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第二章　明代的軍事起源

引言 明王朝的建立是14世紀50年代反元農民叛亂的結果。叛亂本身是漢人長期不滿蒙古人統治這一歷史發展的最後階段：這種不滿在精英階層方面表現為拒絕給政府服務，在人民群眾方面表現為搞秘密的教派活動。叛亂的觸發之機則是元政府沒有能應付好14世紀40年代範圍廣泛的大饑荒。當這些問題發生的時候，令人不解的是元朝統治精英階層卻已經大大地適應了土著漢人的政治傳統。 叛亂迎來了一個政治動盪不定的時期，其最終結果可能使中國分裂，而不是重新統一起來。叛亂在最初階段只摧毀了元王朝的基礎，而不能建立一個穩定的後繼政權。那些臨時糾集起來的民兵在摧毀了華北平原和長江中游原來叛亂運動的主力之後又蕩平了主要的殘餘勢力，但它們大部分在1353年以後變成了地區性軍人政權的核心。朱元璋這位未來的明王朝開國者，在1363年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他利用他取得的勝利，征服了長江中、下游並逐步加強了他的控制，在1367年奪取蘇州之後便完成了這個過程。後來，明軍迅速地征服了中國本部的其他部分。四川於1371年歸順。1372年明軍大敗於蒙古人之手，從而標誌著明軍向長城以北迅速擴張的局面被遏制下來。1382年之徵服西南標誌著明朝加強軍事活動的結束。 妥懽貼睦爾時代的叛亂 我們在第一章已經敘述了中央集權的元政府的垮台及隨之而來的中國社會的軍事化；敘述了地域化政治權力的分裂割據形勢；還敘述了廣泛出現的叛亂運動。在局勢迅速變化的情況下，元政府試圖恢復它的權力和在全中國的社會中恢復秩序，因而使得它的政策特別具有軍事性質，並且其政策取決於在大都（即今北京所在地）的政府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物。 自1340年起，掌握元朝中央政府的丞相是蒙古族的蔑爾吉氏的脫脫；他能掌權得力於元帝妥懽貼睦爾（1333—1370年在位）支持發動的一次政變。從文化上說，脫脫在儒家關於國家的概念同傳統的蒙古價值的鬥爭中是支持儒家觀念的。在那個時期儒家治國論的背景下，脫脫主張，國家應該雷厲風行地「利民富國」。作為丞相，他很想實現修復和延長大運河的計劃，以期確保京師大都能得到長江三角洲剩餘糧食的供應，其運輸方式或者是從大運河運來，或者是從海路運來。這個計劃從一開始就沒有搞成功，並且隨後又發生社會混亂和天災，這就使得脫脫政權遭到那些對這個計劃持另一種儒家反對觀點的人的激烈批評。面對著這種反對意見，脫脫於1344年6月掛冠了。 1344年夏黃河開始改道：它衝決了山東西部和西北地區的堤防，最後在半島的北部出現了一條入海的新河道。從前，黃河是與淮河匯合的。1344年改道之後，旱災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和江蘇的淮河流域不斷肆虐，而在受災地區的北邊又大水成災，使大運河不能通航。 旱災肆虐的地區就是人民反抗元朝統治的中心地帶。這個地區在12世紀20年代曾被金兵蹂躪。一個世紀以後它經歷了蒙古大軍的征服，因此這裡從13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期間忽必烈汗最後完成征服中國時所採用的較溫和的統治方式中得到的好處不多。在13世紀60年代忽必烈鎮壓李璮叛亂的時候，這裡又遭受到了殘酷的兵禍。當漢人文化精英憤憤不平而吏胥和士兵又與蒙古人沆瀣一氣的時候，農民群眾要表示他們對蒙古統治的不滿就只有用傳統的當盜匪和搞秘密社會活動的方式了，這就是按異端宗教教義組織起來，而這時這種教義裡面又摻雜了興復宋朝的顛覆性的內容。 1344年脫脫的辭職是群眾對他的建設大運河計劃的反抗所促成的，但是，其後的別兒怯不花所控制的保守政權卻對於往後年代中的水旱之災和饑饉並無肆應之方。在1348年，一個更直接的危機吸引了朝廷的注意。由於大運河已被棄置和不能使用，京師所仰賴的長江三角洲的糧食是靠海路運來。1329年的糧食運量曾達到330萬擔，1342年則下降到260萬擔，後來的幾年甚至更少。蒙古人的水軍戰鬥總是依靠被征服的和結成聯盟的各族人民。1348年方國珍在浙江起事（見第一章）。方國珍用他的海盜船隊阻截大部分漕運，打敗了所有政府對他的討伐隊。別兒怯不花政府試圖給他以影響，允許他名義上「投降」，給他以官銜，但方國珍仍然保留著對他的艦隊、對他在舟山群島上近海基地的控制以及阻截漕運的主動權。 對別兒怯不花的領導進行了長達一年之久的批判以後，脫脫於1349年8月又掌了權，這一次又得到了皇帝妥懽貼睦爾的積極支持。政府對待方國珍的態度暫時還沒有改變，雖然脫脫是利用這個問題把別兒怯不花弄下台去的。可是，脫脫的基本政策是繞過方國珍問題而重新恢復和完成大運河的改建計劃。時局當時不很順當，因為淮河地區從1344年起就災禍頻仍，但是顯然必須有所作為；而且連保守的反對派也開始贊成重建大運河了。 在1351年4月，脫脫最後認為自己夠強大了，能夠宣布他自己的更全面的計劃來完成這個任務。自此以後直到12月，從淮河地區徵調了2萬名軍隊和15萬名平民來築堤和挖泥，工程的指導者是傑出的水利專家賈魯。這一次他們的努力成功了：黃河新道被固定在山東半島之北，充滿淤泥的大運河段或者加以疏浚，或者繞道而過。批評脫脫的保守派人士指出，如果這麼多農民集中起來施工，怕有出現民眾叛亂之虞，特別在一個以反王朝騷亂的中心著稱的地區更是如此。果然不幸被他們言中。叛亂軍隊趁機在淮河流域煽動起了大批附和的群眾。他們以紅巾為號，因而稱為紅巾軍，或者也稱香軍，這名稱是從他們的有佛教淵源的民間宗教禮儀中得來的。 在最初，元王朝的正規軍在數量上處於劣勢，而且它們的帶兵官也被紅巾軍的規模和兇猛所震懾。即使如此，如果他們能夠保住州城，他們還是可能對付得了這場叛亂的。在這裡，元朝一貫的政策是讓城牆傾圮，對那些原來被攻破了的城牆缺口也不再修復，這就使他們吃盡了苦頭。一時間叛軍所向無敵，攻取了一個又一個城池。1352年，湖廣地區的南方天完紅巾軍向西進軍，攻取了武昌、漢陽及其上游的其他城市；另一支部隊攻占了從九江開始的江西中部的大部分地方，只把省城龍興（南昌）留在元軍手裡。劉福通的軍隊橫行於河南南部。彭大和趙均用起事於江蘇北部的沛，並奪取了徐州，從而截斷了大運河的航路。到了1352年末，原來受白蓮教地下活動影響的地區也有了叛亂，並且使中央政府失去了控制。雖然白蓮教運動沒有能夠把它的暫時勝利轉變為一個穩固的根據地，使之與元王朝分庭抗禮，但到最後，那些以重新設防的州城為基礎而再建的地方上的控制並沒有使元朝受益，它們反而為形形色色地區性政權提供了基礎——這些地區性政權要麼誓死與元朝為敵，要麼只是對元朝名義上表示忠順。 除了白蓮教的叛亂本身以外，在14世紀50年代之初，另外有兩種軍事化形式在華南的騷亂中出現。一是與白蓮教本無瓜葛的地方上的不滿分子藉此時機搞叛亂；一是地方上占統治地位的力量——包括漢族文人精英在內——舉辦民兵組織來保衛家鄉，反抗叛亂。實際上，這第二種軍事化形式有發展成為主要的叛亂活動的傾向，因此它更促進了元帝國的四分五裂。 在叛亂分子取得初步勝利後，新組成的元軍能夠打敗叛亂運動，並把它們的大多數平息下去。1353年，元軍收復了杭州以及浙江和江西的一些次要府城。其他的元軍收復了蘄水、武昌和漢陽，從而把徐壽輝和天完軍的領導變成了湖北鄉下的流竄隊伍。華北平原原來的紅巾軍運動也受到挫折，最後他們丟了一切地盤，只剩下首府，即位於安徽西北端的毫州。 取得這些戰果的新元軍主要是由漢人組成，但招募者和帶兵官最初主要是久住中國農村中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還有他們的漢族合作者。漢族文人精英分子認為自己必須支持王朝來反對紅巾軍等運動，但是，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和三心二意的。這些新的非正規軍的帶兵官們如果打了勝仗就有獎，如果打了敗仗可以不受罰；這和王朝的正規軍官大不相同，後者在吃了敗仗之後就等待受處分。親元軍隊中間的地方分裂傾向的危險已暫時有所抵消，因為此時脫脫自己成功地掌握了這支新軍，其中許多部隊是由他的親屬和親信帶領的。 脫脫本人率軍對付主要的目標，即力圖恢復大運河。1352年10月，他收復了徐州，彭大和趙均用都漏了網，南逃到濠州，在這裡他們的活動終於與起兵初期階段的朱元璋會合在一起。脫脫花了1353年一整年時間來招兵買馬和重建他的軍隊，並恢復了他的日常政務活動。1354年末，他移師去攻打張士誠。幾個星期之後脫脫把張士誠圍在高郵城內，想把他活活地餓死。王朝的部隊做好準備要給叛亂運動以致命的一擊了。[1] 以維護秩序和治安為目的的自發的地方武裝，已經成為對於紅巾軍叛亂的爆發的廣泛反應。在安徽中部的一個城市——濠州（鳳陽），由於這裡是明代開國之君起作用的地方，所以這裡的反應超出了地方性質。1352年春天，郭子興、孫德崖和其他三個人一起，在得到地方精英的支持下糾集了民兵，並控制了城市。徐州的白蓮教叛亂領袖彭大和趙均用為了逃避脫脫的攻勢（而且又彼此不和）投奔他們，在元政府看來，他們的到來使得濠州更清楚地同紅巾軍的總運動合流了。郭子興依附彭大，他的其餘四個同伴則奉趙均用為領袖。許多城市被這種不穩定的軍事聯盟所統治，這在1368年以前是屢見不鮮的事。 1352年4月15日，像第一章已敘述過的那樣，朱元璋來到了濠州。朱元璋招募了一支由24名童年夥伴組成的部隊，後來這些人都成了明軍的重要帶兵將領。到了1353年初，朱元璋把他的這支部隊擴充到700人，他變成了郭子興最忠誠的部將。 朱元璋的早期生涯足以顯示出那時全中國組建軍隊過程中較低一級的情況，他只是因為沒有多少親屬而顯得與眾不同。那時的軍隊在下層領導中靠家屬關係維繫在一起，而在中、上層領導中則靠帶兵官同他們的直屬上司和下級的忠誠與信任來維繫團結。如果這種個人關係變得緊張或者破裂，那麼，下級就會帶著隊伍跑掉。因此，軍事計劃不得不處理自己隊伍中和敵軍中的基本的政治關係，就像處理狹義上的軍事問題一樣。基層的軍事指揮權逐漸成為世襲的，而重要的軍事頭目們在別的大部隊來投奔時就以提升自己的親屬和原來的最信賴的夥伴來統一自己部隊。 彭大和趙均用的對峙最後變成了濠州領導集團內部的公開戰鬥。郭子興被趙均用和孫德崖綁架，並被拘禁起來。當朱元璋返回城裡時，他和郭子興的兒子們一起襲擊了孫德崖的家，放出了郭子興。結果是郭子興更加倚靠朱元璋了。元軍在1352—1353年對該城封鎖了幾個月，這期間濠州的領袖們才被迫暫時停止了彼此間的爭吵。 在元軍征討叛軍的大背景下，脫脫的反擊取得了勝利，到了1354年12月高郵陷落在即。脫脫讓該城困餓而不馬上攻克它，因而使朝廷中的政敵趁機以他延誤軍機之罪進行彈劾。1355年1月，一道詔旨送到了脫脫的總部。他被免除一切職務，他的軍隊也撥歸其他將領指揮。他的下屬勸他搞叛亂，但是脫脫還是服從了皇帝的命令。圍困高郵的軍隊像脫脫的整個新徵募的龐大軍隊那樣，馬上四分五裂。 皇帝為什麼要罷脫脫的官，我們只能加以猜測。從1328年以來，元朝的政策靠丞相制定，而妥懽貼睦爾自登極以來似乎接受了這個事實。脫脫曾幾乎擁有皇帝所能給予的一切勳爵和榮銜。脫脫已權勢迫人，隨著叛亂的被鎮壓，他也會成為鳥盡弓藏的人物。可是，朝廷錯就錯在誤認為，叛亂已經在事實上被平息了。脫脫被罷官以後，元朝甚至不再能控制自己的軍隊，更不用說去控制餘燼復燃的叛亂了。到了1355年底，以自治性質的軍事權力為基礎的地區性割據變成了當時中國流行的形式。 1357年末張士誠的投誠（見第一章）及投誠的直接後果穩定了他本人的地位。他控制了蘇州、杭州和長江以南其他六個人煙稠密的府城。他的權力已擴展到江北，甚至遠到山東。根據1393年的人口調查，他原來的領土已注籍的約1030萬人。他從元朝接受了很高的榮勛，並答應每年向京師運漕糧11萬擔。漕糧北運時用的是方國珍的船隊，直到1363年為止都是如此，因為張士誠這時跟元政府脫離了關係，而自號吳王（「吳」字在這裡姑且用來指稱他的政權；這個政權在1357年以後像一個富裕的地區政權那樣行事）。張士德是張家已經擁有的這種想像力的源泉，他死之後，張士誠在蘇州生活得像一個快樂的王子，不再花大力氣去爭衡天下。畢竟那時很少有人相信中國會重新統一。他的另一個弟弟張士信成了吳軍的統帥（浙江行省左丞相）；另外三位將軍——李伯升、呂珍和徐義則統領著主要的野戰部隊，被稱為吳的「爪牙」。儘管張士誠如此不積極進取，吳國治下的人民卻給了它以很大的軍事潛力。吳在政治上也是強大的。張士誠之跟白蓮教明顯沒有瓜葛以及他的投誠，再加上元王朝在它瀕臨滅亡階段之大力提倡儒家，使得吳成為中國南方士紳階層的優先選擇。 由於帝國的大部分不是在公開的叛亂之下，就是在張士誠這樣的地區性割據者——他們截留地方稅收來養自己的兵——的控制之下，元大都只能依賴南方用船運來的漕糧。與在元代漕運體系運輸量最高的幾年從南方運來的漕糧相比，這個數目是很小的，但由於14世紀50年代的政治的——因而引起財政的——分裂，這些糧食還是異常重要的。元朝廷對於漕運的依賴增加了方國珍地位的重要性。方國珍在1356年長久地控制了浙江沿海的三個府，這裡在1393年擁有總人口250萬。每一個府城都由他家裡的弟侄所統治，而沿海的領土則為繼續稱霸海上的方國珍的艦隊提供基地和新兵。元朝給方國珍的爵位最後升為衢國公和浙江行省左丞。可是，方國珍所以能長期在沿海和水師的勢力範圍內任職（1348—1368年），實際上是靠中國地方割據的均勢與大運河的條件，並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這在浙江士紳的眼睛中是很清楚的，他們看到他屢叛而屢次爵位高升，這顯然是朝廷沒有原則的證明。 脫脫的去職也使得長江中游的天完領導集團公開亮了相。到了這時，主要領袖是一個名叫倪文俊的人，他繼續承認徐壽輝為傀儡皇帝。1355年，湖北許多地方從元軍手下收復，漢陽成了天完政權的首都。到1357年，整個湖南和湖北都被天完所控制。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明玉珍的領袖率艦隊經長江峽谷征服了四川。明玉珍名義上仍效忠徐壽輝，直到徐壽輝死於1360年時為止，但事實上，這是獨立的夏國的開始。這個國家統治四川，於1371年被明王朝征服。天完領土的擴張使得以鄒普勝為首的原來天完的一班人馬不滿意倪文俊把持一切地位。為了確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倪文俊企圖發動政變去抓徐壽輝。但是，倪文俊爭權失敗了，從漢陽逃走。他在黃州被他所信任的部下陳友諒襲擊並刺殺。 陳友諒出身於沔陽的漁家，是活著的五兄弟之一。他粗通文墨，參加叛亂以後曾隸倪文俊為簿掾，這是他的晉身之階，即當他取得倪文俊的信任之後能夠升任部隊的指揮官的階梯。他作為指揮官是很勇敢的，但容易衝動，不願受管束，而且很殘暴。他此時接過了倪文俊所留下的軍隊，最後得到徐壽輝的承認，而以江西的九江做他的根據地。1357—1359年，陳友諒集中攻打像處於明玉珍那樣自治狀態下的江西。與此同時，徐壽輝則在漢陽的鄒普勝的保護之下進行統治。 陳友諒在1358年攻取了安慶和南昌，其後江西北部和中部諸州府城池或者被攻陷，或者承認他的統治。被派入侵福建的一支部隊被陳友定所打敗，後者繼續爭取獨霸福建。他想侵入浙江，也以失敗告終。到了1359年年中，陳友諒囊括了除江西極南端之外的所有地方，以及湖北東部和安徽的安慶地區。朱元璋和陳友定的領土阻斷了他東進之路，但如果向西面發展又可能在天完「帝國」內部公開爆發內戰。可是，像後來證明的那樣，1360年直至1365年的長江大衝突已在安慶埋下了種子。 安徽中部長江北岸的巢湖的漁村，也在叛亂的初期打過仗。他們的領袖趙普勝（人稱「雙刀趙」）在這些起事之前就已經是一個秘密會社的領袖，而且他還認識彭瑩玉（見第一章）。可是，由於元帝國在開始瓦解，一個叫左君弼的地方軍事人物控制了廬州，壓迫巢湖的漁民，並誘使他們遷居。有些人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隊伍，他們的船隻使得朱元璋在1355年渡過了長江。可是，大多數人跟隨趙普勝，並向上游航行去參加了陳友諒的部隊和南方紅巾軍的叛亂。奪取了安慶之後，陳友諒讓趙普勝在這裡指揮。在1358年晚些時候，趙普勝奪取了安徽西南位於長江南岸的池州，企圖由此縱橫馳騁於安徽南部。這和朱元璋的擴張計劃發生了衝突，因此朱元璋派了他最善戰的將領徐達來攻打趙普勝。徐達於1359年重新占領了池州。 在陳友諒和朱元璋之間的無人地帶被這兩個軍人完全瓜分了：他們現在擁有共同的邊界。朱元璋現在仍然盯著下游，他最初對付張士誠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以致他還希望征服長江三角洲這一整個人口稠密的地區。陳友諒也眼睛望著下游，望著安徽。他想向這個方向發展，但是他不再信任趙普勝了。1359年9月，陳友諒鼓帆而下到了安慶，當雙刀趙在他的旗艦上開會的時候，陳友諒叫自己手下的人殺害了他。巢湖的士兵們悶悶不樂地接受了他們首領被害的事實，被合併到陳友諒的部隊之中。 正當此時，由於天完的大部分領土被陳友諒所控制，其他複雜化的發展就停了下來。南昌陷落之後，徐壽輝曾想遷都南昌。陳友諒設法搪塞他。陳友諒和徐壽輝的動機並無史料記載。有人猜想，陳友諒想保持他的行動自由，徐壽輝則是對湖北南部的鄒普勝及其支持者有所抱怨。無論如何，徐壽輝是在1359年末出人意外地把漢陽留給了他的衛士和隨從，往下游航行而去。陳友諒在九江接待了他，但是等他進了城門以後卻把他的衛隊攔在城外。徐壽輝被拘禁了起來。陳友諒自稱漢王，並脅迫湖南和湖北的其他天完領袖承認他的權力，儘管四川的明玉珍仍置身事外。到了1359年，陳友諒已經控制或者正力圖控制的地盤，人口在1363年已逾1400萬；他的政權（漢）因此在潛力上比朱元璋（明）或者張士誠（吳）都大。可是，陳友諒在鞏固地方政權方面比別人要落後一年或兩年，而且他的權力是許多地方軍官將領單純地出於恐懼而勉強地承認的。陳友諒需要不斷取得新勝利來使人保持敬畏之心，但這又使他很難把他的廣大領土統一於一個號令之下。[2] 中國北方的紅巾軍（1355—1359年） 脫脫罷官以後元朝軍隊的瓦解，使得華北平原上的紅巾軍又重新活動起來。1355年，劉福通在毫州擁韓林兒為復辟的宋朝的皇帝。這個叛亂運動受分崩離析的元朝軍事制度中力量還強大的各部分的衝擊差不多有兩年之久。從實際權力來說，劉福通仍然是紅巾軍的主要領袖。在1356年1月，由於元軍的壓力他被迫把宋都向西南遷移了100英里，遷到了安豐（今壽縣附近）。到了1357年，元軍已無堅強的保衛者可言，因為脫脫的組織已經崩潰，其後14世紀60年代有勢力的北方割據者尚需要時間加強他們的地位。在這個間歇期間，紅巾軍馳騁於華北。劉福通帶領他的主力軍圍困了開封，而其他紅巾軍則攻占了山東，並侵入了陝西和山西。一支人馬北上到元朝京城，焚燒了上都的夏宮，後來又侵入滿洲。開封本城在1358年中期陷落，紅巾軍在開封城內做了一年的宋王朝中興的美夢。 紅巾軍之所以取得這些引人注目的勝利，是由於有一段時期的軍事真空，又由於元朝故意不修復城垣。紅巾軍表明他們沒有能力建立可以立足的地方的或地區性的政權；這種政權應該在他們的華北平原諸城市以整修了的城垣來加強防禦力量，像在華南所出現的情況那樣。北方的紅巾軍過於長久地保持其流寇思想，不大想維護紀律，或建立治安和一個穩定的行政制度。他們特別具有反儒教的宗教根源，這是一個障礙，但可以用維護秩序的公開承諾來克服。朱元璋自己的經歷證明了這種可能性，儘管事實上文人階級是在很晚的時候和半心半意的情況下才接受他的。 1359年，華北平原的紅巾軍突然瓦解，因為察罕帖木兒新興的民兵軍隊給他們以重創。察罕和他的童年朋友李思齊在紅巾軍發難之後已在河南興辦民兵軍隊。在1357年紅巾軍發動主要攻擊之後，他們把紅巾軍逐出了陝西，並且就地加強了他們的權力。1359年，察罕向東推進，通過潼關，又返回了華北平原。夏天，他在戰場上打敗了劉福通，把他趕進了開封城內。劉福通在開封堅持了三個月，後來在9月份突圍，並偕韓林兒和數百名士兵逃往安豐。開封變成了察罕未來擴充地盤的總部。由於察罕的下一個目標是山東，1363年以前宋朝廷得以在安徽西部的一個小小府城安豐苟延一時。可是，1359年以後紅巾軍帝國仍有一定的重要性，這是因為正在擴張中的朱元璋地區性政權還在名義上歸附於它。紅巾軍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這就是在華北平原取得統治地位，而且在1355—1359年的關鍵性年代中吸引了元政府的注意力；正是在這個關鍵年代中長江的諸地區性政權日趨成熟。[3] 朱元璋的興起 從1353年起，朱元璋在濠州政權內取得了領導權，這使他從前的庇護人郭子興黯然失色。1355年，即郭子興死的那一年，朱元璋跨過長江，並且在長江南岸地帶徵服了一個地區性權力基地。在這個原型的明政權興起的同時又出現了朱元璋的兩個主要對手，即陳友諒和張士誠。雖然保留的史料不比別人更為詳細，朱元璋起家的故事在元明之際的各種類型武人的經歷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元軍對1352—1353年冬季的濠州之圍一旦被解除，濠州領導內部重新爆發了內訌。彭大之死使趙均用成了最強有力的領袖；郭子興和朱元璋從此以後與其餘的領導人嚴重地不和。趙均用帶了郭子興和他的人馬東進去淮水攻擊盱眙，希望最終能恢復他原先在江蘇北部徐州的基地。與此同時，趙均用已派遣朱元璋南下，希望他會毀滅自己，從而使趙均用能刺殺郭子興。反之，朱元璋奪取了定遠，徵募那裡的降兵入伍，並且繼續攻打長江北岸附近的滁州。他此時帶的隊伍有兩萬多人。他通過某種方式傳話給郭子興，郭子興於是從趙均用的軍隊中抽出他的1萬人馬，來滁州會合朱元璋。郭子興是朱元璋的岳丈和老庇護人，而且在紅巾軍政權的體系中比朱元璋的地位高，但是朱元璋指揮著更多人馬。 關係變得緊張起來。朱元璋想更向南推進，並且拿下長江上的和州；像此時的張士誠那樣，他也希望離開荒蕪的淮河流域，而到江南尋求安全和機會。郭子興在1355年初同意了這個戰略計劃，但是他派了他自己的人去攻打和州。朱元璋於是派他的幼年朋友湯和率軍赴援；湯和在一場不流血的突然行動中控制了和州。元軍進行反擊，並封鎖和州達三個月之久。在他們撤退之後，朱元璋讓當時逃離北方戰鬥的孫德崖進了和州城。孫德崖是郭子興在濠州時期的宿敵，所以這個行動增加了郭子興的不快。郭子興正死於此時，這可能防止了他們兩人之間的一場公開的衝突。由於這個時期的軍事組織帶有世襲的和以家庭為中心的性質，毫州的宋朝朝廷為了對郭子興的姻兄弟張天佑的訪問作出反應，便正式地明確郭子興的長子為繼承人，而以張天佑為第一副手，朱元璋為第二副手。關於第二年的史料，可能是為了有利於朱元璋而作了變動，說朱元璋已在郭子興死後立即掌握了全軍軍權。大部分軍隊事實上由他徵募而來，也都聽令於他而不顧混亂的紅巾軍政權的具體的辦事程序如何。據稱，朱元璋是渡過長江和襲取南京這一關鍵性決策的負責人。 朱元璋的本意是要弄一支軍隊過江，在南岸建立起一個地區性根據地，這裡在1355年仍一直未受到戰火的洗禮。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需要一支艦隊。巢湖叛軍的水師當時受制於左君弼，此人跟湖北的天完叛軍聯合在一起，而且控制了安徽中部的廬州地區。巢湖水軍的俞通海於1355年7月初來和州拜訪了朱元璋，朱元璋也冒著一定的生命危險去回訪了他。當艦隊離開巢湖的時候，多數船隻跟隨了趙普勝（雙刀趙）：此人最終投奔了陳友諒，並在1359年在安慶被害。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船隻由俞、廖兩家率領，投奔了和州的朱元璋。 7月末，這支水陸聯合軍隊離開了和州，渡長江，在採石登陸。他們向南進發，奪取了太平城（今當塗）。元軍的地方指揮官陳野先企圖奪回太平城，但他本人被俘，並向朱元璋投誠。兩個月以後，郭子興的長子及其忠誠的追隨者和陳野先的軍隊一起拔營去攻打南京。陳野先在關鍵時刻出賣了他們，郭子興的兒子及姻兄弟均被殺，而陳野先本人不久也被神秘地殺害。朱元璋在這次戰役中所起的作用不清楚，但其結果是加強了他的權力。 郭子興的長子和繼承人同郭子興的姻兄弟張天佑——即毫州宋朝廷官制中的副元帥，此時已雙雙死去。此後不久，朱元璋以破壞軍紀罪處死了郭子興的次子。這種種事態的發展提高了朱元璋在他的軍隊中的權力，但是直到1363年大勝利之後，他才感到他的將領們的挑戰對他已沒有威脅了。他的大多數將領仍然矢忠於韓林兒，效忠於紅巾軍運動的宗教約言，甚至在1363年以後也是這樣。朱元璋必須步步小心謹慎。與此同時，他從太平地區擴充了他所控制的地盤。1356年3月，他的軍隊在採石打敗了蠻子海牙的元軍長江舟師。朱元璋認為此時他已強大到能再次試圖攻打南京了。當他的軍隊到達南京近郊時，蒙軍指揮官陳兆先（他是從已故之叔陳野先手中繼承軍權的）率3.6萬人投降。南京戍軍不足，此時很難防守，只經過一天的激戰，朱元璋的軍隊便在4月10日衝進了城內。大部分守軍投降。朱元璋把此城由集慶改名為應天府，此名稱一直通用於至明、清兩代（從此時起，朱元璋的政權將稱為「明」，雖然它要到1368年才正式定它為國號）。 南京曾經是一個帝王古都：它是220年到589年統治中國南方的六朝和十國時代的南唐作行將終結的帝王夢之地，其統治地區的人口密度不如以蘇州和杭州為中心的地區，它的戰略位置也不像附近的揚州那樣令人滿意。它的北面和西面為長江，它的東面有俯瞰城內的紫金山，襟帶江山，形勢險要，因此它贏得了一個艱難時期的強大要塞的美名。3世紀初年，曹操和其他北方統治者曾經常紮營於長江北岸，但南京總是能逃過陷於敵手的命運。南京在14世紀有50萬人口，因此它是一個很大的戰利品，使得朱元璋在表面上給人印象深刻的紅巾軍帝國內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4] 中國從前從未被以南京地區為基礎的力量所征服過，但是，朱元璋在1356年卻沒有什麼理由把問題看得這麼遠。元王朝的前江南御史台變成了他作為江南行中書省首腦的官邸。他開始以他自己的權力來任命和提升文武官員，班爵祿，賜官印，但他在1367年以前還是用的紅巾軍正朔。7月28日，他又建立了行中書省和行樞密院：他自任他的行省大小的政權裡面這兩個文、武機關的首腦。可是，這時明行政機構的大部分還是軍事性質的。朱元璋的軍隊現在已接近10萬人員的大關；他的二十幾位原來的夥伴以及數目較小一些的巢湖領袖，都紛紛晉升為方面軍的將領。這些方面軍稱為「翼」，是仿照元朝非正規軍的標準編制。南京自己軍隊的組成有八個翼，而在其他每一個被攻克的府城通常都有另一個翼。它們的元帥這時全面行使軍政大權。[5] 在1356年的其餘時間和1357年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裡，明政權向蘇州擴充，打擊了張士誠的領土野心。明軍奪取了鎮江、常州、長興、江陰和常熟，最後奪取了揚州。徐達指揮了其中大多數戰役。明軍在長江三角洲的擴張以奪取揚州告一段落。從這時起直到1366年的明軍大反攻為止，明和吳兩國之間在江蘇的邊界一直比較穩定，雙方都深溝高壘，重兵把守，無論何時都能夠抵禦敵方的圍城戰役。 安徽南部和浙江仍然是有待征服。朱元璋在1357年5月12日親自統軍攻占了寧國。據稱，在這次戰鬥中有10萬敵軍投降，並加入了明軍。三個月以後，明軍由胡大海帶領攻占了徽州；在11月13日，常遇春又攻占了池州。池州之捷是導致朱元璋和陳友諒準備大戰的一系列事件的開端，但是就此時而言，明軍已經贏得了對於安徽南部的控制權。 1358年，胡大海全權率軍去征討浙江。鄧俞攻占了嚴州。胡大海的主力在11月份封鎖了金華這個內陸的主要城市，金華一直堅持到1359年1月。朱元璋於1359年11月親自來金華統兵，於12月成立了浙東行中書省。1359年12月3日，胡大海從元軍石抹宜孫手中奪取了處州。這樣就在元帝國的後繼諸國中間完成了分割浙江的形勢。明軍這時不得不滿足於占有四個比較貧困的內陸的府，另外四個北部沿海的富饒的府則仍在張士誠緊緊控制之下，雖然明軍的將領常遇春曾企圖突襲杭州，但未成功。方國珍和他的艦隊繼續控制著浙江的東部海岸。 到1360年伊始，朱元璋的明政權擁有江蘇的一部分、長江以南的整個安徽，再加上浙江內陸部分。這些領土在1363年約擁有人口780萬；但張士誠的吳和陳友諒的漢在潛力上都比他大。在1360年以前，長江流域的幾個主要政權都以打擊元朝的非正規軍和一城一地的地方勢力（像開始時的濠州政權那樣）來擴張自己的地盤。一般說來，元朝的地方勢力彼此不能合力同心，因此不能阻止這三個大軍事頭目滾雪球般的擴張行為。可是，1360年以後，在中國南方沒有一個政權能夠再進行這樣的擴張了。漢、明和吳之間已把三峽以下長江流域的盆地瓜分完了。中國南方所余的大部分地方則受制於一些較小的地方割據者，例如上面已經提到的方國珍和明玉珍（四川），以及陳友定（福建），廣州地區的何真和雲南的蒙古王公把匝刺瓦爾密——這後面三個人都是元朝的忠實幹將。這五個人主要建立了行省級的政權，其力量不足與那些大的政權爭衡，但能靠努力作戰來保衛自己的領土。每一個小一些的政權都堅不可摧，除非某一個大政權傾全力來征戰，但這又會遭到其他兩個大政權之忌而不被容許。這三個大政權的人口對比也使得其中的一個更不可能摧毀另外兩個。中國這時似乎朝著能使人聯想起10世紀時的情況發展，那時在南方是地方割據的均勢局面，北方的軍閥們則在為爭奪帝號而戰。 明—漢之戰，1360—1363年 明—漢戰爭的決戰高潮從1360年延續到1363年，它打破了長江流域的均勢。朱元璋出乎意料的勝利使他能吞併陳友諒的領土，並收編了他餘下的人馬。這就使得明軍有了數量上的優勢以制勝吳，並在滅吳之後使明軍能在1368年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擴張。除此之外，朱元璋於1363年在鄱陽湖的決定性勝利使他有了他需要的威望和崇高形象來克服他自己政權內部的離心傾向，而這種傾向是當時全中國軍人性格的特點。因此，朱元璋必須率領他的軍隊在一場主要出於軍事考慮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但是這場鬥爭也解決了紅巾軍兩個繼承人之間的爭端），從而使擁有明確制度和政策的明帝國得以建立。他的主要對手陳友諒也受到種種類似的約束。 自從1351年的叛亂爆發以後，軍事爭奪的條件大大起了變化。從社會上和組織上來說，1360年及其以後各地的軍隊仍然是前此時期被迫離鄉背井的農民，但是在作戰上他們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到了1360年，城垣已經普遍修復，要攻克一座城池只有靠長期的封鎖或傷亡很大的攻勢才行。城池——特別是那些州府城池或建制更高的城池——仍然是主要的軍事目標。每一座城池都統治著它四周的鄉村，在這個時期，僅僅依託農村的部隊必然被驅來趕去，弄得疲憊不堪乃至毀滅，除非他們能奪取一座城市為根據地。然而，不管是圍城還是野戰，正在運用大部隊進行，而他們的運輸和供應的最方便的方式莫如利用長江縱橫交錯的水路上的船隻。漁民和其他浮家泛宅的社團在起義爆發時起過很重要的作用。到了1360年，真正的戰鬥艦隊發展起來了。它們不僅運送軍隊去圍城，也彼此在水上打仗，不讓敵人取得水上通道。[6] 1360年陳友諒襲擊南京 1360年陳友諒把他個人的內陸水軍拿來做賭本（這水軍是他個人權力所系的命根子），企圖拿下南京，一舉摧毀朱元璋的勢力。根據史料中的暗示，陳友諒是魯莽地進行攻擊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陳友諒在他的同時代人中是最能認識內陸水軍的潛力的；迅速地移動部隊，搞戰略性的突然襲擊，是使用他的強大得多的內河艦隊的最好的辦法。對於陳友諒來說不幸的是，他在南京中了埋伏，使他損失了很多士兵和大部分船隻。朱元璋通過奪取陳友諒的一支完整的艦隊而擴大了自己的水師，這就使得他在此後的兩年中主宰著長江中游的水域。其經過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陳友諒在害死了趙普勝以後，便馬上做好準備要向東擴張，侵入安徽南部的明政權的領土。明軍的間諜使南京對陳友諒的動向了如指掌。據猜測，這些諜報分子就是來自那些不滿於趙普勝被殺的巢湖分遣艦隊中的人，否則就不好解釋為什麼明軍的諜報在1360年總是那麼詳盡無遺，而在後來又是那麼的不靈。當明軍在常遇春帶領下攻克池州的時候（1359年11月），陳友諒計劃來一次突襲以收復它。朱元璋得知這消息後派徐達前往池州，並命常遇春放棄他在杭州前面的炫耀武力的行動（這次行動已持續三個月而毫無結果）去與徐達會合。這兩位明軍將領伏擊了入侵者，並捉了3000名俘虜，常遇春殺了他們的大多數人，並派回少數幾個人去向陳友諒報告軍情。 這個報告激怒了陳友諒，促使他要用手頭的部隊去攻打明軍。它擁有10萬人馬，是一支很大的部隊，但沒有超過明的南京軍隊，而且它只代表陳友諒領土上整個軍事潛力的一部分。陳友諒的艦隊向下遊行駛，於1360年6月11日抵達太平。指揮3000名守軍的明軍將領花雲拒不投降。陳友諒的士兵面對城垣進攻了三天，都無成效。於是陳友諒想用他艦隊中的更大船隻來突擊面江的城牆：即叫他的士兵從高高的船尾去攀登城牆。只要攀上了城牆，他們就能輕易地制服弱小的明方守軍。花雲被俘，但拒絕降順，壯烈犧牲。陳友諒得意於他的勝利，認為這種戰法可通用於整個長江水域。他繼續往下游航行，於6月16日命令他的艦隊停泊在採石碼頭，這裡是明軍在1355年過江的地方。他在這裡把天完的傀儡皇帝徐壽輝打死，自己稱帝，建立漢王朝。登極的儀式是在一個特地為此徵用的廟宇的庭院中舉行的，但被一場夏季暴雨所打斷。新皇帝派了一個使節去見張士誠，請他從背後夾擊南京；陳友諒則準備自己率艦開往南京。 明軍領袖獲悉太平已於6月18日失陷。他們的士兵固然和漢軍的士兵一樣多，但他們的水軍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從1355年以來他們的大多數擴張都在陸上進行。漢軍能夠在江上隨意航行，攻打像太平那樣的沿江城市，其中包括揚州（運河上的江北城市）、鎮江和江陰（靠近吳的邊界）。如果明軍在陸地上追擊他們，明軍就要冒消耗力量和遭受漢軍攻擊的危險。朱元璋的將領們提出了孤注一擲的建議：有人建議陸上進軍太平，另有人建議放棄南京，堅守城東的紫金山。 朱元璋否決了這些建議而實施李善長和康茂才所擬的一個計劃，其中包括把陳友諒誘上岸來，引他進入預定地點，設伏打他。康茂才在1356年投降朱元璋以前曾在陳友諒軍中服過役。他有一個做兩面間諜的僕人：此人一面向陳友諒報告軍情，一面又把漢軍的動態帶回到明營。很顯然，他只忠於康茂才。康茂才利用他帶信給陳友諒說他將倒戈，並將把從長江到南京西城牆的三叉江上的木製江東橋挪開，讓陳友諒的水軍經過秦淮河直抵南京城牆之下。這僕人帶回了陳友諒的口頭允諾，據史料說，朱元璋為此命令李善長連夜重造了一座石橋。這樣，朱元璋就有意地破壞了他自己的計劃，但是他已經算計出了陳友諒在康茂才如果不倒戈時的應變計劃，因而這就使得有可能進行一次更具決定意義的伏擊。 朱元璋預先在大勝關埋伏了楊靖，在江東橋埋伏了康茂才，在新河河口埋伏了趙德勝：這三支人馬是防止漢艦通過沿南京西面城牆流到長江的那些狹窄的河港網絡駛抵南京城牆。他們把些尖頭的「蓮花」樁打到岸上，防止敵船運兵登陸。當江東橋的埋伏正在實施的時候，陳友諒的幼弟陳友仁已經統帥一萬人馬往下游駛來。他在新河口之北的龍灣登陸，襲擊並俘獲了駐守在城正北方的邵榮的明軍。他於是豎起了柵欄，等待大軍的到來。 龍灣是比江東橋好得多的一個伏擊的地方，因為龍灣和新河之間的一片開闊地可以使大多數漢軍上岸，而設伏的明軍仍能借平原之北的石灰山作屏蔽，如果進行得順利，隨時可以在後面打擊漢軍，還可以切斷它與長江的聯繫。朱元璋的如意算盤是，如果康茂才的倒戈沒有兌現，陳友諒會在龍灣上岸。他派了常遇春帶三萬人去石灰山靜候伏擊，讓徐達兵團等在南京的南城外面，如果必要他從這裡可以馳援楊靖和康茂才，然後朱元璋自己帶領預備隊駐紮在城牆西北處當時稱為盧龍山（人們通常稱為獅子山）的地方，他在這裡俯瞰長江和整個戰區。朱元璋下令，揮動紅旗表示敵軍的到來，從他的盧龍山駐地揮動黃旗時則是命令石灰山的部隊出擊。明軍水軍被派往下游，陸軍則到達指定地點，等待天亮。 地圖3　南京及其近郭形勢 6月23日晨，陳友諒率艦隊向下遊行駛，攻打大勝關。這裡的港汊因太窄而不能用，特別是在對付楊靖的堅強抵抗時更是這樣。陳友諒突然停止行動，向江東橋駛去。他看到這橋是石頭的，康茂才也沒有來接應他。他怕江東橋這裡有埋伏，就向長江返航，並直駛龍灣。漢軍在龍灣棄舟登陸，在平原上整隊。朱元璋在盧龍山頂上把他們看得一清二楚。他命令他的士兵吃好喝好和休息好，準備戰鬥。 下午的天氣悶熱不堪。當一陣雷雨襲來時，朱元璋揮動紅旗，讓他的軍隊向北跨過平原，直指漢軍柵欄。漢軍的反應是向他們開過來，離開了長江。陳友諒正在抓住另一支貌似孤立的明軍部隊不放。當暴雨停止的時候，朱元璋命令擊鼓進攻，然後又命令舉起黃旗。朱元璋和馮勝的軍隊攻進漢軍後衛，迅速打贏了這一仗。漢軍陣線七零八落，它的士兵紛紛逃命。那些逃到江邊的兵卒發現已經退潮，他們的許多船隻已擱淺在泥灘上。 明軍因此俘獲了100艘大船和數百條小船，可能占漢軍艦隊的半數以上。這些船隻使明軍在1361年和1362年的長江戰爭中稍占優勢。陳友諒及其大多數人馬擠進那些能夠開動的小船上逃命。他們多數人逃到九江，儘管有明軍跟蹤追擊。漢軍在戰場上留下了2萬具屍體，7000名俘虜，這些俘虜多數人是趙普勝的部下，他們都高興地又同朱元璋部下的老戰友們會合在一起了。陳友諒在江西的地位因他的失敗和他個人部隊的損失而發生動搖。主動權轉到了明軍手裡。在龍灣戰鬥尚在進行的時候，胡大海從浙江進犯江西，奪取並守住了廣信府府城。這個行動打開了明軍在陸路攻占江西全境的前景。 朱元璋企圖征服江西（1361—1362年） 朱元璋由於仍在全神貫注於同張士誠的長期衝突，他一直等候到了1361年年中才試圖利用1360年對陳友諒的勝利。1361年朱元璋向長江上游進軍，勝利地把陳友諒趕出了九江，並封鎖了他在武昌的殘餘部隊。朱元璋於是用1361—1362年的冬天降服了江西各城池。如果吞併全江西，就會使得朱元璋在力量對比上極占優勢。可是，朱元璋很失策。他在江西完全到手之前離開了南昌，因此他只能調回武昌地區的部隊來鎮壓隨後出現的叛亂。當他離開南京的時候，浙江爆發了叛亂，接著在他的最高級指揮官中發生了叛逆事件。其結果是陳友諒得以有時間放手重新武裝，並進攻搖搖欲墜的明政權。 陳友諒在回到九江以後，勝利地重建了他的權力，但是由於他的失敗，他的威望大不如前。朱元璋也正在這時回過頭來專心應付吳軍。他在江西留下來的兵力卻不足以瓦解漢政權。胡大海任命他的養子胡德濟為廣信府同僉，他們父子兩人擊退了漢軍想重新奪取此城的企圖。鄧俞促使江西中部的浮梁縣城叛而投明，但其他州府城池未起而效尤，它們的領袖們仍然忠於陳友諒，雖然他們在1360年和1361年並未給他以任何支持。到了1361年年中，情況已經變得很明顯：除非明軍主力大舉進犯，這些城市是不會投降的。後來，在1361年8月24日，漢軍方面的將軍張定邊以突襲手段重占安慶。明軍巢湖將僉院趙仲中逃往南京，朱元璋殺了他，把他的職務和他的巢湖部下轉交給了他的弟弟趙庸。以前龍灣戰鬥的結果之一是安慶落到了明軍之手。它再次被對方奪去則是一個嚴重的挫折，這件事最後使得朱元璋相信，儘管在明軍遠離南京在外作戰之際有吳軍進攻的危險，明軍也必須全力進攻漢軍。 1361年9月11日，朱元璋率水軍從南京起航溯江而上。他們於19日抵達安慶，並摧毀或俘獲了停泊在那裡的船隻。他們沒有拿下城來，但是他們繞過了它，繼續上駛，並於23日到達鄱陽湖的入口處——湖口。明艦到來的消息使得本來搖搖欲墜的漢政權更加震動不已。在航程的中途，兩名漢軍將領丁普郎和傅友德率他們的艦隊投奔明軍。漢軍巡邏艇發現了在湖口外的明軍艦隊，把消息及時帶到了九江，使陳友諒能部署自己的水軍迎戰。占優勢的明水軍從兩側包圍漢軍陣線；在損失了100多艘大小戰船後，陳友諒把船隻撤退到九江以南湖內的天然良港中去。那天夜裡，他又叫士兵們上船，再次出航，躲過了敵艦的耳目。他溯江而上至武昌；在這裡他的權力仍然是未受到挑戰的。 次日，明軍從江面上猛攻九江城垣，利用架在船尾上的雲梯。擁有這種裝備的這種船隻可能本來是陳友諒的，並且是在頭一年攻打太平時就已經這樣裝備起來了的。朱元璋於是派徐達帶領一支艦隊去追趕陳友諒。徐達沒有能阻止陳友諒到達武昌，因此拋錨於漢陽城外，他攻城，但沒有拿下漢陽。可是，他利用這種形勢一直封鎖陳友諒到1362年4月。 朱元璋自己在九江督率主力部隊，他同時發動了一場基本上是政治的攻勢，想迫使江西各州府城池投誠。到了10月2日，南康、饒州和建昌都派了使節來表示擁戴明政權，湖北東部也有三個城市已經這樣辦了。朱元璋這時不想把他自己的軍隊放在這些城市，因為那樣就會不利於其他人投降。他繼續談判，想讓南昌這個省會和重要城市投順。等待政策變得越來越危險了，張士誠最後有了活動的跡象，派兵包圍了太湖東南邊的長興，使常遇春於12月不得不被派去救援。明軍一方面要阻住張士誠，一方面要牽制陳友諒，同時還要拿下江西。他們的戰線確實拉得太長，太危險了。 當鄧俞於12月9日攻占了撫州（今臨川，距江西的南昌東南僅60英里）的時候，漢軍駐南昌的總指揮官、行省丞相胡美最後請求議和。他的主要要求是：他的部隊參加明軍，但必須保持原建制，由他自己統率。朱元璋允許他保留他的大部分軍隊，條件是要他放棄南昌，在明軍主力部隊中服役。胡美同意了這個條件，他後來在明朝被封了爵位，但是他沒有能夠說服他所有的部下。1362年2月10日，朱元璋把明軍主力開進了南昌。在下個月，袁州、吉安和江西的另外幾個小城市也都效順了明政權。 由於占領了九江和南昌，朱元璋實際上接過了陳友諒原先在江西的主宰地位，也接過了這個政權的一切包袱。其他府城的同僉都是天完叛亂以後地方軍事化過程的產物。當每一個同僉「投降」以後，他就被委以管理這個城市及其附屬之縣，不然就不能再有歸降者了。這種對待降者的辦法確實保證了他們能熬過任何一次危機，例如在1361年和1363年就是這樣。朱元璋此時還不夠強大，沒有多少時間在他的主力軍和各城市戍軍之間強制執行軍隊的改組，而這是統一明軍和由中央控制府城所必須做的事。他已經離開南京太久了。1362年3月11日他開始返航。當他行駛於江面上的時候，他的權力正瀕於崩潰。 早在1361年12月24日，常遇春已經解除了吳將李伯升對長興的包圍，並在此後已返回南京。吳軍再一次蟄伏起來，浙江內陸被明將胡大海攻占後似乎牢牢地掌握在他手中。可是，楊完者手下的苗族非正規軍變得極其不安分了，其原因不見於史料，但它似乎影響了整個苗族的軍隊。在明軍攻取浙江之前這些軍隊就在元軍中服役，他們多半戍守在金華和處州。當朱元璋遠在長江上游之時，苗軍就互通消息，準備一致行動，參加叛亂。1362年3月3日，金華的苗軍開始叛亂，並殺死了胡大海；四天以後，處州的苗軍也叛變，殺死了城防守將耿再成。叛軍可能是受吳軍的煽動，在四個府城有兩個已落入叛軍手中的情況下，明軍在浙江的整個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一回到南京，朱元璋於3月16日任命他的外甥、當時任嚴州府城防守將的李文忠為浙江明軍大都督。李文忠馬上奪回了金華，但是苗軍從金華逃走，投向了張士誠的部隊。張士誠派他的兄弟張士信統大軍攻打明軍的外圍堡壘諸全。既要抗拒入侵，又要對付叛亂，李文忠為此用了很大心計。朱元璋已派邵榮帶兵去收復處州；李文忠不可能期待從南京得到增援了。儘管邵榮在龍灣戰鬥中失利，他仍是明軍最高將領，其地位甚至在徐達和常遇春之上。李文忠於是放出風聲說，號稱難以對付的邵榮正來救援諸全，但實際上他派胡德濟帶領他的廣信軍馳援。當後者開到諸全時，張士信和他的人馬被一股宣傳聲勢擾亂了軍心，致使他們很容易地被守軍和援軍的聯合攻勢所打敗。與此同時，邵榮收復了處州。 在浙江被逐步綏靖的時候，江西的戰火卻越燒越旺。朱元璋曾經給鄧俞留下不多的兵力守衛南昌，而把大部分降軍帶回了南京。他曾經下令胡美的兩員下級軍官——祝宗和康泰——帶著他們的隊伍去上游增援漢陽城外的徐達。只是在明軍主力部隊離開了南昌以後，朱元璋才發現祝宗和康泰始終反對胡美的投降，並且計劃搞叛亂。這兩名將官在江上游弋，4月12日傍晚他們的水軍來到南昌城牆邊。他們突襲了守軍，用大炮摧毀了新城門，並洗劫了這座城市。鄧俞隻身逃到了南京。朱元璋只得讓陳友諒在湖北和湖南重建他的權力，以使明軍能恢復在江西的地位。他命令徐達放棄對武昌的封鎖，向下遊行駛。5月13日，徐達收回了南昌。與此同時，常遇春修復了安慶城垣，把它再度置於明軍控制之下。安慶可以屏障明軍的心臟地帶，擋住漢軍再度發起的進攻，但是，如果明軍想最終確實控制江西的資源，他們必須加強對南昌的控制。朱元璋任命他的另一名僥倖活下來的侄兒朱文正總統南昌城守，而以鄧俞為副。守軍增加了人數，城牆得到了加強，並從江邊往後挪了一段地，使城牆不能從船上攀登。 如果不是邵榮在仲夏的叛逆行為，早在1362年朱元璋可能會冒另一次與漢軍作戰的危險。雖然邵榮也是朱元璋起事時的老夥伴，在明軍將領中也身居高位，但他在見於史籍的有名戰役中並非赫赫有名。他從苗人手中收復處州是他幾年來第一次獨立作戰的戰果。當他的戰功未被承認時，他增長了不滿情緒，並與另一胸懷不滿的將領趙繼祖密謀發動政變。按這兩位密謀者的計劃，當明軍於8月3日回師南京時，在一次閱兵以後，把他們的隊伍安排在行軍縱隊的前面。他們打算，在他們的隊伍隨朱元璋進城以後便關上和守住城門，乘混亂之機殺害他。這個陰謀失敗了。一面旗幟被風吹起，捲住了朱元璋的身體，這個預兆使得他從另一個城門進了城。情報員後來揭發了這一陰謀，邵榮和趙繼祖被逮捕，並被處以死刑。後來朱元璋有些猶豫，他徵詢了其他將軍的意見，常遇春直抒己見，堅持把邵榮和趙繼祖處死，結果就這樣執行了。可是，這個事件的結果是使得朱元璋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中要依靠高級將領自由發表意見辦事了。 1363年的鄱陽湖之戰 陳友諒又調集了一支新艦隊，於1363年再次展開攻勢，企圖像1360年那樣從江上攻取明軍領土。但事與願違，陳友諒因圍困南昌三個月而深陷泥潭，他在一場主要在江西鄱陽湖的水戰中被摧毀了。朱元璋在這裡的勝利是他將要掌握政權的關鍵性轉折點；他以後再也沒有遇到過與他相匹敵或更高明的對手了。鄱陽湖之役以後朱元璋奪取了江西和湖廣，這使得他擁有的人員數量滿足了他打敗張士誠的需要，而吞併了張士誠的土地以後又使得明軍能在1367年及其以後迅速擴張其勢力。 像我們在上面看到的那樣，到1362年末，叛逆和叛亂曾使明軍失去了因1360年勝利而獲得的主動權，並且危及1361年所取得的戰果。在明軍尚不知情的情況下，陳友諒正在武昌調集他的無敵艦隊，張士誠的活動也日益咄咄逼人。朱元璋視野內唯一光明的地方是華北：1362年7月6日察罕帖木兒被刺以後，那裡又一次陷入了混亂。察罕之被害意味著，遲至1363年，元朝勤王軍方面再也沒有足夠的聯合力量能夠摧毀明方的軍隊了。 那一年剛開始便有吳軍突襲紅巾軍運動對它有感情的中心之舉。1363年2月16日，作為吳的三位野戰軍指揮官之一的同僉呂珍突入安豐，殺死了它的實際統治者劉福通，並俘虜了傀儡「宋」帝韓林兒。整個宋帝國這時已經成為明政權，不過加上了安徽—河南邊界上這一片人煙稀少地區中的這一個不起眼的小城而已。朱元璋的追隨者此時包括一些有影響的人士，他們希望明軍和紅巾軍要拉開一點距離。這些人士中有著名的劉基及其浙江同鄉文人學士。這些人此時刺耳地和有理有據地說出他們的主要是從軍事上考慮而不是從文化思想上考慮的反對意見，即明軍不應該分兵去再占安豐。但是，明軍中仍有很多人崇敬韓林兒，這就使得救援工作成為必不可免的了。 3月份，朱元璋率明軍主力北上安豐。徐達和常遇春攻城，趕走了呂珍，總算救出了韓林兒。朱元璋隨即帶兵回南京，安豐成了一座空城，由元軍占領。但不幸的是，戰鬥並未結束。1355年曾經從家鄉把巢湖分遣隊趕走的廬州軍頭目左君弼曾派過一支人馬來幫助呂珍的入侵。明軍將領們堅持必須給他以懲罰，朱元璋未能說服他們，儘管有劉基犀利的反駁言論也枉費口舌。結果是，徐達和常遇春用了1363年4月到8月這幾個月的時間徒勞無功地圍困了廬州府城，而陳友諒卻未受干擾地執行了侵犯江西的計劃。 陳友諒動員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壯，建立了一支新水軍。史料上沒有交代他是怎樣完成這些事情的，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徐達撤走他的封鎖部隊幫了陳友諒的忙，因此他能在對明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他的準備工作。他的艦隊的主力擁有漆成紅色的三層甲板的大戰船，上有掩護弓箭手的包鐵塔樓，它們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牆。有一件材料說，每一隻這種戰船可載兩三千人。它們還附有各種各樣的大小船隻。陳友諒的個人行動作風是一貫強調他在主力部隊中的個人領導形象，他此時孤注一擲地創建了這樣一支大艦隊，使之足以在任何情況下克敵制勝，但是它的失敗也意味著他無可避免地要喪失他的根據地。 陳友諒把他的軍隊及其家屬、馬匹和供給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時他開始順流而下。史料說他帶有60萬人馬，大概此數之一半較為可信。漢軍的無敵艦隊現在與明軍主力相比，艦隻大得多，數量和人員也多得多。陳友諒的計劃是要求多次重現1360年太平之役的勝利，他將從船尾上突襲這些沿江府城。1363年6月5日，漢軍艦隊出現在南昌水面上。如果南昌陷落，陳友諒就有理由希望江西的各地城防守將（他們多數人原來是擁戴他的）會回心轉意，重新回到他的麾下。這種發展會重現1359年末的領土形勢；從他在湖廣的措施來看，在他再次進軍明軍之前，這一次他大概已經不遺餘力地調動了江西所有的軍事潛力。 南昌面江的城牆在1362年經過改建，使得他不可能從船上襲擊來奪取該城，從而打亂了陳友諒的時間表。他被迫封鎖南昌，改用常規的攻擊方式。明軍的守軍打退了所有漢軍的攻擊，顯然給了攻擊者以重創，而且用出擊方式給以進一步的打擊。6月9日，漢軍破壞了一段長300多英尺的城牆，但鄧俞的士兵用火力擊退了他們，同時在被毀的那一段城牆之後又建了一段半圓形工事。6月19日明軍出擊，打垮了陳友諒對新城門的一次進攻。6月24日，對水門的攻擊無功而返。圍城還在繼續時，季節性的江湖低潮時期即將到來，戰略主動權正從陳友諒手中溜走。可是，損耗和飢餓削弱了南昌的守軍。即令他在1363年不再做任何努力，下一年南昌的收復也會使陳友諒在極其有利的條件下重開戰端。 7月24日，明軍的南昌將領們答應在以後某個未具體約定的日期投降，因而獲得休戰的機會。他們同時又派遣了信使偷偷溜出漢軍封鎖線前往南京。8月4日信使到達南京之事是史料中的第一個暗示，表明朱元璋甚至意識到了江西的局勢，雖然南昌已被圍達兩個月之久，而通信的阻隔也應該說已經給了朱元璋某些啟示。和1360年大大地不相同，明軍的情報在1363年非常糟糕。到了1363年的6月至7月，朱元璋被兩件事捆住了手腳：這就是被圍的廬州還拒不投降；再就是靠近吳軍邊界的浙江諸全要塞的明軍同僉謝再興在6月8日叛變，此人跟吳軍的秘密勾結已經真相大白。胡德濟又一次率軍從廣信長途跋涉到諸全，他圍困了此地，但未能把它拿下來。到了8月6日，他撤圍而去，回到了廣信。就在那一天，可能是由於原來就強烈反對廬州之役的劉基的呼籲，朱元璋最後終於出面反對他的高級將領們。他命令徐達和常遇春撤廬州之圍，要他們把軍隊重新在南京集結，並派胡德濟走陸路從廣信馳援南昌。 明軍艦隊把重新集合起來的主力軍隊在8月15日運離南京。如果根據一條史料說它大約是「千船載十萬人馬」（的確，多數材料說是20萬），[7]那麼，它的人員大致與1360年的明軍主力相當。可以假定，自從1360年以來，明軍擴軍的部分已經用於補充浙江的軍隊、南昌的戍軍和加強南京的常備守衛部隊。在這裡，明軍的情報和計劃又一次出了問題。陳友諒甚至在被圍之中兵員受到損失和他派部隊進行江西中部戰役以後，其兵員數量還大大超過明方遠征軍。此外，明軍也不能和漢軍的巨大戰艦相抗衡：後者的高度雖然是為了攻城而設計的，在接近和攀登敵船的戰鬥時擁有巨大的優勢。水位至少在下降，明軍的水軍領袖們相信這對他們有利。即便如此，他們還是要同時在兩線作戰，而且由於要駛向上游去打一支占優勢的敵人（和1361年時截然相反），明軍已在進行一場殊死的賭博。 8月24日，艦隊開到了湖口。明軍在長江北岸與鄱陽湖口相對的涇江口建築了防禦陣地，又在鄱陽湖湖面至長江上的湖口的狹窄水道上的南湖觜也建築了防禦陣地。他們希望這些陣地能阻止漢軍船隻離開鄱陽湖。如果說陳友諒已派巡邏船隻到湖口的下游去，那麼，它們未曾向他警告關於明軍的到來，他現在已是在湖中陷入重圍了。可是，明軍此刻的主要目的是救援南昌，所以明軍艦隊不是僅僅駐守在湖口，而是向南行駛，於28日進了湖內。同一天，陳友諒解除了南昌之圍，讓他的軍隊上了船，也北駛入湖。8月29日很晚的時候兩支艦隊相遇於康郎山。它們等到日出時開戰。 經過四天的水上鏖戰，明軍給了敵人以重創，但沒有能夠摧毀漢軍艦隊，也沒有在數量上取得優勢；明軍最後還是放棄了鄱陽湖。8月30日晨，朱元璋把自己的水軍分成11隊。重型艦隻擺在中央，由徐達和常遇春及他本人統率，輕型艦隻擺在兩翼，由俞通海和廖永忠率領；後者是兩位明軍領導層中出身於巢湖的有經驗的水軍將領。明軍陣線向前推進並發動攻擊；俞通海的艦隊占了上風，用石弩發射火藥筒，摧毀20多艘漢軍艦隻。可是在中央部分，高大的漢軍艦船把明軍陣線逼向後退。朱元璋的旗艦幾次受攻擊，徐達的艦隻則嚴重受損。明軍艦隊退到一個淺水區域，使漢艦不能追擊，因此得以脫離戰區，雖然有幾隻船已經擱淺。第一天的戰果使明水軍士兵都感到氣餒。夜裡，朱元璋命徐達把受損的戰艦帶回了南京。 次日晨，明軍將領很不願意與「屹立如山嶽」的漢軍戰艦作戰。朱元璋果斷地處決了幾個下屬之後陣線有所推進，但明軍艦隊再一次被迫後退，而且損失了幾個重要的人物。在此以前，明軍不能打贏那種以艦隻對艦隻的仗。由於受到前一天俞通海用火炮攻擊而取勝的鼓舞，又由於看到了漢軍艦隊的陣形非常密集，朱元璋命令常遇春準備一些小船隻，故意用做火攻船隻。常遇春準備了七隻漁船，上面裝滿了一捆捆填充了火藥的蘆葦。當下午風勢轉變而從明方吹向漢軍的時候，這些由特別挑選的「敢死隊」水手操縱的小船駛進密集的漢軍艦隊，放起火來。密集的漢軍隊形使它的巨艦能在近戰和攀登船隻之戰鬥中發揮最大的效果，但是也使它們容易遭受火攻。縱火的結果，幾百條漢軍大小船隻被毀，死亡士兵約6萬人，相比之下，據說明軍的損失為7000人。陳友諒的兩個兄弟以及另外幾名水軍將領均被殺，這就證明了漢軍損失的慘重。但是明軍也損失不小，雙方艦隊在次日略作休息和修補。 9月2日早晨，戰事又起。漢軍艦隊儘管遭受了損失而仍比對方強大，雖然它的相對優勢已大為減小。這一次漢軍的隊形是散開的，足以防止對方再用火攻，但一股股明軍小船卻可以包圍和摧毀孤立的漢軍船隻。忽然間有一支六條船的明軍小艦隊插入漢軍陣線，繞過了它的一端，並重新與明軍艦隊會合在一起。可是，這個突發性的行動顯然不能招致任何決定性的結果，因此在中午前後，朱元璋迫於他的將領們的壓力而下令脫離接觸，退出湖面。主張撤退的俞通海說，湖中的淺水妨礙了明軍船隻的活動。跟強大的漢軍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不僅不大可能使明軍有獲勝的前景，甚至大有被打敗的危險。很顯然，明軍不能指望再用火攻搞戰術性的奇襲了。明軍最初駛入湖內的目的是解救南昌，但是到了此時朱元璋似乎已經聽到，胡德濟的軍隊已經自廣信從陸路解了南昌之圍。這一發展使明軍決定放棄戰鬥，改而採用把漢軍艦隊困在湖內的戰略。 9月2日夜，每隻船尾上都掛起一盞燈籠，明軍艦隻成單行縱隊開向鄱陽湖的湖口。漢軍艦隊在天亮以後跟蹤而至。由於沒有在湖面戰鬥中殲滅明軍，陳友諒因早先未能守住該湖湖口而落入了陷阱。漢軍領袖們互相爭吵：到底是用船隻奪取湖的出口處呢，還是改取陸路徑趨武昌。陳友諒的左、右兩名金吾將軍投降了朱元璋；後者送了一些侮辱人的信來刺激以性情暴烈出名的陳友諒出戰，但同時也靜待陳友諒彈盡糧絕。在這個時候，某些明軍將領們卻變得緊張起來，想返回南京，但是常遇春這一次又竭力支持了朱元璋的權威。明軍艦隊一直留在一起，沒有再犯1362年那樣的錯誤，那時明軍曾被迫在第11個時辰給陳友諒讓開了一個口子。 陳友諒等了一個月的時間才突圍。他的艦隊憑藉南湖觜的地位很容易發動攻擊，10月30日便出現在湖口，然後沿江上駛，希望開抵武昌。朱元璋早已在湖口上游擺下了艦隻專等這樣的機會到來，並且還準備了火攻船。當這些火攻船放出漂泊時，漢軍艦隻馬上向下游散開，明軍船隻緊追不捨。到了下午很晚的時候，一簇簇互相咬住戰鬥的船隻漂流到了涇江口，埋伏在這裡的明軍又投入戰鬥。陳友諒在戰鬥的這個節骨眼上被殺；當他在一葉小舟上穿行於船隻中間時被箭射穿了眼睛。他的死訊迅速傳遍戰鬥中的船隻，明軍大奮，打擊了漢軍僅存的一點點士氣。入夜，漢軍艦隊土崩瓦解。張定邊率領他的小艦隊逃走，把陳友諒的幼子陳理也攜帶而去，在逃回武昌時讓他登了漢帝之位。次日晨，其餘的漢軍艦隊——總數有5萬人——就投降了。10月8日，朱元璋率艦隊和俘虜一起回到了南京。 明—漢之戰的決戰階段就這樣結束了，它本身是導致明王朝建立的一系列發展中的關鍵性事件。陳友諒之死和他的大部分艦隊的被毀或被俘，使朱元璋取得了他在1362年的挫折中未曾得到的完全的勝利。在此以前，明軍一直在與在事實上或潛力上占優勢的漢軍作戰，同時還要對付東面吳軍進攻的危險。現在，由於陳友諒已被消滅，明軍能夠馬上著手吞併江西，並最後拿下湖南和湖北。明的人口因此擴大了兩倍，長江地區在1360年的那種長期的勢均力敵的局面就被排除了。 從1364年起，明軍控制下的人口數量使得它能徵集到兩倍於吳的軍隊，所以明軍就以並滅吳為下一個目標。明軍在事實上已經變成了中國最強大的地區性力量，它的軍隊可以在幾條戰線上作戰，其結果甚至又加強了它的力量。另外，鄱陽湖之戰使朱元璋在他的政權內部也增加了權力。有些文人仍不太心甘情願地給他服務，士兵們仍然溫情脈脈地看待韓林兒，但是，這兩種人現在都把朱元璋儼然當做未來的皇帝。1363年9月的企圖是明軍軍官們藐視朱元璋的意願的最後一次；後來，他以他提高了的威望和他在被征服領土上分配俘虜部隊和分配指揮任務的權力，再加上其他因素，使他終於叫他的將軍們俯首聽命了。到了1364年，明政權已經變成了元帝國明顯的繼承者，當然，要確認這種繼承權還得有幾年仗要打。[8] 明軍在全中國的勝利，1364—1368年 當明—漢之戰的決定性階段正要見分曉的時候，張士誠仍然是明軍的死敵，但是在明軍主力部隊在別處作戰之際，他卻沒有充分利用一再出現的天賜良機。1362年和1363年吳的半心半意的攻勢沒有給對方造成重大的傷害。不清楚張士誠在什麼時候才認識到明軍在鄱陽湖的勝利的規模，但從他後來的行動中顯然可知，他認為陳友諒的垮台是他和朱元璋攤牌的序幕。現在，和1356年大不相同，張士誠無意要和朱元璋搞好關係。張士誠終止了向元大都輸送糧食的漕運，聲言他自己需要這些糧食，同時在11月5日他自稱吳王，這是直接向朱元璋挑戰，所以朱元璋的回答是在新年（1364年2月4日）也自稱吳王。 其他二流的地方割據者對明軍勝利的反應則各不相同。陳友定很積極地與朱元璋作對，並且從福建入侵浙江；明玉珍則從四川來信，建議與朱元璋締盟。方國珍對於勝利者是禮讓三分，給他進貢，但朱元璋接受貢品時卻有條件：在明軍奪取杭州以後，他應在規定的日子內俯首稱臣。 明之並滅漢（1364—1365年） 在1364—1365年之間，朱元璋主要致力於逐一吞併陳友諒以前在江西和湖廣的土地。他之所以能達到這個目的主要是因為擴廓帖木兒和張士誠這兩個最強大的地方割據人物不能有效地聯合起來反對他。新土地被併入他的權力基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約兩倍於任何其他對手所控制的人口。僅僅是這種數量上的優勢而並非質量上的優勢，就是明軍以後贏得一系列勝利的主要因素，它終於像滾雪球那樣使它最後征服了全中國。 1363年10月23日，在鄱陽湖之戰勝利結束兩個星期之後，朱元璋又把他的水軍開向上游，這一次是開向武昌。他圍困武昌兩個月而迄無成效，於是返回南京，把兵權交給常遇春。這是系統地征服漢軍從前領土的開端。1364年3月22日張定邊投降的前兩天他回到了武昌。此後，湖南、湖北餘下的州府望風歸降。朱元璋這時並未占領它們，他留下楊靖守武昌，自己率余軍駛向下游。5月15日，徐達和常遇春重新圍攻廬州；左君弼逃往安豐，和擴廓帖木兒合兵一處，但是廬州在左君弼部下的防守下頂到8月15日。廬州和武昌曾經是態度鮮明地抗拒明軍的兩個中心，拿下了它們，就是進行下一階段實際占領江西和湖廣已經投降或正在動搖的重要城市的開端。 徐達進軍湖廣。徐達嚴於治軍，他的名聲可以說服漢軍從前城市的守將們和平地打開城門歸順明軍。很顯然，只要此時明軍有一個地方失控，其餘城市便會相率反抗。1364年10月末，徐達的軍隊勢如破竹就進入了江陵、夷陵和長沙。自此以後，漢軍的多數將領和土著酋長都開門迎降，毫無抵抗，因此他在1365年4月回到南京的時候能夠報告說，湖廣已經平定。 常遇春的軍隊首先開進南昌，他在這裡與鄧俞的部隊和一部分守軍會合。常遇春的任務是征服江西的中部和南部。最南端的那些城防守備無一人投降；其他地方的守備已在1361年屈服，但他們在1363年對明軍並沒有什麼幫助。常遇春和鄧俞在1364年9月3日攻破了吉安，然後溯贛江而上，包圍了熊天瑞控制下的贛州。熊天瑞從來沒有真正受制於漢軍，但他一直在利用他的繼續附漢作為他進攻那些在1361年投降明軍的城防守將的藉口。當明—漢打完主力戰的時候，他把他的控制從江西南部擴大到了廣東北部。他現在頑強地抗拒明軍，贛州直到1365年2月才落入明軍之手。使朱元璋大感吃驚的是，常遇春占領贛州時是兵不血刃，秩序良好。 與此同時，江西中部爆發了一次親漢軍的叛亂，朱文正已從南昌派兵去進行鎮壓。這一事件為明軍進行大改組提供了機會。朱元璋命令自1357年就守備常州的、他所信任的湯和帶領他自己的某些部隊開往江西，幫助鎮壓叛亂。1365年2月16日當湯和的軍隊抵達南昌時，朱元璋也突然出現在南昌，馬上罷免了他的侄子朱文正的一切軍事職務。朱文正被指控強搶和姦污婦女，用龍鳳裝飾他的內室，並且企圖投降張士誠。這些指責有些是生活細節，有些是莫須有的罪名。朱文正很得軍心，其他將領代為求情，最後被處以監管流放。朱元璋顯然對他的侄兒有所畏忌，這從他精心準備的這次突發行動可以看出，但他究竟真正關心的是什麼，卻不見於現存的史料。鄧俞接手擔任南昌守將（江西行省參政）。 朱元璋攜徐達和常遇春於4月23日返抵南京，他們計劃下一階段的戰役。常遇春在6月中旬攻克了漢水上的安陸和襄陽。由於漢水源出陝西南部，明軍現在能夠與陝西省內擴廓帖木兒的敵人合作了。擴廓由於企圖重新組合察罕帖木兒的一切權力結構而未果，所以他沒有能力阻止明軍的進一步擴張。這一次明軍的擴張就要以張士誠為目標了。 到了1365年夏末，所有從前漢軍的土地都已被明軍所控制，餘下的漢軍士兵也已被明軍收編。各地城防部隊都被忠實可靠的明軍所取代，同時也把漢軍中投降的士兵作為預備隊，以便將來組成遠征軍。軍隊做出這樣的調整需要改組明的軍事制度，每個部隊還必須查點士兵名額，這個過程便進一步加強了明軍的集權化管理，同時也增加了朱元璋在軍隊中的權力。1363年末，朱元璋在閱兵中發現有一位將領不知道他究竟統轄了多少人馬，所以他發了脾氣。其實，這位將領不知其情的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很自然的：每個部隊由若干忠於其直接上司的小部隊組成，每個部隊的大小和命名法又不規範化，上面的指揮官不易干預下屬部隊的行政事項。 1364年，朱元璋在自稱吳王之後不久便推行一種標準的軍隊編制表。以前主要野戰軍部隊的各翼元帥府被改名為「衛」，定額兵力（最初）為5000人。每個衛分為5個1000人的千戶所，其下又分為10個100人的百戶所。更小一些的野戰軍總部——總管府——改稱為「守御」，也是1000人，分10個百戶所。給武官制定了新的軍階以確定新的兵制；部隊指揮官此後便必須計算他的士兵的人數，放棄他們原先的軍階和爵位，而按照他們現在所指揮的人馬接受新的軍階。朱元璋通過這種措施對各部隊取得了內部行政的控制以後，他又准許軍官們的職位可以世襲。衛以下的職位明確規定可以世襲，其傳承辦法須經王的批准，這就使這一由來已久的做法正規化了，它像衛的10個下屬部隊那樣，是元代兵制中的常規。 這次改編是藉機重新劃分軍隊，它一方面意在特別獎賞明軍的將領使之能擁有更大的兵力，一方面又讓新降附的士兵調離本鄉本土和原來的部隊。在明軍中服役最久的士兵——即朱元璋在1360—1363年間親自帶領的主力——被分為17個衛。這個集團的老兵准許完全退休，其餘人則轉到衛里去，在南京地區搞軍屯。朱元璋本人不再負責實際的軍事指揮工作，留在南京樹立傳統的聖君形象。京衛的一個不公開但卻是主要的任務是，如果在朱元璋最後稱帝而野戰軍內部有人反對的時候，它充當對付這種反對者的最後手段。其他雖然可靠但在明軍中服役時間較短的士兵（例如那些在明軍征服安徽南部和浙江中部時加入明軍的士兵）則被派往守衛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城市，或者被派在以南昌和武昌為基地的地區野戰軍內服役。從前的漢軍士兵和新從原來漢屬土地招募來的軍隊則被調到南京來，把他們和明軍老兵混合編隊，形成後來由徐達和常遇春率領伐吳的軍隊。在1363年以前，向明軍投降的將領們能夠堅持自己統帶這些原來的部隊；但自此以後，投降的軍隊能保住性命或受到不論什麼樣的優遇就會感恩戴德不盡了。[9] 明軍戰勝吳軍（1365—1367年） 朱元璋的軍隊在1365—1367年之間以破竹之勢征服了張士誠的領土；這些戰役從吳的外圍地區打起，其高潮是勝利地包圍了蘇州。1367年蘇州的陷落並未中斷明軍擴張的勢頭；朱元璋在這一年的年底以前還派了遠征軍連續南征北戰。 1367年以後張士誠的唯一希望是要趕在明政權充分利用新征服給予它的軍事潛力之前發動一次破釜沉舟的攻勢。張士誠有此心愿，但是吳軍力不從心。1364年11月張士信想奪取長興，但在12月他被湯和從常州發來的兵趕走，損失慘重。1365年3月，原先未能奪取長興的吳將李伯升率軍20萬徑趨浙江的諸全，並從這裡出發去圍攻新城，這是謝再興1363年投吳後明軍為屏障諸全所築的堡壘。李文忠帶著明政權的浙江軍去解了圍。1365年3月12日晨他親率騎兵衝鋒，打敗了吳軍。當吳軍撤退經過新城門時，戍兵的一次突襲打垮了他們。這次慘敗標誌著吳軍的攻勢企圖已經終結。除了打敗張士誠的一個尚存的兄弟張士信之外，明軍還打敗了李伯升和呂珍。後來，吳軍的第三個「爪牙」徐義乾脆拒不打仗了。 明軍領導層採取了對吳「剪除兩翼」的戰略方針，這就是說，先攻取長江以北的吳軍領土，再奪取浙江的吳軍控制部分，然後再攻擊吳的心臟地帶蘇州地區。1365年12月，徐達的軍隊攻下了泰州（屬江蘇揚州府），然後奔大運河，於1366年4月24日克高郵。徐達再迅速移師沿運河北上，突襲並摧毀了徐義的艦隊。這使得淮安的吳軍守將梅思祖投降，緊接著是濠州、宿州和徐州的諸守將紛紛起而效尤。徐達本人西行，於5月29日奪取了安豐。擴廓帖木兒奉命加以干預，但他又一次受到察罕帖木兒從前部下的掣肘。經歷叛亂後的元王朝「勤王軍」仍然不懂得明軍勢力的增長會馬上消滅他們，因而不能協力自衛。像通常那樣，投降的吳軍也歸併入在夏天的耕種季節不參加戰鬥活動的明軍。 當戰事重新開始的時候，朱元璋堅持繼續「剪除兩翼」的戰略方針，那意味著下一步要打浙江北部的湖州和杭州。徐達和常遇春的20萬主力軍包圍了湖州，李文忠的浙江軍隊封鎖了杭州。當湖州在1366年12月8日投降的時候，杭州的吳軍平章潘元明看清了形勢，在一個星期後投降。明軍然後直趨蘇州，在12月27日完成了包圍態勢。 蘇州之圍延續了10個月。蘇州作為大要塞並不出名，但它的城牆已被重建得很堅厚。另外，張士誠經過十年蟄伏之後正在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同時給他以支持的紳士階層又認為這是一場捍衛社會正統和文化正統的戰鬥。張士誠拒絕所有要他投降的勸告，雖然這時明軍領袖們已給了他足夠的保證，指天誓日，決不背約。張士誠親自帶領軍隊，企圖從城內殺出一條血路突圍。明軍方面由徐達統籌全局，常遇春和後來封為公爵和侯爵的其他八名將軍分別封鎖一段城牆。在圍城期間明軍築起了連綿不斷的土工事把蘇州團團困住。他們從特別建造的土台上把割下的人頭、腐爛的屍體和其他東西都投向城內。燃燒的箭頭和火箭都用來搞火攻，更標準的火炮則用來轟打城牆。 1367年10月1日城牆被攻破，明軍蜂擁進入蘇州城。張士誠退入內城。他想在宮內自縊身死，但明軍砍斷了他的繩索。他拒絕進食，拒絕屈服，最後在被帶往南京後，顯然是自殺身死的。1393年，蘇州是明帝國人口最稠密的一個府，對它的賦稅徵收得特別高，這反映了朱元璋對這個地區的紳士懷有的深仇大恨。1367年蘇州的失陷結束了吳軍的抵抗，給明軍增加了25萬久經戰陣的士兵，這就使得明軍可準備進一步南征北伐了。 明軍征伐前夕的華北 當長江流域各政權在南方互爭雄長之時，中國北方經歷的事變則是察罕帖木兒的興起和被害，以及他的繼承者擴廓帖木兒想把他的統治機器重新捏合在一起的企圖。如前所述，察罕創辦民兵是作為脫脫罷官以後應付紅巾軍「宋」帝國的再度突然興起的措施。直到1357年年中為止，察罕和李思齊在答失八都魯這位河南民兵的主要組織者的指揮下帶領他們的地方民兵隊伍作戰。 當紅巾軍在1357年侵入河南並奪取開封時，答失八都魯的組織瓦解了。察罕和李思齊在河南難於立足，所以當叛亂者侵入陝西時，察罕和李思齊接受了元政府的邀請，轉到陝西作戰。他們把叛軍趕出了渭水流域，元朝廷便授予他們相當高的爵位。他們於是利用朝廷的承認奪取對行政和駐陝西的正規軍的控制。到了1358年末，察罕在擊敗了汾河流域的叛亂者以後又在山西南部和中部取得了相同的地位。 和脫脫以後時期的民兵元帥們一樣，察罕也主要是一個地方割據的武人，儘管他一貫擺出忠於元王朝的姿態。元朝廷給他封官，給他在山西和河南的正式權力，勉強地默認他的領土擴張，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利用察罕願意再提升的心理來控制他於股掌之中。李思齊仍然留在陝西。察罕同時也主管河南的科舉。1359年夏他拿下了開封，給了北方紅巾軍帝國的主體以致命的一擊。 元朝廷再一次面對著一個因鎮壓死不回頭的叛亂者而變得權傾人主的大臣，它於是想削弱察罕的權勢而維護自己的權力。要做到這一點就只能依靠另一個地方割據者，即答失八都魯之子孛羅帖木兒，他的根據地在河北和山西北部。察罕受命應把他給養的主要供應地陝西中部移交給孛羅。察罕直截了當地拒絕並且舉兵反抗，直至孛羅和朝廷都打消原意。這次很公開的爭執表明察罕是一個地方割據者，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保皇派；而且其他親元朝的將領們實際上也莫不如此。朝廷在幾年以前還能夠憑一紙命令就罷了脫脫的官，但是現在當南方已完成英雄割據稱帝的局面而中國北方又在重複這一瓦解過程時，它卻受到指責而乾瞪眼，毫無辦法。 察罕現在轉而對付山東，這裡的城市是紅巾軍在華北最後剩下的據點。山東之役演變成一系列持久的圍困戰。後來，在1362年7月7日圍益都城時，察罕被兩個新近投降的部下所殺害，其中一個部下是前紅巾軍領袖，一個部下是前元朝的將軍。謀害者揭穿了察罕的假面具，說他實際上只顧自己的割據勢力而所謂忠於元王朝只不過是假話——以此證明他們謀殺行為的正確。不管這兩人的動機究竟是怎樣的，察罕的死妨礙了華北統一大局的形成。 元朝廷當時命察罕的侄子擴廓帖木兒繼承他的爵位和官職。但是，察罕在其他地區的心腹們（特別是李思齊）以及別處自治割據者們（特別是孛羅帖木兒）都拒不承認擴廓有指揮他們的權力，所以當明軍在1367年入侵北方時，擴廓還在為爭奪控制權而鬥爭。總而言之，當時全中國的人士沒有人能理解1363年以來明軍勢力崛起的重大意義。不管是中華帝國時期或帝國以前的歷史上，南方從無征服——也很少侵入——北方的事，所以給人們留下強烈印象的是，紅巾軍運動被粉碎以後，北方武人們都頗有洋洋得意的感覺。 1364年5月，孛羅帖木兒控制了北京，這部分是對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想控制孛羅的軍隊作出的反應。愛猷識里達臘於是逃往擴廓帖木兒的營地。1365年8月，皇帝妥懽貼睦爾原想刺殺孛羅帖木兒，然後讓擴廓掌握全華北的兵權，並命他鎮壓南方的叛亂。這種想以皇帝一紙詔令就強使完成統一的企圖，當然結果適得其反。孛羅原先在山西和陝西的支持者跟李思齊和察罕的其他舊部聯合起來，他們一起用暴力反對擴廓的矯制行為。皇帝或許是比較了解明軍所造成的危險的人，因為明軍對切斷南方的一切漕運畢竟得負直接的或間接的責任。他因此命令擴廓放下北方的戰爭，而攻擊明軍。自然，擴廓又是把自己的地區利益、擺在前面，而把皇帝的命令置之腦後。1368年2月，妥懽貼睦爾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罷了擴廓的一切官職，免除了他對一切城市的控制，並命令其他北方軍人來消滅他。可是擴廓打贏了一系列戰爭，仍然是分裂的北方一支最強大的力量。 明帝國的形成（1367—1368年） 1367年11月，朱元璋派了一支軍隊侵入華北平原。到了1368年年中，這支軍隊攻占了北京，把元朝廷趕到了內蒙古。與此同時，在陸地入侵的配合下，一支水軍討伐隊降服了廣東、福建和浙江沿海。正當這些戰役進行的時候，朱元璋宣布在1368年新年之初建立他的新王朝。 在計劃北伐的過程中，看得出朱元璋和他的將軍們之間有些意見不一致的地方。常遇春一向有些愛衝動和過分自信，他主張直取北京；明軍可以「破竹之勢」摧毀任何反抗。朱元璋沒有批准，而是強制執行一個分四階段的作戰計劃，即只有在每一片新占領區被充分鞏固以後才能使明軍開向下一個目標戰區。首先應攻克山東，次及河南（包括通向陝西的潼關要隘），然後再拿下北京地區，最後則拿下山西和陝西。從軍事方面講，打擊主要敵人本來更有意義，但對於朱元璋和他的同時代人來說獲得領土被放在第一位，而朱元璋在征服吳時已經遵循這樣的戰略。可是就這一次來說，結局是明軍摧毀了擴廓帖木兒的對手們，並且把元朝皇帝趕入擴廓手中；擴廓幸運地保住了自己，又帶著他未受損傷的軍隊退入了蒙古：他在這裡構成了對14世紀70年代明帝國的嚴重的威脅。 可是，在發動他們的主要軍事戰鬥之前，明軍首先攻打方國珍。後者失信，不肯在杭州陷落以後投降。朱亮祖率領一支軍隊從陸上進軍，於10月攻下了浙江的台州，又於11月攻下了溫州。在這同時，湯和也帶了一支強大的水軍把方國珍本人趕出寧波，迫使他逃往海上，在此之前方國珍的下屬都已奉湯和之命投降。方國珍本人也在12月份投降了。 1367年11月13日朱元璋正式發布明軍同時南征與北伐的命令。徐達和常遇春照常統領25萬人的主力軍去征服北方；同時胡美由陸路進入福建，湯和和廖永忠所帶的水軍則沿中國海岸南駛，從海上進攻福建和廣東。 此情此景真是「勢如破竹」。胡美的軍隊拿下了紹武（12月28日）。水軍開抵福州（1368年1月18日）並攻下該城，然後沿閩江上駛去接受陳友定的投降（2月17日），這樣就完全拿下了福建。隨後廖永忠和朱亮祖把大部分水軍再向南開進。他們在4月18日到達廣州，然後，為元朝據守廣州十餘年的何真也迅速投降。明軍沿西江而上，在5月26日攻占了梧州。在這以後，廣西的命運是不言而喻的了，雖然明軍還必須再打兩個月的仗——包括楊靖從湖廣發動的陸上進攻在內——才能最後占領全省。 在北方，徐達和常遇春在1367年12月28日拿下了濟南，然後又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一步步地減少山東的抵抗，這個過程到1368年3月1日東昌的攻克而宣告完成。然後，當鄧俞從南方侵入河南並拿下南陽時，徐達和常遇春也從東邊進軍。他們包圍了開封，使開封在4月16日投降。擴廓於25日在洛陽附近的野戰中戰敗之後就撤退了，洛陽也因此易手。元軍的抵抗往往很頑強，但無甚效果，因為他們的抵抗不能相互協調。馮勝於5月13日拿下潼關，這樣就按計劃結束了他們第二階段的北伐。 明軍在春天的耕種季節里進行休整或者勞動。已經稱帝的朱元璋此時北上開封，給他的將領們交代了下一階段北伐的任務。可是，他並沒有改變計劃，而元軍在戰事停頓時期也並無意於反攻。在8月份的收穫之後，明軍跨過了黃河。徐達在9月20日進入北京，軍紀嚴明，城市無恙，所以像通常那樣受到了朱元璋的表彰。妥懽貼睦爾、愛猷識里達臘和一些朝臣僅能及時免於被俘，逃到了內蒙古。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為北平，以象徵這個以南方為基地的明政權的永久勝利。兩個星期以後，明軍進入山西。 在此期間，朱元璋在陰曆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已正式被擁戴為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異乎尋常地偏離沿用了1500多年的曆法的情況下，1367年被稱為「吳元年」。由於在中國人的世界體系中，採用某種曆法是政治效忠的最明顯的表示，朱元璋這一步驟的效果就是向他的同時代人表示，此時需要出現一位新皇帝。顯然，朱元璋此刻已別無其他選擇，他在他的文官們的勸進之下，搞了一系列儀式之後登極。他的大多數士兵還遠離南京。他定1368年為洪武元年，這個名稱暗示開國之前的盛大的武功。 到了1368年年中，明帝國已成了有權繼承中華帝國悠久傳統的值得信賴的政體。當然，還有待於將蒙古人趕出陝西和甘肅，四川要到1371年才能被征服，另外，雲南——前元帝國的非漢族組成部分——也要到1382年才被征服。明王朝的勢力要到很久以後才擴張到滿洲，而且，儘管明朝作了種種嘗試，其勢力從未擴大到蒙古。可是，中國本部的大部分都承認明朝的統治，這表現在整個明領土上的行樞密院使和也是軍人編制的同僉們也都是擁戴它的。雖然還要打一些仗，但武力統一的主要階段已經完結，而且明朝處於奇特的狀態：已經征服了中國，但尚未建立起明確的實體。它從一個叛亂運動中產生，這個叛亂運動的基礎是中國的秘密會社傳統和外來的宗教形式。在反叛元帝國的時候，它在某種程度上採用了世襲的和窮兵黷武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統治階級的世界觀。只是在後來它才想到要爭取文人學士，才對儒家傳統讓步。這三個傳統之間的緊張關係仍需要時間來加以解決。[10] 軍隊與邊疆，1368—1372年 1368年元大都的被攻占和明帝國的宣布成立，標誌著朱元璋從1352年作戰以來又一個重大的戰爭變化。他不再是要為爭取政治生存和個人性命而戰爭了（像在1363年以前那樣），也不再需要拼全力來征服中國本部的土地了。戰事雖然仍舊很重要，但它越來越多地限於在邊境作戰，而其他與軍事有關的問題都突出起來了。它們包括這樣一些問題：使朱元璋的帝位能得到他的軍隊的完全承認；建立一個允許經濟運轉的和平時期的軍事體制，但要避免大規模復員所帶來的社會緊張。自然，新皇帝這個時期最關心組織一個有效的文官政府的許多複雜的問題（像第三章所討論的那樣）。 儘管有這些要關心的其他事情，可是在1368—1372年之間仍有軍事行動，它將大大地影響明朝未來歷史的進程。有三個省已被征服：山西、陝西（包括甘肅走廊）和四川。在反對蒙古人的鬥爭中，明朝在被打敗之後被迫接受軍事對峙和接受建立一個永久的邊境衛戍制度的必要性。的確出現了軍人們在和平時期的姿態：軍事貴族和軍官階級開始向日益增長的文官體系發揮他們的文職作用。 山西和陝西的征服（1368—1370年） 攻占北京以後，明軍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清除元人在山西、陝西及其附近地區的存在。新登極的明朝皇帝在1368年9月命令明軍進軍山西。為了保證後方的安全，常遇春首先攻克了保定和真定（在今河北省，北京的西南），馮勝和湯和則拿下了懷慶（開封之西），從南方進軍山西。1369年1月，徐達從東面進入山西，在3月間攻取了太原。4月份，明朝的將軍們橫掃了渭水流域。擴廓帖木兒沒有能夠有效地抵抗明軍對山西的進犯，於是帶領他的軍隊退入了甘肅北部。山西的軍人們至死拒絕與擴廓合作，因此他們一個個地被徐達殲滅。大多數陝西的府城都在年底以前被徐達所攻破。 明軍的戰鬥行動又一次得天之助，因為名義上都是元朝的軍隊此時仍然不能彼此協同作戰。擴廓帖木兒在秋冬之時猛烈地進犯明朝的邊境，但是儘管如此努力，明軍對山西和陝西的征服使得逃亡去內蒙應昌路（在達來諾爾附近，位於北京正北230英里處）的元朝廷更加容易受到攻擊。它也使得元朝的殘餘分子更難增援四川和雲南的獨立政權，如果明軍一旦想要來征服它們的話。 1370年，明軍從兩個方向對元軍發動了大攻勢。李文忠（1369年8月常遇春死後他接手了常遇春軍隊的指揮權）和馮勝率領一支軍隊從北京經過長城上的居庸關去攻打元帝，另一支由徐達、鄧俞和湯和帶領的軍隊則從西安攻打擴廓帖木兒。 李文忠的軍隊占領了興和並由此奔察罕湖，他們又在此打敗並俘虜了大量的蒙古軍隊。元帝妥懽貼睦爾在1370年5月23日死於應昌路，他的兒子愛猷識里達臘繼位。正在這時，李文忠率軍以他通常的速度和戰術抵達應昌，給它以突襲，並在6月10日發起猛攻。愛猷識里達臘逃掉，經過戈壁逃往外蒙古，僅有一小股隨從陪侍。他的兒子買的里八刺和5000多勇士一起被俘。李文忠在捷報奏摺中的驕慢語氣使他做皇帝的舅舅很不痛快，但是李文忠對自己的勝利的高度評價是對的，因為它使明朝因此在內蒙古東部占有30多年的軍事優勢。 徐達的軍隊在搜尋擴廓帖木兒，並於5月3日在今天甘肅東部的鞏昌附近的定西發現了他。蒙古軍隊的人數比預料的多，明軍採取了守勢，即他們的陣地一部分以河流作屏障，一部分則有士兵構築的野戰工事做掩護。蒙古人猛烈進攻，並包圍了明軍的西南翼。那裡的明軍左丞相胡德濟失去了控制人馬的能力。在徐達個人干預之後才制止了士兵的恐懼和混亂：他免去了胡德濟的指揮職務，還給他戴上了鐐銬。次日，明軍反攻得手，大獲全勝。擴廓逃跑了，但據說損失了8.6萬名士兵。正像徐達在1372年所惋惜地意識到的那樣，擴廓後來成了沙漠上的霸王，但定西之戰確立了明朝對陝西和甘肅走廊農業地區的統治。徐達利用那一季的其餘時間打掃戰場。 四川的征服（1370—1371年） 1370年的勝利使明軍能在第二年征服四川，而不怕蒙古人的干擾。明玉珍控制了四川之後未能如願地擴張新領土——特別是進犯雲南，因此也就心甘情願地坐守四川了。他曾在1360年拒絕擁戴陳友諒為帝，反而拒陳友諒之兵於三峽之外；後來他又自己稱帝，國號夏。朱元璋1363年鄱陽湖之戰勝利以後，兩個政權之間曾互派使節，他們兩人在信函中必然把自己比做3世紀的劉備和孫權。這位四川領袖以此為喻是又一次證明，他沒有能夠看清明軍的勝利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 1366年明玉珍死了——也可能是被殺害的，他的幼子明昇繼位，充當夏國的傀儡皇帝，而由母后聽政。搖搖欲墜的夏國開始分崩離析，因為各地方的將領試圖自治。與此同時，朱元璋的明軍正把蒙古人趕出華北，所以他在1370年才計劃既從北面、又從東面的天險三峽侵入四川。明朝皇帝派了自從1365年起就做湖廣行省平章的楊璟入川，並隨身攜帶了一道有優厚條件的招降詔書，但是夏政府一直未答覆。 朱元璋在部署1371年戰役的時候，命令徐達本人留駐北京，指揮所留下的部隊以守衛北方邊境。鄧俞被派往襄陽辦理沿漢水而上進入陝西的軍需運輸問題；在陝西，傅友德正調兵準備從北面進入四川。湯和和廖永忠則計劃率領水軍通過長江三峽進入四川。 北面的入侵事實上進行得比較容易，但是，長江地區的進軍受挫。夏初，傅友德進軍迅速；他拿下了階州（今甘肅東南）和幾處地方，然後南下至嘉陵江流域。夏軍大部分集中在長江前線，他們希望會在這裡打主力戰。儘管他們在最後一分鐘還在重新部署兵力，傅友德的軍隊在7月13日攻下了漢州（成都以北25英里處）。在長江方面，夏軍在四川東部邊境的瞿塘峽上安了吊橋，吊橋上又裝了石弩，可以攻打企圖通過的船隻（以及拉縴的水手）。夏軍的抵抗如此激烈，以致湯和在頭一次攻擊不順利的情況下就拒絕再發動攻擊了。廖永忠最後終於用炮火摧毀了吊橋，然後強攻瞿塘峽陣地，再西上攻占了附近的夔州。當明朝的聯合水軍於8月3日到達重慶時，明昇的政府便投降了。一個月以後，傅友德完成了北路作戰任務，占領了成都。四川變成了明王朝的一個省。明昇則被送往南京，和陳友諒的幼子陳理一起同過寓公生活，他們兩人後來都被放逐到朝鮮。 和蒙古人的戰爭（1370—1372年） 平定四川後，明軍便能轉過身來重新對付蒙古人了。明軍在1370年對蒙古人的勝利特別具有決定性意義，它使中國人自10世紀初以來第一次恢復了直至長城的統治。此後，明政府即對蒙古的元軍殘餘勢力採取外交攻勢。其目標是要蒙古人承認明朝繼承了天命，言外之意是元朝曾經合法地承受過天命。在這方面的最初步驟是馬上準備編纂《元史》（1369年），它對察罕帖木兒的阿諛之辭顯然是說給仍然強大的擴廓聽的。俘獲愛猷識里達臘的嗣子買的里八刺之舉，使得明政府有可能把他當作反對元朝新帝的有用的槓桿。明朝廷在1370年有兩次送信給愛猷識里達臘勸他歸順新皇朝，並威脅說，如果他不聽話就要侵入蒙古。這兩次外交活動都沒有取得成效。擴廓過去就瞧不起愛猷識里達臘，但是他不想背棄對元王朝本身的忠誠，因此愛猷識里達臘甚至沒有給予答覆。在拿下四川以後，明帝於1372年發動了一系列軍事行動，以期摧毀蒙古人。 號稱有10萬人的擴廓帖木兒的軍隊這一次成了主要的攻擊目標。令人望而生畏的、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的徐達調集了15萬騎兵，並且奉皇帝之命出山西之雁門關，再向西北行軍750英里跨越戈壁沙漠徑趨哈爾和林。另有兩支較小的軍隊交給了馮勝和李文忠帶領。馮勝的任務是去平息至今尚未歸順的甘肅走廊西部諸府。李文忠則是從應昌前去降服還留在內蒙古和滿洲的更多的蒙古人。為了支持李文忠的軍事行動，吳禛被派負責經海路運給養到遼東半島。 徐達的軍隊在初春季節橫穿了戈壁，在外蒙古搜尋擴廓帖木兒的部隊。1372年4月23日，青年英俊的都督藍玉的部隊在土刺河附近找到了一部分蒙古軍隊，並打敗了他們。擴廓在以後一個多月避免作戰。當兩軍在6月7日相遇決戰時，徐達遭到慘敗，損失軍隊「無慮數千萬」。史料未細談這次戰鬥或準備這次戰鬥的部隊調動情況，但是按情況可以知道，蒙古人的取勝是照他們的傳統打法打的：即讓敵人搞無效果的行軍來消耗敵人，然後在自己選擇的時間和地點打響戰鬥。徐達匆匆忙忙地從外蒙古撤退了他的殘餘軍隊。 李文忠的遠征也進行得不順利，雖然不那麼引人注意。李文忠在7月初到達外蒙古。明軍在土刺河附近與蠻子哈刺章的蒙古軍遭遇，明軍追至鄂爾渾河時，蒙古人突然掉頭抗擊，並且出奇兵迎戰。明軍士兵屠宰了他們帶來作為口糧的牲口，在臨時築起的防禦工事中抵抗了三天。後來蒙古人撤退了，李文忠才把他的部隊撤回中國。李文忠照樣大言不慚地吹噓他的勝利，但他舅父對他甚至比1370年時更不感興趣了。到8月份，作為李文忠部下的湯和也被打敗了。 在甘肅，馮勝進軍遠至敦煌，打了許多勝仗，俘獲了許多牲口。甘肅走廊從此一直歸明王朝統治。 雖然在永樂時期，明帝曾率領規模大得多的遠征軍進入外蒙古，但1372年的這次失敗的戰役在明朝這方面的努力中實在是最重要的一次。從外交意義上看很明顯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圖使自己成為整個元朝政治傳統的繼承人，即他既要繼承遊牧區，也要繼承漢人聚居地區。可以這樣認為，這是保護中國本部不受草原攻擊的唯一辦法。後來的清王朝諸帝便很成功地實現了這一目標。1372年的失敗使朱元璋的雄心受到抑制，放棄了吞併外蒙古的目標。在後來的15年中，明朝對北方邊境的政策是在當地取守勢，偶爾在長城附近搞點報復活動。甚至在1387年重新挑起大規模戰鬥時，也並無跡象表明它要永久統治外蒙古。1374年，朱元璋把買的里八刺王子從他備受優遇的南京遣回到了他父親身邊。可是，當愛猷識里達臘1378年死去以後，繼承人卻是他的兄弟脫忽思帖木兒，而不是這位頗具親明傾向的年輕王子。元朝統治者一直堅持他們是中國蒙塵的皇帝，但是在此期間，他們對外蒙古部落社會的實際控制正在不斷地削弱。[11] 軍事體制的穩定 儘管14世紀70年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持續不斷，但這10年明朝軍事制度卻出現了很明顯的「草創後」的態勢；這時軍隊事實上不再是與明政權平起平坐的結構，而是變成了它的組成部分，雖然它仍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分析，可以說這個過程有三個突出的方面。在基層的衛所方面，由於精心地興辦了軍屯制，軍隊越來越能自給自足了。在行省一級和地方政府方面，隨著文官職能的擴大，軍隊支配一切的狀況走到了盡頭。在最高層方面，軍事指揮精英階層因建立了貴族繼承制而正式形成。 在王朝的建國戰爭時期，明軍因吸收戰敗敵人的軍隊而得到擴大。1364年改編軍隊時建立了衛所制度，這是因為需要建立一種正常的制度來處理這種來源的大量軍隊。由於明軍吞併的領土越來越多，新軍事單位的建立是為了戍守的目的，所以衛所的總數據稱在1393年有326個衛和65個獨立所。1368年以後明帝國可能擁有超過需要的士兵，但是，要復員這麼大量喪失了原來生計的士兵從社會意義上說是不適宜的。朱元璋在整個內戰的危急時期曾經試驗過用屯田來解決兵食的問題。城市的戍守部隊甚至在戰爭進行時也能用部分時間經營屯田，有些部隊能夠既供應自己的需要，也生產些剩餘糧食。 1364年改編以後，每一個新衛所在建制時都分配有軍用農田。在正常情況下，每支軍隊約70％的士兵應該搞耕種，其餘30％則執行軍事任務。在漢唐時代，士兵耕種的軍屯是邊防的重要因素，但在遼、金、元時代，被一般農民耕種的國有農地則為其成員一般是非漢人的軍事部隊提供給養。明代的軍事體制借鑑了這兩種傳統，但又大大不同於其中的任何一種。在14世紀70年代及其以後的時期，軍隊是由服現役的各種不同的衛所部隊組成，讓其餘的部隊放手耕種。士兵有世襲的服兵役義務。他們單獨立軍籍，其中每家每戶必須由每一代出一個壯丁服兵役。這種把世襲軍官、世襲士兵和軍事管理下的農田結合起來的辦法是不適合中國社會的性質的，而且在軍事上也是無效率的。它到頭來摧毀了這整個制度的軍事性質，但它在15世紀30年代以前一直運行得相當好。 今天中國本部的省區地圖仍然保持著14世紀60年代明王朝建國時的模樣。它以元代為範本，每一次重大征服之後就建一個行省，並將其置於高級將領的控制之下。從理論上說，每一個行省擁有全省的軍事指揮機構，稱為行樞密院，它在1369年改名為都衛。可是在實際上，軍人在整個明王朝建國時期的省政府內都擁有最高級的名義上的文職職務。這種情況在14世紀70年代有了變化，那時正常的辦法是把南京六部的尚書提升到行省政府的領導職務。這就讓都衛指揮使變成了每一省的最高軍職，他們的時間就越來越多地用來處理衛所的行政工作，而不是用來指揮實際的野戰。1380年，都衛改名為都指揮使司，但職能方面毫無變動。 1370年，明政權的34名主要將領被授予世襲的公爵或侯爵，這些爵位都在正制九品之上，擁有這些爵位的人有在戰時指揮軍隊的專門任務。這些人之所以這樣受尊崇是因為他們是朱元璋在內戰時期的主要合作者。名次最高的6公和14侯都是朱元璋最初24名兵士中的倖存者，或者是在這第一批人之後不久的歸附者。它下面的5侯是巢湖海盜集團的領袖，由於他們在1355年的投順才使得明軍有渡江的可能。剩下的9侯原來都是敵方將領，他們投降於關鍵時刻，因此有助於明王朝的事業。1380年以前又加封了14名侯爵，其出身與上面所敘述的相同。公爵和侯爵都接受了與其地位相當的土地（但不實際控制）和俸祿，但不像漢代初期那樣擁有分封的采邑。當命將出征時，以一名貴族統領全軍而以其餘諸人協助，通常還要另派一人來負責給養的運輸事宜。打了勝仗的將軍們都指望能以戰功躋身於貴族之林。[12] 1372年雖然不是明代歷史上最有戲劇性轉折的一年，但是確切地說，它標誌著王朝建立時期軍事階段的結束。在北方邊境上尤其如此。在1372年的戰敗以前，朱元璋似乎要進而征服整個元帝國，其中包括長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帶。1372年以後，明王朝對內蒙古主要是在其變化不大的邊境取守勢，而以新整修的長城為依託。中國人的優越火器技術使得明朝永遠地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這樣——來對付還在拘守13世紀騎兵戰術的蒙古軍隊。在長城的北面，邊境防禦體系還輔之以境外的戍守部隊和外交活動：這兩者都是為了防止蒙古人結成敵對的聯盟。1387年恢復對蒙古人的進攻並不意味著又打算達到把蒙古置於明王朝統治之下的目的，永樂初期撤銷了境外的指揮所，結果是大大地縮小了中國人在那裡的勢力。 在中國的南部和西部，征服四川使明朝獲得最後一塊領土，此事可以正確地理解為收回了中國文化地區的一部分。對四川的征服並沒有在南部和西部開創一個新的和平時代，相反的，明軍馬上對該地區的非漢族諸民族發動了一系列綏靖戰役。雲南在1381—1382年被明軍攻占時的人口主要是非漢族，但明朝統治下的廣大漢人殖民區是把雲南永久併入中國的重要因素。反之，越南在永樂時期被征服以後又於1427年最終予以放棄。這兩件事，再加上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性小規模戰爭應該看作是確定與東南亞諸非漢族民族接壤的中國邊疆的過程的一部分努力，這個過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如果加以分析，它與明王朝的建立是不同的。 1372年以後，軍事問題已不是朱元璋主要關心的所在，而吸收和擴大文職官員就為發揮政策的主動性創建了一個新的主要制度。在創建明王朝階段中曾經推動明政權工作的軍事領袖們逐漸降低了作用，雖然還處於重要的地位。很久以後，明王朝可能變成中國歷史上文官最占統治地位的政權之一。這一發展和其他的發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於1355—1372年朱元璋和他的將軍們在戰勝他們的對手們和建立鞏固的邊境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 * * [1]達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國政治變化的面面觀》[134]（紐約，1973年），特別是第95—105、119—122頁。 [2]德雷爾：《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146]（斯坦福，1982年），第25—31頁。 [3]德雷爾：《明初政治史》[146]，第31—33頁。 [4]關於明代南京的特殊地位的討論，見法默《明初兩京制的演變》[156]（馬薩諸塞，坎布里奇，1976年），特別是第51—55頁。 [5]泰勒：《明王朝的社會根源》[506]，載《華裔學志》，22，1（1963年），第1—78頁，以及德雷爾：《明初政治史》[146]，第33—39頁。這兩書都討論了此時原型的明國家的組織問題。 [6]關於對這些背景因素的討論，見德雷爾《1363年的鄱陽湖之戰》[147]，載《中國的兵法》，費正清和小基爾曼編（馬薩諸塞，坎布里奇，1974年），第202—242頁；德雷爾：《明初政治史》[146]，第39—52頁；泰勒：《衛所制的元代淵源》[507]，載《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論文》[263]，賀凱編（紐約，1969年），第23—40頁。 [7]德雷爾：《1363年的鄱陽湖之戰》[147]，第217頁，以及第6章注30。 [8]德雷爾：《1363年的鄱陽湖之戰》[147]，特別是第202、239—240頁。 [9]泰勒：《衛所制的元代淵源》[507]；德雷爾：《俞本的〈記事錄〉》[145]以及他的《明初政治史》[146]，第76—80頁。它們都想把1364年的軍隊改編放在當時的背景下來考察。 [10]德雷爾：《明初政治史》[146]，第52—64頁。 [11]德雷爾：《明初政治史》[146]，第71—76頁。 [12]德雷爾：《明初政治史》[146]，第76—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