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第十一章　南明，1644—1662年

弘光政權 1644年夏，當造反軍在山西、北直隸和山東橫衝直撞時，中國南北交通遭到嚴重破壞。黃河以南的明朝軍事當局陷入混亂、拖拉與缺乏指揮的狀態，郵傳和運輸路線上的在職人員大都放棄職守，道路上擠滿了難民，他們把瘟疫、驚慌、敵探和關於北方情況的種種可怕的傳聞帶到南方。4月5日，崇禎皇帝曾下詔天下勤王。但在造反者攻陷北京21天後，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仍未發兵。又過了20多天，崇禎皇帝自縊的可靠消息才到達南京。 這個消息不僅震動了南京和北直隸的官場和社會賢達，而且傳遍南方，在晚明的社會動亂中掀起新浪潮——城市暴亂、佃戶和奴僕反抗主人、工場和礦廠工人罷工、土匪襲擊、各式各樣地方武裝集團造反——這股浪潮在許多地區幾十年都沒有平息。第一個南明朝廷正是在地方失去控制和整個社會缺乏有指導的、協調的軍事化的情況下，企圖建立一個恢復北方和明帝國的基礎。 首先要考慮的是崇禎皇帝的繼承者。當時誰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兩個倖存的弟弟的下落，[1]有些人出於這個理由，主張推遲新君主的選擇。但更多的人感到及時擁立一個君主對於團結全國是迫切需要的。到5月22日，當留都南京職位最高的在職官員第一次聚集來商討這一問題時，幾個從河南和山東的封地逃出來的明朝藩王已經到了淮河地區。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2] 嚴格從繼承順序考慮，在崇禎皇帝自己的幾個兒子之後，顯然就是福王，然後是另外三個藩王，他們這時還不知在南京附近的什麼地方，潞王是第五位。但潞王得到一些有影響的人的支持，一則因他在品格和智力上被認為優於福王，再則因許多「耿直」派官員擔心福王成為國君後對他們不利，甚至帶來災難。這種擔心的緣由要往上推三朝。萬曆皇帝曾想越過他的第一個兒子，指定福王的父親為皇太子。這個意圖許多年受到激烈反對，最後為東林的擁護者所挫敗，導致一系列派別鬥爭與不和，直到崇禎朝仍未停止。[3]因此，福王一旦做了皇帝，他可能因為這個緣故而向「清流」報復。史可法由於知道福王名聲不好，更容易受到那些心懷疑慮的東林黨人的影響。 不過，絕大多數官員擔心越過世系選擇君主的潛在含糊性，大多數意見贊成福王。鳳陽總督馬士英看出這一點，開始了一個大膽的政治花招。他一方面趕忙把福王弄到南京郊區，一方面在鎮守江北的將領中進行支持福王的活動，將來新朝廷的安全要依靠他們。史可法看到這種壓力，當福王在6月初到達長江邊時，他放棄了他的保留意見（如果找到皇太子將出現分裂），而接受了馬士英的既成事實。 1644年6月5日，福王以藩王儀制進入南京，第二天，他暫時即監國位，仿照1449年景泰皇帝的先例。6月7日，他搬進皇宮，儼然就是一國之君了。作為監國或事實上的攝政，他在七天內正式任命了六部和內閣等文武百官，以圖重振這奄奄一息的留都。 從15世紀初永樂皇帝定都北京起，南京作為南方的京城已名存實亡。這裡有與中央的大多數部門相似的部門，不過這些職位人員較少，也沒有聲望，被看作是過渡性的，經常空缺。對王朝來說，南京主要有兩個功能：首先是作為一個軍事基地，保衛和管轄富饒的江南地區，特別是長江和大運河運輸網；其次是作為最重要的行省南直隸實際上的省城，南直隸以產品或因轉運而供養北直隸。因此，明末南京最重要的官員是南京的戶部尚書和安全上的「三執政」——兵部尚書（他通常又是參贊機務）、五軍都督（通常是一個太監）和操江提督。[4] 除去充實南京原有各部門的許多空缺外，這個新政權還必須重建北京的幾乎全部政府機構，包括京城警衛系統；改變賦稅和運輸的流向；調整行政範圍；重建或修復舊皇宮中的宮殿和住所。所有這些都是在相當大的混亂中開始的，缺乏勝任的或有經驗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來的國都復興明朝，這裡不僅有開國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個不小的鼓舞。在萬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為開國者合法的繼承人，作為正統的象徵和抵抗北方不道德的殘暴勢力的象徵，他在南方恢復了聲望。[5] 最初的高級官員選擇，在大多數旁觀者看來，似乎是既適當又公平的；儘管有少數幾個知名人物拒絕參加，或勉強參加，或被迫參加，但許多有著耿直名聲的人接受了重要職位，例如，史可法、高弘圖和姜曰廣都當了大學士。此外，明顯出於對穩定的關心，大家認為監國福王有儘早擇吉即帝位的必要。為他的登基草擬了25條施政綱領，以爭取官僚、貴族和百姓的廣泛支持。它們包括招納賢士，審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驅逐或因黨派鬥爭而離職的人，寬大處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員，反對隨便徵稅，減少晚明加派的捐稅，豁免特別困苦地區的賦稅。儘管有這些充滿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很快就出現了分歧，首先是文職與武職人員之間的衝突。 早期的問題與後果 起初，作為報酬，馬士英得到作為兵部尚書和大學士的有名無實的職位，但實際上他仍是鳳陽總督。因為是他使福王成了皇帝，所以他感到現在他不能被排除在國家的最高議事機構之外。他很快領著一支軍隊來到南京，催促監國福王趕快登基，並事實上脅迫朝廷委派他到南京任兵部尚書和大學士。6月19日福王正式成為弘光皇帝時，馬士英隨侍左右。第二天，由於幾個受馬士英影響的有權勢的將領的建議，史可法要求解除他在朝中的職務，去長江以北督師。他不久就在揚州設立了行轅。這一事態發展不僅震動了官場，而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對的輿論，認為像史可法這樣一位能幹和得人心的大臣應當留在皇帝身邊，而馬士英作為一個在將領中聞名的軍事戰略家，應當到戰場上去。但史可法沒有鼓勵這種抗議活動，這也許是因為他希望避免同馬士英的衝突，以維護這時內閣中脆弱的團結。 初期調整的一個重要部分，是把當時在南直隸北部到處亂竄並造成破壞的各支軍隊編為四鎮。各鎮的領兵將領和防區如下：（1）高傑占據南直隸北部的黃淮地區，負責河南北部的戰事；（2）劉良佐占據淮河以南的南直隸中西部地區，負責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戰事；（3）黃得功占據長江以北的南直隸中部地區，負責支援在他北面的高傑和劉良佐；（4）劉澤清占據淮安州，負責南直隸東北和山東南部的戰事。每鎮的士兵，要靠耕種被遺棄的或瘠薄的土地來取得糧食；武器、裝備和其他物資則靠每個防區在本區徵收的稅款來購買。此外，每鎮定員3萬人，每個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發給餉銀20兩。史可法和他的3萬人的軍隊集中在揚州和徐州之間，作為他們的督師。 除此之外，來歸順弘光皇帝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後來者，即湖廣的左良玉和他的5萬多散漫雜亂的軍隊，他將作為第五鎮的統兵將領。在安慶和鎮江各部署了一支軍隊，它們之間有幾處駐紮著江防軍，以保衛長江，它們中間的南京則另有一支6萬人的應急軍隊。此外，還加強了操江提督在南京對岸浦口的軍隊。九江和鳳陽的兩個總督以及在安慶—蕪湖、懷安—揚州和河南東部三地的巡撫，將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給的支援。 這樣一個軍事部署的總開支預計要700多萬兩——就是說，至少超出南京戶部當年預計的收入100多萬兩。而預計的收入還得用於薪俸、建設和朝廷的禮儀開支。由於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區的賦稅；地方賦稅被挪用來增加軍事設施；失去了福建和兩廣[6]大部分地區的賦稅，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隸南部和浙江的賦稅收入，而這些地區到晚明時在糧食上已不能自給自足和從地區間的貿易獲取財富。此外，當年嚴重乾旱。即使軍隊的數量不急速增加，即使有最好的財政官員和軍需官員，供應也將不足，何況弘光皇帝兩者都沒有。 為了獲得軍隊的忠誠（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兩種辦法討好他們。一是允許軍隊在各自的防區內有獲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理人員，一是對帶兵的將領濫予加官晉爵，不是為了賞功而是為了激勵他們的軍事才能。這種政策導致嚴重的衝突。文官看不慣武將的貪婪和自負，認為他們全是無功受祿；居民反對在他們的城鎮駐紮軍隊，而軍隊則認為駐在城鎮比鄉下和軍墾區舒服，因為這裡更富足，貨源更充分（而且有牆把各小隊保護起來，互不干擾）。此外，各個防區在出產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劇了將領之間的地方性對抗。 平民鄙視士兵，而一些士兵則鄙視另一些士兵，把他們看作吃皇糧的土匪。的確，許多部隊原來就是叛亂的團伙。特別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數地區，那裡布滿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當地的叛亂者和剛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指揮的。[7]但這種情況並不使他們與正規軍有何不同。他們都是大夥武裝起來的人，靠打、砸、搶為生，有的得到軍官的庇護，有的則不。 朝廷本身從一開始就由於高級文官與勛臣之間的分歧而分裂。後者控制著南京周圍的大部分軍隊。他們企圖參與政府大計並得到民政官員更多的尊重。當時的操江提督劉孔昭就企圖在內閣中謀一個職位。他受到吏部尚書張慎言的反對，理由是沒有先例。其他的勛臣和劉孔昭聯合起來指責張慎言在任命官職上輕視武將；文臣則反駁說，武官無權過問朝廷的事。這次爭吵的結果是張慎言辭去官僚機構中這個最重要的職位。 這類爭吵本身已夠嚴重了，它們還同馬士英的竭力增加個人權勢和朝中「清流派」與「逆黨」之間的鬥爭始終糾纏在一起，這些鬥爭始於16世紀末的東林黨人。儘管馬士英是一個有一定才幹的人，胸懷寬大的人也可以與他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歡他，東林黨和復社的不妥協的追隨者尤其不喜歡他。 馬士英知道這一點，所以在文職機構以外，他拉攏那些不滿分子：將領、勛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職機構以內，則拉攏那些由於清流派的反對導致仕途受到阻撓的人。「清流派」前輩、左都御史劉宗周嚴厲的奏疏，使馬士英更加感到需要這樣一種策略。劉宗周常批評軍人，對朝中的「小人」提出警告，強烈要求懲治某些不服從命令的將領，主張將馬士英送回鳳陽。[8]馬士英決定採取一切手段加強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對他的這班文官進行鬥爭。這個決定啟動了他無法控制的各種勢力。 「清流派」不信任馬士英，是因為他同阮大鋮向來過從甚密，而阮大鋮是復社深惡痛絕的人。據說在17世紀20年代，阮大鋮為了爭奪一個他垂涎的職位，曾與臭名昭彰的太監魏忠賢勾結，陷害東林的一個盟友。後來，崇禎朝將魏忠賢及其黨羽定為「逆案」，阮大鋮作為次要人物被列入「閹黨」，削職奪官，永不敘用。但這還不足以抵消復社名士對阮大鋮的憎恨，他們中間的一些人甚至公開辱罵他，把他排斥在官場和上層社會之外。[9]阮大鋮想當官的強烈欲望加上他的工於心計與報仇心切，使他在他們眼中成了邪惡的化身。弘光朝廷發生的事，似乎證實了這種擔心，但從阮大鋮受到黨人過分的刺激與羞辱來看，他們的擔心也可能是主觀臆斷的。 「清流派」的反對激怒了馬士英，他決定替阮大鋮復官，明知這會引起一場風波。不僅因前朝對阮大鋮有永不敘用的定案，更糟的是，這次任命出自中旨，不是按照慣例先行推薦，然後再經過朝廷大臣的審議。這種走捷徑的辦法，始於成化年間，此後常被濫用，在天啟、崇禎兩朝曾引起很大的爭論並導致惡果。[10]阮大鋮終於在1644年9月30日成了兵部右侍郎，這加速了高弘圖、姜曰廣和劉宗周的去職。第二年他升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閱江防，他的高升給那些既想升官又想報仇的人指出一條途徑，即依附馬士英。 為了肅清政府中的反對派，馬士英和一些過去受到排斥的人如通政使楊維垣等詭稱，應當受到懲治的「邪黨」不是那些與天啟朝的太監有所謂聯繫的人，而是那些與北方的造反者有勾結的人。他們還企圖為列入「逆案」的人翻案，甚至要求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一本由閹黨編輯的誣陷東林官員的書。[11]某些「清流派」官員在為南京朝廷定策時不贊成擁立福王，也作為一個重大問題被提了出來。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超過馬士英的初衷。最為世詬病的是，阮大鋮誣陷他的仇人周鑣通敵，因為周鑣的一個遠親曾在北京的李自成政權中為官。周鑣不像許多復社名士那樣在阮大鋮得勢時被逮捕，但他也沒有逃走，1645年5月初他奉命自殺。 這種清洗可能加強了馬阮集團，但大大削弱了政府。它轉移了政府對更重要的問題的注意，把好人趕出朝廷，並對制定一項對於那些被懷疑對李自成抵抗不力或甚至予以幫助的人的明確政策增加了困難。這些人有的受到歡迎，有的受到恐嚇。有的復官，有的被處死，基本上根據黨派關係決定。因此毫不奇怪，許多人寧願留在弘光朝廷的勢力範圍之外，即在造反者或滿族人一邊。 馬士英為了鞏固他的權力，還從政治目的出發任命將領。此外，他也慫恿某些明宗室干預朝廷事務，只要能利用他們攻擊他的政敵。在譴責馬士英的政敵的將領中，劉孔昭和劉澤清叫嚷得最響，在宗室中，朱統依附馬阮集團迫害反對派，以期獲得官職（宗室一般不得擔任官職）。由此引起了宗室鑽營官職之風，但這比起防禦指揮的政治化來，還是個次要問題。史可法在駕馭江北四鎮驕橫的將領方面，一開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難，加之他們與南京兵部（受馬、阮控制）有直接聯繫，史可法就更加為難。這個情況引起的嚴重後果是刺激了左良玉，他早先曾受到一個東林人物的很深的影響，僧恨馬、阮。馬士英為了防範他，故意剋扣軍餉，並企圖在他和九江的總督之間製造不和，儘管馬士英也擔心左良玉的紀律極壞的軍隊可能叛變。御史黃澎利用這種情況竭力鼓動，首先檢舉馬士英「十大罪狀」，隨後說服左良玉起兵反對馬士英。 對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運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關係。朱由崧本來不願繼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樣，習於享樂，被禁止參加政治活動。他從來不曾顯示出堅強的性格、決斷，或對政府事務和統治權的知識，而這些都是他現在所需要的。不過，在他即位後的最初幾個月，他確實作出很大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職責，直率地承認他需要一個有能力的首輔的指導和幫助。雖然他起初選擇了高弘圖，但不久馬士英就設法取代他成了首輔。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與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團糟的朝廷事務委託給某個人的願望，達到了這個目的。各種檢舉、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強調的，是「清流派」想擁立魯王，是東林集團冤枉了朱由崧的父親和祖母，是某些人竟然膽敢議論皇帝的親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監想把部分稅銀解入內庫的企圖。雖然皇帝既未發動也未鼓勵這種製造分裂的指責，但也缺乏加以制止的決心。他依靠伴隨他從河南來的少數太監，而疏遠先前駐在南京的政治上更機敏的太監。 皇帝逐漸縮入深宮，引起種種謠言，如關於他的好色、放蕩、不理朝政，以及馬士英和阮大鋮助長這種荒淫的卑鄙手段。不論這些傳說真實與否，馬士英之獲得有限制的權力主要不是靠贏得皇帝的信任，而是靠架空他。為了支付內廷的靡費，特別是選擇皇后和舉行結婚大禮，導致政府的財政支絀。 財政上的危急情況引出了各種對策，其中大多數是老一套辦法，即增加賦稅。除派出官員和太監催促賦稅和食鹽專賣收入的運送外，相當大的注意力是放在苛捐雜稅上。有人提出開礦和取消海上貿易限制以取得更多的關稅，同時政府在江南對酒和房地產徵收新稅，並鑄造弘光錢幣。政府標出價錢，賣官鬻爵，罪犯可以花錢減刑。 但對政府的名聲影響最壞的，是任命一切官職都需要行賄。馬、阮及其同夥公開這樣做，表明這是他們籌措政府經費的一種公然手段。但這種意圖從未正式說明過，它看起來更像是個人的腐敗行為。在人民的眼裡，則是「長官多如羊，小吏賤似狗……可嘆江南錢，盡入馬家手」。 敵人和戰略 當時迫切需要的，是增進文武官員之間的團結，但誰是主要敵人，在弘光時期從未弄清楚或取得一致。是造反者還是滿族人，應該在什麼地方抵抗誰？如果主要威脅是造反者，那麼是陝西的李自成還是四川的張獻忠最有可能首先下江南？如果主要威脅是滿族人，那麼他們是在對付了造反者之前還是之後向江南進軍並走哪條路線？在山東和北直隸的清軍是僅僅想肅清造反者以準備對付西邊的李自成呢，還是想伺機南下進一步侵犯和占領中國領土？他們是否可能同造反者聯合起來進攻南方？ 由於這種複雜性，這個財政上陷入困境的政權必須同時在四條戰線上保衛自己：湖廣中部，河南中部和東南部，河南東北部，南直隸北部。此外，從長江上游，長江以北的大運河和浙江來的叛軍的接近，使南京經常處於惶惶不安之中。在弘光朝的頭五個月，朝廷擔心的是農民起義軍；到冬天，它比較清楚地看到滿族人的危險性；結果問題變成了是打清軍還是打明朝內部的敵人。總的來說，朝廷以及所有的南明機構始終低估了滿族「蠻子」的意圖和能力。 起初，史可法和整個朝廷都希望滿族人真像他們宣稱的那樣，幫助明朝主持正義——就是說，若不被激怒，他們願意同南明朝廷合作，滿足於某種報償、讓步和特殊利益。為了探索這種可能性和鼓勵滿族人的談判態度，弘光朝廷在1644年7月開始計劃派使節去北京。使節的目的規定為：（1）適當地安葬崇禎皇帝；（2）贈與吳三桂爵位和賀禮，[12]對他的效忠滿清，暗中加以破壞，吳三桂原是明朝北方的將領，曾有效地反對農民起義軍；（3）向滿洲人贈送謝禮（補償），感謝他們把農民起義軍趕出北京；（4）勸誘滿族人撤軍，條件是讓與山海關以外的全部領土，每年納10萬兩歲幣，默許其統治者除「皇帝」之外的任何稱號。他們不知道攝政王多爾袞為了取得「天下」的戰略利益，這時正把年輕的順治皇帝從瀋陽接到北京。 1644年8月初，正式任命三個人擔任這一使命，以新提升的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左懋第為首，左都督陳弘范和太僕少卿馬紹愉隨行。這不是最好的一組人選。三個都是次要人物，選擇他們的主要原因是，只有他們似乎願意去。左懋第決心在蠻子面前維護明朝的榮譽，不欲進行談判。此外，他公開反對委派馬紹愉，因為馬在崇禎朝同滿族人談判時有討好對手之嫌。[13]陳弘范則是清廷這時所要找的一個中間人，希圖通過他說服南方的將領歸順。 使節走走停停，由於供應和運輸問題以及遇上土匪，沿大運河北上的進程很慢。他們進入濟寧以北的滿族人占領區後，受到很冷淡的接待，不提供住處，並加以許多限制，在10月的最後幾天當他們接近北京時，這些限制越多。人家對待他們不像平等國家的使節，而像從一個屬國來的進貢者，最後，他們由於企圖同吳三桂聯繫而被拘留在鴻臚寺。在這裡，滿族大學士剛林見了他們兩次，責罵他們和南方的政府，沒收了他們帶來的禮物，不許祭奠或重葬崇禎皇帝及其后妃，認為沒什麼可談判的，因為清軍已經發動了對南方的戰役。最後，他們被允許在11月25日在嚴密監視下離開北京，但不久就有一支清軍趕來，將左懋第和馬紹愉俘虜。陳弘范這時已與清廷合作，繼續前進去向弘光朝廷報告即將來臨的對南京的猛攻。 關於清廷的狂妄與好戰的報告並不使史可法感到意外。8月下旬，多爾袞曾給史可法送來一封信，信中對比了清廷的自我犧牲精神取得的成功和南方朝廷的自私自利導致的失敗，敦促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在10月15日發出了他的著名的回信，[14]雄辯地駁斥了多爾袞，堅決地拒絕了背叛，從那時起他就採取步驟增強防禦，預備對付清兵可能的猛攻。早先，史可法純正的人品和愛國心曾深深感動了土匪出身的高傑，在江北四鎮的將領中他最強也最難駕馭。現在，史可法重新部署軍隊，就派高傑駐守咽喉之地徐州。11月和12月，清軍在南直隸東北邊境被擊退，於是人們希望明朝軍隊至少可以守住長江防線。 「三大疑案」 在南京，士氣愈來愈低落，偏執狂和黨爭以及伴隨而來的清洗和迫害，無可挽回地削弱了弘光政權。關於三大疑案的真假問題，從1645年1月起直到這個政權結束，始終占據了人們的注意，它們最好的揭示了這個時候弘光朝廷的黨派活動。這些案件本來都是可以寬宏大量地或者圓滑地加以解決的，卻被阮大鋮及其黨羽用來達到報復的目的，說這是他們的政敵在煽動叛亂。結果產生出種種謠言，使百姓疏遠朝廷。 第一件是大悲案，大悲是個和尚，他在南京城外因形跡可疑被捕。官方的秘密審問報告說，大悲故作瘋癲，先供稱崇禎時封他為齊王，後來又說是吳王，這些說法顯然都是假的。但是，一些人認為他的陳述證明他了解包括福王在內的一些藩王的情況，而掌權的人不願把這些情況暴露出來。不論大悲和尚是真瘋還是裝瘋，負責審問的官員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結此案。只有阮大鋮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開了一份贊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顛覆弘光朝廷的人的黑名單。但這時馬士英制止了他，這個案件在1645年3月27日以公開處決瘋和尚結束。 就在同一天，皇帝得到報告說，在浙江發現了一個自稱是崇禎皇帝長子和太子的年輕人，於是派太監去把他請到南京。起初對他採取審慎的尊敬態度，官員們特別是崇禎諸子的講讀和熟悉北京宮廷生活的人聚在一起向他提出問題。儘管這個年輕人確實認出了一個講讀，並看來相當熟悉北京皇宮的布置，但他對許多問題未能作出正確的回答。一些記載說，在嚴密盤問下，他承認他叫王之明，是太子的近衛。另一些記載聲稱這個鑑定是偽造的，說這個年輕人雖然受到屈辱，但始終堅持他是真太子。 弘光皇帝似乎真誠歡迎找到太子，但他接受了這個年輕人是騙子的決定，並反覆說明這一定罪，以回答前線將領的奏疏，他們對謠傳太子受到朝廷中壞人的誹謗和折磨表示震驚。由於對「王之明」和三個所謂主謀者的嚴刑拷問，這種謠傳更聳人聽聞了。 使真太子命運這一歷史問題變得複雜的，是這樣一件事，三個月之前，另一個自稱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現，在清廷引起一樁公案，其微妙與政治影響在每一點上都與南京的案件相似。[15]滿族人最後處死了北方那個自稱太子的人，但更大的意見分歧阻止南方採取這個辦法，因為在南方，儘管缺乏證據，卻普遍地並往往是狂熱地相信「假太子」是真的。 就在審問「假太子」的同時，一個自稱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從河南被護送到南京。她一到南京就被打入冷宮，因為皇帝憤怒地一口咬定她的故事是編造的，拒絕再聽到這件事。有些記述說她是如何動人地訴說與寫出她和福王的關係以及遭受的苦難，另一些記述則說她很快承認她的配偶是另一個藩王，她誤以為他已經在南京登基。總之，從「假皇妃」在受刑時提到的一些人名，得出了她與某些人合謀推翻朝廷的結論。這些和其他有關她的性生活的指責，自然在政治人物中引起很大的不滿；弘光皇帝讓這個女人瘐死獄中這種明顯的殘酷行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層懷疑：他自己才是騙子。[16] 供應短缺、清洗和「真偽太子案」加上逃出清軍追擊的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有南下長江流域之勢，終於引起南京久已擔心的兵變：左良玉軍以「清君側」為名的東征。 弘光政權的結局 自從1644年6月占領沒有防禦和混亂的北京後，滿族領袖即認識到必須給李自成起義軍和中國北方的一般亡命之徒以決定性的打擊。只有到那時才能考慮征討南方的政權，因為當時滿族人還不知道它在政治和軍事上很脆弱。於是，在1644年夏和初秋，他們的領袖首先集中打擊陝西南部的李自成軍隊，然後肅清山東北部和東部的零散起義軍。清軍逐漸在黃河（它從1495年起流向山東半島之南）以北的平原上建立起一道薄弱的防線。到秋末，援軍已經進入山東南部和南直隸北部，以對付從南方來的進攻。在北直隸南部和河南北部，他們肅清仍然活躍在這些地區的李自成殘部。在這個時期中，明朝前線的一些軍人提議合作；他們有的真的忠於南京，有的動搖不定，有的則真想背叛。最嚴重的背叛涉及駐守開封的總兵官許定國。 在後方得到一定程度的鞏固並得知南明的情況後，清廷在11月中旬決定同時發動對西安和南京的戰役。這兩個戰役分別由多爾袞之兄阿濟格王、其弟多鐸王指揮。但後來河南東北部出現的局勢威脅著這兩個戰役的成功。於是對戰略作了修改：多鐸在平定黃河以南洛陽至開封地區之後，轉而進攻李自成在潼關的最堅固的防線，同時阿濟格從北邊進攻西安，對李自成的根據地形成兩面夾攻。 多鐸的任務執行得迅速而順利。1645年1月初，他的軍隊在河南西北部渡過黃河，占領洛陽及其以東直至開封的所有據點。他們擊敗起義軍，俘虜或接受了幾個明朝將領的投降。沒有後顧之憂，多鐸遂引兵向西，經過激烈戰鬥，於2月9日攻破潼關。這時李自成放棄了西安。在阿濟格的追擊下，他帶著一支約20萬人的軍隊向東南方向逃走，沿陝西、河南邊界進入湖廣北部。多鐸留在後面完成在陝西和河南西北部的作戰計劃。但3月11日後不久，他接到進軍江南的命令。 明廷的反應是把最好的軍隊派到前線，擊退清軍並沿黃河南岸標出新的防區。但有兩件事嚴重地削弱了朝廷應付清軍進一步挑戰的能力：高傑的被害和左良玉的起義。高傑是江北四鎮中最能打仗也是最驕悍強橫的將領，他受命從駐地徐州向西進軍以保衛洛陽和開封之間的戰略要道，同時與總兵官許定國協同作戰。 由於高傑與許定國從前有讎隙，兩人素來互相嫉恨。現在兩人都表示友好與寬宏。但是，1645年2月8日夜，許定國在他的睢州駐地宴請高傑，將他殺害。隨後他渡過黃河投奔清軍，在他們眼中，他的殺害高傑大大提高了他的身價。同時這一行動使高傑的大軍陷入憤怒與混亂之中。其他各鎮將領對高傑的怨恨和南京的政治陰謀，挫敗了史可法重建高傑軍的領導的企圖。當他們不受管束地進入南直隸向揚州潰退時，守住黃河防線的希望就破滅了。 清軍在陝西擊敗李自成，增加了左良玉部下的擔心；他們害怕他們給養和紀律都很差的軍隊將面臨來自西北的起義軍的猛攻。此外，關於可疑的太子和童妃的謠言傳到湖廣，增加了左良玉對馬—阮集團的厭惡。年老、有病、精神不濟的左良玉在部下祈求下，把一封假造的太子求援的書信當作真的接受，並以此作為移師向東清除馬士英的藉口。4月19日，當清軍向東穿過河南北部而李自成的潰軍在阿濟格追擊下迫近武昌時，左良玉開始了他的「東征」。 左良玉在九江遇到江楚總督袁繼咸時，才認識到自己受了愚弄，袁繼咸拒絕支持他。他們兩人的軍隊都不聽命令，密謀劫掠九江城。左良玉因懊悔致使病情惡化，不幾天死去。他的義子擔任叛軍的領導，繼續東下，沿途「徵集糧食」。馬士英和阮大鋮怕左良玉甚於怕滿族人，他們以為可以通過談判使後者緩和下來。因此，當清軍迫近徐州和鳳陽時，馬士英命令長江以北的明朝將領包括史可法在內移師南京以西去阻止左良玉的軍隊。雖然荻港附近的駐軍足能阻止現已成了一幫散兵游勇的挺進隊，但在這緊急時刻，注意力和兵力被從淮河地區引開了。 多鐸的軍隊於4月1日從潼關出發以後，分三路前進：一路經虎牢關；一路經洛陽地區，沿潁水而下；一路越過蘭陽，從開封東邊穿過。他們在歸德會合後，再分兵渡淮河。一支指向臨淮，另一支指向盱眙。後一支在徐州再分出一支精兵，在准塔王率領下沿黃河東北取淮安。直到清軍在5月13日抵達揚州，他們沿途沒有遇到抵抗。相反，許多明朝將領投降並為敵人效力。 史可法的軍隊不是大量被調走就是開了小差，留下守揚州的人很少。頑強的揚州人民回擊清軍的進攻，拒絕多鐸反覆的投降引誘。最後在5月20日，城牆被大炮攻破。也許為了做給其他可能想抵抗的城市看，滿洲人下令屠城，可怕的大屠殺持續了10天。史可法自殺未遂被俘，在他拒絕順從多鐸後被殺。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愛國義士之一。[17] 到1645年5月30日，清軍主力集結在長江北岸儀真至瓜州之間。對岸，在大運河入長江處，有大量明朝軍隊保衛府城鎮江和那裡的運輸站。6月1日夜，清軍利用黑夜和大霧，將扎有火炬的木筏送過江，引誘明守軍開炮射擊。同時，一支先頭部隊在西邊偷渡過江。第二天早晨，當鎮江守軍發現清軍就在附近時大為恐慌，棄城而逃。 地圖28　清軍出征中國南方（1644—1650年） 阿濟格追擊李自成，經過左良玉放棄的武昌地區，進入江西西北邊境的山區，6月初，李自成也許在這裡為村民所殺。[18]一部分清軍繼續尋找李自成，其他的則尾隨左良玉軍沿江而下，計劃從後面攻擊它。但5月下旬，清軍剛到九江，這支七零八落、走入迷途的明朝軍隊就來投降，未經任何戰鬥。 鎮江陷落的消息使南京陷入一片混亂。1645年6月3日夜，弘光皇帝帶著少數人秘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蕪湖附近的黃得功駐地逃去。第二天，當發現皇帝不見了時，馬士英帶著一支龐大的衛隊和一個據說是皇太后的女人向南邊的杭州逃去。其餘大多數官員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乾脆閉門等候，老百姓則洗劫了皇宮和高官住宅。一個監生領著一夥暴民從獄中救出「太子」，讓他穿上宮中的戲裝「登基」，並在武英殿建立一個小朝廷。但總督京營圻城伯趙之龍這時站了出來，他想保持城內的平靜並保護好這座城池。他容忍「太子」的支持者，同時向多鐸作出和解姿態，直到他確信能以有利條件投降並把南京交給滿族人。 6月7日和8日，清軍到達南京城外，在直接通向皇宮的主要城門外紮營。在這裡，在傾盆大雨和泥濘中，他們接受了明勛臣和文武官員頭面人物的投降。多鐸在他們的忠誠得到證實，和平占領這座城市有了保證之後，於6月16日從南門進城。同時，在蕪湖的弘光皇帝和留下來的少數支持者打算去杭州，在南宋時這裡曾是中國的國都。但他還沒來得及動身，劉良佐就領著一支清軍到了。黃得功由於部下的背叛和受了重傷而自殺，皇帝被劉良佐捉去。6月17日和18日，這個原來的皇帝穿著平民的衣服，被押送回南京，沿途受到人民的辱罵。到南京後他在一個有多鐸和「太子」參加的宴會上受到羞辱，然後被關在南京附近一個地方。 另一支8萬人的清軍，沿大運河南下取蘇州，然後繼續向南，以粉碎效忠明室的人在杭州建立國都的計劃。在那裡，潞王起初拒絕然後同意就監國位，[19]但並未採取任何實際措施，直到滿族親王博洛率領一支清軍於7月6日突然出現在杭州城下。潞王開城門投降，這個地區的大部分明朝軍隊爭先恐後渡過錢塘江，向東南退去，錢塘江和杭州灣這時就成了明、清軍隊的主要分界線。[20] 長江下游地區的抗清活動 到目前為止，清廷採用的是軍事手段，現在，在一個安定是征服者將來的成功所系的地區，清廷轉而採取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綏靖手段。清廷相信長江三角洲地區貯藏著大量稻米，可用以緩和北直隸因長期乾旱引起的糧食短缺，首先採取步驟恢復大運河的航運，這條河實際上已有兩年不用，像黃河大堤一樣需要維修。出於象徵的與行政的理由，清廷派出它自己的官員到各州縣（大多數明朝官員已棄職而去），徵收當地的賦稅和保護稅冊。 明朝的南京和南直隸，需要某種形式的政府。8月中旬，清廷廢除明朝的行政體制，改南京為江寧；從此它僅是江南（原南直隸）的省城。[21]對南京的官僚機構因而進行了縮減與改組，勛臣和武將則被併入清軍。多鐸成功地完成了艱巨的征戰後，清廷解除了他的職務，派他的侄子勒克德渾代鎮江寧，命聲名狼藉但非常能幹的明降將洪承疇總督軍務，掌管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宜。[22] 人民更關心的是將在6月24日開始實行的38條法令。與頭年在北方頒布的相仿，它們包括：大赦；廢除明朝的一切苛捐雜稅及其拖欠；嚴懲貪贓枉法的官吏；豁免賦稅，特別是豁免順從清統治的地區的賦稅；審慎地起用真心歸附的文武官員，並廣為延請前朝其他勛臣、官員和有才幹的知名人士；恢復商業；關心窮人和家庭團聚；歸還被地方豪強霸占的財產，讓人民安居樂業；重建官學和科舉制度以及其他收買人心的表示。對還不屈服的敵人，清廷提出種種勸誘：對投降的起義軍寬大處理；對願意投降的明朝抗清領袖，以同樣的品級、頭銜和俸祿任用；對向清當局自首的明朝諸王以禮相待，包括國家給予補助。 其中一條與前此的清政策很不一樣。這就是7月21日在江寧頒布的薙髮令。所有不是僧道的成年男人都要採用滿族髮式——剃去頭部前面的頭髮，梳一條長辮子——和改穿滿族服裝以顯示他們對清的忠心。法令規定，各地從它到達之日起，10天內強制執行，違者處死，這條法令在北方曾被暫時取消，也許是因為它太傷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當多鐸最初統制南京時曾明確表示，只有參加清軍的中國武職人員才需要改變髮式和服裝。[23]在江南頒布並嚴厲推行這條法令，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加激起人民的抗清情緒。 在明朝的兩座京城相繼失陷後，江南的地方豪族和次要官員曾竭力壓制各種不滿與不法分子（主要是佃農、奴僕和秘密會黨）的動亂，他們現在歡迎任何人來掌權，只要能恢復他們所習慣的社會秩序。因此，當漢族的清官吏最初出現時，在許多地方並未引起大的動盪，因為社會上的頭面人物都採取等著瞧的態度。但是，當「留髮不留頭」的最後通牒到達各州縣時，事情很明顯，真正當家作主的是「蠻子」，於是反清的共同事業把各種社會成分團結起來，若不是這樣，他們就會吵作一團。 這種抵抗在四個地區變得最堅決：（1）蘇松三角洲東北的高度商業化地區；（2）蘇州西邊和東南邊的太湖和泖湖地區，這裡便於行動與隱匿；（3）南京西南寧國與休寧之間的山區通道；（4）江西東北部，這裡住有許多明宗室成員。 這些地區的抵抗採取許多形式：堅守城池抵禦清軍圍攻；在鄉村地區伏擊清軍或將他們逐出戰略要地；襲擊清軍已占領的城市或軍事據點；發動城市暴動，暗殺清官吏。支持並有時接替這種抵抗運動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成分。他們包括在職與退職的明朝文武官員，地方衙門或自安機構的成員，明宗室，地方鄉紳和商人，政治與文學團體的領袖，明朝官軍，地方民團，民間軍事專家，財主家的打手，農民自衛軍，尚武的僧人，秘密幫會，反叛的佃農和「奴僕」，海盜和匪幫。 這幫奇特的共事者，他們的利益是如此不同與互相衝突，他們各人心嚮往之的秩序（如果有的話）是如此不確定，因此，堅強與持久的抵抗勢難維持。此外，儘管許多抵抗領袖接受了設在浙江和福建的南明政府的正式委任，但明朝政府在南直隸任何有影響的存在已經消失，沒有機構來協調各地的行動。甚至抵抗者所共有的對順從蠻子習俗的反感也受到了破壞，因為攻擊他們的幾乎全由漢人組成的軍隊往往比他們的滿族主子更加野蠻。對頑抗的城鎮進行殘酷屠殺的清政策，也嚇住了抵抗者。總計起來，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數目大得驚人。 在已經成為清第二基地的地區普遍發生的抵抗運動，不是滿族人沒有立刻南進的唯一原因。八旗軍和將領們需要輪換和休息。此外，清廷不僅要供應占領江南的軍隊，而且要供應荒蕪了的湖廣省的駐軍，這個地區以往向東輸出多餘的糧食。南方新上任的要員洪承疇需要重新估計總的形勢。也許這是真的：長江下游地區的抗清運動減慢了清軍的勢頭，從而給南方其他地區明朝抵抗力量的組織和準備贏得了時間。但很難說這是明朝的轉機。 地圖29　南明朝廷的主要駐地 魯王政權和隆武政權 兩個朝廷的並存 弘光時期，給許多從北方到南方來避難的明藩王指定了新的居住地點。魯王朱以海從山東遷到浙江東南部；唐王朱聿鍵的封地在河南，當南京陷落時，他正經過蘇州去廣西。[24]唐王曾繼續南行。當杭州陷落時，他在一個正在撤退的將領鄭鴻逵的保護下，退到錢塘江上游。[25]在連續接到禮部尚書黃道周的三封勸說信後，他於1645年7月10日在衢州宣布即監國位的決定。然後他繼續沿浙江福建之間的陸路南行，穿過江西的東北角，翻越仙霞嶺，沿途為建立他的朝廷制定具體計劃。 唐王在7月26日到達福州郊外。三天後，他進城正式即監國位。這時發生了一次常見的爭論，一些人認為唐王暫即監國位比較慎重，待他恢復了福建以外相當一部分疆土後再即皇帝位，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在如此混亂的情況下，只有皇帝的號召力才能振奮人民精神，組織起他們的支持。後一種意見占了上風，1645年8月18日，唐王在福州成了隆武皇帝。 同時，清先遣人員和新派的地方官員已經迅速進入通常稱為浙東的富庶地區。[26]人民對這種霸占權力和當地許多掌權者輕易屈服的反感，7月31日在餘姚爆發成為起義。在鄉紳領袖的領導下，撤換了地方官吏，幾天內，明官軍將領和鄰近地區均起而響應。清的官員和與之勾結的人被處死或監禁；建立起各種民軍；清軍被趕回錢塘江西岸。這些起義的領袖立即支持台州的起義領袖們，他們正要求魯王在浙東就監國位以鼓舞人民的抵抗。魯王爽快地接受這個要求，於8月下旬在紹興正式成為監國。[27] 雖然魯王的支持者中有幾個人當大臣頗有經驗，但他的政權的主要人物實際上全是浙東本地人。還有一些人受到重視，是因為他們發起並領導地區的志願組織和民軍，激發他們的是對鄉土的驕傲與關心。這種鄉土觀念有很大的作用。它說明這個地區人民對魯王政權的支持為什麼高於其他任何南明政權所得到的支持。它還使他們能夠迅速部署戰鬥人員到關鍵性的防禦地點；他們熟悉本地情況，因而占了上風。他們以值得稱讚的敏捷，沿錢塘江東岸和杭州灣南岸建立起一條弧形防線。他們還努力與浙江北部、西部和長江三角洲河湖地區的抵抗活動取得聯繫。然而，他們很少考慮擴大朝廷的影響，使其超出這個小小的地區。 隆武政權的管轄範圍比魯王政權大，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優勢所在。朝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學士黃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啟和崇禎朝，他作為「正義」事業直言不諱的辯護者遠近聞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別注重從福建以外招徠人才。他很有抱負，想同浙江、江西、湖廣以及大別山區幾百個據點的抗清領袖取得聯繫並授予他們頭銜。[28]他希望廣東和廣西的文武官員服從他，期待從四川那麼遠的地方來的報告。但是，福建在經濟和地形上的限制，加上大多數隆武朝的重要支持者只圖自保，阻撓了對其他省份的實際控制；持自保觀點的代表人物是鄭鴻逵和鄭芝龍兄弟，他們的利益僅限於福建省。 鄭芝龍（當時外國人稱他為尼古拉斯·伊昆）起初在中日海外貿易中充當翻譯和助手。儘管兩國政府有種種限制，他仍逐漸成為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和這一帶水域的霸主。他最初以一個不尋常的強盜而著名，具有出色的組織與訓練才能，極欲充當社會領袖，願意不時地與政府當局合作。1628年，明朝政府爭取到他的投降。此後，在明朝軍事機構的庇護下，他擴大了勢力，最後升到總兵的職位。[29] 弘光皇帝封鄭芝龍為伯爵；隆武皇帝封鄭鴻逵和鄭芝龍為侯爵，以報答他們幫助他建立朝廷。此外，鑒於鄭芝龍實際上控制了福建的財政，皇帝授予他廣泛的權力，讓他兼戶、工、兵三部尚書。起初，隆武皇帝慶幸得到這樣一個人的支持，容許他把自己的許多親戚朋友安插在重要部門。由於沒有孩子，皇帝甚至過繼鄭芝龍的長子鄭森為己子，賜姓朱，取名成功，號稱「國姓爺」，儀同駙馬都尉。隆武皇帝和這位「國姓爺」（即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鄭成功）的親密關係，對南明事業有深遠的影響。 合作失敗 直到1645年10月，隆武朝廷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個朝廷。立即派出一個使臣帶著隆武皇帝的詔書去紹興。他在10月下旬到達，他的到來在魯王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起初，魯王願意退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幾個素有重望的人也力勸他以大局為重，受隆武皇帝節制。但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張國維激烈反對，說福州「鞭長莫及」；如果監國退位，浙東脆弱的抵抗運動就會瓦解；在這個時候改換朝廷，將使君臣之間失去信任。 魯王聽信了這些話。其他的官員被迫對抵制隆武朝廷表示一致同意，於是遣回使臣，並帶去一封按照張國維的意見寫的回書。結果，雖然魯王的許多文武官員秘密地請求或接受了隆武皇帝的任命和封號，但魯王朝廷根本不想與隆武朝廷合作，於是，兩個朝廷之間的關係變成了「水火不相容」。 1646年2月，隆武皇帝曾給他的「皇侄」送去一封令人感動的信，懇求他為了中興事業進行合作，並發誓不同室操戈。他誠懇地說明他要求最高統治權並非出於自私，說明由於戰略上的原因，他不能避免在魯王的地區計劃軍事行動。[30]但不知這封信是否送到了紹興的魯王朝廷。那年春末，隆武皇帝派一個御史帶了許多銀兩去犒勞駐守在錢塘江的軍隊，但得不到魯王當局的保護，結果被不受約束的軍隊殺害。夏初，魯王派一個使臣去福建，被隆武皇帝監禁並處死，這也許是由於懷疑他與鄭芝龍勾結。 要解釋這一系列悲痛的事件，我們必須從地理、兩位藩王的性格和當時恐懼的心情來看。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區之間，綿亘著幾座大山，阻塞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時期，福州與紹興之間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第二，唐王和魯王以相反的性格特點保持他們的統治地位。魯王監國仁慈溫厚，他只做禮儀上需要他做的事，而讓文臣武將發揮主動精神。但他下定決心並真心愿意充當那些想為明朝而戰的人的傀儡領袖，也許他感到他不能拋棄他的支持者。 唐王此時40多歲，飽經憂患，在囚禁中度過半生。他在整個童年和部分成年時期都與被他祖父不公正地囚禁的父親做伴。1636年當北京受到滿族人的威脅時，他帶兵勤王，違犯了明朝律令，被廢為庶人，在1644年弘光帝登極大赦，釋放他並恢復他的王位之前，他不過是在明朝囚禁罪宗的鳳陽高牆內苟活而已。 此時，從禁錮中解放出來，他甚至表現出更大的決心與主動精神，這種決心和主動精神曾招致崇禎皇帝對他的非難。他儉樸、勤勉，只有一個10年來和他一起備嘗辛苦的妻室曾氏，他不怕物質上的犧牲。他很有學問，特別是在歷史和明朝的制度方面，他以他的繼承權而驕傲，這是他歷盡苦難得來的，他相信他的時機已經到來，他是唯一能中興明朝的藩王。雖然他對待魯王很審慎，但以完全不同的態度對待1645年秋在廣西桂林稱帝失敗的靖江王朱亨嘉。這個不走運的藩王被押送到福建，廢為庶人，死於獄中，以昭示這個地區其他明宗室成員。很明顯，隆武皇帝具有一種強烈的、出自內心的使命感，不欲與別人分享領導權，即使是他自己的大臣們。 第三，對與另一個權力中心的合作兩個政權都不夠放心。緊張、敵意和黨派偏見，使爭取皇帝好感的對手均被指責為煽動叛亂。此外，許多得到魯王和隆武政權雙重任命的人，這樣做只是為圖私利，玷污了這種本來是高貴的行為。 內部問題和戰略問題 魯王政權和隆武政權起初都採取防禦姿態。為什麼它們都沒有取得進攻的優勢，原因大同小異：缺乏供應基地；後勤上的困難加上文武官員之間的敵視；依靠正義精神對待硬性的軍事組織、紀律和訓練問題；兩位藩王不同的統治方法。對這些我們還可以加上福建普遍發生的各種社會動亂。兩個政權都面對滿族騎兵無可置疑的陸上優勢。但這要到一年以後才成為現實，而在此期間，兩個政權都不是變得更強而是更弱了。 魯王的兵力約20萬人，全靠錢塘江或杭州灣沿岸的浙東地區供應。由於支撐政權的基層的性質、魯監國消極的統治方式和在財政及軍隊供應上普遍的分散傾向，沒有建立起一個中央的稅收部門。開始實行的是一個寬鬆的原則，即明朝官軍的軍餉出自他們所在的州縣的賦稅收入，而民兵和志願兵（由各種「義士」領導的軍隊）則靠他們原來的地區自願捐助。官軍不滿於這種安排，要求將所有為進行戰事而增加的錢物，交由他們控制，根據戰略需要進行分配。但是，「義軍」領袖[31]不信任官軍，不同意這個建議。折中方案是，所有的軍隊，包括官軍和義軍，應從最近的地點得到支援，可以是賦稅收入，也可以是愛國捐獻，這個方案主要不是出於原則，而是出於權宜之計。沒有一個後勤方案真正解決了在「分地和分餉」問題上的爭吵。 1645年和1646年之間的冬季，愈來愈嚴重的供應短缺，促使官軍偷竊預定給志願軍的給養，導致一片混亂。當飢餓在魯王的軍隊中成為普遍現象後，許多「義軍」戰士乾脆拔腿回家，而官軍則求助於搶劫和敲詐勒索。在沒有中央的後勤管理的情況下，任何中央的指揮機構都是無能為力的。此外，當明水師在長江三角洲地區被清軍擊敗後轉移到魯王地區，陷於走投無路的瓦解境地時，他們也不能做些什麼。 戰術問題上也同樣存在分歧。在將領中，有的贊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提出應首先加強紹興的防禦。幾次成功的跨過錢塘江的進攻對杭州造成了威脅；而且，明軍隊穿過浙江西部幾乎到達太湖，暫時使這個地區的清軍陷於孤立。但這類進攻失敗的時候居多，原因是魯王軍隊之間、魯王軍隊與他們希望會合的清軍後方的抵抗團體之間，配合與聯絡都很差。文人領導的「義軍」喜歡獨立行動，不考慮別人的計劃和所冒的危險。在1646年2月的另一次進攻杭州失敗後，這種情況仍在繼續。魯王的將領不得不把錢塘江以西的土地讓給清軍。寄希望於明軍的水上優勢以抵禦清軍水師的進攻，或橫渡杭州灣，從海寧西北進入敵後，鼓動人民起來反抗。 隆武政權的兵源、財源和給養主要來自福建，其次來自廣東和廣西；但都不夠充分。朝廷建立後不久，就認識到即使是最低限度的軍事開支，也遠遠超過福建和兩廣目前賦稅收入的總和。這個問題一方面試圖以加緊搜刮來解決。從橋樑和港口徵收五花八門的通行稅；經常向店家和食鹽專賣行業攤派各種費用；搜刮地方財政的盈餘；賣官鬻爵；徵收各種愛國捐助，如地主按照土地面積的「大戶助」，紳士按照功名的「紳助」，官吏按照品級的「官助」。另一方面則希望逐漸縮小軍隊的部署。鄭芝龍在1646年5月報告說，供應和武裝當時駐守福建的所有軍隊，需要156萬兩白銀——仍然遠遠超出政權的支付能力。 於是，皇帝同意將福建的賦稅收入只用於支援福建。這個樂觀的計劃要招募3萬人把守各關口，1萬人維護州縣的自安，每年花費86.2萬兩。浙江西南部、江西和湖廣的軍事行動，軍費必須全部就地籌措。把守各關隘的軍隊實際人數，從未達到計劃的數字，而部署在那裡的少數幾千人得到的配給，經常在標準以下。廣東直接向江西南部和福建的隆武朝廷提供一些賦稅收入。但數目只相當於正常稅收的一個零頭，根本不能滿足朝廷的迫切需要。 有幾個因素合起來限制了稅收進入隆武朝廷和給養到達前線。一個是地理上的。福建主要河系的上游，地勢崎嶇，山關險要，這些地方的運輸機構根本擔負不起一場較大的戰爭的緊急任務。其他因素不是與普遍的社會動亂有關，就是與鄭芝龍的人品和動機有關。 前面已經提到，明朝兩個首都的相繼陷落以及伴隨而來的行省和地方政府的驚慌失措，使非法活動和潛在的社會衝突迅速表面化。在福建、江西、廣東三省交界的山區地帶，麻煩有增無減。由於這個地區的土匪很難控制，長期以來在贛南（江西南部贛州周圍地區）駐有專門鎮壓土匪的軍隊，這裡的居民也常在自衛中被殺害。現在，大批匪幫襲擊廣東東部和福建西南部的地區，不僅需要轉移人力物力來對付他們，而且危及陸上的交通運輸路線。鄰近地點的佃農起來反對地主，因為他們在收租時「大斗進，小斗出」[32]。隨著日月推移，在福建全境都發生了「山賊」的襲擊，攔路搶劫成為常事，地方爭鬥不受約束，由於鄭芝龍的注意力轉向別處，甚至一些海盜也重操舊業了。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無法知道新派來的官吏和新增加的捐稅是否合法，自然把他們所有的一切藏起來，以保證他們自己生存的需要。 此外，在福建的許多文官和士紳看來，從前的海盜鄭芝龍現在不過是一個監守自盜者。他們懷疑他企圖從他們的地區和他們身上榨取更多的錢財。許多人不但不響應愛國捐輸的號召，甚至連正規的貨物稅也不交付。傳統史學對鄭芝龍有很大偏見，難以客觀地評價這個人。的確，他能幹、狡猾、野心勃勃，並在一定範圍內很有權勢。的確，他希望通過支持隆武皇帝擴大與深化他在福建的勢力。但同樣明顯的是，他不願削弱或犧牲他辛苦得來的賺錢的海事基地，去進行一場內陸戰爭，其結果可能是朝廷遷往別的省份。也許他一再以給養和準備不足為由而反對皇帝所熱衷的「親征」，是根據對形勢的正確判斷。但鄭芝龍的拖延（它引起朝廷里著名文臣對他的嘲笑以及皇帝不露聲色的輕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自己的長遠打算與皇帝的長遠打算產生根本衝突。 文臣一派希望把皇帝從福建及其土皇帝的限制中解救出來，所以他們辯論說，迅速的進攻將鼓舞浙江和江西人民的反抗精神，因為他們正受到征服者的蹂躪。武將一派（特別是鄭氏兄弟，他們希望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辯論說，需要謹慎，要慢慢來；他們反對走出福建的主要山口，到外面去作戰。這個鬥爭集中表現在黃道周與鄭芝龍的摩擦中。 為了反對鄭芝龍的阻撓，黃道周在1645年11月自請督師北伐，去援助最近在江西東北部遭到失敗的明朝義軍。他沒有得到鄭氏兄弟任何幫助，就帶著一小支全由熱心的志願者組成的烏合之眾和一個月的口糧離開了福建。他相信沿路上他能全憑「忠義」的號召，得到他所需要的人員和給養。黃道周的出征在福建和江西得到熱烈的響應，但他的軍隊太缺乏訓練，與陳兵江南南端的清軍根本不能匹敵。1646年2月初，黃道周在那裡很容易地被清軍擊敗了。兩個月後，他和他最親密的同事在南京被殺。這對隆武皇帝是一個可怕的打擊，他一直依靠黃道周幫助他維持朝中文武官員的均勢。 隆武皇帝堅強的性格表現出諸多矛盾的傾向，在平時，這些傾向可能得到調和，但在受到挫折時，就更加顯露出來了。他希望以東漢的光武帝（統治時期為公元25—57年）為榜樣，後者以傑出的將才使漢朝得到中興，他喜歡大臣們鼓勵他這樣做。他在即皇帝位七天後，就宣布了他的親征計劃，指定他的弟弟新唐王朱聿在他不在時處理福州的事務。由於上面談到的各種原因，他一直不能離開福州，直到1646年1月，他進駐建寧，宣布他想直接從那裡出發，前往長江下游地區的廣大戰場。 同時，他十分看重皇帝作為文學藝術的榜樣和保護人所起的作用，經常親自起草他的公告，寫得又快又好，熱情地接受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成百卷書籍，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固執地堅持科舉制度。他反覆告誡軍隊不要擾民；但他無可奈何地看到社會上充滿武裝衝突，慨嘆政權不再能控制黷武主義和好鬥精神了。 在用人上，隆武皇帝的態度也自相矛盾。他的熱情使他歡迎任何看起來同他有共同目的的人。結果，許多只會吹牛的無能之輩被派出去擔任重要職務，而在朝廷里，皇帝又想親自做太多的事，而沒有利用他清閒、臃腫的內閣中幾個有真才的人。 隆武皇帝在戰略問題上反覆無常。部分原因是他急於對來自前沿省份（浙江、江西和湖廣）的任何消息，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積極作出回答，於是就先下命令，然後才考慮命令的可行性。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最堅定的舵手也要和猶豫不決進行鬥爭。首先，是鄭氏兄弟的態度，他們公開支持，暗中拖延。似乎他們的準備工作永遠做不完，他們的給養永遠不夠充分，他們永遠不會執行從杉關和分水關向西向北出擊的任務。這樣，皇帝只能走到建寧為止。其次，很難得到準確的情報：關於清軍在錢塘江上游的實力，關於用水師成功地進攻杭州和蘇州地區的可能性，關於江西千變萬化的局勢，關於遙遠的湖廣的複雜事態，等等。 這種情況打亂了皇帝的戰略。起初，他計劃沿錢塘江而下，在去南京的路上收復杭州。然後，他希望把福建、江西北部和湖廣中部的明朝軍隊集合在他的領導下，從鄱陽湖以東的某處順流而下直搗南京。最後，當清軍對福建西北各關口的壓力增加時，他考慮移蹕贛州，從那裡他可以收復江西北部，或把他的朝廷遷到相對說來防禦較強的湖廣南部。結果，他看來更可能前往江西或穿過江西，而不是進入浙江或江南，1646年3月，他回駐延平，在這裡他再次宣誓出關，決不回福州。 兩個政權相繼滅亡 隆武皇帝一直特別關心守住江西南部，因為如果清軍完全占領該省，就會堵塞所有出入福建的主要陸上通道，並使廣東易於受到進攻。他授予在那裡積極進行抵抗的明朝官員以很高的官職，並派他的一些最得力的大臣，包括大學士蘇觀生和郭維經，去幫助保衛那個地區。1646年5月下旬，傳來贛州被圍的消息，隆武朝廷面臨真正的危險，他們盡一切努力挽救局勢。 贛州的明軍總數在4萬人以上，但他們是一鍋大雜燴：來自福建、江西、廣東和湖廣的明官軍（許多是新近才招募的），來自江西和貴州的土著，出於利害關係而與明朝的事業相結合的山賊。儘管這時清軍在江西的指揮混亂，而且士氣低落，但明軍的統帥卻不能集中力量把清軍從贛州趕走，使這座城市愈來愈孤立。 同時，浙江的清軍逐漸鞏固了他們在錢塘江以西的地位，儘管南京與杭州之間的地區並不完全安定。1646年4月，清廷命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將軍。6月14日，他率師進駐杭州，準備從杭州南面的大堤渡過錢塘江。但東南持續的乾旱使江水暴落，水流緩慢，泥沙淤積。從上游一些距離紹興不太遠的地方騎馬渡江成為可能。7月10日，當清軍騎兵在桐廬渡過錢塘江時，防守軍隊立即向紹興潰逃。清騎兵在後面追趕，並與另一支從杭州用船渡過錢塘江口的清軍在紹興地區會合。 魯監國聽說方國安和他的軍隊向紹興撤退時，就逃出了紹興。他顯然害怕這支軍隊會洗劫這座城市，而他自己將被方國安劫留，作為投降的禮物。他很快從陸路逃往台州，但在那裡他險些被方國安的一個朝同一方向撤退的部下所劫持。因此他從海門出海，得到水師提督張名振的保護，後者隨即將他轉移至舟山。 7月末，在延平的隆武朝廷聽到清軍渡過錢塘江的消息。此後不久，鄭芝龍藉口對付海盜襲擊，離開了延平。他手下駐守在西北各關口的少數軍隊，不久也隨他而去。雖然隆武皇帝試圖支援浙江東南並加強福建北部邊界，但失敗主義的看法充斥他的朝廷。重新激發他的支持者的效忠精神的努力，未能防止他的政府的解體。 仙霞關告急才終於促使皇帝踏上去贛州的道路，他的隨行人員在1646年9月29—30日依次離開延平。但兩天後，清軍占領延平的消息使他們感到驚慌。許多人星散，一些人試圖追隨皇帝，皇帝則帶著少數侍衛向汀州急行。他在汀州被一小隊清軍趕上，隨即於10月6日同皇后一起被殺。[33] 1646年10月17日，當滿族貴族不戰而進入福州時，這座城市幾乎空了。鄭芝龍可能已同清方談判了一些時候。投降條件仍未確定，他摧毀了他在福州的火藥庫，退到更南一些的主要基地。但一個月後，鄭芝龍不顧他的兒子和部下許多將領的反對，在福州正式向清投降，對方答應他任福建和廣東總督。但不久他就在去「朝見[新]皇帝」的藉口下被帶到北方，隨即在北京被嚴密地監視起來。其他隆武朝廷投降清廷的文官武將，被允許幫助清軍征服廣東，以觀後效。 兩廣和湖廣南部的永曆政權，1646—1652年 永曆與紹武的對立 1645年，當弘光皇帝的死訊傳到邊遠的南方時，那裡的許多官員，包括廣西巡撫瞿式耜和兩廣總督丁魁楚在內，都贊成擁立朱由，他是新近去世的桂王的兒子，按世系應繼承福王。1643年，當張獻忠的隊伍侵犯湖廣南部時，朱由和他的父親從他們的封地逃到廣西梧州避難，1644年，他父親在那裡死去。朱由和其他一些人把唐王看成一個專橫跋扈的暴發戶，認為他的稱帝破壞了按次序繼承的原則。但他們把他的登基作為既成事實接受下來，並作為隆武的臣屬履行職責。但朱由在襲桂王王位之後不久突然死去。 這樣就剩下他父親最小的兒子永明王朱由榔。[34]他22歲，生命的大部分在舒適的閒散中度過，直到張獻忠的人馬使他備受逃亡、被俘和差點被處死的驚嚇。他好歹從湖廣西南部逃到江西；後來被丁魁楚安置在肇慶。現在，由於他的兄長們一個接一個死去，他突然成了萬曆皇帝唯一活著的親孫，明朝皇位的合法繼承者。 當福建傳來不祥的消息時，瞿式耜和其他官員試探出永明王願意登基當皇帝。唯一表示堅決反對的，是永明王名義上的母親王氏，她現在操縱她丈夫身後唯一繼承人的全部事務。她認為永明王太年輕，沒有經驗，軟弱，擔負不起這亂世的重任，而廣東現時又沒有很多大臣，甚至連一支像樣的軍隊也沒有，無法組成一個政府並保衛它。 1646年11月初，丁魁楚接到隆武皇帝殉國的確實消息，問題就變得緊迫了。瞿式耜和丁魁楚強調國不可以一日無君，說服永明王於11月中旬在肇慶即監國位，肇慶曾是明朝一處封地的所在地，廣東巡撫和兩廣總督的行轅也設在這裡。[35]瞿式耜和丁魁楚成為新朝廷的大學士，湖廣的主要官員被授以其他重要職位，各級武職則授予湖廣、廣西、四川和貴州的幾十個將領。 先前，廣東派出大部分有組織的武裝力量去支援江西南部的防禦。只留下少數難以控制的地方武裝去對付（或參加）成群結隊的土匪和海盜，自從1644年北京陷落的消息傳到廣東後，他們的活動就更加肆無忌憚了。接著在11月下旬，新監國得知贛州的義軍已於12天前被清軍擊破，感到他和他的家室很不安全，就西去梧州。那裡離清軍的威脅較遠而離廣西忠於明室的軍隊較近。他不知道另一個威脅正在附近出現。 這個時候，一批隆武朝廷的官員陸續到達廣州近郊。這些人中有幾個曾與永明王的支持者有聯繫。但都感到他們不能全心全意參加那個政權，原因是個人的失意，他們做慣了大官，不屑做小官，或因肇慶集團對他們感恩戴德的隆武皇帝抱有成見。有的人還對這個新監國缺乏信心，特別是當他一看到危險，就那麼輕易地離開廣東之後。總之，當隆武皇帝的弟弟朱聿於12月5日從海路到達廣州後，人們抱著熱烈的期望迎接他。幾天以後，根據弟弟可以繼承哥哥的原則，他在廣州稱帝，即紹武皇帝。這個政權最重要的一些官職，幾乎全由廣州本地人擔任。 梧州的永明朝廷得知朱聿稱帝的消息時，立即決定永明王應回肇慶即皇帝位，認為他的大臣們的較高的威望和較廣泛的權力最終能使他的朝廷得到普遍的支持。於是，1646年12月24日，監國永明王在肇慶成了永曆皇帝，並匆忙在肇慶與廣州之間的西江各戰略地點設防。 武力較弱的永曆朝廷企圖進行談判，結果他們的使者在紹武朝廷被殺。到目前為止，廣州一直有廣東土司的軍隊駐守，[36]是一個易於防守的地區，這個情況增加了紹武集團的信心，儘管他們自己的軍隊主要由不可靠的山賊和海盜組成，是被說服在官方的旗號下作戰的。永曆和紹武兩軍之間接連發生兩次戰鬥：第一次，在1647年1月4日，被永曆的兵部侍郎輕易贏了；但三天後的第二次，永曆軍隊幾乎全被殲滅。 兩個朝廷的注意力和珍貴的人力物力，被用在這種自相殘殺上，而雙方更大的共同敵人卻被暫時忘卻了。正當紹武朝廷為慶祝他們對永曆軍隊的勝利，在1647年1月20日舉行正式的軍事檢閱時，廣州卻遭了浩劫：清軍騎兵只遇到驚惶而無組織的抵抗。他們從福建的漳州一路趕來，沒有被全神貫注於別的事情上的紹武朝廷所發覺。由於現在已不可能進行任何抵抗，首輔遂自殺；他的大多數同僚投降。紹武皇帝企圖逃走但被抓住，跟當時聚集在廣州的其他許多明藩王一樣，後來被殺。[37] 當關於這場災難的消息傳到肇慶的永曆朝廷時，最初的反應是懷疑。但接著而來的報告驅散了一切幻想。1月下旬，永曆皇帝匆忙離開肇慶去梧州。從那裡，他繼續前往桂林，形成了一種望風而逃的格局。這個格局有效地排除了西南各地真正的地區支持的發展，特別是使廣東的人民永遠地疏遠了。 清軍初次突破兩廣 如此神速地侵入廣州的清軍，是兩支軍隊的典型結合：可靠，有紀律的八旗兵小部隊和不太可靠、紀律較差的前明軍的大部隊——他們在清軍進入北直隸後就投降了。這一次率領清軍的是佟養甲，他原是遼東的漢人，出生於鑲藍旗，最近跟隨博洛出征浙江和福建。率領前明軍的是李成棟，他自從1645年在徐州投降後，幾乎不停地替清軍打仗，平定長江三角洲地區，征服福建。 廣州平定後，佟養甲和幾百人留下，李成棟繼續取肇慶，他從那裡派出兩支小分隊，一支沿北江而上，一支南下雷州半島，後者後來渡過海峽到海南島。同時，李成棟領著他的主力沿西江去梧州，於3月5日到達。他從這裡派出偵察隊到廣西中部和西北方向的桂林，1647年4月15日，清軍小部隊的一次突然襲擊差點占領了桂林。 整個廣東和半個廣西在清軍面前以驚人的速度淪陷。清軍再次擴張得太快，這種局面在清征服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都重複發生。明朝政府的外部標誌——官印、衙門、城牆、崗哨——是容易接管的，只要這些地區的明朝政府已經失去威信。清當局常常發現比這困難得多的事是恢復社會秩序，特別是因為各種破壞分子都與抗清復明的忠臣義士結盟，開始打出正統的旗號。 許多地方只是為了保存自己，自動武裝和組織起來殺一切入侵者——滿族人、北兵、義軍、明官軍、土匪或海盜。佟養甲知道，廣東的平定有賴於恢復從廣州經湖廣至長江中游地區，特別是經江西至江南地區的貿易路線的暢通。那些現在在廣東除了打鬥和偷竊就無以為生的人，那時就可以找到建設性的工作。但這時佟養甲沒有足夠的人去完成這個任務。 由於李成棟駐在西邊，三角洲地區的土匪和義軍不久就看出廣州的清軍只能勉強守住城市，無法應付這個府其他部分的武裝起義。於是，從1647年3月中旬直到11月底，著名的「廣東三忠」（東莞的張家玉、順德的陳邦彥、南海的陳子壯）領導了一系列短期的抗戰。[38]他們無論與永曆或紹武政權都沒有密切關係，因此他們在這個期間的所作所為應看成是一般地為了恢復明朝，而不是特別為了永曆王朝，儘管這對後者有利。 當這些抗戰活動一開始，佟養甲就命李成棟立即回到廣州地區，他於4月初到達那裡。從那時起直到秋天，他被迫瘋狂地從一個地區趕到另一個地區，鎮壓一次又一次起義。最後，他的軍隊優越的實力和組織占了上風。10月中旬，陳邦彥在清軍圍攻清遠時被俘；11月初，張家玉在增城與李成棟軍的一次激烈戰鬥中被殺；11月下旬，陳子壯在李成棟軍占領高明時被俘。陳邦彥和陳子壯都在廣州被公開地殘酷處死。 這些愛國志士之所以未能恢復明朝對廣東中部的控制，是因為他們招募了許多土匪和海盜參加他們的戰鬥隊伍。結果，他們在自己的家鄉不能得到其他社會賢達的廣泛支持。但是，通過迫使李成棟從梧州回救廣州，並留在廣東中部，他們成功地解除了永曆朝廷受到的直接壓力，從而幫助這個朝廷度過1647年的許多磨難，並生存下來。 流亡朝廷在廣西和湖廣東南 3月中旬，永曆皇帝一行曾在桂林作短暫停留，廣西巡撫瞿式耜的衙門即設在這裡。鑒於離清軍很近，朝廷繼續往更遠的地方遷移，於3月20日溯桂江至全州，這裡是廣西和湖廣之間的門戶。這次遷移也有正當理由。現在明朝人數最多的軍隊是在湖廣南部和西部。如果能把長江中游地區（現今的湖北和湖南）從清廷手中奪回來，那麼，這裡比更南的任何位置更有利於進攻。 但是，湖廣各部隊的供應基地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極不穩定。總督何騰蛟在逃出左良玉叛變引起的災難後，面臨一個壓倒一切的任務，即把被搞亂了的湖廣各部隊組成一支軍隊：第一，張獻忠進犯時，有五支明官軍隱藏在偏僻地區，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脫離了中央的指揮和供應；第二，有三支原左良玉的軍隊在江西向清軍假投降後，反正回到湖廣；第三，有一支從雲南去支援南京的軍隊，但在途中弘光政權就垮台了；第四，李自成的殘部，他們分裂成四支，每支都曾模稜兩可地與清軍進行談判，後來接受了明朝方面的官職和頭銜，先是從隆武朝廷，隨後從永曆朝廷。 湖廣的政治和經濟基礎曾先後遭受張獻忠和左良玉部隊的破壞，不能承受這樣大規模集中的軍隊，甚至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可能。現在，這些軍隊大多靠搶劫為生，甚至總督直接指揮下的軍隊也慣於用敲詐勒索的方式從已經一無所有的居民中榨取一點可憐的給養。各方面的鎮將所關心的，主要是他們的指揮權不受侵犯，他們互相提防，只有在犧牲別人以加強自己的供應和防禦的前提下，他們才聽從何騰蛟的命令。 在朝廷，瞿式耜規勸說，皇帝一聽到風聲緊急就倉促走避，有失去民心的危險。但因為皇帝已經去了全州，瞿式耜就勸告他安心留在那兒，準備一次「親征」，經過湖廣南部到武漢，他的蒞臨，會使湖廣的軍隊團結起來，一致對敵。 但是，永曆皇帝即將表現出他的兩面性，這是他整個在位時期的特點。一方面，他不喜歡他的心胸高貴的大臣們要他勇敢、堅毅、有遠見的勸諫。他懷疑他們的豪言壯語，感到他們十分樂意讓他置身於危險之中。另一方面，他心懷感激地投向任何一個軍閥的懷抱，只要他看起來能保他和皇室的平安。唯一使他惱怒的，是這種保護常常強加給他種種限制。 這時，湖廣最跋扈的鎮將劉承胤胤說服皇帝於5月19日把朝廷從全州遷到湖廣西南部他的駐地武岡。這樣一來，皇帝不是去監督湖廣的各鎮將，而成了他們之中最受人憎恨的一個鎮將的人質。在武岡，劉承胤和他的親信大權在握，不可一世，用強硬手段把皇帝和他們所反對的大臣隔開。 整個1647年，清軍在湖廣的進展慢於廣東。首先，為了與他們自己的宣傳相一致，他們把進攻李自成殘部列為首要任務，而李自成殘部在何騰蛟的同意下，已經從洞庭湖向西和西北方向轉移。其次，為了穩固武昌的後方，他們費了很大的氣力平定義軍和其他不順從分子，這些人控制了湖廣東北部的許多堡砦。因此，儘管北京在1646年9月就已宣布出征湖廣南部，但孔有德直到1647年3月才占領長沙。儘管何騰蛟對清軍這次進攻組織的抵抗十分無力，孔有德仍然感到情況令人沮喪。他沒有立即打聽出永曆皇帝的下落，他的軍隊直到9月中旬才向武岡進發。 在武岡外圍進行了幾天保衛戰後，劉承胤在9月23日準備投降，允許永曆皇帝及皇室逃跑。帶著少數互不團結的隨行人員，主要在錦衣衛指揮使馬吉翔的幫助下，永曆皇帝一路歷盡艱險，繞道逃回廣西。1647年，許多留在廣西的大臣加入暫時留在象州的皇帝一行。 由於廣東中部的抵抗增強，所有的清軍均已撤出廣西。但到1647年秋末，李成棟鎮壓了「三忠」，並於12月再次占領梧州，從而使肇慶的朝廷可能受到攻擊。於是決定，皇室中的婦女應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南寧，而皇帝則聽從瞿式耜和其他人的勸諫返回桂林，他於12月30日到達那兒。 本來希望皇帝蒞臨桂林能促進幾支湖廣軍隊之間的合作，他們是在孔有德的推進面前退下來的，現在正憂心忡忡地擠在廣西東北一隅。不幸的是，皇帝的到來只引來郝永忠的特殊請求，[39]他對其他將領的戰鬥能力沒有信心。為了給繼續撤退找一個合法的藉口，他企圖說服皇帝在他的護送下深入廣西內地。在瞿式耜的堅持下，皇帝留了下來。但在1648年3月14日，郝永忠帶著他的軍隊退到桂林，引起極大的混亂，並揚言清軍騎兵已在附近。結果，瞿式耜被不守紀律的軍隊劫持，皇帝則在混亂中與郝永忠失散。後來，他向西南去南寧和他的家室團聚，瞿式耜設法回到桂林。儘管那座城市已被軍隊掠奪一空，但瞿式耜與何騰蛟仍能集合足夠的軍隊打退清軍在1648年4月14日對桂林的第三次進攻。 這時，發生了完全出乎永曆政權預料的事，解救了這個危局。 金聲桓和李成棟反正 金聲桓自從1645年夏隨左良玉軍在九江投降阿濟格，到1646年秋攻克贛州，他在清軍平定江西的戰事中是一個關鍵人物。金聲桓在這個時期的副手和親密同事是副總兵王得仁，原李自成部下一個將領。金聲桓、王得仁與清當局的關係，表面看來不錯，其實是互相猜疑的。 清廷不久就知道金聲桓喜歡誇大他的功勞，而且只報喜不報憂；王得仁由於以屠殺和搶劫著名，也在及早清除之列。因此，清廷覺得金聲桓不加掩飾的非分要求是難以容忍的放肆。金聲桓作為一個「發號施令」的將領，從暫時掌管文武大權中嘗到了甜頭。但是，清廷沒有正式任命他擔當這樣的職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他發現他們不僅不想讓他插手民政，而且還降低他在軍事上的地位，使他同這個省的其他投降將領沒有區別。作為對他的讓步，他最後被授予總兵，提督江西軍務事，但是清廷派到江西來的兩個上司——傲慢的巡撫和巡按使他惱怒。 因此，金聲桓決定歸順明朝。但他遲遲不行動，要等到同江西的義軍和湖廣的永曆朝廷作好秘密安排。但王得仁得知一個清廷官員已經控告他在平定江西時的惡劣行為。於是，在他自己隊伍中的義軍分子的慫恿下，他逼使金聲桓攤牌。1648年2月20—21日，清廷的江西巡撫在南昌被執，巡按被殺。金聲桓和王得仁打起明朝的旗號，派使者去找永曆朝廷，報告他們反正的消息。 儘管金聲桓的行動是出於個人動機，而且這個人也缺乏領袖的遠見或才具，但他的反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不僅江西義軍紛起，而且遠在湖廣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員也重新歸順明朝。湖廣北部結寨固守的抵抗者再度活躍起來，沿長江而下直到南京都有同情者攻擊清軍陣地。但在贛州這個要害地方，官員仍然忠於清廷。在討論戰略上的選擇時，有人勸說金聲桓趁清軍不備，進攻南京。但在贛州和通往廣東的關口仍受清軍控制的情況下，金聲桓擔心他的後方不安全。他決定在進攻江南之前先攻下贛州。 但是，最重要的反應來自李成棟。他也是很久以來就對清廷沒有慷慨報答他和他的部下而感到失望。（1648年6月，佟養甲被任命為兩廣總督，而李成棟只得到廣東的一個較低的官職。）傳說李成棟的反正不僅由於受了許多被他屠殺的義軍的赤誠的感化，而且他最後決定歸順明朝是受了他的愛妾自刎的激發。[40]也許李成棟是一個天良未泯的人，我們只能猜測他心中想的是什麼。最可靠的證據說明他的基本動機是，害怕金聲桓和永曆朝的將領在江西和湖廣聯合起來以後，他會陷於孤立，容易受到攻擊。 總之，李成棟在1648年5月初同他最親近的支持者商量好之後，脅迫佟養甲一起宣布歸順永曆朝廷，也許曾威脅要殺掉佟養甲的八旗兵和所有採取滿族生活方式的人。李成棟開始使用明兩廣總督的印信，又派人從梧州去南寧迎接永曆皇帝還都肇慶。隨後又送去一封書信，請求不要懷疑他是故設圈套。 但永曆皇帝仍然沒有儘快返回廣東。朝廷起初曾考慮瞿式耜所堅持的回桂林的意見，但後來又同意了李成棟的理由，即皇帝若不蒞臨，他既不能安定廣東的民心，又不能保證該省的安全。由於金聲桓和李成棟如此明顯地扭轉了朝廷的命運，人們感到皇帝應回到肇慶以表示鼓勵。這樣，皇帝一行終於在1648年9月下旬到達肇慶；他們在經歷了一年的艱苦與屈辱之後，高興地看到李成棟待他們十分豐厚。 在北方，這些事態發展震動了清廷。一支完全由旗兵組成的軍隊，在滿族和蒙古將領的帶領下，從北京直奔金聲桓而來。此時金聲桓和王得仁尚未攻下贛州，不得不匆忙撤退，回救南昌。他們剛來得及在清軍於7月9日對南昌發動第一次預定的進攻之前重新進入該城。但到8月下旬，清軍的這種進攻並不成功，於是準備圍困這座城市，用飢餓迫使它屈服。 與此同時，清軍從湖廣南部的前沿陣地往後撤；在1648年一年中，何騰蛟和幾個原來被困在廣西東北部的將領，因此得以收復湖廣南部許多地方。金聲桓和王得仁曾向何騰蛟求救。但由於何騰蛟對所部將領並無多大實際控制權，不能從湖廣東南部發動一次有效的陸地攻勢進入江西西北部，因此援軍一直沒有到達南昌。南昌被圍八個月之後，久已人相食，這時一些士兵秘密同意投降，清軍得以在1649年3月1日攀登城牆入城。金聲桓自盡，王得仁在戰鬥中被俘，並被處死。 同一天，在湖廣中部，何騰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後他在長沙被殺。接著在4月中旬，李成棟在江西南部涉水渡河時淹死。這是在一次收復贛州的艱苦戰鬥中被清軍擊敗以後。何騰蛟的失敗，是原左良玉部將領、李自成殘部首領和他們名義上的上級浙廣南部巡撫堵胤錫之間的一次爭吵造成的。李成棟的失敗，是因為清廷能接濟與增援贛州，而李成棟一過梅關往北出了廣東地界，永曆朝廷就不能接濟他。這樣，三個幾乎奇蹟般地恢復了明朝的整個南方的人——金聲桓、何騰蛟和李成棟，在1649年春一個月的時間之內，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 還都肇慶後的永曆朝廷 回到廣東後，朝廷的頭一件事是封官晉爵。這件事的主要困難，是在分配官職和權力上要在兩派人之間保持平衡，一派是在皇帝顛沛流離中的「護駕元勛」，一派是跟隨李成棟從廣州來的「反正功臣」。但是不久，舊臣與新貴之間的矛盾就被更加典型的由同鄉、師生和同寅關係形成的黨派之間的矛盾所代替。為了生存和取得支配地位，一個黨派必須在內廷、外廷和地方政府（這在永曆時期就是各地將領控制下的機構）都有得力的成員。黨派競爭的目標是獲取官職，特別是內閣中的高級官職，從而影響甚至控制皇帝的行動。 形成了兩個大黨。占優勢的楚黨的核心成員在都察院（外廷）。它在太監和錦衣衛（內廷）中也有擁護者和同情者。此外，它還得到了地方的軍事領袖（主要是李成棟，他現在是整個東南的總督，和瞿式耜，他任兵部尚書，負責保衛桂林）以及宰輔的支持。這一黨的領袖，左都御史袁彭年、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加上御史劉湘客、蒙正發和金堡，以他們在政治上的跋扈，被稱為「五虎」[41]。 較弱的吳黨從內廷獲取支持：太監、外戚，特別是馬吉翔，他作為錦衣衛指揮使，成了皇帝身邊有影響的隨從和大臣。這一黨在地方上的主要支持者是慶國公陳邦傅，他不斷地並經常非法地擴張他在廣西的勢力。外廷的擁護者大多是各部的低級官員，在大學士中有兩人被認為是吳黨。 各黨的名稱，來自各黨領袖的原籍，這至少說明了一點，即為什麼在一個岌岌可危的政權里，有那麼多人得到了官職。他們遠離淪陷的家鄉，除去俸祿、當官的特權和政府官職提供的貪污受賄的機會之外，沒有別的收入。這一點對愛國義士和投機者都一樣。前者可能很少想到個人利益；他們追求高官是為了對抵抗運動進行領導。後者追求高官是為了俸祿和可能收到的「遺贈」。他們還希望，當他們將來有一天向清廷投降時，清廷能承認他們從前的官品。但楚黨絕非個個都是愛國義士，吳黨也不都是投機者。 在朝廷留在肇慶的一年零四個月中，楚黨始終保持優勢。一部分原因是朝廷依賴李成棟，他手下的將領控制著廣東，他的兒子控制著錦衣衛，他死後也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楚黨植根於外廷的官僚機構，他們竭力評彈時政，參劾官吏。這種直言敢諫，特別是金堡嚴厲尖刻的言詞，可能使皇帝和那些（特別是吳黨中的）可以稱之為「現實主義者」的人感到煩惱。但朝廷又需要以此來吸引大批真心實意的文官，因為可以通過他們在它名義上控制下的各省面前樹立一個真誠政府的形象。換句話說，楚黨代表了明朝的正統，而這是永曆朝廷這時所最需要的。不幸的是，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和高官身上，而對省的管理注意得不夠。 在早年的顛沛流離中，錦衣衛馬吉翔和其他與內廷有關係的人，親自負責皇帝的安全，從而權勢日增。他們在肇慶時也是這樣。這種情況是永曆皇帝膽怯的性格造成的。他對明朝統治結構的無知，使他把太監和馬吉翔當作擋箭牌。他在耿直的朝臣向他提出的要求面前退縮。此外，某些楚黨的批評是虛偽的或空洞的，因為由於與軍閥勾結以施加壓力，由於提拔私人和收受賄賂，他們也變成了他們所悲嘆的貪污腐化的一部分。 有一個問題特別說明這個時期統治與政策討論的情形：張獻忠義子孫可望由於宣布擁戴明朝，並聽從朝廷要他把大軍部署在雲南的安排，要求封他為秦王。「現實主義者」主張迎合軍閥的虛榮心甚至他們的領土野心，只要這些能增強朝廷的防衛；認為皇帝的封賜可以把潛在敵人化為有價值的盟友。 但是，以給事中金堡為首的明制度的限制原則和朝廷尊嚴的捍衛者，激烈反對這種做法。首先，正如金堡指出的，明朝「祖訓」不允許對異姓封王。其次，朝廷因這件尷尬事情在百官心目中受到的威望上的損失，肯定超過從一個臭名昭彰的土匪頭子的軍事支持中可能得到的補償。不論封王與否，朝廷都不可能實際控制孫可望。但如果朝廷的態度堅決，孫可望也許知難而止，會自願效忠並且服從。[42]金堡的奏疏博學雄辯，但也迂腐至極；它中止了對這個問題的公開辯論達一年之久，直到楚黨失勢。朝廷決定改封孫可望為景國公。 但有人在這件事情上採取越權行動。堵胤胤錫和陳邦傅出於不同的理由，主要是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勢，各自偽造敕書，封孫可望為王。陳邦傅授他以他所貪圖的秦王，堵胤兒錫授他以郡王的爵位。[43]當孫可望接到這些互相矛盾的封號時，大為憤恨，派人去朝廷要求說明。於是輿論譁然，文章參劾，過了幾個月，朝廷才決定批准堵胤錫的說法，但對這件事的處置失當，已經把與孫可望的關係引向災難性的後果。 引人注目的是，在這件事上，對兩種做法沒有任何認真的批評，而這在四年前的弘光朝是會受到嚴厲譴責的。這就是廣泛授予文武官員以便宜行事的權力，使一些人可以像土皇帝一樣行事，對武將封官進爵不是出於獎勵他的突出功勞，而是為了確保他的忠誠。只有像陳邦傅那樣明目張胆的要求（賜封潯梧等地給他世守）才受到強烈反對。 在這裡指出其他一些對官僚權力的侵占，也許是有用的。武將現在對各種政治問題向朝廷上疏或直接對話，幾乎跟文官一樣自由，而沒有引起異議。皇室成員充任各種次要職務，有些被正式批准為軍隊領導，也許因為現在正規的官僚不再視他們為無能的闖入者而瞧不起，反之，他們相應的能力和忠誠與其他人相比，現在特別有價值。 我們還發現沒有關於財政的討論，偶爾的披露也限於州以下的。戶部尚書的任命是走形式，他們極少行使職責。在永曆朝廷和它下面的任何省份之間，沒有正規的財政聯繫，也沒有做任何事情來建立這種聯繫。沒有集中的後勤管理，各個將領各自為政，有的尚誠實守法，但大多數橫徵暴斂。臨時國都設在哪裡，朝廷的物質生活就仰給予控制該地的軍閥，沒有一個朝臣把這當作問題。 1650年2月6日，肇慶得知明守軍在聽到清軍靠近時，放棄了廣東北方的屏障韶州。兩天後，皇帝離開了肇慶，去廣西東部的梧州。 朝廷的西逃 1649年，永曆朝廷已經失去了對湖廣和江西的控制。更早一些時候，在1648年10月，滿族鄭親王濟爾哈郎奉命消滅李自成殘部中最大的一股李赤心部。[44]但當他在1649年春在湖廣南部開始進軍時，發現推進他的軍隊並不難，難的是控制他已經通過的地方。而且，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李赤心，他已經離開湖廣，去了廣西。經過1649年夏季，濟爾哈郎的軍隊控制了湖廣最南部的所有主要城市，但他們對這片領土的控制很不牢靠。 不過，濟爾哈郎實際上並未被授權入侵廣東或廣西，他也沒準備這樣做。江西清軍也僅限於占領南昌，解救贛州和消滅該省義軍的活動。李成棟的軍隊在贛州附近崩潰後，清軍只是守住梅關，沒有進入廣東。此外，在北方，清廷正在鎮壓另一起反叛。1649年1月15日，清軍鎮守山西大同的總兵姜瓖起兵反正，波及全省，包括靠近北京的一些地方。他最後被出賣，於10月4日被殺。 儘管如此，1649年6月28日，北京的朝廷以隆重的形式命令三個藩王——都是投降滿清的漢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出師征服兩廣。中間發生了一些耽擱，原因是耿仲明受到揭發，他的部下在軍中藏匿逃人，罪當死，他在江西自盡。他的兒子耿繼茂代領其眾，出徵才按原定計劃進行。1650年11月，孔有德從長沙向南，致力於重新占領廣西東北部，與此同時，耿繼茂和尚可喜通過梅關進入廣東北部。 這次進軍，清軍比以前審慎，集中在少數目標上。全州至桂林的通路仍有危險，在廣東中西部，關鍵要地仍在永曆軍手中。1650年4月間，孔有德在去全州的通路上鞏固了自己的據點，但他直到秋天才向前推進。耿繼茂和尚可喜則迅速前進，在3月向廣州進攻。進攻失敗後，他們在瘧疾流行的夏天準備好進行一次艱難的圍攻。 永曆朝廷一到梧州，黨爭重新開始。皇帝以嚴厲懲治「五虎」中的四虎來發泄他的怒氣和怨恨（袁彭年以策動李成棟反正有功得到赦免）。他們被錦衣衛逮捕並非刑拷打，金堡受刑尤酷，大腿折斷。罪名是圖謀不軌，其實都是捏造的。抗議的奏疏雪片般飛向朝廷，指出這不是懲治官吏的時候，一些朝廷所依靠的重臣向皇帝挑戰，要求也懲治他們，因為他們與被關押的四人有聯繫。到仲夏，陳邦傅的一個軍事上的對手把他的一部分軍隊開向梧州，支持那些想釋放關在籠子裡的「老虎」的人，迫害才告結束。金堡和丁時魁被謫戍貴州，劉湘客和蒙正發用錢贖罪，削籍為民。 同時，吳黨有了取代楚黨的機會，但未成功。雖然吳黨的支持者重新入閣，許多吳黨人士得到提升，但他們缺乏結成新的黨派組織以進行統治所需要的才能和凝聚力。現在朝中沒有為首的人，喪失了任何可稱為目標或方向的東西，朝臣間的辯論降至極為瑣屑的水平。湖廣的軍隊自從何騰蛟死後便缺乏統領，朝廷就讓他們各自為政。這樣，當清軍耐心地從北面和東面逼過來時，永曆朝廷和軍隊統帥之間的事情都由於內部紛爭和政治原因而更加惡化了。 一件有趣的事反映出此時內廷的焦慮，這便是王太后和司禮太監龐天壽請求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世在精神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給予支援。龐天壽和瞿式耜曾接受耶穌教洗禮，也許是他們把德國耶穌會士安德烈亞斯·科夫勒介紹給皇室的。隨後，科夫勒給兩位太后、皇后和永曆太子施行了洗禮，取了教名，並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尋求對朝廷的軍事援助。但是，儘管他同皇室關係密切，對永曆在政治上卻看不出有什麼影響。 在朝廷新近的一次逃亡中，實際上不是科夫勒而是他的助手波蘭耶穌會士米歇爾·博伊姆跟隨朝廷從肇慶逃到梧州。接著，博伊姆同意把老太后和龐天壽的兩封信（寫信日期為1650年11月1日和4日）帶往梵蒂岡。這些信真誠地請求教皇為他們的靈魂和明朝的中興祈禱，請求派更多的天主教教士來中國。到1658年，當博伊姆終於帶著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的一封在精神上鼓勵但政治上含糊的信回到東京灣時，老太后已經死去，而永曆朝廷也已經被迫遷往西南他所不能到達的地方。[45] 1650年秋末，清軍突破明朝在廣東和廣西的防禦。11月24日，尚可喜終於攻克廣州，他使這座城市（它頑強地堅持了八個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殺。孔有德利用明朝將領之間的一次普遍分裂和全州的一次兵變，在11月27日占領桂林。瞿式耜和一個忠心的助手一起被執，拒絕投降，遂於次年1月被殺。12月2日，正當清軍準備進入肇慶時，永曆皇帝一行在倉皇逃往梧州的路上被搶劫，皇帝差一點被打算投降的明軍所執。在西南250英里的南寧，重新組成一個縮小了許多的朝廷，進入它歷史上的一個新階段。 監國魯王的海上政權，1646—1652年 監國魯王在海上漂泊的複雜情況，在時間和距離上可與永曆朝廷在陸上的顛沛流離相比。但是，與永曆皇帝和他的朝廷對照，監國魯王，一個快30歲的人，始終如一地表示，為了他的支持者和明朝，願意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去冒千難萬險；他的政權，儘管從官員人數和版圖上說都是最小的，卻始終博得它的擁護者的最高度的忠誠。這一政權雖未受到思想或黨派分歧的折磨，但也確實同樣表現出削弱每一個南明政權的努力的互相傾軋。 明朝在失去沿海省份後重建據點 1646年的夏天和秋天，雖有許多魯王和隆武朝廷的官員逃進浙東和福建的山中，但倖存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卻奔向海濱，尋求各陸師和水師將領的援助。在浙江沿海，這些人中最強的是張名振和黃斌卿。在福建沿海，是潰散的鄭芝龍部下的將領。不過，沿海地區還有其他武裝力量——眾多的海盜組織。實際上，許多明水師將領都是海盜出身，明朝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後，他們相互間常常為爭奪好水手、基地和給養而爭鬥。不可否認，有些是忠於明朝的愛國志士；不過，支持朝廷的軍閥之間的自相殘殺，削弱了魯王政權的抗清努力。 這時最重要的軍閥是黃斌卿。1645年，當隆武皇帝命他在杭州灣地區配合反攻行動時，他開始在浙江北部沿海的舟山島上建立一個獨立的基地。後來，他只在對他有利的前提下與其他明水師將領合作。不久，他就以更愛跟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跟清軍打仗出了名，但由於他的戰略位置，這種態度被容忍了。 兩件親身經歷的事似乎鞏固了黃斌卿對基地的選擇，即優先考慮海上基地而不是大陸基地。第一件事，1647年春，清松江總兵吳勝兆準備反正，黃斌卿參加了從外面去支援的嘗試。但是，支援的艦隊被颱風吹散，後來當它到達長江口時，被清軍防守部隊殲滅了不少人。吳勝兆軍隊中的愛國志士拒絕因此而放棄他們的計劃，在5月24日企圖舉事，但沒有成功。許多文武官員在這次事件後被處死。[46]清當局於是決心制服湖「匪」、蘇松軍人中的叛逆和沿海的忠於魯王分子這個煽動叛亂的淵藪。 第二件事，黃斌卿被說服帶領一支水師去寧波，那裡的愛國志士計劃起義，把這個府從清的控制下奪過來。但密謀者被出賣，起義沒有發生。接著又有許多人被捕和處死。[47]在這兩件事以後，黃斌卿再也不參與對大陸的進攻。他甚至更不願意讓監國魯王在舟山建立朝廷。 鄭芝龍不能說服他家族中最重要的戰鬥成員跟他一起降清。在他被帶往北京後一個時期內，鄭家在安平（靠近廈門）的老家沒有受到清軍的襲擊。這種大度當然是清廷策略的一部分。但是，清廷以為只要鄭芝龍活著並對他們有好感，他們就可以不用一兵一卒而得到鄭家其他人的支持。因此，鄭氏得以保持對福建南部沿海地區的控制，並在廈門和金門島上建立基地。接替鄭芝龍的主要人選是他的弟弟鄭鴻逵、他的族人鄭彩和他22歲的兒子鄭成功。[48]鄭成功象徵性地奉隆武正朔，並在時機到來時改用永曆年號；他從不承認魯王的監國地位。由於幾乎沒有自己的軍隊，他開始積蓄進攻泉州和漳州所必需的經驗和他所需要的人員。 在拒絕承認監國魯王上，鄭成功是個別的。重新集合在魯王旗幟下的人，大約有一半屬於從前的隆武朝廷，他們差不多全是從浙江、福建乘船來的，此外，南直隸來的約占一半。現在在東南沿海形成的明朝抗清力量的黨派之分，不是先前魯王派與隆武派對抗的繼續，而是監國魯王的新政權與變化中的鄭氏集團之間的黨派之分，後者最後被鄭成功控制。 鄭彩比較矛盾。他似乎希望有機會仿效早先鄭芝龍充當隆武皇帝的保護者的角色，成為監國魯王的下一個主宰者和供養者。1646年12月，他駛船到舟山地區，把魯王接回廈門。鄭彩與鄭成功的對立，使後者更有理由不理監國魯王，但鄭成功由於還無力對鄭彩採取敵對行動，遂不作任何要把魯王從鄭氏基地趕走的嘗試。 福建階段 1647年從春到秋，支持魯王的軍隊進攻漳州府（在福建最南邊）和福州府的清陣地，包括省治在內。進行這些進攻的，是鄭彩與其他早先曾在魯王和隆武政權下任職的水師將領。到9月初，為了更直接地鼓勵對福州的進攻，監國魯王已從廈門島北移至長垣島。[49]從這時起到魯王政權實際結束止，魯王軍隊活動在從福州向東北到浙江一帶，鄭成功的軍隊活動在從泉州向西南到廣東一帶。這種劃分不是正式商定的，而是情況使然。 11月，監國魯王開始在長垣島重建一個正式朝廷，任命了許多大臣，他們中有的來自前紹興朝廷，有的來自前福州朝廷。兩個陣營的官員在一起工作得很融洽，當收復了福建東北部的幾個地區時，精神都很振奮。福建山地的義軍對魯王在沿海的進攻作出的反應也是令人鼓舞的。1647年的秋冬兩季，福建中部山區到處都有明藩王和當地義軍領導的暴動。第一次這樣的暴動甚至威脅到清軍對他們的山區重鎮浦城的控制。不久，福建中北部的幾乎每一個地區都起來反抗。儘管清軍設法保住或奪回一些要害地點，但對這個地區的征剿一直持續到1651年。 地圖30　南明的滅亡 這次在福建對清軍的挑戰，並非一切都始終順利。最帶來損害的，是鄭彩與監國魯王的某些其他支持者之間產生了不和。鄭彩是個軍人，他想把持朝政的企圖看來引起對他極大的不滿。但除去這個問題，魯王政權也缺乏足夠的人力與內地的義軍聯合行動。再有，在這裡如同在別處一樣，清軍更擅長陸戰，在戰術上比明軍有更大的靈活性。 到1648年春，清軍重新占領了幾乎全部魯王軍隊在福州府的據點。一年後，福建東北部已經收復的地方重又喪失。這時候，鄭彩失去了支持魯王政權的興趣，回到廈門，希望與鄭成功和解。監國魯王留在海濱，直到張名振再一次救了他。1649年7月，張名振收復了海岸要塞健跳所，監國魯王得以在那裡重建他的朝廷。 浙江階段 魯王朝廷從健跳所很容易與浙東南山區的各武裝組織取得聯繫，他們是從1646年清軍侵入周圍地區後就在那裡堅持戰鬥的。他們包括愛國志士和投機的地方豪紳。此外，與福建東北部毗連的溫州府的各支義軍也得到魯王朝廷的鼓勵和幫助。監國魯王現在有兩個機會在浙江建立一個陸上基地，但都沒抓住。一方面是因為清軍能夠堅持住。另一方面是因為魯王政權缺少人力；而且，在新的執掌兵權者張名振和他的政治上的批評者之間，有相當大的摩擦。 在四明山依山結寨抵抗清軍的人中，最強大與最得人心的是王翊，他是個倔強的戰士，出身低微。他在1648年春被清軍打敗後，重新拉起隊伍，當魯王朝廷到達健跳所時，他正處在他的力量的頂峰。但是，儘管他堅決反清，卻不願對張名振喪失他的獨立。在魯王朝廷與各山寨之間沒有達成協議。 到1649年秋，健跳所的供應嚴重短缺，事情很明顯，監國魯王的朝廷必須放棄它在大陸上的立足點。張名振和他的部下這時與心懷不平的將領密謀除掉黃斌卿，把舟山島作為監國魯王朝廷較安全的駐地。黃斌卿失敗後，於10月29日在舟山自盡，魯王朝廷於11月移至島上。1649年以後，魯王政權處於孤立狀態，並採取守勢；它最關心的是生存下去。 清廷的戰略是建立一支勝任的水師，與此同時鎮壓錢塘江東西兩岸山中的明義軍。除此之外，繼續封鎖與舟山的貿易，歡迎明軍中的逃兵來歸。1650年10月，清軍對四明山中的抵抗者發動一次有計劃的進攻，有效地摧毀了王翊的組織。1651年3月，由於瑣屑的然而激烈的爭吵，一個被暗殺的明將領的某些部下逃到清方，向敵人報告了舟山的情況。這樣，到1651年秋，清軍懷著相當的信心準備進攻這個島嶼。 從10月4日到15日，清軍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精心策劃的奪取舟山的戰役。這次戰鬥的主要衝擊力量，是來自定海的一支清軍，它在舟山海道上摧毀了明軍的一支主要艦隊。監國魯王可能事先得到警告，同張名振離開舟山城，留在一艘船上。10月15日，在堅守了10天之後，城牆終於被大炮攻破。魯王的大多數親屬和朝臣壯烈犧牲，其中許多人自盡。 隨後，張名振帶著監國魯王沿海岸南行。1652年初，他們和朝中的少數倖存者在廈門被鄭成功收留。這時鄭成功或者已經消滅他在鄭氏集團中的對手，或者已經將他們置於控制之下。此外，張名振現在力量很弱，不能不聽從鄭成功的統率。鄭成功與兩廣的永曆朝廷保持象徵性的聯繫，接受永曆的封爵，[50]並對永曆的求援作出了反應，儘管不成功。鑒於這些情況，鄭成功很可能是以藩王之禮對待魯王，而不承認他的監國地位。總之，監國魯王在廈門島定居下來，於1653年放棄監國地位。[51] 從日本求援 以水師支援監國魯王的人，就是那些在晚明時期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從事大規模非法貿易的人。鄭氏集團不過是這種海盜貿易者中組織得最好的。鄭成功在日本出生，他的母親是日本人。像鄭成功這樣的人，長期以來就跟受益於中國貿易的日本地方貴族和官員關係密切。儘管明廷在一世紀前就禁止這種貿易，並在16世紀90年代斷絕了與日本的外交關係，但日本人仍然堅持與中國貿易。甚至在17世紀30年代，為了消滅在日本的基督教和縮減並控制進入日本的歐洲貿易船隻而實行一項排外政策時，這種情況仍然不變。此外，以建立德川幕府告終的1600—1615年之間的戰爭，使日本武士得到了勇猛的名聲。因此，南明的海上支持者不斷去日本招募兵士，取得武器和戰爭物資，是並不奇怪的。[52] 首先向日本請兵的是鄭芝龍，1645年12月，他的代表出現在日本指定的外事港口長崎。兩個月後，隆武政權的一個將領來求兵和盔甲。對第一位使者的答覆沒有記載；對第二位使者的要求則根據明朝和日本都禁止出口武器的條文予以拒絕。隆武朝廷的下一個使者似乎對江戶幕府感到興趣。1646年10月，黃徵明既作為鄭芝龍個人的代表又作為朝廷的密使，想要獲得一些日本最好的軍隊。這一次幕府的回答暫時是否定的，因為日本領導人顯然正在考慮某種軍事行動，需要知道更多的關於中國的情況。但是，在把回答傳達給黃徵明之前，福建淪陷和鄭芝龍降清的消息傳到江戶。所有進行軍事援助的想法都被放棄了。接下來是1647年春由監國魯王的追隨者擔任的正式使命，但這次被日本人用站不住的藉口拒絕了。 於是企圖繞過幕府，直接求助於有勢力的島津氏族，他們從薩摩島上的領地與中國進行貿易，關係密切，對明朝抱同情態度。1647年夏，黃斌卿允許他的弟弟陪伴熱情的沿海抗清戰士馮京第去薩摩島，也許是希望重提先前未達成的關於獲得人員、糧食和武器的協議。據說島津氏族的確送了大量明初的貨幣去舟山，但不是軍事援助。 儘管接連失敗，明朝愛國志士仍然希望通過貿易和文化淵源關係從日本得到某種形式的援助。鄭氏尤其堅持謀求以中國藥材、絲、白銀和其他貨物換取日本的武器和給養（特別是製造黑色火藥的硝石）。在舟山時，魯王政權曾企圖贈送珍貴的佛物給長崎的一座廟宇以博得好感。雖然這個使者未被接見，但據說後來日本人為解救舟山的饑饉，送去大量穀物。而鄭成功，通過恭維和通過透露他的日本血統，可能得到了一些大炮和武器。 雖然我們很少知道日本人對這些請求的具體答覆，但看來他們大體上出於三個理由，不願給明朝的愛國志士以直接軍事援助：忙於國內問題；新近實行的排外政策（它除了排斥歐洲人外，也禁止日本人出國）；對南明的能力估計不高。渡過公海進入中國的軍事冒險，可能嚴重破壞新的德川政府達到的脆弱均勢。此外，這樣的行動將增加在濱海地帶與好戰的歐洲人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許多人還記得由於水師弱小，在1592—1598年的朝鮮戰爭中日本遭受的失敗。但是，最明顯的是日本文獻中觸目的對比：一方面是對明朝力量和愛國志士的希望的誇大描述，一方面是通過長崎、朝鮮和琉球感覺到明朝的不團結和愛國志士的虛弱。日本人絲毫也不同情清，也不把滿族人征服中國看成必然。但他們確實看到了中國的混亂，可以理解，他們不願卷進這樣一種不確定的局勢中。 西南和東南，1652—1662年 1652—1662年間，對明朝有組織的支持主要局限於帝國的南部邊陲。清廷把鎮壓看作令人討厭的雜務，但又是財政與政治穩定所必需的。 地處內陸、發展不充分的西南——貴州和雲南——與廣東、福建和浙江沿海青翠的東南海島情況十分懸殊。在17世紀50年代，明朝的文職官僚機構在這兩個地區都被軍事組織所蓋過，這些軍事組織原來是在明朝控制之外發展起來的。由於新的領導人員來自造反者和海盜，帝國政府就逐漸失去了它一貫的基礎。「明」愈來愈表示一種抵抗外國入侵與征服的無畏意志。 張獻忠的遺產 從1644年夏天起，西南三省四川、貴州和雲南發生了一系列次要的戲劇性事件，影響到永曆朝廷最後10年的進程。主要起義領袖之一的張獻忠，在崇禎時期沒有被李自成消滅或吞併，1643年在湖廣中部第一個稱王。1644年，他率部入川，建立大西國，定都成都。他從這裡控制了四川廣大地區中最發達的部分[53]，繼續進行了兩年的恐怖統治，使人口和資源銳減。[54] 儘管四川與外界相對來說是隔絕的，但張獻忠並不安全。他未能完全消滅明朝的將領，他們倖存下來，並在西部和南部重整旗鼓。在北面，他起初受到他的老對手李自成的威脅，然後是清軍的威脅。1646年底，在四川作為一個基地已被消耗殆盡後，張獻忠開始向陝西進發，企圖與清爭奪西安。但當他在四川北部一個地點紮營時，於1647年1月2日被一支清軍所殺。 張獻忠死後一個月，他的四個部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孫可望和李定國，[55]試圖收拾和帶領殘部去比較安全的貴州。他們攻克重慶，接收了大部分防軍，重新壯大了力量，1647年初春，他們繼續南行，通過遵義，占領貴陽。一路上很少遇到明朝文武官員的抵抗。但軍隊沒有在貴州停留多久，因為張獻忠的繼承人共推的領袖孫可望不久就被一種非常情況吸引到雲南去了。 有明一代，雲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樣，雲南採用通常的省、府和州縣的民政機構與世襲的土司（非漢族居民的地方政府）和宣威司（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區）相結合的治理辦法。[56]與這兩種體制相平行的，是沐家的軍事體制（和廣大的莊園），沐家是明太祖義子沐英的後代，沐英封於雲南。實際上是沐氏家族使雲南成為明朝的一個省，並使其成為漢族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家族的聲望一直很高，它的權勢是沒有爭議的，歷代黔國公是明朝唯一持續掌握實際領土權力的勛臣。 但在崇禎朝，有兩種情況削弱了沐家的控制。第一，現襲黔國公沐天波讓事權落入一個腐敗的下屬之手，此人的傲慢態度既得罪了沐天波的漢族僚屬，也惹惱了當地土司。第二，沐天波的某些僚屬以及土司由於在外鎮壓湖廣的漢族起義者和貴州的土著叛亂，逐漸滋長了野心。這些情況終於導致雲南東南部土司沙定洲的叛亂，他於1646年1月攻占雲南府（今昆明），企圖取代沐天波為世襲的都督。沙定洲篡奪沐天波的職務，打敗或合併了他的大部分軍隊，脅迫明朝的民政官員服從。但他不能消滅在雲南西北部堅持不走的沐天波。這個僵局由於一個本地的將軍邀請孫可望進入雲南而被打破，孫可望則由於平定沙定洲叛亂而擺出不可一世的樣子。 現在回到張獻忠殘部的首領的問題。1647年春，造反軍藉口為沐家復仇和恢復明朝的統治入侵雲南。他們突破沙定洲的東部防線，將他趕出雲南府，趕回他的老巢。整個夏季，李定國跟沙定洲的支持者作戰，並鎮壓了雲南東南部人民對造反者入侵的反抗，同時孫可望傾全力擊敗並俘虜了沐天波。沐天波懷疑孫可望自稱的忠於明朝，但同意合作，條件是停止暴行和平定沙定洲。這一點由李定國在1648年秋完成了。 這時孫李之間出現不和。先前，李定國接受孫可望為領袖，因為孫是張獻忠四個繼承人中年齡較長的，可是他不喜歡孫可望，因為後者想抬高自己的權位，充當第二個張獻忠。在孫可望這方面，則嫉妒李定國的將才和他在兵士中的聲望。孫可望向永曆朝廷要求秦王的封號，[57]它將正式肯定他高於他的「兄弟伙」。這意味著他繼承張獻忠的遺產，並為他將來挾天子以令諸侯，甚至當皇帝鋪平道路。當永曆朝廷遲遲不給他封號，使他的計劃受挫時，他就非常憤怒。 不過，造反者中間的一次公開分裂暫時被避免了。需要安定雲南，重新占據貴州，進攻四川和湖廣南部以阻止清軍的推進。1650年9月，孫可望派他的軍隊回到貴州，從那裡向北向東進攻。儘管在四川的戰役相當成功，但孫可望的人不能得到在四川和湖廣交界地區的李自成殘部的合作。[58]四川省仍處於無政府狀態。[59] 1652年，李定國在湖廣南部和廣西東部發動了幾次戰役，他在這些戰役中很好地發揮了晚明流寇的長處。這就是依靠行動迅速的大部隊的突然襲擊，使用地區性的資源，如這一次，使用了戰象和土著戰士。他們的短處是依賴個別領導人，不願或不能堅守領土。李定國的戰役包括對桂林的一次突然襲擊。清軍統帥孔有德沒有料到造反者的這次突然進攻，他在李軍於8月7日蜂擁進入這座城市時自盡。結果，清軍在廣西占領的所有地點盡歸明朝版圖，只有梧州還留在清軍手裡。此外，李定國占據衡州（今衡陽）時，他的軍隊伏擊並殺死了北京派來救援的敬謹親王尼堪。儘管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快速的成功，李定國仍不能守住他所占領的城市。1653年初，當代替尼堪的人到達後，李定國被迫撤到廣東北部。 李定國得勝的報告，使孫可望又喜又憂，他這時已在貴陽設立第二個行政中心，並侵入湖廣南部的寶慶地區。這些行動，可以被李定國看成是對他的支援，也可以看成是對他的威脅。事實上，據說孫可望曾幾次派人去拆李定國的台。總之，李定國留在兩廣，可能是因為他不能再忍受孫可望的節制。他避免公開破裂，也許是看在他從前與孫可望的親密關係上，也許出於對孫可望的軍事力量實際上的畏懼。 1653—1654年，李定國兩次出征廣東西部。第一次，他進攻肇慶，威脅到廣州。但他很快從這個試探性的襲擊中撤退，去廣西作某些休整，路上想重占桂林未成。第二年春，李定國開始一次更加深思熟慮的推進，經過廣西南部和廣東進入雷州半島腹地，他在那裡逗留了幾個月，等到病癒。入秋，他繼續推進到新會，這是他計劃取廣州的關鍵地點。由於在三角洲地區缺乏船隻，李定國兩次請求鄭成功從福建給他的廣東之役以支援，但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及時得到這種幫助。[60]1655年1月，李定國軍隊受到清援軍的沉重打擊，遭到嚴重損失，被逼入廣西南部。當李定國的軍隊在南寧重新聚合時，只剩下幾千人。 與此同時，孫可望在湖廣西部的戰役遇到同樣的結果。1652—1653年之間的冬天，他從沅州發動一次兩路進攻。但在寶慶附近為清統帥屯齊所敗，隨即回到貴陽。1655年春，孫可望的一支軍隊再次深入湖廣中部。但這時總督洪承疇已掌管湖廣事務，他止住了孫軍的進一步侵入。戰爭行動暫時停止。清廷集中注意力加強他們對湖廣、四川北部和兩廣的全面控制，此時永曆朝廷僅有的支持者——張獻忠從前的一些部下卻捲入了自相殘殺的鬥爭。 孫可望和李定國控制下的永曆朝廷 當孫可望鞏固他在雲南和貴州的收穫時，永曆皇帝一行已於1650年12月到達南寧。第二年春，孫可望派人率兵「入衛」，並建議皇帝去雲南。這些人隨即殺掉反對封孫可望為秦王的大學士嚴起恆等人。完全懾於恐嚇，皇帝正式封孫可望為王，賜國姓和一個新的名字。 與此同時，清軍在廣西取得進展，1651年10月，永曆朝廷被迫逃離南寧，這次走了一條經過廣西西南極邊的困難路線。第二年3月，孫可望派人護送皇帝一行到貴州西南的安隆，此地是萬山叢中一個荒僻的戍所。於是，朝廷在非常簡陋的條件下被隔絕在這裡達四年之久，而孫可望則以王者的派頭開府貴陽，設立六部，任命高官，並按他自己對於經書的解釋開科取士，據說還陰謀廢黜永曆皇帝，建立他自己的「後明」。 李定國取得勝利和他疏遠孫可望的消息傳到朝廷後，皇帝兩次密敕李定國救援。許封李定國為一等親王，條件是讓朝廷脫離孫可望的控制。但孫可望發現了這個密謀。1654年春，他派他的親信入朝查問，企圖找出每一個參與策劃與李定國聯繫的人。永曆皇帝稟性難移，不願承認他自己的責任，而讓「安隆十八先生」[61]被判處死刑。 在這個期間，李定國把全副精神放在湖廣和廣東戰役上，不能照朝廷的要求去做。儘管他對永曆皇帝和明朝的中興事業忠心耿耿，但直到他在兩廣的戰役中完全失敗後，才把注意力轉向安隆。到這時，李定國的運氣雖然不好，他在孫可望的同僚和部下將領中的聲望卻增加了。部分原因是李定國待人誠懇，部分原因則是他們也厭惡孫可望的帝王派頭和他對永曆朝廷的無禮。因而，當李定國1655年秋從廣西西部撤退，前往安隆時，他得到孫可望派去阻止他這一行動的某些人的暗中合作。 1656年2月，李定國到達朝廷，幾天後護送永曆帝一行離開了安隆。隨後，他在雲南府顯示了一次力量，嚇得那裡的將領們承認了他的權威。3月下旬，永曆皇帝被送到雲南府，現在稱為雲南都城。為了努力顯得像個政府，皇帝開始封官晉爵，對象大多是李定國的部下和夥伴。 這之後，無論是孫可望還是李定國都感到在自己的領土上不夠安全，都行動起來反對對方。雙方都發生了倒戈、變節和陰謀反叛的事。李定國幾次想與孫可望和解，但他講和的表示都被拒絕了。1657年夏末，孫可望被人說服發動一次對李定國的懲罰性戰爭，卻不知道勸他這樣做的人是同他的對手商量好的。9月下旬，孫可望的軍隊越過貴州西部，10月，他的軍隊在雲南東部與李定國軍相遇，兩軍於是交戰。孫可望的主要將領這時按事先商量好的計策，倒過來反對他，孫可望的圖謀全部化為泡影。他退回貴州，軍隊受到很大損失，自尊心也大受傷害。 又羞又惱的孫可望前往湖廣，於1657年12月向寶慶的清當局投降，以發泄他對背叛者的仇恨。他強烈要求滿族人給他一個「雪恥」的機會，讓他帶領清軍出征四川、貴州和雲南。清軍統帥對他不大信任，沒有給他這樣的任命，但他們確實待他不錯。 朝廷逃入緬甸 1658年，在孫可望投降後一個月，清軍分三路出兵，吳三桂從四川西北，洛託從湖廣西南，卓布泰從廣西東北進入貴州。1658年6月下旬，三支軍隊在貴陽會合。隨後，他們與洪承疇共商下一步行動。 在雲南，永曆朝廷調集軍隊抵禦貴州的清軍，但行動緩慢。到8月，才在貴州西南部選定三個防禦陣地防守各渡口。但這些防禦工事頂不住清軍的協力攻擊。從12月底至1659年1月，清軍沿三條路線推進：吳三桂經七星關向北；鐸尼（他的軍隊剛換下洛託的軍隊）從北盤江上游渡河；卓布泰從北盤江下游渡河。李定國在中央陣地死命阻擋卓布泰的推進，但受到沉重打擊，匆忙回雲南府安排將朝廷遷移到較安全的地點。 這時可以考慮遷移到四川東部或廣西南部，但朝廷除了繼續向西撤退外，實際上別無選擇。少數人希望考慮逃過中國的西南邊界；朝廷仍希望保持對大理以西領土的控制。1659年1月7日，當清軍進入雲南，皇帝一行離開了雲南府。護送他們的是沐天波，他在一路上遇到的土著官員中仍有影響。同時，李定國和他最好的將領們準備拖住清軍的推進。 2月2日，吳三桂和卓布泰從昆明湖地區向西追擊，摧毀所有的抵抗。3月10日，清軍進入永昌，這時，一再遭到自己的護送軍隊搶劫的狼狽不堪的永曆朝廷到達了中緬邊界中國一側的騰越。然後，李定國在怒江西邊磨盤山中的羊腸小道上停下來，對清軍進行最後一次頑強的抵抗。在那裡，清軍險些中了精心布置的埋伏，接著發生一場激烈的戰鬥，雙方都傷亡慘重。李定國和他的殘部設法南逃至邊界地區。飽受兵變折磨的永曆皇帝一行，在3月下旬通過一處邊關進入緬甸領土，[62]從騰越出發時有4000人，這時只剩下三分之一。磨盤山伏擊削弱了清軍並打擊了他們的士氣，他們的追蹤，過騰越不遠即止，沒有窮追。 當李定國和他的夥伴白文選分別在緬甸東北地區恢復元氣時，清廷在雲南府周圍和其他地點派兵駐守。在總督洪承疇的指引下，清廷暫時集中注意恢復農業，學習駕馭土著領袖，並向緬甸人施加外交壓力。他們希望失敗、飢餓和瘧疾將最終毀滅李定國剩下的軍隊。 永曆皇帝在緬甸的困境 在邊界的緬甸一邊，幾乎已被所有的兵士拋棄的永曆帝一行，在繼續前進之前，被迫放下武器。幾天後，皇帝和646個隨行人員在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岸的蠻莫上船。其餘的人陸行，相約與皇帝一行會於緬京阿瓦。但皇帝一行在井梗被暫時扣留。陸行者也許被誤認為入侵者，於5月初在阿瓦地區被殺，只有幾十人逃進了荒野。1659年6月，永曆皇帝一行到達阿瓦，被安置在京城對岸一處簡陋的營地。皇帝一行長時間受到緬甸政府的冷遇。雖是粗茶淡飯，但還過得去，皇帝的隨行人員努力適應主人的願望和緬甸的風俗。 明代中國所稱的緬甸，僅指這個地區的幾個「蠻夷」國家和部落聯盟之一。在洪武和永樂兩朝，通過設置「宣慰使司」（指定宣慰使但不指定僚屬）令其朝貢和配合軍事行動，對這些政治實體建立了名義上的宗主權。緬甸各部人民之間的關係一直不好。有一個時期緬甸不復存在，到16世紀中葉才再度出現。萬曆時期，緬甸向北擴張的戰爭侵入了雲南。特別是在16世紀的最後10年，緬甸和雲南當局經常發生戰鬥，爭奪邊界上的小州縣。17世紀初，緬甸再次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關係緊張，在萬曆朝結束後沒有來往。實際上，這時上緬甸各部屈服於緬甸，並開始接受阿瓦的緬甸政府的行政管理。[63] 現在的緬王他格利遠比他具有革新精神的前輩軟弱，出於人道考慮，允許永曆皇帝避難，但他拿退入緬甸的中國軍隊沒有辦法。這主要是李定國和白文選的隊伍，他們不僅在緬甸東北部造成很大的破壞，而且以煽動邊境的部族叛亂相威脅。事實上，從1660年春開始，這些軍隊幾次進逼阿瓦，要求迎歸永曆皇帝。這使緬甸人感到惱火，因為即使交出皇帝，也不能保證他及其難以駕馭的支持者願意或者能夠離開緬甸；而他格利控制下的阿瓦，沒有能力將他們趕出去。遵照主人的要求，永曆朝廷的一些人以皇帝的名義敕令入侵者離開，但兩位中國將軍乾脆予以拒絕。 隨著對緬京軍事入侵可能性的增加，緬甸人對永曆帝一行就不怎麼客氣了。到1660年中秋，朝廷處於極度匱乏的境地。所有值錢的東西都用來換了食物。1661年6月，緬王弟猛白弒兄自立，情況就變得更壞。猛白比其兄有魄力，準備同中國入侵者開戰。[64]不久，永曆的全體官員被邀請參加向新王效忠的典禮，並安排這個朝廷的最後解散。這件事變成了一次大屠殺，所有健壯的人均被殺害，其餘許多人自盡。患嚴重氣喘病的皇帝現在只有少數親屬和隨從陪伴，雖然活著，但處境極壞。所有這些不僅是新的緬王表示決心而已，而且可能是在執行清廷的要求。 1659年12月，北京命吳三桂總管雲南事務。他建議採取堅決步驟立即根除永曆朝廷及其支持者，因為他們一直在煽動雲南人抗清。北京的朝廷純粹出於財政上的原因，遲遲不批准這個行動。1660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考慮財政和後勤問題，直到9月才最後批准出征緬甸。 從1661年12月下旬至第二年1月，吳三桂和內大臣愛星阿經木邦入緬甸。他們擊敗了李定國最強的夥伴，迫使李定國向東撤退。1月20日，清軍到達阿瓦東南約20英里的地方，幾天後永曆皇帝被交給吳三桂手下的人。不久，皇帝開始了三個月的跋涉，回到雲南府。1662年5月下旬，他和他的十幾歲的兒子被秘密處死，也許是因為他們的出現引起了安全問題。[65]李定國甚至被認為不值得追趕，大約在8月，在雲南和今寮國邊界附近的某個地方，他在絕望中死去。[66]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吳三桂被滿洲人封為親王。 鄭成功的崛起 在中國和日本，鄭成功是一個使歷史家、劇作家和說書人著迷的傳奇人物。[67]他的名氣來自幾個因素，包括政治事件、生意才幹和個人魅力。 第一，鄭成功仿效他的父親，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海上組織。儘管有官方的禁令與阻撓，中國沿海與東亞和東南亞各貨物集散地之間的貿易額，到16世紀末一直在增長。這種增長受到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具侵略性的貿易和航運的影響。中國東南沿海的許多居民，直接或間接依靠海外貿易和國內的沿海貿易為生。這些人似乎願意服從任何種類有組織的控制，只要它能保護他們不受到太大的干擾。明朝政府留下的這個空白，就由像鄭芝龍這樣的人及其族人所填補了。 鄭成功利用海上貿易的收益，加上他在商業上的一大部分人力、製造技術和商船的總噸數抗衡清廷。但是，一個人能在什麼程度上領導鬆散的海事集團進行戰爭，是有限度的。事實上，這個時期有許多中國人逃避鄭成功的勒索和軍事化，而移居台灣、暹羅、呂宋甚至南美洲西海岸。 鄭成功崛起的第二個因素，是他抓住了清廷在心理上和地理上的弱點。滿族人以其騎戰傳統為最大驕傲，在陸上他們是傑出的。雖然他們很快適應了江河與湖泊上的戰鬥，但對於大海他們感到困惑和害怕。在陸上和內河戰無不勝，使他們有能力完全征服中國（除去東南沿海一帶），俘獲明宗室的最後一個代表，並「剿滅」被指責毀滅了明朝的造反軍。因此，滿族人在一幫對海事同樣無知的中國官員的勸告下，最後才選擇消滅鄭成功一途，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清廷迅速克服了它對沿海地區的厭惡，財政上也受到阻礙。浙江東南部、福建和廣東最東部的難以進入和有限的農業資源，使得運送軍隊到那裡去和維持大量駐軍費用太大。如果採取駐防的辦法，那麼就需要極大數目的兵士駐守海岸線上的每一座城市中心以對付「海盜」的進攻。實際上，與海上的造反者打交道，將需要一大筆投資——亦即建立一支水師。所以並不奇怪，清廷最初企圖跟鄭成功談判，並且選擇了依靠陸地（把居民遷往內地）的戰略，[68]直到17世紀60年代他們才終於能夠把注意力集中到海上的戰場上來。在這樣做時，清廷的目標不僅要奪取鄭成功軍隊的一切陸上基地；更重要的是，他們想釜底抽薪，斷絕一切日常供應：從居民得到產品和服務——糧食、食品、木材和造船技術。[69] 鄭成功崛起的第三個因素，是他的自覺。從1646年他拒絕跟隨他的父親降清起，他就開始訓練他自己的小隊戰士。他對個人命運有一種不尋常的意識。此外，與這種意識相結合的，是相當的管理技巧、商人的精明和競爭性。他在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才能以及他的超凡魅力，使他能用鐵腕約束部下。他在招納從前的對手上取得明顯的成功，用這種方法得到幾個最有價值的將領。但是，他對部下所犯的即使是比較小的錯誤進行過分嚴厲的懲罰，不論他們職位的高低與關係的親疏，導致部下的變節，從而削弱了他的運動，損害了他的利益。 第四，也是最後一個因素，是鄭成功聰明地打出明朝正統的旗號，儘管他離朝廷很遠。他與隆武皇帝的親密關係、他的接受國姓和他的殊榮，前面已經談到了。同朝廷的這種直接聯繫對鄭成功決定獻身明朝的事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他領導下的機構逐漸壯大，他採用明朝的各種制度形式，只略作修改以適合他的情況。[70]他以完美無缺的禮節和謙卑處理他同遙遠的永曆朝廷的關係；但他也學會只在符合他在東南戰場的企圖時服從命令。對他來說，獻身於明朝的事業更多地出自抵抗異族征服的本性，而不是為了維護一種政治制度。這樣，他從一個適合於他的個性的象徵中得到力量，而又不受制於皇帝的官僚機構或一個真正的君主。最主要的是，他能夠把他的集團的利益與朝廷的利益等同起來。 鄭成功的崛起有三個階段。在1647—1651年間，他以一個無可爭論的海上領袖出現在中國東南沿海；從1652—1655年，他建立了一個強固的基地，並增加了人力；從1655—1659年，他試圖把他所控制的範圍從沿海擴大到中國腹地。 地圖31　鄭成功的活動 第一個階段包括一系列家族內部的權力鬥爭。起初，當鄭成功直接指揮下的兵士逐漸增加時，他和他的族人在漳州和泉州協力作戰。清廷為了報復，於1647年春襲擊了鄭氏的老家安平，在這次行動中，鄭成功的母親自盡。隨後，在1648年和1649年，鄭成功在廣東潮州獨立作戰，在後勤、戰略和補充新兵方面取得寶貴經驗。當他於1650年9月從這次出征回來時，他已經強大到能從他的族叔鄭聯和鄭彩手中奪過控制權。[71]兩個月後，鄭成功接到永曆朝廷的請求，要他支援長期被圍困的廣州。1651年3月，他為這個目的開始西征，但在海上為暴風雨所阻。4月下旬，他聽說清軍趁他不在時對廈門進行了一次破壞性襲擊。鄭成功半途終止了西征廣州，立即趕回。5月底，他將負責廈門防務的族叔斬首，迫使另一個族叔隱退。 這樣，到1651年夏，鄭成功已經排除或完全制服了他在鄭氏家族中所有的對手。此外，在這年年底，他合併了紹興的魯王朝廷失敗後倖存的水師。這標誌鄭成功崛起的第一階段的結束。他這時是27歲。 經過這些年，鄭成功已經成為一個更加成熟的領袖。到1654年，他控制了整個漳州，輕易地擊退清軍的反撲。1655年初，他北移至毗連的泉州。在這個時期，鄭成功沒有忽視訓練和正規化問題。他照明朝的體制分軍為五，自為中軍，到1655年，共有軍隊33鎮，[72]大約16.5萬人。在此時期他接到李定國求援的要求，當時李定國正企圖奪取廣州。但鄭成功懂得，在他的基地周圍有一條堅固的防護帶之前，他不能離開。所以他只派去一個代表，而繼續鞏固漳州和泉州周圍地區的防務。 1655年以後，鄭成功集中全部注意力於準備到目前為止的他的最富雄心的事業：「北伐」浙江和南直隸。他最後集合了25萬多人（50多鎮）和至少2300隻船。1655年，他照明朝的樣子建立他的行政機構，儘管大多數文職人員主要地管理軍事事務。[73]而且，他從永曆朝廷接受了他此後最為人知的封號延平王，把他在廈門的主要基地中左所更名為思明州。[74]為了爭取更廣泛的支持，他開始教育他的軍隊洗去海盜的名聲，以贏得外省人民的心。 同清廷談判 從1652年起，鄭成功對清廷來說有如芒刺在背，那年秋，順治皇帝開始了一個歷時兩年的交涉，目的是軟化他。在這裡，我們看見鄭成功一生中最狡詐的表演。他真的考慮降清嗎？他對落在清廷手中的父親和其他親屬的命運真的無動於衷嗎？或者，他拖延談判是為了籌集戰爭資金和保護他的父親？這些是難以回答的問題，部分地是由於文獻材料本身的模稜兩可性質。但是，有幾點是無可爭論的。 第一，雙方都抱有懷疑。清廷自然想用鄭的父親鄭芝龍來使兒子順從。但他們對鄭芝龍很不信任，於1652年9月1日，以保護為名，將他軟禁起來。1646年他投降時，清廷答應任命他為「閩粵總督」，晉封為「三省王爵」，但被帶到北京後，這些官爵都成了泡影。鄭芝龍受到的這種對待，並未逃過他兒子的注意。1653年2月，鄭成功忽然接到鄭芝龍的一封信，信中寬恕他對清軍入侵的對抗，但力勸他停止敵對行動。鄭成功直率地問他，他是不是真的期望他的兒子會那麼天真，竟會步他的後塵，鑽進同樣的圈套。這個奚落在以後的通信中一再重複，表明當兒子的絕對不會在孝順的名義下上當受騙。 第二，清廷是在他們的軍隊不能調動或無能為力時發起和議的。因此，儘管鄭成功對鄭芝龍的答覆是否定的，清廷仍發現有樂觀的理由，並於1653年6月提出一個具體建議：封他為海澄公，任泉州總兵，對沿海有廣泛而明確的職權，清軍從沿海地區撤退以示信。順治皇帝還在一道表示和解的敕令中，譴責已死的攝政王多爾袞和某些作惡多端的地方官員過去給鄭成功造成的不幸。鄭成功的拒絕是傲慢的和輕蔑的，但清廷仍認為，四個州的地盤和將軍的印信，可能會使他回心轉意。 這些讓步是在鄭成功顯示出他真正的力量並具有擴張到福建以外的能力時提出的。鄭成功發現清廷急於講和並迅速作出讓步，就充分利用他們的這種姿態和需要與北京通信而拖延的時間。他在對清廷1653年的第一次建議作出答覆後，相信在談判結束之前不會受到攻擊，立即開始把軍隊轉移到沿海地區。在鄭成功的鼓動下，1653年和1654年，張名振三次帶領遠征軍進入長江口，在大運河與長江的會合處鎮江騷擾運河上的交通。[75]雖然鄭成功後來聲稱他對自己的軍隊進行了約束，實際上卻利用他們來加強自己的陣地並對清軍保持儘可能大的壓力，而沒有導致談判過早破裂。清廷使他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己的優越。 第三，清當局和鄭成功對談判的看法相去很遠。鄭成功把「和議」看成是一種緩兵之計。而清廷的目的則是「招撫」，就是說，讓鄭成功心安理得地投降。這樣，雙方永遠達不成協議。 總計，在1654年，鄭成功同清廷的和議代表以及派來說服他的鄭氏族人糾纏了差不多有八個月之久。清廷的官員抱怨他沒有投降的誠意。1654年8月，順治皇帝要他表明態度，打定主意不允許鄭成功所要求的沿海省份的特殊地位，並在需要時用武力平定福建。鄭成功則指責清廷的官員傲慢無禮，對他進行威脅，威脅不成就欺騙。鄭成功寫給鄭芝龍的最後一封信，在1654年12月22日被交給清廷，這封信排除了和議的任何可能性。 要理解鄭成功的行動，需要考察他的意義含糊的陳述。他要求建立某種類似朝鮮或交趾那樣的半獨立或封建王國，由福建、浙江和廣東組成。鄭成功可能把這樣一種安排正式通知了清廷，同時他不薙髮，甚至可能仍奉明朝正朔。很難說他是把這個領地想像成清廷的一個永久同盟呢，還是一個策劃明朝中興的地方。當然，從清廷方面看，這樣的要求是荒謬的。但鄭成功了解他自己的力量和滿族人的虛弱，所以他公開訓斥清廷低估了他，並宣稱要進攻他們所控制的長江地區。 當和議的希望逐漸消失，鄭芝龍、他的族人和他在北京的家屬相應地成了清廷的負擔。現在要加給他們圖謀不軌的罪名，證明是容易的。鄭成功知道，如果和議破裂，他的家庭的未來將是悲慘的，但他仍然明白地回答他們的請求。由於選擇政治上的忠誠作為更高的原則，他似乎對父親缺乏同情。在鄭成功給鄭芝龍的最後一封信中，他指出，由於他父親「自投虎口」，就必須承擔後果。 北伐 早在1653年，鄭成功就開始認真考慮把戰爭推進到長江地區。同清廷議和，使他的計劃耽擱了兩年，但在1655年，他顯出比以往更大的決心，要把計劃付諸實行。為此可以舉出幾個理由。最根本的，也許是鄭成功自視甚高，他感到他有義務把他的控制範圍擴大到東南海岸之外。還有就是，處在西南一隅的永曆朝廷，愈來愈與外界隔絕，因此，使明朝的存在在這個國家人口最稠密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地區廣為人知，是值得一試的。清廷議和在三方面鼓舞了鄭成功北伐的雄心：使他得以增加糧食儲備；在清廷能夠對他的不妥協進行報復之前，使他得以增強他對浙江和南直隸進行先發制人的襲擊的威力；使他更加急於顯示他的傑出才能並使清廷對拒絕他的條件感到後悔。總之，在議和失敗後，雙方都急於一決雌雄。 1655年1月，清帝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為定遠大將軍，率師征討鄭成功。從仲夏至秋，鄭成功拆除了大陸上鄰近廈門的大多數城市和據點的城牆，連廈門本身也撤空了。同時，清廷頒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這樣，就畫出一條戰爭地帶，增加了對附近人民或在海上工作的人的損害。濟度於1655年10月到達福建，他的軍隊由於長途行軍而疲憊不堪。直到1656年5月9日，他才能對金門島發動一次進攻。隨後的戰鬥被颶風打斷，結果清軍艦隊全被摧毀。這證實了鄭成功的看法，即清廷占領並守住福建的代價將高到它承受不起。 在海上失敗後，清廷轉而採取更有效的辦法。擴大了沿海地區與敵人進行貿易的禁令，同時對投降的「海賊」實行特赦和其他引誘。這些政策取得成果，鄭成功的一個將領降清，並交出海澄的軍火庫。這個據點的喪失，可能迫使鄭成功提前開始他的北伐的第一個階段。 實際上，北伐不是一個單一的行動，而是一系列中間有間斷的行動，形成四個階段：舟山和福建東北部，1655年11月至1657年4月；浙江台州，1657年9月至11月；浙江東南沿海，1658年6月至1659年6月；長江下游地區，1659年6月至9月。[76] 為了建立一個在戰略上更適合的基地，鄭成功在1656年秋占領了閩江的閩安城。他從這裡對福州的鄰近地區發動進攻並向北推進到三沙灣周圍的地區。在那裡，他於1657年2月殲滅了一支八旗兵有生力量並殺死三個著名的清軍將領。這些輕易獲得的成功增強了鄭成功認為清軍不是對手的看法。 1655年8月，鄭成功派他的一個福建水師將領隨同張名振遠征敵人的「心腹之地」——即進攻清軍在浙江和南直隸的海岸設施。但由於天氣不好，這次出征只到舟山為止，張名振於1656年1月在那裡死去。[77]此外，那年清軍再克舟山時，另外兩個重要的義師將領被殺，第三個投降。這樣，到1657年秋，就再沒有前魯王的水師將領來引導鄭成功進入杭州灣以北和以東他所不熟悉的水域了。因此，儘管鄭成功在擴大他在福建的作戰基地方面獲得成功，他還是回到廈門，從而結束了他的北伐的第一個階段。 第二階段時間最短。1655年夏末在福建為搜集給養進行襲擊之後，鄭成功直接揚帆北上，進入浙江的靈江口。他於10月初輕易攻下台州。但這時閩安為清軍所襲。鄭成功迅即回救，但為時已晚；11月，他再度回到廈門，遣散了遠征軍，準備過冬。第二年春天，他開始一個新的訓練計劃，第一次創立了著名的「鐵人」軍——披鎧的壯士。 1658年6月中旬，鄭成功再度進入浙江。溫州被圍困了一些時日，但在搜集了足夠的給養之後，鄭成功即把艦隊帶往舟山，這時的舟山已被清軍撤退一空。當他北去長江口的崇明島時，他的艦隊中途停在羊山島，在這裡遇上猛烈的颱風，損失慘重。僅在一隻船上，就有230名鄭氏親屬和家人犧牲。戰士的士氣十分低落，艦隊的殘餘部分回到浙江東南沿海休整。1658年12月，鄭成功占據溫州附近的甌江口，把軍隊分散到沿岸的管轄地過冬。儘管鄭成功這時處境不好，但清軍未能將他逐出溫州地區，使他能夠駐在那裡直到1659年6月。 然後，鄭成功開始了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後一個階段的北伐。他首先在寧波取得物資，並使附近定海的清水師失去戰鬥力。7月7日，他的艦隊到達崇明島南面的沙岸。他讓艦隊把守長江寬闊的外口，在這個月剩下的時間裡，對附近的鄉村進行有限的但必要的劫掠。 鄭成功通常對他的謀略守口如瓶，因此，他對這次出征長江毫無掩飾之意是值得注意的。從1653年起，他的水師就在他的命令下騷擾長江口，從1655年起，他不止一次直截了當地告訴清廷，他想進攻南京地區。現在，他在沿江而上之前拖延了21天，隨後又採取了較慢的行動方針，似乎不在乎給清軍以結集防禦力量的時間。 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鄭成功太自信了。他想進行一場儘可能的大規模戰鬥，這樣，他的勝利將在漢族人民和滿族領導層中產生相應的心理影響。他在前幾次征戰中也都堅持這一戰略；但將它用於江南時，由於過分自恃而遭到失敗。首先，清廷在別處的控制並不像他所想的那樣已經崩潰，而南京在任何情況下都駐有重兵，不像沿海的州縣。此外，近幾年來張名振和其他人一再威脅長江三角洲地帶，使清軍有了經驗，促使他們採取特別的措施阻止敵船通過鎮江。鄭成功來得太晚，如在一年以前，當清軍的主要力量在西南各省作戰時，他可能獲得成功。但當他在1659年夏天到達時，這些遠征軍的大部分正陸續回到南京。 然而鄭成功擁有重要的軍事手段以及廣為傳播的名聲。他的兵力強大——約2000條大小船隻，運載約20萬名訓練有素的戰士——他的軍官富有經驗，如果對生疏的長江地區略感不安，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在這次戰役中鄭成功依靠一個對長江具有寶貴經驗的人，一個一心一意獻身明朝中興的人。張煌言在監國魯王和永曆兩個朝廷都擔任兵部尚書之職。自從1646年浙江和福建淪陷後，他就積極參加進沿海的抗清運動，他曾長期擔任張名振的助手。[78] 因此，當鄭成功終於進軍長江時，張煌言率所部先行。他的英勇行動，使鄭成功能在1659年8月4日占領瓜洲。然後張煌言帶領一支水軍沿江而上，鄭成功則進攻鎮江，這座城市在8月10日投降。接著他圍南京，他的大軍於14天後即8月24日到達。鄭成功把他的軍隊駐紮在南京城外西北角，不去阻止清軍增援部隊進入城內。雖然有驚人之多的地方派代表向鄭成功和張煌言表示擁護，[79]但既無一個現成的政治計劃又無一批行政官員去對這種表示作出任何有組織的回答。張煌言深信地方父老同仇敵愾的精神能夠改變事件的進程，而鄭成功只寄希望於他的戰士和贏得勝利，這使張煌言十分驚愕。 鄭成功的戰略是等待敵人完全做好準備，然後給他們徹底一擊。這明顯地把主動權交給了對方，同時使鄭成功的軍隊鬆弛下來。結果鄭成功中了敵人的計謀，被優勢的清騎兵和步兵擊敗。9月8日清軍開始進攻，接著在第二天發生激烈戰鬥，鄭成功失去幾個他最得力的將領。他的軍隊傷亡慘重。 幸好水師沒有受到損傷，得以把鄭成功和剩下的人運到鎮江，然後去崇明。張煌言被困在上游，被一支清水師所敗。鄭成功進攻崇明駐軍，同時向清廷提出新的和議。但他的軍隊士氣太差，打得不好，而清廷拒絕了談判。因此，當張煌言從江南西南部經陸路拚死逃至浙江沿海時，鄭成功從海路回到廈門，時為1659年秋。 退到台灣 回到廈門不久，鄭成功開始準備對付清軍的一次大規模進攻。當1659年8月，他侵入江南的消息傳到北京時，清廷遣將軍達素率領援軍南下。當達素於1660年2月到達福州時，鄭成功召集他的仍然不算少的軍隊和水師保衛他家鄉的島嶼。但是，儘管他的兵力仍很強大，信心卻因南京的失敗而動搖了。 6月，達素從泉州和漳州發動對廈門和金門島的進攻。像以前那樣，清艦隊被擊敗，但這時鄭成功沒有理由慶祝勝利。因為清軍的準備工作給他的印象太深了，而他自己的戰士的表現則不能使他滿意。他還知道，清軍此時已在其他各戰場取得勝利，因此能夠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福建，進行不斷的進攻。的確，在8月和9月，清廷派靖南王耿繼茂鎮福建，並派難以對付的安南將軍洛託做他的助手。鄭成功要在強敵的反覆進攻下保住這塊彈丸之地，看來是不可能的。 於是，在1661年春初，鄭成功要他的將領接受一個早先被否決了的建議：把鄭氏的主要基地移到台灣。有人反對說，台灣遠在海中，是一個疾病流行的蠻荒之地。但鄭成功之意已決，因為他需要一片比從前更大和更安全的領土，這片領土仍然要靠近東亞的貿易路線。也許他這時輕信地回想起關於台灣是如何富饒的誇張描繪，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個中國雇員告訴他的。 從1624年起，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他們稱為福摩薩）的西南海岸保持一個貿易殖民地。他們同鄭芝龍的關係一直不好，同鄭成功的關係更加不好，因為後者為了進行抗清的戰爭，經常干擾貿易。公司的許多辦事人員擔心鄭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後會占領台灣。1652年，在這個殖民地日益增加的中國移居者中發生過一次反抗，被認為是鄭成功派人煽動的。從那時起，廈門周圍的每一次出征準備都引起新的謠言，說鄭成功將入侵台灣，特別是當他在南京失敗以後。但設在巴達維亞的公司總部無意在台灣投入更多的警戒部隊，也不大相信謠言，沒有採取步驟加強殖民地的防務。 1661年3月，鄭成功下令出征台灣。4月21日，他的艦隊離開金門，但在澎湖列島因壞天氣受阻七天。不幸的是，鄭成功確信航行一定順利，到了台灣就會有食物，因此艦隊幾乎沒有攜帶給養。當鄭成功的人於4月30日[80]終於到達荷蘭殖民地附近的海岸時，他們餓得要死。不過，一支由為數可觀的船隻組成的艦隊上的數千人，必定使台灣憑藉破舊的城塞和兩支戰艦的幾百個荷蘭人完全氣餒。 5月1日，鄭成功要求荷蘭人的兩個要塞投降。他答應讓荷蘭人安全離去，因為他對他們沒有惡意，只需要他們「交還」他父親允許他們使用的領土。他拒絕了該公司的福摩薩議事會和總督揆一提出的同那裡的基督教徒和平共處的建議。赤嵌無法防守，首先被放棄，但安平城上升起「血的旗幟」，擺開了戰場。 鄭成功出於幾個理由沒有立即進攻安平。首先，他從來不喜歡代價很大的圍攻。他認為夏季的季風將使向巴達維亞的呼救推遲好幾個月，在這個期間飢餓將使荷蘭抵抗者投降。此外，鄭成功自己也面臨食物短缺。預期從大陸來的供應船隻沒有來。大米幾乎不可能得到，本地的穀物和芋頭遠遠不夠。結果，鄭成功被迫把大多數戰士投入農耕。他們中有許多人死去或染上當地的疾病。他完全沒料到越過台灣海峽有這麼困難，也沒料到台灣是這樣落後。要不是荷蘭方面的頗為異常的舉動，他也許根本不會成功。 8月12日，出乎鄭成功意料，一支荷蘭「救援」艦隊到達，並設法要將人員食物和物資運進安平。9月，鄭成功被迫恢復進攻，儘管現在他的軍隊實力大減，但艦隊首領由於敵人的眾多和安平的困難狀況而感到氣餒，遇到第一個機會就拋棄這個殖民地逃之夭夭。這自然使安平的守衛者喪氣，12月16日，有一些荷蘭兵叛逃到鄭成功這邊來。領頭的叛逃者向鄭成功提出有價值的勸告，教他如何最有效地進攻這座要塞。1月27日，總督揆一和議事會決定談判投降，於1662年2月1日正式締約，結束了歷時九個月的苦難。[81] 在荷蘭人離開之前，鄭成功就已把他的這塊地盤命名為東都。雖然他繼續奉永曆正朔，但開始像獨立王國的統治者那樣治理台灣，制定稅制，規範漁獵，分配土地，並傲慢地要求呂宋的西班牙總督「進貢」。 當鄭成功的個人要求同他的追隨者的私利發生矛盾時，他對這個他精心培育起來的組織的權力開始瓦解。這在下述事情上表現得特別明顯：1662年3月，他命他的長子鄭經和留守廈門與金門的將領放棄這些島嶼，攜家眷去台灣。由於知道台灣很艱苦，他們拒絕服從。鄭成功愈來愈不順心，他懲治部下的不道德行為，嚴厲到近乎瘋狂。 1662年6月，當鄭成功得知鄭經與乳婢奸生一子，情況就變得危急起來。他立即下令處死鄭經、乳婢、孩子，甚至他的妻子，因為她失於管教。當他部下的將領試圖用乳婢母子的頭來使他消氣時，他愈加憤怒，下令把他們一同處死。這些稀奇古怪的事，在其他將領之中引起相互猜疑，於是開始叛變。清水師封鎖的影響也顯露出來，這導致更多的官員叛變。 這時鄭成功還得知永曆皇帝被俘，也許已被殺。他由此感到的絕望，加上他父親在1661年11月24日被清廷處死的消息以及兒子的違抗，使他精神上受到嚴重打擊，遂一病不起。他於1662年6月23日死於台灣，死因可能是精神錯亂和它所引起的某種疾病的綜合徵。[82]時年37歲。 張煌言和他的抗清戰士在浙江福建沿海的騷擾活動失敗。他幾次請求監國魯王復出，再給中國人民一個中興明朝的機會。但是魯王已經病重，於1662年12月23日死於氣喘病。 廈門的將領擁戴鄭經為他的父親的繼承人，在他和得到台灣文武官員支持的鄭成功的弟弟鄭襲[83]之間，展開了一場權力鬥爭。鄭經暫時擊敗了他在台灣的反對者，並保住了福建的基地，但福建於1664年被清軍接管。雖然他和他的兒子保持鄭氏在台灣的統治有20年，但「明」作為復興的號召，已完全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過去的偉大。 * * * [1]定王（朱慈燦）和永王（朱慈煥）。關於這些藩王的名字、頭銜和身份，標準資料有混淆和錯誤。見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374]（1961年；台北，1965年重印），第61—64頁。 [2]這個藩王的封號故意寫作「Luh」，以別於下述在紹興攝政的魯（Lu）王。 [3]見本書第十章的《天啟末年的政治動盪》、《崇禎朝》、《魏忠賢的垮台》、《溫體仁和崇禎皇帝》、《楊嗣昌的浮沉》、《政治和軍事上的崩潰》、《順朝過渡時期》。 [4]龍文彬編：《明會要》[364]（1887年；北京，1956年重印），Ⅰ，第541、566—567頁，Ⅱ，第1230—1231頁；黃開華：《明史論集》[247]（九龍，1972年），第1章。 [5]王崇武：《明靖難史事考證稿》[540]，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特刊，25（1945年；香港，1969年影印本），第38—41頁。又見本書第四章的《永樂統治時期》。 [6]即廣東和廣西。 [7]吳偉業：《綏寇紀略》[598]（清初；台北，1968年重印），補遺，下，第17—22頁。 [8]劉宗周：《劉子全書》[353]《約1821—1850年；台北重印，尤日期），18，第3—5、13—15頁。 [9]羅伯特·B.克勞福德：《阮大鋮傳》[127]，見《中國文化》，6，2（1965年3月），第28—105頁。 [10]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第209—210頁。 [11]見本書第十章的《魏忠賢掌權》、《魏忠賢的垮台》。 [12]安傑拉·席：《吳三桂在1644年：重新評價》[209]，見《亞洲研究雜誌》，34，2（1975年2月），第443—453頁；陳生璽：《清兵入關與吳三桂降清問題》[55]，見《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1982年），特別是第723—735頁。 [13]趙翼：《廿二史劄記》[46]（1795年和1800年序；上海，1937年重印），35，第740頁。 [14]赫爾穆特·威廉：《多爾袞與史可法之間的通信》，見《中國》，7，5—6（1933年），第239—245頁。史可法答多爾袞書有不同的版本。見談遷《棗林雜俎》[499]（17世紀中葉；重印，載《筆記小說大觀》；台北，1962年重印），壬集，第18頁；比較溫睿臨《南疆逸史》[561]（1711年；上海，1960年重印；重印，《晚明史料叢書》，第1卷，東京，1967年），5，第38—39頁，與史可法《史忠正公集》[470]（1784年；台北，1968年重印），2，第23—25頁。 [15]錢：《甲申傳信錄》[81]（清初；重印，《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8，上海，1947年；台北，1964年重印），第149—153頁；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374]，第29—43頁。 [16]錢秉鐙：《南渡三疑案》，載《所知錄》[82]（1651年；台北，1970年摹印本），3；林時對：《荷牐叢談》[344]（17世紀中葉；重印，《台灣文獻叢刊》，153，台北，1962年），第126—129頁。 [17]寫史可法的書和文章很多。最新的是史元慶的《史可法先生年譜》[472]（台北，1979年）。 [18]彭普生：《李自成被害日期探考》[422]，《故宮博物院院刊》，3（1980年8月），第35—39頁。 [19]幾種權威資料說潞王沒有正式就監國位。關於他7月1日就監國位的確實證據，見黃道周《黃漳浦文選》[256]，陳壽祺編（1830年；重印，《台灣文獻叢刊》，137，台北，1962年），第2卷，第161—163、282—283頁，祁彪佳（1602—1645年）：《甲乙日曆》[69]（第1版，紹興，1937年；重印，《台灣文獻叢刊》，279，台北，1969年），第113頁。又見張道《臨安旬制記》[40]（1885年序；台北，1967年重印），2。 [20]福王、潞王和「太子」於1645年10月被多鐸帶到北京。清廷為絕後患，藉口在京明朝諸王與外地明大臣勾結，蓄意謀反，下令將他們一概處死，其中好像有潞王，這事發生在1646年6月和7月；《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494]（1672年；1739年修訂；重印，台北，1964年，載《大清歷朝實錄》），26，第10—11頁，一個典型的錯誤，是將潞王的潞字寫錯。福王據說死於1648年春。談遷：《國榷》[498]（約1653年；北京，1958年重印），6，第6217頁。 [21]江南從前是，現在仍然是長江下游地區的統稱。從這個時候起到康熙朝初年，它也是省的名稱，該省後來分為今天的江蘇和安徽。 [22]李光濤：《洪承疇背明始末》[325]，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4月），第277—301頁。 [23]中山八郎：《中國的髮辮問題——清初薙髮令的施行》[406]，見《中國史研究》，5（1968年），第1—24頁。 [24]根據現存的世系檔案推算，這兩個藩王的祖先分別是太祖第9子和第22子。見理察·C.魯道夫《明監國魯王之真墓》[441]，《華裔學志》，29（1970—1971年），第487—489頁；陳燕翼（1634年進士）：《思文大紀》[60]（重印，《台灣文獻叢刊》，111，台北，1967年），2，第2—3頁。這與《諸王世表》二、三中所記不同，見張廷玉等編：《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無論如何，朱聿鍵作為太祖的9世孫，被公認是太祖10世孫朱以海的長輩。 [25]嚴格地說，這條江僅在流入杭州灣的盡頭一段稱為錢塘江，但為方便起見，在這裡將直到江西東北部的整條江均稱作錢塘江。 [26]即浙江錢塘江以東和杭州灣以南地區。 [27]關於在紹興即監國位的日期，原始資料的說法很不一致。見楊雲萍《南明魯監國事跡的研究》[613]，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8（1976年5月），第34—36頁。 [28]王葆心：《蘄黃四十八砦紀事》[552]（19世紀後期；1906年重印；1966年台北重印），1。 [29]廖漢臣：《鄭芝龍考》[338]，見《台灣文獻》，10，4（1959年12月），第63—72頁和11，3（1960年9月），第1—15頁。 [30]《隆武遺事》[365]，附錄（清初；1911—1912年上海重印；1968年台北影印），第11—12頁。 [31]在漢語中，志願為事業而戰稱為「義」。在這裡，「義」還增加了一層含義，即「義軍」的領袖們與晚明政治中的「清流派」有聯繫。 [32]森正夫：《17世紀福建寧化縣黃通的抗租叛亂》[396]，見《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系列，20（1973年），第1—31頁；21（1974年），第13—25頁；25（1978年），第25—65頁。 [33]關於隆武皇帝和皇后的最後命運有各種說法。這裡的記述根據江日昇：《台灣外記》[74]（約1708—1718年；重印，《台灣文獻叢刊》，60，台北，1960年），2，第94頁和《清實錄·順治實錄》[494]，29，第2頁（第341頁）。 [34]清代和20世紀的許多記述稱朱由榔為桂王。這是不確切的，因為在隆武皇帝死前，他的承襲並未批准。 [35]江蕃等撰：《廣東通志》[71]，阮元等編（1864年；1934年上海影印），18，第1頁；83，第28頁。 [36]江蕃等撰：《廣東通志》[71]，173，第17頁。 [37]朱希祖：《南明廣州殉國諸王考》[100]，見《文史雜誌》，2，7—8（1942年8月），第51—54頁。 [38]黎傑：《南明廣東三忠史跡考》[314]，見《珠海學報》，3（1970年6月），第162—173頁。 [39]原名郝搖旗。隆武皇帝賜予郝搖旗和李自成殘部的其他將領新的名字，以表示他們從造反者轉變為國家的忠僕。 [40]簡友文：《南明民族女英雄張玉橋考證》[78]，見《大陸雜誌》，41，6（1970年9月），第1—19頁。 [41]他們被公開地畫成一隻有五個部分的虎，五個人分別是虎頭、虎牙、虎皮、虎腳、虎尾。何是非：《風倒梧桐記》[206]（順治時期[1644—1661年]或康熙[1662—1722年]初期），見《荊駝逸史》（道光時期[1821—1850年]；上海1911年重印），2，第1頁。 [42]金堡：《嶺海焚余》[86]（1645—1650年；《台灣文獻叢刊》，302，重印，台北，1972年），第51—54頁。 [43]根據明朝成例，功臣封爵有公、侯、伯三等，不能封為王或郡王，只有公爵死後可以追贈為王。申時行編：《大明會典》[465]（1587年；台北影印，1964年），6，第1—2頁。 [44]李赤心是李自成的侄子和養子，在與南明結盟之前用過兩個名字：李過與李錦。 [45]保羅·佩利奧特：《米歇爾·博伊姆》[420]，《通報》，第2輯，31，1—2（1935年），第95—151頁；弗里茨·耶格爾：《瞿式耜的晚年》[278]，《中國》，8，5—6（1933年），第197—207頁；桑原騭藏：《明朝龐天壽致書羅馬教皇》[301]，見《史學雜誌》，11，3（1900年3月），第338—349頁，和11，5（1900年5月），第617—630頁。 [46]後來同情愛國志士的記載，指認只有十幾歲的熱情的抗清者夏完淳為文官密謀者中的主要人物。見查繼佐：《東山國語》[16]，沈起增訂（1669—1676年間；重印，《台灣文獻叢刊》，163，台北，1963年），第101—103頁。 [47]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283]（1655年；重印，《台灣文獻叢刊》，163，台北，1963年），第101—103頁。 [48]見本章的《兩個朝廷的並存》。 [49]長垣是福州沿海一群島嶼的合稱，其中最大的即今馬祖島。見盛成《沈光文與明思宗及南渡諸王》[469]，《學術季刊》，4，3（1956年3月），第51—52頁。 [50]朱希祖：《鄭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國立北平大學國學季刊》，3，1（1932年3月），第94—97頁。 [51]沒有任何原始資料令人滿意地記載了監國魯王的到達日期，或他在廈門被接待的情況。關於第二手研究，見莊金德《明監國魯王以海紀事年表》[113]，載《台灣文獻》，2，1（1951年3月），第30—31頁，和第234—235頁、242頁的注釋，以及張菼《鄭成功紀事編年》[39]（台北，1965年），第46頁注釋。 [52]石源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之研究》[276]（東京，1945年），第1—187頁；林春齋編：《華夷變態》[199]（東京，1958—1959年），Ⅰ，1，第]1—45頁。 [53]明時四川包括今貴州北部的三分之一、今雲南東北角和近代西康東部三分之一。 [54]詹姆斯·B.帕森斯：《一次中國農民起義的頂點：張獻忠在四川，1644—1646年》[417]，載《亞洲研究雜誌》，16，3（1957年5月），第387—400頁。 [55]郭影秋：《李定國紀年》[300]（上海，1960年）。他們都是張獻忠的義子，並賜姓稱王。 [56]余貽澤：《中國土司制度》[621]（重慶，1944年），第2章。 [57]見本章的《還都肇慶後的永曆朝廷》。 [58]趙儷生、高昭一編：《「夔東十三家」考》[47]，見《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上海，1955年），第154—162頁。 [59]黎光明：《明末清初之四川》[323]，《東方雜誌》，31，1（1934年1月），第171—181頁。 [60]見下《鄭成功的崛起》。 [61]朱希祖：《永曆大獄十八先生史料評》[101]，《國學季刊》，2，2（1929年12月），第237—259頁。 [62]1659年陰曆頭三個月的日期，不僅由於原始資料的錯誤，而且由於永曆歷與現在的清歷之間的歧異而變得複雜。由於閏月的插入不同，清歷與南明的各種歷在這裡涉及的下列各年不一致：1648年，1650—1651年，1653年，1659年和1662年。見黃典權《南明大統歷》[257]（台南，1962年），和傅以禮：《殘明大統歷》[180]，載《二十五史補編》，6（上海，1937年），第8841—8845頁。 [63]張誠孫：《中英滇緬疆界問題》[28]（北京，1937年），第19—23頁；維克托·B.利伯曼：《緬甸洞吾的地方改革》[342]，《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43，3（1980年），第548—549頁。 [64]蒙亭昂：《緬甸史》（紐約，1967年），第149—150頁。 [65]關於這次處死，官方資料沒有記載。5月19日和25日的日期，分別來自楊德澤的《楊監筆記》[610]（康熙時期[1662—1722年]；重印，上虞，1916年），第28頁，和鄧凱的《也是錄》[508]（晚明時期[1368—1644年]；上海重印，1896和1936年），第351頁。 [66]郭影秋：《李定國紀年》[300]，第27—30、186頁。 [67]拉爾夫·C.克羅采：《國姓爺與中國民族主義：歷史，神話與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年）；唐納德·基恩：《國姓爺的戰事：近松的木偶戲，其背景與影響》[284]（倫敦，1951年）。 [68]謝國楨：《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220]，見《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221]（上海，1934年），附錄Ⅱ，第290—328頁。 [69]莊金德：《鄭氏軍糧問題的研討》[112]，《台灣文獻》，12，1（1961年3月），第55—66頁；方豪：《由順治八年福建武闈試題論鄭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陸雜誌》，22，6（1961年3月），第1—20頁。 [70]石萬壽：《論鄭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鎮》[471]，《幼師學志》，11，2（1973年6月），第10、18頁。 [71]關於鄭聯和鄭彩與鄭芝龍的血緣關係，見鄭喜文《明鄭史事五則》[63]，《台北文物》，10，1（1961年3月），第81—84頁。 [72]石萬壽：《論鄭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鎮》[471]，第7頁。 [73]鄭成功手下獲得爵位和文武官職的人的詳盡名單，見賴永祥《明鄭藩下官爵表》[303]，《台灣研究》，1（1956年），第79—101頁，和2（1957年），第47—78頁。 [74]關於鄭成功接受永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資料說法不一。對這個問題最好的解決，見朱希祖《鄭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頁。 [75]關於很受稱許的「三征長江」的日期和情況很難確定。這裡根據的是李學智的推論和考證，見他的《重考李振華先生〈明末海師三征長江考〉》[322]，《大陸雜誌》，7，11（1953年12月15日），第7—8頁，和7，12（1953年12月30日），第21—27頁，附有《文獻叢編》的補充證明，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北平，1930—1937年；台北，1964年重印），Ⅰ，第426—428頁。 [76]關於這一點和下面提到的見解，見廖漢臣《延平王北伐考評》[341]，《台灣文獻》，15，2（1964年6月），第47—74頁。 [77]關於張名振的死期，廖漢臣的有所根據的猜測（見他的《魯王抗清與二張之武功》[340]，《台灣文獻》，11，1（1960年3月），第102頁），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年）第一編第4卷第576頁有明確的證實，即在1月12日至25日之間的某個時候。 [78]李振華：《張蒼水傳》[312]（台北，1967年）；石源道博：《張煌言之江南江北經略》[275]，《台灣風物》，5，11—12（1955年），第7—53頁。 [79]7個州，3個縣和32個地區。這個數字是從各種資料推算出來的，大於通常所引用的張煌言《北徵得失紀略》[34]中的記載，見《張蒼水詩文集》（1659年；重印，《台灣文獻叢刊》，142，卷1，1967年），第3—4頁。 [80]確定鄭成功在台灣登陸的準確日期，一直是個問題。關於結論性的研究，見陳國強《鄭成功收復台灣的時間問題》[54]，《廈門大學學報》，1（1962年4月），第158—164頁；田大熊：《國姓爺的登陸台灣》[512]，石萬壽譯：《台北文獻》，44（1978年6月），第111—121頁（最初發表於1938年）。 [81]C.K.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視的福摩薩》[14]，伊內茲·德·波克萊爾等編（台北，1975年）。 [82]李騰嶽：《鄭成功的死因考》[332]，《文獻專刊》，1，3（1950年8月），第35—44頁。 [83]提到他的資料通常稱他為鄭世襲，因為除長子外，鄭芝龍的其他兒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字。關於安平鄭氏宗譜，見廖漢臣《鄭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獻專刊》，1，3（1950年），第54—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