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隋唐史 · 第五章　高宗（649—683年在位）與武后：繼承人與篡位者

太宗對太子李治是否能有效治國的懷疑，被證明是有充分根據的。太宗的第九子李治是長孫氏文德皇后的幼子。李治生於628年陰曆六月十三日，633年封為晉王，643年立為太子。649年陰曆六月一日在其父靈柩前登基時尚不滿21歲。李治以廟號「高宗」知名於史。[1] 儘管有計劃地為李治登基作了種種準備，如委派精心挑選的師保，撰寫針對帝王的禁令以指導他的行動，但事實證明李治是一個無能和優柔寡斷的所謂好皇帝。 新皇帝在位初期曾認真地試圖仿效其父親行之有效的施政作風。他厲行節約，免去狩獵和奢侈的宮廷宴會，尋求坦率的規諫並重與朝臣共同議事。但太宗的那種事必躬親的領導作風所要求的品質和純屬於個人的力量是高宗不具備的。高宗的無能，至少在他在位後期，可以部分地歸因於他的多病；經常發作的暈眩和視力的損壞使他喪失了工作能力。但無論如何，即使他是一個健壯和果敢堅強的人，他的環境也與他父親的完全不同。由於年輕和缺乏經驗，他被朝廷中一大群年長而又在他父皇統治下已經樹立了自己勢力的政治家所包圍。其中有幾位是他當太子時的老師。就高級政策與宰相們展開非常隨便的私人討論，這是太宗時代制定政策的固定形式，而高宗只是這個曾經多年親密共事的集體中的年輕的新成員。高宗要想對他的朝臣進行真正的統治恐怕是非常困難的。事實上，他不能像他父親那樣領導和激勵官員們，而只能「端拱無言」。[2] 高宗繼位不久即立其嫡妻王氏為皇后。王皇后的娘家是太原極有權勢的家族，也是中國最大的貴族之一；王家和皇族及山西另一個大族柳氏都有姻親關係。但王皇后未生子嗣，所以在她舅舅柳奭影響下，她勸皇帝立另一妃子所生的年歲最長的王子陳王李忠（643—664年）為太子。皇后希望控制他，因為李忠母親在宮中的地位很低。長孫無忌經勸說也表示同意，李忠便於652年陰曆七月被立為太子。[3] 高宗初期的統治受三位年長權重的政治家——長孫無忌、褚遂良和李世勣——為首的宰相集團控制。在新皇帝繼位後，高宗的舅舅長孫無忌已辭去尚書右僕射之職，但仍保留宰相的職位。褚遂良在高宗時拜為尚書省僕射，也是宰相。太宗逝世時，按太宗生前的安排，李世勣被派到地方任都督，以考察他對高宗及王朝的忠誠。他無可挑剔地通過了考驗，當他接到命令時，不回家便立刻赴任。[4]他不久被召回朝廷任尚書省另一名僕射；以後他要求解除這個職務，但仍擁有宰相身份。 這三位年長的政治家都是太宗忠實的臣僕，與別的宰相一樣，在643年的繼位爭執中都是高宗繼位的有力支持者。他們的統治繼承了太宗推行的政策，少有更張。 高宗繼位不到三年，朝廷因發現房遺愛密謀反對皇帝而受到震動，房遺愛是已故大臣房玄齡的次子，在643年繼位爭執中曾經是太宗之子李泰的支持者。房遺愛娶的是太宗之女，即驕傲專橫的高陽公主。房玄齡在648年年中死後，其長子房遺直被指定為唯一的繼承人。高陽公主曾強迫遺直按一般習俗與她丈夫分家，但沒有得逞；高宗繼位以後，她又多次慫恿遺愛在皇帝面前挑起爭論。高宗為房遺愛的執著所激怒，下令把他們兄弟二人都放逐到外地。 於是，高陽公主煽動房遺愛與朝廷的其他不滿分子謀反，其中有與高祖女兒結婚的薛萬徹，有其女與遺愛之弟結婚的李元景和太宗的駙馬柴令武。陰謀於652年12月高陽公主誣告房遺直犯罪時敗露；在後來由長孫無忌主持的調查中，她自己丈夫的陰謀真相大白。所有參與者都被處決和賜死，連不幸的房遺直也被降職。 在與房遺愛有牽連並不久即被處決的人之中，有長孫無忌曾勸太宗不要立為太子以代替高宗的吳王李恪。其他許多被處決的人或是以前支持過李承乾或李泰即位，或是與他們有過間接聯繫。房遺愛事件很可能不只是反對皇帝的陰謀（如果陰謀確實存在的話），而更像是集中表現在太宗末年繼位問題上的派別鬥爭的繼續。[5]不論從哪方面看勝利者都是長孫無忌，他成功地清除了幾個在他強烈擁護高宗為太宗繼承人時已經樹立的政敵。但是長孫無忌勝過政治對手的日子太短了。因為他和膽小的高宗在朝廷上不久便面對著一個遠為強大的、機敏的和肆無忌憚的對手。 武后的興起 美貌誘人的武曌給高宗在位34年的大部分時間，甚至給7世紀其餘的時期投下了她的影子。 每一件與這位著名女人有關的事都籠罩著疑雲，因為她幹的事都與儒家士大夫階級的理想相對立——女人干預公共事務；隨心所欲地施政；蓄意利用宗派主義；殘酷地報私仇；完全不顧道德和原則地操縱政治。對於她的統治，歷史記載從一開始就抱有敵意和偏見，而且材料又極殘缺不全。和唐代任何相當的時期相比，她統治的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活的詳細情況，人們知道得更少。 對於這位敢於推翻李唐皇室並像男人一樣潑辣地實行統治的女人，儘管儒家歷史學家都進行惡毒攻擊和抱敵對態度，但是武曌顯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對政治具有天賦，並且非常善於操縱宮廷的權力結構。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權力，是由於她的傑出的才能、堅毅的決心和識別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無忌憚和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她對敵人和對手表現出的殘忍和報復心，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 唐代的歷史學家因為是在事後寫書，並且都是從事後的認識出發，他們記載太宗時期的各種事件時就好像已經預料到有朝一日會發生武曌搞垮唐朝的大災難。[6]648年年中，金星多次出現於白晝，宮廷占星術士解釋說這意味著會有女人短時期地登上皇位。與此同時，女性統治者「武王」將在李唐皇室三世以後取而代之的流言開始在百姓中流傳。太宗對宮廷主要占星術士的進一步詢問透露，所指的這個女人已作為皇室親屬進入宮內，她將在30年內統治整個中國並殺掉幾乎全部皇室成員。太宗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提出要處決占星術士所懷疑的全部對象，但後者堅持說天意不可違，事情就這樣放下了。 後來才與預言有牽連的武曌已於640年前後進宮，當時她只有十幾歲，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嬪）。她是高祖於太原府起兵反叛時最早的支持者武士彠的女兒。武士彠出身於太原地方的望族，由於身為第四子，故沒有像他哥哥那樣進入官場，而是做木材商人經商。他曾在家鄉任隋朝民團組織的小官。高祖登基以前於617年多次去過他家，並受過他的反隋鼓動。事實證明，武士彠是天才的軍事戰略家，高祖起事反隋時，他身為行軍司鎧，在攻打隋京師的戰役中起過重要作用。[7]為了酬謝他的功勞，高祖派他擔任工部尚書的要職，約四年後又提升為兩個重要的州的都督。由於他對唐朝的貢獻，他被封為「公」，高祖還給他從隋皇室楊氏家族的旁系中選了第二位妻子，以示殊寵。武曌就是這一對夫婦所生，約生於627年。[8] 近代史學家對武曌的出身做了很多研究。如下面所說，有人強調她是商人之女，因此她便代表「新興的商人階級」。但上面說過，她父親實際上出身於當地地位很高的傳統士大夫家庭，他的兄弟們都在隋朝做官，而他本人則為唐高祖的高級官員。有人主張她代表東部（山東，即河南及河北）地區的利益，反對在初唐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關隴）貴族。但如上所述，她出生於太原地區，此地的貴族有其自己的特徵（它當時以「代北」集團知名），並傾向於與西北貴族建立比河南、河北世族更緊密的聯繫。此外，由於她母親的緣故，她也是西北貴族中顯赫的隋皇室楊氏家族的後裔。而且從她後來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得知，她總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貴族」出身。 高宗才8歲時，他母親文德皇后即於636年死去，他繼續住在後宮。他很可能在武曌進入太宗後宮不久即與她有所接觸，特別是646年太宗讓未來的高宗住到與自己相鄰的宮苑以後。傳統的史料含糊其辭地暗示，高宗和武曌在太宗健在時即已發生不正當的親密關係。[9] 又據傳統記載，太宗死後，武曌依例出宮到一座佛寺削髮為尼，而且按照慣例，她本應與世隔絕以度過餘生。後來，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時來此廟行香，他看到了自己一直懷有深情的武曌。在此之前皇帝已寵幸蕭淑妃，蕭已為他生下一子。王皇后對蕭淑妃深為妒忌，希望弄個對手來奪取高宗對蕭淑妃的寵愛。為此她命武曌留髮，並說服丈夫召武回宮作「昭儀」。 上述事件發生的日期不甚清楚，宋代史學家司馬光確定武曌回宮的年代是654年，[10]但肯定有誤，因為武曌在654年前已為高宗生了至少一個，可能還是兩個兒子（見下文）。起碼有一位當代史學家已提出，她根本沒有當過尼姑，高宗在他父親死後立刻讓她進入自己的後宮，雖然這是完全違反禮儀規定的。[11]但是，整個情節撲朔迷離，很難弄個水落石出。 不論武曌是否曾為尼姑，也不論她確在何時進入後宮，她顯然於652年給高宗生有一個兒子（也可能是兩個）。[12]她以她的魅力迷住、進而完全控制了高宗，她開始向高宗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王皇后擔心自己的位置，並意識到武曌是遠比蕭淑妃更為危險的對手，因此轉而與昔日的對手聯合起來展開誹謗武曌的活動。但對武曌的對手來說很不幸，武曌搞陰謀的手段遠比她們高明。傲慢的王皇后對後宮的眾多妃嬪抱有無法掩飾的蔑視心情，並且在她成為皇后以後在宮裡和朝廷上樹敵太多。武曌於是與皇后的敵人聯合，收買妃嬪們充當自己的耳目，要她們把皇后和蕭淑妃的一切活動告訴她，因此她每每能操勝券。與此同時，高宗又提升了她的妃嬪級別。 儘管高宗寵愛武曌，儘管皇后依然無子，高宗仍無意廢黜王皇后。廢后是重大的政治決策，因為王氏家族既有權勢，又有很好的社會關係。而且皇后有最有權勢的元老重臣做靠山。因此武曌只能找一個藉口使皇帝讓她靠邊站。654年，這個機會到來了。前不久武氏生了一個女兒，無子的皇后經常逗著小公主玩。一天，皇后已離去，武曌偷偷將嬰兒悶死。皇帝來到後，武氏裝作情緒很好，讓皇帝看視女兒，當發現嬰兒已死時，她又裝得十分驚訝。侍女稟告皇帝，剛才皇后曾和他女兒一起玩過，從而讓高宗自己得出某種結論。高宗本人是否確信王皇后的所謂罪行，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真相如何，武曌似乎已達到她的目的；皇帝決定，如能爭取到大臣們的默許，就決定貶黜王皇后，並封武曌為後。 他首先試圖爭取朝廷上最有權勢的人物，即他的舅舅長孫無忌，提拔後者的三個兒子當官並給大量賞賜，但長孫無忌不為所動。與此同時，武曌開始鞏固自己的地位。王皇后的舅舅及主要的支持者柳奭自652年以來即為中書令和宰相，但於654年6月降為吏部尚書。第二年，皇后又遭另一打擊，她母親柳氏被禁止進入皇宮，理由是她和皇后曾使用厭勝，試圖制服武曌。不久以後的655年陰曆七月，柳奭被貶到四川一個小州任刺史，他就這樣離開了政治舞台。[13] 與此同時，與長孫無忌不和的中書舍人李義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擔任小官，為了使自己免於流放，他狡猾地伺機奏請皇帝貶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她。李義府因此得到赦免並在中書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開站出來支持她當皇后，他們之中有禮部尚書許敬宗（592—672年）。 元老重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強烈反對任何廢黜王皇后的企圖，另兩位剛升為大臣的中書令來濟和門下侍中韓瑗也持同樣態度；來濟和韓瑗都已在653年升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繼位初期就當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書省僕射于志寧不反對廢后。唯一鼓勵皇帝廢后的資深大臣是李世勣，他認為立何人為後是皇帝的家庭問題，外人沒必要過問。老臣李世勣曾在高祖和太宗兩朝任司空，643年以來即為宰相，他對百姓，特別是對東北平原的軍人有巨大影響，他的介入無疑使朝廷的力量對比偏向武曌一邊。[14] 這一轉折點使高宗興奮，他命令許敬宗當朝宣稱：「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後，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15]皇帝為了強調他對武曌的反對者的不滿，他遠謫褚遂良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年陰曆十月，朝廷下詔指控王皇后和蕭淑妃陰謀毒殺皇帝。因此她們被貶為平民，其家庭成員被剝奪了一切職銜，並被流放到瘴癘之地的嶺南。當月19日，武曌正式被立為後，[16]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675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議立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後的鞏固。[17]為了宣布王朝政策已發生重大變化，朝廷改元「顯慶」。 關於高宗時期朝廷分成支持與反對武曌的兩派，已有人提出幾種解釋。近代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對立的派別代表了不同地區的貴族利益集團。按照他的理論，李唐家族從6世紀初期興起之時便與集中於中國西北地區（陝西和甘肅）的許多大家族（即所謂「關隴集團」）建立婚姻紐帶，這些家族自西魏以來已在北方成為統治階級的核心。「關隴集團」內部的複雜的婚姻關係已組成了一個忠於皇室的關係網；當高宗試圖廢掉這個貴族集團成員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該集團以外的武曌時，這個關係網就顯露出來了。按照陳寅恪的觀點，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和來濟之反對武曌，是由於他們都是關隴集團成員。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勣等人，則都出身於其他地區。他們大多來自東北平原，很多人進入官場是通過科舉制度，而不是憑藉貴族的世襲特權。他們是陳寅恪稱之為「山東集團」的成員。按照這種論點，王皇后和武曌之間的爭奪就不僅僅是宮廷內部之爭，而是反映了兩個政治精英集團（關隴集團和山東集團）之間奪取最高權力的政治鬥爭。[18] 後來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從已樹立牢固勢力的貴族統治階級與5世紀末實行均田制後產生的新興地主階級之間的權力爭奪的角度，來看待有關立武曌為後的衝突。他們堅持，到高宗時期，通過均田制和巧取豪奪兩種手段，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產生了一個要求能進入官僚階層的獨立的地主階級。唯一能使他們達到目的的手段是科舉制度，雖然應考者人數過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宣稱，武曌的低賤出身導致她反對貴族而去支持新興地主階級和商人的掌權要求。這些人當然反過來也支持武曌。[19] 上面說過，關於武曌真正出身的證據使這兩種論點非常值得懷疑，因為這兩種論點的依據都是對當時社會過分簡單化的認識。不論是擁武派或是反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們所假設的那樣純而又純。事實上，雙方成員的籍貫和社會背景相當複雜多樣。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義府出身於極西的四川地區，既不是西北，也不是山東。同樣，王皇后的支持者來濟是中舉的士子，而武曌的黨羽李世勣則出身於門閥世族。[20] 事實上，這種地區因素很可能遠不如純粹個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麼重要。除了李世勣，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級官員，而王皇后的支持者卻都盤踞要津，擁有實權。從這個角度看，關於擁立武曌的鬥爭可以看成是那些已掌權的、要保持政治現狀以維護既得利益的人與那些把擁立武曌當做自己升遷手段的人之間的鬥爭。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個權利集團的利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個經濟上的階級的利益行事，因為很清楚，她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最高層貴族的成員。倒不如這樣認為，她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級官員的不滿情緒和抱負來幫助她取得權力，後來則報答了他們的支持。只要這些個別人對她不再有用處，她就會馬上棄之如敝屣，貶黜他們，甚至毫不猶豫地處死他們。 武后的當權 新冊封的皇后不失時機地向反對擁立她的人進行打擊報復。當上皇后僅一個月，她就殘忍地害死了原來的王皇后和蕭淑妃，割掉她們的四肢，讓她們死在酒瓮里。657年春，她再次調褚遂良到離京師更遠的今廣西的一個州任都督。同年晚些時候，她命令死黨許敬宗和李義府誣告曾強烈反對她為後的中書令來濟和門下侍中韓瑗與在廣西的褚遂良共謀反叛。 不幸的褚遂良再次被貶，這次是調到中國本土以外的河內西南一帶。遂良向皇帝求情，提醒他自己曾長期為高祖和太宗效勞，在643年又支持高宗繼位。但是高宗甚至沒有閱讀他的奏摺的耐心。658年，褚遂良在流放中死去。他的所謂的同黨韓瑗和來濟也被發配到邊遠地方任職，並規定終生不許返回朝廷。657年陰曆八月，許敬宗被任命為宰相以代替他們，他任此職直到670年退休為止。 許敬宗（592—672年）不是像皇后的另一主要支持者李義府那樣的單純的機會主義者，儘管他也同樣受到歷史學家的苛評。[21]許敬宗出生於南方的杭州，其父是隋朝有名的官員。許敬宗是一位出色的學者，他是隋朝極少數獲得高等學位（秀才）的人之一，曾短暫地當過小官。他父親被隋煬帝的刺客宇文化及殺死，而許敬宗先後為李密及唐朝效勞，並成為太宗私人學士之一。太宗時期，他在門下省和中書省中歷任要職，從事國史的編撰工作。645年，他成為太子的老師之一（來濟已是太子的另一個老師）。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未來的皇帝有影響。649年他當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誹謗而降為地方官員。 許敬宗於657年再次任宰相時已經65歲了，作為皇后的主要支持者，他不久就起到了從前元老重臣長孫無忌所起的作用。許敬宗學識淵博。他曾參與編纂唐以前歷代王朝的歷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實錄、全國重要人物的家譜（詳下）、大部頭的類書《文思博要》及其他許多項目。他留下厚厚80卷的個人文集。他是為武后提供歷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經驗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員。 許敬宗再次任宰相以後，宰相的隊伍依然很小。在高宗繼位後一直任大臣的一批人中，只有長孫無忌、于志寧留任。除了武后的支持者許敬宗和李義府外，只有出身於河北地區的年長學者杜正倫是宰相，他與許敬宗一樣，是隋朝的秀才，在太宗時期的中央政府中顯赫一時，後來不幸成為太子李承乾的老師。在對待太子的問題上由於頂撞了太宗，他於642—643年極不公平地被流放到很遠的南方。656年他被召回長安後不久，便被任命為宰相和戶部尚書。 在公開反對武曌當皇后的人中，只有長孫無忌仍為宰相。但武后的權力仍有一定限度，倖存於朝廷的反對派一直設法想搞垮她及其支持者。武后的支持者之一中書令李義府於658年後期的失勢使反對派得到一點鼓勵。 李義府（614—666年）出身於河北的官宦之家，太宗統治初期在科舉中中式，並已穩穩噹噹地升為中書舍人。李義府精於寫作，曾與許敬宗合作撰寫國史和編纂晉史。我們在前面已看到，他在656年通過支持武曌篡奪後位的活動，挫敗了長孫無忌想把他流放到外地的企圖。結果，他在655年陰曆七月當上宰相。不過事實證明他是非常腐敗的，他相信武后會無限度地保護他，便憑藉這一點很快地濫用職權。據說在薦舉和選拔官員方面他大肆貪污，他和家人公開賣官鬻爵，而在兩性生活方面也時有醜聞。但儘管如此，他照樣不斷得到皇帝的支持，並於657年陰曆三月升為中書令。 但李義府的行為在658年末成了公開的醜聞，以致那年陰曆十一月，當他與同為宰相的杜正倫在皇帝面前激烈爭吵時，高宗藉機把他們二人都貶到地方任職。 長孫無忌及其黨羽如果以為這件事會鞏固他們的位置，那麼很快便證明他們錯了。659年陰曆四月，武后終於發起了搞垮他的行動。兩個小官韋季方和李巢被指控組織敵對集團，其後在由許敬宗監督的司法審訊中，據稱被告之一曾與長孫無忌共同策劃反對皇上。許敬宗向皇帝提出他的舅舅竟會謀反的確鑿理由，並且添油加醋地列舉大量歷史先例以達到貶黜這樣一位有權勢、在朝廷上受到廣泛敬仰的人物的目的。高宗雖然最初不相信這些指控，但仍違心地在未經傳訊長孫無忌的情況下把他發配到今貴州省的邊境地區。 徹底清除武后的反對者的機會很快來到。另一位長期擔任宰相的于志寧，由於他對高宗更立新後的建議未置可否，被外放到地方擔任高官。664年他74歲時獲准退休，第二年死去。其他人便沒有那麼幸運。甚至連以前發配到地方的官員也未能倖免。柳奭、韓瑗（有點尷尬的是，他證實在不久前已死）和長孫無忌的侄子長孫恩奉命從流放地返回京師，就指控他們搞陰謀一事接受進一步的審訊，在途中即被殺死。最後，長孫無忌一案又被提出，他被迫在流放地自盡。 隨著太宗時期最後一位宰相的清除，許敬宗成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未與武后為敵的盧承慶、許圉師和任雅相三人於659年陰曆五月當上宰相。盧承慶（595—670年）出身於河北的書香門第，長期從事財政工作，這時被任命為戶部尚書以代替杜正倫。但第二年就因為戶部未能徵集到足夠的賦稅而被派到地方任職，後來雖然沒能返回中央，卻一直身任高官。許圉師（？—679年）是唐高祖幼年時期的小夥伴、唐朝初年平定長江流域時被殺的許紹的小兒子。許圉師在唐朝初年科舉考試中成為進士，居官後政績出色。任雅相似乎主要是武將，曾一度任兵部尚書。661年陰曆四月，他擔任遠征高麗戰役的指揮官，在662年初期的戰事中被殺。659年陰曆八月，李義府也當上了宰相，武后在朝廷上仍需要李義府的支持，因而說情把他赦免並從流放地召回。 這時政府作出了一個重大變動。褚遂良和于志寧作為政府主要行政機構尚書省的僕射，都是當然的宰相。他們免職以後，無人繼任，尚書省至少在以後的16年里沒有首腦。政府的各行政組織因此不能直接參與宰相們審議國家政策的工作。皇帝和皇后可與之商榷朝政的宰相的隊伍一直很小。太宗時期常有8名以上的宰相，現在只有5人，隨著盧承慶於660年免職又減少到4人；任雅相在661年離朝征伐朝鮮後只剩下3人。這3人是許敬宗、腐化的李義府和許圉師。662年末，許圉師因試圖掩蓋其子在狩獵時誤殺一人之事，被李義府逼迫離職，由上官儀（？—664年）代替。上官儀是隋煬帝末年被殺於揚州的隋朝大臣之子。為了避難，他當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學者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舉薦參加進士考試，先後在一些搞學術的崗位上為太宗效勞，有時為皇帝的文章作些潤色工作。高宗時期，他是秘書省少監，以文章和詩聞名於世。他之所以當上宰相，可能是由於他在高級官員中平庸無能而官聲上尚無瑕疵。 這些變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權力已得到鞏固。有一段時間，皇帝的健康狀況不好。657年，他被迫到離宮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22]660年陰曆十月以後，皇后的位置實際上已變得不可動搖，當時高宗顯然得了一次嚴重的中風，致使他一度局部癱瘓，而且視力嚴重衰退。[23]雖然他康復了，但仍有幾次嚴重的復發。武后得益於自己的精明和銳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幾次患病期間，治理帝國十分順手。總之，皇帝的意志過於軟弱，即使在健康時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難以對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本人和他的朝廷。到660年末，武后事實上已是帝國的統治者，雖然無此名義。[24] 但她還沒有為所欲為。她的支持者李義府從流放地返回朝廷後的幾年，再次過著使他在658年以前臭名遠揚的那種醜惡、腐朽的生活。他的墮落和瀆職竟使武后也感到是個政治負擔。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為再次成為朝廷上的議題，李義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矇混過關，他因而被流放到中國南方的疫病區，三年後死在那裡。當時，武后由於不再過於依靠他的支持，而且她的位置也遠比五年以前鞏固，所以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挽救他。 那一時期反對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為梁王的被廢黜的前太子李忠為中心，他們把李義府的倒台誤解成為皇帝最終向武后的權力進行挑戰的信號。他們制定了一個把她也一網打盡的大膽計劃。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術影響的武后被一個道家術士所吸引，特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宮見她。長期以來，中國人對皇室成員或朝廷命官參與巫術感到非常恐懼，認為他們理應受到最嚴厲的懲處。唐律規定它為「十惡」之一的大罪，對這種罪行，給予高級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權都不適用，而且這些罪行都明文規定不在赦免之列。[25]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個宦官把事情報告給皇帝時，看來高宗認為這是擺脫皇后支配的方便藉口。 皇帝召來宰相、中書省侍郎上官儀（曾為李忠的顧問）「討論」這件事。不出高宗所料，上官儀建議以她的罪行為由廢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儀就此起草詔令。但武后已從她眾多的皇宮耳目中得到於她不利的消息，她衝進皇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態的發展。膽小如鼠的高宗不敢與她面對面爭辯，而是膽怯地宣稱廢黜她的計劃完全是由上官儀策劃的。 這樁不幸事件的結局簡單而又殘酷。一貫忠實的許敬宗指控上官儀、前太子李忠和首先告發武后的宦官共謀大逆。主犯被處決，並且再次清洗與這些敵人有可疑聯繫的全體朝臣。他們全被貶黜或發配到邊遠地區。 從這以後，武后的政治統治是確定無疑的了。她的統治也公開化了。皇帝上朝時她總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甚至監視皇帝所處理的每件細務。宋代大歷史學家司馬光對此總結道：「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26]高宗至此幾乎完全無權，武后的反對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統治也不僅僅是搞宮廷陰謀和運用靈活的政治策略去處置反對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參與制定新政策。第一個成果是657年末把洛陽定為永久性的東都。[27]朝廷事實上已於太宗時期分三次遷到洛陽。但在657年，它被正式定為第二個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宮。每個部和每個衙門都在洛陽設分支機構，662年甚至還在那裡辦起東都國子監。從此，整個朝廷經常遷往新都去處理公務，長期成為定製。雖然在空蕩蕩的京師始終保留著一個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實際上不但整個皇室及其隨從，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機構在這幾次遷移中也轉移一空。 幾次遷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亂，而且耗資巨大。眾多的扈從人員給所經之地帶來了貧困，他們經過的地區通常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免繳賦稅，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所造成的破壞。高宗時期，朝廷遷往洛陽不少於七次；高宗統治在建立新都後的26年中，約有10年在洛陽上朝。682年，朝廷最後一次遷往洛陽。683年後期高宗死後，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遷往洛陽，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東、西兩個京都之間來回遷移，使帝國財政極度緊張。洛陽需要建造許多新的宮室和官署，以提供一個京都的必要設施。耗資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時期不斷進行。因此，進行這一新的和花費極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對遷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釋。長安是西北地區的自然中心——當西北貴族集團已處於統治地位時，它是文職官僚機構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為帝國政治勢力所在的東部平原附近的另一個中心為新都，這本身是一個象徵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勢力的全盛期已經過去了。遷都又是一個旨在取悅於許多東北出身的官員的行動，他們在高宗時期當上了高官，並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熱心的支持者。 第二種解釋純粹是經濟方面的。長安位於比較貧窮和生產不發達的地區，易遭受長期的嚴重乾旱。從外地供應長安穀物既困難，費用又極大。供應洛陽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複雜的河渠網系。[28] 這兩種解釋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沒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遷往洛陽時期，長安地區有時是繁榮的，而新的東都有時卻遭受饑荒災害。很可能有第三種因素常常決定了遷都，這一因素就是被傳統歷史學家所強調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狀態。據說在駭人聽聞地除掉王皇后和蕭淑妃以後，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們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繼續住在長安是不能忍受的。[29] 武后的迷信和對宗教的沉溺還產生了其他後果。在成為其親密夥伴的男、女術士的影響下，武后越來越熱衷於宗教的儀式和符咒。她摒棄傳統，創造新的標記，以藉助於超自然的力量來鞏固她的地位和她實際控制的王朝。高祖和太宗均用一個年號來代表他們的統治，武曌當了皇后以後，高宗統治時期改元不少於13次。662年，中央官僚機器的許多主要職官名稱改為古稱，到670年才恢復原來的形式。674年，皇帝和皇后採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使用的莊嚴稱呼：「天皇」和「天后」，武后想用這種稱號使自己和她丈夫的統治與以往中國歷代君主的統治有所區別。 另一種宣告他們統治的輝煌成就的形式是舉行古代意義最深遠、最隆重的封禪典禮。祭祀儀式在位於今山東省的中國主要聖岳泰山的山腳下和山頂上舉行，儀式象徵性地對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務已勝利地完成。由於封禪具有深遠的意義，而且很多皇帝擔心舉行這種儀式會因無充分理由而變成妄自尊大，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這項活動只進行過六次，最後一次是在56年。[30]太宗曾三次計劃舉行封禪儀式：632年，被魏徵勸阻；641年，太宗已達洛陽，由於出現彗星而被勸阻，沒有繼續行進；648年，因一次不合時宜的洪水取消了儀式。[31] 659年，許敬宗在皇后的要求下上奏高宗，建議他舉行封禪祭祀。[32]因為幾百年來沒有舉行，祭祀的具體形式基本上已被遺忘，需要討論和決定，經過長時間拖延之後，高宗終於於666年陰曆元旦在山腳開始了複雜的禮儀，第二天清晨上山完成儀式。儘管沒有婦女參與的先例，但武后仍違反傳統，計劃扮演一個主角，於是她率領嬪妃及皇族親眷作為第二隊以表示她具有與皇帝平起平坐的合法地位。[33] 高宗統治後期，武后鼓動他在洛陽附近的聖岳嵩山和其他聖岳舉行同樣儀式。嵩山的儀式安排在676年冬，但因吐蕃入侵而未果。後又安排在679年末，但又因與突厥人的糾紛而被取消。武后又在683年安排了第三次，但由於皇帝生病而不得不取消。[34] 武后迷戀古代禮儀的另一例可在668—669年的一個提案中看到，這個提案主張恢復建築「明堂」的古制。「明堂」是向上帝獻祭的建築，它的設計適合舉行最重要的禮儀，同時也是一個朝覲大殿。在明堂舉行的儀式將反映皇帝（當然也包括皇后）的世俗權力以及與天的和諧關係。但負責討論應建成什麼樣的大堂的學者們未取得一致意見，這個計劃因此被取消。武后直到高宗死去，自己當上最高統治者，才成功地建起了明堂。[35] 武后不論怎樣著迷於把王朝與超自然力量聯繫起來，她還要確保王朝與統治階級的世俗關係的加強，以有利於王朝。 如前所述，在太宗時期，638年編成的《氏族志》試圖列出全國的大姓並進行分等。皇后自己的家族武氏，因為社會地位較低而未能列入。很清楚，這是一個必須糾正的遺漏。659年末，多半是在皇帝直接命令下，許敬宗奏請注意《貞觀氏族志》中這個嚴重的缺點，為此下詔編輯200卷的新《姓氏錄》。高宗親自作序並確定應遵循的等級序列。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在第一等級中，這是可以預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變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上官員的家庭。從前長期依據的「家庭出身」和社會承認的原則被取消；新志遠比舊志充實，因為它的範圍擴大到當時興起的統治官僚階級。[36] 同時，政府再次針對有社會威望的山東大族「四姓」採取行動，它們原來已是太宗的《氏族志》反對的目標。這一行動並不損害眾多東北人在高宗統治下享有的總的有利地位。這些東北人儘管來自同一地區，但大多只具有次一等的社會地位。自太宗下詔試圖削減山東大姓的特權以來，他們的社會地位並沒有明顯下降。他們繼續大規模地進行內部通婚，要求那些想與他們聯姻的外姓人付出大量財禮，甚至乾脆拒絕求婚。另外，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已移居京師，在京畿的社會中組成了一個緊密的社會集團。659年山東大姓之一拒絕了行為放蕩的李義府的求婚，於是李勸高宗下詔禁止7個大族的11個家系（他們形成了令人羨慕的圈子）之間的內部通婚。這個集團並不包括山東大族的全部，但包括了那些需要控制其特權的氏族。王皇后的氏族就是其中之一。同時對準許的財禮數量實行嚴格的限制，這種限制不是與家庭的社會地位，而是與姻親的官品相聯繫。[37]然而，這些大族似乎很容易躲過這些限制，繁盛景況不減當年。 這些措施有助於武后鞏固她在朝廷上的地位。但在皇帝生前由后妃直接控制政府尚無歷史先例，依然存在一股忠於唐皇室的官員們內心反對的暗流。只要這種情況仍然存在，武后的地位就始終不穩定，因此她尋求那些能給她帶來威信和影響的集團——特別是文人和佛、道僧侶——的效忠。 高宗統治初年，他已對文人進行大規模的保護，其方式是在京師集中學者編輯了一批大部頭的文學匯編。幾個在太宗時期開始的大項目已告完成：成為現在的《隋書》中的「志」的《五代史志》已在629年開始編寫，在656年完成；[38]同年，後來成為官方正史的李延壽私人編撰的《南史》和《 北史》也上呈給皇帝。[39]至此，早在622年就開始組織撰寫的唐以前的官方歷史宣告完成。[40]唐朝的實錄也在繼續編撰。656年，長孫無忌和令狐德棻完成了高祖和太宗兩朝的實錄，作為正式的唐朝歷史。[41]許敬宗孜孜不倦地繼續這項工作，寫了高宗最初幾年的實錄，在659年把它呈獻給皇帝。[42] 另一個延續到高宗初年的大項目是對儒家經書的標準註疏（《五經正義》）的最後校訂。此書的大部分已完成於7世紀40年代，但《易》、《書》、《詩》、《禮記》和《春秋》及其註疏《左傳》在653年才被批准和頒行全國。其他經書的正義也完成於以後幾年。[43] 隨著這些項目的完成，特別是在許敬宗初任大臣的幾年中，皇帝又發起撰寫一系列新著作。以下簡要列出656—663年期間在他的指導下呈送給皇帝的著作：656年，皇帝撰寫的130卷並附有詳細注釋的關於統治者的政策和職責的論述；658年，一部關於西域的60卷大型圖籍，其中收有派往吐火羅和康國（撒馬兒罕）的使臣帶回的材料；同一年，一部長達1000卷的文集《文館詞林》；661年，另一部630卷的文集《累璧》；同年，李善為大型總集《文選》作的標準註疏，這是普遍施之於文學教育的基本著作；663年，一部由太子李弘的老師主編的大型文學名著匯編《瑤山玉彩》問世，計500卷。[44]上述項目與欽命的巨大佛經翻譯工作同時進行（見下文）。 朝廷對世俗的和佛教的學術所作的這種慷慨贊助似乎在665年突然結束。在此前後，武后開始實行對文學的個人贊助，她組織起自己的學者班子，命他們從事為她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工作。他們編了《列女傳》，還有表達武后關於君臣大義的《臣軌》——該書後來成為所有科舉應試士子的必讀課本；另外有與《臣軌》同為一類的《百僚新戒》及音樂和禮儀方面的著作《樂書》。[45] 武后在進行這些學術項目時雇用私人學士集團，其中還包藏著禍心。從7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他們形成了一個秘密的秘書班子，名為「北門學士」；這些人開始為皇后起草奏摺，對政策的制定作出決定，而決策本應是宰相們的職責。[46] 國家不只庇護文人學士。它也對在社會上有更多追隨者的佛、道僧徒團體給予庇護。[47] 我們已經說過，武后把宗教象徵和儀式當做使自己的政體合法化的手段，我們現在就回過頭來看看她與一批真真假假的宗教顧問的迷信關係。指出這一點是值得的，因為她和高宗都沉湎於宗教，雖然他們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 高宗統治初期，他有些勉強地繼續實行他父親對佛教的保護。太宗的贊助與國家的支持使偉大的朝聖者玄奘得以完成一項大規模的重要工作，即把他從印度帶回來的梵文經典譯成中文。 但儘管有這種庇護，以及他在公開場合表現的虔敬行為，高宗本人對佛教的態度即使不是敵視的，也是十分冷淡的。655年他下詔命令佛教僧侶服從普遍的法律，而不是根據637年專門頒布的《道僧格》來審理他們。此舉引來了僧侶們（其中包括高宗非常敬重的德高望重的玄奘）的抗議風暴，以致高宗只好收回成命。玄奘還提出了太宗曾確立道士的地位優於佛徒的問題，但皇帝對此不感興趣。657年高宗又提出了長期存在的問題，即佛教僧侶是否應承認社會上正常的等級關係，是否應服從雙親及君主。657年的詔令禁止僧侶們接受父母或其長輩的致敬，後來由於公眾的抗議，朝廷還是做出了妥協。662年，高宗要求朝廷討論僧侶們應尊敬父母及皇上這一更廣泛的問題，而他以前的高祖和太宗對此都無力解決。經過僧侶們的強烈抗議，朝廷展開了辯論，兩種意見勢均力敵；妥協的解決辦法是僧侶們應尊敬父母而不必尊敬皇帝，這又引起了不斷的抗議，致使詔令不能實行。 儘管高宗在就這一基本政治問題在與僧侶們的正面衝突中失敗了，但當他在664年（其時玄奘已死）中斷了遠沒有完工的龐大的翻譯工作時，他給了佛教真正而持久的打擊。高宗逐漸不再注意佛教，而開始對道教表現出越來越大的熱誠；這種轉變似乎從660年起就開始了。玄奘死後，幾個道教術士對皇帝施加了強烈的個人影響，並在朝廷上得到了官職。 皇帝用比偏愛個別術士更積極的形式表示對道教的支持。例如，666年完成了封禪祀典以後，老子又有了更為顯赫的新頭銜，[48]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道觀（第一次）。[49]道教就這樣得到了佛教多年以來就有的國家資助的寺院網絡。675年，皇帝下令編輯第一部道教典籍匯編。678年，他把道士置於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認皇室與老子之間的虛構的親緣關係。[50]同時，道家主要經典《道德經》被列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必修科目，與儒家經典不分上下。 但從664年放棄了翻譯佛經的計劃以後，高宗還是謹慎地避免採取可能與勢力強大而又組織嚴密的佛教僧、俗人等發生衝突的任何步驟。他在宮中展開了兩種信徒之間的辯論，668年在一場特別尖刻的交鋒後，他下令銷毀偽造的《老子化胡經》，因為它宣稱如來佛與老子實際上是一個人，此事一直是引起爭吵的原因。 就在此時，對佛教的庇護改由皇后接手。她出身於虔信佛教的家庭，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顯然把她看成是贊助人和保護人。武后也是宗教建築的主要贊助人，在她當皇后時期，她主持在龍門石窟里鑿刻了大量的佛像。 674年，她終於成功地廢除了太宗關於在宗教儀式上重道輕佛的詔令。從此以後，兩種信仰地位平等。這是691年武后取得最高權力之後最終把佛教立為國教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所有這些措施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動。皇帝和皇后用這些措施確立了他們作為兩種宗教的庇護人的地位，這兩種宗教的影響已擴展到整個帝國和各級社會。 皇后需要具有這樣廣泛基礎的支持，因為666年完成了封禪祭祀以後，朝廷上的政局出現了對她不完全有利的變化。 大約在這段時期，皇后經歷了一場涉及她的武氏家族成員的危機，因為他們在她當上皇后以後都做上了高官。當時，這些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和個人權勢已很穩固，開始不想再以武后為靠山，開始不太尊重她的母系親屬、仍然極有權勢的原來隋朝的皇室楊氏。666年陰曆八月，皇后只得採取行動對付他們，處死兩個異母哥哥和一個叔叔，謊稱他們毒死了皇帝當時寵愛的魏國夫人，她是皇后姐姐之女，已與廷臣賀蘭越石結婚。傳聞說，魏國夫人是武后本人毒死的。[51] 664年上官儀垮台後，許敬宗是剩下的唯一長期擔任宰相的人，他繼續代表武后的利益，行使不容挑戰的權力。但他畢竟是72歲的老人了，而最高一級政府在日益增多的財政和軍事問題面前顯然需要加強。665年，朝廷任命了一小批新宰相，但他們在一兩年後都被免職，被兩位高宗的最有成就的將軍姜恪和劉仁軌所取代，他們經常離開朝廷去遠征。667年，皇帝感到缺乏可靠的參謀，就任命了一批能力很強的新宰相，他們至少恢復了進行正規朝政程序的門面。 新宰相無疑不是統治階級中的新成分的代表，但也不是聽命於武后的傀儡。楊弘武是隋朝謀士楊素的侄子，因此與武后之母是親戚。趙仁本是來自河南西部的陝州的世族，他在御史台和吏部有出色的政績。李安期的祖父和父親在隋朝和初唐先後任中書令，他少年時即為奇才，後來連續擔任高官。他還在7世紀40和50年代從事國家的各種文學事業。他出身於河北北部的望族。這個宰相班子其餘的兩名成員也來自河北，戴至德（？—679年）是太宗時期著名宰相戴冑的侄子兼養子；張文瓘（605—677年）是李世勣的門生，出身於7世紀後期產生許多高官的一個河北氏族。儘管已知新班子的成員中只有張文瓘參加過科舉考試，但他們都是傑出的學者。 667年末，李安期被派到地方任職，第二年，已經很老的楊弘武死去，趙仁本與許敬宗鬧翻，被免去宰相之職。但是戴至德和張文瓘在679年和678年（原文如此。——譯者注）分別死去以前一直任宰相，使政府得到多年缺乏的那種行政上的延續性。 任命這批新的宰相可能與朝廷開始面臨因朝鮮戰爭而逐年增長的花費所引起的嚴重內政問題有關。例如在666年，中國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河北，全部稅收都被送到遼東供給征伐高麗的軍隊使用。[52]政府試圖通過使用劣錢（見下文）來解決問題，這證明是一個災難。668年、669年和670年一系列的饑饉和自然災害使局勢變得更壞。皇帝被迫砍掉各種靡費的建設；670年，問題竟發展到使武后表示要放棄後位——當然這只是一種毫無誠意的姿態——以平息上蒼之怒。[53] 這時皇后又經歷了兩次家庭危機。第一次在670年陰曆九月，她的因有顯貴親屬而在朝廷上成為她重要幫手的母親死去了。[54]第二次是武后的姐姐（已於666年被害）的兒子賀蘭敏之捲入了一樁重大的醜聞。在此之前，武后已把賀蘭敏之的姓改為「武」，這樣他就能在她的幾個異母弟兄被殺後，承襲她父親的頭銜。但以追逐女性而臭名遠揚的敏之行為越軌，他誘姦了已中選為太子妃的楊思儉的女兒。武后總是迅速除掉使她陷入困境的同夥中的不良分子，於是就把敏之發配到遙遠的南方殺死，隨即又清洗了他的已知的同夥。[55] 同年，即670年，武后失去了支持她最久和最忠實的幫手許敬宗；他在78歲時退休，兩年後死去。幾乎立刻就出現了反對他的活動。一部分廷臣表面上以他的冷酷行為為由，想授予他不受尊敬的諡號，因為他曾發配自己的兒子去遙遠的南方，還把女兒嫁給南方部落首領之子以換回大量彩禮。許的傳記也提到他無法無天和貪婪的聲譽；673年，朝廷下令修訂他編撰的國史，刪掉書中不實之詞和不實之情。許敬宗把持朝廷達15年，尤其是他使武后能夠取得最高的政治權力，所以這種反映是對他的自然的反感。 不過，正當武后的影響看來要削弱時，皇帝的健康狀況再次惡化。672年末，太子奉詔監國；皇帝病情一度好轉後，太子在673年陰曆八月又不得不承擔受諸司啟事之責。這一年，皇帝的健康狀況如此不佳，以致召來著名的道家老醫生孫思邈給他治病。第二年，即674年初期，皇帝病情嚴重，朝廷正式討論武后應否臨時掌管政府。 這個動議由於受到眾朝臣和宰相們——特別是郝處俊和李義琰的強烈反對而未能通過。朝廷此時由相當龐大而穩定的一個宰相集團控制：他們是戴至德、張文瓘、李靜玄和幾乎一直在指揮作戰的將軍劉仁軌。他們至少在表面上開始使行政工作程序恢復正常，儘管武后通過她個人的秘書班子繼續對朝政施加影響。 674年後期，武后公開地廣泛籠絡人心，她的奏議提出12點對庶民和政府官員均有所讓步的改革主張。各種主張多半只表達了虔誠的願望而不是實實在在的政策，但它們仍反映了對當時各種問題的一種敏銳的理解。其要點如下：「一、勸農[56]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以上主張基本上包括在一個詔令之中，並予以發布。它們以泛泛之論來處理那些長期存在的問題，旨在贏得官員和納稅人的歡迎。另外，它們還表現了武后對提高婦女地位的興趣及皇帝獻身於道教的跡象。675年，朝廷又作出進一步的讓步，即取消由於支付朝鮮和西北戰事的軍費而征課的捐稅。 675年，又有人提議恢復政府「正規的」形式，這時戴至德和劉仁軌被任命為尚書省的左、右僕射，而自7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尚書省就已缺少主要首腦。這個動議使政府的行政機構在宰相們審議高級政策時重新得到了發言權。 在676年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宰相。他們是前宰相來濟的兄長、揚州人來恆。高智周（602—683年）為另一位來自江蘇南部的南方人，已通過了進士考試，長期在學術部門擔任高官，在7世紀50年代參加過幾項龐大的文學作品匯編工作，曾擔任太子的老師。李義琰（死於688年）也是進士，出身於河北的名門望族。他早年是李世勣的門生，665年到朝廷擢升高位以前長期在地方任職。高宗很尊敬這位學識淵博的名人。他是674年反對武后攝政的動議的主要人物之一。最後一位是薛元超，他出身於山西南部的望族，是一位早熟的青年學者，得到太宗寵愛，與皇室的一個地位較低的公主結婚，高宗做太子時，他曾在太子府任職，又是《晉書》的編撰者。高宗登位後，薛元超先後在門下省和中書省任要職，顯然他會位至三公。664年上官儀被處決時，他卻被貶並流放到很遠的南方，674年獲赦免，立刻當上朝廷高官，在683年年中因身體狀況不佳而不得不退休以前，他對皇帝也有極大的影響。 這些宰相都是名聲清白的大臣，他們在7世紀80年代以前使朝廷出現了一個顯著穩定的領導集團。但那時，武后已通過北門學士獲得了自己控制和影響朝廷議事的手段。北門學士的主要人物有劉禕之和元萬頃，他們充當了她的私人代理人和私人秘書，漸漸干預起許多原來應由宰相們關心的事情。 675年，皇后取得權力的主要障礙因太子李弘突然死亡而消失了；太子不僅被皇帝本人寵愛，而且還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讚許和愛戴。[57]在皇帝最近患病期間，他十分勝任地管理各項事務，他死前不久經常站在皇帝一邊反對武后。幾乎就在他臨終前，他還就被殺的蕭淑妃的兩個女兒所受不公平的待遇與武后公開爭論過，因為這兩個女兒已被幽禁在宮中20年而沒有結婚。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李弘是武后毒死的。太子死後，皇帝向朝廷宣布：他只是因為患病，才沒有傳位給太子，為此他採取了一個不平常步驟，即諡李弘為「孝敬皇帝」，仿佛他真的當過皇帝似的。[58] 太子的位置立刻由武后所生的皇帝第六子雍王李賢代替，對此我們可作一簡短的回顧。[59] 武后當時清除對她具有潛在威脅的其他皇室成員。675年，一位低級妃子給皇帝生下的第三子李上金，因捏造的罪名被流放到湖南的蠻荒之地。[60]第二年，即676年，蕭淑妃所生的第四皇子、愛好學術的李素節，有試圖影響他父親的表現。自666年以來，武后就謊稱他生病而不讓他上朝，676年，他因賄賂公行的莫須有罪名而被流放。[61] 677年，一個由著名大臣組成的很強的新班子成為新太子的顧問，679年當皇帝又因病不能親政時，太子負責政務，表現得非常明敏，因而贏得了很高的讚譽。武后在除掉李弘後，現在又面臨一個潛在的對手。 第二年，皇后著手對付李賢。在此以前不久，另一個術士明崇儼已得到皇帝和武后兩個人的寵愛，他曾私下預言太子不適合繼位，而武后另一個兒子卻有未來統治者的相貌。679年陰曆五月，明崇儼被盜賊殺死，兇手始終沒有抓到。武后認為李賢對此事有責任。[62]她開始譴責太子，並命她的馴服工具「北門學士」編寫《孝子傳》和《少陽政范》作為對他的直接告誡。朝廷和後宮開始流傳謠言，說太子不是武后的兒子，而是7世紀40年代與武后一起進宮的她的姐姐韓國夫人之子。 李賢是個好色之徒，他與他的幾個家奴有不正當的關係，因而引起官員們的不滿。武后為此向皇帝正式抱怨，皇帝於是派三名高級官員薛元超、高智周和新任宰相裴炎調查此事。在調查過程中，他們在太子的馬廄里發現了幾百套盔甲，於是斷定太子在策劃政變。也在受審訊的太子寵奴指控太子害死了術士明崇儼。 皇帝非常寵愛李賢，對指控他的罪行顯然是半信半疑，仍想赦免他。武后卻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皇帝，於是太子被貶為庶民並被幽禁在長安。太子後來流放到四川，幾年後被迫自殺。很清楚，公眾對此案疑慮重重，因為皇后下令在洛陽公開燒掉發現的盔甲，以便讓百姓和官員看到太子的罪證。[63] 許多有名人物在李賢的倒台中受到株連。宰相張大安，被謫流放四川；兩位王子王李煒和曹王李明被流放到很遠的西南地區；另外幾位大臣曾是李賢的老師，他們雖然後來都被赦免並官復原職，但對他們的指控損害了他們的權力。[64] 680年陰曆八月二十三日，皇帝第七子、武后的第三胎英王李哲被立為太子。[65] 以後的幾年，朝廷的局勢保持相對穩定。新太子是14歲的孩子，不能在政治上起積極作用。這時皇帝的健康很不穩定，因此不再對從不屈服的武后構成威脅，而武后似乎也滿足於皇帝作名義上的君主。681年，在674年公開反對武后攝政的郝處俊被皇后巧妙地免去了宰相之職，而當了太子的老師。這個差事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 那時整個帝國處於長達幾十年的巨額軍費造成的財政危機之中。後來大量宮室和公共建築的新工程又使這個問題更加尖銳。物價上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批農民逃往未開發地區試圖逃避納稅，而饑荒和乾旱的報告頻頻傳來。朝廷幾乎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除了作出減少鑄造已經短缺的錢幣的災難性決定外，朝廷提出解決王朝財政問題的唯一的積極建議就是打算賣掉皇宮馬廄中的馬糞。[66] 當皇帝健康時，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小事上，如派人遠至長江去搜尋稀有品種的竹子等等。他再次處於武后的影響之下，又開始準備一系列新的封禪祭祀，這次打算輪流在五嶽舉行。676年和679年的兩次已經作好了安排，但因前線又出現了麻煩而被取消。後來武后計劃在684年新年舉行，以表示上蒼對高宗統治的最後的認可。 但在683年後期，皇帝的病情惡化，因此封禪大典又被取消。[67]皇帝正遭受暈眩和失明之苦，可能還得了另一次中風。一個為他治病的醫生建議放血。皇后反對，但高宗堅持放血，結果他得以重見光明。[68]詆毀武后的人喜歡用這一事件來證明，她不希望高宗康復而希望他死去。但是，那時她丈夫已不再是她取得最高地位的威脅，況且始終存在著一種危險，即他的繼承人證明要擺脫她的控制。 儘管高宗病情暫時有所緩解，但不久又更加惡化。683年陰曆十二月初四，他召見右相裴炎，授以遺詔，命令太子在他的靈柩前登基，年輕的皇帝有不能單獨決定的軍國大事，應與武后協商解決。[69]他在同一天死去。 高宗的對內政策 高宗在位時間比他父親和祖父加在一起的時間還要長，他常被貶為在重要的政治制度上建樹極少的統治者。但高宗時期，對管理上的革新需求不多：基本的政府機構已於高祖時期設立，太宗又加以改進和使之合理化。高宗繼承的是一個穩定的國家，它具有一套順利地發揮作用的制度，一個受集權的法制約束的行政體系，其中各官署的職責都由法律作了周密的限制和規定。制定出的兵制和財政制度把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減少到最低限度。政府主動實行的政策被嚴格地限定在維持秩序、處理軍事任務以及管理土地制和稅制等方面。事實證明，這套行政體制具有非凡的持久性，在缺乏堅強的上層直接領導時又具有明顯的彈性。它經受住了高宗統治的緊張時期、武后篡權時期和她垮台後唐皇室恢復時期的考驗。它的設置是為了使它能在最低限度的中央積極指導的情況下繼續發揮作用。 這一種制度化的行政機器的基礎是制定成套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以使政府能順利地運轉，而這正是整個高宗統治時期所不斷關心的事。 太宗對繼任者的遺訓之一就是修訂唐律和行政法規使之適應形勢。[70]這件事已完成：651年，以長孫無忌為首的一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組織把奉敕修訂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報皇上。651年陰曆九月的詔令向全國頒布新法。[71]新法經過全面修訂，成為唐代一系列法律當中最重要和影響最大的法律之一，它稱為《永徽律令》。第二年，高宗又組織了另一個有幾名法律專家在內的組織，以編寫一部能用於法制教育的詳細的刑法官方注釋。這部形式稍作變動而成為流傳至今的《唐律疏義》，在653年陰曆九月完成並被送呈皇帝。它經過小的修改後在幾個世紀中一直是刑法的權威性的註疏。[72] 這些不朽的著作完成以後，在高宗時期有人為了使法典適合當時的形勢而作了系統的努力。這項工作包括把原來在詔令中頒布的格編成法典，並對為執行法律而制定的詳細規定——式進行小的修改。665年，當全部官署的名稱改動了以後，高宗命令刑部的主要官員修改格和式。[73] 676年政府又下令對法律進行意義更為深遠的修改，這次不僅修改格和式，而且也修改行政法的主要部分（令），這項工作在677年初期完成。[74]高宗去世後不久，又進行了一次修訂。[75] 因此，高宗統治時期肯定沒有忽視法律。相反，法典以大致12年的間隔期，經過仔細修訂並使之順應時勢，這比唐代任何時候都更正規。 這個時期個別法學家和註疏家也相當活躍。朝廷上兩位傑出的官員趙仁本（667—670年任宰相）和崔知悌完成了私人選編的案例《法例》，它後來普遍使用於7世紀的法律學校。崔知悌的這部私家著作成了一部使用方便的現成的法律摘要，以致在667年被禁止在朝廷使用。[76] 高宗另一個遠比他的前輩偉大的政績是重新建立科舉制度，並在他統治時期更多地通過科舉制起用官員。[77]中舉和應試的人數開始迅速增多，科舉制的影響開始在最高一級官僚機構中表現出來。高宗的幾個宰相都有功名，相當數量的官員開始以這種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誇大這個趨勢。官員中中舉的人依然是少數，大部分官員仍靠世襲的特權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從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於1400名胥吏有資格進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過進士考試。[78] 經常聽說，通過科舉制徵用人才是有意識地試圖增加對武后新政體的支持，因為這給統治階級帶來新的社會成分，但支持這種論點的材料很少。能參加科舉考試的人來自兩種途徑：或來自京師的國子學，但能進入這些國子學的幾乎都是勛貴和高級公卿子弟；或是被他們所在的州當做「貢品」送上的。後一條路是寒士能指望參加科舉考試的唯一途徑，中舉的人不多。例如在670年，11個中舉的進士中只有一個是來自地方；在681年的51人中只有一人，在682年的55人中只有一人。[79] 有關所謂的高宗和武后故意利用考試來改變官僚隊伍社會成分的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652年、653年、663年、669年、671年、672年和676—679年暫停實行科舉制。相反，在唐朝的其餘時期，除了少數例外，每年都舉行科舉考試。換句話說，在武后660年完全控制了朝廷以後，她本應該忙於通過科舉制吸收新的統治精英，但她卻有十年根本沒舉辦科舉考試；而在665年，所有的應試者——至少參加進士考試的人——都未中選。只在670年、673—675年和682—683年有較多應考人中舉。660—683年通過進士考試的年平均數僅為18人。[80] 高宗統治時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變統治階級內部社會力量的對比這一難以作為定論的企圖，而是對科舉制本身進行一系列大改變。651年，隋朝和初唐最高級的秀才考試中斷。此前取得秀才功名的人極少。除了太宗時期設立的法律和書法（實際為語言學和古文書學）兩科外，656年又新設一門新的專科數學考試和一所為該科培養考生的專門學校。數學考試與原有的兩種考試一樣，是專為低級官員和庶民的兒子舉辦的。但在658年，所有的專科學校和專科考試都停辦。662年它們又在僱傭其中舉者的政府部門的控制下恢復：大理寺管法律學校，太史局管數學學校，秘書省管書法學校。671年，這幾所學校可能又變成了國子監的一部分。[81] 科舉考試僅僅使中選者得到當官的資格（出身），但有更多的人通過其他途徑也得到了這種權利。例如，在657年，估計有資格當官的人三倍於他們能得到的官職。為了從取得當官資格的人當中選人擔任實職，選舉制被採用了。如同太宗時期和高宗初期，這項制度帶有極大的隨意性。669年，裴行儉制定了實行選舉制度的詳細規定，這項規定在唐朝其後的時間決定了官員的選拔和升遷。[82]據說武后用「糊名」來確保選舉制度的客觀性，這樣，候選人的身份和社會出身就不能影響選拔的結果。 科舉制本身在681年也經歷了一次很大的改革，從而再次確定了唐朝其後時間的科舉形式。直到此時，「明經」和「進士」兩科考試已變得非常相像。兩者都是讓應考人完成專題文章，只是題目不同（明經科考經書及其註疏，進士科考政治事務）。681年的改革給兩種考試帶來了徹底的變化。明經科此時要求完全掌握經文（678年以來它包括道家的《道德經》，也包括傳統的儒家經籍）及其傳統疏義。它基本上成為一種強調死記硬背的考試。新的進士科也要求有一定的經籍知識，但不那麼詳細；另外要求考生依式寫出詩賦等文學作品，同時還要寫政治和哲學論文。從此以後，進士功名的取得比明經困難得多，因而其威望也遠高於後者，而在以前，人們則更重視明經的資格。[83] 另一個創新在高宗時期雖屬罕見，但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這就是658年第一次在皇帝本人命令下為特定應試人舉行的殿試。[84]在以後各朝，殿試幾乎和進士試同樣被看重。 因此，國家的首要的官員選舉制在高宗時期得到了徹底改造。8世紀盛唐時期實行的選舉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時期傳下來的。 高宗實行的建設新都、不斷擴大官僚隊伍，尤其是經常進行大規模征戰等等政策，給帝國的財政帶來了持久的和不斷增長的壓力。 高宗的主要的財政問題是太宗時期早就遺留下來的。人頭稅這一基本稅制如果要有效地推行，就需要詳細登記一切戶口，以確定誰該納稅。在隋朝，609年登記的超過900萬戶。太宗時期已不到300萬戶。[85]這種驚人的銳減不是由於隋末唐初內戰時期人口大量死亡，而純粹是由於地方政府沒有對人口進行全面的登記。甚至在高宗統治的初期，登記的戶數也只有380萬戶——當然這遠不足實際人口的一半。[86]可見有近逾一半的人口未被登記，因此就不納稅。高宗像他父親一樣，也知道這個問題，但是，雖然在654年和677年對登記制度進行了幾次小的改進，基本的問題仍沒有解決。 對稅制沒有進行改革，雖然帝國的某些地區獲准以穀物以外的貨物納稅，以減少漕運到京師的費用。後來656年，政府又試圖消除黃河三門峽引起的運輸堵塞，和開闢從東北部平原運漕糧去長安的更方便的路線，但未能奏效。[87]672年沿渭河流域通往長安的河渠得到了改善，[88]但往長安的穀物運輸仍既費錢又費工。 隨著行政費用和官方消費的增長，國家的經濟形勢從整體上看已經惡化。太宗時期一般來說是繁榮和物價低廉時期，這種情況延續到7世紀60年代初期。但是，在此以前，官鑄貨幣明顯供不應求。大規模的私鑄成為一個主要問題，特別是貨幣經濟基礎最牢固的長江流域更是如此。660年政府曾試圖折價收買私鑄幣，[89]但不論這個措施也好，或者對私鑄進行前所未有的嚴懲也好，都沒有成功地解決這個問題。 666年，情況惡化到了危機的程度，當時政府不顧一切地企圖滿足壓倒一切的財政需要，有意識地降低新鑄銅錢的成色，讓金屬含量與一般銅錢相同，但其面值卻大了10倍。[90]但隨後出現的對貿易的破壞是如此嚴重，以致新幣在發行的第二年年初就被收回，這個考慮不周的措施嚴重地搞亂了經濟。[91] 高宗統治後期的顯著特點是持續多年的歉收。670年，穀物嚴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釀酒。[92] 7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乾旱、蟲災和饑饉接踵而來，一直達到危機的程度。680年，糧價之高，前所未有，[93]政府認為高物價是流通貨幣過多的結果，因此大量減少鑄造新幣，對私鑄的懲辦也比以前更加嚴厲。[94]與此同時，從原有登記地區逃往其他地區而成為不登記、不納稅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高宗是在經濟和財政危機依然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下去世的。 雖有這一總的失敗，高宗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價的措施，並取得部分成功，它們後來繼續使用於整個唐朝。政府周期性地從自己的中央穀倉中拿出穀物以低價賣出，679年甚至用穀物換回私鑄錢。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進一步發展常平倉，655年，京師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資供應充分時以高於當時市價的價格買回商品，物資短缺時再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出，使物價浮動保持在一定限度內。後來每個州都設立了這種糧倉。[95]太宗時期設立的義倉也保留下來，作為對付本地饑荒的安全措施。651年以後，義倉儲備糧的徵收基礎是各戶財產的估算數額，而不是耕地面積，這可能是在稅冊中的土地材料不完備的緣故。[96] 對外關係 不管對高宗統治下的國內政治作出什麼樣的評價，唐朝的軍事力量和威望在這個時期都達到了頂峰，甚至超過了太宗時期。在短暫的幾年中，唐朝控制的中華帝國的領土比它以前和以後都更為廣闊，長安的影響已達到中亞和東亞的大部分地區。但由於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困難困擾著帝國內部，高宗和武后在進行這些征服時，濫用中國軍事力量，超過了合理限度，並且過分延長了唐朝的防線。這種情況，再加上中亞和北亞新的強國的崛起，最終迫使中國收縮自己的邊境。高宗統治的最後幾年，唐帝國的大部領土再次淪陷於「夷狄」之手，有些地區甚至被他們長期占領。 西突厥 主要由於太宗的精明外交，在他死去時西突厥的力量已被內部衝突嚴重削弱，咄陸可汗被身為唐代封臣的乙毗射匱代替。咄陸垮台之際，他的部下阿史那賀魯逃往中國，後成為中國軍隊的將軍，並任隴右（甘肅）一個州的都督。但賀魯一聽到太宗死去的消息，立刻背叛了唐朝，向西侵略乙毗射匱的領土並把他推翻。他宣布自己為沙缽羅可汗（統治期651—657年），並在自己的統治下重新統一了西突厥帝國。他在短時期內就控制了整個塔里木盆地，並擁有伸展到帕米爾以外直到波斯邊境的廣闊領土。 突厥人多次跨過中國邊界入侵，迫使高宗派部隊遠征沙缽羅可汗。經過幾次長達數年的未決勝負的戰鬥，657年唐朝將軍蘇定方終於在伊塞克湖附近的一次戰役中擊敗西突厥軍隊，沙缽羅逃往塔什干，但塔什干人把他交給了中國人。 後來高宗再次把西突厥劃分為都陸和弩失畢兩個部落聯盟，並立兩個臣服唐朝的對立的可汗為它們的首領。西突厥在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的故土分別置於唐朝兩個都護府的管轄之下，它們的管轄範圍與西突厥帝國以前劃分的東、西兩部分大致相符。從前歸新疆西部、俄羅斯突厥斯坦和奧克蘇斯河流域的西突厥人控制的外國人，也在659年和661年正式接受中國人的轄制。唐帝國的版圖於是從中國海一直達到波斯邊境，其中中國轄制的一部分新領土稱為波斯都督府。但新領土十分遼闊，唐軍分布的力量又非常單薄，因此唐王朝權力的這種進一步擴張只能維持一個短暫時期是不足為奇的。665年初，都陸和弩失畢兩個部落聯盟反叛了擁唐的可汗，再度從中國手中取得了獨立。 唐朝這次向西部擴張，正在波斯的政治局勢出現全局性的變化之後。太宗統治時期，波斯薩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毀。波斯國王伊嗣俟三世在638年派使團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領使團的國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長安定居，其後高宗統治時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還允許他在長安建一座襖教寺廟。按照一種說法，高宗於677年派出中國軍隊幫助王子重獲王位。但中國軍隊護送卑路斯最遠只能到龜茲，然後便返回唐朝。事實證明，卑路斯復位的企圖完全失敗了，他回到長安後死在那裡，大批波斯少數民族滯留在中國的京城。 高宗時期，中國第一次與征服薩珊王國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聯繫。第四位哈里發奧斯曼派出的第一個阿拉伯使團在651年向唐廷貢獻方物。 朝鮮半島 太宗曾希望649年的大戰會最終征服高麗，但太宗臨死以前親自取消了這次戰役。這反而加強了高麗的獨裁者泉蓋蘇文的侵略野心。655年他攻擊滿洲南部的契丹人，後者已於648年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的附庸。656年，泉蓋蘇文聯合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王國入侵北面的新羅，占領了新羅30多個城鎮。同時，新羅試圖說服高宗與它一起消滅高麗的力量。這個計劃對高宗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由於新羅已迅速地引進了中國文化中的許多內容，並且按照中國的路線確立它的制度，這一建議就加倍地吸引人了。 這兩個盟國決定從兩個方向進攻小國百濟，然後把它當做入侵高麗本土的基地。到了660年，充分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中國大將蘇定方率領號稱10萬人的大軍出山東半島渡黃海，在百濟的首都、錦江邊的泗沘城附近登陸。同時有5萬大軍從新羅衝破百濟西部的防線，然後圍攻泗沘城。由於被包圍，百濟國王逃出都城，他兒子以該城和國土投降了唐軍。百濟皇室成員在長安當了人質，中國官員在1萬名中國占領軍的支持下被派往這一被征服王國的全國。 以奪取的百濟為基地，高宗（或是武后，她已在丈夫最近患病時接管了政府）策劃中國軍隊從百濟和遼東同時進軍，對高麗進行幾面夾攻。蘇定方指揮的遠征軍從北面深入高麗腹地，圍攻平壤。但在百濟的中國軍隊被一次叛亂牽制住，不能參加進攻。新羅的支援又太遲，蘇定方的部隊被迫撤回。百濟的抵抗運動由一位名為牟岑的將軍領導，他短期地恢復了王室，直到663年後期才最後投降。叛亂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後者在錦江口與中國人進行的一次大海戰中損失了400多條船。 666年年中，泉蓋蘇文之死以及繼任者與其兩個弟兄的內部爭鬥，使形勢變得對中國人有利。當新首領請求中國人協助對付他弟兄的反叛時，唐朝的反應是以年邁的李世勣率軍對高麗發動水陸大戰。新羅的一支大軍從南面配合進攻。668年陰曆九月，唐朝的一系列勝利達到頂點，這時李世勣經長達一個月的圍攻後攻陷高麗首都平壤，帶著20萬俘虜（其中包括高麗國王）返回中國，並把高麗國王獻到太宗墓前祭奠。一個有兩萬駐軍的都護府在平壤設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麗王國。 軟弱的高宗能如此成功地完成導致隋煬帝和唐太宗災難性失敗的重大軍事遠征，這似乎令人奇怪。但高宗享有兩個其前輩所沒有的有利條件。第一，泉蓋蘇文死後，高麗國內發生內亂，其防線遭到嚴重的削弱。第二，唐朝軍隊占領了可從海上得到供應的百濟作為基地，便能迅速打擊高麗的心臟地帶，開闢第二條戰線。唐朝軍隊不必再依靠穿過遼東的漫長的陸路，這條路夏天遇雨非常泥濘，又為過早來臨的嚴寒所苦。 但唐朝不能長時間享有軍事上的優勢。670年，高麗反抗占領軍的叛亂成功地使王室得以復辟。[97]儘管四年以後叛亂被鎮壓下去，但反對中國占領的抵抗在高麗持續不斷。抵抗受到企圖在朝鮮半島上建立統治的新羅的支援；新羅這時已開始侵占百濟從前的領土。676年，中國人被迫把平壤的都護府撤至遼東更安全的地帶，[98]所有的中國官員都從高麗被召回。678年，高宗經勸說停止對新羅發動大戰，理由是對吐蕃的防禦已成為比控制朝鮮更為急迫的事情。[99]新羅已在幾年內占領了百濟和高麗南部的大部。[100]同時，唐朝越來越注意離本國較近的嚴重得多的軍事事務。由於大量的兵力投入對付西面吐蕃人的戰役，朝廷無力再派更多的部隊去朝鮮遏制前盟友的侵略性的擴張，因此占領和統治朝鮮的計劃被取消。 地圖8　高宗時期中亞的保護地 地圖9　高宗對朝鮮的幾次干預行動 吐蕃 中亞的一個大變化是吐蕃的大規模擴張。吐蕃的大規模擴張始於偉大的吐蕃王棄宗弄贊，甚至順利地持續到他650年死去以後。吐蕃的力量朝各個方向滲透，進入西藏高原西部、雲南和四川的邊境地區以及尼泊爾，往北進入塔里木和現青海省的肥沃的牧場（當時是吐谷渾的領土）。在7世紀60和70年代，高宗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高麗戰爭方面，對吐蕃的日益增長的威脅有一段時間未能給以充分的注意，結果聽任西部邊境發生了極為重要的戰略性變化。 660年吐蕃人攻擊吐谷渾。663年他們再次發動進攻，把吐谷渾人趕出他們青海湖周圍的故土。吐谷渾國王在絕望中懇求中國人給以援助，但遭到拒絕。當吐蕃和唐朝領土之間唯一的緩衝國被吐蕃摧毀時，高宗就是這樣袖手旁觀的。隨著吐谷渾的被征服，吐蕃就能自由出入甘肅邊境和塔里木盆地。 670年，吐蕃開始蠶食唐王朝從前在四川邊境部族地區設立的各邊境州。再往西，吐蕃人又與殘存的西突厥部落之一弓月結盟，大舉侵犯中國在塔里木盆地的領土。665年，吐蕃與疏勒國王聯合進攻于闐，切斷了通過塔里木盆地的南部通道。670年，在於闐國王的援助下，吐蕃向北進攻，占據了唐朝安西都護府所在地龜茲以及焉耆。中國人因此被迫從吐魯番以西的大部分塔里木盆地撤退，並放棄了安西都護府和控制著塔里木諸土邦的安西四鎮。[101] 但是吐蕃對塔里木盆地的控制並不十分穩定。673—675年，與吐蕃和他們的西突厥盟友吵翻的疏勒、于闐和焉耆等國的國王重申他們對唐王朝的效忠，於是安西都護府得以重新設立。與此同時，中國人對通往西面的另一條穿過天山山脈以北的準噶爾和伊犁河谷的路線加強了控制。677年當吐蕃在西突厥可汗的援助下再次入侵塔里木時，中國仍保持對此路線的控制。679年，中國軍隊打敗了西突厥，俘虜了西突厥可汗並進軍碎葉，在碎葉築城設防。同年，吐蕃人被趕出塔里木盆地，安西四鎮（此時包括取代焉耆的碎葉）再次設立。 但是，唐軍在對付吐蕃從青海湖周圍的前吐谷渾領土對甘肅構成的遠為嚴重的威脅時，則不那麼成功。670年，旨在奪回中國在這個重要地區失去的土地而由薛仁貴領導的一次大戰遭到慘敗，唐朝的遠征部隊幾乎全軍覆沒。676年，吐蕃國王的死導致一系列的內亂，高宗希望利用這個有利的機會進攻吐蕃。他被勸阻，但兩年以後，另一支由李敬玄指揮的8萬人的中國軍隊奉命進攻青海地區，但也失敗了。中國軍隊受到重創。吐蕃人繼續襲擾邊區，並鞏固他們對青海地區的控制。680年又占領四川西北的戰略要地安戎，使他們能牢牢地控制四川和雲南邊區諸部落民族。 在高宗末年，唐廷對吐蕃已拿不出任何積極的政策。從677年起，保衛崎嶇難行的現甘肅和四川的西北邊境需要建立一支更龐大的常備軍，儘管那裡建立了屯田組織而使部隊能夠部分自給，但事實證明那裡的後勤供應是困難而又昂貴的。同時，吐蕃的擴張卻大大地加快了。[102] 東突厥人的復振 679年，在太宗摧毀東突厥可汗國幾乎半個世紀後，突厥各部在長城外今山西省北部叛唐。叛亂於681年末被鎮壓，雙方兵力的損失都很慘重。但是682年末，頡利可汗的後代阿史那骨咄祿可汗（即鄂爾渾河碑銘上的頡跌利施可汗）統一了東突厥人餘部。他在鄂爾渾河上游的故土成功地重建了東突厥人的國家。他在對抗中國人時得到了突厥人阿史德元珍的援助；後者的家族早已效忠於唐王朝，他本人也已接受了中國教育。在高宗的餘年，東突厥人在他們的聯合領導下繼續侵襲今山西、陝西和寧夏諸省的邊境地區。這種邊界戰事造成雙重損失，因為唐朝騎兵需要的大量戰馬大部分產於這個地區。[103] 當高宗在遺詔中命令太子處理國家重要事務時應與皇后協商時，他一定是有意地要確保武后在他自己在位時期建立的政治統治能夠繼續下去。很可能他已得出結論，中國一旦又被邊界糾紛和國內的財政危機所困擾時，它在武后堅決的、哪怕是殘酷無情的控制下要比在年輕和缺乏經驗的皇帝控制下更好。 新皇帝的登基典禮往後拖延了幾天，在此期間，武后在裴炎的協助下作了安排，以便通過門下省和中書省來處理政務。新皇帝（廟號中宗）登基時，武后就成了皇太后，但大權絲毫未減。在下一章將會談到，中宗繼位後幾個月就被迫退位，由他的弟弟繼承皇位，但一次宮廷政變又使後者成了傀儡。武后終於成為整個的帝國無與匹敵的統治者，李唐皇室70年的統治就這樣結束了。 比起她意志軟弱和優柔寡斷的丈夫來，武后才是太宗傳統的真正繼承人。但後世的歷史學家如果不根據武后在高宗死後的行為來衡量她對高宗的控制，就不能弄明白高宗的統治。人們常把她在660—683年的治理與她在7世紀80和90年代實行的恐怖和恫嚇政治混為一談。但事實並非如此。她通過宮廷政變或搞宮廷陰謀積極而公開地干預政治，在高宗生前只有四五次，後來只是作為皇帝背後的勢力來確立和維持她的地位。她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真正的統治者，但她只是通過皇帝和他的朝廷行使她的權力。高宗在去世前仍保留著相當大的個人權力。他得到了由朝廷卿相形成的強大勢力的支持，他們強烈反對武后任何使她地位合法化的企圖。對官僚集團有計劃的清洗還沒有進行。高宗生前，受害者僅限於那些在宮中，或在她的親戚中，或在皇室中，或在朝廷官員中對她施加影響控制皇帝的行動構成威脅的人。指出這一點並不是否認她對決策無可懷疑的權力和影響，或是否認她在必要時為了達到目的而採取非常冷酷無情的手段，而只是想說明她在683年以前和以後是用迥然不同的手段達到她的目的的。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高宗統治時期不是沒有制度上的改進，國內也出現了持續的和平，雖然為了軍事遠征和其他政策花費了大量的賦稅和人力。高宗統治時期，人民基本上沒有表現出不滿的跡象，只是在最後10年，無限制的軍費和為擴大的及不斷增加的官僚隊伍而必須提供的開支才開始把很重的負擔強加給群眾。高宗時期軍事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這些成功使帝國的兵力過於分散，由於新的敵對國的出現，帝國的軍隊又被迫後退而處於防守。到了683年，帝國甚至已經喪失一部分太宗征服的邊界領土，並且正在經歷一場重要的內部危機。 但是，它不是傳統歷史學家所攻擊的高宗及其作威作福的皇后在其統治末年的那種危機。各種史書基本上都是那些本人即為朝廷官員的歷史學家所作的關於中央政府活動的朝政記錄，而高宗統治時期中央政府最高層的行為對於這些歷史學家來說顯得是災難性的轉折點。太宗與其朝臣目標的一致、宰相之間坦率公開的議政以及成為太宗政治特點的親密的君臣關係，早已消失無餘。代替它的是一個缺乏堅強領導的朝廷，在那裡，討論被壓抑，官員中充滿了恐怖、不安全、猜疑、相互誹謗和不斷傾軋的氣氛。政策是由武后和她的私人寵幸決定的，然後強加給皇帝和朝臣，政府的正規形式早已無人理睬。 然而，即使在朝廷，也不是一切都一無是處。高宗統治的後半期，有一批能力很強的宰相為他效勞，為了彌補武后在655—664年攫取權力時造成的損失，他們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直到高宗統治後期，武后的位置基本上是不穩定的，只能依靠間接的手段控制朝廷。她一直易受攻擊，她的地位是靠個人的控制而不是靠任何堅實的制度基礎來維繫的。不過，她鮮明地把自己確立為高明而機智的政治家，到高宗統治後期，她的權力地位已經不可動搖，以致在高宗死後她可以穩操勝算地成為中國不可置疑的統治者。 * * * [1]《唐會要》卷1，第3頁。 [2]《唐會要》卷56，第961頁。 [3]《唐會要》卷4，第41頁；《舊唐書》卷86，第2823—2835頁。 [4]《資治通鑑》卷199，第6267頁。 [5]孫國棟：《唐貞觀永徽間黨爭試釋》，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7（1965年），第39—49頁。 [6]《資治通鑑》卷199，第6259—6260頁；《舊唐書》卷69，第2524頁；《新唐書》卷94，第3837頁。 [7]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年），第307頁；《全唐文》卷249，第7—8頁；李嶠：《攀龍台碑》，載《全唐文》卷249，第7—8頁。 [8]《資治通鑑》卷195，第6134—6135頁；《全唐文》卷249，第1—17頁；《文苑英華》卷875，第1頁以後。關於武曌與高宗的關係，見R.W.L.吉索《唐代武則天皇后之生平及時代》，未發表博士論文（牛津，1975年）。 [9]《全唐文》卷199，第1—2頁。 [10]《資治通鑑》卷199，第6284頁。 [11]李樹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313—335頁。 [12]同上書，第311—313頁；郭沫若：《武則天》（北京，1962年），第123頁。 [13]《資治通鑑》卷199，第6285—6288頁。 [14]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載《嶺南學報》，12（1956年），第7—8頁。 [15]《資治通鑑》卷199，第6292頁。 [16]《唐會要》卷3，第27頁；《全唐文》卷11，第25頁。 [17]《唐會要》卷4，第41頁；《舊唐書》卷86，第2824、2828頁；《唐大詔令集》卷27，第93頁；《唐大詔令集》卷28，第98頁；《文苑英華》卷443，第8頁；《全唐文》卷12，第2頁。 [18]陳寅恪：《記唐山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載《歷史研究》，1（1954年），第35—51頁。 [19]胡如雷：《論武曌的社會基礎》，載《歷史研究》，1（1955年），第85—96頁；橫田繁：《武后政權成立的前提》，載《東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25—46頁。 [20]松井秀一：《圍繞擁立武后的問題》，載《 北大史學》，11（1966年），第1—6頁；松井秀一：《唐代前期的貴族》，載《歷史教育》，14.5（1966年），第41—42頁。 [21]《舊唐書》卷82；《新唐書》卷223上。《新唐書》把他歸入「罪臣」一類。 [22]《資治通鑑》卷200，第6303頁。 [23]同上。 [24]同上書，第6322頁。 [25]《唐律疏義》卷1，第七條第五惡，「不道」。 [26]《資治通鑑》卷201，第6343頁。 [27]《全唐文》卷12，第6頁。 [28]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重慶，1944年）；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版（劍橋，1970年），第84—87頁。 [29]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142—144頁。 [30]沙畹：《泰山》（巴黎，1910年），第18—20頁。 [31]《唐會要》卷7，第79—95頁。 [32]同上書，第95—101頁；《舊唐書》卷23，第886—887頁；《資治通鑑》卷200，第6316頁。 [33]《唐會要》卷7，第98頁。 [34]《唐會要》卷7，第101—103頁。 [35]《唐會要》卷12，第283—285頁。 [36]《唐會要》卷36，第664—665頁；又見池田溫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所寫的一章；池田溫：《唐代氏族志的考察》，載《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13（1965年），第3—64頁；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從敦煌發掘的新證據》，載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47—85頁。 [37]《唐會要》卷83，第1528—1529頁。 [38]《唐會要》卷63，第1092頁；對這些志的簡要介紹，見白樂日《〈隋書〉中的食貨志》（萊頓，1953年），第5—7頁。 [39]《唐會要》卷63，第1092頁。 [40]同上書，第1090頁。 [41]同上書，第1092頁。 [42]許敬宗編撰的唐代前三位皇帝統治時期的歷史有許多偽造的地方，許的作品送呈高宗後，高宗發現了這些偽造。見《唐會要》卷63，第1093頁。 [43]詳情見D.M.麥克馬倫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的論述。 [44]《唐會要》卷36，第656—657頁。 [45]《資治通鑑》卷202，第6376頁。 [46]《唐會要》卷57，第977頁。 [47]關於高宗與佛教的關係的詳情，見S.溫斯坦在《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所寫的一章。 [48]《全唐文》卷12，第13頁；《唐大詔令集》卷78，第442頁。 [49]《唐會要》卷48，第850頁；《 舊唐書》卷5，第90頁；《法苑珠林》，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3，第1027頁。 [50]《唐會要》卷49，第859頁；《佛祖統記》卷39，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9，第369頁。 [51]《資治通鑑》卷201，第6350頁。 [52]《資治通鑑》卷201，第6351頁。 [53]同上書，第6365頁。 [54]同上。 [55]《資治通鑑》卷202，第6367頁。 [56]《新唐書》卷76，第3477頁；《舊唐書》卷5，第99頁；《資治通鑑》卷202，第6374頁。 [57]《舊唐書》卷86，第2830頁。 [58]《資治通鑑》卷202，第6377頁；《舊唐書》卷86，第2829—2830頁；郭沫若：《武則天》，第125頁；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1959年）卷1，第137頁。 [59]《唐會要》卷4，第42—43頁。 [60]《資治通鑑》卷202，第6377頁。 [61]同上書，第6381頁。 [62]同上書，第6390、6397頁。 [63]《舊唐書》卷86，第2831—2832頁；《唐會要》卷4，第42—43頁；《資治通鑑》卷202，第6397頁。 [64]《資治通鑑》卷202，第6398頁。 [65]《唐會要》卷1，第4頁。 [66]《資治通鑑》卷202，第6400—6401頁。 [67]《唐會要》卷7，第101—104頁。 [68]《資治通鑑》卷203，第6415頁。 [69]《唐大詔令集》卷11，第67頁。 [70]《唐大詔令集》卷11，第67頁。 [71]《唐會要》卷39，第701—702頁；《文苑英華》卷464，第5—7頁；《唐大詔令集》卷82，第470—471頁。 [72]《唐會要》卷39，第702頁；《舊唐書》卷50，第2141頁。 [73]《舊唐書》卷50，第2142頁；《唐會要》卷39，第702頁。 [74]《唐大詔令集》卷82，第471頁；《文苑英華》卷464，第7—8頁；《唐六典》卷6，第18頁；《舊唐書》卷50，第2142頁；《唐會要》卷39，第702頁。 [75]《舊唐書》卷50，第2143頁；《唐會要》卷39，第702頁；《文苑英華》卷464，第8頁。 [76]崔瑞德：《敦煌出土的唐代〈水部式〉殘卷》，載《大亞細亞》（新版），6.1（1956年），第25頁。 [77]《文獻通考》卷29，第276頁。 [78]《舊唐書》卷81，第2751頁；《文獻通考》卷29，第276頁。 [79]《唐摭言》（叢書集成版）卷1，第8頁。 [80]《文獻通考》卷29，第276頁。 [81]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註》（萊頓，1947年），第454頁注8。 [82]《唐會要》卷74，第1347頁。 [83]詳見《劍橋中國史》第4卷。 [84]《唐會要》卷76，第1386頁。 [85]《冊府元龜》卷486，第11頁。 [86]《唐會要》卷85，第1557頁；《冊府元龜》卷486，第12頁。 [87]《唐會要》卷87，第1595頁；《新唐書》卷53，第1365頁。 [88]《通典》卷10，第56頁；《冊府元龜》卷497，第8頁。 [89]《舊唐書》卷48，第2095頁；《唐會要》卷89，第1623頁。 [90]同上。 [91]《唐大詔令集》卷112，第582頁。 [92]《冊府元龜》卷504，第5頁。 [93]《通典》卷7，第40頁；《資治通鑑》卷203，第6410頁。 [94]《舊唐書》卷48，第2095—2096頁；《唐六典》卷22，第29頁；又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90頁注8。 [95]《唐六典》卷20，第19—22頁；《舊唐書》卷44，第1890頁；《唐會要》卷88，第1612頁；《冊府元龜》卷502，第22頁。 [96]《唐會要》卷88，第1612頁。 [97]《資治通鑑》卷201，第6363頁。 [98]《資治通鑑》卷202，第6397頁。 [99]同上書，第6385頁；關於朝鮮戰爭和隨後朝鮮統一於新羅的論述，見約翰·C.賈米森《〈三國史記〉和統一戰爭》，加利福尼亞大學未發表論文，1969年。 [100]《唐會要》卷95，第1711頁。 [101]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東京，1955年），第245頁。 [102]《資治通鑑》卷202，第6396頁；關於吐谷渾衰落的最好的論述，見加布里埃拉·莫萊《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的吐谷渾》（羅馬，1970年）。關於西藏內部的歷史，見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東京，1958—1959年）；J.巴科：《西藏歷史介紹》（巴黎，1962年）；石泰安：《西藏文明》（倫敦，1972年），第56—64頁。 [103]《資治通鑑》卷202，第63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