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第五章　明代中國與朝鮮的朝貢關係

中國與朝鮮朝貢關係模式 朝鮮往往被當作中國的朝貢國的典範。與中國的朝貢關係對於朝鮮的政治制度及較高程度文化的發展的重要意義，怎麼說也不會過分。從7世紀初朝鮮的新羅國與唐王朝聯盟之時起，朝鮮就擅長於按照他們的需要來吸收和改造中國的典章制度。稍後，高麗（918—1392年）繼續了這種適應自身的模式，並密切地注視著遼、金、蒙古一個個崛起，又一個個相繼改進朝貢體系。1270年，蒙古征服完成以後，朝鮮被置於帝國的直接控制之下。從此以後，高麗的王子被送到北京接受撫育，娶蒙古公主為妻，蒙古在平壤、雙城派駐騎兵。[1] 在蒙元統治的時代，高麗王族與蒙古皇族聯姻，而某些朝鮮的家庭也因娶元朝高級官員之女而得勢。長期以來，與元朝聯繫對於高麗變得如此之重要，以至於它對14世紀中期元朝的垮台毫無準備。在許多方面，高麗朝的衰亡和1392年朝鮮王朝的興起是與中國元朝和明朝的興替相關聯的，而明代中國與朝鮮的關係的進行是一個很好的典型，通過這個典型可以了解朝貢關係作為政治工具、安全機制及貿易與文化交流的渠道是怎樣服務於各方的。朝鮮通過朝貢和表示順從，預先阻止了中國的干預，從而買得了安全和自治。通過朝貢的付出，朝鮮國王還購得了帝國給予他的正統性和對他的支持。對於中國人來說，朝貢體制意味著朝鮮將如一個屬國那樣行動，不進行威脅，並支持中國在該地區的安全目標。用儒家的話說，當朝鮮接受了中國的小兄弟的地位，那麼互惠的原則就將保證各方的基本利益。 明代中朝朝貢關係的進程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朝鮮努力贏得明政府的信任，這是一個困難的時期。到永樂朝末年，雙方關係是穩定的。朝貢體制運轉相對地順利，直到16世紀最後10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朝鮮向中國告急，請求軍事援助。戰爭給朝鮮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造成深重的災難，並使明王朝衰落。在明王朝日薄西山之際，女真人入侵朝鮮並自行接受朝貢。然而，直到1644年以後很長時間，朝鮮仍認明王朝為正統，保留明朝的曆法和明朝服飾體制。因此，可以說，如果說朝鮮是一個典型的朝貢國，那麼明代的朝鮮就提供了一個運轉中的中朝朝貢體制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明朝與朝鮮關係：第一階段 高麗與明王朝的建立 恭愍（1330—1374年）登基後不久，朝鮮開始就1352年元朝統治的衰落調整政策。和他的前輩一樣，恭愍曾在北京接受培養，隨後回朝鮮為元朝服務。但在他1351年繼任國王后不久，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就開始坍塌了。1354年，被徵調的朝鮮軍隊目睹了元朝軍隊在高郵的失敗。高麗朝廷相信元政權已處於危機之中，瀕臨崩潰。恭愍國王作出反應，切斷與元朝的某些聯繫；清洗了一批朝廷中包括出生於朝鮮的元朝皇后的親屬在內的蒙古寵臣，發布命令不再穿戴元朝的朝服，取消元朝的髮式，不使用元朝曆法。他著手收復元朝容許讓女真人控制的東北土地。 改革的努力因朝鮮內部的一系列問題而受阻。反對派極力抗拒恭愍國王的新政策。日本海盜（倭寇）年復一年侵擾朝鮮海岸；旱魔烤焦了朝鮮的田野；1359年和1360年中國的叛亂蔓延到朝鮮，紅巾軍入侵併攻占京城，迫使恭愍國王只不過是為了收回自己的國土而支付巨額金錢。1365年，在朝鮮已陷入緊迫的財政和行政問題的困境之際，恭愍的王后又死去。經受這一事件後，恭愍國王越來越多地把國事交付給他的佞臣。朝廷中宗派朋黨間爭吵不休。失去切實有效的領導，朝鮮對於中國1368年發生的改朝換代毫無作出切實有效反應的準備。 1368年明王朝建立，恭愍國王的首要義務是向新的明朝皇帝朝貢。恭愍知道他必須這麼做，但他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滿洲大部分地區尚處於還沒有投誠明朝的蒙古人的控制之下。這一局勢使朝鮮的北部邊境失去了抵禦蒙古人入侵的保護。如果按照明朝皇帝的要求與蒙古人斷絕關係，就將在朝鮮的北部邊界招惹麻煩。一心一意忠誠於明朝的要求與維持與蒙古人友好聯繫的需要之間的衝突一直困擾著朝鮮與明朝的關係，直到1387年明朝軍隊最終控制了遼東和滿洲南部才告結束。 起初，恭愍國王的政府竭力保持與明朝和蒙古兩方的友好關係，在維持與蒙古人頭領納哈出（死於1388年）及其在北方邊境的部隊聯繫的同時，又照常向中國人朝貢。然而，與蒙古的關係並不總是和平的，小規模武裝衝突時有發生。1370年，恭愍甚至派遣一支部隊進入遼東以穩定該地區局勢。這一軍事行動造成了兩重損害：不僅沒有制服蒙古人，而且引起了明王朝的強烈反應，明王朝將這一軍事行動視為侵犯。洪武皇帝作出反應，斥責恭愍狡詐不忠，並加強了朝貢的要求。 1374年，恭愍被他自己的太監謀殺。朝鮮不得不向明朝皇帝報告此事，並懇請冊封恭愍的繼承人，一個叫禍（1364—1398年）的王子[《明史·外國一·朝鮮》記載：「顓（恭愍是他死後明朝封的諡號）為權相李仁人所弒。顓無子，以寵臣辛肫之子禑為子，於是仁人立禑。」李仁人，在《李朝實錄·太祖實錄》及《明實錄·世宗實錄》中又寫為李仁任。——譯者注]。通常，冊封新國王只不過是例行公事，但1374年的事件給新國王的朝代蒙上陰影。謀殺恭愍之事需要進行調查，懲辦兇手。更為糟糕的是，謠傳禑實際上不是恭愍的兒子，而是恭愍多年的心腹謀士僧人辛肫（死於1371年）的兒子。使事情更為複雜的是，一位明朝的使者在恭愍死後立即回國的途中也被殺了。謀殺及對禑的出生的懷疑給予明朝充足的理由扣留冊封，直到所有事實真相大白之時。冊封的延遲，迫使國王禑在沒有中國支持的情況下，搖搖欲墜地開始他的統治；正是由於他登上王位導致了與明王朝的摩擦。洪武皇帝通過扣留冊封迫使國王禑乞討明朝的支持，這個行動是用來突出禑虛弱的地位和加劇恭愍死後朝鮮的政治混亂。 如同在他之前的恭愍一樣，國王禑不得不應付北部邊境上的蒙古人勢力，也不得不與蒙古人、明朝保持友好關係。洪武皇帝聽說朝鮮還與納哈出有聯繫，於是進行報復。在14世紀80年代早期拒絕接待朝鮮使者。結果，朝鮮與明王朝關係中斷了若干年。 在1385年之前，國王禑顯示了他即使沒有明朝的支持也能生存下去的能力之後，洪武皇帝才發慈悲，重新接納了朝鮮朝貢，解決辦法是一項交易：明朝冊封國王禑；作為交換，朝鮮一次性付清以往年間未交的貢物，並同意不介入即將到來的明朝與納哈出在滿洲的對抗。 然而，1387年明朝軍隊在接受納哈出投降之時，進一步把中朝邊境地區組編成衛。作為組編的一個部分，明朝將原來蒙古的開原地區編入遼東的衛所體系中，這樣就把朝鮮東北置於明朝的控制之下。這是對朝鮮人的嚴重挑戰，國王禑朝廷中的反明勢力勸說他發布命令進行軍事遠征，以阻止明朝對遼東以外地區的擴張。 1388年國王禑深入遼東的武裝試探是一著錯棋，它成為高麗覆亡和朝鮮王朝（也稱為李朝）興起的催化劑。在李成桂（1355—1405年）的指揮下，軍隊進抵鴨綠江時卻折頭向首都開京進軍。[2]李將軍控制了政府，在利用傀儡國王進行了四年的統治之後，他自立為王，建立朝鮮朝。 明朝與朝鮮之間的衝突顯然是導致朝鮮的高麗、朝鮮兩個王朝興替的一個原因。此外，起作用的因素還有：持續的旱災，無力保衛海岸免遭日本海盜侵害，普遍蔓延的對地租和稅收的不滿，國王禑不能穩定與中國的關係而招致了李成桂的政變。而且，李將軍還得到了朝廷中改革派的決定性支持，改革派反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政策：高麗朝支持佛教集團，維護土地占有家族的權勢、地位和繼續與蒙古人交往。改革者崇尚儒家的經世論，要求鎮壓佛教，改革地租和稅收，根據對才能和實績的考核來選拔官員，通過「薩代」（漢語：事大），即尊崇強大者的政策來調整朝鮮與中國的關係。 朝鮮王朝早期明朝與朝鮮的關係 嚴格從法律上說，李成桂（廟號太祖，1392—1398年在位）是一個篡位者，因此他特別需要取得正統性。他對明朝冊封的要求一點也不比他的前任少。1392年建立新王朝時，他的首要行動之一就是向明朝皇帝呈送報告並懇請帝國承認。然而，明政府接到了他就位的消息，反應卻是複雜的。皇帝頒布御旨，高麗國號恢復使用古代的名稱「朝鮮」（朝鮮語chosǒn通常意譯為「早晨寧靜的土地」），並讚揚他行為適宜，含蓄地接受了他；另一方面，禮部尚書在另一份文告中，對在朝鮮造成的既成事實表示不快，警告太祖不要像他的前任那樣惹是生非。儘管他宣稱他是在人民不斷地懇求之後才登基的，但明朝對於他關於事件的說法仍有懷疑。洪武皇帝在世期間，只要提到朝鮮國王總是使用臨時性的頭銜，強調明朝的容忍是可以撤銷的。這種模稜兩可的雙關語一直是整個太祖時代的一個障礙。 為什麼明朝政府對於朝鮮的新政權如此冷漠？對此的解釋，部分是依據明朝對太祖奪取政權所處背景的認識作出的。儘管朝鮮方面堅持相反的說法，但明朝仍認為這位朝鮮的新國王就是前高麗臭名昭著的大臣李仁任（死於1388年）之子。他們還認為太祖在興起之時，曾謀殺了高麗朝最後的三位國王。任何辦法都不能說服中國人改變他們對於朝鮮事件的觀點。直到1587年出版《大明會典》新版本時，他們才承認了朝鮮的抗議。[3] 中國在東北邊境地區的安全問題對於明王朝不情願承認朝鮮朝的正統性提供了另一個解釋。儘管李氏家族起源於朝鮮西南的全州，但太祖的父親曾作為一個邊境官員在朝鮮東北的咸鏡地區度過了他的大部分生涯。在那裡朝鮮人和女真各部自由地混合在一起，有時相互爭戰，有時進行交易。太祖在那裡長大，學會並精通女真人酷愛的馬術和軍事運動，這對於他以後成為一個武士大有助益。他繼承他的父親成為邊境指揮官後，他仍與他的女真鄰人保持聯繫。有時，他將他們招募入他的隊伍。他的一些優秀的下屬軍官實際上就是女真人，即他1392年以後的功臣[4]核心集團中至少有一個是早先向他投誠的女真人。在明王朝看來，他與邊境上的非朝鮮族人熟悉親近，朝鮮與女真勾結的潛在危險性就增加，就會成為明王朝擴展對滿洲控制的障礙。 太祖在取得王位前的後期軍事生涯也令明王朝警惕。1370年他指揮了恭愍國王對遼東蒙古人的軍事試探行動，熟悉那裡的地形及防務。1388年為了對抗明王朝對遼東的擴張，他指揮對該地的第二次軍事行動，也就是在這次軍事行動中他奪取了政權。在他在位的整個時期，明朝當局一直認為他勾引女真人移居朝鮮控制的邊境地區，而這些女真的移民以朝鮮領土為基地發動對中國的襲擊。在明王朝看來，朝鮮人是在抵制其將東北各民族安全地分隔開來的政策。綜合這一切，明王朝的懷疑是有相當充分的依據的。 其他一些棘手問題的出現，使朝鮮與明王朝關係正常化的打算落空。朝鮮的奏表措辭拙劣，冒犯了對於真實的或想像的怠慢總是十分敏感的皇帝。有兩次，皇帝降旨朝鮮，要求以不敬罪懲治撰寫冒犯他的奏表的人。第一次朝鮮敷衍拖延了事。第二次撰寫人為太祖最親信的謀士之一鄭道傳（死於1398年）。朝鮮的一個高級使團力圖說服皇帝確實沒有有意冒犯之意。但是，當1397—1398年第三次冒犯事件發生時，皇帝顯然沒有耐心了，他關閉邊界並威脅要與朝鮮絕交。朝鮮宮廷因此突發危機，再度出現了向遼東發動進攻以顯示朝鮮的意志是不可侮的言論。這次明朝與朝鮮的衝突以1398年朝鮮方面太祖的退位和南京洪武皇帝之死而突然結束。 1398年太祖退位，他兒子之間的一場王位繼承戰爭隨之而來。王子芳果（1357—1419年，廟號定宗）繼位，1400年被他的弟弟芳遠（1367—1422年，廟號太宗）推翻。芳遠的統治至1418年結束。[5]與朝鮮王位繼承戰爭相吻合的是朱允炆，即建文皇帝的短暫統治。在這期間，洪武皇帝的繼承人之間也為爭奪明王朝皇位展開廝殺。 明朝第一位皇帝死後的數年間，明朝與朝鮮的關係重新開始。明朝與朝鮮雙方互為需要，明王朝皇位的爭奪者們競相謀求朝鮮的合作。在南京，建文皇帝需要從朝鮮得到馬匹以防禦他的叔叔燕王朱棣。朱棣即後來的永樂皇帝，此時他正謀圖推翻建文皇帝。燕王占據東北，他需要穩定與朝鮮的邊界，以解除後顧之憂向南方進兵攻打他的侄兒。因此，中國皇位的爭奪者們比洪武皇帝更希望與朝鮮恢復正常關係。建文皇帝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即冊封了定宗及其弟太宗。 1401年夏，中國方面要求朝鮮供給1萬匹馬，這表明了朝鮮的朝貢對於中國皇位繼承戰爭的重要性。那時，建文帝與燕王的戰爭正向長江推進，帝國軍隊發現比以往更難以阻止住燕王的騎兵。這樣的形勢迫切需要冊封朝鮮國王，以便通過朝貢的交易獲得馬匹。直到1402年中，朝鮮與明朝關係的主要內容均為用這種動物來交換中國的絲和棉布。[6] 永樂皇帝1403年就位，他繼續保持與朝鮮友好關係的基調。朝鮮太宗王在聽說他就位後立即朝貢，而永樂皇帝也毫不延遲予以回報，冊封他為國王。明王朝對待朝鮮的新立場典型地反映在皇帝將1398年以前抓捕的朝鮮人釋放回國，並贈賜中藥醫治新國王太宗已退位的年邁的父親。[7] 明王朝在1398年之前與此後對朝鮮立場的迥然不同反映了這一時期明王朝對外政策的某些帶有普遍性特徵。由於洪武皇帝注重鞏固和擴張明王朝對邊境地區的控制，因此他對朝鮮奉行具有侵略性的威懾政策，以使朝鮮按照明朝的利益行動。他的繼承者建文皇帝則全身心投入生死廝殺中，他需要朝鮮的幫助，並接受朝鮮表面上的效忠和支持。而永樂皇帝的立場是這兩者的混合：儘管他具有威懾朝鮮的力量，但他也知道讓人們把他看作是外國統治者朝貢的接受者將會增強他的地位。 明朝早期與朝鮮關係還顯示出朝貢體制的另一個方面。中國政府有賴於盟國或朝貢國來遵守他們的承諾，新王朝在鞏固它在中國的權力時尤為如此。1370年至1395年間，由於朝鮮及邊境沿線的局勢動盪不定，朝鮮有時不得不要求放棄他們對明王朝的義務。直到1395年之後，朝鮮王朝充分穩定下來，才保證履行他們對明王朝的承諾。當太宗王在永樂朝之初掌權時，明政府認識到朝鮮王朝的穩定性，才開闢了雙方更為友好和睦關係的新時期。 14世紀後期的事件顯示了朝鮮在朝貢體制中的利益所在。朝鮮的目的在於安全和自治。通常他們通過與中國的朝貢關係來「買得」安全與自治，然而，有時這一目的的實現還不能不顧及同時存在的與蒙古、與女真的關係，儘管中國對此予以反對。朝鮮在其他方面也抵制了中國的要求，例如他們拒絕派謀士鄭道傳到中國對其被指責為無禮的奏表作出交代。儘管安全是重要的，但有時，朝鮮似乎更為珍視他們的自治。 朝貢使團 到中國的朝鮮使者 明代朝鮮派到中國的貢使一年包括三個慶賀使團。一個在陰曆元旦，另外兩個分別為皇帝及太子的生日派出。後來，通常在冬至派遣使者。還有許多特別使者：致謝的（進賀，原文如此。——譯者注）、弔唁的（進慰）、上香的（進香）、報喪的（告訃）、獻馬的（押馬）、送特別奏表的（奏聞）。此外，特別是在明朝早期，出現的許多問題打亂了中國與朝鮮關係的常規，因此在明朝與朝鮮王朝進行各種談判期間，朝鮮派出特使請求申訴。有時使者來得太頻繁，引起禮部抗議，他們為招待來華的外國使者耗費了太多的資金。洪武朝，常例之外到來的朝鮮使團的數目已成為令人頭痛的問題。而朝鮮方面，僅僅是為了朝貢的象徵性意義而堅持派遣這些使者。 1392年至1450年間，朝鮮朝廷派遣了391次使者來華，平均每年7次。使者並非都是到北京的，有的只到遼陽交涉有關邊界事務。每年派遣使者的次數反映了明朝與朝鮮關係的狀況：衝突摩擦較少的年份使者數目就減少。使者的數目從1400年前後每年平均8次減至朝鮮成宗國王（1457—1494年；1469—1494年在位）時的3.7次；1506年前後因廢除國王燕山君（1476—1506年；1494—1506年在位）而引起朝鮮政治危機之時，數目又上升了，當時中宗國王（1488—1544年；1506—1544年在位）謀求冊封。正常情況下，維持友好關係所需的使團每年不超過3—4次。 典型的朝鮮貢使團由40人組成。使團成員包括一個大臣級別的正使及副使、秘書、翻譯、醫生、書記、執拂拭者、馬夫、僕從、腳夫、奴僕。隨員的規模反映使團首領的級別：到北京去的王公的扈從當然多於押送貢馬到遼陽去的首領的隨從。 《大明會典》公布了標準的朝鮮貢品的清單。向明朝上的貢品有：金、銀、各種蒲蓆、豹皮、海獺皮、素絲、各式染色亞麻布、大麻布、鑲真珠母的梳妝盒、白綿紙、拂塵、人參。還規定每三年呈送50匹種馬。[8]這裡沒有提到的還有那些定期要求的特別貢物，如牛、超過定額的馬、棉布、製作武器的原材料、茶、胡椒、穀物，以及最令人厭惡的索求，即人——奴隸、年輕女郎及太監。官方清單上主要列舉的是朝鮮貨物，其質量優於中國的同樣貨物，這突出地表明了朝貢關係中的商業成分。在北京的市場上，朝鮮的人參及紙價格尤為昂貴。 事實上，往來中國獲取利潤的良機，至少是朝鮮人熱衷於更頻繁地出使中國的部分原因。[9]而朝鮮政府之所以也熱衷於頻頻派使，則是因其只需從國庫中為使者支付相當少的費用，因為朝鮮政府設想使者們可以攜帶貨物在途中或到北京後與商人進行私人交易。這種附帶的貿易牽涉到與邊境居民的未經許可的交往，而這些邊境居民主要是女真人，因此使得力圖將朝鮮與女真分隔開來的朝廷官員大為惱火。在北京，按照規定，使者只能與招待他們、接收他們的貢品、向他們回贈給朝鮮國王禮物的禮部打交道。然而，使者們一到北京，中國的掮客立即不請自來，向他們購買超額帶來的人參、紙、毛皮、拂塵等等，這些朝鮮人則四出購買他們自己的物品。 私人貿易令人蹙眉，但卻是重要的，不過朝鮮人對於朝貢交易最為重視的還是中國皇帝贈送給朝鮮國王的禮物。實際上，這一交易渠道也是中國對朝鮮文化發生影響的主要傳導管。回贈的禮物包括那些宮廷禮儀中使用的物品，如龍袍、玉帶等[10]，樂器也經常在禮品清單上出現，給王室成員的服飾、絲綢、綠玉、藥物等也是經常賜給的物品。 中國書籍也許是對朝鮮產生了最廣泛的影響的物品。朝鮮使者總是帶回有評註的中國經典、論文集、史著，以及所有類型的文學作品。這些都可以在朝鮮重印，並傳播到朝鮮各地。明代早期，書籍還是將中國新的典章制度傳送到朝鮮的工具。例如，早期明朝的法典就被用作1394年公布的第一部朝鮮法典及刑法的範本。[11]儘管朝鮮人總是對中國的思想和制度加以修改使之適合他們自己的國情，然而，朝貢貿易作為文化影響的渠道與其作為商業交流的通道一樣，其重要性都是不可比擬的。 通常，朝鮮使者在陸海兩路中選取一條到中國。一條走陸路，他們從漢城出發，經平壤、義州（Uiju），越鴨綠江，經鳳凰至瀋陽，然後過山海關到北京。全程約需30天。海路要長一些，包括陸路在內有5600里。朝鮮使團從漢城經平壤到宣州，然後到海濱城市鐵山，再至近海的椵島。旅客由此登船，橫渡危險重重的黃海，至山東的登州，由此取陸路到北京。在北京，朝鮮人被招待到朝鮮會館（通聞館）居住，並接受禮部的禮儀禮節教習。北京東南玉河會堂（玉河館）就是接待他們的典型場所。 儘管使者通常都善於寫作中國古文，但口語不行，中朝雙方配備的翻譯幫助朝鮮人進行交流。為此，朝鮮設立了自己的翻譯機構（司譯院），培養翻譯人員，並翻譯外國文書。絕大多數朝鮮朝貢使團都從該機構挑選人員。翻譯被看作是具有一種專門技藝的語言專門人才，儘管是必需的，但其地位仍被貶得很低。通常進入翻譯機構的人選都來自非貴族的「中人」（平民）這一技藝階級，他們沒有使者本人的社會地位，而使者則屬於「兩班」這一學者士紳階級。 明朝的遣朝使者 明朝使者通常走朝鮮使者的道路，逆向而行入朝鮮，一般他們走陸路。到達遼東時，他們派遣信使先行通報義州長官（府尹），義州府尹將消息傳遞給平安（P』yongan）省督，平安省督派信使通報漢城。這樣，朝鮮朝廷就能事先知道明朝使團的到來，但是直到使團到達漢城附近的慕華館（一個特別的賓館，在現在著名的獨立門所在的山上）之前，他們對於使團任務的性質等一無所知。明朝使者一到首都，就被恭敬地接到緊鄰南城門內專門接待明朝使者的很舒適的太平館。 明朝使者的目的是各種各樣的：詢問調查；宣布皇帝的繼位或皇儲的任命，或者只是傳達皇帝的敕令或禮部的指示和要求。使者赴朝的最主要的儀式是冊封新繼位的朝鮮國王。 由於絕大多數明朝與朝鮮的交涉可以更方便地通過朝鮮定期派使者到北京處理，相對而言，明朝代表赴朝較為稀疏。1392年至1450年期間，明朝使者到朝鮮共達95次，其中50次發生在1400年至1418年，即中朝關係保持穩定的永樂皇帝期間。1460年至1506期間有26次，1506年至1567年間只有10次。在宣祖在位的41年間（1567—1607年），明朝遣使赴朝達35次，主要原因是明朝與朝鮮需要配合作戰，抵抗豐臣秀吉在1590年代對朝鮮的入侵。1392年至1644年，派遣使者次數總計為186次，平均每年不到一次。[12] 偰斯（Hsieh Ssu，死於1380年以後）[13]，是明朝第一個赴朝使者，他攜帶洪武皇帝宣布明朝建立並要求朝鮮歸順的諭旨於1369年到達朝鮮。1370年，偰斯再到朝鮮，送給恭愍王極為重要的正統性象徵物——皇帝冊封他為國王的誥書及金印，典籍的抄本，明朝曆書、樂器等舉行典禮用的器物，以及40匹優質布。[14] 對於以後的明朝使者來說，偰斯對朝鮮的友好訪問並不具有代表性。明朝的使者常常是太監，有時是出生於朝鮮的太監，朝鮮太監曾是14世紀人口買賣的一個部分。他們在朝鮮的行為舉止引發了一些問題。他們作威作福、傲慢無禮，比通常的中國使者要停留更長的時間，致使接待費用增加。例如，朝裔太監申貴生1398年的出使，他多次侮辱他的朝鮮主人，提出過高的要求，或拒絕朝鮮方面的好意，拒絕講朝語，羞辱朝鮮高級官員。在一次宴席上，他甚至當著國王的面，喝得酩酊大醉，揮刀舞劍。[15]中國出生的太監擔任使者的也不比他們好多少。如明朝的太監黃儼[16]，他曾從1403年到1411年6次出使朝鮮。因他作威作福，並以皇帝的名義到寺院搜索物品，而為人們厭惡之極。黃儼還以搜羅帝國後宮年輕女子而臭名昭著。這些事例增加了接待明朝使者的費用，加深了朝鮮人接近明朝使者的恐懼感。 明朝出使朝鮮的最詳盡的記載之一是翰林院學士董越（1469進士）撰寫的。他於1488年到朝鮮宣告弘治皇帝登基，他在其散文詩《朝鮮賦》、出使日記《使東日錄》及朝鮮之行的個人雜記《朝鮮雜誌》中記述了他對朝鮮成宗朝（1469—1494年）的觀察。[17]董越似乎被他的朝鮮主人迷住了，他的著述給人們傳達了對於成宗時期朝鮮人民及官員的正面肯定的印象，成宗朝時中國與朝鮮關係尤其平靜穩定。董越的著述還有助於說明，只要雙方不存猜疑，都願維持基本的宗主關係，中朝關係就可以是真誠友善的。當然，從根本上說，這種關係是不平等的，其中包含著中國霸主地位的成分，這一點在明朝使者到達朝鮮首都時令人深刻地感覺到。這也是為什麼朝鮮方面儘可能要在北京與中國人辦事的另一個原因。 明朝—朝鮮—女真的三角關係 朝鮮與女真部落的聯繫 滿洲的女真人在1403年明朝與朝鮮關係穩定以後很長時間裡仍對其間的關係發生影響。朝鮮與明朝雙方出於安全方面的理由都想控制女真人。當朝鮮力圖通過政治象徵及朝貢貿易來與明朝爭奪對女真人的影響時，問題就產生了。14世紀90年代，女真頭領承認朝鮮的領主地位，派遣貢使到朝鮮朝廷。然而，在永樂朝，皇帝將女真人牢固地置於明朝的控制之下。 朝鮮人在遼東及滿洲南部（該地為建州女真人的居住區）的利益起源於他們的祖先直到10世紀一直居住在那裡。然而，在高麗朝期間，朝鮮喪失了對鴨綠江和圖們江鄰近地區的控制。遼、金、元三朝都將朝鮮北部的某些地區直接併入它們的帝國。在邊境戰爭和尋找農耕土地的推動下，不可阻擋的移民潮流將朝鮮人的人口中心擠壓向半島南端。1350年以後，當恭愍國王打算從元朝的統治下爭取朝鮮的自治時，收復失地就成為明確的目標，朝鮮開始排擠這些地方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高麗朝最後幾十年間推行向北擴張的政策，有時通過戰爭，有時通過外交手段，有時則是通過變動朝貢貿易。1387年納合出向明朝投誠，造成了一個朝鮮人迫不及待地想去填補的真空，同時也打開了明王朝插入遼東直到鴨綠江的通道。這就形成了一個牽連明代中國、朝鮮、女真部落在邊境地區角逐的具有潛在危險性的三角關係。 朝鮮有理由擔憂明朝勢力在鴨綠江沿岸的增長。到1390年，朝鮮已為收復失地付出了30年的努力，但朝鮮北部仍然人口稀疏，幾乎沒有得到開墾，難於防衛；朝鮮東北部多山，缺少耕地；朝鮮北部中心地區冬季酷寒。朝鮮政府曾幾次定期努力讓朝鮮人重新定居於這些地區，但都失敗了，因此只好允許滿族人在接受朝鮮政府管轄的條件下在這裡生活。14世紀90年代後期，朝鮮將朝鮮北部劃分為由中央政府的官員管轄的縣。這樣，朝鮮政府就開始著手籠絡和控制建州女真居民。 洪武皇帝時時警惕著朝鮮與女真的勾結，並力圖使兩者處於分隔的狀態。朝鮮貢使接受指令只要有可能就走海路，以防止他們與他們的鄰人女真串聯；當需要走陸路時，他們奉命在越過鴨綠江進入中國邊境後，不得與當地人貿易和交談。他還試圖阻止女真人向朝鮮遷移。1380年代，他要朝鮮確定一條明確的邊界，並撤回邊界以南，驅逐居住在朝鮮的非朝鮮籍難民。高麗未能滿足他的要求，於是，他於1388年宣布占有遠至咸鏡省的整個開原地區，其意圖顯然在於由他自己來劃定朝鮮的北部邊界。朝鮮意識到帝國的這道命令將摧毀朝鮮收復北部邊境地區的多年努力，決定為了控制遼東地區向明代中國發起挑戰，由此直接導致了李成桂向鴨綠江的進軍以及隨之而來的政變和朝鮮王朝的建立。可以說，對邊境地區的爭奪在高麗與朝鮮的王朝更替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明朝對女真的政策 明朝對女真政策的意圖在於支持中國勢力向東北擴展及維持和平與安全。中國希望通過朝貢體制建立對女真貿易的壟斷。他們希望削減或消除女真人與他們的鄰人，不論是與蒙古人，還是與朝鮮人之間的聯繫，以防止敵對聯盟的形成。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明王朝將女真組織到中國傳統的「羈縻」管理體制之下的統治鏈條上的衛所之中，並賞賜給女真頭領禮物、頭銜及類似的犒賞。這種政策的目的在於將女真作為朝貢國納入明王朝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通過他們將中國的勢力擴展到滿洲。 在15世紀早期，部分由於明朝陷於皇位繼承危機，滿洲仍留在明朝的控制之外。建州女真斡朵里（Odoli）支族頭領猛哥帖木兒（死於1433年）[18]曾遷入圖們江以南的朝鮮，由於他向朝鮮朝廷納貢，並在會寧紮營，因此朝鮮人將他看作是其附屬。於是，當明朝開始籠絡女真人投入中國控制之下時，猛哥帖木兒就成為主要目標。1405年，猛哥帖木兒與他的鄰人、1403年被明朝冊封為建州衛頭領的阿哈出一起迎接了一隊帶著禮物和明朝與女真結盟建議的中國官員。 明朝與女真聯繫的後果 1404年朝鮮授予猛哥帖木兒斡朵里萬戶長之銜；1405年，訪問他的第一批中國使者稱他為「斡朵里衛長官」，表明他們已假定猛哥帖木兒將願意與阿哈出一樣成為中國防禦網絡上的一個組成部分。起初，猛哥帖木兒拒絕中國單方面的意願，並公開聲稱他已接受朝鮮的委任。與此同時，朝鮮方面也竭力與中國抗衡，努力將他維繫在他們的軌道之上。他們派遣代表團，帶著禮物、讚揚之詞，以及他怎樣才能最好的對付中國人的授意，前來訪問他。他們還巡視了東北部其他女真人頭人，鼓動他們不要屈服於明朝的壓力。 1405年，朝鮮政府甚至直接向永樂皇帝要求不要干預猛哥帖木兒的活動。朝鮮反對明朝邀請猛哥帖木兒前往明廷向明王朝表示敬意的打算，堅持說由於這位女真頭領居住在朝鮮境內，因此應當將他視為朝鮮的臣民。而且，他們爭辯道，由於擔心被對手推翻，猛哥帖木兒不能冒險離開他的部落。然而，猛哥帖木兒最終還是成行，並接受明王朝任命他為地區長官。他沒有別的選擇。明王朝的支持已大大增強了他的對手阿哈出的勢力。繼續對抗明王朝將自討苦吃。在這種情況下，朝鮮爭取他的忠誠的企圖，勢必處於下風。[19] 明朝政府向朝鮮發出保證，猛哥帖木兒的歸順不會危及朝鮮的領土，因為這只是他個人的得體的行為，而不是土地的割讓。然而，很快其他女真頭領紛紛效法猛哥帖木兒變節的榜樣，前往南京獲取他們應得到的禮物及頭銜。早在1406年，朝鮮顯然已在這場競爭中失敗了。與明王朝角逐超出了朝鮮的能力。如果朝鮮曾圖謀利用它自己的朝貢體制將女真安置為邊境沿線的抵抗明王朝的一個緩衝地帶，那麼，現在他們發現他們在謀略上已失敗了，不得不將其戰略轉向常規的軍事防禦。[20] 這次失敗之後，朝鮮並沒有斷絕與女真的關係。然而，他們不再提供諸如開放東北邊遠地區的慶源集市之類的便利了。原先曾允許女真到慶源市場進行貿易，換取朝鮮的鹽、鐵、牛、馬。然而，關閉這個集市立即導致了另一個問題，女真用偷竊的方式來獲得不能通過購買得到的東西。而且，1406年明朝建立了一個市場，爭奪與開原以南女真人的馬匹交易。[21]關閉貿易使朝鮮一無所獲，因此在一年內，他們重開慶源集市，並在其南部的鏡城又開設了第二個集市。[22] 1406年至1410年間，朝鮮與女真的關係迅速倒退到襲擊與報復交織的狀態。通過重開市場來贏得邊境和平的打算收效甚微，而努力控制這一地區的費用急劇上升。朝鮮一位指揮官在與女真人戰鬥中陣亡，慶源和鏡城的前哨又難以防守，最終迫使太宗於1410年完全放棄東北邊遠地區。 同時，猛哥帖木兒也成為朝鮮報復性攻擊的主要打擊目標，因而弄得筋疲力盡。1411年他帶斡朵里部落西遷至與明朝建州衛相鄰的鳳州，此時鳳州處於他原先的對手阿哈出之子李顯忠的控制之下。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兒為獨立於建州衛並與它級別相同的建州左衛的長官。這個地位未能使他滿意。整整10年間，他一直恥於位居建州主衛之下；1423年他再次到圖們江邊的會寧紮營。此後，直到他1433年死去，猛哥帖木兒宣稱他既為朝鮮、也為明朝服務。他的後裔繼續統治建州左衛，偶爾與女真主要部落聯合。滿族人最終從這個女真支族集團中產生：努爾哈赤自稱他是猛哥帖木兒的後裔。 朝鮮對於邊境地區不穩定的局勢採取的對策是後撤，取得補償，與明朝、女真保持適當的關係，為最終再征服東北地區進行籌劃。在他們的地圖上，朝鮮的治理範圍遠至鴨綠江和圖們江。1434年，乘斡朵里與兀狄哈部落間爆發戰爭的有利時機，在世宗領導下重新開始中興的戰役。朝鮮軍隊成功地將女真人從朝鮮北部中心地區逐出之後，立即推行強制遷居，規定每個南部省必須抽調一定名額的移居者，以便造成具有深遠意義的朝鮮人在該地區首次存在。在收復運動的年代中，朝鮮軍隊無數次越過鴨綠江和圖們江發動進攻。到世宗朝1450年結束之際，朝鮮已沿圖們江深入到長白山高地建立起了它自己的軍事指揮轄區的鏈條，並對後來劃為咸鏡省的地方進行了有效的控制。沿鴨綠江中游地區建立起了相應的民政管理系統，加強了朝鮮對那些直到現代仍處於朝鮮支配之下的領土的控制。 朝鮮王朝對女真的侵略性政策與明朝的政策如出一轍，1433年，女真人開始給中國人製造麻煩。阿哈出之孫，當時建州衛的長官李滿住為了抗議中國人和朝鮮人對他施加的限制，武裝襲擊鄰近地區。儘管從法律上來說，李滿住是明朝的官員，但他並不忠誠，他經常襲擊遼東的村落。隨著15世紀40年代明朝對東北地區的控制逐漸瓦解，李滿住及其他女真頭領非正式地加入蒙古兀良哈部落對遼東的侵略。從女真中招募的士兵還參加了瓦剌頭領也先（死於1455年）的襲擊，也先的襲擊嚴重地削弱了遼東的防衛，並導致了明朝的衰落，而1449年的土木之變則將明朝的衰落暴露無遺。[23]中國試圖通過切斷貿易來懲罰女真人，但得到了與朝鮮人早些時候採取同樣措施一樣的後果：女真人的襲擊更為頻繁了。 到1450年，女真人確信朝鮮已加入了明朝摧毀他們的軍事行動，於是他們開始在朝鮮的土地上進行戰鬥。在傳出關於建州圖謀入侵朝鮮的謠言之後，邊境戰爭在1466—1467年間達到高潮。明朝5萬軍隊與朝鮮1萬軍隊聯合作戰，向女真發動攻擊。在一次對建州主要部落的進攻中，李滿住和他的兒子古納哈被殺。而猛哥帖木兒的兒子董山也在中國被謀殺。這些事件清除了一批女真部落中最有才幹的頭領，在一段時間內中止了戰爭。在這期間，女真恢復了對明朝的朝貢關係。 但是，明朝—女真—朝鮮之間的邊境戰鬥並沒有完全停止。僅僅在中國與朝鮮聯合作戰後10年，明王朝即要求朝鮮派遣部隊越過鴨綠江攻擊建州部營地。這次行動仍未取得持久的效果，此時，朝鮮邊境上的襲擊和小衝突時有發生，已成為家常便飯。16世紀後半期，明朝與女真因貿易和朝貢發生爭吵，關係再次惡化，朝鮮邊境再度暴力肆虐。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之時，朝鮮朝廷能找到的最好指揮官是那些在東北部與女真人的戰爭中學到戰術的將軍們。 明朝與朝鮮關係的其他問題 冊封 若干其他問題也影響著明朝與朝鮮的關係，其中最主要的是冊封。洪武皇帝遲遲不願冊封朝鮮國王，導致了明朝早期與朝鮮的摩擦；永樂朝後，這幾乎就不成其為問題了。然而，冊封是皇帝承認新任國王正統性的標誌，因此，明朝很重視朝鮮國王取得王位的方式。《明史》記載了兩次中國扣壓冊封的事件，一次是1455年世祖（Se—jo，1417—1468年；1455—1468年在位）篡位，另一次是1506年中宗（1441—1457年；1452—1455年在位）廢除燕山君。世祖廢除被明朝皇帝先正式封為王儲而後又冊封為國王的他的侄兒端宗（1411—1457年；1452—1455年在位），他宣稱端宗年幼多病，不能進行有效的統治，這次事件以明朝皇帝接受世祖提出的理由而得以解決。事實是中國需要朝鮮在即將到來的對女真人戰爭予以支持，使他們容忍了這次非正常的王位廢立。 第二次事件為中宗1506年發動的政變，拖了較長時間才得以解決。朝鮮朝廷中對中宗的前任國王燕山君〈他的同父異母兄〉不滿的官僚集團推翻燕山君，擁立中宗為國王。政變本身幾乎沒有流血，但是整個事件籠罩著殘酷的清洗。明王朝授予中宗臨時性的封號，在進行調查前，拒絕正式冊封。朝鮮源源不斷地向北京的禮部呼籲（包括批准繼位的王太后也發出懇請），拖延了一年多，明王朝才開恩冊封。[24]（《明史·朝鮮傳》記載，正德二年，朝鮮國王漋奏請以國事付其弟懌，朝鮮國人復奏請封懌。禮部議命懌「權理國事」。後，朝鮮貢使及漋母也奏請冊封懌為國王。明武宗始依禮部奏請派使入朝敕封。——譯者注）這兩次事件表明了朝鮮國王是怎樣高度重視中國的冊封，而中國人又是怎樣利用冊封和拖延來施加其影響。 朝貢清單上的貢品 朝貢貿易進行若干年後，朝貢所要徵集的黃金顯然已超過朝鮮的供應能力，白銀的徵集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只不過短缺程度輕微一些。朝鮮國內幾乎不產金、銀，然而每年的徵集高達數百兩。1383年，明朝命令朝鮮呈貢500斤黃金、近3萬兩白銀，高麗王朝通過交涉，明朝同意以馬匹來代替一部分白銀的朝貢，然而，這次替代只是作為例外來處理的。1409年，太宗國王請求明朝將替代定為常規。[25]據說，由於中國皇帝的拒絕，太祖不得不為了得到所需要的這種貴金屬而在朝鮮家家戶戶大肆搜刮。[26]世宗國王1418年即位後，反覆懇請，仍未獲准。第三次又提議以昂貴的朝鮮紙來取代貴金屬也同樣失敗了。1425年，朝鮮為了獲得所需要的黃金，被迫熔煉佛寺里的器物，貢使到北京後還得向中國商人購買黃金。朝鮮甚至打算向日本購買黃金。[27] 終於在1429年，貢品清單經歷了一次徹底的修改。金、銀從貢品中刪除了，在某些情況下對某些人可貢獻更多的人參、亞麻、席墊和大麻布。按規定：每逢元旦朝鮮須向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儲進貢；皇帝聖誕時向上列除皇儲以外的所有人進貢；而秋季的朝貢只須向皇帝進貢。[28] 人貢 無疑，明朝與朝鮮關係中最為骯髒敗壞的問題是始於元朝而一直綿延不斷的人口交易——人貢。帝國，雖無定規，但都徵調小孩入宮：女孩納入後宮，男孩當太監。通常每次徵調的數目不多，但這種交易本身卻是重要的，朝鮮方面的記載表明，朝鮮人對此痛苦不堪，難以忍受。朝貢關係中沒有哪一個方面像人貢那樣顯示出朝鮮對中國皇帝奴役的卑躬屈膝，或中國對其忠順的鄰人的蔑視侮辱。 被當作人貢帶到中國去的男孩有的幹得不錯。例如當太監的，他們有時奉命回到故國。這未必是一樁令人愉快的事情。在朝鮮，朝鮮出生的太監以對待東道主人粗俗無禮而聲名狼藉；他們的親屬都因此而感到羞愧恥辱，不願接待他們。太監也不能給他們的家庭帶來多少好處，在中國官府中做事的朝鮮官員也許能為他們的親屬謀求到一個好職位，但是一般說來，太監卻不能給其親屬以令人尊敬的差事。 女孩如被選中人皇帝後宮，命運要好一些，她們的家庭在朝鮮受到尊敬，男性親屬也因此而享有特權。在中國，她們中的一些人在皇帝的眾多嬪妃中出人頭地。例如，元朝的末代皇帝妥懽帖睦爾（1320—1370）有一個叫奇的朝鮮妃子，由於她給皇帝生了一個皇位繼承人，而只位居皇后之下。洪武皇帝的朝鮮妃子——韓妃，至少給他生了一個女孩；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猜測，永樂皇帝是另一個朝鮮妃子——貢妃之子（原文如此。——譯者注）。[29]這些偶爾成為皇帝嬪妃中的佼佼者的朝鮮婦女自然是中國與朝鮮關係的積極因素。但是，從總體上來說，朝鮮人為人貢這種觀念所激怒，並認為這是違背儒家基本原則的。由於這些婦女是從那些高貴的家族中挑選出來的，就更是令人憤恨不平了。 1408年至1433年期間，將朝鮮婦女作為貢品的索求最為頻繁。[30]1424年前，明朝只索求年輕女子主要作為皇帝後宮的候選人。選拔女人是一個精心挑剔的過程。例如，1408年，明朝派遣太監黃儼到漢城，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對13歲至15歲的合適人選的搜索。200多名女孩被帶到景福宮進行第一輪挑選。黃儼從她們中選出了44名進人第二輪。最後一輪他挑出了5名，都是來自低級和中級官員家的女孩。在舉行了一場特別儀式中，她們被賜給中國服裝和後宮封號。她們的男性親屬也得到封號。朝鮮王朝的實錄記述了這個過程的細節，描述了黃儼帶領這些女孩出發前往中國的情況。她們的兄弟獲准沿路護送，她們強忍住了哀泣，但她們的親屬哀傷慟哭之聲充斥於整個城市的大街小巷。[31]她們中大多數再沒有看到朝鮮，據記載永樂皇帝死時，她們有的人甚至自殺，跟隨他去來世。[32] 1424年以後，中國人索求的婦女變得多種多樣，舞女樂伎、廚娘、侍女也包括在內。1426年，11名婦女被經常派遣出使朝鮮的在朝鮮出生的太監尹鳳帶到中國。次年他又帶走33名。此後，帶到中國去的婦女就只是舞女樂伎和廚娘了。1433年，朝鮮人的輸人全部停止了，《明史》記載說，英宗皇帝1436年（朝鮮的記載是在1435年）將53名朝鮮婦女遣返回國。[33] 豐臣秀吉入侵時期的明朝與朝鮮關係 從朝鮮王朝早期，在海盜對朝鮮沿海的襲擊平息之後，朝鮮與日本的關係為朝鮮東南的有限的貿易，及通過對馬島世襲大名家族的半官方聯繫。日本商人在熊川、蔚山等地居住經商。1443年簽訂的一項協議為這種通常保持在低水平的商業訂立了貿易規則。日本商人時常向漢城的國王呈送商品；同時，接受作為交換的禮物。1460年以前，朝鮮使者數次訪問日本幕府。除此以外，有意義的聯繫是在朝鮮與對馬島之間進行的。 在豐臣秀吉（1536—1598年）1590年統一日本以前，日本與朝鮮相安無事。豐臣秀吉一經在日本取得確定無疑的霸主地位，立即要求朝鮮支持其經由朝鮮向明朝發動進攻的下一步軍事行動。[34]豐臣秀吉如此膽大妄為，令宣祖國王（1552—1609年；1567—1608年在位）大吃一驚，予以拒絕，並從道德和常識兩方面進行規勸，敦促他放棄這個計劃。宣祖的勸告毫無作用，朝鮮朝廷圍繞著豐臣秀吉是否在虛張聲勢發生分歧。朝鮮派遣使者去刺探豐臣秀吉的真意，然而使者們的看法仍不一致，作出了彼此矛盾的報告。最終，朝廷作出了豐臣秀吉是在虛張聲勢的結論，未能針對他作出軍事準備。這樣，當日本1592年5月在釜山登陸時，朝鮮毫無準備，措手不及。 入侵的日本軍隊分為若干個18000—20000士兵組成的師，共計15萬人。小西行長（約1558—1600年）[35]率領一個師首先在釜山登陸，加藤清正（1562—1611年）師第二批登陸，其餘部隊相繼而來。朝鮮人進行了勇猛的、然而敗局已定的抵禦。釜山戰役很快就結束了。日軍從半島的這一立足點分兵三路北上，向漢城前進，粉碎了朝鮮所有抵抗，其中包括在忠州（Ch』ungju）擊敗了朝鮮的精銳部隊。忠州戰敗的消息傳到漢城時，宣祖的大臣們驚慌失措，勸說宣祖逃離首都，北上至平壤安全之地。各路日軍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有組織的抵抗就進入漢城，並於1592年6月中占領該城。 朝鮮之所以輕率地過低估計豐臣秀吉的決心和能力，其中一個原因是朝鮮朝廷內部的派別鬥爭。1590年派去探查豐臣秀吉意圖的使團由當權的和在野的兩個派別的成員組成。使團中的在野派成員主張政府應當加強朝鮮脆弱的防禦，而當權派則認為朝鮮的防禦已足夠了。政治動機影響了這一決定，而結果卻證明當初在野派是正確的。 軍事指揮的失誤也造成了朝鮮軍隊的失敗。例如，宣祖國王的首席將軍申砬（Sen Ip）爭辯說，由於日軍船員擁有航行技術優勢，在海上抵抗必將失敗，他主張朝鮮應等待日軍登陸後再進行抵禦，然而，他的指揮失誤卻使朝鮮喪失了保衛自己家園的優勢。申將軍自己也戰死於忠州戰役。在陸軍被粉碎後，宣祖的謀士提議朝廷北遷，並呼籲明朝進行干預。 宣祖離開漢城之際，任命其子李琿（即光海君，1575—1641年；1608—1623年在位）[36]為王儲並負責朝鮮東北部咸鏡省的防務。加藤清正穿越漢城尾追王子進至咸鏡；小西行長則追擊朝鮮主力直抵平壤，迫使宣祖再次逃奔，直至鴨綠江邊的義州。[37]在通過漢城之後，日軍推進速度逐漸放慢，到達平壤後完全停頓下來了。惡劣的天氣、過於漫長的供給線、交通工具的匱乏，以及為了防衛朝鮮地方民團和海軍而布置的後衛，這一切迫使小西行長在大同江停頓下來。在東北部，加藤也遭受了同樣的困難，而且因地形崎嶇不平而更為嚴重。 在朝鮮進行的各種抵抗中，最有組織、最有成效的是1592年夏海軍將領李舜臣（1545—1598年）指揮的在朝鮮東南沿海的海口和海灣進行的戰鬥。在日軍入侵前，李將軍就已進行了建造戰艦的試驗，造出了稱為「龜船」的攻擊型戰船，一種用金屬頂棚保護艙面不受彈丸和燃燒的箭矢打擊的划艇。[38]龜船顯然要比日本大多數戰艦大，許多日本戰艦完全不是海軍戰艦，而是臨時徵用的沿海運輸船或漁船。龜船裝備有火炮，儘管船大，但由於線條設計精細，有利達到最高速度，調轉靈活。日本艦船難以追上，無法捕捉並登上龜船。日本人在釜山登陸時，李將軍已造出若干艘龜船，並有能力阻止豐臣秀吉在當年夏季派遣船隊穿越黃海沿朝鮮半島而給平壤的小西提供補給的企圖。據記載，在最初的三次戰鬥中，李將軍擊沉了將近100艘日本船隻。在1592年7月的閒山島大戰中，70艘日本艦船只有14艘逃脫，未被捕捉或摧毀。閒山島大戰的意義在於它對日軍高層指揮的影響，它決定此後對小西和加藤的補給仍由困難重重的陸路進行，打消了由海路到達西海岸的企圖，從而大大地減弱了日軍向中國邊界推進的能力。 在義州，國王的閣員們仍在爭論是否要向明朝提出援救的請求。1592年7月的某一天，宣祖打算自己越過鴨綠江到遼東避難，但是代替這一想法的是，他作出派遣使者到明朝京城請求軍事援助的決定。這一非常之舉，恢復了明朝與朝鮮朝貢關係中的軍事防禦的內容；它導致了明朝的軍事干預，而沒有中國的干預，朝鮮也許已被豐臣秀吉的軍隊征服了。 明朝最初的反應並不積極。明朝一批邊境官員曾報告了他們的懷疑，說假使朝鮮沒有縱容，日軍的推進本不會如此迅速，因此朝廷對於朝鮮的信用尚存懷疑。然而，隨著1592年7月21日平壤的陷落，問題已不再是要否支援朝鮮，而是如何防衛明朝邊境了。儘管朝鮮拒絕了日本提出的讓開一條通到鴨綠江的道路的要求，但中國人知道邊境已危在旦夕。 明朝政府為入朝干預調集部隊。1592年夏天小西在平壤整編部隊之時，一支3000人的中國前鋒部隊從遼東越境進入朝鮮。這支部隊在8月下旬與日軍在平壤的第一次交戰中遭到沉重打擊。9月，中國政府組建了一支由李如松（1549—1598年）[39]指揮的更為龐大的、足以全面抗擊入侵的軍隊。 明朝政府同時還決定進行談判，希冀就確保與朝鮮邊界的安全達成交易，即使可能犧牲朝鮮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兵部尚書石星（1538—1599年）的代表沈惟敬（1540？—1597？年）與小西行長在平壤會晤談判。雙方均未作出讓步。沈惟敬要求日本從朝鮮徹底撤軍，而小西則要明朝皇帝承認他為豐臣秀吉的附庸。 雙方宣布停火，以便使沈惟敬與其政府商議，同時也給雙方重新集結力量的時間。當沈惟敬回來沒有提出新的東西時，雙方再度開戰。1593年2月，李如松率領3.6萬人的部隊與李鎰（Yi Il，1538—1601年）率領的朝鮮軍隊圍攻平壤，重創小西部隊，迫使他放棄這座城市。然而，李如松沒有追擊，讓小西撤離，並使他有時間獲得增援，以致三個星期後在漢城附近的碧蹄館戰場上小西得以擊敗李如松。這次戰役後，雙方都不能取得決定性的優勢，到春天，雙方軍隊停止了戰鬥。5月，日軍撤退到半島東南部，隨後，李如松率領的明朝軍隊全部從朝鮮撤回。隨著大戰的結束，宣祖國王也返回首都。 在戰爭的間歇期，明朝的代表與豐臣秀吉重開談判，談判延續至1596年。與此同時，朝鮮的民團與憤怒的農民繼續與半島南部的日本人進行小規模戰鬥。日本人不得不動用具有壓倒優勢的部隊來維持他們在該地區的地位。例如，日本人攻占晉州，殺死了6萬名士兵和城鎮居民，製造了這場戰爭中最為血腥的一幕。 1593年，中國與豐臣秀吉達成交易，但是雙方都誤解了協議的條文。[40]爭議的問題是，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的統治者，及他占有的朝鮮半島的全部或部分土地的事實。在協議的原文本中也許是一項有交換的安排，但是明朝使者帶回北京的文件卻說豐臣秀吉願意從朝鮮撤出，並承認他為明朝皇帝的附屬。然而，當明朝1596年派出使團到日本冊封豐臣秀吉時，卻發現日本還在朝鮮南部駐軍。在日本，豐臣秀吉為明朝冊封他為附屬國國王文告中使用的降尊紆貴的語言所激怒，出使以失敗告終。豐臣秀吉意識到，照此解決，他的朝鮮行動將一無所獲。 1597年初，豐臣秀吉下令出動14萬人的軍隊，發動第二次侵朝戰爭，仍由小西行長和加藤清正擔任軍事指揮。第二次入侵併沒有深入到第一次入侵所到達的地方，然而，日軍與中朝聯合部隊在朝鮮南部進行的戰鬥激烈程度一點也不比第一次差。1597年晚期，豐臣秀吉的部隊牢固地盤踞了蔚山、泗川（Sachon）和順天（Sunchón），並成功地擊退了企圖將他們逐出的中朝部隊。從日本新來的部隊有力地打擊了補給極其困難的中國軍隊。防衛戰表面上是中朝聯合指揮，但實際上是由明朝軍官指揮。中朝雙方領導人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分歧。是戰，還是和，中國不同意朝鮮的看法，並對朝鮮人在戰鬥中的表現吹毛求疵。一個明朝的軍官甚至指責朝鮮利用日本人來幫助他們重占遼東的部分地區，中國真的進行了調查，然後才撤銷了這種指責。[41] 1598年9月，豐臣秀吉死去。在這年的夏天，他在朝鮮的部隊遭到由明朝將領劉綎（約1550—1619年）[42]、董一元指揮下的中朝聯合部隊的強有力的抵抗。11月，豐臣秀吉的繼承人命令日軍全部從朝鮮半島撤出。此時，日軍正捲入在朝鮮南部若干地方的戰鬥之中，中朝聯合部隊決心不讓日軍有秩序地撤離。日軍的撤退給防守者提供了在南部海岸以外的海面上發動進攻的機會，許多中朝船隻已經各就各位準備打擊。當小西企圖讓其部隊在以釜山為基地的日本艦隊的掩護下在順天登陸之時，1598年最重要的海上戰鬥隨即打響。陳璘（死於1607年）[43]指揮下的中朝海軍在露梁海峽迎戰前來的日軍。開戰之初，日軍頂住了進攻，擊敗了鄧子龍率領的左翼艦隊，圍攻陳璘的中軍艦隊。朝鮮海軍將軍李舜臣見陳璘處於危急之中，駛艦而來，將陳璘解救出來。李將軍戰死，但他的部下繼續給予撤退的日軍毀滅性的打擊。 戰後，明朝政府為陳璘在這次最後的激戰中摧毀300多艘日艦頒獎。然而，朝鮮人回想起了當初籠罩在中朝指揮官之間的懷疑與背叛的指責，他們堅持李舜臣應當為最終擊敗小西的部隊受到獎賞，因為正是他和他的部隊在露梁海峽解救了陳璘。 1599年，日軍全部從朝鮮撤出。中國擔心日本發動新的進攻，仍選擇在若干地方駐紮，到1601年他們也撤離了。這場戰爭是完全徒勞無益的。日本史學家普遍認為豐臣秀吉進行的征服中國的戰爭是個愚蠢的行動。然而，這次戰爭還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耗盡了明朝國庫，轉移了原來用於控制滿洲的軍隊。為了抵抗1592—1593年的第一次入侵，明朝投入了20萬部隊，花費了1000萬兩銀子。1598年的防衛戰也花費了相等的銀兩。[44]國家財政承受了這一負擔，再加上建築萬曆皇帝陵墓、重修紫禁城宮殿的開銷，削弱了政府對於帝國全境的防禦。與此同時，滿族的頭領努爾哈赤在滿洲組建了「旗人」制度，為征服中國本土進行謀劃。因此，豐臣秀吉發動的戰爭導致了明朝的垮台，只不過不是以他打算的方式進行。 戰爭對朝鮮的影響有所不同。一方面，由於日本人被限制在南方諸道，並且最終從朝鮮撤走，因此，朝鮮的保衛戰是成功的。但是，成功的代價卻是無法計算的。朝鮮政府的政治控制被削弱了，朝廷內部的派別鬥爭加劇了。朝鮮人感到他們對明朝欠了債，在以後的年代裡，他們力圖以抵抗滿族人來償還欠債，結果遭受了皇太極在1627年和1636年的入侵的懲罰。同時，朝鮮經濟陷入混亂，農業、集市、稅收及地租制度都被攪亂了。朝鮮社會經受了家庭破裂，流浪者和強盜大大增加，人們離鄉背井，社會大動盪等苦難。 在戰爭中，對於朝鮮人來說，有時很難區分出作為他們敵人的日本人與作為他們盟友的中國人。中國軍隊殺死朝鮮平民來擴大殺敵數目。日本和中國的軍隊都從朝鮮人那裡拿走他們能帶走的一切，而將不能打進包裹的一切付之一炬，以致所有城鎮及朝鮮最壯觀的建築都消失了。朝鮮失去了工匠藝人，特別是陶匠，他們被帶到日本強迫勞動。藏書館、印刷活字、繪畫、捲軸書畫以及無數宗教的和世俗的製品都被當作戰利品帶走了。甚至新儒家思想也成為戰時的獲得物，由被日本人捕獲的朝鮮學者姜沆傳到日本。可見，朝鮮保衛戰的成功只是就軍事意義而言。戰爭的惟一獲利者是滿洲的努爾哈赤和德川家康，後者在日本的地位由於那些最積極地支持豐臣秀吉戰爭的日本西部的大名被削弱而得到加強。 朝鮮與明王朝的覆滅 朝鮮人對於中國在豐臣秀吉戰爭中給予援助的負債感，以及努爾哈赤的崛起及其駐紮在朝鮮北部邊界上的軍隊決定了1600年以後的朝鮮與明王朝的關係。宣祖的繼承人光海國王處於持續不斷的內部政治派別的壓力之下，他必須在日趨衰落的明朝宗主與咄咄逼人的野蠻鄰人間作出抉擇。正如14世紀後期的情況已經證明了的那樣，試圖與兩者都保持友好關係是不現實的。處於政治十分動盪之中的朝鮮，如果它支持明王朝，必然遭受又一輪侵略。這一回，對朝鮮的懲罰是由建州女真人的後裔——滿族人來進行的。[45] 光海國王儘量推遲作出生死攸關的抉擇，然而1619年明王朝號召他參與楊鎬在遼東對努爾哈赤的戰爭。朝鮮忠實地聽從號召，派出1萬人的部隊，在姜弘立（1560—1627年）的指揮下參加薩爾滸之戰。姜弘立得到命令，如果情況不妙，就退縮不前，並投降。實際上，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並向滿族人解釋說，他們參加戰爭只不過是出於政治需要而已。此時，滿族關注中國甚於關注朝鮮，所以容許姜弘立及其部隊平安地返回故土。 朝鮮不能含糊地放棄承諾了。在努爾哈赤奪取遼東後，1623年光海國王的朝廷圍繞著國王對待明朝的冷淡態度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這個問題的提出再次影響了政治鬥爭的結局，光海國王被推翻了。 滿族人1621年奪取了遼東，阻斷了朝鮮與明朝中國間的陸路，一個叫毛文龍（1576—1629）的中國將軍[46]帶領一支小部隊逃到朝鮮，在鴨綠江口稍南的椵島（《明史》記為皮島。——譯者注），建立基地，從這個基地組織隊伍深入遼東騷擾劫掠，攻擊滿族人，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成功。明朝的船隊從山東直接給他運送補給。毛文龍以朝鮮國土為基地的多年活動，促使滿族人確信必須武力征服朝鮮。可以說，毛文龍給滿族人1627年入侵朝鮮提供了重要的理由。這次入侵後，即在朝鮮再次迴避接受清王朝附屬國地位之後，1636年入侵再度發生，最終有效地結束了朝鮮與明朝的官方關係。 對於朝鮮人來說，就如同對於中國人一樣，滿族的統治是個奇恥大辱。在滿族征服中國及朝鮮順從地向清王朝朝貢之後的很長時間內，朝鮮人民仍然對滿族保持一定距離，而以敬慕之情深深地懷念明朝，與清朝的循規蹈矩的朝貢關係被保留的具有象徵意義的遺風遺俗所抵消：漢陽（原文如此，似應為漢城。——譯者注）政府中的朝鮮官員仍使用明朝紀年來簽署內部文書，穿著明朝服飾，採用明朝禮儀。與中國交接的邊界沿線頒布了嚴格的法令禁止人們在無人之地居住，以便阻止朝鮮人與中國一側的鄰人混合。貢使仍然同明朝時一樣取道前往北京，進行貿易，寫下詳細的日記。朝鮮王朝用朝貢買得了清朝的不干預，他們寧願生活在平靜與孤獨之中，直到1876年與日本訂立江華條約時，半島的大門才洞開。[47] （呂昭義　譯） * * * [1]關於中國與朝鮮朝貢關係的一般性原則，參看全海宗：《清代中國與朝鮮朝貢關係研究》，見費正清編著的《中國的世界秩序》（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68年），第90—111頁；關於中國與朝鮮朝貢關係發展的考察，參看全海宗：《韓中關係研究》（漢城，1970年），該書有一個英文的總結，第250—255頁；崔瑞德、米切爾·洛伊編：《劍橋中國史》（紐約，1986年）第1卷，《秦漢帝國：公元前221—220年》（《劍橋中國秦漢史》），第446—451頁；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紐約，1979年）第3卷，《隋唐時期的中國：589—906年》（《劍橋中國隋唐史》）第1部分，第134—147頁；崔瑞德、赫爾貝特·弗蘭克：《劍橋中國史》（紐約，1993年）第6卷，《異族政權》（《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第100—104、219—229、283、400—405、436—437、473頁。 [2]《明人傳記辭典》，第1598—1603頁。 [3]富路特：《朝鮮對中國歷史記載的干預》，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學報》，第68期（1937年），第27—34頁。 [4]「功臣」這個詞在朝鮮歷史上的使用與中國一樣。就朝鮮王朝來說，功臣名錄的設立是為了獎賞那些太祖（1392—1398年）、定宗（1398—1400年）、太祖（原文如此，應為太宗。——譯者注）（1400—1418）的忠實支持者。獎賞通常是贈給土地和奴隸，但大都被任命為高級官員。 [5]《明人傳記辭典》，第1594—1598頁。 [6]末松保和：《高麗朝末朝鮮朝初的對明關係》（漢城，1941年），第140頁。 [7]《明史》，第320卷，第8284頁。 [8]《大明會典》，第105卷，第4頁。 [9]加里·K.萊迪亞德：《1488—1887年400年來朝鮮到中國的旅客》，見《朝鮮不定期論文集》，2期（1974年3月），第4頁。 [10]魚叔權：《考事撮要》（1613，奎章閣叢書7，影印本，京城帝國大學[漢城]，1941年），第12b—14b頁。 [11]威廉·R.肖：《儒教國家的法律準則》（伯克利，1981年），第4—5頁。 [12]李鉉宗：《對明關係》（漢城，1973年），第324頁。 [13]《明人傳記辭典》，第559—560頁。 [14]鄭麟趾：《高麗史》（1454年；1972年漢城再版），Kwon（chuan）第5頁下。 [15]《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太白山本，1400—1445年；1603—1606年第二次印刷；摹印本，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摹印本，漢城，探求堂，1968—1970年（14），第15b—16、第16b—17頁。 [16]《明人傳記辭典》，第1596—1597頁。 [17]《明人傳記辭典》，第259頁。參看詹姆士·斯卡思·蓋爾對董越日記的譯文《漢陽》，見《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Ⅱ卷（1902年），第35—43頁。 [18]《明人傳記辭典》，第1065—1067頁。 [19]《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0卷，第12b頁。 [20]《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2卷，第24b頁。另見司律思：《永樂朝（1403—1424年）的中國與女真關係》（威斯巴登，1955年），第42—61頁。 [21]莫里斯·羅薩比：《元明時期的女真人》，見《康奈爾大學東亞論文集》，第26輯（伊薩卡，1982年），第35頁。 [22]《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1卷，第21b頁。 [23]參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明朝：1368—1644》第1部分（紐約，1988年），第322—331頁。 [24]《明實錄·武宗實錄》（台北，1964年），第33卷，第3頁 [25]《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7卷，第4b頁。 [26]李鉉淙：《對明關係》，第333頁。 [27]《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40卷，第26b—27頁。 [28]末松保和：《高麗朝末朝鮮朝初的對明關係》，第178—181頁. [29]李晉華：《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輯，1期（1936年），第55—77頁。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並答朱希祖先生》，所載刊物同前。 [30]王崇武：《明成祖朝鮮選妃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7輯（1948年），第165—176頁。 [31]《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6卷，第38—39頁。 [32]《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26卷，第15b頁。 [33]《明史》，第320卷，第8285頁；《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68卷，第8b—9b頁，完整地記述了她們在中國效勞的生活。 [34]關於對豐臣秀吉大陸帝國思想的研討，參看瑪麗·伊麗莎白·貝里：《豐臣秀吉》（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82年），第206—217頁；豐臣秀吉1590年給朝鮮國王宣祖的信，見久野吉（音）：《日本對亞洲大陸的擴張》（伯克利，1937年），第1卷，第302—303頁；另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67—374頁。 [35]《明人傳記辭典》，第728—733頁。 [36]《明人傳記辭典》，第1591—1594頁。 [37]李基白：《新編朝鮮史》，愛德華·W.瓦格納、愛德華·J.舒爾茨譯（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84年），第209—215頁。 [38]關於這種艦艇的說明，參看霍勒斯·安德伍德：《朝鮮的船艦》，見《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第23卷（1934年），第71—84頁。 [39]《明人傳記辭典》，第830—835頁。 [40]久野吉（音）：《日本對亞洲大陸的擴張》，第1卷，第328—332頁。 [41]加利·K.萊迪亞德：《1598年朝鮮的安全危機：儒家的國家安全模式》，哥倫比亞大學朝鮮問題研討會論文（1980年12月）第19頁以後。 [42]《明人傳記辭典》，第966頁。 [43]《明人傳記辭典》，第167—174頁。 [44]埃德溫·O.賴肖爾、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波士頓，1960年），第332—333頁。 [45]加里·K.萊迪亞德：《中國—滿洲—朝鮮三角中的陰陽關係》，見莫里斯·羅薩比編著：《中央王國及其處於平等地位的鄰邦，10—14世紀》（伯克利，1983年），第328—330頁。 [46]恆慕義編：《清代名人傳》（華盛頓特區，1943年），第567—568頁。 [47]關於這一日本訂立的條約對中朝朝貢關係的影響，見芮瑪麗：《清朝外交的適應性：以朝鮮為例》，見《亞洲研究雜誌》，第17輯，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