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第五章 正統、景泰和天順統治時期，1436—1464年
英宗第一次統治期，1435—1449年
權力中心
1435年1月，宣德帝在他37虛歲時早死，由年僅8歲的幼帝朱祁鎮（廟號英宗，1427—1464年）繼位，這就暴露了明初建立的政治制度中固有的許多問題。雖然繼位是完全合乎規定的，而且宣德帝兩個兒子中的長子朱祁鎮已經被立為太子，但是繼承明朝皇帝寶座之事已經引起了種種問題。已經發生了朱棣進行的一次成功的篡位，而另一次宣德帝之叔朱高煦的篡位企圖則在1426年以失敗告終。
幼帝之登上寶座產生了新的問題和緊張因素，因為明代開國皇帝建立的制度規定，一切權力都歸於皇帝，他必須在大學士和大臣們的協助下決定國家大事。對未成年的人的繼位沒有訂出正式的條文。一個幼帝使這個專制的君主國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雖然沒有人能正式成為攝政，但一個事實上的攝政集體必須建立起來，去處理國家大事。這樣一種情況，如同王朝以後時期重新發生的那樣，容易導致不合法的獨裁權力的建立和不可避免地破壞中央領導的穩定。
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後出人意外地死去，張太皇太后就領導了一個事實上的攝政團。她在朝廷中，不論在禮儀上和事實上都取得了最受人尊敬的地位。此外，在前一代皇帝統治時期，她作為皇太后已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政治的決策。她原是一個平民，而作為永樂帝的兒媳、洪熙帝之妻和宣德帝之母，她代表了和維持著王朝的延續性和合法性的某種門面。有一種史料認為，她最初提出讓先帝之弟，即她自己的兒子襄王朱瞻墡（1406—1478年）作為皇族中的成年人登基，而不要她的孫子——那個兒童朱祁鎮——繼承皇位。但是正式的記載則說，她在後者的登基中發揮了作用。不論是何種情況，她都能保證取得強有力的地位。制定她在1442年近60歲時死去之前，一直很有影響。
與太皇太后同在攝政團的有大學士和宦官各三人。這三名大學士與張太皇太后一樣，也體現了明代早年政權的延續性。他們是三楊，即楊士奇（1365—1444年）、楊榮（1371—1440年）和楊溥（1372—1446年），他們雖然都是南方人，但無親戚關係。自從宣德帝在1426年登基以來，他們就在一起任職，而楊士奇和楊榮自永樂朝起，已為幾代皇帝效過勞。他們都經驗豐富，精明強幹，掌握大權。
攝政團中的宦官都是司禮監的主要官員，而司禮監又在宮內宦官等級中具有最高的威信。他們是王瑾（活至1451年）和范弘（活至1449年），兩人與金英（約活至1450年）一樣，在前一代皇帝統治下已經牢固地樹立起自己的權力。但是不久王振（？—1449年）就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是在內書堂受過嚴格書本教育和行政訓練的最早的大太監之一；內書堂在1426年設立，它的成立直接違反了開國皇帝防止宦官受教育和參政的政策。
根據一份晚明的史料，為了給宮內婦女教課，永樂帝曾說服一批儒家的老師自願淨身，而王振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王振進入內書堂就具有很大的有利條件；這就能說明他的權勢迅速上升的原因。王振是北方人（山西人），與太皇太后同鄉。他還年輕，在1435年秋季他被任命在司禮監工作時很可能才三十四五歲，比攝政團的其他成員要年輕得多。他還是幼帝的啟蒙老師，對幼帝具有很強的個人支配力量。
當時攝政團的狀況就是如此，其中大學士和司禮監宦官的人數為3∶3，張太皇太后則為仲裁者。從新帝統治一開始，《英宗實錄》經常提到少師、名譽兵部尚書、大學士楊士奇和其他人在制定政策時所發生的政治分歧的陳述，其語氣好像一個完全有活動能力的皇帝控制著朝廷和政府。
另外一個體現了王朝延續性的有影響的人物是英國公張輔（1375—1449年），當時的一位資深軍人。他是永樂帝一個妃子的弟兄（與太皇太后無親戚關係）和永樂帝在篡奪皇位時的一個支持者之子，出身於一個顯赫的武將的門第。他在1406—1408年曾率軍入侵安南，在那裡任職直至1416年，曾隨永樂帝進行皇帝的最後三次遠征蒙古的戰役。永樂帝在遺詔中委以重任，要他確保皇太子繼位。1426年他又是鎮壓朱高煦未遂的叛亂的關鍵人物。在15世紀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的朝廷中，他雖然不過是一個掛名的頭面人物，卻是深受信賴和尊敬的元老政治家，一名幼帝的曾祖父的輝煌時代的活見證人，當時中國驅趕蒙古人和占領了安南。
隨著太皇太后在1442年11月20日的死亡，政治形勢發生了激烈的變化。這時皇帝已滿16虛歲，已在6月8日與錢妃結婚，並已在太皇太后死前兩天，即11月18日親自上朝聽政。楊榮已死於1440年，只剩下其他兩名大學士，楊士奇這時75歲，楊溥將近70歲。重大政治變化的條件已經具備，正處於壯年時代的40歲的王振開始完全左右政治。太皇太后已經預見王振取得政治權力的危險性，所以在1437年晚期曾考慮命王振自盡，但她的年輕的孫子——英宗——和幾名朝廷官員為之說情，使王振倖免於死。考察一下王振建立一種新型權力結構的步驟，對研究以後的明朝歷史是相當重要的。
首先，他建立了對皇帝的個人控制。這名宦官曾是皇帝登基前的啟蒙老師。後來，當年逾古稀的端莊的楊士奇負責新帝學習經典的工作並在講課時肯定向新帝講解國家和帝國的重大事情時，這個機智的宦官作為新帝的啟蒙老師，繼續施加影響對他進行控制，領這個兒童去觀看更有興趣的北京守軍的訓練場地。對幼帝來說，這個宦官依然不折不扣地是他的先生。
其次，他需要盟友。這名司禮監的宦官能夠爭取到一批政治上的追隨者，其中有兵部尚書徐晞、錦衣衛指揮馬順和他的外甥副指揮王山，以及工部侍郎王祐。後來，他又能爭取到擁有大權的兵部尚書王冀（1378—1460年），此人在幼帝登基前與幼帝有聯繫，當時他接受宣德帝的命令，曾組織一支兒童「軍」，由年輕的太子指揮。由於軍人在明朝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而錦衣衛因從事軍事以及情報和司法工作，也許又是皇帝權力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所以不難看出，以傳統方式兼把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控制在手的王振，是多麼容易地左右一切了。
當太皇太后在世並能使他毀滅時，王振是謹慎行事的，並能聽從資深大學士的意見。但她死後，他說服年邁的大學士們不要積極參政而把起草詔令的沉重負擔轉給他人，其企圖是把內閣的職責集中在他自己之手。在40年代初期，唯一積極活動的大學士是年輕的曹鼐（1402—1409年），他因其堅強的性格而著稱。他的同僚馬愉（1395—1447年）雖然是一個出色的進士，卻依然是一般的官僚。在楊士奇於1444年和楊溥於1446年死後，其他三名在40年代後期參與起草詔書的大學士為高榖（1391—1460年）、陳循（1385—1462年）和苗衷（1370—1450年？）。他們都是楊士奇嚴格挑選的門生，但又都是平庸的人，在帝國問題迅速發展時毫不得力地在內閣任職。他們都不能對付這名不久將成為一個有力的獨裁者的司禮太監操縱權力的巧妙的手段。
朝廷尊敬他，聽從他，奉承他，主要是因為年輕的皇帝仍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師。但是年長的朝廷官員一定因他是一個能幹的（即使是缺乏經驗的）官員而敬重他。據說他聰明機敏，具有相當強的個人魅力。他們也一定把他看成一個政治操縱者而害怕他。經過了一段時期，肯定是在15世紀40年代中期，他顯然開始發展了某種妄自尊大（在當時的情況下是難以避免的），自認為是周公第二，獨斷地決定國家的重大問題，壓制批判，甚至濫殺他的對手。
如同明代宮廷政治中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一名突然發跡的宦官遲早會把皇帝的權力當作自己的權力來利用，即使在他完全依附於皇帝的意志和喜怒時也是如此。王振就是這類人的第一個例子：他甚至威脅恫嚇最高級的官員，把妨礙他的人投入監獄，有時還把他們處死。天子本人、他的宦官助手和顧問們以及錦衣衛三者的聯盟在明代即將成為一種典型的權力結合，而它在這時開始形成了。
民間動亂
因此，攝政團似乎已經建立起一種可行的政府制度，它使中央的權威至少順利地行使到15世紀40年代以前，儘管缺乏一個成年的皇帝。但在全國，出現了許多事態發展不妙的跡象。宣德帝以真心地關心人民的福利和有效率的行政而著稱於世。但他的憂國憂民的心情未能防止自然原因引起的社會動亂，也不能消除大大地加劇動亂的獨斷專行的政府政策。對15世紀20年代數千名武裝造反者與官府對抗的山東叛亂，朝廷仍記憶猶新。
動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實行徭役制度的方式。最初南京需要大規模的徭役勞動，因為那裡許多建設仍在繼續，但是特別在北京隨著此城被改造成「世界中心」，大規模的建設不斷在進行。此外徭役勞動提供了政府和皇宮所需要的大批貨物和物品以及用於許多重要勞務的人力。這類勞務的履行不僅僅難以負擔；而且它們的實施非常苛刻，以致引起了一個更有效率和對人民情緒更加敏感的政府本來可以避免的憤怒。
過分要求的結果是普遍逃避徭役。例如在1438年，幾千名工匠—手工業者要麼是逃避勞役，要麼是被武力圍捕去履行他們的義務。在有些地區，大批人民乾脆逃離故土而成為逃亡者。1438年，山西省的繁峙有一半以上的登記人口乾脆不知去向，而同省的翼城據說已有一千多人潛逃，而任其土地荒蕪下去。1440年，據說有人看到一夥伙數以百計的流浪占地者沿路紮營，企圖以野果和樹皮為生。1445年，在陝西省渭南和富平的饑荒地區，據說人民關門閉戶，四出尋找食物。這種成批的出走並不僅僅發生在西北的貧困區。據說1441年浙江的金華已經喪失了它登記人口的40％，而在鄰近的泰州的有些地方，只有三分之一的戶留下。類似的情況也影響到福建，1449年此省的延平和沿途千里的一些內地的府都被遺棄，人民躲藏，土地荒蕪，稅賦不收。
勉強餬口的生活水平使人們沒有餘力去度過和解決由地主或稅吏的需要以及徭役制度所加劇的艱難日子和匱乏，由此引起的這類社會動亂對農村秩序的穩定是一種經常的、不斷出現的威脅。但是，把所有這種苦難都歸咎於政府的苛政也是很不公平的。英宗統治初期是屢次發生自然災害的時期。西北的山西和陝西兩省在1437年以後連續遭受嚴重的乾旱，最後導致1444年和1445年的大饑荒。大量糧食不得不從河南的糧倉調出，以救濟苦難。1448年，又一次旱災和蝗災打擊了西北。另一個經常容易受災的地區是從徐州往南直至淮河流域和長江的江北。1434年這裡受饑荒的打擊。1436、1437年和1444年發生了嚴重的水災，1447年又發生了大範圍的饑荒。
華北平原和山東在1435年遭受旱災和蝗災。1436年和1439年黃河和大運河決口，引起大洪水和使許多人喪生，1440年黃河又發洪水，接著在1441年又發生了水災。1442年，旱災和蝗災打擊了山東和河南，使山東的許多人放棄其田地。另一次始於1448年的嚴重水災將在下面敘述。長江中游的一個主要產糧區湖廣省在1434年、1436年、1441年、1444年、1446年和1448年遭受局部的饑荒。甚至富饒和多產的江南區和浙江也受災：1440年嚴重的水災打擊了江南的蘇州及鄰近的城市。1440年和1441年浙江發生了饑荒。1445年，浙江發生了嚴重的旱災和一次很可能是流行的瘟疫，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1446—1447年洪水侵襲江南，在1448年旱災又接著發生。
政府並不僅僅是消極地袖手旁觀，它批准大規模地減免稅賦——在1447年饑荒中，僅江南就減免了150萬擔稅糧。此外，特別在關心這些事情的太皇太后死前的時期，政府常常以很高的代價迅速救濟受災者。
1448年，政府面臨一場大規模的自然災害。開封東北的黃河堤壩決口，河水往東流入今東海不遠的黃海。1449年的另一次堤壩決口使部分黃河河水流入渦水，然後進淮河再向南流入海。除了淹沒大片土地並造成大面積的破壞、高死亡率和人民流離失所外，這次洪水還嚴重地影響大運河在山東的一段。沙灣堤壩連續幾次決口，那裡是黃河和運河在山東西部匯合之處，運河喪失了大部分水源。
地圖15 自然災害和瘟疫侵襲的地區（1430—1450年）
由於北京深深地依賴運河運輸的貨物和糧食，京師處於其南方的供應來源被切斷的危險之中。這些洪水和泛濫在15世紀50年代繼續發生，需要一項將持續多年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有力的計劃。這些將在下面詳細敘述。雖然此後多年沒有關於再發生大災害的報告，但黃河的泛濫和制服泛濫所需的經常水土保持工作，將一直是明朝滅亡以前的一件令人關心的大事。
中國東南部的一場大起義
民眾的不滿、貧困、過重的稅賦、沉重的徭役和對佃農的過度剝削，這些不同的因素結合起來，造成了15世紀40年代福建山區及鄰近的浙江和江西一些地區兩次獨立的而又互相聯繫的起義。
在這兩次互有關係的起義中，有一次最初是在浙江福建交界的山區勞動的銀礦礦工的動亂。對明朝政府來說，白銀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銀礦的開採由政府控制。控制一般由地方官員來實施，他們要求過高的生產定額，並對偷盜銀礦產品的人處以死刑。約在1444年，浙江南部處州衙門的一名前下級官員葉宗留已經轉而去偷盜官辦的銀礦，這時開始率領一夥日益擴大的有不滿情緒的礦工，並在福建浙江交界處非法地「采」礦。三年後，即在1447年，葉宗留公開造反，在礦工和周圍地區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隨者，並開始按軍事方式把他們組織起來進行訓練。
在稍後的1448年3月，一批福建西北和江西交界處的佃農——原屬於新建的地方治安部隊——一也造反了。起事的主要原因是當地的地主對佃農過度的剝削，他們除了正式的地租外，還迫使佃農送季節性禮物。鄧茂七和鄧茂八兄弟二人拒絕照辦，並鼓動他們的村民夥伴們拒付這些額外的花費。與地方民兵衝突的結果是造反者輕易地取勝，因為造反者除了熟悉本地的地形和情況外，已經接受了軍事訓練和掌握了本地的武器庫。
在1448年下半年和1449年初期，兩起起義的人數都有增加，它們所影響的地區也比以往更大。葉宗留自封為其造反的追隨者之王，而鄧茂七則自稱閩王。據說左道旁門的經卷已在流傳，兩個集團的造反者則歃血為盟——這些是一個嚴重的大起義開始階段的典型行動。雖然這兩個運動始終沒有結合，但它們有著聯繫，有時還協同行動。
戰鬥和劫掠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內地。鄧茂七的起義始於沙縣周圍地區，然後向東北擴大到延平。省的官軍在尋找造反者並進行打擊時有一定的困難。起義者依靠艱險的地形進行戰鬥，他們的領袖很有戰術頭腦，並且在初期多次取得勝利，6個月後，當朝廷在1448年9月下令征剿時，它任命僉都御史張楷（1398—1460年）為指揮官，此人膽小無能，事實證明是一個最不稱職的將領。在一開始，由於已經盤踞在鉛山礦鎮之南的江西福建交界處的葉宗留叛亂團伙的阻撓，集結在江西東北的張楷的軍隊不能打擊鄧茂七的部隊。經過了長期的猶豫後，官軍打敗了葉的部隊，在1448年12月把葉殺死（有一種史料則說葉死於造反者的內訌）。但在新領導的率領下，他的造反者退入山區，打敗了追逐者，然後撤至浙江南部的老根據地，在1449年8月最後被打垮之前，他們還在那裡圍攻過處州。
與此同時，鄧茂七的造反者發現形勢對他們不利。1449年1月，他們在建陽慘敗。2月，鄧氏弟兄被一倒戈的叛亂頭目出賣，遭到伏擊而被捕。他們被解往北京公開處決。但是新的領袖們——其中最重要的是鄧伯孫——接管了仍在福建西北流竄的起義者殘部。1449年5月，官軍在沙縣附近抓獲了這些新領袖，但是叛亂團伙繼續在這些地形艱險的交界地區不時地劫掠，直至1452年。葉宗留的造反者殘部還繼續活動了幾年。
儘管兩起叛亂在心懷不滿的礦工和貧困的佃農中吸引追隨者時起初取得一些成就，它們始終未能集結大批追隨者。起義者從未達到控制地盤或奪取縣城的階段，儘管他們的領袖自封響亮的稱號，他們依然是成伙的流竄盜寇。他們不能成功的一個基本原因是，這個區域的地方官員答應給村民免除徭役三年。由於對採礦章程作了改革，降低了過高的生產定額，取消了盜礦者的死刑，礦工的不滿情緒也緩和了。這說明了一個事實，雖然土地分配的不均以及土地主和耕作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引起的長期問題在農村地區產生了各種弊病和壓力，但只要官員的貪污行為和錯誤的行政能夠消除，政府的苛刻的政策能夠緩和，政府是不難平息這類農村動亂的。
西南邊界：麓川之戰
在15世紀40年代期間，明軍在偏遠的西南屢次卷進了引人注目而情況多少不明的戰役，作戰地點在古緬甸路一帶：這條路從大理經永昌至今之八莫，然後或順伊洛瓦底江而下進入緬甸，或往西經親敦江河谷進入印度東北。蒙古人曾在1253年征服雲南高原，又在大約30年後入侵緬甸盆地。但他們的征服是有限的和一時的。在元末時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緬甸北部的撣族成了這個地區的統治力量。撣人統治了緬甸主要的國家阿瓦；其他北緬甸的獨立國家包括孟養和麓川，這塊地區大致相當於現在雲南西南的德宏自治州及其鄰近的幾個地方。在元末明初，麓川在緬甸北部鞏固了它的領土；1385—1387年它入侵雲南沒有得逞。最後達成一個協議，協議規定它的統治者接受中國人的保護。
1413年，麓川國由有野心和侵略心的統治者思任發統治，他逐漸擴大他的領土，並襲擊中國的領土。儘管雲南幾次要求征剿他，但中國朝廷認為征剿花費太大，在1436年他威脅金齒（永昌）之前拒絕行動。1439年雲南總督沐升奉命率領征自貴州和湖廣的部隊向他進攻。經過了一場激烈而難分勝負的戰鬥後，思任發在1440年派一納貢使團來朝廷。但戰鬥繼續進行，1440年中國軍隊大敗。
朝廷這時被迫採取更激烈的措施。雲南軍被建立起來，並得到四川、貴州和湖廣軍隊的增援。1441年初期，這些軍隊由司禮監的宦官王振的親密助手王冀統率。1441—1442年，王冀的軍隊大敗撣族部落民並占領了思任發的大本營，雖然它也遭受嚴重的損失。思任發逃至阿瓦。1442年晚期，王冀回到雲南，試圖與阿瓦和其他幾個撣族王國——特別是木邦（興威），它要求取得麓川地區——談判一項協議。他的嘗試失敗了，1443—1444年，王冀進攻阿瓦的領土，但未取得決定性的結果。1444年，朝廷威脅說，如果阿瓦不交出思任發，就要把它摧毀。1445年，阿瓦向王冀的軍隊投降，但思任發已經自殺。
思任發之子思機發在此期間已經控制孟養，並派納貢使團前來朝廷。但他拒絕親自來北京。阿瓦王要求中國人與他聯合討伐孟養。王冀在1448—1449年率大軍進行了這次新戰役。他與阿瓦和木邦的軍隊一起跨過伊洛瓦底江，思機發被擊潰。有些史料聲稱王冀已經占領孟養。但結果思機發之弟思卜發獲准繼續控制孟養，王冀還與他商定，撣人決不再越過伊洛瓦底江。思卜發及其繼承者仍控制伊洛瓦底江以西的領土，並繼續向北京納貢，直至16世紀。1454年，作為阿瓦自己、木邦和中國人之間總的領土協議的一部分，阿瓦終於把思機發交出，思機發在北京被處決。
如同有些史料所說，這些漫長和耗費巨大的戰役可能給緬甸北部的本地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這個地區沒有長期平定。1474年，撣族內部的部落戰爭再次爆發，在緬甸北部，動亂一直持續到16世紀中期。但是王冀進行的這些代價很高的戰役確實達到了一個目的。它們在明朝以後的時期鞏固了中國人的控制，而且也的確鞏固到如今。
這次「向熱帶進軍」的幕後人物無疑是王振，他出於個人自我膨脹而去煽動和繼續進行西南的戰役，正當地遭到了指責。大批軍隊投入了戰鬥。但是他們是西南的地方軍隊，對這個時期的首要防禦戰略——在華北防禦蒙古人——來說無關緊要。的確，這幾次戰役一定耗費了大量資金，而且像宦官曹吉祥和蔣貴等有經驗的將領本應更充分地在北方受到重用。但是北方的邊防暫時還完整無損，並且能夠擊退來自草原的任何威脅。對王振這一朝廷的中心人物來說，邊遠西南的捷報有助於支撐他作為政治家的聲譽，而勝利又可以用帝國防禦的少量實際代價取得。當時的和後世的歷史學家一樣，都用他卷進西南這些戰役的錯誤的經歷來幫助解釋他後來在北方邊境所犯的嚴重得無法比擬的錯誤（這次錯誤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皇帝的被俘）。但是如同下文所述，二者完全是兩回事。
「蒙古威脅」的老問題
在整個明代，中國人和朝廷一直十分擔心蒙古的「威脅」，這種擔心是中國人經歷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統治的後遺症。蒙古人的威脅依然是這個時期對外關係的首要問題，並且在16世紀後半期之前繼續使防禦思想蒙上了陰影。已經回到其草原遊牧地的蒙古部落在中國留下了大批同胞，其中有幾千人成了新的明朝軍隊的軍官。這些人自己還在懷念過去的光輝業績，並且模糊地希望蒙古人的大汗國可能以某種方式得以重建。但是在永樂帝在他們的故土幾次擊潰蒙古軍隊或至少把他們驅散以後，三個獨立的蒙古人集團逐漸在中國邊境一帶定居下來：它們是東北的兀良哈、後來在中部組成察哈爾汗國的韃靼人或東蒙古人，以及生活在遠至蒙古西北的瓦刺人。
三個集團經常對立，它們的力量對比也不斷變化。只要永樂帝未能降服的蒙古主要領袖阿魯台仍在活動，他就能指望去征服和重新統一各個蒙古部落，雖然他與各種集團經常交戰。但是在1434年，他在一次征討瓦刺人的鬩牆之爭中被殺。他的兒子向明朝投降，瓦刺人很快成了各部落中最強大的集團，並且開始把蒙古人重新統一在他們自己的領導之下。他們的領袖、曾經打敗阿魯台的脫懽已經把瓦刺諸部落團結在一起，並將他的女兒嫁給東蒙古人的年輕的汗王。在他死後，他的兒子也先開始侵犯明朝的領土。1443年和1445年，他攻打哈密，到1448年已在那裡進行有力的統治。他還屢次試圖策反守衛甘肅西部的沙州和赤斤的蒙古衛。在東北，他把勢力擴大到滿洲的兀良哈諸衛，這樣，他的勢力從今之新疆一直擴展到了朝鮮邊境。
中蒙關係中的社會經濟因素
不論在不同部落之間，或是在中國人和蒙古人之間，經常發生的對立和內部亂動中存在著明顯的經濟因素，即不斷地尋求和保有水源、牧地，以及希望在貿易時得到庇護。與明帝國建立能夠順利進行交往的動力也受經濟的制約——沿北方邊境各地的茶市馬市，特別是在山西大同的這類集市發揮了這種作用。吸引蒙古使者的物品不僅僅有茶，而且有各種絲綢、貴重器皿以及種類繁多的商品，特別是鐵器。蒙古人派遣越來越多的使者到這些邊境集市：到15世紀40年代後期，一年派來的使節超過2000人。由於中國東道主除了付款購買他們帶來交易的馬匹外，還不得不向眾多的武裝騎士供應食宿，這種「納貢使團」終於成為一種幾乎不加掩飾的脅迫形式，並且除了對中國邊境的安全造成一種長期存在的威脅外，還給國庫增加了沉重的負擔。
中國人和蒙古人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在洪武帝和永樂帝程度不同地降伏了不安分的蒙古部落以後，關係起初在鄰邦往來的基礎上正常化了。大批蒙古人居住在中國人的國土上，成了中國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與中國的家庭通婚和取中國的姓名。另一方面，中國的商人深入草原區與蒙古的部落領袖交易，他們發現後者有接受能力，並且急於獲利和享受個人安樂。
居住在靠近中國定居社會邊境的蒙古人變得更加依靠獲取中國的農產品為生。他們甚至開始種植蕎麥和大麥，以改善主要來源於羊群的另外一種不安定的生活。時常發生這種情況：某個蒙古部落領袖會不時請求中國政府給予土地，以給其人民提供比廣袤但靠不住的草原遊牧生活更安定的生活。蒙古人與他們高度機動的好戰部落，一直試圖取得中國的定居社會所生產的財富，其方式不是通過多少有利可圖的屈服或稱臣，就是採用粗暴的武力。蒙古人與明朝建立關係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為了生存和鞏固脆弱的草原經濟。
茶市和馬市
中國人最重要的戰略需要是為龐大的常備軍取得充分供應的馬匹。中國本身產馬很少，而且馬的品種不佳。14世紀60年代後期元蒙軍隊被趕出中國以後，明軍對馬匹的迫切而經常的需要最初是在中國西南的四川、雲南和貴州通過以各種專賣的商品——如茶、鹽和紡織品——換取馬匹來解決的。但是對西南的依賴是短暫的，大約只維持到1387年，這時北方諸省——特別是山西省——成了購買馬匹的更重要的來源。政策的變化部分地是中國與草原民族恢復貿易的結果，但因帝國首都在15世紀20年代從南方北遷到北京而加快了。此外，在永樂時期對蒙古的幾次征討中，中國的軍隊經過幾次勝利的戰鬥後，並且由於奪取了邊境的牧馬場地，能夠增加其戰馬的數量。
但是，這些都是非固定的收穫。北方邊境的固定和正規的馬匹收購主要通過專賣的茶與馬匹的易貨貿易進行，而且政府的明確的政策是把這項茶馬貿易置於它的嚴格的控制之下。易貨貿易不是在蒙古邊境而是在陝西西北（今之甘肅）的西寧、河州和洮州進行，那裡設有專門的茶馬貿易司。易貨貿易每三年進行一次，規模很大。官方的貿易定額規定，在每個茶馬市場，100萬斤（150萬磅）茶將換得1.4萬匹馬。大部分的馬由青海地區的遊牧部落飼養，它們的酋長被授予金牌形式的紋章。紋章的一半由朝廷保存，相配的一半由各該部落長持有，以表示他們有進行這項貿易的資格。
1449年的土木事變（見下文）使這項官方的邊境貿易中斷了一段時期。它在天順年間（1457—1464年）以後才恢復。在此間歇期間，馬匹通過與其他國家——朝鮮、日本甚至琉球群島——的易貨貿易取得。與朝鮮的規模較小的官方馬匹交易在這個世紀的初期已在進行，而在1407—1427年的20年中，朝鮮已提供了1.8萬匹馬。1450年以後，這項貿易重新恢復，提供了兩千多匹馬；朝鮮的納貢使團每匹馬收5匹絲綢，再加上數量不定的白銀和薄紗。琉球政府偶爾也以馬換取絲綢、瓷器和鐵器。
1470年以後，邊境的馬匹交易得以恢復，但它日益落入私商之手。新的茶區已在漢中（陝西南部）發展起來，這個地區的產品由私商在直接交易中開價收購。到1500年，約60％的茶馬易貨貿易由私商進行。這種狀況容許在整個16世紀繼續下去，這說明馬匹交易在保持中國軍隊成為一支打擊力量方面的重要性。解決缺乏馬匹的一個長期辦法是最後在中國農業經濟中發展一種新的養馬制度。
軍事形勢
根據15世紀初期中國對外關係的總格局及由這些對外關係產生的戰略問題，15世紀30和40年代的防禦政策，特別是在關鍵的北方邊境地帶，顯然是遠遠不夠完善的。洪武帝和永樂帝征討蒙古人的幾次戰役取得的巨大勝利使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筋疲力盡和不願在國境外進行干涉主義的行動，也許最為危險的是，使國家對已取得的成就產生很不現實的自滿情緒。在永樂帝死去之前，政府已開始把邊境的守衛部隊集中在新的首都北京的周圍，似乎軍事領導層對未來的危險已有某種預感。永樂帝死後，邊將和內閣的大學士都就邊防的缺陷提出過警告，但他們的抗議被置之不理。1435年和1438年，對邊防作了小的變動——關閉一個戰略要隘和加強警衛哨所。但在其他方面一切聽之任之，繼續不予改變，直至1449年。
不但缺乏任何新的戰略思想，而且明初期建立的軍事建制自永樂帝統治時期起已經嚴重地縮減。地方軍隊的衛所兵制到1433年已經喪失了原來的約250萬兵力的一半，125萬士兵已經脫離世襲的行伍而沒有得到補充。同時，旨在供養軍隊的邊境一帶的整個屯田制度已經任其變質。糧食被私人售出，土地被侵吞或出售。軍官往往變成土地主，他們的士兵則淪為農場的勞工。這使地方供養軍隊建制的整個制度陷於混亂，需要把大批糧食從內地省份運到邊境，從而給經濟帶來嚴重的影響。到15世紀中期，這個制度既不能充分提供軍隊所需的人力，也不能充分提供軍隊的後勤支援及部隊的訓練和軍事技能。
但是，不應把永樂帝統治以後的這種總的退化看成王朝開始全面衰落的跡象。它不如說是一種古老的中國傳統造成的結果，這種傳統的根子是國家的農業結構；也不如說是特殊類型的軍隊——農民軍隊——造成的結果，它們的士兵更多地被視為徭役勞動者而不是當作職業士兵，更多地被視為徵募兵而不是當作志願兵，而且在這種軍隊中甚至包括被判去服兵役的罪犯。這樣的士兵從全國各地輪流調往北方邊境，在條件很差的環境中生活，以致喪失了戰鬥意志。一有機會，他們寧願開小差而返回故鄉，或者逃往南方各省去尋找新的生活，甚至到中國官府勢力所不能及的蒙古人定居地去避難。他們的軍官也一樣。他們十分熱衷於貪污應付給那些開小差或潛逃的士兵的餉銀和口糧，從中大飽私囊。整個軍事體系產生於對待軍隊的一種主要的官僚主義態度。因此，15世紀中期的形勢不是產生於王朝的衰落，而是產生於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經濟狀況中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和實踐。
快到永樂統治期末年時，當時華北的實際防禦設施已經形成。幾次深入蒙古的征討雖然取得勝利，卻不是決定性的，蒙古軍隊沒有被消滅。因此，中國撤去長城一線之北的守軍並把防禦體系集中在北京周圍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必須記住，當時的邊境本身只是以一系列自永樂時代起已經熄滅的烽火台作為標誌，僅僅由中國的騎兵巡邏。在15世紀70年代以前沒有長城，保衛北京的唯一堅固地建造的城牆是北京城本身的磚面牆，它有九個要塞化的城門，在1445年剛竣工。
北京北部的防禦體系是以山西北部的兩大衛戍城市宣府和大同為基礎。宣府是主要的衛戍中心，駐有9萬名士兵。大約3.5萬這樣的士兵承擔實際的防禦任務，5.5萬士兵則在訓練之中。這些士兵中有2.5萬為騎兵。宣府的守衛有充分供應的火器：除了約9萬支輕型手操縱火箭外，各配備了3000件重臼炮、輕型的手雷和信號炮。宣府基本上是一個擋住從西北向北京進逼的固定的要塞。大同的自然防禦設施遠不如宣府的設施可靠。它的軍隊以騎兵較強。它的指揮集團包括兩名游擊將軍。它的兵力中有3.5萬匹馬，其中1萬匹馬留在城內。大同一直是山西邊境的一個危險地點，在一個生產力極低的區域維持這樣一支軍隊的後勤費用是很高的。為要塞提供足夠糧食和為如此眾多的戰馬提供飼料，意味著源源不斷的供應車輛要進入這一人煙稀少的區域。這個防禦三角形的第三條邊是北京本身，它的附近駐守著約16萬名士兵。再往南，中國東北其他地方（山東、北直隸和河南）的守軍則作為後備部隊。
第一條防線是一連串的邊境衛所，根據設想，這些衛所應該在主要衛戍部隊大本營之一派出打擊力量以前牽制敵人和推遲他們的前進。在洪武時期，長城一線以外的東勝、萬全、廣寧和大寧的駐守地，作為一條防禦的外線和對收集情報來說，都是極有價值的。但是，這些邊境哨所已被撤回。例如，多倫的邊境指揮部到15世紀40年代已被撤至今之張家口附近的獨石口。邊境的緩衝區被放棄。外沿的東段和中段的總指揮部宣府離京師只有100英里。整個防禦體系缺乏縱深，而實際的邊境守衛哨所事實上兵員遠不足額，戰鬥力比宣府指揮部或北京想像的要弱得多（其原因已如上述）。整個戰略依靠的是在敵人進攻時所作的迅速而有力的反擊，這個方案在有效率的指揮結構和有能力的領導下也許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沒有這種條件，則充滿了危險性。
當1446年真的進攻發生時，這些必要條件都沒有具備。
土木之災
前面談過也先已經重新統一蒙古各旗和在沿滿洲到哈密的整個中國邊境區建立其權威的過程。明朝廷沒有對他採取有力的措施，並且肯定低估了他在蒙古人中的權威和他的軍事力量，而仍把東蒙古的脫脫不花汗當作真正的統治者。1448年，明朝廷接納了一個瓦刺納貢使團，當它試圖索取過高的款項以償付他帶來的馬匹時，被王振所拒。根據某些記載，有些通譯為突出這種侮辱，曾未經官方批准而提出建議：也先可以把其子入贅明朝的皇室。當也先試圖為王朝通婚進行一次談判時，對上述的非官方建議毫不知情的朝廷斷然加以拒絕。
不管這些報道的真實性如何，也先在1449年7月大舉入侵中國。他兵分三路發動進攻：脫脫不花率兀良哈各旗進入遼東襲擊；他的部將知院阿刺圍攻宣府；他本人向大同進軍。他的軍隊在大同東北的陽和擊潰了供應很差和領導無能的中國軍隊，並且直逼大同。這時朝廷採取了一個反常和完全荒謬的決定。年僅22歲的皇帝在王振鼓動下要親自率軍與也先的部隊交戰。也許是西南的勝利和在福建鎮壓叛亂者成功的捷報的結果，皇帝本人及其顧問們同樣都過高估計了軍隊的力量。也許是皇帝受到了在幼時與其衛兵玩軍事演習遊戲的鼓勵，相信自己能夠在戰地指揮一支軍隊。也許是其聲譽因南方諸戰役而提高了的王振認為明軍是所向無敵的。
朝廷對這個決定大為震驚，並提出抗議，力勸皇帝不應親自冒險。但這些抗議在王振的鼓動面前被置之不理。8月3日，皇帝指定他的異母兄弟朱祁鈺在他親征期間攝政，一支大軍（有的說有50萬士兵）匆忙組成。以皇帝為首的指揮部包括20個有戰鬥經驗的將軍和一大批高級文官，由王振擔任戰地統帥。這支大軍準備不足，供應很差，領導無能。這次征討即將成為明代最大的一次軍事慘敗。
地圖16 1449年的土木之戰
皇帝於8月4日離開北京。其目標是穿過居庸關的內部城牆前往宣府，再向西進軍直奔大同。然後計劃從大同出發率軍深入草原征討，再通過蔚州和紫荊關沿南面一條較少暴露的路線返回北京（見地圖）。返迴路線之所以這樣計劃，部分地是為了避免在一個季度內因大軍兩次穿行而騷擾農村，部分地是因為宦官統帥王振的家鄉和產業在蔚州附近。據說軍隊帶有一個月征戰的口糧，所以深入草原進行的打擊必須是短暫而猛烈的。
從一開始一切都出了問題。行進的軍隊因大雨不斷而陷入泥潭。那些希望先在居庸關然後在宣府停止進軍和把皇帝送回北京的文官武將不斷提出反對的意見。王振則報之以更加傲慢狂暴的專橫態度。8月12日，有些朝臣認真討論了暗殺王振、讓御駕迴鑾北京和讓武將們率軍前往大同的可能性；但是密謀者缺乏勇氣去實現他們的計劃。8月16日，軍隊踏上了布滿屍體的陽和戰場，也先率領的蒙古人已在那裡屠殺了由王振的宦官門徒之一帶領的一支大同部隊。當皇帝在8月18日抵達大同時，這名宦官和其他守衛指揮官的報告使王振相信，深入草原的戰役實在太危險。因此決定班師，並且宣稱「遠征」已取得了勝利。
8月20日，軍隊向蔚州前進，但這時士兵們變得越加不安分和不守軍紀。王振擔心如果他們通過他的家鄉，他們將對他的莊田造成不可彌補的破壞，於是這時他又採取了一個災難性的決定：向東北進擊，沿原來的路線返京，這樣當然就會暴露在蒙古人的攻擊之下。到8月27日，混亂不堪的軍隊抵達宣府。8月30日蒙古人攻擊宣府東部的後衛部隊並將其消滅。一支強大的新的後衛騎兵被派遣去保衛皇帝一行。它的指揮將領是年邁無能的朱勇，他把部隊直接領入鷂兒嶺的蒙古人伏擊圈：這支部隊也被消滅。蒙古人在主力軍後面只有15英里。8月31日，軍隊紮營於土木驛站。有城牆的懷來鎮只在前面八英里之處，距離很近，官員們力促皇帝進城避難。但王振再次拒絕，因為這樣將意味著放棄他自己的大批行李，於是把群臣壓制了下去。
士兵們在土木的紮營地無供應人馬的水源。也先派一隊人馬阻止他們接近營南的一條河流，並且逐漸地包圍了中國軍隊。9月1日清晨，蒙古人開始阻止明軍毀營前往懷來，然後提議談判。王振不理睬他們的主動表示，仍然命令軍隊向河靠近。這時中國軍隊處於極度的混亂之中。蒙古人於是大舉進攻，中國的士兵驚慌失措。軍隊被擊潰：共喪失了約原來兵力的一半，無數的兵器、甲冑和戰爭物資被遺棄在戰場上。所有中國的高級將領和朝臣（包括宿將張輔和兩名大學士曹鼐和張益）被殺。根據有些記載，王振被自己的軍官殺死。皇帝於9月3日被俘，被送往宣府附近的也先的大營。
王振和皇帝的美夢就此破滅。整個遠征本來沒有必要，而且考慮不周，準備不足，而王振不負責任的決定更把它變成了一次十足的災難。對也先來說，他對這次勝利的規模（據有些史料，土木之戰是由只有兩萬名蒙古騎兵的先鋒部隊打贏的）和皇帝十分意外地被俘在思想上毫無準備。這時北京在他面前已經門戶洞開，毫無防衛。如果他充分利用他的優勢，那麼他的收穫是無法估量的。事實上，他決定把被俘的皇帝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帶著他的士兵及能夠攜帶的戰利品回師，再去集吉他的人馬。[1]
北京的防禦和新帝的即位
也先起先試圖利用被俘的皇帝從明廷或邊防戍軍那裡索取贖金，並且試圖取得宣府或大同，從而取得控制邊境的要塞。雖然朝廷和大同籌措了贖金，但也先仍決定扣留他的俘虜，即使邊境要塞堅決拒絕向他敞開大門也在所不惜。
似乎可以不必懷疑，就皇帝而言，他願意與也先談判王朝聯姻之事——不過他機敏地拖延結婚日期，直到他被送回北京為止。與他一起被俘的宦官助手喜寧顯然完全投到了也先一邊，他在政治上和策略上為也先出謀劃策，並且為後者擬定目標。
在北京，土木之災和皇帝被俘的消息使朝廷陷入一片混亂。皇帝的生母孫太后和他的錢皇后，立刻籌措一批珍寶作為贖金送出，以使皇帝獲釋。朝廷在開始時傾向於聽取以精通戰略聞名於世的徐有貞（1407—1472年）的勸告：由於北京周圍的守軍這時已減少到不足10萬，同時大同和宣府的命運仍吉凶未卜，他極力主張朝廷應該南遷。當1127年女真人攻取宋朝的京都汴梁（開封）時，宋朝已經這樣做了。他以有權威的星象顯示應該撤退的理由來支持他的論點。有的官員已將家眷和財產遷往南方。
但他的論據遭到兵部侍郎于謙的反駁，後者回答說，應把那些主張撤退的人處死。由於于謙是北京的高級軍事人物（兵部尚書已在土木陣亡），他的言論是有分量的，他得到朝廷的金英、興安和李永昌三個宦官以及大學士陳循、吏部尚書王直和禮部尚書韓雍的支持。李永昌把孫太后爭取了過來，于謙一派勝利了。
一旦作出了留在北京進行抵抗的決定，王朝的繼承就成了迫切的問題。必須有一個新皇帝登基，以體現明王朝實現穩定局勢和鼓舞軍民的天命。由於皇帝的長子還是嬰兒，明顯的人選必然是皇弟郕王朱祁鈺，他是皇帝的異母兄弟，在皇帝率軍親征時已被指定為居守。一旦于謙一派明顯地取得了優勢，孫皇太后就立刻命郕王以監國的身份負責政務，同時皇帝一歲的兒子被立為太子。
在郕王擔任監國後不久，形勢立刻變得一清二楚，即朝廷需要更穩定的控制。都御史對王振及其追隨者提出了長長而無法逃避的指控。當監國表現得猶豫不決時，官員們群起把矛頭指向王振的幾個宦官同夥，並把他們打死。這時蒙古人正以俘獲的皇帝的名義與邊將打交道，因此這些邊將得到指令，內容是以後的談判只能以「國家為重」，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命令應予拒絕。一個邊境將領這時報告說，也先打算將他的妹妹嫁給皇帝，並護送皇帝回北京重登寶座。
9月15日，經皇太后同意，群臣力促郕王親自登基，因為皇帝被俘，而他的尚為嬰兒的兒子又不能治理國家。郕王最初拒絕了，因為他認為這樣會搞亂王朝的繼承順序。只是在皇太后的批准和于謙關於國家亟須領導的主張的推動下，他才最後被說服。在他登基的前一天，南京的一個翰林學士上奏，建議他繼續任監國——試圖搞一個妥協，以保持規定的皇位繼承順序。但是一個新皇帝的登基勢在必行，因為這樣立刻會降低也先把皇帝做人質的價值。郕王不得不讓步。9月23日，皇帝被俘後剛三個星期，郕王在最簡單的禮儀下登基，並宣布在次年（1450年）採用新年號景泰。被俘的皇帝得到了太上皇帝的稱號。對這一不合憲制的行動頒文作了簡單的解釋，說被俘的皇帝已經親自促進了這一變動。只有一名朝臣敢於提出抗議，他立刻被處死。給各衛頒布了命令，蒙古人通過被廢的皇帝下「令」的任何企圖都應不予理睬。使者被派遣去把所做的一切通知原來的皇帝。後者同意了，同時要使者警惕也先再次發動進攻的意圖。
統治者的這一變動立刻減低了原來的皇帝在蒙古俘獲者手中的價值，同時給了北京政府一個更大的迴旋餘地和喘息時間。但它仍造成了一個有若干問題的後果。在一次危機中，國家的政治和策略的需要在繼位問題方面可以壓倒禮儀順序和禮節，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王朝的穩定性和成為正統世系的權力。由於原來的皇帝仍在世，這個事實又使情況更為嚴重了。在皇室兩兄弟之間久不消失並毒化了15世紀50年代中期的朝廷的皇位危機，其根源就是這個十分必要的決定。
由於這些事件都因軍事的發展和防禦的迫切需要而發生，新政體不可避免地將是一個軍事化的政體。原來的兵部侍郎于謙（1398—1457年）被提升為尚書，而且在年輕皇帝的充分支持下對所有文武官員行使權力。最緊迫的需要是加強北京的防禦。約8萬名由楊洪率領的宣府軍撤至京師，其他的部隊則從遼東召回。為了使北京的軍隊達到編制的人數，凡在訓的兵員、沿海的守軍和運輸部隊都被派往北京，並且受到嚴格的訓練。北直隸、山西、山東和河南的後備軍被動員起來。到敵人在10月份迫近北京時，土木所受的損失基本上已得到補充，守軍又達到了22萬人左右，同時，兵器的製造逐步增加，城內的糧食有了儲存，對北京所依賴的幾個通州大糧倉也採取了防衛措施。
北京城內的指揮按照不同的城門進行改組，以西北的德勝門的指揮官石亨（死於1460年）為總指揮。他和兵部尚書于謙都指揮突擊部隊，它們由在城外迎擊迫近的敵人的久經沙場的將領率領。一名騎兵校尉奉命護衛皇宮，一名都御史被授予行政權力，以治理城內的居民和軍人。總的來說，武將負責城外的士兵，而文官則指揮駐守北京城本身的部隊。
大批主張穩妥的改革政策的奏疏接踵而來。戶部尚書金濂和河南的稅務專使年富一起工作，為北京的防務提供了足夠的資金。全城出現了同仇敵愾的情緒、信心和高昂的士氣。這時也許是北京最美好的時刻。
在此期間也先已在集結軍隊，而他集結的部落首領們決心要讓英宗重登寶座。他們首先襲擊大同。皇帝再次被帶到城門前，蒙古人說明了他們要把他重新扶上皇位的目的。但守城者拒絕了，而英宗本人則告訴守軍的密使，要他們不要屈服。在又遭到陽和守軍的斷然拒絕後，也先放棄了通過居庸關攻擊北京的計劃，而採取了通過京師西南的紫荊關的另一條路線。在這裡，守軍能夠阻止蒙古人的推進達數日之久，但最後仍被打垮了。兩天後，即在10月27日，蒙古部隊已出現在北京城外。最初，也先重申了他的「外交」解決方式，但是他派出的使者遭到中國人的攻擊。軍事行動開始了。蒙古人被擊退，在土木被俘而變節的宦官喜寧的慫恿下，也先請明朝政府派重要的官員前來護送英宗回京，以期取得更多的高級人質。但明政府只派了兩名低級官員，他們立刻證實蒙古人的提議是一個圈套。
隨之展開了一系列戰鬥，有的規模很大，而且動用了火炮。也先的軍隊有7萬人，而守衛者的人數以三與一之比超過了他們，而且他的東部縱隊已被居庸關的守衛者羅通成功地擋住而不能通過此關前來支援他，所以在包圍北京僅僅五天後，也先明白他已沒有成功的機會，於是撤軍，一路上劫掠農村，但未攻取城池。明軍迅速肅清了華北的蒙古人殘部。
對中國人來說，這場危機已經過去，但對也先來說，它標誌著末日的開始，他受了喜寧的煽動，去追求至少征服華北的一部分和在北京立一傀儡皇帝那樣的不切合實際的目標；但是他失敗的跡象一旦顯示出來，他對一貫不安分的蒙古部落的控制便開始逐漸消失。在他從北京撤軍後不到幾天，他的君主，即蒙古的脫脫不花汗正在向明朝廷派出納貢使團。可是也先的部隊依然強大和完整無損，喜寧仍繼續向也先提出一個又一個新的浮誇的計劃。他提議通過西北發起進攻去奪取南京，然後另立英宗為皇帝；另外還提出一些同樣不切合實際的計劃。也先的部隊繼續出擊，有時在京師以北和西北的邊境以相當大的規模進行。為了對付這種襲擊，中國人逐步加強戰略要隘，同時騎兵又開始定期地從大同和宣府出發，深入草原進行掃蕩，不過這一積極主動的政策效果甚微，並使後勤工作非常緊張，因為這一地區在前一個秋季已被蒙古人的入侵搞得一片荒涼。于謙親自計劃這些措施，他有力地壓制住了一切抗議。
1450年，也先派喜寧出使中國。他立刻被中國人抓獲，審訊並處死。也先於是失去了他的中國事務的專家和他的宏偉的入侵計劃的制定者，退入草原。邊境一帶仍時斷時續地發生戰爭。
原先專注於存亡問題和緊迫的防禦工作的朝廷，這時開始認真地考慮英宗的未來了。英宗這時正處於嚴重的困境，他的大部分隨從在進攻北京時期已經把他拋棄。蒙古人屢次試圖談判，但是中國人也許不無理由地懷疑，也先會利用英宗回京的問題作為發動一次新進攻的藉口。有些朝臣提出抗議，要求採取措施以保證他的返回，但朝廷拒絕進行爭論。新皇帝也在逐漸鞏固他在朝廷的地位。英宗的母親被抬至顯赫但無實權的至尊的皇太后的地位，他的皇后則遷至一座離宮，而景帝的母親和妻子則成為皇太后和皇后。事情變得很明顯，這時的景帝，即原來十分勉強地登上寶座和在最初的日子裡證明是十分優柔寡斷的朱祁鈺，此時決定保持他的權力，而他的前任皇帝的返回作為一個潛在的難題，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在他面前。
結果在1450年8月，當一個使團終於被派往蒙古的大帳時，使者禮部侍郎李實（1413—1485年）因發現委託他帶去的信中竟隻字不提英宗而大為驚奇。景帝顯然不急於讓他的異母兄長返回北京。李實發現這位從前的皇帝的生活條件很糟，並且甚至希望作為一個平民或皇陵的看護人回到中國，李實勸他寫一封信，表示他對以前執行的政策的悔恨，並保證他不對皇位提出任何要求。此後不久，當以前曾為英宗效勞並在土木得以逃脫的都御史楊善（1384—1458年）率領的一個使團奉命出使時，指示中又沒有就前帝返回進行談判的命令。但是，也先顯然看出再扣押他的俘虜已撈不到好處：楊善不得不親自負責贖出英宗。只要納貢關係儘快地恢復，即使給他少得可憐的禮品（楊善不得不自己出錢購買），也先也同意釋放他的俘虜。
也先為他的人質安排了一次盛大的送別活動，楊善把英宗帶回，仍由一支瓦刺的護衛隊嚴密地護送到中國領土。景帝仍吝嗇而又猜疑地對待被廢黜的皇帝。已經放棄一切皇位要求的英宗在返回的途中因皇帝的命令和迎接他的禮儀細節的爭吵而引起了幾次耽擱以後，終於在9月19日回到北京。他受到皇帝的歡迎，並且很快被護送到南宮中的新居。三天後，他安然返回的消息在太廟宣布，一道頒布的詔書確定在位的皇帝為君主。至少從表面看，土木之災得到了圓滿的結局。
土木危機的後果
土木事件的後果在中文中常用「土木之變」來表示。「變」這個詞指的是中國歷史中一些事件的某種重要轉折，不論它是中央的政變，或是具有全國意義的農民騷亂的突然爆發，或是一次大規模的外國入侵。上述的第一種和第三種肯定與在土木發生的事件相關聯。蒙古領袖對北京的攻擊已經使正統皇帝淪為俘虜，從而導致了中國的行政和軍事組織的全面整頓。至少就這方面來說，傳統的「土木之變」的說法是恰當的。但儘管邊境防禦體系受到嚴重衝擊，北京派出的戰鬥部隊已被打敗，而且損失慘重，許多部隊被殲，但大力加固的北京城卻依然固若金湯。
明朝廷沒有被趕出它的新首都，並且表現了它要保持它在華北的地位的決心。從其他更早發生的事件看，這種反應就顯得更加堅定和果敢。明朝剛剛結束在麓川的曠日持久的征戰，福建、江西和浙江交界地區的大規模的農村起義剛剛被鎮壓下去，開封附近的黃河決堤引起了大洪水並切斷了大運河。除了這些禍災外，還有瓦刺的入侵和皇帝被俘引起的圍繞皇位的危機。但是這一多方面的危機似乎對明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念起了激勵的作用。堅定而果斷的政治和軍事領導出現了。有大量的證據證明，甚至在發生這些主要事件的京城，官僚體制依然穩定，文武官員決心要進行必要的改革。各省本身幾乎沒有捲入這些事件。明朝在15世紀餘下的時期中的相對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土木事件的震動和北京的新領導為了應付危機而採取了大膽和有效的措施。
應該記住，土木危機應該從敵人的虛弱這一角度來評價。也先不是成吉思汗，瓦刺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構成相當於13世紀初期蒙古人的那種威脅。在也先的時期，蒙古人的真正利益不是領土征服，而是維持與中華帝國的緊密和有利的經濟關係，他們的領袖也很清楚這一事實。也先未能擴大他的戰果，他在釋放原來的皇帝之後又與明朝廷保持一般的友好關係，部分地是出於這種考慮，部分地則是由於他自己的虛弱和在蒙古人中的不穩定的地位。當1453年他最後自立為汗時，內部衝突立刻爆發，並導致了他在1455年的死亡。
但是蒙古人的虛弱和內部分裂並非完滿的解釋。在15世紀，中國保持了比較有效的行政，它的良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能夠順利地應付各種各樣的內部的和外部的問題。
景泰政體
景泰時期，即景帝統治時期（1450—1457年），普遍地被人們判定為恢復了穩定、由幹練的大臣們卓有成效地治理、進行合理的改革以及為北京和北方邊境制定正確的防禦政策的時期。傳統的歷史學家也判定，與前10年邪惡無能的宦官不幸地把國事搞得一團糟的情況相比，它的政府要受到讚譽，但是新政體不僅僅是一個從宦官統治向官僚恢復權力的過渡。至少在景帝統治的初年，新的改革受到以興安為首的高級宦官的支持，而且是與任何官僚或將領一樣熱誠的支持。更確切地說，新政體的力量必須被看成是「民族覺醒」的結果，即在土木災禍之後人們對國家需要進行徹底重建的普遍認識。
新政體與15世紀30年代王振取得權力前由三位大學士負責的前政體有某些共同點，這種延續性尤其在年長的王直（1379—1462年）身上體現了出來。1443年王直被楊士奇任命，從此他是與王振抗衡的主要人物之一，皇帝征討也先的主要反對者之一，又是土木災禍後處理北京危機時于謙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450年當討論英宗返回的問題時，王直是主張派使團前往蒙古人那裡的主要人物之一。1451年當他已72歲和希望退隱時，他作為一個元老政治家，仍留在朝廷擔任吏部尚書，但這時多添了一位尚書與他共事。從1451—1453年，何文淵（1418—1457年）也擔任吏部尚書，然後在1453年由王翱（1384—1467年）接任，王是都御史，他先在遼東，後在廣東、廣西負責防務時成績卓著，這時還得到于謙的支持。
王直和王翱都在關鍵的吏部留任了很長時間（分別為1443—1457年和1453—1467年），他們識別和選拔官員的能力可從15世紀第三個25年的總的行政質量中看出。高級官員的穩定性是景泰政府的特點。戶部尚書金濂、禮部尚書胡濙（1375—1463年）、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尚書石璞以及兵部尚書于謙本人（從1455年起石璞也任兵部尚書）都在整個景帝在位時期任職。都察院的主要官員陳鎰（1445年被任命，1454年退隱）、楊善、王文、蕭維慎和李實也都留任而沒有變動；軍隊的高級指揮機構也是如此，它包括了像石亨和宦官將領曹吉祥（死於1461年）和劉永誠（1391—1472年）那樣一些有很高素質的人。
雖然王振已在土木被殺，儘管在1449—1450年人們進行了大量不利於他死後名聲的批判，但新政體決不意味著宦官權力的消失。在土木災難以後，于謙在集結朝廷力量保衛北京時最重要的支持者中就有主要的宦官金英和興安。金英在15世紀30年代已經很有權勢，但在宦官的集團中喪失了原來的支配地位而被王振取代。這時他又成為司禮監的負責人。但是他經常支持被俘的英宗的活動使他在1450年後期受到審訊並被關押。他被興安所接替，興安在1449年以前相對地說是一個次要人物，但這時成了宦官集團中的無可爭議的首領，在關於釋放英宗的談判和在1452年5月指定新皇太子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他還以對佛門慷慨布施而聞名於世。他在整個景泰統治時期一直左右著朝廷。宦官在軍界也保持著強大的勢力，主要人物有曹吉祥和劉永誠，前者在麓川之役中和在鎮壓福建叛亂者時曾率軍作戰，後者曾長期在北方邊境任職。兩人在1453年的軍事組織改革中都起了作用。
這個穩定的統治集團可與後來在嘉靖初期或萬曆初期控制政府的那些傑出的文武官員的集團相比，但是不論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它與更早的三楊政體之間的延續性也同樣是明顯的。不過在一個重要的方面，景泰的政體卻很不相同。大學士陳循和高榖是平庸之輩，雖然內閣成員在1457年以前幾乎保持不變，但內閣在制定政策時沒有發揮主要作用。
不幸的是，新政體沒有長期保持真正的統一。英宗在南宮的存在經常給新政體投下陰影。1451—1452年，新政體中不容置疑的領袖于謙與他原來最親密和最重要的合作者，即有野心的石亨發生了一系列的爭吵，因為石亨及其家族濫用職權，貪污腐化。皇帝退回了石、於二人的辭呈，從而失去了解決這場爭吵的良機。1454—1455年，于謙得了重病，再也沒有恢復他個人特有的衝勁。這種緊張狀態明顯地影響了朝廷和政府的氣氛。使官員們日益感到不安的另一個因素是負責司禮監的興安開始越權行事的方式。正如下面將要談到的那樣，原來的皇帝的繼續存在和尚未消失的繼位問題也在政策問題方面破壞了朝廷的團結。
防務的改革
很明顯，在經受了土木之變的影響後，當務之急是明代軍隊的徹底改組。當永樂帝在北京建立帝國的首都時，他從全帝國的戍軍抽調戰鬥部隊，並把他們集結在北京地區，組成了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他再從這三大營抽調他的征戰軍隊的核心。以後某個皇帝總是從這些部隊中抽調人馬以支持親征。因此，英宗率領征討也先的軍隊，即1449年在土木被徹底擊潰的那支軍隊，是由這三大營抽調的士兵組成的。1451年，當時的兵部尚書于謙開始重新組織新的戍軍，他先從所剩的部隊選拔10萬名戰士，並把他們組成五個團營；1452年，戍軍的兵力增加了5萬人，並被改組成10個團營。在徵募戍軍的過程中於謙還徹底改組了京師衛戍部隊的指揮機構。[2]
對戍軍的控制權原來由貴族和宮廷宦官分掌。戍軍中的每個營完全自主，分別受訓，並各由它自己的戰地將領統率。當來自各營的士兵必須共同作戰時，這種情況在戰場上會造成很大的混亂。在於謙計劃的安排下，每個團營由一個戰地將領統率，整個戍軍由一名從將領中選出的戰地統帥控制。對戍軍的監督到那時為止只由宦官負責，這時擴大到京師的官僚集團。總之，他建立了統一的指揮，並且加強了京師武將監督戍軍的作用。[3]
水利的興修和黃河的治理
景泰統治時期另一個突出的成就是有效地進行了治理1448年秋造成的黃河堤壩決口的工作。自前一個世紀末以來，黃河的治理屢次出現問題，黃河的河道明顯地不穩定。[4]1448年的洪水使黃河下游的河道一分為二，南面的主河道通過潁水和淮河在山東半島以南入海，它的北支流衝垮了兩岸，淹沒了山東西部的地區，在那裡與大運河會合。1448年的洪水不但像以前無數次洪水那樣淹沒了大片農田，而且這一次更加嚴重，因為它奪去了大運河主要河段的水源，常常引起堵塞和停航。1449年，被派去進行治理的工部侍郎發現他無法治理，於是就把一部分河水引入山東以北的大海。每年都有水災。1452年工部尚書石璞重建了堤壩，但一旦秋汛開始，它們又崩潰了。
1449年因主張朝廷撤出北京而失寵和此後擔任次要職務的徐有貞在1453年提出了一份治水的詳細計劃，他被任命為僉都御史，被派去進行修復工作。在處理影響廣大地區的非常複雜的問題時，證明他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
他乘小船四處考察，以確定主要的出事地點，然後制定一項複雜的施工計劃，讓許多獨立的勞動隊在不同地點和不同的時間施工，結果他雇了5.8萬名勞工勞動500天以上，他的計劃不僅僅是修復破損的堤壩；一條幾乎長達100英里的河渠被鑿成。這樣，黃河的河水就可引入大清河，進而通過濟南府入海。為了保存大運河，他沿運河建成幾個集水池和水庫，它們裝有新式的水閘，以維持正常的供水。此外，他組成一個灌溉體系，使山東北部約200萬英畝的土地得到水源。整個體系在1455年完成，並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在1456年經受了災難性的洪水，並維持了34年。徐有貞受到厚賞，在1457年被任命為副都御史。
民眾騷亂和自然災害
雖然傳統的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景泰時期本質上是以兩帝間尚未消失的衝突為基礎的政治緊張時期，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則敏銳地強調，15世紀中期和晚期潛在的階級的緊張對立則是更基本的問題。這一時期的官方記載滿是關於地主所有制的發展、徭役問題、農民騷亂和起義以及宦官專橫跋扈方面的材料，有的學者主張，這種緊張狀況顯示了明代專制政治即將來臨的危險。
但是至少從北京來看，景泰時期的基本問題是恢復穩定。前面已經談到，軍隊的改革已經恢復了邊境的穩定。但是，邊境不穩只是對中國領土完整的一個威脅。15世紀50年代在內地省份出現了一連串的軍事行動。在長期受盜匪活動和地方非漢族居民動亂困擾的廣東和廣西，首先建立了一個由王翱領導的統一的指揮機構，在此以前，王翱先鞏固了東北邊境的防禦設施，後來成了吏部尚書。1449年和1450年，福建發生了大規模的起義，貴州也出現了問題。從1450—1452年，對貴州和湖廣省的瑤、苗少數民族必須進行鎮壓，廣東出現了嚴重的動盪，福建和浙江交界區不斷發生農民騷亂。1453年，福建和湖廣又發生起義，1454年四川南部發生起義，1455年廣東和浙江發生起義。1456年，湖廣的苗族是征剿的目標。
這種騷亂大部分限於南方的土著居住地區。它一方面是被剝奪生計的漢族農民及礦工的起義，另一方面是少數民族的起義，兩者有著明顯的區分。20世紀的歷史學家可能會把「平定」這些不安分的少數民族和反當局集團描繪為「無情的鎮壓」，而從中央政府的觀點看，這種「平定」卻是鞏固帝國以及建立有秩序的行政和漢族人統治的一個必要行動。作為對那些認為15世紀50年代的叛亂是農村動亂大爆發的人的一個反駁，值得指出的是，儘管景泰時期是一個出現嚴重自然災害的時期，但有關華北和華中的人煙稠密地區存在廣泛的不滿情緒的證據卻很少。
1450年，山東發生饑荒。1452年，大雨和大洪水使河南的黃河和淮河流域、北直隸、南直隸以及山東受災，必須採取特別的措施救濟江北。潮濕的天氣持續到1453年和1454年，1453—1454年出現了異常的酷寒，山東、河南、南直隸和浙江下了很大的雪，從而使災情更加嚴重。淮河河口的海出現冰封，淮河流域所受影響特別嚴重，數萬人在這個地區凍死。1454年初，江南下了一場長達40餘天的大雪，蘇州和杭州有無數人因凍餓而死。往南甚至遠至湖南南部的衡州也不斷下雪，許多牲畜被凍死。1455年，出現了大範圍的乾旱，使南直隸、湖廣、江西、河南、山東、山西和陝西受災。第二年，即1456年，又是一個反常的潮濕之年，夏秋兩季陰雨連綿，使北直隸、山東、河南、南直隸糧食歉收和受到巨大的損失，與此同時，長江流域、浙江和江西遭受嚴重的旱災。所有這些災害不但有破壞性和造成死亡和苦難，而且使國家因減少收入和要撥出巨額救濟款而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皇位繼承問題和「奪門」
幾乎不用懷疑，由繼位引起的各種問題繼續給朝廷投下陰影。由於景帝不願就原來的皇帝的問題與蒙古人談判和勉強接受他的兄長返京，以及在他兄長返京後他所採取的一連串的小動作（如不讓英宗過自己的生日，不讓他接待瓦刺的使者或參加新年的慶典），使本來就很難處理的局勢更趨於惡化。雖然皇帝成功地把原來的皇帝英宗排斥在一切公眾事務之外，並逐步地把他孤立起來，但是有些著名的官員（其中主要的是長期任禮部尚書的胡濙）在英宗返京之前和以後都公開地為他說話。同時，景帝接受皇位的條件已經含蓄地規定，他的即位是暫時性的，因為英宗的長子（朱見深，未來的憲宗）在景帝任監國的同時已公開地被定為皇太子，而且在景帝登上皇位以後仍繼續為皇太子。這就確保皇位的繼承權最後將回到英宗的正統世系之手。
但是景帝不但決心繼續留在寶座上，而且要使自己的一系保持繼承權。1452年5月20日，皇帝採納了指定新皇太子的奏議，而不顧他的大學士（提升他們是為了要他們服從）和許多重要官員的反對。英宗之子被貶為沂王，而景帝的獨生子朱見濟（1440？—1453年）則取而代之，被立為太子。同時，新太子之母杭妃被立為皇后，以取代景帝的正妻汪後，後者在1450年已被立為皇后。
這一赤裸裸地出於私利的行動對提高景帝的名望和威信毫無幫助。不論他可能得到什麼好處，當一年多以後新太子去世時這些好處也隨之喪失。新皇后也在1456年死去。再也沒有皇子可以定為太子，所以景帝沒有指定繼承人。當有些官員提出重立前太子朱見深時，他們被關押並受到殘酷的對待，有幾人被鞭笞致死。
這些事件似乎使對皇帝的不滿情緒轉變成直接的反抗。在缺乏堅強領導的情況下，朝廷分裂成派系，取代景帝的密謀開始形成。不用說，密謀者的動機並不是崇高的理想，也不是對皇帝行為的道德上的不安。自1452年以來與于謙的關係不斷惡化的石亨將軍不但有野心，而且為人愛抓權，又貪得無厭。他與于謙的糾紛從一開始既是他自己的貪污行為造成的，更是他的親戚和食客們的這類行為引起的。京師衛戍部隊的都督張軏是石亨的助手。宦官將軍曹吉祥也有類似的野心，他自認為是一個新的王振，在以後的年代中證明是一個極為腐化和不值得信賴的人。他的周圍也是一些貪污腐化的親戚和助手。徐有貞從沒有忘記他在土木之變以後所受的冷落，他野心勃勃，希望利用朝廷的不安氣氛，試圖取得最高的權力。還有都御史楊善，他曾把被監禁的英宗帶回，卻從沒有得到應得的封賞。
他們的機會在1457年初期來臨了，當時皇帝得了重病，不能上朝聽政，新年的慶賀被取消。以興安為首的宦官們試圖掩蓋皇帝病情的嚴重性，但消息泄露而讓密謀者知道了。密謀者既掌握了石亨、張軏和曹吉祥控制的軍事機器，又得到了徐有貞、楊善控制的都察院的支持，於是集合了約400名禁軍，趕到北京南城原來的皇帝的居住地，讓驚訝的英宗坐上轎子進入皇宮，他們在這裡「奪門」，讓他登上皇位，並召集了高級官員。在官員們平靜下來以後，新登基的皇帝就上朝了。
這次「奪門」行動將成為明代歷史上的一次典型的政變，將被認為是另一次嚴重地違背禮儀的事件。當然，「奪門」行動遠比1449年景帝的登基更為嚴重地違背禮儀。那次登基取決於土木災難後危急的軍事危機，而1457年統治者的變動是一次純粹的政變。立景帝為帝，使處於混亂和極度危險的國家趨於穩定，而1457年的政變則是一次引起大量牟取私利和追求官職的政治機會主義的行動。數千文武官員從提升中獲益，其中的主要人物將在下一代皇帝時期形成統治小集團。
與此同時，原來的景帝被貶為郕王，死於1457年3月14日，按照某些記載的說法，他被宮中的一名太監勒死。政權的接管在一開始被得意地稱為「奪門」，不出幾年又重新稱為「復辟」，即真正合法的世系恢復了皇位繼承權。
英宗的第二次統治：天順時期，1457—1464年
很少統治時期的事件能像天順（順從天命）時期的事件那樣使人對其年號產生如此徹底的誤解。在發動了一場精心策劃和迅速完成的政變以後，第一件要辦的事情就是算舊賬。報復和仇恨似乎是新政體的主要動機。在前一皇帝統治時期已有牢固根基的領導集團遭到徹底而殘酷的清洗。中國歷史學家有充分理由讚美為明朝救世主的于謙被指控為嚴重叛逆，這一指控體現了其政敵的仇恨和恐懼心理，這些人甚至要他受凌遲處死之苦。但是，皇帝最後減輕了對他的判決；他與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文及四名大太監（王誠、王瑾、張永和舒良）一起在2月16日被公開斬首。資深的大學士陳循、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尚書江淵、大學士蕭鎡和商輅及其他人被削奪官職，有的人被判去戍邊。戶部尚書張鳳和其他大臣被調任無實權的職務，或者像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尚書石璞、剩下的最後一名大學士高榖及大太監興安在不久以後被迫退隱。曾經反對另立皇太子和在景帝朝廷作為元老留任的王直最後獲准退隱。唯一留任的大臣是吏部尚書王翱。
即使在那個時候，人們對於謙和王文之死的那種赤裸裸的不公正現象普遍地驚訝不已：整個中國也承認他們為先烈。只過了九年，于謙被追封了原來的官銜，並取消了對他的一切不實之詞。幾個世紀以後，參加進士考試的士子要到北京東部為紀念他而建立的祠廟中祈求于謙在天之靈給予他們能否中舉的某種徵兆。
重建另一個「新政體」
經過對高級官員這樣廣泛的清洗以後，政變導致了職務的大量提升和變動。政變的主要策劃者徐有貞被任命為首席大學士，兼任兵部尚書，同時封為武功伯；為首的將軍石亨被封為忠國公，他的臭名昭著的腐化的侄子石彪被封為侯；宦官將軍曹吉祥被提升為司禮監提督太監，這樣就成了宦官集團的首腦和北京京師衛戍部隊的總指揮。他的養子曹欽被封為伯爵，幾個侄子都擔任了高級軍事指揮。其他的政變參與者也得到預期的封賞。御史楊善被任命為禮部尚書；王冀被封為世襲食邑的侯，並在退隱前短時期地任兵部尚書；張軏也得到封邑。除了這些有名的人物外，一批次要的合作者和追隨者也要求並得到了爵位或職位，其濫封的程度甚至引起了朝廷和整個官場的普遍不滿。
反作用很快來臨。徐有貞不久就到處伸手。政變後只有四個月，即在1457年6月28日，他因被控「濫用權力」而被捕，最後由於他的同謀（主要的是曹吉祥）的陰謀，他被發配外地。三年以後，在1459年11月，個人的驕奢淫逸已成為公開醜聞和其專橫終於使他失去了皇帝支持的石亨，因在一件貪污案子中與石彪有牽連而被命令退隱。但是隨著更多的犯法行為的暴露，他被審訊並在1460年3月8日死於獄中。他的侄子石彪和其他的親戚被處死。在1457年的一件臭名昭著的侵吞土地的案子中與石亨有牽連、但已設法使此案變得對自己有利的曹吉祥，這時開始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尤其是因為負責調查罪行的錦衣衛指揮逯杲是一個敵對集團的成員。1461年他和他的幾個侄子和養子曹欽——曹欽處於這些人之間，控制著北京的全部衛戍部隊系統——計劃謀反。
起事定在8月7日，由曹欽帶頭，但是陰謀被忠君的將領孫鏜和吳瑾得知，他們向皇帝稟報了。曹吉祥被捕。曹欽殺死了逯杲，試圖猛攻皇城，但是雖然他的士兵殺死了吳瑾並攻破了一座城門，他們卻失敗了。到拂曉時刻忠君的士兵打敗了叛亂者，叛亂就此結束。曹欽自殺。曹吉祥與他的幾個侄子和支持者一起被處死，他的大量財產被充公。隨著曹吉祥之死，1457年帶頭髮動政變的那個集團徹底地被消滅了。
皇帝對他的復辟和復辟後的事件的無情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為所欲為的強烈特徵，這一特徵在明代的幾個統治者身上經常表現了出來。但是，當政變出人意料地把他重新扶上皇位時仍不過30歲的英宗所經歷的人世滄桑，卻足以解釋他的專制的行動。他登基時畢竟是一個兒童，並且經歷了被俘、被廢黜以及他的老師王振和他的支持者之死和死後被人唾罵等事件。然後他又在他兄弟統治下蒙受被排除在公共事務以外之恥。所以他採取強硬的措施以確保穩定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就不足為奇了。一旦他兄弟的支持者被當作國家的敵人而被肅清，英宗似乎已採取行動，把一些能重新穩定朝廷和政府的幹練官員安排到政府的重要職位上，而那些在1457年為他策劃政變的人一旦表現出超越他們權力的舉動，就立刻被除掉。
在他復辟的最初幾個月以後，他的大臣和主要朝廷官員竟不同尋常地很少變動。在他統治時期，1458年以後，沒有重要的大臣被罷官，重要的部的一切人事變動都是退隱或自然死亡的結果。內閣的情況也是如此，內閣中多才的三人小組李憲（1408—1467年）、彭時（1416—1475年）和呂原（1418—1462年）在整個英宗統治時期一直任職（呂原在1462年他去世前在職）。英宗逐漸依靠以下三人來指導行政：李憲，主要的大學士；王翱，老資格的吏部尚書，英宗對他特別敬重和有感情；馬昂（1400—1476年），1460年被任命的兵部尚書。此外，幾個戶部尚書，特別是1460年任此職的年富，都頗有政績。
石亨和曹吉祥流產謀反的失敗，對正常的施政沒有什麼干擾。受影響最大的卻是這兩名將軍在軍界中的親戚和他們的許多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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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更詳細的論述，見牟復禮《1419年的土木之變》[400]，載《中國的兵法》，小弗蘭克·A.基爾曼、費正清編（坎布里奇，1974年），第243—272頁。
[2]張廷玉等編：《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再版），170，第4545頁；夏燮編：《明通鑑》[210]（約1870年；1959年北京再版），26，第1049—1050頁。《明史》兵志提供的數字是錯的；參見《明史》，89，第2177頁；又見富路特、房兆楹合編《明人傳記辭典》[191]（紐約和倫敦，1976年），第1609頁。
[3]吳晗：《明代的軍兵》[593]，《讀史劄記》[594]（1956年；1961年北京再版），第106—107頁；《明史》[41]，89，第2178頁。
[4]關於這個問題及以下的內容，見岑仲勉《黃河變遷史》[514]（北京，1957年），第468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