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隋唐史 · 第七章　玄宗（712—756年在位）

唐代諸君主中在位期最長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幹的統治者，王朝經過了幾十年的篡位、權力衰落和政治腐敗的苦難，他又使它的力量達到了新的高峰。[1]對生活在他退位以後苦難動盪的幾十年的中國人來說，他的執政期代表著一個已失去光輝的黃金時代，一個政績彪炳、安定繁榮和在國內外同樣取得成就的時期。但是他的統治以悲劇和災難告終，這一結局主要是他自己的一些幾乎摧毀這個王朝的行動和政策所造成。對在8世紀50年代後期撰寫玄宗期歷史的歷史學者來說，他是一個悲劇中的英雄，他在執政開始時政績顯赫，但後來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帝國的行政和資源過分緊張，最後以退出政務來結束他支離破碎的統治。[2] 但所有學者都認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統治者，他給當時的歷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此外，他多才多藝：他精於音律、詩文和書法，是許多藝術家和作家的庇護人。他還精通道家哲學，成了道教的主要保護人；儘管他早期的措施對佛教組織不利，但後來仍深深地沉溺於密宗佛教。作為一個普通人，他似乎與弟兄和家屬都有很深的情誼，甚至他執政時期的正式記載，也把他描繪成一個十分親切、體貼臣屬和直率多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一代時間中，出現了大量與他名字有關的半傳奇故事和民間傳說，而他對楊貴妃的那種招致不幸和災難的感情成了中國文學中一大悲劇主題和無數詩詞、小說和戲劇的內容。 但他出生時並無任何繼承大統的指望。[3]李隆基在685年生於洛陽，為睿宗之第三子；他的父親名為皇帝，實為傀儡，宮廷被令人生畏的武后所支配和操縱。李隆基的生母為竇氏皇后，出身於7世紀唐宮廷中權勢很大的家族，又是睿宗的妃子。按慣例，李隆基在687年被封為楚王，由於他為人直率，受到武后的寵愛，但他的處境很快就惡化。688年爆發的李氏諸王的叛亂引起了針對皇族的一系列清洗，690年武后出於自己的利益，誘使傀儡皇帝睿宗退位而自己稱帝，改國號為周。 睿宗及其諸子實際上被幽禁宮內，與世隔絕。693年初期，兩名私自朝見被廢黜之帝的高級官員因這種魯莽行動被公開處決，[4]同年年末，睿宗的劉後和隆基的生母竇妃——兩個人都出身於極有權勢的家族——被武后以勾結術士，陰謀用巫術謀害她的捏造的罪名斷然處死。[5]李隆基及其弟兄都被貶爵，受到苛刻的待遇。高宗留下的長孫，即與他們同時被囚禁的李守禮，經過了半個世紀仍患有屢次挨打的後遺症。[6] 698年，武后最後決定在她賓天之後皇位歸回李氏家族。684年在位不到兩月就被廢黜而讓位於睿宗的遜帝中宗被指定為皇儲，睿宗及其子女由於這時已更不可能繼位，就被解除監禁。最初他們得到一座洛陽的王府，701年又遷往長安東部興慶坊的巨宅。在8世紀的初年，李隆基歷任右衛郎將和尚輦奉御。 705年，年邁的武后終於被廢，中宗即位。李隆基任衛尉少卿，負責管理京師的軍械。708年，他任山西東南戰略要衝潞州的別駕後，仍保持衛尉少卿的職務，這一定使他在長安的兵員中擁有相當的勢力。中宗時的政治局勢非常緊張和動盪不安。皇帝是通過政變掌權的；707年，中宗的三子李重俊曾發動一次未遂的叛亂；政治權力又落到宮內的韋後及其女兒安樂公主之手，在她們的把持下，貪污腐化、裙帶關係和任人唯親之風盛行。政治失修，怨聲載道。 710年李隆基及諸王被召至京師參加為全國大赦舉行的南郊大祭。這時他為了積極參與政治，開始吸引隨行的學者和官員。他在京師和潞州的有些追隨者開始認為他可能有九五之貴。[7] 他的機會來臨之快遠遠出於他的預料。710年陰曆六月，韋後由於擔心她的地位受威脅，將中宗毒死，並偽造遺詔指定他最小的第四子李重茂繼位。韋後以皇太后之尊主政。為了確保她的地位，她下令動員5萬大軍防衛京師，由其兄長韋溫指揮，同時她的幾個堅定的支持者被派往關鍵的關中、河北和河南諸道進行控制。[8] 在中宗生前，反對韋後的主要力量來自前帝睿宗及其令人生畏的姐妹、武后之女太平公主。韋後此時企圖任命睿宗為宰相，以爭取他為自己效勞。總之，他是一個萎靡不振和胸無大志的人，不可能主動採取行動。但太平公主卻繼承了她母親的堅強性格，此時正策劃一個陰謀，為了防止失敗，她故意瞞著睿宗進行。在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簡、佛僧普潤、一名控制京師外戰略要地朝邑縣的默默無聞的官員劉幽求以及禁軍中三名中級將領的協助下，李隆基組織了這次政變。在710年陰曆六月十二日夜，即韋後立年幼的李重茂為帝之後的第十六天，李隆基及禁軍將領率北軍中一支分隊通過御苑進入宮內，御苑總監鍾紹京率他的匠人也參加這一行動。軍隊湧進玄武門，殺死了韋後、安樂公主和韋黨的主要成員。其餘的人在以後幾天問斬。政變一旦大功告成，睿宗立刻得知，第二天他正式登基。[9] 李隆基被封新王爵並被任命為宰相，他的密謀同夥劉幽求和鍾紹京也得到封賞。這時朝廷開始了解決政治問題的工作。這方面最突出的也許是立儲問題；陰曆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正式被指定為太子，這主要是因為他領導了這次政變。他的兄長李成器本來是當然的法定繼承者，卻把這一權利拱手讓給了李隆基。[10] 事實證明睿宗是一個無能的君主，主持朝政時優柔寡斷，而左右朝廷人物則是皇太子和太平公主。睿宗對他們言聽計從，在他作出任何決斷前，常問他的大臣是否已與他們商討過。希望像她母親那樣控制朝廷的太平公主很快發現皇太子是一個有力的對手，於是經常企圖削弱他的勢力。 但在睿宗執政的最初幾個月，皇太子保持著更強大的地位。710年陰曆七月中，中宗時期留下的宰相中除了韋安石和蘇瓌外，其餘的人都與韋後發動政變後她任命的大臣一起被貶逐到地方任職。[11]他們被一個新的集團代替，其中薛稷[12]和崔日用[13]不久被解職，因為他們經常公然與朝廷意見不合。活躍在宮廷的另外兩個領袖人物為姚元之（後改名為人們通常所稱呼的姚崇）和宋璟，他們在玄宗執政的最初幾年成了左右政務的大臣。 姚崇[14]（651—721年）在677年通過殿試後開始了官場生活，並且擔任過一系列軍職。在契丹入侵河北時，他的行動得到武后的賞識，於是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後在698年任宰相。在武后於705年喪失權力前，除了短期負責前睿宗王府的事務外，他一直擔任宰相。他曾參與清除張氏弟兄的政變，對武后的下台深感懊喪，因為他曾長期效忠於她。在中宗時期，他擔任過幾種不同的地方職務。 宋璟[15]（663—737年）具有一個有成就的儒家士大夫所特有的生涯。他為河北一個低級官員之子，在679年或680年通過進士考試，時年僅16歲，因而贏得了文才出眾和善於寫作的名聲。他通過御史台轉任中書省的舍人。他以剛直不阿著稱，武后對他的能力評價甚高。在武后朝末年他任御史中丞，參與過企圖彈劾張氏弟兄的活動，二張為了報復，曾企圖刺殺他。中宗執政之初對他恩寵有加，擔任過黃門侍郎之職，但他後來與武三思不和，被調到地方任各種要職。 姚崇和宋璟因此是兩個互相取長補短的人物，一個是務實的政治家，善於處理實際事務；另一個是嚴格掌握原則和清廉正直的人，具有堪為道德楷模的真正品質。睿宗朝廷需要這兩種人的品質。這兩位大臣通過打擊前朝最嚴重的弊病之一和取消武后及安樂公主作出的一切冗濫任命，開始了他們的一項改革計劃。此舉引起了一陣騷亂，因為幾千名官員——其中許多人是付了現錢才得到晉升的——發現自己被剝奪了官職。在年末宋璟主持選拔文官和姚崇選拔武將的考試中，他們清除官場無能之輩的意圖變得更明顯了，當時有資格出任官職的人數達萬餘人，但除了2000人之外全部落選。 在他們當權時，睿宗的皇位仍不完全安全，陰曆八月，他不得不鎮壓由中宗次子譙王李重福發動的起事；後者在李隆基的政變成功時，也曾策劃反韋後的叛亂。李重福的起事只吸引了很少的支持者，並毫不費力地被平定了，但他作為中宗的合法嗣子本來有充分的權利繼位。[16]這一事件突出地說明皇族在繼承皇位爭端中的地位並不是牢固的。 睿宗皇位的不安全是太平公主蓄意造成的，她此時正在開始堅持皇太子之兄李成器的權利。幸運的是，諸王之間的手足之情極深，因為在睿宗復位後，皇太子的四個弟兄都受權統率宮內各禁軍，禁軍幾乎與唐代的所有政變有牽連，因此能夠以武力來影響皇位繼承的改變。在711年初期，姚崇和宋璟知道睿宗的長子李成器和高宗留下的長孫李守禮都比皇太子有更充分的理由繼承皇位，於是就勸諫睿宗應把他們派往地方任職，以挫敗太平公主的陰謀；另外二王應指揮皇太子自己的禁衛；太平公主夫婦應遠離朝廷，前往東都。睿宗同意把諸王從禁軍的崗位上撤下來，但拒絕將公主放逐到洛陽。[17]此時一個甚至更極端的措施被提了出來。皇帝一貫輕信，為人又迷信，他被術士預言武裝政變迫在眉睫的警告弄得惶恐不安，於是就問大臣們採取什麼措施來防止這一政變。張說在姚崇的支持下，提出應由皇太子監國。二月初二，皇太子奉命監國；他有權決定六品以下官員的任命和勞役以下的一切懲處。[18] 太平公主這時被迫行動。兩名官員——其中一人來自太子宮內——經過利誘，起來反對取消韋後和安樂公主授予的一切冗濫任命，理由是這對先帝的錯誤將是公開的詆毀，他們還提請注意，由此已引起動盪不安。太平公主為他們的呼籲推波助瀾，而意志一貫薄弱的睿宗終於讓步。陰曆初九，姚崇和宋璟被解職和調往外地。他們的改革企圖和皇太子對宮廷的控制到此結束。[19] 在711年的大部分時期中，朝廷被韋安石[20]（651—714年）所左右，此人與韋後同族，考取過明經，從700年起任武后的宰相，直至她交出政權時為止。中宗登基之後，他除了短期被免職以外，繼續任宰相直至706年。然後他失寵，但在709年陰曆八月又被任命為門下侍中。韋後政變期間他繼續留任，然後退休擔任太子少保，直至710年末。他堅定地抵制太平公主爭取他支持的一切企圖。 這幾個月的第二個宰相為李日知[21]（？—715年），此人為洛陽地區的進士，他官場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從事司法工作，在武后清洗的最可怕的日子中贏得了公正仁慈的名聲。在中宗執政的末期任黃門侍郎，韋後則任命他為宰相，在710年全年留任，大部分時間還兼任御史大夫。 三名特任宰相在他們的手下工作：張說[22]（667—730年），689年殿試及第，出身於洛陽的一個小官員家庭。他在武后時擔任過幾個朝廷的官職，在他捲入張氏弟兄反對魏元忠的轟動一時的事件時，他已升為鳳閣舍人。由於拒絕作不利於魏元忠的偽證，他被放逐至嶺南。他被中宗召回，升任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修文館是門下省中擁有文學專才的機構，負責編纂和起草國家文獻。郭元振[23]（656—713年）是河北人，在太學攻讀後18歲中進士，後來當上宰相的薛稷和趙彥昭就是他的太學同窗。他在任第一個職務時就深深地陷入困境，但武后被他的外表和能力所動，就派他出使吐蕃。他在吐蕃邊境和中亞任總管，享有盛名。睿宗即位後他被召回，受命作防禦突厥人的準備。任命他是沿襲了武后和中宗時的做法，即在他們的宰相中包括一名資深的軍事將領。第三人與前兩個人迥然不同。竇懷貞[24]（？—713年）是宰相竇得玄（663—666年任職）之子，出身於最高貴的氏族之一。他靠庇蔭出仕，在整個武后執政時期在地方任職，贏得優秀行政官員的名聲。705年他被召至朝廷，出任御史大夫。他因阿諛奉承和受安樂公主之寵而臭名遠揚。韋黨垮台，他被流放至地方，但不久就被召回當了殿中省監。這時他一心迎合太平公主，在任宰相時，每天從朝廷前往公主府，向她報告議政內容和刺探她的意願。 這個班子除了韋安石外，一般都按照太平公主的利益行事，所以姚崇和宋璟實施的官僚集團的改革很快就被破壞無遺，儘管朝廷有人提出異議。圍繞皇太子和李成器的勾心鬥角繼續展開，後者的女兒被封為公主，準備與東突厥可汗默啜進行王朝聯姻。陰曆四月，睿宗向朝廷卿相宣布，他希望讓位給皇太子，但太平公主的黨羽之一則勸他說，禪位為時過早。但詔書終於頒布，它規定皇太子要參與所有最高國務的討論。 但皇太子仍處於對手們的強大壓力之下，在陰曆五月，他甚至提出將位置讓給李成器，並要求睿宗把太平公主召回長安。 睿宗和太平公主此時都很關心宗教，公主對佛僧慧范十分敬重，慧范利用她的庇護，大量盜竊和侵吞財產。當御史大夫揭發慧范時，公主就把這個御史貶至州里任職。[25]同時，睿宗的兩個姐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和他一樣是道教的虔誠的信徒，並成了女道士，睿宗開始為她們在長安西北部緊靠後宮之處建造兩座豪華的道觀。散騎常侍魏知古和中書侍郎李又對工程毀滅房屋和浪費大量勞力之事提出異議。除了皇后的寵臣和指揮工匠勞動力的竇懷貞外，所有大臣都反對這一計劃。但睿宗我行我素，完成了這兩項工程。[26] 這一時期唯一有積極意義的政策是進行地方政府的改革。按察使巡察的道，全國分為15個，以代替原來的10個。同時它還計劃設置新的一級地方行政，即一個區域所有的州均歸都督管轄，全國設24個都督。但這些改革遭到反對而取消，因為新都督會擁有帶危險性的權力，朝廷不可能進行控制。[27] 到711年陰曆九月，甚至皇帝也知道了宰相們的缺陷。他召集他們，以帝國的狀況——受旱澇災害打擊、庫藏空虛、官僚機器又日益膨脹——為由，把他們痛斥了一頓，並把他們全部罷相，但他們仍在中央官署中擔任要職。 四名新宰相被任命了。新門下中丞為劉幽求，他曾參與推翻韋後的密謀。在此以前他與姚崇和宋璟一起，擔任了短時期的宰相，此後先後擔任戶部尚書和吏部尚書，在吏部任職時，他要為新湧現的浪潮一般的不正當和不適宜的任命負責。他的同僚為魏知古、陸象先和崔湜；在新的一年，即睿宗改新年號以表示改變政體以後，又增加了岑羲和竇懷貞，後者可能由於太平公主的堅持而被重新任命，以充當她的代理人。 魏知古[28]（647—715年）為河北人，約在686年中進士。他通過在宮廷任職，在8世紀初武后時期升為門下省侍郎，後來在尉衛寺任少卿（未來的玄宗皇帝也在這裡任職），同時兼任睿宗王府的司馬，這樣他就在其早期生涯中與皇帝和皇太子有了接觸。中宗即位之初他任吏部侍郎，他在吏部因薦舉有才之士而享有盛名。706年，他因丁母憂退隱，後來擔任州官。711年，他遷任散騎常侍，在列舉當時許多迫切問題——特別是帝國的財政困難——的兩份措辭尖銳的奏疏中，激烈抨擊睿宗為其姐妹建造道觀。睿宗對他關於建造道觀的抨擊置若罔聞，但在任命他為宰相後，又命他兼戶部尚書和左庶子。在一個充斥政敵的政府中，他一直是皇太子堅定的支持者。 陸象先[29]（665—736年）為南方蘇州望族的成員，他的父親從663—665年曾作過武后的宰相。在武后時，他由殿試出仕，然後在朝歷任清要之職，快到中宗執政的末期，他升為中書侍郎。 崔湜[30]（671—713年）出身於河北望族，為太宗朝著名官員和在648年一度任宰相的崔仁師之孫。他在699年中進士，年輕時就以著述享有盛名，在中宗朝初期升為考功員外郎。他參與了桓彥范、張柬之和其他大臣清除武三思的密謀。但崔湜向企圖消滅的對象出賣了這些密謀者，706年當他們被逐出京師時，他還布置他表兄周利貞去殺害他們。崔湜此時成了武后的女官上官婉兒的面首，因而臭名遠揚；在中宗朝內，他與上官婉兒和安樂公主緊密勾結。由於她們的影響，他升至中書省侍郎和吏部侍郎；他與同僚鄭愔一起賄賂公行，致使任命制度成了一時的醜聞。他終於被彈劾罷官，但幾乎立刻被召進京，任尚書左丞。韋後掌權後他任宰相，但在睿宗登位後被罷官。他此時成為太平公主的追隨者。由於她的活動，儘管他有不光彩的歷史，但仍被任命為宰相。現在，他把一切政務都秘密通報公主。 712年正月增加的兩個大臣，一個是同樣可鄙的竇懷貞，另一個是岑羲，[31]後者是太宗朝著名官員岑文本之孫。他原籍河南西南部，本人為進士，在武后執政的末期升至中書令。中宗時他在吏部任職，在這一貪污腐化溫床中，他以一塵不染知名於世。韋後曾任命他為宰相，但當睿宗登基後，他被派出任州刺史，後來又任戶部尚書。 太平公主這時占有強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朝廷的總的形勢正在惡化。外患即將來臨。劉幽求以一名新都督代替帶兵保持東北邊境的安寧達20年之久的薛訥，從而帶來了災難，因為新都督立刻投入了對契丹和奚的一次毫無必要的遠征，結果戰敗，自己也喪生。四川的土著發動叛亂。與突厥可汗的和親未能實現。睿宗無意執政的情緒日趨明顯，最後決定讓位於皇太子，這是712年陰曆七月一顆不祥的彗星的出現促成的。 雖然太平公主企圖勸阻，皇太子也試圖促使他重新考慮，但決定不可能改變。他的兒子玄宗在陰曆八月初三正式即位，並舉行應有的儀式：定新年號為先天，立其妻王氏為後，進行大赦。但睿宗雖然正式退位，太平公主卻誘使他極不正常地保持大權。雖然玄宗此時作為新帝要每日主持朝政，睿宗依然是太上皇，每五日就親自上朝，自己保留任命全部三品以上高官的大權，並決斷最重大的案件和政務。[32] 新帝和太平公主之間的形勢這時是嚴重的。朝廷中大部分的大臣是她的追隨者。劉幽求得到玄宗的批准，這時與皇宮禁軍的將領之一策劃刺殺公主的陰謀。但事情敗露，劉幽求被捕，發配嶺南，崔湜在那裡試圖把他殺害；儘管劉幽求在710年救過崔的性命，但兩個人的關係這時不好。[33] 713年陰曆正月，東北的軍事形勢又突然惡化，玄宗御駕親征的安排已經就緒，邊境也已集結大軍。但結果他未成行，這也許是宮廷的政治形勢使他不可能離開。[34]同月，隨著蕭至忠被任命為宰相，他的地位更加不利。蕭至忠[35]（？—713年）出身於山東東南部的一個名宦門第，在武后的朝廷曾經顯赫一時。在中宗時，由於他的家族與韋後的家族有密切的姻親關係，他享有特殊的恩寵。在任吏部侍郎後，他在707年成為宰相，直至710年韋後政體垮台時為止；710年他之得以逃避懲處，主要是由於太平公主的說情。出乎他朋友意料的是，他這時成了公主的得力的黨羽。 太平公主現在通過她的同胞手足太上皇，已能操縱重大事務和影響重要的任命，並得到了大部分宰臣和朝廷大部人員的支持。713年陰曆六月，她、竇懷貞、岑羲、崔湜、蕭至忠、當時為玄宗宮府官員的前宰相薛稷、京兆少尹、宮內禁軍的幾個將領及她寵愛的佛僧慧范密謀毒害玄宗，然後公開取得政權。但是，其他因公主權勢日增而驚慌不安的官員勸玄宗現在必須採取果敢行動。當魏知古透露公主正在策劃叛亂時，玄宗與他兩個兄弟李范和李業及一批心腹決定先發制人和殺死密謀者。陰曆八月初九，[36] 300名經精心挑選的精兵在原為玄宗的私人奴僕王毛仲將軍率領下逮捕了密謀者。蕭至忠、岑羲和幾個從犯被就地正法。竇懷貞自盡。薛稷和崔湜被賜死。公主逃入一寺院，但三天後投降，獲准自盡。她的幾個兒子全被處死，只有薛崇簡除外，因為他曾幾次勸阻公主策劃陰謀。沒收公主在有權勢時多年積累的大量財富和財產的工作花了幾年時間才完成。[37]次日，即713年陰曆七月初四，睿宗正式放棄了他剩下的權力。[38] 玄宗這時成了名實相符的君主。他只有28歲，自發動反韋後政變以來經歷了陰險的政治陰謀和不斷鬥爭的3年，成了他統治時期政治史中不可分割的序幕，並對他的國事處理具有持久的影響。 玄宗在位初期（713—720年）：姚崇和宋璟 隨著太平公主之死，所有的宰相除了魏知古外，或被處死，或被迫自盡。玄宗任命郭元振和張說來代替這些人。郭曾為活躍的密謀分子之一，張為鼓動玄宗進行打擊的大臣之一。陰曆九月，劉幽求成為第四個宰相。然而這個班子是短命的。陰曆十月，皇帝命令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但演習未按計劃進行。郭元振負有責任，因此被流配嶺南，只是因為張說和劉幽求的求情，他在夏季才沒有被處死。[39] 玄宗這時召見姚崇——他是710年試圖進行改革的帶頭人並提出了廣泛的改革計劃（下面將另予討論）——並任命他為宰相和兵部尚書，代替那個倒霉的郭元振。張說與姚崇一直不和，所以反對對他的任命。為了避免勢必發生的不和，玄宗就將張解職，在713年年末派他到地方任職，同時又調劉幽求擔任一個閒職。他們被盧懷慎[40]（？—716年）代替，盧為門下侍郎，是河北一個大族的成員，曾中進士，擔任過武后和中宗時期的御史。姚崇對前一政權的唯一遺老魏知古的才能評價不高，所以在714年陰曆五月設法解除了魏的職務，把他調到工部。[41] 現在只有兩個宰相，其中姚崇無疑是處於支配地位的人物。[42]盧懷慎對他完全唯命是從。這些就確定了在玄宗在位期間一直實行的一種新的施政形式：只用為數甚少的宰相，通常只有兩三人，其中一人在制定政策時起決定性作用。宰相們通常留任幾年，以前幾十年所特有的任期經常變化和不穩定的情況這時已成過去。姚崇和盧懷慎一直掌權到716年年末，這時盧病故。他被源乾曜[43]（？—731年）短期替代；源為河北的進士，是拓跋魏皇室遠支的後裔，在中宗時任御史，710年以來在地方歷任要職。713年，他被玄宗的寵臣姜皎薦舉，在尚書省擔任很高的職位。然而幾乎不久，姚崇本人也患病，在716年陰曆十二月被迫去仕。[44]在721年死亡前，他在朝廷仍有很大的影響，玄宗常徵求他的意見，但在制定政策時他未進一步起積極作用。[45] 他薦舉宋璟繼承他的職位。宋璟在710年任宰相時是他的同僚同時又任廣州都督。宋璟是一個可以指望採用基本相同的政策的人。716年末，宋璟和門下侍郎蘇頲[46]（670—727年）接替姚崇和源乾曜任宰相。蘇頲為做過中宗和睿宗時期宰相的蘇瓌之子。他中進士並通過殿試，以精於著作和學識淵博著稱。在武后時期他當過御史，後任門下省和中書省舍人。玄宗命他歷任宮廷要職，並委任他起草和撰寫帝國的文獻。宋璟，如同他之前的姚崇，是占支配地位的大臣。他是一個原則性很強和果斷的人，負責制定政策，而蘇頲則具有使他的計劃以最有效的形式落實的才能和經驗。他們擔任宰相一直到720年，他們的免職標誌著玄宗朝第一階段的結束。[47] 雖然這些年與睿宗在位的不穩定時期和玄宗第一年大臣頻繁更替、黨派尖銳對立之時很不相同，但它們在人事方面有明顯的延續性。從710—720年，每個有相當地位的宰相都經過科舉，通常中過進士或通過殿試。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世代官宦，但不是最大的豪門世族；大部分人來自武后時期政治權力中心的洛陽地區或河北、河南。他們都在武后時期初涉仕途，大部分在朝廷供職，特別在御史台供職的多。只有一次，在710年政變後不久，一個圈外人士得到任命，他就是密謀分子之一的鐘紹京，被任命為宰相。但他不多幾天就被免職，因為同僚們提出異議，說他原為胥吏出身，不宜任此職。 他們大部分是傑出的學者和優秀的行政官員。只有崔湜和竇懷貞被中宗時期朝廷的腐敗嚴重污染。睿宗的大臣大部分雖然缺乏創見，卻是值得尊重的人，不過在他們為之效忠的朝廷中，皇帝簡直沒有權威，不能提供領導，他們自己的任期也朝不保夕，政治又不斷受到皇親國戚及寵臣們的干擾，所以他們是難以有所作為的。姚崇和宋璟的經歷和背景完全相同，他們有幸在一個堅強果敢而且願意給他們更大權力和行動自由的皇帝手下秉政。玄宗初期高級官僚的狀況反映了武后善於發現人才的一大功勞，同時又說明她的科舉制度已經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僚精英。玄宗現在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過這些人進行的。 政府的政策（714—720年） 713年末，姚崇任長安以東的重要的同州刺史。當時正奉命舉行大軍事操練，方圓300里的刺史按例都應出席，但玄宗仍專門召喚姚崇。玄宗和姚崇一起騎馬打獵，然後討論政治。他問姚崇是否願出任宰相。姚崇答覆說，除非玄宗接受十條改革綱領，否則就難以從命。綱領的內容是：皇帝應以仁愛治天下而不是靠嚴刑峻法的威懾力量；不進行軍事冒險；行使法律應不論親疏，同樣嚴厲；禁止宦官參政；禁止開徵苛捐雜稅來取寵於皇帝；禁止任命皇親國戚在中央政府任職；樹立皇帝以前因與大臣們關係過分親密而受損的個人權威；容許大臣們直諫而不用擔心專橫的懲處；停止建造佛寺道觀；清除外戚過分的政治權力。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48] 714年玄宗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在睿宗時早就明顯地出現了，姚崇所提的十條建議在前10年已出現在其他許多奏議之中，但他現在是在皇帝的地位開始強大得足以能設想進行這樣一次全面改革之際有說服力地向玄宗提出的。不是每一條都能立刻實行，但總的說714—720年的政策都來源於他的建議。 姚崇所提的這些制度上的改革旨在在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和他的朝廷之間創造一種更健康的關係，如果他的政權要得到最傑出的政治家的支持，這種關係是必不可少的。在武后執政時期，特別在7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宮廷政治中獨斷專行、官員職務不穩定和惶恐不安的情況有所發展。隨之而來的中宗的宮廷政治也同樣獨斷專行和不穩定，當時的局勢由於貪污腐化和裙帶風盛行而進一步惡化了。現在人們普遍感到擺脫了迷惘，並且嚮往變化和懷念太宗的盛世之治。這種嚮往唐朝「中興」和嚮往它的政策在道義上得到振興的情緒成了這一時期奏疏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促使史官吳兢（他因政客的不斷干擾而不能完成編纂武后實錄的任務）轉而撰寫《貞觀政要》，此書是把太宗皇帝所作所為多少理想化了的記載，從而成了烏托邦式理想統治的著名範本。[49]幾乎毋庸置疑，吳兢撰寫此書，並不是單純地歌頌作為君主的太宗之美德，而是把它作為振興政權的範本，使皇帝的權威不容反抗，但君臣之間又能推心置腹，相互信任，共謀國是。 在這一方面，714—720年的改革是緊緊地遵照姚崇的建議進行的。皇帝的權威和行政的穩定恢復了。原來風紀蕩然的吏治現在重建了團結精神，廣泛的制度變革工作已開始進行。 中央政府的改革 玄宗以前幾代君主朝政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宰相太多，其中許多人的任期又很短。在唐初，宰相有兩類。中書令、門下侍中和尚書省僕射為當然宰相，如果所設之職全部有人擔任，共6人。此外，其他高級大臣、在戰時偶爾還有突出的將領，也可能任特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中宗和睿宗時期，這樣的任命為數很多，其中許多人的任期只有幾個月。在韋後當權的短暫時期，同時任職的宰相人數不少於17人，如果要有效地處理政務，這個班子是龐大臃腫的。 削減人數的步驟在睿宗時期已經開始進行。到710年末人數減到6人，到睿宗執政時又減到4人。713年玄宗總攬政務後人數又從4人進一步減到2人，其中一人為當然的宰相。 人數的這一減少又伴隨著重大的形式變化。在7世紀的最後25年，中央執政的主要機構尚書省的地位已經逐漸下降。到武后朝末期，授予尚書省僕射同平章事所擁有這個或那個頭銜的做法已成慣例。在711年，這一通例已被正式規定，從此除非有特別任命，僕射不再是宰相。713年末，這一規定又被重申，僕射稱丞相。[50] 此外，由當然宰相擔任的高級職務空缺的現象變得普遍了。例如，714—724年，無尚書省僕射，而在714—720年，門下侍中和中書令從未同時在職，所以只有首席宰相依據職權任其中一職，而由另一宰相任另一省的副職。 這一情況導致門下省和中書省職能的逐漸合併。它們逐漸變成一個協調的組織，既負責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負責法規的檢查和複審。它還充當一小批與皇帝一起負責重大決策的宰相的秘書處。總之，權力穩步地集中於宰相們，特別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根據宋璟的建議，在717年陰曆十月實行的另一個重要措施是試圖恢復公開處理朝政的做法。在武后時期，許多事情都在私下解決，尤其是御史們有權避開負責保存記錄的起居注史官進行秘密彈劾。這種做法現在被禁止，除了機密之事外，一切事務的處理都在朝廷公開進行，並由史官予以記錄。[51] 進一步的重大變化是御史台的改組。自684年以來，掌肅正行政的御史台已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負責中央政府的官員，另一部分負責在地方任職的官員。這一情況反映了在官僚體制內部兩部分精英集團的界線日益明顯的傾向。一部分幾乎只在京師任職，其中包括許多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另一部分則在地方任職，而且任期往往很長。在713年，這一界線不復存在，御史台被改組成單一的機構，如同唐初。御史台的這一改組標誌著試圖系統地重新統一官僚機器的活動的開始。[52] 官員的選拔 如果企圖恢復官僚集團的效率和風紀，就必須先處理官員選拔的問題。[53]事實上，存在兩個關係很密切的問題。較直接的一個問題是消除中宗朝因受賄而任命大批冗員所造成的危害。除了這些人不適宜擔任高級職務外，他們的任命——大部分人任京師的高級職務——使中央政府龐大臃腫，給支付官俸的當局添加巨大的財政負擔。這些額外的任命還影響了另一個也許是更嚴重的問題：擴大了京師和地方官員之間的巨大鴻溝，從而危及自隋以來所定官員可在京內外互調而擔任品位相當職務的原則。在武后時期，對中舉士子的日益重視，使得有前途的年輕人越來越靠正途去開拓前程，他們通常在擔任京畿縣令以後，就能繼續在朝廷任職。我們只要看看睿宗朝宰相們的經歷，就會驚異地發現，他們之中大部分人在地方任職的經歷是何等地少。另一方面，地方職務雖然收入多，官品也高，但官僚中的佼佼者避而不就，而是由那些按資歷從胥吏擢升的人、在京師各部失利或失寵的人，或政治上暫時不得意的人充任。 甚至在最有利的情況下，有前途的年輕人都有意識地拒絕在地方任職。在韋後時期，官員在京師取得儘管是有名無實的官職要容易得多，配備地方官署官員的工作卻很困難。自7世紀90年代以來，對這個問題的怨言不絕於耳；709年韋嗣立曾建議，凡過去未擔任刺史和縣令的官員，均不得在中央各部各寺擔任高官，但此建議沒有成功。 前面已經敘述姚崇和宋璟在710年曾企圖清理冗員的問題，結果在次年他們的政策反而來了一個大倒退。714年以後，姚崇開始處理選拔有才之士在地方任職這一更大的問題。714年初，幾乎就在他擔任宰相之職以後，便有詔書規定，從京師選拔有才能的官員去地方擔任刺史和都督應永為法式，而有良好政績的刺史和都督則應調至京師。 姚崇在這方面受到年輕多才的專使張九齡[54]的壓力。後者為702年進士，來自廣州以北的邊遠南方韶州城；由於張說的賞識，他謀得一個官職，後來參加過兩次殿試，一次在707年，一次在712年，後一次由玄宗親自主持，他在應答時提出了關鍵的選才問題。張九齡在715年陰曆五月呈遞玄宗的一份十分詳細的奏疏中又重提此事，其中特彆強調地方職務，尤其是遠離京師的那些職務的人選，同時力主官員任某職的時間不宜太長。[55] 715年陰曆六月，玄宗再次頒詔，命令互調京畿和地方官員，並實行按察使每年對地方官員的政績進行考核、由吏部和戶部批准的更徹底的制度。政績優良者有資格在京師任職，以前未在地方擔任刺史或縣令的人均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職。[56] 但儘管有這些詔令，儘管皇帝決心要提高地方官員素質，官員們依然不願在京外任職。716年初期，玄宗在抱怨最近幾次考試的結果之後，召集所有新任命的縣令——他們的素質之差是有名的——進宮，就他們的施政計劃進行面試。他們的答覆是如此不能令人滿意，以致45人被遣送回籍學習，而負責選拔文官的官員本人也被派往地方擔任幾年刺史，儘管他們的官聲很好。[57]深深地捲入這些改革之中的張九齡似乎冒犯了姚崇，這也許是因為張九齡是與姚崇不和的張說的門生。雖然進行改革部分地是由於張九齡的鼓動，他本人卻於716年後期退隱回原籍，這顯然是因為不得志。 選拔合適的官員一事並不是地方政府面臨的唯一問題。朝廷此時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間再設一級行政組織的必要性，它不但有助於評價地方官員的品格，也能監督他們的施政。唐代初期，全國分成10個道，御史們定期被派往各道視察地方的行政。706年，這些御史被採訪使代替。在711年，曾有把帝國改組成15個道和在州以上另置一級長期性地方行政區的企圖。但這一企圖失敗了；在714年，重新對以前的10個道各任命採訪使（現稱按察採訪處置使）。[58]但儘管有玄宗的提高地方行政的那種幹勁和在選拔過程中對採訪使規定了任務，但他們在716年被撤銷了。 重訂法律 在720年以前一段時期進行的行政改革的內容幾乎完全是恢復和貫徹7世紀武后建立統治前奠定的行政準則。這些改革已經體現在685年前定期修訂和重新頒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685年以後，武后未作進一步的修訂，雖然編成了體現修訂法典的立法《格後長行敕 》。武后垮台後，705年在唐休璟、韋安石和蘇瓌的主持下，徹底修訂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進行。710年睿宗登基後，下令重新修訂，同時指定一個包括許多法律專家在內的編纂組織負責。新的法典在712年陰曆二月編成並頒行。[59] 713年末，姚崇和盧懷慎領導一個被指定修訂令、格和式的組織，這部分法令與行政事務有關。修訂的法令於715年陰曆三月完成，然後被頒布執行。它後來被稱作《開元前令》。 在宋璟和蘇頲擔任宰相時，詔令又命再作修訂，這一次包括刑法在內。有些曾協助姚崇的法律專家也參加了這一工作，編纂工作成於719年，陰曆三月其成果送呈玄宗過目並被公布。它通常被稱作《開元後令》並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它的大部分內容收入《唐六典》，此書給我們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詳細內容。[60] 因此，從710—719年的十年是制定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時期，這種法律旨在把中國再度置於一個精心制定的統一行政規定和實踐的體制之下，所以這十年對恢復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帝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財政問題 在概括從中宗在位的後半期和睿宗時期起遺留下來的弊病的一切奏議中，一個反覆提到的內容是國家的財政資源不足、收入減少和缺乏儲備積累這一問題。在武后末期，政府曾打算重新登記人口。戶稅和地稅兩項新的稅收開始提供大量補充收入，同時有人已公開議論從貿易和商界徵稅。[61]但總的來說，人們尚未密切注意全面的財政政策。 當武后遷都洛陽時，帝國的財政已經大有好轉。東都靠近中國東部產糧的富饒平原，對它的供應遠比長安方便和經濟。武后本人於701—703年返回長安之行是出於政治壓力；而中宗長期遷都長安也是如此，因為韋後的政治根據地就在關中。政府向西北的這次遷移重新引起了供應京畿這一巨大的後勤問題，因為京畿的人口將近百萬，又位於資源比較貧乏、氣候嚴酷而變化無常的地區；那裡的人口逐漸減少，而其中大部分戶口又在府兵中服役，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免予納稅。[62] 向長安運輸供應是一個困難的問題。雖然隋煬帝的運河體系已經為東部平原提供了一個極佳的運輸水系，因為它把長江與淮河和黃河連接起來，又接通了黃河與近代天津附近的地區，但溯黃河和渭水而上把糧食和物品送往長安的運輸卻被黃河河道的淤塞，尤其是被三門峽巨大的激流險灘所阻。在高宗時期，曾打算靠近這些激流險灘築路，還打算沿峭壁修拉縴的小路，以便船只能被拉過險灘，但這些計劃都沒有實現。雖然與渭水並行的通往長安碼頭的運河在672年被疏浚和改善，但從洛陽到長安的運輸依然是困難和昂貴的。[63]甚至在高宗統治初期的全盛時期，每年運往長安的稅糧似乎只有20萬石左右，[64] 657年以後，關中的饑荒總是導致朝廷遷往洛陽，這樣做代價很高。 武后把朝廷長期定在洛陽，這樣就更加忽視了這一段運輸體系，同時使為大平原服務的主要運河體系也日益衰敗。到玄宗登基時，在運河與黃河匯合地的大壩和水閘閘門已經失修，不能通行。 同時，中宗時期的特徵是饑荒連年不斷。705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個州受災，同時淹沒了渭水流域。706年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旱災，它從冬季持續至707年夏初，結果造成了關中、河北和河南的饑荒。708年和709年又發生嚴重的饑荒，當時糧食必須通過陸路用大車從大平原和從江淮地區運往長安。[65] 早在中宗初期，李嶠和宋之問已力促他永遠遷都洛陽，現在大臣們又重提此議，但韋後利用她對皇帝的影響，加以阻撓。崔湜企圖另闢一條跨山區經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線，這個嘗試是一次災難性的和勞民傷財的失敗。[66] 中宗之死沒有解決這一問題。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權仍很不穩固，所以不可能離開長安，而自然災害循環反覆，不斷發生。711年，河東汾水流域發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喪生。712年春長期乾旱，另一次在夏初。712—713年渭水流域和長安京畿區發生嚴重饑荒。714年又有一次嚴重乾旱。 713年玄宗決定遷都洛陽，但他與太平公主之間的政治危機使此行不可能實現。[67]但是運輸體系終於有所改進。陝州刺史李傑被任命為水陸轉運使，奉命用陸路拉縴來改造三門峽上游的陝州與洛陽之間的漕運。這一工程大見成效，結果它能每年運糧100萬石，此數為高宗時期的五倍。714年，李傑重建汴渠和黃河匯合地的水閘，從而恢復了從南方到洛陽的直達交通。[68] 儘管有李傑的這些成就，對長安的供應問題依然是嚴重的，部分地是由於關中和西北的軍事編制日益龐大，部分地是由於京畿區繼續歉收和缺糧，該地在714年遭到破壞性的颶風的襲擊，然後又發生嚴重的旱災。 但自然災害的損失不限於關中。在玄宗朝初年，提供國家大部分歲入的大平原也深受打擊。715年，河南河北有大的春澇，然後在夏季又發生蝗災。716年，東部平原甚至遭受更嚴重的蝗災，廣大地區的糧食全部損失。716年和717年，洛水流域有嚴重的澇災。在717年，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區被淹，洪水破壞了大片種糧區，並淹沒汴渠邊的鞏縣。河南和河北的這些洪水和自然災害的後果特別嚴重，因為這兩個地區是中國人口最密、生產力最高的區域，政府依賴它們的收入的程度也最大。 717年初，勢在必行的事情終於發生，玄宗被迫將朝廷遷往洛陽。與經常一樣，此行路途艱難，代價高昂，時間又長；玄宗一行用了24天才抵達洛陽，朝廷留在那裡直到718年冬。在以後的20年中玄宗共在洛陽度過9年，朝廷的遷移不下10次，搬動花了很大的代價，並把政務嚴重打亂。由於規模擴大，管理日趨複雜，這些遷移的費用越來越高，它們必然耗費了國家的大量資源。[69] 表7　玄宗朝廷的所在 續表 救濟饑荒 政府認真地採取了與饑荒作鬥爭的措施。714年陰曆九月，一份詔書命在全國擴大從655年起在京師實行的常平倉制。這些糧倉在豐足之年以高於正常市場價格的價格購進糧食，在饑饉之年以低於時價的價格出售儲糧；這是一種旨在減輕因價格過分動盪而造成農民困苦的措施。719年，又一份詔書命令在北方諸道以及長江流域和四川的大城市建立這類糧倉。每個州撥給專款作為資金。 同時，原來的義倉制也被改革。各州通過這些義倉應該保存根據地稅徵收的儲糧。但挪用這些糧食作為一般歲入運往京師的做法已成慣例。716年，這種做法被禁止，儲糧只准作救濟饑荒之用。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到玄宗末期，在義倉儲存的糧食儲備相當充足，特別在最易發生饑荒的關內、河東、河北、河南諸道更是如此。這些儲糧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8世紀30和40年代自然災害的衝擊。[70] 稅制 玄宗初期的財政問題並不僅僅是運輸徵收的糧食和布帛到京師的困難造成的。長期存在的收入不足的局面仍在繼續。因不完善的人口登記而使稅冊漏登大批應該納稅的人這一主要的基本問題，在7世紀90年代變得嚴重了；這一嚴重局勢只是由於武后並不怎麼連貫的重新登記的措施才部分地得到緩和。711年，韓琬重提此事，[71]但在玄宗執政初期，政府未採取行動，不過在使地方行政更有效率之前，這項工作的確是難以進行的。 幾乎與喪失歲入的形式同樣重要的是富戶的數量龐大，它們的稅雖然按規定繳納，卻被指定用於貴族（他們是皇親國戚和武后、韋後時期授予貴族稱號和封地的許多官戶）的食實封。這一問題的規模難以用數量表示，但709年韋嗣立的奏疏估計有60餘萬成年納稅者（占當時總數的8%）被分配給封地的擁有者，這些封地所收的絲稅超過太府寺。同年另一種估計列出一個數字：140戶貴族享有實封，從54個州取得收入，並選州內最富之戶來履行義務。[72]在河南最富的一些地方，采邑戶尤其是一個問題。確定為采邑戶被普遍認為比應徵入伍更加糟糕，因為在饑饉之年可能得到的減免納稅的待遇，采邑戶常常被故意地取消。在有些地區，這造成了嚴重的不公平和促使許多被確定的戶出逃，從而加劇了未登記的人口的問題。[73] 玄宗對此不能立刻有所作為，因為實封與貴族稱號一起是世襲的，不能一筆勾銷。然而他確實放棄了不分青紅皂白濫封貴族的做法，並把實封減到最低限度，其戶數常常只是象徵性的，遠遠低於律令的規定數。但這一制度依然有效；玄宗本人就多子多女，共有59個子女，每人必須被給予貴族稱號、管理王府的機構和一份封地，這樣就給帝國財政平添了沉重的負擔。 玄宗在即位初年也極力公開表示他在杜絕鋪張和不必要的開支。714年陰曆七月他頒布了嚴厲的節約法令，內容是禁止織錦，禁止穿刺繡之衣和戴珠玉飾品。此詔甚至對后妃也不例外，為皇宮製造物品的織錦坊被關閉。同月稍晚，為了平息關於玄宗正在為後宮選美的謠言，他把大批閒著的宮女遣送回家。[74] 這時開始開徵的一種稅收的輔助形式是鹽。710年和713年，專使被任命去管理山西東南部的鹽池。但這種形式純屬地方的權宜措施。[75] 貨幣 自7世紀以來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官鑄的錢奇缺。約從679年起，政府已削減了鑄錢，在武后在位的整個時期，華中和華南出現了大規模的地方性私鑄，其中甚至還牽涉一個未來的宰相。682年，規定私鑄錢幣者要處以死刑，但收效甚微；從701—704年，政府被迫准許公開使用優質的私鑄錢，以滿足商業的最低需要。705年，規定沒收犯禁者的財產以代替死刑。713年，一位大臣抱怨京師流通的錢質量低劣，以致不宜在其他地方使用。但貨幣的需要量增長得太猛，遠遠超過了官錢的供應量，所以政府被迫准許私鑄錢流通，以免貿易呆滯。 隨著宋璟在治政上得勢，政府在717年終於企圖處理這一問題，並實行以前關於私鑄的嚴格禁令。死刑被恢復，718年的一份詔書重申了禁令，御史蕭隱之被派往淮河流域和黃河流域這兩個私鑄最盛行的中心，企圖收集和銷毀非法的錢幣。但禁令和蕭的使命都歸於失敗，結果導致物價大波動、商業暫時停滯、民眾不滿和宋璟垮台。最後，政府不得不放鬆禁令。問題依然沒有解決。[76] 反佛教措施 在韋後去世之時，佛教已長期從國家和貴族那裡得到無與倫比的庇護，其權勢和財富已經盛極一時。公元711年辛替否上奏睿宗，請他注意佛教寺院聚積的大量財富以及富人通過充任僧人或沙彌逃避納稅和其他義務的方法。睿宗與他的姐妹一樣，是虔誠的道教信徒，已把道教置於佛教之上，[77]並且不斷深受道士的影響。他下令調查佛教寺院擁有的土地和水磨，並命令凡是非法取得的土地一律由國家沒收。[78] 712年，他又下令拆除那些未得官方認可的寺院。[79] 玄宗登基後，在姚崇的鼓動下也迅速採取反佛教的行動，姚崇以前在河北任職時，曾以反對佛教寺院聞名。[80] 713年的詔書禁止豪門大戶建造私人寺廟或「功德院」，因為這些已經成了逃避納稅和各種形式的徭役的手段。[81] 714年陰曆五月，在姚崇提請玄宗注意為了同樣目的公然不正當地濫用遁入空門這種現象後，對佛僧的大規模調查開始了，結果使3萬餘名僧尼還俗。次月，政府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同時嚴格控制對現存廟宇的翻新。[82] 玄宗不但打擊佛教界的物質基礎，而且試圖把佛僧的活動限在廟內並禁止他們公開講經，後一個措施可能與這一世紀初期幾份詔書中公開宣布鎮壓的各種宗教叛亂者的集團有關。[83]他還企圖使用由來已久的方法，要佛僧孝順其父母，換句話說，就是要承認他們自己沒有完全脫離正常的社會關係和擺脫對當局的義務。在這方面，他並沒有比他的前人取得更大的成就。[84]他的其他反佛教措施的成就是難以估計的。玄宗肯定仍不滿足，因為在8世紀20年代他又推行了新的措施，這將在以後論述。 710—720年的軍事改組 玄宗時代中國對外關係中的重大事件在下面將予充分論述，這裡只需提供詳細的材料來說明防務政策發生變化的背景。在睿宗執政之初，唐朝在邊境面臨幾個很突出的問題。 在極西部，武后在692年決定維持對塔里木盆地諸國和對準噶爾的牢固控制，這使中國人負擔了相當沉重的軍事義務。在塔里木盆地，以龜茲為大本營的安西四鎮提供了一支分駐於重要城市的「保護性」力量，但這些城市仍保留著土著統治者。這些部隊防衛這一地區，使之免受南方的吐蕃以及西突厥、特別是北方突厥的強大的部落聯盟突騎施的壓力，同時也為了對付阿拉伯人從西面侵入河中地區所構成的潛在威脅。在這裡駐軍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經塔里木通往中亞、克什米爾和北印度的商路和經近代阿富汗通往伊朗的商路。 更往北，中國的軍隊和分遣隊分駐在沿天山北側經伊犁河谷和費爾干納通往中亞的路線上。哈密和吐魯番綠洲還駐有中國的守軍，那些地方在太宗時期被征服，並正式歸中國文官治理。在這些地區有一定數量的中國定居者（其中許多是強制遷來的罪犯和家庭），但絕大部分人口仍是非中國人。這一在今烏魯木齊附近、以北庭都護府為中心的地區必須加以守衛，以防西面的突騎施、北面的黠戛斯和東北的突厥的侵犯。 8世紀初期駐在西面的守軍總數約為5萬人，這意味著中國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牢牢地控制經甘肅西北綠洲這條供應他們的路線。在這裡，唐朝面臨的最強大和最咄咄逼人的敵人是吐蕃人。在7世紀後半期，吐蕃國已經征服和逐漸併吞了在今青海省的原吐谷渾領地。從這一富饒的放牧區，吐蕃人能直接對甘肅西部的敦煌直至四川這一弧形的中國邊界施加壓力。為了對付這一威脅，中國人自7世紀70年代起逐漸設立永久性的衛戍部隊和分遣隊，它們以軍墾為後援，使部隊在這一交通困難的地區至少能部分自給。直接的吐蕃侵略在700—702年的一次慘敗後結束，此後發生的內亂和吐蕃幼王的登基暫時迫使吐蕃人把精力集中在內部事務方面。從707—710年與中國人的長期和談，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親結束。吐蕃人能夠從唐朝廷取得非常有利的條款；和談的部分內容是把黃河上游稱之為「九曲」的領地割讓給吐蕃，這一地區對武后時建立起來的防務體系是極為重要的。吐蕃人可以由此直接威脅長安周圍的京畿區，它的喪失大大地削弱了中國的戰略地位。 714年，吐蕃人要求締結一個正式的和約，玄宗同意。但和約剛締結，吐蕃人就攻擊蘭州，造成很大的破壞。雖然在714年後期吐蕃人遭受了決定性的失敗，中國人從此能夠控制其邊境並再次建立起防禦工事，但吐蕃人這種欺人的背信棄義使玄宗產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痛恨，並多年不願再作任何和平安排。[85] 沿關中和河東兩道的北部邊境，唐王朝面臨的是遊牧民族宿敵東突厥人。691年默啜可汗登上汗位後，突厥又發展成一個令人生畏的強國，到8世紀初期，它在從滿洲邊境直到西方的費爾干納的整個草原地帶稱霸。突厥人在武后時期屢次襲擾中國邊境，但中國人在705年慘敗於他們之手後，就沿黃河北道建立了昂貴的、由常備軍和永久性堡壘構成的防務體系，以重兵駐守，從而有效地遏制了進一步的大規模入侵。同時，基本上以他個人統治為基礎的默啜的「帝國」受到西面和北面的臣服民族的日益加強的挑戰，所以在睿宗登基時，默啜在全力進行他在極西部的戰役。從711年起，他不斷與唐王朝進行和親談判，以期支撐他在其臣服民族中的衰落的權力；714年，雖然他攻打了中國西面的北庭諸前哨，但他從未嚴重地威脅中國本部的邊境。716年他的死亡進一步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他們的許多附庸部落紛紛投向中國。以後北部邊境的動亂並不是突厥人造成的，而是來自已在北部關中和河東（今陝西和山西兩省）的中國領土上定居的突厥族和其他遊牧民族的集團；駐守在這一區域的強大的邊防部隊負責對付它們內部的暴動以及來自草原的襲擾。[86] 從696—697年，生活在今河北和遼東省邊緣地帶的兩個遊牧民族——突厥血統的奚族和准蒙古族的契丹人——在東北崛起，構成了強有力的威脅，當時他們已把中國人趕出南滿並侵入河北。他們被趕回後，由於得到突厥的援助，就像新興的振國（後來的渤海，由在南滿的高麗殘餘組成）那樣成了突厥的附庸。他們多年來被幽州（今北京）都督薛訥所阻。薛在711年調任後，新督愚蠢地企圖對他們發起進攻，結果造成了一段時期的嚴重對抗。[87]但到714年，鑒於默啜的力量明顯地衰落，奚和契丹都決定作唐朝的屬國。717年，中國在東北的地位又牢固地樹立起來，並在位於現代遼東的營州恢復了都督府，719年還在那裡派駐強大的軍隊。[88] 因此，這段時期對中國的防務政策來說是相對安定和有成就的，部分的是因為鄰近的幾個最具侵略性的強國每況愈下，部分的是因為武后和中宗時構築的永久性的防禦工事起了作用，部分的是因為唐朝一般採取了和解性的外交政策與和親手段。姚崇和宋璟都經常力促玄宗在對外關係方面要謹慎從事；玄宗也許需要克制，因為714年吐蕃入侵以後，他計劃親自領兵進行大規模的討伐，只是由於邊境將領的勝利才未成行。717年，宋璟甚至反對把中國的管轄擴大到遼東，因為這是不必要的負擔。 然而，雖然這10年中國人沒有採取任何侵略性的擴張政策，但他們仍不斷在易受攻擊的北方和西北邊境一帶構築防禦工事。到722年，據張說估計，軍隊總數已增加到60餘萬。[89]在玄宗初期，極力加強兵力的地區是隴右（甘肅南部）、河東和東北，這是一些能使中國境內關鍵的道遭受外來威脅的地區。 但比單純建立邊防軍更加重要的，是對他們的控制和部署的變化。在所有的邊境區，儘管它們的戰略位置迥然不同，中國人仍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危險因素。他們的潛在敵人吐蕃人、突厥人、契丹族和奚族都是高度機動的遊牧或半遊牧民族，他們的目標不是永遠征服中國的領土，而是對邊境地區進行突然襲擊以掠奪糧食和其他物品，並擄俘居民為奴，特別是搶走牲畜和馬匹。只有吐蕃企圖長期征服中國的邊境領土，但即使在當時它也是很有限度地進行這一活動的。 這類一般不很持久的戰爭尤其需要指揮的靈活性和作出迅速反應的可能性，它還需要龐大的邊防軍，因為所有這些民族能夠把數以萬計的精於騎射的軍隊投入戰場。要對付這類挑戰，像唐初建立起來的那種唐代軍事體制是很不夠，也不能適應形勢的。整個軍事組織高度集中。無數以幾百人駐守的小的鎮（或戍）已在邊境成立，置於地方行政的控制之下。但萬一出現超過規模很小的地方衝突，中央政府就必須集結「行軍」。這種軍隊的組成部分是通過動員隸屬於各衛的府兵，部分是通過大規模徵兵。通常政府必須從京師禁軍的將領中任命出征期間的統帥及其部屬，但有時從正式的官員中任命，其中許多人能隨時出將入相。這種完全特殊的組織必然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組成。所有動員、訓練、向前線運兵、兵員的供應和裝備等工作都必須臨時完成。當需要進行計劃周密的反攻或大規模討伐時，它證明可以應付裕如。但如果要對只有有限目標的機動靈活的敵人的攻擊作出迅速的防禦反應，這一制度實在太慢，太不方便。到大軍到達邊境時，敵人一般早已撤回自己的境內了。 在高宗和武后時期，防務因成立大批長期的邊防戍軍而得到加強。這些軍隊一部分是有長期任務的府兵，但長期服役的健兒的人數日益增加，他們之中——特別在騎兵中——有的人是非漢族人。這些常備軍最早設在吐蕃邊境的西北和中亞；從7世紀90年代起，河東和河北北部邊境一帶也部署了這種軍隊。但即使這些軍隊中最大和最訓練有素的力量，在孤立無援時也不能抵擋一次大進攻。 隨著睿宗的即位，邊防不但得到足夠的兵力，而且還有一個經過協調的指揮機構；如果遭到進攻，這一機構能夠迅速部署這些部隊而不會有一成不變的制度所帶來的那種等待中央政府任命戰地統帥和動員野戰軍的長期延誤。從710年和711年起，任命長期的節度使以指揮各防區的做法逐漸成為定例，而根據傳統，以前各防區是歸遠征軍的總管指揮。這一制度並不是一下子在全邊境實行的，而是在以後10年中逐漸發展而成，但在8世紀20年代初期，北方和西方邊境已被組織成九大藩鎮。這些可見之於表8和地圖10。 表8　玄宗時期的邊境藩鎮 註：*不同的藩鎮設立的日期很不相同，人們往往很難確定，日期是指授予節度使頭銜的時間，或是指正式設立藩鎮的時間。 ＋平盧雖然單獨設藩鎮，但在742年前總的說受范陽節制。 地圖10　玄宗時期的軍事編制 部分根據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倫敦，1955年）地圖2製作。本圖未標出北庭和安西兩個邊西藩鎮，或河西的極西部分。劍南軍事組織的材料非常混亂和矛盾，事實證明不可能在地圖上詳細標明。 以上各「藩鎮」的節度使擁有一大批他直接指揮的部屬和軍隊（通常稱經略軍），對規定數目的邊州軍務有完全的管轄權，並且能指揮該地區所有獨立的軍、鎮和小分隊。歸節度使調動的兵力十分龐大，其數從2萬直至9萬餘人。對如此眾多的兵員的維持造成了後勤支援的大問題，由於運輸口糧和物資到邊境地區的困難，這些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後勤供應由支度使負責，他們受權掌握大量中央政府的資金，以購買軍糧、軍衣和軍用裝備。許多軍隊高度依賴軍隊自己耕種的地方屯田。這些田地由營田使經營管理。在最初，這些職位由專門的官員擔任，但從8世紀20年代初期起改由節度使兼任；節度使另外配備有專門知識的部屬來處理這些後勤和財政問題。729年後，范陽的軍隊部分地通過海運得到供應，因而范陽節度使另負海運的專責；而朔方的節度使則控制連接其各地軍隊的黃河上游的河運，同時還掌握地方鹽的生產。 節度使歷年取得的非軍事職能還不止這些。朔方的節度使在734年，後又在746年兼任關內道的採訪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個遠比他們實際的邊境藩鎮廣大的地區管理民政。從737年起，劍南（四川）的節度使甚至兼有鄰近山南西道採訪使的頭銜。725年，政府正式承認把節度使的藩鎮納入行政體系的做法，節度使獲准使用「木契」，使他們正式有權進行重大的財政轉賬和個人指揮大軍。節度使身邊有時有一監軍，監軍通常是御史，但737年後有時是宦官，他負責報告節度使的行動和維護朝廷的利益。但一般地說，節度使獲准有很大的行動自由和選用自己部屬的權力，不受文官政府繁瑣行政手續的不當的掣肘。 邊境藩鎮的組織在玄宗初期逐步形成，它們的情況肯定不一樣。至少在732年前，在設立永久性新藩鎮的同時，政府仍在動員野戰軍和任命其統帥。軍隊的固定建制、小分隊和軍隊的人數及支撐他們的固定財政撥款都是直到737年才被確定下來的（下面將予論述）。 在初期，直到8世紀30年代中期或更後，除了西部各藩鎮外，大部分節度使為高級文官，他們兼任其他高級職務，希望在任期滿後調至中央政府。例如，范陽最早的五個節度使都曾一度擔任過宰相。許多這類官員雖然身為文官，但可能在武職中幾乎度過他整個官宦生涯，而且是與許多將軍一樣的職業軍人。但他們仍渴望在中央政府擔任高官。他們的任期一般比較短，在藩鎮的時間很少超過4年，然後又重任文官。因此這些最強大的軍隊是牢牢地受朝廷控制的。 只有位於中亞的安西和北庭及吐蕃邊境的河西和隴右諸藩鎮是例外，因為那裡邊境戰爭的危險不斷出現。這裡文官很少接受帶兵的任務，這項工作一般由職業軍人去做。這些將領鎮守的時間一般比其文官同僚更長。他們通常根據需要在西面的藩鎮中調動，但很少擔任文職。他們的部屬也幾乎全部是職業軍人，由此產生了一批久經沙場和在戰鬥中得到鍛煉的將領，他們的戎馬生涯全在邊塞度過。到8世紀30年代，人們發現這些人都在北部邊境的諸鎮任職。 事實證明，新體制眼下對防務體系作了最有價值的改進，並且在玄宗鞏固政權的最初的關鍵幾年有效地保衛了中國。但它確實使壓倒一切的兵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只要皇權不受挑戰，他們仍是王朝的忠僕，一切平安無事。但他們仍是產生危險的潛在根源。當玄宗在716年，後來又在729年任命諸王為名義的節度使時，他也許意識到這種危險。諸王留在京師，由擁有節度使全權的副大使履行他們的職責。行政工作的進行實際上沒有變化；這些正式的任命象徵性地說明，節度使仍是皇帝的臣僕，而不是半獨立的地方統治者。[90] 玄宗及唐宗室 玄宗在他執政開始時面臨的最大問題也許是如何結束皇族成員、宮中后妃和外戚對宮廷政治的不正當干涉。他是在太宗時期顯然十分鞏固的皇帝權力已被削弱和侵蝕半個多世紀以後登基的。以前連續三個皇帝都完全受他們的皇后或女眷的支配，並且聽任宮廷陰謀以及個人寵信的人物和外戚成員破壞政治發展進程。他以前每一代皇帝的統治都被激烈的繼位爭端搞糟，這些爭端把朝廷弄得四分五裂，結果沒有一個原被指定為皇太子的王子真正登上皇位。 要緊的是，不能再讓后妃支配政治。每當發生這種情況，它不但給帝皇的權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而且導致政治的普遍不穩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皇家婦女沒有公認的政治地位，她們只能秘密和間接地施加影響和壓力，來左右政務的發展。 一切外界的勢力都可以通過皇室婦女間接對皇帝起作用，因為她們能在皇帝閒暇時不受嚴格的宮廷禮儀接近他。地位高的后妃都出身於大貴族門第，她們的近親常常深深地捲入宮廷政治鬥爭之中。與皇帝兒女攀親的姻親也有相似的背景，因此皇室就陷進了與京畿地區大貴族門第的複雜的聯姻網絡之中。雖然宮廷婦女身居深宮，由宦官守衛或管理，但這種隔絕狀態與以後相比還是很鬆的。唐代的上層婦女享有很大程度的獨立，所以當時宮廷婦女無疑與宮外的親屬和社會保持密切的接觸。這類聯繫也是一種潛在的危險。 另外兩個集團也能方便地接近後宮成員。第一種人是宦官，他們享有作為皇帝家奴的特權地位，但在8世紀開始時，除了像皇帝寵信的宦官高力士[91]（他在反韋後的政變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類特殊人物外，相對地說依然無權。第二種人是僧道之流。宮廷的婦女歷來虔誠，是佛寺道觀和個別僧人的慷慨施主，有的僧人通過這種方式在宮廷取得很大的權勢。 玄宗的王皇后[92]出身於太原的望族。她的父親王仁皎（651—719年）曾是一低級的禁軍軍官，在玄宗成為皇太子後，他因皇親關係而升至一個高級但不重要的職位。王皇后的孿生弟兄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黨羽時的密謀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勢時與他交往甚密，後來他娶了睿宗的七女清陽公主。雖然兩家聯繫甚密，玄宗對王守一又欠了特殊的恩情.但王氏家族從未得到任何重要的官職。王守一擔任過殿中少監及太子少保。父子二人都被封為公，積聚了巨額財產，但玄宗小心翼翼地不授給他們任何有權勢的職位。[93] 王皇后不能生育。由於當務之急是儘快解決繼位問題，所以在715年之初，玄宗之次子郢王李瑛被指定為太子。[94]李瑛為玄宗的趙麗妃所生。出於某種原因，劉華妃所生的長子李琮未被提名。人選之確定可能是因為趙麗妃善於歌舞，自708—709年在潞州時期就受到玄宗的專寵。 另外還有玄宗的弟兄們和他的叔父李守禮，太平公主在睿宗時期就曾提到他們的皇位繼承權問題。 前面已經談到，姚崇和宋璟在711年已經試圖解決這一問題，辦法是禁止皇室諸王統領禁軍，因為這種部隊使他們取得發動政變的兵力。對公主的配偶也下了類似的禁令。後來，玄宗的弟兄和李守禮被任命擔任一般是在長安附近的幾個重要的州的刺史或都督，同時在朝廷擔任並無實權的禮儀性職務。這一措施在714年被正式規定，安排應有兩個親王在朝，三月一輪換。[95] 把諸王調離京師的目的不僅是阻止他們本人發動政變，更重要的是防止他們被朝廷中尋求皇室傀儡的對立黨派所利用。他們受命管領很重要的州；例如李成義在防禦契丹的關鍵時刻是幽州（北京）刺史。但諸王參與州的行政管理的程度是值得懷疑的。至少李守禮就把公務交給他的副手處理，自己則以狩獵、飲酒、聽音樂和尋歡作樂度日。[96] 不論這一政策對帝國幾個最重要的區域的行政帶來多麼不幸的後果，但它確使諸王擺脫了宮廷的陰謀。幸運的是，玄宗與他的弟兄手足情深。714年，他把他們以前在長安共住的一座王府擴大和改建成自己的離宮（南宮或興慶宮），並分贈諸弟兄各一座附近的王府，以便互相訪問。諸王形成一個多才多藝的家族，他們專心於文學、音樂、學術以及唐代貴族珍視的那些上流社會的運動，並且還有許多與皇帝相同的愛好。[97] 與皇帝最親密的親王是李成器，他也熱愛音樂和戲劇，經常與皇帝擺酒設宴，狩獵，打馬球和鬥雞作樂。李成器對政治深感興趣，特別獲准每年把他自己一年的大事記送交官方的修史者。這是一項嚴肅的工作，每年送交的記載多達數百頁，但仍存在一種默契，即他從不想與皇帝討論當前的政務，也不想形成任何政治派別。[98]弟兄之間的親密關係是溫暖的私交關係，它並不意味著諸王以任何方式分享玄宗的權力。 同時皇室以驚人的速度在擴大。玄宗有59個子女，其中許多人生於他登基之前。再下一代人數甚至更多。他30個女兒的子女的情況無記錄可查，他們自然應算做駙馬的家屬。《新唐書》中的皇族譜系列了他29子中的20個，孫子共94人。但這些只是總數的一小部分，因為其中大部分或被分封，或擔任高官。我們已知，他的第四子有子女55人，第六子有58人，第二十子有36人。這些孫輩中，有34人被封為郡王，24人為國公，如果這些人全按719年唐律規定接受足額的封地，單單他們的歲入就吞沒了將近25萬戶的稅。他們收的津貼肯定不是足額的，往往只收到象徵性的封地，但對諸王的支撐和維持顯然成了一個沉重的負擔。726年以後，皇帝在城的東北角專門為諸王建立一座王宅。這一為王子建造的建築群稱十王宅，它因最早在那裡定居的諸子而得此名。十王宅後來擴充到北面的御苑內；737年的一個時期，王朝又在同一區為皇帝的孫子營造一群院宅，稱百孫院。[99] 從此，皇室的子女都在宮內成長，但當他們被封后，他們不是像以前那樣在宮外得到宅第，而是在這一建築群中分得自己的院落，他們就與其家庭在那裡居住，並受中央的監督和由皇宮供應一切用品。這樣就對皇室成員作了進一步的限制，並便於皇帝遏制他們的活動。各王另立皇族新「房」並自定禮儀的舊制也到此結束，這是諸王地位衰落的一個標誌。[100] 玄宗朝中期，720—736年 720年正月，宋璟和蘇頲失去權力。宋璟因在命令御史台處理大量積壓案件時採取高壓手段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滿。這一醜聞甚至被皇帝的徘優嘲諷一通，皇帝本人也認為宋璟有嚴重錯誤。但他被撤職的直接原因並不是這一醜聞，而是限制淮河和長江地區私鑄的災難性失敗及其代理人蕭隱之御史在推行這些措施時的嚴厲和不人道的方式。這一切引起了極大的不滿，以致皇帝免去宋璟和蘇頲的宰相之職，並把蕭隱之撤職。宋璟和蘇頲都留在朝廷，前者得到有名無實的最高品秩，後者擔任禮部尚書。蘇頲不久外放任劍南的節度使和採訪使，在那個以艱巨聞名的職位上取得卓越的政績。宋璟在朝廷得到元老的待遇，722年，他任留守，負責長安的事務，724—725年朝廷遷往洛陽時又任此職。[101] 隨著宋璟的失權和不久的姚崇之死，一個時代結束了，這一時期的官方歷史的作者柳芳描述這個時代的特點如下：「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102] 這是一個鞏固的時代，一個明智地運用皇權的時代，一個克制的時代，尤其是一個沒有對外進行勞民傷財和野心勃勃的冒險行動的時代——正如9世紀初白居易的一首諷刺詩所言：「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 對玄宗以後的唐代作家來說，如果這不是整個唐朝的鼎盛期，也是玄宗在位時的鼎盛期。但在許多方面，在以後的10年和更長的時期中，人們可以看到姚崇和宋璟時期許多政策的繼續和進一步發展。 720年正月被任命的新宰相為源乾曜和張嘉貞[103]（666—729年）。源乾曜在姚崇罷相之前一度與姚同任宰相。張嘉貞則是一個北京地區的世代名門之後，他的先祖在隋代已在河東西南（今山西）的濮州定居。他在686年前後的明經考試中得中，但在第一次授職中因有過錯而被撤職。後來在8世紀初期，他被推薦擔任去河東道視察的一個御史的非正式助手，這位御史用他起草奏議，並把他推薦給武后。武后對他印象很深，就任命他為御史。在兵部和中書省任職後，又擔任重要的道的都督之職；在玄宗時他任并州長史，在那裡贏得了官風整肅的政聲。717年，他在太原建立一支3萬人的大軍（天兵軍）以監視在默啜汗死後就向唐投降並定居在河東北部的許多突厥人，張嘉貞就在該道任節度使。 雖然新宰相都沒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種形象，但兩個人都因對職守兢兢業業和確立健全的行政而見稱於時。721年陰曆九月，在老對手姚崇死後幾天，張說被起用為第三個特任宰相和兵部尚書。他自713年被撤去宰相之職以來，先後在一些道擔任要職，政績卓著；最後他接替張嘉貞而任太原天兵軍的節度使。[104] 有一段時間張說的大部分工作與軍務有關。從722年陰曆四月至723年陰曆四月，他任朔方軍節度大使這一要職。朔方藩鎮控制著緊靠長安北部的關中邊境。722年後期，張說在那裡與叛亂的突厥人作戰，因為這些突厥人在党項人的支持下前一年在鄂爾多斯地區崛起，這時又發動叛亂。張說平定了叛亂，並把繼續住在中國邊境內的鄂爾多斯地區的5萬非漢人遠遷到今河北和河南省交界處的內地。[105] 隨著邊境問題的解決，張說建議大量削減當時號稱60餘萬的邊防軍。他提出讓其中的20萬人解甲務農。張說認為邊將在設法擁兵自重，皇帝雖有所猶豫，但仍被說服，同意了他的計劃。同時張說又提出一個方案來代替以府兵短期配備各衛的舊制度。他要求把驍勇善戰的彍騎軍（他們不承擔一切特殊任務）吸收到各衛和北門軍中，以加強京師的防禦。[106] 723年初期，張說和張嘉貞發生嚴重爭吵。多年前，張嘉貞在兵部是張說的部屬，但現在他作為右相已不願再屈己就人。張說對此心懷不滿；當張嘉貞的弟兄因瀆職獲罪而張嘉貞本人又拒絕向皇帝表示悔悟和請罪時，他被解除宰相之職，懷著對以前同僚的怨恨被外放出任刺史。張說接替了他的中書令之職。[107] 代替張嘉貞的人選是王晙。[108]如同張說的情況，這一任命似乎是有意識地讓一名有經驗和有權勢的軍事領袖廁身於宰相之列。與張說一樣，王晙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和特任的宰相；一個月以後，他就任朔方節度使，前往邊境赴任，並視察河西、隴右、河東、河北及自己掌管的朔方諸藩鎮的兵制。他不參與朝廷的事務；723年陰曆十二月，他被貶為長江流域一個州的刺史，因為有人指控他結黨和重用親戚。[109] 從張嘉貞之撤職直至726年初這段時期，朝廷完全被張說控制。這是最後一任內閣，在此期間，政務仍被在武后時已擔任高官並繼續推行許多從她開始的政策的大臣所左右。直到此時，玄宗的全部宰相都通過科舉考試，大部分來自洛陽地區或東北。 姚崇時期推行的集權化政策這些年仍在繼續實施，而張說進行的兩大改革又把相權牢固地樹立了起來。722年末的命令規定，宰相得享受300戶實封的歲入。[110]這是第一次給他們提供實職俸祿以外的收入，並承認宰相的職務不再是兼職的諮詢性任命；因為在以往，宰相應在午前完成任務，其他時間應在他的省（或部）工作。次年，這一新情況被制度化。以前宰相的會晤地政事堂被改為正規的宰相官署即中書門下，宰相們的政策建議即以此名義送呈皇帝。宰相的官署開始有自己的分成五房的僚屬，它們分管吏務、樞機政務、軍事、財政和司法。[111] 中書省和門下省的職責界線多年來變得越來越模糊，現在更加糾纏不清了。以前原由各自秘書班子履行的起草和審議的職責現在改由各院——特別是隸屬於中書省的集賢院——的班子負責。[112]集賢院在718年成立，在725年被改組和改名，當時由張說領其事。它的成員都是兼職的幹練官員，受宰相和皇帝之命草擬文告和充當學術顧問。[113] 這些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們給宰相們提供有效地控制政務所必需的個人支持，當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宰相——皇帝的主要顧問——時也是如此。它們還使皇帝能夠任用各院的學士起草文件和擬訂政策，避免正規的官僚機器製造的拖拉和積壓。雖然在開始時集賢院學士（他們在中書省管轄之下，雖然管轄比較鬆散）普遍地就以這種方式被使用，但皇帝的其他私人秘書則從翰林供奉選調，直接隸屬於皇帝。738年後，這些人被學士院學士代替，學士院學士開始越來越多地為皇帝起草詔令。這些發展為唐王朝以後政務處理的重大改變奠定了基礎。 源乾曜和張說繼續貫徹和加強推行的另一個政策是試圖讓更多有才能的官員到地方政府任職，並確保中央政府中的大臣有地方的行政經驗。由於源乾曜本人對此深有感受，所以他在720年就任宰相後，就要求把他的任京官的三個兒子中的兩個調到地方。[114]這一規定擴大到在京任職的文武官員的家族，他們的許多親屬被調到地方任職。 720年陰曆五月，已在717年停止活動的按察使被重新恢復。721年，在京的每個高級官員和所有州刺史都奉命審查一個縣令官署的政績，然後建議對縣令的獎懲。[115] 722年，政府採取措施以保證增加地方官員的官俸，同時削減給高級京畿官員隨從的津貼。另外，皇帝本人在這幾年的巡行中也召見地方官員，有時給失職者以降級處分。[116] 725年初期，皇帝挑選在京的11名傑出官員——包括源乾曜的任大理寺丞的侄子——出任州刺史。在任命時皇帝設盛宴招待朝廷百官。但甚至在這樣公開的場合仍有一個被選派的官員不願外調，玄宗大為惱怒，於是就把他貶黜。在朝廷為官的吸引力仍大於使地方獲得良好吏治的需要。[117] 皇室的問題 有明顯的跡象表明，玄宗在位初年建立起來的政治平衡正日趨不穩。皇帝決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他與自己家族的關係方面。720年陰曆十月，皇帝的四弟李范被牽連進一個奇特的事件中。李范是著名的潛心於學術的學者、書法家、古文物收藏家和藏書家，又是與許多學者交往甚密的庇護人。他現在與他妹夫（即睿宗幼女霍國公主之夫）裴虛己一起被控不正當地查閱預言吉凶的巫書——這一指控通常是含蓄委婉地指策劃取代皇帝的宮廷陰謀。裴與公主離婚，被放逐到遙遠的嶺南。同時，李范的兩個親密的文人助手被貶至地方工作，原因是他們違背了皇帝最近的禁令，即諸王、駙馬及其家庭成員不得與其近親以外的人進行密切的社會交往。另外，所有術士不得進入官宦之家。[118] 李範本人未受到任何懲處，在726年死前，與皇帝的關係依然很好。但在720年和721年，前此10年在地方任職的諸王都被召進京，長兄李成器擔任太常寺卿，李成義被授予威望很高的司徒的榮銜。其他諸弟則在太子府任職。這種情況的發生，可能應部分地歸咎於諸王對他們州的職守毫不熱心，源乾曜在716年曾經對此有過抱怨。但更可能的是，皇帝感到他們與自己的諸子一樣應該留在京內，以便監管。 725年，他的另一弟李業也與一件涉及皇甫恂和韋賓的十分類似的事件有牽連：皇甫恂為殿中監；韋賓為李業的內兄弟，又是太子府的重要官員，太子娶他的另一個姐妹為妻。他們被控向術士卜問休咎。這一次的後果更為嚴重。韋賓被鞭笞致死，這也許是因為他是主犯，也許是因為他與皇太子瓜葛太深而使他成為參與宮廷陰謀的十分危險的潛在敵人；皇甫恂被放逐至嶺南。但李業及妻子又逍遙法外。李業繼續任太子少保，在734年極盡哀榮地死去。[119] 比他弟兄的問題甚至更加嚴重的是皇后的地位。他即位初期，後宮中以元獻後和武惠妃最受寵愛。元獻後是隋朝大臣楊士達的曾孫女，武后之母也來自這一門第。元獻後於710年被選入後宮，生一子（後來為肅宗帝）一女。她與張說聯繫密切，她的女兒就嫁給張說之子為妻。但在玄宗登基後不久她就去世。[120]玄宗後來特別迷戀另一個妃子武惠妃，她為他生下四子三女。武惠妃是武后的近親武攸止之女，她的母親也出身於無處不在的楊氏大姓。[121] 王皇后的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是姜皎，在玄宗朝的頭10年中，他是皇帝貼身的親密寵臣，與源乾曜又是姻親。在722年，皇帝與無兒女並日益被冷落的王皇后的關係趨於緊張。皇帝因她無子女，就與姜皎秘密商量將她廢黜，但姜皎把此事透露給皇后。娶皇后之妹為妻的一個皇族低級成員報告了姜皎的這一輕率行動。玄宗處以鞭笞並把他放逐，他死於途中。[122] 皇后這時比以往更有理由擔心自己的地位，她一心想生出一個兒子來維護她在宮廷的地位，雖然皇帝還沒有最後決定讓別人代替她。她的胞兄弟王守一這時安排一個和尚為她作法畫符，以保證使她生子。當724年陰曆七月此事敗露時，王皇后被貶為民。王守一被流放，與皇室之妻離婚，最後奉命自殺。但前皇后沒有另受懲處，而在宮內另住一地，在陰曆十月死在那裡。其他的妃嬪都喜歡她，皇帝本人也後悔將她貶黜，就像他後來後悔對姜皎的懲處那樣。[123] 與張說發生過衝突、此時任戶部尚書的前宰相張嘉貞也受王守一之案的牽連，被外放到浙江任刺史。王皇后的貶黜可能出於政治動機；有人主張，與武家有長期親密關係的張說一直支持武惠妃反對皇后，但這主要是推測。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沒有封武惠妃為後，她仍為惠妃（一等寵妃），不過她家族成員得到的那種榮譽和升遷卻相當於皇后家族的待遇。726年稍晚些時候，他打算封她為後，但當他宣布這一意圖時，有人反對，認為此舉不明智，因為她的家族曾經是唐王朝的宿敵，還因為既然她不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有自己的兒子，封后之後可能會使繼位問題陷入危機——事實證明這一預言十分準確。皇帝生前從未封她為後，雖然她無疑仍保持第一妃子的地位。 關於貴族的復起 8世紀20年代初期最重大的政治變化也許是作為一支活躍的政治勢力的關中舊貴族的重新崛起。第一個明顯例子是宇文融的嶄露頭角（詳下文）和李林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現。貴族對那些保衛經過考試選拔和在武后時期開始當官的東部人利益的老衛士進行挑戰，從而造成了下一個10年的尖銳的政治分化，雖然對立集團的界線絕不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樣涇渭分明。 除了8世紀20年代貴族在全國範圍內重新崛起外，還有其他跡象表明，有嚴密界限的貴族的舊思想正在復活。在這一世紀初期，在太宗時期最受人關注的宗譜已經重新時興起來，在玄宗在位的整個時期它吸引了許多學者，其中包括許多最著名的官方史學家。劉沖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宗時期提議編一部全帝國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官修宗譜大全。重要的是，他提出它不應根據以擔任唐代官員為收錄標準的659年的《姓氏錄》，而應根據638年的《貞觀氏族志》編纂，因為後者更注意傳統的社會地位。在前一世紀雖然容許改變家族的地位，但這時的情況似乎是，在名門大族面臨武后時期吸收的出身較低的人的政治挑戰時，新的宗譜匯編可能旨在重新樹立這些大族的社會地位。 不像以前的匯編，這部作品是委託給包括劉沖（他的家庭有專門編修宗譜的長期傳統）和劉知幾在內的官方修史者編寫的。它修成於713年，並在同年送呈玄宗，其篇幅不少於200卷。編寫的態度顯然是慎重的，因為作者們奉命校正和使之符合當時情況，然後把它頒行於全國。在723—726年期間，著名的史學家韋述又加以補充，結果寫成長達20卷的補編，名為《開元譜》。從實用意義上說，還不清楚修志的實際意圖是什麼。劉沖的奏疏提出，這個項目意味著要區分士大夫與平民的出身，不過唐代的任何材料都沒有官方鼓勵這種區分的記載。但從16世紀起，在一批中國宗譜著作中保持著一種持久不衰的傳統，即在717年頒布一個詔令，規定26個大家族的突出地位，並禁止其成員與這些家族以外的人通婚。在整個玄宗在位期間，宗譜研究繼續發展；749年，當貴族的地位已經提高了十多年時，李林甫頒布了《天下郡望姓氏族譜》，它似乎表明通婚只限制在這一集團內部。[124] 因此從玄宗朝初年起，政府似乎已在支持舊貴族的社會權利，在8世紀20年代以後，高級官員中的舊關中貴族成員的人數穩定地增加，當然，玄宗一定早在即位之初就開始吸收他們了。 貴族政治勢力的另一個源泉無疑是與皇族結成的複雜的姻親網絡。根據掌握的諸王的婚姻材料，他們幾乎都與關中和河東南部地區一小批名門氏族通婚。有些家族不斷地與皇室通婚。例如，娶睿宗之九女並在720年因與李范牽連進醜聞而被流放的那個倒霉的裴虛己有一個弟兄娶皇族成員為妻，其子也與皇族通婚。另一個弟兄之子和孫也被選為駙馬。他的從兄弟裴巽是睿宗之七女薛國公主的第二個丈夫（她的前夫王守一724年在他姐妹王皇后遭貶後被處死）；他的孫子也成為玄宗的一個幼女之夫。 楊氏、竇氏和薛氏及隋朝的宗室提供了許多唐皇室的配偶；單單前隋皇室的一支，就連續三代有成員為皇室配偶。與唐皇室結成婚姻網絡的另一個例子是8世紀40年代脫穎而出的韋堅的家族。他的一個姐妹嫁給李業（玄宗之弟），另一個姐妹嫁給皇太子李瑛，而韋本人則娶皇帝的寵臣姜皎之女為妻。 值得注意的是，一再被選為皇室成員配偶的家族中有許多人在殿中省、東宮或在為皇帝服務的官署中任職。但皇室不可能只與專為宮廷服務的一小批朝廷精英通婚；皇室的關係有廣泛得多的政治含義。玄宗的有記載可查的32個女婿中，已知與唐代宰相有親戚關係的不少於19人。玄宗的三個女兒就嫁給了源乾曜、張說和蕭嵩這三位宰相之子。把女兒下嫁張說之子（他後來成為玄宗重要的寵臣）一事說明，這種聯姻不僅僅面向大貴族，因為張說的氏族是默默無聞的，8世紀50年代的宗譜學家拒絕予以收錄。同樣，在玄宗在位的後期，公主也曾下嫁給他的寵妃楊貴妃的較無名望的家族的成員。 宇文融的崛起 傳統的史學家認為，8世紀20年代初是玄宗執政的轉折時期：軍事的勝利助長了他對外擴張的野心，同時他又放棄了早期的儉樸和克制，這時玄宗開始處於一批批因擬訂使他能實現其目標的財政政策而得寵的大臣們的影響之下。宇文融[125]就是其中的第一個人，歷史學家對他進行了無情的指責。 但當宇文融在721年出現於政治舞台時，朝廷已面臨對玄宗的宏圖毫無幫助的和不可避免的財政問題。戶籍冊列有應履行租庸調稅義務的人口及他們通過均田製取得的土地之數量，但幾十年來已有人抱怨戶籍登記制嚴重地被忽視。忽視的部分原因是沒有系統地對各家各戶進行再登記和對原來登記的內容進行修正；部分原因是全國許多地方原來的課稅和土地制度很不完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逃亡戶的問題日趨嚴重，一些人為了逃避納稅和勞役而離鄉背井，在其他地方定居而沒有登記，所以未予課稅。同時，大地產的數量大量增加，其中許多為出身較低的官員所有，他們需要地產以穩定他們的經濟地位。例如，據張嘉貞的傳記記載，他在朝廷卿相中以不追求大房地產聞名。利用因緣時會的人不但有暴發戶，而且有歷史悠久的名門成員。例如，出身於東北世家並在8世紀20年代曾任包括刑部尚書在內的各種高級官職的盧從願因積聚大量地產而臭名遠揚，最後因這一名聲而未能當上宰相。 721年，宇文融首先提出應全面檢括所有未登記的逃亡戶。他是北周皇室的後裔，通過世襲特權而不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由於源乾曜的庇護，此時正擔任御史。經過廷議，朝廷頒詔，限令未登記的定居者在百日內向官府投案，然後或是重返故里，或是在所居地重新登記。未投案者將被集中並運往邊境。這一措施似乎未認真執行，並且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723年宇文融又擬訂一個新方案，它規定向官府投案的未登記的定居者可以免稅六年而繳一種特殊的「輕賦」，這樣，那些占地者就能以非常有利的條件取得正式的地位。為了推行這一措施，宇文融被特命為勸農使，並配備一批有專才的判官，他們作為額外的御史被派往全國各地監督此方案的實施。 這一方案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得到漏登戶本身的歡迎。724年，宇文融的班子又增加了判官，最後，不少於80萬個未登記的戶及相應數量的漏登土地列入了簿冊。這個措施的重要性是明顯的；這些家庭約占726年登記的7069565戶總人口的12 %。玄宗對此非常高興；725年，宇文融升任戶部侍郎，並開始在朝廷起重要的作用。[126] 但方案引起許多人的反對。皇甫憬和楊相如上奏說，這樣會引起人民的困苦，並會鼓勵地方官多報未登記的占有地者數字來取悅朝廷。但宇文融得到源乾曜和中書省舍人陸堅的有力支持，反對者都失寵。甚至在方案付諸實施後，異議繼續不斷，直至皇帝被迫就此事專門進行廷議，而在討論時又有人反對。 這一方案不過是全面貫徹一個已經施行了兩個多世紀並詳細載入玄宗早期精心修訂的律令中的制度罷了，但竟會引起這樣一場騷動，實在令人費解。反應部分是經濟性質的：如果這一制度被忽視，那麼應該推行它的官員就成了主要受益者，因為這樣能使他們大量收買土地和吸引原來被迫離鄉背井的家庭為他們勞動。當然，反應部分也是政治性質的：宇文融是貴族，不屬於自武后時代起就控制朝廷和占突出地位的科舉出身的官僚集團。他還主張用合理的制度來解決朝廷的重大財政問題，而不是採用張說力主的那種導之以德和齊之以禮的政策。同時，張說與同僚宰巨源乾曜的關係開始趨於緊張，如上所述，後者為宇文融的支持者。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反對與其說是針對重新登記，不如說是針對進行再登記時使用的非正規制度的方法，即專門任命宇文融為勸農使，並為他配備一批助手，使這些人擺脫本應通過它們進行這類改革的各級官僚機器而自行其是。在玄宗朝較早的時期，地方已使用專使來改造運輸體系和組織鹽的生產，所以這種非正規的組織不是新鮮事物；但宇文融的改革是一項全國推行的重大政策，它突出了這類特權對原有的官僚機構所構成的威脅。 宇文融方案的成功使玄宗能夠以正規的租庸調這一公認的正統方式來為他的國家提供資金，並且能把漢代一度推行和專使劉彤在721年奏議後作出的關於恢復鹽鐵專賣計劃暫時擱置下來。同年，姜師度已經成立軍墾以開採河東道南部的鹽池，同時，已調到四川任節度使的蘇頲也奉命開採該地的鹽池以作財源。如果在全國範圍內採用這些政策，它們對行政現狀構成的威脅就會比宇文融檢括農戶政策的威脅嚴重得多。[127] 封禪與張說的垮台 張說曾經鼓勵玄宗恢復許多象徵王朝中興的禮儀。722年陰曆二月，皇帝被迫把朝廷遷往洛陽。在返回長安時，張說說服皇帝長途繞道前往潞州、太原和汾陽（潞州是玄宗過去任地方官之地；太原是高祖開創唐王朝之地；而汾陽是他祭祀后土之地，這一儀式在漢武帝時制定，但久已中斷）。繞道後，皇帝任命他為中書令，從而成為右相，以此來肯定他的地位。[128] 同年陰曆十一月，玄宗在長安南部舉行盛大的祭典；又在張說的建議下，對皇帝祖先的祭祀作了若干變動。在舉行這些重大的禮儀活動時，都頒布大赦令；南部的祭祀還舉行大酺（公開的狂歡聚飲）；酺在各道治地持續3天，在京師則持續5天。[129] 724年陰曆十一月，在張說的帶頭下，朝廷要求皇帝舉行國家禮儀中最威嚴隆重的儀式，即在中國的五嶽之首的山東泰山舉行封禪祭典。雖然源乾曜反對此議（這一分歧逐漸導致兩個宰相的公開分裂），皇帝仍採納，並宣布於次年陰曆十一月舉行封禪；張說奉命設計應有的儀式。為了確保不致發生突厥人利用皇帝離京而朝廷又在山東之際侵犯邊境的可能，朝廷同意要求突厥人和其他邊境民族派代表參加。 724年後期，朝廷又已遷往洛陽。725年陰曆十月，皇帝攜大批官員、皇親、外族領袖和無數隨從浩浩蕩蕩啟程前往泰山，走了將近一個月才抵達該地。 皇帝的巡行行列沿路長達若干里，每經一地，周圍數里的農村都遭到了破壞。祭祀後，他們來到附近孔子的故鄉和孔廟又舉行祭典，然後返回洛陽；這次取道另一條更南的路線，因為無論哪一個富饒之地，也負擔不起數周內兩次駐蹕的費用。[130] 祭祀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張說的勝利，他奉命為封禪盛典寫了頌詞刻在山上；726年初，他開始編新的禮儀法典。但一些與禮儀有關的事件導致了他的垮台。如前所述，他曾與源乾曜就祭典之事爭吵過。他還反對宇文融推行重新登記各道人口的措施。在祭祀期間，他把最好的差事交給他自己的追隨者，實實在在地提升參加盛典的文官，而只授給武將虛的榮勛，因而觸怒了朝廷中的許多人。曾在中書省張說手下任職並作為他的被保護人的張九齡極力提請他謹慎從事。但張說我行我素，他的人事委派引起了普遍的不滿。 726年初，張說反對皇帝選用靠蔭庇進入仕途的東北貴族崔隱甫（？—736年）為御史大夫，理由是他認為崔缺乏文才。張說提出多年來與之關係融洽的崔日知應任此職，而崔隱甫更宜任武職。但玄宗嚴拒張說的提議；崔隱甫被任命為御史大夫，而張說之友崔日知則被任命為禁軍的將領。[131] 張說此時面臨的是一個其御史大夫和中丞宇文融均為他的公開敵人的御史台。另一個中丞為李林甫[132]（？—752年），他是皇族的遠親，在科舉考試中也沒有中式，他的官宦生涯是通過在禁軍中任職開始的，他通過宇文融的薦舉而獲得了在御史台的官職。敵對集團對御史台的控制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因為只有他們才有權彈劾任何大臣而不管彈劾對象的地位多麼顯赫。張九齡力促張說採取措施自衛，但張說顯然感到很安全，他答覆道：「鼠輩何能為！」 他繼續反對宇文融及其同僚。725年末，玄宗同意宇文融關於改革選拔程序的建議，以一個人數眾多的負責任命的銓選官組織來代替吏部的三名高級官員。據推測，這是阻止張說再專斷地任命官員的臨時措施，因為在張說下台後的第二年，舊制又被恢復。張說對付他政敵的辦法是乾脆扣押他們的奏議。 762年陰曆四月，張說被崔隱甫、宇文融和李林甫彈劾，罪名有：受賄、向術士問吉凶和濫用職權謀求私利。玄宗命以近來與張說不和的左相源乾曜為首的一批高級司法官員進行調查。罪狀似乎可以確立，但玄宗經其忠誠的宦官高力士的勸說後作出決定：鑒於張過去對國家有大貢獻，只免去他的宰相職位，保留其他實職。[133] 李元紘[134]（？—733年）被指定接替張說的位置，他是西北貴族世家的後裔和696—698年期間曾任武后宰相的李道廣之子。他靠蔭庇進入仕途，是玄宗時期被任命的第一個無科舉功名的宰相。玄宗登基初年，當太平公主和竇懷貞企圖占有某佛寺的水磨時他奮起抵制，因此知名於時。後來他贏得了尤善理財的優秀行政官員的美譽。725年，他已取代反對宇文融政策的楊璟而擔任戶部侍郎，如果沒有張說的反對，他是本來可以擔任尚書的。他顯然是宇文融的支持者，也主張推行類似的合理化的財政政策。他被任命後就時政詳加奏稟，所以深得玄宗的讚賞。 在短期內，源乾曜和李元紘牢牢地控制著朝廷，宇文融和他的夥伴控制著御史台，使重新登記的政策逐步完成。 陰曆九月，杜暹[135]（680年以前？—740年）被任命為第三個宰相。杜暹出身於河南的士大夫之家，舉明經；按照常規，他的官場生涯從大理寺和御史台開始，而從716年起是在邊遠的西部度過的，他在那裡成功地抵禦了突騎施部和于闐叛亂統治者對安西都護府（龜茲）的侵襲，從而在部落中很有名望。因此他與先前的張說和王晙一樣靠顯赫的武功擔任宰相，而這正是源乾曜和李元紘完全不具備的。 在此期間，張說在朝廷仍有影響，凡有重大問題，玄宗都與他商議，所以宇文融和崔隱甫經常擔心他會東山再起。726年，玄宗擬封武惠妃為後的計劃遭到反對而未實現，反對的理由是她的支持者張說會因此而有功，從而重新獲得權力。727年初，宇文融和崔隱甫又展開攻擊，一再指責張說。在朝廷這次不斷的衝突中，玄宗顯然對雙方都感到不耐煩，就命張說退隱，命崔隱甫回故里照顧老母，並任命宇文融為河北的一個刺史，負責那裡的治澇和開墾計劃。[136] 退隱後，張說指導編纂一部新的禮儀法典以代替7世紀編成的那一部。在徐堅——此人曾協助他擬定封禪祭典的禮儀——為首的一個禮儀專家大班子的協助下，張說繼續從事這一工作，直至去世。成書的責任落在蕭嵩肩上；732年，這一長達150卷的巨著終於完成，定名為《開元禮》。[137] 雖然造成不和的一個根源被清除了，但杜暹和李元紘之間意見的經常相左仍使朝廷不能平靜。張說雖然正式致仕，728年二月仍被任命在集賢院任職，從事編修這一時期的官方歷史。玄宗又開始通過派遣宦官就每個重大問題徵求他的意見。[138] 728年陰曆十一月，蕭嵩[139]（約669—749年）被任命為另一個特任宰相。他是梁皇室的後裔，也靠蔭庇出仕而沒有什麼文才和文學造詣，但姚崇對他有很高的評價，終於升任尚書左丞，後又任兵部尚書。762年，他任朔方節度使，並成功地抵禦了吐蕃對西北的大舉侵襲。 729年陰曆五月，皇帝對杜暹和李元紘之間長期的不和感到厭煩，就把兩個人都貶為刺史，同時又降源乾曜為尚書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蕭嵩任門下侍中（自張說致仕以來，此職一直空缺），從而成為資深的宰相。被召返京任戶部侍郎的宇文融此時升為門下侍郎及特任宰相，而裴光庭[140]（676—733年）則任中書侍郎及特任宰相。裴光庭出身關中望族，娶武三思之女為妻，他的父和祖父都為名將，本人在705—706年中明經考試。他連續在兵部和鴻臚寺任職，並曾提議讓突厥族和其他外族派代表參加封禪祭典。雖然他得中科舉，又是貴族，但根據他後來的選拔政策，他反對對官僚集團中的中式的精英人物破格提升。[141] 這樣，新閣全部由貴族組成，這是玄宗即位以來的第一次，玄宗初期占支配地位的集團以三年前張說的失勢為先兆，此時完全失去了光彩。宇文融在三個宰相中權勢最盛。他已長期邀得特殊恩寵，自李元紘被免職後，皇帝非常需要他的理財才能。 朝廷已經連續進行幾年戰爭（特別是與吐蕃的戰爭），因而軍費激增。另外，許多自然災害打擊著帝國。726年，東部平原有大洪水，許多人淹死。727年秋，範圍更廣的洪水襲擊了河北，許多地方的莊稼未及收割就被毀壞。726—728年又連續發生嚴重旱災。這一時期氣候的嚴重失常延續至736年前後。這些災害沒有波及容易發生乾旱饑荒的京畿地區，但卻影響了東部平原這塊提供歲入的最富饒地區。727年初冬，朝廷在東部發生災難性的水災後，被迫從洛陽遷回長安。[142] 雖然宇文融的地位看來很安全，但有些官員對他懷恨在心，因為他使用個人助手而不用正式任命的官員來實施他的計劃，使這些人感受到威脅。但他卻信心十足地認為他能很快解決帝國的問題，同時委任了幾個傑出的人物。年邁的宋璟掌管尚書省，部分原因也許是為了安撫文士，他的門生裴耀卿（下文將予介紹）任戶部侍郎。但主要通過皇帝個人恩寵取得權力的宇文融此時卻自不量力，與另一個新得寵的皇族信安王李禕發生衝突，受到致命打擊。李禕是太宗的曾孫。[143]玄宗初年他曾在幾個重要的州任職，卓有政績；後來他一度退隱，但在727年繼蕭嵩被任命為十分重要的朔方鎮的節度使，直至735年，在此期間，他先後與吐蕃和契丹作戰，取得重大勝利。宇文融既害怕他擁有的很大的兵權，又擔心他對皇帝日益增長的影響，同時還可能防備他會加強蕭嵩的政治地位而對己不利。因此，他就照搬以前對付張說的辦法，安排御史李寅彈劾李禕。但這個御史預先通知了李禕，李禕立即上奏玄宗。當李寅後來將彈劾呈上時，皇帝怒加駁斥。信安王未受非難，宇文融反而被貶為河南的汝州刺史。他擔任宰相只有100天。[144] 在憤怒中貶黜宇文融後，玄宗才意識到他已沒有能為帝國理財的大臣。於是他召見裴光庭和其他大臣，要求他們提出貶黜宇文融後應採取的措施。其餘的宰相無言答對，但他們意識到，宇文融即使在地方任職，對他們的權力依然是一個威脅，於是急忙揭露他組織私黨和他兒子的所謂受賄行為。他再次被貶往嶺南擔任小官，但即使在那裡，他的政敵們也不放過他。一年多以後，司農寺指控他727年在一州的任職期間大量貪污。他被削職和發配至今廣西的一個邊遠地區。他病死在途中。[145] 蕭嵩和裴光庭的內閣（729—733年） 在穩妥地清除了宇文融之後，蕭嵩和裴光庭仍牢牢地控制著朝廷，雖然兩個人的關係並不和諧。730年，裴光庭採用一個改革「選」制的措施。當時實行的那一套複雜規定原來是他父親裴行儉在669年推行的。但多年來在任命重要官職時，個別有才之士——特別是有文才的人——是主要的考慮對象，而資歷和漫長的任職期則被忽略。此外，吏部的官員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對京畿區的高級官職作重大任命，而忽視了對遠為眾多和同樣重要的地方低級官職的任命。裴光庭此時對所有官職推行一種「循資格」的制度，同時命令對胥吏擔任流外官的任命應由中央政府詳加審查。[146]這些措施部分地似乎是自713年以來企圖完成的把地方官員像中央政府官員那樣置於嚴密控制之下的工作的繼續。它有利於無數從胥吏起家的從事日常工作的人。但這一措施又打擊了選拔中舉士子精英隊伍的過程中的特權地位。它使後一種人為之譁然，他們的最年長的代言人、退隱的宋璟極力反對新措施。但抗議未起作用，這個措施得以推行，中式士子的地位進一步被削弱。 713年，皇帝自己的侍從也開始製造問題。玄宗不但深受外廷官員中的寵臣的影響，而且也受形形色色的心腹的影響。前文已經談到這些人中最突出的姜皎在722年毀滅的過程。後來，皇帝對另一個類型迥異的王毛仲[147]也倍加賞賜和寵愛。王毛仲是一個出身寒賤的職業軍人。他有高麗血統，7世紀高宗遠征時他的家族淪為奴隸，當玄宗為地位較低的王子時，王毛仲成了他個人的奴僕。王毛仲在協助玄宗打擊太平公主後，得到了厚賞、最高的名義職務和禁軍中的一系列任命。在8世紀20年代後期，他在為軍隊騎兵籌集軍需時成績卓著。729年他娶禁軍中另一個名將之女為妻。朝中的幾個大臣對此提出異議，因為這樣做會使他控制宮中禁軍和北軍的權力過大，但玄宗不予理會。730年，他與北軍中一批將領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利用他個人對玄宗的影響肆無忌憚地進行一切非法活動。王毛仲本人要求擔任兵部尚書。皇帝的拒絕使王毛仲大為不滿。 同時，王毛仲又與跟玄宗關係密切的宦官集團發生衝突。宦官中的高力士乘機向玄宗進言，指出王毛仲及其一夥將領構成的威脅，他們一起控制著京都最強大的軍隊——北軍。玄宗開始行動了；731年初王毛仲和他的幾個兒子以及幾個同夥將領被貶往邊陲的道擔任次要的職務，以後不久，王毛仲奉命自盡。[148] 這一行動似乎粉碎了曾在玄宗初期起重要政治作用的北軍的力量。它還助長了日益成為皇帝的心腹代理人的宦官的權勢。但他們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高力士在將近半個世紀中一直是皇帝忠實可靠的奴僕，[149]所以在玄宗時期，宦官不可能像以後幾朝那樣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 裴耀卿：運輸改革和營田 730年，重大經濟政策的新倡議者裴耀卿[150]（681—743年）在朝廷中嶄露頭角。他出身於西北的世家，少有奇才，在武后時中童子特科。中宗朝他在睿宗的王府工作，後又在各地方任職，有突出的政績。729年，經宇文融的薦舉他被任命為戶部侍郎，但因宇文融也隨之被貶黜，他似乎沒有到任。730年任宣州（今安徽南部）刺史時，他上疏詳細陳述應如何改造長安運糧的運輸體系，即把通往京師的路線分成若干站，以免邊遠的府的稅糧船必須全程進京。[151]玄宗對此未採取行動；但731年朝廷又被遷往洛陽一年，供應長安的問題顯然現在非得一勞永逸地解決不可了。 730年，裴耀卿又提出解決以前宇文融的再登記措施已部分解決的「逃亡」戶問題的建議，辦法是命這類戶按村社在空地或未開發之地定居，並讓它們按邊境普遍存在的屯田模式組織營田。這些營田在逃亡戶居住地建立，如果當地沒有土地，這些流浪者就被運往待開發地區。這一計劃與所建議的運輸改革一樣沒有被採用。[152]但裴耀卿提出的這兩項計劃在幾年後實現了。 同時，蕭嵩和裴光庭在後者於733年死去前繼續掌權。蕭嵩（其子娶一公主為妻）薦舉王丘代替裴光庭，王丘本人是中宗一女兒之夫，出身於關中名門。王丘雖然與蕭嵩友好相處，但謝絕這一職位，提出應任命韓休[153]（673—740年）來代替他。韓休與王丘一樣，既是西北貴族的成員，又是及第舉子，以文才著稱。在8世紀20年代後期，他負責起草皇帝的詔令，並已升任為尚書省右丞。 事實幾乎立刻證明，韓休在朝廷是一個有闖勁和自以為是的人。他一貫堅持原則和道義，頂撞玄宗而毫不讓步，要求撤換禁軍中一個玄宗寵愛的將領，並經常與較隨和的蕭嵩衝突。玄宗看重他的耿直無私，但朝廷兩個宰相的經常爭吵最終迫使他結束這一很不愉快的局面。733年陰曆十月，在韓休任職只有七個月以後，兩個宰相都被撤換；韓休被調任工部尚書，蕭嵩調任尚書省右丞相。[154] 他們的組閣未取得突出的成績，雖然在733年陰曆六月對裴光庭的選用官員的嚴格規定的實施有所放鬆。吏部獲准許在客觀情況許可下不考慮他規定的根據資歷和任職期選拔的原則，中央對任命地方胥吏的控制也放鬆了。但由於根據資歷提升的原則對官員中除精英隊伍以外的所有官員都有利，他的制度仍被廣泛採用，大批人員繼續從胥吏被提升為正式官員。 733年，宋璟最後從朝廷退隱，他自從不擔任宰相以來，曾經繼續對玄宗施加有力的影響，並且支持京畿官僚集團中科第出身的精英。[155]由於張說已死於730年，這意味著保護在武后時期已經地位很高的士大夫的最後殘餘勢力已經消失。 「調和班子」：裴耀卿、張九齡和李林甫 玄宗任命裴耀卿和張九齡作為他的宰相以代替韓休和蕭嵩，他們分別成為黃門侍郎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耀卿不久前重提運輸體系改革的建議，他之所以被任命，也許是要使建議得以付諸實施。運輸體系的改革急需進行。任命新宰相以後不過幾個星期，朝廷再次被迫遷往洛陽，裴耀卿獲准落實他的計劃，這在下文將予論述。裴耀卿既是貴族，又是宇文融薦舉的財政政策方面的務實的擁護者，雖然他科場的記錄是無懈可擊的。新宰相張九齡是對立利益集團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於一個默默無聞的官宦之家，其故里在邊遠南方閉塞的嶺南道；他參加過科舉考試，其升遷主要是由於張說的友情和庇護。張說在726年失勢後，他在州任職，但在731年玄宗命他在秘書省工作，同時為了利用他傑出的文才，又任命他為集賢院學士。此時他撰寫外交文書和起草詔書。733年陰曆五月，即在裴光庭死後，他一度任中書侍郎。 734年陰曆五月張九齡和裴耀卿分別升為中書令和門下侍中，因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宰相。同時，宰相班子中又加進了李林甫。李林甫為皇室的遠親，是皇帝心腹姜皎的外甥，靠蔭庇進入官場。他與一批精英文士的關係不好；例如，源乾曜就對他這個年輕人評價不高，歷史學家又指出了他作為一個學者的許多缺點。但他曾擔任過一般應由文士擔任的幾個「清望」官職、國子司業、御史中丞，後來又歷任刑部和吏部的侍郎，以富有效率的行政官見稱於世。 李林甫曾在裴光庭手下任吏部侍郎，當時後者正推行有爭議的銓選方法；裴光庭死後，這些措施停止執行，李林甫即被調至中書省。故他曾與宇文融和裴光庭密切合作過，他們被公認是文士名流的敵人。 有人認為李林甫升為宰相前與張九齡不和，或認為張九齡極力反對李的擢升，但都沒有確鑿證據。後來的有些歷史學家聲稱確有其事，並把李林甫升任宰相之事歸因於玄宗所寵的武惠妃；又說李林甫與裴光庭之妻私通，後者是武惠妃的隔代表姐妹，但這些說法很可能是虛構的；因為當時的所有歷史學家都非常仇視李林甫，競相儘量給他抹黑。[156] 不管張九齡和李林甫是否在734年前就已成為敵人，他們這一領導班子不久就發展成個人間的激烈鬥爭。他們的同僚裴耀卿時而支持這一方，時而支持另一方，但總的說他一心致力於糧運體系的改革。李、張二人都深受玄宗尊重：李林甫是一個精明的行政官員和制度專家，張九齡則繼張說起道德的勸導人及正統禮儀和政治才智倡導者的作用。李林甫是一個善於搞政治權術的人，擅長耍陰謀和駕馭人。張九齡是一個有名的難以相處的人，拘泥，固執，礙事，並且對一些小的原則問題斤斤計較；他心胸狹窄，偏見很深。尤其突出的是，他熱烈地信奉一種思想，即文學造詣和學術成就是擔任高級官職的必備條件，並且公開蔑視那些沒有自己那種書香門第背景的人。他最瞧不起的是軍人。 宰相之間既然有這種分歧，麻煩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的對立日趨激烈，因為它集中反映了自8世紀20年代以來越來越厲害的持久鬥爭，鬥爭的一方是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的文士精英，一方是舊貴族成員和官僚集團中精於專業的官員。我們在下文將會看到他們的分歧有多大。但更令人驚奇的是，許多重大和有價值的改革竟是在他們雙方共同的任期內進行的。 裴耀卿和糧運改革 在733年後期裴耀卿和張九齡出任宰相時，長安周圍的地區被連續降雨毀損莊稼造成的饑饉所困擾。8世紀30年代初期似乎是一個連續發生嚴重自然災害的時期，730—732年發生了大範圍的洪水。733年初期，只得派高級官員往各地進行救災。幾乎在裴、張二人掌權後不久，即在734年初，朝廷被迫遷往洛陽，大臣們奉命前往河北道南部諸受災的州，去分配救濟品和供來年使用的種子糧。 裴耀卿現在放手實施730年提出的改善京師糧食供應的措施。他被任命為江淮河南轉運都使，擁有從黃河轉運糧食的全權，其權在所有地方官之上。他負責一個有副使二人和大批屬員的常設使署，他們直接控制著一個管理轉運糧食的倉庫、船隊和陸運大車的複雜組織。因此，他如同以前的宇文融那樣，成了一個正規官僚機器以外的組織的負責人，所不同的是，他負責的是一個有許多屬員的長期的龐大組織。 通過他的改革，從運河與黃河匯合地運糧至京師糧倉的工作不再由收稅糧的州地方當局負責。這就節省了地方運稅糧船運輸的時間，同時減少了付給地方當局運糧的費用。糧食此時卸入河陰龐大的新糧倉群；河陰是汴渠和黃河的匯合地，由此糧食沿黃河和渭水通過水路逐站運至長安。在每站的終點，糧食儲藏在轉運倉內，以便在適當時機運至下一站。河陰、北部平原的貝州和洛陽都有大量的儲糧。但對長安的供應路線不再在陸路從洛陽運至三門峽下流的黃河邊的陝州。運輸路線直接溯河而上，在三門峽附近需要陸上短途拉縴，但路程只有5英里，而舊路線上的這一路程則長達80英里（見地圖2）。 新體系很收效，它在以後的10年又得到改進。州當局不再負擔舊體系引起的變化莫測的費用和人力浪費；每年轉運至長安糧倉的糧食大為增加——至少是舊政權時可能達到的兩倍；總的運輸費用也大幅度減少。[157] 幸運的是，運輸的這些改進恰好在關中地區連續豐收之時；737年，那裡的糧食是如此豐足，以致頒布的幾個詔令容許當地百姓以糧納稅，並授權地方當局以「和糴」方式（即以高於市場價格購糧的救濟措施）收購糧食。737年，向長安運糧的工作暫停，但運輸體系依然保持，並在玄宗朝以後的年代，充分供應京師的需要。當朝廷在736年後期遷回長安時，因出現了富足的新形勢，它就長期留在長安。洛陽仍是東都，但再也不是政府的所在地了。 國家「營田」和土地開墾 前面已經談過，裴耀卿在此以前曾主張建立國家管理的營田，作為一種安置許多剩餘的「逃亡」戶和開墾耕地的手段。734年後期，張九齡被派往河南西南，在那裡建立一批位於淮河北部諸支流流域的大規模的營田，專種水稻。在這一世紀更早時期，幾項大的開墾計劃已經付諸實施，但張九齡似乎在設想規模十分宏偉的發展。使用中央管理「營田」這一辦法，也許是因為所需要的大規模的排灌工程在一般情況下規模太大，非地方當局所能負擔。與裴耀卿一樣，張九齡也被任命為河南開稻田使去監督這一計劃的執行，而這項工作並不屬於原有政府機構的職權範圍。事實證明，張九齡的營田既無利可圖，管理又麻煩，所以737年他失勢後，營田計劃不得不放棄，土地被分給農民所有。[158]但在一個人口增長特別迅猛和由此可將糧食方便地運往兩京的區域內灌溉和耕種大面積肥沃的稻田方面，這個計劃的確是取得了成績的。 張九齡和通貨問題 在718—720年宋璟災難性地試圖處理私鑄問題以後，通貨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了。732年，政府為了解決由於錢幣短缺而引起的種種問題，命令凡數額巨大者，一律混合用現金和商品來支付。[159] 734年陰曆三月，張九齡建議玄宗放棄國家對鑄幣的壟斷和准許任何人自由鑄造。這一激進的建議引起一片激烈的反對聲。李林甫、裴耀卿及裴氏的助手蕭炅共同呈上一份措辭尖刻的奏疏，強調控制鑄幣是皇帝最重要的權力源泉之一，對經濟的控制不應以任何藉口而予以放棄。崔沔和劉袟也呈上長篇論證嚴密的奏疏，提出同樣的論點，並且爭辯說，這一措施乾脆會導致劣質錢泛濫。張九齡被迫放棄這一計劃。[160]後來信安王李禕重提此議，但再次遇到強烈反對，致使它立刻擱淺。[161] 財政制度的合理化 作為宰相，李林甫從735年後期直至736年陰曆七月還兼任戶部尚書。在此期間，他把注意力放在複雜得不可思議的和曠日持久的工作程序方面，按照程序規定，稅賦、徵兵人數、勞役、軍費和各州各政府部門的各種開支必須每年重新加以估算。這牽涉大量文牘工作——李林甫聲稱每年必用紙50萬張；而且這一制度的複雜性造成許多弊病，並使百姓對自己應承擔的義務心中無數。 736年初期，李林甫與朝集使和新任命的採訪使討論這一問題，並要求徹底修改整個稅制和關於地方費用的規定，於是擬定了整套正規的規定，其中顯然包括各州的稅賦定額，並且收在長達五卷的匯編《長行旨符》中。此後，戶部——實際上是它所屬的度支司——只要每年下令定下每個地方當局准許花費的數額就行了。[162] 改革的細節不詳，不過各地的差別一定很大；但這顯然是行政合理化的一個重大步驟，它使帝國的財政制度更緊密地切合地方實際情況。它還是一大創新，因為政府悄悄地放棄了要求稅率和勞役以及財政管理實施細則全國一致的總原則。 各道按察使的設置 急於想改進地方行政並使之合理化的官員不止是李林甫一人。前面已經談到，自玄宗登基以來，朝廷一直全神致力於提高地方行政的效率和吸收較優秀的官員。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有效地進行中央監督和控制地方行政。自706年以來，按察使（即巡察使）不時被派往全國的10個道。733年，帝國重新劃分為15個道，把幾個較難控制的地區分成更易管理的行政單位，以便視察。734年陰曆二月，即在張九齡奏議以後，各道常設的按察使制度被建立，此制繼續存在到玄宗退位以後。[163] 這一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有效地處理地方上饑荒和救災措施等問題和對遷移戶的控制；新按察使還要監督地方官員的工作，以確保他們能有效地分配土地，實施稅法和勞役法以及不濫用他們的權力。這一新措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間設立了一級常設的中間權力機構。但新設的按察使署純粹是一個諮詢性的視察機構，負責貫徹總的行政標準。它們被明令禁止干預日常事務和地方活動的實際進行；它們沒有行政權和道的實際民事司法權。 但有時它們超越自己的權限。750年，按察使被提醒：他們是視察員，不是執行官員；因此他們不應去處理事務，或者充當向朝廷轉呈奏疏的渠道。[164] 因此，不應認為這是另設一級地方行政機構。 對科舉考試的控制 前面已經談到，裴光庭在733年死後，他的根據資歷和經驗選拔官員的一套規定已被放棄。得到張九齡支持的蕭嵩對此事負責。 地圖11　唐代中國（742年） 圖中劍南道若干州的位置與《中國歷史地圖集》所列有出入。——譯者 只有考慮到科舉考試項目是多麼重要，特別是考慮到張九齡深深地了解它作為衡量公認的學術造詣和文才這一標準的重要性，人們才會期待應在這一領域進行種種改革。第一項改革措施雖然與張九齡的姓名無關，但可以說一定是由他倡議的。733年陰曆五月裴光庭死後不久，詔令第一次准許各州學校中有才能的學生（他們是低級官員的子弟）進入國子監的四門學就讀。地方的應試者，像張九齡本人那樣在考試時與京畿的學生相比一直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因為後者已受過國子監中一流學者的指導。雖然地方應試者自玄宗初期以來已取得較大的成就，但這一措施使他們更可能在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競爭。[165] 在此之前，選拔合格人員擔任官職（選）和給予應試者以出身機會（舉）的制度由吏部掌握。結果吏部成了最有權勢的部，它的尚書和兩個侍郎對那些取得官職的人和被任命擔任要職的官員施加巨大的影響。除了皇帝親自任命高級官員（或者實際上經過宰相的建議由皇帝任命）外，他們能夠影響整個官僚機器的結構。 另一項重大改革在736年實行。這一年初期，未中式的士子和負責考試的官員發生了嚴重的爭執。這些考試一般原由吏部的一個低級的員外郎管理。現在決定，考試應完全脫離吏部的選拔程序。從此，禮部侍郎受權負責出任官職的考試。[166]這樣就大幅度地削減吏部控制官員出仕和他們關鍵的早期生涯的壟斷權。 張九齡的下台 儘管有這些十分可觀的積極成就，張九齡和李林甫就一些具體問題一再發生對立。第一次發生在735年初期，它涉及主張倫理道德的儒生（如張九齡）與制度和法律政策的鼓吹者（如李林甫）之間傳統的爭論問題之一。爭論發生在某人的兩個兒子謀殺一個御史的案件上，御史對此人的處分負有責任。此人兩個兒子認為父親所受的懲罰實屬冤枉，就殺害御史為父報仇，他們也因此被捕。這類似乎是常見的復仇案件引起了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兒子為父報仇根據「禮」的經典的規定可以說是正當的，但同時這種行為顯然觸犯了刑法。在復仇案件中當道德和法律有牴觸時當局很難解決，以致在武后時期的一個著名案件中已有人認真提出，應命令犯案者一方面因孝道而受到公開的讚許，同時他又因觸犯法典而應被處死。這一次果然不出所料，張九齡竭力主張釋放犯法者，因為他們出於道義感而為父報仇；而李林甫和裴耀卿則都認為維持法律、秩序和刑法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意義。玄宗也持同樣的態度，殺人者被處死。[167] 另一個經常造成摩擦的原因是繼位問題。武惠妃在玄宗的后妃中仍最有權勢，但她自己仍不能被指定為後，也不能以自己的一個兒子去替代皇太子。736年，她聲稱皇太子和其他諸王計劃殺害她和她的兒子（即玄宗特別寵愛的李瑁），然後廢黜玄宗。玄宗打算廢太子及諸王，但由於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就徵求幾個宰相的意見。據謠傳，李林甫是由於武惠妃的影響而掌權的，並且曾答應支持她以她的兒子代替皇太子；他通過一名宦官鼓動玄宗採取這一行動，聲稱這是皇室內部之事，玄宗本人的意願應為首要因素。武惠妃又傳話給張九齡，說如果他助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繼續擔任首相。但張九齡一貫堅持繼位穩定的重要性，主張對未來的皇帝進行系統的訓練。他進言反對廢黜諸王，並且懷疑他們身在深宮而又在玄宗的監視下有策劃任何這類陰謀的可能性。他拒絕武惠妃的建議，並把此事報告玄宗，但玄宗似乎不能以任何方式斷定此事的真實性，所以不了了之。[168] 雖然這一次張九齡的看法占了上風，但到736年，他對玄宗的影響似乎減弱了。他肯定是一個難以相處的諮詢大臣；即使對他頌揚備至的傳記也承認他性情急躁，動輒與人爭吵，所以玄宗的其他朝臣不喜歡他。他對道德問題的一貫堅持還開始採取直接批評政治的方式。此時，玄宗早期的那種忠於自己政治責任的精神開始動搖，日益怠於問政。736年秋，張九齡呈上一份關於儒家經世治國術的冗長說教《千秋金鏡錄》，企圖恢復玄宗對政務的衰退了的興趣，並鼓勵他為全國進行充分的道德領導。[169] 張九齡堅持，施政權應保留在像他那樣的士大夫手中。他反對那些從日常佐僚中提升起來的人，但對軍人尤其藐視，並多次就涉及軍人晉升之事與李林甫公開爭吵。735年，玄宗提出任命幾年前與吐蕃作戰時贏得幾次重大勝利和不久又大敗契丹的張守珪為特任宰相，就像他以前任命薛訥和王晙那樣。曾經反對與契丹交戰和主張「外交」解決的張九齡便起來反對指派張守珪擔任宰相的任命。[170] 736年當張守珪在洛陽報捷時，契丹和奚再度起來反抗中國人，他的屬將安祿山率兵對他們進行一次損失重大的懲罰性討伐。張守珪返回大本營後最初打算處決安祿山，並把此事上報玄宗。但後來他改變主意，要求朝廷批准寬恕安祿山。張九齡力促玄宗下令將安祿山處決；當安祿山後來造反並且危及唐帝國的存在時，張九齡的這一行動為他日後贏得了具有遠見卓識的名聲。[171] 736年後期，擬定讓牛仙客任六部之一的尚書的任命又引起了爭端，牛仙客為朔方節度使，他作為一個軍人和軍事行政長官而享有盛名。張九齡竭力反對，斷言牛既無必需的行政經驗，又無擔任高級職務所需要的能力。玄宗於是提出給牛仙客授實封。張仍堅決反對，因牛不過履行了一些他認為是日常工作的職責而已，不應授予他特殊的賞賜。玄宗再也不能忍耐，他指責張以牛仙客出身卑賤為理由進行反對的虛偽性，因為張自己也不是出身於名門望族。張九齡這時公開亮明他的偏見：「仙客邊隅小吏，目不識書。」玄宗不為所動，牛仙客得到了分封。但是，張九齡卻成功地阻止了牛仙客在中央政府擔任高官。張與牛仙客並無私仇，約在同時，他在為牛父寫的墓志銘中還盛讚牛仙客。他之所以反對牛仙客晉升，無非是因為牛是軍人，帝國中央機構不該有他的位置。但這一事件還有另一個原因。牛仙客的提升得到李林甫的支持，因為牛仙客具有擔任行政長官的才能。[172] 不久，兩個人又就朝廷從洛陽遷回長安之事發生爭吵。735年末，玄宗在關於糧食供應已有改善的報告的鼓勵下，已決定在736年新的一年之初返回長安。但遷移被推遲至736年陰曆十月（此時莊稼大概可以安全收割到手），後來又被推遲到737年陰曆二月。但一心急於在長安履行祭祖禮儀的玄宗因為凶兆突然決定在736年初秋收割莊稼完畢前提前遷移。張九齡和裴耀卿反對，因為這可能會引起御駕所經地區的百姓的嚴重困苦。但李林甫又支持玄宗，聲稱兩京是他輪流居住之地，他可以自由選擇遷移的時間。[173] 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議，朝廷在736年陰曆十月二十一日返回長安，這是最後一次遷移。陰曆十一月二十七日，張九齡失勢。他的朋友和門生、曾在他手下任中書侍郎的嚴挺之在此之前引起李林甫的敵意，因為嚴挺之使曾在運輸改革中擔任裴耀卿的助手、剛被任命為戶部尚書並且與李林甫關係密切的蕭炅丟了官。蕭炅被免職的理由是他有作為一個學者的各種缺陷。嚴挺之由於試圖干預對自己前妻之夫王元琰貪污案的審理，此時面臨李林甫的報復。李林甫指控嚴挺之偏祖，當張九齡為嚴挺之辯護時，他也在嚴的屈辱中受到牽連。 此事的結果是，張九齡和裴耀卿都被免去宰相之職而擔任尚書省的僕射，這個職位早已成為級別雖高但無實權的閒職。[174]裴耀卿留在朝廷，直到743年死去；在此期間他偶爾也過問政務，但再也沒有什麼實權。張九齡的情況則迥然不同。李林甫顯然把他在朝廷的繼續存在視為對自己地位的潛在威脅。737年陰曆四月經張九齡推薦而任職的一個御史因攻擊李林甫的同夥宰相牛仙客（張九齡以前曾阻撓對他的提升）而被貶黜。李林甫乘機把張九齡貶到地方，任長江中游荊州的長史。[175]雖然張九齡的職務和官品仍很高，並得到顯貴的封號和實封，但再也沒有回京，他死於740年。 李林甫的掌權，736—752年 李林甫現在是朝廷無可爭辯的主宰，他所代表的貴族利益穩定地處於上升階段。第二個宰相為牛仙客，[176]他的任期從736年後期至742年死亡時為止。牛仙客當然不是貴族成員。他出身於關中一個從未有人當官的默默無聞的人家，他的官宦生涯開始得也極為平常，是從胥吏轉入流內的。他曾在一個縣令屬下任佐吏，在縣令調到隴右藩鎮時已讓他當助手。在隴右，他為節度使的屬僚，既是一員軍事將領，又是行政官員。他在隴右，後來又在河西任節度使時（729—736年），在為軍隊建立行之有效的後勤體系工作中有突出的成績。在河西時他幫遙領節度使之職的宰相蕭嵩代行節度使職權，總管一切軍政，後來又自己任節度使。736年，他調任關中以北極為重要的朔方鎮的節度使。 因此，牛仙客是一個完全新型的宰相。他不是第一個被提升為宰相的將領，以前薛訥、王晙和蕭嵩在玄宗初期因軍功而當過宰相。但與他們不同的是，牛仙客既不是出身名門，又沒有擔任任何文官的經驗，甚至也沒有在中央政府任何軍事部門任職的經歷。他是第一個通過邊鎮新體制而升任宰相的人，他的任命標誌著邊陲將領日益捲入朝廷政治的時期的開始。 牛仙克當上宰相後，繼續任朔方節度使直至740年後期；而在739年，他還總管鄰近的河東鎮。在738年，李林甫也兼任西北的隴右和河西的節度使，保留這些頭銜分別至742年和740年。[177]雖然這些藩鎮的日常行政都由副手處理，但在李林甫掌權的最初幾年，政府的軍務就這樣成為宰相們直接關心的要事，宰相們個人保持著保衛關中京畿道的關鍵邊鎮的控制。在739—740年期間，這兩個宰相個人控制的軍隊總數超過30萬人。 但是儘管牛仙客有軍事經驗和對軍事將領有影響，他在朝廷卻不能採取獨立的政策；他是李林甫的人，僅此而已。他不像一般的宰相，既沒有宮廷政治的經驗，也沒有官場內一個普通文官在仕途中必須建立的關係網。他也沒有一個有權勢的家族做後盾。但是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傑出的和有效率的行政官員，謹慎地實施和貫徹李林甫的政策，並且超然於宮廷的爭端之外。 李林甫新政權從這一意義上說是恢復到玄宗初年只由幾個宰相支配政務的狀態，但也存在著重大差別。在姚崇、宋璟和張說當宰相時，首輔宰相是在一個積極參與政務處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長任期內，玄宗越來越只關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於道教和密宗佛教，並且逐漸不再起積極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對朝廷的支配遠比他的幾個前任全面，這種形勢使英國學者浦立本認為，從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時止，這段時期的特點是李林甫的「獨裁」。 玄宗與道教和密宗 前面已經談到玄宗初年各種反佛教寺院的措施。這些措施繼續實施到8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722年，政府對寺院土地進行登記，並限制僧侶永遠擁有的財產的數量。727年，它又減少鄉村未經登記的小祠壇；729年，禮部的祠部開始造冊，全面登記所有的佛僧以確立佛僧的地位和防止濫發度牒。736年，對佛僧的管理轉由掌管藩邦事務的政府機構鴻臚寺負責，這等於宣布佛教為外來信仰而把它放在次要地位。[178] 與此相反，次年道觀受到尊重而被置於宗正寺的管轄之下，理由是唐皇室自稱是老子的後裔。如同他的父親和姐妹那樣，玄宗早就對道教發生興趣。在整個在位時期，他尊奉許多有名的道士。726年，各家各戶奉命須保存一本《道德經》，[179]玄宗還親自為它作注。[180] 732年，各州奉命建立一座尊奉老子的道觀。自675年以來，參加進士考試的士子必須把《道德經》作為經典學習（只有武后執政的一段短暫時期例外），參加明經考試的士子似乎也要應試《道德經》。這一時期官方文書引用道教經籍的情況屢見不鮮。 8世紀40年代初期，玄宗對道教的公開贊助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折。741年，玄宗命令設立專門研究道教的學校，命名為崇玄學，把它們作為國子監的一部分，以使考生按照明經科的模式，為參加關於道教經籍的專門考試（道舉）做準備。[181] 742年，這些經籍都起了崇高的新名，並且都有官修的注釋。747年，《道德經》正式被宣布為最重要的經籍。從743年起，老子被授予一系列越來越崇高的稱號。此外在742年，玄宗採用新年號天寶，它具有道教的含義，以表示其天命的統治的性質有了變化。 玄宗還對在他在位期間傳入中國的密宗佛教有很大的興趣。印度密宗大士善無畏於716—735年間在京師工作，翻譯了許多佛經，並為玄宗舉行密宗的佛事和唪誦經咒。另一個印度密宗大士金剛智從719—740年也在京師逗留，他的法術給予玄宗以很深的印象，因而被封為「國師」。中國的兩位密宗佛教的倡導者為一行和不空，前者以其天文和數學知識聞名，後者曾受到玄宗慷慨的布施。[182] 儘管玄宗試圖限制佛教的影響，但密宗佛教吸引玄宗不是偶然的，因為密宗使用法術、咒語和魔法在許多方面與道教的相似，而朝廷的密宗大師們確被指望在喚雨和治病方面與道教術士們爭高低。 道教和密宗佛教都不鼓勵玄宗積極過問公共事務。兩者都鼓勵修身養性。在這些影響下，玄宗對他日常的職責越來越不關心。但他不過問朝政的行為應該說是逐步的，肯定不應完全歸咎於他信仰的道教。玄宗不像以後幾個他的繼承人（也確與他的偉大前人唐太宗不同），除了幾次國喪時期外，他繼續每日緊張地上朝聽政，直至755年他已經70歲時為止。沒有一個皇帝（不管他是什麼超人）能保持玄宗早期的發展速度，而且在40多年中不見放慢。傳統的史學家們的指責大部分針對玄宗迷戀道教，對這個問題我們也許應該注意的是，到742年玄宗已經57歲，而且已積極勤於政事達30個春秋了。 皇位繼承問題 幾乎在張九齡被貶出朝廷不久，武惠妃的女婿楊洄又指控皇太子和鄂王李瑤、光王李琚及皇太子的內兄薛銹（又是玄宗三女之夫）正策劃謀反。宰相們再次被召徵詢意見，但李林甫對玄宗說，此事純屬家事，他與他的同僚不應干預。玄宗於是廢太子並把薛銹流配，後來又命他們全部自殺。諸王之母和妻族的許多親屬也被流配。[183] 武惠妃此時實現了她的野心，繼位問題懸而未決，但她的勝利證明是短暫的。她死於737年陰曆十二月，據民間傳說，這是受害而死的諸王的鬼魂作祟所致；她死後被封為后。玄宗當時既無皇后，又無皇儲，因為玄宗並沒有按照武惠妃的計劃讓她的兒子壽王李瑁繼位，儘管李林甫想竭力促成此事。 在一年多的時期中，繼位問題依然不能解決。玄宗有意立三子忠王李璵（元獻後所生）為太子，但長期未作決定。最後他採納其寵幸的宦官高力士的意見，即李璵年長，他的繼位權不容易被人反對。[184]在玄宗初期就未被立為太子的李琮，這次又未被考慮，可能是他沒有子女。他收養前太子幾個年幼的兒子為自己的子嗣。738年陰曆六月李璵被指定為太子，並正式舉行儀式，次月全國大赦。繼位問題在玄宗以後的年代沒有變化，李璵在756年繼位，他就是人們熟悉的廟號為肅宗的皇帝。 編訂法律 像李林甫這樣的如此關心行政的井井有條和系統化的宰相，自然會直接注意順應形勢，修訂法律，並且對行政法當然尤為注意。事實上他從事這一工作已有數年。除731年裴光庭和蕭嵩頒布一系列《格後長行勅》外，法典一直沒有被重新編訂或使之適應形勢；頒布《格後長行勅》的公開目的是要消除由於立法變化而條款又未列入修訂的行政法典所引起的種種反常現象。在此以前已有人抱怨法典條款因應用比擬和援例而被忽視的情況。 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訂和整理全部法典。他會同一批法律專家，對法律進行了紮實和周密的修訂工作。被刪除的無關緊要的條款不少於1324條，另外2180條得到修正。經修訂的法典於737年送呈皇帝，計有：律12卷及其疏義30卷；令30卷；式20卷；《新開元格》10卷。這些法典在737年秋向全國頒行。 這證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訂，因為這是唐代最後一次系統地重編全部法典的活動。這次制訂的法典實行的時期特別長，因為它一直到14世紀初都保持著權威性，雖然其間作了若干較次要的校訂。但也許更重要的是，這次修訂法律是唐代最後一次試圖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標準化的、全國一致的行政法規的活動。在唐以後歷代皇帝時期，地方活動的日益多樣化使這一工作不可能進行下去。 李林甫及其同僚在送呈法典的同時還呈上按門類摘編以便查閱的《格式律令事類》，計40卷。 各項新的法典的重要性在於，李林甫在它們頒布後專門請求降詔宣布，凡737年陰曆五月末之前頒布的詔書中提到的一切未收入新法中的條款不再具有法律效力。[185]整個法典的制定過程清楚地顯示了李林甫處理行政問題的那種有條不紊和精確的方法，以及對行政程序進行徹底的合理化改革的決心。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匯編為《唐六典》，它成於李林甫掌權的最初幾年。這一匯編工作有一個漫長和多變的過程。玄宗最初在722年已命令集賢院搞一部同名的匯編；名稱中的「六典」原系比照《周禮》的題材結構，原來的作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張說在8世紀20年代初期使禮儀法典化的努力有關。這項工作一直沒有完成；在蕭嵩領導時期，開始了匯編現在這種形式的工作，即準備搞成一部有關政府機構行政法的提要，後來張九齡也參加了匯編；他失勢後，李林甫負責它的完成。它最後成於738年，739年陰曆二月被送呈玄宗，然後向全國頒布。[186] 它在一個多世紀中一直作為一部最方便的權威性的行政法提要而被人使用，甚至在它闡述的許多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或機構被新官署代替後也是如此。 兵制改革 節度使統率的邊境藩鎮體制這時已完全建立，如上所述，李林甫和牛仙客本人都遙領很重要的邊鎮。737年，兵制有兩個重大變化。第一，節度使奉命與中書門下協商，以便一致確定適合於各鎮戰略需要的邊防軍的建制。人們現在仍能相當詳細地了解約從742年起的這一建制的情況，當時帝國供養的邊防軍共達49萬人，另有8萬餘騎。[187]同時，帝國總的軍事建制共為574733人，其中包括各種府兵和宮廷軍隊（關於這些軍隊，將在下面論述）。人數略超過總人口的1%。這些數字表明，雖然帝國武裝了一支名實相符的強大的軍隊，但受節度使控制的軍隊不少於帝國兵力的85%，幾乎是帝國有戰鬥經驗的士兵的全部。中央政府沒有與之相比的兵力可供調遣，這一事實解釋了李林甫和牛仙客為什麼抓住他們掛名節度使的控制權不放的問題。 第二個甚至更重要的變化是把邊防軍改成全部由長期服役的健兒組成的職業軍。變化的過程經歷了幾十年，但737年頒布的一份詔書命令，邊境諸鎮的所有士兵應在原徵募的士兵和未登記戶的成員中長期僱傭那些合格的和願意服役的人。那些志願服役的人得到的津貼高於標準，並享受免稅數年的特別待遇。原攜帶家眷前往邊境的人還可分得房屋和田地，以使他們能長期定居。這意味著舊徵兵制的最後廢棄；舊制規定，被挑選前往邊境的士兵有的是府兵，有的是平民，他們的平均服役期為三年。其中有人因企圖得到獎賞，願當健兒留在邊境，但這一制度造成了未經訓練的新兵經常代替久經鍛煉的士兵的情況，而且常常帶來苦難。[188]改革似乎迅速見效。738年初期的一份詔書宣稱，長期雇用邊境健兒的辦法使兵源充足。徵兵支邊的措施被取消，那些仍在邊境鎮服役的徵召士兵被解散和遣返故里。[189] 這些龐大的邊防軍造成了在嶄新秩序下的財政和後勤供應問題。邊防的費用在714—741期間增加了5倍。部隊的被服、裝備及糧食、軍需的補給，都需要巨額資金。國家收入的大部分糧食用於軍糧和戰略儲備。大量人力資源用於軍隊的口糧和軍需的運輸工作。 隨著永久性的職業軍隊的建立，情況就更為複雜，費用也進一步增加。原來在戰場因戰功得到有節制的賞賜的士兵，此時開始要求得到官職和名義上的官品，使他們能獲得應有的一切封賞和特權。為了戰爭勝利，這種慷慨的賞賜使防務支出有增無已。在742—755年期間，軍費增加了40%或50%。 政府繼續鼓勵在邊境建立屯田；牛仙客也擴大了他曾在關中西北採用的「和糴」制（和糴制在那裡還被用來提供民用糧食）。[190]但這些措施不能制止軍費的繼續增加。 與此同時，京師的軍事組織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在7世紀最後幾十年，輪番從不同的府兵抽調兵將的古老的禁軍制開始蛻變。過去顯赫一時的禁軍的地位逐漸降低，除了少數精銳的單位，玄宗時期的禁軍都不足額，素質也差，並且主要由朝中有關係的和不懂軍事的文官擔任軍職。 禁軍作為由皇帝直接調遣的主力部隊的位置已被自662年以來稱為御林軍的「北軍」所接替。這就是永久服役的——許多人是世襲的——警衛皇宮的精兵。他們在武后時期得到加強，到中宗時期，御林軍的人數超過1萬人，完全壓倒了禁軍。 禁軍缺員的現象在722年已明顯得令人不安，當時為御駕巡行泰山舉行封禪儀式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在723年，張說如前文所述已開始徵募一支稱為常從宿衛的龐大部隊。通過吸收以前的禁兵和其他願意輪番服役的合適的士兵，常從宿衛的兵力擴大到12萬人。725年，它被改名為彍騎，然後拆散，把兵將作為受過訓練的新鮮血液分別輸送到各禁軍之中。但後來他們又被分配在御林軍；除了充當皇帝和太子警衛以及為京師執行治安任務的少數特種部隊外，禁軍作為一支有戰鬥力的軍事單位已不復存在。 但這並不是說北軍此時已成為一支歸皇帝控制的強大力量。在731年涉及王毛仲和禁軍一些將領的危機以後，北軍似乎有意識地被削弱了。雖然在738年有兩支稱龍武軍的北軍加入了御林軍（顯然是為了加強御林軍的力量），但是它們的成員大部分是長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他們以前已經服役，因為軍隊的士兵既可不納稅，又可不去邊境服役。這些人後來僱傭替身或派僕人代替他們當兵。作為一支軍事力量，北軍越來越不足道。當玄宗末期最迫切需要他們出力之時，他們成了廢物。[191] 在張說的722—723年改革以後，府兵並沒有取消。但隨著邊防軍和京師的北軍的日益職業化，府兵的作用消失，他們不過是紙面上的部隊。749年，李林甫下令制止府兵來京師服役。命令說，府兵近來不過是名義上的建制，既無組織、軍官、武器和裝備，也無糧食。[192] 府兵的消失意味著放棄了自北魏以來流行的一種思想；它主張，通過對農民進行正規訓練的方式，國家可以經濟地保存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因為農民兵自給自足，但又能與禁軍一起履行正規的職責，並在需要的時候能很快地組成軍事單位。在李林甫掌權時，邊防軍和京師的北軍都幾乎全由職業軍組成，國家則直接負責供養它們。 但是，還存在一種新型的稱之為團練或團結的地方治安軍。它們不是全國範圍的組織（如府兵），而是由地方組織並用於地方防務。士兵純屬業餘，以種地為生，在農閒時則受訓練。他們不必在京師或邊境服役，只是組成歸地方刺史管轄的地方治安軍。他們在697年契丹入侵時在河北最先出現，後來又出現在受外患威脅的其他區域以及西北、長安周圍和四川；四川的地方軍組織規模似乎更大，那裡已組成了一支以成都為中心的約1.4萬人的部隊。[193] 新的兵制為中國提供了對付外來威脅的極為有效的防禦。在李林甫掌權的初期，鄰近的最強大的兩個民族吐蕃和契丹被打敗並處於守勢。同時突厥汗國也覆滅。但新兵制的花費極大，並使權力集中在節度使之手，以致中央政府再也沒有力量去對付他們了。 財政的發展 當李林甫仍與張九齡分掌大權時，最重要的財政改革，即貫徹《長行旨符》規定的工作，已在進行。到8世紀40年代初期，儘管因軍事擴張而軍費激增，帝國的財政狀況仍很良好。726年登記的人口數只有7069565戶，在732年達7861236戶（45431265人），在742年達8525763戶（48900800人），在16年中增加了21%。這部分地反映了宇文融的再登記措施的長期效果，部分地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長，部分地反映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可以依靠比以前有明顯增加的歲入。此外，8世紀20和30年代可怕的連續自然災害似乎沒有再出現，40年代總的說是農民比較富足的時期。 8世紀40年代期間的稅制大為鬆弛。[194]現存的敦煌戶冊證明戶口的登記日益放鬆，造成這一情況的部分原因是，在李林甫早期的改革中已確定了各州固定的稅收定額。741年的一份詔書取消了每年對各戶成員的嚴格核查，而代之以三年檢查一次。在744年，規定把男丁應充分納稅和服勞役的年齡從21歲提高至23歲。 這一制度出現了一些弊病。742年及以後744年頒布的詔令企圖制止各戶為減少自己應徵稅的數額而分割家庭財產的現象，這項稅收此時已成為國家日益重要的財源。對這些戶應徵收的稅額不得不在741年，後來又在745年從嚴執行。[195]土地制也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弊病；735年的詔書又正式推行均田制，以防「百姓無處安置，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併」。但這一措施收效很小；752年，政府又對那些積聚大產業的人進行了一次類似的打擊。[196] 運輸體系進一步得到改善，使糧食和物資的運輸方便得多。741年，政府曾有穿過三門峽開鑿一條航運河渠的打算，同時對揚州附近的汴渠南端進行了其他的改善。在741—743年韋堅任水陸轉運使時，建造了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新運河，以供漕運船隻通往他建有新碼頭的長安。運往京都的糧食和貨物又大量增加，在744年達到400萬石。他還整頓了地方的運輸供應，讓富戶為漕運船隻和載運的物品作保。[197] 韋堅是下一個10年出現在朝廷的一批新的貴族財政專家中的第一人，這些人也像宇文融那樣因他們在玄宗末年的政權崩潰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歷史學家的苛評。在財政的一個領域中，貴族的支配——實際上是一個家族的支配——自玄宗即位以來一直持續不斷。從713—733年，隋皇室的一個後裔楊崇禮長期任太府寺卿，在他90歲退隱時，他的兒子楊慎矜和楊慎名分別任太府寺卿和司農寺卿，前者掌管一切錢帛的收入，後者掌管一切糧食收入。[198]楊慎矜深深地陷進了李林甫那一派。當李林甫掌權時，楊氏家族掌握了處理全帝國歲入的大權。 李林甫試圖在制度上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長期存在的通貨問題。737年，第一個諸道鑄錢使被任命，全面負責全帝國鑄錢的工作。此職一般由御史擔任。8世紀40年代初期，楊慎矜接管了鑄錢司，進一步加強了他對財政管理的控制。[199]通貨的供應暫時有所改善，但在8世紀40年代後期私鑄風又趨猖獗，752年，政府又企圖取締劣質錢的流通。但事實證明，這一措施與以前的同類措施一樣未能收效。[200] 李林甫的晚期：貴族結黨 742年陰曆七月，牛仙客死去。直到此時，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顯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國政府的運轉比以往更加順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權是繁榮的，對外敵連續取得輝煌的勝利。此外，它沒有在官僚集團內進行任何清洗。貴族們取得了穩固的權力，代表士大夫利益的最後兩個主要老人宋璟和張九齡已經死去，其他幾個前宰相中的裴耀卿死於743年，蕭嵩已被貶到地方。官僚中的儒家學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擔任任何有真正權勢的職位。但儘管如此，李林甫和牛仙客掌權的六年總的說是朝廷的安定時期。 隨著牛仙客之死，局勢發生了變化，而且嚴重地變壞了。被任命代替牛仙客的新宰相是李适之（？—747年）。[201]他與李林甫同樣是皇族成員，實際上屬於太宗直系中地位較高的一支。他也沒有參加過科舉，705年通過在禁軍中任職起家。在玄宗時期，他先後擔任一些州的職務，以行政幹練見稱，並擔任河南尹，在那裡完成了重要的治澇工程。從739—741年，他是幽州節度使，然後被召進京任刑部尚書。他顯然是遠比牛仙客更難對付的對手。情況可能是：或是玄宗為了抵消李林甫日益擴大的權力，所以親自任命他為宰相，或是玄宗受了另外敵對貴族集團的勸誘才作出了這一任命。確實如同玄宗最後10年那樣，任命李适之的詳細情況也因這一時期的歷史記載（這些記載對李林甫懷有明顯的敵意）少得驚人而模糊不清。不管任命李适之的目的是什麼，一個以一系列血腥清洗告終的激烈的黨爭時期由此產生了。 李适之立刻成了一個有才能和有野心的、感到自己被李林甫所挫的貴族集團的領袖。他們的主要人物有：韋堅（？—747年），他由於他的運輸政策和財政方面的成就，深受玄宗本人的賞識；裴寬，他繼李适之從742—744年任幽州（范陽）節度使，然後任戶部尚書；裴敦復，他在743—744年期間在浙江沿海肅清海盜，然後被任命為刑部尚書；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他在隴右與吐蕃作戰取得了重大的勝利。[202]他們結成了一個令人生畏的集團，在財政和防務這兩個關鍵領域有強大的勢力。 744年，當時任吏部尚書的李林甫（此職使他平時能左右一切任命）因選才考試的一次醜聞而丟了臉。由於任人唯親，他在御史台的一個親密同夥之子（此人是有名的不學無術之徒）得了最高分。這引起了一陣強烈的怨言，但朝中無人大膽直言，因為任何抗議都意味著對李林甫的批評，但有一名官員說服了當時任東北范陽和平盧兩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向玄宗報告了此事；這是邊將第一次干預朝政的行動。玄宗親自重新對應試士子進行考試，那個名列榜首的人交了白卷。吏部的兩個侍郎被不光彩地外放到地方；李林甫本人雖然未受懲處，但此事損害了他的威望。[203] 從744年起，李林甫開始沉重地打擊他的政敵。他試圖向玄宗進讒以使李适之名譽掃地，然後又挑起裴寬和裴敦復的不和，結果兩個人都被外放到地方。745年他煽起對以李适之為首的刑部的官員的嚴厲調查；745年陰曆九月，他又把韋堅從財政和運輸的使署調到刑部任尚書，從而使他不能再對玄宗施加影響。[204]韋堅的財政的職務轉給了楊慎矜[205]，此人為當時與李林甫關係親密的太府寺卿楊崇禮之子。 到那時為止，黨爭是沿著公認的不流血的政治方式進行的。但從746年初起，情況發生變化，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清洗開始了。746年正月，當時任節度使坐鎮隴右和河西的皇甫惟明來京報告與吐蕃作戰時又取得了勝利。他在朝廷當玄宗之面批評李林甫和讚揚韋堅。李林甫唆使楊慎矜向玄宗報告，說皇甫惟明和韋堅與太子一起策劃發動政變和讓太子登基的陰謀。 密謀的真相當時模糊不清。但皇太子的指定原來肯定受到李林甫的反對。皇甫惟明早已是皇太子的密友；韋堅是皇太子的內兄，以有政治野心見稱。此外，對於因得到一個統率靠近京師14萬名精兵的將領的支持而出現這樣的政變威脅是絕不能等閒視之的。結果，韋堅和皇甫惟明被捕受審，但指控他們的案件得不到證實，於是他們離京出任刺史。皇太子未受影響。李适之本人未受任何牽連，但他與皇甫惟明和韋堅的密切關係使他憂心忡忡，以致他要求辭去宰相之職。他的要求得到恩准；令人不免奇怪的是，鑒於當時的形勢，他竟能在東宮得到一個閒職。從此他不再積極參與政務。[206] 陳希烈[207]接替了他的宰相職位。此人出身於河南的一個無名家族，本人顯然未參加過科舉，但仍享有作家和學者的盛名。他精通道家學說，並大大地助長了玄宗對道教的興趣。從731年起，他繼張說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並協助玄宗起草國書和為玄宗潤色文學作品。他為人柔弱圓通，無實際政治經驗，在752年死前不久，對李林甫一直唯命是從。李林甫開始在家中處理公務，陳希烈不過在作出的決定上副署而已。陳希烈也繼續從事他的學術活動，被任命在秘書省任少監。 雖然李林甫是朝廷的絕對主宰，但擔任高級官員的韋堅的弟兄此時為韋堅竭力向玄宗求情，並要求皇太子支持他們的請願。玄宗仍相信太子忠誠無辜而不給予任何處分，但對韋堅及其同僚非常惱怒，因為他們本來應該為自己倖免於死而慶幸。李林甫此時又指控韋堅和李适之結黨。於是韋堅及其弟兄連同許多親屬均被放逐到邊遠的南方。李适之被調到地方，他們的其他支持者，如裴寬和河南尹李齊物也被貶至地方。太子本人惶惶不可終日，要求准許休掉韋堅之妹。[208] 清洗至此仍未結束。746年末，另一場涉及皇太子的所謂陰謀震動了朝廷。皇太子的長妃之父杜有鄰與自己的女婿柳勣發生口角，因為後者企圖指控他偽造圖讖以使他丟臉（可能間接地把皇太子也卷了進去）。但他的指控出了紕漏。他和他的一個朋友被李林甫在御史台的一個同黨審訊，結果，杜有鄰和兩個指控者均被處死，他們的家屬被放逐到遙遠的邊境。其他受株連的人有：曾為柳勣庇護人的王子李邕和薦舉柳勣的裴敦復（裴因與柳勣勾結而在747年初期被鞭笞致死）。後來，臭名昭著的御史羅希奭被派往貶所處決韋堅、皇甫惟明及其追隨者。李适之服毒自盡；他的一子被殺，許多同僚被貶。李适之的追隨者中唯一倖免一死的顯要人物為裴寬，他退出了官場並獻身於宗教。[209] 在這些陰謀和清洗中，李林甫最忠實的支持者之一是財政專家楊慎矜，他已為自己清除了職業的對手韋堅，同時又大手大腳地提供錢財以供玄宗日益奢侈的私人生活之用，所以深得玄宗的寵愛。李林甫開始對他勢力的發展感到不滿，兩個人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對立。楊慎矜還與王鉷[210]為敵，王鉷是太原一個望族後裔中一名高級官員的私生子。從736年起，他在御史台和戶部任職，從事一系列的專門的財政工作，以善於搜刮民脂民膏和嚴厲推行「和糴」制聞名。如同以前支持楊慎矜那樣，李林甫一貫支持他；而楊慎矜此時卻一再冒犯和貶低王鉷，儘管後者在御史台擁有強有力的地位。[211] 這時，楊慎矜求教於一個術士，後者勸他在鄉村購置產業，作為在預言的政治動亂即將發生時避難之用。王鉷得知他們的交往，於是揭露楊慎矜與這些預言有牽連，且更具體地揭露了他策劃復辟隋王朝（他是隋皇室的後裔）的叛亂。楊慎矜被捕，在御史台的李林甫的代理人在他家中栽證陷害他，楊慎矜及其兩個也任高官的弟兄被迫自盡。他們的幾十名同夥和同僚像以前的清洗一樣又受株連和懲處。[212]王鉷接任了楊慎矜的工作，此時他上升到了已能對玄宗施加很大影響的地位。他控制了財政方面的許多專門司署。他徵收的大量稅額超過了李林甫精心規定的歲入定額，他把這些收入轉到玄宗的私囊，從而更進一步助長了玄宗驕奢的生活。王鉷與以個人清廉著稱的楊氏家族不同，他無恥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大發橫財。 李林甫在消滅了一個潛在的對手，即財政專家楊慎矜以後，此時又企圖搞垮另一個邊境將領，因為此人的成就和在朝廷的勢力與以前的皇甫惟明一樣，開始危及李林甫自己的支配地位。此人即王忠嗣，[213]他從742—746年已控制朔方和河東兩鎮，後來繼倒霉的皇甫惟明而任河西和隴右的節度使，在那裡防禦吐蕃十分成功。但他是一個謹慎的將領。當玄宗在747年命令進攻青海湖之東的吐蕃要塞時，他勸告說，這個要塞堅不可摧。於是另一個將領奉命進攻，但王忠嗣拒不參加，當戰鬥不可避免地得到災難性的結果時，他受到了指責。王忠嗣在皇宮內長大，與諸王——特別與皇太子——的關係甚為密切。李林甫利用玄宗的不快乘機攻擊皇太子，並指控王忠嗣已答應協助皇太子登上皇位。王忠嗣被捕受審，但這一次指控實在站不住腳，以致連玄宗也不相信。但王忠嗣仍被派往西南任職，他的助手突厥將領哥舒翰則代替他負責邊境的指揮。[214] 這一時期激烈的黨爭陰謀的勝利者是李林甫，但黨爭既削弱了他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也在幾個重要方面削弱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中央的官僚集團被李林甫清洗的暴力所動搖，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暴力嚇倒；大批傑出的人物死了，或被斷送了前程。國家的財政依然控制在貴族理財專家王鉷之手，但他不同於前幾任的宇文融、韋堅和楊慎矜，只關心謀取自己在朝廷的優勢和貪污自肥。 對邊鎮的控制 強大的邊境將領干政的威脅得以避免，但代價很大。在發生涉及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的「陰謀」以後，李林甫斷定，讓那些可能有干預朝政野心的高級的和有才能的官員控制邊境藩鎮，實屬危險之舉。從748年起，他硬要玄宗推行一項精心制定的政策，即把邊境將領置於非漢人節度使之下。這些節度使被認為是比漢族更優秀的軍人，他們的野心也被認為只在軍事而不在政治方面。[215]到751年，除四川劍南以外的所有藩鎮都受外族將領的指揮。自744年起，安祿山控制范陽和平盧，從751年還指揮河東。他的堂兄弟安思順從747年年末起指揮河西，從750年起又指揮朔方。突厥將領哥舒翰從747年後期起坐鎮隴右，而在極西部，高麗血統的將領高仙芝掌管了安西。 在這些人中，最強大、在其藩鎮培植勢力最久的將領為安祿山。[216]他具有粟特和突厥的混合血統，是默啜可汗軍隊中一名粟特軍官之子。安祿山在張守珪指揮的西北邊防軍中當兵，733年張守珪調到幽州時，他作為僚將隨往。739年張守珪被貶，由李适之接任幽州節度使。安祿山在平盧時地位僅次於王斛斯。741年李适之被召回長安；王斛斯成為幽州節度使；安祿山被提升指揮當時仍隸屬於幽州的平盧。次年，即742年，平盧獨立為鎮，安祿山任節度使。在此期間，他與從742年直至744年陰曆三月任幽州節度使的裴寬關係密切。因此，安祿山與李林甫的兩個對頭都有密切的聯繫。裴寬被召回長安以後，安祿山又兼任范陽（幽州）節度使。他在743年和744年已入京朝覲，並且如前文所述，卷進了一件轟動一時的案件。到747年當他再次進京時，他在東北已經樹立非常牢固的地位，而且具有強大的力量。他和妻子被授予尊貴的稱號，他還擁有御史大夫的榮譽職位。雖然他力量強大，但他個人仍非常畏懼李林甫，這種關係在這些動亂的年代裡對維持朝廷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楊氏家族和楊貴妃的崛起 隨著後宮政治造成的楊氏家族的崛起，宮廷事務中又添進了另一新的內容。[217]武惠妃死後，玄宗在後宮似乎暫時還沒有一個恩眷不衰的寵妃。在8世紀40年代初期，他似乎已迷戀上了壽王李瑁之妻楊玉環；李瑁為武惠妃的寵子，他在738年未被立為皇太子。741年楊玉環離開了丈夫，自願度為女道士，住在宮內，745年當她正式與再婚的壽王分居後，玄宗召她進了自己的後宮，封她為貴妃。從此，她完全左右了皇宮。雖然她兩次被短期地放逐出宮，但玄宗對她迷戀之極，以致每次放逐後就立即召她進宮。 楊貴妃是來自四川的一名地方官之女，她與玄宗早期寵愛的元獻皇后同樣出身於華陰的楊氏氏族，又是隋皇室的遠房後裔。楊貴妃的家族以出美人著稱，她聰慧多才，與玄宗同樣熱愛音樂和舞蹈，而且自己又能歌善舞，事實證明她與她的也很受玄宗賞識的姐妹們是善於利用政治影響的行家，她家族的幾個成員都得到勛位和在朝廷任高官。在8世紀40年代後期，她成了安祿山的密友，751年她收這位奇胖和魁梧的將領為義子。關於他們和她的姐妹以及關於安祿山顯然可以自由出入宮禁的宮廷中的淫逸放蕩的醜聞不脛而走。但這些傳說在許多方面是不可能的，是以後虛構的，它們也是以玄宗和楊貴妃為主角的大量半傳奇傳說的一部分。重要的事實是，在安祿山最後叛亂以前，她和玄宗兩個人同安祿山的個人關係一直很密切。 在楊貴妃較遠的親戚中，隔代堂兄弟楊銛擔任鴻臚寺卿，另一個楊錡擔任御史並娶武惠妃之女太華公主為妻。第三個更為陰險的人物是楊釗，後來玄宗賜給他人們所悉知的名字國忠[218]。楊國忠為一小官員之子，年輕時放蕩無行，為宗里所鄙，於是去四川從軍，後任一地方的低級官員。他在四川得到一位富有的地方有才的文士鮮于仲通的庇護，鮮于後來在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739—746年任節度使）的幕府中擔任重要的行政官員，為楊國忠謀得了推官之職。在四川的這些年中，他結識了他的遠親——楊貴妃的家屬；他還因勾引她的一個妹妹而被控。 當楊貴妃作為玄宗寵妃的地位正式確立後，章仇兼瓊和鮮于仲通決定用楊國忠為代理人以保住他們在劍南道的地位，於是派他前往朝廷。由於與楊貴妃的關係他來到京師時被任命為監察御史。他作為李林甫的忠誠和熱心的親信，參與了746—748年的清洗。章仇兼瓊由於楊氏的勢力，在746年陰曆五月被任命為戶部尚書，並擔任了其他的職務。他在四川的節度使之職被原戶部侍郎郭虛己接替；郭任此職直至748年，在此期間由鮮于仲通任助手。當郭虛己回長安時，鮮于在748年接任節度使。 這樣，楊國忠由於他的堂姐妹和親戚的影響，在746年以後得以迅速鞏固他在京師的地位，同時他又與他早年供職的四川保持牢固的聯繫。由於這種特殊的地區關係，劍南（即四川）一直是李林甫的指派非漢族將領任節度使的政策從未得以實施的唯一邊境藩鎮。 在此期間楊國忠沒有與李林甫公開破裂，但從749年起，他像王鉷那樣能夠對李林甫進行挑戰，因為他可以指望從玄宗和楊貴妃那裡得到個人的支持。749年，他把京兆尹蕭炅貶黜出朝廷，此人先後是裴耀卿、李林甫及李在御史台的一個朋友宋渾的長期同夥。李林甫此時也無力幫助他的朋友。楊國忠在戶部的度支使署擔任一系列職務，並得到15個以上的專職頭銜（其中大部分是屬於財政方面的），所以其權力很快就與王鉷不相上下，後者也就成了他的政治追隨者。[219] 752年，王鉷被清除出政治舞台。他與其弟王銲召術士詢問自己為帝王的前景，後來擔心此事泄露，就將此術士和一個公主的知情的兒子審判處死。王銲的一個朋友此時正策劃控制龍武軍（北軍）和清除李林甫、陳希烈和楊國忠。玄宗獲悉這一陰謀，就命王鉷逮捕陰謀者。王鉷警告其弟即將被捕，於是密謀者出逃。在王鉷和楊國忠帶領軍隊的追趕下，造反者最後走投無路，被高力士率領的飛龍小兒俘獲。 楊國忠此時揭露王鉷也參與了陰謀。但玄宗不信王銲的叛逆行為，而李林甫又為王辯護。因此玄宗下令恕免王銲之罪，但為了保留留各方面的面子，他通過楊國忠命令王鉷正式承認其弟之罪並請求寬恕他。但王鉷拒絕照辦，這下激怒了玄宗。陳希烈這一次就不聽命於李林甫了，他這時公開指控王鉷叛逆，要求將他處死。王氏兩兄弟被楊國忠和陳希烈審訊，審訊結果不但使被挫敗的陰謀真相大白，而且還弄清了他們以前起過作用的謀害人的情況。752年陰曆四月，王鉷奉命自盡，王銲被杖死在朝堂。王鉷諸子被放逐到邊遠的南方，後來被處死，大量家產被沒收。[220] 此事的結果對李林甫的地位是一個嚴重打擊，因為他曾薦舉王鉷任職，又曾為他的叛逆罪名辯護。他這時不但面臨曾企圖在指控王鉷時把他株連在一起的楊國忠和陳希烈的公開對立，而且還受到強有力的將領哥舒翰的仇視。 對外關係，720—755年 傳統歷史學家對玄宗的主要批評之一是，當他即位初期帝國的防禦已得到加強和帝國隨之採用消極的防禦政策後，他的雄心導致他日益改用一種國力所不能負擔的主動的、干預性的對外政策。當然，隨著714年吐蕃戰敗而出現的相當平靜的幾年以後，軍事活動在他在位的中期和後期大大地增加了。但這肯定不是像太宗後期和高宗時期那樣的蓄意的領土擴張時期。在玄宗的這些日子中，唐朝對來自兩個最強大和最富侵略性的鄰國——契丹和吐蕃——的壓力作了反應，與它們進行了持久的大規模戰爭。同時，中國對外關係的總格局由於以下的因素而起了變化：在滿洲（渤海）和雲南（南詔）出現了強大而穩定的國家；傳統的北方敵人突厥族最後消失；基本上對唐朝友好的回紇人取代突厥族而成為蒙古草原的主人。 吐　蕃 吐蕃依然是中國最難對付的鄰國。714年戰敗後，吐蕃人穩步地鞏固他們的王國；721年，隨著幼王的成年和705年以來控制吐蕃的宰相和太后之死，吐蕃的宮廷政治出現了明顯的轉折。722年，吐蕃朝著新的方向重新向外擴張，入侵西部的小勃律（吉爾吉特）。小勃律和鄰近的大勃律（巴勒提斯坦）對中國人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它們是疏勒（喀什噶爾）經明鐵蓋山口通往迦濕彌邏（克什米爾）和印度河谷的要道。它們自武后時期起已是中國的朝貢國。吐蕃的占領將使吐蕃人控制帕米爾地區，使他們能直接與突騎施部或阿拉伯人接觸，從而威脅中國人在中亞的地位。 面臨吐蕃的入侵，小勃律王向中國求助。一支中國軍從疏勒前往援助，吐蕃人被擊退。但他們仍控制著大勃律。 這次衝突似乎對中國西部邊境沒有直接影響，但與吐蕃的關係不久在玄宗的朝廷成了一個政治問題。在725年封禪祭典以後，張說敦促玄宗與吐蕃長期議和以減少隴右和河西的大量邊防開支。但玄宗徵詢了在724年已主張深入吐蕃領土進行打擊的好戰的河西節度使王君的意見。結果他沒有採納張說的和議意見，開始計劃對吐蕃進行一侵略行動。 725年，一些吐蕃人參與突騎施對塔里木綠洲的襲擾。從726—729年，敵對行動又在中國邊境發生。吐蕃人屢次襲擊河西走廊的中國領土，而中國人則再三打入青海湖區。從728年秋季起中國人取得了主動，軍隊贏得了一次次輝煌的勝利，並占領了幾個主要的吐蕃要塞。吐蕃人求和，在以前因吐蕃人的背信棄義而仍對他們不信任的玄宗最後被說服同意議和。730年和約商定。吐蕃王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吐蕃的邊境將領奉命停止對中國領土的侵襲，一塊刻有和約條款的石碑矗立在邊境。和平持續了幾年。兩國互派使者，邊界被劃定，邊界柵欄也被建立。此外，在這些年中，唐朝專心致志於同東北的契丹進行持續的戰爭。 但是，和平在736年遭到破壞。吐蕃人又進攻小勃律，雖經中國人抗議也未停止。帕米爾地區的形勢甚至比722年更加危急。玄宗有好幾年曾力圖取得經帕米爾地區通往伊朗和西方的南方諸路的控制，因為粟特由於突騎施的干涉又受到來自阿拉伯人的壓力而處於完全混亂的狀態，同時傳統的北方商路也受到威脅。這一對峙還有另一個形式。在734—735年，北庭（準噶爾）的唐軍與突騎施之間已爆發戰爭。突騎施的可汗娶了一名吐蕃的公主，而吐蕃王的一個妃子又是康國（撒馬爾罕）的公主。這樣，對吐蕃—突騎施的結盟或對更討厭的吐蕃—阿拉伯在中亞的結盟的由來已久的恐懼又出現了。 由於無力阻止吐蕃對小勃律的進攻，中國就在東面發動進攻，吐蕃人在那裡因被和約和中國與吐蕃將領之間的誓約所麻痹，對進攻毫無準備。737年中國人進犯青海湖區，738年吐蕃的反攻被擊退，河西、隴右和劍南諸節度使奉命與吐蕃人全面作戰。中國人從甘肅深入今之青海省。四川的軍隊在開始時戰果不大，但在740年得到當地羌族部落民的幫助，占領了關鍵的吐蕃要塞安戎，因為這些部落民對吐蕃的行政官的勒索已感到厭煩。儘管出現堅決的反攻，中國保持了戰果，這樣，唐朝又控制了在680年喪失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 739年，在拉薩保持一定程度的中國文化影響的吐蕃王后金城公主死去，741年吐蕃人企圖利用在長安為她舉行葬禮的機會締結新的和約。玄宗沒有同意，於是吐蕃人在741年夏季開始發起一系列果敢的進攻，並重新控制了青海湖區。他們奪回固若金湯的石堡城，併入侵甘肅邊境的中國領土。 在以後幾年，皇甫惟明及其繼承人王忠嗣，進行了一次次的邊境戰爭，穩步地加強了隴右和河西兩鎮的中國防禦設施，這兩個藩鎮到742年時已控制了17個軍，兵員共達14.8萬人。皇甫惟明和王忠嗣都在宮廷的黨爭中被株連，747年隴右歸突厥將領哥舒翰管轄。749年，他率領從隴右、河西、朔方和河東諸鎮抽調的大軍，最後攻占了石堡城，但中國人傷亡很大。該地成了新的中國軍隊的駐地，在以後幾年中國人在西北新成立九支長駐軍隊，並開闢屯田來供養它們。753年哥舒翰再次大敗吐蕃，收復了稱之為九曲的黃河上游的大部分。 8世紀的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當中國人在吐蕃邊境進行大規模戰爭時，吐蕃的西陲又形成了與唐朝直接對峙的形勢。吐蕃在736年攻擊小勃律後，穩步地鞏固它在帕米爾的地位，許多山地小王國與長安斷絕往來並成了吐蕃的屬國。在塔里木的中國將領曾經不時攻擊吐蕃人，但毫無結果。746年，在安西任職的高麗將領高仙芝對小勃律進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討伐，他率領1萬名騎兵通過帕米爾最高的幾個山隘。吐蕃人被趕走，中國軍隊駐在小勃律，中國對帕米爾諸國的影響得以恢復。吐蕃這時又轉而窺測小小的劫國，使駐在小勃律的中國軍隊的供應線有被截斷的危險。750年高仙芝又進行一次討伐，占領了吉查爾，最後遏止了吐蕃想在帕米爾建立統治的企圖。 755年，吐蕃王死，吐蕃朝廷派使節前來，尋求與唐朝建立友好關係。中國使節也被派往吐蕃去冊封新王和轉達唐皇的弔唁。吐蕃的威脅不論在中國邊境還是在西面，似乎都暫時被遏制了。但安祿山之亂的爆發和隨之而來的中國軍隊在吐蕃邊境的撤離，又揭開了中國吐蕃關係史災難性的新篇章。 中亞，突騎施族和阿拉伯人 自玄宗初年以來，伊塞克湖和巴爾喀什湖之間西突厥族各部居住的地區已被一個名突騎施的部落及其令人生畏的蘇祿可汗所統治。雖然蘇祿可汗已在717年正式臣服於中國人，但在同一年他還是襲擊了邊境並進攻阿克蘇及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方。719年，唐軍已被趕出碎葉（托克瑪克）的哨所，喪失了在天山山脈之北的大片領土。 幸虧蘇祿這時西進占領富饒的粟特諸城邦國。蘇祿是在粟特最後建立阿拉伯統治的偉大的阿拉伯將領庫塔伊巴死後不久崛起的。阿拉伯人堅決的推進暫時被擋住了；突騎施族前去支援粟特人進行抵抗。在724年，在阿拉伯史學家稱為「渴日」的戰鬥中突騎施大敗侵略河中地區的阿拉伯遠征軍。這一挫折使阿拉伯向東的擴張中止了約50年；從724—727年，突騎施深入粟特國境，遠至康國（撒馬爾罕）本土。726年，突騎施為防衛骨咄（帕米爾以西）而與阿拉伯人交戰；阿拉伯人直到730年才開始認識到突騎施的力量。 唐朝感到應該安撫蘇祿，於是在722年安排把唐朝的「公主」（實際上是西突厥名義可汗的一個女兒）嫁出和親。同時，中國的安西都護府（塔里木盆地）和北庭都護府（準噶爾）的防禦設施不斷地得到加強。718年，安西成為一節度使駐節之鎮，北庭在727年也照此辦理。到8世紀30年代，它們各自擁有兩萬名的守軍，給養部分來自屯田，部分地來自與中亞貿易的商人所繳的過境稅。 這些預防措施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由於蘇祿本人明顯的軍事力量，而且是由於他與中國的兩大最強大的宿敵東突厥和吐蕃聯姻。725年，他插手支持于闐王的反唐叛亂。叛亂很快被平定，但蘇祿與中國的安西副使結下私仇，他與吐蕃盟友一起掠奪塔里木盆地，圍攻龜茲，進攻高昌區。但突騎施基本上仍只插手中亞事務，730年，蘇祿與唐朝媾和。突騎施的力量幾乎完全依靠蘇祿個人的領導和他給他的部落領袖提供無數掠奪物的能力。到8世紀30年代，他與諸子和酋長們的關係日趨緊張，同時他得了一次中風，一臂不能動彈。但他被迫繼續征戰。731年，他又進犯粟特，企圖打敗阿拉伯人和奪取富饒無比的康國（撒馬爾罕城）；他差一點兒成功，在被迫撤軍前重創阿拉伯人。 在西面受阻後，蘇祿又在735年和736年進攻中國北庭和北塔里木的據點。這一次他遭到慘敗，於是又被迫議和。因此他在737年又重新西撤，阿拉伯人已在那裡進攻位於經過帕米爾的南路的要衝骨咄。蘇祿與從粟特和吐火羅的幾個屬國抽調的部隊渡過烏滸水，抵達阿拉伯重要的前沿基地巴爾赫。雖然蘇祿的軍隊人數大大超過阿拉伯人，但他們被徹底擊潰。 這是蘇祿及突騎施力量沒落的開始。部落的對立造成了危機；738年蘇祿被一個爭權者謀害。在隨之而來的混亂中，這些部落中的一派請求中國人援助，於是中國人會同拔汗那（費爾干納）王平息了突騎施之亂。這一地區取得了全面的政治解決，拔汗那、柘支（塔什干）和佉沙（基什）諸王都得到中國的封號。中國人企圖在西突厥人中立一新可汗以便對突騎施進行控制，這又引起一次動亂，但744年的又一次討伐最後打垮了突騎施人，並在伊犁河流域和碎葉區重建中國的權威。到750年，這裡成了中國的強大的基地，高仙芝由此就能進一步向中亞擴張力量，最後在那裡與阿拉伯人直接對峙。 被內部鬥爭搞得四分五裂的突騎施不再是唐朝的威脅。在8世紀50年代，他們日益受到住在巴爾喀什湖之南的北鄰葛羅祿部的壓力。葛羅祿部曾參與回紇人推翻東突厥之戰，但後來又與獲勝的回紇人不和，此時開始向西南遷入突騎施的領地。 東突厥的衰落和回紇的崛起 716年默啜可汗之死引起了東突厥人內部一段不穩定的時期，在此以前，他們的力量已因許多臣服民族的變節而減弱。新的小可汗匐俱不久就被默啜之侄、傑出的將領闕特勤廢黜，後者把除年邁的暾欲谷以外的默啜的家族及其衙官全部殺害。闕特勤以新可汗（中國史料中稱默棘連或毗伽）代替匐俱，新可汗從716年一直統治到734年。在716年和717年，突厥領地瘟疫肆虐，於是與蒙古北部諸臣服部落的一系列血腥戰爭爆發了；結果烏古思諸部逃往中國避難。 毗伽成為可汗後，立刻想進犯中國，但被顧問們勸阻。他於是妄想使其部落民過定居生活，自己則想住在中國式的圍有城牆的都城內。這一計劃被暾欲谷勸阻，他認為這一發展會破壞突厥人的民族特點和使突厥人喪失對付中國人的力量——機動性。同時，毗伽建議與中國人媾和。玄宗予以拒絕，並在718年計劃糾集東面的契丹和奚族、西北的拔悉蜜和黠戛斯以及臣服於突厥的形形色色集團，對突厥發動一次協同進攻。720年秋，進攻在中國將領王唆的指揮下進行。計劃同時直搗突厥大營的行動是一個錯誤。拔悉蜜先於中國大軍抵達，結果被擊潰。突厥人於是開始襲擊河西走廊的中國定居地和西面的北庭都護府。 在721—722年期間，和解終於達成：可汗同意事玄宗為父，突厥的朝貢使團和使節定期來中國朝廷。毗伽幾次要求娶中國的公主，但始終沒有得到同意。8世紀20年代後期出現邊境糾紛時，吐蕃要求突厥人一起進攻中國，但毗伽拒絕，原因也許是中國人已在朔方建立大規模的邊境集市，突厥人和其他邊境民族可以在那裡獲得大量中國絲綢。 731年　闕 特勤死，玄宗派使者前去弔唁，並派中國匠人為闕特勤之碑刻漢文紀念。達成的親切的妥協顯然對突厥人和中國人都有利。734年，毗伽被他的一個大臣毒死。 在8世紀30年代初期，這一政治平衡受到契丹和奚族的叛亂的威脅（見下文），它們拒不接受中國屬國的地位，轉向突厥效忠。突厥人似乎不願意直接插手，從而危及與中國的良好關係，雖然在733年有些突厥軍隊協助契丹兵作戰。然而在734年突厥人幾次向渤海王建議，希望結盟反對契丹，但沒有成功；735年，他們自己攻打奚和契丹，但被打敗。突厥人肯定已深深地陷入東北的這一危機之中，唐朝發現單單契丹已是強大和意志堅決的敵人，就十分謹慎地不讓突厥人直接參加對抗。 伊然繼毗伽為可汗，他不久死去，由其弟登利可汗繼位，後者是被毗伽遺孀控制的兒童。這兩個可汗繼續與玄宗的朝廷保持朝貢關係。741年，穩定的局勢被破壞，登利被他的一個將領東殺所殺，東殺另立毗伽的一個兒子為可汗。但新可汗很快就被骨咄葉護殺害，他的弟弟被繼立為統治者，但又被謀殺。葉護於是自立為可汗，但拔悉蜜、回紇和葛羅祿群起反對，把他殺死。拔悉蜜人企圖立自己的可汗，但突厥人另立殺害登利可汗的兇手之子烏蘇米施為可汗。中國人派使者要他效忠，但被拒絕。他的朝臣反對這一行動，烏蘇米施在遭到拔悉蜜和其他部落的攻擊後出逃，在744年被拔悉蜜部所殺，並被傳首長安。 突厥人此時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烏蘇米施之弟被立為白眉可汗，但其他突厥人另立拔悉蜜之主為對立的可汗。中國人利用了這一混亂。朔方節度使率軍進入草原，打垮了東面諸部。同時，葛羅祿部和回紇部殺了拔悉蜜的可汗，回紇的首領骨力裴羅控制了該國。745年回紇殺了最後一個突厥可汗白眉，將其首級送到中國朝廷。毗伽的令人生畏的遺孀率部投誠玄宗。突厥帝國滅亡。 導致突厥人滅亡的部落聯盟是很短命的。最初在叛亂中為首的拔悉蜜在744年被其他部落所滅，拔悉蜜的首領逃往北庭尋求中國的保護。此後不久，葛羅祿也臣服於回紇，回紇的統治者骨力裴羅此時成為原先被突厥人統治的整個草原區的無可爭辯的主宰。746年，玄宗封他為懷仁可汗，批准他為統治者。 747年，他的兒子磨延啜繼他為可汗；磨延啜鞏固了回紇對其前盟友的霸權地位，並建都於合刺八刺哈孫城。回紇人以前原為遊牧民族。磨延啜此時採取了716年毗伽可汗曾為突厥人設想的步驟，即給他的臣民建立一個固定的首府，回紇人逐漸開始定居和務農，同時他們的首府和磨延啜通過中國人和粟特人在色楞格河畔建造的另一個城市成了活躍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心。回紇人從未成為定居的民族。在840年他們的帝國滅亡前，他們多半依然是牧民。但他們很快發展了遠比突厥人在鼎盛時期更為複雜和先進的社會和經濟秩序。 對唐朝來說幸運的是，他們一直保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在玄宗在位的最後幾年，他們建立了正規的朝貢關係，並且奠定了在下一世紀將把雙方連接起來的有利可圖的商業關係基礎。 契丹和奚 中國對南滿控制的重新建立、717年營州的強大的平盧軍的建立和714年契丹王和奚王的重新歸順，使東北開始了一段相對安定的時期。這種局勢是由唐「公主」與契丹王和奚王的一系列王朝通婚支撐的。貢使定期來到中國的朝廷，貿易在營州十分繁榮。此外，在東滿洲出現的強大而穩定的國家渤海（詳見下文）有助於進一步穩定東北，而突厥人的總的消極態度避免了外來民族在這一區域構成的傳統戰略威脅，即對整個北方邊境的聯合進攻。最後，唐朝在東北的防禦設施極為強大。696年契丹入侵後建立的五個軍在玄宗初期得到三個軍的補充，在729年又增加了兩個軍。它們歸范陽節度使指揮，到8世紀30年代，歸他直接調遣的軍隊達9.1萬人。此外，平盧軍和南滿的其他軍隊也歸他節制。范陽是所有邊境藩鎮中實力最強的一個，這是朝廷見到契丹和奚構成的潛在威脅而採取的一個重要措施。 這一區域外表的平衡實際上掩蓋了高度動盪的政治局勢。契丹的局勢尤其如此；718年李失活死後，契丹在八年中走馬燈似的有四個王上台。契丹朝廷的實權掌握在大臣可突於手中，他廢立了幾個王，大權在握。8世紀20年代後期，他與一朝貢使團來長安朝廷，遭到宰相李元紘的粗暴對待。他對中國人懷有很深的怨恨；他在730年殺契丹王，迫使作為王妃的中國「公主」逃到營州的駐軍那裡，然後自立為契丹的統治者。他脅迫其鄰近的奚族參加叛亂，並歸順突厥的毗伽可汗。 雖然中國朝廷決定討伐他並下令大量徵兵，但有效行動直到732年才開始。信安王李禕全面指揮一次同時從幾個方面進攻可突於的戰役。經過幾次挫折，李禕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給對方造成大批傷亡，抓獲很多俘虜。可突於徹底戰敗，率殘部逃進熱河山區，同時他以前的同盟奚族向唐投降，恢復了原來的屬國的地位。 但契丹根本沒有滅亡。733年春，有突厥友部參加的契丹大軍駐營於渝關塞外。新任范陽節度使的薛楚玉派軍進攻，但大敗而歸。同年稍晚的時候，在最近與吐蕃交戰中戰功卓著的張守珪接替了薛楚玉。可突於被張的盛名所懾而被趕走；他試圖通過詐降來贏取時間，同時向西北撤退，指望與突厥人會合。張守珪此時策反了一個與可突於不和的契丹將領李過折。李過折殺害了可突於及其許多支持者，將其首級送呈中國朝廷。 735年玄宗承認李過折為契丹的領袖，並封以各種表示他的臣屬地位的官職。契丹問題似乎得到解決。但和平希望很快又破滅。在同年年底以前，可突於的殘餘黨羽在涅禮的謊言煽動下，殺害了李過折及其大部分家屬。同時，突厥人進攻契丹和奚，但被擊退。中國朝廷寬恕了涅禮並批准他為契丹王。但在736年初期，奚和契丹又不服中國的節制。張守珪的將領安祿山率軍進擊，但被戰敗。次年，張守珪大敗契丹。隨之而來的是一段戰爭的間歇，但雙方未達成明確的和解。 738年秋，張守珪的兩名屬將矯稱張守珪的命令，使營州主將在橫水進攻奚。進攻失敗。張守珪企圖掩蓋真相謊報勝利。真相泄露，張在隨之而來的醜聞中被貶，職務由李适之接替；李率軍在740年秋打敗了契丹和奚。 局勢到這時候終於變得比較安定了。唐的防禦體系得到加強。743年河北建立了兩支新軍，平盧建立另一支軍隊；在742年，原歸范陽節度使指揮的平盧改為負責中國在南滿地位安全的一個獨立藩鎮。743年契丹和奚國派使者至長安，唐朝廷也顯然決定試探和解，因為在745年，中國又有公主嫁給了契丹王和奚王。 但在745年末，兩王殺害了中國的王妃並謀反。自742年起已任平盧節度使並在744年以後同時指揮范陽的安祿山平息了他們的叛亂。746年，中國朝廷冊封了契丹和奚國的新王。和平關係得以恢復：749年奚使者來到長安，契丹使者則於750年相繼來到。 終玄宗之世，奚和契丹的問題仍未解決。雖然這些部落沒有大舉侵入中國境內，但中國人企圖控制它們的活動也沒有結果。它們一直是強有力的威脅，它們的存在說明唐朝在東北保持龐大的軍事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 渤　海 玄宗在位期間，唐朝與以前很少直接交往的中滿和北滿諸民族發生了關係。唐朝已偶爾接待來自生活在東西伯利亞、庫頁島可能還有堪察加的形形色色來歷不明的民族的使團，並與滿洲和黑龍江流域的民族有定期交往。在唐初期，北高麗和今遼寧和吉林兩省東部形成高麗國的領土。在高麗之北，許多室韋亞族居住在今黑龍江的西半部，它們屬於與契丹有關係的蒙古族，而在今黑龍江省東半部和黑龍江下游則是有通古斯族血統的靺鞨的領地。北高麗人口的大部分也屬於靺鞨血統。 隨著高麗的衰亡，其原來的領地成了權力真空。在南部，一個組織甚差的「小高麗」國在新統一的新羅國和遼河流域下游中國人定居區之間的地區勉強維持生存。高麗統治集團的大部分已被高宗遷移，有的到中國各地，但大部分則在營州地區居住。當696年契丹入侵河北從而中斷中國在東北的行政時，由來自濊貊統治階級和高麗靺鞨部落的民族組成的一個集團叛亂，在前高麗將領大祚榮率領下逃到今吉林省的松花江上游。大祚榮在那裡自稱振國國王，並使自己成為突厥的默啜可汗的一個藩屬。 到705年，中國朝廷得知他已成功地在東滿洲建立一個強大的新國家，於是決定承認它，希望中國在與奚和契丹作戰時，它會成為一個同盟。使者你來我往，但與契丹和奚的戰爭切斷了雙方的交往，直至712年，這時中國承認大祚榮為渤海王。新的渤海國開始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繁榮的王國，它的組織如同新羅那樣嚴格仿效中國的模式。定期的朝貢使團被派往長安，為了促進貿易，它還作了專門安排。 719年大祚榮死，他的兒子大武藝繼位，他統治渤海直至737年。雖然朝貢關係沒有中斷，但在8世紀20年代，雙方關係趨於緊張。渤海王採用自己的年號，放棄唐朝正朔，以表示獨立於唐朝之外；渤海朝廷於是分裂，一方為親唐派，一方為以渤海王為首和謀求更獨立的路線的保王派。 唐朝對渤海的日趨強大越來越憂慮，並開始尋求同盟以抵消它的力量。渤海幾代國王以前曾被北部鄰族——黑龍江流域的靺鞨族——打得大敗，唐朝開始與這些以好戰著稱的部落建立聯繫。726年，靺鞨派使者前來朝廷，中國人在黑龍江流域建立一邊境行政區，由中國的軍官充當部落首領的顧問並組織了一支部落軍隊。 渤海王當然會以憂慮的心情看待這些事態發展。726年，他命他的弟兄大門藝（此王從705—712年曾在唐朝廷當人質）率軍對黑龍江流域的靺鞨族進行一次先發制人的打擊，以防止唐和靺鞨的南北夾攻。大門藝反對這一計劃，說這樣會背叛他們的霸主唐帝國，他逃到了玄宗的朝廷。 渤海王派使者要求處決大門藝。玄宗企圖矇騙使者，說大門藝已被流放嶺南，而事實上他被派往中亞任職。真相泄露之後，渤海王大怒。732年他派海軍出征，襲擊山東半島的中國重要港口登州，攻占了州府，撤軍前把刺史殺死。 玄宗此時決定對渤海採取激烈行動，他與也因強大的北鄰的崛起而感到威脅的新羅王擬訂計劃，準備中國軍隊從營州、新羅軍從朝鮮半島北部進行聯合夾擊。戰爭的結果是一次慘敗。733年中國人因與契丹重新出現糾紛而放棄了這次戰役；新羅軍也在高麗北部山區被暴風雪所困，在未與渤海軍遭遇前就損失大部分人馬，最後被迫撤軍。734年玄宗致函新羅王，敦促他一有機會就向渤海進攻，同時雙方締結了協同防禦的協定，結果唐朝等於正式放棄了它以前在高麗征服的土地上的長期權利。渤海王為報私仇，繼續反對大門藝；他企圖派人在洛陽暗殺大門藝，但企圖失敗，刺客被捕。 但更冷靜的意見終於占了上風。在8世紀30年代，突厥人屢次與契丹發生糾紛，734年他們要求渤海與之結成聯盟，以對付此時又承認中國宗主權的契丹。渤海王也許意識到，作為契丹領土上的主宰的突厥人會成為比唐朝更具有侵略性的鄰邦，所以拒絕了這一建議。735年，渤海派遣由一個王子率領的朝貢使團前往長安，作了表示正式臣服的行動。從此使團歲歲來朝。 737年，其政策導致與唐朝關係破裂的大門藝（原文如此，應為大武藝——譯者）死亡。渤海諸王中最偉大的大欽茂（死後的諡號通稱大文王）繼位。他在位的57年使渤海的國力達到最高峰，而且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水平。在他統治下，渤海在制度和文學文化方面成了唐朝亦步亦趨的翻版，很像新羅和日本已經做到的那樣。它成了中文作為行政和文學通用語的東亞中國文化圈的一部分。雖然渤海與新羅及日本同樣完全獨立，唐朝政策也無力干涉它的內政，但朝貢關係的形式仍被謹慎地保持著。渤海王和新羅王正式接受唐朝廷的封號，他們的王后和太子也是一樣。兩國使者定期到唐朝廷祝賀新年，他們朝貢後得到回贈的中國產品則更加昂貴精美。 渤海崛起後，唐朝在東北面臨新的形勢。新羅和渤海既不是在發展程度上明顯低於中國的部落民族，也不是在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上完全屬於異族的遊牧帝國。它們都是定居社會，完全是像中國本身那樣組成的中央集權官僚王國；唐朝廷必須與它們一起創造一種新型的關係，即要接受一種遠比與以往任何鄰國相處時都更為平等的關係和更為共同的文化。 750—755年的對外發展 直至8世紀40年代為止，對邊境事務的處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吐蕃的邊境已經穩定，以前喪失的重要戰略地區已被收復。經塔里木、伊犁河流域和帕米爾通往中亞的各條路線都得到保護。草原被比較和平和友好的回紇人控制，契丹和奚民族的威脅被成功地遏制了。漫長無比的邊境防務在人力和供養方面都是代價昂貴的。但唐朝成功地達到了它的目的，玄宗時期的戰役很少是中國對鄰邦的侵略政策或擴張野心引起的。 但約在750年，中國在經過十年勝利的征戰後遭到了一次次嚴重的軍事挫敗。751年，曾在小勃律和拔汗那之役取得輝煌勝利的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最後與阿拉伯人在咀邏私（塔拉斯）水交鋒，被打得潰不成軍。[221]戰鬥本身並無重要意義。但它對未來的影響是十分嚴重的，因為它使阿拉伯人處於有力的地位，當安祿山之亂後中國在突厥斯坦的守軍開始處於孤立然後又遭到吐蕃的侵襲時，他們就得以向中亞擴大勢力。751年安祿山也慘敗。750年，安祿山的軍隊在東北邊境又已與奚和契丹交戰。據歷史記載，這些敵對行動是安祿山蓄意挑起的，其目的是想取得輕而易舉的勝利，然後向玄宗邀功請賞；戰爭以中國的勝利告終。安祿山於750年後期回京後被厚加賞賜，即獲准可自行鑄錢這一無與倫比的榮譽。751年返回東北後，他準備大舉征討契丹，於是率領自己的6萬名軍隊和一支奚騎兵對付契丹。遠征的結局是一場十足的災難和安祿山大部分部隊的喪失。[222]儘管這次慘敗主要是安祿山過分自負引起的，玄宗個人對他仍如此寵愛，以致他未受到任何懲處。 就在這一年，唐朝在雲南也遭到同樣的慘敗。中國人在這裡面臨新興的南詔國：中國人曾鼓勵南詔的興起，以期在對付吐蕃時它會充當中國的盟友。8世紀30年代後期，蒙舍（南詔）統治者皮邏閣逐步將統治擴大到今雲南的6個土著王國（六詔），此舉得到劍南節度使王璵的默許和援助。739年，他在今大理附近建都，並以重兵設防。南詔王和太子得到中國的封號，於是與中國朝廷建立了封建的關係。[223] 750年，雲南太守張虔陀企圖掠奪南詔的使者。南詔王閣羅鳳不甘忍受這種待遇，因此張虔陀在一份密奏中詆毀他。閣羅鳳大怒，在750年攻打雲南府，殺死張虔陀，奪取這個地區受中國人保護的32個土著部落州。 受楊國忠庇護的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已在四川穩步地建立了他的權力基地。他此時決定率軍大舉征討南詔。751年夏初，他派軍隊8萬夾擊大理。閣羅鳳提出願意歸還所占的領土，但鮮于拒不接受此建議，仍奮力發動進攻。結果是一場災難。閣羅鳳大敗唐軍；鮮于仲通死裡逃生，唐軍傷亡6萬——許多人死於疾病。楊國忠對玄宗隱瞞真相，詭稱取得了重大勝利。但這次魯莽的遠征使中國在四川的地位非常虛弱。閣羅鳳馬上向吐蕃稱臣，於是吐蕃和南詔的結盟在以後威脅著西南的邊境達40年之久。[224] 中國經過十多年不斷的勝利後重新出現的這一邊境問題促使李林甫在751年初期設法讓自己遙領朔方節度使，而實際的指揮權則操在助手李之手。四川的這場災禍以後，楊國忠在751年陰曆十一月決定讓自己擔任劍南節度使，以鞏固自己在四川割據的權力基地。[225] 752年初期，李林甫又遭到楊國忠及其同夥的攻擊，原因是他對朔方負有責任。752年春安祿山集結一支20萬騎兵的大軍以報他被契丹戰敗之仇。作為他計劃的一部分，他曾要求得到奉信王李獻忠——實際上是一個不願在安祿山麾下效勞的原名阿布思的突厥降將——統率的朔方鎮大批騎兵的援助。安祿山對阿布思有宿怨，阿布思自然擔心安祿山會把他殺死。阿布思沒有參加征討契丹，反而叛亂；他襲擊了朔方的軍械庫和糧倉，然後逃進大草原。 安祿山此時取消整個遠征。阿布思原為李林甫的朔方節度使副使，所以楊國忠、陳希烈和哥舒翰都企圖要李林甫對阿布思的叛亂負責。雖然他們沒有得逞，但李林甫被迫辭去朔方節度使之職，而轉由安祿山的堂兄弟、已為河西節度使的安思順擔任。[226]從這時直至755年，從鄂爾多斯到滿洲的整個北部邊境被安氏兄弟所控制，他們此時仍是李林甫的支持者。 以後不久，李林甫企圖對楊國忠進行反擊。自鮮于仲通對雲南的未遂入侵以來，唐與南詔的邊境糾紛不斷。李林甫此時要求楊國忠傾聽四川黎民要求他承擔起節度使職務的緊急呼籲。楊國忠和楊貴妃向玄宗求情；玄宗堅持命令楊國忠赴任，但答應很快會把他召回朝廷擔任宰相。 但這是李林甫最後的孤注一擲之舉。他已經病入膏育。一個術士告訴他如果能再見玄宗一面，他就可康復。儘管侍從們反對，玄宗仍同意見面；但李林甫這時已病得甚至不能行君臣之禮了。楊國忠就在出發至四川赴任之際被召回，李林甫在臨死前把未來的帝國事務託付給他。幾乎不久，李林甫在掌權19年以後死於752年陰曆十一月二十四日。[227] 楊國忠立刻被任命為宰相。753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與阿布思的叛亂有牽連。後者已被回紇打敗，他的殘餘支持者已為安祿山效勞；安祿山派他們的首領之一到朝廷報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為養子。玄宗下令調查。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年陰曆二月，他被追奪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職；他在職的後嗣被削職為民，並被流放到邊遠的南方和西南的邊境，50多名近親和同夥被株連。他的財產被沒收，他的棺材被打開，珍貴的殉葬品被取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禮。[228]楊國忠和陳希烈又得到新的封號，以獎賞他們在這次骯髒的報復行動中的作為。 隨著李林甫之死，帝國已沒有一個堅強和負責的領導人。20年來，朝廷已習慣於他的堅強的控制；　自746—748年的幾次清洗以來，大部分可以遞補的領導人或者已經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職。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積極作用，此時，只能走一條最省事的道路，即聽任楊國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權力，而楊國忠儘管善於宮廷政治的權術和對玄宗有個人的影響，卻根本不能與務實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年的政治發展已把空前的權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為了確保這一體制能順利地運轉，皇帝必須保留他更換宰相的權力和意願。像李林甫和陳希烈享受的那種漫長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換越來越困難，因為在職者的勢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為高官（他們一般有希望成為在職宰相的繼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徑堵塞了。楊國忠就這樣繼承了一個朝廷的高級官職，而他和楊貴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寵愛，他實際上是不會垮台的。 楊國忠的掌權，752—756年 從752年年末至玄宗遜位，楊國忠就這樣一直是朝廷中左右一切的人物。除了宰相之職和中書令的實職外，他又兼任吏部尚書（李林甫自739年起就兼任此職），從而使他取得任命文官的控制權。他還繼續掌管許多在李林甫時期逐步設置的財政專署，這樣又使他完全控制了帝國的財權，因為戶部此時既無尚書又無侍郎。陳希烈依然是左相，他在李林甫的末年多少表現出有些獨立性，他還不是應予認真對待的政敵。此外，在李林甫垮台之前，他被撤除了按慣例由左相擔任的兵部尚書的兼職。 但是，朝廷的勢力顯然被邊鎮節度使的巨大權力所壓倒。在安祿山叛亂之前的最後幾年，安祿山和楊國忠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前者由於控制了北方和東北的邊鎮，對帝國構成了巨大的潛在威脅，後者則牢牢地支配著京師和朝廷。楊國忠此時孤注一擲，試圖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軍事後盾，以與安祿山的力量相抗衡。 楊國忠想鞏固他的劍南節度使地位的企圖並不特別成功。四川遠離朝廷，交通不便，它的軍事編制又比較小，遠不如東北諸鎮完整，而楊國忠的黨羽鮮于仲通向南詔進行領土擴張的企圖也落了個災難性的結局。753年設立了由何復光節制的一個強大和擁有全權的嶺南藩鎮，使之從南面威脅南詔，但此舉收效甚微。754年夏對南詔重新發動入侵，其結果是又喪失了約全部人馬的四分之三。[229] 楊國忠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軍事盟友。他選中了唯一與安祿山明顯為敵的突厥將領哥舒翰，[230]此人是西北隴右和河西兩地的節度使，並已在753年陰曆八月被封為王。他與安祿山的堂兄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長期不和；雖然在快到李林甫臨終時玄宗試圖讓宦官高力士去彌合雙方的分歧，但這反而使局面更加惡化。安祿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開激烈爭吵。 哥舒翰擁有龐大的軍隊，總數達14.3萬人，他們久經沙場，在戰鬥中得到鍛煉，在吐蕃邊境的十多年中常常取勝。754年，他的軍隊大加擴充。隴右建立了八支新軍，河西在755年初也建了一支新軍。[231] 753—754年的冬季，安祿山急於加強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來朝廷祝賀新年。楊國忠告訴玄宗，安祿山肯定要謀反，並建議召見他以考驗他是否忠誠。當召見令發出時，出乎楊國忠意料的是，安祿山應召而至，向玄宗表明他的永遠不變的忠誠。玄宗對他大加賞賜，並比以往更加信任，雖然皇太子也與楊國忠一起警告說，安祿山可能謀反。使事態更加糟糕的是，玄宗甚至提出應任命安祿山為特任宰相，只是在楊國忠提出了關於安祿山隻字不識不宜肩負此重任的緊急請求後，這一任命才未實現。結果，安祿山只當了尚書省僕射，這一職務當時是通常授給前宰相的閒職。[232] 但安祿山仍獲得一個削弱楊國忠和哥舒翰力量的職務。他被任命為閒廄使和隴右（哥舒翰控制的藩鎮）群牧使。雖然安祿山三鎮兵力多於哥舒翰的軍隊，但河西和隴右的軍隊卻能更充分地得到騎兵的配備；此外全國騎兵所依賴的大片的國家牧地都集中在隴右和長安西北今陝甘兩省的地區。安祿山通過這一新任命的官職能為自己軍隊挑選幾千匹一流戰馬，以彌補自己軍隊的不足。[233] 在安祿山在京逗留期間，楊國忠對他的敵意已是昭然若揭，以致安祿山在754年陰曆三月回范陽鎮時，曾晝夜乘船兼程行進，途經任何城市都不下船，因為擔心楊國忠會派人追趕和拘捕他。[234]宰相和帝國最有力量的將領之間的對抗形勢此時顯然已無法扭轉。但玄宗仍相信安祿山的個人忠誠，朝中無人再敢指出他謀反的可能性了。 安祿山來朝廷的結果是使楊國忠能為自己清除高級官員中的一個敵對集團，其中的成員與玄宗關係密切而且對他有相當影響。刑部尚書張筠和太常寺卿張垍兩兄弟為張說之子。[235]張筠在京畿和地方任職時政績卓著。他長於寫作，早就有擔任宰相的野心，但一直被李林甫壓制。李林甫死後，他成了陳希烈的支持者，希望能夠接替陳的位置。張垍在8世紀20年代也在朝中歷任顯宦；玄宗對他特別寵愛，把寧親公主下嫁給他，並准許他住在宮內的一個府第里。玄宗把他當作起草詔書的私人秘書和精通重大禮儀的人。當陳希烈請求批准辭職時，他也希望取代陳而擔任宰相，看來玄宗也確有此意。另一個弟兄為門下省給事中張埱。但張氏弟兄的權力與其說依靠他們的高級職務，不如說是來自張筠和張垍所任的翰林院供奉之職。 前面已經談過，玄宗在8世紀20年代有意識地發展集賢院，來為自己提供一批年輕有為之士，使他們能協助他從事各種文學寫作和準備、起草國家的重要文件。集賢院最初由張說掌管，後來被陳希烈接管，但仍保持它的重要地位。但在玄宗後期，它受到另一個由年輕有為之士組成的翰林院的挑戰。翰林院與集賢院不同，是直屬皇帝本人的一個宮廷機構。它最初由一大批作家、詩人、風水專家、占卜者、佛道僧侶、藝術家、畫家、書法家甚至棋師組成，這些人是使皇帝生活更加充實愉快的翰林待詔。738年，翰林院新設一學士院。學士院的重要性很快超過原來的翰林院，它是為皇帝處理國務和起草文件的個人的機要處；在這一職能方面，不久就代替了集賢院。[236]張垍是學士院首批成員之一，院址就設在宮中他的府第內。到754年，張筠也成為供奉。因此他們很有影響，很接近玄宗。 張垍實際上曾起草任命安祿山為宰相的詔書，但由於楊國忠的反對，詔書從未被付諸實施。754年陰曆三月安祿山離京時，玄宗的大太監高力士為他送行；高向玄宗稟告，安祿山離京時非常不滿，因為他知道玄宗原來打算任命他為宰相，但最後沒有做到。楊國忠猜測此事只能是張垍或他的某個弟兄向安祿山透露的。玄宗大怒，因為翰林院學士必須嚴守機密，張垍及其弟兄都被貶往地方擔任次要職務。[237] 這一年晚些時候，楊國忠在政治上又贏得了一個勝利。陳希烈再三要求辭去宰相之職，754年陰曆七月玄宗在楊國忠的贊同下予以批准，因為楊國忠與這個同僚已經不和。玄宗希望吉溫代替陳希烈，此人兇殘陰險，在746—748年的清洗中曾是李林甫的主要代理人之一，並在御史台任職多年。吉溫此時已成為一個安祿山的支持者。這一年早些時候，安祿山曾要求他擔任自己的群牧副使，同時還策劃提升他為兵部侍郎。楊國忠在想到必須與如此一名危險的同僚對抗時，不禁驚慌失措，所以他反對玄宗的人選，並成功地讓年長的吏部侍郎韋見素擔任吉溫的上司兵部尚書並成為特任宰相。[238] 韋見素[239]（687—762年）是名門出身的進士，他在睿宗登基前的王府擔任低級官員，所以玄宗了解他的整個成年生活。他在京師歷任高級職務，以為人隨和溫順著稱。正如楊國忠所希望的那樣，他證明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他副署楊國忠作出的命令時從不懷疑。 754年晚些時候，楊國忠又清除了另一個敵人，他就是深得人心和能幹的皇族成員和京兆尹李峴。據某些記載，他把自753年以來影響長安的連綿陰雨歸咎於李峴，從而達到了清除的目的。其他記載則指出，楊國忠派密探弄清了一件牽涉到安祿山的陰謀後，強迫李峴的京兆府官員去襲擊在京的安祿山的府第，在那裡發現了安祿山計劃叛亂的證據。安祿山的兩個代理人安岱和李方來都被處死。安祿山大怒，向玄宗申訴，玄宗為了安撫安祿山，就給理論上應負責任的官員李峴以降級處分。[240] 他還使河東太守兼採訪使韋陟失寵，此人為著名學者，官聲極佳；楊國忠擔心玄宗可能計劃調他進京擔任宰相。韋陟被指控挪用公款，於是御史們前往進行調查。韋陟愚不可及，竟賄賂吉溫為他說情，同時又寫信給安祿山求助。此事被揭穿以後，楊國忠不但能把韋陟貶往邊遠的南方，而且又能把吉溫調出京師，然後把他處死。安祿山因此在中央政府中損失了一員干將，他要求寬恕吉溫的呼籲未被理會。[241] 次年初期，不敢再親自來朝的安祿山派一名副將前來，要求批准以非漢族將領取代許多漢族將領。楊國忠和韋見素以此作為安祿山計劃謀反的確證，要求玄宗拒絕此議。[242]但是玄宗發怒了，他下詔照安祿山的要求任命新將領。宰相們於是提議召安祿山來朝廷和擔任宰相，但他所領的諸藩鎮應予分割並劃歸漢族將領節制，以剝奪他的實權。最初，玄宗傾向於按他們的意見辦理，而且必要的詔令也已擬就。但在詔令發出之前玄宗又作了進一步考慮；他派一名宦官前往安祿山駐節之地，要他弄清安祿山是否真正在計劃謀反。這名宦官得到安祿山的大量賄賂，所以回稟說安祿山一直完全忠於王朝。因此，玄宗命楊國忠和韋見素不要再用這類指控去打擾他。 但在755年初春，門下給事中裴士淹被派往河北巡視，據推測此舉是一個預防措施。[243]同時，安祿山又在與契丹和奚交戰，並在陰曆四月報捷。[244]他究竟是想重新取得玄宗的歡心，還是在自己謀反時希望使外敵置身事外，則不得而知。安祿山留在范陽的大本營內，屢次稱病，拒絕接見玄宗的使者。當裴士淹抵達時，他一直等了三個星期安祿山才同意接見，甚至接見時他仍受到冷遇。 同時，楊國忠在京師繼續打擊浮在面上的安祿山的支持者，並且經常企圖製造安祿山有二心的證據。新任的京兆尹把安祿山的府第圍困，逮捕了安的一個代理人；經御史台審訊後此人被秘密處死。安祿山的一個兒子安慶宗娶一個郡主為妻，並在朝廷任供奉。他秘密通知安祿山所發生的這些事。安祿山此時更加驚慌，當玄宗的親筆詔書召他回長安參加陰曆六月其子婚禮時，安祿山稱病拒絕進京。 陰曆七月安祿山奏稱，他要進貢馬3000匹，每匹馬配備兩名馬夫，由22名安祿山的非漢族將領帶領。河南尹達奚珣向玄宗提出警告說，他推測這些人可能會參加一場政變，所以建議讓安祿山等到冬季送馬，而且馬夫由政府提供，這樣就可以不動用安祿山的軍隊。現在，連玄宗也意識到安祿山可能有謀反之意了，就在此時，這一年早些時候他賄賂玄宗所派宦官之事真相大白。這名宦官被處死；另一名宦官攜帶給安祿山的詔書前往范陽，詔書內容如同達奚珣的建議，並邀請他在秋末玄宗依例在溫泉逗留期間來見玄宗。當玄宗的使者抵達范陽時，安祿山坐著接待，甚至拒絕按慣例表示敬意，幾天後使者被打發回長安。沒有再被接見。[245] 事情現在很清楚，叛亂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在755年陰曆十一月初九，安祿山率領由同羅、契丹、奚和室韋諸部落民組成的軍隊和分隊造反，他聲稱已接到諭旨，命他去平定叛亂分子楊國忠。 玄宗朝的終結 在戰爭開始階段，安祿山取得了完全的勝利。[246]他的10萬多名主力軍經河北迅速南下進攻，實際上未遇到抵抗，同時命屬將留守幽州（范陽）、營州和山西北部的代州等叛亂基地。一個月後不久，他們就已進入河南。 叛亂消息在幾天之後傳到朝廷。楊國忠甚至在這時還在安慰玄宗，說叛亂在幾天內就會結束；又說只有安祿山本人要謀反，他的部隊並不是心甘情願地追隨他的。但對王朝威脅的這種盲目低估立刻證明完全是錯的；玄宗經過了開始時的驚慌失措和不相信以後，就派效忠於王朝的將領前往洛陽和河東南部去全力徵募和訓練部隊，同時剛從塔里木盆地的安西返京的封常清則被派往洛陽去準備防務，以對待叛亂者。封常清匆忙集結一支6萬人的部隊，並切斷了河陽的黃河大橋以阻擋叛軍的推進。但安祿山在此地下游渡過黃河並進逼汴州（今開封），於陰曆十二月攻陷該城。就在此時，安祿山得知玄宗已把他兒子處死，還迫令他妻子自盡。他一怒之下便屠殺了汴州的全部守軍。汴州為運河體系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的失守切斷了朝廷的南方供應線；安祿山派一名部將留守汴州，自己率軍攻洛陽。 封常清的新兵組成的軍隊根本不能與叛軍匹敵，屢戰屢敗。洛陽的河南尹達奚珣在755年陰曆十二月十三日向安祿山獻城投降。同時，封常清已先退到陝州，接著經過一次血腥的慘敗後，又退到實際上難以攻破的潼關，這是入侵者進入關中和京城長安之前的最後一個可守之地。他在這裡與曾在中亞身經百戰的英雄並已在準備防務的高仙芝會師。叛軍終於被擋住，他們的主力在陝州東面數英里之處安營紮寨。 安祿山因攻下洛陽而達到了他的第一個目的，於是開始準備建立他自己的長期統治的王朝。756年初，他自立為新王朝大燕之帝，同時宣布新年號和著手任命大臣以組織自己的中央政府。不少唐朝的有聲望的官員支持他。同時，他的軍隊出擊並占領了河南北部周圍的地區。 安祿山在河南北部第一次遇到堅決的抵抗。汴州東面和東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軍面前巋然不動，雍丘縣一個足智多謀的地方將領的頑強抵抗使叛軍不能向陳州南進。為了阻止叛軍向西南進入長江中游，鄧州節度使魯炅奉命指揮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貴州）和嶺南的非漢族部隊組成的大軍。雖然安祿山在756年陰曆五月把他擊退並圍之於鄧州，但他得到一支經藍田關的來自京師的部隊的救援，叛軍被迫北撤。 叛軍不但在南方遭受挫折。在河東的極北部，一支輔助的叛軍試圖西進攻打黃河的北套地區。他們屢敗於郭子儀之手，郭子儀的勤王軍收復了代州，並控制了關鍵的戰略要衝東陘關。 但安祿山的主要問題卻在河北。在叛軍向洛陽首次衝擊時，他們沒有有步驟地降服或占領這個道，而只是留為數不多的守軍控制通過太行山的井陘關，以防勤王軍從河東進入河北。幾乎不久，在恆州刺史顏果卿及其堂兄弟德州刺史顏真卿的領導下，一個組織鬆散但範圍廣泛的勤王運動在河北發展起來。這一起義有切斷洛陽的叛軍與其北方基地幽州的聯繫的危險。到756年正月，正在計劃親自率軍對潼關發動決定性大進攻的安祿山發現，除了河北最北的幽州周圍的叛軍基地和該道西南角緊挨洛陽附近的地區外，他已喪失了對全河北地區的控制。河北中部和東部約有人口1200萬的17個州匆忙地組成了約20萬人的軍隊，他們宣布效忠於唐朝。 地圖12　安祿山之亂 顏果卿派出代表，企圖爭取幽州基地叛軍將領倒向勤王的事業。但安祿山得知這一密謀，很快就處決和替換了他的將領。叛軍這時對顏杲卿的恆州據點同時從南北夾攻。經過激烈戰鬥，恆州失守，顏杲卿被俘，然後被送到洛陽處死；叛軍又控制了沿太行山山麓南北大道上的各個州，在那裡進行血腥的報復。安祿山與他北方基地的交通線得以恢復，但勤王軍仍牢牢掌握河北中部和東部平原的一些人口稠密和富饒的州。 同時，長安朝廷由於叛軍的推進在潼關受阻和南面的叛軍被牽制而得以喘息，它為了確保帝國的安全，已經採取了十分激烈和具有極其嚴重地長期影響的措施。當叛亂的消息被證實時，朝廷立刻決定撤出西北的全部常備軍，只留下維持地方秩序所需要的少量守軍。這一撤軍沒有立刻產生影響，因為吐蕃王剛死，吐蕃急於想維持和平。但從長期觀點看，從河西和隴右撤出大量軍隊的行動將使西北和中國在中亞的統治聽憑吐蕃人和回紇人的擺布，並標誌著中國將在今後的幾乎一千年中喪失了對塔里木和準噶爾的控制。 但玄宗別無其他選擇。京師的軍隊人數很少，訓練又差；在京畿區徵募和訓練新兵需要時間；在洛陽周圍的最初幾次遭遇戰表明，這些匆忙徵募的新兵無法與安祿山的老兵相匹敵。西北的邊防軍是唯一能與叛軍相比的有戰鬥經驗的部隊。緊靠長安之北原受安思順節制的朔方鎮大軍仍忠於王朝，並由郭子儀指揮。郭子儀原為安思順麾下的將領，雖為著名的職業軍人，卻是一個出身名門的高級官員之子。安思順的另一個有契丹血統的將領李光弼被任命為河東的代理節度使。 但是最為重要的是對集結在潼關的保衛京師的軍隊的指揮。玄宗對封常清和高仙芝不能打敗叛軍之事非常惱怒，已斷然地把兩個人處死。不久前是隴右節度使而且在威信上只有他能與安祿山相匹敵的哥舒翰被任命為集結在關中的所有部隊和潼關守軍的統帥；同時各道都奉命徵兵，準備對洛陽發動全面進攻。但哥舒翰病重，不能有效地進行指揮，而他的副將們又經常爭吵不休。 755年末和756年初期，朝廷為了便於組織防禦以對付叛軍進一步的推進，開始任命指揮國內各道的節度使和受叛軍威脅的地區的防禦使。這類任命越來越多；中國內地新藩鎮的設立導致了一連串中央權力下放的措施，這是唐朝後期的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到756年陰曆二月，叛軍仍在河北握有主動權，並已企圖重占中部平原各勤王軍控制的州。叛將史思明在這裡已開始圍攻深州，鄰近諸州勤王將領解圍都告失敗，損失慘重。為了解救深州，李光弼通過井陘關進入河北，在陰曆二月十四日奪取重鎮恆州。這就為勤王軍提供了河北的一個據點，使之能從河東控制極為重要的井陘關，並再次切斷叛軍從北方南運給養的主要路線。史思明停止圍攻深州而去對付這一新的可怕敵人，但被擊敗而不得不北撤至定州。 同時，顏真卿在河北的東部已取得對包括自己的德州及貝州（它是設有東北諸軍大軍需庫和軍械庫的主要供應基地）和博州在內的廣大地區的控制。他的部隊移向西南去攻占魏州。山東北部的青州刺史賀蘭進明也徵集了一支勤王軍，渡過黃河與顏真卿會師，並且有力地負責指揮作戰。到陰曆六月，地方的勤王軍已攻占冀州，控制了河北平原的中部富饒區。 史思明已對恆州李光弼的部隊進行有力的反攻，並把他們圍得水泄不通。李光弼向郭子儀求援，陰曆四月初，郭子儀率軍經井陘關與李光弼會師，從而組成了一支超過10萬人的大軍。四月初十，勤王軍投入戰鬥，大敗叛軍，並迫使史思明北逃至定州，使另一個叛將蔡希德往南撤至邢州。勤王軍占領了趙州。 五月初期，安祿山下令從洛陽地區和幽州的北方基地調兵增援史思明，企圖把李光弼和郭子儀趕出河北。陰曆五月二十九日，兩軍在嘉山遭遇，擺開陣勢進行大戰。叛軍一敗塗地，傷亡甚眾；史思明幸免於難，逃往定州，李光弼跟蹤而至，把他圍在定州。 從此，河北的許多州又群起反對叛亂的刺史，倒向勤王軍一邊。安祿山此時處境最為困難。他既不能進入關中，又不能向南面突破；他已經喪失了大部分兵將，同時勤王軍一占領河北，就會切斷他與北方的聯繫。他經過認真的考慮，乾脆放棄洛陽，退回幽州老巢。 朝廷這時處於有力的地位，因而出現了能在幾個月內平定叛亂的良機。但宮廷的陰謀決定了事態朝相反的方向發展。楊國忠的地位日益不穩，因為反對楊國忠及其黨羽是安祿山自己謀反的公開辯詞，也是倒向叛軍的許多變節行為的理由；所以潼關主帥哥舒翰擁有的左右一切的兵權使他有如芒刺在背。楊國忠的敵人曾企圖說服哥舒翰，希望他或是請求將楊國忠處死，或是乾脆把他殺掉。哥舒翰拒不聽從這類建議，但楊國忠卻在主力軍後面部署了兩支軍隊，名義上作為萬一潼關失守時的第二線，但實際上是保護自己免遭哥舒翰可能發動的打擊。但哥舒翰要求這兩支軍隊應置於他的全面指揮之下。六月初，他把它們的一個將領召至大本營後斬首。楊國忠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穩了。 奏報此時開始傳到朝廷，說面臨潼關官軍的叛軍已經兵力空虛，他們已被削弱和筋疲力盡。玄宗命哥舒翰發動正面攻擊，奪取陝州，進而收復洛陽。哥舒翰非常正確地加以拒絕，說他的軍隊的防禦地位固若金湯，而叛軍在其他幾條戰線則節節敗退。他得到河北的戰地指揮官李光弼和郭子儀的支持，他們正準備北上打擊幽州的叛軍老巢。但楊國忠力促玄宗迫使哥舒翰進攻；宦官使節們帶了玄宗的個人命令前往哥舒翰的大本營。哥舒翰除服從外別無其他選擇，無可奈何地命令部隊轉守為攻。陰曆六月初七，他們在黃河河岸和群山之間的狹隘地帶遭到叛軍的伏擊，被徹底擊敗。至陰曆初九，叛將崔乾佑已占領潼關，從此在他的部隊和長安之間無險可守。帶了少數人馬在戰鬥中逃生並企圖組織殘部負隅頑抗的哥舒翰被自己的部下所迫而向安祿山投降。 哥舒翰部下有人在初九來到長安，向玄宗報告了危急的局勢。玄宗召集大臣們商議，楊國忠建議玄宗退到四川，因為他已命他的家鄉劍南道（四川）的副使在那裡準備了避難地以備朝廷應急之需，還因為叛軍實際上是攻不破那裡的。陰曆十一日和十二日，大部分官員和許多平民已從長安逃往山區和周圍農村。當一小批官員在陰曆十三日上早朝時，他們發現玄宗已帶了精心挑選的護衛騎兵星夜秘密出逃，只有楊國忠、少數高級大臣、楊貴妃及其親屬、幾名皇室成員和幾名玄宗的貼身宦官隨行。大部分高級官員和許多皇族都被遺棄在京師。 玄宗是在非常艱苦的情況下從長安出逃的，護送的士兵桀驁不馴，他們對造成潼關禍災的罪魁禍首楊國忠特別怨恨。陰曆十四日，玄宗一行抵達馬嵬驛，他們在那裡遇到一批擋住楊國忠之路和開始向楊訴說缺糧之苦的吐蕃使者。有些護送士兵指控楊國忠與外藩策劃叛國，就群起而攻之，把他和他的家屬殺死。秩序暫時恢復後，護送的將領要求玄宗還應處死楊貴妃。完全無能為力和聽憑譁變部隊擺布的玄宗別無其他選擇，無可奈何地命他忠誠的大宦官高力士把她絞死，這樣，護送的士兵才被安撫下來。 隨著楊國忠及其家屬之死，一場就玄宗四川之行是否適宜的爭論同時出現，因為四川被楊國忠以前的支持者所控制。有人建議玄宗應撤往西北或太原，去集結支持力量，還有人則建議他們應回長安（它直到陰曆十七日才被叛軍占領），準備困守。但玄宗已決心去四川避難，於是決定繼續前往成都，同時皇太子被說服留在關中，以便在北方集結和組織抵抗力量。皇太子帶領2000人的一小支護衛部隊以急行軍首先抵達關中西部的原州，然後前往朔方鎮大本營所在地靈武（靈州，今寧夏銀川），於陰曆七月九日抵達該地。三天後，他在官員們的勸說下僭越帝位。史書上稱他的廟號為肅宗。 肅宗立刻開始在關中組織勤王軍（除了長安周圍的渭水流域地區，該道的大部分仍在勤王軍手中），並開始從回紇、吐蕃、塔里木甚至遠及拔汗那的幾個保護國那裡召集支援力量。 得到上皇稱號的玄宗這時仍在赴四川的途中，對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毫不知情。他在陰曆七月二十八日抵達成都，隨從減少到1300人，然後舉行了建立流亡朝廷的儀式。直到陰曆八月十二日，通告肅宗僭越行為的使者才抵達成都。被楊貴妃之死受到內心折磨和弄得筋疲力盡的年邁的皇帝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此事，於是在陰曆十八日派自己的大臣們隨帶皇權的象徵物前往肅宗的大本營。唐代最漫長和最光輝的玄宗之治到此結束。 玄宗在成都留到757年陰曆十月，這時已是在郭子儀從叛軍手中收復兩京以後，肅宗把他請回長安，迎接時禮儀隆重。他開始住在他喜愛的興慶宮，後來在760年陰曆七月，他搬入皇宮內，這可能是因為朝中還有許多人效忠於他，他可能作為黨派陰謀的中，心人物，對他的繼位者構成潛在的政治威脅。他死於761年陰曆四月，享年77歲。 本章的敘述大量取材於新、舊《唐書》和司馬光在11世紀作的《資治通鑑》所描述的大事。重要的是，讀者必須注意某些情況，其中之一是這一時期的歷史編纂在材料上影響我們對事件的理解。《舊唐書》（成書於945年）提供了幾乎這一時期的全部基本材料；《新唐書》（成書於1060年）使用某些遺聞軼事加以補充；《資治通鑑》（成書於1085年）則對它們進行了重新整理和嚴謹的批判性的鑑別；《資治通鑑》編者當時掌握的某些材料已經散失。 但關於756年以前的時期，《舊唐書》的編者不過是完整地轉載了柳芳在759年完成並上呈肅宗的最後一部唐朝國史。他們沒有什麼其他材料，因為史館所藏關於唐朝以前幾個皇帝在位期的官方檔案，包括起居注、實錄以及較早的國史，都已在756年安祿山占領長安期間被付之一炬。 在這場浩劫後倖存下來的唐王朝前期的唯一主要記載是史官韋述作的一部國史稿。這部史稿記述的確切時間範圍還不能肯定，但它幾乎肯定敘事至741年（開元期最後一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話。玄宗朝的早期在他在位時已分別被記載在《今上實錄》和《開元實錄》中：前者共20卷，於8世紀20年代在張說和唐潁的指導下編成；後者共47卷，在742年以後某個時期編成。《開元實錄》特別被提到，說它已毀於756年的大火，[247]但由於韋述於8世紀30年代已在史館工作，他可能已使用這些材料來編寫他的國史稿。 當柳芳在758年奉命撰寫國史時，他可能已掌握一部根據早期實錄寫成的玄宗朝早期的記載；這些實錄由於是在玄宗在位時所寫，它們一定是以讚譽的語氣寫出來讓他過目的。為了完成這部直至756年的歷史，柳芳的工作十分困難。大部分材料已經散失，無法尋找；我們知道，在8世紀60年代曾有編一部玄宗朝新實錄的企圖，但大部分文獻已經無法找到。此外，柳芳是在政治形勢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寫作的。他在新帝肅宗的指使下撰寫，而肅宗已通過明目張胆的篡位而把玄宗廢黜，所以需要把他父親在位的最後幾年說成是一個行政不當的時期，以便為他的行為提供道義上的理由。但同時玄宗本人仍在世，他後期的幾個為首人物仍在活動和掌權。安祿山發難的這場叛亂仍未解決；柳芳本人的地位也很不保險，他因在756年附逆曾被處以流放，之所以匆忙地予以緩刑，是為了讓他從事歷史寫作。 我們知道，柳芳所寫的歷史在送呈肅宗過目時受到嚴詞批評。760年後，於休烈（他補上了肅宗本紀）和令狐峘對史稿作了一些小的修訂。柳芳本人並不滿意，於是又改弦更張，私下編寫了《唐歷》一書（現已遺失），在書中增添了一些細節。 但柳芳的760年的國史基本上被《舊唐書》的編纂者吸收到他們所寫歷史的早期部分之中，而且大部分是逐字照錄的。因此，關於玄宗時期的記載內容是不均勻的。約在741年前，它有充分的文獻依據，而且一般的是頌揚；他對玄宗的最後若干年則材料較少，語氣特別帶有批判性。這種不平衡不但明顯地表現在本紀中，而且也表現在列傳中。8世紀40和50年代的許多高級官員的傳記都很簡短，而且材料很少。其他的官員根本沒有傳記。朝廷中活動的主要人物都沒有留下可與張說和張九齡的文集相比的詳盡的個人文集，以解決正史中玄宗最後年代缺乏材料的問題；二張的文集使我們能夠非常詳盡地填補8世紀20和30年代的歷史空白。 因此，在對玄宗時期進行研究時，我們就處於只能依靠不充分的材料的境地，而且編寫他的歷史的客觀情況也使這部歷史的可靠性受到懷疑。如同所有前人所做的那樣，我在這一章重新展示了柳芳提出的辦法，即把整個玄宗時期分成三個階段：（1）政權鞏固時期；（2）日益受到宮廷緊張形勢妨礙的積極參政時期；（3）玄宗不再起積極政治作用和朝政被李林甫和楊國忠控制的最後一段時期。但讀者應該記住，柳芳的記載是奉命為強制性的政治目的撰寫的，寫作的情況又非常特殊和困難。我們永遠不能了解8世紀40和50年代許多大事的幕後真相，這是因為材料乾脆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是，我們至少應該認識到在我們掌握的史料中存在一些應予說明的問題。[248] * * * [1]這一章不斷得益於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第一位是已故的陳寅恪，他關於唐代政治的各方面的研究為近代的唐史及其制度史的工作打下了基礎，他1948年前的作品收入《陳寅恪先生論集》（台北，1971年），《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兩卷，香港，1974年）則收得更全。第二位為浦立本，他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倫敦，1955年）經過了20年，依然是詳細記述唐代各時期的政治史中的佼佼者。在本章的後半部分，我經常取材於此名作。關於玄宗中期，佩內洛普·赫伯特的《張九齡的一生和著作》很有用（劍橋大學未發表的博士論文，1973年，以下簡稱赫伯特《張九齡》）。 [2]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遺忘的唐代史學家》，1970年耶魯大學中國歷史學和比較歷史學討論會未發表論文。 [3]關於玄宗的早期生活和登位的情況，見霍華德·列維《王如何成為皇的：玄宗之即位（713—755年）》，載《漢學雜誌》，6（1958年），第101—121頁。其早期生活的主要材料來源載於《新唐書》卷8，第165—171頁。 [4]《舊唐書》卷6，第123頁；《資治通鑑》卷205，第6490頁；《舊唐書》卷186上，第4839—4840頁。這些記載的時間和細節有出入。 [5]《舊唐書》卷51，第2176頁；《資治通鑑》卷205，第6488頁。 [6]《舊唐書》卷86，第2833頁。 [7]《舊唐書》卷8，第165—166頁。 [8]《舊唐書》卷7，第150頁；卷51，第2174頁；《資治通鑑》卷209，第6441—6442頁。 [9]《舊唐書》卷8，第166—167頁；《新唐書》卷5，第116頁；《資治通鑑》卷209，第6643—6648頁。 [10]《舊唐書》卷95，第3010頁；《資治通鑑》卷209，第6650頁。 [11]《資治通鑑》卷209，第6652頁；《舊唐書》卷7，第154—155頁；《新唐書》卷5，第117頁。 [12]傳記載《舊唐書》卷73，第2591—2592頁；《新唐書》卷98，第3893—3894頁。 [13]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087—3089頁；《新唐書》卷121，第4329—4331頁。 [14]傳記載《舊唐書》卷96，第3021—3029頁；《新唐書》卷124，第4381—4388頁；張說作墓志銘，載《全唐文》卷230，第8—11頁；《文苑英華》卷884，第1—3頁。 [15]傳記載《舊唐書》卷96，第3029—3036頁；《新唐書》卷124，第4389—4394頁；顏真卿的墓志銘載《全唐文》卷343，第1—8頁；補志載《全唐文》卷338，第22—24頁。 [16]《資治通鑑》卷209，第6653頁；卷210，第6654—6655頁；《舊唐書》卷86，第2835—2837頁；《新唐書》卷81，第3594—3595頁。 [17]《資治通鑑》卷210，第6662—6663頁。 [18]《舊唐書》卷7，第156頁；卷8，第168頁；《資治通鑑》卷210，第6663頁。 [19]《舊唐書》卷7，第156頁；《資治通鑑》卷210，第6663—6665頁。 [20]傳記載《舊唐書》卷92，第2922—2958頁；《新唐書》卷122，第4349—4351頁。 [21]傳記載《舊唐書》卷188，第4926—4927頁；《新唐書》卷116，第4241頁。 [22]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49—3057頁；《新唐書》卷125，第4404—4411頁；張九齡作墓志銘，《全唐文》卷292，第13—16頁。 [23]其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42—3049頁；《新唐書》卷122，第4360—4366頁。張說：《行狀》，載《全唐文》卷233，第1—7頁。 [24]其傳記載《舊唐書》卷183，第4724—4725頁；《新唐書》卷109，第4100頁。 [25]《資治通鑑》卷210，第6665頁；《舊唐書》卷7，第157頁；《新唐書》卷5，第118頁。 [26]《新唐書》卷83，第3656—3657頁；《資治通鑑》卷210，第6665頁；《舊唐書》卷98，第3061—3063頁；《全唐文》卷237，第12—14頁；《唐會要》卷50，第871—875頁。 [27]《資治通鑑》卷210，第6666頁；《唐會要》卷68，第1192—1196頁；《新唐書》卷49下，第1131頁；《舊唐書》卷38，第1358頁。 [28]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61—3064頁；《新唐書》卷128，第4413頁。 [29]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64—3069頁；《新唐書》卷116，第4236—4237頁。 [30]傳記載《舊唐書》卷74，第2622—2624頁；《新唐書》卷99，第3921—3923頁。 [31]傳記載《舊唐書》卷70，第2540頁；《新唐書》卷102，第3967—3968頁。 [32]《資治通鑑》卷210，第6673—6674頁；《舊唐書》卷8，第168—170頁。 [33]《資治通鑑》卷210，第6676—6677頁；《舊唐書》卷97，第3041頁。 [34]《資治通鑑》卷210，第6696—6697頁。 [35]《新唐書》卷5，第120頁；《舊唐書》卷92，第2971頁；傳記載《舊唐書》卷92，第2968—2971頁；《新唐書》卷122，第4371—4374頁。 [36]據《資治通鑑》卷211，第6683頁之《考異》，應為陰曆七月初三。根據下文，應為七月初三。——譯者 [37]《資治通鑑》卷211，第6681—6686頁；《舊唐書》卷8，第169頁；《新唐書》卷83，第3651—3652頁。 [38]退位詔書見《舊唐書》卷8，第169—170頁。 [39]《舊唐書》卷97，第3048頁；《舊唐書》卷96，第3023頁；《資治通鑑》卷211，第6687頁。 [40]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64—3069頁；《新唐書》卷126，第4415—4418頁。 [41]《舊唐書》卷98，第3064頁；《資治通鑑》卷211，第6700頁。 [42]《舊唐書》卷96，第3025頁；卷98，第3068頁。 [43]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70—3072頁；《新唐書》卷127，第4450—4451頁。 [44]《舊唐書》卷96，第3025頁。盧懷慎的臨終奏疏還提到宋璟的名字，《舊唐書》卷98，第3068頁。 [45]《資治通鑑》卷212，第6739頁。 [46]《舊唐書》卷96，第3025—3026頁；《新唐書》卷124，第4385—4386頁。 [47]傳記載《舊唐書》卷88，第2880—2882頁；《新唐書》卷125，第4399—4403頁。 [48]《資治通鑑》卷210，第6688—6690頁；《新唐書》卷124，第4383頁。關於姚崇的十條改革建議，見《全唐文》卷206，第14頁。 [49]關於《貞觀政要》，見原田種成《貞觀政要研究》（東京，1965年）；溫斯頓·劉易斯：《貞觀政要：研究早期唐代政府的材料來源》，香港大學1962年未發表的碩士論文。 [50]《資治通鑑》卷210，第6692頁；《唐會要》卷57，第990頁；《舊唐書》卷8，第172頁；《新唐書》卷46，第1185頁。關於宰相制的變化，參見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1969年），第1—101頁，此書最早出版於1952年；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載《新亞學報》，3.1（1960年），第19—120頁；周道濟：《漢唐宰相制度》（台北，1964年）。 [51]《資治通鑑》卷211，第6728—6729頁。 [52]《資治通鑑》卷203，第6421頁；《唐會要》卷60，第1041頁；《新唐書》卷48，第1237頁；《唐六典》卷13，第3頁。 [53]見佩內洛普·赫伯特《七世紀後半期中國的文官選拔》，載《遠東史論文集》（坎培拉），13（1976年），第1—40頁。 [54]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097—3100頁；《新唐書》卷126，第4424—4430頁。傳記連同徐浩的墓志銘（載《全唐文》卷440，第13—18頁）及1960年發現的墓志銘均被譯成英文，載赫伯特的《張九齡》中。 [55]其信載《文苑英華》卷670，第1—2頁；《曲江集》（四部叢刊本）卷16，第9—11頁；姚的答覆載《文苑英華》卷689，第1頁；《曲江集》卷16，第11—12頁。715年的奏疏載《曲江集》卷16，第5—9頁；《文苑英華》卷676，第1—5頁。 [56]《唐會要》卷75，第1360頁；卷81，第1501頁；《冊府元龜》卷635，第226—236頁；參見714年更早的詔令，載《冊府元龜》卷211，第6694頁。 [57]《資治通鑑》卷211，第6716頁；《新唐書》卷45，第1176頁。 [58]關於706年的專使，見《唐會要》卷77，第1415頁；《新唐書》卷49下，第1311頁；《通典》卷32，第184頁；《唐大詔令集》卷103，第524—525頁。711年的改革，見《資治通鑑》卷210，第6666頁。714年再任命按察採訪處置使之事，見《資治通鑑》卷211，第6697頁。 [59]《唐會要》卷39，第702頁；《舊唐書》卷50，第2149頁；《通典》卷165，第871頁；《冊府元龜》卷612，第10—11頁。關於睿宗時期編訂法典的情況，見仁井田升《唐令拾遺》（東京，1933年），第17頁以後的導言；滋賀秀三：《關於漢唐間法典的一些考證》，載《東方學》，17（1958年），第27—43頁。 [60]《唐會要》卷39，第703頁；《唐六典》卷6，第18頁；《舊唐書》卷50，第2138、2149—2150頁；《新唐書》卷56，第1413頁；《通典》卷165，第871頁；《冊府元龜》卷612，第12頁。 [61]參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版（劍橋，1970年），第28—31頁；崔瑞德：《對商業課稅的一種儒家觀點：703年的崔融奏疏》，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36.2（1973年），第429頁；唐長孺：《關於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載《歷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頁。 [62]見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重慶，1944年）。 [63]《通典》卷10，第56頁；《冊府元龜》卷497，第8頁；卷498，第15頁。 [64]《新唐書》卷53，第1365頁。 [65]見《舊唐書》卷37；《新唐書》卷35—36中關於自然災害的材料。 [66]《舊唐書》卷74，第2623頁。 [67]《冊府元龜》卷113，第18—20頁；《唐大詔令集》卷79，第451頁。 [68]《通典》卷10，第57頁；《唐會要》卷87，第1595—1601頁；《冊府元龜》卷497，第8頁；《舊唐書》卷100，第3111頁。 [69]《舊唐書》卷96，第3023—3024頁；《資治通鑑》卷211，第6726—6727頁；《唐大詔令集》卷79，第452頁。遷都的詳細情況，見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第25—31頁。 [70]《舊唐書》卷49，第2124頁；《唐會要》卷88，第1612—1613頁；《冊府元龜》卷502，第22—24頁。崔瑞德的《唐代的財政管理》第193頁列舉了這些儲備的規模。 [71]《唐會要》卷85，第1561—1562頁；《新唐書》卷112，第4165—4166頁。 [72]韋嗣立的奏疏載《全唐文》卷236，第6頁；《舊唐書》卷88，第2871頁；《資治通鑑》卷209，第6634頁；《唐會要》卷90，第1642—1644頁。韋又引了宋務光的奏疏，載《全唐文》卷268，第22—23頁。 [73]關於封地的問題，見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載《東方學報》（東京），10.1（1939年），第1—64頁；礪波護：《隋之貌閱及唐初之食實封》，載《東方學報》（京都），37（1966年），第153—182頁。 [74]《資治通鑑》卷211，第6702—6704頁。 [75]《唐會要》卷88，第1608頁。 [76]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74—76頁。 [77]《全唐文》卷18，第9—10頁。 [78]《全唐文》卷19，第3頁。 [79]《佛祖統記》，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9，第373頁。 [80]《舊唐書》卷96，第3022頁。 [81]《唐會要》卷50，第878頁。 [82]《唐會要》卷47，第826—827頁；《全唐文》卷26，第27頁；《資治通鑑》卷211，第6696頁。 [83]《全唐文》卷26，第10頁；卷30，第10—11頁；卷29，第5頁。關於715年河北的教派起義，見《新唐書》卷5，第124頁；《舊唐書》卷8，第175頁；《資治通鑑》卷211，第6710—6711頁；《唐大詔令集》卷113，第588頁。這些記載提到教徒白衣長發。敦煌的《戶部格》殘卷（S.1344號）引了674年、695年和702年的類似的詔書。這些材料說明有些教徒受過很高的教育。 [84]《舊唐書》卷8，第172頁。關於對待佛教政策的更詳細的情況，見S.溫斯坦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所寫的一章。 [85]關於與吐蕃的關係，見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年），書中把《舊唐書》卷196上和下及《新唐書》卷216上和下譯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載於佐藤長的《古代西藏史研究》（兩卷，京都，1960—1961年），此書把中文史料與J.巴科、F.W.托馬斯和Ch.圖森編譯的《敦煌文獻中有關西藏史的材料》（巴黎，1940年）中的藏文編年史互相印證。 [86]關於突厥人，見岑仲勉在《突厥集史》（兩卷，北京，1958年）收集的詳盡的史料；劉茂才（音）的《關於東突厥史的中文資料》（兩卷，威斯巴登，1958年）翻譯了主要史料。勒內·吉羅的《突厥帝國：骨咄羅、默啜和默棘連諸汗（680—734年）的統治》（巴黎，1960年）主要根據突厥史料寫成。 [87]《資治通鑑》卷210，第6672—6673頁。薛訥曾在710年打退了一次奚族的入侵，《資治通鑑》卷210，第6659頁。 [88]《舊唐書》卷39，第1521頁；卷185下，第4814頁；《新唐書》卷39，第1023頁。 [89]《舊唐書》卷97，第3053頁；《資治通鑑》卷212，第6753頁。 [90]對兵制改革的第一流的研究作品為濱口重國的《從府兵制到新兵制》，此文最早在1930年發表，重載於《秦漢隋唐史研究》卷1，（1966年），第3—81頁。以後又有大量的作品。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61—74頁）提供了早期研究的簡明總結。《岩波講座世界歷史》，5（1970年），第407—439頁中菊池英夫所寫的優秀的一章，《府兵制度的發展》提供了這一研究領域的更近期的狀況。 [91]傳記載《舊唐書》卷184，第4757—4759頁；《新唐書》卷207，第5858—5861頁。 [92]傳記載《舊唐書》卷51，第2177頁；《新唐書》卷76，第3490頁。 [93]《舊唐書》卷183，第4745頁。 [94]《唐會要》卷4，第43頁；《舊唐書》卷8，第174頁；《資治通鑑》卷211，第6707頁；《舊唐書》卷107，第3258頁。 [95]《資治通鑑》卷211，第6703頁。 [96]《舊唐書》卷86，第2833頁；據卷8，第173頁記載，他們把責任下放給他們的副手。 [97]《舊唐書》卷95，第3011頁。 [98]傳記載《舊唐書》卷95，第3009—3013頁。 [99]《舊唐書》卷107，第3271—3272頁。 [100]《新唐書》卷70下，第2147頁。 [101]《舊唐書》卷96，第3034頁。 [102]柳芳：《食貨論》，載《文苑英華》卷747，第10—12頁；《全唐文》卷372，第5—7頁。參見《舊唐書》卷9，第235—237頁之「玄宗本紀史官評語」，它肯定也為柳芳所寫。 [103]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090—3093頁；《新唐書》卷127，第4441—4444頁。 [104]《舊唐書》卷97，第3058頁。 [105]《舊唐書》卷97，第3053頁；《資治通鑑》卷212，第6746、6752頁。 [106]《舊唐書》卷97，第3053頁；《資治通鑑》卷212，第6753頁。 [107]《資治通鑑》卷212，第6755頁。 [108]傳記載《舊唐書》卷93，第2985—2990頁；《舊唐書》卷111，第4153—4157頁。 [109]《資治通鑑》卷212，第6755—6757頁。 [110]《唐會要》卷90，第1644頁；《資治通鑑》卷212，第6753頁；《新唐書》卷127，第4450頁。 [111]見《資治通鑑》卷212，第6758頁。 [112]關於集賢院，見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載《 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9.2（1971年），第45—98頁。 [113]《資治通鑑》卷212，第6755—6756頁。 [114]《新唐書》卷127，第4450頁；《資治通鑑》卷212，第6740頁。 [115]《資治通鑑》卷212，第6740、6745頁。 [116]《唐會要》卷91，第1653頁；《資治通鑑》卷212，第6755頁。 [117]《資治通鑑》卷212，第6763頁。 [118]《資治通鑑》卷212，第6751頁；《舊唐書》卷95，第3016—3017頁。 [119]《舊唐書》卷95，第3018—3019頁；《資治通鑑》卷212，第6741—6742頁。 [120]《舊唐書》卷52，第2184頁。 [121]見霍華德·列維《唐玄宗的寵妃武惠妃》，載《通報》，46（1958年），第49—80頁。 [122]《資治通鑑》卷212，第6751頁；《舊唐書》卷59，第2334—2337頁；《新唐書》卷91，第3793—3794頁。 [123]見俞大綱《兩唐書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傳考異兼論張燕公事跡》，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931年），第93—101頁。 [124]見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從敦煌發現的新證據》，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47—85頁；以及此書所引的其他文獻材料。 [125]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217—3222頁；《新唐書》卷134，第4557—4559頁。 [126]關於宇文融的方案，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30—32、49—50、178—182頁；鈴木俊：《關於宇文融的括戶》，載《和田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51年），第329—344頁；礪波護：《唐的律令體制與宇文融的括戶》，載《東方學報》（京都），41（1970年），第263—288頁。 [127]《舊唐書》卷48，第2106—2107頁；《唐會要》卷88，第1603頁；《冊府元龜》卷493，第14頁；《通典》卷10，第59頁。 [128]《唐會要》卷10上，第213頁。 [129]《唐會要》卷8，第105—108頁；《舊唐書》卷8，第186頁；《新唐書》卷5，第130頁。 [130]《唐會要》卷8，第108—118頁；《舊唐書》卷23，第891—904頁；卷8，第188—189頁。 [131]《資治通鑑》卷213，第6771頁；《舊唐書》卷185下，第4821—4822頁；《新唐書》卷130，第4497—4498頁。 [132]傳記載《舊唐書》卷106，第3235—3241頁；《新唐書》卷223上，第6343—6349頁。 [133]《舊唐書》卷97，第3054—3055頁；《資治通鑑》卷213，第6771—6772頁。 [134]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73—3075頁；《新唐書》卷126，第4418—4420頁。 [135]傳記載《舊唐書》卷8，第3075—3077頁；《新唐書》卷126，第4420—4422頁。 [136]《資治通鑑》卷212，第6772、6777頁；《新唐書》卷125，第4409頁。 [137]關於《開元禮》的編纂情況，見《大唐開元禮》（東京，1972年）第822—823頁中池田溫的編者注。 [138]《資治通鑑》卷213，第6782頁。 [139]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093—3095頁；《新唐書》卷101，第3949—3952頁。 [140]傳記載《舊唐書》卷84，第2806—2808頁；《新唐書》卷108，第4089—4091頁；張九齡的墓志銘載《典江集》卷19，第3頁。 [141]《新唐書》卷108，第4090頁。 [142]《舊唐書》卷8，第191頁。關於726—728年的災情，見《舊唐書》卷37及《新唐書》卷35和卷36等處。 [143]傳記載《舊唐書》卷76，第2651—2653頁。 [144]《舊唐書》卷105，第3221頁；《資治通鑑》卷213，第6787—6788頁。 [145]《資治通鑑》卷213，第6767—6788頁；《舊唐書》卷105，第3221—3222頁。 [146]戴何都：《〈新唐書〉選舉志譯註》（巴黎，1932年），第262—265頁；《唐會要》卷74，第1348頁；《冊府元龜》卷630，第6頁；《資治通鑑》卷213，第6789頁。 [147]傳記載《舊唐書》卷106，第3252—3255頁；《新唐書》卷121，第4335—4336頁。 [148]《資治通鑑》卷213，第6792—6793頁；《舊唐書》卷106，第3253—3255頁，卷190下，第5037頁；《新唐書》卷121，第4336頁。 [149]關於授予高力士及其家族的榮譽，見《資治通鑑》卷213，第6793—6794頁。 [150]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79—3083頁；《新唐書》卷127，第4452—4454頁。 [151]《通典》卷10，第56—57頁；《冊府元龜》卷498，第16—17頁；《 舊唐書》卷49，第2114—2115頁；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83—184頁有英譯文。 [152]《唐會要》卷85，第1563—1564頁；《冊府元龜》卷495，第20一21頁。其他史料記載這一計劃為宇文融提出，實誤，見佩內洛普·赫伯特《八世紀初期中國的營田》，載《遠東史論文集》（坎培拉），11（1975年），第37—77頁。這一問題在本書第2章討論過。 [153]傳記載《舊唐書》卷98，第3077—3079頁；《新唐書》卷126，第4432—4439頁。 [154]《資治通鑑》卷123，第6803頁。 [155]《舊唐書》卷8，第200頁。 [156]關於這幾年複雜的宮廷政治，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54—55頁；赫伯特：《張九齡》，第165—190頁。 [157]關於其運輸體系的改革，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87—89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34—35頁。裴耀卿的詳細的奏議，載《唐會要》卷87，第1587頁；《通典》卷10，第57頁；《冊府元龜》卷498，第17—18頁；《 舊唐書》卷98，第3080—3081頁。浦立本之作第185—187頁有英譯文。 [158]見赫伯特《八世紀初期中國的營田》，第71—75頁。 [159]《通典》卷9，第15頁；《冊府元龜》卷501，第4頁。 [160]《唐會要》卷89，第1625—1626頁；《冊府元龜》卷501，第4—5頁；《舊唐書》卷48，第3097—3099頁；《新唐書》卷54，第1385頁。關於這一政策及隨之產生的爭論，見佩內洛普·赫伯特《唐代關於國家壟斷鑄錢的爭論》，載《通報》，62.4—5（1977年），第253—292頁。 [161]《新唐書》卷54，第1385—1386頁。 [162]《通典》卷23，第136頁；《唐六典》卷3，第43頁；《唐會要》卷59，第1020頁；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100—101、332頁。 [163]《資治通鑑》卷213，第6803頁；《玉海》卷18，第26頁；《唐會要》卷78，第1420頁；《唐大詔令集》卷100，第510頁；《冊府元龜》卷162，第11頁；《舊唐書》，第200頁。見赫伯特《張九齡》，第278頁。 [164]《唐會要》卷78，第1420頁。 [165]《唐摭言》卷1，第6頁；《新唐書》卷44，第1164頁；戴何都：《〈新唐書〉選舉志譯註》，第171頁。 [166]《資治通鑑》卷214，第6814頁；《唐大詔令集》卷106，第549頁；《唐會要》卷59，第1024—1025頁；《冊府元龜》卷639，第246頁。 [167]《唐會要》卷188，第4933—4934頁；《資治通鑑》卷213，第6976—6977頁；卷214，第6811—6812頁。 [168]《資治通鑑》卷214，第6823—6824頁；《舊唐書》卷107，第3259頁；卷106，第3236頁。 [169]《全唐文》卷288，第1—2頁；《資治通鑑》卷214，第6821頁；見赫伯特《張九齡》，第175—177頁。 [170]《資治通鑑》卷214，第6811頁。 [171]同上書，第6814—6817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16—118頁注68。 [172]《資治通鑑》卷214，第6822—6823頁。 [173]同上書，第6822頁。 [174]同上書，第6824—6825頁。 [175]《資治通鑑》卷214，第6828頁。 [176]傳記載《舊唐書》卷103，第3195—3197頁；《新唐書》卷133，第4555頁。 [177]《唐會要》卷78，第1437頁。 [178]關於這些和其他的反佛教措施，見《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S.溫斯坦所寫的一章。 [179]《新唐書》卷44，第1164頁。 [180]見《唐會要》卷36，第657—659頁。玄宗在722年第一次作注（《舊唐書》卷8，第183頁）並向全國頒布。735年，附註八卷編成（《冊府元龜》卷53，第16頁）；743年御注被重編。 [181]見《唐會要》卷77，第1403—1404頁；《唐摭言》卷6，第6頁；《舊唐書》卷9，第213頁；卷24，第925—928頁；《新唐書》卷44，第1164頁。 [182]見周一良《中國的密宗》，載《哈佛亞洲研究雜誌》，8（1945年），第24—33頁；大部分傳統史學家把玄宗不積極過問朝政的行為全歸咎於道教，但柳芳是第一個指責釋道兩教的御用史學家。《舊唐書》卷9，第236—237頁。 [183]《舊唐書》卷107，第3259—3260頁。 [184]《資治通鑑》卷214，第6832—6934頁。 [185]《唐會要》卷39，第703—706頁；《舊唐書》卷50，第2150頁。 [186]見戴何都《描述唐代行政制度的唐六典》，載《亞洲雜誌》，263（1975年），第183—201頁。 [187]《資治通鑑》卷214，第6829頁；卷215，第6837頁。 [188]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註》，第672—673頁。 [189]《資治鑒通》卷214，第6832頁。 [190]《資治通鑑》卷214，第6830頁。 [191]《唐會要》卷72，第1300頁。 [192]同上書，第1299頁。 [193]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69—70頁；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註》，前言第3—5頁；《資治通鑑》卷215，第6850頁；《唐六典》卷5。 [194]見池田溫《唐代的戶冊和有關文書》，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121—150頁。 [195]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32頁。 [196]《冊府元龜》卷495，第23—26頁。 [197]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222—3225頁；《新唐書》卷134，第4560—4562頁。關於他的改革，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90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36—37頁。 [198]《舊唐書》卷48，第2086頁；卷10，第3225頁；《新唐書》卷134，第4563頁。 [199]《唐會要》卷59，第1022頁。 [200]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76頁。 [201]傳記載《舊唐書》卷99，第3101—3102頁；《新唐書》卷131，第4503—4504頁。 [202]裴敦復和皇甫惟明都無傳記。關於他們的簡單介紹，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63—164頁注22和23。 [203]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84頁。 [204]《資治通鑑》卷215，第6864、6868頁。 [205]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225—3228頁；《新唐書》卷134，第4562—4564頁。 [206]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88—90頁。 [207]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59—3060頁；《新唐書》卷223上，第6349—6350頁。 [208]同上書，第6873—6874頁。 [209]《資治通鑑》卷215，第6874—6875頁。 [210]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228—3232頁；《新唐書》卷134，第4564—4567頁。 [211]《資治通鑑》卷215，第6879頁。 [212]同上書，第6879—6882頁。 [213]傳記載《舊唐書》卷105，第3197—3201頁；《新唐書》卷133，第4551—4555頁。 [214]《資治通鑑》卷216，第6877—6883頁；《舊唐書》卷103，第3199—3200頁。 [215]《資治通鑑》卷216，第6888—6889頁。 [216]傳記載《舊唐書》卷200上，第5367—5372頁；《新唐書》卷225上，第6411—6421頁。關於他的出身和事業，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7—23頁和第82頁以後；戴何都的《安祿山史》（巴黎，1962年）提供了《安祿山事跡》的詳盡加注的完整譯文；《安祿山事跡》為姚汝能所作的一部敘述安祿山事跡的9世紀初期的著作。 [217]關於楊貴妃及其家庭，見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92頁以下。霍華德·列維：《楊貴妃事跡》，載《通報》，45（1957年），第451—489頁；此文有《舊唐書》（卷51，第2178—2181頁）和《新唐書》（卷76，第3493—3496頁）中她傳記的譯文；又見列維《楊貴妃的家族背景》，載《漢學雜誌》5.2（1957年），第101—118頁；《一個傑出皇帝的後宮寵妃》（台中，1958年）；《長恨歌：楊貴妃之死》（東京研究社，1962年）；《楊貴妃之中選》，載《東方》，15（1962年），第411—412頁。 [218]傳記載《舊唐書》卷106，第3241—3267頁；《新唐書》卷206，第5846—5852頁；關於他的出身，見《資治通鑑》卷215，第6867—6868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64—165頁，注47、48。 [219]《資治通鑑》卷216，第6896頁；《舊唐書》卷106，第6頁。 [220]《資治通鑑》卷215，第6910—6912頁；《舊唐書》卷105，第3230—3232頁。 [221]《資治通鑑》卷216，第6907—6908頁。 [222]同上書，第9608—9906頁；《舊唐書》卷200上，第5369頁；《安祿山事跡》（1910年本），上，第11頁；戴何都的《安祿山史》，第111—115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96—98頁。 [223]關於南詔的崛起，見邁克爾·布萊克默《雲南南詔的崛起》，載《東南亞史雜誌》，1.2（1660年），第47—61頁；藤澤義美：《西南中國民族史研究》（東京，1969年）。 [224]《舊唐書》卷197，第5280—5281頁；《唐會要》卷99，第1763—1764頁；《資治通鑑》卷216，第6901—6902、6906—6907頁。 [225]《唐會要》卷78，第1437頁；《資治通鑑》卷216，第6909頁。 [226]《資治通鑑》卷216，第6910頁；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101、167頁，注87。 [227]《資治通鑑》卷216，第6912—6914頁；《舊唐書》卷106，第3239—3241、3243—3244頁。 [228]《資治通鑑》卷216，第6917—6918頁；《舊唐書》卷106，第3241頁。 [229]《資治通鑑》卷216，第6918頁；卷217，第6926—6927頁；《唐會要》卷99，第1734頁；《舊唐書》卷9，第228頁。 [230]傳記載《舊唐書》卷104，第3211—3215頁；《新唐書》卷135，第4569—4574頁。 [231]《資治通鑑》卷216，第6919頁。 [232]《資治通鑑》卷217，第6922—6923頁。 [233]同上書，第6923—6924頁。 [234]同上書，第6924頁。 [235]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57—3059頁；《新唐書》卷125，第4411—4412頁。 [236]關於翰林院的發展情況，見F.A.比紹夫《翰林》（巴黎，1963年），第6—9頁。 [237]《舊唐書》卷97，第3058頁；同上書，第6925頁。 [238]《資治通鑑》卷217，第6927—6928頁。 [239]傳記載《舊唐書》卷108，第3275—3278頁；《新唐書》卷118，第4267—4269頁。 [240]《資治通鑑》卷217，第6923頁和《考異》；《舊唐書》卷112，第3343頁。 [241]《資治通鑑》卷217，第6929頁。 [242]《新唐書》卷118，第4627頁；《資治通鑑》卷217，第6929頁。 [243]《資治通鑑》卷217，第6929—6934頁。 [244]同上書，第6932頁。 [245]《資治通鑑》卷217，第6932—6934頁。 [246]關於安祿山叛亂的情況，敘述最清楚的作品為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和唐後期長期存在的尚武主義的根源》（載於J.C.佩里、巴德韋爾·史密斯編《唐代社會論文集》〔萊登，1976年〕，第33—60頁）。關於安祿山的基本史料，戴何都的《安祿山史》和霍華德·列維的《安祿山傳》有譯文，後者把《舊唐書》卷200上的傳記譯成英文。以下敘述基本上取材於《資治通鑑》卷217—218。 [247]《唐會要》卷63，第1095頁（於休烈奏議）。 [248]關於玄宗時期史料的詳細情況，見浦立本《資治通鑑考異和730—763年的史料》，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3.2（1950年），第448—473頁；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遺忘的唐代史學家》。浦立本認為韋述的國史稿終於玄宗即位之初，雖然他引證的一些材料說明韋述也寫了較後面的時期。作為一名史官，韋述幾乎肯定參加了《開元實錄》的編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