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第十章 泰昌、天啟、崇禎三朝，1620—1644年
直到最近，大多數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仍然傾向於把明朝統治的最後25年看作是王朝衰落與最後崩潰的重演，這齣古老的戲文以前已經演出過許多次了。然而，簡單地用我們所知道的對漢、唐或宋王朝結局的看法，去套泰昌（1620年8月28日至9月26日）、天啟（1620年10月10日至1627年9月30日）、崇禎（1627年10月2日至1644年4月24日）三朝，是忽視了它們的許多獨特與具有重大意義之處，因為17世紀上半葉，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等重要方面，是一個跟過去很不相同的國家。甚至從16世紀初期起，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不僅對目前研究的這個時期，而且對此後中國文明的發展，都是極為重要的。因此，任何企圖把晚明的歷史輕易地歸結為朝代盛衰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結果，理當受到堅決果斷的拒絕。
但是，明帝國是在17世紀40年代被數量上占巨大優勢的滿族入侵者及其聯盟征服的，而本章的目的之一是探討這一重大軍事、政治事件如何發生。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探討必須同有時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作鬥爭。首先是明代中國的疆域之廣與差異之大。譬如，從中國北方平原北部邊緣的北京到亞熱帶的廣州，距離差不多有1200英里，相當於從哥本哈根到巴勒莫，或從多倫多到邁阿密。從青蔥的長江三角洲上的蘇州（靠近現在的上海）到多山的西部省份四川的成都，有1000英里，這大致等於從倫敦到布達佩斯或從華盛頓特區到堪薩斯城的距離。
儘管在氣候、地形、農業、人口密度、語言和地方風俗上有巨大的差異（更不必說運輸和交通上的困難），明朝的官員做了一件令人欽佩的工作：在該朝276年歷史的許多時間裡，保持了這片廣袤領土上的和平與穩定。不過，同樣明顯的是，他們在有些地區比在其他地區更有成效，這個事實反映在關於這個帝國的有些部分的資料很豐富，關於其他部分的資料很貧乏。因此，要自信地概括諸如「明代的經濟環境」之類的題目，或稍微精確地估計一下一個地區發生的事對另一個地區的發展產生的影響，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往往是困難的。
第二個困難來自對上面講到的有些可變因素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例如，我們公認的關於東亞氣候史的基本知識表明，在17世紀中葉，中國跟北半球的其他許多國家一樣，經歷了幾百年來最寒冷的冬天（也許還有格外涼爽與變化不定的夏天）。[1]然而，這種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迄今都沒有認真或詳細的討論，當考慮到在此後發生的許多事情中，「壞天氣」和「歉收」將是兩個循環不已的主題時，這個事實就特別令人感到遺憾。
對明代人口統計的研究，也基本上停留在初步階段而無多大進展。在14世紀發生的在某些方面與歐洲相似的可怕災害之後，中國人口明顯地從大約1.2億下降到6500萬至8000萬，[2]此後，這個國家的人口在15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內似乎增加得很慢而且不均勻。16世紀初是人口開始迅速增長的一個時期，這時經濟上先進地區的城區顯然在迅速擴大。[3]到16世紀後期，中國的總人口也許已經達到1.5億至1.75億。然後，在16世紀末或17世紀初的某個時候，這種驚人的人口增長到了一個終點，在此後一個長時期內，人口總數或者不變，或者某些地方實際上下降。
這種人口統計上的突變，它發生的時間和它的地區性變化，剛開始被了解。其中一個促成因素必定是氣候。在1586—1590年間和1637—1644年間，伴同或者跟隨洪水、乾旱和其他摧毀收成、造成食物短缺的自然災害而來的，是某些致命的時疫。不過，這類災害有許多是地區性的。主要的糧食生產與出口地區，如湖廣南部和江西中部，看來只受到輕微的影響。的確，除去北直隸、河南的某些地區和落後的西北部外，許多受災地區是以商業化的農業、先進的手工業和眾多的城市人口聞名，或者是位於重要的貿易路線如大運河、黃河和長江沿岸。[4]這裡面的一個含義是，像在歐洲那樣，北部邊緣地區較之南部富庶地區也許更加嚴重地受到氣候變化特別是更冷的氣溫的影響。另一個含義是，這些災害並不說明古典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正確，即人口的迅速增長剝奪了農業地區抵禦災害的能力。還不如說，它們似乎反映出（至少是部分地）某些經濟先進和人口稠密的地區更容易受到巨大的內部和地區間穀物市場上哪怕是暫時的混亂的打擊。的確，我們將在下面看到，即使在17世紀40年代初折磨長江三角洲的可怕的「饑饉」中，當地仍有大米可買。問題是本地的歉收和其他種種因素促使價格高漲，許多人根本買不起罷了。
但是，為什麼在17世紀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里，對於食物的支付能力竟然成為問題，為什麼明朝政府對緩和局勢顯然無能為力？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簡單扼要地考慮一下16世紀時中國經濟生活中發生的某些重大變化。這些變化絲毫不是由於中國參與了有時被稱為「歐洲的擴張」的開始階段，而是有比那個術語所包含的意思複雜和有趣得多的原因，至少對研究亞洲歷史的學者來說是這樣。16世紀前半葉，中國的經濟有了雖不穩定然而是實質性的增長，這再次與歐洲的發展相平行，或者還以某種迄今尚不了解的微妙方式與其發生聯繫。然後，隨著長崎和馬尼拉在16世紀70年代成為主要的貿易中心，商業活動在東亞水域急劇增加。沒有多久，中國的絲綢就在京都和利馬的街上被人穿著，中國的棉花在菲律賓和墨西哥的市場上出售，中國的瓷器成為從堺到倫敦的時髦家庭中的用品。
中國由於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銀和西班牙—美洲白銀，這個事實明顯地影響了16世紀後期中國某些經濟部門的增長。這種增長證明它是件好處多於壞處的事。在積極方面，在這個國家的先進地區，如南直隸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廣東，已經是很快的經濟發展速度變得更快了。商人、放債者和實業家趁此機會大發其財，奢侈品開支和個人勞務費用的增加證明了這個事實並在這個時期的通俗文學中有生動的描寫，[5]此外，會館、當鋪、銀號和錢莊的激增也證明了這一點。[6]
明朝政府也從這種貨幣流通的增長中得到好處，因為這使它能夠對複雜與過時的賦稅制度進行早就需要的改革。[7]儘管複雜並受制於區域性甚至地方性的差異，改革把大多數田賦、徭役以及加派改為征銀，從而使王朝立足於也許是從未有過的比較健全的財政上。軍隊的編制加強了，陸疆和海疆是安定的，這個帝國的絕大部分似乎沉浸在一種普遍的和平與繁榮的氣氛中。
這種氣氛沒有維持多久，因為輸入的白銀不能解決晚明中國的所有難題。的確，它助長了這樣一些新問題的產生，如嚴重的物價上漲，無控制的城市發展和投機生意，一些論者說，這些發展加大了貧富懸殊與社會緊張。[8]17世紀初，當部分地由於政府改變了開支政策而導致經濟增長放慢時，這種緊張加劇了。例如在1570年以後，歲入白銀雖有驚人的增加，但仍趕不上政府開支的迅速上升。[9]
軍事開支猛增。16世紀90年代在朝鮮對日本的兩次花費很大的出征，在西南邊疆與暹羅、緬甸以及土著居民之間不斷發生的問題，在北方和西北方蒙古人恢復了的壓力，在東北方滿族力量的不祥的增長，這些都增長了防禦費用。還有大筆的款項用在維修和改進大運河網，加固長城的某些部分，重建北京毀於1596年和1597年火災的幾座宮殿。[10]
萬曆皇帝的窮奢極侈，使帝國的財力更加緊張。在他的財政上穩健的首輔張居正1582年去世後，他就開始了揮霍，為自己、皇室，特別是他的兒子們的婚事和授職儀式任意花錢。[11]這位皇帝除了每年大筆的金銀收入外，還徵收絲綢、瓷器、珠寶和其他奢侈品。他仍不感到滿足，經常挪用國庫銀兩，徵收特別捐稅，用來付賬和填滿他的內庫。雖然皇帝的花費無疑刺激了明朝經濟的某些部門，但萬曆皇帝的揮霍所造成的危害，遠遠超過它帶來的好處。
除帝國的即官僚的控制外，其他一些因素也給晚明經濟帶來有害的影響。其中重要性不算小的是國家貨幣制度的性質。14世紀末和15世紀初，隨著本朝紙幣的崩潰，一種基於用銀兩和政府發行的銅錢進行交易的貨幣結構發展起來。由於在本朝的許多時期質量好的銅錢供應不足，白銀就在經濟中起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只要中國依靠國內的白銀，國家對進入貨幣供應領域的金屬數量就有所控制。但在16世紀後期外國銀塊大量流入後，這種控制就喪失了。
這樣，雖然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的白銀對刺激晚明經濟有幫助，但銀塊的不平衡流動產生了某些危險。秘魯、墨西哥和日本白銀生產的波動，馬德里和江戶的保護主義情緒，海上掠奪和船舶失事，所有這些都使中國在17世紀的對外貿易自始至終很不穩定。在目前討論的這個時期特別變幻莫測。在17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當這種波動跟折磨中國和東亞其他部分的氣候反常、洪水、乾旱和歉收巧合時，影響就特別嚴重。
泰昌朝，1620年8—9月
儘管萬曆朝的最後幾年在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上造成了災難，但1620年的大多數敏銳的觀察家完全不相信王朝已經沒有希望。不過他們知道面臨嚴重的問題。例如，在1620年4月，自從1618年東北的軍事情況變得嚴重以來，第三次增加了田賦。[12]由於大家都知道萬曆皇帝的內庫絕不是空的，他只不過拒絕用自己的錢財來保衛這個帝國，因此舉國上下對這次增加田賦都很不高興。1620年夏，御史張銓代表他的許多同事率直地警告皇上說，繼續加賦不能解救遼東，但能耗盡國家剩餘的財力，從而為內亂創造條件。[13]
張銓在1621年慷慨就義，因其忠勇，死後受到朝廷追贈，他並不反對軍事行動本身。他只是認為，中國人必須在充分認識本朝有限的物力、財力的條件下去抵抗滿洲人。鑒於明朝軍隊前兩年在東北蒙受的災難，[14]這種見解也許是有道理的。但這種見解在朝廷和軍隊中受到輕率分子有效的反對，最後給中國一方帶來悲慘的結局。
雖然張銓的奏議對政府的政策沒有直接的影響，他關於內亂危險的警告卻不是沒有根據，因為那時北京就接到報告，說中國北方出現了新的反政府活動的浪潮。許多這類活動是由所謂白蓮教的成員帶頭的，白蓮教是一個類似宗教的組織，在這個王朝的早期，它曾引起不小的麻煩，當萬曆朝後期山東和北直隸的經濟情況開始惡化時，它再度變得活躍起來。[15]這樣，明朝當局就受到雙重的威脅，因為在萬曆皇帝於1620年8月18日去世之前不久，滿洲軍隊繼他們頭年的驚人勝利之後，又在遼東各地對中國居民點和軍隊的前哨基地進行了毀滅性的襲擊。
朱常洛登基
儘管有這些危險和困難，許多1620年住在北京的人（包括朝廷許可住在那裡的少數耶穌會會士），把萬曆朝48年統治——其中許多年充滿了爭吵——的結果，看作是王朝從頭開始的一個機會。許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朱常洛（1582—1620年）身上，在經過萬曆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在繼承問題上的長期激烈爭論之後，他於1601年被指定為皇位繼承人。[16]部分地由於朱常洛不是他父親的選擇，部分地由於他們父子的關係從來不密切，新皇帝的支持者希望他能迅速地完全改變他父親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進行他們認為必要的改革。他們沒有失望。1620年8月19日，在萬曆皇帝死後僅一天和朱常洛正式即位前14天，從內庫中拿出了白銀100萬兩供邊防之用。同時，取消了自16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引起爭吵的礦稅和商稅，並召回萬曆皇帝派往各地督稅的受人憎恨的太監。[17]
我們不知道朱常洛是否根據他父親的遺詔發出這些命令，因為據說萬曆皇帝在臨死時終於承認了他的錯誤。在中華帝國後期，「遺詔」常常被竄改，以適合新統治者或朝廷重臣的需要和願望。十分清楚的是，朱常洛繼續使他父親從前的批評者高興。8月21日，他從皇室積蓄中又拿出100萬兩用於遼東。
新皇帝在1620年8月28日正式即位，按照慣例，在這種時候宣布下一個太陰年的第一天（1621年1月22日）是他的統治正式開始的日子。朱常洛選擇「泰昌」一詞作他的年號，它使人想起和平與繁榮。皇帝和他的顧問們用這種方式表明他們決心扭轉王朝衰落的命運，這種命運籠罩著萬曆皇帝在位的最後幾年。
泰昌皇帝登基後，在他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需要他迫切注意的，也許就是給帝國的官僚機構配備人員了。因為萬曆皇帝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多年中，對大臣們懇請他任命已經空出的職位，一直不予理睬。結果，到1620年夏，北京和一些地方的許多部門和機構，人員嚴重不足，官紀不振，效率低下。新皇帝立即行動起來，恢復了許多人的官職，這些人有的是被他父親革職的，有的是因對政府事務的處理不滿憤而辭職的。在最先召回的人中有鄒元標（1551—1624年）和馮從吾（1556—1627年？），兩人都與開始為人所知的東林運動有聯繫。[18]
這個「運動」實際上包括兩個相互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組織。第一個組織由不滿現實的學者和退職的官吏組成，他們聚集在無錫附近的東林書院，從事講學和哲學討論，致力於促進整個中國社會在道德上的復興。他們深信當時的腐敗和道德淪喪是由於傳統的儒家教育和價值觀念的衰落，認為只有當從事教育的老師們再次培養出正直不阿的官吏和學者時，才有可能恢復好的政府和一個功能正常的社會。
第二個組織更具有政治性，以捲入朝中持續的黨派論爭的人為代表，他們企圖恢復政府人員的正直。[19]這些人的確跟東林書院有聯繫，但跟書院的許多成員不同，他們都是政治上的積極行動者。不論他們在具體問題上可能有多麼大的分歧，他們在目標和理想上有足夠的一致使他們的敵人把他們列為一「黨」，在一個把忠誠、一致和政治上的團結看得很高的社會裡，「黨」是一個含有貶義的詞。東林的積極分子以同樣的方法回敬，他們在朝廷里同其他黨派的鬥爭成為萬曆朝的一個突出的政治特點。[20]在這裡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事實是，後來參加到東林事業中去的人，在16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關於皇位繼承的爭論中，曾支持過朱常洛。當朱常洛終於登上皇位，雖然不確切知道他的政治意圖，但他似乎是樂意慷慨地報答他們的。的確，在1620年8月和9月的一個短時期中，鄒元標、馮從吾和他們的朋友們很像是控制了政府。
紅丸案
這時災難突然發生——至少對那些指望泰昌皇帝完成政府改革的人來說是如此。9月6日，在任命了幾個東林黨人擔任政府要職後一天，38歲的皇帝突然患了重病。京城幾乎立即充滿了關於一個暗殺陰謀和與此關聯的宮廷密謀的謠言，據傳這涉及萬曆和泰昌兩個皇帝的后妃、太監和各種宮廷人員。
雖然不知道詳情，但據說泰昌皇帝病後不久，一個同鄭貴妃[21]（約1568—1630年，她的兒子在繼承皇位上是泰昌皇帝的主要競爭者）相勾結的太監，給皇帝吃了什麼藥，引起無法控制的腹瀉。皇帝暫時在床上繼續做一些工作，但到9月17日，他衰弱下去，不久就開始公開談到他的迫近的死亡。最後，在9月25日，他命令一個聲稱有靈丹妙藥的次要官員將藥送至寢宮。不顧人臣和御醫們關於此藥可疑的警告，泰昌皇帝服了兩粒這個官員所進的紅丸。他在第二天早晨黎明時死去，在此後好幾年，稱為紅丸案的互相指控給政治辯論增加了黨派色彩。[22]
移宮案
從泰昌皇帝生病的消息傳開時起，朝廷的官員，包括忠於東林黨的人如兵科右給事中楊漣（1571—1625年）和御史左光斗（1575—1625年），[23]就擔心皇帝的權力落入宮中奸人之手。他們的擔憂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母親的14歲的太子朱由校（1605—1627年）[24]據說處於泰昌皇帝的寵妃李氏的影響之下。李氏有政治野心，皇帝死前不久有一次接見大臣，她闖進來，要求封她為皇后，這個地位將使她對繼承人有相當大的法定權力。皇帝拒絕了她，這表明皇帝也不信任她。
當9月26日早晨皇帝的死訊傳出後，楊漣、禮部尚書劉一燝（1567—1635年）[25]和其他大臣去到乾清宮，要求見太子。起初，他們的要求遭到同情李選侍的太監的拒絕。以楊漣為首的大臣們強行入宮，並查問朱由校的下落。一個曾經在別的事情上與東林黨人合作過的太監，這時護送太子出來見他們。他被帶到附近的文華殿，群臣在那裡正式叩見他們的下一個皇帝。
宮廷里的政治鬥爭是邪惡的。李選侍拒絕離開乾清宮，雖然朱由校已經脫離了她的控制，但她宣稱，太子在個人生活和國家大事上都需要她的幫助和指點。但楊漣、左光斗和其他東林領袖不打算把太子交給一個他們根本不能信任的人，因為他們剛失去一個與他們志同道合的皇帝，為此他們曾等待了20多年。左光斗指出，一個未婚男子和一個既不是他母親又不是他父親的法定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是非禮的，他實際上是指責李選侍圖謀篡位，像唐朝的武后那樣。[26]這樣的指責引起李選侍及其支持者的憤恨，但達到了預期的目的。9月30日，她移居到紫禁城內的另一個住處。東林勢力雖然贏得了一個重要勝利，但權力鬥爭並未緩和。實際上這樁移宮案只不過剛剛開始。
天啟朝，1621—1627年
1620年10月1日，朱由校成了明朝的第15位皇帝。根據一個東林領袖的建議，決定將8月28日泰昌皇帝即位起到陰曆年底（1621年1月21日）這段時間稱為泰昌朝。新皇帝的天啟年號從1621年1月22日起開始使用，「天啟」出自《左傳》，意為「天開闢[統治者之道]」。[27]
天啟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災難時期，在明朝沒出息的統治者中，天啟皇帝的名聲最壞。[28]他父親有16個孩子（只有5個活到成年），他是其中之一，體弱，教育不夠，也許智力還有缺陷。鑒於晚明時期政府的高度集權性質，他顯然是國家在危機時期經受不住的那類統治者。儘管他的一些顧問鼓勵他學習並在政府事務中起積極作用，但這位皇帝對這類事情很快就失去興趣，寧願縮在深宮裡過一種較少需求的生活。在那裡他可以平靜地尋樂和從事他的業餘愛好，他的愛好之一是木工，據說他對此很擅長。當他在製造優美的家具和設計精緻的宮殿模型時，萬曆時期的官僚戰爭正在朝中的黨派之間繼續進行，國家對重要問題的決策，愈來愈多地留給皇帝寵信的內廷僕從去自由處置。在這些僕從中有一個太監，他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彰的人物之一。
魏忠賢和客氏出場
這些年來，把太監看成邪惡化身的中國傳統看法已經不那麼盛行，而把他們僅僅看作參與宮廷里無休止的政治鬥爭的一個集團則已經被人們接受。因此有人提出，太監劉瑾（死於1510年）維護的一些政策是有遠見的，應該得到官方的支持；張居正在萬曆朝初期的成功，則多虧他和太監馮保的良好關係；甚至東林領袖如楊漣、左光斗也要倚重像王安（死於1621年）這樣的「好太監」在宮中宣傳他們的觀點。我不想反駁這些具體論斷，並承認在現存資料中對太監有極大的偏見，但對於魏忠賢（1568—1627年），[29]很難有什麼好話可說。
魏忠賢在家鄉肅寧縣（今河北省）度過名聲不好的青少年時期，然後自願當了太監，據說從那時起，他用30年時間爬上了一個影響宮廷政治的位置。儘管對他被描繪成一個老謀深算的陰謀家近來有所懷疑，但大家都知道他在17世紀初服侍過朱由校的生母。當然，那時未來的泰昌皇帝的長子朱由校還是個很小的孩子；但大多數資料暗示，魏忠賢已經在作長遠打算。如果是這樣，他就是非常成功的。多病的朱由校特別喜歡這個太監和一個叫做客氏的乳母（死於1627年）。他們成了他的心腹和經常的伴侶，傳說他們引導他「淫樂」。
不論這些傳說的真實性如何，它們無法得到證實，當泰昌皇帝死時，魏忠賢和客氏顯然處於有利地位。新皇帝即位不到一月，兩人都得到封賜，他們的幾個親戚也得以入錦衣衛任職。魏忠賢自己則從宮中一個相對來說比較次要的職位轉到權力很大的司禮監，這個機構經過多年已成為京師和全國的宦官活動中心。魏忠賢不識字，照理不會考慮讓他擔任這樣一個職務。但官修的《明史》指出，這是客氏通過她對皇帝的影響替他謀得的。[30]總之，魏忠賢正是從司禮監指揮了17世紀20年代中期的恐怖統治。
雖然我們不清楚朝廷里的東林黨人從什麼時候起覺察到魏忠賢和客氏是個政治威脅，但飽讀詩書的楊漣、左光斗和他們的同盟者，對宦官的弊端和宮中肆無忌憚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造成的潛在危險是很擔心的。自從最後一次宦官擅權以來，儘管已經過去一百多年，即使是一個不經心的觀察家，也不難看出宦官的權勢在萬曆朝有了發展。萬曆皇帝不僅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委宦官以重任，而且在他將近50年的統治中，允許他們在人數上有相當大的增長。當時的耶穌會會士的記述指出，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按常規選入宮中的太監，一次就有3000人之多，宮中及別的地方所用太監的總數接近16000人，其他資料提供的數字還要大。[31]
與東林集團有聯繫的官員雖然他們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跟像王安這樣的太監打交道，但很明顯，他們對皇室的情況感到不安，並及時把他們的看法公開說出來。在天啟皇帝即位之前，就有一個與東林有聯繫的御史，上書要求懲治向泰昌皇帝進藥從而導致皇帝病情惡化的太監。接著，與李選侍有聯繫的太監受到抨擊，李選侍被控盜竊內府珍寶。在隨後的調查中，有人想賄賂一個傾向東林的官員，要求他不要深究。這個官員向他的上司揭發此事後，他立即被從刑部調到工部。在新崗位上，他又立即捲入同魏忠賢控制下的太監的一連串爭吵，問題涉及修建萬曆和泰昌皇帝陵墓時濫用款項與處置失當。[32]
1621年2月，魏忠賢和客氏受到直接批評。御史王心一（1572—1645年）對皇帝給予他們的封賜提出抗議，指出這種事傳到遼東，將挫傷與滿洲人作戰的軍隊的士氣。[33]他的上疏未被理睬，但那年晚些時候，王心一和其他一些東林集團的官員重新發動進攻。他們要求將客氏永遠逐出宮門，因為她繼續留在宮中可能引起政治分裂。皇帝猶豫不決，但王心一和其他幾人終因他們的直言不諱受到懲罰，客氏仍舊保持她的影響。1621年夏，她和魏忠賢策劃了一次宮中清洗，支持東林的王安被謀害，和他接近的人也被撤職。
朝廷中的黨派鬥爭
在17世紀20年代初，無論是魏忠賢還是客氏還算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儘管他們的名聲愈來愈臭，在宮中的權力愈來愈大。要等幾年後他們才強大到敢向他們在朝中的敵人挑戰。與此同時，官僚們在自己中間進行著激烈的政治鬥爭。天啟朝這些鬥爭的第一批犧牲者中有首輔方從哲（1583年進士，1628年去世），他是東林黨的宿敵，由於對紅丸案和移宮案的處理而受到攻擊。[34]使他的批評者特彆氣憤的是，他允許「非知脈知醫者」向泰昌皇帝進藥和沒有強迫李選侍搬出乾清宮。儘管這些指責可能不公平，但在天啟皇帝於10月1日即位後不久，方從哲請求辭職，並於1621年初告退。
方從哲的離去，無疑使朝中的東林黨人感到高興。對天啟皇帝保留劉一燝、韓爌（約1558—約1637年）、葉向高（1562—1627年）[35]為首輔，也是這樣。他們雖然不是積極的東林黨人，但他們同情東林黨，並在此後幾年的許多次爭論中援助過他們。當鄒元標於1621年年中來到京師，並和一些同他意氣相投的人如高攀龍（1562—1626年）、趙南星（1550—1628年）、劉宗周（1578—1645年）相結合時，東林黨的影響就更大了。劉宗周幾乎立即就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到禮部任新職不久，就上疏指出，魏忠賢可能成為第二個趙高，趙高是秦朝聲名狼藉的太監，被認為應對秦二世的死和秦朝的崩潰負責。魏忠賢雖然氣得暴跳如雷，但還沒有力量奈何劉宗周。[36]
這樣，在17世紀20年代初期，組織鬆散的東林集團成了朝中占優勢的一派。不過他們的勢力並非沒有受到挑戰，並經常受到重大的政治挫折。1622年初，兩個東林的同盟者周嘉謨（1546—1629年）和劉一燝，在一再受到據說是聽命於魏忠賢的官員的指責後，各自辭去了吏部尚書和首輔的官職，[37]那個夏天，另一個東林的重要支持者禮部尚書孫慎行（1565—1636年），在同東林的宿敵、太監以至皇室成員進行了一系列激烈爭論後，離開了政府。[38]
對東林運動最嚴重的打擊發生在1622年秋。鄒元標和馮從吾在北京建立的一個促進哲學討論的書院引起了爭論，他們兩人在爭論中辭職。由於大多數參與這些哲學討論的人與東林有牢固聯繫，東林的反對者就指責這個書院的建立是為了黨派性的目的。當皇帝下令關閉書院後，鄒元標和馮從吾被迫提出辭職。鄒的離去嚴重地影響到政府的穩定。他自復官以後，是東林領袖中最溫和的，作為左都御史，他曾努力統一政見，並幫助政府集中注意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他離去後，雙方的極端分子都上升到突出地位，帶來的後果對幾乎所有有關的人都是災難性的。
東北邊疆的事態發展（1620—1626年）
文官控制軍事是晚明中國的一個已經確立的原則，而萬曆和天啟朝的黨爭不可避免地涉及軍務。在天啟朝，這類事件中最著名的，涉及傑出的軍事戰略家熊廷弼（約1598—1625年）。[39]在滿洲人於1619年4月擊敗一支中國和朝鮮的聯合遠征軍之後，[40]熊曾被任命為遼東經略（明朝軍隊在東北地區的最高指揮官）。他在擔任經略的第二年，逐漸改善了防務，恢復了軍隊的士氣。然而，他的謹慎卻被朝廷中的一些人視為怯懦，他的直率和傲慢又使他在長期和充滿爭論的官場生活中到處樹敵。1620年10月，他被撤去經略的官職，由他的一個部屬袁應泰（約1595—1621年）代替。[41]
袁是一個傑出的文職人員，但缺少軍事經驗。他的致命錯誤是決定用蒙古部族成員補充遼東的中國軍隊，這些蒙古人是為了躲避饑荒和滿洲人的進攻而逃到明朝邊疆的。1621年春，這些蒙古人中有一部分在緊要關頭叛逃。由於他們的幫助，滿洲軍隊在1621年5月4日占領了戰略城市瀋陽，幾天以後又攻陷總部所在地遼陽。袁和幾個官員寧願自殺而不肯投降；他的其餘的同事均戰死。奪取遼陽後，滿洲軍隊就控制了遼河以東的全部屬於明朝的領土。
雖然新近的研究指出，在17世紀20年代初，滿洲軍隊要比他們那時看起來弱小得多，[42]但中國軍隊的拙劣表現使朝廷陷入一種近乎驚慌的狀態。1621年5月16日，北京宣布戒嚴，援軍被倉促派往前線。皇帝周圍的人紛紛獻策，特別是建議起用熊廷弼。皇帝不顧激烈的反對（其中許多來自反東林方面），同意了這個建議，熊於7月24日再次成為遼東經略。不過，這時他的總部設在山海關，這個戰略要道在長城的東端終點，距京師僅有175英里。許多在上次參與促成熊的免職的官員被降級、調離，或者，像一個堅決反對東林的人那樣，被削去了官僚的身份。
不幸的是，熊廷弼與該地區的新巡撫王化貞（1613年進士，1632年去世）不能很好合作，王駐在山海關和遼河之間的廣寧。[43]這兩人在戰略上不一致：熊廷弼想採取一種謹慎的防禦性戰略；王化貞堅持要反攻。當王的一員將領毛文龍（1576—1629年）[44]9月初在滿洲人的後方進行一次大膽的襲擊，占領了鴨綠江上的一座城鎮時，王大為高興，他使朝中的許多人相信，現在是進攻的時候了。熊廷弼堅決不同意，認為這種出擊不會有任何益處。照他的說法，這些獨立的、互不協調的行動有損他的威信。但是，朝廷極想從前線得到好消息，就不顧中國古典軍事理論的告誡，而干涉戰場上的指揮官。毛文龍得到提升，王化貞由於新任兵部尚書張鶴鳴（1551—1635年）的支持，[45]繼續向遼河對岸出擊，向滿洲人挑戰。
正如熊廷弼所擔心的，這引起了努爾哈赤的注意。1621年12月，他的侄兒阿敏率領的一支軍隊，從朝鮮西北部驅趕毛文龍，迫使他逃到靠近鴨綠江的一個小島上。幾個月後，王化貞在廣寧遭到慘敗，向山海關逃去。熊廷弼沒有兵力反攻，把剩下的軍隊撤進山海關，封鎖敵人直接進攻北京的通路。敵人沒有直接進攻北京，但熊和王由於他們的「失敗」被逮捕，並判了死刑。不顧朝中的許多抗議，其中一些是京師的東林分子組織的，三年後，在一些同魏忠賢有勾結的官員的支持下，熊廷弼被處死。王化貞直到1632年，在魏忠賢死後很久，才被處死。
對氣餒和混亂的中國軍隊來說，幸運的是，滿洲人不能利用他們在廣寧取得的重大勝利。努爾哈赤從1618—1621年迅速而輕易地征服了遼東的許多地方，沒有時間對這些地方進行鞏固；他對遼河以西的領土就更少控制。雖然滿洲人在1623—1624年企圖實行進攻政策，但後勤問題、食物短缺和後方的人民起義，迫使他們暫時停止進攻。[46]這給了明朝軍隊一個喘息機會，並利用了它。
經過幾個月的混亂之後，孫承宗（1563—1638年）[47]被任命為薊遼經略，駐山海關。他立即開始改善該地的防務，在以後幾年中，他和他的有才能的部屬袁崇煥（1584—1630年）[48]奪回了一些王化貞喪失的領土。甚至當孫承宗由於同魏忠賢的長期爭吵而於1625年11月辭職後，袁崇煥仍能在山海關以北120英里的戰略重鎮寧遠打退滿洲人一次大的襲擊。努爾哈赤在這次交戰中受傷，並於1626年9月30日死於他的新京瀋陽。他的死雖然並未解除東北邊境的危險，但中國在那裡的處境在1626年下半年不像1622年3月那麼嚴峻，當時王化貞在廣寧正被擊潰，熊廷弼竭力想阻擋滿洲人的前進。
帝國其他地方的軍事問題
在17世紀20年代初，滿洲人不是明朝唯一的威脅。在遙遠的西南省份貴州和雲南，苗族和其他民族經常鬧事，1621年秋，四川的一個羅羅族首領趁政府關注遼東之機，發動一次大的叛亂。包括重慶在內的許多城市被占領，省城成都被圍102天。[49]正當朝廷發兵前去平定時，四川、貴州、雲南一些地方的土司起來反對政府。政府面對雙重威脅。它拿不出人力物力在西南進行持續的戰爭，同時又喪失了這些地區的人力物力資源。由於四川從宋朝起就是一個主要的糧食出口省份，[50]而貴州和雲南有許多全國最富的銀礦，[51]那裡的麻煩在經濟上的影響是嚴重的。
1621年11月開始的成都之圍以後半年，東南沿海出現一個新的威脅。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在東亞水域劫掠中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已有20年，對福建和廣東的經濟至關重要的海上貿易，不時受到嚴重的破壞。1622年6月，一支有8隻船的荷蘭船隊帶了1000多人進攻葡萄牙殖民地澳門，企圖接管那個城市同日本、東南亞和歐洲的有利可圖的貿易。荷蘭人在經歷一場激烈的戰鬥並傷亡四分之一的人員之後被趕走，他們沿中國海岸向北駛去，至7月初在台灣海峽的澎湖列島登陸。[52]
在一個較大的島上匆忙築城後，荷蘭人派了一個代表到廈門地區，要求同中國進行直接貿易，並宣稱要干擾和破壞中國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貿易。中國人立即拒絕了這些要求和恫嚇。1622年9月，福建巡撫派一名官員帶信去澎湖列島，命令荷蘭人拆除他們的小城堡並立即離開。荷蘭人拒絕接受，10月中旬，他們的船隻開始攻擊中國船隻和沿海易受攻擊的地點。他們暫時得逞，但福建當局終於予以回擊。1623年10月，一個帶有談判者通行證的荷蘭使者在廈門被俘，1624年，一支龐大的中國艦隊迫使荷蘭殖民者從澎湖列島撤退到台灣。他們留在台灣直到明亡，雖是一個麻煩，但不是嚴重威脅。
經濟問題和民間的騷亂
天啟朝的大部分時期，中國經濟停滯不前或者下降。這種下降的一個原因是新大陸的白銀出口水平急劇下降，這個事實差不多同時影響到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53]在中國，這種下降可以歸因於秘魯白銀生產的下降。[54]白銀產量的明顯減少不僅影響到馬尼拉，而且使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貿易下降，因為正是白銀把中國商人吸引到這些島上來的。中國商人害怕同菲律賓貿易，還因為南中國海有海盜的危險。中國同西班牙貿易的下降，對福建沿海地區的經濟活力有嚴重的影響，[55]而這些地區與明帝國的其他許多地區有著廣泛的商業往來。
在1621—1627年間，明帝國的經濟還受到其他因素的有害影響。杭州、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火災，燒毀了成千上萬的人家和商家。1622年，現今甘肅省平涼地區的一次大地震，造成重大財物損失，據說死了1.2萬多人。1623年，這個時期從山東半島南部入海的黃河，在南直隸北部衝垮堤壩，淹沒了徐州及其周圍的大片土地。1624年8月，南直隸洪水泛濫成災，徐州再次受到特別沉重的打擊。由於廣泛的軍事行動、不斷增加的賦稅、政府的非必需品訂貨的減少，以及有些觀察家所看到的官僚機構的極端腐化與低效率，已經使經濟和社會陷入了混亂，而這些災害使混亂加劇了。它們引起一連串單獨的或結合在一起的農民起義、城市動亂、土匪和海盜襲擊，以及軍隊中的兵變，所有這些使政府竭盡全力以維持法律和秩序。
有白蓮教徒參加的最嚴重的起義發生在1622年。在萬曆朝，受白蓮教教義影響的小團體在中國北方很活躍。當局通過拘捕受懷疑的領袖和不時進行鎮壓控制他們。1621年，為躲避滿洲人的推進，難民從遼東湧入北直隸和山東，跟著發生的騷動使剩下的白蓮教領袖有了他們盼望已久的機會。這時經濟的衰退已經使大運河上的商業活動減少，給依靠運河為生的人造成困難。1622年6月，一次較大的白蓮教起義在山東西南靠近運河的地方爆發，領導者是一個名叫徐鴻儒的人。[56]
徐鴻儒的軍隊得到從中國北方其他部分來的新兵的幫助，取得了最初的成功。7月，他在山東的兗州占領了兩座縣城，8月，他在山東和南直隸交界附近封鎖了大運河，俘獲50多隻運皇糧的船。由於他的封鎖同時切斷了對北京和對北部及東北部邊疆軍隊的供應，政府迅速地行動起來對付這種局勢。這一努力起初遇到不利條件，因為通常駐在這個地帶的軍隊有許多已被調往別處。但是，政府軍隊逐漸取得主動，1622年11月下旬，他們從造反者手中奪回最後幾座城市。
徐鴻儒在戰役的最後階段被俘，他和他的十幾個親信隨後在北京被處死。徐鴻儒起義在其最高潮時，影響及于山東、北直隸、南直隸和至少其他五省的部分地區。自從將近一世紀前的寧王叛亂以來，[57]這可說是對國家安全最嚴重的一次內部威脅。因此，朝廷有充分理由賞賜那些把徐鴻儒緝拿歸案的人。
東林的潰滅
然而，就在分發這些賞賜的時候，朝中東林集團與其對手的緊張關係有增無減，對這一事態，東林集團要負相當大的責任。1623年初，東林領袖趙南星新任左都御史，他利用六年一次的京察算舊賬。許多過去反對過東林集團的人被黜，有的甚至被削籍，從此失去做官的資格。同年晚些時候，趙南星作為吏部尚書，繼續他的整頓。他立即開始從全國特別是從北京的政府中根除他和他的許多朋友認為是難以容忍的腐敗。無論趙南星的觀點有多正確，他的剛嚴使他很快就同宮中的太監和京師其他一些蠻有理由希望維持現狀的人發生衝突。
雖然有不少東林黨人及其同情者在北京身居高位，[58]但他們的權力經常受到挑戰。1622年，有幾個著名的東林人物離去或被罷官，1623年2月，顧秉謙（1595年進士）和魏廣微（1604年進士）被任命為首輔。[59]這兩個人都和魏忠賢有密切聯繫，後來傳說他們的任命確實是這個太監謀劃的。東林集團對這個任命當然嚴重懷疑。
其他一些事件表明，東林的權力已經變得多麼有限。1623年初，40多個中官被派往東北邊疆視察邊情。東林英雄、遼東最高統帥孫承宗，認為這種視察可能影響他的軍隊的實力和士氣，並擔心開一個討厭的先例。他向皇帝上疏，用強烈的語言陳述他的疑懼。[60]其他的東林人物也同樣直言不諱地反對中官干涉軍事事務。然而，由於魏忠賢在宮中影響的增長，他們的警告照例被置之不理。例如，儘管東林企圖阻止，但從1622年春起，太監在紫禁城內進行軍事訓練。[61]
太監同朝中各派之間的小衝突，貫穿1623年始終，但爭奪最高權力的真正鬥爭開始於1624年。2月，魏忠賢被任命為東廠提督，這是一個由太監管理的安全機構，負責肅清叛逆，並只對皇帝負責。[62]這個職位給魏忠賢以司法和懲罰的權力，他用這種權力打擊他的敵人，這被看成是晚明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儘管東林黨人不斷地間接批評魏忠賢，但直到1624年7月15日左副都御史楊漣才上疏公開攻擊他。楊漣的奏疏從形式到內容都是1624年上半年在北京舉行的東林秘密會議的產物。他還同左光斗和繆昌期（1562—1626年）討論過他的意圖，他們幫助他起草。[63]不過，在北京的東林集團的有些成員不支持在那時直接向魏忠賢挑戰；繆昌期本人就有某些保留，東林御史黃尊素（1584—1626年）[64]直率地警告楊漣，如果他不能迅速剝奪這個太監的權力，後果就不堪設想。首輔葉向高因為不願讓他所建立的尚可忍受的同魏忠賢的工作關係受到危害，也表示反對。
楊漣的剛烈性格在1620年的移宮案[65]中曾經受過考驗，他毫不動搖。他的奏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權，陰謀反對正直的大臣，操縱銓政，謀殺宮中異己，強迫皇后墮胎，絕帝[天啟皇帝]嗣子」[66]。奏疏一出，京師為之震動。魏忠賢在朝中和宮中的支持者要皇帝嚴厲懲戒楊漣，但支持楊漣、譴責魏忠賢的奏疏源源不斷地送進宮中。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工部一個官員萬燝（1616年進士，死於1624年）的奏疏，它控告魏忠賢為自己建造宏偉的墳墓，而拒絕為皇帝父親的陵墓提供建築材料。[67]
由於萬燝本人曾任職皇陵工程，他的證詞是無法抵賴的。魏忠賢進行報復，矯旨廷杖，將萬燝打得死去活來，幾天後即死去。此後不久，就在政府中開始了對東林分子的全面清洗。最先被清洗的人之一是葉向高。由於牽連進另外一個官員得罪太監的案件，他在8月被批准辭去首輔的職務。那年冬，陸續去職的有趙南星、楊漣、左光斗和其他一些人，到1625年，這些人和他們的支持者的職位，有許多被同情魏忠賢或甘願為他效勞的人所取代。
儘管形勢看來對他們絕對有利，魏忠賢和他的黨羽仍不滿足。1625年1月，不屈不撓的東林組織者汪文言[68]被捕，罪名是長時期支持現仍等待處死的前遼東經略熊廷弼。5月初，汪文言在監禁中被折磨至死。他死後不久，魏忠賢下令逮捕楊漣、左光斗和另外四個對他辱罵最厲害的東林人物。10月中旬，這六個被監禁在北京、在親東林的資料中被稱為六君子的人，通遭殺害。9月下旬，在東林的敵人如新首輔馮銓（1595—1672年）[69]的催促下，熊廷弼被斬首示眾。
魏忠賢的恐怖統治到第二年春仍在繼續，這時他下令逮捕另外七個政治上的反對者，他們並不全都與京師的東林集團有密切關係。其中之一的周順昌（1584—1626年），[70]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官員，從1622年起就已退隱蘇州，但他對魏忠賢及其黨羽的輕蔑，是眾所周知的。1626年4月，當周順昌被捕的消息傳出來時，他在城中的許多友人和愛慕者展開了一個營救他的運動。他們的努力失敗了，周被嚴密看管起來，準備送往北京受審。知道這種審問不會有好結果，憤怒的蘇州士民掀起一次大規模的激烈示威，在示威中魏忠賢的代理人受到攻擊，有幾人喪生。暴動的消息很快傳遍江南地區。看來這個太監是做過頭了，一次反對他的武裝起義可能在東南發生。但魏忠賢恢復了秩序。那年的10月下旬，周順昌和同時被捕的另外六人或自殺，或被折磨至死。
魏忠賢掌權
魏忠賢一方面殘暴地處置他的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一方面想方設法鞏固自己的地位。1625年3月，為慶祝泰昌皇帝陵墓竣工，他被授予大都督府都督同知的世襲官職。這一年晚些時候，他和客氏進一步得到加封；1626年，魏忠賢的一個重孫被封為安平伯，一個從子被封為東安侯，11月，他自己成了上公——一個特地為他創造的爵位。幾個月前，浙江巡撫請建魏忠賢生祠並得到同意。不久，這樣的生祠就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71]在這期間，呈給皇帝的奏疏，常常充滿了對這個太監的德行與才能的熱烈揄揚。他甚至因離京師很遠的軍事勝利而受到稱讚，歸功於他的精通兵法，運籌有方。
只要魏忠賢在支配政府，阿諛奉承的官員就會得到好處。例如，1625年初，御史崔呈秀（1613年進士，死於1627年）[72]因頭年的貪污受賄被東林領袖揭發而被革職，就去請求魏忠賢保護，得以復官。據說這時他向魏忠賢提供親東林和反東林的官員的名單。這些名單成了任命官員的參考，擔任高官的東林黨人盡遭排斥。1626年擔任宰輔的七人中，只有一人是1624年原來有的，而他是太監的支持者。[73]京師各部的上層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74]
黨派鬥爭中得勝的一方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撰寫或重寫剛剛過去的歷史，這種事是屢見不鮮的。天啟朝發生的也正是這樣的事。例如，一本《泰昌朝實錄》在1623年完成，它對這個時期有爭論的問題採取的態度，顯然使當時在朝廷處於支配地位的東林人物感到滿意。然而，當東林的對頭在1624年末和1625年初掌握了權力，他們就決定對它進行修改。[75]當這個計劃在進行中時，魏忠賢及其支持者圍繞萬曆和泰昌朝的三大案（1615年的梃擊案，1620年的紅丸案和移宮案）炮製出他們自己的本子。書名《三朝要典》，由首輔顧秉謙主持編寫，於1626年夏刊行，極意詆毀許多東林人物，把他們在黨派爭論中所起的作用追溯到16世紀末。[76]
魏忠賢及其同夥在這個時期還使用別的控制方法。一份擴大化的涉嫌東林同情者的黑名單，被刻印出來在全國散發。東林領袖鄒元標和馮從吾在北京創辦的首善書院，於1625年8月被毀。二十多天後，又下令毀全國的書院，雖然真正的目標是那些與東林運動有密切關係的書院。首先被毀的是東林書院，它從17世紀20年代起，就成了全國特別是它所在的長江三角洲反魏忠賢的象徵。[77]對於那些牽連進1624—1626年清洗的人來說，傷害之外又加侮辱的是，在1627年，有人提議以魏忠賢配祀孔子。當皇帝在1627年夏末生病時，魏忠賢竟讓他的一個從子代替天子祭太廟。
天啟末年的政治動盪
在17世紀20年代中期，明朝的軍事指揮官如孫承宗和袁崇煥成功地擋住了滿洲人。但從其他戰線傳來的消息卻不怎麼令人振奮。1626年春，四川、貴州和湖廣軍務總理與苗族首領安邦彥戰，兵敗自殺，安邦彥自1622年起就在西南地區不斷製造麻煩，並將繼續到下一朝。[78]1626年，川陝邊界還發生了一次較大的起義，這是魏忠賢派往該地區的官員的貪污腐化所激起的，另一個原因則是一個時期以來該地區經濟情況的惡化。
1627年，事情更糟了。從陝西到廣西爆發了起義，海盜在東南沿海進行襲擊，滿洲人成功地完成了對中國駐朝鮮軍隊的進攻。滿洲軍隊一旦鞏固了他們的東南翼，就破壞他們同袁崇煥達成的停戰協議，對寧遠和遼河以西其他戰略據點施加壓力。不久，袁崇煥由於在許多有關邊防的問題上同魏忠賢的黨羽發生爭執而感到絕望。他於1627年8月辭職，他的職務立即被一個他從前拒絕與之合作的官員頂替。
朝廷里也是充滿了緊張和猜疑空氣。魏忠賢的黨羽一旦控制住政府，他們自己就起了內訌。1625年，首輔魏廣微對當時殘酷懲治東林人物感到不安，上疏皇上（亦即建議魏忠賢），勸告加以制止和給予憐憫。[79]魏忠賢對這種想限制他的清洗的企圖，非常憤怒，魏廣微擔心自己的安全，幾次請求辭職。1625年9月下旬，他的辭職得到批准。此後不久，對魏忠賢的旨意更為順從的人被任命為首輔。1626年7月，馮銓在與崔呈秀發生爭吵後離開了政府。不到四個月，首輔顧秉謙也辭職回家，顯然這是由於他從前的盟友馮銓和魏廣微不在跟前而感到不安全。
通過所有這些，魏忠賢和他的家族繼續得到皇帝的賞賜和加封。例如，1627年9月初，這個太監的兩個親屬分別被加上太師和少師銜，但就在賜予這些頭銜的時候，身體從來不好的天啟皇帝的健康不行了；他死於1627年9月30日，時年21歲。由於他的五個孩子均在襁褓中，皇位就由他在世的長兄朱由檢（1611—1644年）繼承。[80]
崇禎朝，1628—1644年
天啟皇帝死亡本來是朝廷莊嚴哀悼的時刻，但許多官員在聽到這帶來無窮災難的一朝已經結束時，都感到欣慰。一些樂觀的觀察家甚至把朱由檢的繼位看成是進行深遠改革和復興明朝的機會。回想起來，在1627年秋，這種樂觀主義是完全合理的，因為新皇帝就像他的差不多七年前即位時的兄弟一樣的神秘。儘管朱由檢後來成了一個比許多年來任何一個皇帝遠為認真負責的統治者，但這不能彌補他的缺乏經驗，多疑和剛愎自用——這些性格特點促成他的王朝的覆滅。[81]無論將來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什麼，朱由檢都不大可能被看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好統治者。留下的是一個悲劇事實。他是一個把自己吊死在御花園裡的皇帝，這時造反的軍隊正擁過京城的郊區。
魏忠賢的垮台
朱由檢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死了，他在發育時期受到好幾個皇妃的照料，其中一個據說是在天啟朝因沖犯了魏忠賢和客氏「憤郁」而死的。[82]在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皇宮中高死亡率的背景下，朱由檢在他兄弟在位七年之後居然活了下來，單是這個事實就可能比一般所了解的更值得注意。他在1627年10月2日正式成為明朝的第16個皇帝，年號崇禎。他死後有三個廟號（思宗，毅宗，懷宗），分別為明朝皇位的幾個覬覦者所諡。他又稱莊烈帝。
新皇帝還不到17歲，他上台時是個默默無聞的人，京城裡沒人知道他將對魏忠賢採取什麼態度。最先知道的人之一就是這個太監。10月9日，皇帝即位後七天，魏忠賢請求讓他退休。[83]雖然受到拒絕，但告發魏忠賢的一些最忠實的黨羽的奏疏，很快如雪片般飛向皇帝。他們之中最突出的是崔呈秀，在經過相當猶豫之後，他被允許辭去兵部尚書的職務。12月8日，魏忠賢自己也被命令離開京師，去南直隸北部明朝第一個皇帝的祖籍擔任一個禮儀上的次要職務。
魏立即服從命令，幾天之內，他和他的龐大的扈從隊伍就從北京旅行125英里到了北直隸南部的阜城。他是在這裡從他的效率很高的情報網知道皇帝下令逮治他的，他的罪名開列在那些源源不斷送進宮中的奏疏中。他對等待著他的下場感到害怕，和一個關係親密的太監在12月中旬一起縊死於阜城。此後不久，崔呈秀自殺。不管怎樣，無論是他還是魏忠賢都沒有得到好死。兩個月後，他們受到公開的凌辱；他們的屍體被磔，他們的首級被分別懸掛在各自的家鄉，以警告那些可能想步他們後塵的人。
魏忠賢死後，開始了對他的黨羽的清洗。有20多人被處死或被迫自殺，其中有客氏、她的兄弟、兒子和魏忠賢的一個從子。其餘的人被充軍、戍邊、削籍或受到別的懲治。[84]在全國各地所建的魏忠賢生祠或被推倒，或被派作其他用場。下令重修泰昌朝實錄，並在翰林院的倪元璐——一個年輕的東林同情者的懇切請求下，[85]將魏忠賢的《三朝要典》的底版焚毀。同時，皇帝對魏忠賢弄權時被殺害或被處死的人的家屬，公開表示關切。許多人作為烈士受到贈恤。他們的遺族受到饋贈並得蔭官職。
殘餘的東林集團和他們的支持者，似乎必然能像他們在天啟朝初年那樣主宰朝政。1628年末，韓爌回到北京並成為首輔。他立即聯合其他新近任命的同情東林運動的官員，編一份魏忠賢黨羽的名單，刊布全國。就在開始編輯這份名單之前，已有其他東林人物在京城擔任了重要官職，袁崇煥則恢復了東北前線最高統帥的職務。袁崇煥與東林集團的確實關係不甚清楚，[86]但東林成員同情他在魏忠賢掌權時的遭遇，力主將他召回。
儘管東林的命運有這種戲劇性的轉變，但年輕的皇帝看夠了萬曆和天啟朝的政治，努力使他的政府不受任何派別的控制。[87]1628年末，東林的追隨者錢謙益（1582—1684年）[88]被推為閣臣。他在此之前被魏忠賢罷黜，是剛召回北京的。按當時朝中普遍反對宦官的態度，他似乎是一個合適的人選。然而他的提名遭到禮部尚書溫體仁（1598年進士，死於1638年）的有力反對，溫體仁在侍郎周延儒（1588—1644年）的支持下，指控錢謙益在1621年典試浙江時結黨受賄。[89]皇帝相信了他們的話，認為錢謙益應受到懲處。他被罷官並被削籍；他的幾個支持者也受到懲戒。溫體仁和周延儒的企圖得逞，崇禎朝遂失去免於黨爭的一線希望。
海上貿易的發展（約1628—1634年）
17世紀20年代中期，中國東南沿海的貿易因荷蘭人和中國海盜在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的活動而受到嚴重的干擾。但由於著名的海盜首領和走私犯鄭芝龍（1604—1661年）向新任福建巡撫熊文燦（1607年進士，死於1640年）[90]投降，情況有了戲劇性的改變。鄭芝龍答應幫助政府控制他曾經參與過的非法活動。他結果很成功，三年內，福建和浙江沿海的情況得到很大的改善，熊文燦建議恢復這個地區正常的海上貿易。
不管菲律賓的海運、關稅和其他記錄是多麼不完全，卻都表明中國商人並沒有等待政府的批准才做生意。在17世紀20年代末，他們再次開始了同西班牙的大規模貿易。[91]到1632年，通過馬尼拉流入中國人手中的白銀數量，每年達200萬比索，[92]這是一個極大的數目。[93]不完整的和有時是矛盾的貿易數字，使概括髮生困難，但看來在17世紀30年代初，由於葡萄牙人通過澳門運入大量白銀，中國同日本的商業活動也大有起色。[94]這些發展似乎給明帝國的這些與海上貿易最直接有關的地區帶來了暫時的繁榮。
經濟衰退和西北的叛亂（1628—1631年）
其他地區沒有這麼幸運。1628年春，蕭條的西北省份陝西受到嚴重乾旱的打擊；到冬天，一些地區的情況駭人聽聞，賣兒賣女很平常，人相食的事時有所聞。當政府無能提供食物以減輕饑荒時，就爆發了叛亂，特別是在這個省的東部和中部。[95]
1629年初，當皇帝為了削減政府開支而減裁驛站數目和人員時，局勢惡化了。[96]這壯大了造反隊伍，因為被裁的人員無以為生。官軍中的逃兵和叛變者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據報告，造反活動很快就蔓延到全省。1629年3月，為了對付迅速惡化的局勢，左副都御史楊鶴（約1604—1635年）[97]奉命總督三邊軍務，管轄陝西的大部分。
楊鶴雖是一個盡職的文官，但不是一個使人鼓舞的軍事統帥，他在陝西兩年半導致的結果有好有壞。儘管他在勸說造反領袖投降方面取得一些成功，甚至使他們的軍隊為政府所用，但他未能消滅那些不能信任的造反者。批評者指出，許多已經投降的造反者一有機會又叛變了。其他一些造反者根本拒絕投降，有一伙人使楊鶴大傷腦筋，他們從1630年夏至初秋占領了陝西東北一個戰略城鎮。1630年和1631年，陝西的造反者對鄰省山西進行了毀滅性的襲擊，這個事態發展在當地和北京都引起了驚恐。雖然楊鶴初期的綏靖政策曾受到熱情的支持，但皇帝漸漸醒悟。1631年10月，由於陝西的造反者愈來愈多，楊鶴被解除職務並被逮捕。
1629—1630年的滿族人入侵
1629年12月，努爾哈赤第八子和繼承人皇太極（1529—1643年）[98]率領軍隊出人意料地從山海關西邊入長城，直搗北直隸。不幾天，他們占領了遵化的重要鐵廠，並迫使袁崇煥從邊境馳援北京。在他12月30日到達之前，城裡就流傳滿族人散布的謠言，說他密附滿族將領。滿族人害怕袁崇煥的軍事才能，希望引起崇禎皇帝對他的懷疑。謠言容易被人相信，因為幾年前袁崇煥曾與皇太極進行過暫時停戰的談判。1630年1月13日，他以通敵罪被捕。
隨後的幾個月，明朝軍隊在北直隸遭到一連串失敗。1630年1月14日，滿族人分兵占領北京以南30英里的固安。十幾天後，受尊重的將領滿桂（死於1630年）[99]在永定門外戰死，2月中旬，當滿族人終於退出北京地區時，國門前真可說是屍橫遍地。[100]但是，滿族人的出征並沒有結束。他們接著掃蕩了北直隸東部的幾座城市，然後在山海關西南僅幾英里的地方停下。
1630年4月，皇太極回到盛京瀋陽，派阿敏去鞏固，並如可能就擴大四個月前意外獲得的長城內的據點，阿敏是朝鮮戰役的英雄，當皇太極不在瀋陽時，由他攝政。5月初，阿敏抵達北京以東125英里的永平（今盧龍），抵抗前遼東經略孫承宗指揮的一次進攻，孫復職才幾個月。六月下旬，阿敏由於在幾個方面受到中國軍隊的壓力，他的供應線又有被切斷的危險，被迫從山海關西邊50英里的冷口退出長城。
對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脅已經過去，但朝廷嚇壞了，特別是皇帝，他相信了謠言，於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殺了他最有才能的將領袁崇煥。阿敏的遭遇比他好一些。他一到瀋陽就被捕，受審，被判了各種罪，其中包括從駐地逃走。更值得注意的一個罪名，是他從北直隸撤退時，允許在幾座中國城市進行殺掠；這對皇太極想取明而代之的計劃是一個嚴重打擊。[101]阿敏被免去死刑，於1640年在幽禁中死去。
大凌城之圍及其餘波
在1631年9月初皇太極包周新築的大凌城之前，東北邊境這時相當安靜，大凌城是明要塞錦州北邊的一個戰略前哨，在山海關東北125英里。10月，派去的救兵被滿族人擊潰；到11月中旬，大凌城守軍糧盡，食馬，甚至同伴的屍體。最後，在11月21日，總兵官祖大壽（死於1656年）[102]投降，投降之前至少殺死一個希望繼續戰鬥的將領。[103]祖大壽接著說服皇太極讓他回到錦州，設計誘降守者。他後來食言，但皇太極已經在心理和戰略上贏得一個重要勝利，因為許多明朝將領，包括張存仁（死於1652年），[104]這時投降了滿族人。
這些事件也影響到山東的政治穩定。1631年末，駐在山東登州的軍隊（他們許多來自遼東），奉命回東北抵抗滿族人。當這些軍隊通過北直隸南部時，發生了兵變，叛軍說服指揮官孔有德（死於1632年）[105]參加造反。孔有德迅即率領他們一路殺回來，橫穿山東北部，圍登州；1632年2月22日登州失陷。中軍耿仲明（死於1649年）先叛降孔有德，為叛軍開了登州城門。[106]這次叛亂的意外受害者是登萊巡撫孫元化（死於1632年），[107]他信天主教，善西洋炮法，登州陷落後被俘。叛軍領袖後來釋放了他，但皇帝不願有其「敗」。這年晚些時候他在北京被處死。
同時，孔有德和耿仲明繼續他們的叛亂。3月，他們包圍登州西南60英里的重要城市萊州；4月，他們占領萊州和膠州灣之間的平度；8月，他們用計抓住幾個重要官員。然而他們的好時光完了。10月初，六個月的萊州之圍無功而解，10月10日，孔有德在萊州東北受到嚴重打擊，被迫退到登州。當官軍開始長期圍困這個叛軍據點時，形勢就改變了。孔有德和耿仲明幾次企圖突圍都沒有成功，於1633年4月乘船逃往遼東，他們在那裡投靠了皇太極。不久，他們就幫助滿族人攻占了遼東半島尖端的戰略城鎮旅順。這兩人都在對明朝的征服中發跡。
溫體仁和崇禎皇帝
這些軍事挫折對朝廷有重要影響。1629年12月開始的關內戰役，不僅導致袁崇煥的被捕與被殺，而且導致他從前的幾個支持者的辭職。第一個離職的是輔臣錢龍錫（1575—1645年），[108]他是東林的同情者，於1630年2月因受到政府中反東林分子猛烈批評而辭職。幾星期後，首輔韓爌也辭職，部分原因是他與袁崇煥和錢龍錫的密切關係受到攻擊，袁崇煥考進士時，韓為試官。其他傾向東林的官員在這時離職的有刑部尚書喬允升（1592年進士）和左都御史曹於汴（1558—1634年），他們兩人在魏忠賢掌權時都因他們的政治關係受到牽連。[109]
這種逆轉並不意味著東林集團在朝廷已經失去一切影響。在這個時期，崇禎皇帝顯然想在真正的或傳聞的東林支持者和他們的反對者之間搞平衡。1630年2月，當北直隸的軍事危機達到頂點時，皇帝任命了三名官員為輔臣，其中兩人與東林有關係。第三個是周延儒，他在兩年前曾幫助溫體仁罷免東林黨人錢謙益。[110]溫體仁則於1630年6月入閣。到年底，在1629年時曾經是親東林的內閣，似乎由東林黨人和他們的反對者平分秋色。
但是，這個平衡政策實際上把更多的東林黨人趕出了政府。1631年7月，間或支持東林運動的大學士錢象坤（1559—1640年）[111]在與周延儒爭吵後去職。兩個月後，大學士何如寵（1598年進士，死於1641年）[112]也辭職回家，他在1625年時因同堅定的東林成員左光斗的友誼而被罷官。他辭職是因為同周延儒和溫體仁合不來。[113]1631年12月，坐鎮山海關的孫承宗因東北新近的軍事失利在朝廷受到猛烈批評而引退，他是東林的英雄，也是內閣成員。
1631年，發生了另一個政治上的不祥之兆。10月初，中官再次被派往北部邊境監視軍隊，這種做法在1627年崇禎皇帝即位時本已取消。皇帝的改變主意，反映出他對文武官員愈來愈不滿意，並想有他自己的消息來源。朝廷里經常不斷的勾心鬥角，可能使他感到太監更有用，因為他們直接對他負責。
這並不是說皇帝想回到前朝的黑暗日子，那時太監控制了皇宮和政府。相反，他似乎下決心獨自對政策作最後決定。不過，1631年以後，太監的影響繼續增長，尤其是充當皇帝的特別偵探，當時皇帝在北京和外地有一個龐大的偵察網，[114]對那些懷著義憤和恐懼回想東林在1625—1626年的潰敗的人，這種事態發展是很不愉快的。
大學士溫體仁沒有這種不愉快的感覺；他在17世紀30年代初的政治動盪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增加了對皇帝的影響，他讓皇帝相信他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對黨派鬥爭不感興趣，只為皇帝的利益服務。儘管在現存資料中有反對他的意見，儘管他建立了自己的黨派，但他在將近10年中保持了一個聰明、多疑、勤勉的皇帝的信任，其中四年擔任首輔。但是，溫體仁從來也沒有像張居正在1572—1582年支配萬曆皇帝那樣支配過他的統治者。這表明，通常都歸咎於溫體仁的明朝政府在17世紀30年代中期的許多失敗，其實應歸咎於那個維護他的權力並向他下命令的人：崇禎皇帝本人。[115]
溫體仁在1630年7月入閣後，利用他政治上的敏銳，整掉一個又一個反對者而未引起皇帝的懷疑。正如他以前對錢謙益的攻擊所表明的，他最喜愛的靶子是與東林集團有聯繫的官員，在17世紀3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他們之中有幾十人離開或被趕出了政府。其中著名的有大學士文震孟（1574—1636年）、何吾騶（1619年進士）、錢士升（1575—1652年）、工部左侍郎劉宗周、國子監祭酒倪元璐、少詹事姚希孟（1579—1636年）。[116]
溫體仁在看準時機時，也反對那些通常被視為東林運動的敵人的人，決不猶豫，特別是當他們妨礙了他的時候。1633年上半年，曾在錢謙益一案中支持過他的首輔周延儒，被控犯了種種罪行，包括一條荒謬的指控，說他接受陝西一個造反領袖的賄賂。當周延儒向溫體仁求援時，溫體仁不理。他在那年7月被迫辭職，而代替他的不是別人，正是溫體仁。
中國北部和中部的乾旱、饑荒和叛亂（1632—1636年）
雖然楊鶴在1631年10月罷官後陝西的軍事形勢有所改善，但這種改善基本上是一個假象。造反者不過是湧進別的省份以逃避官軍或陝西惡劣的經濟情況，因為那裡的許多地區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劫掠了。到1632年底，造反活動的中心轉移到山西東南、北直隸西南和河南北部，那裡的一些造反者得到相當大的成功。他們占領了山西和河南邊界的城鎮，殺掉官員和許多地方名流，很少遇上官軍。從政府角度看，最可怕的情況是，造反者不僅證明他們有能力在山西中部汾河沿岸相對富庶的地區有效地作戰，而且他們已經轉向中國北部平原，能夠進犯北京了。[117]
朝廷迅速行動起來應付這個威脅。1633年初，官軍在山西和河南邊境對造反者取得一連串勝利。儘管他們在山西南部不時受到挫折，但到12月，他們已經迫使許多造反隊伍退過黃河，進入河南中部、湖廣北部和陝西南部。這些地區由於受到1633年的乾旱與饑荒的影響，[118]當造反軍不去他們的老巢，而向西部和南部推進時，就給他們提供了補充兵源。12月27日，河南西北的澠池陷落。四天後，澠池西南的盧氏受到攻擊。到1634年，一些造反隊伍在湖廣北部的漢水沿岸自由來去。1634年3月和4月，造反軍對長江沿岸展開襲擊，他們在那裡穿過湖廣和四川之間的巫山峽谷。
政府再次逐漸控制了局勢。1634年初，任命曾在陝西北部大勝造反軍的陳奇瑜（1616年進士，1648年去世）[119]總督河南山陝川湖五省軍務，專辦「流賊」。不出數月，陳奇瑜設計在河南西部靠近陝西邊界一個偏僻的峽谷中，誘陷數千名造反軍。然後，他在一個引起爭論的行動中斷送了自己前程。他接受李自成（1605？—1645年）[120]和其他幾個造反領袖的投降，派人將他們及其部下遣送回陝北。但是造反者的投降是假的，他們殺掉護送的人，在陝西具有戰略意義的渭水流域開始了一連串成功的襲擊。這次災難後，陳奇瑜繼續留任了幾個月，隨後被逮捕，由洪承疇（1593—1695年）[121]和盧象昇（1600—1639年）[122]代替，他們有以前在西北作戰的經驗。
洪承疇和盧象昇用了兩年時間同流動的造反者作戰，同時努力駕馭他們手下難以駕馭的人員。1635—1636年，造反活動擴大，[123]使朝廷幸運的是，1635年初造反領袖們在河南開的一次秘密會議，沒有像它的策劃者期望的那樣，達到目的上和組織上的統一。[124]不過，在1635年的2月和3月，仍有兩股造反軍在發動一次深入北直隸北部的戰役中，設法儘量做到互相配合，他們蹂躪了汾陽，掠奪屬於皇室的財產。但他們沒有在那裡站住腳，第二年，他們的活動集中在陝西、河南和湖廣西北。1636年他們第二次竄犯南直隸，被盧象昇擊退。
儘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國的經濟腹地獲得一個堅強立足點，但他們的人數卻大大增加了，常常對派去鎮壓他們的官軍造成重大損失。1635年8月，名望很高的總兵官曹文詔（死於1635年）[125]和他的兩千多人在甘肅東部遭到伏擊，全部戰死。9月，已經成為重要的造反領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領陝西中部的兩座州城，殺了兩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陝西缺食，欲渡河去鄰省山西，被山西巡撫吳甡（1589—1644年）[126]擊退，被迫重新回到他的家鄉陝西。雖然李自成繼續逃避，但1636年8月，陝西的官員們設法在咸陽西南的周至縣附近捉住了富有經驗的造反領袖高迎祥（死於1636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在當年晚些時候被處死。
即使有這些勝利，政府在17世紀30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點。它的工作由於外地不斷出現的軍事緊急情況而大為複雜化。西北地區令人震驚的經濟形勢為造反領袖不斷地提供補充兵源。此外，各地官軍的素質一直在下降。中國的軍事理論認為，恢復和保持民心對鎮壓造反活動是至關重要的。然而這個時期生活在陝西、河南和湖廣許多地區的人民，認為某些政府將領和他們的不受約束的軍隊跟他們要去鎮壓的匪徒一樣危險。北京當局深知這種局勢內在的危險，但他們或者無能為力，或者不願盡力。的確，朝廷很可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調動的軍事支援，而過多地講求方法和忠誠會起反作用。
東南部的經濟停滯和社會不穩定（約1634—1638年）
明朝遼闊的國土，使得一個地區發生的事件對另一個地區的影響很難作出估計。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1634年初秋在南直隸的桐城縣發生的一次武裝起義。[127]一種資料說，桐城的謀反者計劃在一支造反軍從西邊到來時舉行起義。這支造反軍始終沒有來，謀反者就潛伏下來等待時機。9月14日晚時機來了，一夥「暴民」攻破桐城，大肆焚掠。一個當時的人記下了當時的情景：
亂民斬關、焚掠、結寨、揚旗、舉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變也。桐固鼎盛，而澆漓怨毒風俗久變，詎知遂變而刀兵哉？[128]
另外一些觀察家對暴力不太感到意外，並認為這是富人自找的，因為他們蠻橫地和經常非法地對待社會和經濟的下層人。儘管桐城起義很快就平息了，但那裡的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存在於17世紀30年代中國東南的其他地方，緊張關係的造成，除了別的原因外，是由於地方官、腐敗的衙門和地主豪紳的勾結。許多地主豪紳多年來竄改賦稅冊以逃避大量賦稅。[129]由於中央政府不斷催促地方完成定額，愈來愈重的負擔就轉嫁到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他們無財無勢，無法保護自己不受勒索。
這類小土地所有者中的許多人最後面臨兩個不得已的選擇。他們可以把土地送給有勢力的豪紳，作為佃農耕種它，用高租換取保護；或者放棄他們的土地逃亡，希望別的地方的情況會好一點。不論他們作何選擇，他們的土地或者荒蕪，或者落入那些有能力逃避賦稅的人之手。應交的賦稅就壓在剩下來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這種惡性循環愈演愈烈。
許多納稅人的處境由於軍費的增加而更加惡化，北京政府不得不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賦稅，在1618—1637年間估計增加了六倍。雖然關於過度的徵稅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這種傳統說法，[130]最近有一些學者表示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賦稅的增加是「對一架已經是疲敝不堪的財政機器增加新的和額外的緊張……[並]把不能忍受的負擔強加給一部分納稅人」[131]。賦稅的負擔變得不堪忍受，不是因為捐稅高（以17世紀的標準看，可能是低的），而是因為許多捐稅要用白銀支付，這是一種難以得到的東西。[132]
在中國東南部，這種情況在17世紀30年代中期更加惡化，這是由於1634—1636年間西班牙當局在馬德里和阿卡普爾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們決定減少從新大陸流入馬尼拉的白銀數量，從而減少了控制那裡的中國—西班牙貿易的福建和葡萄牙商人的白銀收入。[133]這種減少沒有立即在中國引起財政危機，一方面因為它對經濟的影響要經過一段時間才顯示出來；一方面因為從日本繼續流入大量白銀。[134]不過當時東南最富庶的地區的記載，表明經濟情況已經迅速惡化，一些官員和地方名流準備應付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動亂。[135]他們的擔心很快被證明是對的。
楊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勢仍然不穩定。1634—1638年間，在內閣任職的不下19人。[136]除此之外，雖然溫體仁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保持首輔的職位，但當令人沮喪的報告幾乎從全國各個角落向皇宮飛來時，他也感到很難安慰皇帝。令皇帝特別悲痛的事，是1635年3月造反者襲擊鳳陽時，皇室的陵廟被褻瀆了。[137]朝廷里與東林集團有聯繫的官員很快指出，溫體仁的一些支持者應對鳳陽的防守負責。他們的論據顯然給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時候，皇帝任命一個東林黨人為內閣成員。
地圖26 農民起義的擴展（1630—1638年）（1）
農民起義的擴展（1630—1638年）（2）
但溫體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勢力的人，以後兩年里，在京師激烈的官僚鬥爭中，他通常是勝利者。不過，1637年初，他走錯了一步，誣告並逮捕了他的宿敵錢謙益和他的一個親密同事。北京的東林勢力發動一場猛烈的反攻，許多奏疏都指責他，最後迫使他請求告老回鄉——顯然認為他的請求會被拒絕。然而卻得到批准；1637年8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溫體仁的突然離開政府，並不標誌東林在朝中重新得勢。他在內閣中的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國觀（1619年進士，死於1641年），[138]他從天啟朝起就反對東林集團。薛國觀隨即成為皇帝最信任的顧問之一，在以後幾年中，與東林有聯繫的官員極難使他們的意見為朝廷所接受。1638年夏，忠於東林的黃道周（1585—1646年）[139]和他的幾個支持者直言不諱地反對皇帝當時寵信的兵部尚書楊嗣昌（1588—1641年），[140]就受到貶謫。
楊嗣昌是楊鶴的兒子，楊鶴在1631年因未能平息陝西的叛亂而被罷去總督之職。楊嗣昌在父親失寵後，勝任地擔任過西北的幾個重要軍事職務。到1634年，他成了京師西北一個關鍵地區的最高統帥，管轄宣府、大同和山西北部。1635年他的父親去世，他以丁憂去職。但1636年末，在規定的27個月的守喪期滿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書。在守喪期做官，在明朝始終是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楊嗣昌也不例外。儘管皇帝堅持認為，當時國家所面臨的軍事危機需要楊嗣昌的經驗和專長，黃道周等人卻不同意，認為由此引起的道德標準下降，其惡果遠過於可能得到的利益。但皇帝不為所動，楊嗣昌的任命繼續有效。
1637年春楊嗣昌擔任新職務時，他面臨的是個令人沮喪的局面。1636年，皇太極稱帝，國號清，明確地表示要推翻明朝。在17世紀30年代中期，滿族人繼續對中國領土進行不時的襲擊，並通過征服內蒙古最強悍的部族和派遣遠征軍深入黑龍江地區鞏固了他們在長城外的勢力。1636年夏，皇太極派異母兄弟阿濟格（1605—1651年）[141]和其他人率軍進入北直隸，在北京附近成功地作戰一個多月才撤退。12月下旬，皇太極親自領導對朝鮮的入侵，朝鮮長期以來是明朝最重要的盟國。不出兩月，朝鮮軍隊投降，滿族人在兩翼和後方的安全得到保證之後，現在把全部注意力轉向中國。
楊嗣昌對這個威脅的對策是講和，目標是訂一個條約，像1571年和蒙古人所訂的那樣。[142]他想贏得一些時間，一勞永逸地解決西北的叛亂問題。楊嗣昌的講和計劃毫無結果，因為它在朝中遭到強烈的反對，而皇太極正在搶占大量領土，也看不出講和對他有什麼好處。1638年下半年，皇太極的軍隊在他們初期得手之後，緊接著在北直隸和山東進行了五個月的毀滅性戰役，有60多座中國城市——其中包括濟南和天津——受到進攻。滿族軍隊回到瀋陽時「帶著無數戰利品和許多俘虜」[143]。在這次戰役中，宣府和大同地區的總督盧象昇戰死。盧象昇在1636年造反軍入侵南直隸時顯示出他的才能，後來他是楊嗣昌與滿族人講和計劃的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
17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滿洲人在東北取得的成功，影響了政府在西北同造反軍的作戰。[144]楊嗣昌特別沮喪；在1637—1638年間，氣氛本來很樂觀，以為叛亂問題會很快解決。1637年，張獻忠（1605—1647年）[145]和其他造反領袖在南直隸北部與官軍的幾個月戰鬥中，取得不大的勝利，但到秋天，大多數造反者回到河南南部或湖廣北部，這裡已經成了他們主要的中間集結地。不久以後，張獻忠在河南西南受到官軍的攻擊。在以後幾個月中他在漢水流域被趕來趕去，直到他終於在湖廣西北的古城站住腳。
1638年初，張獻忠同新上任的五省軍務總理熊文燦談判，熊文燦由於10年前說服海盜頭領鄭芝龍投降並為明朝所用而著名於時。他不顧部下的強烈反對，深信這樣做有助於平息叛亂。1638年5月，熊文燦接受張獻忠的投降，並將他安置在谷城任軍事指揮。[146]這個安排持續了將近一年，在這期間，官軍給活動在陝西、河南和湖廣的各造反軍特別是給李自成以很大壓力。1638年末，李自成在陝西和河南邊界遭受了一次嚴重失敗，不得不在以後兩年中用大部分時間重建他潰散了的隊伍。
1638年，正當平叛的勝利似乎唾手可得時，滿洲軍隊又入侵了。由於北直隸和山東的城市一座接著一座落入侵略者手中，政府被迫從西北抽調人力物力。不出數月，它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盡棄。1639年6月，張獻忠復叛，不到三個月，就在湖廣的最西北部大敗官軍。這個災難註定了熊文燦的命運。他被削官，逮捕，最後送到北京受審。他在官僚機構中有勢力的朋友都撒手不管，他於1639年11月被處死。
在戰場上代替熊文燦的是他從前的庇護人楊嗣昌，他受到強大的壓力要兌現他的軍事勝利的諾言。1639年秋，他到達湖廣北部，立即受到他的兩個最重要的將領的敵視，他們不僅反對他的平叛戰略，而且不喜歡他本人。儘管他在1640年初對造反者取得了某些勝利，但不能給他們以最後的打擊；而到1640年夏，張獻忠和其他幾個造反領袖突破了楊嗣昌的長江防線，進入四川東部。那年和1641年，他們在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壞，特別是張獻忠。
1641年，李自成在河南西部重新開始活動，楊嗣昌面臨的問題惡化了。河南省的嚴重饑荒，為李自成的事業提供了志願戰士，1641年的頭三個月，李自成占領了許多城市，包括在3月初攻克的洛陽。在洛陽抓到的俘虜中，有一個臭名昭彰的放蕩王子，他被處死、肢解，並被象徵性地吃掉，以表示造反者對那些生活窮奢極侈、不顧百姓死活的人的憎恨。當河南北部發生這些事情時，張獻忠突然從四川攻入湖廣，在信陽俘虜並處死了另一個王子；張獻忠的大膽行動，對楊嗣昌是一個出其不意的襲擊。他無法對抗造反者，遂自殺。
經濟危機（約1639—1644年）
1639年，日本和菲律賓所發生的事情對明朝經濟的關鍵部門造成嚴重困難。1639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許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貿易。這樣，這種近一個世紀以來有利可圖的貿易就突然結束了，它曾從日本給廣州和中國其他市場帶來大量白銀；儘管在整個17世紀40年代，荷蘭和中國的商人繼續從日本輸入白銀，但比起這個世紀初期中日貿易的全盛時期來，數量大為減少。[147]葡萄牙人從日本被趕走後幾個月，中國和西班牙在菲律賓已經大為減少的貿易，實際上停止了。在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爆發為暴力衝突，有兩萬多中國人死亡。結果，在隨後幾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銀流入中國。[148]
由於國內的銀錠生產不敷需要，這些事態發展對已經問題成堆的經濟具有強大的緊縮通貨的影響。17世紀40年代初，東南先進地區的銀價猛漲，同時許多商品作物和製造品的價格直線下降，低到無法想像。這就導致貨幣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銀從流通中消失，人們把它存起來準備應付更壞的日子。1639年夏，危機變得更加嚴重，因此崇禎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稅收，以實行楊嗣昌宏大的平叛計劃。[149]無論這次增稅可能徵收多少額外收入（許多人無法找到足夠的白銀付舊稅，更不用說交新稅了），政府為了應付軍事需要從民間榨取更多的白銀，使貨幣供應問題更加複雜化了。
地圖27 李自成的戰役（1641—1644年）
緊接1639年增稅之後，是一個壞天氣時期，這種天氣給這個國家的許多地區帶來可怕的災難，這些地區在1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自然災害中未受到或只受到輕微的影響。1639—1640年浙江北部洪水成災，1641年乾旱和蝗蟲成災，1642—1643年既有水災又有旱災。據目擊者的記述，這個地區在17世紀40年代初餓死許多人，到處是乞丐，殺害嬰孩，甚至人相食。[150]在這個時期，類似的描述也見之於中國東部和東南部的其餘地區，[151]在許多地區，緊接饑荒之後發生了時疫。[152]由於普遍的糧食囤積和投機，食物價格上漲，而流通的白銀量急劇緊縮，情況更加惡化。在17世紀40年代，儘管水、旱、蟲災很嚴重，但在許多「饑饉」地區，顯然仍可買到大米，問題是價錢太貴，許多人買不起。
這些自然災害也給政府財政帶來重大損失。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從前的富庶地區，納稅人拖欠稅款，或拋棄他們的財產；佃戶攻擊地主和收租人；奴僕反對主人；城區工人鬧事；盜匪活動增加；飢餓的農民在鄉村到處流浪覓食。到1642年，大城市蘇州明顯衰落，許多住家「人去屋坍」[153]，而曾經是富裕的鄉村，土地沒有了主人，只有武裝的人才敢去。
政治和軍事上的崩潰（約1641—1644年）
在楊嗣昌於1641年4月自殺五個月後，薛國觀被崇禎皇帝賜死，他是東林的另一個重要政敵，以前的首輔。他在1640年因受賄罪被革職。雖然東林跟這件事的關係不甚清楚，但薛國觀臨死前的話牽涉到它的一個成員。[154]10月，剛好在一個月後，周延儒回到北京當首輔，東林集團對這個任命出了力。
由於周延儒在崇禎朝初期對錢謙益的削職起過作用，[155]東林支持他似乎令人驚奇，但他的復職是朝中互相鬥爭的派別妥協的結果，他們試圖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使政府能全力以赴地應付威脅著王朝生存的軍事和財政困難。[156]這個妥協失敗了。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某些理想主義的東林黨人不能接受用以維持妥協的實用主義的做法。1643年初，一些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企圖趕走周延儒；儘管他在以後幾個月中繼續受到皇帝的信任，但他的四分五裂的政府在重重困難面前不能有所作為。
1641年初，張獻忠在成功地侵入湖廣之後受到一些暫時的挫折，但到年底他已恢復過來，能和其他造反領袖一起進攻南直隸的西部。[157]1642年，他攻下這個地區的廬州、桐城和另外幾座城市。但每座城市都不能占據多久。1643年初，張獻忠把進攻南京的計劃擱置起來，引軍向西進入湖廣，使那裡的政府很快瓦解。一座城市接著一座城市向他投降，包括省城武昌，它是1641年7月15日在短時期的圍攻之後陷落的。張獻忠有在武昌建立政府的念頭，但官軍從東邊迫使他向南轉移。10月初，他奪取長沙和衡州，隨後幾個月，他進入廣東北部和江西中部，官軍再次迫使他後退，1644年初，他回到湖廣西北，考慮再次入川。
同時，李自成在北方取得更大的成功。到1641年秋，許多獨立的造反領袖歸順李自成，在這年最後三個月里，他襲擊了河南東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區，沒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然後他向北移動，在1642年1月中旬包圍開封，這座省城是他在1641年想奪取而未取得的。2月中旬，他把注意力轉到這座城市南邊和東邊靠近山東的地區，在這裡停留了幾個月，擊潰地方防禦，積累力量，在5月再次包圍開封。這次圍攻持續了將近5個月，圍攻結束時城中有幾十萬人死亡，有的死於飢餓或疾病，其餘的死於穿城而過的洪水，因為造反者在10月初挖開了黃河上的幾處關鍵堤防。由於開封破壞得很厲害，李自成沒有在這裡久留，便轉向更有希望的地區。到11月，他回到開封西南60英里的南陽附近。
政府很快從陝西調來一支軍隊，這使李自成感到意外，他於是調頭向東，殲滅了河南殘餘的少數官軍，消除後顧之憂。然後進入湖廣北部。1643年1月，他輕而易舉地擊敗明將左良玉（1598—1645年）[158]指揮的紀律敗壞和完全喪失士氣的軍隊。左良玉和他的人馬沿漢水流域潰退，李自成占領了戰略城市襄陽。在隨後幾個月里，李自成除掉了造反隊伍中潛在的競爭者，鞏固了自己的勢力，建立起政府的框架，代替明朝的統治。襄陽改稱襄京，給這座城市增加了帝王氣氛，在傳統的官僚機構中任命了新的官員，李自成暫時忍住沒有稱帝，而是稱新順王。
但李一心一意要推翻明朝，1643年夏末，他回到河南，準備進攻北京。首先，他必須對付總督孫傳庭（1619年進士，死於1643年），[159]他曾在1642年在南陽打敗過孫。自那時以來，孫傳庭在陝西建立起一支可觀的軍隊。雖然他懷疑實行進攻戰術是否明智，但還是服從了京師來的命令，在秋末渡過黃河進入河南。在這次對造反軍作戰的初期，孫傳庭相當成功，使北京的軍事策劃者很高興。但後勤以及其他的問題，使他不能繼續進攻，到11月初，他開始全面撤退。李自成追趕他，通過潼關進入陝西，11月中旬，孫傳庭在一次勇敢的最後抵抗中被殺。1643年11月22日，李自成占領省城西安，並在兩個月內控制了該省的絕大部分。他現在的事是向北京進軍了。
李這次進軍像過去許多次那樣，得到滿族人的威脅的幫助。滿族人迫使明廷把人員和物資調往東北前線，而不能用來對付陝西和別的地方的造反者。1641年9月，總督洪承疇（他是在1638—1639年冬從西北調來抵禦滿族人入侵北直隸和山東的）企圖援助在錦州附近被圍的明將祖大壽，但在山海關東北100英里的地方落入皇太極設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圖都失敗了，在1642年的3月和4月，這兩員明將先後投降。1642年4月8日錦州陷落後，明朝在長城以北的防禦實際上崩潰了。
1642年夏末，皇太極在與明廷的秘密講和失敗之後，[160]派他的哥哥阿巴泰（1589—1646年）[161]和其他將領乘勝進入中國東部，遠至南直隸北部作戰。這次戰役持續了將近七個月。當它結束時，明廷在許多地方的控制受到嚴重削弱；無數官員和地方領袖在戰鬥中被殺或自殺。單是阿巴泰一人據說就攻下了94座城鎮，俘虜36萬人，奪得大量戰利品。[162]不管這些數字怎樣被誇大，毋庸置疑的是，北直隸、山東和南直隸的破壞，使明朝喪失了免於失敗的機會。
這次戰役也導致了首輔周延儒政治生涯的突然而可恥的結束。1643年5月，當滿洲軍隊從山東北移，對北京構成威脅時，周延儒自請去京師東邊幾英里的通州督師。皇帝立刻接受了他的請求。他去通州顯然是決定與敵人交戰，如果情況變得絕對必要的話。但是由於滿族軍隊撤到了長城以北，通州沒有什麼戰鬥。儘管這樣，他仍然聲稱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於6月下旬回到北京，大受獎勞。二十來天以後，皇帝知道了這次「勝利」的真情，將他罷官。這年的晚些時候，他以貪污罪被捕，於1644年1月15日賜死。
這時朝廷面臨的形勢非常暗淡。一位作者對此作了貼切的描述：
1644年初，軍餉欠款已經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國家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糧，戶部就買雜糧湊數。當北京被圍時，駐軍已有五個月沒有發餉。執行任務的軍隊沒有炊事用具。每個士兵領到100枚銅錢，由他們自己買吃的。士氣和紀律渙散到這種地步，一個將軍報告說：「你鞭打一個士兵，他站起來；但與此同時，另一個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這是不令人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時還沒有完。[163]
順朝過渡時期
對當時生活在中國的許多人和以後的大多數歷史學家來說，明王朝的結束是在1644年4月25日午夜剛過不久，當時崇禎皇帝在一個忠心的太監陪同下，爬上御花園裡的一座小山，自縊於壽皇亭。[164]
49天前，李自成在西安稱王，國號順。在這段時間裡，他的軍隊橫掃山西，進入北直隸北部，到4月24日，就在北京郊區紮營了。崇禎皇帝拒絕逃往南方和以他的名義在那裡組織抵抗運動，最後企圖打扮成太監逃出皇宮。這個企圖失敗後，據說他就不太高貴地去尋死，臨死前把眼前的這場災難歸咎於幾乎每一個人，就是不歸咎於他自己。他的一些大臣表現得要高貴一點，他們承擔起自己的一份責任，以自殺來報答皇帝和王朝給予他們的恩惠。
1644年4月25日早晨，李自成的士兵終於在京城的街道上出現，他們以值得注意的克制態度執行他們的任務。對老百姓施加暴力是不予寬恕的，搶劫者被立即處死；當李自成在午後到達皇宮時，城市已籠罩在一片平靜氣氛中。這種紀律和秩序主要歸功於從前的明朝官員和儒生顧問，他們是在李自成在西北最後幾年的戰鬥中參加進來的。這些人下決心幫助他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新王朝。任何有損於李自成威嚴而合乎情理（如他們所認為的）地接替皇位的事情，都在禁止之列。
當李自成知道崇禎皇帝死了時，他似乎真的感到悲傷。弗雷德里克·韋克曼認為，這是因為他「感覺到了在中國的政治看法中弒君者可怕的負擔，他可能還認識到篡位者很少能長久在位，通常要被一個對推翻前皇室沒有責任的人所接替」。[165]這可能說明為什麼李自成一再推遲他的登基儀式，而寧願保持順王的頭銜，這是1643年他在咸陽自封的。
無論李自成對登基有什麼疑懼，組織與充實他的官僚機構卻不能等待。雖然大多數重要職位由1644年以前投奔他的人擔任，但由於他自己的隊伍中缺乏合格的人員，他不得不從一開始就從成千留在北京的明朝官吏中選用有才能和專長的人。這對雙方來說都是一種使人困窘的安排。李自成從前的許多反政府宣傳，曾直接指向北京的當權者，他和他的助手都不想原諒或忘記。由於這個原因，挑選出來為新政府工作的人，大多數是低級官僚，至少從理論上說，他們沒有直接參與制定導致明朝覆滅的政策。
在沒有在順朝政府中得到職位的人當中，有一些人不久就面臨比失業更壞的命運。李自成進北京幾天後，就面臨崇禎皇帝在位的最後幾個月所面臨的同樣問題：如何給他的軍隊發餉。李自成期望在國庫里找到的大量財富並不存在。5月1日，他同意從拘留在城內各軍營中的許多明朝官員身上籌措款項。知道要他們自願捐輸勢必很難，負責這些軍營的將領們就開始實行一套使人毛骨悚然的拷問，以便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許多俘虜因此喪命。到5月12日，就連李自成也看出事情做得太過分而下令停止。但將領們對他們努力的效果感到很滿意，當得到釋放剩下的俘虜的指示時，他們很快把注意力轉向北京的商界。
這種不正當的做法，導致軍隊紀律的鬆弛。不久，順朝的士兵就在大白天搶劫商店和居民，使那些從「腐敗殘暴」的明朝政府統治下解放出來還不到一個月的人感到恐怖。李自成企圖恢復秩序，但不成功，當他在5月18日騎馬出京去指揮北直隸東部的一次戰役時，他的王朝的命運看起來無疑是晦暗的。當他在東北受到最後一個明朝統帥吳三桂（1612—1678年）和滿族將軍多爾袞（1612—1650年）[166]的沉重打擊，於14天後回到北京時，他的王朝的命運看起來就更加晦暗了。6月3日，在最後一次瘋狂的搶劫和流血中，李自成終於在武英殿的一次匆匆組織的儀式上稱帝。第二天，他放棄北京，去西安準備即將來臨的許多次戰鬥。
1644年6月5日早晨，多爾衰的前鋒到達京師郊區，當天下午，多爾袞和他的近侍住進了紫禁城。在近30年的公開戰爭之後，滿族人終於開始統治中國。多爾袞立刻派兵追擊向西逃竄的李自成。這事留待清史開頭幾章再講。在那時以前，明史的最後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遠的地方——在明朝原來的京城南京展開。
* * *
[1]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動的初步研究》[106]，見《中國科學》，16，2（1973年5月），第240—245、252頁。
[2]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年》[205]（坎布里奇，1959年），第3—23頁；德懷特·H.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1368—1968年》[424]（芝加哥，1969年），第194—201頁。
[3]韓大成：《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萌芽》[197]，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北京，1957年），第1048—1050頁。又見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清代和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的城市網》[440]（普林斯頓，1973年），第41—45頁。
[4]見海倫·鄧斯坦《晚明的時疫：一個初步調查》[149]，見《清史問題》，3，3（1975年11月），第9—10頁和第52—59頁上的地圖。
[5]例如，在《金瓶梅》的幾乎任何一章中都有這方面的描寫，見克萊門特·埃傑頓譯《金蓮：譯自小說〈金瓶梅〉的中文原文》[150]，4卷（倫敦，1939年）。
[6]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204]（台北，1966年），第40頁，彭信威：《中國貨幣史》[421]（1954年；第3版，上海，1965年），第741—752頁。
[7]關於這些改革，見梁方中（音）《中國的一條鞭法稅制》[337]，王毓銓譯（坎布里奇，1956年）；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254]（劍橋，1974年），第112—133頁；傑里·登納林：《財政改革與地方控制：官紳聯盟經受住征服》[143]，見《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528]，小弗雷德里克·韋克曼、卡羅琳·格蘭特編（伯克利和洛杉磯，1975年），第86—120頁。
[8]威拉德·J.彼得森：《匏瓜：方以智與思想變革的動力》[425]（紐黑文和倫敦，1979年），第64—80頁，袁清（音）：《城市的暴亂和騷動》[623]，見《從明至清：17世紀中國的征服、地域和連續性》[476]，喬納塞恩·D.斯彭斯、小約翰·E.威爾斯編（紐黑文和倫敦，1979年），第280—320頁。
[9]全漢昇、李龍華：《明代中葉後太倉歲出銀兩的研究》[122]，《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1973年12月），第169—242頁。
[10]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254]，第279—286、301—305頁。
[11]賀凱：《朱翊鈞》，見富路特、房兆楹編《明人傳記辭典》[191].（紐約和倫敦，1976年），第334頁。
[12]黃仁宇：《明代財政管理》[250]，見賀凱編《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論文》[263]（紐約和倫敦，1969年），第117—118頁。
[13]夏燮編：《明通鑑》[210]（約1870年；重印，北京，1959年），4，第2953頁。張銓傳，見張廷玉等編《明史》[41]（1736年；重印，北京，1974年），291，第7454—7456頁，恆慕義：《清代名人傳略》[271]（華盛頓特區，1943—1944年），第34頁。
[14]關於這些災難，見本書第九章的《滿族的挑戰》。
[15]關於白蓮教的活動和教旨，見陳學霖《白蓮教—彌勒佛教義和明清兩代的人民起義》[25]，《漢學》，10，4（1969年），第211—233頁。
[16]關於這一爭論，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293]（1658年；重印，4卷，載《國學基本叢書簡編》，上海，1936年；影印，台北，1956年），4，第24—36頁；朱常洛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176—177頁。
[17]《明史紀事本末》[293]，3，第237—250頁；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254]，第302—303頁。
[18]關於這個運動，見賀凱《晚明時期的東林運動》[270]，載《中國的思想和制度》，費正清編（芝加哥，1957年），第132—162頁；海因里希·布希：《東林書院及其政治和哲學旨趣》[13]，載《華裔學志》，14（1949—1955年），第1—163頁；小弗雷德里克·韋克曼：《意志自由的代價：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526]，載《代達羅斯》，101（1972年春季），第35—70頁；彼得森：《匏瓜》[425]，第8—10、72—74頁和本書前一章的《東林書院和朋黨之爭》、《次要爭端和根本原因》。鄒、馮兩人列傳，見《明史》[41]，243，第6301—6306、6315—6316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58—459、1312—1314頁。
[19]賀凱：《東林運動》[270]，第132頁。
[20]見第九章的《東林書院和朋黨之爭》、《次要爭端和根本原因》。
[21]《明人傳記辭典》[191]，第208—211頁。
[22]關於此案，見《明史紀事本末》[293]，4，第43—50頁。
[23]楊和左的傳記，見《明史》[41]，244，第6319—6333頁；《清代名人傳略》[271]，第892—893頁；《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305—1308頁。
[24]傳記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190頁。
[25]傳記見《明史》[41]，240，第6238—6242頁。
[26]談遷編：《國榷》[498]（約1653年；北京，1958年重印），5，第5177頁。關於武后，見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589—906年》（即《劍橋中國史》[劍橋，1979年]，第3卷），第244—321頁及各處。
[27]阮元編：《十三經註疏》[279]（1815年；台北，1971—1972年重印），5，第3874頁；李雅各：《英譯七經》[309]（1870年；香港，1960年重印；第2版，台北，1969年），第124—125頁。
[28]在寫這一節時，我從賀凱的《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得益不少，書中有對天啟朝政事的詳盡敘述以及對某些機構的調整和明朝政府所獨有的緊張狀態的出色分析。
[29]魏忠賢傳見《明史》[41]，305，第7816—7825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846—847頁。又見烏爾里克·漢斯—理察·馬米特希《魏忠賢：對晚明太監與黨爭的重新評價》[368]（安阿伯，1968年）。
[30]《明史》[41]，305，第7816頁。
[31]喬治·H.鄧恩（耶穌會）引用迪亞戈·德·潘托加的話，見《巨人的一代：明末幾十年中在華耶穌會士的故事》[148]（印度，諾特丹，1962年），第86頁。潘托加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詞典》[191]，第1116—1117頁。又見賀凱《明朝時的傳統中國（1368—1644年）》[269]（圖森，1961年），第12、80頁，注[9]、[10]。
[32]陳子龍：《安雅堂稿》[56]（崇禎[1628—1644年]；台北，1977年重印），3，第968—971頁。
[33]《明通鑑》[210]，4，第2975頁，和《明史》[41]，246，第6380頁。
[34]賀凱：《監察制度》[262]，第185—186頁；方從哲傳見《明史》[41]，218，第5759—5766頁。
[35]韓爌和葉向高傳分別見《明史》[41]，240，第6231—6238、6243—6249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83—485、1567—1570頁。
[36]《明史》[41]，255，第6574頁。高攀龍、趙南星、劉宗周傳分別見《明史》，243，第6297—6310、6311—6314頁和255，第6573—6592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28—132、701—710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532—533頁。
[37]周嘉謨傳見《明史》[41]，241，第6257—6259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263—265頁。
[38]孫慎行傳見《明史》[41]，243，第6306—6310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679—680頁。
[39]熊廷弼傳見《明史》[41]，259，第6691—6706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308頁。
[40]關於這次交戰，見本書第九章的《滿族的挑戰》。
[41]袁應泰傳見《明史》[41]，259，第6689—6691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957頁。
[42]格特勞德·羅思：《滿漢關係，1618—1639年》[439]，見喬納森·D.斯彭斯和約翰· E.威爾斯編《從明至清：17世紀中國的征服、地域和連續性》[476]（紐黑文和倫敦，1979年），第1—38頁。
[43]王化貞傳見《明史》[41]，259，第6695—6706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823頁。
[44]毛文龍傳見《明史》[41]，259，第6715—6717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567—568頁。
[45]張鶴鳴傳見《明史》[41]，257，第6617—6619頁。
[46]羅思：《滿漢關係》[439]，第7—21頁。
[47]孫承宗傳見《明史》[41]，250，第6465—6477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670—671頁。
[48]袁崇煥傳見《明史》[41]，259，第6707—6719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954—955頁。
[49]《明史紀事本末》[293]，4，第60—72頁。
[50]全漢昇：《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12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4月），第403—432頁；收入他的《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2年），Ⅰ，第278—279頁。
[51]宋應星：《天工開物：中國十七世紀時的科技》，[492]，孫任以都（音）和孫紹全（音）譯（大學公園和倫敦，1966年），第235—247頁；全漢昇：《明清時代雲南的銀課與銀產額》[120]，《新亞學報》，11（1976年），第61—88頁。
[52]倫納德·布盧塞：《荷蘭人對澎湖列島的占領（1622—1624年）》[9]，載《在日本召開的東方學學者國際會議記錄》，18（1973年），第28—43頁。又見小約翰·E.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琅的海洋中國》[568]，載《從明至清》[476]，第213—220頁。南居益傳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085—1088頁。
[53]關於從世界範圍的角度去看這個時期的問題，見魯吉羅·羅馬諾《16、17世紀之間：1619—1622年的經濟危機》[430]，載《17世紀的總危機》，傑弗里·帕克和萊斯利· M.史密斯編（倫敦和波士頓，1978年），第165—225頁。
[54]彼得·J.貝克韋爾：《波托西地區註冊的白銀生產，1550—1735年》[4]，見《拉丁美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史年鑑》，12（1975年），第92—95頁，哈里·E.克羅斯：《南美的白銀生產與出口，1550—1750年》[131]，提交「近代前世界貨幣史討論會」的論文，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1977年8月28日至9月1日。
[55]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之研究》（京都，1976年），第259—262頁；威廉·萊特爾·舒爾茨：《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6]（紐約，1939年），第342—352頁。
[56]徐鴻儒傳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587—589頁。又見《明史紀事本末》[293]，4，第72—75頁。
[57]關於這次造反見本書第七章的《寧王的叛亂》。
[58]《明史》[41]，243，第6299—6300頁。
[59]顧秉謙、魏廣微傳見《明史》[41]，306，第7843—7846頁。
[60]《明通鑑》[210]，4，第3027—3028頁。
[61]同上書，第3008頁。
[62]關於東廠的簡介，見賀凱《明王朝的政府組織》[265]，載《哈佛亞洲研究學報》，21（1958年），第25頁。
[63]繆昌期傳見《明史》[41]，245，第6351—6353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067—1089頁。
[64]黃尊素傳見《明史》[41]，245，第6360—6364頁。
[65]見本章《移宮案》。
[66]賀凱：《東林運動》[270]，第132頁。關於這個奏疏的詳細討論，見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262]，第200—205頁。
[67]萬燝傳見《明史》[41]，245，第6367—6368頁。
[68]見本章《移宮案》。
[69]馮銓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240—241頁。
[70]周順昌傳見《明史》[41]，245，第6353—6355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274—277頁。又見賀凱《蘇州和魏忠賢的代理人：〈開讀傳信〉譯文》[268]，見《人文科學研究所創立二十五周年紀念論文集》（京都，1954年），第224—256頁。
[71]《國榷》[498]，6，第5330頁；趙翼：《廿二史劄記》[46]，第512—513頁。
[72]崔呈秀傳見《明史》[41]，306，第7848—7850頁。
[73]《明史》[41]，110，第3379—3381頁。
[74]《明史》[41]，112，第3492—3495頁。
[75]傅吾康：《明史資料介紹》[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第17、32頁。
[76]同上書，第17—18、63—64頁。
[77]布希：《東林書院》[13]，第57—66頁，約翰·梅斯基爾：《明代的書院與政治》[376]，見《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論文》[263]，賀凱編（紐約和倫敦，1969年），第171—174頁。
[78]《明史紀事本末》[293]，4，第68—71頁。
[79]《明史》[41]，第7845頁。
[80]朱由檢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191—192頁。
[81]例如，見艾伯特·詹《明朝的衰亡：內因研究》[18]，哈佛大學學位論文，1953年，第10頁。
[82]《明史》[41]，114，第3542頁。
[83]《國榷》[498]，6，第5387頁。
[84]趙翼：《廿二史劄記》[46]，第513頁。
[85]倪元璐傳見《明史》[41]，265，第6835—6841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587頁。又見黃仁宇《倪元璐：一個新儒學學者和政治家的「現實主義」》[253]，載《明代思想中的自我與社會》[137]，狄百瑞編（紐約和倫敦，1970年），第415—449頁。
[86]劉伯涵：《論袁崇煥與東林黨的關係》[351]，《歷史研究》，4（1958年），第11—27頁。
[87]詹：《衰亡》[18]，第10—11頁；傑里·登納林：《嘉定義士：中國17世紀的儒家領導階層與社會變遷》[142]（紐黑文和倫敦，1981年），第23—29頁。
[88]錢謙益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148—150頁。
[89]溫體仁、周延儒傳見《明史》[41]，308，第7923—7937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277—279、1474—1478頁。
[90]鄭芝龍、熊文燦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110—111頁；《明史》[41]，260，第6733—6738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562—566頁。又見威爾斯《海洋中國》[568]，第216—220頁。劉香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947—949頁。
[91]皮埃爾·昌努：《古伊比利亞人的菲律賓和太平洋（16、17、18世紀）：方法與活動跡象介紹》[50]（巴黎，1960年），第148—160頁；埃瑪·海倫·布萊爾和詹姆斯·亞力山大·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1493—1803年》[8]（克利夫蘭，1903—1909年），23，第29—92頁。
[92]布萊爾、羅伯遜：《菲律賓群島》[8]，24，第254—255頁。
[93]例如，這個時期輸入歐洲的西班牙—美洲金銀的估計，見厄爾·J.漢密爾頓《美洲財富與西班牙的價格革命（1501—1650年）》[196]（坎布里奇，1934年），第34、42頁；對這些數字的評論，見皮埃爾·維勒《黃金與貨幣史》[523]，朱迪思·懷特譯（倫敦，1976年），第193—194頁。
[94]查爾斯·R.博克瑟：《從阿馬康來的巨舶：澳門與古日本貿易史（1555—1640年）》[10]（里斯本，1959年），第115—144頁。
[95]下面一段大大有賴於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農民起義》[418]（圖森，1970年），第1章。也見李文治《晚明民變》[334]（上海，1948年），第15—51頁。
[96]《國榷》[498]，6，第5469頁；李文治：《晚明民變》[334]，第24—25頁。
[97]楊鶴傳見《明史》[41]，260，第6725—6728頁。
[98]皇太極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1—3頁。
[99]滿桂傳見《明史》[41]，271，第6957—6960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561—562頁。
[100]邁克爾·庫珀（耶穌會）：《通譯員羅德里格斯：一個在日本和中國的早期耶穌會士》[126]（紐約，1974年），第342頁。
[101]羅思：《滿漢關係》[439]，第26頁。
[102]祖大壽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769—770頁。
[103]《明史》[41]，271，第6966頁。
[104]張存仁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11]，第56—57頁。
[105]孔有德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435—436頁。
[106]耿仲明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416—417頁。
[107]孫元化傳見《明史》[41]，248，第6436—6437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686頁。
[108]錢龍錫傳見《明史》[451]，251，第6484—6486頁。
[109]喬允升、曹於汴傳見《明史》[41]，254，第6553—6557頁。
[110]見本章的《魏忠賢的垮台》。
[111]錢象坤傳見《明史》[41]，251，第6492—6493頁。
[112]何如寵傳見《明史》[41]，251，第6491—6492頁。
[113]《明通鑑》[210]，4，第3165頁。
[114]《明史》[41]，305，第7827—7831頁；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57頁；鄧恩：《巨人的一代》[148]，第253頁。
[115]例如，見《明人傳記辭典》191中的討論，第1477頁。
[116]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姚希孟等人的傳，見《明史》[41]，216，第5718—5719頁；251，第6487—6488、6495—6499頁；253，第6532頁；《明人傳記辭典》[191]，第237—239、1467—1471頁。
[117]關於這個時期一般情況的更詳細的討論，見帕森斯《農民起義》[418]，第22—52頁，和李文治：《晚明民變》[334]，第26—43頁。
[118]雖然其相互關係（如果有的話）尚待研究，但應指出在17世紀30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許多地區也遭受嚴重乾旱。關於接著發生的經濟災難和人的困苦，見威廉·哈里森·莫蘭《從愛克巴到奧倫寨：印度經濟史研究》[394]（倫敦，1923年），第205—219頁。
[119]陳奇瑜傳見《明史》[41]，260，第6729—6732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85頁。
[120]李自成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491—493頁。
[121]洪承疇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358—360頁。
[122]盧象昇傳見《明史》[41]，261，第6759—6765頁。
[123]見地圖26。
[124]關於這次秘密會議，見帕森斯《農民起義》[418]，第38—40頁。
[125]曹文詔傳見《明史》[41]，268，第6893—6898頁。
[126]吳甡傳見《明史》[41]，252，第6521—6525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494—1495頁。
[127]英文著作中關於這次起義的最新討論，見彼得森《匏瓜》[425]，第36—37頁，希拉蕊·J.貝蒂：《中國的土地與門第：明清兩代的安徽桐城縣研究》[6]（劍橋，1979年），第43—45頁。
[128]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話，《匏瓜》[425]，第36頁。
[129]關於這些弊病和試圖改革它們的詳細討論，見登納林《財政改革與地方控制》[143]。
[130]黃仁宇：《明代財政管理》[250]，第121—122頁。
[131]黃仁宇：《明代財政管理》[250]，第119頁。
[132]這時中國許多地方的情況似乎與法國在差不多同一時期的情況相似。簡·德弗里斯：《危機時代的歐洲經濟（1600—1750年）》[141]（劍橋，1978年），第63—64頁。
[133]布萊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8]，30，第51、69—70頁。
[134]博克瑟：《從阿馬康來的巨舶》[10]，第145—158頁；小葉田淳：《日本16、17世紀的金銀生產與使用》[288]，W.D.伯頓譯，《經濟史評論》第2輯，18，2（1965年8月），第256頁。
[135]這些問題的討論，見傑里·登納林《許都和南京的教訓：江南的政治一體化和地方防務（1634—1645）》[144]，見《從明至清》[476]，喬納森·D.斯彭斯、約翰·E.威爾斯編（紐黑文和倫敦，1979年），第89—132頁。
[136]《明史》[41]，110，第3386—3389頁。
[137]關於這次襲擊，見帕森斯《農民起義》[418]，第38—39頁。
[138]薛國觀傳見《明史》[41]，253，第6537—6541頁。
[139]黃道周傳見《明史》[41]，255，第6592—6601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345—347頁。
[140]楊嗣昌傳見《明史》[41]，252，第6509—6521頁，和《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538—1542頁。
[141]阿濟格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4—5頁。
[142]關於條約，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7、1372—1373頁。
[143]《清代名人傳略》[271]，第216頁。
[144]例如，見李文治《晚明民變》[334]第124頁關於這一點的簡要討論。
[145]張獻忠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37—38頁。
[146]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564—565頁關於這個決定的討論。
[147]岩生成一：《朱印船貿易史之研究》[277]（東京，1958年），第327頁；奧斯卡·納霍德：《十七世紀時荷屬東印度公司與日本的關係》[402]（萊比錫，1897年），增刊，63；博克瑟：《從阿馬康來的巨舶》[10]，第159頁以下各頁。
[148]布萊爾、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8]，29，第208—258頁；昌努：《菲律賓》[50]，第157、159頁。
[149]《明通鑑》[210]，4，第3318—3320頁；《明史》[41]，21，第6514—6515頁。又見《明人傳記辭典》[191]，第1540頁。
[150]鄧斯坦：《晚明的時疫》[149]，第12頁。
[151]例如，見李文治《晚明民變》[334]，第123頁；和居密：《明清棉紡織業與農村社會經濟的變化》[563]，《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2（1974年12月），第525頁。
[152]見前地圖26。
[153]葉紹袁：《啟禎記聞錄》[615]，見樂天居士編《痛史》（順治[1644—1662]初年；上海，1911年重印），第3卷，ⅩⅧ，2，第10頁。關於這個時期中國東南的這個地區和其他地區的社會動亂，見傅衣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181]（北京，1961年），第92—124頁，以及他的《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182]（上海，1957年），第94—95頁；森正夫：《明清時代之土地制度》[397]，見岩波正典編《岩波世界歷史講座》（東京，1971年），第12卷第7章，第235—245頁，馬克·埃爾文：《中國過去的模式》[151]（斯坦福，1973年），第245—247頁。
[154]到明史的這個時期，一個名為復社的東林附屬組織深深地捲入了朝政中的勾心鬥角。為了方便起見，在以後發生的事情中，東林一詞將用於這個組織的成員。有一篇用英文寫的文章，傾向於誇大復社在晚明政治史上的重要性，見威廉·S.阿特韋爾：《從教育到政治：復社》[2]，載《新儒學的演變》[138]，狄百瑞編（紐約和倫敦，1875年），第333—367頁。又見登納林《嘉定義士》[142]，處處可見。
[155]見本章的《魏忠賢的垮台》、《溫體仁和崇禎皇帝》。
[156]登納林：《嘉定義士》[142]。
[157]關於張獻忠在17世紀40年代初的活動，詳見帕森斯《農民起義》[418]，第142—156頁；李文治：《晚明民變》[334]，第78—89頁。
[158]左良玉傳見《明史》[41]，273，第6987—6998頁，和《清代名人傳略》[271]，第761—762頁。
[159]孫傳庭傳見《明史》[41]，262，第6785—6792頁。
[160]羅榮邦：《和戰政策問題政策的制訂和決定》[360]，見《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論文》[263]，賀凱編（紐約和倫敦，1969年），第68—69頁。
[161]阿巴泰傳見《清代名人傳略》[271]，第3—4頁。
[162]《明人傳記辭典》[191]，第4頁。
[163]黃仁宇：《明代財政管理》[250]，第123頁。
[164]這一段主要依據小弗雷德里克·韋克曼的《1644年的順朝過渡時期》[527]，見《從明至清》（476），喬納森·D.斯彭斯、約翰.E.威爾斯編：（紐黑文和倫敦，1979年），第43—87頁。又見李文治《晚明民變》[334]，第135—143頁；帕森斯：《農民起義》[418]，第123頁以下各頁。
[165]韋克曼：《順朝過渡時期》[527]，第52—53頁。
[166]吳三桂、多爾袞傳見《清代名人傳賂》[271]，第215—219、第877—880頁。關於吳三桂究竟在何時投降滿族人、何時與多爾袞聯合將李自成趕出北直隸，仍有一些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見安傑拉·席《吳三桂在1644年：重新評價》[209]，《亞洲研究雜誌》，34，2（1975年2月），第443—4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