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隋唐史 · 第六章　武后、中宗和睿宗的統治，684—712年

準備時期，684—690年 683年陰曆十二月作為中宗登上皇位的唐朝第四個皇帝不過是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由於他繼位的希望一直似乎很渺茫，所以在此之前他既沒有為此受到培養，也沒有在當皇太子的短短的三年中為他新的尊嚴地位作準備；可能出於這一原因，他父親的遺囑才規定讓有經驗的武后繼續施加政治影響。嚴格地說，她的干政只被容許在「軍國大事之未能決者」方面，但她立刻表示，以皇太后的身份作榮譽而無實權的退隱，她是絕不甘心的。這一心意的第一個表示是她違反遺囑的規定，未使中宗立刻在「梓宮前」繼位；在拖延加冕的整整一個星期中，她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表示了她對自己兒子是否適宜繼位有某種憂慮。人們對新君主的性格知道得太少，所以無法判斷他母親的懷疑是否有根據，但即使在他一生的這個階段也已很清楚，他至少已經繼承了他父親的弱點，並已受他的妻子韋後的支配。他登上皇位不到一個月，就提升他岳父韋玄貞為宰相。 這一任命造成了中宗統治的第一個危機。不滿意她兒媳膽敢抗衡的武后是不歡迎這個任命的，而那些期望隨著武后的銷聲匿跡會恢復他們傳統權力的官僚們也不歡迎它。最反對這一任命的官員為裴炎，他出身於山西的紳士名門，通過科舉制青雲直上而成為中書令。高宗死前不久，他把所有議事從門下省轉到中書省，從而成功地樹立了自己的領導，並且當他被選中去接受垂死的高宗的遺詔時，又發現自己的威信進一步有了提高。關中精英集團中最強大的韋氏參加政治生活必然會損害他的利益，所以他強烈反對對皇后父親的任命。中宗對此反應非常魯莽：「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1]裴炎對如此強烈的反駁大吃一驚，就迅速報告武后，她便認為此話是言為心聲。她召集朝廷百官，責備她兒子有叛逆的用心，然後平靜地宣讀廢黜皇帝的詔令，這時御林軍就將他拉下御座。次日，在執政剛滿六個星期後，他被更聽話的22歲的弟弟睿宗所代替。 廢除中宗和武后在690年建立周朝這兩者的合法性沒有被像偉大的宋代理學家朱熹——他的《通鑑綱目》 自13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的歷史教科書——等正統史學家所承認。他們認為中宗直到710年死去時一直是合法的君主。儘管有這種歷史的傳統看法，但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權力無疑是操於武后一人之手。在684年，唯一的問題是她究竟還懷有什麼其他野心。 武后本人似乎也不注意去平息人們的懷疑。從一開始，她就鄙棄了以前關於牝雞司晨的庸識淺見，在放逐中宗及其懷孕的韋後去湖北的房州（房陵）後，她便公開在朝廷主持政務和履行禮儀的職能，甚至不屑「垂簾」。她封她的長侄至兼她父親的繼承人的武承嗣為皇嗣，並且不顧裴炎等大臣的警告（說她開始像漢代篡位的呂后），決定在洛陽為她的得到追封的祖先立武氏七廟。這一行動是沒有先例的。事實上，它僭取了帝王家族的特權，並且剛好證實了人們的擔心，即武后不久將不滿足於以她的傀儡兒子的名義進行統治。它與684年的大赦令一起，成了以後李敬業叛亂事件的導火線。 684年的大赦令 在敘述這場起義以前，簡單地考察一下大赦令的內容是有益的，因為它是許多大赦令的典型。[2]在整個唐代，這類文獻就像在吉慶盛典中論功行賞和赦免重罪這一本意那樣，也被用來頒布重要的行政措施。在武后統治時期，頒布大赦令的次數頻繁得異乎尋常，例如在684—705年期間年號變動了16次，每次都頒布大赦令。它們構成了一種有用的史料形式，從中不但可以看出國內的狀況，而且可以了解武后政府的若干總的方針路線。 684年的大赦令首先改變了政體的外表象徵：此後旗幟將是紫飾金色，某些官員將穿不同的官袍和佩戴不同的標誌。和長安相比，武后一直偏愛洛陽，它被定為「神都」，那裡的皇宮定名為「太初」。此令反映了武后對命名的深切關懷。所以它又聲稱某些官職的職稱有缺陷，必須予以改變。關於新選用的名稱有的可追溯到第一個周王朝的傳奇時代，另一些則使人聯想到道教神話中的仙境。當時有人杜撰了道教的幾個名稱，例如鳳閣（中書省）、鸞（一種神鳥）台（門下省）和肅政台（御史台），這些均不見於中國史籍。武后之母被尊為太后，這一頭銜的明顯含義是，武后本人出身於帝王世家。這些儼然與新王朝開國之初的大典相似的措施引起了憂慮和反對。 大赦令的第二部分盛讚黎民的厚德，厚賞年邁之人，並且提出要救濟貧困和寬恕某幾類罪犯。在承認賦稅過重——特別是兩京周圍地區的賦稅——的同時，武后答應減輕負擔。為了表示她的儉樸，她遣退了許多宮中的僕婢；為了表示她尊重孝道，她答應讓有迫切願望的邊境戍軍回家，不中斷祭祖。像這些一般大赦令中最常見的規定在武后時期特別多，並且被傳統的歷史學家非難為「籠絡人心」的應急手段。馬克思主義學派則傾向於把它們視作民眾反對貴族和大地主分子的階級鬥爭手段。它們一定深受當時平民的歡迎。 最後部分試圖解決當前施政中的問題。武后說，近幾年領土的擴大已經引起了各道原來過得去的行政質量的下降，京師以外貪污成風。御史台將設立一個新部門，以嚴密監督各道和經常進行視察。另一個弊病是規避賦稅和徭役，隨著近幾十年國內安定而出現的人口激增，這一問題因行政的混亂而更加嚴重了。為了與登記不實和在人口統計數字上玩花招等現象作鬥爭，政府擬對行政單位進行一次嚴格的複查，如縣和州的人口分別超過原來的1萬戶和3萬戶的限額時，政府就另設新的縣和州。人口的增長和再分配是7世紀後期的一個大問題，雖然武后對此非常注意，並且曾一度企圖對道的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改組，但抱敵視態度的史書否認她在這方面的貢獻。[3]在這一大赦令中，她還承認了軍事領域中的弊病。其中主要的弊病一是升賞不當造成的士氣低落，一是把基本上是防禦性和臨時性的府兵變成半永久性和職業性軍隊後造成的過長的服役期。此外，許多富人只是捐官而從不赴職。武后命令有關官員懲處這些犯法行為，但她似乎忽視了這一問題更廣泛的含義。最後，她強調了用儒家靈丹妙藥來解決行政困難，即吸收「有德之士」擔任文官。所有高級官員都要舉薦一個適合當官的人。沒有一個唐朝統治者像武后那樣深深地依賴這一措施；這一措施連同她經常採用的除科舉制以外的其他吸收人才的方法，使得官員人數大量增加。自657年以來，批評已經越來越多，所以武后在此大赦令中被迫作出反應：乾脆不承認官僚機構已變得太大。 大赦令中所列的行政問題絕不是詳盡無遺的，但也許足以說明初唐的某些制度的退化情況。原因有幾個：國內的長期安定既造成了人口增長，又造成了經濟和商業的發展；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已使邊境行政和防務需要新的形式。像科舉制那樣的其內容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其他一些發展已經引起了很不平靜的情緒，一些人特別是因為「突然展現的前程」而很不平靜，這些人因不是出身於初唐的貴族門第，已被摒於迅速擢升為高級官員的大門之外。簡言之，太宗的「遺產」已經過時，而武后也不是創新者。最抱樂觀態度的歷史學家只好承認，她沒有使她繼承的制度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她採取的重大政策——加強帝王特權和中央權力，征服「外夷」，「籠絡人心」——合在一起卻暴露了制度的種種缺點。她留給玄宗的財富（主要表現為新形勢下的一種新的和高效率的辦公形式）才使真正的改革成為可能。在她統治的開始，她沒有這種有利條件；此外，她在整個掌權時期受到了自己是婦女這一生理事實的牽制。儒家反對女性統治這一禁令的嚴厲性意味著她的地位永遠不能被人接受；[4]她很快為自己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終日，從而使她把自我保護和自我炫耀置於其他一切之上。造成了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李敬業的叛亂。 恐怖統治 叛亂者的領袖為征服高麗者和武后的早期支持者李世勣的孫子。李世勣已死於669年，他積累的榮譽保證其後裔能取得很高的威望和得以憑特權進入仕途，而李敬業已在官場中開始了他的事業。但最近，他已駐節位於長江和大運河相交處的揚州。[5]在這個商業中心的傲慢但又懶散的氣氛中，他的大部分親密夥伴也一樣是因各種過錯被罷官的出身名門和有聲望的人。他們當然都伺機恢復自己失去的家業；到684年年中武后的雄圖尚未大定，這種形勢有助於創造一次起義的理想氣候。 叛亂者的目標是不明確的。雖然公開的目的是中宗復位，但他們又另立一人並在名義上把他抬為首領，稱此人為中宗的兄長，即已死的李賢（他長得很像中宗）。因此，敬業很可能無意讓中宗復位，為了掩蓋自己改朝換代的野心，就借用這個被廢黜的統治者的名字以爭取支持者。出於同樣的原因，他企圖給武后抹黑，於是他的支持者駱賓王為他寫了一篇出色的檄文，[6]其文開始如下：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後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 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押邪僻，殘害忠良。殺姐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他繼續以一系列的歷史隱喻詳細敘述婦女左右以前歷朝政體的惡果，強烈呼籲同僚們與他一起造反。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氣慣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 公等……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勛，無廢大君之命……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檄文的陳述當然是很不確切的，不過它很可能反映了當時的許多信念。敵視武后的史學家們極易用它作史料，有的指控也已見於其他有聲譽的史書之中。檄文之傳布既廣泛又迅速；據記載，武后在叛亂初期已見到一份檄文。她的反應既典型，又能說明問題。她說她的大臣們是多麼愚蠢，竟讓像檄文作者那樣有文才的人在地方上流落不偶！但儘管檄文寫得很妙，卻不能吸引許多人同情叛亂事業；不到三個月，起義就被粉碎。叛亂失敗的部分原因是，武后推行了獎賞抵制叛亂的人和寬恕協從的叛亂者的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敬業作為一個指揮將領有著種種缺點。一名副將有幾次敦促他在山東—河北地區尋求支持，並說，在那裡可以發現最優秀的戰士和反對武后「獨裁」的最強烈的不滿情緒。[7]近來的研究傾向於認可這一策略，指出在整個唐代，這一地區歷來厭惡來自長安的統治，特別在經濟困難和夷狄入侵時期，這種情緒幾乎達到分離主義的程度。但李敬業卻決定滯留在江蘇的根據地，這裡除了最初隨他叛亂的10萬之眾外，他的兵力再也不可能增強。當三倍於他的帝國軍隊來討伐他時，勝敗不久便見分曉；如果說這次叛亂的規模如此，它引起的後果卻遠不如叛亂本身嚴重。但在武后看來，真正的危險來自叛亂者與朝中人士的關係。在那一年陰曆九月當起義處於高潮時，裴炎被捕，並被控犯了叛逆罪。 當時的這一指控是指與叛亂者合謀和在武后預定前往龍門萬佛洞的途中策劃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證明的情況下，他有罪或無辜的問題成了大量歷史論戰的題目。[8]幾乎可以肯定，武后是相信他有罪的；從她的反應判斷，影響是深遠的。裴炎的朋友們願代他死，武后在不耐煩地駁回這種傳統的辯護時，行動迅速果斷，她說：「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裴炎在市場上被屈辱地處死了，而膽敢為他辯護的人中最有名的「突厥之所憚」的程務挺將軍也在他軍中未發抗議的情況下被斬首。這時，李敬業已戰敗並被部將所殺，武后用褻瀆他祖父的墳墓和剝奪他家族一切榮譽的方式來泄憤。據一份史料記載，在這以後她召集滿朝文武官員申斥說，她為國不遺餘力地操勞，每個官員能取得如今的地位都應該感謝她。她以三個被殺的敵人為例下結論說：「此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過此三者，當即為之；不然，須革心事朕，無為天下笑！」[9]大臣們均伏地叩頭。 但她既被背叛過一次，就決定要更加確保它不再發生。為此，她實行了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恐怖統治，這隻有她的馬克思主義辯護士中最可鄙的人為她辯護。它的根源難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認為它始於中宗被廢黜之時；當時一名「飛騎」得到厚賞，因為他揭發了那些為愛好遊戲的皇帝下台後喪失額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雖然在此以前已有跡象表明，武后通過經常的貶職和調職，企圖把忠於她的人調到周圍，但這是斷然處決宮廷以外的反對派的最早文字記載。通過對李敬業叛亂的鎮壓，御史台和刑部的一些官員上台掌了權，他們的傳記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類。以周興和來俊臣為首，他們張開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組成的網絡，並在特設的獄中，通過偽造、酷刑和來俊臣在其令人厭惡的《羅織經》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詞」。[10]在686年初期，又設官掌管銅匭，從而使這些酷吏的活動變本加厲。這一制度一直實行到唐朝結束。[11]銅匭是為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個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可將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個口用於自薦和促進農業或人民福利的計劃；第二個口用於對政府的批評；第三個口用於對不公正的訴苦；第四個口則用於報告預兆、預言和密謀。原意可能是對恐怖的嚴酷性的後果進行補救和宣揚武后對黎民的關懷。但不久，銅匭不過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虛假揭發的一個容器。 不能對這種恐怖說什麼支持的話，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來傳統史學家對它不斷的譴責可能過分了。[12]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說，恐怖行為產生於有充分根據的恐懼。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種種弊病以後，武后仍繼續讓它存在下去，因為她看到了它的用處：用它可以對為反對女性統治這一僵硬傳統而鬥爭的人進行恫嚇；還因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統治的最厲害的暴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恐怖具有種種含義，而修史者的憤怒情緒使他們忽視了這些含義。 一個結果當然是政治空氣的改變。沒有一個大臣能夠阻攔武后而不擔心自己會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沒有一個大臣能像魏徵等大臣爭取太宗那樣把她爭取過來。眾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詔令以尊重大臣的異議。688年劉禕之拒絕了一份未經自己的中書省認可的詔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的忘恩負義行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殺，否則他就被處死。[13]這種統治「作風」的事例還很多，傳統史學家們很喜歡把它們與「貞觀之治」進行對比。[14] 第二種由恐怖統治派生的一系列後果是社會性質的。也許因為武后記得，平民百姓曾經拒絕支持叛亂和她發現高級官員中有人與她為敵，所以她對後一個集團進行報復。一種史料在談到597年的最後清洗時說，她的大部分受害者是「海內賢士名流」，實際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而不是指諸道官員。[15]因為對他們的指控一般是煽動叛亂，所以懲處株連到他們的家屬（放逐或淪為奴隸）和涉及他們的財產（加以沒收）。即使受較輕指控的人的子弟也不准參加科舉考試，而近時的研究指出，組成初唐上層貴族大部分的幾百戶高傲的貴族門第在這一時期嚴重衰落。雖然在中宗復辟前後有幾次大赦，有的家族恢復元氣要用幾代人的時間，並且它們與較下層的社會競爭高官的力量永遠被削弱了。[16] 7世紀80年代的一些詔令產生了迥然不同的社會含義，詔令授權告密者可以公費從全國各地前來揭發。從此，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識字的平民因告密而擔任高官，奴僕揭發主人等——大量出現。官員們警告武后說，這些措施將引起全國大亂，使平民的生活不安定和朝不保夕，這裡所指還必須包括專使在各道搜捕不忠分子和流放至嶺南這種漫長而慘苦的赭衣塞途所引起的動亂。[17]有好幾年武后對這些異議置之不理，這可能是因為她看到這些政策帶來的補償性的好處。它們可以到處提醒人們注意中央政府的權力以及在它之上還有她本人這一事實。 最後必須承認，在恐怖統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嚴重的考驗下倖存下來。不公正現象的確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應對受害者家屬寬大的方法逼取供詞和處理案件時產生的。武后常主持審訊或覆核重要的案件；當像徐有功等大膽的御史面陳執法不當時，他們幾乎無例外地得到支持。[18]當武后在697年處決了她最後的秘密警察後，她為自己竟受她的大臣們的矇騙而推行不正當的重刑而表示了遺憾，她很可能是真誠的。[19] 恐怖的開始有時被認為是武后企圖篡位的明確的跡象。但另一方面，也有跡象表明在以後幾年，她本滿足於繼續以睿宗的名義進行統治，從而使自己至少能部分地避免歷史的譴責。跡象之一是，在685年她納了第一個面首，此人是她女兒太平公主引見的一個粗壯的脂粉（和春藥）貨郎。此事迅速成了一件公開的醜聞。為了使他的未淨身之軀得以在宮內容身，她就讓他出家，並放肆地立他為中國最有名望的白馬寺的住持。新僧——歷史上稱薛懷義——立刻帶領一幫暴徒在京城稱霸，侮辱官員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前一直忠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著迷的狀態。她與他單獨廝混的時間越來越多，並且經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為他的「怪僻行為」開脫。686年初期，她提出要還政於睿宗，但據歷史記載，後者「知〔武后〕非誠心，奏表固讓」。很可能她不是出於真心實意，但事實是從那時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樣把注意力放在單調而繁瑣的日常政務上了。這個僧人受她的寵幸幾乎達10年之久，而他反過來也在幾個方面為她效勞，如當過與突厥人作戰的將軍，在688年擔任所有唐代建築中的燦爛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時，他表現得更為能幹。[20] 行政改革 但不應下結論說，武后迷戀這個僧人後就變得不問政務了。如果說在她一生最不穩定的時期中的統治作風日趨個人決斷和她的尋歡作樂變得更加公開，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卻沒有放鬆。對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劇的威脅進行了幾次征討，並改組了安北都護府。[21]在民事方面，她在685年又修訂了律令，[22]授權御史監督佛僧在京師的日益發展的經濟活動，並且在整個這一時期又設立了新的行政單位以處理人口——特別是江南的人口——的流動和增長。官僚機器也大大地發展了。在反映武后不埋沒有才之士的關懷方面，在正規的考試外還特持「殿前試人」，每年選拔更多的人來效勞，並且紳士和平民都獲准自薦。[23]政府在京師和各道設立了新的官職：常平令、左補闕和左拾遺等。六部的官員也增加了，行政工作的質量一度有所改進。同時，武后對文學的興趣表現在以她的名義刻印大部頭文學匯編方面。據說她推動了新翻譯她敬奉的華嚴宗經卷的計劃，後來當她在洛陽任命于闐的高僧實叉難陀時還參加了編輯工作。[24]在這一時期，京師的四個藏書館每年必須送呈藏書的書目。[25] 武后對日益加劇的經濟困難也表明有所認識，雖然她的解決辦法是零碎的和基本上無效的。自666年因鑄新幣失敗而引起了商業混亂以來，中國的物價一直在上漲，到高宗去世時米價比繁榮的7世紀30年代幾乎高達百倍。另外，連年歉收，再加上防務開支的增加、文官隊伍的擴大和逃稅行為的蔓延，給政府增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到677和678年，財政問題達到了危急的程度。處理這種局勢的前例並不缺乏，而且還有大臣的建議，但武后寧願依靠一些權宜之計去解決問題。684年當政府已無力支付下級官僚全部官俸時，她反而為政府增加額外的官員。[26] 687年華北的大部分為饑荒所苦，在遙遠的嶺南道出現了武裝抗繳增稅的事例。[27]鎮壓是迅速和有效的，但苦難的根源卻被忽視。武后的最大的失敗是她提不出經濟政策，這樣說可能符合事實。 儘管這些年有許多行政活動，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動放在尋求支持和安全方面。活動的一個方面是建立告發制；另一個則是經常頒布旨在贏得民心的措施。這樣的大赦令有三次，雖然只有689年頒布的最後一次的全文現還存在。[28]鑒於當時的財政問題，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國的窮人、孝子孝女和在戰爭中喪子的戶都得到酒、絲帛、牲畜和糧食的賞賜。欠稅被免除，以吸引那些逃避登記的農民回來種地；在新平軍征討突厥之役中受難的地區和在興建明堂時受榨取的地區被免稅一年。地方官員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階級的越來越厲害的鋪張，並保護那些因兒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門庭免受土地攫取者的壓榨。當武后在大張旗鼓地「籠絡民心」時，她還開始給她自己製造帝王的靈光。廟宇、宮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陽到處出現；在它的中心，宮廷和武后的隨從隊伍變得越發豪華。唐都長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經常在公開場合露面，主持莊嚴隆重的禮儀，並且企圖在公眾的心目中把自己與光榮和經常襲用其禮儀的昌盛的古周朝聯繫起來。這一過程的高潮發生在689年中國空前輝煌的敬奉寶圖的儀式中。[29] 寶圖是一白石，上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數字。它是688年在洛水發現的，所有史料一致認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偽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堅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馬光等敵視她的史學家也沒有假設武后本人曾參與此事，她的虛榮心和她對祥瑞常常表現出的輕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預言指的就是她本人。它無疑是使她下決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許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從發現它開始，她的種種行動不容許有別的解釋。她率領朝廷全體官員前往天壇，宣稱洛水為神聖之河，所以禁止在那裡捕魚；她自封為「聖母神皇」。無性別含義的「皇」字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選擇。然後她開始計劃一次豪華的盛典，以便正式敬奉這一祥兆，並把年號改為「永昌」以應此預兆。她計劃把這些盛典與新完成的明堂的啟用結合起來舉行，並下令全國名流應一律在洛陽集合慶祝。這當然也包括廣泛地分散在全國各地擔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旁支成員在內。 對唐室諸王來說，邀請是不受歡迎的。在最近幾年，他們已越來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義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們已無寸土之地為己有。諸王很了解京師的事件，顯然也清楚他們作為武后實現其野心的障礙，處境很危險，所以他們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師的通知前正在策劃對策。[30]但是他們是在得知武后正在準備死亡陷阱這一警告後才突然行動的。他們理解，集體拒絕參加慶典也會獲罪，就決定謀反。在起義中能鼓動人心的人物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他偽造詔書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親戚，在時間緊迫和交通困難的情況下協調起義。但由於一個過急地在河北的博州（高宗之侄李沖在那裡任刺史）徵募軍隊的行動，計劃被破壞。我們已經注意到，這一地區有強烈的好戰傳統和分離主義傾向，所以可能是最適宜這類冒險的地方，可是李沖所能徵募的軍隊不超過5000人。[31]加之這些人也不熱心，在第一次受挫時就已潰散。在帝國主力軍到達時，叛亂已告結束，李沖也死於自己的部將手下。在洛陽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沖之父、武后之內兄弟李貞，當知道他兒子的行動已使他遭殃時，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於是他用盡一切手段徵募了幾千人。這些人在勤王軍到達前四下逃竄，隨著李貞的戰敗和自殺，所謂的諸王之亂很快結束。[32] 這次起義是國內對武后的最後一次反抗，雖然它幾乎不構成真正的威脅，但過度恐怖的懲罰卻持續到691年的相當一段時期。直到那時，李氏宗族不論有罪無罪都遭到蓄意的殺戮。只有流放在遙遠的南方的少數兒童得以倖存。傳統的史學家一致譴責武后的殘暴，但也勉強承認在粉碎叛亂時，她得到全國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聲望的成員在利用一些矯造的詔旨時也未能喚起人們對他們事業的很高熱情。甚至總是批判武后的司馬光也專門指出，李貞集團中有官品的500名成員除一人外都是被脅迫參加叛亂的。[33] 對武后來說，她平息起義的成功進一步證實她一定得到上蒼的庇佑。688年陰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飾，主持推遲了的盛典，據一份史料記載，它是「唐興以來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禮中，祭祀她父親的規格相當於開國之君，而禮儀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來，武后一直把她與這一最受稱頌的周王朝聯繫起來，並模仿它的官職稱號、建築、典禮和曆法。正像李氏皇族曾宣稱老子為它的祖先那樣，她也把著名的周武王當做自己的始祖。因此事實似乎是，她選自己的王朝的名稱為「周」，可能不是因為追贈她父親的封地為周，而是為了與古代周朝聯繫起來。不只是像王莽這樣的篡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統治者都用過同樣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徵性地重新建立據歷史聲稱已在第一個周代達到的至治之世。[34] 兩個更深入的步驟為篡位鋪平了道路。首先是頒布一批代替常用字「日」、「月」等舊字形的新字，這可以看做武后把自己與傳奇中的中文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動。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顧在文字系統的漫長歷史中，方塊字已變得如此複雜，以致許多存在的字甚至連學者也不認識。因此，作為一個持續改革的開端，她造了12個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說明其真實意義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為「曌」，其組成部分表示天體照亮下面的空處。她說，它象徵「天下來歸資朕之政」。[35]敦煌和當時的碑文，甚至日本的證據都表明，這些字在中華世界中廣泛流行，並且不時被新字補充。深受歷史學家批評的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對象徵符號的持久的興趣，並且還可以被視為一種宣傳行動，雖然這一行動必然地只限於文人階級。對廣大的平民來說，他們需要另一種信仰，佛教滿足了這一要求。 只是到近期，歷史學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實踐是多麼深入地滲透進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當時一部不重要的《大雲經》有兩種現成的譯文。[36]經中包括彌勒佛即將下凡為女神和君臨全世界的預言。流傳至今的一個版本對她的時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諾言，它描述道：「穀米豐熟，快樂無極。人民熾盛，無有衰耗病苦憂惱恐怖禍難……鄰比諸王，咸來歸屬……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37]根據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首薛懷義發現了經文，作了適當的注釋，並指出長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的庇護人！[38]武后表示驚奇，但當然高興；她立刻頒布了這一教義。在一次對佛僧廣施恩澤的令人驚愕的行動中，她在全國各州興建國家維護的大雲寺，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則是現存並受帝王庇護的寺廟。9名編寫註疏的高僧被封為縣公，並得到高級官員的服飾；1000多名佛僧被授予聖職。武后後來將「慈氏越古」加在她的頭銜之中。[39] 這時一切準備就緒。690年陰曆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絕了要她登基的三次連續的請願，其中的一次請願書上有6萬餘人的姓名。但當她得知她的象徵——鳳凰——已出現在皇宮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覲見殿周圍，她認識到天意不可違。睿宗退位。武后莊嚴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聖神皇帝」。婦女成為中國的皇帝，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周朝，690—705年 同時代的人並沒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續性的截然中斷。在705年唐代中興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談及武后時說：「亶聰成德，濬哲應期，用初九之英謨，開太一之宏略。」[40]在同一文獻中，他繼續爭辯說，實際上沒有發生變化，她恢復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進教育，興建學校寺廟，量才錄用官員，主持許多文學和歷史匯編，重新寬恕那些使她受矇騙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面，不過在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讚揚竟出自武后長期剝奪其繼位權的人之口，這件事本身是驚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對待這次篡位的「官方路線」。只是在20世紀，更具體地說，根據陳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設，周朝不僅代表了一種政治變化，而且代表了一種意義重大的社會革命；從此以後歷史學家才開始改變傳統的觀點。[41]當前中國學術界流行的觀點認為，武后是被剝削階級反對唐代社會中的貴族和地主分子的鬥士，而日本的歷史學家近來則設法認定有一個「新興」階級，武后企圖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寬恕的傳統貴族的支持。[42]但在關於唐代史料性質的幾大問題得到解決以前，有關社會階級及與它相聯繫的論題必然是得不出結論的。 在唐室諸王之亂失敗後，周代的改朝換代進程進行得很順利，沒有遭到反對。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細則並定都洛陽。早在7世紀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詔書中認定洛陽在交通和供應方面優於長安；而中國的經濟中心向南面和東面的逐漸轉移從此又加強了這些優勢。[43]當武后選洛陽為都時，她一定意識到自己與唐都及那些已調到那裡任職的忠於唐朝的氏族斷絕關係的好處。作為安全的額外措施，據說她從關中的長安周圍地區遷移10萬戶去充實該城。[44]有才能的官員像徐有功、狄仁傑和李昭德等人也來到新都，正像《資治通鑑》在少見的一段讚揚文字中所解釋的那樣，這是因為「〔武后〕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45]部分是由於這些官員的影響，部分是由於「民心已定」，武后幾乎立刻著手緩和恐怖統治。[46] 691年，特務頭子周興被聲名更為狼藉的副手來俊臣請去，要他或是供認曾參與最近一次陰謀的事實，或是投入自己的瓮中。[47]他被「逼供」後，在放逐途中被以前一個受害者的家屬所殺，次年，有850名他的僕從被審訊、判刑，並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武后表現出，她既能在以前滿不在乎地支持這些酷吏，也能在以後滿不在乎地處理他們，但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她繼續讓來俊臣及其黨羽為她效勞。 不久，他們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長侄武承嗣所用；後者已被指定為武后之父的後嗣。[48]他與更加狡猾的堂兄弟武三思一起約在670年已來到京師，但在高宗死前一直不引人注意。從高宗去世起，他已成為勸進者中最堅定的人，顯然他把自己看做是他姑母的繼承人。武家的勢力迅速發展；在新王朝的最初幾年，由於武氏中的幾個成員被授予高級文武官職，所有的成員都被封為王和得到實封，[49]他們都牢固地樹立了最有力的地位。在691年，雖然睿宗保留了皇嗣的頭銜，但武承嗣卻信心十足地發起了一場要求宣布他自己為太子的請願。 整個朝廷陷入一片爭吵聲中。武后對她侄兒的請求表現得很驚奇，所以在朝廷廣泛徵求意見。有的人大膽直言反對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放，甚或死於他的心腹來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維護者是李昭德，他是從小士紳通過科舉考試發跡的另一種「新」型官員；此人是如此剛直不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繡袍違背了節約規定的官員鞭笞至死。[50] 692年，他成功地使武后相信讓她家屬擁權過重的危險性；不到一周，她剝奪了其中三人——包括武承嗣——的一切政治權力。當她侄兒怒沖沖地前來抗議和污衊李昭德時，她平靜地對他說：「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51]事情到此結束，但只是暫時的。如果說這一次武后對她家屬抱敵視態度，但其他幾次她的態度又迥然不同，竟讓他們在公開典禮中做她的助手，還命他們統帶她的幾支大軍。為了防止出現睿宗被指定為她的繼承人的猜想，她小心翼翼地懲辦了那些與他關係過於密切的人；693年，她放肆地害死了他的兩名寵妃。其中一人就是未來的玄宗之母。 對她的這種行為可能有兩種解釋。其一是武后確實被自己的氏族和諸子爭奪繼位權之事弄得焦頭爛額。結果，狄仁傑的論點——集中在母子紐帶和有朝一日她需要後嗣的祭祀兩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勢有利於她的長子。但第二種解釋同樣可以講得通。她把決定拖延至698年，因為繼位問題是平衡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團的很有價值的手段。 如果事實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視作武后整個執政期間表現的政治技巧的一個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擴大對宰相們的皇權，在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宰相在唐王朝開始時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腦的職位。它逐漸也被授予其他高級官員，所以宰相的人數可從有3到15人不等。[52]他們的職責範圍是輔弼天子，指導官員和掌管政務，從而使宰相成為最重要的官員。[53]到7世紀中期，已經出現觸犯帝權的強烈的集團意識、主動性和願望的種種跡象。這些特徵明顯地表現在圍繞廢黜高宗第一個皇后的爭論方面。太宗沒有極力反對這一傾向，似乎已習慣只把自己看做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歷史學家從此就對「貞觀之治」大加歌頌。這些歷史學家之蔑視武后，既是由於她使用了獨斷專行的手段以阻止大臣權力的發展，又是因為她是一個婦女和篡位者。她半個世紀的統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間的一種新關係；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們會發現，她幾乎使人覺察不到而做到了這一點，因為採用的方法一般沒有超越傳統的框框。 例如，任免權無疑是皇帝的一個特權，而武后使用它時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統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為7年。從684—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兩年。60歲以下被任命的為數甚少，職務的調動空前頻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傑在他擔任宰相的3年中也擔任了不少於7個不同的職位。臨時任命和在京師外執行長期任務的情況比以前更加頻繁；部門職能的自然重疊使武后取得在集團內部製造對立和分裂的機會。她常常把像狄仁傑和李昭德那樣的傑出人物與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輩和道教的術士一起安置在相應的職位上。當697年來俊臣最後被處決時，她竟聽任一個捏造的罪名把來俊臣的主要敵人李昭德同樣處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達驚人的80%的人從高級職位上被迫撤下來，有的人被流放或處死，有的人乾脆被降級任用。太宗時這樣的人占33%。在她統治時，官僚的高級圈子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朝不保夕的氣氛；令人感興趣的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劉知幾最早的文學作品之一是696年的一首賦，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種種危險作為警告。它名為《思慎賦》。 其他傳統的控制辦法也是為了達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專門的獎賞制度，它旨在提醒人們，榮譽的取得不但靠科舉中試或靠成為高官顯宦，而且還靠在職時取悅於統治者。像清代多產的史學家趙翼就有時稱讚她能接受大臣的規勸和批評。[54]但是一經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終劃清對她自己的批評與限制帝王特權的企圖這兩者的界線。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塊她奉為祥瑞的白石，因為她重視這塊白石的「赤心」。當李昭德觀看時，他說：「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她與其他人一起也為之解頤。[55]在另一次，她的寵臣吉頊堅持提出繼位問題，雖然眾所周知，她把此事視作「家務」。她告訴他，太宗曾對她談到一匹不能馴服的新馬。她冷冷地看著吉頊說，「朕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這個大臣顫抖退出。[56] 有時武后乾脆摒斥宰相的議政，她寧可依靠她的寵臣和女兒太平公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個通稱為「北門學士」的非官員顧問集團。它是後來翰林院的前身，不但為武后草擬以她的名義發表的大部分文學作品，而且還協助決策。當宰相們阻撓興建明堂的奢侈計劃時，武后乾脆繞過他們而依靠這些學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現象是：存在一個發展和擴大的官僚集團，而同時它的上層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個日益發展的官僚階層遇到了武后這位對手，這可能是在她被廢黜時只有一個大臣哭泣的原因吧。 武周的最初幾年相對地說是平靜的，恐怖的緩和帶來了處理若干老問題的機會。在邊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蠻諸部落正為進行了相當時期的內訌所苦；在690—694年期間，超過35萬名「蠻夷」前來中國避難。兩名有才能的將軍王孝傑和唐休璟說服武后，收復678年喪失的「四鎮」的時機已經成熟。在692年陰曆十月，他們在西面擊潰了吐蕃軍，並在龜茲重建安西都護府。[57]可是在朝廷，武后對嚴重的行政問題表現得認識不夠，自己忙於匯編文學作品及設立新職位以安插和濫用官員，再就是忙於與佛教打交道。她又為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輪」的頭銜；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輕佛的做法，甚至禁止殺生。在這一時期，她對這一印度宗教的庇護說明了面首和尚對她的影響；這個和尚的愛好似乎已趨向在明堂周圍的寺廟群主持秘密的、有時是血腥的禮儀。[58]由於五方雜處，這些禮儀被稱作「無遮」會，但它們似乎在懷義和尚死後即煙消雲散。以後，武后又重新庇護華嚴宗和此時迅速發展而深受歡迎的禪宗。[59] 她的庇護還擴大到科舉制度。武后一貫重科舉制而輕靠各種特權進入官僚集團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創君主親自策試貢士的做法。[60]武后顯然看到科舉制能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因為在693年，她用幾年前自己編寫的《臣軌》「經」以代替舉子的必修課程《道德經》。這個文獻以太宗的《帝范》為模式。它體現了武后的政治哲學，主要包括從儒家和道教經籍中精選的引語，分列於「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標題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寫的，正文包括有關帝國政策的結構十分嚴密的觀點，反覆提出如下的格言：「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為心使也」。它不斷地強調忠誠，強調國家的權利高於個人。在705年前，每個應試士子被要求牢記這一著作。最後，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人以前在掄才考試過程中採用的糊名法。這樣做的原因不詳。但這一措施可能與那一年出現的問題有關，因為容許一定範圍的徇私舞弊是堵塞批評的一個權宜之計。還有許多事情可以批評。武后與懷義面首的關係已日趨冷卻，這部分是因為他的行動越來越驕恣，部分是因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醫生來代替他。懷義和尚是一個易衝動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賀中被公開冷落後，就縱火焚燒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毀；雖然武后公開譴責不慎的匠人，但她知道誰應該負責，於是決定行動。她駁回了公開審訊的做法，因為這不利於她重建明堂的決定，而且還會帶來令人難堪的證詞，所以她採納了太平公主的計劃，把這個和尚誘至宮內並秘密處死。隨著他的死亡，武后對佛教的態度似乎改變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稱號，終止了殺生的禁令；在她的年號中，在皇宮及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築中，開始使用像「天」那樣的儒家字眼。但這些建築絕不是按儒家精神興建的。史書中也有「用財如糞土」的記載，御史們也經常提出耗盡民力和國庫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否像歷史告訴我們的那樣具有毀滅性，現在沒有辦法作出確切的估計。 雖然帝國仍舊繁榮，人民繳稅一般沒有怨言，但在武后後期已有人對財政事務越來越關心和開始打算處理帝國面臨的日趨嚴重的財經問題。695年，李嶠上疏提請注意浮逃戶的數字日增，他們出於種種原因從登記地出逃，作為未登記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議規定這些人向當局投案的期限。他們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們的定居地登記，但不論何種情況，都要成為正式登記的納稅者。新政策不僅由地方官員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監督。武后批准了這一計劃，而且御史也實際上被任命了。但計劃受到朝廷幾名大臣的阻撓，最後被擱置下來。然而它在8世紀初一定被恢復執行，因為人們從敦煌和吐魯番發現了當地官員執行這類政策的有關文書。這些文書的日期是從702年和703年起，當時李嶠又成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61] 在8世紀的最初幾年，由於商業日益重要而引起的問題也受到相當的注意。通貨問題顯然更加嚴重了。在7世紀90年代中期私鑄成風，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屬，以致必須熔化農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從701—704年，某些私鑄錢獲准使用，作為應付通貨長期短缺的一個措施。703年，曾有對商人和貿易徵稅的企圖，但它被朝廷的傳統主義分子所阻。[62]造成國庫真正嚴重枯竭的兩個因素——迅速擴大的官僚集團的俸祿和防務費用——尚未達到嚴重的程度。 但從695年起，防務費用開始成為大問題。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開始在邊境襲擾，並從此折磨中國達好幾年，時而掠奪，時而又要求歸順；時而叛亂，時而又要求和親。[63]在他的統治生涯的開始階段，他順從綏靖；在695年，當武后將注意力轉向吐蕃的更嚴重而緊迫的威脅時，他被收買，得到了一個中國的「公」的封號。自7世紀60年代以來，吐蕃已一直在進行它的領土擴張，但隨著幼王（贊普）在676年登位，實權落到了屬於論氏的大臣們的手中，統治者對他們也難以控制。[64] 695年秋，最有權勢的大臣論欽陵率軍侵入中國，次年春天在離長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敗了王孝傑和婁師德率領的中國大軍。武后立刻降了二將的級，但這一年爆發的大規模的契丹反叛使她不能〔對吐蕃〕作進一步的報復。 這場叛亂是當時朝廷完全沒有料到的，因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併入松漠都護府以來，一直平靜無事。[65]契丹人在這裡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們之中的李盡忠和孫萬榮升任很高的職務。但他們在中國官員的管轄下並不是一貫走運的，這時的中國都護是一個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饑荒中，他沒有提供救濟物資，並「視酋長如奴僕」。[66]他們便舉兵叛亂，在一周內兩名首領武裝了數萬人。官方的反應是迅速的。28名將領率領數目不詳的軍隊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戰鬥中幾乎全軍覆沒。這次戰敗是一大震動，它的規模造成了危急局勢。次月，一份詔令提出大赦和重賞那些願意參軍的罪犯或私人奴隸，這一提議是如此異乎尋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員氣吁吁地說它有損國基。同月，當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圍地區築壘自固時，突厥人侵入今甘肅的涼州，仍占領隴右的吐蕃利用這一局勢要求中國軍隊從「四鎮」撤出。 武后很少因她的對外政策而受到稱讚，但在這次危機中她表現出的冷靜和果斷完全值得讚賞。郭元振使她相信，論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於是她順應時勢，派使者前往就和親和交換領土進行談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撥離間。默啜因地位穩固而要求優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鑰匙。這個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國的宮廷政治，因為他在以前已經提出，如果武后願將她女兒太平公主嫁給他並收他為養子，他就攻打契丹。這時武后答應考慮這些條件，同時又頒發了承認他為可汗和封他為帝國將領的證明。默啜把這些榮譽視作受寵遇的標誌，於是利用李盡忠之死進攻契丹的基地，並帶走了不在那裡的領袖的家屬和生活用品。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國；同月，他們新聯合的軍隊抵達營州邊界，在冬季被阻。據史書記載，「河北震動」；[67]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絕了契丹人要他們參加廢黜武后的聖戰的號召。 697年在陰鬱的氣氛下開始。默啜已變得不耐煩了，於是又開始掠奪中國的邊境諸州。同時，一個與名門望族有關係的刺史劉思禮被一個術士的誇誇其談的預言所惑，組織了一次奪取皇位的陰謀。他吸收了一批京師官員，但在他們能夠行動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貫注於契丹威脅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讓到處插手的來俊臣去對付這些密謀者。正好來俊臣一直在等待這一機會，於是大搞擴大化，株連無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餘人」。[68]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懼的氣氛所籠罩。 約在這時，同父異母弟兄張易之和張昌宗這兩個重要人物的出現又增添了新的內容。這兩個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錦繡袍」，[69]靠與太平公主和被認為與武后本人通姦而得寵，從而平步青雲。[70]雖然武后年約70，但據史籍記載，她善自塗澤，以致「左右不覺其衰」。可能在這時使她長出新齒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藥，增加了朝廷中關於他們關係性質的謠傳的可信性。[71]張氏弟兄的權勢迅速超越了一切；據說甚至武氏的子弟也「爭執鞭轡」。[72] 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來俊臣和二張都為了自己的目的威脅其他官員；武后在考慮已用了870噸青銅的九鼎的鍍金問題；而同時契丹則勢如破竹地進入現在的北京地區。 這時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驚而要考慮現實了，他的要求是：割讓單于大都護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國內六個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隨之而來的朝廷的一次大辯論中，武后開始時傾向於李嶠和田歸道的「強硬路線」，但契丹的威脅迫使她支持綏靖派。[73]她勉強送給默啜大量賄賂，並答應皇族聯姻，以期至少暫時使他得到滿足。隨著夏季的即將來臨，她派兩支大軍（其中一支兵力20萬）征討契丹，這時形勢發生了變化。只有很少中國人參加了叛亂；契丹的首領因一次外交的錯誤而與默啜疏遠，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斷送給突厥人。這個消息傳到了已與中國人交戰的叛軍那裡；當非契丹族部落民譁變時，士氣低落的軍隊崩潰了。那些在潰退中免遭殺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裡避難。契丹叛亂終於被平息，但這是在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和河北大部分地區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氣氛緩和下來。來俊臣第一個消失，他的下台是自食其果。他權欲薰心，竟同時指控李氏和武氏兩個皇室成員都在搞陰謀。太平公主的狡詐幾乎不亞於她母親，她領導被控者進行反指控，並且進行得相當妥善，以致武后最後被迫同意將來俊臣處決。整個京師為他的死而慶賀，甚至在暴民將他的屍體撕成碎塊時，官員們就開始上報他的種種不公正的行為。武后終於相信，首先她承認自己已經受騙，誠懇地答應結束恐怖統治。這次她決意這樣做，以狄仁傑和吉頊為首的大臣們迅速行動，立刻提出繼位這一微妙問題。698年陰曆三月，中宗及其韋後從他們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陽。武后已決定帝國將再次由李氏家族來繼承。 這一決定使武氏利益集團深為失望。據說武承嗣不久因懊惱而死，但不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與默啜之女結婚這一不光彩的場面之前。正統的官員們惶惶不安地抗議，其中一個最直言不諱的官員說道：「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這個批評者張柬之被貶至遙遠的邊境區，直至704年才回來領導一次復辟政變。對武后來說，派侄孫前往突厥的行動證明是一次嚴重的失策。精明的默啜當時已認清武后無意答應他的幾個主要要求，於是利用這個親王的來臨作為藉口，以便用武力來實現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對朝廷猛烈攻擊，抱怨所收禮物的質量低劣，他嘲笑與武氏聯姻的想法，因為他認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門第。他最後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74] 698年秋，他率軍沿契丹正西面的一條路線，穿過耗盡元氣的河北入侵中國。武后設法喚起全帝國進行另一次大行動，徵募了一支三部分組成的、估計達45萬人的軍隊。當這次大軍也不足以阻止機動的夷狄時，唯一的解決辦法似乎只有徵募更多的人。這次人民抵制了。連續的徵兵總共只招到1000人，武后最後被迫打出王牌。在一片引人注意的吹擂聲中，中宗被宣布為太子和河北幾支軍隊的統帥。史籍可能誇大其詞地記載說，5萬人立刻響應這一號召，在同年陰曆九月末，狄仁傑能夠率領一支10萬人的軍隊奔赴戰場。隨著軍隊的到達，默啜撤退了；他帶著40萬大軍忙於為自己擴大在長城以北的草原上的勢力。司馬光黯然指出，「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75]在10年內，他控制了從滿洲邊境直至伊犁河流域的整個亞洲腹地。 這正是死裡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專門的常備軍外，沒有採取防止危機再發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最明顯的是，朝廷一致力求結束代價高昂的遠征和干涉主義的對外政策，同時一致支持狄仁傑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年初期的一場大病後，似乎滿足於吃老本和享樂了。最後，邊境的威脅開始迅速減少。當年夏季，吐蕃的幼王終於行使他的王權，對論族及其支持者進行打擊並打敗了他們，殺死了數千人。雖然內訌削弱了吐蕃人的力量，但他們在次年仍對中國大舉進攻。結果證明是一場災難。唐休璟將軍在六次大戰中打敗了他們，使他們潰不成軍。武后然後命郭元振掌管隴右道的涼州這一戰略中心，他與繼任的唐休璟在那裡幹練地治理了10年，擴大和加固了中國的領土，贏得了吐蕃人的尊敬，並給這一地區帶來了很大的繁榮。702年，吐蕃人恢復對中國的朝貢，並要求和親。不久，吐蕃與它屬下的民族的內部糾紛、幼王的死亡和7歲的統治者的登基，確保了又一個安定的時期。 直到702年春季，中國才聽到有關致力於建立對西突厥人統治的默啜的消息，當時他率領一支大軍沿傳統的突厥入侵路線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圍。正當組織反攻時，他又撤軍；次年夏季，他要求將他女兒嫁給皇太子的一個兒子。這個要求當然被拒絕，但有跡象表明，對一個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做了某種安排的。703年，中國人在托克瑪克（碎葉）淪於西突厥人之手後被迫再度改組安西都護府。但默啜在鳴沙（今寧夏南部的中衛附近）最後一次大勝中國人後，不再在中國製造麻煩。他不斷忙於對付其附屬部落的起義，直到716年他在遠征北拔野古人時死去為止。 武周朝廷的最後幾年被張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團企圖推翻他們的種種活動所支配。特別在700年狄仁傑死後，武后是如此迷戀她的兩個面首，對他們真是有求必應。以前十分罕見的包庇和腐化當時變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隨之下降。699年，她為二張設置新的機構控鶴府，以使他們的地位合法化——鶴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雖然設置的公開目的是提供有才華的文件草稿和文學作品匯編，但它很快就墮落為類似男性後宮的場所——如果朱敬則的奏疏可信的話。[76]到700年年中，它已變成了一個製造鬧宴、賭博、酗酒、反常勾當和荒誕行徑的醜聞的地方，又是以後幾個世紀富有想像力的小說家們取得素材的富礦。武后儘管健康狀況日趨不佳，卻經常出席，雖然她越來越在京師外約60英里的三陽宮尋求更省力的娛樂。 她沒有採取約束這些寵幸小人的行動，甚至當關於他們賣官鬻爵的行徑、浮華炫耀的生活作風以及災難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絕於耳時也是如此。在受到整個官僚集團痛恨的情況下，二張竟然還疏遠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對前者，他們主張讓李氏成員繼位，對後者，他們告發了中宗的兩個子女，即他的長女和他與韋後所生的獨生子，兩個人因批評二張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也使二張失去了在他們的女皇保護人死後生存下來的唯一機會。與兩個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個聯合也許可以拯救他們，但他們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來。 這一家庭悲劇發生後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長安，準備在那裡住兩年。史籍均未說明原因，也許這是出於健康的緣故。這更可能是象徵性的遷移，打算表示帝國不久將重歸於唐室。她在長安頒發文告，以終止所有反對她的叛亂者的危險處境，並且為有一個成員犯罪的家庭恢復已被剝奪的政治權力。遷移的最後一個目的可能是要減輕在洛陽積聚的反對她所寵幸的人的壓力。最後一點，她失敗了。 二張的主要敵人是一個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諱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經遭受多次關押和流放。他或是通過二張的奴僕，或是通過一個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經幾次打擊二張，並已隨朝廷前往長安。二張懷疑他的用心，當703年年中他們的女皇保護人患重病時，他們決定先對他進行打擊。[77]他們無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張武后退位；同年陰曆九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審訊開始了。整個朝廷全力證明魏元忠無罪，但只有當後來成為玄宗最傑出的大臣之一的張說改變作偽證的主意時，指控才表明是絕對虛假的。 但是武后決定壓制正義和為她寵愛的人挽回面子，為此她把魏元忠和張說二人都發配到南方，這就使她威信掃地。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動可能決定了她的命運。高級官員看到了二張權勢炙手可熱的程度，同時也認識到打倒他們的必要性，否則他們自己的命運就會被或真或假的臨終遺詔所決定。有的官員走得更遠。如果不能把專擅武后寵愛的兩個可鄙的寵物打倒，那麼武后本人必須下台。陰曆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陽。 在這時，武后最後顯示了她的幹勁，她通過放棄建造一座昂貴的佛像、撤換一批貪官和在嶺南發生嚴重抗議後提高道的行政級別的為時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為都不能掩蓋二張的問題。她經常生病，只有二張能進入她的內寢，同時粗暴地打發一些失望的大臣們離開。在秋季，張昌宗在一次對他家族的幾個次要成員受賄的指控中受到牽連，儘管他明顯地有罪，卻只處以輕微的罰金。朝廷再次為之震動。部分地為了進行安撫，武后把既忠於唐、又有聲望又幹練的張柬之提升為宰相。張此時已80歲，他的漫長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半失寵的情況下在京師外度過的，並且他策劃倒武后的活動已進行了相當的時間。只有他最親密的幾個心腹才知道他的計劃已進行得很順利，而大部分官員繼續把攻擊矛頭針對二張，試圖以合法手段把他們消滅。704年陰曆十二月，他們指控張昌宗犯有叛國重罪，當連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開脫他時，她就採取了特恕的辦法。反對派這時才認識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年正月後期，他們行動了。主要的密謀者張柬之、崔玄、敬暉、桓彥范和袁恕己把身不由己的中宗哄勸出東宮，並帶了500名御林軍進入玄武門。[78]他們在庭院內遇見張氏弟兄，把他們就地處決。在他們進入皇宮前，披頭散髮和狂怒的武后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勢後，就以輕蔑的字眼對顫抖的兒子和其他密謀者講話。然後她返回臥床，她半個世紀的權力到此結束。 中宗和睿宗，705—712年 從各方面的觀點看，唐代中興的第一個10年是令人沮喪的。武周末年因貪污和行政普遍廢弛而號召的徹底改革乾脆沒有進行。相反，這幾年出現的只是在日益惡化的財政和行政局勢下展開的激烈的權力鬥爭。除了那些想在暴政中尋找客觀教訓的人外，傳統的歷史學家普遍不注意這一時期。 但是，近來已有人企圖論證這一時期具有更重要的歷史意義。有一篇這樣的文章，它確定了三個與皇帝爭權的集團。[79]它們是受寵的大臣、皇室和外戚。從中宗登基起，後兩個集團特別活躍，它們的自我擴張和結黨的企圖與前一世紀的行政傳統是那樣背道而馳，以致它們的活動把行政搞得一團糟。在它們爭奪權力的過程中，它們的成員各自建署開府，出售員外官和書吏的委任令，同時大大地增加它們控制的「封邑戶」和收入。它們的行動損害了迄今受到尊敬的文人階級的利益，他們被迫搞裙帶關係和靠諂媚求得提升；並為庶民階級的興起提供了動力，他們這時可以通過捐納進入官場，而不用再熬過漫長的科舉考試過程。商人和地主是最大的受益者。 史料的性質顯示這類分析具有很大的暫時性，但這一時期的簡短的年表至少能顯示為什麼會作出這些推斷。 在中興時期，兩個主要人物是中宗的韋後和她的面首，即被廢黜的武后的小侄子武三思。韋後是一個淫蕩和有野心的女人，據一種史籍記載，她之所以能完全駕馭丈夫，是因為他要感謝在流放期間她給予的支持；據說他曾答應，一旦他復位，就把全部權力給她。[80]通過成為她的面首，無恥的武三思在他姑母倒台後仍能倖存下來，並且施展與中宗朝的心腹謀士上官婉兒同樣的才能，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他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上官婉兒是詩人兼官員上官儀的孫女；上官儀在664年參與了廢黜武后的陰謀，結果不但自己被殺，而且使全家淪為奴隸。上官婉兒就這樣開始了在宮中當奴婢的生活，但她憑藉真正的本事，升到了類似武后私人秘書的地位，約從698年起，起草了許多武后的官方文件。由於她的經驗和才智，她被推薦給新主子，名義上被封為昭容，不過她的作用是顧問和秘書性質的。此黨的最後一個成員是21歲的安樂公主。由於她生於去房州的途中，又是韋後的唯一活下來的子女，所以中宗對她非常溺愛。705年，她嫁給武三思之子武崇訓。 這是一個重要的聯盟，它鞏固了帝國最大的兩個家族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它助長了武三思的得意的詭計。在為自己取得最高權力的野心的推動下，他已設想出一個大膽的計劃，即在開始時通過他兒媳進行統治；所以在完婚後他就立刻開始促進任命她為皇儲的活動！以前從沒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朝廷為之愕然。儘管不久前已有婦女統治的傳統，但被任性的公主稱之為「山東木強田舍漢」[81]的魏元忠糾集大批支持者阻止了這個計劃，所以暫時保住了中宗與一妃子所生的次子（原文如此。——譯者）、當時的繼任者李重俊的地位。計劃的這一折挫沒有嚇倒武三思，但卻使他知道，強有力的大臣們仍可能是一個危險。為了阻止任何進一步的對抗，他決定對整個官僚集團進行恫嚇；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狠狠地打擊了最有威望的官員，即復辟政變中的5個帶頭人。他們之所以成為自然目標，不但因為他們是宰相和全國的英雄，而且還由於他們曾經企圖抑制武氏家族的腐化和濫施封賞。通過韋後，武三思在705年先把5人提升為顯赫但無實權的王，到同年年底，把他們貶謫到遠離京師之地的藉口也被找到了。年邁的武后看到她侄子如此迅速地占了絕對上風並且準備重新實施她以前的某些措施，她一定會面露笑容的吧。她寬厚地原諒了她的敵人並放棄了皇帝的頭銜，在705年陰曆十一月死去。她的諡號為則天。 武三思繼續推行他的陰謀。朝廷中剩下的在威望上可與自己相比的人物是前帝睿宗和睿宗的同胞太平公主。兩人都似乎滿足於不過問政治；為了保證他們繼續不干政，武三思給每人10萬戶的巨大收入。[82]唐制規定，接受這種實封的人，本人收取歲入的三分之二，中央政府只收三分之一。[83]在整個這一時期，武三思及其朋友和繼承者們為自己撈得了大量的封賞，因此到玄宗登基時，國家的大部分歲入，特別是富饒的河南河北地區的歲入，都落入了私人手中。[84]封賞的大部分是非法的，因為它們都超過了唐令規定的限額，而在這種情況下，賞賜給公主的法定限額僅為300戶。[85]但沒有人提出異議。兩個月後，太平公主和其他六個公主獲准自己開府，規模與「親王」的府同。[86]通過把這些職位售給出價較高的人，她們不但增加了自己的財富，而且培植了幾批主要忠於她們的官員。武三思使用了同樣的方法，在706年初任命了2000多名員外官；據一份史料記載，另外有1000名宦官被任命為七品以上的官員。[87]這些員外官的性質模糊不清，但在正統官員看來，對他們的任命是很不得人心的。當時一個道的同僚致函魏元忠，列舉「十失」，並警告說，今之政府快走向災難，因為它在科舉制中受賄和貪污，因為它存在宦官和無能的官員，因為它不能阻止公主們自己開府，因為它沒有抑制貴族的驕奢淫逸。[88]魏元忠非常清醒而且感到了很大的壓力，所以沒有向任何人提供此信。 朝廷在706年冬返回長安，武三思和韋後在那裡加強了擁立安樂公主為皇儲的活動。處境不幸的人是中宗與另一個妃子所生的第三子李重俊。韋後及其支持者恨他，對他很不尊重。不用說，他變得越來越不安，於是在707年秋他決定行動。他在有經驗的將領李多祚和300名御林軍的支持下進入武三思的府第，把他和他的一個兒子，即安樂公主之夫殺死。他然後轉向皇宮，但在那裡就不那麼得手。中宗帶著妻子和女兒，已設法設置路障並躲在玄武門城樓中。當這批密謀者來臨時，他表現了難得出現的勇氣。他戲劇性地向士兵們發出呼籲，說服他們把矛頭轉向其首領。李多祚當即被殺；前皇太子在到達突厥邊境時才被殺。 政變的失敗和武三思之死沒有使政治空氣發生什麼變化，不過從此他那個宗派的陰謀中已沒有他那種精心安排的特點了。當新寡的安樂公主幾乎立刻開始與剛回國的武延秀發生不體面的亂倫之事時，整個朝廷為之震驚。事情似乎是，他在默啜和北突厥人那裡逗留期間習染的「夷狄」外貌和習慣使她著了迷。他們在708年的婚禮是如此浪費，以致大部分官員推測安樂公主已被內定繼位，於是有的人退居幕後搞反對活動，有的人則競相向她獻媚。政府一片混亂，由於安樂公主愚蠢地企圖誹謗睿宗和太平公主，隱藏著的緊張根源已經露頭。707年，他們輕易地洗清了自己，但安樂公主卻愚蠢地破壞了武三思政策的精髓，即不疏遠太平公主。 707年到710年的時期主要處於令人不安的休戰狀態。韋後和她的女兒分享攫取的權力；前者的面首連續不斷，後者在一個與她志趣相投的婦女小集團的參與下，通過出售委任狀和所謂的斜封官來增加自己的財富。[89]任何社會地位的人付3000錢就能度為僧尼，付此數的10倍就能成為一個公主府第的官員。需要的人很多，因為這兩種職位的特權包括勞役和主要稅賦的豁免，從而為富商和地主提供晉升的絕好機會。幾位公主和她們的朋友因為攫取京師周圍的土地和競相建造豪華的別墅，所以很不得人心。她們使河流改道，破壞農業，還取窮人的子女為奴隸。上官婉兒是引人注目的，她是主持選拔應試士子的第一個婦女。可以預料，她所喜愛的是像崔湜那樣文才優於行政能力的人。她創設了一個新的文學學院，還主持了一個鋪張的社交性集會，文章比賽的優勝者在那裡可以得到金、帛的獎賞；[90]她與朝廷的其他人一起，在佛教的建築上浪費了大量錢財。一名正直的官員韋嗣立告誡說，雖然民力耗盡，糧倉空虛，但新寺廟卻不斷出現，小廟花三五萬錢，大廟則高達數百萬錢。[91]他的抗議連同其他同樣的意見都被置之不理。即使沒有賣官鬻爵的事，官僚集團的擴大也是突出的。各種史料沒有作出真正的估計，只說兩京通過科舉的人達「數萬人」。一名官員對任命的大批員外官深為厭惡，他上疏抱怨說，「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92]官場中的貪污如此盛行，以致當一個大膽的官員免除1400名持有非法委任狀的人之職務時，他竟受到同僚的排斥。正規的政府官署不得不與許多與之競爭的政治集團分享權力，而擁有正式的和非常任命的官員的人數之多達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93]但還有一些人等待了多年，才靠行賄、公開購買或偶爾靠自己本事謀求到了職位。 政治生活似乎已到了極度消沉的時刻，但事態還在發展。太平公主永遠不會寬恕韋黨想消滅她的背叛行徑，已穩步地在培植支持她的力量，在此同時她還擴大了對她同胞睿宗的影響。約從709年年中起，她還開始引起她的另一個同胞兄弟中宗對他妻、女的不正當行為的懷疑；到710年初期，中宗公開流露了他的不滿。韋後開始為自己的地位擔憂了。陰曆六月，皇帝突然死去；據一些歷史學家說，他是被他妻子或女兒在他喜愛的糕點中下的毒所害。[94]這一指控並無實據，但韋後確實隱瞞了他的死亡。直到她命自己的親戚擔任關鍵的軍職和把中宗僅存的15歲的兒子李重茂扶上皇位時為止。他即將統治兩個星期。 廢黜他的政變的成功通常歸功於未來的玄宗李隆基，原因與唐之建立歸功於太宗相似。[95]與他祖父一樣，玄宗也親自插手干預了他這一時期的歷史，以確保任何史料都不能與這種官方解釋有矛盾。但種種事實卻暗示了不同的解釋。陰曆六月十二日晚，李隆基及其少數追隨者（包括太平公主之子）再次把玄武門的禁軍爭取過來，殺死了韋黨首領，強行闖入宮內。倉皇出逃的韋後、正在打扮的安樂公主和想改投主子的易變的上官婉兒被殺。這是一次順利的行動，但它需要錢和權力。25歲的李隆基則兩樣都沒有；他當時任衛尉少卿，作為睿宗與一個妃子所生的第三子，他是沒有前程的。政變顯然是太平公主策劃的；如果還有任何懷疑的話，兩天以後，這類懷疑就煙消雲散了。她傲慢地打斷了一次朝覲，把年輕的皇帝拉下皇位，並把睿宗召來。睿宗也許是在真正勉強心情下再次進行統治的，而實權卻轉到了武后女兒的手中。沒有人敢抗議。 有一個時期，太平公主似乎將步她母親篡位的後塵。她的寵臣被安插在國家最高級的崗位；未得她首先批准，睿宗甚至拒絕考慮任何措施。「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系其一言……趨附者門庭如市。」[96] 只有一件事太平公主沒有成功。她預期體弱的同胞會長期統治，所以沒有插手立嗣之事。人選為睿宗的有合法權利的長子李成器和李隆基二人，後者因領導政變有功而成為候選人。睿宗猶豫不定，但已在敦促李隆基登位的某些大臣的呼籲，再加上其長子的無私，使他不必作出困難的決定。710年陰曆六月，未來的玄宗成了皇太子。沒有關於太平公主反對這一立儲的記載，但不出幾個月，她發起了一場詆毀他的陰險的運動。她抱敵對態度的原因不詳，也許是因為他表現得過於能幹了。幾乎從他任皇太子時起，有獨立精神的高級官員似乎有了信心。諸公主府的官屬被取消；唐休璟和張仁願等忠於唐朝的有威望官員又控制了關鍵的軍職；當時最受人稱道的宋璟和姚元之正在處理科舉制中的積弊，取得的成就使「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97]當他們罷了數千名斜封官的官職和削減中試的名額80%時，睿宗支持他們的努力。皇太子本人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的聲望日隆，同時對太平公主的攻擊也隨之與日俱增。他的日益擴大的支持者隊伍力促他採取反對她的行動；雖然他非常了解她權勢的範圍，不能魯莽行事，但他幾個朋友的熱情幾乎毀了他。宋璟和姚元之擅自行動，說服睿宗把太平公主派出京師，以結束家庭的爭端。他勉強同意暫時將她流放，於是她就居住在濮州的附近，但她的勢力幾乎沒有縮小。皇太子知道她把自己的放逐歸咎於他，所以經常擔心報復。在一次企圖使她息怒的行動中，他要求將自己的盟友宋、姚二人分別貶逐到外地。她立刻抓住這一機會，以自己的人去取代他們，《資治通鑑》對此後的種種事件作了簡明的敘述。斜封的官職被恢復，「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98] 711年晚秋，已經打算放棄皇太子之位的李隆基完全投降，請求將她姑母召回京師。她同意回京，在幾個月中，7個宰相中就有5個是她的人了。 睿宗對事態的這些發展不是視而不見的，並且日益有所醒悟。在712年，他因自己不能控制局勢而精神受著折磨，到了仲夏，蒼天以一顆明亮的彗星來示警。皇帝覺得這一跡象有其用意，當宮廷的占星術士證實了他的解釋時，他宣布了讓位於兒子的決心。這時太平公主強烈反對，但無濟於事。她設法強行達成一個妥協，即睿宗成為「太上皇」，保持任命高級官員和決定死刑的控制權；但在同年陰曆八月，玄宗登上皇位。 這時，輪到太平公主焦慮不安了。她的權力仍極大，控制著大部分的文武官員。[99]但她在新帝統治下，很難期望無限期地保持有利於她的平衡。她的支持者經常敦促她對他採取行動。最後，她拋棄了以往行之有效的忍耐和謹慎，求助於毒藥，但玄宗防衛嚴密，逃脫了毒手，但他非常清楚，太平公主一人應對此負責。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和解這時是不可能取得了。 713年夏季，她被迫企圖發動一次武裝政變。她以一貫的謹慎擬定了計劃；如果她是男子，能夠親自執行計劃，她很可能成功。相反，她必須依賴別人，而玄宗則通過其中一人得到了警報。陰曆七月初，正好在實行密謀的前一天，他冷靜地逮捕了幾個首犯，在武德殿把他們斬首。三天後，公主本人在她的府第被賜死。她的死亡可以被恰當地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以後再也沒有這樣多的婦女如此長期地影響中國的政治生活了。 這一時期的回顧 中國傳統歷史學對684—705年這一時期的態度可以用宋代史學家袁樞作為最鮮明的代表，他稱它為「武韋之禍」。[100]前面已經提到這種說法的某些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學家會不同意這種說法適用於韋後的時代。但作為對武后統治時的描述，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視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義。武后掌權的中國，王朝通常不過延續兩三代；通過應用並擴大控制和集權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力的和長期持久的統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她尊重合法繼承的威信；她的奪取皇位，從流血和破壞的角度來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換代中是最不激烈的一次。它把國家從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來，當然，這點是可以爭辯的。 其次，袁樞的觀點有嚴重的偏見。幾乎與所有的傳統歷史學家的觀點一樣，它因與士大夫的看法和價值觀完全一樣而大為遜色。[101]對他來說，歷史是說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來的統治者相信，武后對大臣們的專斷是「災難性」的。但是沒有確切的證據能證明，在她統治的最後幾年之前，政府受到她統治作風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團中特有的集體精神被破壞，但即使對這一批評也應抱保留態度。上層的官員被嚴厲地抑制，他們的特權也受到限制；但在低級官員中，他們的社會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遠為廣泛，而且晉升的面也更大。在整個唐代，各種考試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團中約10%的人，但只根據這一基數而低估它們的重要性則是錯誤的。它們——特別是進士考試——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變成取得最高官職的標準資格。[102]標誌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從高祖時的7%上升至太宗時的23%，上升至高宗和武后時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舉制可作為一種重要象徵。對一切有資格參加的人來說，特別對提供大部分中試者的低級貴族來說，它就是提高社會和經濟地位的關鍵。[103]對高級貴族來說，它是保持他們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動了這兩個集團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削弱它們以前那些地方的、離心傾向的特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後，考試普遍地促進了文學和教育。準備考試的人遠遠多於通過考試的人，有資格當官的人遠遠多於當官的人，在686—689年期間，當時的魏玄同估計，有資格當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職。[104]這樣，就留下了大批可用於地方一級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無官守的候補者。 武后統治的許多非儒家特徵也有助於造成她在歷史中的壞名聲。經典的儒家哲學包括許多反對婦女參政的禁令和同樣多的反對婦女篡位的禁令。武后之所以受譴責，不但是出於這些原因，而且還由於她溺愛佛教，延長服母喪的時間使之同於服父喪的時間以提高婦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厥。她的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同樣是非儒家的。當時針對她的軍事冒險所作的勸諫幾乎無不提到經典中反對耗費國庫民力的告誡，或是把所謂的「浮逃戶」這類問題歸咎於遠征。這種意見有對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誇大。近世的研究指出，為了逃避稅役而躲避登記的家庭在武后時期只限於少數邊緣地區，到以後幾朝才擴大到中國內地。[105]另外，遠征的軍費必須比照不很明顯的長期效益來衡量。國內經濟的促進、技術和藝術的交流、貿易的增長和引導剩餘精力向外發展等成就只是這些比照的幾個方面。 最後，必須記住，傳統歷史學家的種種評價很少注意群眾的境況。在武后時期，府兵制負擔較輕和遠離外來入侵路線的農村地區是安定和繁榮的。[106]農村沒有出現動亂，兩次叛亂運動也都沒有得到支持，這就提醒人們，農民的生活秩序比抱敵對態度的歷史學家經常斷言的更為良好。在人民中間，武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近來在四川出土的一塊可能是10世紀的石碑寫道：「其間以水旱災沴之事，為軍民祈禱於〔武〕天后之廟者，無不響應。」只有很少的中國統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的生日那樣在每年的一個農村節日中被人紀念至今！[107] 在消極的一面，武后統治的最後幾年每況愈下。她的統治是高度獨斷的，以致當她失去控制時，行政結構立刻開始出現裂痕。她不但對此視而不見，而且不能以她一貫的無情手段為後來者提供什麼根基。她的被廢黜留下了一個讓幾個平庸的競爭者沒法填補的真空；在統治集團內部隨之產生的衝突中，衰落越來越快。衝突不限於在皇帝同皇室成員結成的黨派和外戚結成的黨派之中進行，而且還存在於官僚集團內部。 在武后統治的整個時期，貴族通過諸如排外性的內部聯姻的手段成功地維護了自己的社會聲望，並且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已與通過科舉制發跡的「新」人在官場中日益嚴重的侵犯進行鬥爭。通過在吏部和門下省保持高度的控制，他們已經為唐代中興時預期的貴族復興準備好了一切。[108]武后曾經反對這一集團，而支持地位較低的地方精英集團，並且幫助其中許多人擔任高級職務。但是到了後來，主要反對她並導致她被廢黜的，卻正是這些受過她恩寵的人，這就顯得矛盾了。原因有幾個，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官僚衝突的存在。官僚們自己正在受到武后的「酷」吏和那些在她最後年代通過不正當手段進入官僚集團的人的挑戰。員外和斜封官人數的增加、在連續兩個統治時代中由於婦女擅權而造成的官僚宗派的形成，使一個原已嚴重的問題更趨嚴重。韋後和太平公主的垮台和對她們所支持的弊病的改革，使玄宗贏得了一個重新統一的官僚集體的支持。他準備很好地使用這個官僚集體。 * * * [1]《資治通鑑》卷203，第6417頁；《舊唐書》卷87，第2843頁。引文為中宗對裴炎提出他授予其岳父的官職太高這一抗議的答覆。 [2]全文載《全唐文》卷96，第11—16頁；《文苑英華》卷463，第6—11頁。 [3]《舊唐書》卷94，第2993—2994頁；《新唐書》卷123，第4367—4370頁。 [4]見楊聯陞《中華帝國的女統治者》，載《哈佛亞洲研究雜誌》，23（1960—1961年），第47—61頁；陳寅恪：《武曌與佛教》，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1935年），第137—148頁。陳寅恪文引了許多取材於古代傳統的參考材料。 [5]關於唐代的揚州，見全漢昇《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情況的繁榮與衰落》，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7年），第149—176頁。 [6]《舊唐書》卷190上，第5006—5007頁。駱賓王檄文載《全唐文》卷199，第1—2頁；《文苑英華》卷646，第11—12頁。 [7]《資治通鑑》卷203，第6426—6427頁。這一策略是魏恩溫提出的，此人其他情況不詳。 [8]《資治通鑑》卷203，第6425—6426頁；這一段的《考異》考察了相對立的證據。在其《武則天》（北京，1962年）中把裴炎寫成壞人的郭沫若在劇本的附錄（第144—145頁）中討論了這一問題。 [9]《資治通鑑》卷203，第6432頁。引自早期的《唐統記》（收於《考異》）。司馬光否定這一情節。 [10]《資治通鑑》卷203，第6439—6440頁；《舊唐書》卷186上，第4838頁。關於來俊臣和周興，見《舊唐書》卷186上，第4840—4842頁。 [11]《唐會要》卷53，第956—959頁；《資治通鑑》卷203，第6437—6438頁。 [12]最近期的一個例子是林語堂的歷史小說《武夫人——一個真實的故事》（倫敦，1957年），作者在書中的一個署名的腳註中提出了一個不尋常的意見，即武后是一個可與史達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劊子手。近期的中共史學家則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原諒武后的恐怖統治，認為她是單純地為了保存自己。例如，見呂振羽《史論集》（北京，1962年），第174頁以後；吳晗：《燈下集》（北京，1961年），第140頁以後。 [13]《舊唐書》卷57，第2296頁；《資治通鑑》卷204，第6444頁。 [14]例如，見《舊唐書》卷186上的酷吏傳；又見林語堂《武夫人——一個真實的故事》，第134—140頁。 [15]《資治通鑑》卷206，第6512—6513頁；《舊唐書》卷57，第7頁；《舊唐書》卷186上，第4849頁。 [16]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員、隴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譜系學者路敬淳。 [17]濱口重國：《唐王朝的賤人制度》（京都，1966年），第218—244頁。 [18]《舊唐書》卷85，第2817—2820頁；《新唐書》卷113，第4188—4192頁；《通典》卷169，第894—897頁；《冊府元龜》卷616，第1—8頁；卷617，第13—16頁。 [19]《資治通鑑》卷206，第6523頁。 [20]關於明堂，見C.P.菲茨傑拉德《武后》（倫敦，1956年），第131—132頁。關於明堂在唐代發展的文獻，見《唐會要》卷11—12，第271—300頁。 [21]《唐會要》卷73，第1309、1315頁；《資治通鑑》卷203，第6435頁。 [22]《唐會要》卷39，第702頁；《舊唐書》卷50，第2143頁。 [23]《冊府元龜》卷639，第20頁；《通典》卷15，第83頁；《唐會要》卷75，第1376頁；《唐會要》卷76，第1390頁；《文獻通考》卷29，第272頁。 [24]見鐮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東京，1965年），第107—149頁。雖然鐮田主要注意她對華嚴宗的態度，但也提供了她與總的佛教關係的許多材料。 [25]《唐會要》卷35，第643—644頁。 [26]《唐會要》卷91，第1652頁。 [27]《資治通鑑》卷204，第6445頁。 [28]《全唐文》卷96，第16—22頁；《文苑英華》卷463，第1—6頁。 [29]見《資治通鑑》卷204，第6448—6449頁。武后高度重視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稱它為天授聖圖，並採用「天授」為其新王朝的第一個年號。 [30]《舊唐書》卷76，第2661頁。 [31]浦立本在其《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75—81頁）中回顧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況，並附完整的參考材料。 [32]《資治通鑑》卷204，第6449—6452頁，載於《舊唐書》卷64，第2431—2432頁和卷76，第2661頁以下的諸王的傳記中所舉的細節可以補充這一記載。關於叛亂的後果，見《資治通鑑》卷204，第6457頁。 [33]《資治通鑑》卷204，第6451頁。 [34]一般認為選擇她的國號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贈武后之父第一個封地的名稱。有幾個原因使這個解釋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謝谷川道雄，他的《周隋革命本末——周禮國家的悲劇》一文（載《古代文化》，18.5 〔1967年〕，第89—94頁）首先提出了另一種解釋，並且舉了先例。見R.W.L.吉索《武則天的正統性》，為1975年6月在阿西洛馬爾召開的中國歷史正統性會議準備的未發表論文。 [35]常盤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載《東方學報》〔東京〕，6 〔1936年〕，第5—42頁）對新字作了充分討論。關於更簡明的敘述，見內藤乾吉《敦煌發見唐職制戶婚廄庫律斷簡》，載《石濱先生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大阪，1989年），第339—342頁。 [36]關於《大雲經》，見矢吹敬輝的明確的研究著作《三階教研究》（東京，1927年），第685—761頁。關於佛寺，見塚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東京，1944年），第25—31頁。安東尼奧·福特的《七世紀末中國的政治宣傳和意識形態》（那不勒斯，1977年）為一部非常詳盡的研究，並附一切有關文字的完整譯文。又見R.W.L.吉索《武則天的正統性》。 [37]《大方等無想經》，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12，第1107頁。 [38]關於這一事件的各種佛教和非佛教的記載有許多矛盾說法，見S.溫斯坦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的論述。 [39]《舊唐書》卷6，第121頁；卷183，第4742頁。 [40]《全唐文》卷17，第10頁。 [41]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1946年），第14頁；重印於《陳寅格先生論集》（台北，1971年），第120頁以下。 [42]近來中國歷史學家中發生了一次論戰，從中反映了吳澤、袁英光和齊陳駿之間的分歧，礪波護的《隋之貌閱及唐初之食實封》（載《東方學報》〔京都〕，37 〔1966年〕，第154—156頁）對之進行了討論。 [43]全漢昇的《唐宋帝國與運河》（上海，1946年）詳細討論了這一問題。 [44]《冊府元龜》卷486，第33頁。 [45]《資治通鑑》卷205，第6478頁。 [46]同上書，第6485頁。 [47]《資治通鑑》卷204，第6472頁；菲茨傑拉德：《武后》，第137—138頁。 [48]《舊唐書》卷183，第4727—4729頁。武后在665年和666年間已把其異母同胞弟兄及其子放逐。當時，其姐妹之子賀蘭敏之被指定為其父封地的正式繼承人。他在670年失寵和死去後，武后的異母弟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從嶺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賀蘭敏之，為她父親繼續武家香菸。 [49]見《舊唐書》卷183，第4729頁；《唐會要》卷90，第1639—1640頁。 [50]《資治通鑑》卷205，第6491頁。這件事很不尋常，因為受害者侯思止是來俊臣的一名親密助手。 [51]《資治通鑑》卷205，第6483—6484頁。 [52]見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註》，第4頁以後。 [53]研究宰相制的最詳盡的著作是周道濟的《漢唐宰相制度》（台北，1963年）。 [54]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1974年）卷19，第415—417頁。 [55]《資治通鑑》卷205，第6484頁；《舊唐書》卷87，第2855頁。 [56]《資治通鑑》卷206，第6544頁。 [57]《資治通鑑》卷211，第6487—6488頁。關於安西都護府，見大谷正直《安西四鎮的建立及其變遷》，載《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25年）；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東京，1955年），第190—204頁及以後。 [58]這些禮儀在菲茨傑拉德的《武后》（第133—134頁）中作了描述。見鐮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第122頁；S.溫斯坦：《唐佛教形成時期帝王的庇護》，載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297—306頁。 [59]《文獻通考》卷29，第272頁。 [60]《臣軌》，見於《叢書集成》卷893。 [61]見唐長孺《關於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載《歷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頁；內藤乾吉：《西域發見的唐代官文書研究》，載《西域文化研究》，3（1960年），轉載於他的《中國法制史考證》（東京，1963年），第223—345頁。 [62]見崔瑞德《對商業課稅的一種儒家觀點；703年的崔融奏疏》，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36.2（1973年），第429—445頁。 [63]關於默啜，見勒內·吉羅《突厥帝國：骨咄羅、默啜和默棘連諸汗（680—734年）的統治》（巴黎，1960年），特別是第49頁以後；勒納·格羅塞：《草原帝國》（巴黎，1948年），第155—158頁；諾亞米·沃爾福德的英譯本，第107—110頁。 [64]《資治通鑑》卷206，第6539頁。 [65]《舊唐書》卷199下，第5350頁。 [66]《資治通鑑》卷205，第6505頁。 [67]同上書，第6510頁。 [68]《資治通鑑》卷206，第6513頁。 [69]《舊唐書》卷78，第7頁。 [70]關於張氏兄弟的傳記，見《舊唐書》卷78，第2706—2708頁；《新唐書》卷104，第4014—4016頁。 [71]《資治通鑑》卷205，第6487頁；卷206，第6539頁。武后與張氏弟兄之間關係的確切性質在同時代的史料中敘述也不完全明確。但《舊唐書》（卷78，第2706—2707頁）所引朱敬則的奏議清楚地說明這種關係是公開的醜聞。 [72]《舊唐書》卷78，第2706頁；《資治通鑑》卷206，第6514頁。 [73]《資治通鑑》卷206，第6516頁。 [74]《資治通鑑》卷206，第6530—6531頁。 [75]《資治通鑑》卷206，第6535頁。 [76]《資治通鑑》卷206，第6538、6546—6547頁；《舊唐書》卷78，第2706—2707頁。其名稱可能來自武后的信念，即張昌宗是再生的王子晉（即王子喬），後者是道教的神仙，據說他騎白鶴升天。 [77]對魏元忠審訊的主要記述載《資治通鑑》卷207，第6563頁以後。菲茨傑拉德的《武后》（第174—177頁）有英譯文。更詳細的情況見各參與者的傳記。 [78]這支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部隊在622年已被名為御林軍；見《唐六典》卷25，第20頁；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註》，第556、833—835頁。它的成員一般與皇帝有某種私人關係；從他們的社會排他性看，衛士們似乎已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覺悟。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39頁以後，再版本第143頁以後）提出在玄宗以前他們為什麼是每次政變的決定性因素的種種原因。 [79]見谷川道雄《從武后末年到玄宗初年的政爭——對貴族制研究的一個看法》，載《東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54—60頁。 [80]《舊唐書》卷51，第2171—2172頁；《資治通鑑》卷208，第6584—6585頁。 [81]《資治通鑑》卷208，第6608頁，《考異》。 [82]《新唐書》卷83，第3651頁；《唐會要》卷90，第1638頁。 [83]見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載《東方學報》（東京），10.1（1939年），第1—64頁。 [84]見《新唐書》卷118，第4264頁；《文苑英華》卷609，第8—9頁。這一問題以及它與當時其他弊病（如雇用大量員外）的關係，在礪波護的《隋之貌閱及唐初之食實封》（第165—178頁）中有簡明的論述。 [85]《唐會要》卷5，第51頁；《新唐書》卷83，第3650頁。 [86]一個公主只有資格設立一個管理其實封收入的機構。王公不但有大得多的實封管理機構，而且有一批老師、一個大的王府管理機構和一大批個人護衛及宮廷禁衛。見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註》，第629—645頁。 [87]《資治通鑑》卷208，第6601頁。關於員外官，任命的確切性質現在仍是一個問題。礪波護在《隋之貌閱及唐初之食實封》第172頁以後已對不同的論點進行了討論。 [88]《資治通鑑》卷208，第6601頁。此信為其他情況不詳的官員袁楚客所寫。 [89]這些弊端及文中隨即談到的弊病，在《資治通鑑》（卷209，第6623—6625頁）中有詳細的描述。看來，任命斜封官的證書沒有通過門下省和中書省，見《資治通鑑》卷209，第6625頁。關於對佛教建築的贊助，見雅克·熱內《五到十世紀中國社會中佛教的經濟面貌》（西貢，1956年），第281頁。 [90]《資治通鑑》卷209，第6622頁。 [91]《舊唐書》卷88，第2870頁。這份在709年春遞呈的奏疏全文載於《全唐文》卷236，第6—8頁。 [92]《資治通鑑》卷209，第6624頁；《舊唐書》卷101，第3155頁。 [93]《資治通鑑》卷209，第6633頁。 [94]《資治通鑑》卷209，第6641—6642頁；《舊唐書》卷51，第2174頁。 [95]見第三章H.J.韋克斯勒的論述。 [96]《資治通鑑》卷209，第6651頁。 [97]同上書，第6652頁。 [98]《資治通鑑》卷210，第6664頁。 [99]同上書，第6682頁。 [100]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國學集體叢書本），第178頁。 [101]關於這一問題的清楚明了的討論，見白樂日《作為功利主義官僚的指南的歷史》，載W.G.比斯利、浦立本合編《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學家》（倫敦，1961年），第78—94頁；芮沃壽編：《中國的文明和官僚》（紐黑文，1964年），第129—149頁有此文的英譯文。 [102]見陳登原《國史舊聞》（北京，1958年），第117頁以後；岑仲勉的《隋唐史》（北京，1957年）在第181頁以後論述了各種考試的聲望。 [103]所有的「新」官員，甚至那些被任命擔任朝廷最受尊敬和最負責的「清望」官職的人，絕不是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見《唐會要》卷67，第1131頁。 [104]《通典》卷17，第94頁。 [105]例如見中川學《唐宋客戶研究》，載《東洋學報》，46.2（1963年），第97—110頁。 [106]關於府兵部隊的分布，見菊池英夫《關於唐折衝府分布問題的一個解釋》，載《東洋史研究》，27.2（1968年），第1—31頁。浦立本著《安祿山之亂的背景》有府兵分布的地圖。一般地說，華中、華南和東部平原的部分地區沒有府兵的負擔。 [107]武后得人心的上述這些跡象被郭沫若著《武則天》（第135—137頁和154—155頁）所引。郭沫若企圖證明武后生在四川，比傳統的日期晚幾年，但說服力不強。 [108]見築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78頁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