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隋唐史 · 第四章　唐政權的鞏固者唐太宗（626—649年在位）

後來的太宗李世民為高祖次子，600年生於今陝西省武功縣。[1]他母親出身於一個極有權勢的氏族——竇氏。竇氏的姐姐是楊廣（即隋煬帝）的夫人。它和隋、唐的皇室一樣，是一個含有異族血統的氏族（其原始姓是紇豆陵氏），[2]它在初唐時期一直非常有權勢，出了兩個皇后、六個王妃、八個駙馬和一大批高官。[3]太宗的母親生長於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妹是她的母親）宮中，據說李淵在那裡的一次射箭比賽中和她訂了婚；她死於614年。[4] 童年時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個貴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準備將來做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當時上流階級的典型儒家教育，因為後來他做皇帝時表現出他深通經、史，而且是一個書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強烈的北方民族傳統，當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幾個兒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數的漢—突厥混血貴族一樣，太宗早年受的教育側重武術，尤重騎射。當時的史書里充滿了關於他的勇敢和富有軍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長騎術，裝飾他陵墓的他所喜愛的六匹駿馬的浮雕，現在仍然被保存著。 和他的兄弟們一樣，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戰爭考驗。當他還只十幾歲時就隨他父親多次出征，平定發生在今山西省內的各種叛亂和抗擊東突厥人的入侵。據傳統記載，太宗僅僅15歲時就曾率領一支人馬，在山西北部長城的雁門救出被東突厥包圍的隋煬帝。這個故事歷來被看做太宗第一次出現於歷史的記載，但恐怕不可靠。[5] 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還是一個軍事將領。作為一個英勇而常勝的指揮官，他的品格形成於他奪取帝位的多年的艱苦野戰時期。他確實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顯得很莊嚴威武。他好衝動，易被激怒，當他發怒時面色紫脹，使周圍的人不寒而慄。他在處理突厥事務上的成功，多半應歸功於他堅強的個性和英雄的風度。 太宗認為，是人，而不是天，決定人們的命運，他採取的理性主義態度是與這一時期的傳統信念背道而馳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國各地的官員不時奏報樣瑞和凶兆，他駁斥說：「安危在於人事，吉凶繫於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惡。」[6]後來，他命令在一個不誤農時的日子舉行太子的冠禮，而不顧有人關於此日不吉的勸告。[7]他曾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藥求長生的帝王。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覺的帝王，深切關心他留給後世的形象。我們知道，他企圖改動實錄關於唐朝創業的敘述和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以提高他的歷史形象。太宗的許多公開的舉止，與其說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說是出自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讚許的願望。 毫無疑問，太宗具有作出戲劇性和炫耀性姿態的才能。我們現舉一件逸事為例來說明他喜歡做作的習慣：628年，京畿地區發生蝗災。他到皇宮北部的御花園中親查災情。他抓起一把蝗蟲叫罵道：「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於是他舉起這把蝗蟲往口邊送，準備吞食，侍臣們阻止他說，「惡物或成疾」。他坦然回答：「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說著，把蝗蟲吞吃了。[8] 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現出對民眾的同情和對朝臣意見的尊重。他為缺乏治國的才能而經常表示擔憂，並聲明由於他早年從事軍旅，沒有受過做帝王的教育。他曾說：「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匠，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9] 太宗就這樣在群臣面前採取謙恭下士的態度，渴望學習，盡力徵求他們的意見和坦率的批評。 儘管表面上顯示出謙虛，但在626年陰曆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後，事實證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軍事統帥。雖然比起他父親高祖來，他相對地缺乏文治經驗，可是不久他就給唐政府帶來一種新鮮的、事必躬親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風，這種作風基本上建立在他個人的明察、過人的精力、勤奮不息和善於用人的基礎之上。 他傾注於治國方面的精力是驚人的，並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樣。他的宰相們輪流在中書、門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晝夜地隨時召對。當諫書多起來時，他把它們粘在寢室牆上，以便能對它們審查和考慮，直到深夜。 他謹遵儒家的教導，使士大夫參與國事並有權有責，而且事實證明，他對文人的諫諍和壓力非常敏感而負責。他虛心徵求群臣和顧問的坦率批評，並誠心誠意地利用他們的批評改善政務。他即位不久，就使諫官參加門下和中書兩省大臣們的國事討論，以便有失誤時可及時糾正。[10]他還使所有的官員都可議論政事而不必畏懼，並使他們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議和請求。 太宗不只對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要求，而且還和他們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係，這就是讓他們覺得，在制定政策和處理國事方面，他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我們看到太宗在傳統史書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了，這不僅是由於他自己力圖影響歷史的記載，而且還由於史官們也受到作為士大夫所應有的責任感的影響，他們當然會把一個如此關心他們本階級而且行為近乎儒家思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覺遵奉的另一個儒家美德就是節儉。他嚴格地削減了大型公共工程，以減輕民眾的勞役負擔和賦稅。他在即位後幾個月內對群臣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11]這樣地宣揚節儉和關心民眾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們高興，也使他大得民心。 627年陰曆元旦，太宗取年號為「貞觀」，後世歷史家對他的被理想化的施政畫卷尊之為「貞觀之治」。它證明是一個非常有影響的樣板，激勵了後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種各樣的統治者。 可是這個理想的形象只適用於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世紀30年代的中期，隨著國家力量的強固和帝國邊境的擴展，太宗對他自己的治國之術變得越來越自信，獨斷專行和自以為是開始發展。他早年的節儉和愛惜民力的經濟政策讓位於大修宮苑和廣興公共工程之舉了。 629年和630年，諫官們一再勸告，不要大規模地重修洛陽的隋代宮殿，因為這樣就易蹈隋末的覆轍，可是在631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宮殿；但當他看到完工後的宮殿過於華麗時，又下令把它拆毀。[12]在同一年，太宗重修鳳翔府的隋代仁壽宮，[13]隨著又建造了不少於四個新的宮殿：即建於634年的大明宮，[14]後來成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處；建於637年的飛山宮；[15]建於640年的襄城宮；[16]建於647年的玉華宮。[17]我們舉一例以見工程之大：襄城宮的建造，用了大約200萬個工時。即使是這樣費工，當641年竣工時太宗發覺它是建立在暑熱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為平地，並把主持建造的將作大匠降了級。[18] 647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費用成了推遲預定在次年舉行封禪的原因之一。[19] 太宗放棄節儉的方針也表現在別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舉行他父親和他弟弟元吉喜愛的那種隆重的大狩獵活動。這種狩獵，與其說是單純的捕獵活動，不如說是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對當地人民來說是勞民傷財的事情。但在太宗在位的後半期，狩獵又變成了經常的事，使他長期離朝在外。637年，有一個皇子因沉溺狩獵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稱：「權萬紀（皇子的老師）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說：「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於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宮。[20] 在7世紀30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對他放棄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事方針開始表示不滿。到了637年，這種擔心的呼聲更大而且公開化了。在那一年，馬周抱怨勞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關心民眾，呼籲恢復早年的政策。[21]魏徵在次年也陳訴說，自627年以來太宗的施政作風變了，越來越獨斷、自負和浪費。[22] 隨著太宗權力的日益鞏固，他開始更加專斷而不顧群臣的意見。他過去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關係有了裂痕；他開始對批評置之不理，並威嚇那些和他意見不同的人們。648年，他的宰相房玄齡臨終時難過地說，現在朝廷已無人敢犯顏強諫了。[23]太宗過去對顧問大臣們的謙虛態度已為帝王的專斷所取代。他晚年經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認為已超過以前的其他偉大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諛之辭來滿足他的驕傲。 雖然太宗終其生未能實現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貞觀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徵，不僅終唐之世如此，而且對整個中國歷史說來也是如此。 太宗朝的群臣 在最高級行政官署中，太宗集中了一批優秀的大臣。這些人大多數是在其父執政、或為秦王時的文、武幕僚。但有兩個傑出人物是例外，即做過被害太子建成的顧問的魏徵和王珪；此事雄辯地證明了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管其人過去的歷史背景。他曾經這樣寫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棟樑，短者以為栱桷。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猶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君無棄士。」[24] 這位青年天子用人通常是選擇與他志趣相投的人。他逐漸罷免了高祖時代的舊人，而起用自己的年輕支持者；他還大規模地斥退身為高官的皇親國戚，唯一著名的例外是他的內兄長孫無忌。他的最高級官員幾乎都是原來富有吏治經驗的人和從前歷朝官員的子孫。太宗即位以後，朝廷中的高級官署都有些人事變動，但尚未見新的官僚階級出來掌權。[25] 在整個太宗時期，他最親密和最信任的顧問之一是他的內兄長孫無忌（約600—659年）。長孫無忌出身於北魏勢族，大約和太宗同時生於洛陽，童年時期就和太宗的關係很好。他參加了唐高祖向隋都進軍的隊伍；事實證明他是個很有軍事才能的戰略家，並且後來隨太宗平服山東平原。作為太宗完全忠實可靠的支持者，他幫助太宗策劃反對其弟兄的政變，而且是把他們殺死在玄武門的少數人之一。 太宗即位後，內兄長孫無忌被任為尚書右僕射領宰相銜。他妹妹當上了皇后，死後諡為「文德皇后」。長孫無忌在所有的群臣中最受尊崇，特許他出入宮禁，不受限制。由於他的權勢過大，曾被指控為擅權並被迫辭職，但依然做皇帝的顧問。自633年以來他在群臣中享有最高的（雖然是名譽性的）稱號——司空和司徒；而且他對皇帝的影響依然沒有減弱。643年，他以個人的巨大影響解決了繼位之爭，使之有利於未來的高宗。從645年直到太宗晚年，他再度掌門下省和尚書省的大權，並負責修訂律令。太宗死後，在他的指導下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和褚遂良一起同受太宗顧命。太宗臨終時盛讚長孫，並要求褚遂良保護他，使他免受誹謗和危害。長孫無忌和太宗的終生友誼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親關係，使他特別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為群臣及顧問中的最有影響的人物。[26] 太宗群臣中的第二號人物是房玄齡（578—648年）。他出身於齊州（今山東省）的一個家族，他父親在隋代做過刺史，他本人在17歲的未冠之年即考中進士。在隋代，他歷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並在隋都做吏部侍郎。太宗占領長安後不久，他作為一個富有經驗和能幹的官員加入了太宗的侍從行列。他成了未來皇帝的長期夥伴，總是伴隨太宗出征，充當顧問和秘書。 太宗為秦王時，他給太宗引薦了一批人做幕僚。這些人大部分是當時的山東人，並且往往是被太宗平服的東北平原的敵手們的舊官吏。房玄齡和長孫無忌一同策動玄武門之變，太宗即位後，他繼續做太宗的顧問和私人秘書，起草詔令；據說他起草的詔令即使是初稿，也如同宿構。 如果說長孫無忌基本上以個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謀士，那麼房玄齡則是一個卓越的實幹家。他和杜如晦（見下文）一起，薦舉了一批高層官員，完善了基本行政制度（他們從629—630年共同負責尚書省的工作）。房玄齡和杜如晦的名字成了辦事公正、行政有效的同義語。房玄齡做尚書左僕射13年（629—642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長的宰相。 房玄齡是一位特別講求實際和正直的顧問大臣，他的影響比清教徒式的魏徵（見下文）更大，因為魏徵喋喋不休的道德說教，往往最後被束之高閣。房玄齡則在必要時自動讓步，而且有時過於順從皇帝。但他很務實而又得人心，他的裁斷公正寬厚，見解穩健，深為皇帝和僚屬所歡迎。他是朝廷中安定和中庸之道的主要源泉，特別在太宗晚年日益驕傲時更是如此。雖然他謙柔而沒有很大野心，但在整個太宗時期他是僅次於長孫無忌的權勢人物。[27] 與房玄齡齊名的杜如晦（585—630年）出身於西北望族：和太宗的其他高官一樣，他也生於一個官僚家庭。他的祖父曾在北周和隋做過官，他本人在隋代做過地方上的小官，後來辭職。唐興後不久，他參加了太宗的幕僚集團，與長孫無忌和房玄齡一樣隨太宗參加了征討東北平原的戰役。他也參與了玄武門之變，很可能參與了襲殺太宗兄弟們的行動。太宗十分相信杜如晦的決斷力，以致對房玄齡說，所有的重大政府決策都需要杜如晦的支持。杜如晦和房玄齡彼此取長補短，同心協力。不幸的是他身罹不治之症而死於630年，正當他的權力的頂峰時期。[28] 和這兩個有決斷力並講求實效的政治家形成鮮明對比的大臣是呆板而缺乏幽默感的魏徵（580—643年），此人代表太宗朝政治集團中強調儒家道德標準的一派。魏徵出身於河北南部的一個小官吏的家庭，祖先在北魏和北齊做過小官，隋末，魏徵做了起義領袖李密的幕僚。618年末，李密降唐，魏徵也隨著到了長安。後來做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時，他支持李建成反對李世民並為建成出謀劃策。李建成在玄武門被殺後不久，魏徵和李世民進行了一次對話，其時他表現出驚人的直率。當李世民問他為什麼和建成、元吉發生爭吵時，他說他們不聽他的勸告：如何對付他們的野心勃勃的現在已取得勝利的弟兄，他說：「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據此斷定，這個倔強坦率的人大有用處，於是任命他為自己的幕僚。 一個月之後李世民即位，魏徵被任為諫議大夫並授以榮銜。後來，他又任太宗個人的使節，到東北平原與殘餘的敵對集團談判和平。魏徵對這個任務非常適宜，因為他以前支持過一個主要叛亂者。他可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表明新政權對李世民或唐王朝從前的敵對分子均可不咎既往，一樣任用。除去這類「外交」使命之外，魏徵還參與了朝廷的其他活動。他參加了幾個學術項目，如編制《新禮》（又稱《貞觀禮》），他和房玄齡一起於636年把這部書呈獻太宗；他又在629—636年期間和其他史官合編了唐以前幾個朝代的史書（見下文）。 但魏徵很少參與實際的行政和決策工作，他並不是以作為從事實際工作的政治家而成為當時和後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魏徵一直以一個不屈不撓的道德家和無所畏懼的諫諍者而著稱；中國人確實認為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傑出的人物。637年的魏徵的一份諫疏足以說明他的直率。這是應太宗之問而談到太宗早年和當前統治的比較時所說的話。他坦率地指出：「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29] 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剛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權的作用。他是成為太宗時期政治特色的一個象徵，這個特色就是君臣以誠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換意見。魏徵在後世的學者、文官之中所以享有盛譽，肯定是由於他所起的這種作用，這種作用很符合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30] 另一個大臣是倔強而難以相處的蕭瑀（575—648年），他是在太宗時繼續任職的高祖的少數大臣之一，主要起著道德說教的御史的作用，但不像魏徵那樣享有死後的榮譽。他經常吹毛求疵，並與同僚們爭吵，終於觸怒了太宗，以至於627年末被免除了宰相之職。但他依然保留了他的高官地位。630年他任御史大夫，在這一年又一度做過短期的宰相；在635—636年又出任宰相。太宗尊重他似乎是由於他的行政經驗，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廉潔和耿直的品質，雖然他的性格好鬥，和同僚們的關係又不好。643年，在繼位之爭的倫理危機之後，他又被任為宰相和太子（後來的高宗）少師。他擔任這些官職直到646年，當時他要求退休做和尚，公然和太宗發生口角，於是被外放到地方。在整個太宗執政時期，他依然是一個有權勢的人物，雖然在政治上常常表現為消極的力量：一種不安定的因素，但又是一股其道德情操和剛正不阿的品質，是絕不可等閒視之的勢力。[31] 在太宗晚年，另外一些人物開始在朝廷顯露頭角。魏徵死後，他的體現「帝王之心」的作用由褚遂良（596—658年）承擔下來。褚遂良是南方人，他父親褚亮在陳、隋兩朝做官；因介入流產的楊玄感叛亂而被貶謫到西北，在那裡他變節倒向叛亂者薛舉一夥。619年薛舉死後，他們父子投唐，褚亮成了太宗個人文學館裡的成員。褚遂良是一個天才的學者、有名的書法家和歷史家。他在太宗朝歷任秘書省的文學「清要」官職，如起居郎和諫議大夫。他掌起居注時，以抵制太宗想影響起居注內容的企圖而聞名。643年在繼承問題的爭議上，他支持後來的高宗做太子，其後，他做了太子的師傅。他作為皇帝的顧問，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對內主張溫和政策，對外反對擴張政策。647年，他當上宰相，在中書、門下兩省享有高位。太宗臨終時，他和長孫無忌受太宗顧命。 在太宗晚年，褚遂良確是一個有力的人物。不幸的是，當他成為高官時，太宗已不再聽取道德說教了。但他無疑依然和皇帝保持良好的關係並對皇帝施加相當的影響；他在朝廷上有很高的個人威信，這種威信持續到高宗時期。[32] 以上我們所說的人物雖然在高祖創業時期做過短暫的軍事將領，但基本上是文官政治家。太宗朝還有兩個有影響的武官。 頭一個是李靖（571—649年），他生於西北的京畿區，他祖父和父親是北魏和隋的地方官。他自己也在隋朝做官多年，是太宗最老的親密夥伴。李靖在長安被唐軍占領後投唐，在唐王朝初年曾統軍平服中國南部的幾個叛亂政體。625—626年他和東突厥作戰。太宗即位後，他歷任朝廷各種高官，但也被派出征，與薛延陀和東突厥作戰。630—634年他出任宰相，代替杜如晦而和房玄齡一起共管尚書省，所以對皇帝顯然很有影響。他雖然在634年後期帶著榮譽高級職位引退，但在次年他又統軍成功地在庫庫淖爾地區（青海）擊敗吐谷渾。以後的年代，他繼續以一個有勢力的人物影響著皇帝，直到649年他去世時為止。[33] 另一個武將在朝廷起著雙重作用的是更年輕的李世勣（594—669年）。他出身於今山東省的一個地方官家庭，本姓徐，青年時期參加了翟讓領導的起義，在靠近洛陽的地區活動。後來在李密手下做軍官，李密降唐後，受魏徵的勸說歸唐，這是619年的事。在唐軍平服河北和山東的戰爭中，他是一員主要將領，僅次於李世民。高祖晚年，他在原來的唐軍基地山西北部的太原做軍事長官，防禦突厥。太宗非常相信他適於這個任務，他在太原這個重鎮任軍事長官直到641年，並在629—630年平服東突厥的戰爭和事後安置突厥降民事務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太宗曾這樣說過，李世勣之抗擊突厥「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641年，他任兵部尚書時被召回朝廷。同年，他一度率軍遠征薛延陀（見下文），此後就在朝廷過安定生活。643年他做了宰相，直到太宗末年都留在這個位置上。這一時期他多半外出征討，一是在644年出征高麗，一是在646年抗擊薛延陀。雖然最後這幾年他沒有在朝廷，但依然是一個對朝廷政治有影響的人物，因為他不僅是宰相，643年後還是太子詹事。太宗晚年對李世勣應該繼續忠於他（太宗）的繼承者一事非常關心。[34] 李靖和李世勣是整個7世紀一直相當普遍的那種官員的代表人物，在內是朝廷文官，在外是戰場武將，如成語所說的「入相出將」那樣。這些官員提醒我們，新興的唐朝統治集團也一樣要出自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領導者不僅需要成為幹練的行政官員和學者，而且還要如皇帝本人那樣嫻於武事。 朝廷的「地區性政治」 中國歷史家傳統地把太宗的統治時期描繪為一個理想的治世，其特色是君臣間的魚水關係和官僚機構中良好的團結精神。只在一次事件中，即643年的繼位之爭中確實表現出強烈的宗派現象。可是如所有的行政系統一樣，太宗的官僚機構也是容易出現緊張關係和內訌的。 關係緊張的根源之一，是被近代中國和日本學者所特彆強調的統治階級內部的地方集團的對立。陳寅恪和谷霽光[35]都過於重視唐代皇室疏遠東北人特別是疏遠河北人一事。他們把這種疏遠追溯到北魏分裂為北齊、北周的時候，但是對此他們顯然是誇大其詞。河北確曾有好幾年抗拒唐王朝的征服，幾乎可以肯定，唐王朝對中國人口最稠密的這一地區的地方領導是不放心的，因為它阻止了太宗在那裡多設折衝府。[36]太宗自己對這個地區也了解得很清楚，因為他曾負責平服河北，也不信任這裡有叛亂可能的民眾。此外，他的被殺的兄弟建成和元吉的很多黨羽都出身於東北地區。 但另一方面，太宗曾勸告高祖對這一地區莫為已甚。而且不管他們的懷疑和表面上的態度如何，高祖和太宗都起用過很多東北家族的人做高官。即使高祖在太原起義時的武臣幕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出身於東部的河北和河南兩道。[37]排他的東北貴族精英集團（山東四姓）的成員之一崔民干，做過高祖的門下侍郎；看來這是特意在其他地區（其中包括東部平原）出身的人與西北地區（關隴）出身的人之間搞平衡。還有，他為女兒擇婿一事也可以說明高祖對東北地區的人並無過甚的偏見。在他稱帝之前，他的年長的女兒們都嫁給了西北貴族成員，在這之後，他的兩個幼女卻嫁給了河東地區（高祖開始掌權的地區）一個最大家族的成員。[38] 在唐初的年代太宗在中國東部作戰，並長期以洛陽為中心，他引用了很多東北平原出身的人作幕僚。在626年玄武門之變以前，當高祖命他回洛陽以便把他和他的弟兄們分開時，太子建成反對，理由是世民的黨羽都是山東人，一旦他被遣返洛陽就不會再回朝廷了。[39]627年，魏徵被派往東北地區作協調當地領導人和唐朝關係的工作。太宗即位後，繼續從全國各地招用他的高級官員，以防止任何一個地區集團控制主要的行政部門。[40] 太宗對社會地位優越的山東貴族門閥（四姓）有眾所周知的反感，但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這種反感不是針對他們的籍貫——不管怎麼說，這樣家族中的大多數已經逐漸形成一批京畿的社會精英——而是針對他們的自高自大，排斥別人，和自以為他們的氏族高於皇族等表現。沒有確鑿的事實說明太宗對這個小小的——雖然是極有勢力和影響的——集團的反感竟然發展到針對以此地區為其傳統勢力基地的所有人們的程度。 最後，事實不僅清楚地表明，以前的西北貴族在太宗時代已經失去了他們在朝廷的絕對優勢，高級官僚來自全國各地；而且它還清楚地表明，高官的籍貫和地區性集團在制定政策時都沒有起重要作用。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的尖銳對立都不是由於有關高官們的籍貫不同；的確，在某些與東部諸道有關的問題上，東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張反而不利於他們的故鄉。但也很顯然，太宗非常了解這種地區性集團的嚴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現了對這個問題的警覺；他似乎有意避免實行針對任何特定地區的政策。 但是，這種地區利益看來並沒有給任何長久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礎，也沒有產生地區性派系。[41]在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時間裡，沒有任何政治問題曾把朝廷分裂成長期的派系集團；相反，這時期的政治界線並不涇渭分明，政治上的效忠很不固定，而且基本上是因人而異的。只是在643年隨著繼位問題產生的尖銳分歧才使宗派主義表面化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太宗晚年它依然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沒有嚴重干擾政治的進程。 國內政策和改革 626年陰曆八月九日太宗即位時，中國已經統一，新王朝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也已經確立和付諸實施。這位年輕皇帝的任務是鞏固和發展他父親的成就。在太宗在位的23年中，他對所繼承的行政和立法結構進行了檢驗、改進和使之合理化，同時制定了一些新政策以應付疆土日益擴大的帝國的急需。 行政的改革 到太宗即位時，國家的行政組織已失去平衡。高祖曾經大封皇室的大多數成員和許多外戚以及那些曾支持他獲得政權的人們。他還新設許多州縣，讓那些曾幫助創建唐王朝的人們治理，作為犒賞。到626年他遜位時為止，貴族數目激增，州縣數已是隋朝的兩倍多。 地圖6　唐代中國（639年） 據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1969年）第237—284頁和第284頁地圖繪製。 太宗有條不紊地力圖限制這個官僚機器急速膨脹的形勢。627年，他命房玄齡裁減京師的文、武官員，因為「官在得人，不在員多」。[42]在地方上，太宗在位的頭幾年，以大規模合併州縣的方法大力裁減行政分支機構。 通過高級的都督府（設立於624年以取代總管府）管理地方行政，至少理論上仍在繼續。在639年，都督府的總數是43個，它們管理邊疆地區和國內的戰略要地。總的說來，這些都督府管理全國358個州中的大約272個州；這一體制的主要職能是協調軍事任務，它所轄範圍不包括京畿的地區、黃河和淮河之間的區域、河北中部、河東西南部（今山西）、長江三角洲及四川東部。但都督府對所轄諸州的全面管理基本上是有名無實的。經過幾十年的和平之後，它們的權力變成了具文，僅相當於州一級而稍為重要而已。[43] 太宗重新把全國劃分為十個稱為「道」的行政區域，即西北的關內和隴右；北部的河東和東北的河北；華中的河南、淮南、山南和劍南；南方的地廣人稀的江南和嶺南。沒有常設行政機構和常任官員管理這些區域。它們不是新的行政單位，只是便於皇帝派出的觀察使不定期地視察道內各州地方行政工作的巡行區。[44] 地方官僚機構的改革 唐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對於同一級官職來說，京畿的遠比地方的受尊重，到唐高祖時期還是如此。武官常被任命為刺史或縣令；地方的屬吏當資歷已夠「入流」時常被任命在地方任職，而京畿的官如犯了錯誤，常被貶謫到外地以示懲罰。地方官即使位高任重，也常被看做流放，因此志大心高的人總把當地方官看做自己仕途上的挫折。 太宗試圖改變這種情況，提高地方官的地位和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親自考察每個地方官的經歷，把他們的姓名貼在自己寢室的屏風上，名下註明功過事跡，據此進行黜陟。637年，太宗接到一份關於地方行政積弊的奏疏，開始親自選擇刺史的候選人，並命中央官員都可推薦新人擔任縣令。[45] 634年[46]和646年，他兩次派遣專使到全國巡視考察地方行政，並責成對地方官提出黜陟意見。在646年的考察中，幾千名地方官因政績不好而受處分，其中有七人因犯罪而被處死。[47] 貪污行為不僅限於地方政府。在高祖時期，朝廷大臣受賄已成為眾所周知的弊病。太宗對此很是懊惱，曾用暗中派人行賄的辦法考驗他的廷臣是否廉潔。這種辦法當然引起軒然大波。太宗於是當眾賞賜那些受賄的人，使貪官們蒙垢含羞。在太宗在位期間，通過這種辦法，受賄——甚至接受習慣上的酬謝——有所收斂。 修訂法典 太宗一直關心刑法的執行，當他即位的頭幾年尤其如此。據說，他即位不久就覺得他父親制定的法律中有很多條文過苛，因此下令減輕對某些罪行所訂的嚴刑。朝廷經常就法和倫理問題、刑罰的哲學問題、嚴法和寬法孰優孰劣等問題開展討論。看起來，太宗大體上贊同寬厚政策，廢除了一些苛酷刑罰。630年，對肉刑作了嚴格規定，拷問已被限制；[48] 632年，自古以來的刖刑被廢除而代之以流刑。[49]次年，為了停止匆促處死和錯判，太宗命令，死囚須經三次復奏才能執行。[50] 法典的修訂也繼續進行。早在627年，裴弘獻就建議太宗修改624年高祖的律令中的大部分條文。[51]太宗命房玄齡、裴弘獻和各類司法官員修訂法典。過了10年，以房玄齡為首的一個組織才完成了這個任務。637年初，將這部名為《貞觀律》的法典送呈太宗，它大量減少了判處死刑或流刑的罪行，減輕了許多輕罪的刑罰。同時，令中的行政法也被修改擴充成30卷1590條，作為補充條例的式也增加了內容。最後，第一套格也完成了。這些法典化的法律起初是以詔令和個別法令的形式頒布的。經過整理、修改和歸納，總計為18卷700條，它們體現了618年以來頒布的大約3000個詔令中的法律和程序的實質性變化。[52]太宗對法律的興趣經久不衰，他臨終的遺囑還吩咐他的繼承者再次修訂法典。[53] 兵制的改革 高祖時期兵制的進展已如上述。這裡再說太宗進一步改進現行軍事組織的問題。636年，太宗將現行的民兵組織改稱「折衝府」，其兵員就是所謂「府兵」。折衝府總數大約為633個，大抵集中在京畿地區。僅關中一帶就有261個；其餘的幾乎都分布在河東和河南西部的洛陽附近。在這些地區，府兵一定包括很大比率的男丁。河北和河南這些人口稠密的大平原折衝府很少，華南和華中就更少了。 每個折衝府由800人到1000人或1200人組成，配備有軍官和行政官員。每個折衝府的指揮官都是高品級官員。其結構是10人一夥，50人一隊，200人一團。這些府兵包括騎兵、騎射兵和步兵；他們還有自己的馱騎。武器、裝備和口糧自備，甲冑和複雜的武器則由折衝府的武庫供給。 靠近京師的折衝府分屬於12衛，它們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兵力，府兵分期輪番服役，保衛京師。 除了服役保衛京師外，府兵在農閒時期還要受軍訓，每年冬末以大狩獵的形式舉行正式軍事演習。士兵的服役年齡從20歲到60歲。在服役期間免除賦稅和勞役。 也有少數折衝府設置在邊境，但在唐初，顯然有專職的長期戍兵駐守邊境。這些戍兵，特別是騎兵，有很多是在630年東突厥戰敗後參加唐軍的突厥人，以及隨後定居在北方邊境的歸順的突厥人。 可是，在進行重大的征討時這些兵力是不夠的，這時政府不僅要動員府兵和匆忙組成「行軍」，而且還要從一般平民中徵兵。[54] 一般認為，府兵是由舊貴族門第出身的人統率的。雖然勇武的西北貴族集團在高級文官中明顯地失去了優勢，但大部分的折衝府（至少占總數的三分之二）分布在關隴、代北貴族集團以前占支配地位的今陝西、甘肅和山西中北部，這裡也是他們的老家。府兵和為出征所徵集的士兵都應該從富裕之家挑選，由於享受免稅免役的恩惠，所以服役與其說是強制徵集，倒不如說是一種特權。 經濟政策 太宗行政上的一大失敗是在全國推行的財政制度。609年的隋代戶數差不多是900萬，到了高祖時代下降到不足200萬，到了太宗末期，仍在300萬以下，不到隋代戶數的三分之一。這個差別並不表示實際人口災難性的下降，而是說明作為課稅根據的人口登記的鬆懈和低效率。漏籍最厲害的地方是全國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兩道，那裡的登記數分別只為隋代人口的17%和10%。幸虧太宗施政相對節儉，因為全國約有三分之二的應納稅的人逃避了課稅而未受到懲罰。[55] 但到太宗時，伴隨著隋末內亂和唐初統一戰爭而來的經濟凋敝開始有了好轉。唐王朝建立後的頭幾年，物價高漲，糧食缺乏（因而禁止釀酒）。即使在太宗即位之後，糧價依然很高而且糧食供應不足，以至在京師以外工作的高級官員奉命只好把他們俸祿中的糧食部分運送回家。保守的官員如魏徵，幾年來一直以隋末戰亂帶來的經濟惡果還沒有消除為論點，勸阻皇帝不要推行好大喜功的政策，如不要舉行勞民傷財的封禪大典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擴張。 但到了630年前後，由於多年來的國內和平、農業豐收和施政正確，局勢有了明顯好轉。一個使人民取得一定抗災能力的新的重要措施是628年在各州建立義倉，積穀以備荒年。[56]639年，在一些主要大城市建立了常平義倉以調節糧價，避免暴漲。[57] 由於經濟的普遍穩定和改善，國家逐漸繁榮，開始積存大量儲備。在新的繁榮基礎之上，太宗有能力實行更積極的、干涉別國的對外政策，進行多次橫掃中亞大部分地區和進兵朝鮮的戰爭。 雖然經過這些戰爭，但經濟依然繁榮，直到太宗的繼承者高宗時期，物價保持低而穩定。政府比較節約，軍事建置實際上也是通過府兵制而自給自足，這實際上是把處於相對貧乏和無生產力地區的京師的影響減到了最低點。太宗以後諸朝，長安的供應成為主要的後勤問題，而太宗時則大不相同，每年只需較少量的糧食（約20萬石），主要從河南大平原漕運到長安。太宗以後十分重要的南方的稅糧，在太宗時並不運到首都，而是折成布匹或貨幣以減少運費。 旨在加強中央權力的政策 太宗最關切的是確保唐王朝的長治久安，使它能免遭後漢滅亡以來各個短命王朝的命運。因此他斷定，在與國內的其他對立集團相處時，中央權力，特別是皇室權力，必須加強。 關於建立「封建制」之爭 627年的後半年，太宗就如何使國祚長久一事徵詢群臣的意見。年邁的蕭瑀建議，應恢復使夏、商、周三代國祚長久的封建制。[58] 唐代學者設想，封建制基本上是分權政體，封地的權力已下放給世襲的封建主，他們被封為皇帝的藩屬。郡縣制與此相反，它是由中央政府派職業官員直接治理全國的領土。 蕭瑀的建議引起了歷久不息的熱烈爭議。大多數朝廷官員完全反對恢復封建制。禮部侍郎李百藥指出，周代所以國祚長久是由於天命，而不是由於封建制度，況且到了後期，周就極度衰弱了。另外一些官員則指出了實行封建的後果。魏徵的反對理由是，實行封建將縮小王畿，大量減少國家的歲入，以致無力供給官吏的俸祿。他和馬周還指出諸侯無道的危險和可能發生的國家防務問題。[59] 於是實行封建的計劃暫時被擱置。但關於封建的主意顯然給太宗以有力的影響，所以封建這個政治論題在太宗在位期間幾次被提出。631年，有旨命官員們起草一個詳細的規定，使皇族和傑出的官員據此可被任命為世襲的邊境鎮守之官。[60]可能是由於朝廷中所有派別的反對，這個規定依然沒有實行。但到了637年，這個計劃終於被重新提出。21個皇子被分封為世襲都督或刺史，分配到各州作「藩翰」，雖然分配給他們的地方有很多在東北平原和內地各處。14名傑出的大臣，包括一大部分朝中顯貴，也被任命為世襲的刺史。我們毫不清楚這件事實行到什麼程度。但可以肯定，這是一個被大大沖淡了的封建制，它不過是在正常的官僚機構中設立一批數量不多的世襲官職罷了。 對這個被削弱的「封建制」，反對的意見依然不絕於耳。[61]朝中大臣們幾乎無人離開崗位到他們的「封地」去，而且他們也不願意去。639年，長孫無忌和房玄齡上書辭謝他們的職位，理由是自漢改封建為中央控制的郡縣制以來，復古已毫無意義；皇族和以前的開國功臣未必能勝任這些行政重任；他們的子孫很可能證明不能擔任這些職務，或可能在繼承時年紀太小，不能防止外人奪權。[62] 面對這一派反對意見，太宗讓步了，並降詔緩行刺史的世襲分封之議。[63]但皇子的分封似仍在繼續實行，[64]太宗依然嚮往於「封建制」。他晚年時，在給繼承者立下的政治遺言和寫於648年的《帝范》中，再次提到這個問題，並斷言：如果不分封皇族，皇室就不能占有足夠的土地。但這必須保持平衡，不能過度，以免削弱中央的力量。[65] 作為政治權力的一種可供選擇的形式，或作為一個可能醫治積弊的藥方，「封建制」在太宗以後也討論過，但真正土地分封的實行，也就是分給地方以實權而不是只給一個空頭銜，則再也沒有被認真地考慮過。 大姓 太宗在企圖鞏固他的王朝權力時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對貴族集團——特別是稱之為「四姓」的集團——樹立皇族的絕對支配地位。「四姓」集團大都出自中國東北部，由於它們的成員已有好幾代在朝中做高官，所以在5世紀時已經取得優越的社會地位。後來，這些氏族以它們在地方上的政治和經濟影響，以它們保持的所謂「純正」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它們嚴格遵守的一切儒家禮儀細節，尤其重要的是以它們內部的通婚關係，加強並保持了它們的特權地位。它們的社會優越感發展到竟把6世紀的半異族西北皇族輕視為社會的暴發戶；而且唐皇室也被劃歸於暴發戶之列。[66] 632年，太宗命他的幾個大臣編纂一部全國有名氏族譜系的概要。在唐初，「四姓」氏族中只有極少數的成員在朝做官，他們的經濟地位已下跌到被迫和「四姓」以外的人通婚的程度——當然，代價要相當。雖然他們在地方上依然擁有巨大的特權和勢力，可以和中央政府爭奪權勢，但太宗完全可以期待，一旦氏族按照它們的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排列，皇族及其主要支持者應遠遠排在「四姓」之前。 編纂工作由太宗的一些資深的官員擔任，其中沒有一人出身於世家大族；這項工作包括仔細審查支持每個家族權利的文獻。 可是，概要編完後，主要的編纂官高士廉把書呈獻皇帝，太宗看到高祖時的大臣、山東（今河北、河南、山東一帶）「四姓」之一的崔民乾的氏族竟高居第一位，而皇族居第三位，立刻勃然大怒。這清楚地表明，在唐初，社會地位仍然與政治權力無關。太宗因此否定了這一工作，命令從新編纂，新編要求排列氏族的地位要和其成員在唐朝官僚機構中的官職直接聯繫起來。 這一本題為《貞觀氏族志》的修訂本，於638年編成後送呈皇帝。它把皇族和最高級官員的氏族排在第一位，高祖和太宗的母系親戚排在第二位，崔氏排在第三位。[67] 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治行動，它試圖貶低東北貴族世家的社會地位和名望，同時公開肯定李氏和李氏支持者的崇高地位。可是「四姓」的社會威望似乎沒有受到什麼損害。太宗的最有名的三個大臣房玄齡、魏徵、李世勣都和「四姓」氏族聯姻，雖然皇帝力圖貶低他們的社會地位。[68]甚至遲至9世紀的文宗皇帝還在哀嘆，儘管李（唐）氏君臨天下已經200餘年，可是想和皇族聯姻的人還是比想和舊「四姓」氏族聯姻的人少。[69] 考試制度 太宗治下的唐政府，繼續用科舉出仕和提倡學術的辦法來鼓勵文人階級。 太宗即位後，舉行官方考試的次數大大增加。幾乎每年都有來自各地的應試者參加考試，並受到皇帝的親自接見。[70]太宗命京師和各道供給應試者的衣食，並頒布規定考試科目的詔令。 雖然如此，應試者的人數還是不多，中試者一年只十多人。為了給應試者提供學習的條件，京師建立了在國子監指導下的學校系統，[71]負責所轄五個學校的課程；五個學校之中的三個，即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建立於高祖時期。這些學校經過擴大和增加新校舍，足以容納2000多學生。[72]另外的兩個學校是在太宗時期增設的，即628年建立的書學和632年建立的律學。[73]由於教學內容不同，這兩個學校面向下級官員和平民的子弟，他們不能指望做高官。 此外，朝廷還設立了一所專門學院——弘文館；它只讓皇族成員和高級官員的子弟入學。[74]弘文館的前身是太宗在高祖時期建立的文學館；弘文館與文學館一樣，也有一個另外的職能，即充當太宗個人的諮詢機構和秘書處。它也是後來具有同樣職能的幾個機構的先驅，這幾個機構是武后時的北門學士、玄宗時的集賢院，尤其是翰林院；翰林院的成員自8世紀最後的幾十年以來成了重要的政治顧問。[75] 隨著學校的擴大，幾千名學者和學生自各道進入長安，京師到處舉辦經史的講習。甚至對做皇帝「飛騎」的青年精英分子也提供教員講授經學，如果他們證明有能力，也准許應考。[76] 教育領域的這種活躍氣氛必然導致經學解釋上的各種矛盾，結果，太宗不得不下令編纂正統的經籍註疏。太宗命大學者顏師古校訂經書本文，638年，命孔穎達和其他學者作詳細的疏義。642年初稿完成，但還需要進一步加工，續訂工作一直繼續到7世紀50年代。這些經文和疏義就是眾所周知的《五經正義》，它依然保留著權威性，並為唐代的儒家經典教育奠定了基礎。[77] 史　學 經書的標準文本和疏義的產生只是官方主持的學術活動形式之一。另一個可與它媲美的學術成就是編纂唐以前各朝的正史與建立官方修史的制度。[78]唐以前的官修史不幸已有好幾個世紀被忽視，不論在北朝和南朝都是如此。作為使新王朝合法化的根據，被看成是奉行天命的唐以前各朝的紀錄就是重要的證明材料。此外，高祖，尤其是太宗，都非常清楚歷史典型和前例的力量。舉史事為例和作比喻是當時討論政治的普遍形式。 編纂北魏、梁、陳、北齊、北周和隋各朝史書的工作始於622年，但由於朝廷致力於其他事務和指導不力，修史工作中斷，一直沒有完成。629年，太宗建立了一個新的修史組織，以房玄齡負總責，魏徵任主編；它於636年完成了梁、陳、北齊、周和隋朝各史。編修北魏歷史的工作因已有6世紀中葉的初稿，所以放棄了。但這項工作在636年以後繼續進行。新的晉代的歷史成於644—646年。636年修的那些史書中沒有大分裂時期諸王朝的志，但到656年太宗的繼承者高宗時期，這些志終於完成並送呈皇帝。 修史工作出現很多困難。如修新的晉史時，史官必須考慮現存的18家晉史。在寫此後的歷史時，梁、陳、北齊的紀錄雖然完備，但更重要的北周和隋的紀錄則一片混亂。隋代的很多檔案被王世充在洛陽毀掉，而更多的檔案是從洛陽往長安運送隋代圖書和紀錄的船隻在黃河沉沒時損失的。太宗的史官盡力用私家的藏書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紀錄彌補這一缺陷。他們親自訪問這些家族的成員，[79]並搜集其他人的回憶錄，其中一人是以記憶力強而馳名的醫生。[80] 修史工作在一個欽定機構中進行，它與成立於629年的一個全新的政府組織——史館——合作。史館不僅負責編纂前代的歷史，還要隨時編纂本朝的歷史紀錄。 國家建立史館成為中國持續到20世紀的一個長期特徵，而且編纂本朝紀錄的基本步驟也確立於唐初。[81]人們常忽視這一非常了不起的創新。前此的王朝史雖然也是由史官在皇帝主持下編寫並利用了國家檔案，但它仍是學者的私家著作。在太宗治下，修史——或者不如說是官方修史——成了一個官方任務。同時，歷史也成了集體學術項目，它作為一項日常工作，在大臣的指導下由文學侍從之臣來編寫。另一創新之舉是建立編纂本朝歷史紀錄的新制度。唐朝是編纂本朝諸帝「實錄」的頭一個王朝，這主要又是受到太宗的鼓勵，因為他一心想給後世留下他的歷史形象。 這種新的官修史工作很快就發展出了一個不受皇帝干預的真正而獨立的理想意識；而且就在太宗在位時期就發生了皇帝和史臣之間關於實錄內容不同意見的摩擦。但官方控制也給國家以歪曲紀錄的權力。例如，我們看到官方紀錄怎樣歪曲了太宗在創業中的作用和隱瞞導致玄武門政變的事實。 圖書的搜集和圖書館 622年，隋朝皇室藏書的十之八九在用船從洛陽運往長安的途中沉沒於黃河。劫餘所存不過14000部，總計約9萬卷。高祖和太宗時期都致力於彌補這個災難性的損失。622年，高祖下令搜求死去學者們的藏書以充實皇室的收藏。到太宗即位時弘文館的藏書已有20多萬卷，學士們用了幾年時間把這些書分為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在整個太宗時期，他下令繼續搜求珍貴的和古代的書籍，並打算審正珍貴書籍的本文。在太宗晚期，他購買了一個有名的晉朝學者的藏書，全國各地學者也被鼓勵向皇室的圖書館獻書。[82] 這些學術項目吸引了官員中一大批學者精英人物參加。有很多參加過修史、解經，並在文學和學術崗位上任職的人，在太宗死後都躋身顯要。這樣的學術項目，使唐王朝得到了精英文人的擁護。 和佛教僧徒的關係[83] 除了官僚階層以外，最有勢力的集團恐怕就是佛教僧徒，太宗不得不面對他們所加於一個強大的集權政制的威脅。 太宗個人對佛教的態度看來是很消極的，他從不像虔誠的隋文帝和煬帝那樣大行布施和庇護僧徒。可是太宗清楚地認識到疏遠佛教團體（尤其是在他還沒有鞏固他自己的政權時）的危險性。因此，他作為皇帝的頭一個行動就是廢除他父親晚年提出的嚴厲的反佛教措施。此外，他給佛教以有限的庇護，讓僧徒在宮中行佛事，給幾千名僧尼以度牒。他還命令寺院給為唐朝戰死的人作法會，要他們祈求神靈護衛國家和保證國家的興盛，但這些措施的終極目的是世俗的和物質的。皇帝對佛教精神境界的興趣僅限於與國家利益一致的方面。 甚至自太宗初年起，他就清楚地表示了要控制佛教寺院活動的決心。627年，他採取行動以反對一個多年來的積弊，即以非法出家作為逃避賦稅的手段；629年，他下令對非法出家的僧徒要處以死刑。太宗的反佛教措施愈演愈烈。至少在一件事上他的措施是空前的。631年，他成了中國頭一個禁止僧尼受親生父母致拜的皇帝，因為這種舉動違反世俗社會的風習。雖然在633年他在佛教徒和他們的有勢力的支持者的壓力下接受勸告，廢除了這個命令，可是這一行動表示了這位皇帝對佛教教義產生的社會影響的關心。637年，他又命令男女道士在國家主持的一切典禮上都要居僧徒之上。同年，他還發布了一份攻擊佛教的告諭，說它是一個外國宗教，以詭詐和神怪誘騙輕信的群眾；又說，粗淺的佛教教義比不上淵奧的中國傳統的道教。同年的第三個措施是頒布「道僧格」，它提出了一個官方管制僧徒行為的世俗法律體制，而以前僧徒僅受體現「毗奈耶」（戒律）之中的宗教紀律的約束。639年，太宗命令僧徒遵守《佛遺教經》中規定的嚴格的行為準則，這部經據說是闡述佛臨死時的教導。這個命令嚴格限制僧徒參與世俗的和政治的事務，並以皇帝給予法律力量的宗教戒律來補「道僧格」之不足。 雖然以這些正式的措施控制僧徒和限制僧徒的世俗活動，但太宗無意消滅佛教。他繼續讓僧徒為兩個虔誠的隋代皇帝作忌日法會，並在634年命令把長安的一座宏偉的弘福寺獻給他自己的母親，以作紀念。太宗本人也參加寺中法事，並鄭重地對僧徒說明，他對道教的尊崇是必然的，因為皇室李氏是道教祖師老子的後裔。 但這些調和姿態是表面上的，太宗對僧徒和佛教基本上沒有好感，遲至646年太宗還指責佛教是庸俗而無益的信仰，它過去迷誤了許多帝王，而且用許偽願的辦法欺騙人民。 與太宗關係最密切的僧徒是偉大的朝聖旅行家玄奘（600—664年）。玄奘在629年離開中國，在印度生活了15年之後於645年回到中國。玄奘回國後成了中國佛教史上的偉大人物之一，負責翻譯瑜伽學派（即中國所謂的法相宗）的主要經典。佛教史料強調太宗非常看重玄奘，並指出這種感情來自皇帝個人的信仰。 但沒有跡象表明，太宗對玄奘的興趣是由於後者倡導了新教義。他感興趣的是，玄奘是唯一對印度和中亞的地理、風俗、物產和政治等方面有知識的人。太宗確曾勸過玄奘還俗，在朝廷做官。此議雖不果行，但玄奘卻被說服留在長安的弘福寺從事他的繁重的譯經工作，而皇帝則對此提供優厚的津貼。 玄奘有三年沒有再見到皇帝。649年，在太宗死前不久，玄奘曾陪伴太宗到避暑離宮。據說太宗以未能早遇玄奘以弘揚佛法為憾事。太宗是否說過這樣的話是可疑的；如果說過的話一定是臨終時的皈依，因為此話和太宗畢生對佛教組織與佛教教義的敵視態度是格格不入的。[84] 對外關係 漢代曾短期地控制東起朝鮮北部，西至塔里木盆地西邊，南到越南北部的一大片領土；　自此以後繼續興起的王朝都夢想恢復這個泱泱大帝國。隋代在幾個世紀的大分裂以後已開始恢復漢帝國的疆域，只是由於內亂才中斷了這一嘗試。太宗平定中國後，第二步就想以臣服周圍國家的方法來推行隋代對外進取的未竟之業。 當太宗初期，唐朝的經濟力量還很弱，所以他聽從顧問們的勸告不輕用武力。因此他對很多鄰國採取懷柔政策，有時以下嫁公主（實際上不是皇帝自己的女兒）的手段進行和親，[85]有時以外交手段破壞這些國家的內部團結。但所有這些情況很快就變了。630年，從前的北亞霸主東突厥汗國的滅亡在北部邊境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地帶，並且除掉了中國外部的最大威脅。這個新形勢，加上國內經濟實力的巨大增長，給太宗提供了一個執行大規模對外擴張政策的機會。 東西突厥 太宗最大的軍事成就在於平服東突厥，完全消滅了他們的軍事力量，因而從此改變了北亞的整個均勢達半個世紀之久。太宗成功地把唐和突厥的關係徹底翻了過來。高祖當時曾向突厥稱臣，現在卻親眼看到自己的兒子成了天可汗，即成了所有突厥人的君主。 但太宗成為天子後初次和東突厥的衝突並不太順手。626年陰曆八月末，太宗取得皇位後才幾個星期，隋末殘存的最後一個叛亂者梁師都勸說突厥入侵中國，顯然是想利用玄武門之變後太宗支持者和他兩個被殺兄弟的支持者之間出現的不和。東突厥的首領頡利可汗（在位時期620—630年）和他侄子突利可汗於是聯合他們的兵力，率領一支據說有10萬人的軍隊取道涇州（在長安西北約75英里）侵入現在的陝西省，抵達距京師西十多英里的渭河邊。涇州的守將是羅藝，他和被殺的太子建成關係很好，突厥所以能這樣快地進逼京師，表明他可能只象徵性地抵抗了一下。[86] 據傳統說法，這時太宗用了一條計謀，把頡利可汗和他的主力軍隔開，並以他的一小支人馬把可汗包圍，然後勸誘可汗講和。按照傳統習慣，在渭水便橋上殺白馬為盟以後，據說突厥就退兵了。 但有證據表明，太宗不僅沒有俘獲突厥可汗，而且被迫送給突厥大量財寶以求退軍。有一條史料說，太宗聽從他的將領李靖的「空府庫」的勸告，以求突厥退軍；以後太宗無可奈何地提到此事時說它是「渭水之辱」。[87] 但此後不久，東突厥的勢力急劇下降。627年，臣屬於突厥的薛延陀、拔野古、回紇等起兵反抗突厥的統治。同年的較晚時期，突厥境內遭大雪災，大部分牲畜死亡，從而引起了可怕的饑荒。628年，突利未能鎮壓反叛的種族，頡利就把他囚禁並處以鞭答。兩個首領的分裂更進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量。引起內部不和的另外的原因是：頡利嚴重地依賴粟特人和其他中亞人作行政官員，隨之便產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遷的趨勢。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這看做對傳統遊牧生活的威脅，群起反對。 突利被釋放之後就秘密計劃謀反，他致函太宗要求許可他來長安。628年陰曆四月，突利為頡利所攻，請求唐軍援助。太宗決定不干預，認為如果他袖手旁觀，突厥就會被內訌搞得四分五裂。可是太宗確想利用這個機會與梁師都算老賬，後者此時占據現在陝北的河套，而突厥人也已不能保護他。628年春，唐軍包圍了梁師都的營帳，梁師都為自己的部下所殺。 太宗又以冊立近來反抗東突厥統治的各部所選出的新首領為可汗的辦法，進一步削弱了頡利的力量。新可汗毗伽承認唐朝對他的宗主權，也向唐朝進貢。很多以前臣屬頡利的部族，都轉向了新首領毗伽可汗。 到了629年，頡利竟處於這樣的困境，以致這一年的後期他公開宣稱自己是唐朝的藩屬。太宗不理會他這一姿態，此時他相信勝利已經在握，就派遣十多萬大軍在李世勣、李靖的率領下出征頡利，頡利的營帳這時設在戈壁（大漠）南部，被唐軍攻取，同時殺死許多人畜。頡利起初逃走，但在630年初他被唐軍追獲，押送到長安，當了政治人質了卻餘生。 630年春，西北各部族首領到長安朝見，請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稱號；這個稱號含有最高宗主權和仲裁他們之間糾紛的權力的意義。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此舉結果產生了一個正式的政治體制，[88]但這個意見很不可靠。不過在長安舉行的頌揚天可汗的典禮卻非常隆重，同時中國人還充分利用了這個稱號，因為他們認為它體現了——不管實際含義為時多麼短暫——中國和突厥的命運的完全逆轉。 關於如何處理東突厥滅亡後的遺民的政策，朝廷出現了一場經久而熱烈的辯論。太宗採取了中書令溫彥博的建議，決定把突厥遺民安置在河套南部的中國境內。其部落應拆散，使之散居在中國的各個州縣從事農業；同時他們要接受中國文化的「文明影響」，以便最後失去自己的文化特性，永不成為中國的威脅。 許多朝廷中的名臣，其中包括顏師古、魏徵、李百藥等有名儒家學者，都反對把突厥人引進中國，特別是反對把他們安置在京師附近的地區，因為突厥的本性絕不能被中國生活方式同化，也不會受中國文化價值的影響。他們建議不如把突厥人安置在他們的草原故土，但在政治上分裂他們，以使他們不可能對唐構成軍事威脅。[89] 皇帝的意見終於占了上風，決定把突厥遺民安置在中國境內，大約10萬人分布在從河北到今之陝西的中國邊境。最後大約有1萬人到長安定居，他們的幾個部落首領被封為唐朝的將軍。 和卓柴達木的8世紀的突厥碑文詳細地描述了被征服的突厥人的命運：[90] 突厥貴人的子孫淪為了中國人的奴隸，他們的清白的女兒下降到奴婢身份。貴人放棄了他們的突厥封號，接受唐朝的封號，臣服於中國可汗，為他盡力奉職五十年。對於他，他們曾遠徵到東至日出外西至鐵門關。但他們把他們的帝國和政府機構都獻給了中國可汗。 太宗得天之助，消滅了東突厥帝國。他在鄂爾多斯和今內蒙古的邊境建立了強固統治之後，開始對西突厥使用同樣的分裂和征服政策。這時，他又大大得益於近來破壞突厥政治統一的嚴重的內部分裂。當東突厥在隋代和唐初屢次威脅中國的時候，西突厥正專心經營西方：它和拜占庭帝國聯合，壓迫波斯。高祖曾想和西突厥結好，用東西兩方夾攻的方法威脅東突厥可汗。但東突厥越衰微，西突厥越強盛。到了太宗時期，統葉護可汗統治下的西突厥統轄有東自今甘肅省長城西端的玉門關，西至薩珊王朝的波斯，南至克什米爾，北至阿爾泰山的廣大地區。 630年，統葉護所屬的一個部落叛亂並殺死了他，西突厥帝國因而崩潰。634年，西突厥沿著伊塞克湖和伊犁河分裂成由兩個集團控制的西東兩個聯盟，它們分別是弩失畢和都陸。 太宗巧妙地利用傳統的「以夷制夷」政策，以保持西突厥內部的不和。641年，他冊立統治西部聯盟的沙缽羅葉護可汗。作為對此事的反應，西部突厥帝國東部聯盟的統治者都陸可汗（在位時期638—651年）很快地入侵在他的對手統治下的幾個中亞綠洲，不久，又用計刺殺了沙缽羅葉護可汗。舊西突厥汗國再度統一以後，都陸可汗拘留唐使臣，併入侵甘肅的中國邊境。 642年，西突厥內部的幾個部落不滿意都陸可汗的統治，派使者到長安，請求另一個可汗做他們的統治者。太宗抓住這個機會，又冊立了另外一個新可汗，乙毗射匱。結果，都陸可汗很快失去了他所屬的大部分部落的支持，被迫逃入吐火羅國。乙毗射匱可汗遣貢使到唐朝請婚，以加強他和中國的關係。太宗默許了他的要求，條件是要他割讓五個塔里木盆地中的綠洲給中國作聘禮，其中的龜茲（庫車）、于闐（和闐）和疏勒（喀什噶爾）大概不是可汗給的。[91]總之，太宗已經著手要以武力征服這個地區了。 中亞綠洲 隨著西東兩突厥帝國的衰微和滅亡，太宗有可能對塔里木盆地的諸綠洲王國建立中國的宗主權，其中有些王國的居民是印歐語民族。這些綠洲的燦爛文化是受伊朗、印度、阿富汗和中國諸文化的影響而培育成的；諸綠洲對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絲綢之路」就通過這裡。中亞、波斯、東羅馬帝國的商人通過這條路到達中國；因此，對這條路的控制是唐帝國政策的一個主要目的。 頭一個歸順唐朝的大綠洲是最靠近中國的、溫暖而富饒的高昌（喀喇和卓），它位於今新疆省東部的吐魯番附近。它受到的中國文化影響比其他綠洲國家更多。自498年以來，高昌國由其祖先（可能是中國人或半中國人）麴氏王朝統治，但到7世紀初期它已高度中國化了。在隋代和唐高祖時期，高昌處於西突厥的統治下，但630年隨著統葉護可汗之死，它日益處於東突厥處羅可汗次子阿史那社爾的勢力之下。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一同到唐朝，受到盛情接待。 可是麴文泰回國幾年後，他開始封閉絲路，這是由於塔里木盆的此時發生了一個深刻的政治變化。636年，阿史那社爾決心到長安做唐朝的將軍。自638年以來，阿史那社爾在高昌的統治地位被西突厥東部聯盟的首領都陸可汗所取代。由於都陸的支持，高昌王才敢於藐視唐朝。從西方帶著貨物去往長安的商人不能繼續前進，高昌以西各國的貢禮也被截留。[92] 由於這些困難，638年太宗准許高昌西南的另一個綠洲小國焉耆（喀喇沙爾）另開一條橫越沙漠到中國邊境的南路。麴文泰於是聯合西突厥攻擊焉耆和另一個綠洲小國伊吾（哈密），後者位於高昌之東，為通往長安的必經之路，近來改變它對西突厥的效忠而轉向唐朝。太宗命麴文泰作為一個藩臣親自來朝，但麴文泰置之不理。638年陰曆十二月，太宗命侯君集率軍遠征高昌。起初麴文泰把唐軍會跨越這麼廣大的沙漠地帶遠征他的王國當做可笑的念頭，但他沒有料到侯君集的堅毅精神，當他聽到唐軍已近在眉睫時，據說他驚恐而死。西突厥曾應允高昌，如果後者遭到進攻就給予援助，於是派出一支援軍，但在唐軍到達時援軍竟轉頭逃跑。640年陰曆八月，麴文泰的兒子高昌新王舉國向侯君集投降。 太宗決心把高昌並為中國的一部分。[93]魏徵和褚遂良二人極力反對中國直接統治這個綠洲王國，因為它離中國太遠，需要很多中國部隊駐守，在徵集戍兵和供應上都有困難。魏徵堅決否認這個地方的歸併能使中國得到任何實利。[94]但太宗對這個勸告置之不理。高昌成了中國的一個州——西州，其後不久，唐在那裡設立了安西都護府以治理周圍地區。都護府兼管文、武兩方面的事務，使用中國文官而由一支常備軍支持。它是太宗及其繼承者所建立的幾個治理承認中國權力的外國民族的機構中的頭一個。[95]它所轄的區域從甘肅極西的敦煌（沙州）直到西面的焉耆邊境。 受印歐文化影響的焉耆，自632年以來就是唐朝的朝貢國，可是它很快因中國在緊靠它的、相距不到100英里的西州設立都護府和駐軍而不安。因此它和西突厥聯盟並停止向中國朝貢。結果在644年後期，安西都護郭孝恪出征焉耆，俘虜了國王，打敗了西突厥的援兵。於是焉耆恢復了對唐朝的朝貢關係。648年，焉耆國王被他的一個從兄弟推翻，當時為唐朝效勞的突厥首領阿史那社爾再度侵入該國，另立了一個王室成員做國王。新國王恭敬地自稱是一個忠於唐朝的藩屬。 不僅焉耆感到日益增長的中國勢力威脅著中亞。它的西面是龜茲（庫車）綠洲，龜茲是塔里木盆地所有王國中受印歐文化影響最深的綠洲。國王蘇伐雖然名義上是唐朝藩臣，卻援助了644年焉耆的反唐叛亂，停止向唐朝納貢。648年，阿史那社爾在處置焉耆後，就進軍攻占龜茲的都城，將龜茲置於安西都護郭孝恪統治之下。以後不久，龜茲的殘餘勢力聯合西突厥部落奪回國都，殺死郭孝恪。但阿史那社爾的軍隊很快重占該城；在另外五個龜茲的大城陷入他手之後，其餘的城也都投降了。11000多名降服的居民死於刀下，作為對郭孝恪之死的報復。焉耆和龜茲的征服對中亞的印歐文化和文明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從此它再也沒有恢復。[96] 地圖7　太宗進入中亞圖 這些國家的臣服意味著唐朝統治了幾乎全部塔里木盆地，因為有三個西部綠洲國家在幾年以前已經自願臣服於唐朝，它們是：疏勒和于闐（632年臣服）莎車（葉爾羌，635年臣服）。649年初期，安西都護府的治所從高昌西移到龜茲，建立了歸它節制的龜茲、疏勒、于闐和焉耆四鎮，從而控制了中國在塔里木盆地的領土和今蘇聯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境內伊塞克湖周圍的地區。[97] 吐谷渾和吐蕃 青海湖周圍地區和今青海省的黃河源頭是吐蕃化的鮮卑族——吐谷渾——的故鄉。隋煬帝在608年曾把他們從故鄉趕出，但當隋末國內大亂時，吐谷渾趁中國衰弱又恢復了他們的舊領土，並再次侵襲中國西北邊境的諸州。唐朝興起以後，吐谷渾可汗伏允曾率兵幫助高祖攻擊甘肅的「叛亂者」李軌；高祖把伏允的兒子、被煬帝扣在中國作人質的伏順送還，作為報答。此後，吐谷渾和新王朝繼續保持比較親切的關係，直到634年他們的使臣在從長安朝貢後的歸途中掠奪中國邊境時為止。唐太宗命年老的伏允可汗親自到唐朝，但伏允未予置理。結果，可汗的一個兒子與唐「公主」的婚約被取消，吐谷渾於是入侵中國西北邊境以圖報復。 634年後期，太宗大興問罪之師，命李靖和侯君集率軍進政吐谷渾。五個月以後，唐軍多路分兵西進，經過幾百英里的荒無人煙之地，在青海湖東北黃河源頭附近追及吐谷渾，幾次戰敗吐谷渾軍，並俘獲其貴族多人和幾十萬頭牲畜。但伏允可汗經過沙漠逃往于闐。唐軍緊追不捨，但他未被捕獲，最後被其士兵所殺，或者自殺身亡。 伏允之子伏順為伏允嫡妻所生，過去因在隋朝作人質而沒有被立為太子。這時，伏順廢了原來取代他的太子，自立為君，舉國投唐。太宗認為伏順成長於中國，易受唐朝的政治影響，因而滿意地承認他為新可汗。 但吐谷渾的政局依然不穩定。高度漢化的伏順得不到他本國人的支持，繼續要求唐軍幫助以維繫他搖搖欲墜的政權。儘管有中國的幫助，但在635年末，伏順被他的下屬所殺；在太宗朝餘下的時間裡唐軍多次進入吐谷渾境內以圖穩定政局，但是迄無成效。[98] 雖然中國顯然對這一事情不甚了了，但吐谷渾局勢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來自擴張中的吐蕃聯盟的日益加大的政治壓力；7世紀30年代以來，吐蕃一直在蠶食吐谷渾的屬部。 直到隋代，吐蕃是被許多兇猛好戰的部落所占據，它們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土波、土魯波或最常見的通稱吐蕃，他們之間內戰不息。但在6、7世紀之交，吐蕃的中、南部諸部（拉薩周圍）在一個首領論贊索的統治下統一起來，論贊索的兒子松贊干布（在位期為605？—649年）成功地把全吐蕃統一成一個緊密的聯盟。 到了唐初，吐蕃人把領土從南面的喜馬拉雅山擴張到南山山脈，還從克什米爾邊境擴張到四川的邊緣。在高祖時，吐蕃已開始對中國西北邊境施加壓力，在623年，又侵犯隴右道（甘肅）邊境的一個州。634年，它與唐朝建立外交關係，並派使臣進貢。這是整個唐王朝時期約100個這類官方和非官方使團中的頭一個。 幾年以後，吐蕃王松贊干布聽說唐朝的「公主」們曾嫁給突厥和吐谷渾的可汗，他也因此要求同享這樣榮譽。不幸的是，太宗因低估了吐蕃的力量和侵略性而拒絕了這一要求。於是吐蕃進攻四川西境的松州，在唐軍以慘重的損失為代價把他們趕走之前，他們以強大兵力圍困了松州數日。這次進攻雖然被打退了，可是中國也認識到了必須和這個可怕的新鄰國周旋，所以當641年松贊干布再次請婚時便立即應允。[99] 這次和親帶來了中國和吐蕃此後20年的和平關係；吐蕃在此時期逐漸鞏固了它已占有的吐蕃文化區，並發展成為一個直到9世紀中葉都是中國最成問題的鄰邦。雖然經歷了640年和641年的事件，太宗的朝廷對中國西部邊境這個新威脅的程度之大還無所體會。 薛延陀 薛延陀是鐵勒15個部中最強的一部；鐵勒為突厥民族，原住今新疆北部（準噶爾）的烏倫古河和塔爾巴哈台流域。[100]太宗初年，薛延陀和另一鐵勒屬部回紇起兵反抗它們的統治者東突厥，並集合鐵勒的其餘部落，由它們共同控制。如上所述，這次叛亂是唐朝征服東突厥的一個有利因素。 東突厥遺民被安置在中國北部邊境以後，薛延陀占據了從鄂爾多斯到鄂爾渾河的原來東突厥的領土。 641年，突利可汗的一個弟弟企圖行刺皇帝（太宗），於是唐朝想把突厥人遣回他們的遊牧故地。但薛延陀堅決反對他們回來，又把他們趕回中國。後來，太宗又把突厥人遷到長城以外，這只能使薛延陀攻擊他們，並開始經常襲擾中國邊境。 薛延陀可汗是個暴君，臣民都痛恨他。645年，回紇人發動了一次針對他的起義，太宗決定利用這個機會發動進攻，不僅要消滅薛延陀的力量，而且要消滅所有的鐵勒部落的勢力。唐朝、突厥及其他非中國民族的聯合大軍剛一到達，薛延陀可汗就逃走了，後被回紇部民殺死。一旦薛延陀的新可汗向唐朝稱臣，其他鐵勒部落也紛紛效法。646年秋，太宗到長安之西受降並接受它們的貢禮，同時刻石立碑，親自作詩紀功。 高　麗 隋煬帝三次試圖征服這個朝鮮的王國高麗未遂，並在征討過程中毀滅了他的大帝國。幾次戰爭也使高麗蒙受嚴重損失，戰爭的瘡痍到618年高麗嬰陽王（在位時期590—618年）死去和異母弟榮留王（在位時期618—642年）繼位時還沒有痊癒。高麗的權力轉移與中國建立新王朝同時，所以兩國的友好關係得以恢復。619年，高麗再度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並忠誠地向唐朝納貢。過了三年，榮留王接受高祖的建議，交換雙方在隋代遠征時的俘虜。高麗共遣返了約1萬中國戰俘。[101]但很多中國人在隋末大亂時逃到朝鮮避難，在遣返戰俘後，還有相當多的中國人留在高麗。在7世紀20年代，高麗謹慎地沿遼河西岸建造大量堡壘，以防中國人再度入侵。這條防線用了大約10年的工夫才完成。 唐朝和高麗雙方都有足夠的理由要謹慎行事。高祖在位的大部分時間忙於平定國內叛亂，中國的經濟還沒有從10年內亂中恢復過來，唐朝還沒有任何能力進行對外冒險。而高麗則希望有一個和中國持久友好的時期，以便收復在抗隋戰爭中被南部新羅、百濟所奪去的領土。 可是隨著太宗對唐朝的軍事力量越來越自信，隨著中國經濟的恢復，隋煬帝在高麗的災難性失敗對太宗來說逐漸變成了一個難以忘懷和帶挑戰性的問題。到了641年，太宗公開對朝廷說，高麗在漢武帝時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唐朝從陸、海兩方進攻，高麗可能再度被征服。[102]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同年，他似乎已採取了一個實際步驟，即派職方部郎中陳大德偵察高麗的軍事勢態和防禦工事，作為唐朝進攻的第一步；職方部為負責收集情報，測繪邊區地圖和維護邊境防禦設施的中央機構。 一個對高麗發動戰爭的藉口是在642年出現的，當時長安得到消息說，負責沿遼河修築堡壘並以對中國強硬聞名的泉蓋蘇文，在高麗朝廷的黨派鬥爭中獲勝，並在發動的一場政變中殺死了榮留王（他名義上是唐朝的藩臣）和他的100多支持者，泉蓋蘇文立榮留王的弟弟大陽王之子寶藏王為新王（在位時期642—668年），自立為軍事統帥——大莫離支，執行更加擺脫中國影響的獨立政策。 太宗雖有了干涉高麗的足夠理由，但還沒有立刻採取行動。他提醒他的朝臣，進攻高麗的不可缺少的基地東北平原，仍遭受著20年前內亂所造成的經濟破壞。 可是不久，朝鮮發生的幾件事迫使他攤牌。三個朝鮮王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高麗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敵對。643年的後期，聲稱是中國藩屬的新羅報告唐朝說，高麗聯合百濟在幾條戰線攻擊新羅，並切斷新羅貢使前往長安的路線。太宗用外交手段阻止高麗侵略新羅的行動無效，泉蓋蘇文甚至拘留一個唐使。太宗於是決定親自征討這個犯上的國家。 出征高麗的計劃在太宗的大臣中是不受歡迎的，他們不禁回想起隋煬帝在朝鮮戰爭中的慘重失敗。太宗最親密的顧問長孫無忌強烈反對任何遠征，褚遂良極力諫止太宗親征。唯一似乎贊成入侵朝鮮的宰相是太宗最有權勢的大將李世勣，他提醒朝廷，由於以前沒有採取強硬手段對付敵人，以致它後來悔恨不已。 儘管朝臣們反對，太宗還是決心實行自己的計劃，644年秋，開始精心準備遠征。大部分軍隊被調到東北，一部分軍隊奉命探測高麗在遼東的防禦。建造了400艘船往東北運糧。幾個月以後，太宗前往洛陽，那裡是他到前線的第一站。他在洛陽召見並詢問了以前的隋朝官員、曾參與過隋煬帝進攻高麗的鄭元璹。雖然鄭元璹告誡太宗，唐軍將遇到供應上的困難，並且事實證明，高麗具有守城能力，但太宗依然充滿勝利的信心。[103] 太宗在洛陽向全國發布了一份詔書，宣告討伐高麗的道義上的理由：泉蓋蘇文是個弒君者和專橫暴虐者，他侵略忠誠的中國藩屬新羅，因此必須受到懲罰。實際上，太宗所以念念不忘高麗可能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原因。唐王朝要完成隋煬帝的未竟之業和收復中國的舊疆這種雄心壯志起了一定的作用。戰略上的考慮也起了作用，因為出現了高麗統一整個朝鮮半島的危險，而中國的利益在於保持朝鮮分裂，防止它與東滿洲的靺鞨或與日本聯盟。此外，太宗在643年的繼位爭論（見下文）後碰到了嚴重的個人危機，因而感到有必要離開朝廷親自行動。 645年春太宗到達前線，進攻開始。太宗親率大軍和他的大將李世勣直驅遼東，[104]同時由大將張亮率領海軍43000人分乘500隻船從海道進攻高麗首都平壤。在開始時，一切順利。在遼東獲得鼓舞人心的進展，陰曆五月，唐軍攻克了曾頂住隋煬帝幾次遠征的高麗重鎮遼陽（遼東城），從而使進展圓滿結束。遼陽是在中國人修築了一條橫越遼河沼澤地帶的堤道後攻下的。[105]但看來太宗犯了一個戰略上的錯誤，因為他沒有放下遼東的不太重要的目標而深入朝鮮半島占領平壤。太宗可能想依靠海上入侵去占領這個目標。但看來他這個計劃失敗了，中國史料對其結果幾乎始終沒有提及。 在遼東，太宗的軍隊被阻在遼陽西南的重鎮安市城。在經過兩個月的無效進攻之後，太宗考慮到即將來臨的朝鮮的嚴冬，不得不命令撤軍。即使這樣，在歸途中唐軍還是遭到大風雪的襲擊，死了幾千人，整個遠征以災難性的失敗而告終。 太宗討伐泉蓋蘇文的失敗，使後者對中國的態度更加傲慢。他開始拘留唐使並重新入侵新羅。647年初，太宗再度進攻高麗。和以前一樣，唐軍在牛進達和李海岸統率下取得一些進展，甚至在一次大戰中戰敗高麗軍，但結果還是不能取得決定性勝利。 這位皇帝依然決心與高麗周旋到底。647年的晚期，太宗命令四川及其以南諸道建造龐大的艦隊，準備大規模入侵高麗。記載太宗晚期的史書生動地描述了這些地區民眾的苦難，他們為了從財政上支持建設海軍，承擔了沉重的勞役和繁苛的賦稅。648年，四川甚至發生一起小叛亂。[106] 648年陰曆六月，太宗宣稱將在次年以30萬大軍徹底粉碎高麗。甚至他的老朋友和顧向，宰相房玄齡臨終時懇求，請他放棄這次消耗國力的和師出無名的遠征，他也沒有聽從。[107] 當第二年太宗去世的時候，以打擊他的可惡敵人為目的的決定性遠征尚未發動起來，他所嘗到的唯一一次大失敗的苦果尚餘味未盡。 征服高麗的慘敗雖給太宗本人蒙上一層陰影，但幾乎沒有削弱唐朝在亞洲的日益增長的力量。由於帝國邊境的擴展和聲威遠播，邊遠的民族，如住在中國極北部（可能是在中西伯利亞）的骨利干族、住在烏拉爾東部的赤發碧睛身材高大的高加索種族吉爾吉斯（結骨、黠戛斯）族，開始源源不斷地向長安進貢。遠在中國之西的國家也遣使前來。638年，波斯薩珊王朝的最後一個王伊嗣侯三世也派遣他的兒子卑路斯到長安，可能是請求中國幫助抗擊正在侵略其王國的阿拉伯人。太宗沒有允許，伊嗣侯和他的王朝因而滅亡。943年，太宗接見拂菻（拜占庭帝國的敘利亞省）王的使臣，據說這是東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國的使臣。到太宗時，長安已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都市。它接待了來自亞洲各國的使臣，居住著許多不同種族的民族，它的學院和寺院也給高麗、新羅、百濟、吐蕃和高昌等國的王室子弟提供了學習的機會。[108] 隨著大批外國人流入長安，外國貨、外國娛樂、外國風俗和外國宗教也同時引進。佛教在這時已在中國長期流行，當然不再是外來宗教，但到太宗時期，由於最有名的中國朝聖者玄奘的回國，佛教與其印度及中亞根源的關係又得到恢復和加強。據17世紀發現的781年立於長安的一塊石碑記載，在此以前不久，景教僧阿羅本（可能是羅本〔Reuben〕）在635年曾來唐並受到太宗的歡迎。看來，太宗對這種宗教是喜歡的，所以下令把阿羅本帶來的景教經典譯為漢文。 繼承問題的鬥爭 在太宗朝的前半期，太宗的家庭生活相對平靜，只是由於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長孫氏去世才有了波折。在7世紀40年代初期，隨著他兒子們都已成年，兩個皇子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繼位鬥爭。這場衝突是太宗自己無意中促成的。兩個對手一個是文德皇后所生的長子太子承乾，一個是魏王泰。有關這一時期的正史說李泰是文德皇后的第四子，但其他史料說他可能比他「大哥」承乾還年長，而且可能是太宗的另一個妃子所生。[109] 雖然承乾因患嚴重腿病而跛足（可能是痛風或畸形足），可是在太宗剛即位後不久的626年陰曆十月就立他為太子了。[110]太子顯然聰明而能幹，並且一到成年太宗便開始讓他處理日常事務，當太宗離京時命他留守京師。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對中國的朝廷官員來說，承乾的行為顯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體統，很可能是精神失常。承乾不遵守中國的習慣和傳統，口說突厥話，他和他的僕從都穿突厥服裝。當朝廷官員們批評他這種粗野和不體面的行為時，他公然蔑棄中國禮法，竟打算殺害他們，由於沒有成功，他的這些活動當時沒有泄露。[111] 甚至在639年以前，當承乾的越禮行為尚未最後成為公開醜聞時，太宗已明顯地在所有皇子中表現了對魏王泰的偏愛。[112]李泰聰明而有魅力，並且秉承了太宗的許多優秀品質。太宗在很多方面都表示喜愛李泰。936年，當其他皇子被封為世襲都督赴任時，太宗破格地允許李泰不外出任職，而為他建立了一個類似太宗自己早年在洛陽建立的機構——文學館。642年，李泰在新建的王府廣招文學之士，每月的花費甚至超過了太子。[113] 李泰當然會把太宗有增無已的恩寵當做有希望繼位的徵兆。他左右的一幫年輕而有非分之想的官員也希望他代承乾為太子，以便附驥沾光。承乾的日益反常的行為看起來是有可能導致他被廢棄。李泰左右的這一伙人中有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和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因此在繼承問題上，在太宗朝廷中第一次出現了兩大勢力集團，一個支持承乾，一個支持李泰。為了防止官員分化成兩個各懷擁立目標的對立集團，太宗宣稱，如果因故廢了承乾，承乾的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將繼承乾之位。 在這期間，太宗用各種方法改進太子的行為，方法之一是在643年初期指定剛直而重道德倫理的魏徵為太子的老師。但改造承乾的希望微乎其微，於是太宗決心不使太子受其左右親信的壞影響。643年初期，他殺了太子的三個親信，一個是太子的寵侍歌童，另兩個是以異端誘惑太子的道士。 太子懷疑自己和孌童的關係是李泰告訴太宗的，並對太宗的日益嚴厲的態度越發警覺起來。於是他計劃殺害李泰和除掉他父親。參加太子這個計劃的有杜如晦的次子、他的長期親信杜荷和在征討高昌之役中因行為不端受處分而心懷不滿的將軍侯君集、太宗的異母幼弟並對太宗的屢次訓斥日益厭煩的性格粗野的漢王李元昌。 幸虧另一個皇子齊王李祐謀反失敗，使李承乾的陰謀還未實行就暴露了。李祐叛亂計劃的參與者之一紇干承基就是承乾指使謀殺太宗的人。紇干承基揭發了太子的陰謀，使朝廷更加吃驚。643年陰曆四月，承乾被廢為庶人，囚禁在現在的貴州邊境，死於644年末。[114]承乾的支持者的下場更壞。漢王元昌奉命自殺，杜荷和侯君集被斬首。[115] 雖然太宗以前曾宣布不廢除承乾子嗣的繼承權，可是他特別寵愛李泰；隨著承乾的被廢，他現在宣布有立李泰為太子的打算。李泰的追隨者當然熱烈支持；但太宗的有權勢的老臣長孫無忌卻極力反對這個計劃，主張立當時快滿15歲的李治為太子。於是朝中分為對立的三派：即原來支持承乾而現已瓦解的一派；支持李泰的一派；以長孫無忌及其他大臣為首的支持李治的一派。[116] 但是，因皇帝的意見受到最有勢力的顧問們的反對和由此產生的對政治安定的威脅所造成的艱難局勢，很快得到了解決。李泰本人開始暗地裡威嚇李治，因李治過去和新近被處死的漢王關係很好。隨著新陰謀的暴露，太宗沒有其他選擇，只有被奪李泰的爵位並把他驅逐出京。這種家事的煩惱使得太宗的精神瀕於崩潰。他抱怨三個兒子和一個兄弟都背叛了他，只是由於褚遂良的阻攔他才沒有飲恨自盡。 對於繼承問題，太宗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了。由於李治受到有影響的大臣們長孫無忌、褚遂良和房玄齡的有力支持，太宗於是在643年陰曆四月正式立李治為太子。同時，為了使李治受到嚴格的教導，一批有很大權限的官員被任命為他的老師，其中包括長孫無忌、房玄齡、年老而固執的蕭瑀和李世勣；同時另有一批地位較低但有才能的官員被派在太子府中任職，以使滿朝文武都能團結一致地擁戴他。 可是太宗仍然認為，他是被迫作了錯誤的選擇，而且懷疑意志軟弱的李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國家。643年末，太宗又想以另一皇子吳王恪做太子；李恪的母親是隋煬帝的女兒。[117]李恪英武像他父親，太宗自然被他吸引。但長孫無忌再度干涉，他批評太宗反覆無常，並堅持認為李治會成為一個卓越的統治者。正像中國歷史家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長孫無忌可能有意擁戴李治，但他支持李治是希望李治一旦即位他自己將能繼續左右朝政。[118] 因此，繼承問題再無變動，649年陰曆五月，享年不足50歲的太宗在久病後去世，李治即位，成為唐代的第三個皇帝高宗。 對一個盛世來說，太宗晚年是個不幸的結局。當645年發動給他蒙上一層失敗陰影的遼東戰役時，太宗患了一種精力耗竭的衰弱症，以致很多日常工作不得不由太子代勞。雖然他早年曾屢次嘲笑過去那些執迷不悟地尋求長生和靈丹妙藥的帝王們，但他現在極力想減輕病痛，也找來一個印度巫師那羅邇娑婆寐治療。[119]太宗越來越仔細地研究他過去的成就，並且關心他的兒子到底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皇帝。為此，他寫了一部四卷本的政治遺言《帝范》，揭示了他對於為人之君的理想。 雖然太宗的統治以低調告終，但它是唐代的第一個鼎盛時期，而且在某些方面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他留給他的繼承者一筆龐大的遺產：合理和高效能的行政機構、繁榮的經濟及廣大的國土。雖然他在高麗的失敗投下了陰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國出現了自漢朝全盛時期以來所沒有的興旺景象，一個充滿自信的、安定的和繁榮的局面。顯然，太宗時代的清平之治一定會使那些在他死後的不穩定的甚至危險的年代中繼續供職的官員們產生深沉的追思。 隨著時間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榮譽也隨之增長。對後世的中國文人來說，太宗代表了一個文治武功理想地結合起來的盛世：國家由一個精力充沛但聰明而謹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著他的帝國，同時又一貫謙虛耐心地聽取群臣——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見。太宗的施政作風之所以被人推崇，不僅由於它的成就，而且由於它接近儒家的納諫愛民為治國之本這一理想，另外還由於它表現了君臣之間水乳交融的關係。 在武后統治的黑暗日子裡，當群臣之間的良好而坦率的關係為惴惴不安和無窮的清洗及恐怖所取代的時候，就出現了要恢復太宗之治的理想。安祿山之亂以後，當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央政府被迫採用各種只求苟安的權宜之計時，當皇權旁落而由宦官或私人僕從玩弄權柄時，太宗之治就顯得無比的強盛和成功了。 後來，吳競在705年編撰名著《貞觀政要》，記述了太宗和群臣有關國家長治久安之策的討論，編者希望在武后統治了半個世紀之後，太宗的行政作風能予以恢復；此書成了帝王資治的基本手冊，後世探求治國之本的帝王們及極力說服皇帝納諫的大巨們都熱心研究。此書也為朝鮮人和日本人所愛讀，後來被譯為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洲等文字，以供西夏、遼、金等朝的統治者參考。它形象化地體現了太宗之治的作風，因此風靡東亞，成了強有力的政治理想。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注意，《貞觀政要》有一部軍事方面的姊妹篇《李衛公問對》。這部書的現在形式很像宋初的偽作，但也包含一些真的內容，它記述了太宗和他的名將李靖討論的各種戰略問題。[120]此書竟被塑造成一部與《貞觀政要》形式相同的著作，以顯示太宗在軍事上也堪為楷模；這件事本身就突出了後世對他的特別崇拜之情。在後世人眼裡，太宗朝文治武功並盛，既空前又絕後。 * * * [1]太宗生年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即有從生於597年到生於600年四種年頭的說法。 [2]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1955年），第175頁。 [3]《舊唐書》卷61，第2369頁。 [4]《舊唐書》卷51，第2163—2164頁。 [5]賓板橋：《唐朝的建立：隋之滅亡和唐之興起》（巴爾的摩，1941年），第49頁。 [6]《唐會要》卷28，第531頁。 [7]《貞觀政要》，原田種成編印（東京，1962年）卷8，第241—243頁。 [8]《資治通鑑》卷192，第6053—6054頁；《貞觀政要》卷8，第241頁。 [9]《資治通鑑》卷192，第6034頁。 [10]同上書，第5031頁。 [11]《資治通鑑》卷192，第6026頁。 [12]《唐會要》卷30，第551—552頁；《資治通鑑》卷193，第6079—6080、6088頁。 [13]《資治通鑑》卷193，第6088頁。 [14]《唐會要》卷30，第553頁。原名永安宮，635年改名大明宮。 [15]《唐會要》卷30，第560頁。 [16]同上。 [17]同上書，第555頁；《資治通鑑》卷198，第6248頁。 [18]《唐會要》卷30，第560頁。 [19]《資治通鑑》卷198，第6248頁。 [20]《舊唐書》卷74，第2615—2618頁。 [21]同上。 [22]《魏鄭公諫錄》，王獻功刊本（長沙，1883年）卷1，第23頁。 [23]《資治通鑑》卷199，第6260頁。 [24]《帝范》（叢書集成本）卷2，第15—16頁。 [25]築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76年），第33—42、123頁；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東京，1968年），第231—250頁。 [26]傳記載《舊唐書》卷65，第2446—2456頁；《新唐書》卷105，第4017—4022頁。 [27]傳記載《舊唐書》卷66，第2459—2467頁；《新唐書》卷96，第3853—3857頁。 [28]傳記載《舊唐書》卷66，第2467—2469頁；《新唐書》卷96，第3858—3860頁。 [29]見H.J.韋克斯勒《天子的鏡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紐黑文，1974年），第147頁。 [30]傳記載《舊唐書》卷71，第2545—2562頁；《新唐書》卷97，第3867—3882頁；又見韋克斯勒前書。 [31]傳記載《舊唐書》卷63，第2398—2404頁；《新唐書》卷101，第3949—3952頁。 [32]傳記載《舊唐書》卷80，第2729—2739頁；《新唐書》卷105，第4024—4029頁。 [33]傳記載《舊唐書》卷67，第2475—2482頁；《新唐書》卷93，第3811—3815頁。 [34]傳記載《舊唐書》卷67，第2483—2489頁；《新唐書》卷93，第3817—3822頁。 [35]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倫敦，1955年），第75—78頁；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重慶，1944年），第19頁以下；谷霽光：《安史亂前之河北道》，載《燕京學報》，19（1936年），第197—209頁。 [36]杜洽：《唐代府兵考》，載《史學年報》，31（1939年），第142—158頁；菊池英夫：《關於唐折衝府分布問題的一個解釋》，載《東洋史研究》，27.2（1968年）。 [37]見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第114—115頁之表。 [38]同上書，第317—341頁。 [39]《資治通鑑》卷191，第6004頁。 [40]H.J.韋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義》，收於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87—120頁。 [41]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情況，見上引文章。 [42]《資治通鑑》卷192，第6043頁所說官員數目為643人；《新唐書》卷46第1181頁所列為730人，包括中央和地方；參考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註》（萊登，1947年），第2頁注1。 [43]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1960年），第237—284頁；此書也列了一幅639年都督府的分布圖。 [44]戴何都：《中國唐代諸道的長官》，載《通報》，25（1927年），第222頁。 [45]《唐會要》卷68，第1197頁。 [46]《唐會要》卷77，第1411—1412頁。 [47]《資治通鑑》卷198，第6234頁；《唐會要》卷77，第1412頁。 [48]《舊唐書》卷50，第2139頁；《新唐書》卷56，第1411頁。 [49]自627年以來，關於斷肢之刑的爭論持續好幾年，見《唐會要》卷39，第707—708頁；《舊唐書》卷50，第2135—2136頁。 [50]《舊唐書》卷50，第2139—2140頁。 [51]《舊唐書》卷50，第2135—2136頁；《唐會要》卷39，第707頁。 [52]《唐會要》卷39，第707頁；關於式和格的頒行，見《舊唐書》卷50，第2136—2138頁。 [53]《唐大詔令集》卷11，第67頁。 [54]浦立本：《安祿山之亂的背景》，第61—63頁及第140—141頁的注；戴何都：《〈新唐書〉百官志、兵志譯註》，第30—65頁、761—773頁及他處；賓口重國：《從府兵制到新兵制》，初發表於《史學雜誌》，41（1930年），又收於作者的論文集《隋唐史研究》（東京，1967年）卷1，第3—83頁。 [55]浦立本：《隋唐時期之戶口登記》，載《東方經濟和社會史雜誌》，4.3（1962年），第290頁及以後諸頁；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財政》，載《大亞細亞》（新版），11.2（1965年），第211—232頁，特別是213頁。 [56]《舊唐書》卷49，第2122—2123頁；《唐會要》卷88，第1611—1612頁。 [57]《唐會要》卷88，第1612頁。 [58]《唐會要》卷46，第824頁。 [59]同上書，第824—827頁。 [60]《資治通鑑》卷193，第6089頁。 [61]《資治通鑑》卷195，第6145—6161頁；《唐會要》卷47，第829—830頁。 [62]《舊唐書》卷65，第2450—2451頁；《唐會要》卷47，第829—830頁。 [63]《資治通鑑》卷195，第6146頁。 [64]見642年褚遂良的諫書；《唐會要》卷47，第831頁。 [65]《帝范》卷1，第3—8頁。 [66]關於這個問題，可參考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從敦煌發掘的新證據》，收於芮沃壽和崔瑞德合編的《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47—85頁和第83—85頁的參考書目。 [67]詳情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池田溫所寫的一章；此外還可參考竹田龍兒《關於貞觀氏族志編纂的一個考察》，載《史學》，25.4（1952年），第23—41頁。 [68]《新唐書》卷95，第3842頁。 [69]《新唐書》卷172，第5205—5206頁。 [70]《文獻通考》卷29，第276頁；《太平御覽》卷629，第1頁。 [71]《唐會要》卷66，第1157頁。 [72]《唐會要》卷35，第633頁；《資治通鑑》卷195，第6135頁。 [73]《舊唐書》卷3，第42 頁；《新唐書》卷48，第1267—1268頁；劉伯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年），第93頁。 [74]《唐會要》卷64，第1114—1115頁。 [75]關於翰林院，可參考A.比紹夫《翰林》（巴黎，1964年）。 [76]《資治通鑑》卷195，第6153頁。 [77]關於經學的詳情，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麥克馬倫所寫的一章。 [78]關於唐初史學的詳情，可參考上注所引之書。 [79]《魏鄭公諫錄》卷4，第42—46頁。 [80]《舊唐書》卷191，第5096頁。 [81]詳情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崔瑞德所寫的有關政府制度的一章。 [82]《舊唐書》卷80，第2729頁。 [83]詳情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S.溫斯坦所寫的一章。 [84]又見溫斯坦《唐佛教形成時期帝王的庇護》，載芮沃壽、崔瑞德合編《對唐代的透視》，第265—306頁；芮沃壽：《唐太宗和佛教》，第239—263頁。 [85]戴密微：《拉薩會議》（巴黎，1952年），第1頁注2；鄺平樟：《唐代公主和親考》，載《史學年報》，2.2（1935年），第28頁注19。 [86]見李樹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257頁。 [87]《新唐書》卷93，第3814頁；《資治通鑑》卷191，第6019—6026頁；王讜編：《唐語林》（上海，1957年）卷5，第152頁；李樹桐：《唐史考辨》第8章。 [88]如見羅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於《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年），第54—87頁。 [89]《唐會要》卷73，第1312—1314頁；《貞觀政要》卷9，第284—287頁；《魏鄭公諫錄》卷2，第8—12頁。 [90]勒納·格羅塞：《草原帝國》，諾亞米·沃爾福德英譯本（新不倫瑞克，1970年），第92—93頁。 [91]《舊唐書》卷194下，第5183頁；威廉·薩莫林：《十二世紀前的東突厥斯坦》（海牙，1964年），第59頁。 [92]島崎昌：《唐朝征討高昌國的原因》，載《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14.4（1958年），第62—83頁。 [93]《唐會要》卷95，第1702頁。 [94]《魏鄭公諫錄》卷2，第13—14頁。 [95]關於安西都護，見戴何都《中國唐代諸道的長官》，第31—32頁。 [96]格羅塞：《草原帝國》，第100—101頁。 [97]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東京，1955年），第187—201、243—246頁；戴何都：《中國唐代諸道的長官》，第31—32頁。 [98]加布里埃拉·莫爾：《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的吐谷渾》（羅馬，1970年）。 [99]《唐會要》卷97，第1730頁；《資治通鑑》卷196，第6164—6165頁。吐蕃王國不僅要求通婚，還要求能讀寫漢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員被派往長安上國子學。高宗初期，吐蕃還要求派人能傳授養蠶、釀酒、造紙和蓋碾房技術的技工。 [100]以前薛延陀被認為是Syr Tardush族，鐵勒被認為是Tolos族，但現在這個說法被證明不可信。關於他們的最早的突厥語名稱還沒有一致意見。 [101]《舊唐書》卷199上，第5321頁。 [102]《資治通鑑》卷196，第6169—6170頁。 [103]《資治通鑑》卷197，第6213頁。 [104]《資治通鑑》卷197，第6214頁。 [105]同上書，第6220頁。 [106]《資治通鑑》卷199，第6261—8262頁。 [107]《舊唐書》卷66，第2464—2466頁；《資治通鑑》卷199，第6260頁。 [108]《唐會要》卷35，第633頁。 [109]C.P.菲茨傑拉德：《武后》（倫敦，1955年），第215頁注9；松井秀一：《圍繞擁立武后的問題》，載《北大史學》，9（1966年），第16頁注48；岑仲勉：《唐史余瀋》（北京，1960年），第10—11頁。 [110]《舊唐書》卷2，第31頁；《新唐書》卷2，第27頁。 [111]關於承乾之失德，見《舊唐書》卷76，第2648—2649頁；《資治通鑑》卷196，第6189—6190頁。 [112]《資治通鑑》卷194，第6119頁。 [113]《資治通鑑》卷196，第6174頁。 [114]《舊唐書》卷3，第55、57頁；《新唐書》卷2，第42—43頁。 [115]《資治通鑑》卷197，第6193—6194頁。 [116]孫國棟：《唐貞觀永徽間黨爭試釋》，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7（1965年），第39—49頁。 [117]《舊唐書》卷65，第2453頁；《資治通鑑》卷197，第6206頁。 [118]孫國棟：《唐貞觀永徽間黨爭試釋》，第46—50頁；《舊唐書》卷76，第2666頁。 [119]《資治通鑑》卷200，第6303頁；《唐會要》卷82，第1522頁；《舊唐書》卷3，第61頁；參考陳祚龍《論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溫泉碑拓本》，載《通報》，46（1958年），第376—396頁。 [120]關於這部書，見彼得·A.布德伯格未發表的博士論文《古代中國的戰爭藝術——〈李衛公問對〉研究》（伯克萊，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