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第七章　正德時期，1506—1521年

正德初葉 1505年9月19日，在弘治皇帝死後11天，他的13歲兒子朱厚照登上皇位，成為明代的第10個皇帝。在三代之中，在位皇后嫡出的兒子（實際上是唯一的兒子）第一次繼承了皇位。雖然謠傳這個孩子是皇后的一個近侍宮女所生，但這從未得到證實，很可能是不確實的。他的父親非常疼愛他，1492年立他為太子。據說他是一個優秀學生，專心，勤奮，對他的師傅們彬彬有禮。他在他的父親面前表現很好，小心謹慎地親自履行給他規定的職責。他喜愛的娛樂是騎馬和射箭。[1] 年輕的皇帝一繼位就得處理他父親遺留下來的三個難題。第一，沒有足夠的收入；第二，西北諸衛不能擊退蒙古人；第三，太監和文官們在應當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上常持不同意見。靠太監即位的皇帝偏袒太監。他的大學士們很難向他說明他們對於太監掌權的憂慮。 皇帝從他父親那裡接受了三個大學士，他們當中最年輕的56歲。他並不特別喜歡他們或他們為他設想的職責。他從執政之初就不聽他們的勸告。1505年晚期他開始派太監擔任軍事和財政監督人，儘管這種職位在大學士們以他名義頒布的即位詔書中已經予以廢除。 在他的妻子於1506年8月立為皇后以後不久，他就不再和她住在一起。他反而寧願和他的太監夥伴們四處走動，他們起初以騎馬、射箭、角牴和音樂使他總是高高興興。1506年夏季期間，他還開始化裝離開皇城，在北京的街道上閒逛。他藉口他的母親或祖母正在探望他而照例取消他每天的學習時間。他常常醉酒。 很快就弄清楚，他不想親自處理國家事務，他寧願把這些事務託付給太監，而不是託付給文官。1506年10月，他陷入和他的大學士們的一場爭論，因為他已經同意讓一個太監用鹽引採購紡織品。鹽引准許持有人從一個指定的帝國鹽專利機構中認領鹽斤。擁有的鹽斤超過引上規定的數額是嚴重的罪行。[2]大學士李東陽（1447—1516年）盡力說明這個問題。他說，太監無疑將為他自己的利益而取得額外的鹽斤去出賣。如果他在飄揚著繡有「皇鹽」大字黃旗的御船中在運河上揚帆行駛，沒有一個官吏或商人將敢於和他衝突。皇帝沒有被說服，他反而反駁說：「國家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文官十人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3]儘管在這一事例中，他終於同意給這個太監一些採購的銀錠，他卻從沒有改變對文官們的看法。 在他統治的初期，橫阻在他面前的最緊迫的事情是收入不足。1506年5月他命令戶部調查國庫的情況。戶部尚書報告說，歲入銀兩定額定為每年150萬兩，而支出銀兩定額定為100萬兩左右。當這兩種定額都實際達到時，保存銀錠的太倉藏有的結餘應在200萬兩到400萬兩之間。但是，由於拖欠和免徵，預期的稅收很少能收足。而到16世紀初年年度支出銀兩已達每年500萬兩。 當皇帝拒絕用他的任何個人收入償付任何支出時，情況變得更糟了。明代皇帝的慣例是用他們自己的款項支付贈品和獎品。1506年7月，戶部尚書韓文（1441—1526年）抱怨說，皇帝的父親為了他即位時的賞賜，只從戶部庫中動用了30萬兩銀子，而這位年輕皇帝只這一項用途就已花費了140多萬兩，全部是從戶部庫中支付的。 朝廷官員們除了提出節約的辦法外，沒有提出增加收入的其他建議。相反，太監們提出了許多常例之外的增加資財的方案。皇帝由於需要更多的錢財，樂意實施它們，而不顧他的大學士們和尚書們的反對。這些方案大多數涉及新的租稅、通常的運輸稅、牲畜飼養和荒地稅，以及皇莊土地的附加稅。他照例批准這類方案，但仍然感到缺少資金。 劉瑾控制下的朝廷 1506年早期，太監劉瑾（約1452—1510年）開始提出許多增加收入的辦法，而皇帝給了他實施它們的自由。劉瑾認為，收入下降是文官們嚴重管理不善和貪污所造成的。他提出一項對負責財政事務的官員進行普遍審查的建議，對那些已被發現玩忽職守的官員處以罰金。 劉瑾和另外七個太監在皇帝即位後不久，便成了他個人的工作人員，他們在他還是太子的時候就侍奉他。劉瑾被委負責宮廷音樂，也就是說他對皇帝的娛樂全面負責。他擅長這個方面，籌辦了舞蹈、角牴、珍稀動物的動物園，當然還有樂隊。就是他首先向皇帝提出，皇帝說不定會樂意化了裝去北京街頭閒逛，而皇帝的確喜愛這種活動。所有這些娛樂使年輕的皇帝對國家事務不感興趣，他漸漸把國事的安排託付給了劉瑾。 1506年6月，劉瑾受命負責皇室事務，並被授予檢查監督京師守軍的職權。大學士們對劉瑾的迅速提升感到憂慮，對這一任命提出異議，但被置之不理。清除劉瑾的第一個實際的計劃是由大太監們提出的，他們因劉正在增長的權勢和對皇帝的影響而感到直接的威脅。他們想把他驅逐到南京去。但是，大學士們堅持他應被處決，儘管很明顯，皇帝更可能驅逐他，而不是處決他。終於對計劃達成了一致意見。大學士們和各部的高級官員將共同要求處決劉瑾，大太監們則將呈遞這份請願書並勸說皇帝照此辦理。 1506年10月27日，戶部尚書韓文呈遞了一份請願書，懇求皇帝處決他個人的工作人員中的全部八個太監。這不是商定的意見，商定的意見是只處決劉瑾一人，而不是皇帝所有的八個親信。皇帝情願考慮驅逐他們，但不是處決他們。大學士們仍不讓步；他們要求處以死刑，儘管吏部尚書許進（1437—1510年）曾經警告，這一行動方針失之過急，不大可能成功。大太監們勉強同意敦促皇帝批准這一請求。所有朝廷的官員於是請求皇帝在10月28日早朝時執行這一判決。 但是，劉瑾在朝廷的一個代理人得到了這一密謀的消息並告訴了他。10月27日夜劉瑾帶領其餘七個太監到皇帝面前。他們又是下跪又是哭訴又是乞求。劉瑾於是告訴這個孩子，整個事件是一個限制他行動的預定陰謀，掌司禮監的大太監在這個陰謀中和大學士們合謀。皇帝信了他的話，大發脾氣。他立即讓劉瑾執掌司禮監。其餘的七個太監取代了在各個重要宦官機構和軍事職位上的劉瑾的敵人。曾經反對劉瑾的大太監們被免職、驅逐，後來在去南京的路上被暗殺。 1506年10月28日晨，當官員們正為朝見而集合時，顯然有什麼事情出了差錯。京師的官員們因某種原因而受到特別召喚。一個大太監很快露面。他通知大學士們和朝廷官員們，皇帝將慢慢親自決定八個太監的命運。事情就結束了。除了李東陽以外的所有大學士立即提出辭呈，而劉瑾接受了他們的辭職。把反對劉瑾的密謀告訴劉瑾的焦芳（1436—1517年）在四天以後成了大學士。 劉瑾隨即打擊反對過他的官員。1506年12月13日，韓文因瀆職罪而被解除職務；劉瑾誣陷他和一件舞弊案有牽連。1507年2月，21個對輔政的大學士們的免職提出過異議的官員受到責打並被貶黜為民。照直聲言反對劉瑾的官員們接著照例被責打，拷問，免職。1507年3月，他開始給那些不聽從他的官員帶上沉重的枷——只是由於輕微的觸犯，例如未經允許而坐轎。在此以前枷只用於嚴重的罪行，而且按照慣例是從不用於官員的。但是劉瑾現在對於任何冒犯的行為卻想用就用。 到了1507年夏，劉瑾已經能夠控制京師和各省的行政管理工作。1507年3月，他發布命令，讓鎮守太監實際上在級別和職權方面和各省最高級的文官們相當，並且給予這些監督人員審查任何行政或司法事務的權力。所有重要公文這時都要首先送給他，在他認可後才能發各部和內閣。 劉瑾的主要工作和以前一樣，仍然是為揮霍無度的皇帝增加收入。在1507年9月的時候，他從太倉金庫提取了35萬兩巨額銀子為燈節買燈。還拿其他的款項去支付北京以南的一座皇家庭園的房屋修繕工程。與此同時，皇帝開始在紫禁城的外面修建一座私邸。[4]這座私邸和附近其他宮殿及廟宇的修建繼續了多年。所有這些都得開銷，劉瑾當然知道，必不可少的錢無論如何是增加了。 1508年1月，向福建和四川的銀礦攤派每年2萬兩銀子的定額，儘管地方官員們曾經上報礦脈已經耗盡。這實際上是對兩省的附加稅。劉瑾的一些代理人還插手食鹽專賣，超過規定的限額進行銷售以籌集款項。一個官員在1508年4月逮捕了他們，這個官員就被關押起來。6月，劉瑾批准向任何一個人出售軍職，只要這個人向西北某些戍軍交付規定數額的糧食。 1508年夏，劉瑾開始對在任何方面觸犯過他的官員們科以大量罰款。並不富有的韓文被命令向大同戍軍交付1000石糧食，這使他家陷於貧困。為了供應這些戍軍的糧食，對其他官員也科以類似的罰款，朝廷官員們這時都被劉瑾嚇住了。連那些普遍被認為很有節操的人也開始賄賂他，以便避免這種罰款。 儘管劉瑾在1507和1510年之間把持了朝廷，但他並不是沒有遭到反對或遭到挑戰。皇帝當太子時也侍奉過他的太監張永（1465—1529年），和劉瑾關係不好。他們兩人至少有一次當著皇帝的面打了起來。張在軍事事務方面的技能使他保持了皇帝對他的寵愛，劉瑾不能免去他的軍事指揮權。當劉瑾開始指望張和另外六個太監服從時，他們開始憎恨他。 1508年7月23日早朝時，一份由反對劉瑾的一些太監起草的匿名書被投放在御道上。匿名書詳細地列出了劉瑾的罪行。它被一個御史拾起並被呈送給皇帝。劉瑾知道它的內容後，命令所有的朝廷官員跪在紫禁城主要庭院的朝覲大殿前面。劉以為這事是某個官員乾的，在他查明他是誰之前，所有官員都要受苦。過了幾個小時以後，他讓官階最高的尚書們退出。他上午晚些時候才露面。翰林官們立即為他們所受的虐待而提出抗議，指明他們向來沒有受過太監們如此的虐待。劉瑾讓他們退出。後來一個御史抱怨這種處理的辦法違背了王朝既定的律令。劉瑾反駁說，正是他和他這種人把帝國的事情辦糟了，他對王朝創建者的法令實際上一無所知。留下的官員們被命令站到他們朝見時占有的位置上，以便劉能查出誰靠近文件被發現的地點。 這時一個大璫提出反對的理由說，四品以下的官員在朝見時並不是按次序站立。誰會傻到返回那個地點去？劉命令他們重新跪下。為了找到草稿，派了衛士去搜查他們的宅第。同一個大璫又反對。他問道，這樣一個官員是否會傻到在家裡留下一份草稿。 這時已快到中午。這天天熱，無雲也無風。幾個官員已經在他們的位置上倒下並被拖走。另外一個司禮監的太監把冰過的瓜送出來給官員們。劉瑾馬上偽造了一道敕令迫使兩個大璫離開。下午過半，所有官員都被捕，並被帶到錦衣衛監獄。第二天，當他發現匿名書是一個太監所擬，他才下令釋放官員。 這種恐怖統治仍在繼續。1508年9月，劉瑾在宮中設立了一個新的保安機構以審查太監們，接著幾十個太監被驅逐到南京。在這幾個月里他繼續下令清查糧倉和金庫的賬目。如果發現即使是最少量的損耗，或者即使是一丁點數量短缺，曾經負責它們的高級官員們也要被罰款。劉瑾認為，懲處平民和主管的低級官員既不適當也不實際。首先他們沒有錢財繳納罰款；其次，負責的官員們應當受到責問。1509年，西部邊境一些管區的好幾百名官員因不能達到分派給他們的定額而被罰300石至500石糧。 1509年夏，劉瑾開始審查東南的鹽政。又有幾十個官員被罰款，並被命令把他們的罰款解往北京皇帝的私庫。1509年8月，他提高了西部邊境一些管區註冊為軍田的土地的稅額，以便補足當時的收入。1508年他已廢除了每年從皇帝私人所得中拿出補助金來補足這些戍軍的收入的慣例。這種收入的減少必須補上，但新的稅額引起很大不滿。 1509年，為了供應陝西、湖廣、遼東和寧夏的戍軍，劉瑾的代理人被派往這些地區去籌集更多的地方收入。他的代理人首先提高稅額，然後利用其他不合常規的勒索方法以獲取所需的收入，但不是沒有引起當地軍戶的反抗。騷亂爆發了。1509年8月，遼東的兩支戍軍不服而造反，這次反抗只是在發給不滿的部隊2500兩白銀後才平息下來。帝國對偏遠西部和帝國北方周邊的控制是無力的。任何干擾現狀的嘗試都將導致不穩，而不穩常常導致暴亂。安化王朱寘鐇（死於1510年）正是利用這種對劉瑾控制下的帝國施政的普遍不滿作為他1510年5月叛亂的一種託詞。 安化王的叛亂 1492年朱寘鐇承襲了陝西中部安化（今慶陽縣）的封地。很長時間以來他認為自己是皇位的一個適當的候補人，並且聚集了一個雜湊起來的具有這種看法的心腹人的集團：幾個軍隊的指揮官、一個學者、一個薩滿教女巫和一小批士兵。1510年以前他的願望沒有引出什麼事，而在這一年，劉瑾派到陝西的朝廷官員開始對軍田實施新的稅率，並下令逮捕和責打欠稅的人。欠稅人當然也是隸屬於戍軍的士兵。他們憤怒，容易被煽動。情況適宜於騷動，安化王於是決定起事。 1510年5月12日夜，這個地區的所有高級官員都被邀請到安化王府赴宴。宴會當中，叛亂的士兵被領了進來，他們把幾個軍官、官員和鎮守太監殺死在他們的座位上。另外一些士兵被派去殺害那些拒絕赴宴的官員。他們的衙署隨後被洗劫和焚燒。 這時，安化王發布了一篇檄文。他宣稱，他集結了一支軍隊，要為朝廷清除太監劉瑾，然後他列舉了劉瑾的罪行。這篇檄文被送給許多地區的指揮官，安化王希望從他們那裡得到支援。這些地區的指揮官害怕劉瑾的權勢，拒絕響應。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向朝廷呈交了安化王的檄文。儘管劉瑾隱瞞了這篇檄文，但他不能掩蓋這次事變。 一支軍隊被召集起來去懲罰安化王。楊一清（1507年4月劉瑾曾迫使他去職）受命為最高統帥，太監張永被任命為監軍。但是在他們到達陝西以前，暴動已被鎮壓下去。安化王於1510年5月30日被捕獲。一個曾經假裝歸順他的事業的騎兵指揮官用計捉住了叛亂的首領們，然後抓獲了安化王本人。這次流產的暴亂僅僅持續了19天，張永只不過押送安化王回北京處決而已。 張永和楊一清在征途中議論過劉瑾。張並不感到受劉瑾的威脅。皇帝為張永這次出征送行，並賞賜他很多表示尊重的物品。他說他什麼也不怕。但是，楊說服了張，劉瑾很快就要叛亂，張本人處於致命的危險當中。他勸他把這次暴亂歸咎於劉瑾，並且請求處決他。張並不情願。如果計劃沒有成功那將如何？楊讓他放心，並補充說，一旦處決劉瑾的請求得到批准，他定將立即執行判決。楊還指出，張因劉瑾處死必定大有所獲。張同意了這個計劃，並立即動身返回北京。 表面看來，劉瑾想暗殺皇帝，並立他自己的從孫為帝。據傳的暴亂將在1510年9月10日發生。劉瑾的兄長剛死，他的葬禮擇定在那一天。表面看來，劉打算在所有官員去弔喪時進行攻擊。張永已經請求在同一天朝見時將安化王獻給皇帝，當劉瑾將獻俘的日子推後時，張懷疑暴亂已迫在眉睫。他不理劉的指示，突然趕進北京。 1510年9月13日，張永在早朝時獻上安化王和其他俘虜。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七個太監被邀與皇帝一道參加宴會。在劉瑾退出以後，張把危及皇帝生命的陰謀告訴了皇帝，並且告訴他必須馬上把劉瑾抓起來。已經沉醉的皇帝最初並不相信他的親信已經背叛了他。但是張和另外的幾個太監力勸他採取行動，他終於勉強同意了。四個衛士奉派把劉瑾拘留在宮內他的寓所里，他的財產被抄沒。 第二天皇帝把張對劉瑾的告發告訴大學士們，命令他們起草一道敕令。劉瑾將被驅逐到南京，他派出的監督人將被召回，他的新稅額被廢除，他的其他行政方面的改革作廢。皇帝決定要在他檢視了劉的財產，親眼看過密藏的金銀財寶、甲冑武器和通往宮內的通道，以及藏在劉瑾扇子裡的匕首——據說是圖謀他的匕首——之後才處決劉。 劉瑾於9月16日被捕。皇帝命令在紫禁城主要城門——午門前面公開審問他。當劉到場時，朝廷官員們都保持沉默。劉質問他們當中有誰沒受過他的某種恩惠，誰膽敢審問他。他們都向後退縮。最後，一個皇帝的親屬開始嚴厲地責問他。為什麼他有那麼多盔甲？如果是為了保護皇帝，為什麼要把它們藏在他的住所里？皇帝確信他有罪，訴訟便結束了。 他受磔刑而死，從9月27日開始，持續了三天。在帝國各地榜示了這一訴訟結果以及他的一系列罪行的說明。在他死後一個月內，他的改革都被廢除。10月，他的黨羽大部分不是被處死就是被撤職。他的被沒收的財產解交給了皇帝的私庫，暫時減少了這個君主對收入的需求。 劉瑾是否真的想要暗殺皇帝仍不清楚。這場鬥爭的勝利者所編纂的記載以確定的措辭說，劉計劃篡奪皇位，但除了午門前的簡短質詢外並沒有正式審理，而刑部現存的文件只包括旁證。劉瑾沒有承認他的罪行，儘管在謀叛案件中一般都要求這樣的招供。而且執行他的死刑判決異常迅速，因此沒有機會上訴或複審罪行。確定無疑的是，劉瑾之死結束了改革帝國行政管理的任何嘗試。 實際上，劉瑾試圖改革帝國的行政管理，以便文武官員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將從屬於中官或和中官平等，並且在所有財政事務中都對中官負有責任。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上這是沒有先例的安排，同時由於劉瑾的過激改革受到大多數文官成功的反對，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了解他的行政改革的詳情。在他死後幾天之內，所有他所施行的法令的痕跡都從記載中被抹掉。改革王朝制度和通過太監代理人擴大皇帝直接控制權力的唯一具有實質性的嘗試完全失敗了。 1510年後的帝國行政 劉瑾籌集款項的嘗試失敗了，但必須找到別的辦法。皇帝仍然需要更多的錢財，他仍舊依靠太監為他籌款。既然文官們在任何行政改革中都不會合作，皇帝便完全採取徵用的辦法。於是太監被給予了索取他們所需供應和勞力的權力，而拒絕和他們合作的文官當局要受到粗暴的懲罰。 劉瑾死後，另一個在皇帝當太子時侍奉過他的太監魏彬受命執掌司禮監。皇帝個人的工作人員中的其他太監和親信仍然負責監視機構和京師戍軍，他們也都仍然在紫禁城外的他的宮中侍奉他。皇帝就是通過這些隨從人員中的一人結識了一批新的好友——一批西北戍軍軍官，他們在對北京以南的盜匪活動進行鎮壓。 1509年晚期，北京以南地區爆發了多次騷亂。劉瑾試圖提高攤派給軍戶的定額，這引起士兵離開他們的防地。這些逃兵很快和盜匪結合在一起，開始在農村任意搶劫。到了1510年，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已在文安（北京以南約80英里的一個城市）一個想要暴動的匪首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這個匪首在1510年晚期被捕獲，但是他的部下逃走了，重新聚集，並發動叛亂。到1511年2月，他們已經聚集了一支幾千名騎兵的部隊，並正在攻打一些行政城市。3月，朝廷委派了一個指揮官去剿滅這些匪軍，同時派了來自京師一些戍軍的一支部隊巡邏皇城附近地區。 這些部隊被證明是不起作用的。軍紀和防禦鬆弛。帝國的各支軍隊寧願避戰，而負責這次軍事行動的文官則想招降。1511年8月，幾股匪軍圍攻文安。京師各戍軍緊急待命，兵部尚書在這次戰役期間要求把2500名騎兵從遙遠的西部邊境的一些防區調到內地。這為隨後的多次調動開了先例。同時，負責這次軍事行動的官員因瀆職而被召回。盜匪投降了，但又再次反叛。這時，關心這次戰役的皇帝需要帝國的軍隊去打仗。勝利並沒有到來，而匪軍於1511年10月燒了在往北京的運輸途中的上千艘皇糧船。情況非常嚴重。 1511年11月朝廷任命了幾個新指揮官，但是他們的部隊沒有取得多少成績。1512年1月匪軍攻打北京以南只有60英里的行政城市霸州。官員們擔心這些匪軍甚至可能試圖在祭天時襲擊皇帝本人，祭天必須在北京的城牆外面舉行。京師地區的防禦增強了。這次戰役延續了整整一春，帝國軍隊沒有取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1512年夏，河南的幾支匪軍分裂，有幾股向南移動，渡過長江進入江西，另外幾股向東進入山東，最大的部隊向西南到了長江沿岸的武昌。 這支最大的匪軍（只由大約800人組成）在長江上向東航行，沒有受到認真的抵抗，沿途進行搶劫。8月28日，船隊在靠近江口的行政大城市通州停泊，但當地部隊阻止他們上岸。當天晚上，他們的大部分船隻、給養和戰利品在一次颱風中都損失了。活過這一夜的那些人向東南逃到狼山，這是一個險要的高地，他們希望在這裡自衛。1512年9月7日，帝國軍隊包圍了他們，把他們逼上山頭，終於在那裡把他們屠殺了。這次戰役就此結束。上報了勝利，帝國各支軍隊奉命返回北京。 向南逃入江西的由多股組成的幾大支匪軍，到下一個10年仍然是一個問題。盜匪活動仍在河南蔓延，儘管規模大大縮小了；在四川中部也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對北京和運河漕運設施的威脅排除了。帝國其他地區的盜匪活動現在可以依次對付了。 當得勝的帝國軍隊在1512年秋天回到北京時，來自隸屬於宣府戍軍一個軍戶的騎兵軍官江彬（死於1521年），設法得到了一次覲見皇帝的機會。為了得到這一恩寵，他收買了皇帝當時的親信錦衣衛的指揮官錢寧（死於1521年）。錢寧曾經討好劉瑾，並通過這種關係得到了皇帝的青睞。他嫻於箭術（能用兩手開弓），很快由於他的軍事技術而受到寵愛。他應邀住在皇帝的住所，常常和他一起喝醉酒。他終於受命主管詔獄，成為一個很有權勢的人。他靠迎合皇帝保持這種恩寵。他給皇帝介紹合意的樂師，為皇帝的後宮搜羅穆斯林婦女，引見擅長黃教的秘教巫術的西藏僧侶。他總在尋找新的娛樂，他答應引見江彬，因為他知道皇帝想見江彬。 皇帝最早聽說江彬是在1511年。江在淮河流域對盜匪的一次戰鬥中，中了三箭，其中一箭射在臉上，射穿了耳朵。他拔出箭繼續戰鬥。皇帝聽說這事以後很受感動。他在朝見時看見江彬臉上的傷疤，知道這事是真的。江是一個健壯的儀表堂堂的勇士。長於擊技，愛講戰鬥故事。皇帝喜歡聽他講，因而邀江住在他的私邸里。錢寧很快發覺自己在和江彬爭奪皇帝的青睞。錢試圖說他的壞話，但為時已晚。江已經代替他成了21歲的皇帝寵信的夥伴。 江彬這時想確保他的地位。他利用皇帝著迷於戰爭，建議把北方四支戍軍的部隊輪換到北京，由他統率。江爭辯說，京師戍軍沒有戰鬥經驗，而且在京師地區防禦盜匪的活動中已經證明是沒用的。邊境軍隊受過戰鬥和艱苦生活的鍛煉，是更好的戰士，他們能夠保衛京師。從另一方面說，京師戍軍需要某些實際的戰鬥經驗，而在邊疆他們無疑能夠獲得這種經驗。皇帝覺得這種主張是有說服力的，在1512年12月發布命令照此辦理。 從邊境調3000人的軍隊到北京的命令當即遭到反對。大學士李東陽提出10條反對的理由。但是，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認，他反對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京師戍軍缺乏戰鬥經驗，不能勝任邊境的勤務。他們可能沒有能力抵擋蒙古人。他進一步反對的理由是，邊境軍隊可能難以管束，可能干擾皇城的秩序。他堅決反對這種意見，拒絕起草所需的敕令。皇帝的主意已定，他頒布了詔書。1513年2月，侍奉過皇帝母親的最後一位大學士李東陽辭去職務以示抗議。 1513年2月，邊境軍隊到達北京。江彬和許泰兩人受命統領京師戍軍和邊境部隊。宣府戍軍的指揮官許泰是江彬的主要夥伴和顧問，江後來的許多奸計事實上都是許泰想出來的。邊境軍隊組編成四營，由為江、許設立的兩個新的官署掌管。鄰近皇城西牆的一些地區的房屋被拆毀，以修建操練場地和兵營。戍軍部隊此後便駐紮在北京城內，在皇城內操練。1513年3月，靠近皇城的一個倉庫區和一些馬廄又被接管，以便為宣府部隊提供房屋，皇帝開始把這支部隊看作他個人的軍隊。 這時他把自己想像成和王朝第二個奠基者永樂皇帝（1403—1424年在位）一樣的偉大的將軍皇帝，他想當好這個角色。他的行為並不只是可笑的；他對蒙古人抱有一種不同的態度。他父親在位的時候，大學士們曾經認為明軍不再有能力和蒙古騎兵對抗。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後撤和隔離，只能和蒙古人保持一定的距離，儘可能不予理睬。這位皇帝卻想表現他自己的軍事威風，作為一種警告和實力的顯示。他要讓這個遊牧民族懂得，大明皇帝是和巴圖蒙克一樣偉大的軍事領袖，巴圖蒙克這時已經贏得了大部分蒙古人的忠誠，並且占領了黃河河套乾旱的草原鄂爾多斯。這至少是他持續地對軍事事務感興趣和幾次巡幸西北這兩者後面的動機之一。他的大多數高級官員都厭惡這種想法，不願和他合作，但他發現江彬是一個自願的合作者。 皇帝的軍事冒險最初限於在皇城中進行打獵和戰鬥演習。他和江彬穿著同樣的盔甲，一塊兒騎馬，在演習場上實際上是很難區別的。1514年9月，皇帝在一次這樣的狩獵中被一隻老虎嚴重傷害，他在休養時有一個多月不能上朝。有個官員勸他多保重身體，當即被貶到遠離北京的一個次要職位上。皇帝無疑想繼續打獵，儘管有危險。 他的軍事遊戲引出了另外一次事故，結果是紫禁城中一些主要寢宮被毀。皇帝從幼年起就喜歡花燈。他常常為了燈節（新年慶祝活動的組成部分）花費大量款項去採購新奇的、裝飾精巧的品種，懸掛在宮殿的庭院中。寧王朱宸濠（1478—1521年）知道他愛好花燈，為1514年的慶祝活動送去大批精緻新穎的花燈。寧王的侍從奉派安裝花燈；這些花燈之所以新穎，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是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圓柱上，而不是懸掛起來。給人的印象是很壯觀的。主要寢宮前的庭院光明如同白晝。 在此之前皇帝已在宮殿庭院的邊上搭起帳篷，有些帳篷被用來存放在紫禁城中進行戰鬥演習的火藥。事故發生在1514年2月10日，也就是燈節的晚上。火藥爆炸，燒著了居住區的所有宮殿和朝覲大殿。大火延續了整整一夜，幾座寢宮完全焚毀。起火以後不久皇帝就撤到他的新居。路上，他回頭看著照亮了整個天空的火光，只是開玩笑地說，這是「好一棚大煙火也」。[5] 這場火後大約八個月，他命令陝西的鎮守太監購置按照他的詳細說明而製造的162頂帳篷的帳篷宮殿。這些帳篷於1515年晚期送到北京。這些帳篷組成了一個宮殿區，有全套的大門、居住區、庭院、廚房、馬廄和廁所，最初設置在紫禁城內，後來皇帝每次巡幸時也開始利用它們。儘管他這時寧願住在帳篷里，幾座宮殿仍然必須重建。1515年1月，工部上報，重建這幾座宮殿將耗費100多萬兩銀子。這將在五年中以一種普遍附加稅的形式按一年20％的比率徵收。當這個部請求皇帝從他私人的儲備中借用這一總額的一半時，他拒絕了。1515年夏，從京師戍軍和錦衣衛調了3萬軍隊營建這項工程，工程最後於1521年完工，也就是在火災七年之後。 皇帝這時完全不顧朝廷的禮儀，一切事情都是在他方便時去做。1515年1月，一個給事中抱怨，新年獻祭太廟是在下午晚些時候舉行的，祭天開始得很晚，以致皇帝的侍從半夜才回到北京。兩種典禮都應該在黎明開始。2月，大學士楊一清抱怨皇帝很少視朝；如果視朝，是在下午晚些時候，而不是按慣例和禮儀在黎明開始。所有朝臣從清早直到下午很晚的時候守候在午門外；紫禁城的入口好像一個市場；官員們在黑暗中散開時，一片混亂。 1515年7月大學士梁儲（1451—1527年）報告，他和其餘的大學士們在街上聽說皇帝常常潛出皇城，並在北京的什麼地方過夜。他希望知道這是否真實。1516年1月，另一個給事中慶賀皇帝，因為皇帝按時到達祭天，但這個官員同時指出，朝見是在傍晚舉行，而且常常是在御宴時舉行。同時，朝見時沒有紀律。官員們在新年朝見後散開時，一個將軍竟然在混亂的人群中被踐踏而死，當時外國使臣都在觀看。 就皇帝來說，他想儘可能少和他的官員們發生關係，對有關他的行為的抱怨充耳不聞。幾乎所有帝國的事務這時都交付給了太監們。太監們從不懷疑皇帝的命令，或批評皇帝的行為，不管它們有什麼缺點，而缺點是很多的。他們唯命是聽。 喇嘛們的事例是典型的。這些來自西藏的術士一僧侶由錢寧引見給皇帝，皇帝覺得他們很有魅力。1514年，一個御史批評他和喇嘛們交往，御史說，連其他的佛教徒也避免與他們來往。他建議派這些身著赭袍耳戴銅環的人去嚇跑來自極西邊境的妖精。皇帝並不覺得有趣，喇嘛們留下了。 1515年晚期，他決定派一個太監到西藏去請回這些喇嘛推薦的一個「活佛」。這個人實際上是噶瑪派教派的一個領袖，他的保護人仁幫王於1498年占領了拉薩（西藏的主要宗教中心），同時他從幼年起就被當作奇蹟的創造者而受到稱讚。噶瑪派僧侶和他們的同盟者這時正企圖壓制他們的主要對手，政治形勢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活佛」不大可能離開西藏。 然而皇帝還是想見他。他指出前幾朝曾經派太監去西藏，他說，這有先例。宮廷辦事機構的太監劉永奉命負責這項任務，並被授予徵發他在途中所需任何供應和勤務的權力。大學士梁儲立即提出異議。向外地宗教領袖派遣使節，這是沒有先例的。出使人員必經的四川多年遭受匪患，只在最近才安定下來。他擔心不正當和不受控制的徵發將引起當地的騷亂和可能的普遍暴動。他拒絕起草所需的命令。皇帝頒發了他自己的命令，太監劉永動身走了。 梁儲是正確的。劉沿長江一路徵用了幾百艘船，並徵發幾千人拖曳他的船隊通過上游峽谷的險灘。到他抵達四川省城成都的時候，他的隨行人員單是食品每天就需要100石米和100兩銀子。他為這次出使購買禮物而在四川逗留了一年，最後動身時帶了上千騎兵的護衛部隊。這次出使以災難收場。當「活佛」拒絕離開西藏時，明的護衛部隊試圖脅迫他。這個喇嘛的保護人對明營發動了出其不意的襲擊，搶了所有禮物和貴重物品，並在這一過程中殺死和打傷了一半以上的護衛者。太監劉永為保命而逃走了。當他幾年以後終於到達成都時，皇帝已經死了。 地圖20　正德皇帝巡幸西北 1515年，這時二十三四歲的皇帝對在北京生活已經感到厭煩，同時被朝廷官員們連續不斷的批評所激怒。1516年早期，他開始考慮離開北京，到西北大約90英里的宣府定居。這個主意最初由江彬提出，他想把皇帝和他的主要對手錢寧隔開。江彬告訴皇帝，那裡有比北京多得多的樂師和標緻女人。而且，他在那裡能夠看到真實的邊境的小規模戰鬥，比起皇城中的模擬戰要讓人激動得多。1516年4月，負責京師地區的御史報告，他曾經聽到有關皇帝在宣府的行宮的傳聞。剛過一年，皇帝便第一次到那裡巡幸。 皇帝的巡幸 皇帝從短途遊覽開始他的巡幸。1517年1月他通知朝廷，他想在祭天以後在北京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園裡打獵。大學士們表示異議。這樣的事以前從來沒有過。要是他碰上什麼麻煩的事該怎麼辦？2月3日，這次祭祀以後不久，他讓朝廷官員們陪伴他到北京以南的皇家庭園，他們在那裡一直等候到下午很晚的時候。然後他們被打發走，並被告知在北京的城門等候皇帝的鑾駕。皇帝半夜前後到達，並接受朝見。第二天，他把獵獲物分賜挑選出來的朝廷官員們。幾天以後，他再次在這個皇家庭園裡打獵。當不再有異議提出時，他開始計劃一次遠一些的巡幸。 1517年夏，他作了到宣府鎮城（今宣化）的第一次嘗試。1517年8月17日，他化裝離開北京往北邊大約20英里的昌平城。第二天，大學士們（他們已經聽說他在北京的街上啟程，這樣的新聞在那裡傳播很快）在路上趕上他，請求他返回。他拒絕了。五天以後，他抵達北京以北約30英里的居庸關。負責居庸關的御史下令鎖上南門，然後帶走了鑰匙。 御史拒絕開關。當皇帝下令負責居庸關的太監開關時，御史威脅要把太監當場斬首，如果他試圖打開關門。御史然後進呈了一份報告，他在報告中說，一定有什麼人偽造了一道詔令；只有接到用了皇后和皇太后印璽的命令，他才會打開關門。同時，他威脅要殺死皇帝的一個使者。皇帝不能到達關外，決定返回北京。 1517年9月8日，他再次微服離開北京，趕到居庸關。這次他成功了。他在四天內到達，在一個農民家裡過夜，並在主管御史不在時，於9月13日趕快通過。他留下他的一個親信，太監谷大用，執行不許朝廷官員們出關的明確的命令。9月16日，他到達宣府，住進他的新宮。他在行動中完全不自檢束。為了自己在晚上消遣，他可能闖進有錢人家，搶奪婦女以充後宮。1517年10月，他開始自稱軍事指揮官和將軍，把他的宣府住所叫作軍事指揮部。他的命令和徵用文書都用將軍印章，他不願用他的皇帝的印璽和尊號。 大學士們表示反對。他們怎麼能夠知道這樣的命令實際上是皇帝頒發的？他們請求他用御璽。他不顧這些請求，反而命令戶部從它的庫中調撥100萬兩銀子到他的宣府宮中。大學士梁儲反對。他不知道應該從哪裡得到這筆錢。戶部現有銀子只有20萬兩，而太倉金庫只有15萬兩儲備。戶部尚書在多次反對以後，最後同意送去要求金額的半數。皇帝覺得他的官員們表現出來的這種態度是難以忍受的。懷疑他的命令的究竟是些什麼人？1518年1月，他實際上把在北京的朝臣監禁了起來。主管城門的官員被告知：朝廷官員們不得離開這座城。 在這期間，1517年10月他看到了他來邊地所要看的事情。10月15日，他在宣府西南大約40英里的一個小要塞里。幾天以前，蒙古的一支大突擊部隊在巴圖蒙克的率領下已經穿越邊界。他最初聽說這次入侵時，便把它看作施展他的軍事才能的一個機會，並開始為一次大戰作準備。每支戍軍的兵力增強了，並為一次戰役而任命了指揮官。 這次侵襲於10月16日開始。第二天有幾次小接觸，但蒙古人在每次遭受傷亡之後都撤退了。10月18日，在大同以南大約40英里的一個戍軍駐防城市應州附近，一場大戰開始了。10月19日，皇帝帶著增援部隊趕到。10月20日，他指揮了這次戰鬥，戰鬥持續了一整天。黃昏時刻，蒙古人撤退了。皇帝命令他的部隊追擊他們到邊界，只是由於一場猛烈的塵暴而不可能進一步追擊，才結束了這次戰役。儘管在這次戰鬥中他幾乎被俘，他卻把它看作一次勝利。這實際上是16世紀明軍唯一一次趕走蒙古一支大突擊部隊，而皇帝親臨戰場無疑影響了這個結局。 1517年11月，他回到他的宣府宮。他派一個太監通知朝廷，由於邊境局勢不穩定，他將不能按時回北京舉行祭天大典。大學士們反對，理由是以前從沒有這樣的事。他們試圖去朝見他，但在居庸關被趕了回來。最後，由於他自己的原因，他決定返回。他在他離開剛過五個月之後，於1518年2月15日抵達北京。 朝廷官員們奉命在北京西北城門以外等候他。他們在暴風雪中等了一整天。他於黃昏將盡的時候到達，戎裝跨馬，帶著一隊騎兵護衛。在接受了他的官員們的致敬（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被迫在泥中下跪）以後，他下馬並向一頂帳篷走去，大學士們在那裡給他獻上酒和果品。他告訴他們，他真的親手殺了一個蒙古人，然後離開，到他個人的宮裡去。在朝廷官員們回到北京以前，已經過了午夜。 三天以後他主持了祭天大典，在這以後他到皇家庭園去打獵。他在京師住了不到20天，1518年3月又離開北京到他的宣府宮。他於3月22日返回，只是因為他的祖母王皇后在三天前去世，他想看看為她下葬所作的安排。5月他又離開去視察皇陵，然後繼續往東視察密雲（北京東北約40英里）和喜峰口的戍軍，在喜峰口他召見了幾個東蒙古人的首領。他返回京師參加王皇后的葬禮。她的靈柩於7月22日離京，他騎馬跟隨在後；他在墓地附近的一頂帳篷喝酒，度過了下葬前的夜晚。 1518年8月7日，他命令大學士們起草一份奇怪的詔書。他告訴他們，邊境軍紀鬆弛，將派某個將軍朱壽所統率的一支作戰部隊視察邊境，他們應該起草所需的詔書。這個將軍不是別人，就是這位皇帝。他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朱是這個皇帝的姓，壽字的意思是活得長，因此是，活得長的姓朱的人。在他這一朝的餘下時間裡，他繼續假裝，說這個將軍是某一個人，而不是皇帝。作為皇帝，他也命令兵部授予這位將軍一個崇高的爵位，因為他在抵禦巴圖蒙克的戰役中立下了功勳。大學士們被激怒了，但是無法阻攔他。1518年10月，朱壽被正式授予公爵，每年的俸祿是5000石米。 9月，他返回他的宣府宮（他開始把這裡叫做他的「家」），準備巡幸西北邊境。9月晚期他動身前往大同防地，然後向西南前進，經過偏頭關到緊靠蒙古疆域的榆林防地。他這時離北京差不多有400英里。大學士們不再知道，是否就是他批閱送到他的指揮部的朝廷文書，或者誰發布將軍朱壽的命令。是皇帝還是他的副手江彬在發號施令？ 從1518年11月至1519年1月，他留在榆林，拒絕返回北京過冬至，也就是拒絕為獻祭上天而挑選牲畜。命令是從他的指揮部以軍令的形式發布。他不肯利用內閣或宮廷辦事機構。1519年1月13日，他離開榆林，到山西省首府太原去訪問晉王。他這次訪問有一個特殊的原因。1518年10月他在偏頭關停留時，見到一個歌女，他很喜歡。她被帶來和他一起喝酒和唱歌，他發覺自己被她迷住了。他弄清她是晉王府的一個樂工的眷屬。當他回北京途中路過太原時，他召見她，並留下她和他在一起。她成了他心愛的伴侶，其後他和她一起消磨了他的大部分時間。江彬和皇帝的其他親信對她十分敬重，把她叫做「劉娘娘」（通常專用於皇后的一種稱呼），因為他們知道皇帝現在聽她的話。 應當在1519年2月11日舉行的祭天典禮，在皇帝返回北京的路上的時候，不得不展期一個多月。這次他帶著騎兵護衛隊騎馬到祭壇，身著戎裝舉行儀式，接著到京師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園去打獵。他回來後不到20天就命令朝廷官員們開始為巡幸南直隸和山東作準備。他想去看看帝國的南都南京。大學士們不贊成；禮部尚書反對；進諫者們請求他放棄這個想法。他不顧這一切，仍然計劃在4月18日離開。 4月13日，官員們開始呈遞以各種理由反對他巡幸的奏章。這種情況延續了幾天，到這時已有100多官員請求他放棄這個想法。但是他不想被迫停止。4月18日他讓錦衣衛逮捕了為首的進諫者，又命令捲入的100多名官員在午門前從早到晚跪五天。兩天以後，其餘的官員仍然繼續抗議。他們立即被捕，並被迫加入午門前的行列。4月23日，他下令公開杖責所有反對過他的官員。 然而抗議仍在繼續。更多的官員被捕和受到杖責；到1519年6月，至少有12名官員因傷致死。有個官員當著他幼小兒子的面被打死。連皇帝也被打動了。無論由於什麼原因，他決定推遲巡幸。 朝廷官員們這次反對巡幸，不是根據典章，而是因為他們擔心，這次巡幸是把皇帝扣留在江西寧王府或在途中暗殺他的陰謀的一部分。官員們幾年來竭力告發寧王的謀反活動，但是他們的告發不知何故從未打動皇帝，或者至少從未使他相信。然而他們的擔憂是有根據的。1519年7月，寧王反叛了。 寧王的叛亂 寧王朱宸濠從正德統治時期的初年起就對皇位懷有野心，儘管最初他想靠奸詐而不是靠武力得到它。寧王是這個朝代創建者的第17子的遠代子孫。第一代寧王，以優秀的野戰指揮官而聞名，得到了大寧的封地，這是北京以北草原地帶的一個軍事上的重要前哨基地。但是在1399—1402年的內戰中，他被這場衝突的勝利者永樂皇帝遷移到了北京，永樂皇帝懷疑這位親王對他的事業的忠誠。他原來的封地賜給了三個蒙古王（兀良哈部族的首領們），他稍後又被重新安置在江西省。天順統治時期（1457—1464年）在位的寧王牽連進一樁謀反案以後，被褫奪了維持一支衛隊的權力，而且後來再也沒有恢復。 朱宸濠不是一個軍人。據傳他有幾分文學才能，也以文藝愛好者和追求享樂的人而聞名。但是，他奸詐而有野心。他逐步擬定了策略，直到最後，他依靠的是詭計和陰謀，而不是軍事力量。然而他很需要某種軍事支持，所以他首先努力設法恢復他的王府衛隊。1507年夏，他派了他府里的一個太監帶著給劉瑾的巨額私禮到北京。太監轉送了禮物，轉達了寧王的要求。寧王希望有衛隊，並有維持給他恢復了的衛隊的收入。劉瑾同意了。儘管兵部反對，寧王的衛隊還是恢復了。1510年9月劉瑾伏誅的前一日，衛隊又被取消。 寧王不怕受挫折。1514年他再次努力。這次他是通過陸完（1458—1526年），陸完在1513年12月當了兵部尚書。寧王第一次見到陸完是在幾年以前，當時陸是江西的提刑按察使，已經成為他的庇護人和支持者。現在他需要支持。他向陸完提出同樣的要求。陸完答應去辦，但這事說起來比做起來容易。大學士費宏（1468—1535年）拒絕起草，也就是說拒絕批准這道命令。他了解寧王要幹什麼。但是，寧王這時已經得到許多皇帝親信的協助：錢寧（他剛剛把陪伴皇帝的地位喪失給了江彬）、皇帝喜歡的樂師藏賢，以及皇帝個人工作人員中的幾個太監。他們共同制定了一個避開費宏的計劃。 他們知道，1514年4月9日費宏要將廷試答卷分出等級，定出入選考生的最後名單，將不能到內閣去。已經安排好，寧王恢復衛隊的要求將在那天提出，並立即轉給司禮監。這樣，大學士們在詔令頒布之前連文件也看不到。錢寧已賄賂辦事機構的太監準備所需的詔令，到時作為中旨頒布。4月28日，皇帝的命令恢復了寧王的衛隊和維持衛隊的收入。朝廷官員們提出了反對的理由，但皇帝並不在意，把對寧王的指控當作毫無根據的謠言，不予考慮。 這時江西的一些地方官員和南京的一些御史經常控告寧王。1514年1月，南京的一些御史報告，寧王把肥沃的土地據為己有，科斂富戶，恐嚇地方當局，他們不敢抱怨一個親王的作為。御史們希望向江西臣民發布一份公告，所有被寧王掠奪的財產應當歸還；他的爪牙鬧的任何亂子可由民政當局予以懲處；地方官員不應交結寧王。皇帝沒有對這一請求作出反應。 1514年4月，一個負責在江西鎮壓盜匪活動的官員報告，主要由於寧王，土匪仍是一個問題。他既保護現存的土匪團伙，有時利用他們當他的爪牙，由於搶奪財產而把許多百姓驅而為匪，除此而外，又干預這一地區的貿易和商業。兵部尚書把這些指控當作不實之詞，擱置不問。 1514年6月，寧王在衛隊終於到手以後，不但為他的衛隊請求衙署的印信，而且也請求給予他管轄當地監軍和他所在地區守衛部隊軍官的權力的印信。這一請求被批准。同時，他又招募了大約100名盜匪的私人衛隊，作為他本人的心腹。 1514年8月，他要求准許他審訊並懲處他管轄範圍內的皇族。這個要求也靠兵部尚書陸完的建議而被認可。皇帝由於聽到寧王專心致志於他職責的細節而感到高興，仍然把反對他的報告當作誹謗而置之不理。可是這時寧王已經開始把自己叫做君主，把他的衛隊叫做皇帝侍從，把他的命令叫作皇帝的敕令。有一次他實際上試圖讓這個地區的文官們穿戴正式朝服隨侍他，好像他的確是一個皇帝。巡撫代表他的部屬說，這不合禮儀，並拒絕這樣做。甚至這種荒謬的行為也沒有受到北京朝廷的指責。 寧王由於某種原因仍然沒有受懷疑，對於其他諸王被認為不忠的行為，但他卻被寬容。1514年晚期，魯王的孫子（他是一個熟練的射手）錯誤地被牽連進一樁謀反案，被定罪並廢為庶人。他的罪過是熟諳箭術和有野戰指揮官的才能。可是，把自己的命令當作皇帝敕令頒發的寧王卻仍然未受觸動。 1515年初期，寧王開始為他的事業招募戰略家和謀士。他的主要謀士是一個通曉軍事策略的舉人。匪首們依舊尋求他的保護，他則利用他們去威嚇他的敵人。公開反對他的官員要冒生命危險。1514年，大學士費宏在到江西的回家路上，差點被他設法殺害。當江西的提刑按察使於1515年上報寧王謀反時，也幾乎丟了命。寧王試圖毒死他。其後又設法使他被抓了起來，幾乎被拷打致死。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地方當局要麼和寧王合作，要麼默不作聲。 儘管寧王在為一次可能發生的軍事行動做準備，他仍然希望通過其他手段得到皇位。1516年春，他賄賂錢寧和其他幾個受寵信的人，求他們建議把他的長子送到北京。他想讓他的兒子在太廟舉行的儀式中承擔太子的任務。1516年6月，他提出移居紫禁城，但省里的官員們阻止了他。1517年5月，他府里的幾個大太監秘密到北京報告他的不法行為。寧王暴怒。他讓他的同盟者，掌錦衣衛的錢寧，偽造詔書，命令將這幾個太監逮系錦衣衛獄，加以責打並予放逐。他不可能太久地掩蓋他的計劃。他開始組織他的武裝力量，到西南土著居民中招募了更多的軍隊，並貯存盔甲和包括火器在內的武器。 1517年秋，他派密探到北京，以便向他報告那裡的情況。同時他設立了一個驛傳系統給他傳遞消息。他的謀士們警告他不要謀反。他應當等到皇帝去世，屆時在隨著發生的混亂中，起而宣布他自己是皇帝。1517年10月，皇帝差一點被蒙古人俘虜；他很少在紫禁城裡，總是去冒險。可是寧王不能無限期地等待他的死亡，他有理由首先考慮在這時暗殺皇帝。 與此同時，他保護下的土匪部隊事實上正在和省及地方當局作戰，搶劫糧倉和金庫以充實他的庫藏。他們還為他報仇。1518年10月，他開始襲擊在江西東部過退隱生活的費宏。費氏家族的人在縣城裡躲避他的一支土匪部隊，但土匪搗毀城門，搶劫了縣城，並將費宏的親戚肢解。費宏隻身逃脫。朝廷沒有正式調查這一事件。只在費宏直接向朝廷請求幫助以後，才從北京派來一個高級官員調查此事。 江西的新巡撫孫燧（1493年中試）奉派對費宏的請求作出反應。他負責鎮壓土匪活動，可是還要為一次可能發生的暴動事件作好準備。1518年晚期，他捕獲幾個寧王保護下的匪首，把他們關在南康府城的監獄裡。寧王怕他們在拷問下泄露他的計劃，派他的軍隊襲擊這座城市以營救他們。在其後的嚴重水災中，盜匪活動更加蔓延，地方當局幾乎不能控制農村的大部分地區。 到1519年春，孫燧已遞送了七份關於寧王謀反的報告，再三再四地說，寧王的確將要反叛。但都不起作用。不過寧王卻漸漸變得不安起來。皇帝能夠被蒙蔽多久？皇帝原來想在1519年春季和夏季巡幸長江以南，寧王可以指望在途中的什麼地方要麼把他暗殺，要麼把他扣押。但是這次巡幸由於朝廷官員們反對而被推遲了，因為即使皇帝對寧王的意圖仍不覺察，他的官員們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寧王還沒有反叛，這隻有一個原因。皇帝不理睬他的后妃，人們普遍認為他不會生下後嗣，所以寧王仍然希望通過他的兒子被指定為太子而得到皇位。這樣他就能避免被指為叛逆者和篡位者，至少裝出合法繼位的樣子。 據說，在朝臣提出異議以後，只是由於江彬把這種情況看成永遠推倒他的對手錢寧的一條門路，皇帝才在1519年夏終於注意到了這種情況。錢寧至遲從1513年起就和寧王勾結。在皇帝於1517年開始巡幸以後，錢（他留在北京）很容易攔截和銷毀敵視寧王的奏疏。 在皇帝的鑾駕於1519年2月返回北京以後，江彬及其同夥看出形勢已經變得非常危險。1519年春寧王收到了他所等待的對他的請求的答覆。錢寧矇騙了皇帝，他要皇帝批准寧王的請求，允許他的長子參與太廟的獻祭，並將詔令寫在一種特殊的紙上。這種「異色龍牋」依照慣例是專用於與監國的聯繫的。如果沒有太子，監國就代皇帝行事。如此，如果皇帝去世，寧王就將被召到北京監督帝國的行政。這不符合江彬的利益。 江彬同太監張永勾結，決定首先下手，並迫使寧王攤牌。他們先在皇帝的心中引起對錢寧的動機的懷疑。為什麼他總是稱讚寧王孝順和勤謹？這不是在嘲笑皇帝？為什麼錢寧膽敢這樣做？皇帝很快改變了對寧王的看法，而錢寧在朝廷的主要同夥太監張銳（他掌管北京的監視和保衛系統）了解到陰謀已被揭穿時，馬上就反對錢。張銳已弄清楚，某個御史知道了寧王犯罪的詳情，呈遞了一份關於寧王謀反的奏疏。 地圖21　寧王叛亂 錢寧這次不能隱瞞文件。當他面對皇帝的時候，他控告這個御史在皇室中進行挑撥。但是皇帝已起疑心，他說，真相總會查明。御史無路可走，如果他誣告寧王謀反，他將反而受罰。 皇帝將奏疏送給大學士們，要求提出建議。大學士楊廷和（1459—1529年）建議他仿效宣德皇帝所樹立的先例。1426年，當宣德皇帝的叔父朱高煦（約1380—1429年？）公開反叛時，皇帝率領一支軍隊去把他的暴動鎮壓下去。朱高煦沒有掙扎就投降了，而皇帝饒了他的命。另一個叔父朱高燧（死於1431年）承認自己牽連進了這一陰謀，但沒有採取不利於他的行動；把不利於他的陳述的副本交付給他，作為對未來罪行的一種警告，就算完事。楊建議像處置朱高燧那樣處置寧王。可以派幾個高級官員和皇親去告誡他，並且奪去他的護衛。就寧王幾乎要公開反叛來說，這是一種非常寬大的懲戒。連他自己也弄錯了皇帝派遣使者的目的。 1519年7月9日，當寧王出席祝賀他的生日的宴會時，一個從北京來的密探帶來了已經派出一些高級官員來逮捕他的消息，因為這是北京所謠傳的。寧王突然離開宴會，召集他的謀士的緊急會議。他們一致認為，他的密謀已經泄露，他不能再延遲。一致同意一個計劃：第二天，當所有文官來答謝他的宴會時，他要宣布他的意圖，並將任何拒絕支持他的事業的人殺死。 7月10日，寧王在聚集在一起的官員面前露面，他們被他的幾百名衛兵包圍著。他發布了一份難以置信的通告。他聲稱，太監李廣欺騙弘治皇帝，使他認為正德皇帝是他的兒子。據他說，皇位上的這個人是一個平民的孩子。然後他問這些官員是否知道，他曾經接到皇后的詔書；又告訴他們，他曾奉命懲罰這個惡棍——所指當是皇帝。江西巡撫孫燧要求看皇后的詔書。孫燧被拒絕時，就指控寧王謀反。孫燧和其他幾個不願合作的高級官員馬上被處決。其餘的許多人被捕，隨後被迫順從寧王。 為了確保通往長江的道路，軍隊立刻從寧王在南昌的總部出發。九江於7月13日陷落，府城安慶（離南京150多英里）於7月23日被包圍。但是，寧王和軍隊的主力直到7月26日才向南京出發。當時江西南部的巡撫王守仁（1472—1529年）用計使寧王延遲出發。王守仁聽說7月14日的叛亂時，開始集合一支軍隊。同時，王傳播假報道說，北京來的一支很大的帝國軍隊正向南昌前進。只是在寧王探知這些報道是假的以後，才敢於離開他的總部。 戰役從一開始就不利。第一天，當寧王為他的事業的成功而獻祭時，祭壇坍塌，祭品掉到了地上。最先起航的一些船在一場暴風雨中被毀。1519年8月9日，主力部隊抵達安慶，安慶被圍已有10多天。寧王的軍隊在襲擊這座城市時，人員傷亡很多。在攻占它的最後嘗試失敗以後，他下令撤圍。他很著急。要是他的軍隊不能拿下這座府城，他怎麼能夠指望拿下南都南京？ 與此同時，王守仁已經集結了一支帝國軍隊，並已定下了抵禦寧王的戰略。南昌的總部守軍不多；寧王帶走了大部分軍隊。王守仁計劃首先攻占南昌，然後在長江與寧王的主力交戰。他推斷寧王將趕回去保衛他的總部，但到那時他的部隊將是虛弱而疲憊的，在激戰中他將處於不利地位。 王守仁軍的先頭部隊在1519年8月13日晚抵達南昌，次日猛攻這座城市。兩天以後，進攻部隊伏擊了預料要趕回來保衛南昌的寧王的軍隊。帝國軍隊的主力於8月20日晨，正當寧王上朝時，趕上了寧王的船隊。小船被燒著，讓其漂流入寧王船隊。寧王在他自己的船著火時，被迫逃走，隨即被俘。他的軍隊完全被擊潰。叛亂只持續了43天。 南巡 叛亂的消息於1519年8月7日傳到北京。皇帝想率軍南征，因為這將給他提供一個巡幸長江三角洲的極好機會。他頒布一道詔令，命令他化名的鎮國公朱壽集合邊境部隊，鎮壓寧王。大學士們、兵部尚書和其他高級官員反對，但皇帝以必死無疑威脅任何敢於再反對的人。 皇帝率領他的軍隊於1519年9月15日離開北京。第二天他接到王守仁的一份報告，王在報告中告訴他，寧王已經被俘。王守仁懇求他返回北京。據王所說，寧王始終希望皇帝親自率領軍隊。曾經沿南行路線布置刺客。即使寧王已經被俘，皇帝仍然不安全。皇帝將這份報告作為秘密保守，繼續南行，他早已發覺他是處於危險之中。1519年8月，在他離開北京以前，他曾布置江彬監視錢寧和太監張銳的活動，他已經懷疑他們兩人都牽連進了寧王的叛變。在這種情況下，他在北京並不比他在其他任何地方安全。 地圖22　正德皇帝南巡 1519年9月晚期，皇帝鑾駕抵達州城臨清，這是大運河岸的一座重要城市，在北京以南大約150英里。皇帝離開北京時，他寵幸的妃子劉娘娘生病，不能隨行。他答應稍後派人去接她。她把她的一支玉簪給他，作為識別接她的使者確是由他所派的憑證。他剛到北京以南就把這支玉簪丟了，再也找不到。剛到臨清，他就派遣幾個使者去接劉娘娘到南邊來；但他們到了卻沒帶來這支玉簪，她不肯和他們同行。皇帝知道以後，便秘密地帶了一小隊騎兵護衛隊親自出發去接她。朝廷官員們發現他不在時已經過了幾天，這時阻攔他已經太晚了。他離開差不多有一個月。 皇帝平安無事地回到臨清，繼續向東南的揚州進發。他從徐州起便悠閒地走水路，路上停下來打獵、捕魚、拜訪致仕的官員和太監。他習慣於把獵獲物賞賜給各級官員和隨從；但是他指望得到精巧的銀或絲綢的禮物，作為哪怕是一羽一臠的回報。何時何地合他的心意，他便接見朝臣。冬至的朝覲是在一個致仕的太監的住所舉行的，在此之前不久，他曾在御船上接受對他生日的祝賀。 皇帝於1520年1月到達南京，此後的八個月他都留在那裡。他過得很愉快。他從即位最初的日子起就喝酒，從沒有戒除這一嗜好。這時他變得嗜酒成癮。他的一個侍從專門負責帶著一壇熱酒和—把勺到處跟隨著他，以便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喝上酒。相對來說，喝酒是他的一種無害的消遣。頂多只不過為了取樂，讓官員們當著他的面喝醉酒罷了。他的荒謬的詔令和蠻橫的勒索詭計後果更為嚴重。 皇帝到南京前不久，頒布了一道非常古怪的詔令。他禁止飼養和屠宰豬。他這樣做，表面上是因為他認為豬不潔淨，是疾病的一個來源。在皇帝巡幸過的西北部，穆斯林廣泛地懷有這種信念。但是，據說他頒布這道詔令，還因為「殺豬」一語發音和「殺（姓）朱（的人）」相同。這是一道非常不受歡迎的詔令。在長江三角洲，肉就是豬肉，人人都養豬。豬肉在皇帝的大多數獻祭中是主要的供品，也是大多數葷菜的主要成分。然而面臨被永遠放逐到帝國最遙遠的邊疆，許多人還是服從了命令。 最蠻橫的勒索詭計涉及強取民間人家的女子以充後宮。從1517年起就一直這樣做，可能是江彬出的一個主意。皇帝在南巡時試圖以更大的規模進行。強奪女子有兩個目的。第一，她們可以實際上被收入後宮；第二，如果不收入後宮，她們的親屬可能盡力用錢贖回她們。許多殷實人家開始賄賂他的夥伴，以求避免這種皇帝恩寵的殊榮。那些沒錢的人家則忍受悲慘的結局。許許多多的年輕女子被送往北京的浣衣局（宮廷婦女年老退居或被送往受懲罰的院落，位於皇城外），等待皇帝返回。1520年早期，朝廷官員們就抱怨，沒有更多的房間安置她們，供應不足，有些婦女已經餓死。 皇帝途經南京附近精耕細作地區的狩獵旅行也引起巨大騷動，因為鑾輿所經之地實際上都被蹂躪。為了撫慰劉娘娘，他終於削減了這類活動，但已經造成了巨大損害。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歐洲王國的第一個使臣來到了帝國朝廷。里斯本一個藥劑師的兒子比利（約1468—1524年）在1516年被任命為葡萄牙到中國的使節，帶著國王曼紐爾一世（1495—1521年在位）的一封書信於1517年晚期抵達廣州。廣州的文職官員們以為是葡萄牙海盜，總督請求准許調集一支艦隊把他們趕走。 這種反應並不十分奇怪，葡萄牙人在中國名聲不好。1511年，一支葡萄牙艦隊侵入馬來半島的滿刺加蘇丹的領土（一個名義上在明朝廷保護之下的王國），迫使蘇丹逃走。他立即派使者把這次入侵告知中國，葡萄牙人就這樣第一次引起朝廷官員們的注意。他們被認為來自馬來亞以南的什麼地方，並沒有被看作歐洲人。而且，既然這樣一種人從來沒有入貢的記載，北京的禮部便拒絕接待1517年的使節。1518年2月，禮部建議命令比利離開廣州。 在此期間，有人賄賂負責廣州海上事務的太監，獲准讓這個使節繼續北上。1520年5月，使節及其一行到達南京，並設法得到皇帝的允許赴北京朝見。比利一行中的穆斯林商人火者亞三可能靠賄賂江彬把他引薦給朝廷而作出了這一安排。比利在得到這難以得到的准許後就不走運了。儘管他到了北京，卻始終未能朝見。皇帝於1521年1月回到北京時，已經病重。他於三個月後去世，第二天比利及其一行便被趕出北京。[6] 1520年春季和夏季，皇帝留在南京，部分地是因為他在等待江彬和太監張忠統率的邊軍從江西返回。王守仁俘獲寧王以後，請求准許在北京向皇帝獻俘，但是皇帝及其親信不願放棄他們的軍事行動。王奉命與寧王留在江西。江彬想讓皇帝在鄱陽湖的一次模擬戰中捕獲寧王，在此之後，他和其他親信指望由於他們在這次軍事行動中的作用而獲得大量賞賜。王守仁拒絕和他們合作。他帶著寧王離開江西向南京進發，他想在那裡親自把寧王交給皇帝。他既不信任省的官員們，也不信任皇帝的親信們，懷疑仍然存在釋放寧王和殺害皇帝的陰謀。 王守仁抵達杭州時見到了太監張永，張永負責這個地區的軍務。由於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的建議，王守仁同意將寧王移交給張永，楊一清認為張永可以信賴。王還告訴張永，江西的局勢不穩定。如果允許邊軍進入江西，他擔心他們的需求將導致一場暴動，比寧王的暴動還要嚴重得多。 在此期間，他的計劃已經受到阻撓，江彬開始在皇帝面前詆毀他。江彬暗示，王守仁其實與寧王相互勾結。張永設法為王守仁說情，這種指控才得以清除。但是，江及其密友不願失去他們的賞賜。1519年晚期，邊軍奉命到江西掃滅寧王殘餘的徒眾。同時，王守仁奉命回江西當這個地區的巡撫。1520年夏季期間，他千方百計地努力控制邊軍造成的損害，而且終於贏得了他們的敬重和順從。江彬看到他自己作為他們指揮官的地位正受到損害，決定終止軍事行動，返回南京。 1520年9月，皇帝命令王守仁呈遞平定寧王之役的另一份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江和皇帝的其他親信對俘獲寧王都有功績。1520年初期，張永已帶著寧王返回南京。整個夏季，這次戰役的所有戰俘都被關押在碇泊於長江的船上，而不顧大學士們的反對，他們仍然擔心可能發生某種事變。皇帝仍然希望他的親信們因這次戰役的勝利而立功，在這個問題處理好以前，他不肯承認寧王已成戰俘。在王守仁呈上他修改過的報告以後，皇帝正式接受了這次戰役的戰俘，開始準備返回北京。 1520年9月23日，皇帝帶著寧王從南京出發，坐船沿運河向北行進，沿途又停下來去釣魚和拜訪致仕的官員、太監。他仍然過得很快樂，總是喝醉酒。這次快樂的旅行於10月25日突然結束。他正在一隻小船上獨自捕魚（很可能喝醉了酒），船翻了。在他的驚慌的親信把他從水中拽出來以前，他差一點就淹死了。因為他嗜酒成癖，他已經很不健康；由於這次事件，他病得很厲害。他感到好些又能上路時，馬上就不停頓地向北進發，於1520年12月抵達北京正東的通州。 皇帝決定親自審問寧王，就在通州，而不是在北京審問。按照江彬的建議，他開始了一項調查，旨在懲辦任何曾與寧王交往的人。王守仁正好預料到會有這樣一次清洗，因而在他於1519年攻占南昌時，已經把大部分證據（寧王饋贈當地、省和朝廷許多官員的禮品的清單）銷毀。派往搜集證據的太監張永，只拿到寧王原始檔案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共謀者都因留下的證據而受到牽連。錢寧已於1519年12月被捕。吏部尚書陸完在1520年12月15日被捕，並與許多太監和錦衣衛的軍官一起被帶到通州。 皇帝這時一心想要雪恨。他特別恨錢寧和陸完，他們辜負他的信任，以謀反來回報他的恩惠。他命令將他們兩人剝光衣服，反綁兩手，推到為了他凱旋入城而即將向北京進發的囚犯們的前面。他們和其餘的共謀者將受謀反的刑罰——凌遲處死。1521年1月13日，寧王被允准自盡，然後皇帝命令將他的屍體焚燒。寧王謀反一案結束，而皇帝在江彬的慫恿下不是計劃返回北京，而是到他的宣府宮去。 江彬和朝廷官員們都很清楚，皇帝病重，他可能很快就死，還沒有為繼位作準備。他去世時，誰在他的身邊都可以提名他的繼承人，因此江彬想讓他離開帝國的朝廷。但是皇帝感到虛弱，他的醫生終於能夠說服他，在他再次旅行以前暫時返回北京休養。 1521年1月18日皇帝進入北京。幾千捆綁著的俘虜排列在皇城正門通道的兩邊，每一名都用標幟予以識別。他打扮成一個將軍，耀武揚威地騎馬穿過俘虜間的通道進入皇城。這是他最後的表演。三天以後，當他在北京正南的天壇獻祭時病倒了，被送回城裡。 空位期 整個1521年春天，皇帝仍然病重，不能上朝或主持帝國的祭祀；他仍舊沒有為繼位作準備。江彬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將占據皇城，擁立住在大同鎮城的代王。江彬只需要皇帝死時在他的身邊。誰能對他所說的皇帝的最後命令提出質疑？為了保證他能用武力作他的言詞的後盾，1521年4月15日，他偽造了一道任命他指揮在北京的邊軍的命令。這個計劃差一點就成功了，但是29歲的皇帝在1521年4月19日夜死於他個人的宮中時，江不在他的身邊。只有兩個司禮監太監在場，他們記下了他最後的話： 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將朕意傳達太后〔張太后〕，此後國事，當請太后宣諭閣臣，妥為商議便了。從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誤，與你等無涉。[7] 當管事的太監們來到時，他已經死了。 首輔楊廷和是最先知道皇帝去世的人當中的一個。他也已為這一可能發生的事件作了安排。4月20日晨，當官員們從司禮監給他帶來皇帝的最後指示時，他已經作好了行動的準備。皇帝在臨終時把一切事情都託付給了大學士們，但沒有實際指定繼位人。一段時間以來楊心中已有一個候選人：皇帝的堂弟，興王的13歲的兒子。他起草了一道遺詔，他在遺詔中指定這個孩子為合法的繼位人，吩咐司禮監太監把遺詔送呈太后批准。到中午這件事情就已辦妥，儘管不是每一個人都滿意。吏部尚書王瓊（1459—1532年）反對楊的專橫的決定。他想向整個朝廷提出這件事，但已太晚。4月21日清晨，已有一批人出發去護送這個親王來北京。只留下一個嚴重的威脅——江彬。 4月22日，江彬進紫禁城去聽宣讀皇帝的遺詔。楊廷和在遺詔中命令邊軍返回他們各自的防地，這實際上剝奪了江彬的指揮權。江的同謀者慫恿他採取行動，但他猶豫不決。他派他的主要顧問許泰暗中監視大學士們。楊設法使許相信，他並不想對江彬採取任何行動，那是由繼位皇帝決定的事情。江聽到這些話以後，決定仍然退居住所。儘管許多朝廷官員想馬上逮捕他，楊廷和卻反對。他擔心，此事如果處理不慎，可能隨即發生一場血腥的戰爭。 4月24日，楊說服掌司禮監的太監們請求太后下令逮捕江彬。他發現很難得到他們的合作。主要的掌權太監魏彬因婚姻而與江彬有親戚關係；張銳（他曾在江彬的幫助下設法掩蓋了他和寧王謀反的牽連）也盡力包庇他。楊最後對他們兩人進行了威脅。他說，要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將以他們拒絕請旨逮捕江彬為理由使他們牽連進去。魏彬同意拘留江，但不讓他個人承擔任何特定的罪行。楊則同意不把任何太監牽連進這一案件，只有江在軍事上的同夥將同他一起被捕。 1521年4月24日，江彬再次進紫禁城，參加坤寧宮落成的慶典，坤寧宮是寢宮之一，在1514年的大火中被焚毀。楊廷和已經得到逮捕江彬的意旨，命令皇城守門衛兵們在江彬試圖離開時將他拘留。楊只擔心張銳可能在衛兵們接到他們的命令之前，已把這個計劃告知江彬。在典禮進行當中，有一個太監走近江彬，向他低聲說了什麼，於是他向北門逃走。他試圖虛張聲勢地奪路而出，質問死皇帝怎麼能夠發布命令，但是衛兵們逮捕了他和他的護衛。稍後他的主要同謀者也被逮捕，和江一道被送往錦衣衛監獄。繼位不再有危險。 在正德皇帝去世到他的繼位人來到之間的35天中，楊廷和實際上統治著明帝國。他立即動手拆散已故皇帝的朝廷。從邊防駐軍召回鎮軍太監們，將京師的部隊交還他們原來的指揮官們，邊軍則返回他們原來的防地。遣還外國貢使，讓皇帝私人宮中的僧侶返回他們的寺廟。在北京待召的工匠、樂人、船工被准許返家，浣衣局的婦女們被送回她們的家庭。所有這些措施都被當作正德皇帝遺詔的條款來執行，遺詔實際上是楊廷和寫的。 與此同時，朝廷官員和太監們正就誰應迎接並在何處、何時、按何順序迎接新皇帝不停地爭吵。他們全都擔心未來會帶來什麼，都想最先得到新皇帝的恩寵。無論誰，即使是安排繼位的楊廷和，都不能確定前途如何。 對本朝的評價 16世紀和17世紀初期進行著述的明史學家們普遍認為，正德皇帝有其特點，是一個機警、聰明的人，精於詩歌、音樂和技擊。這類評論也許透露，這些史學家不得不找出某些方面來讚揚，卻不能找出其他的話來說，但是他們的評論也可能包含某些真實情況。即使他不聰明，至少他也狡猾而粗暴，足以保存他自己和維持他個人的權力達16年。 18世紀官修《明史》的編者們稱道他的尚武精神和他制止明代軍事力量下降的成就，按照他們的意見，軍事力量從15世紀中葉以來就在下降。他們認為他統治時期的特點是大體上穩定，他的功勞在於在政府高級機構任用能幹的文官們；他們斷定，如果他喝酒不是那麼多，他可能成為一個中常的君主。 他總是因他對待他的地位的態度，因他不肯像君主的權力把他置於高於一切的位置上那樣發揮作用，而受到非難。正德皇帝把自己想像成軍人—統治者，這與禮儀以及他的官員們期望他實行的官僚政治的準則是不相容的。他自身的行為，他對朋友的選擇，他對文官們的無禮，以及他的酗酒，都被認為是應當受到譴責的，和皇帝的身份是不相稱的。即使唐代和後來北方一些王朝的皇帝（還有明代早期的皇帝）也常常騎馬、打獵、參加戰役，到了16世紀大多數文官卻覺得這類事情在一個皇帝來說是不能被接受的。然而有關正德皇帝縱情享樂的態度和對禮儀、習俗、規矩的蔑視的故事仍然很受歡迎，到20世紀已以多種書名出版。[8] * * * [1]朱厚照或以其年號稱為正德皇帝，或以其諡號稱為武宗（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正德年號出於《書經·大禹謨》（關於傳說中的聖王禹[公元前2205一公元前2197年在位]所行善政的格言集）的一段話：「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見李雅各《英譯七經》[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台北，1969年），Ⅲ，第55—56頁。 [2]關於鹽政，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254]，劍橋，英國，1974年，第189—224頁。 [3]王士貞：《中官考》[554]，載《弇山堂別集》[555]第90—100卷（1590年；重印，載《中國歷史叢書》，16，台北，1965年），94，第4153—4154頁。參見《明實錄·武宗實錄》[380]（1525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第515頁。 [4]皇帝把這座位於紫禁城西北的宮殿叫做「新宅」。這座宮殿也叫做「豹房」。見毛奇齡編《武宗外紀》[371]（清初；重印，載《藝海珠塵》，嘉慶時期[1796—1820年]；重印，載《百部叢書集成》，38，台北，1968年），第3—4頁。 [5]《明實錄·武宗實錄》[380]，第2204頁。 [6]關於葡萄牙人到達中國的更多資料，見伯希和《明代歷史的火者和寫亦虎仙》[419]，《通報》，2，38（1948年），第81—292頁。 [7]楊廷和：《視草余錄》[611]，載《楊文忠三錄》（1607年；重印，京都），1972年，第1頁。關於正德皇帝之死的這一記載，《御批歷代通鑑輯覽》[89]（1767年）的編者們收入了乾隆皇帝的看法，這份文件是偽造的：「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其輩恐朝臣論其前罪，故矯傳此命，以托為解免之由。固未足盡為憑信耳。」很可能由於這個緣故增添了後兩句，但是把繼位之事託付給大學士們，太監們從中是得不到好處的，因此至少文件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真的。語言很像口語，可能反映了皇帝實際說話的情態。見清高宗《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楊述曾編（1767年；重印，上海，1883年；摹印本，台北，1959年），108，第3頁（第3524頁）。 [8]例如，見《正德游江南》[67]（無日期；重印，載《中國歷史通俗小說——三種》，台北，1976年），《白牡丹》[412]（無日期；重印，載《中國通俗章回小說叢刊》，9，台北，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