍。由於知道起義者有騎兵，王式也把數百名吐蕃和回鶻的騎手調到了他的指揮之下，這是這些外族軍隊首次被用於如此遙遠的南方。 在起義者一方，裘甫的一個將領劉暀知道王式用不了40天就可到達任所，他便提出了一個占領全部東南地區的大膽計劃。首先應攻取浙東首府越州；沿錢塘江建立阻擋政府軍前進的堡壘，爭取時間招集一支船隊。然後他們能經浙西用船渡過長江，掠取淮南首府，即該地區最富饒的城市揚州。戰利品可以運回浙西，他們能夠在浙西等待來自南方其他地區的進一步響應。在此期間，他們的船隊能夠轉向福建。顯然，對於裘甫來說這是奢望，他告訴他的那個有才氣的戰略家說：「醉矣，明日議之！」一名參與起義的策劃與指揮的地方紳士王輅（他是一名進士）提出了一個遠為慎重的計劃。王輅極力主張，由於中國當時仍普遍和平安定，實現劉暀的有雄心的計劃將是很困難的。他為他的謹慎行動論證說，孫權能夠在3世紀時於東南建立吳國只是因為漢朝的中央權力已經全面崩潰。他爭辯說，最保險的計劃是採取守勢，占有若干戰略地區，在那裡陸耕海漁以自給，而且在必要時可退入海島。 結果是裘甫不能對這兩種計劃予以抉擇，最後被擊潰了，儘管也進行了許多艱苦的戰鬥。王式不負所望，表現了傑出的戰術和組織才能，能應付所有危急事宜。他對他手下那些形形色色的隊伍提出嚴厲的紀律要求，並用極端嚴酷的辦法來懲治違紀行為。他將老百姓組成民兵，並在越州治地宣布戒嚴。由於了解到起義的迅速發展部分的是農民中間的饑荒引起的，王式便在幾個縣打開官倉供應糧食。他的由正規步兵和騎兵組成的強大軍隊，以及幾千名新組成的民兵（土團），包圍了起義軍，而他的水軍則切斷了起義者向海上撤退的通路。起義軍進行激烈的抵抗，甚至他們的婦女也是如此，但終於被擊潰。860年陰曆六月，裘甫被俘後送往京師，無疑被公開處死。 裘甫起義源自政府的剝削和民眾的反抗，但反抗的性質很複雜。它顯然不單純是農民困苦境遇引起的零零星星的爆發。裘甫的支持者包括社會的各個階級，從地方上受過教育的名流到貧困的農民、無用的人和他自己團伙的成員。基本戰略是經過精心考慮過的，起義的領導者們在政治上是精明的，至少有數人受過相當良好的教育。這次起義通常被人引證作為黃巢起義的先驅，也許在某些方面確是如此。但必須指出兩次起義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裘甫起義有一個明確的地理中心，事實上沒有證據證明他和他的同伴曾想越出長江下游地區。黃巢則採用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他在把目標轉向京師以前，曾率領軍隊持續數年進行長達數千里的史詩性的進軍。與黃巢起義的最初階段相比，裘甫起義還是有計劃和有組織行動的一個典型。如果及早決定按劉暀的計劃行事，裘甫有可能成功，儘管王式顯然是個可怕的對手。也許還值得注意的是，在裘甫起義被鎮壓之後不到30年，晚唐的第一個獨立國家建立於浙江，以羅平（長江下游的聖鳥）為名，而裘甫就曾以此為年號。該政權至少和黃巢起義一樣，也與裘甫起義有著一種真正的歷史聯繫。 邊境問題：四川和安南 在長江流域發生動亂的同時，唐朝在它將近2000英里之外的西南邊境上面臨著來自南詔擴張主義政權的嚴重威脅。南詔的基地在大理平原，正處於雲南西部湄公河上游之東。此地海拔7000英尺，東西由高達14000英尺的險峻山嶺保護著，南北則是很容易防守的峽谷通道，它的地形幾乎是堅不可摧的。這個平原極其富饒，它與洱海相接，洱海範圍不大，長只有30英里，寬不超過3英里。從漢朝以前起，這個地區為處於文化發展先進階段的非漢族建立國家所占據。[13]在唐代，它的人口必已相當可觀。 7世紀末，來自新統一的富有侵略性的吐蕃王國的壓力促使地方的首領們臣服於中國，作為唐朝的藩屬，這些集團之一在8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實現了對其他集團的統治，並迅速建成組織良好的南詔國。8世紀50年代初，唐朝試圖征服該地區，但未成功。8世紀的後半期南詔與吐蕃聯盟，在794年以前對唐朝邊境構成嚴重威脅；794年，它被說服恢復了對中國的臣屬地位，這種關係名義上維持到9世紀的50年代。然而，在9世紀初，南詔已開始了一個積極擴張的時期。800年，它迫使上緬甸的驃國臣服於己，832年攻下了位於伊洛瓦底江下游的都城舍利佛城。它還開始對最鄰近的漢人居地四川發動侵略。 四川在9世紀上半期反覆遭受外來的襲擊，首先是吐蕃，然後是南詔。829年，地區的首府成都被洗掠，大片土地淪於荒蕪。襲擊的迅速和規模使唐朝震驚，包括一支京師主力部隊在內的軍隊從中國中部和北部移駐那裡，用以防止訓練很差而且不忠誠的地方戍軍放棄整個地區。在此以後，李德裕加強了地方的防禦，雲南和四川之間的邊境在隨後30年內仍保持穩定。 南詔對四川的攻勢受阻，並被北方吐蕃的威力所懾，便開始對南方虎視眈眈，它不但進入緬國，而且也指向東南的中國安南和嶺南地區，雖然它們之間阻隔著崇山峻岭。儘管交通困難，南詔仍能調動大量軍隊進攻安南，給唐朝提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四川，朝廷關心的是可能失去一個與朝廷有密切政治聯繫的富饒地區。在安南，關心的性質則全然不同，它更多是為了威信，特別是貿易，因為南部港口是通過繁榮的海岸貿易而和長江下游港口聯繫起來的國際海運貿易的中心。中國對經過中亞通往西方的陸上交通的控制仍很不穩定，朝廷對喪失南方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予以認真考慮。主要憂慮是對海路貿易的最大中心廣州可能出現的威脅。 846年，有記載說安南出現了一些小規模的部落的襲擊，襲擊根源在於南詔。9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地方的騷亂日益嚴重，這主要是中國官員剝削和苛待土著居民造成的。其結果是安南人積極尋求南詔的幫助，而南詔立即開始對該地區發動大規模的襲擊。 859年，南詔形式上對中國的依附顯然已告終結。當時一名中國使節被派去傳達宣宗去世的消息，南詔對待他的態度表明，它已不再願意與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當使節要求為逝世的中國皇帝舉哀時，南詔回答道，它最近也失去一位統治者，但中國並未因此舉哀。在故意怠慢中國使節之後，它便把他打發回長安。緊接著，南詔統治者自稱大理國皇帝。 南詔的侵略開始時，中國在南方的防禦極差。858年，在嶺南發生了一次成功的戍軍起義，並有再次發生的危險。然而，眼下主要令人憂慮的是更南面的安南。政府任命王式為安南都護（這個任命在上述王式被派往浙江以前）。王式在安南的短暫任職期間是完全成功的，他至少暫時控制了局面。他在地區首府交州（今河內）的設防證明是令人生畏的，致使南詔侵略者「一夕引去」。然而，在王式被調去浙江處理裘甫起義之後，南詔對安南的攻擊取得較多的成功；861年，侵略者最後拿下了交州，但愚蠢地未予設防。下一年，中國軍隊重新收回交州，但在此過程中戰鬥的規模令人不安地升級了。 在唐朝最後但非決定性地平定它的南部邊境以前，它和南詔之間繼續了數年之久的大規模戰鬥已消耗了大量的金錢和人力。862年，從中國中部和北部的八個最大藩鎮中選出3萬軍隊前往南方輪戍。這些軍隊由曾經防守北方邊境的富有經驗的湖南觀察使蔡襲統率。 南詔在這一年年終發起了另一次大攻勢，該地區的大規模戰事通常限於冬天進行，因為此時炎熱的天氣較能忍受：它派遣了5萬軍隊深入安南。下一年（863年）初，他們又一次攻下交州，迫使中國人撤回今之廣西。這次出征的南詔軍隊中包括許多從它的臣屬驃國徵募來的戰士。中國人繼續從更加遙遠的地區徵調軍隊前去增援。[14] 唐朝在安南的作戰和在嶺南建立牢固的防禦耗費很大，但最後是成功的，儘管在9世紀60年代初有過失敗。當高駢在864年被指定統率在安南的中國軍隊時，轉折點來到了。像他以前的王式和蔡襲一樣，高駢在防守中國北部邊境方面已有相當多的經驗。866年，他獲得一場對南詔軍隊的巨大勝利，重新攻克交州並在它周圍建造了一道大城牆。866年以後，南方邊境相對平靜，儘管在9世紀80年代前唐朝戍軍數量不可能很大，而且屢因逃亡和兵變而遭到削弱。南詔在安南遭到挫折，便轉而進攻四川，直至9世紀70年代中期高駢接管四川的防務時為止；和在安南一樣，他在那裡的作為證明也是有效的。875年以後，南詔不再是中國領土的嚴重威脅。880年，在朝廷中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激烈辯論以後，唐朝決定與南詔聯姻，儘管此事從未真正實行。[15] 龐勛叛亂 唐朝和南詔之間近10年的戰鬥使中國人在幾個方面都花了很大的代價。人員傷亡是很明顯的。但是經濟的花費也很巨大，因為南方軍隊要求內地藩鎮經常增援和需要守衛邊境的大量物資。鑒於嚴重的經濟壓力和社會騷亂已使政府處於困境，對於人力和物資不斷增加的要求在形勢日趨惡化的時候是無法滿足的。 對嶺南和安南軍隊的供應首先要通過國內路線運輸，主要經由靈渠輸送。[16]但是很快便發現這些國內路線是不夠的，862年，政府接受建議，改由海道向安南運輸給養。對於南方租賦握有大權的鹽鐵使在長江地區包租船隻，將物資運往南方。所需穀物從已經遭受嚴重經濟苦難的淮河和長江下游各地徵收，有些還征自較遠的北方沿大運河邊的河南地區。 這些較北的地區比起江淮地區來當然更為貧困，那裡不但遭受沉重的賦稅之苦，而且容易發生破壞性的自然災害。858年秋天，嚴重的水災遍及整個大平原；大運河沿岸人口眾多的徐州和泗州被洪水淹沒，數萬戶家庭被毀。862年夏，淮南和河南的許多地方發生旱災和蝗災，其結果是普遍的饑荒。然而，正是在那一年，運往南方的人力和物資主要是從這些地區徵用的。下一年又發生了一次黃河大水災，波及從洛陽到淮河地區的泗州之間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廣大地區。[17]這些自然災害加上不合時宜地徵發供應南方軍隊的糧食，無疑導致人民的普遍困苦和社會大規模的動盪不安。 從這些地區派往南方的戍軍造成了9世紀60年代最嚴重的暴動——龐勛叛亂。[18]雖然起義發生於遙遠的嶺南，但它的根源在武寧，這是一個緊要的戰略地區，位於今天的山東、河南、江蘇和安徽交界處。汴渠是長安取得迫切需要的長江下游流域財富的生命線，它朝東南流經武寧。為了保衛這條供應線，此地由重兵戍守。 從9世紀初開始，那裡的戍軍已經周期性地發生兵變。政府經常設法恢復秩序並先後指派幾個武寧的節度使，但是他們對地方戍軍的權威是不可靠的。在9世紀整個上半期，武寧仍是一個有問題的地區。 武寧在849年、859年和862年陰曆七月發生一次次新的戍軍暴動。政府決定，唯一可行的途徑是使該地完全非軍事化，並置於觀察使管理之下。862年由於動員了2000名士兵前往嶺南戍邊，當地戍軍已經減少，留下的軍隊起來鬧事，似乎可能是他們之中有那麼多人被遣往南方的決定引起的。為了鎮壓兵變，政府派去了它的最強有力的統帥王式（他在撲滅裘甫起義後二年仍駐在浙江）。當帶著鎮壓裘甫的令人生畏的軍隊進入武寧治地彭城以後，他立即採取嚴酷的手段，將大批戍軍處死，並將其餘的人解散。863年陰曆四月，一道詔旨命令將彭城變成「文都」，並將它置於北邊的充州管轄之下。 但是事情遠未解決，它只是產生了新的更加麻煩的問題，從城市逃亡或被遣散的城市士兵成為盜匪，使周圍的地區感到恐怖。下一年，即864年，朝廷在該地區宣布大赦，並允許所有願意重新入伍的前軍人前往嶺南服兵役，然後可能轉到北方的正規軍中。但計劃是去重建武寧軍，還是把軍隊駐屯他處，則不得而知。事實是有3000人投降，並被送往南方，和兩年前遣送去的2000名武寧軍士兵會合。認為麻煩將會因此而結束的任何願望證明是過於樂觀的。868年，即在和南詔的敵對行動結束之後兩年，關於862年來自武寧軍的部隊應在三年服役期滿後北返的諾言又沒有兌現。據說這是因為官府沒有足夠的錢將士兵們遣返回鄉。868年陽曆七月，屯駐桂管（嶺南西北）的800名武寧軍士兵在他們的糧料判官龐勛領導下譁變，開始回軍北返。[19] 地圖19　裘甫和龐勛之亂 朝廷決定對此次暴動予以赦免，允許士兵們在護送下返回家鄉，但條件是他們應在湖南放下武器。士兵們已經照辦，但他們懷疑朝廷的赦免可能只是一種使他們喪失警惕的詭計，還懷疑朝廷將在他們返回武寧途中加以襲擊，或在轉回途中將他們處死，因此他們採取措施重新武裝起來。他們乘船航行到長江口，進入淮南，當時該地歸節度使令狐綯管轄。令狐綯的屬官們力勸他粉碎龐勛一夥，他們認為這是相當容易的。但是令狐綯拒絕採取任何行動，只要龐勛不在「長淮以南」引起麻煩，對於其他地方發生什麼事情他毫不在乎。他宣稱：「余非吾事也。」他派遣使者前去龐勛處試圖安撫造反者，甚至供給他們食物。令狐綯讓龐勛團伙和平通過他的轄地的決定受到了後來若干中國歷史學家的嚴厲批評，他們認為此事就一位前宰相來說是不可理解的玩忽職守。[20]但是，在長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普遍存在著不安和緊張局勢，同時鑒於令狐綯自己和朝廷的緊張關係，他的決定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龐勛在868年陰曆九月進入武寧，從以前的戍軍袍澤中尋求支持，未遇到什麼抗拒。他們的隊伍立刻超過1000人，但直到此時這仍是一次純粹的軍隊暴動。龐勛要求撤換一批他們憎恨的軍官，並以822年王智興在武寧叛亂的先例為自己的行動辯解；王氏的叛亂開始了該地的周期性動亂。觀察使拒絕撤換軍官，一切軍事對抗隨之而來。陰曆十月，龐勛拿下了宿州城，他的人馬在那裡大肆劫掠。數千名當地農民參加了叛軍。當龐勛抵達武寧治地徐州時，住在城外的農民燒掉了城門。叛軍俘獲了觀察使，殺死了他們憎恨的軍官。龐勛進入徐州之後開始獲得大批追隨者，支持他的人來自廣大地區。參加他的隊伍的人有今天的山東以及淮西、淮南和往南遠到浙江的盜匪，還有當地的農民以及一些受過教育的紳士。一名地方名流從鄰近地區帶著自己的3000人前來投奔，龐勛名之為「義軍」。[21] 戰鬥延及十餘州，北至山東，南到淮南。儘管這時已有普遍起義的真正可能性，但龐勛仍用比較克制的和傳統的方式來考慮問題，他僅僅希望由於他的勝利而被任命為武寧節度使。即使是為了實現這樣有限的目的，他仍必須迫使更多的人參加他的軍隊，並徵用地方紳士和商人的財產，而在此過程中經常發生重大暴行。此外，他的士兵毫無紀律可言，一旦唐朝軍隊對他發動強有力的攻勢，農民們很快便拋棄了起義者，隨後離開的是龐勛自己的屬官和支持他的紳士。 在經過一年的戰鬥以後，龐勛叛亂在869年陰曆九月最後被鎮壓下去。鎮壓起義者的戰役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政府依賴外族軍隊支持的程度。唐軍統帥康承訓要求並得到皇帝允許，從吐谷渾、達靼、契丹和沙陀突厥三部落招募外族軍隊。外族的領袖們還被授予重要的指揮權：提供3000騎的沙陀首領朱邪赤心還指揮中國十鎮所提供的討伐軍。在這場戰爭中沙陀突厥扮演了一個特殊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陷入叛軍包圍之中的唐朝統帥。在叛亂平定之後，朱邪赤心得到賜姓名為李國昌的榮譽。[22]他的兒子李克用後來在黃巢造反時拯救了唐朝，並進而建立了後唐王朝。 與南方的裘甫起義相比，龐勛叛亂更像是黃巢起義的真正先驅者。由於它是一次始於中國遙遠南方的戍軍發難的暴動，所以不那麼有名。然而，最後導致唐朝崩潰的許多潛在問題和力量在龐勛叛亂中變得很明顯，並以更嚴重的方式很快在王仙芝和黃巢領導的大規模叛亂中重新表現出來。 懿宗（859—873年在位）統治時期的朝政 859年，宣宗在這些陰暗的事件當中死去。這被普遍認為是唐王朝的巨大不幸，因為宣宗儘管偶爾表現出嚴酷和褊狹，但是他聰明，處事公正，樂於接受臣僚的勸告，能夠自我克制，而且生活節儉，因而獲得了廣泛的聲譽。朝廷中許多人認為——特別是在回顧他當政時——他是一個偉大的皇帝，幾乎是太宗第二；還認為他是可能從困擾中國的種種問題中拯救唐王朝的一個人。 他在49歲早死，是由於服用他周圍道士們以礦物煉成的丹石中毒所致。他是40年中因丹石致死的第四個皇帝。他的死是突然的和沒有料到的；特別不幸的是，由於他沒有明確指定一個繼承人，繼承問題懸而未決。 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在於宣宗的個人性格，以及他和自己家庭之間複雜的甚至敵對的關係。他是一個私生子，為皇親們所輕視，他的父親憲宗曾不讓他住在宮禁，而強迫他住在「十六宅」，這是宮中大批年幼的皇族和恩寵較疏的皇子們的混合居所。[23]他繼承皇位的希望渺茫，因為在他登上皇位前已有一個異母兄長和三個侄子當上了皇帝。在不引人注目的漫長歲月里，他和第一個妻子結婚，她出身普通家庭，姓晁，生下了鄆王李溫和一個女兒。當他登上皇位以後，他將女兒嫁給有影響的鄭氏的一個成員，並特別告誡她不許干預政務，以免重蹈中宗朝太平公主和安樂公主的覆轍。 他的諸妻中沒有一個被正式指定為皇后，他顯然拒絕指定嗣君，儘管大臣們為此進言，催他急辦。他的理由是，他擔心指定嗣君後自己將「為閒人」——意為被排擠出權力之外。在12個兒子中，長子李溫最不受寵，也被迫住在「十六宅」，就像宣宗年輕時的處境那樣。 當接近生命終了時，他因服用由身邊的道教術士製造的丹石而長期患病。859年陰曆八月，他感到病情嚴重，便留在宮中不與大臣們接觸，由御醫和那些主要造成他這種狀況的道士照顧，只有宮中的宦官能接近他。 9世紀上半期，宦官們已能左右皇位繼承。懿宗以前的五位皇帝中已有四人為宦官所擁立，至少一人，也可能有二人，被他們謀害。隨著宣宗之死，敵對的宦官集團再次試圖策劃把他們各自的候選人推上寶座。 在臨死前，宣宗最信任的一個宦官三人小集團聲稱，皇帝曾交給他們一份密詔，指定最寵愛的第三子夔王應繼承皇位。這幾個宦官害怕朝廷中的官員和另一位著名的宦官神策將軍王宗實反對夔王，因為他們一夥與王宗實之間長期以來一直不和。宣宗死訊宣布以前他們帶著敕旨從宮中露面，指派王宗實為淮南監軍使；淮南雖是一個重鎮，但卻遠離京師。 王宗實是在宮外接到勅旨的，同時還被禁止進入停放宣宗靈櫬的內廷。但是這種臨終的旨意自然會令人懷疑。宣宗的狀況是眾所周知的，大臣們對稍過十年前武宗臨死時在同樣環境裡的荒謬的和無法預言的行為記憶猶新。因此，王宗實認為見不到皇帝他無法了解這一任命是否屬實。他秘密地進入宮內，發現了事實的真相。三名試圖擁立夔王的宦官被處死。大行皇帝的長子李溫很快被召來，雖則他的父親已死，仍被正式立為嗣君，準備立即登基。當時他26歲，缺乏政事經驗，一位受尊敬的年高望重的大臣令狐綯——他並未參與嗣君的選立——被指定為攝冢宰。[24] 這次皇位繼承簡直可以說是不吉利的。懿宗藉以登上皇位的「遺詔」的可靠性非常值得懷疑，甚至有人認為他不是宣宗的真正兒子。[25]他個人的權力從一開始就是不牢靠的。況且他所管理的政府既分裂又派系林立。沒有一個人能認真斷言懿宗是一個傑出的皇帝。他為人反覆無常而又任性殘忍，並且變得窮奢極侈，昏庸無道。但如上所述，他繼承了大量難以處理的問題。 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朝廷中的政治局面。他繼承下來的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外廷和內廷之間劇烈的對立；外廷是正規的職官，內廷是皇帝個人的侍從，以及宮中人員和宦官。官僚們的仇視和猜疑集中在宦官身上。從8世紀後期開始，他們被安排擔任一系列官職。[26]他們不但照料皇帝的宮殿、苑囿和財產，而且管理驛傳、館舍和都城的佛教機構。更重要的是他們作為皇帝的秘書（樞密使）已在宮中負有審議的責任，而且掌管著皇帝私人的內庫。他們充當各地的監軍使和溝通皇帝與封疆大吏之間的關係的角色。但他們最重要的權力在於控制神策軍，它不但是皇帝的親軍，而且是由中央政府直轄的主要軍隊。[27] 如同我們在嗣位一事中所看到的那樣，他們是分為集團的，但政府中真正緊張的局面在於外廷官員們對他們的敵視和猜疑。一個不受重視的皇子被一個宦官集團抬到皇位上，他不可能順利地得到他的朝臣們的效忠，在統治的第一年懿宗面臨朝中大臣們相當頑強的抵制。為了試圖解決這種局面，確保最上層大臣們的公開支持，861年陰曆二月，三名最重要的非武職宦官來到宰相們議政的中書省，交給他們的發言人杜悰一件詔令，要求這些在宣宗病危時（將近18個月以前）任宰相的人們編造一份回溯日期的奏疏，其內容是在他父親生病時曾請求鄆王（懿宗即位前的封號）監國。這樣將公開表明，嗣位不但是由於宦官，而且還得到最上層官員們的贊同。任何拒不簽署的人將要承受嚴重的後果。年邁的杜悰告訴宦官代表說，在新朝伊始、萬方歡欣的時刻，這樣一道詔令是不合適的。他還說，宦官樞密使與宰相宜於「共參國政」。詔令立即作廢，當懿宗上朝遇見大臣時，他「色甚悅」。[28]這件事使人感到對新政權的反抗是如此的強大，以致必須取得官員們支持的正式表態。回溯性的奏疏將使懿宗的嗣位打上由宰臣們認可的印記，如果以前的宰相們拒絕簽署，就會激起一場較大的政治危機。杜悰的答覆以一種比較微妙的方式達到了預期的結果。通過把懿宗嗣位說成是「萬方欣戴」，他清楚地表達了對既成事實的承認，通過闡明宰相和樞密使應共同治國，他公開承認宦官們在政府中的明顯的政治作用。 杜悰從來不是一個處於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儘管他在武宗統治（841—847年）後期曾短期擔任過宰相。可是他是以一種獨特的地位充當官僚們的發言人的。他是一位無可爭辯的年長的政治家，曾為懿宗以前的六個皇帝效勞，享有正直的聲譽。他還是憲宗時期享有巨大威望的宰相杜佑之孫，並和憲宗寵愛的孫女結了婚。 杜悰從他長期的經驗中清楚地覺察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他謹慎和及時地支持新政權的姿態避免了一場危機，還可能防止了類似835年甘露事件那樣的一場大屠殺。但是他公開承認宦官們在政府中的地位，這對於其他官員們來說是難以忍受的，並且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半個世紀以前，憲宗自誇他自己能除去最有權勢的宦官吐突承璀，（他曾協助憲宗登上皇位）「輕如一毛耳」。[29]在此後的幾代君主治下，儘管宦官勢力穩定地增長，大臣們仍然堅持在政策的決定和實施上有最高的權力。重要的是，如李德裕在845年所提出的那樣，政府的一切政策應「政出一門」，即出自宰相府。[30]但是，時至9世紀60年代初期宦官們已能公然侵犯被加意防衛的宰臣的職責，此後的高級宦官能夠傲慢地稱呼自己為「定策國老」了。不久，四名首要的宦官顧問和執行官——即二樞密使和二宣徽使——被稱為四相，鑒於宰輔的數目長期限於四人，這實際上是公開宣告他們新的權勢與外廷相等。[31] 宦官與官僚們之間的關係在整個懿宗統治時期一直處於敵對狀態，雖則雙方偶爾能一致行動來阻止不是出於他們某一集團之中的一個皇帝寵臣的上升。但是他們之間仇視和猜疑的加強有時導致悲劇性的和異乎尋常的結果，如建州（福建）的葉京的事例。9世紀60年代初期某時葉京在一次由節度使舉行的宴會上遇到宣武軍的宦官監軍使。葉京後來中進士第，他和同年外出時在長安街道上遇到了這名宦官。他們二人僅在馬背上相互致意，但是普通的問候已足以敗壞葉的聲譽，並毀了他的前程。[32]在9世紀60年代發生於葉京身上的事情在半個世紀以前是不會出現的，當時出名的學者官僚如韓愈和元稹與他們時代重要的宦官之間保持熱烈的關係，卻沒有對他們的前程造成任何損害。 在懿宗統治時擔任高位的外廷官員乍一看似乎是一個高級貴族集團。他在位期間20名宰相中的15人或是據說是「名族」的成員，一人出身「公卿」之家；三人屬於地區「士族」，只有一人是寒族出身，不過他看起來也像是出身於有一定地位的家庭。[33] 20人中的18人是通過科舉進入官場的，但是這不足以說明他們的社會地位，因為到這時有關的新進之士和原來的精英成員二者同樣傾向於應科舉考試來使他們得到威望。 但是，對懿宗時期的宰相作了仔細的研究之後表明，最初的印象，即有一個數目很小而排他的氏族集團控制著政府最高層，是錯誤的。事實上，在懿宗的朝廷中似乎有一條基本的政策，即宣宗朝的有影響的家庭或有勢力的官僚集團都不應繼續掌權。懿宗的宰相們不管如何自誇門第，幾乎都只有有限的政治聯繫。許多人來自中央政府新提拔的家族——他的20名宰相中，6個人的氏族裡面只有他們當了宰相；[34]另外6人聲稱是隋朝和唐初的大官後裔，但都出身於久已喪失任何重要政治勢力的家族，[35]其他人則幾乎無例外地雖然出身於高門，但卻是政治上無足輕重的支系。[36]氏族的組織和凝聚力在唐代是相對地削弱了，一個名門中的微賤族人很難期望從他們疏遠的親屬那裡得到支持。這樣就提供了一種可能，即起用著名門第的成員，而不使用任何能夠有力地反對皇帝或皇族官僚的權力的人。那些在唐王朝以前各代的最高層官僚中占有很高比例的豪門大族，其成員在懿宗的朝廷中幾乎完全被排除在高級官僚之外。 山東舊族如博陵和清河崔氏、榮陽的鄭氏、范陽的盧氏和趙郡的李氏，在懿宗朝沒有一人當上宰相；聞喜（山西）裴氏也無一人拜相，這個氏族比起其他氏族來與唐朝的關係也許更為密切。這種情況究竟是體現了皇帝深思熟慮的排斥政策，還是傲慢的貴族拒絕為可疑的政權服務，還難以斷言。這兩種因素無疑都起了一些作用。總之，其結果是和宣宗朝缺少政治上的連續性，這便對施政產生了有害的結果。 懿宗將不順從的官員調出京師的決定是清楚明白的。如此鬼鬼祟祟地嗣位的新皇帝在即位之初採取了堅決的措施來鞏固他的統治。他立即罷黜了宣宗朝宰相蕭鄴的職務，蕭是一個平庸的人，出自南朝梁（502—557年）皇族的一個政治上默默無聞的支系。代替蕭鄴的是杜審權，他是穆宗朝（821—825年）一位宰相的侄子，他已在政府中任職幾十年，並在宣宗朝占據高位。他的任命有助於官僚們承認懿宗的統治。另外，懿宗暫時仍讓令狐綯任宰相，他任此職已近10年。 一旦令狐綯協助完成了向新政權的過渡，他的調動就勢在必行了。令狐綯在懿宗嗣位過程中沒有起作用，而且他和宣宗政權的利害實在太一致了。幾個月之內他就被派到外地任節度使。令狐綯的罷免在某些地區可能是得人心的，他在宣宗朝任宰相的10年中與他的貪污腐化的兒子令狐滈一樣，激起了人們相當深的仇恨。但是他被罷免的原因幾乎肯定地與宣宗統治晚期的一個由皇帝授意的清除宦官的計劃有牽連。這個密謀的發現加深了大臣們與宦官之間的猜疑，控制懿宗的宦官們有一切理由不讓令狐綯繼續留任，因為他曾一度在此職位上實行他的計劃。 令狐綯罷職以後，他的舊政敵白敏中被重新任命為宰相，白敏中是宣宗時期第一位重要的宰相（從847年到851年），他的重新任命顯然是為了博得他對新政權的支持和利用他的影響。這時白已經老朽不堪，不會構成任何真正的危險，但當他不願表示與新政權合作時，他也於861年陰曆二月被免職。他為順從的杜悰所取代，後者立即作出皇帝及其宦官支持者們所追求的極其重要的讓步。 白敏中罷相後數年中，朝廷先後由一些懦弱的人物領導，他們唯一共同的特徵是缺乏獲取真正政治權力的機會，並且默認內廷對政府的統治。他們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楊收，他的經歷是這個時期政治的集中體現。[37]楊收自稱是隋朝大臣楊素之後。他是一個神童，早年失估，受一度顯赫的長孫家族的母親教育。青年時代，他以嚴守禮法和精通禮學而馳名於世。他得到懿宗初期三位宰相——杜悰、令狐綯、夏侯孜——的庇護，但他之能當上宰相，事實上並不是由於皇帝或他的大臣們的委任，而是由於宦官神策將軍楊玄價的影響；楊玄價這時在宮廷中取代王宗實掌有實權。楊收儘管早年享有正直的聲譽，卻變成懿宗時代最腐化的宰相之一。不管他的上升是多麼迅速，他一旦試圖在朝廷的政治鬥爭中採取獨立立場，前途就突然毀掉了。開始他被遣往地方做觀察使，緊接著被貶謫到安南極南端的驩州任小吏，最後賜死。 如果說楊收的經歷典型地表現了這個時期恩庇的複雜形式和政治的不安全感，那麼，路岩的經歷甚至更明顯地使人想起懿宗統治中期政治生活的不穩定性和權力被無限制濫用的情況。[38]路岩出身於一個官場得意的官僚家庭。利用他父親的各種政治聯繫，路岩很快升到高位，並在864年35歲時成為宰相，這樣的青年得志是令人驚異的。他任相職一直到871年。他利用皇帝忽視政事的機會，一貫濫用職權，從而為自己及一批支持者增加了非常巨大的財富。一個地方官吏曾大膽而強烈地要求皇帝沒收路岩集團中的邊鹹的財產，他說這個人非法獲得的財產足夠支付政府軍隊兩年的費用，皇帝僅僅責備這位地方官厚顏無恥，就此了事。此後邊咸立即成為京師軍隊中的一名將軍，只是在謠傳他策劃一場政變時，他和路岩才最後從朝廷中被流放出去。 路岩明顯地超出楊收之處，在於他建立了一個個人支持者的集團。這些人物的迅速上升對於朝廷政治顯然起了擾亂的作用，儘管在這些新進之士與舊世族成員之間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平衡。雖則舊世族中只有較不出名的人才被選來當官，但他們在朝廷中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們的社會集團，即使他們沒有實權。 路岩政治上的失意部分的是韋保衡造成的，韋在路岩做宰相的最後年代裡已成為他的主要政治對手。[39]韋的擢升是由於懿宗更多地插手朝政，雖然他的過問幾乎是不負責任的。從9世紀60年代後期起，皇帝開始縱容一批寵幸，其中有些人被提拔到很高的職位上。大臣們不能反對他，甚至宦官們似乎也失去了他們從前對他的大部分控制。在登上皇位若干年後，懿宗開始要表現自己，這是不足為怪的。然而，由韋保衡之流不負責任的寵臣控制朝廷，這對他統治初年取得的脆弱的穩定局面造成了破壞性的結果。 韋保衡的祖輩也像路岩的祖輩一樣，都中過進士，仕途順利。韋保衡在864年也得中進士，儘管這是出於皇帝的特殊干預；他的試官和同年都對他的才能加以蔑視。在以後幾年裡，他對皇帝的影響增強了，並於869年和皇帝愛女同昌公主結婚。他們的婚禮極為豪侈，並得到500萬緡錢和一座在京師高級住宅區中的裝飾豪華的府第的賞賜。 在結婚時韋保衡不過是懿宗的一名低級私人顧問，但現在他得到皇帝的信賴並迅速升至高位，不到一年，他成了宰相。韋保衡並非懿宗時期與皇室聯姻的第一位宰相，但這種情況是新近出現而尚未被廣泛認可的發展。直到9世紀40年代，一個駙馬成為宰相之事幾乎沒有聽說過。在此以前，政治上顯赫的門閥家族寧可在它們集團內部通婚，也不願與皇室結親，這主要是為了保持它們政治上的獨立性，而且也由於它們還縈繞於懷，認為唐朝統治家族在文化上不如它們。以前宣宗曾命他的宰相從高門氏族中選擇合適的青年來作公主們的配偶，但這激起了強烈的抵制，並導致相當持久的仇恨，使舊世族和王朝之間的裂縫擴大，這種現象在懿宗朝的政治史上也清楚地表現了出來。毫無疑問，韋保衡對政府的控制是建立在他與皇室通婚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更加為人們所不滿。 然而，韋保衡與皇帝女兒的婚姻是短暫的，因為公主在870年陰曆八月病死。皇帝因悲痛而喪失理智，把為她看病的幾個醫生殘酷地處死，他們的家屬也被投入監獄。反對這些嚴酷行為的抗議反而進一步激怒了皇帝，韋保衡利用這種形勢乘機清洗他的對手。宰相劉瞻和其他八名高級著名官員也因提過反對意見而被趕出朝廷。京兆尹被迫自殺，劉瞻原應處死，只是由於幽州節度使的干預才得幸免於難。在這場政治目標明確的清洗中，幾乎所有曾被懿宗從最高決策機構中排除出去的原世家大族的成員都成了犧牲品，懿宗朝和宣宗朝高級官員的親屬也是一樣。楊收的一位親屬便包括在內。在懿宗統治下，黨爭活動和以前一樣激烈。 在這次事件以後，韋氏家族的權勢達到了頂點，他們的貪婪和揮霍也是如此。在同昌公主死後四個月，她的遺體在韋府庭院中火化。這次儀式聲名狼藉，因為它是懿宗朝皇室奢侈生活中最放縱的活動之一。皇家的庫藏打開了，各種珠玉被拿了出來用作數百名舞女的髮飾。800匹絁覆蓋在地上，當舞蹈結束之後，從舞女頭上掉下的珠玉竟將絁面覆蓋起來。各種金銀財寶都被用作她的葬禮，儀式結束後，韋氏家族的成員細心篩濾公主火化後的骨灰以尋找珍貴裝飾品。 和韋保衡同時為相的是於悰，有著類似的經歷，雖則不是那麼引人注意。[40]於悰是初唐幾個大臣之後，其中包括高宗朝宰相於志寧和武后朝資深的大臣於休烈。於悰希望利用蔭庇獲得職位，但是沒有高級官員願意任命他。最後通過一個駙馬的干預，他設法考中了進士。於悰立即響應宣宗所提出的精英成員與他女兒通婚的要求，隨後通過與皇室的關係升到高位，在867—872年之間擔任宰相。然而於似乎沒有實權，他完全為韋保衡所控制。872年，他和他的支持者成為一次宮廷大清洗的犧牲品。 869年，王鐸被任命為宰相；這個任命之令人感興趣是因為他是太原王氏的成員，而太原王氏和山東貴族之間因有聯繫而聲名顯赫。[41]他是那個集團中在懿宗朝被任命為宰相的唯一4成員。很可能，他的任命是出於他的兄弟王式將軍的堅決要求，因為王式曾戰勝南詔，鎮壓過裘甫和龐勛的叛亂，因此權勢甚重，不容忽視。王鐸是在龐勛叛亂結束之後立即得到任命的。他的任命不可能得到韋保衡的歡迎，因為王鐸對韋表示藐視；864年，王是韋的試官，他拒不給韋中式，直至皇帝親自干預才被錄取。韋對王表示相當的尊敬，但他無法在朝廷確立個人權力，最終重新要求外放。 懿宗最後的一些宰相都是在政府中比較新進之士的子弟，因而根本不能代表舊貴族集團。然而他們和政府需要其支持的官僚權勢家族聯繫密切。不管宦官、寵臣或皇室親屬壟斷了多少權力，這些官僚集團總是在宰相中有它們的代表。通常四個宰相中有兩個人選自這些家族。他們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恩蔭，這便防止了王朝以前的支持者的完全離心離德。但是他們從未掌握真正的權力。 朝廷劇烈的政治鬥爭有一個間接的影響在各地變得越來越明顯。當時罷相的最普通辦法是委派他當地方高級官員，通常是做觀察使或節度使。許多這樣的任命對於唐王朝之能否真正倖存下來是事關重要的；然而，從這些帶有劇烈政治鬥爭傷痕的人們中，朝廷很難指望挑選出高度忠誠的人去任職。令狐綯對淮南北部發生的事情採取的中立態度，便是會產生什麼後果的一個例子，當時他竟允許龐勛叛軍和平地通過他的轄境。夏侯孜在867年罷相之後被派去四川，在那裡抵抗南詔入侵時他表現出的無能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幸運的是，在懿宗統治時期更多的地區並未捲入叛亂，因為京師周圍、長江中下游等地以及四川的許多節度使都是以前的宰相，而他們對王朝的忠誠是難以保證的。 除了統治精英的政治分裂及這種分裂對地方行政和官場風紀的影響之外，還必須著重指出管理職能的退化。懿宗即位以前，在宣宗統治下有一股改革活動的疾風，它主要是想恢復傳統的制度結構。但是官僚機構繼續崩潰：政府機關呈四分五裂狀態，法紀蕩然，某些機構改變了職能，其他一些則名存實亡。此外，例如選拔官員和起草詔勅這樣重要的基本職責不再屬於任何具體的機構，而多半是臨時向人交辦。[42]這不是新的發展，而是一個世紀或更多時期變化的結果。它嚴重地削弱了官僚政治的完整性、使命感和內聚力，降低了它們行政管理的效能，不斷地損害著一度有力的和組織完善的機構。制度破壞後的明顯標誌必然是增加了官僚們的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 這個時期的歷史學家強調懿宗個人的奢侈、他的不合常理的殘酷以及他的任性。這位皇帝的某些行動是完全反常的。有一次他想任命一個寵愛的樂工為宮廷禁軍的將軍，此事甚至激起了宦官和大臣們的一致反對。凡反對任何一個與真正權力中心有關的人物的官員是不會安全的。一位大臣奏請皇帝注意他的寵妃的兄弟涉嫌一件陰謀案，懿宗竟下令將該大臣處死，全家削籍為民。 除了皇帝的專橫和殘暴之外，懿宗朝統治的主要特徵是它和以前幾位皇帝時期的政策截然不同。在使用寵臣方面，在專橫地使用權力方面，他的統治都使人容易想起武后之治，並留下了一個同樣強烈的痛苦的混亂攤子。但是也有重大的不同。武后很少採取悖乖的行動。再者，她的政治活動沖淡了舊貴族的力量，擴大了王朝的政治基礎。懿宗的政治活動則明顯地縮小了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礎，至少它的最高層是如此。由於在最高的官職上排除了過去最堅決支持王朝的那些家族的成員，而代之以宦官、暴發戶和小部分貴族（它們主要以京師或京師附近為基地，有時也與皇室通婚）中地位較低的成員，所以他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毀掉了王朝長治久安所最依賴的靈活性和平衡。地方上存在的深刻的和普遍的動亂促使王朝的擁護者在以後僖宗皇帝統治下暫時重新聯合了起來，但是以前列朝的相對政治穩定性卻在唐朝統治的這最後40年中再也不能恢復了。 懿宗對佛教的支持 沒有跡象表明，懿宗在即位初曾認真過問政府事務，他的作用限於日常的禮儀。其他時間只是儘量尋歡作樂。看來他感到這種生活完全合乎自己之所好。他過於愛好音樂和宴遊，在聽音樂和觀看宮廷樂人表演時是不知疲倦的。他經常參觀長安的園林，前往京師周圍使他感到愉快的風景名勝之地，伴同他的是為數眾多的皇子和通常超過萬人的隨從隊伍。他的奢侈行為的費用是難以計數的。 懿宗對佛教的庇護通常僅僅被視作他的奢侈揮霍的又一個方面，也是他的個人各種無節制行為的一種表現。然而，在845年大事毀佛之後，皇帝重新支持佛教卻是一樁值得重視的富有歷史趣味的事件。 宣宗幾乎立即改正了武宗對佛教寺院的廣泛的壓迫，但此事通常被人忽略了。847年陰曆三月的一道詔令宣布，所有會昌年間被毀的寺院可以重建，官府對此不得干涉。這種恢復只是宣宗及其大臣們改正武宗朝政策的全面努力的一個方面。[43]在他的恢復佛教信仰的其他行動中間有一道848年的詔書，命令在長安、洛陽、成都、荊州、汴州和揚州建造新的廟宇。壯麗的佛教節慶在全國重新舉行，在京師，皇帝恢復了佛、道、儒鼓吹者之間的傳統辯論。在福建，有許多新的寺廟是唐末和五代建造的。其他地區無疑也存在同樣情況。這樣，宣宗之治標誌著佛教恢復了它在中國社會中的傳統地位。 懿宗證明甚至比他父親更熱衷於做佛教的保護人。幾乎從即位之日起，他為佛教濫用公帑和個人虔誠信奉就顯而易見了。862年，在皇帝下令舉行大規模受戒儀式，並為僧尼在宮內講經提供新的設施之後，朝中有人提出異議，重申反對佛教的傳統的理由。但是這些反對者的雄辯毫無效果。 在懿宗晚年，他對長安佛教機構的庇護增加了。在他生日那一天，來自京畿各大寺院的僧侶應邀到宮內講經。871年，他參觀了坐落在皇子們所居的王府——他曾在其中長大——正西的安國寺，對僧人們濫施賞賜。同一年晚些時候他邀請1萬名僧人到宮中舉行盛大的齋筵。 懿宗的許多大臣在佞佛方面與他不分上下，首先是裴休，他是宣宗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在懿宗朝繼續保持榮譽職務直到870年去世為止。裴休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居士，不飲酒吃肉。他寫下了若干關於佛教禪宗的學術著作，因為立論精密嚴謹博得了許多讚賞，它們已成為佛教三藏的組成部分。對佛教的贊助不限於長安，在地方上也廣泛流行。以後數十年，在禪宗的一大中心的福建佛教得到大量的支持；作為這個時期佛教流行的一個明確標誌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印刷品《金剛經》，它印行於868年，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在20世紀初為斯坦因所發現。 懿宗庇護佛教的最後行動是最壯觀的。早在873年，皇帝不顧大臣們的拚命反對，決定恢復尊崇佛骨的儀式，此事在819年曾受到韓愈的令人難忘的斥責，以後未再舉行。873年迎佛骨儀式極其隆重，甚至超出了憲宗時舉行的那一次，政府在全國頒布大赦以示慶祝。京師富家競相炫耀侈靡，朝廷中的成員全都施捨大量財物。 懿宗舉行這個儀式也許是因為他感到自己臨近死亡而絕望所致，因為他在幾個月後就身患重病，終於在873年陰曆七月死去。皇位立即由他12歲的兒子李儼繼承，李儼在歷史上稱為僖宗。 僖宗（873—888年在位） 皇帝和宦官 873年12歲的李儼繼承皇位，比他父親860年嗣位要平靜得多。他是懿宗八個兒子中的第五子，他的嗣位應歸功於兩位資深的宦官神策軍將軍劉行深和韓文約。[44]劉行深出身於宦官世家，劉家的幾個成員曾博得朝廷大員的尊重，所以劉對李儼的支持是有相當分量的。新皇帝在873年陰曆七月十九日即位，這是他父親去世之日，也是他被指定為繼承人負責軍國大事的次日。懿宗的遺詔任命他的寵臣韋保衡攝政，但事實上韋保衡和已故皇帝的其他幾個聲名更加狼藉的寵臣一起，在僖宗即位後立即被貶逐出朝廷。 僖宗仍是個孩子，對宮外生活所知甚少。他愛好遊戲，長於射箭、騎馬和舞劍。他特別為自己善於踢球——唐代特別風行的一項運動——而自豪。他還愛好數學計算、音樂和各種賭博，特別是擲骰子。他愛鬥雞，和自己的兄弟在鬥雞比賽中打賭。他似乎有幽默感，但又相當遲鈍。 當僖宗長大之後，他對遊戲和娛樂的興趣減弱，開始堅定地過問朝廷事務。不幸的是，他看來是一個嚴酷而反覆無常的統治者，過分關心細節，喜施嚴刑，甚至用它來對付那些對他的政府言之成理的批評。僖宗在他統治的15年中，常常被描寫成十分輕浮的人，但看來很清楚，在他將近20歲時他已成為一個意志堅強的統治者，雖然明顯地反覆無常，沒有經驗和缺乏足夠教養。如果要對他統治時期朝政的處理多加批評的話，人們必須記住，僖宗面對的是如此複雜和危險的一種危機，足以最大限度地考驗任何統治者的聰明和勇氣，何況他還是一個年輕的孩子。 即使考慮到歷史學家有反對宦官的偏見，他們將僖宗統治時期的失政主要歸罪於他的首要宦官田令孜（他很快便主宰朝政並作為唐末最有權勢和最可怕的宦官之一而聞名），也可能是公平的。[45]田令孜和他的宦官繼承人對唐末諸帝的控制是如此有力，以至於皇帝實際上成了他們的傀儡。在唐朝最後數十年間，雖則皇帝曾短期內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權力，但總的來說，皇權差不多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點。 田令孜在懿宗統治時期只是宦官中一個次要人物，他掌權的關鍵在於他和僖宗的非常親密的關係，因為僖宗把他當作養父。田令孜受過很好的教育，非常聰明；他設法讓僖宗忙忙碌碌，同時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的支配地位在875年被委任掌管神策軍時顯示了出來。現在他不需請示皇帝便能任命官員，分贈賞賜，皇帝顯然無保留地信賴他處理朝廷事務的能力。田令孜千方百計給皇帝的內庫增加收入，其中包括計劃籍沒京師富商的財產。任何反對他的計劃的人都有被處死的危險，甚至政府中最高的大臣們也害怕公開與宦官作對。 除了滿足他個人的野心之外，田令孜尋求普遍提高宦官威信的辦法，880年他任命京師和地方的高級宦官職務時採用了迄今為止只是在任命宰相時才用的莊嚴儀式。[46]田的極端冷酷和他對皇帝的牢固控制當然引起僖宗外廷官員極度不滿，毫無疑問，他在朝廷的地位更摧毀了大臣們中間的一切共同使命感，而且粉碎了恢復唐朝皇權的任何希望。 唯一強大到足以和田令孜抗衡的角色是另一個宦官楊復恭。與田令孜不同的是，他是最有勢力的宦官「世家」的成員，他的祖先在神策軍充當高級將領近百年之久。[47]他的經歷和一個普通的朝廷官員是很相似的，在被樞密使楊玄翼收為養子之後，他先後擔任過一些地方的監軍使，並在鎮壓龐勛叛亂中起過重要的作用。然後他回到京師任宣徽使，869年接替義父楊玄翼為樞密使。楊復恭代表宦官集團中與朝廷機構完全合作的那一部分人，他忠於王朝，而不是忠於任何皇帝個人。他認為，田令孜是暴發戶，就像懿宗朝的官員對懿宗的寵臣的看法那樣。田令孜對楊復恭在政府正規機構中的地位造成了直接的威脅，所以他們之間開始權力之爭是不足為奇的。然而，田令孜對新皇帝的個人支配地位和他對宮廷禁軍的指揮證明是決定性的，楊復恭被降職，暫時退休，像一個官員那樣退隱林泉。他受過很好的教育，在懿宗統治的晚年宦官與官員們共同起來反對懿宗的寵臣時，他似乎與某些外廷官員有很好的關係。也許楊家和其他重要宦官家族所表現出來的效忠王朝超過效忠皇帝個人的態度，有助於緩和他們和外廷官員之間的緊張關係。 正如楊復恭的經歷顯示出極像一個高級文官的經歷類型那樣，他的「堂兄弟」楊復光也擔任過許多高級軍事職務。[48]和他的「堂兄弟」一樣，楊復光也受過相當好的教育，他的傳記描寫他是一個大義凜然和有決斷力的人。在懿宗統治時期，宰相楊收懷疑楊復光密謀反對自己，曾將他逐出京師。當黃巢叛亂時，楊復光被委以一系列極端重要的軍事的和交涉的使命。他對政府對付叛軍的政策有重大的影響，並協助付諸行動。他在這些年中的成就博得了人們很高的尊敬。 儘管楊復光在黃巢叛亂時為王朝效勞，宦官與官僚之間的緊張關係仍在繼續。雖然宦官參加政府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但他們的勢力和影響所及超出了可以容忍的範圍。甚至在政府從流亡中回來以後，田令孜仍然控制著僖宗，因此他成為京師和京外官僚們猛烈攻擊的目標，他在朝廷的地位仍是任何努力重新控制京師以外各地區的活動的主要障礙。僖宗統治下的三個最有影響的宦官——田令孜、楊復恭和楊復光——試圖把義子安置到重要的地方職位上，以此將他們個人的勢力伸展到外州。僅楊復光的義子任刺史、地方將領或更高職務的就在10人以上。[49]田令孜在京師以外地區的閱歷比起楊氏兄弟來要差得多，他也曾試圖用任命其兄弟陳敬瑄為家鄉所在州節度使的辦法來建立他的地方勢力。在建立個人與封疆大吏的關係方面，宦官們不過學朝廷大臣們的樣子，但是，以這種個人的結合和聯盟來代替對政府的效忠，其結果又進一步損害了唐王朝的力量。 僖宗時期的外廷：貴族統治的復辟 僖宗統治的最初幾個月和他父親親政時相似，都採用只委派豪門大族的次要成員或沒有多少個人力量和影響的官員擔任最高職務的辦法，來加強對新政權的支持。南朝蕭梁家族上了年紀的後裔蕭倣在873年臘月被任命為宰相，以取代腐化的和受人怨恨的韋保衡，後者已被逐出朝中。[50]蕭倣是一個正直和節儉的人，他堅定地反對懿宗對佛教的過分庇護。他曾是一個著名的節度使，在865—868年負責大修黃河堤防。他的祖父、叔父和侄子都曾擔任宰相，所以他的任命是穩健和保險的。蕭倣很快便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名叫裴坦的人同為宰相；裴坦是在整個唐代與皇族有密切聯繫的著名裴氏的一個小支系的成員。裴坦在得到任命後不久便病死，他由懿宗朝一個不甚知名的宰相劉瞻所代替，劉曾於870年被貶出朝廷。 然而，下一個任命暗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變化，即權力回到原來已有根基的政治和社會貴族集團手中，它們的地位在懿宗朝曾被系統地削弱了。874年陰曆八月，在新任命的宰相劉瞻可疑地死去以後，政府指定崔彥昭為相。[51]崔彥昭是憲宗朝宰相崔群的侄子，「東北」舊貴族集團的典型代表，清河崔氏的成員，因此也是山東（即河南和河北）那個排他性的「七姓」集團的成員。9世紀上半期這個集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很深遠的，在他們中間崔氏顯然有特殊的重要性。當9世紀30年代宦官與官僚之間劇烈鬥爭時，崔氏的頭面人物領導官僚的一方。[52]武宗朝的宰相中崔氏有3人，宣宗時有4人。在懿宗時期有意使這個集團黯然失色之後，874年任命崔彥昭的決定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 崔彥昭不僅有給人深刻印象的家庭聯繫，他還是一個聰明而有學問的人，在任職時表現出處理實際問題的出色能力，特別是在河東任節度使時（870—873年），他成功地抗擊了沙陀突厥的進攻。根據所有這些原因，他的拜相是多年來較為積極的宰相任命。但任命他為宰相的真正意圖是無法知道的。唐王朝面臨極為困難的問題，所以要求強大的和統一的領導，這樣一種普遍的意識一定是他得以任命的一個因素。此外，在僖宗童年時顯然掌握著任命大權的宦官們，對無法預料的皇帝寵臣——像在懿宗朝曾控制朝廷的那些寵臣——的興起的恐懼，也許超過了對舊的政治精英集團的成員上升的擔心。 有一位宰相的任命進一步證實政府不但決定要對前一皇帝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而且要恢復以前某些政策受害者的權力。874年陰曆十月，鄭畋被任命為宰相，他是另一個名門大族的成員。[53]儘管鄭畋早在幾十年前的科舉中名列前茅，他在宣宗朝仍被投置閒散，因為他的父親反對當時掌握朝政的白敏中和令狐綯。直到9世紀60年代後期劉瞻被任命為宰相後，鄭畋才開始得到翰林學士這一重要的任命。鄭畋以他的敏捷的才智、透徹的見解和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學風格在同僚中贏得了尊敬。但是，當870年劉瞻和他的政治夥伴被貶逐出京師時，鄭畋幾乎立即遭到另一次挫折。他被派遣到遙遠南方一個無足輕重的沿海州中去做刺史。 僖宗在874年的陰曆十月又同時任盧攜為相，從而首次補齊了4個宰相的職位，這是整個僖宗朝在京師的宰相的標準數。[54]盧攜出身於河北范陽盧氏望族的一個不引人注目的支系。盧攜是一個和他的同僚鄭畋很不相同的人物，兩個人之間的唯一關係是他們都是東北貴族集團的成員。他在855年中進士，在宣宗和懿宗兩朝接連升官，擔任重要職務。作為一個大家族的庶出成員，他與懿宗朝的許多高官沒有差別。但是他對9世紀60年代逐步造成的普遍危機以及外地州鎮的悲慘狀況是有清楚的認識的。 由於他的任命，政府中的四名宰相是滿員的，他們是蕭倣、崔彥昭、鄭畋和盧攜：他們都有很高的名望、豐富的經驗和能力以及個人的正直品質。他們組成了一個遠比懿宗時期的任何宰輔大臣更為能幹的集團，因為懿宗很少任命這樣高水平的宰相，而且在一定時期內從不多於一人或二人。新任命的宰相們最緊迫的任務是結束在懿宗時期迅速蔓延的腐化現象。他們受命僅幾個月，政府就以大大提高了的公正和效率進行工作，與此同時，前朝一些精心追求形式的做法被廢除了。[55] 社會問題與盜匪活動的增加 朝廷中的新領導面對一種令人氣餒的局面。僖宗嗣位後不久在874年初，當時的翰林學士盧攜向皇上呈上一份感人的奏疏，詳細敘述了自9世紀60年代以來日益加劇的危急狀況。[56]這確實是令人沮喪的描述：前一年是一個乾旱和饑荒的年頭，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莊稼幾乎顆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饑荒地區面臨著大批人餓死的危險，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樹葉為食。但是即使面對這樣的災難，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賦稅，農民為了完納正式的賦稅被迫賣掉房屋的木頭，將自己的子女賣為奴婢，他們的妻子受僱為僕人。 盧攜極力主張立即採取救濟的措施，在百姓「無生計」以前應停止徵稅。朝廷決定聽從他的建議，但官員們發現這樣做是不可能的，皇帝發布的救災詔令被看成為一紙空文。 這有力說明了這幾位宰相在處理各地許多大問題時面臨的基本情況；甚至考慮最周詳的政策在面對如此大量的和難以處理的問題時也幾乎不可能貫徹下去。但是他們確實很周密地考慮了國家的狀況。 875年正月，一項涉及全面政策的詔令作為皇帝的大赦令的一部分發布了。[57]這是唐代發布的詔令中最長和最詳細的一件。它徹底地和有根據地仔細討論了當時許多嚴重的社會、財政和制度上的問題，並提出了詳細的改革方案。它表現出驚人的樂觀態度，如果不是在這樣不祥的時間裡發布，它可能產生一種有利的效果。它顯示了對王朝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爭端的清醒認識，並證明了唐代後期的衰落不能僅僅歸咎於行政管理的無能。因為政府至少暫時是由一些明智的有才之士所掌握，他們全都富有經驗，了解民情，而且對王朝忠心耿耿。 到9世紀70年代時盜匪活動已很普遍。但它的發生率在黃、淮之間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區最高，在那裡政府頻繁的壓榨和經常的自然災害結合在一起，引起了嚴重的社會混亂，致使許多人被迫亡命，出沒於荒地原野之中，流為盜匪。大平原的西邊和南邊是丘陵地區，盜匪能自由來往，而官軍進入則需冒很大的危險，沿海一帶是為數眾多的重要產鹽區，由於政府壟斷的鹽價愈來愈高，這些地區私鹽販賣盛行。武裝的盜匪集團從事這種非法的貿易，不時搶掠他們容易到達的長江流域的商人和村鎮。 在僖宗統治的初年，盜匪活動進入一個新階段。在此以前盜匪已是一個足夠嚴重的問題，地方上的高級官員因此得向皇帝提出詳細的奏疏，並精心地提出防止的辦法。盜匪固然危及公眾安全和行政管理的穩定，但更嚴重的是對商業和政府賦稅形成威脅。然而到9世紀70年代初，有些規模類似小型軍隊的盜匪，已能劫掠農村，甚至攻打有城牆的城市，從而直接與政府對抗。在盜匪集團與政府軍之間發生了嚴酷的戰鬥，875年開始了持續將近10年的大規模鎮壓盜匪的軍事行動，在此期間中國幾乎所有地區的權力結構都完全改變了。這種衝突不僅僅是權力突然和全面崩潰的結果，雖則官員中間敗壞的風氣使得政府難以對混亂局面作出有效的反應，它也是幾十年前開始的長期社會混亂和普遍軍事化的最後階段。 撇開盜匪不說，許多跡象表明9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政權是不穩定的，正在多方面受到挑戰，而這在幾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在869年，在洛陽以東只有60英里的陝州的百姓驅逐並羞辱了一個傲慢而且殘酷的觀察使，因為這個官員在發生旱災時拒絕他們請求救濟的呼籲。政府決定與其懲辦百姓，不如黜免這個官員。在這個例子中表現出來的謹慎顯然是受到龐勛叛亂前車之鑑的影響，因為這場叛亂經過一年的殘酷戰鬥以後，平定還不到一個月。下一年，淮西光州的百姓趕走了他們的刺史，有些官員極力主張應該嚴懲該地百姓，以防再發生同類事件。874年臘月，僖宗剛嗣位不久，京師正東南的商州百姓採取同樣行動反對他們的刺史王樞。當時他用低價購買百姓糧食，百姓便毆打他，並殺死了他的兩名助手。在平時，這樣的事情將被視作反對政權的大逆不道行為。但在9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這已是很普通的事了。[58] 這一類事件儘管使唐王朝感到煩惱，卻很容易鎮壓下去，而不致成為大叛亂的中心。有責任的官員能被撤換，幾支軍隊可以進駐，肇事的頭目們則可以被孤立起來並處死。它們本身並未表現出大的危險性，但卻表明了更深更廣泛的動亂的可能。在這樣的城市騷亂中也表現出同樣的絕望情緒，它把在正常情況下僅僅是地區犯罪集團的盜匪團伙變成了大規模的組織良好和充分武裝的聯盟：它能夠在軟弱的政權面前為所欲為而很少受到懲罰。 盜匪武裝的力量和它能夠把眾多的軍隊投入戰場的突然性，像在此以前由裘甫和龐勛領導的叛亂那樣依靠的是那些被社會冷落了的居民的廣泛支持。被剝奪了生計的鄉村貧民數量有增無已，對於許多人來說最方便的出路便是去參加遍及各地的某一團伙。 盜匪團伙的社會構成和組織 關於大量盜匪團伙支持者的情況我們所知不詳，只能作最概括的說明。歷史學家稱他們為亡命，即離開家庭或家鄉而放棄了正規社會中的合法地位的人們。這種逃離本土的人們既能成為單純的流浪者，也能成為盜匪集團的成員。盜匪集團的首領們樂於供養這些被社會趕出來的難民，由他們來壯大首領們的追隨者的隊伍。 盜匪中曾以耕地為生的人占多大比例，究竟有多少人從事低下卑賤的職業，或沒有任何正式的生計，這些都無法知道。社會的分裂和動盪在唐代已有很長的歷史。逃亡農民在從前通常是占領空地，或者在數量日益增加的莊園中受僱為佃農或勞工。但是農民的真正大規模流亡開始於安祿山叛亂之後。例如在8世紀70年代末，獨孤及奏報說，90%的舒州（安徽）農民僅能餬口，「不持一錢，以助王賦」。[59]這種被剝奪生計的無地農民比正常的受嚴重壓迫的農民更易淪為盜匪。當然，有些農民是被裹脅進盜匪集團的，但是大多數保有一片土地的農民不敢冒劇烈變化的風險。 如果不管參加盜匪集團的個別成員的社會背景如何而堅持給王朝的對手貼上「農民起義者」的標籤，那麼我們就歪曲了對唐王朝挑戰的性質。這並非說農民完全是消極被動的。在那些年代裡經常有這樣的農村暴動，農民時而參加，時而回去務農。但是王仙芝與黃巢沒有領導過這種自發的農民起義，他們也不曾被視為「農民英雄」。王仙芝、黃巢及其同夥率領的是盜匪集團聯盟，並不是一支農民的軍隊。它們在鄉間製造恐怖，用武力奪走一切能夠奪走的東西，他們對普通農民來說實際上已經成為經常的和令人生畏的威脅。他們從未致力於促進農民的利益，一旦條件有利，就急於接受朝廷的招安。 雖然我們對盜匪集團的廣大成員所知甚少，但對他們某些領袖的情況卻有內容充實的報道。這些人部分出身農村紳士，部分來自窮困的階級。其中某些人有一功名或受過正規的教育，因此渴望能躋身官場。黃巢和他的重要夥伴如朱溫、李罕之都受過中上等教育，黃巢本人甚至被地方選出參加過進士考試。[60]其他一些盜匪首領則來自我們可以稱之為農村社會中的「強人」階級：這些人有自己的能耐和地方勢力，但是他們跟地方上的官場沒有多少往來，又沒有受過能夠把他們引向仕途的正規教育。朱慶就是這樣的一個強人，他是令人生畏的人物，在宋州（河南）以劫掠為生。無論他們原是有文化的傑出人物，或是一些我行我素和無法無天的地方強人，所有盜匪的首領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精於武藝，而且以他們抗擊官軍的成就判斷，他們中有些人顯然是傑出的軍事戰術家。 這種「敵對精英人物」在唐代後期的出現絕非偶然。[61]進入仕途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政府對專賣稅的過分依賴導致了廣泛的私鹽貿易，而敵對的精英人物很快便加以利用；他們中許多人積累了雄厚的財富。這些人也在個別村莊與更大的社會之間作為中介而扮演關鍵的角色，所以我們發現他們在最大的盜匪聯盟中充當首領，是不足為怪的。 對於他們的同夥即對於聚集在一起用武力奪取不能用其他方法得到的東西的人們來說，這些強人既不是恐怖分子，也非盜賊，而是任俠的範例，而任俠強調的是相互忠誠和互相保護的思想。他們是不可忽視的，能夠「權行鄉里，力折王侯」。[62]某些盜匪首領在他們與政府之間發生公開衝突以前已經擁有這樣的地方權勢。然而，以後他們通常切斷了與家鄉的聯繫，變為「流寇」。 另一類盜匪首領是從底層崛起的。儘管他們中某些人有過農民的經歷，大多數出身農民，但是他們自己並非農民。[63]他們有時被稱為「流氓」或「地痞」，這些人沒有正當的職業，不是正常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64]這種農村流氓將同夥組成一種專事劫掠的軍隊，可以隨時奉命出動，他們在唐代後期的盜匪軍隊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某些盜匪首領成為王仙芝以及後來黃巢的同盟者，某些人則在中國其他地方帶領規模較小的農村幫伙獨立行動；另一些人似乎就是罪犯。例如，與王仙芝同鄉又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畢師鐸所率領的黨徒以「鷂子」著稱。後來建立吳越國的錢鏐，「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為事」。王建原是一個懶漢，他「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他最後在四川建立了前蜀國，在他的朝廷中充斥著唐王朝的著名的舊官僚。然而，人民並未忘記他的舊綽號「賊王八」。徐溫為南唐國奠定了基礎，「少無賴，入群盜中，以販鹽為事」。鍾傳在黃巢叛亂時獨自控制了江西，他「不事農業，恆好射獵」。[65] 唐代後期亡命之徒的傑出人物中另有許多人有著同樣的背景，他們都沒有正當的謀生手段，生活在刑事犯罪的邊緣上，再有一些人則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難以適應任何常規的社會生活模式。有些人則是社會上的雜流，成為街頭藝人、屠戶或小偷。還有一些人是當兵的，少數人還是和尚，雖然我們知道有一人每次想入寺修行都遭到拒絕。[66] 盜匪團伙的組織是難以準確說明的，當時中國官員也許對盜匪團伙知之甚深，但是官方史書中保存的報道不足以使人了解它們的內部結構，僅僅令人感到它們是一支組織很好的軍隊。例如，據《新唐書》敘述，在早期，好鬥的王仙芝有「票帥」10人以上，其中7人留下了姓名。[67]然而，其中有幾個人是自行其是的大獨立團伙的首領。例如，畢師鐸雖然支持王仙芝，但他有自己的追隨者，這些有名有姓者中間的另一人是柳彥璋，他是877年活動於江西的團伙。第三個人劉漢宏實際上參加了反對王仙芝的戰鬥，搶劫了王的供應車輛，他是作為一支獨立的盜匪行動的，再者，除了《新唐書》的報道以外，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明他是王仙芝的支持者，更不是他的「票帥」之一。在一個衝突不斷加劇的時代，盜匪團伙首領之間的關係的性質混亂是不足為奇的。但是它足以使人認為，唐朝政府可能完全誤解了盜匪集團這個陌生的組織。 王仙芝領導的並不是具有高度組織性的軍事機器，而是個別盜匪或盜匪集團的聯盟，它們每一股人都有自己的首領，其成員由個人忠誠或共同利益維繫在一起。王仙芝自己的團伙聯盟總數有3000人，由各有二三十人以上的小團伙組成。一次百人之多的單獨襲擊如果不是一個特別大的團伙乾的便是幾個較小團伙的聯合行動。王仙芝、尚君長和黃巢似乎都是這樣有能耐的領袖，他們能支配一批個別的團伙首領。這種高級的個人領袖作用和這種以個人關係維繫的聯繫，是中國盜匪或造反者聯合的特徵，直到20世紀仍然如此。 加強這種個人紐帶的一種方法是把首領的姓氏贈予他的追隨者，這樣首領們便具有「家長」權。在黃巢控制下的八個首領共同使用相同的姓氏，互稱「兄弟」。沒有證據說明他們沒有真正的血緣關係，但很可能他們都是團伙首領中的伙兄伙弟，樂於接受他的姓氏以及他的「家長」式的領導。[68]這種虛假的親屬關係通常被皇族經常使用，在艱難困苦的時代里農村社會中行之更為普遍。唐代後期，賜姓之事在高級軍事統帥和他們的部屬之間也是很普遍的，至於皇室與它的最親密支持者之間，就更不必說了。[69] 衝突的早期階段：王仙芝和黃巢 874年，僖宗即位整滿一年之時，有跡象清楚表明，來自盜匪集團的威脅變得不妙了。那一年年底，感化軍（改組的河南武寧軍）報告說，盜匪活動猖獗，它需要外來的援助。政府下令山東南部的幾個軍出兵支援。引起感化軍如此嚴重不安的盜匪可能是龐勛支持者的殘餘勢力。[70]山東的節度使們對於派軍隊去感化軍並不熱心，因為他們也同樣面臨爆發的盜匪活動和地方騷亂。動亂立即擴大了：875年陰曆五六月間，不但在農村，而且在天平（山東西部）的州城都出現了真正的危險，至少半個世紀以來，天平的轄區一直是盜匪活動的一個中心。由王仙芝和尚君長領導的盜匪在875年陰曆五月攻打濮州和曹州；黃巢帶了幾千人立即響應。盜匪與天平軍的首府鄆州保持相當的距離，但鄆州的盜匪團伙卻參加了他們的隊伍。政府的最初反應與往常一樣。盜匪的攻打被認為是地方性的問題，應由地方軍隊處理。天平的節度使薛崇帶著軍隊進擊盜匪，但被打敗。 戰鬥在875年逐步升級。開始對帝國的統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王仙芝現在採用了大將軍的稱號，並發布檄文分送鄰近各地，指責政府政策不公平，行政貪污腐敗，這一檄文所宣布的目的類似於868年龐勛發布的「露布」，後者在叛亂地區的鄉村和寨堡中傳播，曾獲得巨大成功。看來王仙芝發出號召的意圖主要是想得到其他盜匪團伙的支持而不是爭取人民大眾。875年後期他拒絕接受兵變中的士兵參加他的隊伍，可能是認為他們的支持既無必要，又有危險性。當龐勛占領彭城之後，紳士們很快前來支持，但王仙芝則沒有他們的支持，黃巢在很久以後他占領長安前也沒有這種支持。少數定居的地方精英人物可能斷絕與自己地區的關係而支持盜匪領袖，後者襲擊一個又一個地區，既沒有占領疆土，也沒有在政治上鞏固自己的明顯願望。他們期待的是一個穩定的新政權的出現。 這一年以後的一些日子形勢迅速惡化。黃河水災以及隨之而來的破壞性的蝗災大大增加了農民的困苦，造成了饑荒，並把更多的農民推向絕境而使之淪為盜匪。 在875年下半年，盜匪的襲擊已蔓延到十餘州的廣大地區，往南遠及淮河。這些盜匪中的大多數都在主要首領王仙芝和黃巢之外獨立活動，他們組成了數百人到上千人的集團進行襲擊。政府試圖以優勢的兵力作出反應，命令河南和淮南地區五鎮的節度使和監軍使追捕盜匪，儘快地使受影響的地區安定下來。但是這證明是無效的，875年陰曆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神策將軍宋威極力主張建立一個指揮中心，協調該地區攻打盜匪的全部兵力。政府接受這一建議，並從禁軍中增派3000士兵和500騎兵作為支援部隊。宋威雖然年老有病，仍被指派為統帥。他是一位富有經驗的軍人，曾指揮過中國軍隊抗擊南詔，前不久在鎮壓龐勛叛亂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為現在的軍隊建立一個指揮中心之外，政府還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876年陰曆正月，福建、江西和湖南的所有刺史和觀察使受命訓練士卒，帝國境內所有村莊「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群盜」。[71]在中國的南方，這是政府在該地區兵力不足的證據，同時也顯示出盜匪已成了普遍的危險。這是唐代首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以地方自衛為目的的民兵組織。這一措施與政府通常不讓農業人口保持武器的政策相反，表明朝廷已覺察到危機是何等的嚴重。隨著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社會控制在地方上的解體，地方一級必須採取行動了。 地圖20　874—878年王仙芝團伙之聯合 可是，政府仍然決定發動一場由宋威指揮的決定性的殲滅戰去擊潰盜匪的軍隊。876年，盜匪向東移動，進入沿海地區，攻擊沂州州城。那年陰曆七月，在沂州一場大戰以後，宋威上報說，盜匪已被消滅，王仙芝已被殺死。宋威因表面上的勝利而得意洋洋，便遣散了他麾下的各地軍隊，自己回到了平盧。朝廷為之狂喜，大臣們獻上了賀詞。但不過幾日，事情就已弄清楚，盜匪非但沒有消滅，而且仍像以前那樣危險，依然襲擊和洗劫整個地區。討伐軍現在自身也處於兵變的狀態，但在快要叛變投匪時，他們被挫敗了。對士兵的控制重新恢復，他們被送往戰場，並得到忠武軍的支援。為首次大規模討伐盜匪戰役的失敗而震驚的朝廷，現在開始調動軍隊來保衛通向洛陽和長安兩都的一些要道了。 宋威可能是為了邀功而故意捏造了王仙芝之死和盜匪軍隊被消滅的第一次捷報，其實這兩件事都未發生。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他是善於弄虛作假的。但宋威也可能把他的對手完全估計錯了。朝廷不清楚盜匪軍隊的內部結構，甚至不了解它的規模大小，經常加以誇大。 876年陰曆八月，盜匪向西移動，使東都洛陽大為驚慌。九月，他們在洛陽東南45英里的汝州取得一次引人注目的勝利，俘獲了刺史王鐐，他是宰相王鐸的堂兄弟。王仙芝和他的同夥尚君長得到朝廷赦免，但他們的反應是返回北方，攻打鄭州，只有在昭義軍派來了援軍後才被擊退。他們仍帶著俘虜王鐐，向南轉移，那裡防禦比較薄弱，農村也比較富裕。 876年陰曆十二月，盜匪集團到達長江中游，對鄂岳、淮西和淮南發起了一系列的襲擊。這一地區的守衛部隊比起北方的軍隊來駐守得更為分散，因而盜匪就可能為所欲為而不受懲罰。以前的宰相、淮南節度使劉鄴強烈要求增加兵力；政府下令重建的徐州戍軍（現在稱為感化軍）抽調數千人南下保衛它的轄區，對抗盜匪。這支軍隊在過去曾引起如此多的問題，新近又試圖把它遣散而未成功，政府卻在此時被迫動用它，這件事說明局勢已惡化到何等程度。 討伐軍統帥宋威拒不將他的軍隊主力移到宣武中部鄰近大運河和距離王仙芝當時攻擊的地區數百英里的毫州之南，這更加深了危機感。宋威可能希望保存他的力量，集中全力保衛河南，旨在皇朝一旦崩潰時為他自己建立一個強大的地區基地。但是他的公開理由是害怕遭到數年前政府處分與龐勛作戰的軍隊的最高統帥康承訓那樣不公平的待遇。在鎮壓龐勛起義之後，康承訓被提拔為河東節度使，並領宰相銜。路岩和懿宗的寵臣韋保衡懼怕他會在朝廷行使權力，便彈劾他故意逃避戰鬥和有其他不法行為。儘管在870年，特別是出於政治目的，朝廷沒有能力對軍隊的最高統帥採取嚴厲的行動，但它仍然將康承訓免職，降為王傅，最後將他流放到遙遠的南方。[72]一位有功的將軍遭受這種愚蠢羞辱以後，常見的恐懼、懷疑和反抗在文官中也開始出現了，更危險的是，它影響了王朝的高級將領們。 在873年僖宗嗣位以後，康承訓被召回京師，但已經做過的事情是無法抹去的。宋威也曾率領軍隊攻打過龐勛，顯然他不會忘記在康承訓身上發生過的事情，所以害怕遭到同樣的命運。因此他和自己的副手曾元裕達成協議，聽任盜匪逍遙，以免遭到康承訓的下場，萬一不幸王仙芝稱帝，他們還可以給予支持。於是曾元裕移兵長江中游，但不進擊，而是等待事態的發展。[73] 僖宗統治開始時大臣之間明顯的協調與共同的使命感，此時因對付王仙芝的政策和戰略上的強烈爭吵而被破壞無遺。當宋威的背叛行為已經明顯時，鄭畋強烈地要求更換他的統帥職務，以便對叛亂者能夠發動更主動的戰役。他要求把指揮權轉交給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崔安潛是一位前宰相之弟，和鄭畋一樣都是社會和政治的精英人物。876年陰曆八月當盜匪經過他的境界時，崔安潛發動了強有力的攻擊，從而表現了自己的軍事才能。但是其他宰相不願將最高指揮權交給一個文官。與著名的將軍高駢有密切聯繫的盧攜激烈反對該項任命，緊張的摩擦在兩位宰臣之間出現了。崔安潛的任命始終未能實現，因為宋威直率地拒絕把職務拱手讓人，而任何將他免職的企圖幾乎肯定會驅使他公開叛亂。 在876年冬天，唐王朝的前景看起來確實是暗淡的。北方的大部分地區繼續為不斷增加的盜匪團伙所蹂躪，它們只遇到不起作用的抵抗。官軍的統帥宋威不願追擊盜匪軍隊，而似乎更關心建立他自己在地方上的勢力，甚至不惜為一個由成功的盜匪首領所建立的新王朝效勞。由於盜匪團伙滋擾，國內局勢十分危急，但使事態變得更壞的是，為保衛邊境而派往嶺南的北方軍隊又發生了一次兵變——這與幾年前曾促使龐勛叛亂的局勢一樣。浙西還有王郢為首的一個較大叛亂（見下文），那裡在859—860年時曾發生裘甫之亂。 正當形勢看上去最黑暗的時候，政府交上了沒有料到的好運，暫時減輕了壓力。876年陰曆十二月，盜匪攻擊長江中游的蘄州。這時宰相王鐸的堂弟王鐐仍是盜匪的俘虜，他代表王仙芝寫了一封信給蘄州的刺史裴偓。王鐸是裴偓應進士考試時的試官，這使兩個人之間建立了一種牢固的關係。裴偓同意給王鐸寫信，懇求為王仙芝提供一官半職。令人驚訝的是，當宰相們被召集起來討論這件事時，有些人居然認為，王仙芝僅僅是「小賊」，很容易壓服，他的威脅要比龐勛小，而龐勛的叛亂在一年之內就被鎮壓了下去。確實，盜匪集團中還沒有人達到像龐勛那樣的組織水平和取得那樣廣泛的支持。但是宰相們應該意識到，此時的盜匪機動靈活，領導有方，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分布的範圍比龐勛時代廣泛得多。由於內部意見不同而造成的分裂，使他們完全看不到王朝生存所受的威脅是何等嚴重。然而我們可以設想，王鐸不懈的說情既是出於對於他堂弟安全的關心，也是考慮到公共的危險，他最後成功了，王仙芝被任命為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 無論王鐸或政府都沒有料到這樣做對於事情的解決是不夠的。另一位盜匪首領黃巢對於政府沒有同樣授予官職而大發雷霆，他毆打並用劍刺傷王仙芝。其他盜匪頭目懼怕首領做官以後他們自己可能的後果，便威脅要將王仙芝殺死。王仙芝終於被迫拒絕朝廷的任命，讓他手下的人洗劫蘄州，作為安撫。蘄州城被夷為平地，許多居民被殺死。裴偓逃往鄂州，這是最鄰近的駐有大量政府軍的州城；朝廷派去授予王仙芝官職的特使匆忙逃回京師；倒霉的王鐐仍在盜匪手中。[74] 王仙芝未接受官職的最重要後果是盜匪集團的主力分裂成了兩大股。留下3000人和王仙芝、尚君長在一起，繼續在長江中游劫掠，另外2000餘人跟隨黃巢回到山東。這種分裂的意義不應過於強調，因為據說黃巢只是帶走了他自己原來的追隨者，盜匪首領們仍有可能重新聯合以實現大規模的襲擊，而明年發生的事情確實也是如此。但是對王朝的直接威脅暫時得以避免。 877年，即僖宗即位的第四年，叛亂活動遍及全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很少地區幸免於難。王仙芝和黃巢仍是令人畏懼的。他們現在能夠攻擊任何地區而不受懲罰，甚至能夠襲擊地方官軍戍守的鎮所在地。877年陰曆二月，王仙芝攻打鄂岳鎮所在地鄂州。同時黃巢攻陷鄆州（他起家之地天平鄉的所在地），殺死了該鎮節度使。然後他向東移動，攻打沂州；該城在一年多以前曾遭襲擊，那時政府令宋威為統帥發動了一場全面的懲罰性討伐，但是在今天卻沒有為保衛該城採取認真的措施。 877年陰曆四月，朝廷降詔概括地敘述了它企圖用以處理各地大規模動亂的政策。[75]詔旨首先表示了對問題嚴重性的關切，然後滿懷信心地斷言所有盜匪將肯定地被迅速鎮壓下去。由於詔旨繼續為投降的盜匪提出了有利的條件和官職，這種對必然勝利的自信心在當時就有所降低。詔旨中指出了當時的騷亂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毫、（宋威的討伐軍守衛的州！）曹、潁，或攻劫郡縣，抗拒官軍；或窘厄商徒，俘掠進奉。出彼入此，鳥逝風驅。」詔旨反覆地強調，對於犯罪分子來說，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表達了皇帝對臣民慈父般的關懷：「恨不均其衣食，各致豐肥」。然而，對於那些繼續進行破壞的人，皇帝發誓「用兵無悔」。 這道詔旨主要的真正對象是「王仙芝及諸道草賊頭首等」。政府提出寬宏大量的投誠條件。首領們將破格授予官職、爵位和賞賜。當然，這僅僅是指形式上的官階和有名無實的官職，近一個世紀來朝廷即以此等職銜授予不能直接任命的藩鎮官員，用以維持名義上的聯繫。投降的盜匪首領將「於大藩鎮內，量材與職額衣糧」。一般匪徒將遣回田園安置。 詔旨的後一部分指示地方官員應如何處理拒絕投降的盜匪團伙。他們應選擇勇猛的將領和軍隊，採用靈活的戰術去對付敵人。能夠俘獲一個盜匪首領和他的300徒眾的將領，允許超授將軍，並以千緡為賞。襲擊並殺死盜匪，奪回資產、武器或搜集情報者，將按他們的功績授予官職和獎賞。政府完全知道它的將領們不肯努力作戰，詔旨中也包括嚴厲的警告：任何人逃避戰鬥，將令「本州道勘尋，准軍法處分」。這只能意味著處以死刑。 這份詔旨的最後一節也許是意味深長的，它指示城鄉當局尋求能夠率領農民抗擊盜匪的才傑勇敢之人。他們也將得到官職和獎賞；詔旨提到地方民兵領導人的兩個突出例子，他們已經升到鎮的高級職務。 軍事形勢變得如此糟糕，這樣一種公開的政策聲明是朝著希望恢復原狀前進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盜匪的自信程度和政府的虛弱程度兩者都可以從盜匪的下一個目標宋州（由宋威的討伐軍守衛）看出。王仙芝和黃巢現在又攜手合作圍困宋州，頂住了被圍軍隊突圍的所有嘗試，直到長安派來的將軍張自勉帶著忠武的7000士兵向盜匪進攻，使後者慘敗和遭到重大的傷亡，情況才發生變化。但是，宰相們並沒有利用這一勝利來恢復他們的協調意志與統一目標，而是在如何繼續征討方面吵得更凶。王鐸和盧攜要將張自勉的軍隊交給宋威指揮，以期宋威終會開始積極討伐盜匪；鄭畋則堅決不同意，他堅持說，張自勉和宋威之間的關係很壞，如果張被迫屈居宋威之下，他將被殺掉。在爭辯中每位宰相都曾提出辭呈，但都遭到拒絕。辯論繼續了整整一年，言辭也變得愈來愈尖銳刻毒。在張自勉的打過勝仗的軍隊被置於宋威手下一位將軍的指揮之下時，張本人遭到宋威的造謠中傷，因此鄭畋爭辯說，張自勉是「因功受辱」，事實上正是他的功勞才使政府能夠維持對大運河的控制。此外，鄭在前一年曾徒勞地建議以崔安潛代替宋威統率討伐軍，因為崔安潛攻打盜賊取得多次勝利，但未曾記功。鄭畋又斷言，王仙芝提出投降不下7次，宋威都隱瞞不報。鄭畋對宋威的指責可能是有充分根據的，但是免去他的統帥之職實際上無法做到。[76] 877年後期，盜匪們回到長江中游，在那裡他們幾次大敗於宋威的副手曾元裕手下。政府再一次向王仙芝提出投降的條件。這時王仙芝的同盟者也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他的幾個主要黨羽，包括尚君長在內，出發去京師。然而宋威在中途劫取了他們，並且報告說，他們是在一場戰鬥之後將他們俘獲的。這份報告引起了懷疑，一名御史被派去進行審查。但真相已不可能弄清，因為宋威在御史到達以前已將盜匪首領們處死。 877年的戰爭本身是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朝廷中政治派別活動的加劇以及京師政治領袖和他們的統帥之間發生的不斷加劇的緊張和猜疑。唐朝對張自勉在宋州的決定性的勝利未加酬賞，這和康承訓在鎮壓龐勛之後受到侮辱的情況相似。由於對忠誠的和有戰功的統帥一再未能給予應得的獎賞，政府失去了日益減弱的對王朝的好意和忠誠，而這本是它最珍貴的財富。 877年的臘月，唐王朝終於在發動對盜匪的進攻方面取得成功。在黃巢劫掠他4年前首次起事的所在地匡城之後，政府恢復了張自勉的戰地統帥職務，並派他率領東北各路人馬大舉攻打黃巢。同一月王仙芝襲擊荊南的治地江陵，這是長江中游的戰略中心。政府已愚蠢地將荊南置於無能的楊知溫的管領之下，他甚至在盜賊抵達城市外城時仍繼續賦詩。楊知溫最後向北方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求救。李福迅速調兵攻打盜匪，他的軍隊得到500名沙陀騎兵的支援，所有遇到的盜匪均被消滅。王仙芝急忙在江陵劫掠，殺死了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然後逃之夭夭。 然而，這時逃走並非易事。當王仙芝率領隊伍回到山東時，他遭到討伐軍副統帥曾元裕的追捕；曾元裕經過一年無所作為之後終於果斷地行動起來攻打盜匪。在淮西南部申州的一次重要戰鬥中，王仙芝的軍隊遭到慘敗，傷亡重大。曾元裕的勝利使政府指派他代替宋威為討伐軍的統帥，張自勉為他的副手。政府還將富有經驗的將軍四川統帥高駢調到荊南，他帶著1.5萬名全副裝備的軍隊來到長江中游地區。 878年初政府軍元氣顯示出重大的恢復。在王仙芝退往南方以後，政府軍最驚人的勝利來到了，曾元裕的追捕軍隊在蘄州的黃梅縣消滅了這支隊伍。王仙芝本人被殺。由於王仙芝的主要夥伴尚君長已在不久前被殺，沒有任何首領能將全黨集合在一起了。尚君長的兄弟尚讓帶著許多殘餘的盜匪投奔在山東的黃巢，而剩下的人則分成小的團伙，獨立地活動於長江流域。 黃巢向南方推進 這樣，黃巢終於成為主要盜匪隊伍的無可爭辯的領袖，儘管這時它們最不走運。他現在採用了「沖天大將軍」的稱號，這也許是表明他決定全力進行反對王朝的鬥爭。這是政策上的完全轉變：在此以前盜匪按傳統方式在各地區間進行騷擾，從黃河平原向淮河、長江流域作季節性的往返移動。對重要城市的襲擊有時被看做「造反」的開始，但還沒有認真地打算推翻政府。盜匪並不想建立對土地的控制，王仙芝幾次試圖投降表明，盜匪沒有長期的政治目的。 在當上盜匪集團的總領袖之後，黃巢和政府軍之間最初的小規模交鋒全被擊敗，他可能採取的直接對抗的任何計劃都被擱置起來。他和天平節度使通訊聯繫，磋商投降的條件。政府封黃巢為禁軍的一名將軍，命他在鄆州投降。但是，也許是記起了前一年王仙芝的主要夥伴們試圖向宋威投降時被背信棄義地俘獲並遭殺害之事，黃巢決定不去冒險投降。增強了信心的政府終於認識到適當獎賞它的將軍們的必要性，於是授予山南節度使李福以宰相的職務；李福曾向圍攻江陵的盜匪發起決定性的進攻，並擊敗了王仙芝。 政府的復甦使它能建立從黃河地區開始的針對盜匪軍隊的有效防禦。張自勉被指派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他將黃巢往西經河南朝洛陽方向驅趕。兩年以前，洛陽曾因盜匪軍隊的接近而陷入恐慌之中，但這時龐大的防禦工事已準備好了，一支萬名戰士和新招募士兵組成的隊伍由一位特別任命的防禦使指揮。這些準備使盜匪襲擊洛陽的任何想法成為泡影，黃巢於是改弦更張，向南轉移，但這次不是到長江中游，而是到長江三角洲地區。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黃巢渡過大江進入浙西。龐大的盜匪集團滲入長江以南，這還是第一次。政府有理由宣稱已將他們逐往南方。它的最高統帥曾元裕移兵進入長江下游地區，攻打仍然在那裡活動的一些從前王仙芝的支持者，與此同時高駢則移軍浙西，阻擋黃巢回竄北方。朝廷有理由認為，局勢差不多又得到了控制。 在878年的其餘時間內，盜匪集團總的來說處於守勢，儘管他們在長江以南未設防的地區贏得了一些勝利。然而，他們現在遠離京師，黃巢的威脅似乎正在消失。宰相們現在圍繞著對南詔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劇烈爭吵，結果以鄭畋和他的對手盧攜二人同時免職告終，另外他們還面臨來自北方的強大的擴張主義者沙陀突厥的威脅。黃巢和他的盜匪軍隊繼續移離對王朝來說是生命攸關的地區，通過幾百英里廣闊的人煙稀少的地方，指向福建的首府福州。878年陰曆九月，政府中止了對盜匪的討伐，並指定曾元裕將軍為平盧節度使，接替剛死去的宋威。黃巢經過福建崇山峻岭的進軍，只是他橫掃華南的全程更長的開端，進軍最後打到了大海港廣州。這種幾乎無阻擋的行軍在地圖上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有時被視為黃巢力量強大的證據，這種力量使他有可能隨意縱橫萬里地移動。然而，導致他向南方進軍的原因不是廣東富庶的情景，而更可能是政府對他的成功的追擊，以及北方難以對付的防禦布置。 在878年最後的幾個月，當他往南移動時，黃巢開始認真地考慮擴大支持自己的社會基礎。經過福建時，他努力爭取地方紳士支持，不過收效甚微。[77] 878年陰曆十二月，福州遭到劫掠，無防備的觀察使逃走。但是，高駢從浙西派去的討伐大軍屢次擊敗黃巢的隊伍，俘虜了許多他的重要夥伴，把他趕往更遠的南方。 儘管黃巢顯然處於逃跑奔波之中，他仍被視為對朝廷的威脅，宰相王鐸自願親自率領一支遠征軍攻打盜匪。王鐸被任命為荊南節度使和南面行營招討都統。他選擇李係作為副手，任命李為湖南觀察使，此人是一個出身於顯赫家族的無能的官員，但其忠誠則是沒有疑問的。李係屯駐在潭州（長沙），以防止黃巢由嶺南搶先北上。 地圖21　878—880年黃巢的行動路線 879年陰曆五月，當黃巢迫近廣州時，他仍爭取談判，想取得有利的投降條件。他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聯繫，請求他們居間說情，使他能得到天平節度使的職位；天平在山東，是他的老根據地。[78]這個請求被拒絕了，黃巢接著要求任命他為廣州節度使。這個要求也被拒絕了，因為廣州貿易實在太寶貴了，絕不能把它交給一個盜匪的首領。朝廷建議代之以禁軍中一個較低的職位，但黃巢認為此議是一種侮辱。他立即對廣州發動猛烈的攻擊，一天之內便攻占此城。他俘獲了節度使李迢，並一再試圖達成一項有利的協議，但被對王朝表現出狂熱和罕見忠誠的李迢所拒絕。黃巢殺害了勇敢的李迢，並在暴怒之下洗劫廣州，使這一大港口變成廢墟。有的材料估計死者高達12萬人，其中大多數是來自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外國商人，而當時廣州全部人口約20萬。許多中國人逃往福建。[79]那時期來自西拉甫港的著名阿拉伯商人阿薩德詳細敘述了廣州遭到野蠻毀滅的情景。[80] 朝廷很清楚，黃巢無意留在熱帶地區。政府搶在他北返以前採取行動，希望在遠離支持他的基地的江南將他圍困，並予以消滅。在廣州洗劫之後，一場大規模的對抗已不可避免了。 黃巢北上 當劫掠嶺南時，黃巢手下許多人死於瘧疾。剩下的人要求回到北方，「以圖大事」，因此盜匪軍隊開始迂迴北上，沿途他們搶劫了湖南和江西這些地區。[81]他們由靈渠通過南嶺的分水嶺，沿著湘江流域前進，就像龐勛在十年前那樣。879年陰曆十月，他們到達潭州。王鐸的副手李係駐守這座城市，然而他不願戰鬥。因此黃巢能夠在一天之內拿下了它。這種災難性的懦怯（這是選擇統帥不按照才能而根據其家族與朝廷的關係造成的）對於遏制黃巢的努力來說是一次重大的失敗。當時盜匪軍隊處於最衰弱的時候，如果李係能給予黃巢以強有力的打擊，那將是獲得最後勝利的一個真正機會。 然而，更嚴重的是長江中游戰略中心江陵（荊州）的失守，它是李係的上級，討伐軍統帥王鐸放棄的。由於對方在人數上大大超過自己，王鐸向北撤退，宣稱他要去和屯駐在北面30英里的荊門的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的隊伍會合；但是王鐸事實上一直退到百英里之外的襄州。江陵城留給王鐸的屬將劉漢宏鎮守，但早在黃巢到達以前，它已被政府戍軍洗劫和放棄了。 增強了信心的黃巢渡江直趨荊門，劉巨容在那裡嚴陣以待。劉巨容派出自己的軍隊和500名沙陀突厥人對付盜匪。黃巢的士兵有許多被殺，但是儘管有人力勸劉巨容追逐並殲滅殘餘的盜匪，他卻讓他們逃走了。他的理由反映出王朝已失去了地方的支持。他說：「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82]如上所述，對王朝冷酷無情地處分它的軍事將領的抱怨是十分普遍的，另一些地方長官也故意避免與起義的隊伍正面對壘。但這是一個朝廷大員主動希望王朝滅亡——這顯然是劉巨容縱匪逃走的原因——的首次事例。劉巨容對王朝的敵視可能與宋威的情況相同，當討伐龐勛時，他們二人都在康承訓軍中任職，毫無疑問，劉巨容和宋威一樣，都擔心在攻打黃巢勝利後也成為政治犧牲品。然而，一旦唐朝滅亡，節度使將有可能在任職地區鞏固他們的權力，或者等待新的統一王朝的出現，或者繼續割據自雄。 由於直接通往長安的道路受阻，黃巢東移順江而下，重走10年前龐勛的老路，沿途糾集了各地的盜匪團伙（其中許多曾與王仙芝合作過），又恢復了力量。他們一度受到駐防在江西的政府軍將領曹全晸的沉重壓力，但曹全晸放棄了追擊盜匪的計劃，因為朝廷以未經解釋的原因決定更換他的職務，這使得黃巢得以通行無阻地順江而下。 長江下游地區一直是政府賦稅的主要來源，現在則是王朝防禦的關鍵部分，它的重要性從選擇高駢來防守這一點就可以證明。高駢無疑是唐朝地位較高的軍隊統帥，享有非凡的聲望。[83]他的家族源自渤海，有幾個成員忠誠地在神策軍中世代任職。高駢曾在北方邊境任職，是一名與党項人作過戰的傑出將領。當吐蕃在西方入侵時他組織過防禦，並在遙遠的南方指揮過反對南詔入侵的戰役。從869年到875年，他作為節度使抑制了山東的盜匪活動，可是在他轉到四川以後，天平又爆發了嚴重的動亂。當王仙芝在878年初在長江中游得手之後，他揮師前來，一年以後他曾在浙西征討黃巢取得成功，並把盜匪軍隊逐往南方的廣州。 黃巢在879年後期進入長江下游地區，一度襲擊宣歙、浙西和江南的廣大地區。但在下一年初情況發生了變化，高駢終於認真地對盜匪採取行動。880年陰曆三月，高駢派遣他手下地位最高的將領張璘前往長江以南，給了盜匪軍隊以沉重的打擊。政府想要大獲全勝，便以幾支北方部隊增援高駢，並任命他為諸道行營都統。高駢召集鄰近諸部隊並徵募大量地方新兵，使自己軍隊的總數達7萬人。黃巢的軍隊雖則人數更多一些，但不能與高駢的訓練有素的軍隊相對抗，880年陰曆四月，盜匪似乎幾乎完全被擊潰。王仙芝的早期夥伴之一王重霸向張璘投降，同時黃巢失去了另一位重要夥伴常宏，後者也帶著自己的數萬人馬投降了。黃巢退到江西的饒州，隨即來到福建邊境正北的信州。每一件事看來都對政府軍有利，官軍的將領們紛紛向京師告捷。[84] 在880年陰曆五月，局勢完全改觀。這個關鍵時期的事情已引起了人們對進攻黃巢戰役全過程的精心猜測，而許多疑點一直模糊不清。[85]然而確鑿無疑的是，黃巢仍有可能避免幾乎確要被擊敗的境遇，他突破了唐朝在長江下游的防線，並開始向北方的東西兩都進軍。據一份資料說，黃巢曾大量賄賂張璘，使之停止進攻，然後同意向高駢投降，條件是任命他為節度使。據這份記載說，高駢接受了黃巢的投降，但是不願同參與戰鬥的其他部隊的將領分享功勞。因此他讓這些部隊各回原地。當黃巢得知這些軍隊已經被遣回淮河以北時，他突然中斷了與高駢的關係，並在一次隨之發生的較大戰鬥中殺死了高駢手下最重要的將領張璘，給予他的軍隊以沉重的打擊。儘管人們對導致這個結果的一些事件仍有種種懷疑，但這一巨大勝利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在此以後黃巢和他餘下的夥伴在浙西和宣歙發動了一系列成功的襲擊，最後於880年陰曆七月在採石渡過長江。[86]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料到的重大轉折點。 高駢的軍隊不但未能阻止黃巢渡江，而且當黃巢向洛陽挺進時也未能向北方提供支持。高駢的無所作為十分自然地激起了最猛烈的批評。對於沒有經驗的文職官員來說，像李係和王鐸那樣放棄職守，是一回事；而對於政府最有經驗的指揮一支龐大軍隊的將軍來說，他竟允許一個已經嚴重削弱了的敵人伺機渡過了長江並讓他在自己轄區揚長而去，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有些歷史評論家把責任全歸罪於高的親信方士呂用之，他對高有巨大的影響。[87]但是，高駢的無所作為是難以用玩忽職守來加以解釋的。 高駢在他負責的淮南地區面臨一種極其複雜的形勢，當時淮南是中國盜匪活動最猖獗的地方。高不但要和本地的盜匪作鬥爭，而且要和從北方襲來的大批盜匪團伙以及和淮南以北開小差的譁變士兵作鬥爭。甚至在他來到淮南以前，給盜匪首領封官是被認為必須的，高駢繼續執行這一政策，任命數人為刺史。[88]這些盜匪首領現在成為高駢的將領，協助他向周鄰地區擴展勢力。由於淮南是這樣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地區，高駢很容易因為對黃巢征剿過猛而失去自己的位置。揚州對於唐王朝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它作為一個獨立政權的基地已有長期的傳統，所以高駢不願拿他的位置去冒險是不足為奇的。高駢還意識到，他不能再依賴朝廷的堅決支持，因為他的主要政治夥伴宰相盧攜得了重病。這樣，他有許多理由要鞏固自己在淮南的地位，因此他向朝廷送去一系列自我辯護的奏疏，聲稱黃巢渡江時有60萬人，這是一個十分荒謬的數字。[89] 一旦越過了政府在長江下游的防禦，黃巢通往東都的道路便暢通無阻。唐王朝試圖在洛陽東南要衝的忠武的溵水布置大軍以阻擋盜匪軍隊。這個計劃慘遭失敗，這倒不是因為黃巢軍隊力量強大，而是由於守軍之間互不信任，再加上他們幾乎普遍地不願為搖搖欲墜的王朝去賣命。感化節度使曾招募到士兵3000人，條件是保證他們在州城駐防。當他們接到命令開往溵水時，幾乎激起了一次兵變。他們到達以後，野心勃勃的地方將領周岌害怕這些軍隊一旦駐在他的轄區就會威脅他的勢力，便讓他自己的士兵滲入他們駐防的城市屠殺他們。感化節度使被追逐到襄陽殺死。周岌後來擔任了忠武節度使。另一個派去參加洛陽防禦的唐朝將領齊克讓棄職而逃回了自己在山東的營地，而不是去與殘酷無情的周岌打交道。這樣，所有派去保衛東都的軍隊都因將領之間的猜疑和背信棄義而潰散，洛陽門戶洞開。 黃巢在渡過淮河以後開始表現出建立新王朝的野心。他採用了「天補大將軍」的稱號，並試圖加強軍隊的紀律，禁止他們搶劫。當他們在880年陰曆十一月進入洛陽時，該城官員無心抵抗，接他入城。齊克讓向朝廷報告洛陽已經丟失，他建議立即盡力加強長安的防禦。 黃巢軍隊的戲劇性的進展，自然地吸引了我們的注意。然而真正顯示唐朝秩序瓦解的跡象倒不是盜匪軍隊如此大踏步地前進，而是各藩鎮的「勤王」部隊彼此之間爭權奪利大造自己的地方優勢的活動。只要政府能調度大部隊，它依然有其需要認真對待的力量。但879—880年的事件——王鐸和李係在戰鬥中的失敗、劉巨容公開的不忠以及高駢保全自己地位的行為——標誌著唐王朝力量的振興沒有任何希望了。 政府臨時加強長安防禦的努力從開始便註定要失敗。宮廷的禁軍早已不再是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神策軍中的職務已成為長安富家子弟掛名的閒差。[90]他們中大多數人除了恐嚇京師市民之外，沒有戰鬥經驗。當可能要他們去和叛匪作戰的消息傳開以後，許多人便到貧民中尋找替身。 京師的防務交給了宦官首腦、神策軍名義上的長官田令孜，但沒有證據表明他離開過京師去擔任京師東面諸關口的指揮，而控制這些關口對於防守京師是至關緊要的。田令孜的一名副將帶了幾千名完全沒有受過訓練的士兵去據守潼關，但只能供應他們幾天的給養。當他們看到叛軍迫近時，便亂作一團而潰散了。叛軍成群通過了潼關，進入京師所在的關內道，在那裡被派去保衛京師的博野軍的譁變士兵參加了他們的隊伍。由於帝國的軍隊完全潰散並處於混亂之中，京師的防禦崩潰了。 黃巢在長安 880年臘月初五，長安落到黃巢手裡。只有少數隨從陪同的僖宗帶著田令孜和500名神策軍，偷偷地從城中逃走，前往四川避難。相形之下黃巢的入城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張直方將軍在許多官員伴同下出城歡迎叛軍。黃巢坐在一輛金色馬車上首先到達。隨後的軍隊——此時已達數十萬眾——全部穿著錦緞，他們的頭髮一律扎著紅絲帶。他的騎兵直接開往城內，在後面長達幾里的路上塞滿了輜重，京師的居民表現消極但並未流露出害怕神情，他們擁上街頭，觀看接管的情形。[91] 王仙芝的餘部首領、前一年參加黃巢隊伍的尚讓，現在作為黃的主要副手和發言人要求人民保持安靜；他說：黃巢為民請命，他起兵的目的是從不顧人民死活的唐朝統治者手中拯救他們。這個聲明被用來作為說明黃巢與普通百姓之間「階級團結」的證據，但事實上它和所有想要建立合法統治的人們所發布的自我辯護聲明是一種性質的，儘管他們有各自的背景和目的。[92]真正重要的是，它首次清楚地表明，黃巢企圖在長安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政權。然而，這種帝王雄圖對於他手下的人是沒有吸引力的，他們追隨他的目的只是為了搶劫，而現在他們占有了最豐富的戰利品。在黃巢到達以前，長安的居民自己已經開始搶劫。黃巢完全沒有能力控制他手下的人，連續幾天他們洗劫了世界上這個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場付之一炬，無數人民被殺死在街道上。 長安的精英階層是叛軍和城市平民兩方面的犧牲品。最受人憎恨的官員被拖出去殺掉。其他許多人則拋棄財產出逃。從京師被占領之後的大破壞來看，它顯示了長期蘊藏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對特權者的憎恨，同時也說明黃巢和他的支持者之間缺乏共同的目標。造反者的共同目的在這時是推翻唐王朝。但他們的不同利益變得愈來愈明顯，黃巢希望對他的支持者加強組織和紀律，使之成為一支堅強的軍隊；而他的許多支持者和普通士兵只希望洗劫城市，滿足於無政府狀態。 在這樣不祥的形勢下，黃巢採取了建立自己王朝的最初步驟。880年臘月十三日，他在含元殿登上皇位，宣布建立大齊王朝（齊是他家鄉山東的古稱）。他重新採用全部複雜的帝國制度，任命4名宰相，其中包括貴族家族的成員和他自己的副手。[93]他的500名「驍勇」被選出作為「功臣」，這是給予開國皇帝的主要支持者的標準用語。他的主要官員得到頭等的軍事職務。黃巢只罷免唐朝最高層的官員；四品以下凡願合作的官員允許留任。 黃巢試圖建立一個有活力的政權，但這證明是完全失敗的。公開顯示合法性和仿建一個複雜精緻的政治體系是一回事，要使它運轉則是另一回事。他的基本問題是，他的人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去擔任文職；而唐朝舊官員之所以同意為新政權服務，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別的選擇餘地，或是出於被迫。 黃巢的政權證明是非常暴虐的。882年春天，有人在尚書省大門上題了一首詩，嘲笑這個政權。尚讓大發雷霆，殺死了在該省任職的官員們，並挖出眼睛，倒掛屍體；他還將大門的衛兵處死；殺死京師每一個能做詩的人；將其他識字的人罰作僕役。這一事件的結果是3000餘人被殺。除了證明它絕對的殘暴之外，這次大屠殺標誌著想在穩定新政權時得到受教育的精英人士支持的希望成為泡影。這也消除了獲得藩鎮支持的全部可能性，只有少數以與黃巢聯盟作為擴展他們自己在地方上勢力的獨立節度使除外。 黃巢占領的年代蹂躪了唐朝的這座都城，也破壞了長安所體現的政治秩序。這座城市再也沒有恢復過來。它的悲慘的毀壞在韋莊所寫的著名敘事詩中有最生動的描述；韋莊是當時的第一流詩人，叛匪軍隊攻占長安時他正在那裡參加考試。這首詩名為《秦婦吟》，它描繪了「縱火、搶劫、強姦和吃人肉，農民裝作大臣，貴族軀體踐為血泥」。[94]這就是黃巢建立的新秩序。 僖宗在四川的流亡生活；阡能之亂 對於一個中國皇帝來說，被迫放棄都城通常是一種災難，但是僖宗逃跑的情況是特別丟臉的。當盜匪軍隊進逼而所有防禦均已瓦解時，驚慌失措的官員們四處逃散。宦官頭目田令孜——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是帝國軍隊的統帥——放棄了京師的防禦，在夜深人靜時帶著皇帝逃出京師。隨從人員只有500名神策軍將士，四位皇子，幾位后妃。沒有一位官員獲悉放棄長安的決定。沙野軍的一些騎兵在長安數英里之外遇到扈從隊伍，要求皇帝返回京師。他們因為行為魯莽而被田令孜的軍隊殺死。 當僖宗再往西走時，他遇到了以前的宰相、現在的鳳翔節度使鄭畋。鄭畋勸說皇帝到鳳翔去，不要採取完全放棄關中這一後果嚴重的行動，因為西北平原是中國政府所在地。僖宗回答說，為了避免戰鬥，他決定撤到在南方250英里之外的秦嶺山脈那一邊的堅不可摧的興元地區去，在那裡他將招募軍隊，準備收復京師。皇帝要鄭畋和西邊的吐蕃聯合，並和西北一帶剩餘的效忠王朝的軍隊協作，他還允許鄭畋可以便宜行事，因為朝廷一旦越過秦嶺進入山南，再要與它聯繫就非常困難了。 皇帝和田令孜急於離開京畿地區，為了儘快離開，他們決定由駱谷道通過秦嶺山脈，這是一條最困難的和最險峭的道路，要通過幾乎高達9000英尺的諸山口。[95]它是只在緊急情況下使用的道路，而當時毫無疑問正處於緊急情況。皇帝日夜兼程，不到兩周的時間便到了興元。但他在那裡只停了幾天，立即決定前往四川的成都。它在第二列大山脈大巴山那一邊的400英里處。這個決定一定使絕大多數人感到，唐朝的復興已沒有任何希望，至少在僖宗在位時是如此。四川是田令孜的勢力範圍，僖宗逃到那裡表明他完全依賴於他所藐視的宦官。此外，四川從未受到中國其他地區的許多動盪緊張局勢的困擾，但它現在正在遭受嚴重的內部騷亂。 四川的問題之成為一場危機，是由於政府任命陳敬瑄[96]為西川（其首府即成都）節度使。陳敬瑄原來不過是一個賣麥餅的，但幸運的是他是宦官田令孜的哥哥，因而在禁軍中得到高位。880年初，由於估計到政府可能被迫撤出京師，便決定選派一個與宮廷內部圈子有密切關係的人去擔任西川節度使，以代替自從878年以來擔任這一職務的崔安潛。崔安潛因拒絕過陳敬瑄到他的幕下任職，因而曾受到田令孜的敵視，同時他也是有勢力的宰相盧攜的老對頭。有一份資料說，四川的任命將授予一場蹴鞠比賽的優勝者，陳敬瑄碰巧贏了，但他與田令孜的親屬關係無疑決定了這一任命。[97] 甚至在陳敬瑄就職以前四川的問題就已經出現。由於他出身低賤，不為人知，當地的一個妖人前往成都宣稱自己是陳敬瑄，在一段時間內竟未被發覺。然而，一旦獲得任命之後，陳敬瑄實際上是令人生畏的，他在四川的統治既腐敗又殘暴，甚至在皇帝和皇帝的隨從到達以後仍是如此。在任職的兩年中他激起了一場大叛亂。問題部分的是由於田令孜對自己的軍隊和地方軍隊有厚薄之分引起的，後者是最忠於朝廷的軍隊，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882年陰曆三月，陳敬瑄在整個轄區遍布爪牙，表面上是了解其軍官們的缺點，實際上是為了斂財，因此使緊張的局勢趨於嚴重。資州的將領謝弘讓由於恐懼而加入一股盜匪，但在得到種種保證之後他被誘投降了。但事實上他被送到陳敬瑄處，遭到嚴刑拷打。[98] 阡能是鄰州的一名官員。他聽到謝弘讓遭受酷刑之後，起誓要向陳敬瑄報仇。不過一個多月他的部眾已達萬人。他們侵入四川西南的邛、雅二州，進攻並占領了那個地區的城市。 陳敬瑄派遣7000人的軍隊前去鎮壓反叛。然而，他的嬌慣了的軍隊逃避戰鬥，並且要求給他們所進行的任何戰鬥發放額外的津貼。當阡能的叛亂開始表現出成功的跡象時，幾個其他盜匪團伙首領帶領幾千人前來參加。在四川其他部分有更多的盜匪首領起來造反，一度完全切斷了四川和中國中部的聯繫。阡能叛亂最後在882年陰曆十一月被鎮壓下去。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處死，但是四川仍然充斥著盜賊團伙。[99] 阡能叛亂發生在黃巢叛亂的巔峰時期，因此沒有享有它應享有的名氣。然而，它有幾個理由應該受到重視。首先，它的發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一個道政府的官員的極端嚴酷和腐化造成的。但是它也表明，這時盜匪活動遍及全國，甚至比較平靜的地區也不例外，盜匪進行的聯合能在任何地方發生，特別是在和軍隊暴動聯合時，很容易在道一級地區形成嚴重的威脅。但是最後，我們也看到，即使中央政府已完全不能在全國範圍內維持秩序，這類叛亂仍能被控制在道一級水平上。事實表明，在我們現在將敘述的中國其他地區，這是一種標準的模式。道以下的控制並未遭到嚴重破壞，而一種新的秩序開始在這一級水平上形成。 地方民團的建立和地方的軍事化 阡能之亂並非朝廷在成都時四川發生的唯一較大規模的暴動。882年後期，另一較大的叛亂在黔州（今貴州北部）爆發，並迅速向四川南部和中部發展。[100]這次暴動是被一種新型地方軍事力量即韋君靖領導的民團組織鎮壓下去的。[101]韋君靖是四川西南部地方精英的一員，9世紀70年代末他開始在劍南東道的首府資州的圍部組織和聯合鄉的防衛。這是一種地方性的組織，旨在控制當地的騷亂和盜匪活動，它的形成是出於對黃巢或一些重要盜匪團伙（它們從前曾和徘徊於長江流域的王仙芝聯合）會打進四川的恐懼。 在882年的暴動發生時，韋君靖率領他的民團擊敗造反者，此後他保持著強大的力量。890年當一場大規模的軍隊叛亂在四川西部爆發時，劍南東道的節度使授權他保衛本道以抗擊叛亂者的侵犯。他有能力動員一支2萬名民團組成的軍隊，消滅了27個叛亂者的據點。在此以後，政府任命他為普、合、昌、渝四州的都指揮，他的隊伍被改編為荊南軍。892年，他在昌州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壘，這時他聯合起來的軍隊已有四五萬人，由34支民團隊伍組成。 這種地方民團力量當然是在8世紀以來的特定基礎上（例如在安祿山侵略河北以後）建立起來的。[102] 9世紀下半期，對地方民團的需要迅速增長，因為地方的社區在盜匪和散兵游勇的不斷增長的威脅下被迫採取保護自己的措施。[103]在僖宗當政時，政府終於認可這種大規模民團的組成。 這樣一種地區防禦體系的核心通常是由一個地方精英人物領導的個人軍隊，他通常是一個著名的地主。強有力的地主在地方社會中有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在8世紀僱傭眾多佃農和依附者的莊園大規模增長以後更是如此。他們常常有力量反抗地方政府的代表。在秩序日趨崩潰的時期，如果發生盜匪襲擊，這樣的地主損失最大，在鄉村組織地區防禦時他們也就成為當然的領導者。 較大的地方防禦體系在某些集市上出現，甚至把一個殷實地區的自衛武裝聯合起來的更大的防禦體系，也圍繞著某些駐兵的鎮或鎮市逐漸形成。駐守在這樣的鎮市中的地方民團稱為義軍，這個名稱表示它是一種相對於官方組織而言的民間武裝，與地方官軍並無關係。 許多這樣的高級民眾武裝逐步併入地方節度使的指揮機構，其領導人稱為義軍鎮將、防禦使或團練使。這類頭銜不但使地方民團首領們具有軍事權力，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財政權力。鎮成為一種低於縣一級的行政管理中心，它的鎮將與其說是地方防禦組織的首腦，不如說是地方軍事體系的一名軍官。[104] 大量民團已在860年鎮壓裘甫之亂時被使用過。僖宗朝為了控制875—877年在同一地區發生的嚴重的王郢兵變，使用地方防禦隊的規模更大。[105] 王郢是鎮海（浙西）節度使下面的一名將領。從874年初開始，節度使由趙隱擔任，他以前曾任宰相，僖宗即位後被派到那裡。作為一個軍隊統帥，趙隱既沒有經驗也沒有能力，他不僅沒有給忠於職守的部下以適當的酬賞，甚至沒有供給他們足夠的基本物資。趙隱不重視屬官的要求，於是王郢便領著一伙人衝進倉庫奪取武器和給養。他立即擁有近萬名部眾，襲擊浙西北部諸州。叛亂者還有船隊，沿海游弋，襲擊他們登陸的任何地方。 由於政府的最高級軍事統帥們忙於在長江以北對付王仙芝和黃巢，一個名叫高傑的官員在876年陰曆七月被任命為沿海水軍都知兵馬使去征討王郢；高以前擔任過的最高職務是廣西某一偏僻地區的州刺史。他看來取得了某些成績。876年末，王郢試圖談判投降，要求給他一個浙西的地方職務。長時間的談判以失敗告終，王郢拿下了浙東的溫州。政府從京師派了一名自己的將軍宋皓指揮討伐，由他率領一支約1.5萬人的軍隊進攻王郢。王郢沿海岸而下移向浙東的明州和台州，15年前裘甫曾劫掠過這一地區。叛亂者終於在877年初被鎮壓下去，這是在王郢因部眾背叛而喪失了一半力量以後發生的事。 儘管王郢叛亂與黃巢、王仙芝起義相比規模不算大，但它仍是在一個朝廷的重要地區發生的嚴重騷亂。對付王郢戰役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鎮壓暴動的政府軍隊的構成。政府軍的大部分是常規部隊，有些是地方部隊，另外一些部隊則是從北方調來，包括來自河南的武寧、宣武和忠武軍的部隊。但是政府也接受了由地方精英成員所指揮的地方民團部隊的相當可觀的援助。這些指揮官中最著名的是來自杭州的董昌，此人自立為全部民團組織的首領。[106] 在鎮壓了王郢暴動以後，這種民團組織既沒有解散，也沒有轉入地方自衛體系，而是合併到了道的軍事編制中去。董昌被任命為杭州正南的石鏡鎮的鎮將。他的副手名叫錢鏐，以前是杭州的青年團伙的首領。該團伙以杭州八都而知名，他們曾對抗王仙芝和黃巢的軍隊，成功地保衛了杭州和它的主要城市臨安。[107] 879年，他們阻擋了對杭州的一次大規模襲擊，自此黃巢幾乎完全避開了這個地區。首先，董昌是完全忠於朝廷的，曾在數次攻打浙西地區割據獨立的節度使的戰役中出力，其目的是重建王朝對這一地區的牢固控制。887年，他成為浙東觀察使，他的副手錢鏐接任杭州刺史。他們兩個人現在為控制浙西而開始了一場劇烈的鬥爭，董昌在895年自稱獨立的羅平國皇帝。896年董昌被殺後，錢鏐取得浙西大權，並在10世紀初年被衰弱的唐王朝冊封為越王和吳王。921年他建立了獨立的吳越國，這是十國中最繁榮和最重要的一個。這樣，在50年期間，它由起初的一個地方自衛組織，幾經擴展，轉變為一個大的地區性獨立國家，直到978年才最後為宋朝所征服。 我們對韋君靖的民團組織和杭州八都所了解的情況遠比其他這類民團組織要多。它們肯定不是孤立的，而且它們顯示了這個權力瓦解時代的基本特徵。道的政府不管怎樣獨立，它本質上是政府設置的，可是，這些新的民團組織是地方武力的產物，是作為嶄新的權力結構藉以產生的重要機制的一種，它紮根於地方社會，是從這個時期動盪不定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 四川的流亡朝廷 僖宗逃到成都以後實際上成了首要宦官田令孜的囚徒；田令孜指揮在四川的帝國軍隊，並通過他的兄弟節度使陳敬瑄控制這整個地區，但愈來愈多的重要官員逐漸都來投奔這個流亡朝廷，各地向僖宗送來貢賦並作出各種支持他的效忠表示，儘管仍只有數人相信王朝有復興的可能。 流亡朝廷的大臣們仍然爭吵不休和受派系活動的支配，就像在黃巢勝利以前那樣。宰相中如曾於880—881年、883—887年兩度任職的裴澈、881—889年任職的韋昭度，他們的地位都因和宦官結盟方得以保持。韋昭度是田令孜的堅定的支持者。[108]奴態十足的裴澈沒有實權，被同僚們蔑視。站在對立面的是王鐸，他在881年末被派往關中指揮作戰；還有蕭遘。 蕭遘於881—886年任宰相，他是田令孜最強有力的政敵。[109]他有很高的個人威望，直系祖先中（包括他的父親蕭寘）有三人任過宰相。他充滿了出生於世家大族的人的自信，而且喜歡將自己比之於大貴族出身的宰相李德裕。他公開藐視懿宗朝的寵臣韋保衡，因而也是這個寵臣的眾多政治受害者之一；在懿宗朝的大部分時間中，他在外地度過，直到在僖宗時才被召回朝廷。儘管他毫不動搖地反對田令孜，後來還試圖用武力消滅宦官，但當朝廷留在四川時，他是沒有辦法採取任何積極行動的。 另一位宦官的有影響的敵手是鄭畋，他在將黃巢遏制在京師地區時起過重要作用，在此以後於882年回到了朝廷。鄭畋是在878年和他的老對手盧攜一起免去宰相職務的，這是他們在朝廷中就帝國軍隊的指揮權和對南詔的政策發生劇烈爭吵以後的事。毫無疑問，他的強硬的觀點和尖刻的性格造成了朝廷中很多的摩擦。當他到達成都時，他在一次與高駢的措辭激動的往來通信中重新揭開了舊創傷，他在信中繼續主張必須由文官來領導對付黃巢的戰爭。他也反對田令孜，而田令孜則與他的對手盧攜有密切聯繫。他對僖宗有很大的個人影響，僖宗無疑尊敬他，而他也已證明自己是一個忠誠的和有才能的統帥。但他又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一年多以後，他於883年退休，由柔順而無足輕重的裴澈取代。 在這些流亡的歲月中，有兩件事特別值得注意。第一，宦官和朝廷官員之間的敵視繼續迅速增長，在884—885年特別厲害。其次，無論他們內部如何傾軋，那些同一出身的舊貴族精英成員（在懿宗朝他們被排除在最高級官僚之外）繼續壟斷著最高層官職。即使在那些極端危急的日子裡，每一位宰相都是最高層政治和社會精英的成員。儘管他們是由來已久的和著名的官僚陣營的代表，儘管當王朝在渡過空前的危急關頭時他們多少能賦予朝廷以一定程度的尊嚴和穩定，但是宦官控制了僖宗，他們在政治上是虛弱的。 宦官控制朝廷也妨礙了帝國在各地重新樹立其權威，因為和政治精英的大多數人一樣，京城以外的節度使們也都堅定地反對宦官控制政府。僖宗即位之初的短暫的政治復興已經蛻化為一種無可救藥的政治局面，從此王朝再沒有振興起來。 叛亂的瓦解 對於黃巢從一個固定的基地指揮大規模戰役的能力來說，第一次考驗是在占領京師後幾個月來到的。對京師的主要威脅來自鄰近的鳳翔的效忠王朝的軍隊，他們是由以前的宰相鄭畋統率的；鄭畋要求皇帝留在關中未成，即被授權負責協調西北的勤王軍隊。黃巢派遣一名使節前往鳳翔，答應赦免這個地區，如果向他投降的話。鄭畋決定戰鬥，但他的一些軍官寧可觀望長安的形勢發展，眼下看來黃巢想使鳳翔中立，如果辦成，那將是一個巨大的成就。鄭畋終於能夠重新集合支持王朝的力量，這主要是因為他對王朝表現出熱烈的忠誠。他向四川的皇帝送去一份用自己的血書寫的奏表，發誓要組織忠義的部隊收復京師。除了西北各地的駐軍以外，還有許多禁軍留在京畿區，鄭畋能立即在鳳翔集合起一支人數眾多的軍隊。皇帝恢復了他的宰相職務，任命他為諸軍行營都統，有權委任自己的副將。[110] 881年陽曆二月，黃巢派遣他的主要將領尚讓和王播率領5萬軍隊前去攻打集結在鳳翔的隊伍。他們相信這場戰鬥能輕易取勝，因為鄭畋是一介書生，不能真正打仗。黃巢的人馬自從來到長江以北後不曾遭到任何真正的抵抗，所以他們幾乎是漫不經心地向鳳翔前進，甚至不屑列隊行軍。想不到的是，鄭畋事實上是一位高明的兵法家，他將自己的副手朔方節度使唐弘夫安排在適當地方，伺叛軍迫近時伏擊他們。在一場嚴酷的和決定性的戰鬥中，黃巢的隊伍被擊潰了，政府宣稱此役殺死了兩萬人。 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勝利。除了造成黃巢力量的重大損失之外，它還是一年多以來（自從高駢在長江下游取得勝利後）政府軍首次表明有擊敗盜匪的可能。唐朝利用這次大勝的機會，要求進一步的支持以收復京師，派遣使節前往各地，勸說黃巢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他們很快便背棄了叛亂的事業。880年末投降黃巢並被委任掌管洛陽周圍地區的諸葛爽，現在重申他對王朝的效忠，並被任命為河陽節度使。兩個月後，忠武的周岌也被說服放棄了對黃巢的支持，回頭效忠皇帝。目前最後一個黃巢的地方支持者是平盧的王敬武，但他只是一個次要人物。 881年最初數月發生的事情，對改變曾經導致叛亂者輕易征服京師的勢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叛亂者在長安統治的虛弱現在是明顯了。它不能建立一個有活力的政治機構，並且因在京師實行殘酷的和無意義的恐怖統治而失去了官員們的支持。它現在遭受了當頭一棒的軍事挫折，最後完全失去了各地節度使的支持。881年陰曆四月，京師曾暫時被政府軍奪回，但在一場流血的戰鬥以後又被黃巢占領，緊接著便是長安許多居民遭到殘酷的屠殺，原因是他們歡迎過官軍的到來。使事情甚至變得更壞的是，京師開始缺之糧食，黃巢力求河中供應糧食，雖然那裡的節度使王重榮是他從前的支持者，但是他的要求現在被斷然拒絕。王重榮殺死黃巢的使者，並和效忠王朝的河北義武（當時稱易定）節度使王處存結盟反對黃巢。 由於賦稅的喪失和各地支持的減少，當朝廷一邊的軍隊逼近時，黃巢只能繼續據守京師了。京畿地區在唐代從未遭受這樣的苦難。人民放棄了他們的土地和生活資料，逃往山林，躲避眾多的軍隊。盜匪占據的是一座空城，被切斷了一切供應，處於嚴重的和令人絕望的境地。穀物的價格猛增到天文數字的高度，吃人肉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111] 881年陰曆十月，鄭畋把鳳翔交給手下一個資歷較淺的將領李昌言管理，動身去四川與流亡中的皇帝會合。政府用王鐸（王在京師失陷後便到四川投奔皇帝）代替他。儘管兩年前黃巢從廣州北上時王鐸有過淒涼的失敗，現在他仍被任命為指揮唐朝反擊軍隊的諸道行營都統。忠貞有力卻又屢遭朝廷羞辱的將領崔安潛被委任為他的副將。選擇王鐸和崔安潛來領導恢復京師戰役一事表明，王朝只能依賴這些和唐皇室有密切政治聯繫的官員，他們的忠誠是可靠的。此外就沒有多少人可指望，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再輸掉了。 當政府軍開始鞏固他們在京師周圍的地位時，黃巢幾次試圖向東擴展自己的力量。他的將領朱溫被任命為長安東北位於關內的同州的刺史，雖然朱溫在得到這個職務以前還必須攻下該州的州城。朱溫的下一步努力是渡過黃河進入河中，但被王重榮擊敗，這樣黃巢就不能進入一個能供應京師糧食和向東發動戰役的地區。882年陰曆四月，政府各路人馬成功地建立了半圓形的包圍圈，控制了通向京師北面和西面的要道。結果是切斷了黃巢在京畿的所有供應來源。西、北兩面包圍，南面是不可逾越的秦嶺山脈，再加上河中不能通過，政府軍明顯地希望黃巢將放棄京師，返回他在東方的老巢。沒有人熱切地盼望打一場大戰。 圍困京師一事有幾個有趣的特點，它們足以清楚地顯示該時期在政治上和地區上的極端的四分五裂。首先，沒有得到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支持，特別是高駢那裡沒有派來一個人；高駢繼續一再向王朝表忠心，但並沒有派軍隊。他幾度試圖勸說僖宗將朝廷搬到他的道首府揚州城，但是控制著僖宗的宦官們是不會自己冒險投入像高駢這樣強有力的人物的手中的。[112] 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勤王軍中出現了地區集團。當王鐸率領四川和興元軍隊屯駐在京師以北的富平時，涇原的軍隊則進駐京師以西的要衝，其他進攻部隊又構成了一系列聯盟。來自河東一河北地區的兩個強大的節度使，即河中的王重榮和義武（易定）的王處存，一起屯駐渭北；邠寧的朱玫和鳳翔的李昌言移駐長安西北的興平；定難軍（來自夏綏）節度使党項人拓跋思恭和李孝昌的保大軍（來自鄜坊），共同屯駐渭橋，他們兩個人控制了關中東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區。最後，忠武的周岌和蔡州的秦宗權派遣軍隊到長安西北的武功，二人原是參謀軍官，879年黃巢北上時他們奪取了河南各地的權力。 這些武裝中沒有人願意在戰鬥中與黃巢的仍然可怕的軍隊較量。所有的人都望黃巢向東撤退，誰也不願意帶頭向黃巢發動進攻。王鐸致力挖掘一系列工事，目的是阻止黃巢向西方或南方移動，怕他指向四川。[113]政府軍採取防禦的姿態使黃巢有可能在京師周圍發動數次成功的局部性襲擊，但是沒有多少值得注意的收穫。尚讓率軍攻打長安以東的華州，但在一場沒有料到的夏季暴風雪中喪失了許多人。 黃巢在882年陰曆九月遭到一次較大的挫折，當時他派到京師以東兩個關鍵的州的刺史——即同州的朱溫和華州的李詳——都背叛了。朱溫背叛是由於他與王重榮對壘時沒有得到支持；當他的要求被拒絕以後，他知道黃巢的力量正在衰落，便決定向王重榮投降。當李詳也試圖效尤時，黃巢便將他殺死。但是即使在這些挫折之後，包圍京師的將帥們仍沒有一個人願意向黃巢軍隊進攻。在這種僵持局勢下，政府終於同意召來李克用率領的沙陀軍。[114] 用外軍來幫助鎮壓內部叛亂，這並不是第一次。李克用的父親在鎮壓龐勛叛亂時起過重要作用，為此被賜予國姓，並被任命為一個重要的邊疆地區的將領。但是他已證明是高度獨立的，在以前10年中他大部分時間從事於無休止的邊境戰鬥，其中多半是在對付一個由唐朝支持的部落聯盟。[115]唐朝在太原建立了強大的防禦工事，旨在遏制沙陀，阻止他們侵入河東，因為他們能夠從該地輕易地襲擊京師。但是，如果想要打破京師周圍相持的局面，除了引進外族軍隊之外似無他法。883年正月，王鐸被解除統帥職務，戰役指揮由將領們聯合負責，李克用在他們中間顯然是居於支配地位的人物。 883年初李克用帶了一支大約35000人的令人生畏的軍隊來到關中，他的軍隊是從邊境各族中召集來的。李克用移軍沙苑，這是同州以南的一個牧馬地，在那裡他初戰便擊敗了黃巢的兄弟黃揆。黃巢決定在一場最激烈的戰鬥中向李克用挑戰，派出15萬人向正在與忠武、易定和河中各軍會合的李克用進攻。883年陰曆二月十五日雙方軍隊終於在梁田陂相遇，打了一場大戰。黃巢軍隊完全被擊敗，被殺或被俘者不計其數。[116]在屢遭失敗之後，黃巢首先確保了通過山嶺去藍田的道路，最後於883年陰曆四月退出京師。黃巢從京師的撤退是比較有秩序的；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無紀律的各路官軍的迅速推進，他們搶劫和破壞了長安的剩餘之物，使那些劫後尚存的宮殿盡變灰燼。 儘管失去京師，屢遭失敗，黃巢的軍隊仍是相當強大的。883年陰曆五月他派大將孟楷進攻蔡州，這是關中以外參加收復京師之戰的少數藩鎮中的一個。進攻一開始，節度使秦宗權立即投降，與黃巢合流。下一個目標是陳州，它位於河南中心，是忠武鎮的一部分。黃巢對它懷有強烈的仇恨，因為在以前向他進攻的許多戰役（從叛亂初期的宋威和張自勉等人的征剿一直到收復京師的戰役）中，忠武軍都曾起了突出的作用。陳州刺史趙犨知道自己的城市很可能是一個目標，便作了準備。陳州在四周建立了防禦工事，製作了盔甲和武器，儲備了糧食。20英里範圍以內的人都遷入城內。大批壯丁被招募入伍，由趙犨的兒子和兄弟指揮。 趙犨的努力沒有白費。在蔡州輕易取勝的孟楷開始向陳州挺進。趙犨得知孟楷力量不足而且沒有準備，便發動一次突然襲擊，孟楷軍隊幾乎全被殺死或成了俘虜。孟本人也遭俘虜，並被殺死。 孟楷的失敗和死亡使黃巢大為震驚，他立時將全軍向東調動。他屯駐在陳州東南的溵水，這裡是四年以前政府試圖建立聯合防禦以阻擋他向洛陽前進的地方。883年陰曆六月，黃巢和蔡州的秦宗權聯合圍困陳州。趙犨誓死保衛陳州，並宣布凡建議投降者將處以死刑。他選擇精銳部隊開出城外，向圍城軍隊發動成功的襲擊。黃巢進一步被激怒了，決心讓軍隊長時期圍困陳州。於是他建立了指揮部並積草屯糧。 883年的整個秋季和冬季圍攻一直在進行，其間只是經常穿插了小的戰鬥。儘管雙方都作了認真的準備，但供應越來越少。陳州城內有許多居民餓死。與此同時黃巢的兵馬蹂　躪了河南的12個州，不顧一切地為圍城的軍隊搜索糧食和物資。 當陳州的形勢漸漸令人絕望時，趙犨向鄰近各州迫切地要求援助。集合起來的援軍之所以一致行動，不是出於對唐朝的效忠，而是因為對黃巢的敵視和害怕。忠武（陳州平時歸它節制）節度使周岌從東面派來軍隊，武寧的時溥從西面前來支援，這時任宣武節度使的朱溫，也從北面來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三個人當時的官位都應歸功於黃巢：朱溫是作為他手下的一名軍官而得以發跡的，周岌和時溥是在879年黃巢北上的混亂時機奪得權力的。但在這時唯一重要的考慮是維持各自的地方據點，而對於這些將帥來說——他們實際上是地方軍閥——黃巢的軍隊是他們嚴重的威脅。僅僅因為各自的切身利益才激起他們共同來反對黃巢。 儘管援軍對他施加壓力，黃巢的軍隊對於任何反對他的單個將帥來說仍是非常強大的，而他們也沒有作出認真的嘗試去聯合進攻黃巢。朝廷再一次感到有必要請求李克用的援助，於是他便帶著一支5萬人的軍隊向東開拔。李克用和各地前來的節度使們同黃巢的軍隊前後進行了幾次大戰，其中多數給叛軍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黃巢終於被迫在884年陰曆四月解除了陳州之圍，從開始圍城到這時幾乎有300天。[117] 陰曆五月，黃巢的主要營地被暴漲的洪水淹沒以後，緊接著又遭到一系列嚴重的失敗。朱溫贏得了對叛亂者的幾次決定性的勝利，一批黃巢的重要將領向他投降。當黃巢在過去6年中最重要的夥伴尚讓帶著1萬人向武寧的時溥投降時，黃巢知道自己末日將臨。他在聽到這個消息時暴跳如雷，殺死了他的其他幾個副將，帶著將近千人返回山東的老巢，李克用無情地緊追不捨。儘管失去了許多人和全部給養，但黃巢對這個地區很了解，仍能躲避李克用的追擊。 李克用在884年陰曆五月停止追擊黃巢，回到汴州。但時溥派了他自己的幾個將領（其中之一是新近投降的尚讓）前去消滅黃巢的殘軍。884年陰曆六月，黃巢最後在狼虎谷（在泰山東南約30英里處，離他大約十年前初次起事的地方很近）陷入絕境。據說他不願讓李克用因俘獲他而得功，寧可自刎而死。他最早的支持者和他自己的家屬都被他的「外甥」殺死，而此人又為政府軍所殺。叛亂領袖們的首級先送到時溥處，然後又送往在四川的皇帝那裡，皇帝下令將這些首級獻於太廟。[118] 黃巢叛亂終於結束，但是高度地方軍事化的複雜模式由於叛亂已經定型，並將繼續許多年代。大規模的盜匪活動也沒有因叛亂結束而停止。黃巢的從子之一繼續率領一支7000人的隊伍襲擊湖南全境，大約在901年的某個時候終於為一個地方豪強所消滅。[119] 晚唐時期中國權力的新結構 唐朝的最後20年是一個發生決定性變化的時期，在此期間中國每一個地區都在走向獨立割據的道路。在西北的關中京畿地區，所謂的全帝國的聯合（即在880年以後曾使搖搖欲墜的王朝得以站穩腳跟的皇帝、他的私人支持者、最靠近王朝的諸道及外族僱傭軍的聯合）的完全破裂，導致了907年唐朝的崩潰。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實，因為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時代里，關中地區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政治權力和權威的無可爭辯的所在地，它此後再也不能恢復其中心地位了。 在黃河以南的中國中部和東部地區（今河南、山東和安徽北部）曾是唐朝向中國東半部擴展其勢力的支柱，許多強大而鬧獨立割據的節度使在那些年代裡為了增加或保衛他們的領土而戰鬥不休。朱溫（以前曾是黃巢的夥伴）是他們中的一個，883年唐朝任命他為汴州（宣武）節度使，他比其他節度使更能持久，更能戰勝他人，不斷地向四面八方擴展他的領土。907年他推翻了唐朝，完全毀壞了長安，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後梁；這個國家從907年延續到923年，在此期間朱溫和他的後繼者與沙陀的後唐國為了控制中國北部而戰鬥。 在北中國的中部和東部（今山西和河北），唐朝的長期衰弱容忍了並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外族對廣大領土的占領。來自北方的外來民族有沙陀突厥、回鶻、鮮卑、党項、吐谷渾等等，其中有一些長期居住在長城以內，另有一些則是新近侵入的，它們先後占領了北中國的大部分，只留下黃河以北的小部分地區仍由純粹的漢人統治。由沙陀偉大領袖李克用的兒子在923年建立的後唐王朝，是這些非漢族的強大力量最值得注意的結果。丟失給異族的大部分疆土最後由宋朝收回，但長城內的極北地區，即所謂十六州，則註定將繼續處於外族統治下達四個世紀之久。 最後，在遠離北中國諸權力中心的地區，如南方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四川，以及中國本部的東北和西北角，在這個時期出現了若干獨立的不同文化的國家，它們統名為十國。 下面將依次討論這些地區的重大發展。地圖22和表11提供了黃巢叛亂以後中國權力分布的一般概念。不過應該記住，這時地區政府的正常模式幾乎完全破壞了。這份地圖上顯示的50個左右的地方統治者將他們力量的絕大部分放在各自轄地的首府中，這是在一個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的一種正常的事態發展，同時也難以確定他們的權力究竟伸展多遠。不過，他們所控制的大的區域性的城市仍然是中國的主要權力中心，在它們周圍的地區即使不是由各自的地方長官絕對控制，也仍然處於他們的統治之下。因此，在地圖22上，有理由仍舊把「道」作為一種行政區劃保留下來。 地圖22　885年黃巢之亂後的權力分布 表11　黃巢叛亂後的權力分配（885年） 續表 帝國的聯合及其破裂 經過近四年的四川流亡生活以後，僖宗在885年陰曆三月回到京師。經歷了戰爭和洗劫的長安已經完全荒廢了：「荊棘滿城，狐兔縱橫。」[120]皇帝發布大赦令，宣布改元「光啟」（意為「輝煌的開端」）。皇帝盛陳軍容進入他被蹂躪的京師，他的軍隊是田令孜在四川組建的5萬餘人的神策軍。這支軍隊是帝國賴以復興的唯一希望。但是士兵們實質上是被僱傭的，他們的服役完全取決於政府的支付能力。這使朝廷處於一種幾乎力不能及的困境，因為它的儲備早已耗盡。當僖宗在四川時，幾乎所有地區都逐漸停止了送往京師或流亡朝廷的綱運。皇帝現在僅僅能從最鄰近京師和全在窮困中的關中地區的極少數的道得到資助。沒有理由相信帝國的文告會在華北平原和江淮流域這些中國生產最發達的地區引起重視，在緊迫的財政需要被滿足以前，對這些地區重建某種程度控制的任何嘗試都會拖延下去。 神策軍既是帝國的主要武力，也是宦官（特別是田令孜）權力的靠山，由於田令孜把持朝廷在京師和各地都引起了極度的憎惡，這樣便使供應神策軍士兵的問題複雜化了。不僅如此，更糟糕的是，收復長安以後許多官員回到這座城市，他們對俸祿的要求又給賦稅收入增加了壓力；所以，儘快搞到巨額賦稅是絕對必要的，但是這樣做便產生了種種力不從心的問題。 由於全部財政結構完全陷於混亂，加上各地的上供為數極少，政府試圖採用非常時期的食鹽專賣辦法，如同肅宗政府在一個世紀以前所做過的那樣，那時安祿山之亂產生了類似的財政危機。最鄰近的重要產鹽區正好在黃河對面的河中（今山西省西南部）境內，自880年起，這一地區就在強悍而又獨立的節度使王重榮控制之下。[121]如果政府得以控制該地區，那麼，蒲州的安邑和解縣兩處鹽池足以提供需要的賦稅收入。可是，這個計劃是難以實現的，因為王重榮是孜的一個死敵，他曾反覆地提出將田令孜處死的要求。這樣，在唐朝政府和京師周圍的節度使之間第一個重大的對抗便產生了。 朝廷知道不可能簡單地將王重榮免職，於是決定花樣翻新，搞了一系列精心推敲的重新任命，其中涉及王重榮和中國北部的其他兩個節度使，即義武（河北中部）的王處存和兗海（山東）的齊克讓。王處存出身於京師一位神策軍將軍的家庭，齊克讓曾是指揮與黃巢作戰的政府軍將領。他們是中國北部僅有的兩位可能接受調職詔旨的節度使。計劃是將王重榮調到兗海，河中代之以王處存，齊克讓則從兗海調往義武，以此來完成團團轉的換班。同時，預期帝國將恢復對河中的控制，田令孜擅取了兩池榷鹽使的頭銜。[122] 如果這一計劃成功，它將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成就，因為這將證實王朝有力量調動高級官員，也將把三個有能力有經驗的唐朝任命的人安排在中國北部不可忽視的重要戰略地區。可是，王重榮拒絕接受調動，特別在田令孜的使者對他無禮之後。王處存早些時候曾與王重榮會師恢復被黃巢占領的京師，他擔心任何不利於王重榮的行動會削弱自己的地位，所以也拒絕調動，並勸告朝廷重新考慮這一計劃，免得「動搖藩鎮之心」。[123] 王重榮拒絕放棄河中的控制一事，使得田令孜去尋求京師附近其他節度使的軍事支持，準備對河中發起一次進攻。田令孜的第一個盟友是李昌符，他的父親李昌言在幾年前曾從原宰相鄭畋手中奪得了控制鳳翔的權力。第二個重要的盟友是位於京師正北的邠寧節度使朱玫。朱玫原是邠寧地區一處要塞的將領，他曾殺死一名派去控制這一地區的黃巢將領。對於最後收復京師的勤王聯軍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勝利。朱玫後來掌權成為邠寧節度使，此事得到朝廷的完全贊同。 為了反對田令孜一黨，王重榮和山西北部河東的沙陀節度使李克用聯合。李克用對朝廷在他與朱溫矛盾衝突時不肯支持他懷恨在心，因此毫不猶豫地轉過來對付朝廷。這就使得關中（今陝西）的主力軍隊和河中及河東（兩地合成今山西省）的軍隊發生對抗。河東的軍隊證明高出一籌。一場大戰發生在沙苑，即883年李克用曾經大敗黃巢之地，這一仗的結果是王重榮（原文如此，應為朱玫。——譯者）和李昌符被趕回他們在邠寧和鳳翔的首府，他們的敗軍則在潰退中造成了嚴重破壞。[124] 李克用此時並未返回河東，而是繼續前進，直指長安。皇帝和他的驚慌的朝廷再次放棄京師，此時離他們從長期流亡的四川回來還不到一年。京師在883年黃巢撤離後已部分恢復，現在又遭到掠奪成性的士兵們比以往更為徹底的洗劫。 皇帝的隨行人員不顧死活地向西逃往鳳翔。李克用和王重榮激烈反對田令孜對朝廷的控制，但實質上仍繼續忠於皇室，他們反覆要求皇帝將田令孜處死並返回京師。僖宗試圖恢復田令孜的老對手宦官楊復恭的權力，任命他為樞密使，但這反而促使田令孜把皇帝進一步遷往幾乎是關中最西端的寶雞。 朝廷中的高級官員渴望阻止皇帝再次離開關中，他們尋求朱玫和李昌符的支持，以阻止皇帝前往秦嶺山脈以南避難。這兩位節度使雖則在朝廷新近企圖侵入河中時與田令孜和朝廷聯合過，現在卻轉而反對田令孜，並開始追趕皇帝僅有數百名官員和士兵的隨行隊伍，這些官兵是被誘騙或被迫而與皇帝在一起逃亡的。 僖宗和他的由宦官控制的隨行隊伍現在實際上沒有支持者，他們在非常困難的狀況下繼續向西逃跑，然後翻過山嶺向南方前進。在逃跑過程中增加了人數的禁軍必須奮勇開道，領頭的是由剛受命為神策軍將軍的王建率領的500名持劍武士。[125] 這一次路過秦嶺山脈的經歷比881年的旅程更為艱苦。朝廷選擇了連雲道，這是通過秦嶺的最險峻的道路之一，因為它的全程430里的三分之一是懸崖絕壁之旁的木棧橋，棧橋下面是咆哮的山間激流。[126]李昌符企圖毀壞部分道路以阻止皇帝通行，但僖宗正好設法通過了。王建似乎對皇帝負有特殊的責任，皇帝將御璽委託他保管，當難得地停下來休息時，皇帝疲憊不堪地將自己的頭枕在王建的膝上睡覺。在朱玫的追軍到達時，他們剛過了生死攸關的大散嶺。旅程已開始付出代價；肅宗的曾孫襄王李熅有病留下，他被朱玫俘獲，帶回鳳翔。 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在皇帝進入他的領地時決定協助朱玫和李昌符追逐僖宗，這樣一來情況變得更壞了。石君涉堵塞了通過山脈的主要關口，焚燒了皇帝可能安歇的郵驛，迫使僖宗和他的衛士只能從不可靠而且很少使用的路上通過山脈，與此同時邠寧的追兵緊追不捨。當石君涉決定北上與朱玫聯合時，皇帝的窮途末路的狀況稍有一些緩和；朱玫現在開始作為一個統治關中的人物出現。僖宗最後抵達漢中盆地，在興元以西約30英里處遇到了朝廷任命的山南西道監軍使，後者護送皇帝到比較安全的興元。[127] 這一次僖宗不想繼續向南前往四川，以後數周僖宗試圖臨時拼湊另一個流亡政府。他指定兩位隨他逃亡的官員為宰相，他們是孔緯和杜讓能，兩個人都出身於9世紀上半期著名官員的家庭。但是這些任命並沒有解決朝廷最迫切的問題，即為伴隨皇帝流亡的官員和士兵尋找糧食。漢中盆地人口稀少，沒有什麼出產，這就是五年前僖宗放棄它而選擇比較富裕的四川的原因。為了設法得到所需的給養，朝廷現在寧可一廂情願地任命王重榮為接應糧料使，並且命令他緊急地運送15萬斛穀物到興元。這道命令清楚地表明朝廷處於絕境，因為它曾試圖奪取王重榮所控制的河中地區，其結果是迫使僖宗逃出京師。當然，王重榮不願自動提供朝廷用武力不能奪去的東西，所以再次提出，只要田令孜繼續在朝中當政，他便拒不執行皇帝的命令。 朱玫當時決定正式廢黜僖宗，立不久前俘獲的肅宗的曾孫李熅來代替他。[128]蕭遘原來尋求朱玫的幫助以阻止田令孜帶著僖宗逃出關中，現在他首先抵制廢黜皇帝的計劃，但未成功，特別在朱玫宣布任何反對他計劃的人將立即被處死之後，就更不能再反對了。兵部侍郎鄭昌圖受命撰寫李熅即位的詔書，在鳳翔的文官們被安排伴隨李熅前往長安，準備舉行擁立他為帝的儀式。與此同時，朱玫自封為神策軍的高級將領，這樣便掌握了田令孜官職中最重要的一項職務，並使自己成為皇帝的幕後操縱者。 儘管擁戴新皇帝的想法起初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但事實清楚表明，這個決定得到許多支持，特別是在各道高級官員和節度使中間。除了結束田令孜對朝廷的有力控制這一具體目標之外，這也是在一個多世紀中皇位繼承問題第一次擺脫了宦官的控制。崔安潛是田令孜控制政府時比較著名的受害者之一，他代表在皇帝逃離京師以後逃往河中的朝廷官員，寫信贊成廢黜僖宗。另一個重要的支持表態來自高駢，他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並且力促李熅登基。朱玫還派使者前往長江地區和河北的其他重要節度使處。大多數人保證承認新的朝廷。[129] 886年陰曆四五月間，兩起重大的發展使情況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一是田令孜決定自動放棄他在流亡朝廷中的位置。他任命自己為西川（四川西部）監軍使，並離開了僖宗，西川這時仍由他的兄弟陳敬瑄控制。田令孜的離開朝廷，大大緩和了局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僖宗朝就結束了宦官的統治。田令孜的老對頭楊復恭現在接管了他的職務，楊復恭把田令孜的夥伴（包括王建將軍在內）都放逐到外地，有的到四川，有的到貴州北部。第二起重大的發展是朱玫與李昌符之間的分裂，雖然他們原來共同策划過立李熅為帝。當李昌符覺察到朱玫企圖個人壟斷權力時，便撤銷了自己的支持，並開始和流亡的皇帝談判，要求授予自己高級官職，僖宗當然立刻答應。 朝廷迅速利用這些發展。當時王重榮所討厭的田令孜已經離開朝廷，它便派使者到河中去，想取得王重榮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強有力的河東的沙陀節度使李克用拒絕支持朱玫。對李克用來說，一個軟弱的僖宗回到京師繼續主持禮儀，較之讓朱玫那樣強大的節度使控制一個傀儡皇帝更有吸引力。因此李克用同意與王重榮和楊守亮（宦官楊復恭的義子，新近被任命為金商〔山南東道〕節度使）聯合。這三位節度使的聯盟使僖宗終於有可能回到京師。 朱玫不顧聯合起來反對他的占壓倒優勢的力量，仍於886年陰曆十月立李熅為帝。楊復恭代表皇帝傳檄京師周圍地區，宣稱任何可能帶著朱玫首級來歸的人，將被任命為節度使。朱玫手下的一個將領王行瑜帶著軍隊從鳳州回到京師，在一場短促的戰鬥以後殺死了朱玫和朱玫手下黨羽數百人。獲勝的士兵們隨即放肆起來，在城市中到處搶劫和屠殺，進一步增添了長安居民的苦難。 許多在朱玫當政時接受了官職的人和僭位的皇帝一起逃往河中，以尋求王重榮的不可靠的保護。王重榮立即將他們中的大多數處死，其中包括不幸的李熅，他的首級送往在興元的流亡朝廷。皇帝下令，朱玫當政時的宰相和所有接受官職的人都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130] 在朱玫被殺和他的權力被根除以後，僖宗回到京畿區，但沒有到長安，因為長安被接連的占領和搶劫蹂躪得不像樣子，實際上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887年陰曆三月，僖宗到達關中西部的鳳翔，在那裡他仍處於節度使李昌符的「保護」之下；李昌符當時剛剛為了得到皇帝的任命轉過來斷絕了對朱玫的支持。李昌符希望利用朝廷在鳳翔的機會剝奪它的剩餘財富和權力，但是他的野心很快導致了自己的毀滅。887年陰曆六月，李昌符的士兵和皇帝的軍隊交戰。李昌符襲擊並企圖焚燒皇帝的「行宮」，在鳳翔的街道上雙方之間更是惡戰一場。李昌符遭到失敗，被趕出鳳翔，兩個月後在一次短促的討伐中被殺。領導了對他的討伐的前神策軍軍官李茂貞代替他當了鳳翔的節度使。 僖宗回到京畿區，在這一地區的鳳翔和其他地方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殺死朱玫的王行瑜被任命為華州刺史，對於力量大為削弱的王朝來說，這個職位當時的重要性比平常要大得多。後來當昭宗繼位時，他和李茂貞成為十分重要的人物，雖則他們的權力從未越出中國西北部。 中國其他地方的政治和軍事局勢在繼續不斷地變動。對於這些地區來說，皇帝的迴鑾並沒有多大意義。這些年藩鎮的不穩定程度，從885年掌權的節度使在890年已有半數以上被取代這一事實明顯地表現出來（見地圖22和附表）。在下面我們將討論在各地的最重要的發展。 887年的其餘時間僖宗仍在鳳翔，888年正月回到長安。然而，他在鳳翔已經得了重病，888年陰曆三月便死去，只活了27歲。[131]僖宗在位15年，這15年中很難說他曾進行過統治。他在位的歲月是軍事、政治、社會和制度各方面的重重危機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的時代，遠非唐王朝的能力所能解決。有人把王朝的迅速崩潰歸罪於僖宗的孩子氣的任性，或歸罪於他對施政的漫不經心，但是，是否有任何統治者能有效地阻遏唐朝力量和權威的崩潰，實屬疑問。 昭宗（888—904年在位）和昭宣帝（904—907年在位） 僖宗的繼承人是他的兄弟李傑，廟號昭宗，他的統治只是力圖使王朝苟延殘喘而已。這是一個無法保持平衡的時代，唐王朝之所以能比其自然生命力支撐得更久，是因為人們普遍擔心一個王朝被推翻後產生的後果。任何一個手中有些兵力的人幾乎都能隨心所欲地置唐王朝於死地。但在907年前這樣的事並未發生，這不是因為缺乏力量和機會，而是因為他們害怕會像朱玫那樣沒有穩定的基礎來維持篡奪的皇位。 昭宗嗣位時21歲，是一個聰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輕人，他充分了解阻礙恢復唐朝力量和權威的形勢，並發誓自己要復興王朝。毫不奇怪，他完全沒有能力辦到。昭宗不僅根本無力重新樹立唐王朝對各地的權威，而且也管不了朝廷中或京師四周地區發生的事情。 在他即位的第一年，昭宗的主要政治問題仍然是宦官控制朝政的問題。這時的主要反面角色是楊復恭，他繼田令孜之後成為宦官機構的首領，並曾於888年安排昭宗即位。[132]可是，昭宗這個人從來沒有像他哥哥僖宗依賴田令孜那樣依賴楊復恭。在即位之後，新皇帝立即向宰相們表明，他希望由宰相掌握朝政。宰相們於是勸告皇帝要果斷地抑制宦官的勢力，就像宣宗在半個世紀以前試圖做的那樣。在宦官成功地將皇帝的舅父、一個在朝廷有影響的政治人物王瓌放逐到外地接著將他謀殺之後，昭宗甚至更加下定決心要除掉楊復恭。昭宗連自己的至親都沒有力量保護，這使藩鎮對朝廷更加藐視，並大大增加了昭宗個人所受的挫折。[133] 皇帝立即制定了削弱楊復恭在朝廷中的地位的方案，直截了當地將高官和實權授予楊復恭的另一個養子楊守立（這時楊守立指揮著靠近京師的最重要的帝國軍隊），並賜予國姓。更名為李順節的楊守立這樣一來立即由楊復恭的主要支持者轉而成為他的主要對手。[134]楊復恭隨後逃離京師，並糾集以前收為養子的幾個強有力的節度使來支持他；但是他們在892年一場節度使李茂貞和王行瑜從關中發動的戰役中被擊敗了。楊復恭逃到他自己在太原（山西）的一處莊園中，但被王行瑜的士兵俘獲，帶回京師處死。他的戰敗和處死是許多年代以來宦官們遭受的最嚴重的挫折。 當昭宗為重掌朝綱而進行鬥爭時，他又陷入與李克用的敵對行動之中；這個沙陀突厥家族在龐勛和黃巢叛亂時曾給唐王朝提供了重大的援助。與李克用之戰的目的是錯綜複雜的。首先，藩鎮和朝廷雙方都對沙陀突厥的最終目的存有戒心。因為沙陀對朝廷的效勞只是在允許他們占領大部分山西的情況下才取得的，從山西他們可以威脅關中、河南和河北。華北許多地方都普遍對突厥人懷有恐懼之心，這就給朝廷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去採取主動行動和對他們組織一場得到廣泛支持的戰役，以顯示皇帝的領導地位，甚至使朝廷恢復對關中以外的疆土的控制。李克用曾是唐朝最有力量和最可信賴的盟友，但這對朝廷來說似乎已無關緊要了。 這一計劃的主要倡議者是懷有利己的政治目的的兩個宰相張濬和孔緯，因為他們希望勝利會增強自己的力量，使他們有可能徹底根除朝廷中的宦官，結束宦官對帝國軍隊的控制。征討李克用的決定是在一次高級官員全體會議上作出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包括宰相劉崇望和杜讓能在內）反對這一計劃。[135]皇帝雖然內心相當動搖恐慌，仍不顧反對而批准了這一方案。保證積極支持這一戰役的藩鎮有李克用的對頭、宣武（河南）節度使朱溫，和遠處東北的盧龍節度使李匡威。 890年陰曆四月開始動員，朝廷從京畿區徵募了近10萬名士兵。第二個月，宰相張濬帶著約5萬軍隊從長安出發。六月，政府軍抵達山西中部的晉州，在那裡與朱溫派來的宣武軍隊會合。矛盾幾乎立即在朱溫和政府軍之間爆發了，因為朱溫想要利用這一戰役使自己控制山西東南部，政府軍則要朱溫協助攻打突厥人同時又急於阻止他擴張自己的領土。戰役一開始便不利。唐朝一個將領在山西東部被突厥人所俘，因堅決拒絕李克用要他在河東道做官的建議而被殺。朱溫的軍隊在澤州被李克用的一個盟友打得大敗。 對於李克用來說，主要危險不是來自關中或河南的軍隊，而是來自北方盧龍節度使李匡威以及控制山西北部邊境地區的吐谷渾首領赫連鐸，這兩個人聯合起來對付他。[136]在初戰失利之後，李克用派他的兒子李嗣源率領一支軍隊去與他們交戰，後面緊跟著援兵。在一個月之內，他擊敗了李匡威和赫連鐸，保證了他的北部邊界的安全。與此同時唐朝軍隊在山西中部被擊敗，大多數來自關中的隊伍都逃散。剩下的軍隊仍由張濬率領，被迫逃到晉州躲避，只是在沙陀將領自動放棄對城市的圍攻和撤退之後才得逃脫。政府軍在混亂中逃出山西，從而不光彩地結束了一場註定要倒霉的和完全不必要的戰爭。 890年對李克用之戰是唐朝對京畿區之外最後一次積極干預行動。從那時起直到王朝滅亡為止，政府完全忙於抵禦長安周圍那些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和懷有敵意的節度使。朝廷自身繼續為內部鬥爭所折磨。891年陰曆十二月，神策軍的高級宦官將領暗殺了楊復恭以前的義子李順節，因為他們懼怕他圖謀個人控制軍隊，可能還想控制政府。893年中期，昭宗計劃繞過不可靠的將軍們而把指揮權交給宗室諸王。[137] 到893年，朝廷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對手是李茂貞，此人從887年起便是鳳翔的節度使，他在關中西部的勢力已在迅速增長。他對軟弱的朝廷極為藐視，因為它既在不明智的進攻李克用的戰役中戰敗了，又未能清除宦官的權勢。893年陰曆七月，李茂貞在一封寫給皇帝的信中嘲笑朝廷對一次軍事反抗的軟弱態度，信的結尾挖苦地問道：「末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138]皇帝勃然暴怒，於是組織一支由太子統率的討伐軍，前去攻打傲慢的李茂貞，但結果是鳳翔的能征慣戰的軍隊輕易戰勝了政府的缺乏訓練的新兵。為了繼續使朝廷丟臉，李茂貞堅持要處死三名高級宦官和宰相杜讓能，因為他認為杜讓能應該為進攻鳳翔一事負責。皇帝無力拒絕，杜讓能和他的兄弟被迫自殺。李茂貞被正式任命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也就是正式承認他已經控制了關中西部和山南15個州以上的土地。 894年唐朝的日子顯然是過一天算一天。昭宗仍然履行他作為皇帝的形式上的職責，但是他對新宰相的任命不再認真了，這可以從他於894年提升嗜酒的詩人鄭綮和散文能手李谿一事作出判斷。節度使李茂貞和王行瑜（邠寧節度使）繼續不斷地謀求消滅皇帝獨立行動的最後痕跡，他們的行動得到宰相崔昭緯的慫恿：崔昭緯向他們通報所有朝廷中發生的事情。895年年初有過派宗室諸王指揮軍隊去鎮壓京師周圍的盜匪的打算，但是，甚至這種打算也被官員們勸阻，因為他們害怕這一步驟會導致鳳翔和邠寧軍隊的干預。[139] 昭宗在895年差一點被聯合起來的關中三個最強大的節度使李茂貞、王行瑜和韓建所廢黜，只是因為沙陀首領李克用害怕關中會出現一股強大的聯合力量而進行了干預，他才得以保住皇位。當李茂貞和王行瑜爭論他們之中誰應控制皇帝時，突厥軍隊便進了關中。在帝國餘下的軍隊之間發生的戰鬥更加劇了危機，在此期間昭宗幾乎被殺。他最後設法集合了少數衛兵逃往秦嶺山區，先在一座佛寺中，接著在一個駐兵的小鎮避難。在勉強逃脫地方軍隊的追捕之後，他再次為李克用所救，被護送回到京師。長安的宮殿這時遭到如此嚴重的損壞，致使皇帝只好住在尚書省中，只有少數剩下的官員隨侍。皇帝把後宮的絕色美女作為禮品獎給李克用。李克用本人、他的同盟者和子孫全被封爵，這是朝廷僅存的少數職能之一。 由於有人對李克用說，他長期住在關中可能使人民過分驚恐，他便於895年陰曆十二月離開京師回到河東。他離開時還得到300萬緡錢作為賞給他軍隊的「禮物」。但是比起關中的事務來，李更關心的是朱溫可能把勢力擴展到河東境內，因此他急於回到自己的首府。不到一個月以後，他便與朱溫之間打了一場大仗。 李克用剛離開京畿區，李茂貞便繼續他的擴張，在895年陰曆十二月拿下了河西（甘肅）三州，並任命手下的一名軍官為河西節度使，這是沒有先例的對皇權的侵犯，但也是不足為奇的。 藩鎮對朝政的干預在895年以後甚至有增無已。朱溫試圖讓890年領導過討伐李克用的失敗了的張濬任宰相，估計是希望張濬會再次動員關中軍隊去攻打李克用。但是當李克用威脅說如果張濬被任為相他將襲擊長安時，這個想法就很快放棄了。後來的派別鬥爭導致了895年陰曆五月宰相崔昭緯之死，那是與關中諸節度使（特別是與李茂貞）有密切聯繫的宦官們安排將他處死的，原因是他經常致力於勸誘朱溫干預朝政解除諸節度使對朝廷的控制。昭宗再次被迫派諸王去指揮忠於皇室的軍隊，但這立刻引起了李茂貞移軍指向京師。長安居民為了預防出現最壞的情況，紛紛逃到城外山中。皇帝的軍隊在一場短暫的戰鬥中輕易地被擊敗，昭宗比以往更加絕望。他決定逃往河東去尋求李克用的庇護。[140] 昭宗前往河東時，被華州刺史韓建的兒子攔住了去路，因為韓建的轄境正在京師和河東之間。韓建之子試圖勸說皇帝接受他在華州的父親的保護。昭宗開始並不願意，但後來被韓建說服。韓建在富平與皇帝相遇並警告他說，如果他去河東「邊鄙」向突厥人屈服，以後再也回不到京師；如果他留在關中，仍有希望使朝廷復興。韓建對皇帝的勸告隱含的威脅是明確無誤的，於是昭宗在896年陰曆七月十七日到達華州。 伴隨昭宗的大臣中沒有人對韓建「保護」皇帝的實質存在幻想，他們在處理任何朝廷事務以前都小心地和韓商議。韓建以皇帝的名義向各道發布檄文，命令他們將物資送到華州。這份命令受到鄰近節度使們嘲笑，他們公開地蔑視韓建粗暴地操縱皇帝的行為。第二年年初，韓建採取進一步削弱朝廷的步驟，使皇帝成為孤立無助的傀儡。897年正月，他向昭宗報告說，他已發現一個由仍然掌握軍隊的宗室諸王策劃的暗殺他的陰謀，並說他們還計劃將皇帝東移河中。當然，很可能他們確在搞這一計劃。韓建命令諸王回到長安，將他們的軍隊都改歸自己節制。而且，他禁止昭宗與任何外人接觸，免得他被「眩惑」。[141] 897年陰曆六月，李克用試圖組織力量將皇帝從事實上的囚禁中營救出來，但只能得到很少的支持。下一個月韓建決定採取更激烈的步驟來對付長安的宗室諸王。他將皇帝與關中諸節度使之間的所有爭執歸罪於諸王和他們對帝國軍隊的控制，決定將他們殺死。在宦官劉季述的幫助下，韓建的軍隊在897年陰曆八月包圍了皇室的王府；劉季述的行為是希望得到韓的援助為自己謀取利益。諸王中有些人剃頭假扮僧侶，另一些人不顧死活地逃跑，但有11人被捉住並殺掉了。 898年年初，由於關中節度使們越來越擔心朱溫向東擴展力量，特別是在朱溫拿下洛陽並邀請皇帝前去以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導致李茂貞、韓建和李克用建立暫時的聯盟，他們決定寧可讓皇帝回到長安，也不能讓他落到朱溫手裡。於是昭宗在898年陰曆八月回到長安，同時宣布改元「光化」，以資慶祝。 一回到長安，在宦官和官僚們之間的舊有矛盾又引起了另一場危機。宰相崔胤與皇帝策劃清除朝廷的宦官，特別是他們可恨的首領樞密使宋道弼和景務修。宦官們和關中的節度使們互相勾結，而崔胤則得到朱溫的支持；當朱溫在899年將他個人的疆土擴展到關中的邊界時，他對這個地區的影響增長了。崔胤做了很多手腳加深了朝廷中的陰謀氣氛，結果卻使得他自己暫時罷官，但通過朱溫的干預又恢復了職務，並在900年陰曆六月成功地將一位敵對的宰相和宦官首領宋道弼、景務修流放到外地，接著迫使他們自殺。[142] 餘下的宦官們覺察到，只要崔胤能夠利用昭宗對他們的終身的敵對情緒，他們個人的和政治的地位就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因此他們便策劃廢黜昭宗，擁立太子，以此來進行對抗。900年陰曆十一月，宦官們實現了他們的計劃，廢黜了皇帝，並將他禁錮於宮中，置於嚴密的防衛之下。被宦官挾持的新政權對它的真正的和涉嫌的政治敵人一概實行野蠻的報復，有步驟地將他們殺死，重要人物中唯一幸免於難的是宦官的主要對手崔胤，因為他仍然得到朱溫的保護。900年末，朱溫似乎準備干預朝政，這促使宦官們將控制朝廷的權力轉交給崔胤。可是，朱溫並不想在殘酷的宮廷政治中使自己陷得太深，他拒絕採取任何直接的行動。不過反昭宗的政變沒有維持多久，因為新政權沒有得到任何支持。實行政變的宦官們在901年正月遭到暗殺；昭宗獲得自由並恢復了帝位。在慶祝消除宦官獲勝的儀式上昭宗宣布改元，並宣布大赦，包括半個多世紀以前被處死的王涯和其他官員得到昭雪，他們是在甘露之變中因祛除宦官的計劃流產而招致不幸的。[143] 在901年以後，朝廷政局仍在進一步惡化。大臣（由宰相崔胤領導）和宦官之間的仇視和陰謀惡性發展，每一方為了損害另一方都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只有操縱雙方的節度使們從這種狀態中得到了好處。真正的問題是哪個節度使會得勢，朝廷中哪一派終將屈服。 到903年，這種悲慘的狀況接近結束，當時朱溫的軍隊已管轄關中的大部分，他自己控制了朝廷和京師。他派自己的侄子領兵保護皇帝，任命自己手下的官員看管京師剩下的東西。由於崔胤極力主張殺掉宦官，但無疑也由於他自己的衝動，903年正月朱溫命令他的士兵將幾百名剩下的宦官趕到內侍省，在那裡將他們殘酷地殺掉。 904年正月，朱溫已沒有理由留在長安，他便把昭宗遷到由他控制的新近重建的東都洛陽。在旅途中朱溫殺害了所有剩下來的皇帝侍從。904年陰曆八月，昭宗被朱溫謀殺，他的第九子、12歲的李柷嗣位。李柷，按傳統稱為哀帝或昭宣帝，做了3年有名無實的君主，到907年朱溫將他廢黜，並建立了自己的梁朝。昭宣帝這個最後的短暫時期就其真正意義而言並非唐朝歷史的一部分，它完全可以看做是朱溫鞏固政權的一個階段，下面我們將敘述他鞏固政權的過程。 朱溫和五代的開始 朱溫在904年帶著昭宗回到洛陽時，他正接近權力的峰巔，這是他在過去20多年中謹慎地和有步驟地樹立自己權力的結果。隨後數年儘管朱溫在幾條戰線遭受挫折，在907年他仍然強大得足以宣布已經不存在的唐王朝結束和建立起他自己的梁朝。[144]梁朝（907—923年）是907年唐朝垮台和960年宋朝建立之間這一時期統治中國北部的一系列短命王朝的第一個。 朱溫除了開創梁朝的歷史作用以外，他早期的生活和經歷特別清楚地說明了唐代後期新興的政治和軍事精英中最重要的成員取得政權的方法。[145] 852年，朱溫生於宋州（今江蘇省），這是宣武軍的一部分。他的父親和祖父是學者和教師，但從未當過官。可是，他們的地位很重要，以致能和本地一個更有名望的地方官員家族通婚。朱溫還很年輕的時候，父親死去，他的母親和兄弟被迫在他母親家鄉一個地主莊園中當僱工。甚至還在孩子時期，朱溫已顯示出他的自立和多謀好鬥的終生不變的性格，甚至在他長大以後也不曾有過正式的職業，而是依靠打架的本領謀生。村裡的許多人都討厭他。[146] 當黃巢叛亂爆發時，朱溫和他的幾個弟兄加入了叛軍的隊伍。當盜匪軍隊在880年橫掃長安時，朱溫和黃巢在一起，在黃巢占領京師後被任命為同州刺史。由於黃巢勢力削弱，他便向勤王軍投降，並於883年被任命為他家鄉宣武的節度使。 在鞏固自己對宣武鎮的控制方面，朱溫顯示出他工於心計和有充分的決心。該鎮有長達一個世紀的不穩定的歷史，它的動盪主要是由高度鬧獨立性的、經常無法駕馭的地方戍軍引起的。他安排自己的追隨者指揮這些軍隊，使世襲的軍官們只保留從屬的職位。更重要的是，像這個時期其他節度使一樣，他建立了一支私人衛隊，即牙軍，作為他的主要武力。[147]這些牙軍士兵的來源真是五花八門，其中包括正規的侍衛兵、地方精英人物、農民、商人、行商、盜匪、罪犯和形形色色的賊民。[148]有些人是從地方戍軍選拔或從本地徵募的，另一些則是投降的或俘虜的軍隊。許多人顯然是節度使私人的半奴隸性質的隨從，全都效忠於他，而不是效忠於戍軍軍官。沒有他們，朱溫就難以維持自己在宣武的地位，更談不上向外擴張了。除了牙軍之外，朱溫還專門建立了一支騎兵，它的軍事價值在多次成功地對付沙陀突厥的戰役中已清楚地得到證明。這些騎兵是一個精英集團，由富家子弟組成，因為他們的家庭能為之提供武器、馬匹和給養。[149] 在擔任宣武節度使的初期，朱溫面臨著許多外來的威脅。當黃巢軍隊在883年初放棄長安以後，他便以發動一次大攻擊來威脅朱溫，只是由於陳州的英勇的防禦和黃巢決定將大批軍隊圍攻陳州整整一年而終歸失敗，朱溫才得到拯救。883年末，朱溫投入了在宣武中部的毫州打擊黃巢的戰鬥，他用他在此地的勝利鞏固了對該地區的統治。可是，朱溫謹慎地不使自己的力量在與黃巢的戰鬥中消耗過多。884年正月，他和該地區其他節度使一起請求新近從黃巢手中收復長安的沙陀首領李克用給予援助。如上所述，黃巢在884年陰曆四五月間的一系列戰鬥中被擊潰，並於那一年六月自殺，於是叛亂結束。 黃巢死去以前發生的兩件大事對以後數十年中國權力的結構有深刻的影響。第一件是當突厥首領李克用在汴州時，朱溫曾憤憤地試圖謀殺他。李克用設法逃脫，並回到了他的河東首府，但是這一背信行為使他們之間的猜疑解不開了。[150]這也增加了突厥人和中國節度使之間已經存在的不和。他們之間的衝突已有很長的歷史，在10世紀大部分時間仍繼續存在。 第二件大事是，在叛亂快要平息時，黃巢殘餘部隊的絕大部分都向朱溫投降。這些軍隊是黃巢其他臨時組織的武裝力量中訓練有素和經過戰鬥訓練的核心，他們併入了朱溫的軍隊，他們的將領也被任命為他手下的軍官。在後來的困難年代裡，他們對朱溫來說是一支極端重要的支持力量。[151] 在緊接黃巢叛亂之後的年代裡，朱溫最厲害的勁敵是另一位節度使秦宗權，他的某些經歷和朱溫很相似。[152]在黃巢叛亂初期，秦宗權是忠武節度使的幕僚。880年當黃巢渡長江北上時，秦宗權奉命帶一支萬人軍隊去據守蔡州（前淮西道的首府），它位於淮河南岸，忠武軍的正南。由於秦宗權有效地履行了他的職責，因而在他所處的蔡州讓他開府建制任節度使。儘管他是黃巢占領長安時派遣軍隊前去協助解救京師的少數藩鎮節度使之一，但當黃巢的軍隊在883年進攻蔡州時，他就毫不猶豫地投向了黃巢。在此以後，秦宗權和盜匪集團一起去劫掠農村，還參加了對陳州的圍攻。在唐末的所有軍事首領和盜匪首領中，秦宗權是有名的最冷酷無情的人之一。 黃巢失敗以後，秦宗權自建王朝稱帝。他的軍隊攻打和襲擊中國中部的許多地方，但是這可能反而削弱和分裂了他的政權，而不是加強或鞏固了它。885年後期，他奪得洛陽和正好位於東都與朱溫的基地汴州之間的鄭州。886年結束以前，秦宗權圍攻汴州，朱溫的反應是和鄰近諸州的刺史建立聯盟，因為這些人也和他一樣害怕秦宗權的力量。888年的臘月，秦宗權被他手下的一位將軍出賣，他被交給朱溫處死，作為酬報，此人即被任命為蔡州節度使。[153] 在取得對秦宗權的勝利後，朱溫的轄境附近已沒有強大的對手了。在隨後的15年中他穩步地擴展對中國北部廣大地區的控制，最後在907年建立了自己的梁國。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善於作戰和有決心，他也以此訓練和造就了他的強有力的軍隊。但也應該提到，他的成功還大大地歸因於他的殘酷無情和詭計多端，而這一點甚至在那個野蠻的時代也是數一數二的。對待自己的士兵他是野蠻的：任何吃敗仗的部隊會被處死。他是完全不可信賴的和不擇手段的，就像李克用好不容易在他手下逃出性命後所覺察到的那樣。甚至所謂的盟友們也發現，朱溫非常無情和狡猾。當戰略上十分重要的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對支持李克用還是朱溫尚舉棋不定時，朱溫將俘虜的李克用之子轉交給他，由他處死，從而在896年解決了問題。[154]既會使用任何策略，又控制著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使任何其他中國節度使都不能向他挑戰，儘管有些人能夠擺脫他的控制。可是，他所建立的王朝存在不到20年，在923年便為中國的主要外族沙陀突厥以優勢力量所滅；對沙陀突厥令人注目地取得對中國北部的統治，我們必須概括地加以論述。 李克用和中國北部的外來占領 有些尋求解釋唐朝政權崩潰原因的學者，特彆強調唐王朝允許主要是來自內蒙古的外來民族占領北中國的規模。[155]當然，以此作為唐朝崩潰的主要原因是荒謬的，唐王朝的生命由於外來的干預而得以延長的事實就很容易說明這個問題。但是唐朝結束時，外族存在於中國北部的規模仍有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唐代後期北方沿邊的局勢是非常複雜的，我們對於這一地區漢人和非漢人民族混合方式的實際狀況所知甚少。可是我們知道，在有些地區，包括關中在內，有數量極大的非漢族居民。長城以內中國北部的其他地區已全部或部分地落在外族戰士手中，雖則我們還無法證實是否還有大量非漢族移民隨同移入。從純粹的種族角度來說，外來民族在北中國的分布規模是值得注意的。那裡有重新定居的吐谷渾人和党項人、鐵勒族和契丹族、鮮卑族和回鶻族。但這一時期尤為重要的卻是沙陀突厥人，他們繼回鶻人之後成為內蒙古草原的主要力量，並已成為中國本部以內的一個主要因素。 沙陀突厥於唐朝統治的最初數十年中即見於記載，當時他們是西突厥最東邊的部落，生活在遠離中國本部以西的地方。8世紀初，吐蕃人的攻擊把他們向北趕到靠近巴爾喀什湖的地區。8世紀中葉，沙陀臣服於回鶻，並和回鶻一起派遣軍隊協助唐朝鎮壓安祿山的叛亂。8世紀80年代後期，他們不再為回鶻效忠，大約有7000「營帳」移歸吐蕃統治。他們經常參與吐蕃人蹂躪中國領土的活動，其中有許多人定居在甘肅中部。可是，他們和吐蕃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傾軋，在808年，3萬沙陀人決定歸附中國，吐蕃追逐並殺死了他們許多人，但大約有1萬人為靈州節度使范希朝安置在鹽州（關中中部），一個較小的700人集團則被安置在位於關中以北鄂爾多斯沙漠地區的振武。809年，范希朝奉命守衛太原，他帶了1200名沙陀士兵同行，在816年范希朝戰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時，這些士兵起了主要作用。另一個小的集團則歸河南的忠武節度使節制，817年曾使用於生死攸關的和成功的淮西戰役。在此以後，他們的命運就不清楚了。[156] 可是，沙陀突厥的主體部分並沒有捲入中國內部的這些早期的戰爭中去，而是繼續留在山西北部。在869年對付龐勛的戰爭中，他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緊接著唐朝賜予他們的首領朱邪赤心國姓。其後他以李國昌知名於世，在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這位沙陀首領繼續鞏固他對山西北部的控制，唐王朝立即對沙陀入侵的可能性產生了憂慮，於是使用正規軍和民間武裝加強了它自己在山西中部的防禦。878—880年唐王朝連續向太原派了6名節度使，但都沒有在遏制沙陀入侵方面作出任何成績。880年朝廷最後派一名前宰相前往太原，他帶著一批精選的官員，還有來自洛陽的增援部隊，在880年中期，中國人成功地恢復了對山西邊境地區的控制。可是，很快朝廷就被迫答應赦免沙陀諸首領，要他們支持從黃巢手中收復京師以及在最後攻打黃巢時能給予協助。 與黃巢作戰的沙陀首領是李國昌之子李克用。早些時候他曾參加對龐勛的戰鬥，並曾在唐朝都城長安寄住過，887年他被任命為他父親的沙陀軍的副統帥。[157]他立刻加緊了對北方邊境的控制，直到中國人被迫加強防禦來對抗他的侵蝕為止。 李克用儘管在對付黃巢時打了許多勝仗，但他似乎並不想在已經占有的疆土以外謀求任何土地。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在河東地區的根據地是容易防禦的，而且在一個地方分權和地方戰爭頻繁的時期，此地是建立一個獨立政權的理想基地。李克用很輕易地便擋住了政府在890年對他的征討；他的力量在以後的10年穩步增加，和他的敵手朱溫的日益增長的力量並駕齊驅。895年，他已能指定自己的人選為河北北部盧龍節度使，並一度從那個物產豐富的地區正式地徵收賦稅。[158] 10年以後，在905年，李克用和從滿洲老家帶著7萬騎兵到山西北部的契丹首領阿保機聯盟。[159]這一聯盟標誌著沙陀突厥和契丹之間緊密聯繫的開始，並且一直延續於整個五代時期，同時也使滿洲南部的民族越來越多地卷進中國的事務之中。 在10世紀最初的數十年，沙陀突厥的力量繼續增長。經過多年的戰鬥以後，他們成功地征服了朱溫的梁國，建立了自己的後唐王朝，宣稱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繼承者，並採用了許多唐朝的政策。後唐的統治只有十餘年，到937年為止，但是這段時間內它成功地建立了對中國北部和西部的控制，征服了在朱溫統治時一直保持獨立的齊國（關中西部）和蜀國（四川）。因此，這個國家在合併中國北部政權方面標誌著一個意義特別重大的階段，也是由宋朝完成的統一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步驟。在後唐崩潰以後，沙陀在山西依然保持著一個獨立的實體，即十國之一的北漢國。直到979年為中國人收回為止，這個地區被突厥人統治了100多年。 10世紀的諸獨立國：十國 地區割據和文化差異一直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從來沒有像政治極端分裂的唐代後期那樣明顯。在山西的突厥統治者與河北、河南的中國節度使之間長達數十年的鬥爭中，華北的割據界線顯得非常明確。儘管在9世紀末10世紀初這兩個集團是權力的主要競爭者，但它們的鬥爭不是孤立地進行的。在中國其他地方，唐朝權威的崩潰導致了一些地區國家的形成，每一個國家有它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的特性，同時它們在從唐末到宋朝的逐步過渡中全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這些獨立國被總稱為十國，其中最有名的和最持久的出現在中國中部和南部。第一個國家出現在長江下游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地區，在那裡9世紀50年代後期曾爆發第一次重要的反王朝的叛亂。董昌的短命的羅平國是在杭州地區組織起來鎮壓盜匪的民團統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見前文），它便是這些國家中的第一個。前面已經談到，它於921年為吳越國所繼承，此國是由團伙頭目轉而成為民團首領的錢鏐建立的，他牢固地控制了浙江的絕大部分。吳越國的北方和西方是富庶和繁榮的吳國，由「起微賤」的楊行密於902年建立。它是直接以唐朝將軍高駢在淮南建立的政權為基礎的。吳國最後據有廣大的領土，中心在長江下游三角洲，但是向北方和南方都伸展得很遠。[160] 閩國在926年正式形成，但事實上它的統治早在893年已經控制了福建；而在10世紀上半期，福建在閩國統治下具有豐富的和多種多樣的文化。[161]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一個地方軍閥劉隱在896年取得了對廣州的統治。918年，他的兒子劉宣布建立南漢國，其領土包括唐朝嶺南道的絕大部分。在數十年間南漢的財富日益增加，擴張也越來越厲害，但在10世紀中期它的力量先後被一批殘忍的和腐敗的統治者所削弱，因而無法與宋朝軍隊對抗；宋軍於971年攻下廣州。[162] 這些南方的地區政權在它們所統治地區的地方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907年唐朝統治正式結束以前和以後的年代的中國地圖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可是，還有一個國家對於我們的研究卻更為有趣，因為它的歷史甚至與唐朝崩潰的準確的原委有更直接的關係。這個國家就是由王建於907年在四川建立的前蜀國；王建的經歷在這個時代無疑是最不同尋常的。[163]他的外表威風凜凜，起初是一個農村竊賊（一件永遠不會被忘記的事實），然後受招募成為中國北方一個重要將領手下的士兵，最後為有權勢的宦官田令孜收為養子。當僖宗第二次流亡時田令孜被廢黜之後，王建於889年被任命為西川（四川西部）節度使，到901年實際上成為一個獨立的統治者，以成都為都城。從許多方面看，他的政權是唐朝在一個地區基礎上的統治的擴大和延續。他得到許多唐朝官員的協助，其中最傑出的是名詩人韋莊；韋莊以唐朝制度和禮儀為基礎制定了一套正規的管理制度和儀式。[164]韋莊還試圖在小範圍之內以大唐都城長安為榜樣來建設王建的都城成都，甚至城內的坊的名稱也有許多是相同的。王建在四川的正統性政權成了藝術家和詩人的一個重要的避難場所，更不用說那些能夠從北方的殘酷戰爭中逃脫的唐朝官僚階級成員了。他的政權是這些歲月中最穩定和最安寧的一個。 十國構成了我們描繪的唐末中國權力新結構的最後部分。儘管其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機會建立中央集權的王朝，但它們全都在由宋朝完成的政治統一進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85年到907年之間，大約50個道的政權合併成了12個地區性國家。 但是，十國的重要意義超出了政治統一的內容。宋代中國的許多特徵，例如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南中國沿海的大量海外貿易和新的文人階層在東南的集中，都應追溯到十國統治者所實現的半個世紀的和平與穩定。 如果說宋代中國的許多特徵是和十國相聯繫的，那麼它的另一些特徵則是和中國北方的發展有關，對此我們已經在前面作了簡單敘述。中國西北部喪失了它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這至少部分的是由於唐朝統治最後數十年的實力消耗與無休止的矛盾衝突造成的，在宋朝統治下這種地位再也沒有恢復過來。宋帝國的力量在唐朝正式結束以前就已牢牢打下了政治和軍事基礎，這主要是由朱溫及其繼承者完成的。最後，使宋朝統治感到苦惱的持久的和最後處於壓倒優勢的外來威脅，顯然起源於唐代後期的軍事上的虛弱，以致中國人在許多年中失去了對中國北部這一廣大而且至關緊要的地區的有效控制。 * * * [1]關於這些財政問題，見堀敏一《黃巢之叛亂——唐末變革期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3（1957年），第28—29頁；《資治通鑑》卷242，第7799頁。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劍橋，1970年），第46—47頁；崔瑞德：《安祿山之亂以後的鹽務使》，《大亞細亞》（新版），4.1（1954年），第70頁以下各頁。 [2]中村裕一對此有卓越的評述，見《唐代內藏庫之變化》，《待兼山論叢》，4（1972年），第137—168頁；又見曾我部靜雄《唐代貢獻制度》，36.1—2（1972年），第1—32頁。 [3]堀敏一：《黃巢之叛亂》，第40—41頁；丸龜金作：《唐代酒的專賣》，《東洋學報》，40.3（1957年），第66—112頁。 [4]《新唐書》卷52，第1362—1363頁。 [5]《冊府元龜》卷510，第10頁。（譯者按，「使人」被譯作Population，誤。原意指政府派往各地推行此計劃的使者。） [6]《全唐文》卷78，第4頁。 [7]同上書，第17—18頁。 [8]《全唐文》卷967，第8頁。 [9]關於這次叛亂見松井秀一《唐代後半期的江淮——以江賊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亂為中心》，載《史學雜誌》，66.2（1957年），第23—24頁。 [10]《資治通鑑》卷249，第8072、8074頁；《舊唐書》卷18下，第644頁。 [11]有關這次叛亂的第二手研究包括王壽南《論晚唐裘甫之亂》，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19（1969年），第283—308頁；松井秀一：《唐代後半期的江淮地區》，第94—122頁；堀敏一：《黃巢之叛亂》，第25—50頁。這些論述基本上都以《資治通鑑》卷249—250為據。 [12]王式的傳記見《新唐書》卷167，第5119—5121頁；《舊唐書》卷164第4282頁中也有簡略敘述，附於他父親王播的傳記之後。 [13]關於南詔人的種族識別問題曾經有過嚴肅的爭論。儘管有人主張他們是傣人的祖先，但新近學者已證明，他們之間的關係僅比對藏一緬民族稍為密切罷了。見F.W.莫特《有關傣人史前諸問題》，載《社會科學評論》（曼谷），2.2（1964年），第100—109頁；許雲樵：《南詔是一個傣王國嗎？》，《東南亞研究》，4（1968年），第13—23頁。邁克爾·布萊克默在《與南詔有關的人種學問題》一文中，有說服力地反對將南詔民族與任何現代人各集團等同起來的嘗試。此文載雷德里克·德雷克編《關於華南、東南亞和香港地區歷史、考古和語言研究論集》（香港，1967年），第58—69頁。 [14]《資治通鑑》卷250，第8101—8109頁；《舊唐書》卷19上，第656頁。 [15]關於這個問題的朝內辯論，見《資治通鑑》卷253，第8204—8205、8227—8228頁。關於唐與南詔關係的一般論述，見芮逸夫：《南詔史》，收於凌純聲等編《邊疆文化論集》卷3（台北，1963年），第358—386頁。 [16]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年），第27頁。 [17]關於這些自然災害，見《資治通鑑》卷249，第8072頁；《冊府元龜》卷498，第26頁；《舊唐書》卷19上，第654頁。 [18]關於這些叛亂的最好論述是：谷川道雄：《關於龐勛之亂》，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11（史學4），第27—42頁；堀敏一：《黃巢之叛亂》，第50—53頁；戴何都：《龐勛叛亂》，載《通報》，56（1970年），第229—240頁。龐勛在正史中無傳，但他的叛亂在康承訓傳中有充分敘述，見《新唐書》卷148，第4773—4779頁。 [19]《資治通鑑》卷251，第8120—8121頁。 [20]最坦率的批評見孫甫《唐史論斷》第3卷（叢書集成本，上海，1937年），第65頁。 [21]《資治通鑑》卷253，第8123—8144頁。 [22]關於使用外族軍隊鎮壓叛亂的情況，見加布里埃拉·莫萊《從北魏到五代的吐谷渾》（羅馬，1970年），第194頁；劉掞藜：《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第三次異族亂華》，載《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1（1930年），第851—852頁。 [23]《資治通鑑》卷249，第8075頁。 [24]《唐大詔令集》卷12，第72頁。 [25]呂思勉：《隋唐五代史》卷1（上海，1959年），第449頁。 [26]關於唐代後期宦官職責的擴大和宦官力量的成長的全面評述，見矢野主稅：《唐代宦官權勢獲得因由考》，載《史學雜誌》，63.10（1954年），第920—934頁；橫山裕男：《唐之官僚制和宦官——中世近代政治的結束序說》，載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時代和文化》（東京，1970年），第417—442頁；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台北，1971年）。 [27]見小畑龍雄《神策軍的成立》，《東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151—167頁；《神策軍的發展》，載《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京都，1968年），第205—220頁。 [28]《資治通鑑》卷250，第8092—8093頁；杜悰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47，第3984—3985頁；《新唐書》卷166，第5090—5092頁。 [29]《資治通鑑》卷238，第7686頁。 [30]見前第九章。 [31]《資治通鑑》卷263，第8597頁；孫光憲：《北夢瑣言》（重印裨海本，台北，1965年）卷6，第10頁。 [32]《資治通鑑》卷250，第8093—8094頁。 [33]這些分類是以孫國棟所定的集團為基礎，見他的《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榮——唐宋之際社會研究之一》，載《新亞學報》，4.1（1959年），第213—218頁，和他的圖表，第280頁以下諸頁。 [34]他們是夏侯孜、蔣伸、畢諴、曹確、路岩和白敏中。 [35]他們是令狐綯、杜審權、楊收、高璩、徐商和於悰。 [36]例如蕭鄴、蕭寘、劉瞻、劉鄴和趙隱。 [37]楊收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7，第4595頁；《新唐書》卷184，第5392—5395頁。 [38]路岩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7，第4602 頁；《新唐書》卷184，第5396—5397頁。 [39]韋保衡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7，第4602頁；《新唐書》卷184，第5398頁。 [40]於悰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49，第4010—4011頁；《新唐書》卷104，第4009—4010頁。 [41]王鐸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64，第4282—4285頁；《新唐書》卷185，第5406—5407頁。 [42]孫國棟：《唐代後期中央政府機構之演變》，載《中國學人》（英文），8（1971年），第5頁。 [43]關於宣宗恢復佛教主要事實的論述，見冉雲華《中國佛教編年史：581—906年》（桑蒂尼克坦，印度，1966年），第97—105頁。關於福建建造的新寺廟，見魏應祺《五代閩史稿之一（續）》，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文海出版社重印，台灣），第70期（1929年），第3051—3070頁。 [44]《資治通鑑》卷252，第8166頁；《舊唐書》卷19下，第689—690頁；《新唐書》卷9，第263頁。 [45]田令孜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4，第4771—4772頁；《新唐書》卷208，第5884—5889頁。 [46]《資治通鑑》卷253，第8225—8226頁。 [47]楊復恭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4，第4774—4775頁；《新唐書》卷208，第5889 5892頁。 [48]楊復光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4，第4772—4774頁；《新唐書》卷267，第5875—5877頁。 [49]《資治通鑑》卷258，第8419頁；《舊唐書》卷184，第4775頁；《新唐書》卷186，第5428頁。 [50]《資治通鑑》卷252，第8167頁；蕭倣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2，第4480—4482頁；《新唐書》卷101，第3959—3960頁。 [51]《資治通鑑》卷252，第8171頁。崔彥昭傳記見《舊唐書》卷178，第4628—4630頁；《新唐書》卷183，第5380—5381頁。 [52]見王讜《唐語林》（上海，1957年）卷3，第76—77頁；引自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40—41頁。 [53]鄭畋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78，第4630—4638頁；《新唐書》卷185，第5401—5405頁。 [54]盧攜傳記見《舊唐書》卷178，第4638—4639頁；《新唐書》卷184，第5398—5399頁。 [55]《新唐書》卷183，第5381頁；卷185，第5402頁。 [56]《資治通鑑》卷252，第8168—8169頁；《全唐文》卷792，第13—14頁。 [57]《唐大詔令集》卷72，第400—405頁。 [58]關於這些事件，見《資治通鑑》卷251，第8144—8145頁；卷252，第8158頁。 [59]《全唐文》卷386，第11頁；引自栗原益男《唐末五代的變革》，載《歷史教育》，12.5（1964年），第60頁。 [60]關於黃巢，見《舊唐書》卷225下，第6451頁。朱溫出身於書香門第，見王賡武《五代時期華北的權力結構》（吉隆坡，1963年），第27頁注。關於李罕之，見《新唐書》卷187，第5442—5445頁；《舊五代史》卷15，第4—7頁；《新五代史》卷42，第454—456頁；也見《北夢瑣言》卷15，第7頁。 [61]「敵對的精英人物」一詞是從埃里克·沃爾夫的《論農民起義》中借用的，載《國際社會科學雜誌》，21（1969年），第288頁。關於唐代地方精英階級的形成和演變，菊池英夫在《所謂節度使權力的土豪層》中有很好的論述，見《歷史教育》，14.5（1966年），第46—58頁。 [62]《資治通鑑》卷251，第8129頁。 [63]「農民」一詞準確地說是用來稱呼在農村耕作以維持生計的大多數農村居民。根據這樣廣泛被接受的定義，其他鄉村居民不是農民，儘管他們是農業社會的組成部分。見西德尼·明茨《關於農民定義的一點意見》，《農民研究》（英文），1.1（1973年），第91—106頁和引用的文獻。 [64]例如，《舊五代史》卷133，第14頁（錢鏐）；《新五代史》卷63，第783頁（王建）；《九國志》（《叢書集成》本，上海，1937年）卷3，第39頁（徐溫）。 [65]《舊唐書》卷182，第4712—4713頁（畢師鐸）；錢鏐傳記見《舊五代史》卷133，第14—20頁；《新五代史》卷67，第835—841頁。關於王建，見《新五代史》卷63，第783頁；《太平廣記》卷224，第1723—1724頁。關於徐溫，見《九國志》卷3，第39頁。關於鍾傳，見《太平廣記》卷192，第1441—1442頁。 [66]《舊五代史》卷15，第4頁。 [67]《新唐書》卷225下，第6451頁。 [68]堀敏一也對血緣關係的確實性表示疑義，見《唐末諸叛亂之性質》，載《東洋文化》，7（1951年），第83頁。 [69]見矢野主稅《關於唐代假子制的發展》，載《西日本史學》，6（1951年），第86—97頁；栗原益男：《唐五代假父子結合的性質》，載《史學雜誌》，62.6（1953年），第514—543頁；《關於唐末五代假父子結合的姓名與年齡》，載《東洋學報》，38.4（1956年），第430—457頁。 [70]關於這種見解見《資治通鑑》卷252，第8172頁。 [71]《資治通鑑》卷252，第8182頁。 [72]《資治通鑑》卷252，第8154頁。 [73]《資治通鑑》卷252，第8186頁。 [74]《資治通鑑》卷252，第8187—8188頁；《新唐書》卷225下，第6452頁；關於王鐐見《舊唐書》卷164，第4285頁。 [75]《唐大詔令集》卷120，第638—639頁。 [76]《資治通鑑》卷253，第8193—8194頁。 [77]《新唐書》卷225下，第6454頁。 [78]《資治通鑑》卷253，第8215頁。 [79]關於中國人避難的村落，見羅香林《唐代黃巢變亂與寧化石壁村》，載《說文月刊》，4（1944年），第265—268頁。 [80]關於這些阿拉伯記事的討論，見霍華德·列維《黃巢傳》（中國正史譯文第五種，伯克利，1961年），第109—121頁。 [81]《舊唐書》卷200下，第5392頁。 [82]《新唐書》卷225下，第6455頁。 [83]高駢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2，第4703—4712頁；《新唐書》卷244下，第6391—9404頁。 [84]《資治通鑑》卷253，第8219—8225頁。 [85]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盡的討論，見周連寬《唐高駢鎮淮事跡考》，《嶺南學報》，11.2（1951年），第11—45頁。 [86]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渡口。唐朝一度曾在採石建立鎮戍，但在811年撤銷了；見《冊府元龜》卷507，第4頁。 [87]《資治通鑑》卷254，第8264—8268頁。 [88]較早的任命見《唐大詔令集》卷120，第638頁，高駢自己的任命包括李罕之（《舊唐書》卷187，第5442頁）、畢師鐸和秦彥（《資治通鑑》卷253，第8211頁；《舊唐書》卷182，第4715頁）。 [89]《資治通鑑》卷253，第8229頁。 [90]《資治通鑑》卷254，第8237頁；又見在此以前幾十年杜牧的文章，文中敘述了政府軍質量的下降，載《全唐文》卷754，第12—14頁。 [91]《資治通鑑》卷254，第8240頁。 [92]見堀敏一《黃巢之亂》，第64頁。 [93]《新唐書》卷225下，第6458—6459頁；《資治通鑑》卷254，第8241頁；據《冊府元龜》卷374，第14頁，大約三分之一京師官員接受了黃巢的任命。 [94]E.H.肖孚：《長安的最後歲月》，載《遠東》，10（1963年），第137—179頁（第157頁）。 [95]關於關中和四川之間的道路，見嚴耕望《唐代長安南山諸谷道驛程述略》，載《唐史研究叢稿》（香港，1969年），第611—626頁。 [96]陳敬瑄的傳記見《新唐書》卷224下，第6406—6409頁。關於他的任命，見《資治通鑑》卷253，第8221頁。 [97]《資治通鑑》卷253，第8222頁。 [98]《資治通鑑》卷254，第8263—8264頁。 [99]關於阡能叛亂，見《資治通鑑》卷254，第8263頁及以後諸頁。 [100]《資治通鑑》卷255，第8275頁。 [101]關於韋君靖及其民團組織的重要研究，有栗原益男《關於唐末土豪在地方上的勢力——四川韋君靖的情況》，載《歷史學研究》，243（1960年），第1—14頁；　日野開三郎：《關於唐韋君靖碑應管諸鎮節級之考察》，載《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61年），第760—780頁。後一篇論文主要研究一篇石刻碑文，其內容是紀念韋君靖在892年建成一座大城堡；那篇碑文的複本可以在劉希海（1793—1853年）的《金石苑》（據1846年印本，台北重印，1966年）第189—193頁中找到。 [102]見谷川道雄《關於安史之亂的性質》，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叢》，8（1954年），第86—91頁。 [103]關於唐代後期建立地方民團組織的討論，見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的跋扈與鎮將》，載《東洋學報》，27.3（1940年），第341—346頁；以及《中國中世的軍閥》（東京，1942年），第229—235頁；菊池英夫：《所謂節度使權力與土豪層》，第50—58頁。 [104]菊池英夫：《所謂節度使權力與土豪層》，第56—58頁。 [105]關於王郢之亂，見日野開三郎《唐末混亂史稿》，《東洋史學》，10（1954年），第17—19頁；《資治通鑑》卷252—253，第8178—8190頁。 [106]董昌傳記見《新唐書》卷225下，第6466—6469頁；以及《新五代史》卷133，第14—15頁（《錢鏐傳》）。 [107]關於杭州八都的討論，見谷川道雄《關於唐代的藩鎮——浙西的場合》，載《史林》，35.3（1952年），第297—298頁。在《吳越備史》中有些傳記資料表明，這些都的首領是杭州地區地方精英的成員；見《吳越備史》卷4（學津討原叢書本），第6頁。關於後來的吳越國，見沙畹《關於吳越國》，載《通報》，17（1916年），第129—264頁。 [108]韋昭度傳記見《舊唐書》卷179，第4653—4654頁；《新唐書》卷185，第5410—5411頁。 [109]蕭遘傳記見《舊唐書》卷179，第4645—4648頁；《新唐書》卷101，第3960—3962頁。 [110]《資治通鑑》卷254，第8242—8247頁。 [111]見《舊唐書》卷200下，第5394頁；《資治通鑑》卷254，第8268頁。 [112]見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2（四部叢刊本），第11—12頁。 [113]《新唐書》卷225下，第6461頁。 [114]《資治通鑑》卷225，第8277頁。 [115]見劉掞藜《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為第三次異族亂華》，第851頁以下。 [116]《新唐書》卷225下，第6461頁；《資治通鑑》卷255，第8288頁。 [117]關於圍困陳州的情況，見《資治通鑑》卷255各處。趙犨的傳記見《新唐書》卷189，第5473—5475頁；《舊五代史》卷14，第5—8頁；《新五代史》卷42，第460—464頁。 [118]《新唐書》卷225下，第6463—6464頁；《資治通鑑》卷256，第8311頁。 [119]《新唐書》卷225下，第6464頁。 [120]《資治通鑑》卷256，第8320頁；　肖孚：《長安的最後歲月》，第168頁。 [121]王重榮的傳記見《舊唐書》卷182，第4695—4699頁；《新唐書》卷187，第5435—5441頁。 [122]《資治通鑑》卷256，第8322頁；《新唐書》卷208，第5437頁。 [123]《舊唐書》卷182，第4700頁；《新唐書》卷186，第5419頁。 [124]《資治通鑑》卷256，第8326—8328頁。 [125]《資治通鑑》卷256，第8330—8331頁。 [126]關中這條道路的詳細情況，見嚴耕望《唐代長安南山諸谷道驛程述略》，第612—615頁。 [127]《資治通鑑》卷256，第8231—8232頁。 [128]關於朱玫和他試圖將一個僭越者安置在皇位上一事，見栗原益男《朱玫之亂》，載《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61年），第373—382頁；朱玫傳記見《舊唐書》卷175，第4548頁；《新唐書》卷224下，第6404—6405頁。 [129]《資治通鑑》卷256，第8334—3335頁。 [130]《資治通鑑》卷256，第8337—8342頁。 [131]《資治通鑑》卷257，第8364頁。 [132]同上書，第8376頁；楊復恭傳記見《舊唐書》卷184，第4774—4775頁；《新唐書》卷208，第5889—5892頁。 [133]《舊唐書》卷174，第4775頁；《資治通鑑》卷259，第8446頁中有藩鎮蔑視朝廷的敘述。 [134]《資治通鑑》卷258，第8391頁。 [135]《資治通鑑》卷258，第8396頁。 [136]同上書，第8404—8405頁。關於吐谷渾和他們的首領赫連鐸，見莫萊《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的吐谷渾》，第191—219頁及有關各處。 [137]《資治通鑑》卷258，第8409頁；卷259，第8445頁。 [138]《資治通鑑》卷259，第8446頁。 [139]《資治通鑑》卷260，第8466—8467頁。 [140]《資治通鑑》卷260，第8499—8491頁。 [141]《資治通鑑》卷261，第8497—8498頁。 [142]《資治通鑑》卷262，第8530頁。關於唐末宦官和節度使們之間勾結的情況，見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第47頁。 [143]《資治通鑑》卷262，第8552頁。關於大赦令的全文，見《唐大詔令集》卷5，第31—33頁。關於甘露之變後王涯及其他大臣之死，見《資治通鑑》卷245，第7916頁。 [144]《資治通鑑》卷266，第8674頁。 [145]關於朱溫生活的現有材料的討論，見王賡武《五代時期華北的權力結構》，第27頁注。 [146]《北夢瑣言》卷17，第1頁；《舊五代史》卷1，第2頁。 [147]關於唐末至五代時期牙軍的重要研究有周藤吉之《關於五代節度使的牙軍的考察》，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1951年），第3—72頁；堀敏一：《五代宋初禁軍的發展》，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4（1953年），第83—151頁；菊池英夫：《關於五代禁軍的侍衛親軍司之成立》，載《史淵》，70（1956年），第51—57頁。 [148]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的支配體制》，載《宋代通濟史研究》（東京，1972年），第576頁。 [149]關於這個騎兵軍團的研究，見堀敏一《朱全忠的廳子都》，載《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61年），第819—831頁。 [150]《資治通鑑》卷255，第8306頁及以下各頁。 [151]王賡武：《五代時期華北的權力結構》，第56—57頁；關於朱溫政權結構的重要論述，見堀敏一《朱全忠政權之性質》，載《駿台史學》，11（1961年），第38—61頁。 [152]秦宗權的傳記見《舊唐書》卷200下，第5398—5399頁；《新唐書》卷225下，第6464—6466頁。 [153]《資治通鑑》卷257，第8382頁。 [154]《資治通鑑》卷260，第8489頁。 [155]見劉掞藜《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為第三次異族亂華》，第821—858頁。 [156]關於唐代初期和中期沙陀活動的詳盡記述，見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載《新亞學報》，1.1（1953年），第311—312頁。 [157]詳細情況見莫萊《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的吐谷渾》，第196頁注。 [158]見《資治通鑑》卷261，第8505頁。 [159]關於李克用與阿保機之間聯盟的詳細研究，見陳述《阿保機與李克用結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測》，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1936年），第79—88頁。 [160]見羅伯特·克龍帕特《唐代的南方復興：穩定江淮地區的計劃、政策和外交》，加州大學（伯克利）未發表的博士論文，1973年，第54頁及有關各頁。 [161]見E.H.肖孚：《閩帝國》（拉特蘭，弗蒙特，1954年）。 [162]關於南漢國，見肖孚《南漢國史，根據歐陽修的〈五代史〉第六十五卷》，載《人文科學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紀念文集》（京都，1954年），第339—369頁。 [163]關於王建的經歷，有用英文寫成的有用的概略，見馮漢鏞《永陵王建（847—918年）王陵的發現和發掘》，載《美國中國藝術學會檔案》，2（1947年），第11—20頁。 [164]見江聰平《韋端己詩校注》（台北，1969年），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