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第八章 明代中國與新興的世界經濟，約1470—1650年
導言
宋朝（960—1279年）和元朝初期（1279—約1320年），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生產、國內貿易及與「外部世界」的經濟聯繫都發生了急劇的擴張，所達到的水平遠遠超過了已知的中國歷史上以往的一切時代。近年來，研究這一問題的一些學者，如威廉·H.麥克尼爾、J.L.阿布—盧霍德（J.L.Abu-Lughod）、牟復禮，主張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文明，而且也對歐亞大陸的其餘部分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威廉·H.麥克尼爾教授所指出的：
在上億的中國人中增加的新財富開始跨越海洋（很大一部分也沿著商隊的路線）外流，並且給與市場有關的活動增添了新的活力和領域。數十艘，數百艘，也許數千艘航船開始在日本海、南中國海、印度尼西亞群島和印度洋的各個港口之間穿梭航行。大多數航程較短，貨物從最初生產者那裡通過沿途許多貨物集散地分裝轉輸，才到達最終的消費者手中……商品流動的增加意味著更多的人員上下航船，或滯留在集市上，討價還價。[1]
13世紀70年代中期，也就是馬可·波羅開始他在中國長達17年的逗留之時，「商品流動的增加」則意味著大量的中國生絲、絲織品、瓷器及其他物品由船舶，或商隊輸往亞洲各地、東非、中東、地中海貿易區，甚至西北歐的主要市場。[2]然而，緊隨這個有前途的和至少在一些方面看來是極為有利可圖的開端之後，到來的是被R.S.洛佩斯和H.A.米斯基明稱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蕭條」期間的「東方與西方」間貿易往來的銳減。「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蕭條」是指14世紀早期到15世紀末一系列持續性的經濟和貨幣緊縮，它們在這不同時期影響到幾乎整個歐亞大陸。[3]到文藝復興晚期，對於曾經獲得的這一貿易所創造出來的巨額利潤的追憶仍然激發了許多歐洲人重要的「航海發現」。例如，克里斯多福·哥倫布1492年10月從西班牙起航時，他的打算並不是去發現「新大陸」，而是去尋找一條到東亞和香料群島的更短途、更快捷，而且低耗費的航線。正如哥倫布自己在首次到達新大陸後的第9天，即1492年10月21日清楚地寫到的：
……我將航行到另一個大島去，從聖·薩爾瓦多印第安人告訴我的跡象上看，我確信這個島嶼就是日本。他們把這個島嶼稱 為Colba（古巴，他們說那裡有很多大船和海員。從這個島嶼我打算去他們稱為波希澳（Bohio，即希斯盤紐拉[Hispaniola]島）的另一個島……至於其他坐落其間的全部島嶼，我將在通過時去看看，並按照發現金子或香料情況，決定做些什麼。當然，我已經決定去（中國）大陸，去貴色（Quisay，現在浙江省的杭州），而後把殿下您的信呈交大可汗，懇請回復，並攜帶返回。[4]
如同同時代的很多歐洲人一樣，哥倫布已經閱讀過，甚至註解過那些熱情洋溢的記述亞洲和亞洲貿易的13世紀至14世紀的著述，如馬可·波羅，「約翰·曼德維爾爵士」及其他人的遊記。此外，據哥倫布本人說，他可能還受到當時歐洲最偉大的學者之一，佛羅倫薩的地理學家保羅·德爾·波佐·托斯堪尼在15世紀70年代或80年代給他的一些信件和一幅世界地圖的進一步鼓動。托斯堪尼為馬可·波羅親身遊歷所吸引，滿懷激情地描述了亞洲，尤其是中國的財富的商業潛力：
……在這裡，攜帶著貨物的航海者是如此之多，以至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全部航海者人數都不及稱為刺桐（Zaitun，即現在的福建泉州）的著名港口的多……在一個稱為大（汗）的王公的統治下，這裡（中國南部）人口密集、富裕、擁有眾多的省份和王國，數不勝數的城市……（中國）值得拉丁人去探究，不僅因為從這裡可以獲得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巨大財富，如金、銀、各種珠寶和香料，而且因為它的學者、哲學家 和精深的占星家……[5]
哥倫布和托斯堪尼在此仍在談論大可汗，這表明在15世紀晚期有學識的歐洲人所能獲得的有關東亞的知識，大多數已經遠遠過時了。[6]當然，這些知識也非完全不準確的。如同歐亞大陸的其他國家，中國雖然在15世紀中期發生了嚴重的經濟、政治困難[7]，但在1492年哥倫布首次穿越大西洋時，中國經濟和明朝的統治（1368—1644年）正從其早期的困難中迅速地恢復過來。的確，在15世紀晚期，中國仍然是全世界最強的經濟大國。中國擁有也許超過1億的人口、一個具有巨大生產能力的農業、廣泛而複雜的國內貿易網絡，及在每一個品種和每一個方面都要優於已知的歐亞大陸的其他地方。例如，15世紀早期，一個歐洲外交使者在訪問中亞政治和貿易中心撒馬爾罕之後，描述他所看到的中國貨物「是（進口到該城的貨物）中最豐富、最精緻的……因為，震旦（Cathay即中國）的手工藝人以其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聞名於世」[8]。
正如10—14世紀歐亞大陸貿易大擴張時一樣，在「哥倫布時代」，享譽歐洲、中東和亞洲市場的中國貨物仍然是生絲、絲織品、產自江西省景德鎮和福建省德化手工業中心的精美的（有時並不十分精美的）瓷器。[9]今日的中東，有兩個地方仍然收藏著大量的中國瓷器，一個在伊斯坦堡的托普卡皮·薩拉伊博物館；另一處是從阿爾達比勒聖地發掘出來的中國瓷器，現收藏於德黑蘭考古博物館裡。[10]在東南亞、斯里蘭卡、印度、敘利亞、伊拉克、埃及和東非也發現大量的明代瓷器。[11]1960年代在東非工作的一位學者，時常滿懷驚奇地報道說，「在肯尼亞海岸的任何城市」都可以發現從元朝到明朝的大量的「青花」瓷器。[12]還有關於印度西部一些古老的貿易港口的類似的評論：在港口的一些地方「散亂地堆放著晚明的瓷器碎片」[13]。
1461年埃及蘇丹把少許明代青花瓷器作為禮品送給威尼斯的多吉·帕斯奎爾·馬爾皮羅之後[14]，歐洲的首領們也開始熱衷於收集中國瓷器。洛倫佐·德·美第奇在1487年獲得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1498年瓦斯科·達·珈馬從葡萄牙啟程到印度時，他從曼紐爾（Manuel）一世那裡接受了尋找香料、基督教徒和「瓷器」的特殊使命。1499年他的確帶了一些瓷器返回里斯本。同樣，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率領葡萄牙艦隊第二次遠征印度船隊於1501年返回時也帶回了瓷器。在此後的20年間葡萄牙人進一步向東方推進，他們找到的中國貨物是如此之多[15]，以致曼紐爾國王開始把向歐洲王室贈送明朝青花瓷器的禮物作為一項慣例。[16]然而，瓷器並未長久為王室所獨占，1520年，阿爾布雷克特·杜雷爾從一個葡萄牙熟人那得到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到16世紀30年代，在安特衛普和里斯本市場上，明朝的青花瓷器已然很容易見到。[17]
然而，在16世紀前半葉要得到中國的絲綢和瓷器，特別是那些高品質貨物，並不總顯得那麼容易。例如，17世紀早期，一個失望的荷蘭商人談道，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國）並非找不到貨物……而是沒有足夠的錢購買」[18]。他的說法略有誤導，因為在當時，荷蘭已經進口了大量的中國絲綢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19]雖然如此，的確，這時的中國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國產品，正如上面所說，他們寧願收「錢」。事實上，從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早期，中國人想從大多數外國商人那裡得到的是白銀。要了解這一原因及現代早期（約1470—1800年）國際白銀流動在中國海上貿易擴張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須對14世紀晚期明朝貨幣制度建立的特殊環境進行考察。[20]
白銀與明朝的貨幣制度
影響明朝貨幣制度的一個最重要的演變發生在1368年明朝建立以前的將近20年。在14世紀40年代，面對中國的許多地方不斷加劇的經濟困難[21]——其中某些困難與歐亞大陸其他地方的經濟、政治形勢惡化有關[22]，1350年，蒙古人統治下的元朝宣布實行新的貨幣改革，由政府印刷並發行各種新紙幣。由於此時元朝國庫沒有足夠的貯藏，因此，這些新紙幣就不像早期蒙古紙幣那樣可以兌換，或者有貴重金屬、銅幣和絲綢衣物的支持。在這一情況下，加之自然災害、軍事叛亂、瘟疫在中國許多地方蔓延肆虐，新發行紙幣不能維持其武斷指定的價值就毫不奇怪了。到14世紀50年代，紙幣確實變得毫無價值，由此刺激了對優質銅幣和未鑄造為貨幣的金銀的收藏。結果如以下所示，此時銀價急速上升。不到幾年，貸款在中國變得更難獲得，商業活動減慢。14世紀60年代後期，在除了劣質銅幣和誰也不要的、幾乎沒有人願意使用的政府發行的紙幣之外的所有通貨都在急劇緊縮之中，元王朝崩潰了。[23]
明朝初年，與蒙古帝國崩潰相關聯的貨幣問題明顯地動搖著中國人接受政府發行紙幣的意願。例如，由於政府財力仍很虛弱，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的管理機構在14世紀70年代中期發行了自己的紙幣，這些紙幣無疑遭到人們的冷遇。如同元朝晚期一樣，這些明代紙幣無法兌換為金、銀或布帛。如表8-1數據所示，紙幣迅速貶值。
儘管明朝貨幣政策在關鍵問題上已經失敗了，但明朝初期政府仍然繼續發行大量的紙幣，把其中一些作為禮物賜給皇親和貴族，或作為賞賜和俸祿發給政府官員，或作為禮品贈予外國使團和貿易使節。但是，由於紙幣在整個明朝早期一直在貶值，也由於紙幣在中國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毫無貨幣價值，所以人們都儘快把手中的紙幣用掉，這又導致了紙幣進一步貶值。明朝初期政府阻止紙幣貶值的努力，包括周期性地禁止在商業交換中使用銅幣、貴金屬，都未獲成功。因此，雖然在明朝的多數時間中，政府發行的紙幣在有限範圍內仍繼續流通，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經濟生活中紙幣並未占重要地位。至遲在15世紀早期，中國進入了新的貨幣時代，交易時進行稱量的散銀[24]與合法的或非法的銅幣成為貨幣流通的主導形式。
表8-1 1376—1567年明代紙幣與銀的兌換率（每一貫紙幣兌換的銀兩*數）
* 一兩約等於0.0375公斤資料來源：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修訂版（上海，1965年），第671—672頁。
在這一情形下，明朝初期政府對待金銀的開採和銅幣的鑄造的態度就多少令人費解。正如已經提示過的，14世紀中期元王朝的貨幣制度崩潰時，中國的銀價急速上升。[25]例如在1346—1475年期間，金銀比價從1∶10降到1∶4（參見表8-2），中國銀與金的比價比歐亞大陸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
表8-2 1282—1431年中國金與銀的複本位比率
資料來源：全漢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載《新亞學報》，第8卷，1號（1967年2月），第160—161頁。
此時，銀價急劇上升並不僅僅限於它與金的比價上。例如，全漢昇的研究指出：把明初與宋元的大部分時期相比，一個單位的白銀可購買的大米幾乎是原來的兩倍，可換到的絲綢為三倍。[26]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料想明太祖會立即鼓勵開採金銀，特別是銀礦，以支撐其新政府的經濟地位。但是，太祖卻決定推行自己的紙幣制度，而且顯然由於顧慮到他曾親眼看到大規模開採中工人受剝削的可能性，因此在其統治的30年（1368—1398年）年間，他只允許官方有限制地採礦。[27] 14世紀晚期，中國每年銀產量可能從未超過10萬兩（約合3750公斤）。[28]其中一些年份，銀產量也許遠低於此數。由於早期明朝政府勸說中國人使用其紙幣的努力普遍遭到失敗，因此限制採礦政策的最嚴重的後果是遏制了貨幣的增長，並使中國白銀的價格保持在大大高於世界的水平上。
在銅幣方面，明朝初期的政府也未獲得多大的成功。雖然在明太祖1368年登基以前就曾經鑄造過銅幣，但由於生銅的短缺[29]，以及皇帝渴望看到他的新紙幣被接受，因此他和他的謀士都未能充分重視在嚴格的政府監督下，生產一種可靠的、低價值的硬幣的財政和技術方面的細節。有時，早期明朝當局是如此的擔心官方鑄幣會與政府發行的紙幣競爭，以至於他們完全停止了鑄幣的生產，甚至如前面所說，頒布臨時禁令，停止在商業交換中使用鑄幣。雖然這些政策都未獲成功，但它們對流通中的銅幣數量與質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在14世紀後期的各年中，明朝政府發行硬幣最多的年份，據認為剛超過1372年發行的2.2億枚。而在北宋（960—1127年）的一些年間，中國政府發現每年必須生產20億至30億枚銅幣。[30]明政府在這一領域的失策——這種失策從未被太祖的繼任者所改正——可能造成整個明代在全國很多地方優質銅幣供給短缺。由於在一些地區嚴重缺乏銅幣用於低水平的國內交換以及與日本、東南亞的國際貿易，這種短缺導致了前王朝的銅幣的繼續流通及普遍鑄造假幣的局面。同時，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大規模商業交換中對高價值通貨的需要提高了對作為交換媒介的散銀的依賴。[31]
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在1402年篡奪皇位後，極大地推動了將銀作為交換媒介的使用。他不僅積極鼓勵政府控制之下的對外貿易，從而增加了從歐亞大陸其他國家進口白銀，而且廢除了太祖對開採金銀礦的限制政策，在明帝國的許多地方開礦和恢復採礦。正如表8-3的數據所示，這種新政策導致了一個雖然短暫的，但卻十分顯著的結果，每年中央政府以「採礦稅」名義徵收的白銀的數量明顯上升。
表8-3的總數僅反映了官方從採礦得到的收益，而不是總產量，梁方仲、百瀨弘和全漢昇認為官辦礦業及官方認可的礦業所開採的金銀的30％為明政府徵收。「非法」開採的規模雖不得而知，但是在15世紀的前30年，中國開採的大量白銀並未直接流入政府的手中。在當時中國經濟普遍良好及白銀繼續保有高購買力的條件下，這似乎表明有很多新開採的白銀找到了進入一般流通的渠道。證明這個事實的一個跡象是：1436年，明政府決定，允許南直隸的一部分地區，以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省用白銀交稅。[32]這個決定極為重要，因為它意味著以白銀付稅成為官方認可的選擇，只有當允許這樣做的指定地區的市場上有充足的白銀流通，才可能施行這一政策。
表8-3 明政府1401—1520年從國內銀礦業獲得的歲入*
* 1520年以後，明代中國的國內銀礦業沒有可靠的數據。＋ 1401，1435，1441—1443和1450—1454這些年，沒有有關政府白銀收入的資料，因此這些年代的十年期填入的總數下降了，低於實際數；每年平均數是根據可以得到的那些年代的數據估算出來的。從1487—1520年，政府從金、銀礦業得到的收入合併在一起登錄。由於開採金子數量被認為非常少，這裡將總數作為白銀數額列出。資料來源：全漢昇：《明代銀課與銀產額》，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966年9期，第246—254頁。
然而，1436年頒布的納稅替代的規定並不表示明朝的貨幣問題已經解決。相反，表8-3的數據表明，從1430年代開始，甚至在此之前，中國對散銀作為交換媒介的依賴性增加了，這可能是伴隨著國內白銀生產的顯著下降而產生的。[33]在明朝貨幣制度特殊性質的條件下，這種發展自然會對貨幣供給的增長率產生嚴重的相反的影響。王朝貨幣形勢的惡化，既不是由於政府仍然無力生產充分供應的銅幣[34]，也不是因為這些硬幣輸出到日本和東南亞[35]，或者在正統、景泰和天順（1436—1464年）年間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動盪導致了人們對貴金屬的貯藏。[36] 15世紀中期，中國貨幣緊縮的嚴重性也許表現在：儘管開始從日本進口了大量生銅[37]，但是在此時，就是明帝國極其活躍的、善於隨機應變的制假者也難以生產出可被接受的鑄幣。[38]
從15世紀後期到16世紀早期，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形勢有所好轉[39]，與此相伴隨的是貴金屬收藏的減少和國外白銀進口的增加。[40]即使如此，明朝的經濟仍然在嚴重的貨幣緊縮之下運行。紙幣的使用仍然不為中國公眾所接受，政府改革銅幣的企圖大多沒有成功，國內金銀生產較低甚至仍在下降。[41]中國人口的快速增長被認為大約發生在1500年之後[42]，在此條件下，可以預料國家將很快陷入貨幣增長緩慢，甚至由於貴金屬交易中的損耗而導致貨幣緊縮的痛苦之中。這一可能發生的情形，由於繼續製作假銅幣，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或多或少可以可靠地稱之為世界貨幣歷史上的一個「革命」而得以避免了。
中歐和新大陸白銀的採礦及其對中西方貿易的影響
這一革命的第一階段始於15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其時中歐的白銀生產急劇增長。[43]例如，在1460—1530年間，在薩克森、波希米亞、匈牙利和提洛爾白銀的產出上升了大約500％，估計每年達到9萬公斤。在瑞典也記錄了同樣的增長，到1500年，新礦開採「熱」彌補了很多在前60或70年間著名的歐亞大陸「白銀饑荒」期間損失的貴金屬。15世紀的最後幾年，政府的造幣廠遍及整個歐洲，「當可以獲得銀塊來鑄造貨幣這一維持經濟活動的生命源泉之時」，這些造幣廠又恢復了生機。[44]這些發展對中國明代經濟十分重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新開採的歐洲白銀（和銅）有助於刺激和維持歐亞大陸西部的經濟活動，再度容許歐洲和中東的上流社會滿足他們對「東方奢侈品」的渴求。至遲到15世紀90年代，通過在地中海和中東貿易區購買胡椒粉、香料、絲綢、棉花，以及至少那些今天在伊斯坦堡、德黑蘭、巴格達、開羅發現的中國15世紀後期的瓷器，大量的歐洲白銀再度流出。正如一位亞洲制陶術專家指出的那樣，準確地說，在15世紀的最後幾十年，「第二次中國青花瓷器的浪潮席捲近東」[45]。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這股浪潮不久繼續深入到了義大利、葡萄牙和西歐的其他地區。
第二，15世紀後期和16世紀早期歐洲白銀產量的增加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在於，因為它有助於「航海大發現」能獲得經費支持，而「航海大發現」導致了新大陸礦藏財富的發現。最初到美洲大陸的期望是發現金子，而在16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西班牙卻更意外地發現了白銀。發現白銀最主要的地方是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瓜納華托和聖路易斯波多西，以及在上秘魯（現在的玻利維亞）恰卡斯縣的波多西和其他地區。白銀從這些礦區幾乎立即進入國際流通領域。但是，直到大約1550年以後，汞齊化精煉法在整個西班牙美洲傳播開時，白銀產量直線上升，這才改變了世界貨幣的歷史。在上秘魯的波多西，汞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6世紀70年代的初期，並產生如表8-4所示的戲劇般的結果。[46]
到16世紀70年代中期，波多西和新大陸其他礦區的白銀已經由三條貿易通道流入中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從現在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爾科到菲律賓島的馬尼拉。[47]正如J.E.小威爾斯在本卷其他地方所論述的，在16世紀60年代，西班牙人統治了菲律賓，並於1571年以馬尼拉為它的首都。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馬尼拉市發展為新大陸與中國之間生氣勃勃、贏利最高的貿易中心。[48]馬尼拉貿易快速增長的一個跡象是，在馬尼拉居住及貿易的中國人的數目，從1570—1571年的40人左右，升至1588年的大約1萬人，1603年達到3萬人。1573年，中國與西班牙在菲律賓開始直接貿易後僅兩年，兩艘西班牙大帆船滿載中國貨物，包括生絲、絲和棉織品，以及2.2萬多件的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49]
表8-4 1556—1650年秘魯波多西的銀產量
資料來源：H.A.克羅斯：《南美銀塊生產和出口，1550—1750年》，載於J.F.里查茲編：《中世紀晚期與早期現代世界的貴金屬》（德拉姆，北卡羅來納，1983年），第422頁。
在16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期間，迅速增長的中國與西班牙的太平洋貿易成為整個西方世界商人和政府談論的熱點和羨慕的對象。例如，此時正值英國與西班牙之間的外交和貿易關係惡化之時，海盜們，如弗朗西斯·德雷克、湯姆斯·卡文迪什，加緊制定計劃，以捕獲一艘差不多每年都要從阿卡普爾科駛往菲律賓的滿載著白銀的馬尼拉大帆船。[50]海盜們的這類計劃從未成功，但是，即便小有捕獲，也十分可觀。例如，1579年2月，德雷克在現在厄瓜多海面捕獲了一艘西班牙小型海岸船，船上載有1300條白銀[51]，14箱銀幣和數目不詳的金子、珠寶和中國瓷器。[52]卡文迪什的著名的擄獲物是1587年捕獲的西班牙大帆船「聖大安納」號，當時這艘船正從馬尼拉返回阿卡普爾科，船上滿載著中國絲綢、瓷器、金子和其他貨物，據說在美洲和歐洲市場上價值超過200萬比索。按當時的比價，200萬比索大致為6萬公斤白銀。[53]
這些數據給人深刻的印象，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尚不能確定16—17世紀期間中國與新大陸的貿易總值的準確數字。西班牙官方的貿易統計的確存在[54]，但由於做統計的官員本人時常深深地捲入非法貿易，因此數據並不可靠。貿易的早期年代裡情況就已如此了。[55]而在17世紀30年代早期，馬尼拉的一個教堂會議提醒西班牙國王說，除了每年由阿卡普爾科合法地運送到馬尼拉的40萬比索的白銀之外，「可以肯定，還運送來了200萬（比索，大約相當於5.75萬公斤白銀）。運來這麼大數目的白銀，而您的法官和官員們卻加以隱瞞，因為巨額利潤在阿卡普爾科就落入他們手中了」[56]。
如果這些數據是正確的，這就意味著在17世紀30年代早期，從新大陸船運馬尼拉的白銀，也許是合法數量的5—6倍，而此時中國與西班牙的貿易被認為早就跨過了從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早期的高峰時期。如此嚴重的腐敗意味著完全不可能知道，在明朝後期通過菲律賓流入中國的西屬美洲白銀究竟有多少。這一領域最權威的中國學者全漢昇認為，在17世紀早期的好年景時，每年進口的白銀總數價值在200萬至300萬比索（57500—86250公斤白銀）之間。[57]但涉及的數量可能要大得多。1602年，墨西哥的官員稟告西班牙國王，每年從阿卡普爾科用船運往菲律賓的白銀通常為500萬比索（相當於143750公斤白銀），但在1597年，運往馬尼拉的白銀總數達到了1200萬比索（相當於34.5萬公斤白銀）的驚人數額。[58]
第二條西屬美洲白銀運往中國的路線，是從著名的「財寶艦隊」開始的，這些船隊每年從新大陸運送白銀返回西班牙。艦隊中的一些船隻因風暴和海盜搶劫而損失[59]，但是大部分安全到達塞維利亞，在那裡，運來的白銀用於償還西班牙政府的債務和維持王國龐大高昂的軍務費用。這些白銀滲入到一般流通領域，也有助於刺激和維持西歐許多地區從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早期的經濟擴張。根據E.J.漢米爾頓和H.A.米斯基明的開創性工作所得到的表8-5中的數據，表示西班牙在本章所涉及的年間從新大陸進口的白銀。
表8-5 1503—1660年從新大陸運到西班牙的金銀（公斤）
資料來源：哈里·A.米斯基明：《文藝復興時期後期的歐洲的經濟》（劍橋，1977年），第33頁。
在這裡尤其重要的是：在這些年代，有一部分運到西班牙的新大陸白銀被轉運到鄰國葡萄牙[60]，從這裡再運往印度、東南亞和中國，用以購買胡椒粉、香料、生絲、絲織品、金和瓷器。[61]雖然不能得到這些年代的關於中國與葡萄牙直接貿易的可靠統計數據，但據估計，早在16世紀30年代，每年大約有4萬至6萬件中國瓷器從亞洲運到里斯本。[62]到了40年代，據說里斯本的上層人物已身著中國絲服、品嘗著中國茶，按照葡萄牙圖式專門訂購明朝瓷器了。[63]
在16世紀早期，雖然葡萄牙船運到中國白銀的數量相對較少，但大致1550年以後，當新大陸銀的產量開始直線上升時，葡萄牙船運往中國白銀的數量急劇增長了。到16世紀末，葡萄牙人每年大約將6000公斤至3萬公斤白銀運到澳門，這是與現在香港相鄰的葡萄牙在中國海岸的殖民地基地。[64]例如，在1601年，三艘葡萄牙貨船從東南亞駛往澳門，其中一艘在南中國海沉沒，僅這艘船上就裝載著香料和價值1萬公斤白銀的葡萄牙銀幣。[65]兩年以後，荷蘭人捕獲一艘駛往裡斯本的大帆船，船上裝載著1200捆中國生絲和大約20萬件明代瓷器。[66]從最後那個數據來看，當人們聽說在果阿的葡萄牙醫院中病人通常用中國盤子進餐，而16世紀巴西的葡萄牙居民已經普遍使用明瓷[67]，到16世紀80年代，僅僅里斯本的一條街上就至少有六家專門出售中國瓷器的商店時[68]，就不會感到驚奇了。如今，在里斯本的舊聖多斯宮稱為「瓷器室」的牆和天花板上裝飾著的200件大多屬於明代後期的中國青花瓷磚，使人們還懷念著這一中國—葡萄牙貿易的全盛時期。[69]
第三條西屬美洲白銀通往中國的航線，也從每年把白銀從新大陸運到西班牙的財寶艦隊開始。然而，在這條路線上，一部分運達塞維利亞的白銀被船運往阿姆斯特丹和倫敦；從17世紀早期起，從這兩地再由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船運載到亞洲，用以購買胡椒粉、香料、棉花、絲綢和瓷器等商品。[70]邁林克—羅洛夫斯對參與到這一商業活動的中國商人寫道：
（中國人）帶著絲、絲綢、絲線，沉重而質地精美的瓷器、麝香及其他藥材和大量的（「銅」幣）來到萬丹……多虧歐洲人能夠出口面值8里亞爾的（銀）幣……事實上，渴望得到歐洲人的錢，是為什麼在北歐人到來後中國商人增加了船隻裝載量的主要原因。由於他們在萬丹出口裡亞爾，這個小鎮出現銀幣短缺，這表明荷蘭和英國沒有足夠的交換商品以獲得中國商品，特別是絲和瓷器。同時也表明，中國出口到萬丹的貨物也達到很大的規模，除了大量的胡椒粉外，還有昂貴的檀香木、象牙、玳瑁等等。商人們能夠將積蓄的（銀）里亞爾帶回中國。[71]
雖然沿著這條航線運到中國的白銀的總量尚不能確定，但據F.S.蓋斯特拉（F.S.Gaastra）估計（參見表8-6），出口到亞洲的荷蘭白銀最終大多數都落到了中國人的手中。正如邁林克—羅洛夫斯在上述引文中所提示的，在17世紀早期，荷蘭人幾乎在剛剛到達亞洲海域時，就成為與「中國貿易」的熱情的參加者。例如，早在160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就訂購了10萬多件的中國瓷器。[72]到1614年時，據說，阿姆斯特丹一般人已把明代青花瓷器當作「日常之用」[73]。此後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估計它每年在荷蘭售出的中國生絲為3.5萬公斤。[74]
表8-6 荷蘭東印度公司出口到亞洲的白銀的估計（1602—1650）
資料來源：F.S.蓋斯特拉：《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歐洲出口到亞洲的貴金屬，1602—1795》，J.F.里查茲編：《中世紀後期及現代早期的貴金屬》（達勒姆，1983年），第475頁。
明朝後期的日本白銀與中日貿易的擴大
如同表8-7金銀比價間接顯示出來的那樣，16世紀，隨著日本西部新的白銀礦藏的發現，日本銀產量迅速增加。
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早期日本銀產量的迅速增長，部分原因在於幾個軍事領袖如織田信長（1534—1582年）、豐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2—1616年）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統一，後兩人對白銀開採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特別敏感。[75]但是，比政治統一進程更為重要的是，16世紀期間由國外引入日本的冶煉和精煉技術的改進。
表8-7 日本金銀的兌換率（1434—1622*）
* 應該注意到，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儘管日本的金銀產量增加，並且日本從南亞和中國進口黃金，同時大量白銀也從該國流出，但黃金與白銀的兌換率還是提高了。資料來源：上木哲夫、廣三山村：《銀礦與宋幣——從世界視角來看日本中世紀和近代的貨幣史》，見J.F.理查茲編：《中世紀後期和現代早期的貴金屬》（達勒姆，1983年），第346頁。
到1600年，在大多數重要技術上，日本礦工熟悉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掌握的大部分重要技術。[76]雖然不能得到這一時期全日本白銀產量的可信的數據，但據上木哲夫（音）和廣三山村（音）估計，在1560年至大約 1600年期間，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銀平均在33750—48750公斤之間。[77]這個估計也許過高了，但也並非不可能。在此期間，儘管中國政府由於對日本軍事力量感到驚恐而加以干涉[78]，但人們都知道，日本和中國商人把大量白銀從日本出口到中國。[79] 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成為中國與日本貿易的重要的中間商，也參與了中國和日本的商人的交易活動。[80]到16世紀80年代，單是葡萄牙人也許每年就從日本出口了超過15萬公斤的白銀。據說在16世紀末數額仍有大幅度上升。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後，日本白銀出口繼續擴大。該研究領域的日本權威小葉田淳教授認為，17世紀早期的一些年份，日本、中國、葡萄牙和荷蘭的船裝運的白銀加在一起，出口額可能達到15萬至18.75萬公斤之間。[81]這個估計經其他專家諸如岩生成一、上木、山村略微修改，而為人們所接受。[82]雖然明朝政府限制中國與日本的直接貿易，但這意味著許多白銀要首先運達澳門、台灣或東南亞，其中大部分最終運進了中國。中國商人熱切地用迅速膨脹的日本國內市場所需要的絲、絲棉織品、瓷器、黃金和其他商品來換取白銀。日本國內市場增長情況的某些跡象，可以從以下事實反映出來：從16世紀後期到1630年代早期，日本人每年進口的生絲——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估計從6萬至9萬公斤增至28萬公斤。[83]這一數據有助於解釋喬·羅德里格斯神父的陳述。羅德里格斯神父是一個著名的葡萄牙耶穌會會員，他從1577年起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直到1610年被德川幕府驅逐。他寫道：
在古代，甚至直到我們來到日本的時期，絲綢的使用是罕見的，而且由於絲綢的匱乏，普通人不使用它，士紳也不穿，領主即使穿也不是經常的……但是自從那時（豐臣秀吉，約1582—1598年）以來，整個王國實現了全面的和平，貿易得到如此的增長，以至於全國都穿上了絲袍；甚至農民和他們的妻子都有絲肩帶，他們中境況較好者甚至有絲袍。[84]
17世紀早期生活在日本並對日本經濟狀況十分了解的一個西班牙商人證實了羅德里格斯的陳述，他說：「（日本）人民穿著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華貴，而且從中國和馬尼拉進口的生絲現在已經不能滿足需要……」[85]
明朝後期影響中國外貿的貨幣因素
如前所述，明朝後期，致使中國人對外國白銀的強烈需求的因素之一是王朝貨幣制度的特殊性質。因為中國的白銀生產不能滿足國內需求，17世紀之初，中國的銀價仍保持大大高於世界水平的狀況。[86]因此，中國商人樂於尋找願意用白銀交換中國商品的外國商人。正如一個西班牙觀察者在1600年記述的，到馬尼拉的中國人惟一想要的就是用白銀交換他們的產品，「因為在交換中，他們不喜歡金子，也不喜歡其他商品與之交換，他們不把任何商品運回中國」[87]。
中國把白銀置於高價地位也有助於解釋此時國外對中國商品的極大興趣。正如J.H.帕里在前些年指出的：「橫跨太平洋的（馬尼拉與阿爾普爾科之間的）貿易在一個高度需要銀條的社會與一個有大量白銀而且銀價便宜的社會之間建立起了直接的聯繫。」[88] 16世紀70年代早期，西班牙人一開始在馬尼拉交易，他們就發現從中國來的商品不但比那些從歐洲來的商品品質優良，而且價格也要低廉一些。例如，在16世紀70年代中期，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得知：在馬尼拉的中國商品的價格如此之低以至於「得到它們幾乎不用花錢」[89]。毫不奇怪，這些商品大多數被船運回新大陸，在那裡它們很快就結束了西班牙商業利益對該地市場的支配。1594年，秘魯總督寫信給馬德里的政府當局說道：
中國商品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如此昂貴，以至於我相信不可能將這種貿易扼殺到沒有一件中國商品在這個國家消費的程度。既然一個男人能讓他的妻子只花200里亞爾（合25個比索）就穿上中國絲綢，他就不會花200比索給她穿西班牙絲綢。[90]
8年後，有一個報道說，利馬的居民身著「最精美和昂貴的絲綢衣服」。「（在利馬）婦女的節日禮服和服裝如此之多，如此的奢華，以致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其他國家能像這樣。」[91]在新西班牙也有相同的情況，在這裡絲綢衣服通稱為「中國波布拉娜（China Poblana）」，成為（而且依然是）墨西哥婦女的「民族服裝」[92]。威廉·L.舒爾茨曾這樣描述幾乎每年從菲律賓到達阿卡普爾科的「中國船」上的貨物：
重要的是……這些是絲綢之船。船上裝的最有價值的貨物是各個製作階段的、各種不同的編織法的和各種式樣的絲綢。有輕軟的薄紗和廣州縐綢……絲絨、波紋綢……華麗的錦緞、粗絲織品，以及用金絲和銀絲織入奇異圖案的重錦緞。船上裝著絲織著裝，有數千雙長襪、裙子、絨胸衣、披風、長袍和晨衣。裝在大帆船船艙里的是絲床罩和絲帷、手絹、桌布和餐巾，以及從索諾拉（Sonora）到智利的各個教堂和修道院宗教儀式上所用的華麗的 禮服。幾乎全部都是中國手工產品。[93]
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給予新大陸製造業沉重的衝擊。例如，西班牙在16世紀早期征服阿茲特克帝國後不久，曾在墨西哥鼓勵生產絲。到16世紀50年代，絲產業被牢固地建立起來了。在16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絲產業有了大幅度增長。然而，16世紀80年代期間，墨西哥絲綢生產者開始遭受嚴重的經濟困難，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來自中國的競爭。
關於菲律賓貿易破壞了墨西哥絲綢文化的觀點，早在1582年時（一個官員）就提出來了，他寫道，因為從菲律賓運來了大量的中國衣服和紗，墨西哥就沒有必要在本國生產絲綢。他寫這個報道時，（中國與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貿易）只開展了不過9年。1573年11月，裝運著中國錦緞、緞及其他各種顏色的絲綢第一次到達（墨西哥）……隨後的幾年間，大帆船帶來了中國的衣物和絲綢，所有貨物都很暢銷。1579年11月，當商人帶著遠比過去多得多的絲綢和衣物返回時，獲得了更高的利潤，貿易迅速增長。[94]
16世紀後期和17世紀早期，馬尼拉貿易增長，而新西班牙的生絲產量持續下降。然而，與此同時，墨西哥織工的絲產品製造業卻明顯地增長了。原因之一是數量越來越多的中國生絲進口到阿卡普爾科，墨西哥和其他工業中心的絲業行會用這些生絲來為西屬美洲，甚至歐洲市場織造多種多樣的絲織品。[95] 17世紀30年代，一個西班牙觀察者甚至宣稱：由於新西班牙國內供應的生絲不能滿足需要，因此與中國的貿易有助於維持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其他城市1.4萬個織工的就業。[96]這些織工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中國人，因為在17世紀30年代中期，有證據顯示，在墨西哥城有一個相當可觀的中國人社區。[97]其他中國人則經過穿越太平洋的長距離航行，定居於新西班牙的阿卡普爾科，或一些重要的採礦中心。[98]
國外白銀與晚明經濟
雖然最近有一些相反的觀點[99]，但似乎並沒有懷疑從新大陸和日本進口的白銀對晚明中國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00]有關這種影響的統計證據可以從明代中央政府在1570年以後記載的白銀收入的陡增中找到[101]，在東南沿海的地方政府徵收白銀的同樣的增長中找到[102]，還可在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早期中國的金銀比價出現的戲劇性的變化中找到。例如，雖然在中國銀對絲、瓷器和其他很多產品的購買力與世界水平相比，仍然保持高水平，但是在1568—1644年間，金銀比價由1∶6擴大到1∶10，甚至1∶ 13。[103]另一方面，在1577年到17世紀20年代早期之間，中國的銀與銅的比價從1∶ 229縮小為大約1∶ 112。[104]這兩個方面的情況說明，這些變化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上面討論過的大量白銀的進口及金塊和銅幣的出口，是明朝與日本、東南亞貿易增長的極其重要的因素。這裡，特別重要的是：與中國的金銀比價的變化相平行發展，新大陸、歐洲、南亞和日本也發生了相似的變化，這就給明帝國逐步融人被稱為「浮現的世界經濟」的論點提供了進一步的根據。[105]
在向整體化邁進的步伐加大的同時[106]，明代中國農業的專業化和商業化程度急劇發展[107]，絲、棉、瓷器產業快速增長[108]，跨地區貿易岩見宏：《動盪的社會》，見田村美造：《最後的東洋式社會》（東京，1968年），第133頁；宮崎市定：《明清時代的蘇州》，第306—320頁；牟復禮：《最近一千年的中國城市史：蘇州的形態和時空概念》，載《賴斯大學研究》29，第4號（1973年秋），第44—45頁。顯著擴大[109]，將大部分土地稅、勞役和超額徵收都折合為白銀支付的所謂「一條鞭法」而廣泛推行。[110]這些發展帶來的影響在長江下游經濟發達地區特別顯著[111]，這些地方的中心都市，如蘇州、松江、嘉興、南京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業已成為中國絲綢業之都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的蘇州，在16世紀後期人口增長迅速，總數超過了50萬，使它也許成為世界最大、而且肯定是最富裕的城市之一。[112]松江附近地區在這些年間的繁榮不是由於絲綢，而是棉花，這種作物自從元朝後期以來就在中國東南部開始種植。16世紀後期，當國內外對棉製品的需求激增時[113]，松江近郊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紡織和貿易。事實上，從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早期，松江的人口像蘇州那樣急劇增加，甚至農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鎮也變為興旺的染色、上漿及相關行業的中心。[114]
最後，正如傅衣凌、吳震強、伊夫林·S.羅斯基、斯波義信、張彬村、林仁川及其他人指出的那樣，與亞洲、歐洲和新大陸的貿易擴張對於中國那些直接捲入了海上貿易的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福建省南部沿海地區一位驕傲的本地人所寫的：
我穆廟時（穆宗，1567—1572年在位），除販夷之律。[115]於 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116]……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117]，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118]
1639年，福建沿海地區的另一位本地人，概述了他關於支持中國繼續參與海上貿易的理由：第一，絲和絲織品在菲律賓和東南亞出售的價格經常是國內價格的兩倍[119]；第二，瓷器和其他中國產品在海外也備受讚譽；第三，大量的失業工匠在菲律賓找到了工作。這個作者繼續解釋到：西班牙人並不打算用貨物來交換商品或服務，而寧可用「銀幣」（銀錢）來支付。[120]他的言外之意是：他相信當這些銀幣進口到中國以後，一般地說，對明朝經濟，具體地說，對福建經濟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雖然外國白銀給中國帶來了確定無疑的利益，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銀塊進口非但未能完全地解決明朝長年的貴金屬短缺問題[121]，而且在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早期，這種進口也促使城市快速增長，放縱了商業投機，以及至少在國內的一部分地區導致了明顯的通貨膨脹。[122]隨之發生的經濟不穩定性由於在這一期間中國商人和生產者日益過分地依賴於貨幣經濟的擴張而加重了。然而，由於國內礦業蕭條，以及中國的銅幣生產仍為一些問題所困擾，因此貨幣經濟自身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白銀的進口以增加貨幣的供應，才能維持工商業和消費者的信心。
在萬曆朝（1573—16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這種依賴並未引起真正的問題，因為日本和新大陸銀礦繼續生產大量的銀，其中相當大部分用於購買中國商品。然而，在天啟（1621—1627年）和崇禎（1628—1644年）年間，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明朝貨幣制度尤為重要的是，中國與西班牙在馬尼拉的貿易在17世紀的前半葉數度中斷。其中幾次中斷是因為荷蘭和英國騷擾攔劫西班牙、葡萄牙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航運而引發的，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此時新大陸銀產量急劇下降。例如，在秘魯的波多西，銀產量在17世紀早期迅速下降（參見8—4表）。此外，到17世紀30年代，水銀的短缺也使墨西哥銀產量陡降。此後，波多西再未從它在17世紀的暴跌中恢復過來，直到明朝崩潰後多年的17世紀60年代，墨西哥的銀產量也未有明顯的增加。[123]
17世紀30年代，當西班牙菲力浦四世努力減少牽涉到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通過新大陸與菲律賓的商品貿易的腐敗現象時，中國經濟和貨幣形勢更加惡化。17世紀30年代早期，菲力浦四世對秘魯與墨西哥之間的商業施加新的限制[124]，1635年，他派遣一個特別督察官到阿卡普爾科監督海關稅務。當所謂的「來自中國的大船隊」中的兩艘船在1636年到達阿卡普爾科時，這個督察官對船上據稱價值80萬比索（合2.3萬公斤銀）的絲綢和瓷器進行估價，估定的價值竟高達幾乎難以置信的400萬比索（合11.5萬公斤銀）。[125]這大大超過有關對從亞洲合法進口到阿卡普爾科貨物的限制，督察官決定進行懲罰，在應對這起企圖詐騙行為負責的人付出高額罰金前，不允許出售這些商品。管制政策推行了若干年，給馬尼拉、阿卡普爾科造成了嚴重後果，而且，由於西班牙國庫也因此喪失了一些關稅，因此給馬德里也帶來了重大影響。幾年後西班牙國王承認：
必須注意的是：[馬尼拉的]市民貿易商品的四分之三慣常是[向中國人]做過保證的，因為迄今為止，這項貿易完全靠賒賬的方式維持；然而……在1636—1637年，由（馬尼拉的）市民於[1636年]運送的[中國人]以賒賬方式售出的商品沒有得到（來自新西班牙）的錢，因此，中國人已不能相信得到償還的承諾了。由於這個原因，[中國人]走了，說他們已經遭受了損失，不願再遭受更多的損失……[126]
不足為奇，已經從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早期所記錄的水平上大大下降了的中國與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貿易，又進一步下降了；在1637年，僅有一艘小帆船裝載著價值微薄的商品從馬尼拉航行到阿卡普爾科。[127] 1638年，由於中國人重新回到市場，兩艘大帆船，其中一艘是菲律賓建造的最大的帆船，從菲律賓海島出發到墨西哥，情況才稍有改善。對那些參與中國與西班牙貿易的人來說不幸的是，那艘最大的船在去阿卡普爾科途中失事，貨物全部損失，許多船員遇難。[128]據說，1638年馬尼拉只有非常少量的白銀，中國人很可能再次以賒賬方式售出他們的商品，這樣，他們在三年內遭受了第二次經濟災難。更壞的消息接踵而來。1639年8月，開往馬尼拉的兩艘大帆船再次失事，據說損失超過50萬比索。[129]17世紀30年代後期從新大陸流往菲律賓進而流到中國的白銀，已從1632年以前的每年總數大大超過200萬比索（57500公斤白銀）的水平減少為涓涓細流了。
1639年後期，馬尼拉的經濟形勢非常嚴重，殖民政府增加新稅以彌補其運轉經費的不足，歐洲人與中國社團之間的緊張關係爆炸了。據說，在1639年11月至1640年3月期間，裝備優良的西班牙人在整個菲律賓殺死了2萬多中國人。[130]不出所料，事態的發展導致1640—1641年間中國與西班牙貿易的中斷。[131]雖然在1642—1643年間，情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1642年澳門的葡萄牙人得知葡萄牙人在歐洲起義反抗西班牙，於是中斷了澳門與馬尼拉的商業關係，這樣又抵消了上述改善。眾所周知，17世紀30年代的一些年份，單單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額就達到150萬比索（43125公斤白銀），因此澳門與馬尼拉貿易中斷的經濟後果對於西、葡雙方及中國都是相當嚴重的。[132]
正如約翰·E.小威爾斯在本卷其他地方討論過的，在17世紀期間，這並不是第一次歐洲政治對澳門經濟的影響。自從荷蘭人於1600年來到亞洲水域，他們就不斷襲擊伊比利亞的船舶，在17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開始擴大對滿剌加和果阿這兩個葡萄牙的殖民地的封鎖。[133]滿剌加於1641年落入荷蘭人的手中，這一變化使葡萄牙從歐洲和南亞進口白銀到澳門更為困難。然而，在17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期間，由於從新大陸運載白銀到歐洲的船隻大幅度減少（參見表8-5），這條航線對澳門和中國的經濟已經遠沒有二三十年前那樣重要了。
此外，大致在1635—1638年之間，葡萄牙迅速提高了其殖民地與日本之間的貿易量及利潤，從而削弱了荷蘭人的這些行動對澳門經濟的影響。導致這種提高的直接原因是1635年德川幕府決定禁止日本臣民和日本船隻從事海外貿易。儘管日本出口的白銀總數下降了[134]，但是，當日本京都、大阪、長崎的商人為了滿足日本的商業需求而尋找其他供給渠道而亂成一團之時，荷蘭人、中國人，特別是葡萄牙人的商業得到了增進。例如，在1637年，葡萄牙的航船將200多萬兩（7.5萬公斤）白銀從長崎運送到澳門，而到1638年，這一數字超過100萬兩。[135]在同一時期，荷蘭和中國商人在日本的貿易也取得了成功，在1637—1638年，他們從日本出口的白銀合起來可能接近，或者甚至超過葡萄牙的總數。[136]無論如何，亞洲經濟和政治歷史的新紀元即將破曉。1637年，日本西南部經濟狀況的惡化導致了所謂的島原暴亂，大約有2萬名日本基督徒及其同盟者起義反抗當地統治者的政策和德川幕府。1638年「基督徒反叛」最終被鎮壓下去，德川幕府決定禁止與葡萄牙人的一切聯繫，指責葡萄牙人支持叛亂並陰謀征服日本。1639年到達長崎的葡萄牙人的航船被禁止卸貨，即使他們運載的絲綢和其他貨物已經由日本商人付過款。此後，直到19世紀，葡萄牙人才被允許在日本進行貿易。
荷蘭和中國商人迅速行動，從上述局勢中漁利，但是他們從日本出口的白銀始終沒有達到1637年葡萄牙、荷蘭、中國三國加在一起的總數。到1642—1643年，日本白銀出口明顯下降，每年低於150萬兩（56250公斤）。[137]無論數據的準確程度如何，這個數字都遠遠低於小葉田淳對17世紀早期中國與日本貿易高峰時每年達400萬至500萬兩（15萬至18.75萬公斤）白銀的估計數。而且，如將這一下降置於馬尼拉商業的蕭條、從新大陸到歐洲運送金銀船隻的減少（參見表8-5），以及荷蘭對滿剌加和果阿的封鎖而導致的貿易中斷的情況下來考察，顯然17世紀40年代早期能夠出口到中國的白銀已大大少於僅僅幾年之前的數字了。
伴隨著因白銀進口下降而引起的問題，又出現了中國銅幣製造的困難。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早期，面對經濟和軍事問題的加劇[138]，明政府試圖通過擴大銅幣生產來改善它的財政狀況。帝國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新的造幣廠，但是，這些造幣廠由於缺乏管理和資金不足，生產的銅幣的質量遠低於政府的希望和預期。而且，在17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經濟狀況惡化時[139]，國內的許多偽幣製造者（其中一些人顯然曾在官方造幣廠工作，或與政府有其他方面的關係）加緊了他們的活動，使劣幣在市場上泛濫。[140]正如表8-8所示，這些劣質銅幣和進口白銀的下降促使將白銀從經濟發達的中國東南地區的市場上逐出。
表8-8 1638—1646年中國東南部1000枚銅錢的幣值
（＋）表示所給出的該年數據的原始資料是不準確的，實際數據很可能稍大於表中的數字。資料來源：葉紹袁：《啟禎記聞錄》，見《痛史》（上海，1911年），18冊，2/6a；張履樣：《桐鄉災異記》，陳恆力編：《補農書研究》（北京，1958年），第325頁。
這種突然出現的對於本章前面所論及的銀價朝著下降的長期逆轉趨勢是很重要的。第一，正如弗蘭克·C.斯普納在20多年前指出的，這種逆轉是17世紀中期影響到西班牙、法國、德國、荷蘭及其他許多歐洲國家的一種國際現象。像中國一樣，西班牙貨幣最不穩定的時期發生在17世紀40年代早期，當時白銀進口下降（參見表8V5），銅幣造假和政府控制貨幣導致了銀對銅幣比價的「驚人的增長」。[141]日本也普遍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在那裡，銀產量下降和政府貨幣政策的改變導致銀與銅交換率在1638—1647年期間迅速擴大。[142]雖然對17世紀從銀「轉換」到銅尚有很多問題有待於研究，但斯普納認為這對早期現代世界經濟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在（16世紀）由於白銀的注入使情況得到好轉之後，17世紀沒有取得同樣的進展……17世紀因為銅而衰弱和煩惱，這時，任何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先前的生命活力和多樣性。」[143]
在中國，17世紀40年代，沒有哪個地方像一度興盛過的蘇州這樣，「生命活力和多樣性」的衰落是如此的顯著。正如一個蘇州本地人早在1642年所寫的：
街道上有無數的瘦弱可憐的乞丐。而且，因為是新年，天氣寒冷、陰雨連綿。春天即將過去，但寒意猶濃。二月滿月之後，陰雨又連綿十幾日。大量的人死於飢餓。每天我都親眼見到有數十具餓殍在王公的地產上埋葬。當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90多個銅錢時，他們沒有任何吃的就毫不奇怪了。城市中大多數住宅都人去房空，只剩斷垣殘壁。肥沃的農田和豪宅都標價出售，但是無人問津。往昔，（蘇州）城曾一度繁榮，其居民奢靡成風。自然盛世之後將緊隨衰敗，但是我從未料到在我有生之年會遇到這些不幸。[144]
這段描述，以及海倫·鄧斯坦、安傑拉·梁和其他人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這些年間，並非所有的蘇州問題都起源於貨幣，其性質也並不完全屬於貨幣方面。實際上，在17世紀30年代後期，特別是17世紀40年代早期，連續不斷的洪災、乾旱和蝗災的打擊，使中國東南部的糧食嚴重減產，加劇了一些地區食物的嚴重短缺。[145]然而，其他因素顯然也助長了「食物短缺」的產生。隨著中國紡織業在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早期的急劇增長，長江下游地區的農業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為了滿足增加的國內和國際的需要，那裡擴大了棉花和桑樹的種植，一個曾是食物自給自足的地區，現在發現它的大量稻穀供應依賴於跨地區貿易。因此就是在本地稻作物收成好的那些年景，南直隸、浙江省北部和其他地區的人們也需要出售桑葉、蠶、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短缺的穀物，支付賦稅和地租，償還附近城鎮債主的貸款。如果他們不能這樣做，或者如果他們用現金購買的穀物價格波動太大，特別是當本地穀物儲備較少時，災難就不可避免了。從下面浙江北部的湖州的記載來看，後一種情況在1640年代早期就已明顯地存在於揚子江流域地區了。據說，在湖州，1640年至1642年間，30％的人口死於「饑荒」和疾病。
今天，養蠶業是湖州人生計的根本。哪裡想得到情況會是這樣，在（1641年）……生絲實際上已一文不值，但桑葉卻很緊缺，價錢高昂。隨後（在1642年），生絲的價格提高了一些，但是桑葉卻出奇的低廉，第二撥蠶又全部損失了。地里未收的第一撥桑葉與第二撥新葉一起僅僅只得到通常收入的一半……湖州人遭受如此不幸，人間的事是多麼不公啊。[146]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松江府附近的棉花生產區。例如，1642—1644年期間，在松江府，棉和棉織品的銀價直線下跌，同時穀物的銀價上升卻超過200％。[147]
這些戲劇般的價格變化可以從幾個方面作出解釋：第一，正如前述，17世紀30年代後期到40年代早期，自然災害和大範圍的軍事行動減少了中國很多地方穀物的產出，並引起穀物價格的上揚。然而，應當記住的是，在整個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早期的期間，實際上，中國的紡織品貿易的每一個階段最終都涉及白銀的交易。從上面討論過的白銀進口急劇下降的情況，以及明政府強行提高的稅率和貴金屬儲藏可能性的增加等方面來看，有理由猜測在17世紀40年代早期，中國經濟發達地區流通中的白銀的數量從早期的水平大幅度下降了。表8-8的數據有助於證實這種猜測；而以下事實也有助於證實：稅收直線下降促使明朝考慮再度採用紙幣，及藉助於西方技術援助來擴大政府的礦業開採。[148]然而，事實證明，這些計劃已不可能實行了，叛亂者的軍隊1644年4月占領北京時，他們發現國庫實際上已空空如也。
從總體上說，國際貿易和貨幣波動對明朝覆滅的影響仍然是一個有相當大爭議的問題。[149]然而，海上貿易和白銀的進口對中國特定地區和晚明經濟的特定部門的重要性仍是不應低估的。[150]正如廣東省的一位學識淵博的觀察者在1647年夏天所寫的：
嘉靖年間（1522—1566年）……（葡萄牙）逐漸滲透到中國邊境，遠至澳門，在這裡他們建立了永久性居所……（並且）獲准每年在廣州進行貿易……（結果）中國和外國商品在廣東自由地流通……
結果，官場腐敗……到了驅使葡萄牙人訴諸於暴力的程度……此後，不再允許他們到廣州……（於是）中國商人不得不帶著他們的商品到澳門交易。這件事發生在1640年。
從此以後，商人再次遭受困苦，商品不再流通，（在廣東的）貿易（實際上）已經停頓……因此，很清楚，澳門人來貿易，廣東就繁榮；他們不來，廣東就受損失。[151]
讀過C.R.博克瑟著作的學者們知道，在1640年以前「澳門人」（葡萄牙和他們的中國代理人）帶到廣州的幾乎全是日本和西屬美洲的白銀。這些年間，經常出入於福建和浙江港口的許多海上貿易者也是如此。由於廣東、福建和浙江省合在一起，人口超過2000萬，而且與南直隸、江西及其他中國發達地區有緊密的商業聯繫，因此這幾個省在明朝後期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海上貿易對經濟的重要性還可以從清朝早期（約1644—1683年）某些政治演變中得到進一步證實。雖然對清朝統治的抵抗持續到17世紀80年代早期，但有證據表明到17世紀4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從上面討論過的一些災難中恢復過來。從17世紀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早期，不僅穀類和商品的價格回復到接近正常的水平，而且海上貿易似乎也得到了重大的恢復。正如一個清朝官員後來評論的：「我仍然記得大約1649年至1650年的歲月，那時……在所有市場上都有外國的商品，人們的交易常常使用外國銀幣。因為這些銀幣在所有的省份流通，隨處可見。」[152]
這種情形並未持續多久，因為從17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期，清朝當局強行清除了東南沿海一帶的幾千個城鎮和村莊，企圖掃除海上貿易——這個新政權的敵人得以建立其繁榮的商業帝國的基礎。雖然掃除政策得到了成功，但卻付出了高昂的經濟代價。正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從17世紀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海上貿易再次給中國沿海地區帶來大量白銀。像明朝後期一樣，大多數進入的白銀又滲入中國內地，從而有助於刺激和維持那些地方的經濟活動。然而，當清王朝禁止海上貿易的旨令在17世紀50年代後期一旦推行，「（外國）銀幣（從流通中）完全消失了。這是財富的源泉已經被堵塞的明顯證據」[153]。
顯然，說海上貿易是中國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的「財富的源泉」是誇大其詞。然而，毫無疑問，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捲入了世界經濟事務。這種捲入被證明是一種禍福結合的幸事，然而，它對於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正如研究這一時期的一位專家指出的：
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由於糧食作物的傳播而使其農業發生轉變的影響，以及深受煩擾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武器和戰爭、瘟疫和產品的影響。在各民族的意識中，無論是中國人、歐洲人，或其他人的意識中，歐亞大陸的民族國家實體仍然使世界保持著分割的狀態，而且直到目前為止仍是如此。但是在許多方面……歐亞大陸的文明和民族國家實體正在變為彼此的回應與對答。[154]
（呂昭河 譯）
* * *
[1]威廉·H.麥克尼爾：《權力的追逐》（芝加哥，1982年），第53頁。另見賈尼特·L.阿布—盧霍德：《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紐約，牛津，1988年），第316—340頁；牟復禮：《哥倫布時代的中國》，見傑伊·A.利文森編：《1492年前後：探險時代的藝術》（華盛頓特區，紐黑文，倫敦，1991年），第337—350頁。有關帝國晚期中國海上貿易研究的重要的新著作，可查閱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1984年、1986年、1988年、1991年）。
[2]羅伯特·薩巴蒂諾·洛佩斯：《元朝時歐洲的中國絲綢》，刊於《美國東方學會雜誌》，第72期（1952年），第72—76頁。羅伯特·洛佩斯、哈里·米斯基明、亞伯拉罕·尤多維奇：《1350—1500年英格蘭至埃及：長期趨勢和長距離貿易》，見M.A.庫克編：《從伊斯蘭的崛起至今的中東經濟史研究》（倫敦，1970年），第93—128頁；哈里·米斯基明：《1300—1450年，早期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經濟》（劍橋，1975年），第126—129頁；埃利亞胡·阿什托爾：《中世紀地中海東部國家貿易的研究》（倫敦，1978年），第4卷，第45—46頁。
[3]羅伯特·S .洛佩斯、哈里·A.米斯基明：《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蕭條》，見《經濟史評論》，第2輯（1962年）第14期，第408—426頁。這篇文章也見於米斯基明：《歐洲的現金、信用和危機》（倫敦，1989年）。另見M.M.波斯坦：《中世紀歐洲北部的貿易》，見M.M.波斯坦、愛德華·米勒編：《劍橋歐洲經濟史》（劍橋，英國，1987年），第2版，第2卷《中世紀貿易和產業》，第240—305頁。最近對於將這一「蕭條」誇大到導致15世紀中葉明朝經濟「崩潰」的程度的觀點進行了有意義的研討，參見阿布—盧霍德：《在歐洲霸權之前》，第340—364頁。
[4]羅伯特·H.富森譯：《哥倫布航海日誌》（坎登，緬因，1987年），第90頁。另見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海洋上的將領：克里斯多福·哥倫布的一生》（波士頓，1992年），第250—266頁；馬丁·科爾克特：《1492年前後的日本：哥倫布與黃金島的傳說》（這裡所說的島嶼，即馬可·波羅遊記中所記述的東方海中的一個到處是黃金的島嶼Cipangu。——譯者注）。見利文森編：《1492年前後》，第305—314頁；J.M.科恩：《哥倫布的四次航行》（倫敦，1988年）。
[5]保羅·托斯卡內利：《1474年托斯卡內利給哥倫布的信》，見唐·奧沙利文：《發現的時代，1400—1550年》（倫敦，紐約，1984年），第97—98頁。另見菲利普·費爾南德斯—阿米斯托：《哥倫布》（牛津，紐約，1991年），第24—44頁；熱維·多爾—內爾：《哥倫布與發現的時代》（紐約，1991年），第76—79頁；戴維·伍德沃德：《地圖及地理空間的合理化》，見利文森編：《1492年前後》，第83—87頁；戴維·摩根：《蒙古人》（牛津，紐約，1986年），第198頁。
[6]「大可汗」術語指中國的蒙古統治者，在托斯堪尼寫信的一個世紀之前，蒙古末代統治者已被明朝的軍隊從中國驅趕出去。關於蒙古人從中國的逐出，參見愛德華·L.德雷爾：《明代的軍事起源》，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劍橋，1988年），第7卷，第88—106頁。
[7]關於該世紀中葉中國問題的細節，參見崔瑞德、泰爾曼·格里姆：《1436—1464年正統、景泰、天順統治時期》，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05—342頁。
[8]拉伊·岡薩雷斯·德·克萊維約：《克萊維約：1403—1406年到帖木兒帝國的使者》，蓋伊·列斯特蘭奇譯（倫敦，1928年），第288—289頁。有關明朝時連接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商隊貿易的更多情況，參見本書由莫里斯·羅薩比編的另一章。另見莫里斯·羅薩比的《中亞商隊貿易的「衰落」》，見詹姆斯·D.特蕾西：《商業帝國的興起：早期現代世界的長途貿易》（劍橋，1990年），第351—370頁。
[9]有關明朝時期中國手工藝產品的詳情，參見本書馬丁·海德拉的章節。
[10]約翰·亞歷山大·波普：《14世紀的青花瓷器：伊斯坦堡托普卡皮·薩拉伊博物館的一批中國瓷器》（華盛頓特區，1952年）；和他的《阿爾達比勒聖地發現的中國瓷器》（華盛頓特區，1956年）。儘管在1574年，一場奧斯曼宮殿的大火使「大量的瓷器」損失了，但今天仍有超過8000件中國瓷器屬於伊斯坦堡的托普卡皮收藏品。這些瓷器中很多都是明朝時的。德黑蘭的收藏品超過1000件，沒有一件的日期是1612年以後的。參見瓊·麥克盧爾·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紐約，1986年），第18頁。
[11]東南亞的中國瓷器，參見約翰·S.蓋伊：《9到16世紀東南亞的東方陶瓷貿易》（新加坡，1986年）。關於斯里蘭卡和印度，參見巴茲爾·格雷：《中國對印度的瓷器出口》，見《東方的陶製品學會學報》，36期（1964—1966年），第21—36頁；約翰·卡斯韋爾：《中國與伊斯蘭：印度和錫蘭沿海調查》，見《東方的陶製品學會學報》，42期（1977—1978年），第25—45頁；弗蘭克·珀林：《歐亞結合部的財政制度和商業活動：1500—1900年的比較思考和結構思考》，見漢斯·波爾編：《1500—1800年歐洲人的世界大發現和它對前工業社會的經濟影響》（斯圖加特，1990年），第264—265頁；關於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參見喬治·T.斯坎倫：《埃及與中國：貿易與仿製》，見D.S.理查茲編：《伊斯蘭與亞洲的貿易》（費城，1970年），第90—91頁、第95頁注24；約翰·卡斯韋爾：《中國、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青花瓷》，見約翰·卡斯韋爾編：《青花瓷器：中國瓷器和它對西方世界的衝擊》（芝加哥，1985年），第30—34頁；關於東非，參見內維爾·奇蒂克：《基爾瓦：東非海岸的一個伊斯蘭貿易中心》（奈洛比，1974年），第240—241、244頁；詹姆斯·S.柯克曼：《作為印度洋貿易和文化的一個因素的肯尼亞海岸》，見米歇爾·莫拉特編：《東方和印度洋商業的社會和公司》（巴黎，1970年），第247—253頁。
[12]柯克曼：《肯尼亞海岸》，第248頁。
[13]珀林：《財政制度和商業活動》，第265頁。
[14]約翰·埃斯頓編：《青花瓷：其起源及西方影響》（波士頓，多倫多，1987年），第1頁。
[15]在安德魯·科薩里斯1515年到滿剌加的旅行中，對發現的中國瓷器及「絲和包括全部種類的緞製品，諸如花緞、緞和極其濃艷的錦緞」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引自G.F.哈德森：《歐洲與中國》（倫敦，1931年），第203頁。
[16]伊爾達·阿雷茲、瑪麗亞·阿澤維多·考丁霍·瓦斯孔塞羅斯·伊·索薩和傑西·麥克納布：《葡萄牙和瓷器》（里斯本，1984年），第14—16頁。
[17]D.F.倫·斯切爾里爾：《中國瓷器的出口》（紐約，多倫多，倫敦，1974年），第46頁。另見瓊·米歇爾·馬辛：《追求舶來品》，見J.A.利文森編：《1492年前後：探險時代的藝術》（華盛頓特區，1991年），第115—119頁。關於葡萄牙與安特衛普在16世紀早期的商業聯繫，參見費爾南德·布勞代爾：《對世界的透視》，錫安·雷諾茲譯（紐約，1984年），第137—157頁。
[18]引自費爾南德·布勞德爾：《貿易的轉動》，錫安·雷諾茲譯（紐約，1983年），第221頁。另見安東尼奧·德·莫爾加在其《16世紀末期的菲律賓群島、摩鹿加群島、暹羅、柬埔寨、日本和中國》，亨利·E.J.斯坦利譯（倫敦，1868年），第340頁。
[19]C.L.范·德爾·皮基爾—凱特爾編：《1613年維特—里烏裝載的陶瓷製品》（阿姆斯特丹，1982年），第8—10頁。
[20]關於明朝貨幣制度的更詳細的討論，參見本書馬丁·海德拉所寫的章節。
[21]關於這些困難，參見牟復禮：《明朝的興起，1330—1367年》，見牟夏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18—47頁。
[22]在此時，發生在歐亞經濟中的諸多困難中有一系列強烈的貨幣波動，在14世紀40年代期間，這些波動對西歐、中東、南亞和東亞商業活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雖然尚不明白這些波動的根本原因，但是卡洛·西波拉曾提出，至少部分原因也許與在中亞一些地方爆發的通常所說的「黑死病」相關，年代正好在1346年之前。此時，黑死病不僅中斷了歐亞大陸的國際貿易，而且也可能嚴重地影響土耳其斯坦、費爾干那、布哈拉的金銀礦業。關於14世紀中期歐洲的貨幣困難，特別是佛羅倫薩這一與亞洲有著特別緊密貿易聯繫的城市的困境，參見卡洛·西波拉：《14世紀佛羅倫薩的貨幣政策》（伯克利，洛杉磯，倫敦，1982年），第1—46頁。關於14世紀中期南亞同樣的問題，參見塔潘·拉雅恰杜里、伊爾凡·哈比布編：《劍橋印度經濟史》（劍橋，1982年），第1卷，第93—101頁。
[23]同其他許多前現代社會一樣，在中國，帝國晚期經濟和政治狀況的惡化通常導致劣幣的鑄造。元朝晚期也不例外，不但偽造者，而且反政府的造反者都生產大量的劣幣。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修訂版（上海，1965年），第570—571頁。
[24]其原因並不完全清楚，但是它反映了國家對幾個關鍵的經濟生活要素的控制還不完善。在中國，前現代時期的政府除了最重要的禮儀目的外，很少鑄造金幣和銀幣。在帝國晚期，散銀的基本單位是兩（約等於0.0375公斤），它比黃金更適於作為交換媒介。然而，白銀以不同重量、不同純度的銀塊進入流通，迫使人們要頻繁地依靠「錢鋪」、「銀鋪」、「銀匠鋪」的試金師來保證支付的金屬的質量。參見楊聯陞：《中國的貨幣和信用簡史》，第2次印刷（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1年），第79頁；喬·克里布：《中國貴金屬貨幣的歷史考察》，見《古錢幣史》，第7冊，1979年19號，第185—209頁。
[25]雖然14世紀中葉中國銀價上升的準確時間尚待確定，但是，同樣重要的是，佛羅倫薩銀價較小幅度上漲的時間被定為1345—1347年，而開羅則是在1339—1347年之間。至少有一個學者認為，義大利和埃及的貨幣波動起源於「遠東或者中東」某地的未知事件。參見奇波拉：《14世紀佛羅倫薩的貨幣政策》，第15、19—20頁。對元朝後期銀價上漲的傳統解釋是，蒙古人於1368年從他們的首都大都逃跑時，攜帶大量的金屬回到蒙古。然而，由於在1368年前的很長時期內，元朝財政的金銀儲存量就很少，蒙古人只能帶走他們能夠帶走的黃金和白銀，似乎有理由推測此時國際白銀的短缺，及由於國內經濟和政治不穩定而導致的白銀貯藏，才是中國銀價上漲的更可信的解釋。
[26]全漢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載《新亞學報》，第8卷，1號（1967年2月），第163—168頁。
[27]《明史》，第7卷，第1970頁；和田清編：《明代食貨志譯註》（東京，1957年），第2卷，第777—779頁；百瀨弘：《明代產的白銀和外國銀》，見《青丘學叢》，第19卷（1935年），第93頁。
[28]全漢昇：《明代銀課與銀產額》，見《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966年第9期，第246—254頁。對於明代中國早期採礦活動的水平的不同的解釋，參見本書馬丁·海德拉撰寫的章節。
[29]關於生銅的短缺，參見《明史》，第7卷，第1962頁；參見陳綸緒：《明朝的興亡》（諾曼，俄克拉荷馬，1982年），第132頁。關於明代中國的銅礦業和銅幣，另見本書馬丁·海德拉撰寫的章節。
[30]黃仁宇：《16世紀明代中國的稅收與政府財政》（劍橋，1974年），第75頁。
[31]明代雖然流通著少量的散金，但這主要用作貯藏，而不是交換媒介。
[32]關於這一決定的背景，參見陳學霖：《建文、永樂、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294—298頁。參看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52—53頁。
[33]對於這一點的不同解釋，參看本書馬丁·海德拉撰寫的章節。
[34]從15世紀30年代到15世紀後期，政府沒有生產任何錢幣。參見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75頁。
[35]新近關於這種進口的討論，參見上木哲翁（音）、廣三山村《銀礦和宋代的錢幣——在國際視角下的中世紀和近代日本的貨幣歷史》，見J.F.理查茲編：《晚期中世紀和早期近代的世界貴金屬》（達勒姆，北卡羅萊納州，1983年），第336—346頁：約翰·K.懷特莫爾；《13—18世紀越南與東亞的貨幣流動》，見J.F.理查茲編：《晚期中世紀和早期近代的世界貴金屬》，第363—370頁。
[36]關於此時的經濟和政治動盪，參見崔瑞德和格里姆：《1436—1464年，正統、景泰和天順統治時期》，見牟復禮、崔瑞德：《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09—337頁。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歐亞大陸其他地方有同樣的困境相關，尚需進行全面的研究。
[37]關於此時中一日外交和商貿關係，參見田中長男（音）：《日本與海外國家的關係》，見約翰·惠特尼·霍爾和豐田編：《室町時代的日本》（伯克萊，洛杉磯，倫敦，1977年），第168—171頁；河添彰二（音）：《日本與東亞》，廣三山村（音）編，G.卡梅倫·赫斯特譯：《中世紀日本》，第3卷；《劍橋日本史》（劍橋，倫敦，1990年），第423—446頁。
[38]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76頁。
[39]關於這一時期，參見牟復札：《成化和弘治統治時期，1465—1505年》，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41—402頁。另見威拉德·J.彼得森：《方以智和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紐約、倫敦，1979年），第70—71頁；約翰·梅斯基爾譯：《崔溥日記：渡海漂流記》（圖森，1965年），第93—94頁。
[40]正如以下討論的，在15世紀晚期到16世紀早期，歐洲白銀產量有相當可觀的增加。一部分增加的白銀立即就被用於歐洲、中東、亞洲之間的國際貿易。因為實際上白銀全部都被熔化和澆鑄成錠銀，有多少歐洲白銀最終流入中國無法估計。不過，至少有一枚15世紀威尼斯人的銀幣（格羅索）在廣州的一個年代考訂為1480年代末或者1490年代初的墳墓里發現。參見約翰·U.內夫：《1450—1618年中歐銀的生產》，載《政治經濟雜誌》第49輯，1941年8月第4期，第575—591頁；夏鼐：《揚州拉丁文墓碑與威尼斯銀幣》，載《考古》1979年6月第6期，第532—537頁；M.斯卡帕里：《中國發現的十五世紀威尼斯銀幣》，載《考古》1979年6月第6期，第538—541頁。
[41]參見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243頁。參見全漢昇：《明清時代雲南銀課與銀產額》，載《新亞學報》1976年3月第11期，第65—66頁：表8-3。
[42]關於這一人口增長，參見本書馬丁·海德拉寫的章節。
[43]內夫：《中歐銀的生產》，第575—591頁。
[44]哈里·A.米斯基明：《1460—1600年歐洲文藝復興晚期的經濟》（劍橋，1977年），第32頁。
[45]卡斯韋爾：《中國、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青花瓷》，第31頁。另見彼得·斯珀福特：《歐洲中世紀的貨幣及其使用》（劍橋，1988年），第367頁。關於此時歐洲和中東可供使用的白銀的增加，哈里·薩希里奧魯曾寫到：「在現代初期的開端，歐洲經濟發展的提高，刺激新的大銀幣的鑄造。奧斯曼帝國隨即在1470年把重達10.14克的大銀幣引入了流通……」參見薩希利奧格魯：《奧斯曼貨幣史上的國際貨幣作用和金屬流動》，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271頁。關於此時從歐洲出口到埃及的白銀，參見弗雷德里克·C.萊恩：《威尼斯和歷史》（巴爾的摩，1966年），第299頁。
[46]彼得·巴克韋爾：《西屬美洲殖民地的礦業》，萊斯利·巴塞爾編：《拉丁美洲殖民地》，載《劍橋拉丁美洲史》（劍橋，1984年），第2卷，第108—149頁。彼得·巴克韋爾：《紅山的礦工：1545—1650年波多西的印第安人勞工》（阿爾伯克基，1984年），第13—26頁。有關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早期波多西經濟狀況的有價值的概要，參見約翰·林奇：《1598—1700年的西班牙與美洲》，載《哈布斯堡王室統治下的西班牙》，第2卷，第2版（牛津，1981年），第231—244頁。
[47]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獻較為豐富。中文著作參見全漢昇在其《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4年，第1卷，第417—473頁）中的三篇優秀研究論文。全教授在其英文論文《晚明至清中期中國與西屬美洲的絲綢貿易》中歸納了他的發現，見勞倫斯·G.湯普森：《亞洲研究：賀陳受頤教授75歲壽辰文集》（舊金山，1975年），第99—117頁。有關最近更多的英文論著的研討，參見克羅斯：《南美洲塊銀生產和出口》，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412—413頁；約翰·J.德派斯克：《1590—1800年新大陸的白銀，卡斯提與菲律賓》，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425—445頁；尤金·萊昂：《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載《國家地理》，第178卷，1990年9月第3號，第3—37頁；威廉·M.馬瑟斯：《受孕聖母》，載《國家地理》，第178卷，1990年9月第3號，第38—53頁。
[48]除本書威爾斯寫的章節外，另見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1963年）；陳綸緒：《16世紀晚期到1603年的中國與菲律賓關係》，載《菲律賓研究》，1978年第24期，第51—82頁；王賡武：《沒有帝國的商人》，見特蕾西編：《商業帝國的興起》，第400—421頁。陳教授的著作以英文出版，並作了一些修改，標題為《16世紀菲律賓的中國人社區》（東京，1968年）。最近有關馬尼拉的中國與西班牙貿易的著作，參見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1987年），第188—192頁；另見他的《16—17世紀福建私人海上貿易》，E.B.費米爾編：《福建省在17—18世紀的發展與衰落》（萊頓，1990年），第163—215頁；張彬村：《晚明福建的海上貿易與地方經濟》，E.B.費米爾編：《福建省在17—18世紀的發展與衰落》（萊頓，1990年），第63—81頁。
[49]當時和之後的大量瓷器還能夠在現在新大陸的教堂和其他公共建築的陳列中發現。參見萊昂：《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第31頁；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第35—84頁。
[50]關於馬尼拉大帆船的重要材料可見威廉·L.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紐約，1939年）；C.R.博克瑟：《1530—1730年從西屬美洲流到遠東的白銀的啟示》，載《菲律賓研究》，1970年第18卷，第457—468頁；O.H.K.斯帕特：《西班牙紅顏料》（倫敦，1979年），第176—291頁；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揮霍者與窖藏者：1550—1750年西屬美洲白銀在世界的分配》（新加坡，1989年），第23—25頁。
[51]雖然還不知道這些銀條的重量，但在1985年發現的17世紀西班牙沉船「紐斯特拉·塞諾拉·德·阿托恰」號護衛帆船上的銀條每條重70磅。參見羅傑·C.史密斯：《西屬美因河的寶船：伊比利亞—美洲的海上帝國》，見喬治·C.巴斯：《美洲的船隊及海難》（倫敦，1988年），第94頁。
[52]當時德雷克得到的瓷碗中的一個可能現在收藏在紐約都市博物館。見傑維斯·傑克遜—斯托普斯編：《英國的珍寶館：500年的私人資助和藝術收藏》（華盛頓，1985年），第209頁。
[53]威廉·L.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305—308頁。按照全漢昇、李龍華編匯的數據，在這時，明代中央政府每年白銀收入總數大約為14萬公斤。參見全漢昇、李龍華：《明中葉後太倉歲入銀兩的研究》，第136—139頁。
[54]這些統計已經被皮埃爾·喬努發現，見他的著作：《伊比利亞人的菲律賓和太平洋》（巴黎，1960年）；德帕斯克：《新大陸的白銀，卡斯提與菲律賓》；另見沃德·巴雷特：《1450—1800年世界塊銀的流動》，見特蕾西編《商業帝國的興起》，第248—250頁。
[55]例如，參見《皇室檢查官給皇帝的信》，見E.H.布賴爾、J.A.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俄亥俄州克利夫蘭，1903—1909年），第11卷，第86—119頁；伍德羅·博拉：《早期墨西哥與秘魯的殖民地貿易》（伯克利，洛杉磯，1954年），第120、124—125頁。
[56]《教會市政廳給菲利浦四世的信》，見E.H.布賴爾、J.A.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4卷，第254—255頁。
[57]全漢昇：《明清期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1卷，第444頁。約翰·林奇引用與全漢昇相同的資料，同意這個數據是可能的。參見林奇：《哈布斯堡王室統治下的西班牙》，第2卷，第244—246頁。
[58]博拉：《早期墨西哥與秘魯的殖民地貿易》，第123頁。另見德帕斯克：《新大陸的白銀，卡斯提與菲律賓》，第436頁；C.R.博克瑟：《西屬美洲流到遠東的白銀的啟示》，第457—468頁。在17世紀30年代，一個在馬尼拉的西班牙官員寫道：「中國國王能夠用從秘魯運到中國的銀條來建造白銀宮殿……這些白銀（在阿卡普爾科）沒有登記。」這個官員繼續說道：「中國王國里商品如此充裕，（中國人）在商業中如此精明，如此熱衷於追求利潤，以致他們知道英國人、荷蘭人需要多少商品，在日本總的可以賣出多少。而且，他們是如此的精確，一個裁縫只要看一眼一個人的體形後，就可確定做衣服需要多少布料。他們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我們。他們知道每年僅有兩艘船航海（從菲律賓到新西班牙），在馬尼拉的中國人居住區，他們通常存有裝載這些船舶的必要數量的貨物。」參見唐 ·赫羅尼墨·德 ·巴紐洛斯 ·卡里洛：《菲律賓群島的關係》，見E.H.布賴爾、J.A.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71、79頁。應予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西班牙船通常是當時在世界各地服務的船中最大的船。
[59]關於失落的金銀運輸船，見史密斯：《西屬美因河的寶船》，第85—106頁。有趣的是很多這樣的船除了主要的貨物白銀外還裝載了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其中包括一艘1641年在西班牙北部海面沉沒的轉用為商船的「拉·康塞普肯」號帆船。這些中國貨很有可能是裝載在中國船上從中國運送到馬尼拉，再用「阿卡普爾科大帆船」從馬尼拉運到科，最後再用騾車由阿卡普爾科運到墨西哥東海岸的韋拉克魯斯。眾所周知，「拉·康塞普肯」號阿卡普爾1641年6月從韋拉克魯斯駛向西班牙，在哈瓦那停泊後，於當年10月份觸礁沉沒。1991年8月，聖多明哥的拉斯·卡薩斯·里阿斯博物館（Museo de las Casas Reales）展出了在該船上發現的明朝瓷器以及一條金手鍊，博物館管理員認為，那條手鍊做工很精細，肯定出自中國工匠之手。
[60]這一時期中歐的白銀也被船運送到里斯本作為國際貿易的支付手段。布勞代爾描述說，到1508年，歐洲的「白銀（通過安特衛普）為了葡萄牙人的巡迴貿易的利益而消耗殆盡」。我們在這裡說到的巡迴貿易就是葡萄牙新開發的與亞洲的貿易。見布勞代爾：《世界的透視》，第148—150頁。
[61]C.R.博克瑟：《16、17世紀作為宗教、商業港口的澳門》，見《亞洲學報》1974年第26號，第70頁。這一時期從中國流出的黃金，見全漢昇《明中葉後中國的黃金輸出貿易》，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第2部分，1982年，第213—225頁。
[62]阿雷茲：《葡萄牙和陶瓷》，第18頁；瓊·麥克盧爾·馬奇：《中國風格的西班牙青花瓷》，見約翰·卡斯韋爾編：《青花瓷器：中國陶瓷和它對西方世界的衝擊》（芝加哥，1985年），第43—44頁。
[63]阿雷茲：《葡萄牙和陶瓷》，第16—17頁。
[64]C.R.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里斯本，1959年），第62—64頁；C.R.博克瑟：《遠東的費達爾戈人》（海牙，1948年），第6頁；傑弗里·帕克：《歐洲現代金融的萌發》，見卡洛·西波拉編：《豐塔納歐洲經濟史：16—17世紀》（格拉斯哥，1974年），第528頁。明代晚期葡萄牙人在澳門的作用，見本書約翰·E.小威爾斯寫的章節。
[65]C.R.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第62—64頁。
[66]克里斯托夫·格拉門：《荷蘭與亞洲的貿易：1620—1740年》（海牙，1958年），第112—113頁；阿雷茲：《葡萄牙和陶瓷》，第18頁。
[67]從亞洲返回葡萄牙的船隻經常在巴西停靠補充給養。
[68]阿雷茲：《葡萄牙和陶瓷》，第16頁。17世紀，在法國的葡萄牙商人也在巴黎郊外的聖日耳曼市場上出售陶瓷。詩人保羅·斯卡隆用詩這樣稱讚道：帶我去葡萄牙人那兒，在那兒能看見新花樣，從中國來的稀奇貨。在那兒能看見灰色的琥珀，亮漆漆過的漂亮玩藝兒，還有精美的瓷器，都來自這個莊嚴的國度，來自這個伊甸園。（引自陳綸緒：《明朝的興亡》，第106頁）
[69]馬奇：《中國風格的西班牙青花瓷》，第43頁。葡萄牙人對中國產品的熱情以及對獲取中國產品的欲望也強烈地感染了歐洲的其他人。1562年葡萄牙大主教驚訝地發現羅馬教皇的餐桌上使用金銀器皿，但他很快就稱讚起瓷器來：「（它是）這麼的精緻，這麼的半透明，就像玻璃或雪花石膏一樣。有時它用藍色裝飾，就像是雪花石和青玉的混合……如此美麗的器皿，著實令人傾倒……」這給教皇留下了相當好的印象，如同全西歐的宗教、政治領袖們一樣，他也為自己訂購了中國瓷器。在17世紀早期，法國、英國的皇室均擁有成套的由葡萄牙在澳門的代理商直接購買的瓷器。見鄧肯·麥金托什：《中國的青花瓷》，第2版（倫敦，1986年），第132—134頁；C.L.范·德爾·皮基爾—凱特爾編：《維特—里烏號裝載的陶瓷製品（1613）》（阿姆斯特丹，1982年），第28頁。
[70]關於這一點，見F.S.蓋斯特拉：《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歐洲出口至亞洲的貴金屬：1602—1795》，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447—467頁；另見亞瑟·阿特曼：《1500—1800年世界金銀塊貿易中的荷蘭企業》（哥特堡，1983年）。
[71]M.A.P.邁林克—羅洛夫斯：《1500年至約1630年期間亞洲貿易及歐洲在印度尼西亞的影響》（海牙，1961年），第246頁。明代晚期在印尼的中荷貿易情況另見利昂納德·布魯塞：《奇怪的夥伴》（荷蘭，多德雷赫特，1986年），以及此卷中約翰·E小威爾斯寫的章節。
[72]麥金托什：《中國的青花瓷》，第135頁；科林·希夫、理察·基爾伯恩：《哈徹號的瓷器貨船》（牛津，1988年），第21頁。在弗吉尼亞詹姆斯鎮附近的英國邊境居民點發掘出的兩隻萬曆年間的青花瓷杯子可能來自葡萄牙商人。這個居住點只在1618—1635年之間被占領過，這表明中國瓷器是以怎樣的速度沿著新的國際貿易路線擴展的。見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第88—89頁。
[73]C.R.博克瑟摘自1614年荷蘭的一份出版物。見他的《荷蘭海上帝國，1600—1800》（倫敦，1988年），第195頁。
[74]格拉門：《荷蘭與亞洲貿易》，第8—10頁。
[75]關於日本16世紀晚期金銀礦開採的情況，日本編年史家有弘志材（1527—1610年後）寫道：「自從豐臣秀吉攝政（1582年）以來，白銀從日本的山區和平原源源不斷地湧出……從前，很少有人見過金子，但現在，任何一個人，甚至莊稼漢、鄉巴佬，不論他是多麼低賤，都掌握著豐富金銀。」引自喬治·埃利森：《十字架與劍：桃山時代歷史範式》，見喬治·埃里森、巴德威爾·L.史密斯編：《軍閥、藝術家與平民：16世紀的日本》（檀香山，1981年），第55頁。
[76]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研究》（京都，1976年），第221—228頁；德爾默·M .布朗：《中世紀日本的貨幣經濟：錢幣使用研究》（紐黑文，1951年），第56—61頁；上木、山村：《銀礦與宋幣》，第346—348頁。
[77]上木、山村：《銀礦與宋幣》，第351頁。
[78]關於這一點的最近研討見蓋傑民：《嘉靖時期，1522—1566年》，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90—505頁。
[79]參看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第59頁；岩生成一：《朱印船與日本町》（東京，1978年），第78頁；林仁川：《福建私人海上貿易》，第181—183頁；王賡武：《無帝國的商人》，第414—419頁。
[80]關於這一領域有許多文獻，英文經典著作有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帆船》；另見喬治·布里安·索薩：《帝國的殘存：在中國及南中國海的葡萄牙貿易和社會，1630—1754》（劍橋，1986年）。
[81]小葉田淳：《16、17世紀遠東的銀的流通》，見《小葉田淳教授退職紀念國史論叢》（京都，1970年），第8頁。
[82]上木、山村：《銀礦與宋幣》，第352頁。
[83]小葉田淳：《江戶初期的海外交易》，見小葉田淳編：《日本經濟研究》（東京，1978年），第526頁：山脅悌二郎：《長崎的唐人貿易》（東京，1972年），第9—11頁；加藤榮一：《閉關政策形成時期的日本與荷蘭的貿易》，載《亞洲學報》，第30號（1976年），第44—47頁；岩生成一：《16、17世紀日本的對外貿易》，載《亞洲學報》，第30號（1976年），第1—18頁；弗朗索瓦·卡隆、朱斯特·斯考頓：《日本和暹羅王帝國紀實》（倫敦，1935年），第51頁；另見奧姆·普拉喀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孟加拉經濟，1630—1720》（普林斯頓，1985年），第118—122頁。
[84]胡奧·羅德里格斯：《日本島國》，邁克爾·庫柏編譯（東京，1973年），第133頁；另見埃里森：《十字架與劍》，第5—56頁。
[85]貝爾納迪諾·德·阿維拉—吉隆引自加藤《日本與荷蘭的貿易》第45頁。這一時期從馬尼拉出口到日本的絲也是來自中國的。與外國特別是與中國的貿易對德川幕府早期經濟的重要作用，見馬里烏斯·B.詹森：《德川時代的中國》（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92年），第25—33頁。據估計大約在1618年前後，有2000—3000名中國商人每年都在長崎做生意。見岩生成一：《日本對外貿易》，第11頁。
[86]這在當時是為歐洲商人所熟知的，正如弗蘭克·C.斯普納記述的：「中國人對白銀的渴求為國際經濟開創了貿易的新紀元。（佛羅倫薩的商人菲利浦·薩塞提）在1586年1月20日寫道，如果沒有這種渴求，『西班牙里亞爾絕對不會上升得如此值錢。在所有的亞洲人中，中國人如同其他地方的人們對黃金一樣地對白銀情有獨鍾』。1588年從果阿來的葡萄牙人杜雷特·戈梅斯也報道說，中國維持了一個 『比世界上任何政權規定的價格都要高的銀價。」見弗蘭克·C.斯普納：《1493—1725年法國的國際經濟與貨幣流動》（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2年），第77頁。
[87]莫爾加：《菲律賓群島》，第340頁；又見林仁川：《福建私人海上貿易》，第207頁。
[88]J.H.帕里：《運輸與貿易路線》，見E.E.里奇編：《16、17世紀擴張中的歐洲經濟》，第4卷；C.H.威爾森編：《劍橋歐洲史》（劍橋，1967年），第209頁；另見博克瑟：《西屬美洲流到遠東的白銀的啟示》，第457—460頁。
[89]《胡安·帕契克·馬爾多納多（給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的）信》，見布賴爾和羅伯特遜：《菲律賓群島》，第3卷，第299頁。
[90]引自博拉：《早期殖民地貿易》，第122頁。
[91]引自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365—366頁。一切都說明了明代瓷器在秘魯也被廣泛使用。中國瓷器的碎片在海拔15000英尺的喀喀湖畔發現。見第369頁；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第43頁。
[92]萊昂：《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第5—7頁。
[93]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32頁。儘管絲和絲織品是開往阿卡普爾科貨船的主要貨物，但是，還是有許多青花瓷被運進了墨西哥，以致瓷器的碎片在稍作加工後也被派上用場，這種碎片被叫做Chiñitas。見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第43—44頁。
[94]伍德羅·博拉：《殖民地墨西哥的絲蠶飼養》（伯克利，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1943年），第89頁。
[95]關於最後一點，見《壓制中國在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絲業貿易的經濟原因》，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2卷，第279—286頁。
[96]胡安·格勞·依·蒙法爾考：《1637年備忘錄資料》，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7卷，第199頁。在日本與印度也存在同樣的情況，當時遠如京都、雷瓦丹達和切烏爾（Cheul）等紡織工業中心的織工至少部分地依靠中國的生絲維持生計。見加藤：《日本與荷蘭的貿易》，第45—50頁；索薩：《帝國的殘存》，第52—53頁；珀林：《財政制度和商業活動》，第264—265頁。今後的研究可能會發現16、17世紀時在歐洲和中東市場走俏的著名的「波斯絲」，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也源自中國。例如奧斯曼法庭在16世紀中期接受過從伊朗掠奪來的戰利品「中國絲織物」。見埃辛·阿迪爾：《蘇萊曼帝國：圖說偉大的蘇萊曼的歷史》（華盛頓特區，1986年），第198—199頁。
[97]1635年6月，墨西哥市裁判所傾聽了西班牙理髮師對中國同行的抱怨。當局作出有利於西班牙理髮師的決定，規定中國的理髮店只能限定為12家，而且必須在郊區。當局還指責中國的理髮師不收西班牙學徒。見霍默·H.達布斯和羅伯特·S .史密斯：《1635年在墨西哥市的中國人》，載《遠東季刊》1，第4號（1942年8月），第387—389頁。
[98]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374頁；馬奇：《西班牙的青花瓷》，第50頁。
[99]見傑克·A.戈德斯通：《17世紀的東西方：斯圖亞特王朝的英格蘭、奧斯曼時代的土耳其和明朝》，載《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30（1988年），第108—109頁。與戈德斯通的意見相反的研討見威廉·S.阿特威爾：《17世紀東亞的「總危機」？》，載《現代亞洲研究》24，第4號（1990年），第661—682頁。
[100]下面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參照了威廉·S. 阿特威爾的《約1530—1650年國際塊銀流動與中國經濟》，見《過去與現在》，第95號（1985年3月），第80—86頁。
[101]1570—1577年間，據報道，明朝中央政府管理稅銀的中央機構太倉庫的年收入從86500多公斤白銀上升至163478公斤還多。應當注意的是，這一增長是明政府（1567年）放寬海上貿易限制，同時也是在中日貿易在長崎（1570年）建立後迅速增長，以及在西班牙與中國的貿易在馬尼拉（1571年）被建立為西班牙在菲律賓統治的首府以後得以切實地開展以後才出現的。到1577年，太倉庫登記收入的白銀幾乎是16世紀60年代最高記錄的兩倍多，一直到明朝末年，每年白銀的收入大概從來沒有低於10萬公斤。當然，其他因素也促成了這種增長，但十分清楚的是明政府這一時期的銀稅的明顯增長與對外貿易和白銀進口的空前增長有直接的關係。進一步的討論，見全漢昇、李龍華：《明中葉後太倉歲入銀兩的研究》，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第1號（1972年），第123—155頁。
[102]16世紀晚期，福建海澄縣的月港成為中國的一個首要港口，這個港口有一個聯繫從日本到東南亞各地的貿易大網絡。大約從1570年到1594年，在海澄作為許可證費和關稅徵收的白銀由每年113公斤上升到了1088公斤以上。現在普遍認為這種增長几乎完全歸因於月港這些年間的對外貿易及白銀的進口。這正表明了日本和西屬美洲的白銀進入了福建的經濟，並最終進入了中國的經濟。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Ⅰ：428；林仁川：《福建的私人海上貿易》，第196—200頁；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235頁。
[103]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714頁。
[104]同上，第715頁。
[105]斯普納：《國際經濟與貨幣流動》，第3—45頁；弗蘭克·珀林：《晚期前殖民時期印度的貨幣使用和通貨媒介形式的國際貿易》，見J.F.理查茲編：《莫臥兒印度的帝國貨幣制度》（新德里，1987年），第249—256頁；伊爾凡·哈比布：《「價格革命」時代的三本位主義體系：銀的流入對莫臥兒貨幣制度的影響》，見理查茲編：《莫臥兒印度的帝國貨幣制度》，第138—170頁；哈里·E.克羅斯：《南美塊銀的生產與出口，1550—1570年》，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398—400頁。
[106]以下在很大程度上參照了威廉·s.阿特威爾：《白銀、對外貿易和晚明經濟》，載《清史問題》3，第8號（1977年12月），第1—33頁。
[107]這是伊夫林·S.羅斯基的文章《華南的農業變化和小農經濟》（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2年）的主題之一；另見何炳棣：《美洲穀物在中國的引入》，載《美國人類學家》57（1955年4月），第191—201頁；何炳棣：《163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9年），第169—195頁；德威特·H.帕金斯：《1368—1968年中國的農業發展》（芝加哥，1969年），第3、6、7章；馬克·埃爾文：《最近一千年的中國歷史：土地占有權模式的變化》，見《近代亞洲研究》4，第2號（1970年），第104—105頁；富路德：《哥倫布的新發現：中國與新大陸》，載《中國歷史研究》8，第4號（1975年夏），第3—14頁。
[108]中國和日本關於討論上述增長的學術論文，見田中正俊：《中國史學界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載鈴木俊、西島定生編：《中國歷史分期》（東京，1971年），第219—252頁；佐伯有一：《日本關於明清時代研究中的商品生產評介的探討及其學說史展望》，載鈴木俊、西島定生編：《中國歷史分期》，第253—321頁；拉蒙·H.邁爾斯：《近代中國棉織手工業和棉織工業的發展》，見《經濟史評論》第2輯，第18號（1965年），第614—632頁；拉蒙·H.邁爾斯：《明清時期經濟組織的若干問題》，見《經濟史文集》，第2號（1974年12月），第77—93頁；克賴·迪特里希：《清初的棉花種植與加工》，見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斯坦福，1972年），第109—135頁；孫任以都：《清代中國的養蠶業和絲織生產》，載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77—108頁；居密：《近代中國早期的棉織品生產與農村社會變遷》，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第2號（1974年12月），第515—531頁；伊夫林·S.羅斯基：《明代的社會和經濟》，載《明史研究》，2（1976年春），第12—19頁。
[109]宮崎市定：《明清時代蘇州輕工業的發展》，見他的《亞洲史研究》4（京都，1964年），第309頁；何炳棣：《長江流域中上游各省的會館分布》，載《清華中國研究學報》新編第5卷，第2號（1966年12月），第121頁；吳震強：《福建南部的農村社會研究，1506—1644》，見《南洋大學學報》，6（1972年），第208—209頁；居密：《棉織品生產》。
[110]毋庸置疑，「一條鞭法」改革的完成與直接從日本、歐洲和新大陸進口白銀有關。首先，大多數重要的早期改革實驗都是在最直接捲入海上貿易的福建和浙江這兩個沿海省份進行的；其次，根據黃仁宇教授的觀點，在16世紀的最後30年間，改革的實施「達到了它的高峰」，而就是在這段時間內輸入中國的白銀開始猛增；最後，「一條鞭法」改革中最有影響的三位改革者海瑞、龐尚鵬和王宗茂都是東南沿海人，因此他們肯定知道當地特殊的貨幣和經濟情況。關於上述幾條，見梁方仲著，王毓銓譯：《中國的一條鞭稅法》（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6年）；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112—133頁。
[111]牟復禮：《南京的變遷，1350—1400》，見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年），第151頁。
[112]關於這一主題的中國及日本文獻汗牛充棟。英文文獻見迪特里希：《棉花的種植與貿易》；居密：《棉織品生產》和馬克·埃爾文：《集貿市鎮及水路：1480—1910年的上海縣》，見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441—473頁。
[113]16世紀後期，「不同種類和質量的中國白棉布」經菲律賓進口到墨西哥。安東尼奧· 達·莫爾加引自鮑林·西蒙斯：《有圖案的中國的絲綢》（紐約，1948年），第25頁。
[114]關於這一主題的中國及日本文獻汗牛充棟。英文文獻見迪特里希：《棉花的種植與貿易》；居密：《棉織品生產》和馬克·埃爾文：《集貿市鎮及水路：1480—1910年的上海縣》，見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441—473頁。
[115]對日本的貿易限制仍然有效，雖然中國的商人經常，甚至習慣於無視這種限制。見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研究》，第284頁及其以後各頁；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第30—31頁。
[116]「東方航路通向呂宋、蘇祿群島和摩鹿加，而西方航路則經由印度支那沿海及馬來半島遠達順達噶喇叭，即後來西爪哇海岸的雅加達。」見布盧塞：《奇怪的夥伴》，第104頁。
[117]一兩約等於0.0375公斤。
[118]周起元為張燮《東西洋考》作的「序」（北京，1981年）第17頁。關於這一段文字稍有不同的翻譯見鄭克誠（音）：《鄭成功的海上擴張與清初的海禁》，見費米爾編：《福建省的發展與衰落》，第225頁；林仁川：《福建的私人海上貿易》，第197—198頁；對明朝後期漳州的英文的深人研究見羅斯基：《農業變化》，第57—100頁；另見張彬村：《海上貿易與地方經濟》，第63—81頁。斯波義信對同時代關於浙江省寧波地區的研究也發現了同樣的發展：「1576年海外貿易的限制解除後，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來的白銀經寧波湧進中國內地。」見斯波義信：《寧波及其腹地》，載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399頁。
[119]無疑，這位作者顯然已經知道，17世紀早期中國的絲綢在日本已經十分暢銷。因為與日本的貿易仍屬非法，所以他可能不願意引起朝廷注意這一點。
[120]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台北，1979年），第6753—6754頁。感謝楊隆章（音）教授提醒我注意這段內容。楊教授與張彬村博士在其未發表的手稿中討論了這段內容，並非常友好地允許我閱讀他們的手稿。
[121]正如威拉德·J.彼得森和黃仁宇所指出的，明代龐大的人口及大規模的經濟表明，不論進口再多也解決不了朝廷鑄幣用金屬長年緊缺的問題。見彼得森：《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第68—70頁；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79—80頁。然而，白銀的進口已足以使這個國家的某些地區完全放棄其他貨幣而採用白銀作為交易的媒介。例如，西班牙奧古斯丁會修士馬丁·達·拉達（1533—1578年）在1575年訪問福建南部時，他「除了[在泉州]及其所屬地方外，沒有看見任何形式的貨幣，那兒（泉州）有一種中間穿孔的帶標記的銅錢……其他任何地方（也包括這兒）買東西時都使用要用秤來稱量的碎銀」。馬丁·達·拉達引自C.R.博克瑟編：《16世紀的中國南方》（棱代爾，列支敦斯登，1967年），第294頁。假設達·拉達神父稍後幾年再到福建，他就可以看見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魯鑄造的比索也在那兒流通了。見莊為璣：《福建南安出土外國銀幣的幾個問題》，載《考古》，6（1975年），第352—355頁；莊為璣：《福建泉州隸屬出土五批外國銀幣》，載《考古》，6（1975年），第373—379頁；吳震強：《福建南部的農村社會研究》，第209頁。
[122]由於明代晚期中國總體上仍處於貨幣化程度不足的狀態，這個國家並沒有經歷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在歐洲、新大陸、中東的某些地區發生的劇烈通貨膨脹。然而，在諸如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大運河沿途這些外國白銀流通相對自由的地方，有證據表明，在16世紀後期和17世紀早期的某些特定的期間發生了明顯的通貨膨脹。見羅斯基：《中國南部農業變化及小農經濟》，第25頁；陳綸緒：《明朝的衰亡：內因研究》（學位論文，哈佛大學，1953年），第97—98、116—117頁；蓋傑民：《1368—1644年明朝統治下的北京》（學位論文，普林斯頓大學，1979年），第144頁及以後諸頁；彼得森：《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第70—73頁。
[123]巴克威爾：《西屬美洲殖民地的採礦業》，第120、144—145頁。
[124]正如伍德羅·博拉令人信服地證明，這項貿易中的一個主要項目是從菲律賓經阿卡普爾科運往秘魯的中國絲綢。見博拉：《早期殖民地貿易》，第122—125頁。
[125]胡安·格勞·依·蒙法爾考，引自安東尼奧·阿爾瓦雷斯·阿布魯：《菲律賓與新西班牙的貿易》，見布賴爾、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30卷，第69—70頁。
[126]引自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30卷，第86頁。
[127]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188、194頁；《馬尼拉財政官給菲利浦四世的一封信，1638年8月31日》，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58頁。
[128]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259頁；《菲律賓群島概況，1638—1639》，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168—171頁。現在失事的船已經找到，並打撈上來。見馬瑟斯的論述，《我們信仰的主》。
[129]《菲律賓群島概況，1639年8月—1640年8月》，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194—196頁。
[130]《中國人的反叛》，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208—258頁。
[131]見喬努《伊比利亞人的菲律賓和太平洋》一書中關於1640—1641年船運數字，該書第157、159頁。
[132]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第135頁，注釋284；另見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132頁。
[133]C.R.博克瑟：《荷蘭海上帝國，1600—1800年》（紐約，1965年），第25—26頁。
[134]對於17世紀日本貿易數字中在以後一些年間白銀出口減少的不同解釋見羅伯特·利羅依·英尼斯：《半開的門：17世紀日本的對外貿易》（學位論文，密西根大學，1980年），第376—432頁。
[135]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第145—148頁。
[136]我的這段陳述是依據岩生成一《朱印船》（第327頁）一書中的有些自相矛盾的資料。岩生成一：《近代日中貿易數據的考察》，載《史學雜誌》62，第2卷（1953年11月），第991頁；加藤：《日本與荷蘭的貿易》，第66頁；奧斯卡·納霍特：《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的關係》（萊比錫，1897年），增刊，第207—208頁。
[137]岩生成一：《朱印船》，第327頁；納科德：《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的關係》，增刊63，第208頁。如同在新大陸的情況一樣，日本白銀出口在這一時期下降的原因是國內白銀產量的下降。對於這一問題的研討及有關書目，見阿特威爾：《對中國和日本「17世紀危機」的考察》，第231—232頁。
[138]這些問題見牟復禮、崔瑞德編：《中國劍橋史》，第7卷，第557—584頁。
[139]雖然超出了本章討論的範圍，但因其重要，還是應該強調指出，這一時期中國的許多經濟問題顯然與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惡劣影響有著密切的關係。對此作出的開拓性研討，見阿特威爾：《對中國和日本「17世紀危機」的考察》，第224—227頁；阿特威爾：《17世紀東亞的「總危機」？》，第671—674頁。
[140]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690—693頁。陳綸緒：《明朝的興亡》，第285—287頁。
[141]斯普納：《國際經濟與貨幣流動》，第50頁。
[142]上木和山村：《銀礦與宋幣》，第355頁。
[143]斯普納：《國際經濟與貨幣流動》，第86頁。
[144]葉紹袁：《啟禎記聞錄》2/10b，引自陳綸緒：《明朝的興亡》，第235—236頁。
[145]海倫·鄧斯坦：《晚明流行病初步探討》，見《清史問題》3，第3號（1975年12月），第1—59頁；安吉拉·梁：《明清中國有組織的醫學：長江下游地區國家及私人的醫療機構》，載《晚期中華帝國》8，第1號（1987年6月），第135—166頁；阿特威爾：《17世紀東亞的「總危機」？》，第671—674頁。
[146]沈氏：《奇荒紀事》，見陳恆力編：《補農書研究》（北京，1958年），第29頁。
[147]居密：《棉織品生產》，第525頁；另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713頁。
[148]計六奇：《明季北略》，4卷本（台北，1969年），第3卷，第337—338頁。楊聯陞：《貨幣和信用》，第67—68頁；彼得森：《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第74—76頁；潘吉星：《晚明中國喬治·阿格里柯拉的〈礦冶全書》的傳播》[Georgius Agricola，即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George Bauer），Georgius Agricola是其拉丁文譯名。——譯者注]，見《通報》，77（1991年），第108—118頁。
[149]參見戈德斯通《17世紀的東西方》和馬丁·海德拉寫的本卷第9章。
[150]以下在很大程度上引自阿特威爾：《17世紀東亞的「總危機」？》，第677—680頁。
[151]佟養甲，引自《文獻叢編》（北京，1930—？），集，第24卷，第19b頁；另見傅樂淑：《中國西方關係文件匯編》（圖森，1966年），第2卷，第7頁。
[152]慕天顏：《請開海禁疏》，見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台北），26編，14b，第966頁；另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2卷，第514頁。
[153]慕天顏：《請開海禁疏》26編，14b，第966頁；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2卷，第514頁；岸本美緒：《康熙朝的蕭條及清代早期的地方市場》，載《近代中國》10，第2號（1984年），第227—256頁；漢斯·烏爾里奇·沃格爾：《中國中央的貨幣政策，1644—1800年》，載《晚期中華帝國》8，第2號（1987年12月），第2—3頁。
[154]牟復禮：《元代與明代》，見K.C.張光直編：《中國飲食文化：從人類學和歷史學角度的考察》（紐黑文，倫敦，1977年），第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