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隋唐史 · 第三章　唐王朝的建立：唐高祖（618—626年在位）

隋朝末年義兵蜂起，公元617年隋軍中最強大的將軍之一唐公也起兵響應。唐公的軍隊進逼隋都，摧毀了它的防禦，並奪取了京城。六個月以後，他在那裡建立了後來幾乎延續三個世紀的新王朝，它與漢代並稱為中華帝國的兩個黃金時代。由於隋代在差不多30年前已經結束了中國分裂割據的局面，所以當李淵接著在全國建立穩固的中央政權的時候，他幸運地繼承了隋王朝這一份大家業。李淵新王朝的制度便是在前朝遺留下來的堅實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 和中國歷史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王朝的大多數叛亂領袖一樣，李淵也不是一個平民，而是一個出身顯赫世家的貴族。他的先世可以確切無疑地上溯到他的祖父，即作為八柱國之一的李虎：八柱國是曾在6世紀50年代襄贊宇文泰建立北周國家時的主要將領。李氏家族在那個時候聚居在武川鎮，它是北魏的拓跋國家在長城塞內（今大同附近）的一個防戍據點，也是宇文泰的老家。李虎的祖先目前史學界尚未完全弄清。唐皇室自稱，李虎祖父是李熙，他的父親是李天賜，這兩個人都是北魏（386—585年）的著名軍事將領，因此李虎的家是出自西北著名的隴西李氏，即出自在5世紀初年統治過甘肅西部的西涼小王國的王族（西涼在420年被匈奴消滅）。西涼的創建者李昞原是漢代抗拒匈奴的名將李廣的後裔，也是當地著名的氏族之長，李廣的子孫在敦煌郡世代為郡守。西涼覆滅以後，它的末代國王之子李重耳逃往南部中國，後來就在拓跋氏北魏供職，當了刺史。李熙據說就是李重耳之子。 唐皇室自訂的家譜意在表明他們是出自漢代的名門，同時還是西北的望族。可是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唐代史書作為確切事實所提供的這個世系，其實只是一個精心的編造。據認為，李氏家族同西涼王室毫無關係，也同隴西望族李氏毫無關係，它不過是中國東部家族的一個小支派，即河北趙郡李氏：這個支派定居在拓跋氏北魏治下的西北，與非漢族的部落貴族實行廣泛的聯姻。據認為，從李虎先祖中的兩個人——李初古拔和李買得——的名字可以看出，這兩個人要不就是襲用了漢族的李氏姓，要不就是被賜姓李，而他們的名則依然故我，也許是鮮卑族的。[1] 可是不管它的最初淵源何在，李氏家族在6世紀下半葉卻是極重要的一個貴族。在宇文泰創建北周的其他贊助者中，還有突厥望族成員獨孤信和隋文帝的父親楊忠：他們的家族間有著聯姻的關係。獨孤信有幾個女兒。大女兒嫁給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個皇帝明帝（557—561年在位）。他的七女兒嫁給了楊忠的兒子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581—604年在位）。他的四女兒嫁給了李虎的兒子李昞，這對夫妻在566年生下了李淵。[2]因此，李淵不僅是著名武人的後代，也不僅是統治中國西北部的漢—鮮卑—突厥貴族的混血兒，而且他通過他的母親又同北周及隋兩家皇室有著緊密的關係。 李氏家族還是最高品級的世襲貴族。李虎在北周之初的558年被封為唐公。他的兒子李昞承襲了爵位，後者在572年死後這爵位又傳給了六歲童子李淵。 隋王朝執掌政柄以後，李淵備受隋文帝的恩寵，而他與文獻皇后的近親關係又使他能官居高位。李淵於581年開始作文帝的侍衛——千牛備身，後來陸續做過畿輔地區或中國西北戰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在煬帝時期，他仍然做著許多重要的郡的郡守。後來被召還京師，委以殿內少監和其他朝廷要職。 613年，李淵43歲的時候任衛尉少卿，負責京師的兵器和兵器庫，並且在煬帝的第二次遠征高麗時承擔監管向東北前線（今遼寧省）運送軍需之責。 也就在那一年稍晚些時候，即在三年零星不斷的騷亂和劫掠之後，不滿於政府的楊玄感（文帝的主要顧問楊素之子）起兵於河南北部之黎陽，從而爆發了反隋的第一次大叛亂。[3] 楊玄感本人好文，喜歡結納文學賓客之士。他也和李淵一樣，是隋帝國的社會精英人物，並且與皇室是遠親。他官至禮部尚書，而且在遠征高麗之初就受命在隋軍的主要供應基地黎陽督運軍需。楊玄感儘管出身於有特權的貴族門第，卻也沿襲了他父親同文帝及煬帝之間的猜忌和惡感，而且他也像當時和後世的人那樣深信，楊素是煬帝在606年授意毒死的。在討伐吐谷渾的那一次失敗的戰役中，他就曾被人勸阻不要參加609年的叛亂。這時他認為他身處群情鼎沸之地，而這種不滿情緒是611年黃河大水災的後果，也是609年徵發民工修筑北段運河（永濟渠）引起的百姓的痛苦和煬帝遠征高麗之役從災區徵調了大量農民的行動造成的。早在613年初期，今山東省黎陽之東就已連續爆發了農民暴動。楊玄感利用了人民對高麗之役的普遍反對和對煬帝本人的廣泛不滿，糾集叛軍向東都洛陽進發，並將它圍困起來。 隋煬帝被迫放棄對高麗的征討而集中兵力平叛，叛軍被優勢官軍迅速平服。楊玄感被俘虜並被殺害，他的家屬和隨從也無情地被殺戮殆盡。這次叛亂只延續了不足兩個月。 可是就在那一年，叛亂仍是此伏彼起，頻頻發生。不少於8起武裝起義的消息從各個不同地區傳來。李淵從東北被調往陝西治軍，以保衛通往京師的要道。在西北，一個名叫白榆妄的叛亂者引起了甘肅的騷亂，從而破壞了隋朝騎兵所仰賴的國家的馬匹放牧場地；另外，在613年和614年叛亂也在鄰近京師西面的扶風郡發生。這些小叛亂都很快被撲滅，但它們的殘餘分子仍逍遙法外，而且隨著政權和秩序的進一步瓦解又爆發了許許多多或小或大的紛亂和叛亂（見地圖3）。 615年和616年李淵又接受了另一軍事要職，這一次是在河東（今山西省北部），他平定了當地許多股匪，而且勝利地抗拒了突厥人對邊境的侵犯。為了酬賞勳勞，煬帝於617年初提升李淵為太原留守（李淵自615年以來一直屯駐太原）。他的指揮部即設在晉陽。 這時，煬帝自己南下去他的行都——江都，他對北方大部分地區已失去有效的軍政控制。李淵的新任命不過是在事實上確認他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內已經行使的軍事權力罷了。[4]但是，直到此時為止，李淵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耿之臣和極有價值的支持者。 奪取政權的經過 在李淵接受新任命於晉陽的時候，由於隋煬帝的靡費無度，濫征徭役，以及屢興討伐高麗之師和防禦突厥人捲土重來所造成的大量傷亡，天災人禍交困，引起了廣大人民和許多隋朝官吏的強烈不滿。群盜蜂起，叛亂很快遍及全國（見地圖4）。當不斷加劇的叛亂警報頻頻傳到太原府的時候，李淵的朋友和軍事顧問們紛紛認為隋朝統治已危如累卵，都勸他趁機起事，創建新王朝。 李淵幾乎處於一次領導有成功把握的叛亂的理想地位。他的家世和人望都無可挑剔：他是一個與皇室攀親的貴族，而且在他51歲之年已侍奉過隋朝兩代皇帝而達到他漫長而順心的宦途的頂峰。他是中國北部產生一個個王朝統治者的那個社會精英集團中的一個成員。作為太原留守，他有強大的軍事和戰術上的優勢地位，因為他所控制的這個地區在中國歷史上被認為實際上是堅不可摧的，可以很方便地從這裡對長安（隋大興城）和洛陽這些傳統的政治中心發動進攻。 李淵還能夠贏得廣大民眾的歡心，這是因為約在614年有圖讖預言李氏當興，繼起為王，而且這說法在民間已家喻戶曉。至少李密所領導的另一支反隋叛亂便是受了這一預言的影響。李淵也知道有此民謠，因為它已在晉陽人民中間傳開。[5] 由於姓李，李淵自然也受到隋帝的猜疑。615年一位術士警告皇帝說，有一李姓者不久當為天子，因此隋煬帝在全國大殺姓李的人；這樣的清洗包括他的最高級將領在內，例如有權勢而門族強盛的李渾及其一族的32人便都被清洗；其他遠親被放到邊地。李淵也一定知道他在隋朝的位勢已岌岌可危，也知道隋王朝既然明顯地處於日薄西山的境地，他很有可能自建王朝，代之而興。 李淵那一代人對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們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淵和李淵的同時代人在思想上忠於社會秩序遠甚於忠於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因此，在617年陰曆五月他動員了他太原府的軍隊，並開始向京師進發。 令人有點感到驚異的是，李淵在太原起事中的作用的程度和性質，只是到最近時期才有新發現。按照新、舊《唐書》和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傳統說法，李淵是一個碌碌無能之輩，而且暮氣沉沉，胸無大志。相反的，他的次子李世民（617年時年17歲）倒被說成一位高超的軍事領袖：有魄力，有進取心，英明天縱。因此，後來成為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李世民在這些記載中就成了創建唐王朝的大功臣。 按照正史的傳統說法，617年李淵被任命為太原府留守時，李世民就已開始與劉文靜共謀反叛大計（劉文靜時為晉陽令，但因涉及與反叛者李密聯姻而被隋煬帝下令囚系獄中）。李世民會劉文靜於獄中，想發起一個運動以統一有不滿情緒的人民，進而一舉掃蕩已處於垂死狀態的隋王朝。當李淵第一次聽到這種想法時未十分在意；他畢竟與隋的帝室有姻親關係，何況又是王朝的主要捍衛者。但是，李世民賂囑晉陽宮監裴寂把煬帝的晉陽宮女弄來陪侍李淵，而沒有告知她們的身份，以此迫使他父親表態。當李淵得知他捲入了這一罪當處死的行為時不得不同意了他兒子的計劃，勉強地起兵發動叛亂。傳統的敘述還強調指出，在後來奪取隋朝都城的戰鬥中，李世民在導致唐朝勝利的軍事戰略和領導才能方面，功勞都高人一等。 歷史學家近年經過對正史中所記關於此事的材料重新加以研究後，得出了新的結論：有些重要情況可能是在唐太宗統治時期因太宗本人的堅持而編造出來的。根據其他材料，特別是根據從前被忽視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創業起居注》，歷史學家已經能夠對唐朝創立史的傳統說法中的某些偏見和歪曲之處做出訂正。[6] 《大唐創業起居注》的作者溫大雅是太原府人，是唐王朝建立的目擊者。他的翔實記述著重指出，正是李淵本人策劃了太原叛亂，也正是他的英明統率使唐軍在奪取隋都的戰鬥中取得了勝利。溫大雅筆下的李淵不同於傳統史書上的李淵；溫大雅的李淵是一位勇敢的領袖、剛烈的對手和足智多謀的戰略家。根據《起居注》的說法，十幾歲的李世民不僅在叛亂事件中只起到次要作用，甚至他在王朝建立中的貢獻也並不多於他的長兄，即後來成為太子的李建成。溫大雅的《起居注》告訴我們，甚至在617年年中太原起事之前，李淵已開始圖謀不軌。另外，激起李淵雄心的事件也是一清二楚的。最早發生在616年的一件事是當時李淵受命剿捕太原地區的盜匪。太原這個地方在傳統上又與傳說中的聖君唐堯聯繫在一起，因為傳說堯曾在一個名之為唐的地方住過。唐還是李淵作為國公的封地，雖然像諸如此類的爵位那樣，國公的爵位也無統治領土的實權。當唐公李淵接受新任命時，他認為他的爵銜與職務的巧合簡直是天降吉祥。[7]第二年他當了太原府留守時，李淵對李世民說：「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8]《起居注》還提到民謠《桃李章》及該民謠關於下一個中國統治者將姓李的預言對李淵的影響，因為《起居注》引用李淵的話說：「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9] 617年陰曆五月初，李淵傳諭給在山西南部供職的長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叫他們就地再招募軍隊，同時命令次子李世民和劉文靜等人也在太原招兵買馬。他們在十天之內招募了幾乎一萬人，屯駐在晉陽的興國寺。 李淵一不做二不休，決定清洗他班子中的不穩定分子。當李淵被任命為太原府留守時，隋煬帝給他指派了兩個副手——王威和高君雅——來協助他，這無疑是為了監視他。李淵曾經利用他們暫時離開太原的時機而為自己徵募了兵馬，但他認為他們會馬上對他的招兵買馬起疑而向隋帝報告。因此，他把建成和元吉召到太原來以後，在5 月15日藉口兩個副手潛引突厥人入寇太原地區而逮捕和殺害了他們。[10] 可是，在李淵能夠放心地發動戰鬥以前，他必須對付東突厥人——這是在戈壁南北居住的一個極為強大的部落聯盟，此時橫行於中亞並控制著從遼寧到蒙古的長城以北的地區。在隋朝末年，東突厥是亞洲北部睥睨一切的勢力，自從613年以來，中國西北部出現的許多叛亂者都向突厥稱臣，以取得突厥人的支持。東突厥的始畢可汗則分別給這些叛亂者封以皇帝或可汗的稱號。他也給叛亂者供應士卒、武器和馬匹，希望從隋朝的覆亡中謀取利益。[11] 615年後期，當隋煬帝定期巡狩長城的時候，東突厥人在山西的邊疆城市雁門圍困煬帝達一個月之久，[12]而且不久前還幾次入侵山西和太原地區。617年，他們又加強了壓力，這次是與劉武周勾結在一起；劉武周在617年初已在山西北部自己稱帝，並已被突厥領袖封為可汗。當李淵逮捕他的兩位副將時，突厥在撤退之前曾進抵晉陽城下。 很明顯，李淵在能率領叛軍前進以前，他必須先解除東突厥人及其盟友進攻他的後顧之憂。他因此寫信給始畢可汗，偽稱他之起兵意在恢復帝國的秩序，使能重建中國人和突厥人之間的友好關係。他說，這樣做會對各方面都有利。他與可汗達成了協議，即如果他贊助唐兵義舉，始畢可汗可取得全部為唐戰鬥的戰利品。這個協定是由劉文靜出面談判的。[13] 李淵力排眾顧問的意見，用了下對上行文的「啟」字，辭氣甚恭；這表示，他和其餘某些叛亂一樣，可能已決定在名義上成為突厥人的藩屬。但是，當始畢可汗要求李淵拒絕效忠煬帝而應自己稱帝時，李淵卻予以謝絕。相反的，他告知可汗，他準備擁立煬帝之孫代王楊侑為帝（楊侑當時已在隋都）。不管李淵之向東突厥人稱臣是真是假，雙方確是建立了某種友好關係，因為在他離開太原的前夕，始畢可汗贈送了1000匹馬，後來又給了他幾百名士卒和另外數千匹馬。 一處理完東突厥人的問題，李淵就建立了他的軍事戰鬥組織——大將軍府。他的成員絕大多數是太原附近隋朝的文武官員。李淵的大部分軍將在開始時都是因為這些官員的支持才得以徵集並得到供應，因為他們原來都是隋朝鷹揚府的軍官，現在只不過把他們的士卒轉手交給李淵指揮。[14]晉陽宮監裴寂也以隋宮倉儲中的大量糧秣、武器和甲冑供應唐軍。 617年陰曆七月初，李淵和他的兩子世民與建成率軍3萬從太原出發，而命另一子元吉留守太原。他們的目標是隋大興城；此地是一個古都，並且是陝西南部關中地區的戰略要地。 唐兵遇到隋軍的強烈抵抗，並且在通向潼關要塞的汾河流域途中被夏季的大雨所阻，李淵下令他的軍隊暫停前進。[15]他現在接到了河南洛陽附近一位叛亂領袖李密的書信，[16]要求二李結成同盟。李密出身西北貴族，原是隋朝的一低級官員，現為李淵的強勁對手之一。他早年原為楊素的門生，613年離開隋都後參加了楊素之子楊玄感的叛亂。他在楊玄感戰敗以後逃走，煬帝撤往南都後，從616年起他成了在洛陽周圍地區的諸叛亂集團聯盟的領袖。當他建議與李淵結盟的時候，他已經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和河北的南部。 李淵擔心的是，如果李密知道了他的計劃，他會阻止他向大興城進軍。他因此寫了一封卑辭和違心騙人的書信，說他是隋朝的忠義臣民，他之所以起兵只是為了重新建立秩序，並矢口否認他有比做唐國公更大的野心。與此同時，他還假勸李密自己努力取天下，他說：「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李密被這封信吹捧得昏昏然，因此應允李淵向隋都進發而不加阻攔，但這個決定使李密後來為之追悔莫及。[17] 617年約陰曆八月中旬大雨已停，唐兵在突厥可汗送來的2000馬匹和500軍士的援助下，迅速打破了隋軍在霍邑的抵抗，並繼續向南推進。[18]陰曆九月，唐軍抵達黃河，他們留了一部分人馬圍住扼守從山西和汾水通往陝南平原這一要道的隋兵據點蒲州，其餘兵馬則跨河而進。當他們渡河的時候，他們遇到了大隊隋軍，即予以擊潰。這時潼關以內的重鎮華州的州官投奔李淵，他把永豐倉獻給了唐軍，至此，通往大興城的道路已被打通。 當李淵進入京畿地區的時候，又有由李淵之女李氏（柴紹之妻，後為平陽公主）和他從父弟李神通在京師周圍招募幾千名士兵前來投靠。他的女兒已經糾集了一支大軍，她用的辦法是在大興城附近散財，以收買從其他更加動亂的地區逃來的民眾的心，另一辦法是與京畿地區的群盜和叛亂者結盟。陰曆十月，聯合起來的唐軍號稱擁眾20餘萬，在大興城外紮下了營寨。[19] 圍困了首都以後，李淵精心部署了最後的攻擊。當最後攻擊約於五個星期以後發動之時，居民開始有挨餓之虞。617年陰曆十一月初九，李建成的部下雷永吉的部隊攻破城牆，奪取了城市。[20]李淵曾嚴令保護隋朝皇室的安全。然後按照原來的計劃行事，煬帝的年幼的孫子楊侑被立為傀儡皇帝（稱隋恭帝），雖然唐兵的將軍們都要擁立李淵自己為帝。早已逃往南都——即長江岸上的江都——的隋煬帝則背上了一個太上皇的虛銜。 次年初，李淵又對東都洛陽大舉進攻。[21] 618年陰曆五月二十日，即他下令逮捕兩名副將和太原順利起兵一周年之際，李淵廢黜了隋朝傀儡幼帝，自己登極成了新朝的開創之主。李淵——以後我們即按他的諡號稱之為唐高祖——按其世襲封號而改國號為唐。依照歷來習慣，他選自己的年號為武德。雖然唐高祖也建都於大興城，但他易名為長安，此又為漢代及以後南北朝時期許多位於附近的王朝的古都名稱。高祖的長子李建成被立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為秦王；元吉封齊王。 唐王朝對全國控制的擴展 此時，唐王朝已占據了隋都城、陝西（關中）和山西（河東）的部分地區。但是，它依然是許許多多地方政權中的一個政權而已。它也不是唯一稱帝的政權。在隋末唐初有兩百多個叛亂組織互相打來打去，不過其中只有十支人馬有可能建立穩固的政權和問鼎中原。其餘叛亂者不過占據小城鎮，俟機投靠可能的勝利者，只想至少撈取一些地方權勢。許多地方仍然受制於隋朝的文武官吏，這些人或仍然忠於煬帝，或只是想保持他們的地方勢力。在另外一些地方，當地紳士階層也起兵反對盜匪和內戰，他們準備隨時支持那些能給該地區帶來和平穩定的人。唐高祖的任務是一方面儘量取得這些小叛亂者、隋朝官員和紳士領袖人物的支持，一方面就是摧毀他的主要對手們的力量。他達到第一個目的的辦法是，他精明地既搞大赦，又搞封官許願，又搞特賞；而為了達到後一個目的，他則不斷擴充自己的兵力，精心地予以部署。 總的說來，唐朝的綏靖工作實施得相當克制。那些率部帶著領土投降的人以及許多在戰場上被打敗的人，都被給予特赦。甚至有些叛亂領袖已被處決，但其隨從一般都給予寬大處理。戰敗的軍隊被吸收進唐軍，而重要叛亂領袖的軍隊也往往在原來軍官的帶領下原建制地參加唐軍。[22]這就無疑地使得叛亂領袖們甘願轉而效忠唐王朝。隋朝地方官吏大多除授原官，而某些地方性的盜匪或叛亂領袖的事實上的權力又常常因被任命為唐朝的刺史而被合法化了。[23]由此可見，唐高祖力圖獲致原來叛亂領袖的忠誠，同時又使地方行政有一定的延續性，使法律和秩序得以維繫而不墜。 除了委以地方官職之外，唐朝皇帝還給效忠者以其他刺激。每次戰鬥結束之後他都很細心地犒賞他的軍隊。[24]他也對投降的叛亂分子大加賞賜，並且常常封以爵銜。他對某些重要的叛亂領袖甚至賜以李姓，由此給予這些人以很高的榮譽，使他們在朝班中位居前列。[25]尤其重要的是，一旦從前的敵手參加了唐朝的政府，唐高祖就明確地顯示了他用人不疑的寬大胸懷。之所以有大量的人向唐王朝投降，其原因不僅在於唐王朝擁有壓倒優勢的軍事力量，而且也在於唐高祖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寬容、大度和值得信賴的統治者的形象：他只想寬恕別人和忘記一切，以求恢復中華帝國的和平。 617年後期緊接著奪取大興城之後，唐王朝立即開始了征服中國其餘部分的軍事活動。戰鬥一直延續了十多年，但主要的抗拒力量已於624年初期被制服。奉命外出討伐叛亂的唐軍稱為行軍。他們不是常備軍，而是視情況需要而特設的軍隊。建立這種部隊的辦法是：在地方或地區兩級的老百姓中徵兵；另外也吸收打敗了的敵軍部隊；後來還動員唐王朝的民兵部隊。 唐王朝在長安建立政權的時候，國內的主要敵對勢力有如下幾股。在京畿西北，位於唐王朝根據地能夠隨時予以打擊的距離以內的是甘肅叛亂者薛舉[26]（617—618年）的勢力。在長安以北，位於鄂爾多斯邊境上的是突厥的藩臣梁師都[27]（617—628年）。在山西北部的為劉武周[28]（617—622年），他被始畢可汗贈以可汗之封號並已自己稱帝。高開道[29]（617—620年和621—624年）控制今北京地區，自稱為燕王。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在竇建德[30]（611—621年）手中，他於617年建國稱為夏，自己稱帝。魏公李密（617—618年）原追隨楊玄感，已如上述，他控制了河北南部和洛陽以東的河南地帶。洛陽本身則被隋軍將領王世充[31]所占據，他是618年陰曆五月後以一個隋朝傀儡皇帝的名義實行統治的。618年初煬帝被弒以後，揚州周圍和淮河及長江流域的隋王朝殘餘部分被弒君者宇文化及[32]所控制，他也是以隋王朝的另一名傀儡皇帝的名義進行統治的。江蘇和浙江沿海是李子通[33]（615—621年）的地盤，南京地區長江流域則建立了杜伏威[34]（613—621年）和輔公祏[35]（613—624年）政權。南方政權中最富強的政權是自稱梁帝的蕭銑[36]（617—621年），他控制了整個長江中游和大部分南部中國。上述每一位領袖都採取了某種措施以穩固地控制一個相當大的地區，並且擁有相當數量的軍隊。 最初對唐王朝的軍事挑戰來自西北的叛亂者薛舉，他從617年年中以來控制著大部分甘肅地區，並且自己稱了皇帝。他曾經想自己奪取京師，但受到了這一年被突厥人支持的另一叛亂的牽制。當唐軍奪取隋都的時候，他的軍隊已進抵渭水，並且占領了附近的扶風，此地原為早期爆發兩次反隋叛亂的地方。618年初，李世民奉命率軍趕走了盤踞扶風的薛舉軍。他輕而易舉地打敗了由薛舉之子薛仁果統率的軍隊，把他們往西趕到了甘肅邊境，但李世民馬上回師首都，沒有乘勝追擊。薛舉於是計劃與突厥軍及另一叛亂分子梁師都（他的根據地在陝西北部鄂爾多斯沙漠的邊境地帶）結成聯盟，準備向大興城進發，但是唐高祖用賄賂突厥領袖莫賀咄（他後來以頡利可汗著稱）的辦法挫敗了這個計劃。這一年的晚些時候，薛舉又單獨從西北向長安推進，他重創了派來抵抗他的劉文靜的唐軍以後，又去奪取首都。對唐軍來說很幸運的是，薛舉在618年陰曆八月計劃發動攻勢的前夕突然病故。其子薛仁杲繼續其事業，但薛仁果同他父親的那些老臣宿將的關係鬧得很緊張，因而叛軍內部士氣低落。他從長安地區撤退，以鞏固他在西部地區的地位。618年的陰曆十一月，李世民包圍了薛仁杲的位於京師西北甘肅邊境的涇州營寨。戰敗後，薛仁杲的許多軍官帶著士卒投奔唐軍，他也不得不迅即投降李世民。他被解往長安處決。唐王朝在西邊的主要威脅已被解除。次年，甘肅的另一叛亂首領李軌[37]也被俘，這就最終鞏固了唐王朝對西北地區的控制。 可是，東北平原——即河北—河南地區——的軍事形勢卻是最後決定唐王朝究竟成為一個地方政權，還是能夠統一全國的因素。唐王朝還只控制了甘肅、陝西及大部分山西地方：它擁有隋帝國的政治上和戰略上很重要的西北地帶，但其人口還不足隋代的四分之一。在隋代，大平原上的河北和河南是中國最富庶之地，它們養活了中國全部人口的半數以上。與此同時，淮河流域和華中的長江流域變成越來越重要的糧食產地，而運河的興建則把這些地區和京師連接了起來。沿著運河航線，在河南和河北南部建造了幾個大糧倉，以貯存糧食和備轉口運輸之用。它們都是早期幾次叛亂攻擊的目標。對於一個想重新統一全國的王朝來說，牢牢地控制富庶的東部平原是絕對不可少的。唐高祖的最強大的四大對手——即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和竇建德——占據了這個地區的關鍵地帶。 隋朝將領王世充於617年年中被煬帝派來防守他的東都洛陽。當煬帝於618年初期被他的將軍宇文化及刺殺於江都的消息在這一年陰曆五月到達洛陽時，王世充擁立煬帝的另一幼孫楊侗繼位為隋朝傀儡皇帝，和李淵所立的傀儡皇帝一樣，也稱為恭帝（已見上述）。雖然叛亂者李密經過長期努力而仍然未能奪取洛陽，但他控制了洛陽周圍的許多地方，包括重要基地黎陽在內，而且還繼續威脅著洛陽本身。當在南方擁立另一位隋朝王子為傀儡皇帝的宇文化及率軍從江都北上向位於河南北部的李密的主要基地黎陽城進發時，王世充用計想使他們兩敗俱傷，自己坐收漁人之利。王世充的洛陽政府寬恕了李密，作為回報，李密應與王世充共同反對刺殺煬帝的人。李密必須保衛他的黎陽基地，同時他還相信，他能很好地利用這一緩和的關係，最後除掉王世充並控制整個河南—河北平原。因此，他接受了特赦，經過在洛陽的一段時間的調解以後，他率軍對軾君者打了幾次勝仗，摧毀了後者的大部分軍隊，並且強迫他向北撤退到大明府。 地圖5　唐之武功 王世充因而越來越關心李密日益增長的勢力；可是李密受他的主使而得到從寬處理，在洛陽又獲致高官，並且對宇文化及連打了幾次勝仗。618年陰曆七月，他藉口據報有人陰謀反對他，在洛陽發動了一次先發制人的突擊，清除了他的政敵，把李密拒之城外。雖然李密曾經擊退宇文化及，並迫使他從黎陽地區撤退到河北南部，但正如王世充所希望的那樣，他的兵力在戰鬥中消耗過多。王世充在這時很細心地在洛陽集結了軍隊，他抓住時機猛烈地向李密已經削弱的軍隊發動了攻擊。根據一項記載，王世充有一個士兵酷似李密；王世充命將這士兵綁起來，在戰鬥高潮中他把這士兵展示於李密軍前，李軍便潰不成軍。李密既已徹底戰敗，此時只得逃往長安託庇於唐王朝了。唐高祖在618年陰曆十月接受了李密及所率殘部的投降。[38] 王世充戰勝李密之後，得意洋洋，野心勃勃。他現在已完全控制洛陽，於是便任命了一批高級官員，其中包括隋朝大臣蘇威。619年陰曆四月，他廢除了傀儡隋恭帝，自己取而代之，改國號為鄭，並且建年號。最初，王世充因在戰場獲勝而得以實際上主宰河南全境，但後來由於他自己殘暴的統治和唐軍的壓力不斷加大而引起的內部紛爭，他不斷失利。621年初，他被迫退至洛陽城下，李世民圍城，並迅速使城中陷於斷糧之境。王世充認識到事態的嚴重，他這時想同他的叛亂夥伴竇建德結成聯盟。 竇建德是最早起兵反隋的叛亂者之一，他是在611年拿起武器的。到了這時，他勝利地占有了河北北部和山東的廣大地帶，並於617年在這裡自稱夏王，建都於河北南部的洺州。他的政權因秩序良好，他本人又因禮賢下士和生活簡樸而被人稱道。619年初，他俘獲並斬殺了刺殺隋煬帝的宇文化及——此人曾先逃離李密，後來又從唐軍手中逃脫。這一年稍晚些時候，竇建德驅軍過河北西南部，打敗了唐高祖之從弟李神通所領的唐軍，並占領了原屬李密的強大據點和位於河南北部的黎陽倉。他曾受到王世充的攻擊，因為王世充認為他之占領黎陽是對自己領土的威脅，但是，他們雙方又感到有暫時聯合起來的必要。竇建德認識到，唐王朝如果攻取了洛陽，會使它在東北平原上獲致重大的軍事優勢，從而會危及他自己的生存。他因此同意帶領一支部隊去救援這座被圍困的城市。 李世民的策略是先攻較強大、但因長途行軍而疲憊不堪的竇建德，在打敗了竇建德之後再去對付王世充。621年陰曆五月，李世民大勝竇建德軍；竇建德本人負傷，並在戰鬥中被俘。當竇建德於四天後被押到洛陽城下時，王世充已別無他路可走，只有投降唐軍。這一次違反了唐高祖一般寬待被俘對手的政策，竇建德在解往長安後被斬首，王世充則在放逐的途中被殺。 歸根到底，唐高祖在爭奪東北平原的鬥爭中比他的敵手們占有很大的優勢。山西和陝西是很可以閉關自守而在軍事上比較安全的地區，他在這裡能夠保存實力，蓄積資源，靜待對手力量的耗竭。反之，河北河南地區的叛亂者所處之地無天然防線，並且處於持續不斷的軍事壓力之下，這種軍事壓力來自互相征討，也來自日益強大的唐軍對他們的進攻。他們被迫將很多力量用於防禦。甚至要在幾條戰線上分散兵力。結果，他們不能彼此發動有效的攻勢，特別是對唐軍不能發動這種攻勢。 攻占洛陽和東北平原的結果使國內的力量對比最後變為有利於唐高祖，因為他清除了他的最強大和最有組織的幾位敵手。但是，強大的叛亂軍隊無論在北方還是在南方都還在活動，而且時不時地有反對唐朝新政權的新集團參加他們的行列。在作為唐王朝老營的山西北部，劉武周建立了一個叛亂政權，它在622年以前一直困擾著太原府地區，並一再以突厥人為後援，入侵太原地方。 但是，對唐朝政權構成最嚴重的新挑戰的卻是在東部平原崛起的力量。竇建德的黨羽由於害怕遭到他們原來領袖同樣的命運，他們在621年後期在河北發動叛亂，其領袖是竇建德原來的一個將領劉黑闥。這次叛亂在623年初被平息，但這只是在劉黑闥重新從唐軍手中奪回了東北平原大片土地以後的事。[39]甚至在這一叛亂被鎮壓下去以後，河北北部也依然在另一叛亂分子高開道的控制之下：此人一度於620年降唐，次年又叛亂，最後於624年才被除掉，被他的一個軍官所殺。 不管怎樣，全帝國還是逐步地落入了唐王朝的永久統治之下。621年後期，前梁朝的皇室成員和自立為梁帝的蕭銑（他自617年起即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湖南、江西和廣東，因此是中國南部最強大的統治者），在長江中游他的首都岳州投降了唐軍。[40]緊接著，擁有浙江和江蘇南部廣大地域的李子通降唐；他是被另一準備降唐的叛亂分子杜伏威打敗才投降的。622年，占有山西北部的劉武周被他原來的庇護人——東突厥人——所殺。隨著高開道之死於河北和輔公祏的建康政權在624年的最後被蕩平，對唐政權的大規模抵抗已不復存在。唐高祖於是宣布正式大赦天下，並為他的統一而安定的帝國頒布了新律令。[41] 對內政策 唐王朝的開國皇帝有時被形容成一個平庸之君和一個勉為其難的政務家，把他說成很喜歡畋獵遊樂，而不屑做令人厭煩的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像他那個階層的大多數人一樣，唐高祖精於騎射，當然就喜歡狩獵，過著活動量大的生活。他也被他朝廷中清教徒式的儒家人物們批評，說他極盡聲色之好。作為皇帝，他有時確實以個人愛好和憎惡來任免官職。有一次，他因賞給他的寵幸一個官職而使朝廷群情譁然。[42] 後來的批評家們批評他對人偏私不公，批評他易聽朝中的閒言碎語或者後宮的婦人之言。他確實愛發脾氣，有時過於專斷並急於下令施罰。例如619年，他懷疑他太原時期最早的支持者劉文靜有謀反嫌疑，就立即將他處死。[43] 可是，他的這些性格特點不會使他的灼然可指和給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黠然失色，因為他重建了一個強大和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並且國運綿延幾乎達3個世紀之久。唐王朝在高祖治下勝利地建成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制度：它們不僅成了唐代的標誌，在許多方面繼續深深地影響了直至20世紀的中國的文明，並且還為受中國深刻影響的東亞新興諸國——日本、朝鮮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樣板。 中央政府和官僚體制的形成 唐高祖在戰火紛飛的內戰中要重建一個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例如，在617年唐軍攻克隋都的時候，紙張極為緊缺，官吏們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來書寫。[44]隋朝的國庫和倉儲本來就幾乎空無所有，後來又由於唐高祖喜歡大賞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虛。在最初，很難吸引適當的人選來政府供職，這一跡象表明，許多人懷疑唐軍能撐持多久，所以寧可等到內戰形勢更明朗的時候。但是當唐王朝逐步擴大的領土統治權顯示了它的軍事力量，恢復了它的財政地位並漸漸獲得民眾信任的時候，這些困難就逐漸被克服了。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結構承襲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這個制度包括門下省和作為決策及顧問機構的內書省（後來改名中書省）以及作為主要執行機構的尚書省。隋朝覆滅以後，這三省的組織形式尚未達到後來那樣精確分明的程度，它所屬的各官署的職權常常是重床疊屋，或者未予嚴格劃分。在高祖統治的初期，這個體制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麻煩，導致了行政混亂，高祖有時得親自頒布詔令，而不是經過正常的官署渠道辦理和發布。可是，三省制度逐步被合理化，在唐太宗中葉，每一省的職能都得到明確的分工：中書省知制誥；門下省有封駁之權；尚書省及其六部則負責施行。[45] 唐高祖時代的中央文官體制比起唐代後來的規模來說是很小的，它在最高層相對地說也是不拘禮儀的，這反映了皇帝本人及其所任命的官吏之間出身大致相仿。因為高祖在建立新朝代的過程中還感到把握不大，因此他任命的行政班子都是最信得過的人：他的密友；太原起事和攻占隋都中的他的老臣宿衛；他的親朋故舊。高祖的12名宰相中，不少於八人都同隋室或唐室有姻親關係。[46]高祖的很多最高層文武官員都是他的太原軍事幕僚中的舊部。[47]事實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級官員不外乎由下列三種人組成：他們作為隋朝的官吏，有老經驗；或者是北周、北齊或隋代官吏的子孫；或者是以前各朝代皇室的後裔。因此，唐王朝的秉政對以前各朝各代的統治精英集團沒有形成重大的挑戰，更不能說它是一次社會革命。[48] 唐高祖的朝政被很少數高級顧問所把持，其中大多數人的出身與唐王朝創建者相同，並且在他的叛亂初期諸階段和他有牽連。毋庸置疑，他的朝臣中最有權勢的人物是裴寂（569—628年）。[49]裴寂原為前朝一個刺史的兒子，幼孤，由其兄撫養長大。他在隋煬帝手下任過許多職務，最後做了晉陽宮副監，唐高祖便是在這裡起事的。裴寂在唐王朝建立的最初階段中提供了寶貴的幫助，他所得的酬勞也甚為可觀。高祖登基以後，他被任命為右僕射、知政事；終高祖統治之世未嘗去職。但他沒有什麼將才，在綏靖戰爭中經常吃大敗仗。[50]但是，高祖厚待裴寂，視之為個人至交，經常給予各種賞賜，甚至在視朝時引與同坐。這種個人關係又因高祖之第六子納裴寂之女而更加牢固。 朝中另一位大權勢人物是蕭瑀（575—648年）。[51]他是後梁明帝之子、隋煬帝皇后之弟，在隋代歷任很多官職，隋煬帝當太子時授太子右千牛之職。隋朝末年，他任職於西北諸州鎮，曾在此地抗擊過甘肅叛亂者薛舉。高祖攻取隋都以後，蕭瑀納土來降，被酬以殊勛。從618—623年，他先是內書令，而後又與裴寂同為尚書省僕射。蕭瑀是一個忠心耿耿的行政官員，對同僚持嚴厲批評態度，總是苛求於人，被許多朝臣所厭惡和憚服。但是，唐高祖很重視他，重用他，讓他和裴寂一起制定了於624年頒布的行政法。 第三位大臣是命運不濟的劉文靜（568—619年），[52]他在高祖治下或許有同樣顯著的功業。他是太原起事的堅決支持者和定策人之一，在唐高祖第一次組織政府時，任門下省納言（侍中）和宰相。可是，在618—619年的多次綏靖戰役中，劉文靜證明善於帶兵，結果他和裴寂之間產生了個人恩怨。唐高祖認為這是對他的政權的不忠，於是採納了裴寂之言，即應該把他作為對唐王朝潛在的危險而清除掉。劉文靜在619年陰曆九月被處決，這一事件幾乎從最初起就引起所有歷史學家對高祖的批評，認為他偏聽偏信了不實之詞，對恩信諸臣沒有一碗水端平。 陳叔達（635年卒）[53]本是南朝陳宣帝（569—582年在位）之第十六子，在隋煬帝時曾任門下省給事中，後被外放。在唐軍進攻隋都時他參加了唐軍，成為唐高祖的幕賓。從619—626年，他又歷任門下省納言和宰相之職；雖然對他的政治作用不太清楚，但顯然這是高祖推行政策用心良苦的一個例子，即他要在最高層職位上儘量容納各主要地區的代表性人物。陳叔達似乎廣為庇護了願意投效唐朝政府的南方文學之士。 隋室成員楊恭仁[54]曾率領隋軍鎮壓過楊玄感叛亂。他是一位誠實正直的官吏，與煬帝朝中大臣不合，因而被派往河南去鎮壓盜匪。他被打敗，便逃往江都，接受了弒君者宇文化及的任命。楊恭仁在河北作戰時被一交戰的叛亂領袖逮住，後者把他送往長安以示投效之意。唐高祖對他非常好，封他為公，從619—623年任他為納言，此後三年又做了內書令。因此，他從619—626年是當然的宰相。他在朝中以行乎中庸見稱，是一位秉性溫厚、不貪財賄、一絲不苟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體現了隋政權的延續性。這一點因下面的事實而更加突出：繼任他為納言的是隋煬帝朝中的兩位大臣，即一為裴矩（從624—625年在職），[55]一為煬帝著名的顧問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從625—626年在職）。[56] 與正直誠實的楊恭仁截然相反的是唐高祖的最後一位主要顧問——封倫（封德彝）（568—627年）。[57]封倫為隋朝一刺史之子，也是北齊顯官的後代，是河北地區的東北部人。他在隋文帝末年拜在楊素門下，楊素委他為內史舍人。到了煬帝時代，他結納虞世基，歷史學家都責備封倫，說他敗壞了煬帝的政府，加重了法令的苛酷和蒙蔽上聰。封倫隨煬帝游幸南方，結果變成了宇文化及弒君的黨羽。宇文化及任命他為自己政權的納言。但是，當宇文化及敗在李密手下時，他和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士及逃往長安，投降了唐軍。雖然唐高祖最初對他懷有敵意，但封倫以「密計」贏得歡心，並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後來，他還升任中書令（前後兩次，620—621年；623—624年），還帶宰相銜。從621—623年，他當上了民部尚書這個關鍵性的職位。 封倫後來還當了唐太宗對王世充作戰的顧問，在此以後他表面上繼續支持太宗。但他完全是個投機分子，因為在爭嫡的鬥爭中他似是又秘密地幫助過唐太宗的敵手。但無人知曉此事，直到他在627年死後才露了馬腳。他把此事瞞得密不透風，甚至唐太宗在即位以後還任命他為右僕射（626—627年）。 儘管封倫被後世儒家道德派歷史學家所詬病，儘管人們在把他與魏徵等大臣相比時對他大加貶抑，但他也顯然有他的才幹。他在投唐以前就有了長期在政府當顧問和在決策機構中工作的經驗，而且據說，他在民部尚書任內的作為還頗得當時人士的讚譽。 以上就是唐高祖周圍少數顧問中的主要角色，他們都是參與最高決策的人。當我們在更大的範圍內考察唐高祖時代的高級大臣時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大多數人都與唐皇室出身相類似。大多數人都是北朝和隋王朝的世家大族。高祖治下的45名顯宦中，有27人曾仕於隋，大多數人都在高位。其餘人中的大多數之父與祖，或者在隋朝做官，或者在隋朝以前的朝代做官；只有四個人的先世曾給南朝效勞。[58]後來唐太宗皇室的近侍集團也大致是這個比例。[59] 人們也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出，對政府統治精英中的各個地方集團作過平衡的努力，特別是要避免發展成為隋王朝特點的西北人士占優勢的情況。[60] 如下所述，這種人事上顯著的繼承關係還與基本政策上同樣的繼承性相配合。 唐王朝以這種方式組成的官僚體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種源泉。它的成員們絕大多數都有從政經驗。大部分高級官員都與皇室有關係，這有助於加強唐王朝的統治，而他們所體現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廣泛性則能消除全國不同人士的疑慮，從而促進國家的重新統一。 中央政府對鄉村控制的擴展 對於外地的行政，唐高祖建立了州以取代隋代的郡。這僅僅是個名詞的改變，因為隋代本身早在589—607年間也已使用了州的名詞。縣仍然是州治下的下一級行政單位。州、縣的長官分別定名為刺史和縣令。我們不能確知武德年間有多少州，但是據說，唐高祖想對原來的叛亂者、隋朝官吏和唐軍的勛臣宿將酬以官職，他建置了多於隋代（190個州）一倍多的州，而且也大大增加了縣的數目。[61]可是皇帝沿用隋代的辦法，仍然把地方官員的任命委之於中央政府中的民部。 地方行政單位的設置，並不意味著國家可以馬上恢復正常的文官統治。唐高祖時代軍事活動不斷，皇帝在他統治的大多數年代中把他的國家置於嚴格的軍事控制之下。他不僅需要維持12支大常備軍以保護都門鎖鑰，而且在全國各地建立了總管府（624年以後稱為都督府）。[62]這不是什麼新發明，因為隋朝就建立了這種兵制，而許多叛亂者在隋朝末年的戰亂中也曾自號總管。總管府有43個，地位在該地區文職之上，對境內的一切軍事問題擁有全權。它們的轄境很大，每個總管府能號令數州；最大的總管府稱為大總管府，所號令之州達39個之多。 除了這些總管府之外，政府在唐朝初年還建立了地區的機動行政組織（行台）：它們位於陝西東部、山東和四川，以及長江中、下游的戰略要衝。它們主要是戰地政府機構，臨時成立起來以協調地方行政和落實政府的政策。這些行台都被委給唐王朝最可靠的支持者節制；李世民本人就曾主管過兩三次行台之責。一旦正式行政機構開始順利運轉，行台在幾年內便撤銷了。 唐王朝還不失時機地設置地方軍事部隊，使之提供可靠的、以地方為基礎的人力資源，以滿足王朝的軍事需要。他們在這方面所沿襲的政策可以上溯到西魏於543年所作出的決定，即徵調地方兵力來補充它空虛的部隊。在關中的京兆地區建立的府有261個。[63]在唐王朝初建的數年內，當兵馬倥傯之際，這些關中的府兵被置於保衛京兆的十二個軍的統領之下。十二軍在高祖末年被解散之後，這些府兵仍被保留了下來，但改歸保衛京師的衛來領導。[64]儘管關中是中國最軍事化的地區，有些地方據說是十男中有九人服兵役，但全國其他地方也建立了府，總數最後達到633個。 每一個府都有一整套軍官編制，並按很嚴格的軍事方式組織起來。它們的規模有三種：每個單位或800人，或1000人，或1200人。隋代在590年曾公開下令，所有以地方為基地的士兵應直接置於當地文官的管轄之下，唐代則與此不同，它把府作為單獨的軍事單位，不過士兵們也要在平民戶口中注籍。但唐代也有繼承隋代政策的方面，即把這些地方部隊直接置於京師控制之下。為了保證對他們的控制，唐王朝下令，府應該輪流派送兵士去長安服兵役。636年，這些地方部隊又改名為折衝府。到了這個時候，中央政府已經牢牢地控制了全中國，它能信賴這些自給自足的地方部隊，因為任何單個的府都很小，已不能對朝廷構成威脅，但卻又是能招之即來的可靠的人力來源。[65] 樹立財政權威和形成償付能力的努力 唐王朝草創之際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是徵集資財以供軍需和支付日益增多的官僚的俸祿，因為唐朝的行政控制已遍及全國。最初，唐軍擄掠的戰利品和從隋王朝的金庫及倉廒中所獵取的財物成為唐高祖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是很顯然，政府的財政收入得有比這更持久的措施才行。 618年，皇帝制定了一個制度，使京城或各州的官署能擁有一定數量的資金，以便投放於貿易或放貸取利。這些錢交由通常是商人出身的特殊的「吏胥」掌握，由此取得的利益用於政府支付官吏的俸金。也就在這一年，皇帝又開始為京城和各地方的官署設置職分田，使其地租成為它們現任官吏的薪水的一部分；又設置了公廨田以提供官署的管理經費。這種以田地作特殊基金來支付官吏薪俸和辦公經費的辦法是取法於南朝的經驗。[66] 作為獲致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方法，在619年和624年的法律中，唐高祖恢復了由國家控制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制度，這是在北魏時期建立的一種制度，後來在北朝和隋代都一直沿用。這個制度的細節將在本書下一章予以討論，建立這個制度的用意是要根據成年男性納稅人的年齡和社會身份保證給他們一定數量的土地，並限制個人手中所擁有的土地數量和他們自由處理土地財產的權利。[67]與此同時，政府還建立了一種直接稅制，即租庸調製，它規定每一個登記在籍的納稅人都得支付一定數量的穀物、布匹，並定期服勞役。可是在唐高祖時期，租庸調製在全國的實施程度和貫徹這一稅制的階段尚未充分弄清楚。但應該注意，唐高祖的基本財政政策是嚴格模仿北朝的，因而不太重視非農業部門的經濟。在中國南方已司空見慣的貨幣稅，也沒有起多大的作用。這整個制度對所有納稅人的稅務負擔採取一刀切的辦法，而不管他們的實際處境和他們所在地區的實際情況如何。[68] 自從漢代滅亡以來，隋代第一次試圖給中國北方提供一個可行的貨幣制度，但事實證明，它是很不夠的；在隋朝後期隨著公共秩序的瓦解，偽造貨幣之風十分猖獗。其結果是，人民使用各種商品以取代錢幣。621年，皇帝開始鑄造其大小、輕重和成色都劃一的新鑄幣。新幣取名為開元通寶；終唐之世它都是法定貨幣。[69] 雖然在8世紀以前唐代並未對商業課稅做過系統的努力，但從唐王朝建立之初它即對貿易實行嚴格的控制，特別對首都和各州城這些大市場更是如此。除了從隋代傳下來的長安的三大都會市場以外，皇帝還命令各州及都督府自設官辦市場。為管理京師和地方大城鎮市場所設的官被稱為市令；市令負責維持秩序，登記所有商店，監督度量衡，決定批准的價格表，保證出售貨物的質量。[70] 唐高祖也繼續實行隋朝的發展水利和運河體系的政策。624年在陝西建成了一套給水系統，它引黃河水澆地8萬多英畝，次年在陝西建造了一條漕運運河，它有助於京城的物資供應。[71] 法典的編定 當唐高祖最初起兵太原時，他頒布了一系列寬厚法令以緩和隋煬帝那一套嚴刑峻罰；而在617年攻取了大興城以後，由於他想贏得城內人民的忠順，他迅速公布了一套只有12條條款的很簡易的法令，大約是仿漢高祖的約法三章，作為其新王朝開始的一種寬厚姿態。這些法令減少了處死的罪行，只限於兇殺、暴力搶劫、開小差和叛逆等行為。[72] 618年正式建國，他立即增加了53條法令，它們都是取自隋文帝的開皇行政法與刑法，取代了後來隋煬帝的嚴苛而繁雜的法律。[73]隋律是581年「新法」（完成於583年）的修訂版，它的淵源很多，分別來自北魏、晉、北齊和梁朝的法律。也是在618年，皇帝任命了一個高級委員會來編纂唐王朝的大型刑法和行政法法典。它於624年陰曆三月呈上御覽，四月份頒行天下，被稱為新武德律；它極像開皇律，也包含有500條款。因此這部初唐律令大致上是經過隋代合理化處理三國南北朝時期的法律的成果，並無多少新內容。不過，這個委員會不僅包括隋代大理寺的原來正卿，也至少包括兩位顯赫的南方人，因此它也做了一些努力來吸收南方行政實踐中的特點。[74] 除新武德律以外，呈交給皇帝的還有一套行政法——即30卷令；還有行政細則——即14卷式，它使高祖建立起來的新型政府和制度有了法律效力和一個標準的法典形式。正如皇帝在頒行它的詔書中所說，「永垂憲則，貽範後昆」。[75]在這一點上唐高祖確實是成功的：由他的委員會所起草的唐律，除了略有修訂外，一直到14世紀都具有權威性，而且為越南、朝鮮和日本等國的第一部法典提供了樣板。至於在中國本身，根據定期修訂的法律精心制定行政法律程序的活動一直是唐代在下一個世紀所關注的大事。 考試制度和學科制度的建立 唐高祖究於何時重新推行隋朝的科舉制度，這個問題尚不清楚，但是到了621年，競爭各種功名的士子已雲集於京城應試。[76]可是，如果認為科舉考試在唐朝初年有很大影響，那就錯了。第一，那時中式的士子與唐朝全部官吏的數目相比為數極少。第二，雖然唐高祖時代有幾位高官曾在隋代中過舉，但那些在唐代中舉的人當時還很年輕，在他們的宦途中開始時尚處於下僚。高祖時代的頂層官僚之所以取得這樣的位望，通常是由於他們要麼與皇室沾親帶故，要麼在建立唐王朝的過程中曾建功立業。如果他們也有人有了功名，那純粹是巧合。最後，貴族的權勢還十分強大，許多官員是靠祖蔭得的官。 為了滿足那些想應科考的人，唐高祖在長安重開了隋代的三種學校，即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所有這些學校都著重教授經書。它們最後都受627年開辦的國子監的管理。626年，它們總共只有學生342名，他們幾乎都是皇室、貴族和品級最高的官員的子弟。只有最低級的四門學才除外，略有放鬆。[77] 624年，唐高祖下令在各州縣一律設立學校。[78] 管理宗教集團的有力措施 在三國南北朝大分裂時期，道、釋二教變成了頹廢官吏階層哲學的和宗教的主要寄託。這種宗教也在平民百姓中廣有徒眾，而且創立了道士、僧尼的巨大宗教社團。它們對歷代的中央政權構成了日益嚴重的挑戰，是由於以下幾點：它們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土地、寺院和廟宇，擁有珍貴金屬所製造的聖物；宗教社團的成員實際上宣布不承擔對國家、自己的家庭和社會的一切責任，因而使國家蒙受大量的人力損失；在寺院土地上作為農奴勞動的依附家庭和依附男女數目龐大。 隨著隋代的重新統一中國，特別是在唐代，儒家思想又變成了官吏們關心的大事，因為他們現在正全力鞏固他們在這新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內的權力。釋、道、儒為了取悅知識分子精英人物而展開了尖銳的爭奪人心之戰；在唐朝初年，這三方的代表人物經常在朝廷上展開激烈的辯論，由皇帝親自主持其事。 621年和624年，太史令、中國的保守派代言人傅奕在奏疏中攻擊佛教為外來的和有害的宗教，因為它把數以萬計的男女都誘入不參加正常社會活動的歧途，因此他請皇帝在中國廢除佛法。[79]唐高祖自然不願對如此聲勢浩大的佛教進行干預，不過佛教和道教擁有日益增長的經濟勢力，這不能不使他像前人那樣產生憂慮和擔心。 直到626年陰曆五月，皇帝才採取有效措施反對佛教，同時他也設法對道教組織實行了更大程度的國家控制。他限定了京城和各州的佛寺和道觀的數目；在京城，他把佛寺的數目從120個減到3個；道觀從10個減到1個。各州只許各設一座佛寺和道觀。凡不真正屬於宗教組織之僧尼，均應著令還俗。[80]這些指示幾乎沒有來得及付諸實行，因為它們在三個月以後撤銷，那時李世民攘奪了政府的權力。唐高祖的喪失權力可能同他對佛教和道教採取高壓措施有關。我們至少知道，李世民的隨從人員在他掌權以前就曾在文字和口頭上為佛教辯護，所以這足以表明，李世民及其一夥當時正在爭取全國佛教信徒的支持。[81] 唐王朝與東突厥的關係 唐高祖之治的大部分時間都專注於國內事務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在唐代初年，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國內的敵手，而是來自一個外族政權——東突厥人。唐高祖充分了解唐王朝還處於軍事軟弱的地位，所以經常賄賂東突厥人不要侵犯唐朝領土，也不要他們幫助已宣布成為突厥附庸的那些叛亂者。他在位期間，給突厥可汗大量送禮是常例。但是，唐高祖的收買政策並不十分順利，因為突厥人索賄的胃口越來越大。他們派往長安的使者並不尊敬皇帝，反而把京城搞得烏煙瘴氣。其中有這樣一個例子：唐高祖被迫允許東突厥的使節們刺殺了西突厥的曷薩那可汗；後者從前曾向唐王進貢，此時正在長安。不僅如此，東突厥人還勾結北方各叛亂者再次進犯中國。 在計劃於619年初期進犯中國的前夕，始畢可汗死了。他的兒子尚未成年，因而由他的兄弟接任為處羅可汗——他不久於620年死去。處羅可汗由另一兄弟頡利可汗（620—630年在位）繼位，此人在高祖年間和唐太宗初年被認為是唐王朝的大患。 622年，頡利率領號稱15萬人的大軍進犯唐王朝原根據地太原，但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統兵擊退。突厥人屢屢進犯京城長安的周圍地區，形勢變得如此嚴重，以致京師在624年後期不得不實行戒嚴。根據傳統的記述，高祖曾認真地考慮把都城遷到更安全的地方以避突厥人之鋒，他並且派過一個官員去勘察新都幾個可能的地址。[82]次年，原已於622年解散了的十二個軍又重新建立，以便對付突厥人的威脅。625年年中，頡利可汗又率大軍再次攻擊太原，使唐軍受了很大損失。甚至在高祖統治的最後幾個月內，東突厥還在攻打北方邊境，因此皇帝不得不命令地方官員加固城垣，多挖護城河，嚴加防備。 雖然唐高祖歷來受到後世種族中心論的中國歷史學家的嚴厲批評，說他在唐朝初年屈從於突厥人；雖然他的收買政策未能擋住突厥人接二連三的進犯，但他確在王朝危急的時期成功地買得了安全。這個喘息時機，首先使唐軍在進入隋都時免除了腹背受敵之虞，後來又使唐軍鞏固了在陝西的力量。它還使唐朝能夠在太子建成的指揮下開始籌劃北方邊境的防禦工作，這雖然不能完全阻止突厥人的入侵，卻為漢人在唐高祖在位的餘年堅強有力地抗拒突厥人的進犯打下了基礎。 玄武門之變和內禪 與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紛紛敗於戰陣，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種相對穩定和寧靜的氣氛，這時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民為另一方的早在戰爭時期即已潛滋暗長的仇恨終於表面化了，並且發展為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 建成和元吉兩個人在正史上都被說得無甚是處。根據這些史書的記載，元吉酷嗜射獵，在戰陣上反覆無常，又是個好色之徒和一個虐待狂；太子建成則冥頑不靈，桀驁難馴，沉湎酒色。這些貶詞至少是傳統史料中這一時期的記載對他們故意歪曲的部分結果。例如，宋代大歷史學家司馬光（1019—1086年）就深知當時的實錄對建成和元吉有偏頗不實之語。[83] 到了621年，李世民由於戰勝了竇建德和王世充而聲譽驟隆，太子建成則因大部分時間在北方邊疆防禦突厥人，未能樹立同樣的聲望。也就在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國其餘一切貴族之上，命他掌握東部平原文、武兩方面的大權，並且命他開府洛陽。李世民立即組成一個聽命於他的約有文武官員50人的強大的隨從人員集團，其中許多人來自東北部平原原來已被他消滅的敵人營壘；他開始向太子建成的高於他人的地位挑戰了。[84] 李世民很可能也從其他方面威脅建成。621年他設立了自己的文學館，其中有18位學士當他的國事顧問。文學館的創辦很可能提醒太子建成，世民有繼登大寶的野心。[85] 從這時起，建成想方設法挖李世民的牆腳，把後者班子中的幾個人調往別的崗位上去。[86]與此同時，他招募兩千多名少壯人員來增強他在長安的力量，這支力量稱長林兵，因為他們駐紮在太子住地東宮內的長林門附近。建成與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還獲得高祖後宮中許多妃嬪的支持，她們在不間斷的宮廷陰謀中在皇帝面前給他們說好話。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軍務經常不在首都，他在長安城內和宮廷內部沒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卻在洛陽的軍政官員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礎，以此來與太子建成在長安的優勢相抗衡。[87] 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進行得很得手。可是624年陰曆六月，原任太子東宮侍衛的慶州總管楊文干謀反。據說，有人曾勸楊文干應為太子建成起兵並擁立太子為帝；是時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則住在離宮。陰謀被揭露，太子建成和楊文干分別從長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宮。當高祖的使者到達時，太子建成拒絕了一位部屬勸他奪取帝位的進言，反而前往行宮請求皇帝寬恕。可是，楊文干卻舉兵反叛。按照史書上的某些記載，唐高祖答允立李世民為太子，並派李世民和另外幾位將領率兵去討伐楊文干；官軍一到，楊文干即為其部下所殺。 與此同時，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後宮的妃嬪們和宰相封德彝（封倫）等人成功地掩飾了整個事情的真相；而且儘管太子的幾名顧問和李世民的至少一位隨從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長安當太子。有些歷史學家很懷疑李建成是否真正與聞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現代學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黨羅織起來的。[88] 唐高祖曾想法緩和諸子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他試圖讓李建成和李世民脫離直接接觸，並且曾作過某些微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彌補他們之間的裂痕。但是，他陷入了宮廷內和朝堂上精心策劃的爾虞我詐的交叉火網之中而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設法詆毀對方，而唐高祖本人對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態度又極端搖擺不定，對他們的態度看來取決於他們各自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同時，局勢也急轉直下，直到最後以兵戎相見。 到了626年，李世民對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來越驚恐不安，因為後二人意在使皇帝反對他，並且想挖空他的一幫人馬。楊文幹事件後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覬覦之心日漸增強，他便召李世民進宮並明白地告訴他，他不可能從高祖本人那裡得到什麼幫助。[89]李世民的兩個最重要的謀士房玄齡和杜如晦，已因建成和元吉玩弄陰謀而被開革。他的將軍尉遲敬德被建成和元吉僱人行刺，幾乎喪生，而當他後來被他們在朝中詆毀時又是經李世民說情才免於一死的。當突厥人於626年初入侵邊境時，經建成提議，元吉被派往抗禦突厥人；他隨身帶走了李世民手下最優秀的將軍們和精銳士兵。建成和元吉並且厚賂李世民的關鍵人物，希望他們倒戈相向。唐高祖似乎並不反對他們搞這些名堂。最後，據說李建成想毒死李世民，雖然對行事的時間——甚至對這個事件本身——都一直有人爭論不休。 一個時期以來，李世民的最有影響的官員們曾敦促他對他的兩個兄弟採取強硬的立場。但是，他在制定進攻性策略時行動是緩慢的。可是，他謙恭下士，慷慨大方地籠絡了洛陽地區的地方軍事精英人物（豪傑），而且用自己的一干人馬警衛著這個城市。可能他是在想，如果一旦被迫逃出京城的話，他可利用洛陽做避風港，或者用它作為反對建成和元吉的基地。 最後，刺激李世民採取行動來反對他的兄弟們的事件終於出現：據他的探子報告，他們計劃在李世民送元吉出征突厥人之際將他殺害。這時，他秘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齡和杜如晦召進他的營地以協助他制定計劃，同時，他又賄買玄武門禁軍將領常何，使之聽命於己。玄武門位於長安北面城垣之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由於它地處衝要，所以禁軍都駐紮在它的左近，以負責防止任何敢於政變的嘗試。[90] 陰曆六月初三，李世民謊奏說建成和元吉淫亂後宮。唐高祖即對此事進行按驗。次日一早，高祖的一個妃嬪把李世民對他們的控告通知建成和元吉，他們便決定不去朝廷而徑自去見皇帝求情，因此打馬直奔皇宮，想為自己辯護。 可是正在這時，李世民領著12名[91]心腹部署在他此時已控制的玄武門陣地。當建成、元吉到達宮門入口處玄武門時，他們被伏兵襲擊。建成被李世民砍死；元吉則被李世民的軍官尉遲敬德所殺。建成和元吉的隨從於是對玄武門發動攻擊，但當兩位被殺主子的頭被拿來曉示眾人時，他們的攻門努力便即刻瓦解了。 在玄武門之變的前不久，唐高祖表現了頗不利於李世民的態度：他曾允許把李世民的幾個要員調走，同時他也默默地看著建成在京城發展部隊，使它的人數明顯地多於李世民的部隊。[92]緊接著玄武門的事變，李世民派了他的可靠的將軍尉遲敬德（即唐高祖前不久要處死的人）去向皇帝報告政變的結果。據說，在玄武門事件發生時，高祖正在宮內的湖面上划船。這時，尉遲敬德身穿全副甲冑荷戈而至（這一行動通常罪當處死），把高祖兩個兒子的死訊告訴了他。李世民用了這一戲劇性的手法告訴他的父親：唐廷內的潮流變了，他現在完全控制了局勢。[93] 玄武門事變之後僅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為皇太子，從他父親手裡接過政府的實際控制權。陰曆八月初九，唐高祖可能是由於被脅迫而放棄了皇位，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後來在中國歷史上被諡為太宗）。與此同時，唐高祖被尊為太上皇。 唐高祖遜位之後，無論在事實上或名義上都變成了退隱皇帝，只偶爾出席宮廷禮儀。關於626年以後的年代他們父子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我們知道的很少，但是，當時事變所引起的創傷似未治癒。632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訴陳：年邁的高祖住在宮城西部狹窄的大安宮內；雖然它去太宗之宮咫尺，但太宗已經好久沒有去省視他了。馬周還進一步指責說，當太宗要去夏宮避暑時，高祖卻被留在長安受熱天的煎熬。[94]可是，後來太宗也要遨請高祖和他一起去避暑時，高祖謝絕了。太宗於是在宮城的東北面建造大明宮作為他父親的避暑離宮，但高祖在施工期間卻一病不起，而於635年陰曆五月死去，沒來得及住進他的離宮。另外一件事情也一定很重要，即唐太宗給他父親建造的陵寢明顯地小於他為他妻子所建造的宏偉的陵墓，他也打算把那裡作為自己的安葬之地。這一舉措的含義肯定對唐太宗的一位官員有所觸動，他譏諷太宗為不孝。[95]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唐高祖是中國一切史書中最受貶低的一位君主。他的聲譽之所以蒙受損失，第一是因為事實上他的統治時期很短，而且是夾在中國歷史上兩個最突出的人物的統治期的中間：他前面的統治者是大壞蛋隋煬帝，他後面的則是被後世史家視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績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蓋了。實際上，唐高祖舉兵反隋時儘管已年過50，上了年紀，他仍然不失為一個有雄心壯志而又生氣勃勃的和幹練的領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證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負，而且毫無疑問，恰恰是他策劃了太原起事，並勝利地引導唐軍進抵隋都。他對李密和東突厥人的外交攻勢使得唐軍能奪取大興城，並且使得唐軍能組織和加強在陝西的力量而無虞敵軍的阻礙。後來，他的大赦、封官許願和大加賞賜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戰場上的勝利，有助於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並且促成了全國的重新統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從任何現實標準來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從其結果來看，唐王朝已經打下了堅實的行政、經濟和軍事基礎。總而言之，唐高祖為他兒子的輝煌統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 * * * [1]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4年初版，在《陳寅恪先生論集》（台北，1971年）中重印時作了某些修訂，見第109—117頁。陳氏的論據不是最後定論，但他的論證非常有力，尚無人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駁。 [2]關於根據近年來發掘的碑銘對於這些家族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可看岡崎敬《隋趙國公獨孤羅墓志銘考證》，載《史淵》，83（1960年），第40頁上有一張很明晰的系譜圖。 [3]見布目潮風《楊玄感的叛亂》，載《立命館文學》，236（1965年），第91—95頁。 [4]見賓板橋《唐朝的建立：隋之滅亡和唐之興起》（巴爾的摩，1941年），第79—80頁。 [5]《資治通鑑》卷183，第5709頁。見賓板橋《關於民謠中的李氏興王之說》，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61（1941年），第272—273頁。 [6]見賓板橋《溫大雅：唐代歷史的第一位記錄者》，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17（1937年），第368—374頁；羅香林：《唐代文化史》（台北，1955年），第1—29頁；李樹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1—98、276—309頁；福井重雅：《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載《史觀》，63.4（1961年），第83—88頁。 [7]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1，毛晉《津逮秘書》版（此下簡稱《起居注》），第1頁。 [8]《起居注》卷1，第3頁。 [9]同上書，第15頁。 [10]正史和《資治通鑑》的傳統說法，把這次行動歸功於李世民。但溫大雅指出，逮捕這兩個副手的軍隊實際上是由另一位將軍統領的，雖然他們名義上是歸李世民節制。見《起居注》卷1，第9頁。 [11]下面略舉幾位得到突厥人支持的主要叛亂人物：薛舉、李軌、劉武周、竇建德、梁師都和高開道。另外尚有許多次要叛亂人物。 [12]根據正史，這事又涉及李世民。但李世民此時只是一個15歲的男童，而按照溫大雅所說，恰恰是李淵帶兵解了煬帝之圍。見《起居注》卷1，第1頁。又見賓板橋《唐朝的建立》，第49頁注82。 [13]見賓板橋《唐朝的建立》，第99—100頁；李樹桐：《唐史考辨》，第217頁。 [14]見布目潮風《李淵集團的構造》，載《立命館文學》，243（1965年），第27—29頁。此文重印於布目潮風的《隋唐史研究》（東京，1968年），第112—149頁。 [15]根據溫大雅的《起居注》卷2（第12—14頁），李淵的軍隊為大雨所阻，當時他正在等候突厥人已答應送來的馬匹，而且還擔心謠傳的劉武周計劃對他太原根據地的襲擊，所以他曾準備放棄他的遠征，只是被他的諸子勸阻才未下達撤退命令。 [16]李密的傳記，見《舊唐書》（卷53）和《新唐書》（卷84）及《隋書》（卷70）。關於他的政權，見布目潮風《李密在隋末叛亂中的動向》，載《史學雜誌》，74.10（1965年），第1—14頁；經增訂收於《隋唐史研究》，第53—100頁。 [17]《資治通鑑》卷184，第5743頁。 [18]《起居注》卷2，第13—14頁。據溫大雅所述，在霍邑之戰和唐兵奪取大興城的整個戰役中，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是唐軍的帶兵將領。但是在兩部《唐書》中，李建成被貶低，而突出了其弟李世民的作用。 [19]《起居注》卷2，第25頁。 [20]《起居注》卷2，第27頁。又見羅香林《唐代文化史》，第10頁；李樹桐：《唐史考辨》，第279—280頁。 [21]見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第263頁。 [22]例如可見《起居注》卷2，第16、23頁。 [23]例如可見《舊唐書》卷69，第2521頁；卷57，第2301—2302頁；《起居注》卷2，第19頁。 [24]《起居注》卷2，第15—16頁。 [25]《資治通鑑》卷187，第5840頁。 [26]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45—2247頁；《新唐書》卷86，第3705—3707頁。 [27]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80—2281頁；《新唐書》卷87，第3730—3732頁。 [28]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52—2255頁；《新唐書》卷86，第3711—3713頁。 [29]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56—2257頁；《新唐書》卷86，第3714—3715頁。 [30]傳記見《舊唐書》卷54，第2234—2242頁；《新唐書》卷85，第3696—3703頁。 [31]傳記見《北史》卷79，第2660—2664頁；《隋書》卷85，第1894—1898頁；《舊唐書》卷54，第2227—2234頁：《新唐書》卷85，第3689—3696頁。 [32]傳記見《北史》卷79，第2654—2658頁；《隋書》卷85，第1888—1892頁。 [33]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73—2275頁；《新唐書》卷87，第3726—3728頁。 [34]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66—2268頁；《新唐書》卷93，第3799—3801頁。 [35]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69—2270頁：《新唐書》卷87，第3724—3725頁。 [36]傳記見《舊唐書》卷56，第2263—2266頁；《新唐書》卷87，第3721—3724頁。 [37]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48—2252頁；《新唐書》卷86，第3708—3711頁。 [38]《資治通鑑》卷186，第5813—5817頁。 [39]傳記見《舊唐書》卷55，第2258—2260頁；《新唐書》卷86，第3715—3718頁。 [40]《資治通鑑》卷189，第5934頁起以下諸頁。 [41]全文見《冊府元龜》卷83，第30—31頁。 [42]《資治通鑑》卷186，第5834頁。 [43]《舊唐書》卷57，第2293—2294頁；《資治通鑑》卷187，第5861—5862頁。 [44]《唐會要》卷56，第961頁。 [45]見孫國棟《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載《新亞學報》，3.1（1957年），第39—41頁。 [46]見築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29頁。對高祖及其子女婚姻關係的異常詳盡的研究，又可見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第314—367頁。 [47]見布目潮風《唐朝創業期的一個考察》，載《東洋史研究》，25.1（1966年），第3—15頁。此文重印於《隋唐史研究》，第154—167頁。 [48]見布目潮風《唐朝創業期的一個考察》；築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5—33頁。又見《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池田溫所寫的一章；崔瑞德：《唐代統治階級的組成》，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紐黑文，1973年），第47—84頁；韋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義》，載《對唐代的透視》，第105頁。 [49]傳記見《舊唐書》卷57，第2285—2289頁；《新唐書》卷88，第3736—3739頁。 [50]見《資治通鑑》卷187，第5867頁，司馬光乾脆稱他為懦夫。 [51]傳記見《舊唐書》卷63，第2398—2404頁；《新唐書》卷101，第3949—3952頁。 [52]傳記見《舊唐書》卷57，第2289—2294頁；《新唐書》卷88，第3733—3736頁。 [53]傳記見《陳書》卷28，第372頁；《南史》卷65，第1589頁；《舊唐書》卷6，第2363頁；《新唐書》卷100，第3295—3926頁。 [54]傳記見《舊唐書》卷62，第2381—2382頁；《新唐書》卷100，第3926—3927頁。 [55]傳記見《隋書》卷67，第1577—1584頁；《北史》卷38，第1387—1393頁；《舊唐書》卷63，第2406—2409頁；《新唐書》卷100，第3931—3934頁。 [56]傳記見《舊唐書》卷63，第2409—2411頁；《新唐書》卷100，第3934—3936頁。 [57]傳記見《舊唐書》卷63，第2395—2398頁；《新唐書》卷100，第3929—3931頁。 [58]布目潮風的《隋唐史研究》（第153—197頁）對統治階層進行過深入而充分論證的分析。 [59]可是，在他的文學館中有很大一批南方人。見福澤宗吉《文學館學士》，載《熊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1（1953年），第40—44頁。 [60]韋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義》，第87—120頁。 [61]據《唐會要》卷70，第1232頁，627年有州360個。《資治通鑑》卷192，第6033頁，開列了這一年的州名，但此表有許多不合理的情況，比如它包括了7世紀後期才建立的州，所以沒有反映627年的真實情況。事實上，唐高祖時代甚至建立了更多的州、縣，總數遠遠超過了隋代的一倍。《舊唐書·地理志》（卷38—41）很詳細地反映了唐高祖年間地方行政的變化，但還沒有哪一位學者試圖重新整理出這一複雜而變動不定的情況。很清楚，有許多建置是在618年以後，但又約在624年後陸續裁撤，而在唐太宗的627年大加裁併。 [62]《唐會要》卷68，第1192頁；《舊唐書》卷38，第1384頁。後者說它們建於邊境或戰略要地。 [63]據《新唐書》（卷50，第1325頁）說有261個府；《唐會要》（卷72，第1298頁）說有361個府。 [64]《新唐書》卷50，第1324頁。 [65]見杜洽《唐代府兵考》，載《史學年報》，3.1（1939年），第9—10頁。 [66]見菊池英夫《關於南朝田制的一個考察》，載《山梨大學教育部紀要》，4（1969年），第1—44頁。 [67]關於這個土地制度，可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版（牛津，1970年），第1—6頁。關於這個問題的大量文獻材料，見該書所開列的書目。 [68]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24—28頁。 [69]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第66—70頁。 [70]見崔瑞德《唐代的市場管理》，載《大亞細亞》（新版），12.2（1966年），第202—248頁。 [71]《唐會要》卷89，第1619頁；《冊府元龜》卷497，第7頁。 [72]《舊唐書》卷50，第2133頁；《資治通鑑》卷184，第5762頁。 [73]《舊唐書》卷50，第2133—2134頁。 [74]見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東京，1933年），第12—13頁。 [75]《唐大詔令集》卷82，第470頁。 [76]《新唐書》卷44，第1163頁；《唐摭言》（《叢書集成》版）卷15，第159頁。見福島繁次郎《唐代的貢舉制》，載《中國南北朝史研究》（東京，1962年），第58—65頁；戴何都：《〈新唐書〉選舉志譯註》（巴黎，1932年），第160頁。 [77]《唐會要》卷66，第1157頁；《資治通鑑》卷185，第5792頁。 [78]《新唐書》卷49下，第1314頁；《資治通鑑》卷185，第5792頁；《唐大詔令集》卷105，第537頁；《全唐文》卷3，第1—2頁。 [79]《唐會要》卷47，第835頁；《資治通鑑》卷191，第6001—6002頁；見芮沃壽《傅奕與對佛教的抵制》，載《思想史雜誌》，12（1951年），第33—47頁。 [80]《唐會要》卷47，第836頁；《舊唐書》卷1，第16—17頁；《記古今佛道論衡》，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2，第381頁。 [81]見芮沃壽《唐太宗和佛教》，載芮沃壽、崔瑞德編《對唐代的透視》，第245—246頁。 [82]傳統的史學家指出，經李世民勸阻，這一計劃未付諸實施。見李樹桐《唐史考辨》，第55—60頁。 [83]《資治通鑑》卷184，第5738頁《考異》；《資治通鑑》卷190，第5960頁《考異》。 [84]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第189—256頁，特別是第218—249頁。 [85]同上書，第217頁起以下諸頁；福澤宗吉：《文學館學士》。 [86]布目潮風在他的《隋唐史研究》（第296頁起以下諸頁）中討論了太子建成以下的這些安排。 [87]《舊唐書》卷69，第2515頁。關於建成與世民敵對雙方各擁有的支持者的問題，見陳寅恪的《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載《岑南學報》，12.6（1952年），第1—14頁；章群：《論唐開元前的政治集團》，載《新亞學報》，1.2（1956年），第290頁；李樹桐：《唐史考辨》，第134—135頁。 [88]有若干證據表明，太子建成是被誣枉的。見《資治通鑑》卷191，第5986頁《考異》。李樹桐走得更遠，他認為傳統記述都是唐太宗的支持者及後世史家——特別是許敬宗所精心編造出來的。可是在《隋唐史研究》（第276—281頁）和《玄武門之變》（載《大阪大學教育部集錄》，16 〔1968年〕，第29—32頁）中，布目潮風反駁了這種看法，但他並未提出具體理由。 [89]《資治通鑑》卷191，第5990頁。唐高祖告訴李世民說：「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 [90]見陳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論考》，第140—143頁。 [91]按照布目潮風在《玄武門之變》中的說法，李世民所帶領的人是12名，而不是傳統記述中的9名。 [92]見傅樂成《玄武門事變之醞釀》，載《文史哲學報》，8（1958年），第174—175頁。 [93]《資治通鑑》卷191，第6011頁。 [94]《舊唐書》卷74，第2613頁。 [95]《新唐書》卷97，第3871頁；見韋克斯勒《天子的鏡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紐黑文，1974年），第136—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