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秦漢史 · 第三章　王莽，漢之中興，後漢

在漢代的國家祭典中，天是至高無上的神，它被認為直接支配著人世的命運。皇帝，即天子，是天的代表，在它的庇護下進行統治。王朝的創建者因他個人的功業，比其他人優先被選為第一個受命於天的人。末代皇帝則喪失了這種天命，因為他和他的皇室不宜再進行統治。吉兆預示著天命的出現，而凶兆則宣布上天庇護的消失。[1] 受命於天的信仰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的歷史編纂學。古代的歷史學家引用、隱瞞、歪曲甚至偽造證據，以證明為什麼王朝的創建者值得上天的賜福，對於這種尊貴的資格，他個人是毫不懷疑的。他重視正統性。那些反對天命的人是明顯的小人。他們之缺乏道德資質可以從他們的下場中得到證明。古代歷史學家在這方面持否定的態度：他給最重要的造反者和皇位覬覦者撰寫有偏見的傳記，這些人由於他們的行動，已把自己置於有秩序的社會以外。此外，古代的歷史學家就沒有進一步行動了；對那些反正統王朝的人的主要助手概不寫傳。 這就是歷史編纂學的狀況，它對公正地評價像推翻前漢皇室而試圖另立自己王朝的王莽這樣的人來說是一個主要障礙。如果他能如願以償，他就會說是沐受了上天的恩澤，古代歷史學家就會把他比作以往偉大的王朝創建者。但是隨著他政府的垮台和漢朝的復興，王莽自然而然地成了歷史編纂學的受害者，從天子之尊貶為篡位者。甚至他的相貌也變了。 漢代的中國人都深信相面術。他們認為面貌反映了性格，並試圖根據一個人的相貌來推斷他的未來。這就引出了一種假設，即王朝創建者必定有某些共同的外表，於是歷史學家們就杜撰他們多須、高鼻和有凸出的前額。相反，這種偽科學的相面術還需要把皇位覬覦者或篡位者道德的墮落表現在他們的外貌上。因此，王莽被描述為一個巨口短頷、露眼赤睛和聲音大而嘶啞的人。[2] 於是，近代的歷史學家面臨著明顯的偏見的問題。當班固編《漢書》，即《前漢書》時，他是以興復漢室的鬥士的觀點來寫書的。雖然王莽當了15年皇帝，卻沒有他應有的歷史。他占有的篇幅只是《漢書》之末（卷九九上、中、下）的一篇傳記，文中對他的為人和他的統治進行了連續的批判。《漢書》的其他地方很少提到他和他的支持者；《後漢書》[3]對他的垮台的細節補充得很少。對王莽只能在這樣貧困的材料基礎上進行評價。 王莽的崛起 王氏家族原是在地方上有權勢但在全國並不重要的小紳士氏族。後來偽造的一份家譜聲稱王莽是通過田家的齊公傳下的舜和黃帝（兩位在神話中受尊敬的君主）的後裔。但是從齊公傳下的後裔之說不可信，而舜和黃帝不過是傳說中的人物。當然，偽造家譜在中國是司空見慣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已為前漢的創建者偽造過類似的家譜。[4]這些家譜不過是宣傳，目的是使新王朝合法化。 王莽可靠的家譜始於他的高祖父，後者未當過官，顯然在今山東北部過鄉紳的生活。[5]王莽的曾祖父從那裡搬到黃河正北的大平原中部某地，短期地在中央政府的一個小官署中任過職。王莽的祖父在京都的廷尉府中任低級官員，如果不是因為他的一個女兒，他恐怕永無出頭之日。他名王賀，字翁孺，有八子四女，正是他的次女王政君，才使她的家族處於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她生於公元前71年，於公元前54年被選進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的後宮。不久，她被轉移到太子——即未來的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的後宮。公元前51年，政君生下劉驁——未來的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王政君於公元前48年4月12日成為皇后，[6]她父親同時被封為侯。在元帝朝時，王氏家族沒有行使特殊的權力；如果政君的壽命與漢代普通人一樣長，她的侄子王莽可能永遠不會登上皇位。她死於公元13年2月3日，由於她的長壽，才使她的家族的控制和王莽的崛起成為可能。 元帝死於公元前33年7月8日；成帝在8月4日繼位，王政君就成了太后。新君約年18 歲，大概受了他母親的影響，立刻任命她的兄長為大司馬和大將軍（即攝政）。[7]此人即王鳳，他於公元前42年已襲了他父親的侯位。此後不久，王鳳的幾個在世的弟兄被封為侯。成帝證明是一個討人喜歡和愛好玩樂的人，易受女人的支配。他不喜好政事，滿足於讓他的幾個舅舅為他統治國家。王鳳在公元前22年在職時死去，由他和太后的堂兄弟王音接任大將軍。王音於公元前16年在職時死去，於是已故的王鳳之弟王商成了大將軍。王商死於公元前11年。他的兄弟王根接任，在公元前8年11月16日辭職。同年11月28日，王莽在37歲時被任命為大將軍。[8] 王莽生於公元前45年，為王政君弟兄王曼的次子，王曼早亡，未能與王后的其他弟兄一起封侯。但是，王莽雖在成長時失估，其兄也在年輕時死去，卻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並博覽群書。在公元前22年當其叔王鳳最後病危時，他曾伴隨這位大將軍幾個月。當時他已有官職，但史料未具體說明為何職。經臨死的大將軍的請求，王莽調任射聲校尉，同時任黃門郎。第一個官銜表示他成了由駐京職業軍人組成的北軍將領之一。但是王莽之指揮職務肯定是掛名的。黃門郎則是授予皇帝顧問的編外的官銜。後來，王莽被任命為騎都尉（另一個閒差事）和向皇帝提建議的光祿大夫；他又被授予侍中的編外官銜。公元前16年6月12日，他被封為信都侯。以上是王莽成為大將軍前的經歷。[9] 王莽的傳記帶有無情的偏見和捍衛漢朝的情緒；對他待人謙恭，全力學習和侍奉他的寡居的母、嫂和教育其失估侄子的情況，作了不以為然的敘述。他侍奉他的幾個叔、伯時循規蹈矩，一絲不苟。在照顧垂死的王鳳時不修邊幅。他越往上升，越變得謙卑。他把財富分給他人，以致家無餘財。他與知名人士交往。他的虛名名揚一時。 這類批評暗示，王莽不是通過真才實學，而是通過矯揉造作才取得高位的。一個讚賞王莽的歷史學家會走另一極端，會頌揚他的孝悌之情，熱愛學習的精神和通過實行儒家美德而出人頭地的經歷。實際上，王莽顯然是一個能幹而有雄心的人，在必要時也殘酷無情。他具有吸引別人追隨他的才能，興趣異常廣泛。他對親戚的感情可能完全是真誠的。在早期，他根本不可能懷有篡奪皇位之心。 王莽被任命為大將軍的原因，遠比對他沒有節操的矯揉造作的解釋簡單。在他之前的四個王家大將軍都與王太后是同代人。三人是她的弟兄，另一人是記載中唯一的堂兄弟。當王根在公元前8年辭職時，太后只有一個弟兄在世。他已六十多歲，而且名聲不佳。這就必須到下一代，即到成帝的幾個表兄弟中去找。王莽無疑是這一代中最能幹和政治上最機敏的人。 在他仕途的這一時刻，王莽遭到了一次特別不幸的打擊。成帝在公元前7年4月17日死去，由於無子，皇位由他的侄子哀帝繼承。[10]新帝有自己的主見，甚至在他多病的身體容許的情況下，試圖進行強有力的親政。此外，他母親的丁氏家族和他祖母的傅氏家族大肆進行反對王家的陰謀活動。按照傳統，王政君被認為是哀帝的養祖母，不能隨便廢除，於是被授予太皇太后的稱號。但是王莽被迫辭職。他的辭呈在開始時被圓滑地拒絕了，後來在公元前7年8月27日被接受。他得到了許多榮譽，隱居在他京師的府第。他住在那裡，直到公元前5年夏天奉命離京而居住在他所封的侯國。[11] 王莽的放逐並不能使他與他的許多支持者甘心，後者大聲疾呼地要求把他召回。哀帝讓步了，在公元前2年容許王莽回京安靜地隱居。次年8月15日哀帝死去，王莽得以重新掌權。這只是因為哀帝的母親和祖母已分別在公元前5年和前2年死去，才有此可能；這樣，隨著哀帝之死，王太皇太后作為皇室無可爭辯的長輩，有權解決憲制的危機。[12]哀帝死前無子，也未指定繼承人。但他曾想讓位給他的寵臣董賢，並在臨終時把御璽交給董賢。太皇太后終於面臨清除董賢和為漢室選立嗣君的問題。 哀帝死後，御璽立刻被找回，同日，王莽被召進宮。他向太皇太后建議剝奪董賢的官職和爵號。此事在次日，即8月16日完成，董賢自殺。8月17日王莽再次被任命為大將軍。他很快壓倒了哀帝的母系親族，把他們遣送出長安。[13] 這時，王朝的繼位問題解決了，未遇到困難。自元帝在公元前33年去世以來，他的後裔一直在位。這時只有一個哀帝的堂兄弟還活著。他是合法的繼承人，於是王莽向太皇太后進諫，要求把他召來。他就是在公元前1年10月17日登基的平帝。恰好新帝生於公元前9年，所以還只是一個兒童，這不會使王莽感到不愉快。 在平帝名義上統治的短暫期間，王莽的權力增大了。他把其夥伴和支持者安置在關鍵的職位上，並真正地得到官員和文人的愛戴。太皇太后也樂於把一切實權交給他。他的政府似乎是勝任的，並取得了種種成就，其中包括：公元3年改善地方的學府；公元4年擴大太學；公元5年在京師就古典文獻、天文占星術、律管、語言學和占卜術等題目召開會議；公元5年從渭水流域穿過其南面艱險的山脈開鑿新路直達四川；在邊界保持了安寧。公元1年，王莽取得了顯赫的安漢公頭銜。公元4年3月16日，他的可能生於公元前9年的女兒被立為平帝的皇后，王莽又得到了各種榮譽。[14]作為年輕皇帝的岳父，還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皇帝的外公，他可以泰然自若地面向未來，並且期待著長期掌權。但在公元6年2月3日，平帝突然死亡。[15] 後來有人宣稱，王莽把平帝毒死。這個指控最早是在公元7年提出的，後來在王莽垮台後的內戰期間再次提出。[16]沒有證據能證實或否定這個指控。在中國歷史上王莽大概不是在他登上皇位的道路上清除其敵人的唯一的人。這類謀殺是屢見不鮮的，而王朝的歷史學家對他們認為是合法君主的那些人持寬大的態度。但是對弒殺君的種種指責也是老一套的；旁證有力地說明王莽是無辜的。他最近剛把女兒嫁給平帝。平帝尚未成年，所以王莽的權力是穩固的。他那時是否已決定推翻漢王朝，值得懷疑。他無法估計皇族反對政變會多麼堅定，或者漢室在農村的追隨者的力量有多麼強大。謀害皇帝很容易觸發一次危機，王莽可能在危機中失敗。因此，平帝之死可能給王莽帶來很大的不便。他當前的問題是如何保持權力而又不使漢皇族反對他。 隨著平帝之死，元帝再也沒有後裔在世了。必須在家譜中退一步從宣帝（死於公元前48年）及其妃子的後裔中選一個繼承人，這樣的選擇餘地的確很大。有資格的候選人有5個王和將近50個侯。如果王莽選一個成熟而能幹的人，他的攝政將會突然中止。如果他選一個兒童，所有的人都會知道他打算延長他的權力。公元前184年呂后就採取後一種辦法，當時她立呂家的一個幼兒，同時偽稱他是惠帝之子。[17]為了延長外戚的權力，後漢時期以同樣方式所立的幼帝不少於四個。在這種兩難的境地中，王莽決定不放棄攝政，並甘冒激怒劉氏皇室的風險，選了其中最年輕的一個候選人。他就是生於公元5年的宣帝的玄孫劉嬰。這個兒童未正式登基。首先，王莽自封為攝皇帝。然後，在公元6年4月17日劉嬰被指定為太子，並被授予孺子王的稱號。[18] 漢室的反應是迅速而徒勞的。第一個起來反對王莽的是一個侯，他在公元6年5月或6月集結了一支小部隊，並試圖奪取其郡的治地。他不但被徹底打敗，而且一名父系親戚自動向王莽投降，並低聲下氣地呈上了一份道歉和阿諛奉承的奏疏。同年7月1日，太皇太后重新批准王莽為攝皇帝，這個稱號只能被認為是向天下宣告他的勝利。[19]後來漢室其他兩個侯的叛亂——不知道是聯合的還是分別發起的——毫不重要，古代的歷史學家甚至未交代它們的日期。 從公元7年起，大平原中部發生了一次更嚴重的起義。起義由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之子翟義領導，他擁立一名皇室成員，成立政府，並指控王莽毒死平帝。另一次規模較小的叛亂在京都附近爆發。王莽採取了一些有力的反措施，其中之一是宣布當年輕的王成年時，將還政給他。在三個月內，起義已被平息。[20]此後，王莽未再遇到嚴重的反對。 王莽輕而易舉地擊敗了起義者，而且實際上所有的官員都接受他的領導，這必定是他一生事業的轉折點，使他相信道德敗壞的漢室已經失去了一切支持。他與其同時代的人一樣，不但相信天命，而且相信五行（木、火、土、金、水）的依次接替；每行各與方向、顏色和動物互有關係。 每個王朝各在五行中某一行的力量下進行統治，當這一行依次被下一行取代時，王朝就衰亡。經過了爭論以後，火被確定為漢朝的行，這意味著赤為漢朝之色。[21]但漢朝已長期執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衰落的跡象。包括漢室成員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相信天命正在轉移，五行中的土處於上升的階段。王莽需要做的是通過巧妙的宣傳去說服公眾，使之相信改朝換代的時刻已經來臨。這就需要偽造吉兆以達到這個目的。 古代中國的一些開國皇帝和他們的支持者是實用心理學大師。他們對典籍和不足憑信的文書中的預言作有利於他們的解釋，並虛構預言，製造吉兆和散布反對其敵人的政治歌謠。王莽及其追隨者精通這種狡猾的手法。從公元6年起，符瑞一個接一個地上報皇上，公元8年以後，上報越來越頻繁：如發現了刻石和一個石牛，在夢中出現了上天的使者，一口井自動地開成，發現了一隻有兩個銘文封皮的銅合，等等。所有這些徵兆的啟示都是：王莽應該登基。難道他不是黃帝之後裔嗎？黃是土行之色。牛是與土相關的動物。當然，拼湊起來的一切打算表示：王莽是黃帝，下一個輪到他來創立一個王朝。 王莽利用公眾的手法與後來用來支持漢代中興的方法完全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中，精明的從政者都懂得群眾心理學。但由於他們同時既是理性的，又是迷信的，他們最後相信了自己的宣傳。只是在他們的歷史學表達方面，這兩個運動才有所不同。後漢的勝利使它以前的宣傳合法化而成為新的國家正統。虛構的預言變成了證明王朝創建者價值的上天的啟示。王莽則成了一個篡奪者，他的宣傳全是偽心理學的伎倆，這是被上天遺棄的可鄙的人的行為。 如同許多政治運動，人們不容易看清王莽的行動究竟主動或是被動到什麼程度。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他不能升為攝皇帝，但是他又領導了一個龐大而有勢力的集團，其成員都指望通過他取得利益。上報皇帝的接連不斷的符瑞可能給王莽帶來壓力，最後迫使他行動。[22]公元9年1月10日，他採取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行動。他宣布漢朝已亡，自己登上皇位，稱其王朝為新朝。[23]孺子王受到了不尋常的寬大，被廢但沒有被殺，他過著隱居生活，最後娶了王莽的孫女。新的大臣被任命。漢朝的貴族在公元10年被貶為平民。公元9年爆發了兩次原劉氏皇室的起事。公元10年中亞發生了一次小兵變，但很快被鎮壓下去。王莽牢牢地控制了政府，並在長安建都。 王莽的統治，公元9—23年 由於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況，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很多爭論和誤解的原因。公元7、9、10、14年，他下令發行新面值的貨幣。第一次和最後兩次的發行等於降低了貨幣的成色。公元7年，侯和低級的貴族必須把他們所藏的全部黃金換成低於其全部價值的錢幣。公元9年，官僚機器被改組，並且採用新官銜。公元14年，又對地方組織的名稱作了變動，郡縣的名稱也全部更改。[24]私人奴隸的買賣在公元9年被禁止。同年，政府試圖進行土地改革，根據改革規定，所有壯丁將分配到標準面積的土地。擁有多於規定的土地的家庭要把餘地分給少地的親戚和鄰居。不准出售土地。 公元10年，政府下令對釀酒、鹽和鐵器的交易以及對鑄幣和山澤地的收入實行國家壟斷。此外，政府在低價時購進，高價時售出，以穩定糧、布、絲等必需品的市場。為此，在五個重要城市設立官倉。公元17年，政府重申了專賣事業和穩定價格的計劃。公元10年以後，對獵人、漁民、養蠶人、工匠、專業人員和商人的收入開徵什一稅。最後在公元16年，政府頒布條令，規定在歉收年官俸應比照收成情況相應減少。[25] 怎樣解釋王莽的這些政策呢？胡適提出了一種讚賞他的意見，稱王莽是社會主義者、空想家和無私的統治者，他的失敗是因為這樣的人過早地在中國出現。[26]美國學者德效騫則接受了班固的有派性的批判。他斷言王莽不過是一個聰明的陰謀家，他依次與所有階級為敵，於是迸發了最後使他喪命的一切力量。[27]克萊德·薩金特認為，前漢氣數已盡，中國需要一個王莽。但是由於魯莽地推行他的思想，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引起了反抗，結果使他毀滅。[28]除了胡適的浪漫主義的和非歷史性的解釋外，學者們一致對王莽持總的否定態度，認為他自食其果。 這個觀點的缺點是它的目光短淺。王莽的政策是在狹隘和孤立的情況下進行研究的，當時易受歷史編纂學和班固對篡位者的敵對態度的影響。為了進行更好的剖析，人們必須站得高一些，在前漢和後漢政策的廣泛的背景下看待王莽的施政。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這些措施是否不同尋常的問題。 降低貨幣成色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創舉。武帝從公元前119年起就已採取這個措施，甚至採用皮革錢，但並沒有毀了國家。[29]王莽的貨幣政策是面值越高的貨幣，重量減得越多。這就使政府更容易滿足對金屬的需求，還便於巨額運送。即使新面額的錢會引起不信任，但其影響一定是有限的。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很少使用，甚至不使用貨幣。商人和士紳們可以用小額的錢交易，小額錢的幣值和金屬價值幾乎是一致的，他們可以向土地投資以保護其資本。 禁止私藏黃金不過是試圖使王以下的漢朝貴族貧困化的一個行動。漢貴族一旦在公元10年被貶黜，黃金又准許流通。 王莽並非第一個改變官銜或郡縣名稱的皇帝。公元前144年，當七國之亂後政府改組時，前漢已採用新的官名。公元前104年，當修改曆法並認為一個新時代開始時，它再次改變官銜。[30] 禁止買賣私人奴隸對社會的影響甚小。這個禁令無疑可以設法逃避，所以無論如何也在公元12年被取消了。[31]土地改革已被熱烈地提倡了幾個世紀。[32]王莽的措施顯然是均田制的前身；均田制後來在公元485年被北魏所採用，唐朝繼續實行到8世紀，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莽的土地改革雖然用意良好，但不可行，它在公元12年也被取消。 約在公元前119年，武帝設國家鹽鐵專賣，隨之在公元前98年，又對釀酒業實行專賣。[33]對酒的專賣於公元前81年被取消，但是對鹽鐵的專賣，除公元前44年至前41年這幾年外，一直維持到前漢垮台為止。後漢恢復了鹽鐵專賣。公元前112年，鑄幣已成為政府的壟斷事業，它一直維持到前漢結束。後漢繼續實行。在前漢和後漢時期，山澤的收入是皇帝獨占的，由漁民、獵人和樵夫繳給皇帝私囊的稅組成。公元前110年法定的平價計劃一直實行到前漢結束，後漢在公元62年重新實行。除了王莽重新實行的酒類專賣這一例外之外，可以說王莽的專賣事業與前漢和後漢的完全一樣。公元22年取消一切專賣事業的事實並不意味著它們已經失敗了，而是因為在內戰期間無法實行。[34] 公元前119年，武帝已向商人和工匠徵稅，稅率分別是他們資本的9. 5％和4.75％。雖然王莽可能向稍多的行業徵稅，但稅賦因根據收入徵收，因此比武帝時按資本徵收的稅負擔要輕一些。 在歉收時期減官俸的做法在王莽以前就有。這種命令可見於公元前70年的記載（在得人心的漢宣帝時期），後漢也隨之採取類似的做法。王莽不過採用了更系統的措施罷了。[35] 經過這一比較，所出現的實際情況是明確無誤的。王莽不是一個標新立異者。除了土地改革和限制奴隸制的短命的嘗試外，他的重大政策是前漢實踐的直接繼續。這意味著班固對王莽的指責缺乏根據。這些指責是歪曲一個人的手法，出於政治和哲學的原因，他必須被描述為無能的和道德低下的人。 班固的記載中關於王莽對待國境內外非漢族民族的政策也同樣有偏見，需要正一正視聽。公元12年在今貴州的牂柯郡的土著部落殺死了漢的郡守。兩年後，即公元14年，益州郡（今雲南）的土著部落造反。[36]班固堅決認為，由於王莽把土著的王貶為侯，他本人引起了這場叛亂，並且他無力應付這一危急的局面。實際上，西南的動盪在中國人征服那個地區時就已經開始了。 武帝為了建設一條通往緬甸的商路，在公元前111年把貴州地區併入帝國，公元前109年接著又併入了雲南。但中國人還沒有強大得足以摧毀部落組織，被迫承認地方的酋長。土著們在公元前105年、前84年至前82年和前27年幾次起來反抗。顯然公元12年的騷亂和公元14年的起事是這類事件的一部分，而不是對王莽喪失理智的政策的反應。此外，他成功地處理了公元14年的起事。雖然《漢書》忽視了這個事實，但《後漢書·西南夷》卻記載王莽任命了益州的新郡守，此人逐步平定了這塊領土。[37] 在北方，中國與匈奴大帝國毗鄰，後者是統治今外蒙古和內蒙古的部落聯合體。在公元前51年以前，中國人和匈奴的關係通常是敵對的，但在那一年雙方締結了和約。呼韓邪單于——兩個對立的匈奴單于之一——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親自訪問長安，當時中國的君主明智地把他作為平等的人對待。[38]他在公元前49年和前33年又進行了訪問，他的繼承者在公元前25年和前1年前來漢廷。王莽被指責破壞了這些友好關係。 在古史記載中，自公元前51年起的一切事件都被說成是對匈奴的屈服。近代的學者也持這一觀點。班固不能承認中國皇帝和一個異族統治者之間的平等關係。他不能擺脫他自己一套程式化的詞彙和信仰，即中國的文化優越性意味著它在道德方面處於人類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天子則高居於頂點。這只能使他把外國統治者的來訪描述為臣民對其君主的朝拜。的確，中國的皇帝沒有回訪，匈奴送來人質，而中國人則沒有。[39]但是，如果把感情和歷史編寫手法的因素擱置一邊，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人並未控制住匈奴。出現一段和平和恢復時期應該說對匈奴是合適的。他們一度停止了襲擾，並稱他們的行動是「保護中國的邊境」。他們從中國皇帝那裡接受了大量禮物，只要願意，他們隨時能重起戰禍。[40]就中國人來說，他們了解軍事解決的代價是高昂的，也許是不可能的，權宜之計才是上策。 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在最後一次訪問漢廷時，得到了漢帝後宮的五名宮女。其中的王昭君深受匈奴統治者的寵愛，生下兩個兒子。[41]似乎只有其中的伊屠智牙師活了下來。當呼韓邪在公元前31年死亡時，王昭君得到了中國皇帝的准許，遵循匈奴的習俗，成為下一個單于之妻。在新的婚姻中，她生了兩個女兒，其中之一名雲。 王莽在公元2年召回雲，把她安置在王太皇太后的隨從中。她北返時成了一個為中國利益戰鬥的堅定分子。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匈奴貴族，也主張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總之，在匈奴中已存在一個親漢的集團，其中雲、她的丈夫，大概還有她的異父兄長伊屠智牙師是積極分子。可以推斷，匈奴中的保守分子以嚴重的猜疑心注視著主和派的計謀，並且試圖促使與中國決裂，來抵消主和派的影響。在位的單于恰好是一個保守分子。當王莽在公元9年登基時，他面臨的就是這種形勢。[42] 班固聲稱，匈奴之重起戰禍是因為王莽「貶」了單于。「貶」是一個不必要的無禮行動，雖然此舉無疑得到了儒家的熱烈支持。除了少數例外，中國人對外國人態度的名聲是很不好的。公元前1年，哀帝以極為不得體的態度對待同一個單于；公元41年，後漢的開國皇帝對有影響的莎車王的態度甚至更為粗暴。[43]王莽不過按照傳統方式行事罷了。但他無權管轄匈奴，不能隨意貶黜他們的單于。這件事不可能是一場戰爭的真正原因；充其量，它為保守分子提供了一個藉口。 王莽機智而有效地對付了匈奴的新的好戰行為：他既堅定，又使用了靈活的外交手腕。公元10年至11年冬，他下令動員30萬人。這次動員據推測給邊境地區帶來了困苦，一直被指責為好大喜功的無效行動。只要更細緻地閱讀文獻，就能清楚地看出王莽的行動是迅速和應付自如的。[44]30萬人不是在一地而是在北部邊境沿線的12個地方徵集的。因此，對邊境人口的破壞性影響被保持在最低限度。相比之下，武帝曾在公元前133年在一地徵集過30萬人，卻未遭到班固的奚落。王莽的炫耀武力足以強制推行他的外交政策，而軍隊則從未出動。這可以從匈奴不敢貿然對中國發起大進攻的事實中得到證明。 在外交戰線方面，王莽試圖支持匈奴中的主和派。自呼韓邪單于死後，單于王位的繼承按照輩分和長幼進行。每一代，前單于之子都是繼位者，順序從兄至弟或堂兄弟。在戰爭重新爆發時，繼位者是在位單于的異母兄弟和親華派成員咸。他得到了王莽的財政支持，在公元11年稱孝單于，這樣正合原來的打算，加劇了匈奴的不和。雖然咸不得不向他的異母兄長投降，但他強大得足以不受懲罰，並且繼續為單于王位繼承人。[45] 當匈奴繼續進行雖然是小規模的侵襲時，王莽在公元12年下令把在長安當人質的匈奴王子處死。[46]王莽為此一直受到譴責，雖然他是根據自己的權力行事的。人質制是在報復的原則基礎上形成的，後漢的開國皇帝在公元32年也毫不遲疑地處決了一個顯貴的人質。 咸於公元13年登上單于王位，主和派隨之掌權。[47]他在公元48年死後，局勢又起了變化，因為他的兄弟兼繼承者是一個保守分子。當時，伊屠智牙師是他的一代中唯一在世的單于王位繼承人，新單于把他殺害，這成了保守分子和親華派之間緊張關係的重要跡象。但是，除了公元19年的侵襲外，沒有重新爆發戰爭。中國人的邊防要塞完好無損，王莽的軍隊能夠經受匈奴的壓力。此外，王莽再次轉向外交。雲公主帶全家已來長安，據認為是因為他們擔心遇害，王莽立她丈夫為孝單于。後者不久死去，這對中國來說是不幸的，王莽的統治就這樣在他與匈奴的對峙中結束。雲再也沒有回到北方，她留在中國的朝廷，於公元23年在那裡與王莽一起遇難。 王莽以同樣的機敏處理在中亞出現的問題。公元13年，焉耆起事，並殺死了中國的西域都護；狹義地說，西域是一塊包括塔里木盆地和吐魯番綠洲的領土。公元16年，一支中國遠征軍遭到伏擊，但沒有被全殲。它攻打焉耆，屠殺了它的一部分居民，才返回中國。班固聲稱，從此以後便與西域斷絕了往來。[48]此說不確。他這裡的歷史記載與他書中的其他部分相矛盾，因為他在別處敘述了西域的新都護在塔里木盆地自立的情況。焉耆受到了懲罰，北部的一條絲綢之路上的其他城鎮都沒有脫離中國。西域在王莽死後的內戰時期才喪失，班固出於歷史編纂學的原因，卻把這個事上推到「篡位者」的統治時期。[49] 在與羌人和朝鮮人的關係方面，王莽也是成功的。在西面，他把中國的領土擴大到青海。在東面，他在公元12年輕易地打敗了高句麗。[50]儘管班固只是作了暗示，但王莽在對待所有非華夏民族的政策方面，的確表現出他突出的才能。 概括地說，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個無能、狡猾、偽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責。從積極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機智而能幹的。他無疑受自己經歷的影響，不願把自己帝王的權力下放給他人，並且嚴密地注視著他的官員的表現。他嚴厲得竟迫使他的三個兒子、一個孫子和一個侄子因犯法而自盡。這與漢代諸帝縱容其親族相比，應受到稱讚。他有廣泛的愛好。公元5年他就古典經籍、語文學和其他題目召開的會議，其重要性完全可與公元前51年的石渠閣的討論和公元79年至80年的白虎觀的討論相比。[51]公元16年，王莽命太醫解剖一個被處決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內臟和動脈並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年，王莽召集驍勇善戰的人。其中一人曾造了兩翼，飛行了數百步才落地。據推測他是從御用庭園中一座高達百米的塔上起飛的。從消極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個過分地依賴古文學派經典的有點遷腐氣的儒生。[52]他不喜聽批評意見，並且像當時所有的皇帝那樣，有迷信思想。 難以說清王莽是哪一類人。在提倡古文學派和對待奴隸制和土地改革的態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賴國家專賣事業穩定價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是時新派。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個在治理中國時其作為很像在他之前的漢代諸帝的務實主義者。 如果士紳對王莽有任何不滿，這種情緒也不是明顯的。就班固所知，從公元10年至20年甚至沒有一起反對他的陰謀。沒有試圖暗殺他的行動，可是甚至連漢武帝也幾乎在公元前88年被人謀殺。[53]所有的證據證明，實際上全體官員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廣泛的農民騷亂導致官軍徹底戰敗時，對他的支持才消失。如果王莽對這種騷亂負責，那將是對他統治的一個致命的控訴。但他不負此責。王莽的垮台是由於幾次黃河改道的重大積累的影響，這是非人力所能防止的災難。[54] 漢代的中興 世界上保存的最早人口數字是在公元2年陰曆八月（9月至10月）進行統計的。[55]《漢書》中的地理志根據那次調查列出了每個郡和國的戶口數，然後記載了各該單位所轄的全部的縣。由於漢代縣的地點和大小除了少數外都已知道，這樣就有可能相當準確地繪製一張表示居住人口的圓點圖（見地圖10）。在公元140年進行統計的第二份保存下來的人口數字見於《後漢書》的地理志，也可以據此繪製一張地圖（見地圖11）。兩張地圖經過比較產生了重要的結果，公元2年中國的人口數為5770萬，而公元140年只記載了4800萬。後一個統計數中缺三個郡的報表，因此全國的總人數略為超過4800萬。可以說在公元2年至140年期間，中國的人口減少了800萬或900萬人。 地圖10　中國的人口，公元2年 根據畢漢斯：《公元2至742年時期的中國人口統計》 地圖11　中國的人口，公元140年 根據畢漢斯：《公元2至742年時期的中國人口統計》 此外，在此期間，人口的地區分布狀況發生了大變化。在公元2年，4400萬人生活在中國北部（可以確定為秦嶺山脈、淮河諸山和長江灣以北的中國），生活在中國南部的有1370萬人，其比率為7. 6：2. 4。在公元140年，其相應的人口數分別為2600萬和2200萬，其比率為5.4∶ 4. 6。中國北部人口減少，南部則增加。在西北，人口減少650萬。在東北，有1150萬居民主要在黃河故道之南的大平原上消失了。這些減少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國南部——特別在湖南、江西和廣東——的增加而得到彌補，那裡的人口已增加了三倍。 這樣大的增長數字是不能用出生率的突然增加來解釋的。必然的結論是，已經出現自北往南的大規模的自動的遷移。西北的人口轉移在王莽垮台後開始；這是匈奴和羌人（西藏人）的壓力造成的，將在後面予以討論。黃河的兩次改道促使大平原人口的遷移。 到那時為止，原來沿一條河道往北流向今天津入海的黃河，在平帝時決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它一分為二，一條仍是往北的舊河道，另外新的一條則洶湧地向東南流入淮河。當公元2年陰曆八月進行人口調查時，這場災難尚未發生。由於冬季河流一般不發洪水，可以推斷災害的時間應在公元3、4或5年。第二次水災隨之在公元11年發生，這時黃河永遠脫離了北部舊河床而改向現在的河道流動，其河口正在山東半島之北。[56] 避免這兩次自然災害是根本不可能的。黃河攜帶大量淤泥順流而下，它就是以這種黃土淤泥而得名的。在西北，水流湍急，沿河淤泥被衝下。但黃河一進入大平原，水流就緩慢了，淤泥沉底；經過若干世紀，河床逐漸高於周圍的農村。中央政府缺乏資源去進行規模宏大的工程建設，諸如建造和維持足夠的堤壩。日常的水利工程由地方進行，堤壩在形勢需要的時候和地點才建造。它們充其量不過是修修補補的工程。 即使有全國性的規劃，黃河也不能長期地加以控制；一旦發生不可避免的災害，政府需要下巨大力量去動員技術人員和勞工進行修理。[57]甚至精力充沛的武帝直到公元前109年才使前132年的一次小決口合龍。黃河新的南河道直到公元70年才被截斷，那年4月8日的一道詔令還因此慶功。[58]公元1194年，黃河又轉向其南河道，1853年轉而往北。在那個時候，政府的資源雖然遠遠多於王莽時代，也無力對付這種自然力量。因此，他不應為給他帶來的導致內戰和自己死亡的不幸受任何責難。 許多人必定在這兩次水災中死去，倖存者逃離了受災區。在鄰近地區，供應的物資不足以供養難民。饑荒蔓延，越來越多的人成了黃河幾次改道的積累性後果的受害者。農民開始逐步地放棄大平原南部，緩慢地向南方遷移。沿遷移的路線出現了動亂，挨餓的農民結夥搶糧。 山東的形勢甚至更加危急，這個半島也因難民而擁擠不堪，也遭到隨之而來的饑荒，但它夾在黃河兩條新河道之間，沒有方便的逃生之路。農民的團伙壯大了，最後合併為一支龐大和組織甚差的、但幾乎是無敵的軍隊，它橫行於山東，一路搶掠，殺戮和綁架。當地方官員無力對付這種危急情況時，王莽在公元18年下令動員軍隊。這些措施未能收效。公元22年，王莽派大軍在冬季進入山東，這時黃河河水低淺。戰鬥中官軍戰敗，指揮將領被殺。[59] 農民在前額抹紅色，以與官軍相區別，從此他們稱赤眉軍。赤為前漢之色，所以農民們模糊地認為自己是捍衛先朝的戰士。但是他們是單純和無知之民，不識字。他們沒有建立軍事單位，沒有旗號，也不使用專門的指揮語言。紀律的維持並不複雜，卻很有效。殺死他人者償命，傷害他人者要賠償。首領們用低級官員的官銜稱呼自己，大概他們也只知道這些官銜。少數士紳也參加了赤眉軍，但他們沒有真正的影響；權力掌握在農民自己手中。沒有證據證明赤眉軍是秘密會社或宗教運動。把他們結合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飢餓，他們結夥流竄的直接目的是迫切要求填飽肚子。 當赤眉軍已經發展得人數眾多時，作為單一的部隊作戰對他們來說已經不方便。王莽的軍隊被一支分隊所敗，而另一支則在圍攻一個縣城。第三支分隊似乎已撤出山東，因為那裡可供掠奪之物已很少。這支部隊後來在其他分隊的追隨下，緩慢地朝富饒的南陽郡移動，漢王朝不久就是在這裡中興的。 南陽（在河南南部）有一塊肥沃的農業盆地，夾在秦嶺山脈和淮河諸山的山麓之間，它們把水往南排入漢水。南陽是約20個有名的地方紳士氏族和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一系的幾大支劉氏成員的故鄉。[60]從受災的大平原遷移的路線之一經過此郡。一些紳士氏族在其追隨者的幫助下通過築壘自固，度過了動亂的年代。在公元22年初期，南陽本身的形勢相對地說是穩定的，但是武裝和勝利的農民團伙在其南方作戰。這些團伙是所謂的新市軍（它因一個靠近漢水下游的鄉而得名）和長江下游的部隊。每個團伙由幾個首領領導，其中大部分為未受教育的平民，還有少數紳士。[61] 公元22年夏，新市軍轉向北方，越境進入南陽。該郡南部的地方農民領袖集結了自稱為平林軍的一伙人馬作為響應。平林軍中有南陽的劉家成員劉玄，他因一次氏族仇殺，被迫逃避官府的追究。 南陽是公元6年漢皇室發動反王莽起義，因缺乏民眾支持而失敗的那個郡。但這時情況不同了。公元22年新市軍正從南面進入南陽，受到了地方平民的歡迎，而那時所向無敵的赤眉軍正從東面靠近。雖然他們都沒有政治綱領，甚至也不敵視傳統形式的政府，卻對土地主構成了致命的威脅，這完全是因為他們人數眾多，並且在挨餓。南陽紳士的情緒一定很高，也很擔心；這時，發動一場成功的起義的條件開始成熟了。如果與地方的紳士氏族聯合起來的南陽前皇室成員能把民眾的動亂納入反王莽的渠道，他們不但能救自己的性命，而且能恢復已垮台的王朝。 南陽的活動分子中無可爭辯的領袖為劉縯，史籍中提起他時總稱他的字——伯升。[62]他是景帝的第六代後裔，因此是前漢開國皇帝高帝的第八代後裔。劉伯升與漢皇室的關係很遠，他的父親、祖父或曾祖父都未封侯，整個這一支無疑沒有再載入皇室宗譜。他的父親曾擔任官品較低的縣令。他的母親出身於南陽的一個有地產的富族。他有三個姐妹和兩個兄弟——劉仲和劉秀。正是這位生於公元前5年1月13日的劉秀，註定將開創後漢王朝，雖然在最初他因長兄而默默無聞。 為了對南陽出現的同樣壓力作出反應，有勢力的李族也計劃起事。它捐棄前嫌，同意與劉伯升合作。[63]其他幾個族也參加起義，但許多氏族則寧願等著瞧。劉伯升甚至遭到他的至親的反對。 造反者於公元22年10月或11月在農村各地起事，然後迅速會師。劉伯升一定像原先計劃好的那樣，與新市軍和平林軍協商結盟，於是得到了南陽幾個紳士氏族的援軍。[64]他通過南陽向北進軍，初戰告捷，但隨之在小長安慘敗在王莽的地方軍之手。劉伯升之弟劉仲戰死，他還喪失了一個姐妹和幾個其他近親。原來遲疑不決而不肯行動的地方官員這時假定起義已被鎮壓下去，就開始圍捕和處決造反者的親屬。 劉伯升力挽狂瀾；他親自與此時也已進入南陽郡的長江下游部隊的首領們會面，說服他們與他共舉大業。這樣不僅彌補了損失，而且增加了叛亂的領導層中頭目的人數，從而使力量對比不利於南陽的紳士。另外，雖然劉伯升似乎已在全面行使指揮權，但農民軍的頭目依然控制著自己的在舊旗號下作戰的團伙。劉伯升與這些經過改編和擴充的軍隊在公元23年1月或2月重新與王莽的軍隊交戰，結果大獲全勝，並殺死了兩名指揮將領。此後不久，他又擊潰了另一支敵軍。南陽的大部分這時已落入劉伯升手中，於是他進而圍攻南陽郡重要的郡治之地宛城。使者們紛紛向帝國其他各地出動，公開宣布應該推翻王莽，並列舉他的「罪狀」。 這時正是擁立一個皇帝以使叛亂合法化的大好機會，但各路領袖只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應擁立劉氏的成員來恢復漢朝。南陽紳士的明顯的候選人是劉伯升。頭目們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登上皇位會使他們喪失勢力。推出他們自己的候選人才對他們有利，正好他們之中就有一人。平林軍中一個不重要的領袖劉玄是劉伯升的隔兩房的堂兄弟，並與他一樣是景帝的第六代後裔。如果他登基，頭目們能指望控制他。新市軍、平林軍和長江下游軍隊的頭目們沒有通知南陽紳士就集合在一起，決定宣布劉玄為皇。然後他們邀請劉伯升參加會議。不論在會上如何力爭，他都沒能成功。公元23年3月11日，劉玄登基。[65]就是這幾支軍隊，既支持劉伯升取得勝利，又使他失去一個帝國。 劉玄是後漢的第一個皇帝，但不是王朝的創建者。他甚至沒有得到諡號，在歷史上被稱為更始帝。因此，他在歷史編纂學上遭到了與王莽同樣的命運。班固試圖證明更始帝為什麼無資格受到天命，就把他描述成愚蠢的酒徒。雖然一些事件說明劉玄也不是一個能幹的君主，但班固的說法是很不公正的。 頭目們一度在新政府中幹得很不錯，並且以2比1的優勢控制著最高級的職務。對劉伯升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被授予大司徒的重要職務。但是南陽的紳士們向政治現實低了頭，劉伯升發現以前的支持者逐漸背離了他。反王莽的運動在新皇帝周圍鞏固了起來，各路農民軍的舊稱號也隨之消失。在新的漢軍中，農民軍頭目和紳士們暫時並肩作戰。對宛城的圍攻繼續進行，戰事還蔓延到鄰近的地區。公元23年4月或5月，一支遠征軍進入南陽東北的潁川郡。劉伯升唯一活著的兄弟劉秀隨軍前往；劉秀雖然得到了大臣一級的太常之職，仍在軍中充當低級的副將。[66] 在此期間，王莽已下令動員一支大軍。在洛陽集結後，軍隊從北面進入潁川郡，迫使漢軍退往昆陽，並進而圍困此城。劉秀等人乘夜色逃走，急忙在鄰縣招兵。他們在7月7日返回。劉秀充當先鋒攻擊敵人，而在城內的漢軍突圍出擊。在兩面夾擊下，王莽軍隊被徹底擊潰。這是內戰中最具決定性的一戰。漢軍以少勝多，劉秀第一次表現出他的軍事才能。宛城在三天前已被占領，更始帝已進了城。此後不久，劉伯升的前程就到頭了。雖然在政治上已變得可有可無，但他對更始帝及其支持者依然是一個危險。一個頭目和一個南陽為首的紳士選擇了捏造罪名反對他的一招，於是他立刻被處死。[67] 王莽再也沒有從昆陽之敗中恢復元氣。全國處於土崩瓦解的狀態中。甚至長安的高級官員陰謀反對他們的君主，其中有長期追隨王莽的著名的劉歆。這個計劃被發現，密謀者被處死或自殺。地方的官員開始轉而效忠更始帝。為次要的叛亂在西北、四川、漢水流域下游、長江下游沿線和大平原北部爆發。[68] 漢軍這時向長安進發，王莽的最後防禦設施崩潰了。京師周圍幾個縣的大族認為可以大發劫掠財而動了心，便率領其支持者向這座快到末日的城市逼近。10月4日，這些烏合之眾攻破長安東城牆的最北城門，經過幾個小時的戰鬥，抵達未央官。次日，即10月5日，城內的居民參加造反，燒毀一座邊門，闖進了皇宮。戰鬥終日不斷，火勢蔓延到後宮。10月6日凌晨，筋疲力盡和神志不清的王莽被帶到漸台，他的支持者們在那裡負隅頑抗。他們被壓倒，在傍晚被殺。王莽的首級被送到宛城。這一切都發生在漢正規軍在10月9日抵達之前。不久，洛陽也被漢軍占領。這是帝國的第二大城市；它有一個光輝響亮的名字，更始帝決定在這裡建都。[69] 公元23年歲除時更始帝已成為明顯的勝利者。王莽已死，他的高級官員（在復興的漢朝眼中都是附逆者）已經戰死、自殺或被處死。其他官員發現侍奉新主子並不困難。他們無限制地被吸收，因為治理帝國所必需的受教育的人才有限。更始帝掌握了國內最富饒的農業區，那裡有占全國總人口40％的居民。但他也犯了四大錯誤，以至於使他丟了皇位。 11月，他派被處決的劉伯升之弟劉秀去大平原北部獨立地執行一項使命。這樣就使劉秀擺脫了更始帝的直接控制，並使他能夠獨樹一幟。第二，更始帝未能與赤眉軍和解。在隨著實際上已進入南陽郡的部隊靠近該地後，赤眉軍的主力突然轉向北面，在公元23年年末在洛陽之東的黃河正南岸停止前進。他們的一些首領來到新都，不遺餘力地要長期投靠復興的漢朝。當他們只被封為侯而在其他方面則被忽視時，就與更始帝決裂，返回各自的部隊。 下一年，即公元24年，更始帝的最後失敗已成定局。[70]失敗以向長安遷移的這一極不明智的決定開始。雖然未央宮被焚毀和遭到劫掠，但城的其餘部分完好無損，它仍保持原來的聲望。長安位於關中，這塊高原易於防守幾乎一切大的攻勢。但是一旦敵軍攻破關隘，它就成了一個陷阱。王莽的遭遇如此，這時又成了更始帝的下場。一些頭目了解軍事的危險性，所以反對遷移。南陽的紳士們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擁護這個行動。在有著輝煌的過去的長安，把皇帝與頭目們隔開和增加紳士集團的勢力就有了可能。 更始帝壓倒了反對意見，犯了第三個大錯誤，他離開洛陽，於公元24年3月抵達長安。他立刻犯了他最後的第四個大錯誤，聽任南陽的紳士們加強他們的優勢。在改組中央政府的藉口下，為首的一些頭目被剝奪了大部分權力和遣離京師。他們仍指揮著帝國的軍隊，但皇帝已不能聆聽他們的意見。同時，南陽紳士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這些目光短淺和自私的政治花招激怒了頭目們，並且使皇帝成了只有一派掌權的受害者。他失去了一次控制事態發展的機會，即把在它們企圖完成征服中國的野心下仍然被團結起來的兩個敵對集團一起安置在朝廷之中。[71] 人們很快就看清，更始帝再也沒有政治和軍事的主動性了。在前一年剛取得的大平原上的富饒和人煙稠密地區，正悄悄地脫離他的控制。他最多被25％的總人口承認。他事實上被限制在渭水流域的下流，那裡的農業生產不足以維持朝廷和中央的官僚機器。劉秀則集結了一支軍隊，主宰著有13％的總人口的富饒的大平原北部，並已與更始帝決裂。赤眉軍正在進軍。他們兵分三路，沿不同的路線直抵關中。[72] 公元25年2月至3月，赤眉軍在高原上重新集結部隊。然後他們繼續緩慢地朝京師進發，沿途打敗了官軍。這時他們的領袖在少數混在其中的紳士代表的影響下，決定擁立一名自己的皇帝，以使他們合法化。在此之前他們已在山東綁架了漢室中身為高帝後裔的三兄弟。幼弟（生於公元11年）劉盆子經抓鬮於7月或8月被選登基。但實際上一切照常。赤眉軍根本不能自立政府，他們的大部分大臣目不識丁。[73] 長安的防禦僅僅對付赤眉軍大概已很困難。防住兩路敵軍是不可能的，因為劉秀所派的一支軍隊已從另一個方向靠近。此外，頭目們和南陽紳士們之間的敵意最後爆發成為公開的戰鬥。前者已率他們的殘部退回長安。結果是宮內的一場白刃戰，此後在長達一個月中這些頭目在長安橫衝直撞。衝突以頭目們出逃然後加入赤眉軍而告終。[74] 10月，赤眉軍進入京師，更始帝騎馬逃走，但在11月或12月被他以前的一名官員抓獲帶回長安。他把御璽交給劉盆子，然後退位，並得到了王的封號。這位前皇帝奉命在曠野牧馬，在他的一些死敵——活著的以前的頭目們——的唆使下，他在那裡被勒死。赤眉軍留在長安，洗劫城市，恐嚇人民。 通過更始帝來恢復漢王朝的行動失敗了，但在長安陷落前，真正的建國者已宣布自己為天子。此人就是劉秀，他已於公元25年8月5日在黃河之北登基。 後漢 東漢從公元25年8月5日劉秀登基之時起，一直維持到公元220年11月25日獻帝讓位給魏王朝的創建者時為止。在歷史上，劉秀以其諡號光武帝或其廟號世祖著稱。作為一個王朝第一個成功的君主，他被認為享有天命，因此在編寫歷史時對他的論述與對王莽和更始帝的截然相反。他被班固誇大為一個形體不凡的人。的確，光武帝有傑出的軍事技藝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士來共舉他的大業。並且他對自己要求甚嚴。他是一個名實相符的君主，善於識人；而且還是一個精明的政客，視情況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無情。但他又是一個固執和迷信的人；他能對批評作出過分的反應，而且缺乏預見他行動後果的眼光。他最大的弱點表現在外交政策方面。 內戰 在一開始，光武帝不過是群雄紛爭的戰場上的一個皇位爭奪者。先後有11人宣稱有九五之尊的權利，這還不算獨霸一方的大軍閥。[75]光武帝是其中最能幹和最幸運的人，得力於他的敵人不願聯合起來反對他的情緒。 到公元25年末，光武帝控制了大平原的北部，已經侵入西北，並在11月5日接受洛陽的投降。11月27日，他進洛陽城，在那裡建立他的首都。[76]他無疑地已從王莽和更始帝的下場中得到教訓，認為在內戰時期應避開長安。另一個動機一定是，洛陽可以更方便地從大平原的關鍵經濟區得到供應。[77]在以後幾年，光武帝穩步而有信心地把他的領地向四面八方擴大。 長期以來已是中國最令人生畏的軍事力量的赤眉軍在此期間正在走下坡路。到公元26年3月初期，他們已經耗盡長安的一切供應，被迫恢復他們的流竄生活。他們劫掠和部分地焚毀了此城，挖盜皇帝陵寢，然後往西進入人煙稀少和地形險阻的渭水上游之北的地區。很可能赤眉軍的這一行動純粹是出於對當地情況的無知。被艱苦的環境削弱後，他們被軍閥隗囂所敗，然後又大批死於早寒和暴風雪。他們折回並在10月再次占領了已受打擊的長安。他們於公元27年1月離城，試圖再奪取大平原。當赤眉軍越關而過時，他們發現光武帝的占優勢的軍隊嚴陣以待，於是在兩天後，即在3月15日俯首投降。[78] 等待光武帝的是漫長和令人厭倦的戰爭的幾年。他剛征服不久的北部平原成了新起義的場所，這些起義直到公元29年才被鎮壓下去。南部平原和山東半島經過了從公元26年至30年的歷次征戰才臣服。對皇帝的故鄉南陽郡的爭奪甚為激烈，漢水下游在公元29年才平定下來。長江之南各地的官員稱光武帝為天子，以此來承認這些勝利。[79]隗囂在那裡頑強地領導分裂主義運動的甘肅東部抵抗的時間甚至更長。為了對付隗囂，光武帝在公元29年親自與盤踞在河西走廊的另一個軍閥竇融結盟。[80]戰鬥持續到公元34年，這時西北才終於被平定下來。 光武帝的最危險的潛在對手是出身於西北望族的公孫述。[81]他曾在王莽手下任四川一個郡的郡守，在公元24年自稱蜀王。公元25年5月或6月，他也登極稱帝。他所轄的領地從北面的秦嶺山脈到南面的長江，從西面與西藏交界的地帶到東面長江三峽以下。外界幾乎無法進入，首府是位於一個富饒地區的成都。這塊領土在歷史上一直以其分裂主義情緒聞名。但公孫述只控制了7％的總人口，這也許是他在內戰中袖手旁觀到時機已逝的一個原因。正如他的一個顧問所建議的那樣，當光武帝陷於其他戰線不能自拔時，他本應發起進攻。他失去了這個機會。就光武帝而言，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與他的對手為敵，並且在通信中甚至對公孫述以帝相稱。[82]只是在公元34年光武帝已征服了中國的其餘部分時，他才準備同他最後一個對手較量。 公孫述的軍隊在三峽下游架一座橫貫長江並有軍事塔樓的浮橋，浮橋與長江兩岸的要塞相連。公元35年4月或5月，漢的水師發起進攻，並借東風之助逆流而上駛向浮橋。浮橋被火炬點燃，迅速著火倒坍。[83]漢軍這時可以通過水陸兩路侵人公孫述的領地。由於巨大的地形障礙，遠征必然是艱難和緩慢的。漢軍直到公元36年12月才抵達成都，當時他們只有一個星期的給養。當公孫述在12月24日出擊時，指揮將領幾乎要放棄戰鬥和準備撤退。公孫述在交戰時受傷，當晚死去。成都在次日投降，[84]這就使光武帝成了全中國的主宰。 這場內戰是用刀、槍、弓弩和宣傳進行的。當時流行的一般心理學手法被用來爭取民眾的支持，這些手法有預言、圖讖、五德始終論和押韻的諷刺文。公孫述曾大膽地承認王莽就是以土德當運的一個合法的皇帝。他自己則依次應在五行中的金德當運下進行統治，這意味著他應該用白色。[85]金與羅盤中的西方有關，而公孫述的帝國正位於中國西部。這種合乎他心意的五行始終論排列否認光武帝稱帝的權利，並給他貼上了騙子的標籤。擔心這種宣傳的光武帝別無其他選擇，只能宣稱火德未被代替；它只是暫時衰落，隨即會重新取得力量。因此，五行中的下一行尚未來臨，所以王莽和公孫述是篡位者。 此外，光武帝和公孫述互相以預言攻擊對方，都設法證明他們身受天命。甚至發生了同一預言為對立的雙方所用的情況。公孫述斷言他夢見一人對他說：「八厶子系，十二為期。」十二之數指的是前漢12個君主（包括呂后），因此根據這個啟示，漢朝的氣數已盡，而公孫述註定要代替漢朝。後來，光武帝的宣傳家們重新解釋了這個預言。他們注意到公孫述在他統治的第12年遭到攻擊，於是轉用這個預言反對他：「八厶子系，十二（年）為期。」[86] 強烈的地方主義是整個這場內戰的典型特徵；光武帝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他家鄉南陽郡的勝利。通過他，來自南陽的人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期中取得並保持顯赫的地位。這個動亂年代中的另一個特徵是缺乏革命目標，沒有證據能說明，鬥爭的任何一方被革命的目標所推動，或者任何領袖設法推翻由帝皇統治的公認的制度。當赤眉軍在中國流竄以及頭目們與南陽紳士在更始帝治下對抗時，所反映的並不是一場階級鬥爭。不論他們的背景如何，他們都接受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他們只是為爭奪這個秩序中的統治權而進行鬥爭。 新皇室 隨著漢朝的中興，光武帝面臨著如何處理前漢皇室各封地倖存的後裔的問題。封地已被王莽取消，各侯已被貶為平民。公元27年1月26日，皇帝決定尋找將重立為侯為後裔。[87]但尋找可能不太徹底，因為在公元37年，皇室的侯只有137人。此數比公元5年皇室的侯的總人數約少100人。考慮到光武帝還新封自己的親族為侯這一事實，可以說大部分舊的侯沒有被恢復。 在對諸王國的問題上，光武帝不願完全恢復舊秩序的情緒表現得甚至更加清楚。在前漢，歷代皇帝的兒子除太子外，已被封為指定地區的王。公元5年，已有23個這樣的王國存在。[88]出於政治的原因，光武帝最初恢復了許多舊王國，並為自己的親族另設七個新王國。公元34年和35年，三個國在它們的王死後廢除。公元36年隨著內戰的結束，光武帝可以不用前皇室的支持進行統治了。公元37年4月1日，他廢除了所有的國，並把它們的王降為侯，只有三個例外。[89]這三個國的王是其叔劉良和已故劉伯升的兩個兒子，即他的侄子劉章和劉興。過了一天，這三人又被降為公。公元39年5月13日，除太子外，光武帝又賜給他所有兒子以公的領地。[90]同年，他的三個大女兒被封為公主，也許是一次封的。兩個小女兒分別在公元41年和45年被封為公主。光武帝的姐妹早在公元26年被封為長公主。公元41年12月1日，光武帝升諸子為王，公元43年6月21日還把他的侄子和已故的叔叔的公的領地升格為國。 通過這些措施，光武帝已恢復了漢皇室支持其成員的傳統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國集中在大平原和山東半島上。不能斷定它們的數字，因為國的多少取決於皇室的出生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面積略有擴大。在公元2年和140年，國的數字相同，都是20個國。但在公元2年，皇室成員的封地包括135. 3萬戶，而到140年，已增加約50萬戶，達189. 2萬戶。 從集中皇權和控制的觀點看，恢復封國是一個退步。雖然在公元前154年至前145年期間，諸王已被剝奪了一切地區權力，並且政府堅決地要他們居住在京師外的封地內，但他們可能成為皇帝的現實的和想像中的威脅。機會主義者、不滿分子和騙子麇集在諸王的朝廷。有的王頭腦簡單或精神不正常，而歷代皇帝易於對有關巫術的報告驚慌失措。[91]光武帝的三個兒子被控謀反，其中二人自盡。 第一個事件涉及光武帝的繼承人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的親弟兄劉荊，他被一些相士和占星術士所包圍。公元57年光武帝死時，他試圖煽動一個異母弟兄謀反。此事泄露並被新帝所掩蓋，但當劉荊並不改過自新時，他被調到一個較小的封地。在60年代初期，他想自己當皇帝，並問相士他應否起事。此事再次被掩蓋。在公元67年，劉荊使用術士行使巫術和祝詛之事敗露。一些高級官員提出應處死劉荊，但明帝憤怒地拒絕這個建議。最後，明帝採納了意見，把他的弟兄處以死罪，據此劉荊自盡。他顯然已經精神錯亂了。[92] 另一個更重要的事件與楚（南部平原的一個小國）王，即明帝的異母弟兄劉英有關。他在公元65年提倡佛教的活動是中國奉行佛教的第一個有文獻記載的事例。[93]劉英還對道教和煉丹術感興趣，讓一批道士圍著他轉。他的目標顯然不是皇位，而是長生不老。公元70年，他的這些活動被揭發，一些高級官員建議，他犯有叛逆罪，應該處死。明帝不准，但把他的異母弟兄降級和流放到長江下游之南的某地。公元71年當他抵達那裡時，他自盡身亡。數千名他的假定的追隨者被捕，在酷刑下互相揭發。審訊和處決一直繼續到公元77年6 月2日明帝之子兼繼承者制止時為止。幾乎可以肯定，除了一個多疑的君主心中想像的以外，再也不存在嚴重的密謀活動了。[94] 第三個事件涉及明帝的另一個異母弟兄劉延，他在公元73年為了謀反的目的而使用巫術。許多人被殺，但劉延只被調到一個較小的國。公元76年他受到類似的指控，這一次他被貶為侯。公元87年他再次被封為王，兩年後病死。劉延與其說有罪，不如說他輕信；他對圖讖祠祭秘術的興趣已被誇大為對皇帝的一種危險。[95] 像所有的成年的和青春期的皇帝那樣，光武帝也有一個後宮，它通常被稱作掖庭。他簡化了掖庭的管理，除皇后外，把宮女從14個等級減為三個等級，即貴人、美人和宮人采女。[96]每一等級累進地包括更多的宮女。有些其他的前漢的等級在後來的幾代皇帝時期重新出現。到公元2世紀中葉，後宮的宮女達6000人，兩倍於前漢鼎盛期的人數。 每年陰曆八月為後宮選宮女，年13—20歲的清白家庭的處女要經過太中大夫、一名後宮的宦官助手和一名相士的檢查，看她們的麗容、膚色、頭髮、儀表、風度和是否體面，在這個過程中，她們按照顯然有九個級別的標準分等。[97]符合標準的被帶進後宮，在那裡她們要進一步經受考驗，才能最後決定是中選還是落選。貴人之一總是被立為皇后，但這是一件大事，單憑出身於清白家庭是不夠的。幾乎所有的後漢皇后都屬於社會的最高層；她們行使相當大的權力，她們的立和廢都有政治的動機。皇帝個人的鐘愛與此事無關，這也可以從後漢11個皇后中有8個沒有生育子女這個事實中看出。 表9概括了後漢諸帝的家譜。這類內容貧乏的略圖是看不清這個王朝十分典型的權力鬥爭、成功、失敗和個人悲劇的。這些內容將在以後討論，這裡只進一步討論一種意見。 有的作者主張，帝王的家系必然會退化。開國皇帝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精力，他的衝勁只能繼續少數幾代。以後的君主在奢侈和充滿陰謀的宮廷中長大，迷戀酒色，很可能是低能兒。這個觀點經不住仔細的檢驗，是從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種曲解中產生的。接受天命的王朝創建者被古代歷史學家描繪成具有非凡能力、頭和肩不同於同時代常人的人。那些無資格接受天命的人被描繪成放蕩的人。典型的是，在王莽統治快垮台時，他被說成是「於後宮……縱淫樂焉」；更始帝被設想日夜在後宮與宮女飲酒，常常醉得不能上朝。[98]當然，皇位的繼承的確被人利用和濫用，但這是出於權力鬥爭，而不是帝王家系的道德淪喪和體質下降所致。 表9　後漢諸帝的家系 使人感到統治者們日益墮落的因素倒不如說是歷史編纂學的一種企圖，即為天命的降臨和消逝提供根據。沒有肯定的證據可以證明，在宮廷內長大的皇帝易成為低能兒。前漢的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是前漢精力最充沛的統治者，幾個後漢的皇帝儘管有這種假定的不利條件，也證明他們是有能力的。宣帝（公元前74—前48年在位）作為一個平民被扶養成人，當然是一位優秀的統治者。[99]但安帝（公元106—125年在位）的性格也在宮外形成，卻是兩漢最壞的一個君主。因此，缺乏用來證明皇帝的道德素質日益下降的證據。 京都 後漢王朝的創建者於公元25年11月27日選洛陽為他的首都。[100]洛陽面積為10.1平方公里（3. 9平方英里），大致呈矩形，當時是世界上第三個最大的有城牆的城市，僅次於長安和羅馬。城牆用夯實的土建成，今日遺址的城牆仍高達10米。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軸線，街道大致呈格子狀，每個坊都有圍牆。兩座有圍牆的宮苑在城內遙遙相對，它們為北宮和南宮，每座面積約125英畝。它們被高於地面和有遮掩的通道連接起來。城內有各部和官署、一個軍械庫、幾個神壇、兩個御苑、一個穀倉，大概還有一個市場以及貴族和官員的宅第。在有12個城門的城牆之外是護城河。一條河渠從東面與護城河接通，以便向京師運送供應。南護城河上的唧筒和戽水車向洛陽供水。 護城河外有向外擴展的城郊，它們劃分成一般的坊。大洛陽的面積大致為24. 5平方公里，人口可能不少於50萬。這使它成為當時人口最多的城市。城的南郊內坐落著一批重要的建築物，其中包括靈台（帝國的天文台）、明堂（象天法地的廟宇）和太學（後來它的學生超過3000人）。[101]城郊還有兩個市場、另一個平抑價格的糧倉和一個專為安放兩座著名的銅人的場所。 地圖13　東漢的京都洛陽 根據畢漢斯：《東漢的洛陽》 在開闊地帶的農田中，有南郊和北郊神壇、五個神壇、小祭壇、御苑、葬禮用品作坊、兩個大狩獵禁區、富豪的府第和皇陵。 洛陽比前漢時代的長安緊湊樸素，它與一切中國城市一樣，也用易損壞的材料建成。[102]當它屹立於世時，它一定是一座宏偉的城市。公元189年在屠殺宦官以後，它的末日很快來臨。軍閥董卓的軍隊劫掠洛陽達數星期之久，最後在公元190年5月1日把它徹底摧毀。城的毀滅是如此之徹底，以致魏王朝不得不在仍存在的城牆內從頭開始重建。[103] 邊境和鄰邦 後漢的邊境是傳統的邊境（見地圖12和16）。在北方，帝國由長城守衛著。在西方，它逐漸隱沒在荒涼的西藏和緬甸邊境。在南面，它沿海岸線抵達今之越南。在朝鮮，它擁有往南大致遠達今漢城地區的與中國相對的低地。但帝國的所有部分並不都在同樣牢固的控制之下；在有些領土上，中國的權力是鬆散的，或者甚至是有名無實的。福建完全處於邊境之外。一條山脈的屏障把它與中國的內地隔開，公元2世紀末起通過一次中國農民逐步的和相對平靜的遷移，它後來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個中國城鎮，它位於閩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個港口。[104] 如同以往，中國最難對付的鄰邦是中亞的匈奴。他們在內戰期間積極地進行干預，支持皇位的覬覦者之一，並且頻繁地襲掠北方的中國鄉村。[105]光武帝的軍事姿態完全是防禦性的，雖然隨著公元36年內戰的結束，他強大得足以採取攻勢。那一年他建築了新的防禦工事，以封住進入山西的傳統入侵路線。從公元38年起，貫穿山西中部的第二條防線在興建，另外建造的第三條防線掩護著大平原，以防通過山西的攻擊，第四條和第五條則用來保護陝西北部和渭河流域的下游。所有的城牆都配備了瞭望塔和發信號的一般設施。[106]這並沒有阻止匈奴隨心所欲地繼續突襲，突破或繞過防禦工事，然後馳騁於西北的大部分地區。中國的農民逃離邊境區，中國政府支持，甚至幫助這種遷移，這可以從公元33、34、39和44年的詔令中看出。結果，匈奴乾脆留在中國傳統的邊境內生活。[107] 在這個階段，匈奴內部的不和給中國政府提供一個意料不到的爭取外交和軍事主動性的機會。公元18年登上單于王位和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死敵的保守的單于死於公元46年。有一半漢人血統的伊屠智牙師死後，他這一代已無人在世。這時，單于的寶座應由下一代最年長的後裔比繼承。但是，已故的單于已改變了繼承的程序，把單于之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當新單于在公元46年幾乎立即死去時，單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46—83年在位）繼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108] 比在一開始可能並不屬於親華的主和派，這一派力量雖被削弱，但仍存在。倒不如說，他與保守的單于爭奪王朝的鬥爭的結果，使主和派給了他支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間出現了緊張的關係，這種關係又因一場災難性的乾旱而加劇。光武帝終於打算發起一次進攻。在這種形勢下，蒲奴作出了願意和平的表示。如果這種行動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國幕僚去見漢帝，提出了等於是投降的條件。這一切都發生在公元46年。公元47年，比進一步發展與中國的往來，同時動員其部隊反對單于。公元49年1月25日，他採用他祖父的名號，自稱為呼韓邪單于二世。中國人從此把北單于統治下的北匈奴與南單于統治下的南匈奴區別開來。戰爭立刻在這兩個聯盟之間爆發，其中南匈奴較弱。[109] 公元50年春，兩名中國使者會見南單于，在一次公開儀式上，命他拜倒在地。單于經過了一陣猶豫後，默然同意。於是他被賜予純金的王印和各種珍貴的禮品。同年末，他獲准在位於東北鄂爾多斯區的美稷縣設他的府第。於是南單于把山西北部、鄂爾多斯全區和毗鄰的甘肅部分地區分給他統治下的八個部。這些部在它們的世襲領袖統治下繼續過遊牧生活，帶著牲畜在中國西北流浪。由於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這塊領地上，所以漢帝不過給了他們已經得到的東西。試圖讓離鄉背井的中國農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種種活動證明是令人沮喪的失敗。實際上，光武帝已經同意讓一個半獨立的外國在中國境內存在。 史料中對南單于和漢帝之間的談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個呼韓邪單于的和平建議那種老一套詞彙。但是情況不同了。第一個呼韓邪單于在平等的條件下締結條約（公元前51年），並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個呼韓邪單于——南單于——地位更加虛弱。大部分匈奴已經集結在他對手的周圍，後者為形勢所迫，也願意與中國媾和。為了搶在促使他末日來臨的這種結盟之前行動，南單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尋求中國的支持和做出象徵屈服的姿態。這個行動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為它的目的服務的。[110] 在此時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時期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也屬於中國歷史中最壞的一個。他本應與南匈奴聯合，攻擊北匈奴的聯合體。公元51年中國的將領們極力主張這場征戰，而且征戰肯定會取得勝利。南單于就可以作為匈奴唯一的統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國人就可以收復西北邊陲的幾個郡。[111]之所以喪失這個機會，並不是因為它有軍事風險，而是因為光武帝沒有認識到它的有利條件。他心中可能懷有一個更有限的目標，即把匈奴民族一分為二，以長城為界把南匈奴隔在境內，把北匈奴隔在境外。事實上，邊境的防禦工事是由中國部隊維持和把守的。光武帝還指望在戰爭時期南匈奴會援助中國軍隊。但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推理。漢帝是在放任主義政策的基礎上作出決定的，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中國政府和南匈奴之間的外交關係很快固定下來而趨於正規。有相當多幕僚和一定數量軍隊的被稱為匈奴中郎將的官員代表中國政府駐於美稷的南單于朝廷。南單于的一個兒子在帝國朝廷留作人質。每年年末，匈奴使節和一名中國官員護送一名新人質前往京師，而舊人質則送還他的父親。兩個代表團在途中相會，這無疑是為了確保雙方尊重協議。匈奴使者到洛陽進行新年朝賀。然後他們由中國官員領路，帶了帝國送給南單于、他的母親、他的幾個正妻、他的兒子和高級匈奴顯貴的禮品返回美稷。這些禮品都有精確的數量標準，內有絲、緞、黃金和食品。當一名南單于死去，駐匈奴朝廷的中國代表就要表示哀悼和獻祭，漢帝則向繼承者和顯貴們贈送規定數量的禮品。[112] 南匈奴保持他們自己的組織和習俗。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進行龍祭時，各部首領與單于會面處理國家大事，但除此以外，他們在各自領地內的權威是無可爭辯的。第一個南單于從未到過中國朝廷，只有他的兩名後繼者分別在公元107年和216年作過正式訪問。[113] 南匈奴多次獨立地與北匈奴作戰，在初期還參加了帝國的征戰。中國政府最後放棄了消極態度，在公元73年會同南匈奴對北方的聯合體發動一次進攻。以後的幾年繼續施加壓力。公元89年的一次巨大的聯合攻勢使戰事達到了高潮，當時在車騎將軍竇憲的率領下部隊越過戈壁擊潰了北匈奴。[114]這次勝利後又有幾次戰事，但北匈奴之敗沒有改變局勢。雖然他們的聯合體解體，但原來臣服於他們的兩個民族——鮮卑族和烏桓族——在中亞取代了他們，成了中國的心腹之患。南匈奴繼續留在中國的土地上，再也趕不走了。對北匈奴的勝利已晚了40年。 從公元93年起，南匈奴內部的關係和他們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在以後的100年中，在一種越來越捉摸不定和複雜的形勢下，他們時而公開衝突，時而進行有限的合作。在公元2世紀末，南單于在山西南部居住，這裡大大地靠近了帝國的中央部分。他們的後代於公元308年就在這裡起來反對西晉。西晉之亡，中國北部的喪失和持續到公元589年的分裂時期，是光武帝的目光短淺的政策的直接後果。他後來的幾個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應受到指責，但最大的責任應由他來負。 對北匈奴的勝利的一個副產品是重新征服了西域。王莽垮台後，沿絲綢之路的各綠洲國家已經在各行其是。[115]雖然光武帝可以利用親華的情緒（特別是莎車），但他不但沒有這樣做，而且設法與莎車王為敵，以致莎車王與中國決裂。公元45年，西域16國的一個代表團未能說服漢帝重建中國的保護關係。[116]光武帝對樓蘭（後稱鄯善）王最後一個請求的答覆是，西域各國應隨其所好行事。從此，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東部分別由莎車和北匈奴統治。 公元73年當北匈奴遭到攻擊時，一支中國的戍軍駐守在位於通往吐魯番綠洲的北絲綢之路上的哈密（伊吾盧），次年，西域都護府被恢復。這個行動證明為時太早。西域各國再也不能，也不熱衷於回到中國的懷抱，並在公元75年殺死了都護。公元77年，中國政府從哈密撤出守軍。[117]但是公元89年北匈奴聯合體的崩潰使得重設西域都護之事成為可能。對中國人的重新出現作出貢獻最大的人是歷史學家班固之弟、歷史學家兼中亞問題專家班彪之子班超。 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擔任過蘭台令史之職，但在公元73年他得到了他應得的東西。由於他作為一個低級軍官在與北匈奴作戰時表現出眾，他在那一年被派往西域。他暫時回來向他的指揮官述職，然後在中亞度過了以後的30個春秋。在公元92年初期，班超被任命為西域都護。通過耐心的外交活動，並在必要時動用武力，他建立並維持了中國對綠洲諸國的控制。公元102年，他在自己的請求下被召回，一個月後死去。[118]公元107年，西域都護府被撤銷，從此中國的低級官員充當中國在中亞的代表。公元2世紀中葉以後不久，中國對西域的控制便結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緊張因素。從公元49年起，後漢的開國之君也容許烏桓諸部落進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幾個郡。[119]更重要的是西藏人（羌人）從西面的侵蝕。自從甘肅成為中華帝國的一部分以來，他們已與漢人在那裡雜居，在內戰期間通過穩步的滲入，他們的人數增加了。王莽在青海征戰的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喪失了，並且在後漢也沒有恢復。最近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領統治下的部落組織，依靠一種以畜牧業和一些農業為基礎的混合經濟為生，並與漢人貿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個後漢時期，漢人和羌人之間的對立有增無減，並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襲而加劇。中國的防禦是虛弱的，安寧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愛的侵襲目標，在公元108年或111年，這些侵襲竟遠至大平原。公元108年一個羌族首領自稱天子，中國人甚至不得不忍氣吞聲。[120] 來自遊牧的南匈奴和半遊牧的羌人的壓力日益加強，中國農民的反應是放棄他們的土地。有的農民是通過政府撤離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遷浪潮中自願離開。長安及其周圍地區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重要性的喪失促進了這次遷移。[121]這個過程始於光武帝時期，到公元2世紀中葉結束。移民越秦嶺山脈，再次在四川定居，較少的一部分則在雲南定居。公元2年和140年的人口調查表明，西北減少了650萬居民，占這個時期西北人口的70％。前面已經談到，當王莽掌權時，大平原上黃河的幾次改道已經推動了向南方的另一次大遷移。兩次遷移使中國北方的人口銳減，以致可以減少地方行政所需要的官員。光武帝看到這個事實，在公元30年就取消了四百多個縣。[122]數字之大可從以下事實看出：它代表了公元2年原來存在的全部縣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中國北部，漢族是大平原、山東、山西南部和南陽盆地的唯一居民。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們到處與非漢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國南部，漢族與土著部落在各處共同生活。但那裡的情況恰與北方相反。通過遷移，漢族人口增加了；在與各部落的衝突中漢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漢族的優勢是絕對不容置疑的。 這並不是漢族沒有遇到反抗。公元40年3月，今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的南越人起來反抗。[123]他們的領袖是地方酋長的兩個女兒徵側和徵貳兩姐妹。沿海岸線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紛紛響應，徵側自稱女王。她顯然能控制農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鎮。洛陽的政府反應緩慢，光武帝直到公元42年5月或6月才下令征討。馬援奉命指揮，並被封為伏波將軍。 馬援出身於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28年自願投奔光武帝，從公元35年至37年屢次戰勝羌人。這時馬援和他的僚屬南下動員一支軍隊。到達廣東後，馬援派出一支供應船隊沿岸航行，然後率他的陸軍通過艱險的地形向紅河三角洲進發。他在公元43年初期抵達目的地，同年4月或5月完成了戰鬥。徵氏姐妹被俘和斬首。掃蕩戰持續到公元43年年底。[124] 史料宣稱，馬援勝利後，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為他把中國文明的福祉帶給了他們。實際上，他試圖破除部落的習俗，漢化他們和在那裡殖民，這樣中國的主人們就更容易治理南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沒收並熔化南越各部落象徵部落首領權力的銅鼓。熔化的銅被鑄成馬的模型，公元44年秋馬援回洛陽後把它獻給了漢帝。[125]伏波將軍後來成為民間宗教的一個神，在中國南部長期受到供奉。 南越人民的反抗無疑具有民族主義色彩，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後漢，中國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數驚人地增加。從公元前200年至前1年，只有3次起事，影響西南的兩個郡。從公元1年至200年，發生了53次起事，涉及中國南方26個郡中的21個。對起事明顯增加的解釋不難找到：根源在於漢族移民。在前漢，土著部落和漢族已經共處，原因可以簡單地歸結為漢族的人數很少。後漢時期大量漢族人的遷入改變了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來越深入地向南方轉移，為自己奪取了河道兩岸肥沃的沖積土地。如果土著人民順從，官員就計算人數，向他們徵稅，而且通過漢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們同化。如果他們反抗，他們就不得不退進山谷，淪為山賊，為自己的自由而戰。許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衝突中反抗漢族。漢人力圖保護他們的定居地和討伐土著，因為政府覺得應把他們視為叛逆而擊敗之，這就不斷地耗費了國家的資源。著名的馬援在公元49年的這種征戰中患病而死。[126] 在西南邊境，局勢因另一個因素而複雜化了。一方面，部落動亂的格局依然。另一方面，邊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動地臣服和承認控制很鬆的中國霸主。公元51年，可能是屬於傣語民族的一個哀牢部落與他們的王在雲南邊境投降。中國官員按傳統方式計算戶口，得出的數字是2770戶和17659口。公元69年，另一哀牢王與51890戶、553711口一同臣服。[127]有關四川邊境的部落和羌人的記載中也有類似的事例。 這些投降無疑是受到了相當於今「緬甸公路」上沿線的商業往來的刺激才出現的。在整個後漢時期，貿易使團（中國政府稱為朝貢使團）從緬甸和印度取這條路線前來。這種官方貿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貿易所超過，後者沿同一條、但經逐步改善的道路從事運入和輸出的業務。長期的傳說提到跨越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橋建於漢明帝時期（公元57—75年）。[128]商人經營珍貴物品，沿途把它們賣給部落和它們的首領，從中取利。為了更方便地取得這些物品和滿足從中國當局取得禮物的日益增長的欲望，有的首領是願意臣服的。 漢族官員在接受臣服時認識到必須清點哀牢人，他們還知道按照慣例，這意味著計算戶和口。哀牢人沒有漢族意義的那種戶，所以官員們必須選擇其他某個部落單位臨時湊成戶。這說明了為什麼公元69年每戶的成員為10. 7人，而漢族戶的人數在5人上下浮動。這也一定是公元140年的人口統計中雲南西部每戶平均為8. 2人的原因。這個數字反映了漢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情況，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數。 考慮到中國人無力摧毀西南的部落組織，接納哀牢人證明是一個錯誤。更好的辦法應是集中力量對這個地區進行逐步和長期的漢化。接納大量新來的部落民增加了土著，並且增加了中國官府的負擔。由於秘密偷渡入境，雲南的外國人比重無疑進一步增加了。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夠翻臉反對他們的主子，後來他們也這樣做了。公元8世紀，土著的南詔國形成，然後一直保持獨立，直到13世紀。南詔的統治部落聲稱他們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129] 規模巨大的後漢移民運動並沒有導致在中國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真正的人口增長。後漢亡後，後來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過是它們京師附近的地區，不能保護它們名義上的領土中其他地方的漢族移民。漢族的移民活動失敗了。 漢代中國人口的增長受制於一些因素。在全國的所有地方，農業和醫藥衛生狀況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國北方的糧食產量低，農民不能供養大家庭，因此就採取殺嬰的辦法。史料使人確信，殺嬰是普遍的做法。拋棄不需要的孩子，特別是女孩，意味著隨之而來的低出生率。在中國南部，情況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養大家庭，因為產量高，耕作需要許多勞動力。因此小家庭在南方經濟上是不利的。如果後漢的移民活動繼續下去，人口的重點轉向南方，中國全國的人口增長可能在公元3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隨著移民的失敗，重點依然在北方又達500年之久，那裡阻礙人口增長的因素仍在起作用。這說明為什麼全國的總人口繼續徘徊在5000萬的水平上。只有當公元7、8世紀規模宏大的唐代遷移行動把巨大的漢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南方才長期地在人口上占優勢。真正的人口增長開始了，由於引進了新的大宗農作物，特別是宋明時期早熟的水稻，增長的速度加快。到公元1100年，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1億人。到13世紀初期，人口已達到1.1億到1. 2億。從此，無情的人口增長勢頭就停不下來了。[130] 政治派系 漢代社會的主要分野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也在輸送官員的受教育的紳士和不通文墨的農民之間。但是，統治階級既不是封閉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漢代帝國是一個相當開放的社會。有的氏族設法在一段漫長時期內保持權勢，但大部分氏族則做不到。外戚在有限的時期內取得了顯赫的權力；可是他們一旦垮台，卻垮得很快。為數一直較少的大紳士氏族擁有大片土地，在社會上、有時在政治上具有全國性的重要地位。其下層與富農相結合的小紳士氏族並不那麼富有和有聲望，但能行使相當大的地方權力，並且有資財教育兒子和輸送官員。各類人物之間的界線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可以逾越。 前漢的創建者高帝（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得到18名主要追隨者的協助而崛起並掌了權。他們在世之時得到了全國最高的官職。有八人擔任過丞相。但他們死後，第一代家族的勢力迅速衰落。這些主要追隨者的氏族沒有產生一個皇后和大將軍，只產生了13個公主中的兩個駙馬。雖然這些氏族可能保持著經濟力量和社會聲望，它們卻不再屬於全國性的政治精英，它們留下的真空必須由其他氏族來填補。新氏族穩定地輪流輸送官員，直至王氏家族崛起並滅前漢時為止。 如果文官和外戚在整個前漢時期都不能作為長期的和排他性的全國精英保存自己，那麼王莽的統治進一步助長了社會的流動。他從自己的黨羽中挑選大臣，於是新的氏族脫穎而出。隨著他的垮台，這些氏族又被清除。後漢雖也稱漢朝，卻不是舊社會秩序的恢復。在值得引起古代史學家注意的前漢氏族中，只有約20個氏族在後漢再度出現，而其中不到一半是真正有聲望的。原因是新的人物與光武帝一起崛起，取得了財富和全國性的勢力。 一旦劉伯升登皇位的希望落空，南陽的大紳士氏族就支持了更始帝。在它們的人馬十分明顯地將要戰敗之前，它們不願重新考慮效忠的問題。當一個皇位覬覦者周圍的圈內人物，比過早地投靠另一個皇位覬覦者而成為其圈外人物更為有利。劉伯升還活著時，他的兄弟，即未來的光武帝原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劉伯升被處死後，光武帝因受連累而不能吸引大批追隨者。甚至光武帝在北部平原獨立後，他仍難成為一個統一帝國的引人注目的人物。這就是他早期支持者來自小紳士階層的原因。這些人沒有什麼希望老是屬於一個集團的圈內人物，除非他們集結在一個次要的皇位候選人周圍；由於他們的努力，這個人取得了勝利。 換句話說，小紳士選擇光武帝為他們的皇位候選人，其情況與他挑選他們為自己的支持者一樣。他們勸他登基，建議不要實行可能有損於這一目標的政策。他們的命運和光武帝的命運拴在一起；在公元25年初期的一次事件中當他們擔心他戰死時，他們甚至不願散夥。這些追隨者不是放棄作為圈內人物的有利條件，而是同意以一個年輕的侄子取代光武帝。他很快安然無恙地重新出現，這使大家鬆了口氣。[131]意味深長的是，南陽的大紳士氏族只是在光武帝登基和它們自己的皇帝失敗後，才參加了他的大業。經過了這次再組合，光武帝的集團完全形成，只有兩人未參加，他們在稍後的時期才從強有力的地位站到了他一邊。 其中一人是後來的著名將領馬援，馬為西北人，有大批地方的追隨者。當他在公元28年投奔光武帝時，他直率地作了不講情面的聲明：「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132]光武帝對這種坦率未表異議，因為馬援的效忠是不可缺少的。另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也是西北人，名竇融。他從公元24年起成了河西走廊的軍閥，於公元29年承認光武帝。光武帝以開誠布公的語氣寫信給竇融，說當前中國西部的軍事形勢，「權在將軍，舉足左右」。[133]竇融在覆信中保證支持光武帝，並提醒光武帝，他是後者的母系親戚。他族中的一名婦女曾是漢文帝的配偶，她的弟兄是竇融的祖先。公元30年，光武帝深嘉美之，以《史記》中記述竇氏家族和竇後後裔的幾卷相贈。[134] 雖然光武帝的35個主要追隨者中的大部分是小紳士出身，但隨著他們為之戰鬥的人的勝利，他們不再是小紳士了。由於運氣、遠見和真正的才幹的共同作用，他們青雲直上，一躍而進入大紳士行列。他們及其後裔在後漢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中的作為又如何呢？ 在選人擔任國家的最高職務時，光武帝不像前漢的創建者那樣深深地依賴他最親密的隨從。政治形勢不同了。高帝掌權時周圍只有一個宗派，而光武帝則不得不承認幾個利益集團。但後漢幾個名列前茅的家族到以後的幾代人時，其成就遠遠大於前漢的與它們相類似的家族。不但當官的人數（與第一代人相比）更多，而且有的家族由於出了皇后、大將軍和駙馬而得到了驚人的財富。 那些能夠保持其政治和社會權力時間最長的幾個首要家族恰恰是其女成為皇后和其子成為駙馬的家族。外戚並不是有些人所主張的那種暴發戶。他們的崛起並不是由於家中的婦女碰巧當上了皇后這種幸運和意料不到的事件。相反，後漢的選後是件重大的政治和社會事務。皇后通常選自已經是富有的豪門，在社會地位上是無可挑剔的。政治力量影響著皇室的婚姻政策，這些婚姻使為首的幾個氏族取得甚至更大的權力。但是恰恰因為皇室的婚姻是政治事務，外戚最後的垮台是突然而殘忍的。如果幸運，他們暫時銷聲匿跡；如果倒霉，他們被永遠消滅。這是後漢那種典型的激烈進行的宗派之爭造成的。可以相當公正地說，這個時期的政治史基本上是它的宗派的歷史。 光武帝個人的集團最後由幾個宗派組成，它們隨著他這顆明星的升起而一一出現。第一個在公元23年形成，當時他取得了獨立的指揮權而在潁川作戰。潁川郡是他的故鄉南陽郡的東北毗鄰。在潁川，第一批小紳士與他共命運，所以在一開始這些人多於南陽的追隨者是不足為奇的。[135]公元24年，光武帝因他在北部平原的勝利而名聲日隆。他的南陽老鄉發現了劉秀其人，就開始與他結盟，而這時潁川人的隊伍就不再擴大了。這意味著當光武帝在公元25年8月5日登基時，他的主要追隨者中存在兩個派別，即南陽派和潁川派。南陽派遠為重要，這不但是因為它龐大，而且因為它代表龍興之地，皇帝要聆聽它的意見。 公元28年馬援投奔光武帝時，他帶去了渭水流域他的地方派系的支持。竇融在公元29年承認光武帝後，於公元36年勝利地抵達洛陽。他領導另一個大地方派別，它的老家與馬援追隨者的老家部分地重疊。由於潁川派在此期間已經瓦解，可以說到公元36年，在光武帝朝廷上有三大利益集團在爭奪權勢：最強大的南陽派、馬援派和竇融派。它們都來自地方，互相為敵。馬、竇兩黨之間的對立特別厲害，這大概是因為地理上的相鄰形成了長期的不愉快。 在光武帝核心圈子中無代表性的地區感到不滿是不足為奇的，北方平原的不滿更是如此。光武帝就是在那裡的地方紳士氏族的支援下崛起並掌權的，但在公元25年以後沒有一個北方人得到最高級的官職。雖然光武帝仍需要北方氏族的效忠，但他允許他老家南陽郡的人來左右自己。這幾乎導致公元26年初期在北方平原爆發一次起義。必須對北方的紳士進行安撫。光武帝通過選他的第一個皇后，達到了這個目的。當公元24年在北方征戰時，他已把大紳士氏族出身的郭聖通接入他的後宮，這個氏族以前已與前漢皇帝通過婚。公元26年7月10日，光武帝立她為配偶，指定她的長子為太子（見表9）。[136]這個讓步使北方氏族感到滿意，因為它通過皇后，開了直達天聽的渠道。 隨著內戰的結束，光武帝就不那麼依賴北方紳士了。要求以一位來自南陽的皇后取代郭聖通的壓力日益增強，此舉具有同時替換太子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因為按照傳統，應由皇后的長子繼承皇位。替換皇后意味著替換太子，條件是她們都有兒子。反過來說，替換太子應該導致立他母親為皇后。如果光武帝的繼承者的父系和母親都是南陽人，那麼南陽郡這一派的力量就相應地強大了。光武帝不願屈從於這些要求，但最後還是同意了。公元41年12月1日，他廢了郭聖通，以南陽大紳士氏族出身的陰麗華代替她。陰生於公元5年，在公元23年已進入後宮。[137] 史料完全以個人的角度描述這個事件，聲稱郭后已變得脾氣暴躁和不聽命於帝，而陰麗華則溫柔和善良，是光武帝真正心愛的人。實際上，光武帝都喜歡她們，因為她們每人都有五個兒子。此外，陰麗華到公元41年已是一個中年婦女。廢后的真正原因是政治性的，而光武帝對此舉的必要性感到遺憾。郭聖通是後漢時期唯一被廢而沒有被幽禁的皇后。她獲准在洛陽北宮安寧地生活，直至公元52年7月22日死去。光武帝甚至對替換太子一事遲疑不決，只是到了公元43 年8月20日，郭聖通的長子才被貶為王，而另以陰麗華的長子劉陽為太子。後者因避諱，就在同一場合改取更不尋常的莊字為名。[138]此人即未來的明帝。 雖然南陽人的權力是不容動搖的，但在馬、竇兩黨之間的激烈的鬥爭卻不可避免。馬黨由於在竇黨正式出現於朝廷之前幾年，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在開始時取得了優勢。但不久兩黨勢均力敵。竇融的追隨者輸送的高級文官稍多。馬黨則在軍事方面更有實力。馬援在對羌人和邊遠南方部落的征戰中贏得了榮譽。 公元48年，武陵郡（湖南西北部）爆發了一次特別猛烈的土著起事。馬援請命指揮這場討伐。[139]竇黨利用這個機會安插它的幾個黨羽為馬援的幕僚，以便破壞馬的行動。其中一人寫信給他在京師的弟兄，說馬援無能。信被呈給皇帝，他下令調查。在勝利地結束戰鬥後，馬援於次年患熱病而死，這時對他的攻擊加快了速度。接踵而來的奏疏詆毀馬援，並揭發他貪污。如同策劃的那樣，馬黨垮台。馬援被追奪侯的爵號，降到平民的地位，他的家庭甚至不敢把他葬在祖宗的墳地。他的遺孀、子女、侄子覲見了皇帝，要求寬恕，但被拒絕。只是在上了六道奏疏以後，他們才獲准把馬援適當地埋葬。[140] 馬氏家族處於走投無路的境地，甚至考慮參加竇黨。作為最後的選擇，馬援的侄子在公元52年又上了一道奏疏，願把馬援三個女兒獻給皇室任何一個後宮。她們一為15歲，一為14歲，一為13歲。他估計她們符合最高兩個等級之一，並要求相士進行檢查。皇帝批准奏議，於是幼女被接進太子的後宮。[141]光武帝可能已知道馬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於是一個有才幹的政治家，他還可能發現兩個派別比三個派別更難駕馭。當他在公元57年3月29日死去時，明帝即位，朝廷中最強大的仍是南陽集團和竇黨，但馬黨正在東山再起。 光武帝死後的朋黨 光武帝死後，各派繼續在各級官僚機構中鬥爭，而都只能暫時取得勝利。在此期間，大朋黨的歷史成了外戚及其同夥的歷史的同義語。[142]皇后的立和廢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雖然史料寧願從個人的角度來進行解釋。 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選馬援之女為後，她當皇后（公元60年）暫時使她的氏族時來運轉。[143]這件事對竇氏家族來說是一個挫折，他的幾個成員被處死或削職。但馬後未生子女，明帝的九個兒子全是其他嬪妃所生。這使他能放手指定太子。 他決定指定賈夫人（為貴人等級）所生的第五子為太子不是偶然的。賈夫人不但是南陽人，而且與馬後是姨表姐妹。在正常的情況下，她本應為皇后，但是表姐妹及其氏族無疑已作了妥協，以避免把事情弄僵。這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推斷出來：宣布太子名字與立馬後同在公元60年4月8日進行。這兩位夫人在犧牲其他妃子及她們兒子的情況下分享榮華富貴。此外，太子是在馬後培養下長大的，這樣，他視她的親戚如同自己的親戚。[144] 當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於公元75年9月5日即位時，鐘擺又擺向另一頭。公元77年竇氏兩姐妹被接入後宮。她們不但是竇融的曾孫女，而且因為她們的母親，也是光武帝的外曾孫女。姐姐在公元78年4月2日成為章帝的配偶。雖然史料記載馬太后對新後有深刻印象，但她一定為這個選擇而痛惜和擔心它給自己的宗派帶來的後果。這可從以後的王朝事件中作出定論。章帝有八個兒子。他們都不是皇后所生，而且有的在當時尚未出生。公元79年5月23日，第三子被立為太子。他就是劉慶，他的母系血統是值得注意的。當馬後之夫仍在世時，她親自把宋氏姐妹選入未來的章帝的後宮。章帝登基時，兩人都成為貴人。姐姐在公元78年生下劉慶。[145] 碰巧宋氏姐妹不但受馬後個人的庇護，對她負有特殊的義務，而且她們又是她外祖母一個姐妹的孫女。這意味著馬黨的行事是有遠見的，選定太子旨在搞平衡，從長期看，旨在使之超過選立皇后的影響。但是馬後在一年後，即在公元79年8月16日之死改變了政治氣候。竇、馬兩黨的對立依然存在，竇後成功地策劃了一次搞垮太子的行動。公元82年8月1日，太子被貶為王，被章帝的第四子代替。宋氏姐妹被送往暴室（監牢醫院），兩人在那裡服毒自盡。[146]隨著這些動亂，馬氏家族喪失了全國性的重要地位。竇、馬兩族之間的激烈鬥爭都沒有通過兩位年輕的皇子。事實上，他們終其一生一直是親密的朋友。 選擇新太子——未來的和帝（公元88—106年在位）——之舉又在事先經過了精心的策劃。他的母親姓梁，梁姓是西北的一個重要的氏族。她的祖父梁統在內戰期間曾是竇融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這使他成為光武帝的一個間接支持者，光武帝曾封他為侯，但梁統的事跡並不引人注目。[147]梁氏家族的勢力一直依靠他對竇族的依附關係，他們在誹謗馬援的活動中曾經合作過。在明帝朝時，他與竇族一起遭殃，梁統的幾個兒子被處死或流放。公元77年梁族的兩姐妹進了章帝的後宮，他們時來運轉了。兩人都被封為貴人。姐姐於公元79年生一子，在竇後的煽動下，他在公元82年被指定為太子。[148] 她的目的是相當清楚的。正像無兒女的馬後在明帝時期與賈夫人和她的氏族達成的協議那樣，竇後一定已計劃與梁家搞一個類似的解決辦法。難道兩家過去沒有緊密合作過嗎？情況似乎是梁家在開始時默然同意，因為兩個貴人沒有被打擾，史料記載新太子由皇后親自培養成人。但是夥伴們很快鬧翻，據推測梁家不滿意自己扮演的次要角色。竇家證明更為強大，在公元83年促使梁家暫時垮台。兩姐妹暴卒，可能是自殺；她們的父親被處死；她們的親族被發配到今越南北部。梁氏家族直到公元97年竇太后死後才得以重振門庭。[149]從此以後，梁氏家族不再聽命於竇家，逐漸建成後漢時期最強大的一個派系。 隨著章帝之死和和帝在公元88年4月9日的登基，在政治天平中又出現了一個新因素。像所有在世的皇后那樣，已故章帝的遺孀成為皇太后。新穎之處是皇帝尚未成年，這在後漢還是第一次，因此根據傳統，竇太后必須代他接管政府。在這種情況下，習慣的但不是規定的做法是，皇太后把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權力委託給一名男性的近親。竇憲是她的長兄；儘管他們之間關係緊張，但仍逐漸成為她最有影響的顧問。他在公元89年率軍征討北匈奴，取得勝利。同年凱旋而歸後，他在10月29日被任命為大將軍。[150]從這一次以後，這個官銜就被授給後漢的攝政。這個制度的恢復是偶然的，依靠在位皇帝尚未成年這一事實。從此以後，它在後漢政府中成了常見之事。從公元89年10月29日至189年9月22日最後一個皇帝被殺時，共有七名大將軍被任命，他們影響朝政共達37年之久。 公元90年夏，竇憲又離京去監督掃蕩北匈奴的戰役。到公元92 年6月11日返京時，竇黨已演完了它的角色，離它的垮台只有幾個星期了。和帝已在公元91年2月25日「加冕」（成為成年人），並已決定清除竇黨。他得到宦官中常侍鄭眾的協助，周密地擬定了計劃，然後在竇憲回京和受朝廷控制之前等待時機。在公元92年8月14日，竇憲被削去大將軍之職，並被控策劃謀害皇帝。這一指控可能是老一套，因此是捏造的。不久，竇憲和他的三個弟兄自殺。竇黨的支持者（其中包括歷史學家班固）被處死，或被流放到南方的廣東。竇氏家族的倖存者在公元109年才得到寬恕。但竇太后未受傷害，在公元97年10月18日病死。[151] 在和帝時，西北的氏族在40年內第一次不再輸送皇帝的配偶。他的皇后都是南陽人。第一個皇后立於公元96年，是光武帝第二個皇后出身的陰家大族的成員，是那位夫人長兄的曾孫女。她未生兒女。公元102年7月24日她被廢並打入詔獄。她死在那裡，可能是自殺。陰後被揭發求巫，但她被廢的真正原因是打倒她氏族的另一次政治動亂。前皇后之父自殺；其他親族或被處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雖然陰氏成員在公元110年被寬赦，並發還財產，但已不能恢復其全國性的重要地位了。[152] 光武帝最重要的追隨者之一是名叫鄧禹的南陽同鄉。他的孫女鄧綏生於公元81年，在96年進入和帝的後宮。公元102年11月21日，她成為他的第二個配偶。鄧後也無子女。當她丈夫在公元106年2月13日死去時，他留下兩個兒子，他們的生母情況不詳。有關這兩名宮女的姓名和命運可能被鄧氏家族所封鎖。這兩個兒子原來都未被指定為太子，這意味著皇太后經過與高級官員協商後，有權決定王朝的繼位問題。長子落選了，據認為他因患慢性病，次子剛出生一百多天，被立為帝。次子之中選可能正是因為他年幼，使皇太后能更長久地掌權。很可能鄧綏已經操縱並繼續操縱皇帝繼位的大事。[153] 新立的幼兒殤帝不到幾個月在公元106年9月21日就死了；皇太后不得不再去解決王朝的危機。章帝的許多兒子和孫子還活著，其中包括從公元79年至82年短暫地當上太子的劉慶，所以可以不費勁地選立一個成年的皇帝。他就是安帝。甚至他在公元109年2月26日已被加冕以後，鄧太后仍把持朝政。她利用她的弟兄，但不依賴他們；除了一段很短的時期外，她避免任命一名大將軍。她的長兄鄧騭從公元109年1月18日至次年11月擔任這個職務。[154]鄧太后的長期掌權觸怒了許多人，其中包括安帝；她在公元121年4月17日去世後，她的氏族的崩潰迅速來臨。同年6月3日，鄧黨的成員被削職為民，像往常那樣被流放。許多自殺的人中有前大將軍鄧騭。鄧家的中落是陰暗的，但為期不長；公元125年順帝登基時又使它重振門庭。[155] 安帝只有一個皇后，名閻姬。隨著她的中選，以前的格局被打破了。她既不是南陽人，也不是西北人；雖然她的一族中有兩人以前當過貴人，但她不屬於中國的任何大族。她在公元115年6月1日被冊封，當時鄧太后仍掌權。這是值得注意的。鄧綏不希望她的權力遭到一個有權勢氏族出身的皇后的挑戰，這個因素決定了選後之事。但是皇太后在公元121年一旦死去，就再也沒有其他力量能夠阻止閻黨的崛起了。 閻後未生兒女，而在公元115年，安帝有了李貴人所生的兒子。由於擔心自己的地位，在李貴人生子後不久皇后把她毒死。[156]安帝也看到閻氏家族的權勢日盛，但他是一個軟弱的人，自己不想發揮積極的作用。公元124年9月6日，他任命耿寶為大將軍。[157]耿是安帝父親的正妻的弟兄，屬於曾經支持王朝創建者的一個西北有實力的氏族。他的攝政無疑是打算抵消閻黨的勢力。 安帝的獨生子已於公元120年5月25日被指定為太子。公元124年10月5日，皇帝屈服於閻黨的壓力，採取了貶太子為王的不尋常的措施。[158]這使安帝缺少一個繼承人，反應是強烈的。約20名高級官員在宮門前抗議，但未能撤銷決定。當安帝死於公元125年4 月30日而又沒有從另一個皇室系統中選一繼承人時，閻太后就放手作出自己的決定。她的氏族達到了權力的頂峰，並且一定盼望能長期地留在頂峰上。 皇太后及其兄在宮內進行了漫長的討論。在章帝的後裔中有許多合適的人選，但從閻黨認為他們是成年人的觀點來看，這些人對閻黨不利。最後選中了章帝之孫，史料未提到他的年齡。由於他的諡號是「少帝」，他必定是一個兒童。章帝之孫在公元125年5月18日登基。幾天之後，即在5月24日，大將軍耿寶被免職並自殺。[159]閻黨似乎完全控制了局勢。但在年底前它就垮了台，這完全是因為幼帝在12 月10日死去。後來他甚至未算在後漢的合法皇帝之內。 閻氏家族又想操縱繼位大事，但在醞釀的過程中發生了政變。在宦官中，一個集團支持閻太后，而另一個則支持安帝的獨生子。忠於兒童的宦官於12月14日在洛陽北宮他的幽禁地與他秘密會見，互相起誓保證。在12月16日晚，那些宦官開始行動，經與對立的宦官短暫地戰鬥並勝利後，釋放了幼王，並宣布他是中國的統治者。這就是順帝。[160]他和他的一伙人撤至南宮，在那裡發布逮捕閻黨的命令。大部分文武官員站到了新帝一邊，到12月17日清晨，他們完全控制了局勢。閻黨倖存的成員像往常那樣被處死或發配到今之越南。皇太后被奪去御璽（即削去她的尊號），被送往一座隔離的皇宮。她於公元126年2月28日在那裡死去。[161] 隨著順帝的登基，西北幫又得勢了。他唯一的皇后梁妠來自梁氏家族。她的中選當然是出於政治目的，這還可以從她比她丈夫大九歲這一事實中看出。梁妠是梁統的玄孫女。她祖父的兩個姐妹曾是章帝的不幸的貴人，其中一人生下了後來的和帝。[162] 梁妠在公元128年已進入順帝的後宮，132年3月2日成為他的配偶。皇帝與梁家的關係極好，公元135年5月19日，他任命梁妠之父梁商為大將軍。當梁商在公元141年9月22日在任期死去時，幾天後，即在9月28日，他的長子兼國舅梁冀接替了他。[163] 皇后未生子女，順帝的獨生子是虞夫人在公元143年所生。她未受侵害，這也許是因為順帝在公元144年9月20日死去，離生子的日期較短。由於梁黨牢牢地掌握著大權，它能夠容忍下一個皇帝之母默默無聞地活下去。[164] 繼位之事按部就班地進行，因為順帝已在公元144年6月3日指定其子為太子。但是在公元144年9月20日登基的新幼主在幾個月後，即在公元145年2月15日死去。太后又要決定繼承人，以便操縱各種事務。經與她的兄長、大將軍梁冀商量後，兩人同意選生於公元138年的章帝的玄孫。成年的候選人都不予考慮。質帝在公元145 年3月6日登基。他死於公元146年7月26日，後人聲稱，他因稱梁冀為「跋扈將軍」而被梁所害。這一指控沒有證據，可能是梁冀被貶黜後對他的一大堆老一套指控中的一部分內容。[165] 太后和大將軍按照常例，這一次選了一個生於公元132年的兒童。桓帝在公元146年8月1日登基，並在梁黨的牢固的控制之下。甚至在公元148年2月26日他加冕之前，他已在公元147年9月30日娶了梁妠太后之妹梁女瑩。由於這一有遠見的政治指婚，梁妠在公元150年4月6日死去時一切都沒有變化。[166]梁黨依然地位鞏固，大將軍梁冀甚至在皇帝成年後還左右著他。 但隨著桓帝的配偶梁女瑩於公元159年8月9日之死，大將軍失去了他在宮內的保護人和同夥。在類似驚慌失措的情緒的支配下，他採取了謀殺或策劃謀害一些他擔心的人的手段。皇帝決定消除梁黨的時刻來臨了。他必須謹慎地行事，因為梁冀僱傭一些宦官在監視他。在認定了他能夠信任的宦官後，皇帝在9月9日下令守衛皇宮。同時一支約一千餘人的部隊奉命去包圍大將軍的宅院。梁冀被削職，並與他妻子在當天晚些時候一起自殺。他的財產被沒收。梁黨黨羽被圍捕並公開處死。梁氏家族再也沒有從這次屠殺中恢復過來，從此桓帝在沒有大將軍的情況下施政。[167] 桓帝是後漢唯一的有三個配偶的統治者。他的第二個皇后鄧猛女出身的大族已經出了一個皇后。她是鄧禹的玄孫女，和帝的配偶鄧綏是她祖父的堂姐妹。隨著她在公元159年9月14日被立為皇后，又輪到南陽人輸送皇后了。雖然選她是出於政治目的，但鄧猛女在晉升時已受皇帝的寵愛。這種情況沒有持久。公元165年3月27日皇后被廢，並被控求助巫術和酗酒，然後打入詔獄和奉命自盡。她的親族被處死或降職，鄧氏家族喪失了全國性的重要地位。[168] 桓帝的第三個配偶來自西北氏族並是竇融的玄孫之女竇妙。章帝的皇后是她祖父的堂姐妹。她也許是作為垮台的梁黨的對立面而中選的，梁黨自公元83年以來一直是她氏族的死敵。竇妙在公元165年12月10日被立為後。她丈夫在公元168年1月25日死後，她成為太后；不到幾天，她任命她父親竇武為大將軍。[169] 桓帝無子，死前也沒有指定繼承人。與她父親商量後，竇太后按常例不考慮成年的候選人而選生於公元156年的章帝的玄孫。他就是靈帝。他剛在公元168年2月17日登基，一場空前規模的危機開始出現了。 宦官的作用 在整個後漢時期，宦官的人數和權力已在緩慢而穩定地增長。他們在和帝朝開始發揮積極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年，中常侍鄭眾幫助和帝消除了竇黨。公元102年鄭眾被封為侯，以酬謝其功。當他在114年死去時，安帝准許他的養子繼承封地。[170]公元125年宦官們擁立順帝和清除竇黨後，他們的18名為首者都被封侯。[171]順帝在公元135年3月18日正式批准所有的宦官有權把他們的爵號和封地傳給其養子，以表示他的深切感謝之情。如果沒有宦官，桓帝在公元159年不能為自己清除梁黨，於是他封他們的五名為首者為侯。在桓帝的整個在位時期，他依靠宦官為他出謀劃策。 職業官僚及其候補者對宦官的權力深為嫌惡，這部分的是因為他們蔑視那些受過閹割的人，部分的是出於一個不那麼理直氣壯的理由：他們需要為自己取得勢力。但是儘管這些人發表了種種無根據的言論，事實是宦官們從未取得過完全的控制。漢代的政制包括了制約和平衡的因素。政策是在合作或有衝突的情況下，由皇帝（或代表他的人）與職業官僚一起制定的。宦官們儘管內部有宗派鬥爭，他們的大部分人都捍衛皇帝的權力，因為他們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保護上。他們的作用與敵對的職業官僚的作用是合不攏的。不管是出於正派的動機，還是出於腐化的或是追逐權力的目的，宦官們不得不與皇帝一起行動和為他行動。 如果說宦官們從未完全控制政府，反而有助於保持必要的分權，這並不是說平衡因素從未被破壞過。權力在皇帝和官僚之間，有時或在太后、大將軍和官僚之間消長。在桓帝的後半期，對梁黨專權的反應，使皇帝和宦官的權力得以增強，同時削弱了職業官僚。當竇武任大將軍時，他面臨的就是這種形勢，於是他想出一個新招來對付它。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大將軍，甚至包括梁冀，都了解漢的政治制度，都試圖在它的限度內取得權力。竇武決定通過處決為首的宦官的簡單手段去清除他們的勢力。如果他取得成功，皇帝就會成為大將軍的傀儡，傳統的行政方式就會在公元168年崩潰。但宦官的勝利把這種方式一直維持到公元189年。 大將軍和職業官僚的利害關係在正常情況下不是完全一致的，但竇武需要為他計劃中的行動爭取廣泛的支持。[172]因此他向太學生獻殷勤，並與文官中名義上的領袖，即年邁而受人尊敬的太傅陳蕃結成一夥。兩人對太后施加壓力，但她堅定地拒絕把宦官作犧牲品。就她而言，這不是利他主義；只要她希望保持與皇帝完全一樣的政治自由，這樣做是冷酷的需要。 公元168年10月24日，竇武的支持者呈上一份指控中常侍曹節和王甫並要求逮捕他們的奏議。[173]那天晚上竇武回到他的府中，打算在次日清晨向太后呈上一份奏摺。由於他反常的疏忽，宦官們當晚取得和閱讀了那份奏摺。曹節和王甫立刻開始指揮。幼帝被喚醒和帶到正殿，一支部隊為保衛皇宮而被集結，發出了逮捕大將軍的命令。竇武拒絕投降。他匆忙來到駐紮保衛京師的職業部隊北軍的兵營，幾千名士兵向北宮南門進發。10月25日破曉，兩支旗鼓相當的對立的軍隊在南門外對峙。但竇武沒有進攻。他的士兵逐漸溜走，不到幾個小時，他被拋棄並自殺。與少數追隨者通過另一個門進入皇宮的太傅被俘和處死。竇黨黨羽照例或被處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太后幸免於難。她被軟禁在南宮，公元172年7月18日在那裡死去。[174] 隨著竇黨的垮台，約在150年前與王朝創建者一起一躍而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大族已經演完了它們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靈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的兩個配偶雖然分別是西北人和南陽人，都來自較低的社會層。宋後（死於公元178年）出身於有名的，但不像陰、馬、竇、鄧或梁氏那樣顯赫的氏族。靈帝的第二個配偶何後（死於189年）來自一個世代為屠夫之家。[175]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選後之事一定受到宦官們的影響，他們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再與原來的外戚進行對抗。 公元168年他們勝利後，宦官們得到了晉升、賞賜和封爵等豐厚的報答。在整個靈帝時代，他們和皇帝的權力是安穩的。只是隨著公元189年9月26日對兩千多名宦官的屠殺，漢代政治體系中憲制的均勢因素才被破壞，它的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將領們所控制。[176]王朝在餘下的時期的特徵是一片混亂。 概括地說，後漢的官場像前漢的官場那樣，也分成了不同籍貫的宗派。但它們都不能單獨和長期地控制政府，因為一直到官僚集團的最高層，社會性的流動興衰是規律，而不是例外。但當與皇室通婚時，某些南陽氏族和西北氏族在較長的時期內一直是得寵的社會精英。這些是南陽的陰氏和鄧氏家族，西北的馬氏、竇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年前，在11名皇后中它們輸送了9名，六名大將軍中輸送了五名。陰、竇、鄧、梁四個氏族每族甚至出了兩名皇后。可是它們都沒有與後漢王朝共始終。每個氏族或早或晚成了無情的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從而喪失了全國性的重要地位。這部分的是由於選後是出於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這就使外戚的地位從其家族的婦女被立為後時起就易受攻擊。這種顯赫一時的通常的代價是這個氏族的最後消滅。宦官形成了政治傾軋中的另一個因素，在傾軋中他們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帝一邊。他們充當年輕而軟弱的，或者是無經驗的皇帝的捍衛者，以便挽救自己。他們的消滅導致了傳統的漢代政治的結束。 楊品泉　譯 * * * [1]關於前漢這種迷信的發展，見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衝突》（倫敦，1974）第5章，第13章第733　　頁。關於凶兆，見畢漢斯：《〈前漢書〉各種凶兆的解釋》，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22（1950），第127—143頁。 [2]關於王莽的外貌，見《漢書》卷九九中，第4124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12頁）。《漢書》卷一上，第2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1卷，第29頁）描述了高帝的相貌；關於承認這種相貌是適合當皇帝進行統治的標誌，見《漢書》卷一○○上，第4211頁；和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26（1954），第99頁。 [3]《後漢書》在檔案材料不再存在之時由范曄（公元398—446年）編成（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9頁以下）。他不得不根據約20種以前的歷史編寫，其中以《東觀漢記》最為重要。此書得名於大部分著作在那裡寫成的洛陽南宮的秘閣。第一部分於公元72年由明帝命班固等人共撰（關於班固在編撰時的困難，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4卷，《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51〔1979〕，第121頁）。第二部分受命於公元120年，第三部分受命於151年或152年，第四部分受命於172年至177年期間。最後的第五部分在220年至225年東漢亡後由私人所寫。作為一部連貫匯編，《東觀漢記》給范曄提供了大量當時多方面的材料。今天，此書只有部分殘存。關於《漢書》卷九九的譯文，除德效騫的《〈漢書〉譯註》第3卷外，還有漢斯·施坦格的《〈前漢書〉卷九九王莽傳譯註》（萊比錫，1939）；克萊德·薩金特：《〈前漢書〉王莽傳譯文》（上海，1947）。 [4]《漢書》卷一○○上，第4211頁。 [5]《漢書》卷九八，第4013頁以下。 [6]《漢書》卷九，第279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2卷，第302頁）。 [7]關於成帝的性格和作為，見《漢書》卷十，第301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2巷，第374頁）；《漢書》卷九八，第4017頁。 [8]關於王家成員被任命為大將軍的情況，見《漢書》卷十，第302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2卷，第375頁）；卷十九下，第830、835、838—839、841—842頁。 [9]《漢書》卷九九上，第4039—4040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125頁以下）。 [10]《漢書》卷十一，第334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17頁）。關於選成帝繼承人的情況，見本書第2章《王朝問題種種和皇位的繼承》。 [11]《漢書》卷十一，第334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19頁）；卷九九上，第4041頁以下（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130頁以下）。 [12]關於皇后在王朝混亂時期專權的先例，見魯惟一：《秦漢兩朝皇帝的權威》，載迪特爾·埃克梅爾等編：《東亞的國家和法律：卡爾·賓格爾紀念文集》（威斯巴登，1981），第103頁以下；本書第2章《皇帝的作用和繼位問題》，關於後來的例子，見本章《政治派系》。 [13]關於董賢，見《漢書》卷九三，第3733頁以後；卷十二，第347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61頁）；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衝突》，第282頁以下；見本書第2章《王朝問題種種和皇位的繼承》。 [14]《漢書》卷九九上，第4047、4066頁以下、4069、4076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146、184頁以下、191頁以下、212頁）。 [15]《漢書》卷九九上，第4078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17頁）。 [16]同上書，第4087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35頁）。 [17]見本書第2章《呂后（公元前188一前180年）》。 [18]《漢書》卷九九上，第4079—4082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18—225頁）。 [19]《漢書》卷九九上，第4086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33頁）。 [20]同上書，第4088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37頁）。 [21]關於五行在確立和支持行使主權的權力時的重要性，見魯惟一：《水、土、火——漢代的象徵》，載《奧薩津和漢堡自然學和民俗學協會通報》，125（1979），第63—68頁；魯惟一：《秦漢兩朝皇帝的權威》，第90頁以下。又見本書第1章《帝國時期的思想潮流》；第2章《知識和宗教方面的支持》；第13章《當運之德的選擇》。 [22]例如，發現的一塊石上有宣稱王莽應為皇帝的啟示（《漢書》卷九九上，第4078頁以下　〔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18頁以下〕）和上報的一個你可以解釋為同樣內容的夢（《漢書》卷九九上，第4093頁　〔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50頁〕）。 [23]《漢書》卷九九上，第4095—4096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55頁以下）。 [24]《漢書》中記載此事的段落特別含糊。關於官銜和名稱的改變，見《漢書》卷九九中，第4103頁以下、4136頁以下（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69頁和第341頁以下）。郡縣採用的名稱收於《漢書》卷二八這些單位各個條目中。 [25]關於經濟的變化，見《漢書》卷九九上，第4087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34頁）；卷九九中，第4108—4112、4118、4122、41429頁德效騫前引著作第3卷，第281—287、300、306、358頁；卷九九下，第4150頁以下（德效騫前引著作第3卷，第370頁以下）。關於進一步的材料，見《漢書》卷二四（德效騫前引著作第3卷，第476頁以下）的有關段落；和斯旺：《古代中國的糧食和貨幣》。關於這些變化的評述，見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506頁以下，《王莽的經濟改革》。 [26]胡適：《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王莽》，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59（1928），第218—230頁。 [27]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98頁以下。關於班固的意見，見《漢書》卷九九下，第4194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470頁以下）。 [28]薩金特：《王莽》。 [29]見本書第10章《幣制的改革》中關於王莽使用白鹿皮錢和改革的情況。 [30]《漢書》卷十九上關於官員的各個條目提供了變動的詳細情況。 [31]《漢書》卷九九中，第4130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24—325頁）；韋慕庭：《西漢的奴隸制》（芝加哥，1943），第457頁。 [32]關於西漢限制土地的情況，見本書第10章《農村社會結構》；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衝突》，第267頁。 [33]見本書第10章《國家專營和商業控制》。 [34]《漢書》卷九九下，第4175頁以下、第4179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428、435頁）。 [35]關於各種官俸，見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劍橋，1980），第125頁以下。 [36]《漢書》卷九九中，第4139、4230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25、348頁）。 [37]《後漢書》卷八六，第2846頁；見本書第6章《西南》。 [38]見本書第6章《匈奴》；第2章《外交事務》。 [39]關於中國公主嫁給外國統治者而實際上構成人質制的和親的觀點，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階段，附魯惟一的導言》（萊頓，1979），第60頁以下。 [40]關於中國人給匈奴禮物的規模，見余英時：《漢代的貿易和擴張：中夷經濟關係結構研究》，第46頁以下，及本書第6章《匈奴》。 [41]《漢書》卷九四下，第3806頁以下。 [42]關於王莽與匈奴的關係，見《漢書》卷九四下，第3820頁以下。 [43]關於公元前1年的事件，見《漢書》卷十一，第344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7頁）；卷九四下，第3817頁。關於公元41年的事件，見《後漢書》卷八八，第2923頁以下。 [44]《漢書》卷九九中，第4121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04頁以下）；卷九四下，第3824頁。 [45]《漢書》卷九九中，第4126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16頁）。 [46]《漢書》卷九九中，第4128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19頁）。 [47]《漢書》卷九四下，第3828頁。 [48]《漢書》卷九九中，第4136、4156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33、336頁）。關於焉耆，見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177頁注588。 [49]關於公元16—23年任都護的李崇，見《漢書》卷九六下，第3927頁（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196頁）。 [50]《漢書》卷九九中，第4130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25頁以下）。 [51]關於這些會議，見本書第2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章《學派的發展和官學》及《後漢時期的官學》。 [52]關於這些試驗，見《漢書》卷九九中，第4145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82頁）。關於飛行的嘗試，見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第4卷第2部分，第587—588頁。關於古文學派，見張朝孫（音）：《白虎通：白虎觀中的全面討論》（萊頓，1949、1952）第1卷，第137頁以下；本書第14章《五經》。 [53]《漢書》卷六，第211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2卷，第118頁）；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衝突》，第48頁。 [54]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45頁以下。 [55]見畢漢斯：《公元2至742年時期的中國人口統計》，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19（1947），第125—163頁。 [56]《漢書》卷九九中，第4127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18頁）。 [57]關於治水，特別是治理黃河的問題，以及修理，甚至預防或進行破壞的活動，見《史記》卷二九（沙畹：《〈史記〉譯註》第2卷，第520—537頁）；《漢書》卷二九；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衝突》，第154頁以下、190頁以下。 [58]《後漢書》卷二，第116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47頁。 [59]《漢書》卷九九下，第4145、4177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379、432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52頁。 [60]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92頁以下。 [61]《後漢書》卷一上，第2頁以下。 [62]劉伯升傳載《後漢書》卷十四，第549—555頁。 [63]關於宛城的李族，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94、102頁。 [64]關於這些事件的詳情，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04—113頁。 [65]《漢書》卷九九下，第4180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437頁）；《後漢書》卷一上，第4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15頁。 [66]《後漢書》卷一上，第4頁。 [67]《漢書》卷九九下，第4181頁以下（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440頁以下）；《後漢書》卷一上，第8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17頁以下。 [68]《漢書》卷九九下，第4184頁以下（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446頁以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21頁以下。關於劉　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性，見范德倫：《論管子的傳布》，載《通報》，41：4—5（1952），第358頁以下；本書第14章。 [69]《漢書》卷九九下，第4189頁以下（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460頁以後）；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28頁以下。 [70]關於更始帝力量衰落的情況，見《漢代的中興》第2卷，《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31（1959），第49頁以下。開始建都洛陽的情況，見《後漢書》卷十一，第470頁；卷十六，第599；《後漢書》志第十，第3218頁。向長安的遷移，見《漢書》卷九九下，第4193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469頁）。 [71]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第51—56頁。 [72]同上書，第89頁地圖9。 [73]有關赤眉軍此刻的活動，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第91頁以下。立劉盆子的經過見《後漢書》卷一上，第23頁；卷十一，第480頁；《後漢書》志第十，第3219頁；志第十三，第3268頁。 [74]關於長安的戰鬥和破壞，以及更始帝的投降和死亡，見《後漢書》卷一上，第24頁；卷十一，第481頁以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第98頁以下。 [75]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第163頁。 [76]《後漢書》卷一上，第25頁。 [77]關於大平原關鍵經濟區的概念，見冀朝鼎：《從治水公共工程的發展看中國歷史上的關鍵經濟區》（倫敦，1936）。 [78]《後漢書》卷一上，第28—32頁；卷十一，第483頁以下；卷十三，第522頁。關於隗囂，見《後漢書》卷十三，第513頁以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第115頁。 [79]《後漢書》卷一上，第41頁。這些征戰經過的詳細情況，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第121—156頁。 [80]《後漢書》卷一下，第48—56頁；卷十三，第524頁以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第159—180頁。竇融的情況見畢漢斯前引著作第2卷，第60—61頁。 [81]關於公孫述，見《後漢書》卷十三，第553頁以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第181—198頁。 [82]《後漢書》卷十三，第538頁。 [83]《後漢書》卷一下，第57頁；卷十三，第542頁；卷十七，第661頁；卷十八，第693頁。 [84]《後漢書》卷一下，第59頁；卷十三，第543頁；卷十八，第693—694頁；畢漢斯：《近代的中興》第2卷，第197頁。 [85]《後漢書》卷十三，第535、538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第233頁以下。 [86]《後漢書》卷十三，第535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第245頁以下。 [87]《後漢書》卷一上，第31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39∶ 5（1967），第44頁以下。 [88]關於立國的情況及各國以後的歷史，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22頁以下；本書第2章《地方組織》及《文、景兩帝治下諸王國的減少》。 [89]《後漢書》卷一下，第61頁。 [90]《後漢書》卷一下，第66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26頁以下。前漢對漢皇室成員不用公的稱號。公元9年，王莽廢諸侯王之稱而以公代替（《漢書》卷九九中，第4105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274頁〕）。 [91]此即巫蠱。關於公元前91年巫蠱影響王朝史的古代例子，見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衝突》第2卷；本書第2章《王朝的混亂》。 [92]劉荊的情況參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31頁以下。 [93]《後漢書》卷四二，第1428—1430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33頁以下；E.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萊頓，1959），第26頁以下；本書第16章《漢王朝楚國內的佛教》。 [94]《後漢書》卷二，第117頁；卷三，第135頁。 [95]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35頁。 [96]關於14等的基本編制，見《漢書》九七上，第3935頁；《後漢書》卷十上，第399—400頁注6。最低的一等包括6類宮女。王莽時代的做法，見《漢書》卷九九下，第4180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3卷，第438頁）。（經查《後漢書》卷十上，第400頁，原文為：「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譯者）。 [97]《後漢書》卷十上，第400頁。年齡按中國的算法，即生下就算一歲，以後每過陰曆新年就長一歲。 [98]關於帝皇家系退化的觀點，見賴肖爾、費正清合著：《東亞：偉大的傳統》（倫敦，1958），第115—116頁；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坎布里奇，1971），第90頁。關於對放縱行為的批評，例如見《漢書》卷九九下，第4180頁（德效騫：《〈漢書〉譯註》第8卷，第739—440頁）。 [99]關於對武帝的不同評價，見本書第2章《時新派政策的充分發揮》。關於宣帝的撫育和他在霍光死後（公元前68年）開始注意國家事務的情況，見《漢書》卷六八，第2951頁；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衝突》，第131頁。 [100]《後漢書》卷一上，第25頁。關於洛陽的全部規模，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48（1976），第1—42頁；又見王仲殊：《漢代文明》，張光直等譯（紐黑文和倫敦，1982），第2章。 [101]這是桓帝朝（公元146—168年）的數字；《後漢書》卷六七，第2186頁；卷七九上，第2547頁。 [102]關於長安，見霍塔林：《漢長安的城牆》，載《通報》，64：1—3（1978），第1—46頁；王仲殊：《漢代文明》第1章；本書第2章《惠帝統治時期和長安的加固》。 [103]《後漢書》卷九，第370頁；卷七二，第2325頁；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81頁以下。 [104]見畢漢斯：《唐末前中國在福建的移民活動》，載《高本漢紀念文集》，瑟倫·埃蓋羅德和埃爾塞·格拉赫恩合編（哥本哈根，1959），第98—112頁。 [105]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102頁以下。 [106]《後漢書》卷一下，第60頁；卷二二，第779頁；卷八九，第2940頁。 [107]《後漢書》卷一下，第55、57、64、73頁。 [108]《後漢書》卷八九，第2942頁；本章《王莽的統治》的有關部分。 [109]《後漢書》卷一下，第76頁；卷十九，第715頁；卷八九，第2942—2943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119頁。 [110]《後漢書》卷一下，第78頁；卷八九，第2943—2944頁。關於這一次互贈禮品和交換人質的情況，見本書第6章《匈奴》。關於更早期讓非漢族居住在屬國或葆的安排，見魯惟一：《漢代的行政記錄》（劍橋，1967）第1卷，第61—64頁；和本書第7章《郡的主要行政單位》。 [111]關於在這次重大事件中提出的論點，見《後漢書》卷十八，第695頁以下；卷八九，第2945—2946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123頁。 [112]《後漢書》卷八九，第2943頁以下。 [113]《後漢書》卷九，第388頁；卷八九，第2957、2965頁。 [114]公元73年的幾次戰役見《後漢書》卷二，第120頁以下；卷八九，第2949頁。公元89年的戰役，見《後漢書》卷四，第168—169頁；卷二三，第814頁以下；卷八九，第2953頁。 [115]《後漢書》卷八八，第2909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131頁以下；本章《王莽的統治》有關部分。《漢書》卷九六下，第3930頁之末（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203頁）以誇大的讚賞語氣，對持續於光武帝治下的關係提出了一個略有不同的看法。 [116]《後漢書》卷一下，第73頁；卷八八，第2924頁。 [117]《後漢書》卷二，第120頁以下；卷三，第135頁；卷八八，第2928頁。 [118]《後漢書》卷三，第136、141、156、158頁；卷四，第170、179頁；卷四七，第1571頁以下；卷八八，第2910、2926、2928頁。 [119]《後漢書》卷九十，第2982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130頁以下；本書第5章《烏桓和鮮卑》的有關部分。 [120]《後漢書》卷五，第209、216頁；卷八七，第2878頁以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134頁以下。關於光武帝時期與羌人的關係中馬援的作用，見《後漢書》卷二四，第835頁以下。又見本書第6章《羌》的有關部分。 [121]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140頁以下。 [122]《後漢書》卷一下，第49頁。 [123]中國人以前與南方的關係和向南方推進的情況，見第2章《對外關係》、《外交關係（公元前180一前141年）》、《外交事務和殖民擴張》；第6章《南越》的有關部分。 [124]《後漢書》卷一下，第66頁以下；卷二四，第838頁以下；卷八六，第2836頁以下。 [125]關於被假定以這些銅鼓為實例的東山文化，見《古東亞的文化邊境》（愛丁堡，1971），第148頁以下。 [126]《後漢書》卷二四，第844頁。 [127]《後漢書》卷八六，第2849頁；本書第6章《西南》。 [128]與西南貿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實現似乎與唐蒙和張騫有關（《漢書》卷六一，第2689頁　〔何四維：《中國在中亞》，第211頁〕；本書第6章《西南》）。有關這座浮橋的材料，見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196—197頁。 [129]關於南詔，《劍橋中國史》第3卷（劍橋，1979），第444頁（這一卷已譯出，書名《劍橋中國隋唐史》——譯者）。 [130]關於推論和結論，見畢漢斯：《中國的人口統計》，第145頁以下；畢漢斯對米歇爾·卡蒂埃和皮埃爾-埃蒂安合著《中國的人口統計學和制度：帝國時期（公元前2—1750年）的人口統計分析》一文的評論，載《通報》，61：1—3（1975），第181—185頁。 [131]《後漢書》卷一上，第19頁。 [132]《後漢書》卷二四，第830頁。 [133]《後漢書》卷二三，第798—799頁。 [134]同上書，第803頁。竇後為景帝之母。 [135]《後漢書》卷一上，第5頁以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48頁以下；第4卷，第72頁以下（對對立各派的分析，特別見第4卷，第86頁以下，第97、107頁）。 [136]《後漢書》卷一上，第30頁；卷十上，第402頁。 [137]《後漢書》卷一下，第68頁；卷十上，第403、405頁以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4卷，第114頁以下。 [138]《後漢書》卷一下，第71頁。 [139]《後漢書》卷一下，第76頁；卷二四，第842頁；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3卷，第69頁；第4卷，第112頁。 [140]《後漢書》卷十上，第480頁；卷二四，第843頁以下、846頁。 [141]《後漢書》卷十上，第408頁。 [142]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4卷，第122頁以下；瞿同祖：《漢代社會結構》，杜敬軻編（西雅圖和倫敦，1972），第210頁以下。 [143]《後漢書》卷十上，第409頁；卷二四，第851頁。 [144]《後漢書》卷二，第106頁；卷三，第129頁；卷十下，第409頁。 [145]《後漢書》卷三，第136—137頁；卷十上，第411頁以下；卷五五，第1799頁以後。 [146]《後漢書》卷三，第142頁。關於暴室的職能，見本書第8章《九卿》。 [147]《後漢書》卷十上，第416頁。梁統的情況見《後漢書》卷三四，第1165頁以下。 [148]《後漢書》卷四，第165頁；卷十上，第412頁。 [149]《後漢書》卷四，第184頁；卷十上，第416頁以下；卷三四，第1172頁。 [150]《後漢書》卷四，第168頁；卷二三，第812頁以下。 [151]《後漢書》卷四，第171、173、184頁；卷二三，第819頁；卷四十下，第1385—1386頁。 [152]《後漢書》卷四，第181頁；卷十上，第417頁。 [153]《後漢書》卷四，第194頁以下；卷十上，第418頁以下。 [154]《後漢書》卷四，第199頁；卷五，第203、211、216頁；卷十六，第612頁以下。 [155]《後漢書》卷十六，第616—617頁。 [156]《後漢書》卷五，第222、231頁；卷六，第249頁；卷十下，第435頁。 [157]《後漢書》卷五，第240頁。 [158]《後漢書》卷五，第240頁；卷十五，第591頁以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91頁。 [159]《後漢書》卷五，第241—242頁；卷十下，第436頁以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91頁。 [160]《後漢書》卷六，第249頁以下；卷七八，第2514頁以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92頁。 [161]《後漢書》卷六，第252頁；卷十下，第437頁。 [162]《後漢書》卷十下，第438頁以下。關於梁統，見前文。 [163]《後漢書》卷六，第264、271頁。關於梁商和梁冀，見《後漢書》卷三四，第1175頁以下及1178頁以下。 [164]《後漢書》卷六，第274—275頁；卷十下，第439頁。 [165]《後漢書》卷六，第276、282頁；卷三四，第1179頁。 [166]《後漢書》卷七，第287—296頁；卷十下，第440、443頁以下。 [167]《後漢書》卷七，第304頁；卷十下，第444頁；卷三四，第1185頁以下；卷七八，第2520頁以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93頁以下。 [168]《後漢書》卷七，第305、314頁；卷十下，第444頁。關於鄧禹，見前文。 [169]《後漢書》卷七，第316、320頁；卷八，第327頁；卷十下，第445頁；卷六九，第2241頁。 [170]關於宦官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見第8章。關於他們的政治活動，見烏爾里克·尤格爾：《東漢宦官的政治職能和社會地位》（威斯巴登，1976）。關於他們權力的逐步擴大和鄭眾的情況，見《後漢書》卷七八，第2509、2512頁；瞿同祖：《漢代社會結構》，第463頁以下。 [171]關於這些事件，見本章此處注釋；《後漢書》卷六，第264頁。 [172]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95頁以下。 [173]《後漢書》卷七，第319頁；卷八，第328—329頁；卷十下，第446頁；卷六九，第2241頁以下；卷七八，第2524頁以下。 [174]《後漢書》卷八，第333頁。 [175]《後漢書》卷八，第341頁；卷十下，第448頁以下。 [176]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98—101頁；本書第5章《何氏掌權》、《漢朝廷的消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