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秦漢史 · 第五章　漢代的滅亡

公元168年的危機 漢靈帝的統治（公元168—189年）一開始就遇著危機。宦官們感到因前面一位皇帝的薨逝而喪失了權力，他們拚命地想要奪回它。世家大族和官吏們驕狂自信，反應過於緩慢。 靈帝的選擇 公元168年1月25日，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駕崩，無指定的繼承人。次日，他的妻子竇後（死於公元172年）被尊為皇太后，這就表明她有宣布敕令的權力，這時她不過20歲左右。 這也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仿行，以應付這種局勢。皇太后秘密地就詢於她娘家最年長的男性成員（在這時就是他的父親竇武，死於公元168年）：她被要求按下列條件選擇一位皇位候選人。這位繼承人應該是皇家劉氏的男性青年；可從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的血裔中選出一人；因為章帝一系是劉家嫡系宗支。 為了確保候選人獲得支持，竇武竟敢冒忤既成定例的大不韙，召集了一個至少有八人的會議：這些人代表了各派系和各利害集團的利益。竇家的代表有竇武本人，有他的兒子和兩個侄兒。世家大族的代表是袁逢（大約死於公元180年），即尊貴的袁家的最資深的代表；官僚階層的代表是周景（死於公元168年），此人為太尉，官居百僚之長。宮廷方面的代表為劉儵（死於公元168年），其官位有不同的記載，或為郎中，或為侍中。最後一人為宦者曹節（死於公元181年），在此以前此人不過是一個小人物，但無疑他是代表皇太后，也因此代表大行皇帝。 據記載，是劉鯈曾提議以解瀆亭第三代侯劉宏繼位：他是章帝的玄孫，其時只有十一二歲。解瀆亭在首都洛陽東北約500英里處，自公元132年以來解瀆亭侯家居此地已36年。劉儵即出身於此地，這大概就是他提此建議的緣故。解瀆亭侯不大可能到過京師，也不大可能與竇武有舊。 劉鯈的提議被竇武所接受，後者便據之以上奏皇太后。竇太后同意之後就發布了一道詔旨，其文曰： 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近親考德敘才，莫若解瀆亭侯年十有二，疑然有周成之質……其以宏為大行皇帝嗣。[1] 劉宏即歷史上的漢靈帝。曹節——再次代表皇太后——和劉鯈隨帶千餘宦者和先皇禁軍被派往解瀆奉迎當選嗣君來京師。路上往返約需時半月有餘，其間，即在1月30日，竇武已被他的女兒晉封為大將軍。這個職位通常授予太后家中的長者，但並無軍事實權。 也正是在這個君位出缺期間，發生了一些有關已故皇帝的後宮的事件。[2]皇太后原來並不得桓帝之寵，她是高級官員們強迫桓帝立為皇后的。桓帝有九個寵幸貴人，現在當然要聽太后的擺布了。她殺了其中的一人，其餘八人因兩個太監的強烈說情而免其一死。這八名貴人和後宮其餘諸人的命運不得而知，但她們很可能都被遣送回家。有幾名妃子或許是到了竇武的家中，不過無論如何，那一年晚些時候的一些流言就是這樣說的。 2月16日，當選皇帝的扈從到達洛陽城門，在這裡遇上了竇武。[3]竇武和曹節把這個男童新皇帝介紹給了朝臣，第二天便舉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禮。典禮中發布了兩道國家命令。其一，自桓帝時代起即已成為竇武政治鬥爭中老盟友的陳蕃（約公元90—168年）被授予太傅之職。其二，陳蕃、竇武和另一有過光輝經歷的政治家胡廣（公元91—172年）集體地「參錄尚書事」，因而他們成了攝政上的三駕馬車；這在漢代是屢見不鮮的。 權力的爭奪 對這種種安排似乎有關各方都是滿意的，在2月餘下的日子。3月、4月、5月及6月初都無大事可記，只有儀禮上的事：桓帝入葬；新帝登極和告廟（分別到前漢和後漢宗廟祭告）。 可是，各種相互敵對的力量已分別向皇帝和皇太后施加影響。年輕的皇帝從解瀆帶來了他的乳母和幾名貼身隨侍，這些人被他稱為女尚書。這個集團和宦官們希望得到恩賞和官職，但竇武這一派的人也希望如此。很顯然，解瀆亭集團和宦官們在最初時期比竇武所獲更多，因為據說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嬈求諂於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事，蕃、武每諫，不許。」[4] 可是，竇武和陳蕃所激烈抱怨的關於封賞偏於一方之言，並無事實證據。我們只知道劉鯈的情況，即他最初是定策有功，後來被一名宦官侯覽（死於172年）逐出京外致害而死，這是得到皇帝默許的。[5]6月10日，新皇帝的祖父、祖母和父親都追尊有皇位稱號；但他的仍然健在而住在解瀆亭的母親，既未迎養於京師，也未給予尊號。[6]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決議的背後有太后插了一手，因為她不願意處在一個宮廷內有兩位皇太后的尷尬境地。 竇武和陳蕃開始討論他們所擔心的事，而陳蕃建議採取斷然手段。在他看來，所有宦官應予剿滅。他顯然費了一點時間使竇武同意這個方案，而且與此同時，後者獲准了幾起重要的任命來增加他的支持者的力量。他使一名親附被任命為尚書令，並能指望衛戍京師的五部之一的校尉的忠誠擁護。或許作為對宦官的一種威脅姿態，他指定在桓帝時代的鬥爭中一些受過宦官之害的人作為自己的親從。 6月13日日食，陳蕃抓住了這個有災異的徵兆催促竇武見機行事。[7]他不滿解瀆亭集團和宦官的勢力。竇武決定行動起來：他上疏朝廷請盡誅宦者，控訴他們越軌不法，安插親信遍布天下。太后拒絕了斬盡殺絕一切宦官的意見；反之，她卻交出了那兩名在年初曾勸阻她不要殺害那八名先帝後宮貴人的宦官。 現在已經攤了牌，看來竇武在最初占有優勢。8月8日，無一疑的是期待已久的封賞給予了竇武父子、竇武的諸侄、袁逢、曹節以及其他四名因擁立新帝有功的人。竇武的一個侄子負責統率一部常備軍，使站在竇武一邊的軍隊增加到兩部。 但是陳蕃尚未滿足，他向皇太后施加更大壓力，要她交出更多的宦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強烈地上疏指責了五名宦者——其中包括侯覽和曹節——和解瀆亭集團共為叛逆。朝廷為之震動，而太后又一次拒絕交出這些罪犯。 結果發生了對峙的僵局，竇武也動搖了。熟於災祥的天官劉瑜向陳蕃指出，太白星逸出軌道，將不利於大臣，這又是催促著行動起來的訊號。劉瑜的話顯然是針對著宦官們說的。太白星之變異大約發生在8月份或10月初。[8]竇武和陳蕃必然已得出結論，即對太后施加的壓力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因此他們想另闢門徑試一試。如果宦官們被指控犯有具體罪行，要拘捕他們就不會很困難。為此目的，竇武把他的支持者都塞進了京師的民政和司法機構，以後又把一名忠於他的宦官山冰任命為要害部門的黃門令（即宦官的頭頭），因此在宮內取得了立足點。 到了10月底的時候，事情急轉直下。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證，新的黃門令逮捕了一名宦官，並加以刑訊，直到他檢舉了曹節和另一名宦官王甫（死於公元179年）才罷休。這時，值得注意的是，竇武和陳蕃顯然各有自己的盤算。陳蕃要立即處死那名被捕的宦官，但竇武希望取得更多的供詞，免了他一死。 危機 黃門令山冰馬上寫了一份奏疏，要求逮捕曹節、王甫和其他宦官，並於10月24—25日之夜找那位星者把這奏疏送進了宮內。不論是竇武也不論是陳蕃，似乎都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為事情發生了使他們吃驚的大轉變。當奏疏帶進宮內時（無疑的是為了趕上早朝的時間），宦官們在稍事遲疑之後就偷偷地打開了這份奏疏；他們很震驚，因為要點名拘捕這麼多宦官。於是，有17名宦官對天起誓要誅殺竇武。他們「歃血為盟」，並向上蒼禱告說：「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9]曹節其時已經醒來；他把年輕的皇帝護送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給了他一柄劍，讓他的乳母陪伴著他。曹節關閉了宮門之後，強迫尚書台的官員們在刺刀尖下起草詔書來任命王甫為黃門令，並且特別下令將敵方的黃門令——即竇武的盟友——處死。 王甫在監牢殺掉了他的對手，並把另一名受過刑的宦官帶回宮裡。然後，宦官們突然襲擊了皇太后，因為他們顯然不信任她。他們收繳了她的玉璽，並據此命令士兵們守衛兩宮和兩宮之間的道路；他們因此護住了後方，同時發布詔旨逮捕竇武。他們也改換了京師民政和司法的兩個要害部門的人選。 由於這種結果，可知竇武、陳蕃沒有協調好他們的計劃，而且也確實沒有預料到風雲會如此突變。竇武曾出外值夜，這時為詔書所震驚：詔書是由幾個小時以前仍被關監的那個太監交給他的。他拒絕接奉詔令，便逃到了他的侄子——即忠於他的那兩個步兵營中的一個營中去，坐守到天明。 與此同時，陳蕃也為事件的發展所震驚。他帶了80名下屬趕赴宮內，不過，這80人中看來沒有職業士兵。[10]他費了不少勁進入宮廷大院，在那裡他迎面遇上了新的黃門令王甫。接著發生了高聲的互相對罵。雙方對峙了一會兒，不久宦官方面士兵的人數增加了，他們包圍了陳蕃，直到制服了他，然後把他投入牢獄。那天晚些時候，他在那裡被踐踏至死。其餘80名年輕士兵的命運不得而知，但顯然的是他們和宦官軍隊之間沒有打過仗。 陳蕃和太后的障礙被清除了以後，只剩下竇武一個人。這時，新近奏凱還朝的邊將張奐成了關鍵人物。[11]他因帶有得勝兵在身邊，所以宦官叫他逮捕竇武。他雖然未捲入前一階段的衝突，但他現在卻與宦官共命運，親自帶兵去搜捕竇武。黎明，兩軍相遇於宮門外的城牆邊。雙方再一次對陣叫罵，都想誘使對方叛逃。據說由於士兵敬畏宦官，他們開始投向張奐方面。他們一隊一隊地投奔過去，快到中午時刻竇武的防線便垮台了。竇武自殺，家屬都被害，其他關鍵人物都被圍捕和被殺害，有些人被株連到家屬。值得注意的是，陳蕃的前後兩次對峙都未曾動真刀真槍。 皇太后被幽禁在南宮，三天以後，即10月28日，那18名宦官因「誅陳蕃竇武有功」而受到封賞。[12]三駕馬車中的第三人胡廣，因置身事外，即以其持重而被授予陳蕃所遺的太傅之職。清洗和流放大約進行了若干日，據說死者「數百人」。[13]就這樣開始了靈帝統治的時代。 靈帝時代，公元168—189年 在宦官的統治下，漢帝國政府的結構有所改變。首先，除中宮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絕了仕進之路；後來，官職變成了可以買賣的東西。宦官們自己插手軍隊事務。無休無止的叛亂強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權力，而對於繼承權的爭吵也造成了宮廷內部的分裂。這是有秩序的漢朝政府的最後的時期。 公元189年5月的宮廷 在漢靈帝末年，即公元189年5月，宮廷里最令人生畏的兩個女人是皇帝的母親和妻子，而這兩個女人之間又頗生齟齬。當竇武的危機過去以後，太后被幽禁於南宮，新皇帝馬上派人去把他母親迎到洛陽來住。他在公元169年初給了她正式的皇家稱號，而她作為董太后（死於公元189年）也恢復了對她兒子的巨大影響。 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於公元189年）本為屠夫之女，被買進了後宮；公元176年她生了她的第一個皇子，名劉辯（公元176—190年）。[14]這使她在公元181年被封為皇后，但是，那一年有另一位妃嬪也生了一個兒子，她知道她的地位多麼不穩，所以驚惶萬分。這第二個兒子及其母親王美人（死於公元181年）便構成了對皇后母子的威脅。因為如果皇帝願意，他就可以廢后而立王美人為新皇后。他也可以立這第二個兒子為太子和嗣君；皇帝很喜歡這個孩子，給他取名劉協（公元181—234年），意即「此子似我」。為了先發制人，皇后鴆殺了王美人。但是，這個孩子擺脫了皇后的掌握，而由皇帝的母親——即皇太后——撫養。當憤怒的靈帝準備廢黜皇后時，太監們勸阻了他。[15] 於是，這兩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統。如果是長子繼承大位，皇后就會自動地變成皇太后，這樣的資格就使她會在未來年代中繼續掌權。如果是幼子登極，皇太后便會變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繼續過若干年有權有勢的生活。可是事實上，直到他在公元189年5月13日死去的那一天，靈帝也未能決定究竟立誰為太子，因此這個問題一直掛了起來。 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個侄兒，此人已任票騎將軍之職，統率約千餘人的兵力。何皇后則倚仗她的異母兄何進（死於公元189年）；從公元184年起他即官拜大將軍。這個職位使他在國家緊急時擁有政治大權，但沒有實際的兵可帶。皇后的另一異母兄何苗（死於公元189年）也位至車騎將軍，官階僅次於皇太后之侄。何苗手下是確實有部隊的。[16] 靈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時不很得人心。他從公元159年起過分依靠宦官，因而引起當官的和想當官的人的不滿；這些人都自視比宦官及其盟友們「清高」，罵他們為「惡濁下流」。反對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飛來，又發生了幾件所謂「清」官同所謂「惡濁」宦官相鬥的事件，而在官吏們生死存亡的問題上朝廷已被認為無能為力。公元167年，太學的學生們和與他們有聯繫的官吏們竟然騷動到使朝廷認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擔任任何公職不可。在政治哲學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程度抨擊當時的弊政。 在靈帝時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進一步有所削弱。他生前被人稱為「昏庸」之君，他死之後不久，當時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於公元192年）說道：「每念靈帝，令人憤毒。」公元190年，靈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說成「無功德」而除了廟號；[17]至於靈帝，則自始就沒有人想到要給他一個廟號。他在位期間，至少人們有一次策劃要以劉家其他成員來替換他，而且他必須忍受目睹在中國各地有四個人先後稱帝對抗的屈辱（一次是公元172年在南方；一次是公元178年在洛陽本地；一次是公元187年在北方；一次是公元188年在西部地區）。[18]公元184年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使得千百萬農民群眾相信：漢朝的氣數已盡，農民應該拿起武器來推翻漢王朝，開創一個幸福康樂的新紀元。這就是頭裹黃布為號的黃巾軍叛亂：它雖早在公元185年初即已被平定，但其餘燼，至公元189年5月間猶歷歷在目。 軍事組織 黃巾叛亂的影響特別表現在軍事組織方面。第一，漢朝有正式常備軍五營，此即公元168年拒絕援助竇武的那支部隊。現在不清楚的是，189年5月這支部隊是怎樣部署的；它可能有幾支人馬已派往叛軍起事的各處。所有這些叛亂多多少少地無一不是公元184年黃巾起事的結果。[19] 當黃巾叛亂爆發時，朝廷匆忙地給派往戰場平定叛亂的軍人創造新的名號。在那5年戰亂期間，有些封號廢除了，但在189年5月間還有許多封號和人物並不適應常備兵役制度。例如，皇后的異母兄大將軍何進便是。他的封號幾乎是黃巾起事的消息到達京師的那天給予他的。雖然他在平叛中並未起過作用，但叛亂平息之後這封號仍未收回。還有一個「票騎將軍」的封號則給予了皇帝母親的侄子。 車騎將軍的封號則給予了皇后的另一個異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189年5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將軍。其一是冊封的後將軍袁隗（死於190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20]另外兩人為前將軍和左將軍：他們都被派往帝國的東部去平叛。這六個將軍封號都偏離了常規做法，而且有幾種封號自150年前的光武復辟戰爭以後一直未曾啟用。它們之得以恢復不僅是對於無休無止的叛亂的反應，也是為了滿足那兩位外戚家屬成員的野心。 大將軍的頭銜曾在公元168年給竇武封過短暫的幾個月，它倒是屢見不鮮的事。在何進之前曾有六名官員被任命為大將軍，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餘都在與宮廷的鬥爭中死於非命。[21]顯然，有幾位大將軍同皇帝之間有利害衝突，這在何進也不例外。公元188年以前，大將軍事實上是給予平民的最高頭銜（太傅除外），而何進在危急時期能利用他的權威來制服朝廷和宦官。可能正是由於這種緣故，靈帝於公元188年9月採取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步驟，即任命了一名宦官來做一支嶄新的軍隊的上軍校尉。這位上軍校尉騫碩（死於公元189年）是皇帝的親信，甚至大將軍亦被置於其摩下。[22] 這支新部隊被稱為西園軍，表面上是說皇帝因害怕黃巾才建立的。在這個宦官上軍校尉之下皇帝還任命了七名非宦者為西園軍的下屬校尉。其中有幾個校尉在反對黃巾軍和其他幾次叛亂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則出於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門生故吏。這些校尉的士兵們可能早已受各該校尉的指揮，而這或許就是創辦這支新軍的第三個理由。在勘定叛亂的時期，許多私人都已開始招募自己的部隊。西園軍是使這些部隊得到某種合法化，保證他們能為皇帝去作戰。 任命一名宦官做上軍校尉，這是竇武危機之後一系列合乎邏輯的發展的最後一步，結果是宦官的權力擴展到了帝國政府的各個部門。曾經陰謀搞垮竇武的曹節在公元169年做過一百天的車騎將軍，在180年又出任此職達5個月。另一名宦者在186年也做了4個月的車騎將軍，現在蹇碩卻做到了上軍校尉。公元188年11月21日，皇帝駐蹕大華蓋下檢閱他的軍隊，並自稱「無上將軍」——這是後漢時期擁有這另一個稱號的第一位皇帝。[23] 儘管如此這般戒備，西園八校尉幾乎未敢冒風險參加野戰。公元188年12月，上軍校尉派了一名他的副職去西部作戰，另一名校尉則在京師的南邊勝利地打擊了黃巾餘部。可是，這後一名校尉的戰績未得到承認，而且在皇帝死之前一個月便斃於獄中。公元189年的最初幾個月，當流竄的叛軍威脅到京師時，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園軍，而是一位帶領私人軍隊的大臣。對於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軍則濫加封賞；這個姿態表明，朝廷對叛軍也要花錢來買動。不管它是新的稱號、新的編制和新的軍隊，總之都表現了朝廷確實的軟弱無能。 當靈帝快要死的時候，兩位將軍中的一人在東邊作戰。董卓被召回京師接受一個文職任務，但他拒絕受命。反之，他聲稱他的軍隊不讓他離職，他帶了他的部隊向京師進發。靈帝去信譴責他，董卓對此置之不理。當靈帝彌留之際，董卓已進到距京師的東北約80英里處，待機「以觀時變」。[24] 大放逐（黨錮之禍），公元169—184年 靈帝在位20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漢朝歷史上最長的連續統治時期。我們已經看到，在這個時期的末年，宦官的勢力是怎樣伸展到了軍事組織中去的。現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們是怎樣和被誰選來閹割的，又是怎樣在宮裡取得地位的。我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選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們要不要經過考試。但是我們只知道他們對事務有巨大的影響；知道他們一旦邀獲人主的恩寵，便能掌握住大權，歷久不衰。[25] 公元189年5月，牽涉到竇武危機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台。侯覽已在公元172年自裁，王甫在179年死於獄中，曹節在181年以壽終。他們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為西園軍的上軍校尉蹇碩（死於189年）；一為在公元186年做過4個月的車騎校尉的趙忠（死於公元189年）；一為張讓（死於公元189年），即支持皇帝在財政上搞鬼的那個大權術家。靈帝稱趙忠為「母」，而稱張讓為「父」。袁家在宦官隊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赦（死於公元179年），他的職位是中常侍。[26] 宦官的編制在稱號和職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繚亂，而且它們在靈帝時代更是有增無已。大約到了這時，宦官們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傳給他們的義子乾兒。宦官通常是成幫地受封，這表明他們在幫助皇帝反對一個軍人領袖或一個野心勃勃的官僚時，他們是拉幫結夥地同謀共事的。公元126年，19名宦官因擁立順帝（公元125—144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公元159年，5名宦官（另有7名非宦官）因幫忙清除大將軍梁冀（死於公元159年）的勢力有功而被封賞；公元168年，18名宦官因幫忙剪除竇武和陳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年，12名宦官因發現了一宗反皇帝的陰謀而受勛；公元185年，12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們曾鎮壓黃巾有功而被授勳。趙忠與張讓便是屬於公元185年這12名受勛的宦官之中的人。[27] 公元175年以後，給宦官的名號越來越多了。根據那一年的詔告，宮內原由官員主管的官署今後統交宦者掌管。同樣地，所有原來主管官員的副職也都交由宦官擔任。不清楚這一措施落實到哪些部門，但很可能的是，從公元175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寶、衣物、珠寶珍物以及甚至他的醫療保健問題，一律交給了宦官。自公元175年起也有一名宦官決定物價（「諧價」），這可能指的是決定宮廷購物的價格。[28] 可是，比起因為公元169—184年的黨錮之禍而使他們的乾兒義子、兄弟和父母都擔任官職一事，這就是小巫見大巫了。黨錮之禍開始於公元169年之末，那時一方面是竇武危機之後深得皇帝寵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滿於自己無權無勢的大官僚：這兩種人之間鬱積了衝突的種子。這個衝突此時已經爆發，而且是宦官取得了勝利。有8名官員被指控為結黨營私，將有所不利於皇帝，而當這8名官員被殺之後，便為屠殺他們的門生故吏、兒子和父母達百多名的道路開了綠燈。屠殺完了以後，他們的妻室兒女被充軍到北方寒帶地方或南方瘴癘之區，然後在廷尉官署上張榜除名，使這些人免官禁錮，永不錄用。不僅他們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單上的五服以內的人也不得例外。[29] 年僅十三歲的靈帝要過了一些時候才能夠完全懂得發生了什麼事情。雖然大規模的禁錮運動已因公元166—167年官員和宦官之間類似的鬥爭而已在實施，但新皇帝並不知道「黨錮」究為何事。當他被告知，它意味著這個「集團」陰謀反對國家本身時，他批准了這道詔旨，從而開始了大禁錮運動。公元176年有一名官員竟敢請求廢除禁錮運動；其結果是，禁錮運動更加擴大規模，使之適用於每個與這個「集團」有牽連的人。公元179年隨著侯覽和王甫的死，禁錮運動有所收斂，但它仍在進行，直至公元184年黃巾軍起事時宦官已無力再支配任命官員之日，大禁錮運動才告停止。[30]可是與此同時，高級官職的性質已起了變化；它從原來要通過本事和建功立業才能達到的目標變成了可以出最高價錢任意出賣的東西。 在漢朝初年，宦官的數目不超過14人，但據說到了靈帝末年，其數已膨脹至2000人。不能設想，這麼龐大的隊伍會安分守己，太平無事；事實上他們內部已是紛爭不已。他們最尖銳的對峙是發生在以母黨為一方和以後黨為另一方的宦官之間。另外一個派系分裂表現為公元185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名宦官和那些不滿意他們支配帝國的財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間的對立。在靈帝時代就曾發生過宦官彼此互相反對的陰謀，其結果是互相控告指責對方。最後那12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們的敵人。 公元171年的一個陰謀是把皇太后從她舒適的幽禁處所釋放出來；而最嚴重的一件事無過於有一名太監在公元184年告訴皇帝：由於那12名宦官的橫徵暴斂和黨錮之禍才引起了黃巾叛亂。關於第一件事，插手竇太后事件的宦官們被控以惡毒地攻擊皇帝的生身母親——所以這兩個女人就被人利用來彼此鬥法。關於黃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難的視線從12名活著的宦官身上轉移到了早在前幾年即已死去並已失寵的王甫和侯覽身上；然後轉移到了兩名屬於皇帝母親那一黨的宦官，最後就轉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們看到，那12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還因為他們吃過苦而受到封賞。[31] 宦官本人只在宮內掌權，但是在黨錮的年代，宦官的親朋故舊都在京師內外遍布要津，因此構成了一個廣大的勢力網絡。現在不知道禁錮的結局怎樣影響了這種局勢，但是宦官們在靈帝餘下的歲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數重要權力。不論用什麼謀劃來詆毀和摧折他們，他們總是得以死灰復燃。反之，只要他們想搞垮某人，他們又幾乎總是能得逞其志。 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於公元172年）之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國除，但他答應賄賂王甫，如果王甫能幫忙他復國的話。王甫滿足了他的願望，但渤海王拒不給錢。公元172年，王甫伺機報復。渤海王被誣大逆不道。他自殺，王甫等12名宦者受封。[32]公元179年，一起反對宦官的密謀落得了悲慘的下場，4名高級官員送了命。公元181年，勸皇帝不要廢黜何皇后（她剛毒死了王貴人）的就是一夥宦官。可以舉出更加多得多的說明他們勝利的例子，而他們失敗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靈帝活著，他們的影響就不會被破壞，而靈帝對他們的最後信任就表現在他在臨終時把愛子劉協託付給上軍校尉騫碩。[33] 公元189年5月官僚體制的狀況 在靈帝統治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年），帝國的官僚體制已改變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於自黃巾以來的一系列叛亂折磨著他的統治，恢復或者重新創立了許許多多軍事頭銜，以滿足京城裡各種各樣的利害關係。在文職方面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有幾個新頭銜被新設立或者被恢復起來；在其他一些情況下，則是給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職能或者給予了新權力，如果這種新頭銜只是關乎皇家私事，其影響或許不大。這是指公元180年新建了三處皇家苑囿，181年建立了御廄，183年建立了圃囿署。[34]這些新機構設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領。 最高級的文職並無明顯的變動。太傅胡廣已死於公元172年，未任命繼任人選。這是按慣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義上是要讓他引導年輕而不更事的人君「向善」，因此當一位太傅死了的時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應任命一位新太傅。誠然，胡廣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為他是靈帝的第二位太傅；前任太傅陳蕃已在公元168年10月死於宦官手中。很顯然，人們再沒有考慮違背故事來給靈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況他在公元171年已經到了法定年齡。[35]因此，在189年5月這個位子便空出來了。 當太傅位子空出來以後，最高層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給相當於九卿的八尚書。表面上，這個結構終靈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實上，它在178年以後的局勢中已有很重大的變化。從那時起，高級官位須得用錢買；它們不再授予賢能之人，而是賣給最有錢的人。[36] 在某種意義上說，賣官是開始於大約70年以前的一個發展過程的邏輯結果，因為那時如果出現了捉摸不定的或災難性的事變，習慣上得免三公的官。像地震，像連頭嬰兒這類事件就被認為是上天對皇帝行為的批評，因而只要移罪於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預言三公的任職期間會有多久。事實上，他們的職能與政治現實是分開來的。他們的權力這樣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機構的權力來使之得到補償的。最初，這是由尚書台來補償，但自竇武事件之後便轉移到宦官身上了。[37] 在從前，即在公元109年和161年，只是在有限的規模上和一定時期內，並且是為了解決巨大的財政困難，才在個別情況下准許買賣官職。但是在公元178年，賣官已賣到國家的最高職位，而靈帝除了表明出於他自己的貪慾、他母親的和幾個宦官的貪慾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當的財政困難的理由。如果是因為三公的地位並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職成為可能，那麼，是最高層的貪污腐敗使賣官鬻爵產生了誘惑力。 買賣官職之舉是在西園的被一個稱為西苑的地方組織進行的。三公之一的位子值錢1000萬；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萬；而在約100個左右的郡守中，一個職位得花2000萬錢。[38]對於那些聲譽好的人價錢可以減半，而實際上，每一個想得到官職的人都必須首先去西苑進行討價還價。在這種種交易中，朝廷並非總是贏家。公元185年，崔烈（死於公元192年）以500萬買得了司徒之職，在授職儀式上人們聽到靈帝說：「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為了得到更多的錢，公元187年以後靈帝准許出售關內侯。[39] 靈帝委婉地稱他所搜括來的錢為「禮錢」，他因此在西園建了一個金庫來儲藏它。他也在那裡儲存從全帝國流入他手中的「禮物」：其中有送給他的，有送給他母親的，也有送給某些宦官的，目的在於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升；在這裡還存了從老百姓那裡榨取的千百萬錢，那是公元185年為了建宮殿以每畝（約0.113英畝）十錢開徵的；在這裡也儲存了用非常敕令徵集的三億錢。另一創舉即「助軍之費」也存放在這裡，但是，當皇帝在公元185年取消了國庫和皇帝私藏之間的區別以後，他又建了萬金堂來存放帝國的歲收。西園對整個政府唯一有些用處的是在公元184年，那時皇帝大方地把他的馬匹交給了與黃巾軍作戰的軍隊。[40] 有些買高官的人都是些暴發戶：他們的祖先默默無聞，他們的後代也名不見經傳。可是，另一些人中卻也有帝國社會的精華。有勢力的袁家為在公元182年為他家的袁隗買了一個三公之位；一個宦官的養子曹嵩（死於公元194年）在公元188年據說以一億錢也買得了一個三公之位。[41]做漢朝三公之一，其威權是值得付出高價的。 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級職務者不乏其人，那麼，獵取其他職位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錢並且對徵逐結果表示大驚小怪的人（因而給朝廷惹些麻煩）之外，還有需要採取某些非常步驟來填滿所有職務的更深刻的原因。一個是從公元169年直到184年的黨錮方面的原因。另一個就是所謂的迴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個官員不許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縣任職；他也不准在其妻的住處供職。[42]這些規定越來越複雜，所以在靈帝時代就出現了許多長期的空缺。 為了能夠多弄些人來做官，朝廷在公元176年經過一個簡單考試後任命了年歲大的太學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個驚人舉措，即讓某些商人戴「孝子」銜，而給了他們一些小官做。這些特別措施並未奏效，於是在公元178年又發動一個空前的步驟。一個嶄新的太學——鴻都門學——被建立了起來，它的學生實際上得到了保證，即一定都有官可當。鑒於在公元172年，即在另一次京師的簡短爭權鬥爭中他們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來正規太學的學生顯然被認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無疑問，這在新的太學中引起了震動。有幾個官員抗議皇帝對新太學學生的偏愛，但所有的證據表明，皇帝對他們的申訴未加理睬。[43] 上面已經談到叛亂怎樣影響了軍事組織，在靈帝統治的最後一年，叛亂的影響也在文職上感覺了出來。朝廷開始注意到，它屢次沒有能夠迅速地解決叛軍的問題，其原因蓋在於地方行政的軟弱。叛軍活動範圍通常過於廣泛，各郡比較不足的軍隊不夠應付，但是，又沒有一個在現場的人有充分的權威能動員和指揮更多的軍隊。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隊，朝廷就必須任命一位新指揮官。等到這任命的全部過程完成之時，叛亂往往已逐步升級，或者已給各郡的官軍以重創。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揮著大軍而有潛勢力的校尉們留在地方上，因此從一開始就只搞一些權宜之計。公元179年曾經讓一位朝廷官員長期當地方軍的指揮官，但已證明它並不成功。在那以後的幾年當中他們也設想過其他辦法，但在公元188年朝廷採取了一個重要的、回顧起來卻是致命的步驟。它給被叛亂蹂躪了的州任命了州牧。[44]這些州牧常駐在他們轄境內；他們擁有正式的九卿官階，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員之上。換句話說，相當獨立的地方政權中心已經形成。其中有一個地方政權就發展成了完全獨立的帝國，使自己承受了漢朝的天命，並且自稱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繼承者。 靈帝在彌留之際發表了兩項任命；這兩項任命都與州牧有關。他把信使派往北方一個地方，給劉虞（死於公元193年）這個很成功的州牧加封為太尉。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師以外的人為三公。[45]與此同時，他還派使節去西方，使齎州牧璽書給一個拒絕解散自己軍隊的將軍。這位抗命的將軍正領兵向京師進發，所以任命他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師自己原駐地的最後一著。[46]不管朝廷有什麼理由，此事未能如願。這個將軍就是董卓，他雖然有了加封，但仍然統兵向京城進發，如上所述，當靈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停止呼吸時，他已行進至距洛陽西北80英里處。 叛亂與戰爭 四種戰爭困擾著靈帝的統治：外族對中國領土的侵襲；中國領土內的外族的起事；使漢族互相鬥爭的叛亂兵變，它們通常是由於物質困苦所致；以及帶有宗教的、反王朝意義的叛亂。 外族的侵襲並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無力保衛自己免受北方遊牧民的侵擾，後者對買不起的東西就實行搶掠。有一個歷史學家說道：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靈帝建寧元年）以後，無歲不犯塞。」[47]這特別是指東北邊地一帶的形勢。烏桓和鮮卑這兩個遊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馬，騷擾比較富庶的漢民城鎮，只是在公元177年朝廷才派過一次大軍討伐他們。[48]這次討伐軍的部分軍隊不是漢民，而是另一異族的騎兵，以此實踐了中國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這支討伐軍被打敗，從此以後戰爭就交給地方官員去進行；當然他們是不能勝任愉快的。 如果我們放眼看看北部邊疆的西線，漢民和卜居於此的其他外族之間的情況就更加複雜了。公元50年，後漢的第一位皇帝曾經允許一支匈奴人居住在長城裡面。[49]這事實上意味著他把一片領土讓給了他們，但在漢人的眼光里這片地方仍然是帝國的一部分。靈帝在位的時候這一安排並未引起麻煩，反而事實上是這些匈奴人的騎兵在公元177年幫助皇帝攻打了鮮卑人和烏桓人。可是，快到靈帝統治的末年，匈奴內部發生了爭奪汗位續承權的鬥爭，其中爭權失敗的一個領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餘便參與了漢人的地方叛軍，而在靈帝死時這兩股勢力就合流了。 再往西邊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區則由漢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雖然羌族此時並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稱他們為「原始藏人」。[50]羌人在靈帝時期比匈奴人更好鬥。公元184年緊接在黃巾叛亂之後，羌人和許多漢人都起來反對漢帝國。這次叛亂波及甚廣，並且有兩次威脅到舊都長安（在公元185年和187年）。 有一個時候局勢看來是沒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議皇帝放棄整個戰亂地區，但在公元189年3月，即在靈帝臨死之前兩個月，朝廷對羌漢聯軍勉強贏得了一次勝利。[51]不幸的是，這次勝利的結果僅僅是使叛軍分裂成了三股；其中有一個漢人自己稱了王，到30年後才把他趕走。 在南方各地，漢民與通常籠統地稱為「蠻」的幾個外族雜居在一起。跟「蠻」族的關係也很緊張，經常是劍拔弩張的。從公元178年至181年，戰爭連年不斷，最後才由朝廷獲勝。在靈帝的其餘年代中，麻煩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時候局勢還算是相當平靜的。[52] 不常見的是，漢民農夫和士兵僅僅由於處境絕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年、186年和187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這些事件中，人們也不能夠確定叛亂是否別有用心。[53]別有用心的叛亂對漢帝國最具破壞性。這種叛亂有時被稱為「宗教性叛亂」，因為叛亂者的目的不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的。在當時中國人的思想中，雖然實際上君臨天下的皇帝不總是代表宇宙的力量，但王朝卻是它的代表。在這裡，宇宙力量究竟意味著什麼倒無所謂：對有些人來說，漢王朝是「火」德的活的體現，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統治就是無可爭議的。對另一些人來說，漢王朝體現著早已在奇異的、秘教式的書中寫下了的古老的預兆。難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預見到他死後三個世紀漢朝會掌權嗎？[54]甚至對於更刻板的人來說，漢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證明是天意所屬，因而只要沒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們就得容忍漢王室的存在。 中國人的最高政治格言與法國的一句古話——「我們不應該對皇帝覬覦非分」有所不同。——中國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55]不管一位將軍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權勢，只要沒有可見的天象足資進行冒險，這權勢是無助於建立一個新王朝的。個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嘉許，但其含義是模稜兩可的；因為它可以說是上天對他本人的讚許，也可以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上天對他給王朝的服務所表示的嘉許。如果上天確實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顯示更多的證據。 對有些人來說，這種證據包括象徵和奇蹟；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包括新的預言；對再有一些人來說，它就是能夠提供證據的理論和數術。總而言之，誰要想建立一個新王朝，誰就應該擁有（或編造）上天的支持，即以某種方式證明漢王朝氣數已盡。相反的，當一個新王朝確實宣布建立以後，人們應該確實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後一種情況下，所謂的「宗教叛亂」才引起人們的注意。 「宗教叛亂」是我們對「妖賊」一詞的譯法，此字初見於中國史書是在公元132年。[56]它的直譯應為「有法術的叛亂者」，但從我們僅有的一點資料看，它實際上是意味著「利用象徵和奇蹟來支持其事業的叛亂者」。那些象徵和奇蹟究竟所指何事，歷史學家從來不屑於深究，但是，叛亂者究以何種名義起事，我們卻掌握了大量的事實。「妖賊」所想要的是這樣的一個新皇帝：其人絕非漢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隊伍。換句話說，他們需要改朝換代。這一點在公元144年以後變得越來越明顯，因為那時洛陽的、王位繼承問題是被大將軍梁冀（死於公元159年）公開地操縱的。梁冀毒死了一個漢帝，又另立了一個漢帝，即桓帝。或許是對此作出的反應，我們在公元145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亂皇帝，而且在公元147年、148年、150年、154年、165年、166年、172年、187年和188年又有九人稱帝，通常他們都有很多支持者。[57] 我們還知道有幾件心懷叵測的大陰謀——它們分別發生在公元147年、161年、178年和188年。從這些叛亂皇帝的頭銜看，他們把自己看做是新時代的創建者，或看做是一個宇宙—宗教過程的完成者。我們看到有兩個黃帝：一個是在公元145年，一個是在148年，因此我們可以假定這兩個自稱黃帝的叛亂者認為，以紅色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為過去，而一個新的世紀，即尚黃色的土德之治已經到來。[58]公元145年我們見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許是要建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們發現在公元154年有一位「太初皇帝」；165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年有一位「太上皇」；172年有一位「陽明皇帝」（其意似為「太陽之光的皇帝」）。 產生這後一位皇帝的叛亂是靈帝時期的第一起「妖賊」之亂。我們不知道這些叛亂者有何理論；我們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時間來鎮壓這次暴發戶式的對手。可是，宗教很難用武器根除，而正在這個時期當這次叛亂爆發於中國南方的時候（公元172—175年），一個醫生之家卻在華北以奇蹟治病給當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告訴人們，疾病是罪惡之果，因而人們如果懺悔了罪過，就會恢復健康。這個治病教派的領袖人物名叫張角（死於公元184年）；在他活動的某些時間中他主張應由他取代漢室。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開始把追隨者組成一個一個單位，鼓動他們相信可以期望一個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將到來。他預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因此他在公元184年起事，按照傳統的算法，那一年就是這個甲子開始之年。[59]這種陰謀並無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年，大司徒已經給皇帝上書，明言有某種運動正在進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驅散張角的徒眾，因為不然的話，他們是會鬧事的。可是，這封奏疏寫後不久就遇上皇宮後宮失火，司徒免職以消弭上天憤怒之象，此事就被擱置了起來。[60] 張角能夠實行他的計劃了：起事日期定於公元184年4月3日——於這日在各地同時首事。剛在起義的前一天，張角的一名追隨者因為怕事而向皇帝泄漏了機密及其細節。當皇帝下令作進一步調查時，張角認為他已不能等到約定之日再起事了。[61] 當朝廷的調查牽涉到了成百計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張角教義的宮廷衛士在內）的時候，可能引起一些驚動；但當傳來的消息說叛亂已同時在不下於16個郡起事並且逼近京畿之南、東和東北一帶的時候，這才真正使人們大吃一驚。這就是黃巾叛亂。各郡的政府軍紛紛敗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漢宗室諸王被綁架，許多帝國官員則自逃生路去了。 頗為奇怪的是，我們並不知道叛亂究竟是在何時爆發的。我們只知道它必定爆發於公元184年3月的某日，因為朝廷的第一次反應是記在184年4月1日。皇后的異母兄何進（死於公元189年）名副其實地被封為大將軍。皇宮的衛隊和常備軍都暫歸何進節制，「以鎮京師」。[62]在畿輔地方，第一道防線設在京師之南，置八關都尉官以防守戰略要地。最後，朝廷選派三名官員下鄉討伐，其一往北，餘二人往南。 對於這幾個戰役，我們知之甚詳。可是，這裡只要說明黃巾是在公元185年2月被擊敗就夠了。但是，朝廷並未長期得到這次勝利的好處。在兩個月時間內，黃巾運動像下蛋那樣又接二連三地複製了新叛亂，雖然這些叛亂不一定就是以黃巾教義為基礎。有些叛亂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波」等），有些叛亂徑稱自己為黃巾。[63]最後，對於朝廷來說，叛亂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而使自己疲於奔命，黑山叛軍被任命當了地方官，准許他們可以推薦人員擔任官吏。當弄清楚了僅僅這還不夠時，朝廷便派了一個軍閥統帶他自己的親兵進行討伐，因為朝廷自己的軍隊顯然已無能為力了。 黃巾叛亂對於軍事和行政兩方面的影響已如上所述。公元188年在今四川境內又爆發了一次群眾起事，但是，雖然它的領袖自稱黃巾，並且自封天子，西邊的這一起叛亂同華東真正的黃巾軍似無任何關聯。[64]西川的叛亂也是靠私人軍隊去對付的，也可能正是因為這個情況才促使朝廷改變地方行政，而任命有全權資格的州牧。 如果不是這一次叛亂，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長的叛亂使得朝廷下決心任命州牧。公元187年，一名漢人卸職官員使烏桓族幾個頭目相信漢人對待他們態度惡劣，因此勸他們起來造反，而讓他本人來充當其領袖。這個前官員也自稱天子，這時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年4月平息了事件，其時至靈帝之死只有幾個星期。[65] 漢靈帝時代的文化和學術 靈帝時期還有許多細情可談。那時有地震、水旱之災、蝗患、蟲災、疫癘以及雹災。朝廷的對策就是實行大赦，減徵稅項，施藥以及下令祈雨。天上出現了日、月食和彗星，地上出現了一系列非常變異：一匹馬下了一個人嬰；一名少女生了一個兩頭四臂的幼兒；植物忽然變為動物形象；雛雞變成了公雞；蛇、老虎和瘋子潛身出入宮門。[66]在圍繞著漢朝滅亡而出現的民間故事中，這些非常變異都當做漢王朝即將傾覆的預兆而被一一列舉出來。 建築活動也不乏記載，雖然我們也同樣經常地聽到大火燒了宮殿，宮牆陡然倒塌。建了觀象台；鑄了四個銅人和四個銅鐘；發行了新的錢幣。令人高興的事情是奇菌生，鳳凰至，在黃巾叛亂爆發的前一年有材料說曾獲得大豐收。有幾個周邊的外國來向中國的天子朝貢，以此證明他的教化對世界的影響。[67]可是，據說皇帝本人卻沉溺於戎狄之俗：他喜愛他們衣食、音樂、舞蹈和陳設。 靈帝朝最重要的學者或許就是蔡邕（公元133—192年），而最重要的學術事件就是在京師刻成和豎立了石經。這工程於公元175年下令實施，183年完成，蔡邕是這一大項目的主要執行人。漢石經的殘片至今仍然存在。[68] 如果我們是比較地注意靈帝的世界，那是因為他的統治是漢朝治下最後的穩定時期。就是靈帝的這個世界，人們對它尚有所留戀並想重建它或它的一部分；但在此同時這個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當靈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閉上眼睛的時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整個傳統帝國與他一起死了，雖然此事還不能立刻豁然。 王朝權力的崩潰 使得漢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較複雜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說明如下。最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們屠殺了宦官，但丟掉了皇帝。董卓那時操縱著皇位繼承權，但在東部則形成了一個反對他的聯盟。由於這個壓力，漢帝和董卓被迫西遷，但是，東方的聯盟成員之間互相殘殺，最後只剩下了七人。與此同時，董卓死了之後，漢帝漂泊無家，直到後來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後削平群雄，最後只剩下了兩個對手，後來他的兒子取代漢帝，自立為魏帝。他的兩個對手也起而效尤稱帝，從此中國有40年之久成為三國鼎峙之局。 何氏掌權 靈帝時代是一個充滿了挑戰和變化的時期，因此當他在公元189年5月死的時候，他留給他的繼任者的是一個本質上不穩定的政府。不論由誰來繼位，他都會成為各種權勢利害衝突的焦點：這些利害關係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統兵的州牧、職業官僚以及靈帝的生母。在這同時，人民中間對王朝的合法性疑慮叢生，因為這在宗教叛亂裡面，特別是在黃巾叛亂之中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誰該繼承靈帝？這裡有兩個候選人：一個是他的長子前劉辯，13歲；一個是他的幼子劉協，8歲。前者為後黨要立的對象，後者是靈帝之母的寵孫，而且上軍校尉蹇碩有靈帝的付託之重。靈帝死後歷時一整天這個問題懸而未決，但在5月15日終由劉辯即皇帝位。他的母親被尊為皇太后，並且攝政。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於公元190年），他與何太后之異母兄大將軍何進一起共同掌握了尚書台。劉協被與蹇碩隔離開來，也封了王。蹇碩對形勢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園軍隊的上軍校尉，他試圖把宦官們聯合起來反對何進。此事泄了密，蹇碩被捕，並於5月27日被處死。他的軍隊統由何進歸併指揮。[69] 何氏家族這時控制了局勢，於是馬上採取行動對付靈帝的母親。不到六個星期的時間，這位婦人先是喪失了她在宮內的居住權：然後是她的侄子，即票騎將軍，在何進的壓力下自殺了；最後是她丟了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月7日忽然以憂憤卒。[70] 雖然清除了政治對手，基本問題仍未解決：宦官們的下場究竟怎樣呢？在夏季這齣戲大幕拉開的時候，主要的參加者為四個人：一為袁紹（死於公元202年），即西園八校尉中的一個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員和宦官的敵人；二為何進，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慮皇太后——他的異母妹——的願望，因此猶疑不定，延誤了時日；三為太后本人，她不願犧牲宦官，因為那樣就會使她和皇帝倆人成為何進和袁紹的實際上的俘虜；最後就是宦官自己，他們沒有什麼本錢，只有依靠他們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隱隱可見地還有徘徊不進的董卓，他正帶著他的部隊安營紮寨於京城西北80英里之處。 公元168年的事件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時竇武也面臨著同樣的局勢，也同樣地搖擺不定，也因此丟了性命。袁紹決定不讓事態重演，他總是催促何進下手，要他記住竇武的教訓，告訴他不要失去時機。何進就來向太后進言，而他總是得到老一套的答覆，即對於宦官應使之各安其位。何家的其他成員，特別是何進之弟何苗及其母親都接受了宦官的賄賂而幫他們說話；這便加強了太后不向何進讓步的決心。[71] 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殺宦官 地圖14　約公元200年軍人的割據局面 直到此時為止，情況就好像是竇武危機的重演，但正是這個時候，袁紹搬進了一個新因素，打破了平衡。他認為必須排除宦官，而唯一的障礙就是皇太后。要皇太后改變主意，就需要有軍隊。得到何進的同意，袁紹召喚了幾支私人軍隊的指揮官向京城進發。何進自己卻有一個更好的想法：召調駐守在京師東北80英里的前將軍董卓開進洛陽。[72]然後他派了他的一支人馬前往京畿鄉村，下令燒殺搶掠。城內已能望見火光，但是太后仍拒不罷斥宦官。何進的兄弟甚至勸他應該與宦官講和；因為難道何家的顯赫地位不是得力於宦者才使他們的異母妹最初當上了皇后，而現在又當上了皇太后嗎？ 何進又是舉棋不定了。他派人去阻止董卓前進的軍隊，但董卓勉強地接受了命令。另一方面，他批准了袁紹在京城內假節，專命立斷；而袁紹則力促董卓及其他私人軍將輪番上奏以反對宦官。這種心理戰取得了暫時的成功。皇太后也確曾一度罷斥過宦官，但是，他們利用何家其他成員的影響又使太后收回了成命。這就是公元189年9 月22日凌晨的局勢。 那天的早朝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這使宦官們緊張不安：即本來稱病在家的何進忽然上朝求見。太后與何進之間的談話被宦官所埋伏的眼線偷聽了去，當他們得悉這和21年前竇武上奏的內容一樣，即何進要求處死一切宦官時，他們也和當年的宦官同樣感到震驚。 這一回也和21年前一樣，宦官又是依靠他們的臨機應變之才、全體協作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決定了事變的結局。太后堅決拒絕了何進的請求，而當何進離開皇宮的時候宦官們又叫他轉來，說太后還有話要跟他談。與此同時，他們在太后居室的接待室里聚集了自己的人員和器械。當何進坐在地上等待其異母妹召見的時候，那位主要宦官張讓，即幫助靈帝出點子斂錢的那個宦官，[73]馬上為自己和全體宦官最後開脫罪責。他說，第一，帝國搞得亂七八糟並不是他們的過錯；第二，在靈帝要於公元181年廢太后時是宦官挽救了她；總此以上原因，何氏應該感恩戴德才是。這是何進最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他正在此時被砍下了頭。接著，宦官們就撰旨罷黜袁紹。尚書們拒不奉詔，開始要求會見大將軍。他們拋出了何進的頭顱作答，顯然是意在要他們屈服。 現在大將軍已死，但還有一個問題。與21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京師已無忠於宦官的將軍和部隊了。這或許是公元168年和189年之間最大的不同，因此它對宦官來說是致命的。當何進的死訊傳到袁家時，袁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殺掉那個被宦官任命來取代他的人。然後他率軍開向北宮。正在此時，袁紹的從弟袁術（死於公元199年）已統兵向南宮，他便和守衛宮門的宦官發生了戰鬥。這一仗直打得夕陽西下，但袁術縱火燒宮門，企圖用煙把宦官熏出來。[74] 這一把火的效力比預期者大。不僅宦官們經由兩宮之間的甬道逃往北宮，他們甚至帶了他們僅有的保護傘：即他們帶了太后、新皇帝及皇帝之異母弟劉協。可是，太后在混戰中逃走了。太后並不知道她幾乎只是她家族中唯一的倖存者；她的異母兄，並且據說是受僱於宦官的車騎將軍剛在北宮的前面被殺，這是袁紹所默許的。這樣，何氏家族就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被靈帝稱為「母親」的趙忠作為太后之異母兄也在同一日被害。[75] 戰鬥場面現在移到了北宮，宦官在這裡劫持了皇帝兄弟二人。9 月25日，袁紹攻入宮中大院內，他叫他的士兵見宦官就斬盡殺絕，據說其數逾2000人。但是，他們要得之而甘心的目標——即宦官張讓——卻逃逸不見：張讓挾帶新皇帝兩兄弟逃出了城，直奔黃河而去。另一隊人馬對張讓窮追不捨。他們相遇於黃河岸邊，最後張讓縱身跳入黃河淹死了。宦官由此永遠消失在政治舞台上了。[76] 董卓其人 由於宦官被消滅和皇帝又滯留在鄉間，誰將填補權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問題。何氏家族不能填補，因為它的所有男性成員都已死絕。事實證明，袁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頭上：他曾從遠處看到京城大火，並且催趕兵馬前來參加搶掠。他於9月25日到達京師，這時他獲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處的山中避難。他帶著（甚至是脅迫）國家的高級官員去追尋皇帝。但是，當董卓最後找到皇帝的時候，這種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輕的皇帝害怕董卓的軍隊，因此當董卓想讓皇帝向他說明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皇帝竟不能瞭然地回答他的問題。 董卓於是轉而問皇帝的異母弟劉協，他才聽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經過。看來，他們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闖蕩了一個通宵，最後才找到了老百姓家裡的一個敞篷車安身；他們就是在這輛敞篷車上才遇上了董卓的。[77]這個故事後來被說書人著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們關於漢帝國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著皇權的衰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從此以後，歷史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朝廷為了獲得至少是象徵性的控制權——不管是道義的或軍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權——進行了艱苦的奮鬥。可是就在這個過程中，軍事力量和道義權威已分屬於不同的個人。在漢朝末代皇帝於公元220年最後遜位給曹丕（公元186—226年）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兩種力量的源泉合在一個人身上；但這種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們得回過頭來再談談公元189年9月25日的事。當董卓帶著皇帝兄弟兩人回到洛陽的時候，他面對著一個困難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沒有一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來他不算一個什麼人物，而且他的軍隊也不特別多得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針對著這些弱點，他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同時表面上則維護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紹被他吹鬍子瞪眼睛地於9月26日嚇跑了；對於一些大學者，包括蔡邕在內，他也脅迫他們參加了政府。[78]從嚴格的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後援引祖宗成例廢掉了給他壞印象的年輕皇帝，而另立了劉協來取代他。 這最後的一個計劃遇到了或許比他預計的更多的反對，但是他下定了決心，並掃除了一切反對言論。9月28日，他強迫太后廢黜了皇帝，立劉協來代替。此後，他把太后逼出了宮外，又在一兩天以後弄死了她。[79] 不容易理解為什麼董卓要做這一切事。可能他是想模仿漢代一位最出名的政治家霍光（死於公元前68年）：後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263年中唯一一位成功地廢了一個皇帝並立了另一個新皇帝的人。[80]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全由他製造出來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許多意氣用事的理由，但有一點是很確定的：董卓曾經「對皇帝覬覦非分」，而且從此以後他知道，朝廷不是一種資產，而是一種負債。 東方的聯盟 我們現在需要把視線從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東的地區。在那個東部地區正在形成反對董卓的反對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動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紹，他是在董卓進入京師後馬上從那裡逃出來的；還有袁術（死於公元199年），即袁紹之從弟，他是公元189年晚些時候逃出來的，以及曹操（公元155—220年），他是西園八校尉之一，也是在189年快到年底時逃出京師的。附和他們這三個人的還有一些有財產的將官和士兵，有王朝的現任和卸職官吏：他們在一個統一的目標下結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篡奪者董卓應該被擊敗，因為他玩弄了廢立的手段，因此能夠輕易地被人們指為為臣不忠。 至於董卓被打敗以後要發生什麼事情，就不甚瞭然了；或許有一個模糊的計劃是想讓年輕的前遜帝復辟。廢帝是董卓的一個負擔，因為他容易成為忠君意識的注目的焦點，於是董卓就在次年3月3日處死了這位遜帝。兩個月以後他又對袁氏家族實行報復。仍留在京師的太傅袁隗在5月10日連同袁家一切其他成員統統被董卓處死；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勢。[81] 與此同時，東方聯盟的壓力已經升級，而皇帝之回到洛陽也開始影響著董卓舉行反擊的機會。如果他離開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會擄去皇帝，宣布董卓為反叛朝廷的叛亂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陽，他的敵人就會比較有行動上的自由；如果他挈帶朝廷一起行軍，那又會太感累贅笨重。後來找到一個折中的辦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戰雙方以外，送他到帝國西部比較平靜的地方去，因為董卓在那裡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對這一非常舉措必然有反對意見，但被粉碎無遺。公元190年4 月4日，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舊都長安：這時它還是一個重要的城市，雖然它已有約150年未作為京師了。中國人稱此舉為「車駕西幸」，它事實上是一次大移民，因為成千上萬的人民不管願意不願意都要追隨皇帝西去：他們要搶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騷擾得不得安寧。他們形成了悲慘的人群，沒有再回到洛陽的希望，因為洛陽已被董卓燒成平地。[82] 這裡得再說一說我們的材料問題。對隨之而來的混亂時期，我們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並不規避地敘述那些已來到前台的許多有關人士的內心活動和最隱秘的談話。另一方面，材料也敘述了在皇帝西遷的時候，皇家圖書館和檔案館所藏的帛書怎樣被截斷後做成包裹或華蓋，以及大多數書籍或國家檔案從這種野蠻行為中被搶救出來而又在混亂中被丟失的情景。[83] 朝廷一旦到了長安，沒有能力收集和貯藏檔案，而且即使它後來有了這種能力，當皇帝在5年半之後又艱難地遷回洛陽的時候，這些文件也沒法隨身帶回。重要的是應該記住，這個動亂時期流傳下來的材料都是出於有偏見之手。當材料是來自有關係的人士時，它自然就吹噓他的優良的品質和完美的謀劃；當它來自敵人方面時，它就反覆描述對方的殘暴、愚蠢和卑劣無恥。因為這時穿插著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計謀、戰略、勝利和失敗，為了避免轉述的錯誤，也因為我們已是事後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只想在這裡給其後所發生的事提供一個輪廓就夠了。[84] 漢朝廷的消蝕 皇帝之離開洛陽，給了董卓一個暫時喘息的機會，同時也緩解了聯盟反對他的決心。在幾次突然襲擊之後，有人提議和平。在聯盟內部有人議論要擁立一個自己的皇帝，結果使盟員之間鬧得吵翻了天。可是，聯盟的攻擊最終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年5月到長安與皇帝會合。一年以後他被殺死，而皇帝在以後的四年中被人們搶來搶去，轉了無數次手。[85] 在這些年裡，總的說來皇帝對中國事務的影響只限於這樣一件事實：他作為皇帝尊號的無可爭辯的合法擁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個武人來自己稱尊為帝。除此之外，他就沒有其他任何影響了。他表面上維持住了一個朝廷的樣子，也有高級官員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年5月結了婚。在這一年8月他逃出了長安，經歷了一年的艱險歷程之後才在公元196年8月到達他以前的京城洛陽。[86] 在他的帝國境內，局勢是一片混亂。如果一位旅行家這時來中國旅遊的話，他會遇到許許多多軍閥、叛亂領袖和獨立的地方官員，其中有些人是在靈帝時（公元168—189年）就已在職的，有些人則直到最近之前還一直是無名之輩。局勢不會安定達幾個月以上，今日的將軍可能明日就橫屍刀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帝國八分天下的形勢已清晰可見了。 東北方面有袁紹；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師的正南方向是袁術（死於公元199年）；袁術的正南方是劉表（公元144—208年），他是董卓任命的；劉表的東面，即占據了中國東南地方的是才華橫溢的青年軍人孫策（公元175—200年）。[87]這五個人占領了帝國的東半部，有的人地盤大一些，有的人地盤小一些。 在帝國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劉璋（約死於公元223年），他的父親在公元188年被靈帝任命為州牧。劉璋領土的北面，即梁州，則由一些叛亂分子割據著，這些人是在公元184年由反對靈帝起家的。夾於這些叛亂頭子和劉璋之間的是一塊奇異的名為漢中的飛地，它由宗教領袖張魯所統治。 在這一塊飛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給他的宗教上級交五斗糧食或五斗米，然後他就在懺悔罪孽之餘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雖然這後一種辦法使人想起黃巾軍的影響，但在黃巾軍和五斗米教之間尚未發現有什麼聯繫。五斗米教運動是在漢中地區獨立地發展起來的，它的根源可以遠溯到順帝時期（公元125—144年），如果我們準備相信我們的材料毫無誇張的說法的話。[88]在公元196年以前的年代裡，五斗米教運動的控制權從一個世代為教長的家族通過爭奪到了張魯（最盛時期公元190—215年）手中：張魯看來曾給這個運動增添了一些宗教教義和活動，他還建立起了一套確實有效的僧侶統治以治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認識在張魯和他的南方鄰居劉璋之間正在醞釀著不和。在中國的東半部，袁紹、曹操和袁術也互相變成了仇敵。 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年 皇帝困在洛陽，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復見於此日。像末代周天子那樣，可以想像，漢帝是身在京師，毫無實權，只是行禮如儀而已，而各方軍閥混戰，正在一決雌雄。可是，漢帝站在這個宇宙宗教體系的頂點上，而這個體系卻比周朝的那個體系複雜得多。儘管有人有某些猶豫，但對皇權仍有所懷疑，漢王朝的壽命成了符讖興風作浪的對象。用中文來說，人們會問，當「失鹿」的時候到來，誰先逮住鹿誰就能夠當上皇帝。[89]或者人們可以這樣發問，現在已經是不是到了皇位應該易手的時候，即從一個顯要的，但是氣數已盡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於自己的意志把尊號傳給它最當之無愧的某一臣屬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過的，漢王朝正在經歷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復得更加光輝燦爛，從而繼續它對世界的永恆統治。 由於皇位是這種權力理論的焦點，真正的皇帝的出現不會對他身邊的軍閥——即袁紹、曹操和袁術——不產生影響。這三個人都對漢王朝表示忠誠，並且是在靈帝手中做到了現職的官。很顯然，袁紹是第一個得知皇帝將向他的方向巡幸。他反覆思考著在他的營房內接待車駕的可能性，但最後決定予以拒絕，或許接待會使他不利的情況被人們向他說得誇大其詞了。曹操是第二個聽到消息的，但他認為接駕利大於弊。 當皇帝和皇后於公元186年8月到達洛陽時，曹操軟硬兼施地給朝廷許願，說要修復他自己的基地許縣，因此他們一行人於公元前196年10月16日到達了許縣。行程繞過了袁術，當他得知曹操不會釋放在俘的皇帝時，他在公元197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這事造成了很壞的印象。他自己的人民開始離棄他，他在公元199年臨死之前身無分文，便想把皇帝稱號賣給袁紹，但什麼也沒有得到。通過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覬覦了皇位，結果使他貪多而嚼不爛。[90] 袁術之死就把帝國的東北部遺留給袁紹和曹操了。後者正在這時制定了穩定財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種制度，使士兵領取地塊來耕種，作為交換，他們定期向曹操交納作為賦稅的穀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義上的支持，又有正常的糧食供應，他的影響不斷增加，直到公元200年在袁曹雙方領土交界處的官渡決戰時為止。[91] 帝國東部的另外兩個軍閥劉表和孫策，則捲入了曹操和袁紹的縱橫捭闔的陣營之中。劉表故意避免了捲入聯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陽則變成了十足的文化與和平的中心。孫策穩固地加強了他對東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曹操和袁紹大決戰的前夕死了。他僅有25歲。他的兄弟孫權（公元182—252年）做了他的接班人。[92] 在帝國的西半部，宗教領袖張魯與其南鄰劉璋之間的爭吵已經公開化，那個宗教國家的邊界向南深入到了劉璋境內。中國西北角的叛軍們或多或少地沒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於公元200年在官渡打敗了袁紹之後的幾年注意到他們時，他們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現。 曹操的鞏固，公元200—208年 曹操打贏了官渡之戰，他迫使袁紹逃竄。袁紹此後未再獲得主動權；他在公元202年死後，他的兩個兒子為繼承權爭吵；公元206年，曹操接管了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孫們所一度控制的整個地盤。公元207年，曹操甚至冒險向更北的地盤挺進，打敗了烏桓的騎兵，致使整個東北地區都屬於他的治下了。[93] 在他的南方邊界上，局勢沒有明顯的變化。他的南方鄰居，即東南的孫權和西南的劉表對皇帝表示著謹慎的忠誠，因而這也是對曹操有所忠誠的表示。這個表面上的平靜因劉表於公元208年身染重病又無可靠的繼承者而受到威脅，所以究竟是曹操還是孫權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數。甚至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自從靈帝死後國內開始發生動亂以來，一位大走其運的勇猛戰士劉備（公元161—223年）已經登上了舞台，他時而支持這個軍閥，時而支持那個軍閥。[94]公元208年，他已處於這樣一種地位，即也有人擔心他也可能成功地接管即將咽氣的劉表的地位。 地圖15　曹操的晚年 當曹操決定採取主動並且確實迫使劉表的兒子向他獻出土地的時候，另外兩個武人現在有理由害怕，他們之中的一人會受曹氏之害。他們兩人結成了暫時的聯盟；當曹操水師南下的時候，他的船隻被大火燒了，他的軍隊在赤壁被打敗。[95]赤壁之戰標誌著曹操南下冒險行動的結束，因此也是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從此以後，在華南的孫權、劉備和迤西的其他軍閥們就在南方土地上自行其是了。 曹操的晚年，公元208—220年 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於在西北方向擴張自己的勢力，並加強他對皇帝的地位。當他想拿過劉表的土地的時候，他在赤壁之戰中丟失了部分領土。可是，他贏得了劉表的隨從人員的效忠，有些託庇於劉表的和平首府的學者和詩人這時都奔集在曹操門下，給他的統治生色不少。 與此同時，曹操對帝國官僚制度的上層結構進行了根本性的改變。直到公元208年為止，皇帝仍然繼續百般設法維持著名義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上層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說，在這種情況下官職不再像靈帝時期那樣進行買賣了。皇帝有時必然可以樂於找無論什麼人來當他的這些官。可是到了208年，曹操廢除了三公的職位，而代之以另外兩個最高官職：丞相和御史大夫。曹操自己做了丞相。[96] 直到公元208年，漢王朝與曹操的隨從人員之間的關係已經很正常了。曹操還沒有索取過分的封號。在196年，他曾被任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但是他似乎在199年放棄了後一個職位。在204年他又另加了一個州牧銜，但這只是對他已有權力正式予以追認的手續而已。[97]漢帝自然也有他的一幫隨從人員，無足怪異的是，他們包括一些漢室孤忠和保守觀點的人士。 在這些集團中間流行著的關於漢王朝不過正在經歷著暫時的衰落的理論可能找到了最熱烈的支持者。在公元200年，荀悅（公元148—209年）寫成了一部漢代的史書，它的中心意思是說，在經過這些黑暗的年代以後，漢室將要中興。[98]在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計劃殺死曹操，其起因可能是誤傳了他的計劃。這項密謀被挫敗，曹操依然故我，毫髮未損。可是公元203年，他安置了眼線來監視朝臣。 公元208年以後，曹操開始執行一項計劃，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對這個傀儡朝廷的影響。公元212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趨」這種通常對待老年大臣的殊榮。213年，他稱魏公，並把三個女兒呈獻給皇帝。214年他又得到了額外的榮譽，廢黜了皇帝在195年娶的皇后，並殺死了與此同時所生兩名皇子。215年他的女兒當上了皇后；次年他稱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漢帝國的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許任何非劉氏家族人員為王的制度。217年又給他加添了一些榮譽，對中國歷史學家來說，他們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為他於公元220年3月15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採取自己稱帝這最後的一個步驟。[99] 這最後一個主張是依據對曹操的居心叵測的猜測提出的，但不可盡信。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對於漢帝的非分覬覦」將會削弱而不是加強他在帝國其他地方的地位。當曹操在公元214年殺死兩名王子時，劉備遠在西蜀發喪，警告他不得再攻擊皇室。公元219年，這個問題曾自由地同曹操進行了討論。 在這一討論中出現了兩種論據：其一為宇宙論方面的，其一為實際的。在宇宙論方面，它乾脆聲言，所有跡象都表明天命已從漢室移到了曹操身上。從實際方面出發者則反駁說，漢朝的天命固然已經微弱得很，但是在整個中國被征服以前，明白無誤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個主張實際的人，所以同意後一種觀點。[100] 在我們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要敘述一下帝國其餘部分的主要事件。曹操已經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領土。公元211年，京師長安周圍的地區被他拿了下來；在214年他又俘獲了早在靈帝末年即已自稱為王並在極西部支撐了下來的人；宗教領袖張魯於公元215年投降了，這就為曹操向帝國的西南部進軍打開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時，西南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劉備軟硬兼施地從原來的益州牧劉璋手中奪取了控制權。由於劉備位於西南，孫權在東南，曹操在北方，這就形成了帝國的鼎足三分之勢。三分局勢延續了五十餘年。[101] 曹操晚年遇到幾件不順心的事。公元218年有一個忠於漢室而反對他的密謀在醞釀之中，但沒有成功。公元219年，劉備從曹軍手裡奪取了原先屬於那位宗教領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過自立為王而自封為唯一合法者的美夢。[102]就在那一年，孫權把勢力進一步向北擴展，從而更多地動搖了均勢。曹操的死可謂死非其時。 漢獻帝的被廢黜，公元220年11—12月 在或真實或假想的家庭爭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年）繼承了父親的王位和官職。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領地上新的州牧。有人認為，一個孝子守孝的時間應該比曹丕所守的更長一些，但這位新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領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這樣想的：他得向國內和國外的對手們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別是要向他的幾個弟弟和南方的孫權耀武揚威。孫權的反應是向他表示忠心；劉備的一個重要將領也這樣做了；在劉備和曹丕領土之間的一位非漢族的部落王也這樣做了。[103]這種稱心如意的徵象使得一個阿諛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達七年之久的天象揭示出來。自從公元213年以來，他就從古代的圖讖學說中得知，曹丕就是那位應該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這作為一個試探器，它是達到了目的的。在11月的下半月和12月10日，關於天命改變之事在漢獻帝、曹丕、曹丕的隨從和漢朝廷之間進行著活躍的討論，並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公元220年12月11日符咒被解開了：漢獻帝遜位於曹丕，漢王朝至此宣告不復存在。[104] 直接的後果 可是並不能肯定，漢王朝確已走到了盡頭。當漢獻帝被廢的消息到達位於西南首府的劉備那裡時，他發布消息說漢獻帝已被弒。再沒有比這更不合乎事實的了。實際上，曹丕給予了遜帝一個漂亮的封號，很優厚的收入和其他幾種特權。可是劉備為他發喪，他的僚屬開始上條陳，充分地證明劉備就是上天所屬意的漢代的繼承人。中國最優秀知識分子之一的諸葛亮（公元181—234年）——他的光輝戰略迄今仍流為口碑並且這時是劉備的主要支持者——也加入了這個勸進的隊伍。或許就是他的陳詞比別人的說法更能打動劉備，使劉備採取了下一個步驟。公元221年5月15日劉備也即位為帝，特彆強調漢運永世不衰之意。他說，他是漢室的一員（這可能是千真萬確的），因此他的王朝也稱為漢。所以，漢朝的統治在帝國的西南部得以延續。[105] 第三位軍人頭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暫時承認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王」的封號。可是孫權在公元222年也自建年號，這表明他不完全承認魏的統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權；劉備曾在公元221年稱帝時就自己建了年號。從222年起就有三個年號：一為魏，一為劉備的漢，再一個便是孫權。毫無疑問，由於孫權不能宣稱漢帝已遜位於他，他也不能說他本人是漢室的一員，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號為滿足。只是到了公元229年才有符瑞紛紛預言孫權宜有帝號。從公元229年5月23日起孫權便成為吳國的第一位皇帝，因此中國就有了三個皇帝。[106]劉備死於公元223年，曹丕死於226年，但他們的嗣君都繼續互相戰鬥，一直打了半個多世紀。 對漢王朝滅亡的剖析 漢朝滅亡了，因為改朝換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從老百姓到曹操一幫人中的各種勢力集團莫不作如是觀。虛弱的幾位皇帝，或者宦官們、皇后們以及黃巾軍都被指責應對漢朝之亡負有責任，但直到它滅亡了千餘年之後還有人想使它復辟。對於有些人來說，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違法性玷污了魏國的皇帝及其繼承者。這種觀點就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這三國之中誰是法統的繼承人？ 王朝與形上學 和羅馬帝國的情況一樣，關於漢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國為什麼衰落的問題。此答案與關於羅馬衰落的原因一樣，也是眾說紛紜的，比如有人認為應責怪某些皇帝，有人認為應該注意超越個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因素。當然，及身目睹事變的政治家和隔了相當長時間來考慮這些問題的歷史學家之間的答案是有差別的。 對於漢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釋，是14世紀一部小說關於該王朝滅亡的弁首語：「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07]這種解釋把所有行為者及其一切行為都看做是本質上從屬於某種更大的、經過經驗證明了的過程，因此，任何已經創建起來的事物都會有朝一日走向瓦解。這種觀點頗接近於西方歷史學家的那種觀點，即認為羅馬帝國的衰亡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過程的結果，好像一個帝國就是一個必然趨向於機體腐朽的有機結構一樣。 另外有一些人把問題看得更仔細一些，他們想給漢王朝的明白無誤的沒落找出實質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個學派認為，漢朝的沒落只是一個暫時事變，它終究會重新露出水面。這個學派以劉備的做皇帝為辭，但這種聲調在北方很沉寂，最後在東南部也很沉寂，因為孫權那時在登基的時候也宣稱漢朝「氣數已盡」。另一派人退而承認漢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有征服了整個中國的人才能被稱為它的繼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這一派人，他們的聲音在他死後也被淹沒。可是，這兩種想法都沒有完全消失，在未來的許多世紀中繼續發揮影響。 第三派思想家主張漢王朝已無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這一派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們必須對這一派理論尋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廢黜的意義。不用多所懷疑，它產生於老百姓當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叛亂者擁立的敵對皇帝所表達出來。如果只有一個這樣的皇帝，我們當然可把它一筆抹殺，認為它是孤立的現象。但是在公元132—193年間，我們至少在文獻上可以找到全中國有14個這樣與漢對立的天子，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存在著一個過程。一方面，皇權受到了宗教的影響；另一方面，民間的宗教理想越來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現了出來。 在漢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約在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因他的軍事勝利而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時，秦已「失其鹿」，誰得到了這匹鹿誰就可以稱皇帝。可是，皇帝們漸漸獲得了新特權。從公元前113年起，皇帝在一定的時間內公布年號，以便確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年被稱為太初元年，次年便稱為太初二年，以此類推。太初過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公元前100年被稱為天漢元年。[108] 乍一看來，好像前漢的皇帝們能隨意自由地公布新年號，但仔細一考察就會看到，事實並非如此。漢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漢宣帝、成帝和哀帝也是如此；漢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漢昭帝是六年一次。這絕非巧合；它強烈地表明，漢代諸帝在他們能夠改變年號之前有一種尚未知曉的原因使得他們必須與確定時期聯繫起來。甚至暫時推翻了漢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沒有超過六年以上。只有後漢諸帝不受這種約束，似乎可以隨意改元。因此之故，這時的年號可以生效數十年（最長的年號延續到32年），但也有些年號只用了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年、121年和150年都代表一個完整的紀元）。後漢諸帝在這方面比起前漢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漢的最後十年，漢王朝開始與圖讖式的預言預兆之說聯繫了起來，那些預言王朝壽命長短的圖讖出現了，預兆則不再僅僅表示上天的憤怒，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變朝代過程。[109]在王莽的統治這個間斷時期之後，漢王朝於公元25年中興，它本身就是一個大大地受這類預言支持的事件，同時它也把其他相敵對的觀點打人了地下。 圖讖預言被認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聖賢所寫。據人們說，五經說出了所有真理，但是，這位聖人始終知道它們的文字艱深。因此，他給經書都寫下了秘密的附錄，以便使他的意旨得為人們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漢末年這些附錄被人們「發現」，被用來擁護或者反對漢王朝。曾經有人說，由於把圖讖諸典籍的著作權和孔子聯繫起來，儒家經書的威信就被附會是和那種疑信參半的算命術有關。[110]如果事實是如此的話，後漢之信奉圖讖也一定被看做是要努力把儒經的威信用來給漢朝的復辟服務。 由此可見，雖然後漢的皇權以武功建立起來，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學上有其立足點。在早先幾代皇帝統治時期，皇帝的現世的和超自然的權力之間並無明顯的區別；在後來幾代皇帝時這種區別就為人們所接受了：皇帝不需要既要統，又要治。有許多兒童皇帝證明了這一點；當不能期望他們真正治理國家時，他們只要擺個樣子就足以滿足精英統治階層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現在得回頭來談談中國人民：不用驚奇的是，要用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使皇權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權思想於公元前221年加在人民頭上，但不管精英集團為它會建立什麼樣的一些理論，廣大的民眾接受這種理論是需要有一段時間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強皇權的是所謂的「五行」論：[111]萬事萬物，大自歷史的運動，小到人體的微細活動，都是土、水、火、木或金這五種中某一種超自然力量發生作用的表現。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要的是應該知道哪一種力量在某一時間內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們計不及此，反而逆此當運的力量行事，當然就要以失敗告終。大而言之，歷史被看做是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個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種力量，同時每一個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舊布新。公元26年，後漢的第一個皇帝決定當時是火德當運，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現。紅色與火德相應，因此我們常稱之為「炎漢」或「炎劉」（劉，即皇室之姓）。 王朝這種超自然合法性的一個弱點就是它有著內在的流動性：人們普遍認為，沒有一種力量會永遠當運，因而只要有跡象表明一種新力量要來當運時，那就意味著該王朝會有什麼後果。如果「五行」的理論一方面能提供王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換代的工具。最常見的理論是說，火德在適當的時候會為土德——色尚黃——所取代。但是問題在於，人們尚不能確定這種取代在何時發生和如何發生。是土克火呢，還是火生土？從政治方面說，新王朝到底是要通過征伐來建立呢，還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對於漢代的民間宗教我們知道的很少。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講，它必然是分散而不成體系，每一個地區都有它自己的風俗習慣和神靈。對於官方歷史學家來說，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務，這種現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後漢，宗教有時採取群眾運動的形式，例如在公元107年，當時的歷史學家注意到北部居民有一次群眾大遷移運動，那裡的人民中間流傳著大驚小怪的議論。公元175年也是這樣，朝廷據報有群眾運動，黃巾軍便是由宗教孕育起來的最惹人注目的群眾運動。從近年來的研究得知，在後漢中葉存在著這樣一個教派，它預告會降臨一個彌騫亞式的人物來拯救信教者脫出塵世的苦難。[112]宗教和政治形成了一個有力的混合物，因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須對付因與某種超自然的或宗教的體系有關的人民推戴的敵對皇帝的問題。 與此同時，王朝的合法性問題在社會精英集團中間卻有不同的說法。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承認，漢王朝和劉氏是帝號的合法擁有者，因此即令他們對某個具體的皇帝不滿意，他們也不想換一個朝代。相反的，他們搞了很多計謀用劉家的另一個成員去替換健在的皇帝。在公元107年，或許在127年、147年和188年，我們有材料得知，他們都曾密謀換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如果有哪一個密謀竟然成功的話，則新皇帝仍須出自劉氏。當反董卓的聯盟在公元191年深長計議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時候，他們考慮的人選還是找到劉家成員的身上。如果說在人民中間有許多跡象表明漢王朝天命已告終結的話，這種想法並未浸染到精英上層人物中去。 正是在漢王朝紛亂擾攘的最後30年中，這種觀念終於開始影響了上層集團。舊的精英人物已經凋謝，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軍人和兵法家，帶來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懷的預言學（讖緯學說）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漢的末年，預兆又被人們說成是漢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的跡象。在主張改朝換代的人們看來，建立一個新王朝不僅是軍事上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時自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時候，而毋寧是上天已預先挑選了它的人選的時候。那些把漢獻帝的遜位僅僅看做是權力政治的冷酷遊戲的人，是對事件的宗教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錯誤的估計。按照這種想法，舊王朝是自動退位，並自動把天命讓給新人的。在這一方面，精英上層人物的想法與老百姓的不同。事實證明，帶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間接受了改朝換代要靠馬上打天下的理論。但漢獻帝遜位的事實又具體表明，和平地和自動地改換朝代的理論在上層精英集團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們承認在前漢的末年，改朝換代的理論開始變得明顯地見之於上層精英集團之中；如果我們承認它後來被光武中興打入地下後又在後漢的最後一個世紀同民間宗教結合在一起；如果我們承認它經過修改在最後被各種軍閥所集結而成的新的社會精英集團接收過去，那麼，漢代為什麼衰亡的問題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漢代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一種超自然的哲理體系成長起來之後催了它的命，這個體系只是等待一個合適的人選來實現它的理論而已。許多人相信曹操便是這樣一個人；但他表示敬謝不敏。他試圖建立一種新結構，那就是使皇帝統而使將軍們治。他的兒子曹丕沒有接受乃翁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幾條理由來急於擁有皇帝尊號。 曹丕作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無人與之抗衡的；如果他當上了皇帝，那麼，要搞掉他就等於要搞掉一個皇帝，而像歷史所告訴我們的那樣，這樣做不會得到支持，也不會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個有權有勢的父親，但即令他繼承了曹操的爵位，也並不能保證他也繼承了曹操的威望。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領土上巡視，其中也有他致力於要深獲軍心擁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開國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漢獻帝小五歲，因此他所處的地位不那麼適合向獻帝發號施令。 當說完和報道了這一切之後，我們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的官員們的壓力，抑或廢黜獻帝的整個過程是由他本人計劃和發動的。事實的真相可能是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認為他自己稱帝就可以像漢朝皇帝那樣贏得同樣的忠心，歷史證明他是錯了。 關於漢王朝衰微的傳統理論 大多數歷史學家把後漢的歷史都說成是一部從虎虎如生的開頭到毀滅性的滅亡的逐漸衰亡的歷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們會發問，這種衰亡是怎樣發生的。傳統上有三種答案。有些歷史學家指責某些皇帝個人；另有些歷史學家怪罪於婦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則歸罪於黃巾軍。 關於後漢和劉備蜀漢王朝的歷史，在公元304年的史書中有如下的敘述： ……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嗣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干九州，群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崛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 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113] 這是一篇出色的親漢代的宣傳鼓動文字，它寫於公元304年又一次復興漢室的時候（見下面《漢人不斷堅持的理想》小節），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究漢代衰亡原因的中國歷史學家一再予以強調。我們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個人的作用，兒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響（「國統頻絕」），黃巾和宦官的為患（「群閹毒流」）。它對魏王朝顯示了明確的偏見（即「曹操父子」），因此預示了後世關於「合法性繼承」的爭論的問題（見下面第356頁以下）。最後，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種不絕如縷的思想，即漢王朝不會真正地死去。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還有一句話，據說漢王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這樣就意味著至少要歷時千年，歷世約四十君。[114] 許多中國歷史學家都討論個別皇帝的功與過，因為他們覺得，就是這些皇帝引起了漢王朝的興盛或衰亡。不算兒童皇帝（後漢有五人），後漢包括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靈帝和最後一位獻帝。按照傳統的想法，這九個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則是昏庸無道。對於第一位光武帝人們總認為他是好君主，凡是稱頌開國君主的一切嘉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聲譽，但這卻叫人感到奇怪，因為事實上是，傳統歷史學家經常認為末代君主就是罪惡的象徵，不會治理國家。史家范曄（公元398—446年）總結了大家的意見，他寫道：「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115]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認為是好的，只除了認定他刑罰苛刻之外。其後章帝也是好皇帝，可是，歷史學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在他身上開始看到了漢王朝衰落的跡象；[116]其後的五個皇帝就都受到責難。早在公元190年，學者蔡邕就稱和帝、安帝和順帝都「無功德」。公元219年，當人們在和曹操議論漢代歷史的時候，都認為安帝是第一個壞皇帝。自此以後，傳統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間搖擺，要找出誰是第一個壞皇帝。他們的後繼者順帝、桓帝和靈帝受到普遍的責難，但是，桓帝和靈帝又比順帝更壞。在適當的時候，「桓靈」一詞即意謂「暴虐的政府」；此詞在後世的政治詞彙和詩的語言中即等同於「幽厲」，此即傳統觀點上的兩個壞的周王。[117] 如上所見，圍繞著後漢諸帝所產生的歷史成見是在後漢最後幾十年中開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這種成見給漢代衰亡的傳統理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歷史學家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把後漢的歷史分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時期，每一個人——「下至虎賁衛士」——都經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順帝三朝則缺乏此等優良風氣。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遺化對高級官員仍在起作用，因而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政治家。他們往往拼著性命來防止國家的垮台。如果順帝能有好的繼承人，漢王朝可能會再度興盛，但很不幸，順帝之後卻是接著「桓靈之昏虐」的時期。 這幾名皇帝不僅堅持其先輩皇帝的愚蠢，而且他們更進一步殘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濁，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後階段，漢獻帝成了「乘輿播越」的遊蕩者，雖然從前的偉大在他身上仍殘留著最後的痕跡。僅僅是他的存在，就足以阻止曹操這個「暴戾強伉」之徒奪走他的帝位。[118] 歷史學家趙翼（1727—1814年）卻持論不同。他說，光武帝不出自前漢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創建後漢「譬如數百年老乾之上特發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因而不足為怪的是，不用說幾個兒童皇帝，其中和帝、安帝、順帝、桓帝和靈帝都青年夭折，無一人活過了34歲的。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還有獻帝，卻都活過了那個年歲。在他看來，整個帝國的繁榮昌盛是同皇帝個人的長壽相聯繫的，而某王朝的衰落也可從它的諸帝的早死看得出來。[119] 趙翼認為重要性在於漢代諸帝早死者多，這可能不是太牽強附會的。當人們問到傳統的歷史學家，為什麼從和帝和安帝直到靈帝都是壞皇帝時，千篇一律的回答都會說：「因為他們允許婦女和宦寺當政。」正是在這裡，諸帝的早死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兒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會沒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從根本大法上說，沒有太子，就會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實行攝政，因此，他們要從旁支挑選一個新皇帝，從而使「新枝發自新枝」。 自然，他們會挑選一個年輕的皇帝，以便他們能延長自己的權力。同樣自然地，如果皇帝長大成人，他不會滿意攝政的影響，而會開始尋找同盟者。官僚們對他沒有用處。他們要麼被收買，要麼屈從於外戚家的威勢，而且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皇權的擴大是不符合官僚們的利益的。結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懷抱：他們往往成為他的唯一的寵信者。當攝政被搬掉的時候，作為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釋者和執行者的宦官，便來填補了權力的真空。這樣，宦官的統治被說成是婦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婦人之治又反過來被說成是男人系統虛弱的無可避免的結果。 從根本上說，人們把婦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聯繫起來（像趙翼那樣），或者把它們跟道德淪喪聯繫起來（像司馬光那樣），這都是無關緊要的。事實仍然是，婦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確實是從和帝開始的、直到公元189年9月宦官被屠殺時為止的後漢歷史的特點。為什麼婦人之治與宦官之治要被看做是漢王朝衰落的象徵呢？奇怪的是，傳統歷史學家幾乎都不願勞神地去解說這件事情；論據是不足為奇的。有時我們會從書本上知道，權力必須產生於陽，即自然界的積極的、朝氣蓬勃的陽性本原。[120]女人自然代表陰，是其反面的、被動的本原。宦官也被看做是陰，因為他們的陽性已被去掉了。由此觀之，婦人和宦官之治被說成是由陰所產生的權力，而這是傳統思想家所憎厭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厭惡這種統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來示警。認為自然本身也討厭婦人和宦者之治的這種概念也很古老。當歷史學家司馬彪（約公元300年）把這種奇異的現象列舉出來時，他解釋說，它們大多數都是由婦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121]曹操死後僅一個月，他的兒子、世子曹丕當時僅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個規矩，即只許宦官當奴僕，余職一概不許染指；公元222年已身為皇帝的曹丕，在他冊封第一名皇后時就下令，皇后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從今以後，一律不得參與政府事務。[122] 除壞皇帝、母后攝政和宦官之外，還應加上第四個促使漢王朝衰亡的原因：即黃巾軍。有幾個傳統歷史學家把黃巾軍看成是使漢朝衰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歐陽修（1007—1072年）寫道：「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而「已無救矣」。[123]何焯（公元1661—1722年）把黃巾軍之亂與宦官之治聯繫起來，他寫道：「東都黃巾蟻聚，群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124] 這種歷史成見也影響到了西方歷史學者。像他們的中國同行那樣，他們也強調指出壞的或不負責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間的派性鬥爭，以及黃巾軍，把它們視為導致漢王朝沒落的徵候或原因。但是，西方歷史學家搞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淪喪論來衡量皇帝之壞和他不配做皇帝。由於事實上一個朝代的皇帝們（創國之主除外）都長於深宮之中，脫離人民，被金粉豪華的生活和陰謀詭計所包圍，所以他們把這些皇帝的習性看成是這種事實的必然結果。[125]就後漢的情況來說，這種解釋又有些不足恃，因為安帝、桓帝、靈帝和獻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宮內，但是，這種情況對他們配不配治理國家似乎沒有起什麼影響。 皇太后、她們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文籍中，都說他們是漢王朝衰微的徵象。近年來，人們試圖重新評價宦官在後漢沒落方面的作用。[126]宦官遠不是王朝軟弱的象徵，而事實上是在完成一個很重要的憲法目的。據說，漢代政府依靠一個互相制衡的體系來防止任何集團獨掌大權。當外戚家破壞了這個平衡的時候，皇帝在憲法的意義上就得恢復它，因此，這時宦官就被引進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贏得了這場鬥爭，漢政府的這套體系就會被打亂，漢王朝的滅亡也就會提前到來。這樣看來，宦官實際上是應該為王朝的延長壽命記一功的。但這一說法也有一個弱點：在後漢時期有許多外戚手中之權足以另建一個新王朝，可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這不是他們沒有本錢這麼做，而是因為在那時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夠使改朝換代的行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理論。 黃巾軍通常被西方作者視為漢朝垮台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部分的是由於大陸的中國歷史學者不厭其詳地寫了農民起義。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編纂學中，農民起義被看做是一種進步的成分，而在1960年前後又出版了一大批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論著。這種興趣部分地影響到了西方的漢學，因此之故他們也就發表了許多關於黃巾軍的研究。[127]平心而論，認為被逼上梁山的農民起義能夠推翻一個王朝的這種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後漢來說，它的因果問題並沒有像許多中國共產黨史學家和西方史學家所闡述的那樣清楚。 黃巾軍叛亂爆發於公元184年。它在以後的年代裡周期性地此伏彼起，政府結構由於時不時的叛亂而有所改變。公元192年，曹操戰勝了據說是有30萬人的黃巾軍。他把他們編入了自己的軍隊，但在192年以後仍有黃巾軍繼續活動的跡象。他們有時幫助這個軍閥，有時又去幫助那個軍閥，有時又自己獨立活動。可是在公元207年以後，他們的名字不再見於記載，因此他們對公元220年的漢獻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們的間接作用或許比他們的直接捲入更為重要。在許多宗教性質的叛亂中，黃巾軍比其餘任何叛軍更直言不諱地說到漢朝已至末日臨頭。「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就是他們在公元184年的口號。「蒼天」通常意指漢朝，雖然按正統理論漢朝是色尚赤。[128]公元192年，他們給曹操送去了一封信，斷然拒絕他們和曹操之間和解之意向。他們寫道：「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129]現在我們不能肯定，大量黃巾軍在公元192年合併到曹操軍隊中來究竟是否加強了那些主張馬上實行改朝換代的精英上層集團；我們只能說，合併沒有削弱這種思想。 黃巾軍對於隨著靈帝之死之後公元189年一些事件的影響，我們也很難加以估計。董卓在184年取得了對黃巾軍戰爭的第一次勝利。接著，曹操、劉備及其他一批將領也都取得了勝利。在這一方面他們的作用是重要的，雖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應該強調指出，黃巾軍完全沒有直接捲入到公元189年的事件中去。 雖然叛軍在反對朝廷和漢王朝，但是事實上很清楚，一個活生生的皇帝，即使像漢獻帝那樣已成為「乘輿播越」者，仍然使得他們感到畏懼和不舒服。漢獻帝幾次落入了叛軍手中：公元192—195年朝廷被侵蝕時是如此，195—196年乘輿回洛陽後也是如此。雖然從理論上講弒一個十餘歲的皇帝易如反掌，但事實上甚至滿朝文武慘遭殺戮之際，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軍伴隨東逃至洛陽的獻帝時，他們一有機會也就很樂於放他走，因為有他在身旁會使他們感到不舒服。他們沒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這無疑是因為他們確實沒有想出一套透徹的理論來支持改易王朝。這得讓精英上層集團去搞這種理論，但漢代最後幾十年的混亂卻給這些集團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台上來的機會。當曹丕在公元220年同意這個理論並接受了漢獻帝的退位時，黃巾軍似乎在他心裡沒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漢人所不斷堅持的理想 把全中國統一在一個領袖之下，這就是中國歷史所最堅持不懈的理想，甚至在公元20世紀這個理想與在公元前5世紀也是同樣明顯。不論什麼時候，中國如果處於分裂割據之下，這都被認為是暫時局勢。在漢以前的戰國時期和漢以後的中世紀時期，和平從未延續過幾年以上，但所有戰爭的最終目標只有一個：把中國重新統一到一個領袖之下來。 在戰國時期，各國王侯本人或許並不完全懂得應採取的這種統一和這種領導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紀時期（漢亡後的4個世紀，公元220—589年），漢之為漢的統一和秩序作為這種形式和領導的現實而受到人們的回憶，而且漢之為漢的名稱又總是象徵著已經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徵著他們企求的統一。有幾位統治者或者徑稱其朝代為「漢」，或者把自己的宗譜同漢代諸帝掛上鉤。有幾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蹤自己的先祖出自漢代某個官閥，還有遠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認是漢代諸王的苗裔（有時是本無其事的）。 在蜀漢王朝也發展了一種理論，即這幾個漢王朝有如兄弟先後出生那樣，它們也是前後相繼的。前漢被視為老大哥，後漢被視為仲，新興的蜀漢則被視為季。[130]這個王朝在公元263年被鎮壓下去，但40年以後，即公元304年，在華北又成立了新的漢王朝。關於這個王朝建立的前因後果，已見前面所引史書的部分敘述。 它的統治者劉淵（死於公元310年），本是匈奴的一個王，但在公元304年卻另外添了一個「漢帝」的尊號。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姿態。劉淵深通中國古代歷史的事實，他因而知道有些最偉大的中國天子，就和他一樣，出身於戎狄之邦。他讀過《漢書》，知道500年以前，第一位漢代的皇帝就曾經把一名公主下嫁給他的祖先。從這次婚姻傳下來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劉姓，以表示對公主的尊敬，而這就是一種跡象，表明漢室和該公主的後裔——劉淵本人——之間是甥舅關係。 劉淵對後漢歷史的盛衰及其伴隨著滅亡的事件知之甚詳。他認為蜀漢是漢代的真正繼承者，所以他很知曉蜀漢的歷史，其言論有如下述： ……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干天下。[131] 蜀漢之帝，即劉備的兒子在公元263年恥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國，但劉淵對蜀漢這個不光彩的結局視而不見；此時他正在魏國的京師做一名小官。40年以後，即公元304年，他決定特彆強調這種「甥舅」關係，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漢王朝。當他在公元310年死的時候，他被諡為「光文」；按照中文的習慣，「文」（指文才）與「武」（指武藝）相對而言，因此，他被諡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與後漢開國之君「光武[帝]」相當的地位。 他建了一個太廟，在裡面祭祀著最赫赫有名的漢代諸帝，這就意味著漢王朝繼續存在，直到這座太廟於公元318年在「鬼夜哭」聲中被燒為平地。[132]但是在此期間，「漢」的名義上的魔力還是起了作用的。公元311年，這個匈奴的漢王朝攻取了京師洛陽，生俘了漢族的皇帝。當這位好奇的匈奴皇帝問他的漢族對手事情怎麼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時，這個不幸的受害者感到必須以完全出於天意作答，他說：「大漢將應乾受歷」，這就是假定漢朝的歷數可垂之久遠。[133] 漢人在這時又在另一個京師立了另外一個皇帝，但卻是完全無用。這個異族的漢王朝的軍隊在公元316年攻破了長安，一個中國皇帝又一次被他的匈奴對手所生俘。過了不久，匈奴皇帝的兒子死去，但過了幾天他又復甦，說了一個奇異的故事：即他看來已經死去，但他實際上是去遨遊了天宮，他在那裡會見了劉淵的神靈；劉淵告訴他，上天已為他的父親留下了一個位置。另一位天上的王要求他帶回一件禮品到人世中來，帶給漢皇帝。當檢查這件禮品的時候，它證明了這兒子的故事是真實的。漢帝因而特別高興，說他不再懼怕死了。[134] 漢帝的君權雖然在地府很威靈顯赫，但在地上，它的人世上的權威在公元318年宗廟被毀以後卻大大地黯然失色了；公元319年，在位的匈奴皇帝放棄了「漢」的名號，而改稱為「趙」。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和劉淵的想法不一樣，他認為匈奴皇帝代表著一個獨立的王朝。他們不是漢朝的繼承者，而是晉朝的繼承者，因為晉朝有兩個皇帝曾被他俘虜過。但是直到公元329年以前他們仍然祭祀劉淵，而在329年，這個趙王朝及其所有王公和高級官員又都在洛陽被活埋了。[135] 9年以後，即公元338年，一個新的漢王朝在中國的西南隅——即劉備建都的那個城市——宣告成立。可惜此事缺乏詳細報道，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何做此決定。這位新的漢帝姓李，所以不能想像他會自認屬於劉姓的漢朝皇室。不管是什麼原因，這個王朝只立國9年。它的最後一個皇帝投降了晉王朝，因此，晉王朝雖然在北方被匈奴皇帝所侵犯，但它在東南半壁有所恢復。[136]晉王朝流亡者從此未再恢復北方領土，艱難地苟延到公元420年：那時一位將軍劉裕（公元356—422年）迫使它最後的皇帝退了位。 劉裕的王朝國號宋，但重要的是他也費盡氣力地把他的祖宗上溯到漢高祖，儘管漢高祖已死了600年。歷史學家沈約（公元441—513年）在公元487年受皇帝之命講述劉裕的權力所以興起的緣故，據他說是因為自漢朝滅亡以來直到當時的200年中，人民從來沒有真正忘記漢代，而魏晉兩個王朝實際上只是漢代利益的臨時照管者，是把後漢和劉宋聯繫起來的橋樑。[137] 在這以後，漢的名稱在中世紀又出現過一次。一名北方將領侯景（公元503—552年）因擔心有生命危險，所以在548年助了當時南朝皇帝——即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以一臂之力。南朝朝廷錯誤地相信了他，但當侯將軍在南朝首都建康站穩了腳跟，他大搞恐怖政策，餓死了時年85歲的老皇帝，另立了一個傀儡為梁帝，最後還是在公元551年自己當上了皇帝。侯景的這個短命的王朝（侯景於次年被殺，梁室復辟）也稱為漢，其理由我們尚無所知。很明顯，侯景從北方隨身帶來了這樣一種思想：漢之為漢可能成為一種強大的宣傳工具，因而他可能是想要這個名號的精神力量來保證他的王朝萬古千秋。[138] 在此以後的366年，「漢」的名號消失了。在此期間，中華帝國在公元589年被隋王朝統一，接著是光輝璀璨的唐王朝，直到公元907年。唐王朝瓦解以後的混亂也令人想起了漢亡之後的情況。在公元907—980年間的大約15個王朝中間，有4個是其國號為「漢」的。其中最長的一個王朝從公元918年直到971年，而以廣州為基地。一個奇怪的細節是，廣州皇帝們雖然也姓漢家皇室的劉姓，卻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後裔。在北方也建立過兩個漢王朝，其一從公元947年到950年，其一從951年到979年。這兩國的皇帝都是非漢族人，雖然他們的皇室也都姓劉。最短的漢王朝只存在了一年（公元917年），是在西川成立的，即劉備蜀漢所曾統治過的那個地方。可是，它的統治者並未自稱是出自劉姓。[139] 最後一個國號為「漢」的王朝是在此400年以後，即在公元1360年成立的，它的建國者本是一個漁人之子，但不知是什麼動機促使他在漢獻帝退位一千多年之後卻採用了赫赫有名的「漢」為國號。這個王朝僅立國四年就被明王朝的開國之君所消滅，因而其詳不可得而知。[140]自此以後「漢」的名稱仍歷久未衰，例如「漢字」之義便是指中國文字，「漢族」便是指北部中國的人民。中國人迄今指某人是「漢學者」（Han scholar），此即我們西方人所稱為的「漢學家」（sinologist）。 正統的繼承 公元200年以後各個漢王朝的建立，都以它們自己的方式表明一種古老的思想：「漢」並未實際死亡。但是歷史學家得處理事實，而傳統的中國歷史學家在寫到公元220年以後時期的時候，他就面對著一個問題。在那個時期有過三種曆法，因而歷史學家得選其一個作為主要曆法，這就是要選其中的一個作為主要的王朝，使之可以系年記事。歷史學家在這件事情上並不是主觀武斷的；相反的，他所選擇的王朝和曆法都是他認為合法的，因此他就把另外兩個王朝宣布為非法的了。 這個問題被稱為正統繼承論的問題。這個問題即是指：漢朝的天命是否已在公元220年轉移到了由漢獻帝禪位的曹丕身上，抑或轉到了屬於漢皇室成員的劉備身上，還是轉移到了和漢王朝無絲毫瓜葛的孫權身上。這最後一種可能性未被人們考慮過，因為所有歷史學家都一致認為孫吳是閏位。要挑正統者就應在劉備和曹丕之間進行，因為他們兩人都自稱是漢王朝的真正繼承人。 在公元220年之後的分裂割據時期，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學術上的。當漢人諸王朝在公元316年被北方的非漢人入侵者驅趕到中國東南部時，對它們來說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們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繼承人。它們相信，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樣保護它們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並且最終能幫助它們恢復中原。 歷史事實有如下述。公元263年，劉備的蜀漢王朝被他的北方對手曹丕的魏王朝所征服；266年，魏王朝又禪讓給新的晉王朝；280年，這個晉王朝又征服了東南部的吳國，因此統一了帝國全境。公元316年，晉王朝被趕到南方，繼此而往，華北便被非漢族王朝所統治。在南方，晉在公元420年讓位於宋；宋在479年讓位於齊；齊在502年讓位於梁；梁又在557年讓位於陳。陳王朝滅亡於公元589年，它被北方的敵國隋所征服，因而中國便又一次獲得了統一。 歷史學家習鑿齒（死於公元384年）對曹操顯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中，魏是漢的叛臣賊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歸於西南的劉備。劉備王朝滅亡以後，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晉王朝，習鑿齒本人便是生活在晉王朝時代。對於他來說，晉王朝是漢的直接繼承者，其間並無任何中間人。[141] 歷史學家和文學家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用另一種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按照他的觀點，漢以後的所有三個王朝都同樣不是正統，因為它們誰也沒有重新統一帝國。他極力主張，真正的天命在公元220年已被完全切斷。它短暫地重現於晉，即當晉在公元280年重新統一中國的時候；但是後來它又被中斷了，只是在589年隋重新統一了帝國之後才又出現。[142] 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不得不更實際一些。當他編纂他的大部頭中國史書時，他必須在這三個後繼國家的曆法中作出選擇。他挑選了魏王朝的曆法，而摒棄了另外兩國的曆法。為了說明他的選擇，他發揮了這樣一種理論：帝國的統一必須被看做是真正天命的先決條件。在他看來，只有漢、晉和隋是正統王朝，所有其他諸國僅僅是諸封建國家。這些封建列國都是一樣的，即它們都不受命於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禪讓的封建國家比其他未接受禪讓者要更合法一些。由於這個緣故，他選擇了魏王朝為漢代的主要繼承者，但是他說得很清楚，他這樣做只是權宜之計，而非出於正統觀念的考慮。[143]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重寫司馬光的史書時，便對這種膚淺的處理辦法進行了攻擊。朱熹以劉備的王朝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對於朱熹來說，劉備的漢皇室血統要壓倒曹丕自稱正統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寫的史書就用了劉備的曆法。對於公元264—280年這個時期，即劉備的蜀漢已經滅亡而東南部的孫吳尚未被征服的時期，朱熹就不知怎麼辦好了。由於他把那個時期通行的曆法一律看成偽的，所以他的解決辦法是把它們只用小號字來書寫。 當吳王朝在公元280年被消滅以後，朱熹認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晉王朝身上出現，所以他又改用大號字來紀年。從這時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317年跟隨著晉室南下，只是在晉王朝亡於420年時天命才又消失。公元589年隨著隋王朝之再度統一中國而再度出現。據他所見，北方非漢族諸王朝均非正統，正像晉王朝以後所接替的南方諸國那樣。[144]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歷史學家對公元220年的事件評價不一，他們大多數人對漢獻帝遜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在這方面，曹丕沒有能夠說服後世，而劉備卻在千年以後仍使人們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權利。[145]現代的中、西方歷史學家通常都選用司馬光的實用的辦法，而在把西曆用到了中國歷史中去以後，這個問題就逐漸不復存在了。在西方漢學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認為，一個統一的中國比之一個分裂的中國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結果便是，只有漢王朝統治的時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才通常被稱之為漢了。 它的後繼的三個國家通常被總稱為「三國」，而三國及其以後的分裂時期（公元220—589年）有時被說成「中世紀」。在這個時期倏興忽亡的二十幾個王朝中，沒有一個王朝能夠使它的國號代表那個時代。只有在公元589年隋朝統一中國以後才使一個王朝的名稱又代表了一個時代；公元589—618年時期稱為「隋」，公元618—907年時期稱為「唐」，即繼隋以後的唐王朝時期。顯而易見，只有一個王朝統治著全中國的，它的名號才能夠代表那整個時代，因此漢的名號以這種巧妙的方式一直傳到今天的著作中。因為漢的真正名義不僅是一個形上學的理論問題；它的核心是中國本身統一的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 張書生　譯 * * * [1]《後漢紀》卷二二，第21葉（第266—267頁）；《後漢書》卷八，第327頁；《後漢書》卷六九，第2241頁。《後漢書》未載此詔令。 [2]關於桓帝諸妃的情況，見《後漢書》卷十下，第443頁以下；又見本書第4章開頭部分。 [3]《後漢書》卷八，第328頁；畢漢斯：《東漢的洛陽》，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48（1976），第95頁以下。 [4]《後漢紀》卷二三，第2葉（第270頁）。《後漢書》沒有登載陳蕃和竇武在這一階段中所提的抗議；它只簡單地談到了陳蕃的所「疾」：《後漢書》卷六六，第2169頁。 [5]《後漢書》志第十三，第3283頁。 [6]《後漢書》（卷八，第328頁）所記日期不對。見《後漢紀》卷二三，第1葉（第269頁）。 [7]《後漢書》卷八，第329頁；《後漢書》卷六六，第2169頁以下；《後漢書》卷六九，第2242頁以下。 [8]關於劉瑜，可看《後漢書》卷五七，第1855頁以下。史籍上關於太白星災異的日期有不同說法，即《後漢書》卷六九，第2243頁為陰曆八月，《後漢書》志第十二，第3258頁為陰曆六月；《後漢紀》卷二三第2葉（第270頁）未說明具體日期。 [9]《後漢書》卷六九，第2243頁；《後漢書》卷七八，第2524頁。 [10]《後漢書》卷六六，第2170頁。 [11]《後漢書》卷六五，第2140頁；《後漢書》卷六九，第2244頁。 [12]《後漢書》卷八，第329頁；《後漢紀》卷二三，第4—5葉（第271頁）。封賞的緣由不見於《後漢書》中。 [13]《後漢書》志第十三，第3270頁。 [14]《後漢書》卷十下，第449頁；《後漢紀》卷二四，第10葉（第290頁）。 [15]《後漢書》卷十下，第450頁。 [16]關於何進和何苗，見《後漢書》卷八，第348、354、358頁；《後漢書》卷十下，第447頁；《後漢書》卷六九，第2246頁以下。 [17]《後漢書》卷九，第370頁；《後漢書》卷七四上，第2374頁；《資治通鑑》卷五九，第1903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卷58—68所載公元180—220年間的大事記》，〔坎培拉，1969〕，第55頁）。 [18]《後漢書》卷八，第334、354、356頁；《後漢紀》卷二四，第4葉（第285頁）。 [19]《後漢書》卷八，第348頁以下。 [20]《後漢書》卷八，第354、356—357頁。關於各種將軍的封贈和任命，見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劍橋，1980），第121頁以下。 [21]見下面第8章的《文官的徵募》的有關部分。 [22]《後漢書》卷八，第356頁；《資治通鑑》卷五九，第1890—1891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40頁，並見第385頁注13）記述了這西園八校尉的建立；關於蹇碩，見《後漢書》卷五八，第1882頁；《後漢書》卷六九，第2247頁。 [23]《後漢書》卷八，第356頁；《後漢紀》卷二五，第9葉（第303頁）。 [24]《後漢書》卷七二，第2322頁；《資治通鑑》卷五九，第1897頁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48頁以下）。 [25]關於宦官的早期歷史，見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26]關於這些宦官，可看《後漢書》卷三四，第1186頁；《後漢書》卷四五，第1523頁；《後漢書》卷七八，第2522—2538頁。 [27]《後漢書》卷七八，第2525、2534—2535頁。 [28]《後漢書》卷八，第337頁；《後漢書》志第二六，第3590頁以下；見本書第8章《中央政府》的有關部分。 [29]《後漢書》卷八，第330—331頁；《後漢書》卷六七，第2183頁以下。 [30]《後漢書》卷八，第338、343頁；《後漢書》卷六七，第2189頁。 [31]關於這些事件，見《後漢書》卷七八，特別是第2534頁以下。 [32]《後漢書》卷八，第333頁；《後漢書》卷五五，第1798頁；《後漢書》卷六四，第2109頁。 [33]《後漢紀》卷二五，第12葉（第305頁）；《資治通鑑》卷五九，第1894頁（德克里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44頁）。 [34]《後漢書》卷八，第345、347頁；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81頁。 [35]《後漢書》卷八，第329、332、333頁。 [36]《後漢書》卷八，第342頁；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頁；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78頁。 [37]關於這些事情及其與政治和其他發展的關係的記載，見《後漢書》志第卷十二至十八。關於把這些事情作為批評之用的討論，見畢漢斯：《〈前漢書〉各種凶兆的解釋》，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22（1950），第127—143頁。以及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31（1959），第237頁以下。 [38]郡守花的錢從洛陽南宮發生災難性的火災後開始，有時能數達3000萬錢；畢漢斯：《洛陽》，第31頁以下。 [39]《後漢書》卷八，第355頁；《後漢書》卷五二，第1731頁；《資治通鑑》卷五八，第1878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261頁）。 [40]《後漢書》卷八，第351—352頁；《後漢書》卷七一，第2300頁；《後漢書》卷七八，第2535頁。關於「禮錢」問題，見《後漢書集解》卷八，第8葉，最後腳註所引。 [41]《後漢書》卷五二，第1731頁；《後漢書》卷七八，第2519頁。 [42]關於這些規定，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改制度史》第2卷，《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第345頁以下。 [43]《後漢書》卷八，第333、338—340頁；《後漢書》卷七八，第2525頁；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頁；以及本書第8章《文官的徵募》中的有關部分。 [44]《後漢書》卷七五，第2431頁；《後漢書》卷八二下，第2734頁。 [45]《後漢書》卷八，第357頁；《後漢書》卷九，第368頁；《後漢書》卷七三，第2353頁以下。關於第一次這樣的任命，見《後漢書》卷七二，第2321頁。 [46]《後漢書》卷七二，第2322頁。 [47]《後漢紀》卷二三，第5葉（第271頁）。此一說法不見於《後漢書》內。 [48]《後漢書》卷八，第339頁；《後漢書》卷八九，第2964頁。 [49]見本書第3章《邊境和鄰邦》；　以及第6章《匈奴》的有關部分。 [50]見下面第6章《羌族》。 [51]《後漢書》卷八，第350、352頁；《後漢書》卷七二，第2320頁；《後漢書》卷八七，第2898頁。 [52]《後漢書》卷八，第340、345頁 ；《後漢書》卷八六，第2839頁。 [53]《後漢書》卷八，第332、352、354頁。 [54]關於這些理論及其意義，見上面第3章《王莽的崛起》中有關的部分。關於孔子的這個引喻，見《後漢書》卷三十下，第1067頁；以及張朝孫（音）：《白虎通》（萊頓，1949，1952）卷1，第113、115—117頁。 [55]《後漢書》卷七四上，第2375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60頁）。 [56]《後漢書》卷六，第260頁。 [57]關於桓帝即位的問題，見本書上面第3章《光武帝死後的朋黨》。關於那些自己稱帝的人，見《後漢書》卷七，第277、279、291、293、296、300、316頁；《後漢書》卷八，第334、354、356頁。 [58]見本章《王朝與形上學》。 [59]《後漢書》卷七一，第2299頁。這一段話講的是「大吉」，即指新的一輪甲子。《資治通鑑》卷五八，第1864頁則用了「太平」二字；這也見於《三國志·魏書八》，第264頁注1。關於「太平」的概念及其意義，見安娜·K.塞德爾：《初期道教救世主義至善統治者的形象》，載《宗教史》，9∶2—3（1969—1970），第217頁以下；以及下面第16章《漢末的民間道教》的有關部分。 [60]《後漢書》卷八，第345—346頁；《後漢書》卷五四，第1784頁；《後漢書》卷五七，第1849頁；雷夫·克雷斯皮尼：《孫堅傳》（坎培拉，1986），第24頁以下。 [61]《後漢書》卷七一，第2300頁。 [62]《後漢書》卷八，第348頁；《後漢書》卷六九，第2246頁。 [63]《後漢書》卷八，第351頁；《後漢書》卷九，第383—384頁；《後漢書》卷七一，第2310頁以下。 [64]《後漢書》卷八，第356頁；《後漢書》卷七五，第2432頁。 [65]《後漢書》卷八，第354—357頁；《後漢書》卷七三，第2353頁；《後漢書》卷八九，第2964頁；《後漢書》卷九十，第2984頁。 [66]例如見《後漢書》卷八，第352、354頁。關於這些事件的其他記載，見《後漢書》志第十二和十三—十八。 [67]《後漢書》卷八，第347、353頁；《後漢書》卷七八，第2537頁。 [68]關於蔡邕，見《後漢書》卷六十下，第1979頁以下；《後漢書》卷七八，第2533頁；《後漢書》卷七九上，第2558頁。錢存訓：《竹書和帛書：中國書籍和銘文的開始》（芝加哥與倫敦，1962），第74頁以下；馬衡：《漢石經集存》（北京，1957）。 [69]《後漢書》卷八，第357頁；《後漢書》卷九，第367頁；《後漢書》卷六九，第2247頁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44頁以下；《孫堅傳》，第13頁以下。 [70]《後漢書》卷十下，第447頁。 [71]《後漢書》卷六九，第2248頁以下。 [72]《後漢書》卷六九，第2250頁；《後漢書》卷七二，第2322頁。 [73]關於張讓，見《後漢書》卷七八，第2534頁以下。 [74]《後漢書》卷八，第358頁；《後漢書》卷六九，第2252頁。關於袁術，見《後漢書》卷七五，第2438頁以下。 [75]《後漢書》卷七八，第2534、2537頁。 [76]《後漢書》卷八，第358頁；《後漢書》卷六九，第2252頁；《後漢書》卷七八，第2537頁；《三國志·魏書六》，第189頁。 [77]《後漢書》卷八，第358頁；《後漢書》卷七二，第2323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54頁以下。 [78]《後漢書》卷六十下，第2005頁。 [79]《後漢書》卷九，第367頁；《後漢書》卷十下，第450頁；《後漢書》卷七二，第2324頁。 [80]關於霍光，見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衝突》（倫敦，1974），第68頁以下、113頁以下；以及本書第2章《王朝的混亂》。 [81]《後漢書》卷九，第369頁以下；《三國志·魏書一》，第5頁以下。 [82]《後漢書》卷九，第369頁以下；《三國志·魏書一》，第7頁。關於董卓之焚毀洛陽，見《後漢書》卷七二，第2325頁以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89頁。 [83]《後漢書》卷七九上，第2548頁。 [84]關於這個時期歷史編纂學的複雜性，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26（1954），第21頁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國志》（坎培拉，1970）。這個時期的許多材料都來自私家著述，它們都是旨在為某些著名的個人的野心服務的。 [85]《後漢書》卷九，第371頁以下；《後漢書》卷七二，第2329頁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90頁以下。 [86]《後漢書》卷九，第377—379頁；《後漢書》卷十下，第452頁。 [87]關於孫策，見《後漢書》卷九，第377頁以下；以及《三國志·吳書一》（卷四六），第1101頁以下。關於袁紹和劉表，見《後漢書》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頁。關於袁術，見《後漢書》卷七五，第2438—2444頁。 [88]《後漢書》卷八，第349頁注1；《後漢書》卷七五，第2435頁；以及下面第　16章《後漢書時期哲學的衰頹》。 [89]關於這一隱喻的應用，見班彪的文章《王命論》，載《漢書》卷一○○上，第4209頁（狄百瑞等人編：《中國傳統的來源》〔紐約和倫敦，1960〕第1卷，第177—178頁）。 [90]《三國志·魏書一》，第13頁以下；《三國志·魏書六》，第194、209頁。 [91]《三國志·魏書一》，第19頁。 [92]《三國志·魏書六》，第212頁；《三國志·吳書一》（卷四六），第1101—1109頁。 [93]《三國志·魏書一》，第23、28頁以下。 [94]《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17頁以下。 [95]《三國志·魏書一》，第30—31頁。 [96]《三國志·魏書一》，第30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253頁。 [97]《三國志·魏書一》，第13—14、26頁。 [98]這部史書己傳世，名為《漢紀》。他把材料安排成這個樣子，前漢（也包括後漢在內）的歷史乃是其歷代皇帝不斷積累功德所致。荀悅意在說明，漢朝的累世功德超過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見陳啟云：《荀悅（公元148—209年）：一個中世紀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劍橋，1975）；以及下面第15章《荀悅：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99]《三國志·魏書一》，第37—49頁。關於非劉氏不許稱王的敘述，見第2章《地方組織》。 [100]《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4頁以下。關於公元219年的這一討論，見《三國志·魏書一》，第52—53頁注2。 [101]《三國志·魏書一》，第36—45頁；《三國志·魏書八》，第263—265頁；《後漢書》卷九，第389—390頁。 [102]《三國志·魏書一》，第50頁；《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4頁。 [103]《三國志·魏書二》，第60頁。 [104]《三國志·魏書二》，第62頁以下。《三國志》的注詳細徵引了不見於其他形式的著作（關於這些文件的情況，見德克雷斯皮尼：《三國志》）。又見《後漢書集解》（卷八，第11—12葉）中的引文；以及卡爾·萊班：《天命的操縱：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所隱含的天意》，載《古代中國：早期文明研究》，戴維·羅伊和錢存訓編（香港，1978）。 [105]《三國志·魏書二》，第76頁；《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7頁以下。 [106]《三國志·吳書二》（卷四七），第1134頁。 [107]這是羅貫中（約公元1330—約1400年）的《三國演義》開頭的一句話。它的英譯文見C. H.布魯伊特-泰勒：《三國演義》（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關於它的節本，見莫斯·羅伯茨：《三國：中國的史詩劇》（紐約，1976）。 [108]關於從公元前113年起漢代諸帝的年號問題，見上面第2章。關於「太初」的年號，見魯惟一：《危機和衝突》，第17頁以下。 [109]見上面第2章《世紀之末的風氣》。 [110]見萊班：《天命的操縱》。 [111]關於這個問題，可看此處注釋，以及第3章《內戰》。 [112]見安娜·K.塞德爾：《漢代道教中對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別是第58—84頁。關於這些運動的一個初期例子（公元前3年），見魯惟一：《通往仙境之路：中國人對長生的追求》（倫敦，1979），第98頁以下。 [113]《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這裡所寫的某些術語是用的比較好懂的對應字眼。例如「神聖的器皿」（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璽；這即是帝位的象徵：「蜀」，處於中國的西南部。 [114]《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 [115]《後漢書》卷九，第391頁。 [116]關於對這兩個皇帝的讚譽，見《後漢書》卷二，第124—125頁；以及《後漢書》卷三，第159頁。關於王夫之的意見，見《讀通鑑論》卷七，第198—199頁。 [117]關於公元219年的這一次討論，見《三國志·魏書一》，第52—53頁。關於對後漢諸帝品質的論述，見《後漢書》卷九，第370頁；《後漢書》志第九，第3197頁。關於褒貶之詞均載《後漢書》卷四一八的《論》中，以及《後漢書集解》卷六，第13—14葉。又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七，第201—211、224頁。「桓靈」一詞的用法可能追溯到公元223年諸葛亮的一道表章（見《三國志·蜀書五》〔卷三五〕，第920頁）。 [118]《資治通鑑》卷六八，第2173—2174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356—358頁。 [119]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四，第15葉。 [120]例如見《春秋繁露》卷十二，第9葉上說：「君為陽，臣為陰」；以及《白虎通義》卷四上，第1葉（張朝孫　〔音〕：《白虎通》第2卷，第592頁）：「陽唱陰和。」 [121]這個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後漢書》志第十三—十八。 [122]《三國志·魏書二》，第58、80頁。 [123]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頁。 [124]這句話見於何焯對《後漢書》卷七八的標題《宦者列傳》所作的評論；見《後漢書集解》卷七八，第1葉。 [125]例如見福蘭格：《中華帝國史》（柏林，1930—1952）第3卷，第415頁以下；以及賴肖爾和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倫敦，1958），第125頁以下。 [126]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第155頁；以及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127]例如見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前後期的農民戰爭及其綱領口號的發展》，載《歷史研究》，1959. 4，第45—59頁；以及漆俠：《秦漢農民戰爭史》（北京，1962）。關於西方作者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著，見維爾納·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載《東方學研究所通報》，5（1957），第113—140頁；羅爾夫·斯坦因：《論公元2世紀道教的政治一宗教運動》，載《通報》，50（1963），第1—78頁；詹姆斯·哈里森：《共產黨人和中國農民叛亂（關於中國人重寫歷史的研究）》（倫敦，1970）。 [128]《後漢書》卷七十一，第2299頁。 [129]《三國志·魏書一》，第10頁注2。 [130]「季漢」之用於蜀漢，其證據見於《三國志·蜀書五》（卷三五），第927頁；以及《三國志·蜀書十五》（卷四五），第1079頁。以「中漢」指後漢，見《三國志·魏書二十一》，第601頁注1；《三國志集解·魏書二十一》，第11葉；以及《三國志·蜀書十五》（卷四五），第1080頁。 [131]《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 [132]《晉書》卷一○一，第2652頁；《晉書》卷一○二，第2679頁。 [133]《晉書》卷一○二，第2661頁。「應乾受歷」之說在600年以後又用過一次，那是另一個國號「漢」的王朝用的，其「漢」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134]《晉書》卷一○二，第2673—2674頁。 [135]《晉書》卷一○三，第2684—2685頁。 [136]《晉書》卷七，第181頁；《資治通鑑》卷九六，第3017頁。 [137]《宋書》卷一，第1頁以下；《宋書》卷三，第60—61頁。 [138]《梁書》卷五六，第859頁；又見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賦〉》（劍橋，1980），第11頁。 [139]《舊五代史》卷九九，第100、136頁；《新五代史》卷十，第63、65、70頁。 [140]《明史》卷一二三。 [141]《晉書》卷八二，第2145頁。關於正統論的整個問題，見　B. J.曼斯維爾特·貝克：《中國的真正皇帝》，載《萊頓漢學研究》，W. L.艾德瑪編（萊頓，1981），第23—33頁。關於近年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見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1977）。關於晉王朝認為必須保持它是合乎正統的這種信念，其情況可見邁克爾·C.羅傑斯：《苻堅編年史：標本歷史的個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磯，1968），第51頁以下。 [142]《正統論下》，載《歐陽文忠全集》卷十六，第3—4葉。 [143]《資治通鑑》卷六九，第2185—2188頁（方誌彤：《英譯〈三國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第45—48頁）。 [144]用於公元264—280年和420—589年的小號字，可見於《通鑑綱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為此所舉的理由見於他的書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145]關於曹魏王朝是否正統的問題，在明代1520年代所謂禮儀之爭中也起過作用。在這次辯論中，皇帝的反對者引用了公元229年魏明帝的一道詔令作為權威典範來支持他們的論點，但是他們的論敵卻否認這一點，認為魏王朝的正統性實在可疑。1060年代也有一次這樣的辯論，把桓、靈二帝視為權威的典範，但這一主張被司馬光憤怒地予以駁斥，因為他認為這是兩個「昏庸之君」。換句話說，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個別從前皇帝的形象會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被用來作為權威的模式而給人以影響。見卡尼·托馬斯·費希爾：《明代大禮的爭論》（密西根大學學位論文，1971），第42—43、72、223、241頁，以及第281頁注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