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明代史 · 第一章　明王朝的興起，1330—1367年

引言 元朝是蒙古征服者從忽必烈汗起統治中國的時期，人們對它的特點說法不一，而且現在仍在許多學者中間爭執不休。[1]可是，有一件事卻是確鑿無疑的。在14世紀中葉以前很久，它的統治的能力，即它維持社會秩序、管理省縣級政府和徵收稅務的能力越來越削弱了。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於1328年10月21日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個赤貧的佃農之家。他從未經歷過中國那個安定的農業社會的正常環境，直到他40年以後起而統治這個帝國並指導它的恢復工作。明王朝誕生於半個世紀有增無已的擾攘紛亂中，在這個一切遭到破壞的年代，全國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進行日益直接訴諸暴力。它提供了中國社會逐漸軍事化的典型範例，而且也由於這一點，它提供了元失其鹿而群雄爭逐的典型範例，即他們通過軍事力量把一個號稱為受有天命的繼承者政體強加於人。儘管中國人在傳統上喜歡把這種情況歸之為改朝換代循環理論提出的一亂一治的典型形式，但是，元朝瓦解和明朝興起的方式卻完全不是表現在中華帝國歷史上的那種改朝換代的模式。14世紀中葉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時期。紛亂中的中國社會充分揭示了它的潛力，也充分展示了它一般很少表現出來的組織結構。因此，人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中國文明的某些特徵，它們在和平的、有秩序的文官政府之下是不容易辨認出來的。同時，這個時期的暴力行為也給明王朝留下了持久的印記。它很值得歷史學家密切注意。 日益惡化的中國情況，1330—1350年 元朝的宮廷 派系鬥爭是政治上的通病，整個元王朝也有此特點，它早在14世紀就是元政府的破壞性因素。在忽必烈汗的長期統治（1260—1294年）之後，代表他的孫子和這些孫子的後人們的利益互相衝突的朝臣小集團經常互相殘殺，爭奪皇位。某些學者在不斷的派系鬥爭的重大問題中看到了兩種對抗的政策。其中一種是以蒙古為基礎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亞洲內陸草原的蒙古利益為依歸，而以察合台汗國的傳統為代表。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到忽必烈汗的對手們，特別是可以上溯到窩闊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個統治時期都是和忽必烈汗作戰的。另一個派系被認為是以中國為基礎的皇帝對通常稱之為「儒家化」方式治理國家的關心，這就是想用官僚治理的方式來達到它在中央集權下實行經濟統治的目的。這就在蒙古的政治領導階層中在治理中國的方法和目的問題上引起了根本的和不可調和的分裂。[2]後一個集團在1328年發動一次政變，其目的是想「復辟」海山（1308—1321年在位，廟號武宗）的一系。他的兩個兒子——和世和後來的圖帖木兒——都在1328年被擁立為帝。前者被後者（即元文宗，在位至1332年）的黨羽所殺害。王位被他的兩個年輕的兒子所繼承。第一個登極的是弟弟，名亦璘真班，死時為六歲幼兒，僅在位兩個月。也許是在可疑的情況下他死後不久，他的13歲的哥哥妥懽貼睦爾於1333年即位。作為統治中國的最後一位蒙古君主，他在1368年被明軍趕出大都（北京），在1370年死於大草原。妥懽貼睦爾在中國史書中用明太祖所贈的封號稱為元順帝，也叫惠帝（宗），後一個封號卻是在蒙古的他的逃難的朝廷所追贈給他的。他到1368年才結束的35年的統治大大超過了從忽必烈死後到1333年間七位君主平均在位只有五年半的時間。這七位君主統治時期的特點是無休止的陰謀、政變和篡弒。可是，他的漫長的在位期並不表示元朝的統治重新取得了穩定。相反的，派系的混戰從以控制傀儡皇帝為目的的政變轉變為蒙古地方掌兵大員之間通過爭奪左、右知院這兩個主要官職來控制朝廷的鬥爭。這種情況本身就說明了政府在質量方面毫無改進。 元順帝在位的年代與明王朝興起的時期大致相合。這位元朝的末代皇帝在當時的許多中文史料中和明初歷史學家的筆下被形容為一個放蕩淫逸的怪物，這種說法當然是誇大其詞，但是很難斷定其誇大的程度。有幾位當時的作者讚譽他。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他在使元王朝足以誇耀一時的權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沒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成吉思汗是一位軍事天才和具有雄才大略、超人毅力的領袖，但是，人們發現他的這個第七代孫子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庸才而已。只要看看在他統治時期的歷史得寫一些更大的人物，得寫主要由別人製造和遇到的問題，就足以說明一切了。 元朝軍事力量的衰落 自從13世紀末以來，元政府的軍事力量已處於衰落之中。在13世紀70年代征服了南宋之後，在中國境內的蒙古和亞洲內陸軍隊的主力都戍守在黃河平原上，以拱衛大都（北京）。有些特殊的蒙古部隊則因需要而被派往戰略要地，但是它們並未按常規被分派到各行省去警戒全帝國。軍隊中的漢人職業士兵們，有的是13世紀30年代金王朝滅亡前受女真人統治的漢人，有些是13世紀70年代南宋被征服時投降的漢人：正是這樣的士兵構成了分布於全國各地的戍軍的主要成分。 這種構成模式一直延續到元王朝的末年，這就是說，蒙古族戍軍和元帝國禁衛部隊的主力是部署在北方，靠近京師，而漢人部隊不管是在蒙古人統率下或是西亞人（色目人）統率下，則守衛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各地區。各行省的戍軍也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集中在長江下游。揚州、建康（南京）和杭州是除京師地區以外元軍以最強的部隊把守的地方。這是為了要保衛運河南端的富庶地區，因為這裡要向京師供應財賦，特別是要供應稅糧。以較少兵力部署的其他地方也都是方面重鎮，如四川、雲南、長江中游和東南沿海。 元朝的戍軍管理得很糟糕。一位學者曾經寫道，甚至到了13世紀末，管理不善正使軍事制度走向崩潰，而且到了14世紀40年代他們無力鎮壓地方叛亂和土匪的情況屢見不鮮。甚至有時派往戰場進行重大戰役的駐守京師的帝國禁軍，到了那時也不再是不可戰勝的了。[3]從14世紀初開始，在元王朝主力軍隊的地區部署上和叛亂活動的相對地少數上，其地理的相互關係是很清楚的；到了這個世紀的中葉，元軍的戰鬥力到處在急劇衰落，而叛亂活動則有增無已，這種相互關係就讓人看得更清楚了。元王朝的強制漢人的能力——不管它是依靠亞洲內陸的部隊（包括以中國本部為基地的蒙古軍隊在內）還是使用漢人職業士兵或是征自平民的募兵——在這幾十年中迅速地削弱了下來。更重要的是，這種事實已被廣大的漢人民眾看得一清二楚了。 當社會變得無秩序和不安全時，一方面是居官或不居官的地方領袖們都主動起來組織地方防禦部隊，並且建築防禦工事。另一方面，土匪們又利用混亂的形勢搞一些其規模和膽子都越來越大的組織。地方自衛的領袖和地方盜匪都能夠起到非法的政治作用，自己宣布獨立於合法的政府軍隊之外，以便最大限度地擴大行動的自由和爭取支持。那些真正關心地方防禦的人通常都是代表地方精英階層或者和地方精英集團有聯繫的人，但並不是一定出身於地方精英階層：他們總是對重新強加在頭上的政府控制很敏感，雖然他們要經常與政府討價還價，以便繼續搞自主性的自由和加強他們的領袖地位。另外一些自治運動代表著從土匪發展為公開叛亂的某個階段，它們也利用它們的軍事力量作為談判的出發點來謀求合法的一官半職，以答應要和這個絕望的政府合作為交換條件。還有一些集團是利用民間宗教和秘密教義作為自己的凝聚力和作為自己發動暴亂的理由，在它們自己眼中和在政府眼中，它們大多數則不具備搞這種妥協的條件。[4] 退化過程開始於行政官員們不能維持法律和秩序，最後導致形成各種有組織的持不同政見者：它特別和元末軍事力量的問題有關。這種退化過程使得對全社會的正常控制被削弱，而社會秩序基本上是依賴它維持的，因此取代它的就只能是直接訴諸武力了。它促成了一個大變動：使平靜的社會變成了一個軍事化的社會。原來農戶手中不常見武器，現在到處都是。由於許多男人開始擁有並學會了使用武器，那些最善於使用武器的人便變成了軍事領袖。每個村莊都要產生幾個軍事領袖，小的如今天的班長，大的如今天的連長，人人都想有朝一日能當上將軍。在從14世紀30年代起的爭奪軍事霸權的鬥爭中，從最寒微的底層產生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和幾個赫赫有名的卓越軍事領袖。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沒有投效政府軍，只是在這個或那個叛亂運動之中效力。 一個社會一旦軍事化了，要它再非軍事化和恢復到統一的文官之治，得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使所有爭當全國領袖的人最後只剩下一個。用軍事術語來說，這就是從大約1330年起到14世紀80年代朱元璋變成重新統一中國時為止的支配中國生活的那個過程。作為軍事史，這個過程見德雷爾所執筆的本書第二章。 精英階層和政府 14世紀中葉的幾十年給中華帝國晚期的學者和社會精英階層的歷史增添了洋洋大觀的內容。對於某些人來說那是一個有希望的時代（雖然大部分未能實現），即長期受尊敬的中國生活方式會最終戰勝異族征服者的破壞性影響。忽必烈汗在13世紀70年代完成了他對中國中部和南部的征服以後，他曾經採取某些實質性步驟來承認中國的政治制度對治理漢人有其高明之處，因此他曾把一邊倒地依賴蒙古軍事機器的辦法轉變成為與文治官僚政府充分合作的夥伴關係。他曾經庇護漢人（以及漢化的亞洲內陸人）的學者—官員，並傾聽他們的意見。1271年，他命令著名的學者和官員設計一個禮儀總集以指導朝廷的尊卑上下的行為，但據《元史》說，他仍為皇族和蒙古貴族的事務保留了蒙古的習俗和禮儀。[5]他使用薦舉的方法加緊徵用漢族學者來當官。但是他卻斷然拒絕了漢族顧問們最重要的建議，即沒有舉辦科舉考試來吸收官員。 1313年，他的曾孫子愛育黎八力八達——歷史上被稱為仁宗（1312—1320年）——宣布，於1315年恢復宋代的科舉考試，而指定以朱熹（1130—1200年）學派的經典註疏為正統學說。這在全國的漢人中間引起了希望和滿意的巨大浪潮。當仁宗之侄圖帖木兒在1328年即位時又激起了人們更大的希望。當他駐建康（南京）做懷王時，他跟著名的文人和藝術家都有交往。他的廟號為文宗，所以他這位蒙古皇帝看來對漢文很有修養，這樣說他是完全可以當之無愧的。除此之外，他也企圖寫古典的漢文詩（有兩首流傳了下來），繪畫，並且寫得一手有理由令人喜歡的漂亮漢字。[6]忽必烈的兒子和太子真金王精通漢族文明，如果他不是死於1285年（即死於他父親之前），他就會把這種學識帶上帝位，現在卻要經過六個幾乎完全令人失望的君主的統治之後，漢族文明才終於在第二位皇帝身上體現了出來。另外，如上所述，把文宗推上台的政變代表了蒙古人政治中「儒家」一派的勝利，這一派強調君主的利益在於治理好漢族國家。 文宗當皇帝後的第一個行動是在京師新立一個漢學和藝術的學術機構作為內廷的官署，名之為奎章閣。[7]與此同時，宮廷內還有幾位地位很高的貴族，如馬札兒台即是。他的兒子脫脫在元朝最後一個君主時期是主張以漢族方式治國一派的領袖人物。馬札兒台幹勁十足地和漢族上流學者交往，聘用他們為西席，而且在宮廷內贊助漢學知識。[8]到了14世紀，許多有特權的中亞和西亞人（色目人）已變成了漢人文化精英中有學識、有文化修養的成員，這表明了漢族的各種價值觀有同化異族的能力。正在這時，即從14世紀的20年代到40年代這幾十年中，有許多出身中國中部文化高度發達的心臟地帶的優秀古典學者和文人學士紛紛投效元朝廷，其中大多數人是經過薦舉和直接任命的方式來任用的，但也有人是通過新開的科舉考試而得到任用的。整個說來，年輕人繼續學習古典知識，為從事士大夫的生涯作準備，他們不相信他們偉大的文明規範不會再度得勢。在14世紀的前半期，私人書院興盛起來；精英階層通過它們肩負著更大的責任來維持這種教育。出現了許多重要的地區級和地方級的學術中心：浙江北部的金華地區強調學習經典著作以致用，造就了一些急於想在政府中大顯身手的學者。在元朝統治的最後幾十年中，這個學派培養出來的許多知名之士都前往明初的朝廷中以優異的成績效力，並且左右著明初的學術和政治。[9] 對精英集團的態度和活動的這種討論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中國的精英階層一般說來已經接受了蒙古統治的合法性，因此力圖維持傳統的參加政府的方式。他們從未使蒙古封建領主們完全接受他們。甚至文宗也只統治了四年，而且統治的效果不好。行政失誤中的許多令人失望的跡象實在太明顯了，這些跡象被歸咎為沒有完全採用傳統的方法和價值觀念。不過，儒家要人們更完全地採用傳統、擔負公共責任和從事建設性服務的要求一直強烈地存留在許多精英分子心目中，雖然也有許多人被拒不錄用，因而以特立獨行的方式退隱，只致力於家務和地方事務這些形形色色的個人追求。他們在元王朝的最後年代中越來越消極了。由於不能在國家事務中享有高官厚祿，許多精英人物變得貧困，這就迫使他們要改換門庭，去做吏胥、教師、職業作家、和尚和生意人，等等。這就在知識階層和整個社會之間造成了不正常的關係。 因此總的說來，精英分子並沒有去搞顛覆活動，發表不同政見，也沒有急於公然參加反對這個受苦難的政體的叛亂。他們接受元王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進，就是當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誤時他們也還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鄉的有秩序的現狀。如果說元王朝從他們這些社會的天然領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來越少，那麼，許多反對元王朝的叛亂分子——特別是那些沒有維持傳統社會規範的藉口的人——也沒有得到他們大規模的自發的合作。某些現代歷史學家責怪14世紀中葉的精英階層可恥地缺乏民族精神。當有了機會可以幫助他們擺脫異族的束縛和重建本民族的統治的時候，他們卻遲疑和消極起來，十分缺乏愛國主義的熱情。更為可恥的是，在蒙古人被逐出了以後，某些精英分子還對他們早年做元王朝的合作者或臣民這一段往事寫文章大唱讚歌。這種說法如果是用來評判元末明初的精英階層，當然有時代錯誤之感，因為它指的問題不是那個時代部分精英階層——或者實際上是平民階層——的部分意識，用它來描繪對那個時代的人民來說頗有意義的各種問題和力量，對我們倒是更為有用的。 中央權力的瓦解 關於14世紀中葉元衰落時期政治挑戰和叛亂的簡單的劃分，提供了政治上持不同意見者採取的下面幾種各不相同的形式： （1）作為事實上的軍閥的元王朝地區級領袖。這類領袖們經常變來變去，有時真正效忠於皇帝，有時只在名義上效忠，甚至在不承認中央權力合乎自己個人利益時便宣布自治。 （2）居官或者不居官的地方領袖們，他們聚集了有限的地方資源，以便維持比較小規模的、未經官方授權的防禦能力。 （3）盜匪，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用有良好組織基礎的走私販子。當政府越來越不能控制他們的劫掠時，有些股匪就擴大他們的行動，轉而求取政治合法性的地區級的軍事權力。有些人還要僭取封號和權力，或者要元政府（它不顧一切地想贏得他們的合作）給予這種封賞。 （4）秘密會社運動，這是有群眾參加的組織。它們是民間佛教內部的鬆散的明教組織，也是嚮往千年至福的宗教組織。它們蔑視正常的權力源泉，顯示著有能力搞黑社會的團結和與政府徹底決裂，因此使他們的行為比普通叛亂分子更趨於極端。這個時期所有這一類的重要活動都在「紅巾軍」的名義下鬆散地聯合了起來。 上述這些類別不能用來靜止地敘述叛亂運動。它們都有可能變化，正如同形成明王朝的那個叛亂所清楚地顯示的那樣。那個叛亂最初也不過是一個秘密會社運動，但是約在15年時間之內它就變成了「儒家」性質的王朝，迫切地要求合法性和恢復傳統。可是當我們一一列舉14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些事件時，上述分類法可以作為我們有用的起點。 在為元王朝效命的地區性領袖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或者說在明王朝崛起的歷史中肯定是這些領袖中最重要的人物的是擴廓帖木兒（約1330—1375年）。他的事跡開始於他的養父察罕帖木兒（1362年死）。察罕是突厥族主要的乃蠻部的第四代酋長。他們原住在河南東部邊境的沈丘縣。自從察罕帖木兒的曾祖父在13世紀初幫助蒙古人平定了河南之後，他們的社會地位就安全了。雖然在元朝對中國居民的管理體系下他們被官方劃分為中亞人（色目人），但乃蠻已高度蒙古化。到了第四代，這個家族看來已同時被蒙古和漢文化所同化。察罕帖木兒曾經參加過科舉考試，但沒有進士（即最高的學位）及第。他有時用漢姓李。在為蒙古人和色目人開的特科中，他可能用李察罕的名字應過試。 地圖2　地區群雄並峙之局（約1350—1360年） 總而言之，他的能力和他的野心都是重武而輕文的。當戰亂蹂躪了華北平原，而從14世紀40年代起又從今天的安徽蔓延到鄰近的河南的時候，他開始創建了一支保衛家鄉的隊伍。他接著鎮壓了紅巾軍，後來又試圖在河南建立一個地區性根據地，其首府則設在安徽河南邊境上的幾個流動地點上，在1358年和1359年竟然一度設在開封。他在1352年帶了幾百人的隊伍第一次上戰場，並打了一系列勝仗；那時，紅巾軍正在安徽西部和河南中部橫掃各府州縣，事實上沒有遇到政府正規軍的抵抗。朝廷自然給察罕帖木兒又加官又封爵，鼓勵他擴編自己的軍隊，准許他主管全行省。他早期的勝利是靠與李思齊合作而獲得的。李思齊是河南南部羅山縣人，也是一個不安分守己的地方亡命之徒。這兩個人是地區性軍閥的典型代表，即名義上支持朝廷，但私下裡卻建立獨立於朝廷的自己的根據地。 到了14世紀50年代末，察罕帖木兒已是奉蒙古人旗號的最有勢力的地區性領袖，也是河南行省政府的首腦（平章），其勢力已擴及山西、山東和畿輔行省，甚至還遠及陝西。他的被保護人李思齊以陝西為根據地也在西北取得了主宰一切的地位。陰謀和派系衝突使丞相脫脫於1355年1月被解職，雖然後來在高郵（今江蘇北部）對張士誠（1321—1367年）叛軍的征討中取得了勝利，但朝廷卻喪失了它最後一位能文能武的領導成員。朝廷步履艱難地在惡毒的鬥爭中運用僅存的一點帝國的權力。察罕帖木兒在各行省都有對手，因為他們支持朝廷。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地區性領導權應該導致他去掌握朝廷的命運，如果他有這種野心的話。但是他厭惡宮廷政治，所以他可能認為掌握他正在華北平原建立而又在迅速擴大的、兼有文武兩方面功能的政府會更加安全。可是，華北平原的其他地區性軍事領袖和朝廷中的某些成分都妒忌他日益增長的權力。他最重要的敵人是蒙古的孛羅帖木兒（1365年死），即皇后的父親和山西大都督兵農司使，他不想讓察罕帖木兒享有該地區重要的剩餘糧食。他鬥爭的第一步是想推翻察罕帖木兒，然後消滅擴廓帖木兒；這種活動左右了朝廷並使政府陷於癱瘓，一直到孛羅1365年死時為止。 察罕帖木兒很顯然是僭越了皇帝的權力，以便保護他自己的利益；他無視朝廷的命令；他擅自任命官員和調動軍隊——所有這一切都是要伺機制服孛羅帖木兒和擴大自己強大的軍事機器。但是我們最後不得不承認，他其實無意控制朝廷，也不想取代朝廷，這使他的行動有時很含糊不清，足以引起人們真正懷疑他的目的。元朝的兩位將軍田豐和王士誠以山東西南的濟寧為根據地，朝廷也正在倚重他們防禦山東行省，但他們在1361年初投降了山東的叛軍。那一年的晚些時候，他們接受了察罕所建議的赦免令。察罕請他們再效忠王朝，而當他向東擴張勢力時要他們受他的控制，然後將委他們以重任。1362年夏末，他們又和在益都與察罕對峙的叛軍相勾結；益都是省會濟南以東的重要府城。當他攻下濟南並向益都進逼時，他們刺殺了察罕，詭稱他們對他為國家利益所承擔義務的程度感到失望。然後他們逃跑了——不是向他們用於行刺藉口的朝廷效力，反而和益都的叛亂分子勾結了起來。 雖然皇帝和朝廷因去掉了這個權勢人物而私下裡感到寬慰，察罕卻在死後仍大受封賞，備極哀榮，皇帝在任命他的養子接替他的一切文武職位方面，很快地滿足了這位被殺者的下屬們的願望。因此，擴廓帖木兒走上了前台：他成了察罕的權力、利益和敵對關係的接班人。 擴廓是察罕的姐姐和一個姓王的漢人的兒子。他的幼年名字叫王保保，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關於他漢人身份的全部。察罕無子嗣，他從擴廓的孩提時期就撫養他，視之為己子，像他自己受教育那樣，又讓他受漢人的教育，又讓他學蒙古人的武藝。和他的養父一樣，擴廓身材魁偉，有英雄氣質，雖然他承受了雙重的文化遺產，但他對草原上武士理想的興趣多於對漢族政治家的理想的興趣。1361年，察罕曾派他運送迫切需要的糧食到京師。他受到當朝皇上妥懽貼睦爾的接見，並被授予蒙古名字擴廓帖木兒。那次會見據說消除了對他所有的疑慮。換句話說，儘管他有一個漢人父親，他是當作蒙古人被接待的，因此使他非做王朝的忠實僕人不可。他的整個一生都受到巨大的壓力，要他力求符合大草原的理想而不去與招致他敵人嘲笑的漢族身份認同。這就大大增加了人們對於了解他的個性和事業的興趣。 在察罕帖木兒死的時候，他的野戰軍僚屬都因驟然失去他們的領袖而受到震動，便轉向擴廓，力圖保持他們的凝聚力和行動優勢。這就使得朝廷給他封了高官，委以重任。擴廓認為他的第一個義務就是要勝利地完成用兵力掃蕩山東的任務。他立即著手準備攻占叛軍已孤立的據點——益都。這個任務似乎是他的養父不急於完成的。在圍困了這個城市幾個月之後，他用穿地洞越城牆的辦法拿下了它。有200名叛亂領袖被送往京師行刑，但是，殺害察罕的兩名變節將領田豐和王士誠則留待擴廓自行處決。他挖出了他們的心，以此祭奠了他養父的亡靈。從山東半島一直到極西邊的陝西這片華北地方至此是安全的了，或多或少的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可是，孛羅帖木兒繼續在宮廷與一個想換掉太子的派系搞陰謀活動，他們想換掉愛猷識里達臘王子，因為他不是孛羅之女——即皇后——所生之子，而是皇帝一個寵妃所生。孛羅還繼續告發他的宿敵察罕的兒子擴廓。這就使得擴廓不可能超然於宮廷派系鬥爭之外。孛羅和擴廓兩軍交戰的焦點是爭奪山西，1363年戰局變得對擴廓有利，並把孛羅驅趕到京師，促使他本人在1364年控制了京師。愛猷識里達臘王子怕遭孛羅的毒手，因此逃走並把自己置於擴廓的保護之下。孛羅對朝廷咄咄逼人的控制終於使消極的皇帝轉變態度並下令把他刺殺。1365年8月，孛羅在去朝廷的路上被一把斧子砍死，他的頭後來被裝在一個盒子內送給愛猷識里達臘，要他相信他可以平安地返回京師了。擴廓把他護送回來，並在京師逗留了一小段時間。他被封為河南王，然後奉命去清除長江流域的叛軍。擴廓有可能留在朝廷並控制政府，但他也和察罕幾年前的表現一樣，對宮廷政治不感興趣，因此返回了河南，並作為華北的主宰而擴大了他的軍政力量。 擴廓還受命指揮西北的一些武人。其他的人，特別是李思齊，都對察罕的養子心懷不滿，認為他是一個年輕的暴發戶，無需對他效忠。這就又引起了一場內戰，這一次是在擴廓和四個陝西軍人之間打的（除了李思齊以外，還有張良弼、脫烈伯和孔興，後面三人都是孛羅原來的舊戰友）。這就有效地阻止了擴廓去執行清除長江叛軍的計劃，而這個計劃原本是他不想去完成的。他在這時把軍隊向南移動，就會把他的河南根據地暴露在西北軍閥的面前；這些人在剿匪和清除叛軍的活動中本來應該是與他並肩作戰的戰友。 另外，我們在這裡又看到了元末的一個大弱點：朝廷不能約束那些本來是它的主要僕人的人，使他們遵守紀律和服從命令。從14世紀60年代之初起直到1375年死於愛猷識里達臘的外蒙古的宮廷中為止，擴廓帖木兒是力量最強大的、作戰最成功的，也是最後最忠於這個日薄西山的王朝的軍事領袖。可是，他自己的個人利益迫使他要花很大精力去對付內部和外部的陰謀與敵人。他的生涯充分證明了作為地區性的領袖在元王朝的最後20年為維護元王朝的江山的鬥爭中處境是何等的複雜和艱難。[10] 元王朝其他的地區性領袖因中國中部普遍興起的叛亂而與華北隔絕，所以沒有那麼容易地捲入宮廷政治中去。可以舉兩個例子說明不同的情況。 陳友定（約1330？—1368年）是一個孤兒，身軀高大結實，本為福建福州府一個不識字的農民的兒子。他於14世紀50年代初在不安定的環境中被迫從軍。被一個地方官員所徵募，最初負責一個警察治安隊的工作，如果是在平時，他的前程恐怕就要到此為止了。可是，南方紅巾軍進犯江西行省時他被徵調去打仗，他一再地表現了傑出的軍事素質，因此升賞極快，這在國家紛亂的時期是很常見的。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他從一個縣裡的小官員升為掌管一省的政務的人物。在這些年中他培養了一些學者，並想獲得基礎的學識，但是他沒有變成一個儒家的紳士。 他具有獨裁者的性格，喜歡採取嚴厲措施，而且當下屬坦誠地發表不同意見時他又以暴力行為來維護領導的地位。他有兩種特殊的品質，即在軍事上確有能力和對元朝政權懷有強烈而堅定的忠誠。他的粗暴態度使許多夥伴離棄了他。當他在1368年被明軍俘虜並解送去南京時，朱元璋這位新的明王朝的皇帝指責他殺害了受命勸他投降的明軍使節，但是朱元璋仍然準備赦免陳友定，給他以某種榮封；明太祖對勇敢的對手有好漢惜好漢之意。可是，陳友定對敗亡了的元王朝的忠心毫不動搖，他向明朝皇帝大聲嚷叫道：「國破家亡我可死，尚復何言！」被激怒了的皇帝馬上命令對他行刑，另外還處死了他一個自願陪他來送死的兒子。 在鄰近的廣東省，何真（1322—1388年）的生平又有所不同。他小的時候也是一個孤兒，但出身於一個能給他施以教育的家庭。作為一個在培養亡命之徒的傳統下造就出來的年輕人，他擁有同時使劍和用筆的資質，而且愛惹是生非；這個年輕人具有在亂世中謀求發展的自信力和野心。他曾短時期地在當地政府中供職，後來被撤了職。後來和許多別的人一樣，他也獲准以私人身份組織和領導了一支地方自衛隊。作為這支私人部隊的領袖，他從土匪手中收復了州城。當時他已是必不可少的人了，因此在州署中被授予官職。他繼續建立了州城的防禦部隊，並因指揮他們打仗而在州署內贏得了更高的職位。1363年，他全權指揮全行省的軍隊從沿海的海盜手中收復了廣州，所以第一次被提升為左丞，1366年又升為行省官署的首腦，這時他的軍事力量已能使他對該行省機關發號施令。因此，他在全國千千萬萬個地方私人防禦領袖中是唯一從那種社會地位上升到元王朝地區性領袖的人。 1368年夏，當明軍到來時，這個此前一直是毫不退縮地鎮壓土匪和攻打叛亂分子的人輕輕易易地投降了新王朝。他被送往南京晉謁朱元璋。這位新皇帝對何真很滿意，給了他很高的榮譽和在行省政府內很高的職位。在他1387年65歲退休時按軍功封為世襲伯爵，他的封號就冠以他的廣東家鄉的名字（按為「東莞伯」——譯者注）。他的傳記作者們提到了他喜愛學術和有高雅的脾性。他在許多方面與兇猛殘暴的陳友定恰恰相反。 元王朝其他地區性領袖的事跡則與明王朝的興起沒有什麼直接關係。1382年明軍攻陷雲南時，在遙遠的雲南任政府首腦的蒙古人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自殺而死，但是，雲南在14世紀的50年代和60年代的戰爭中沒有起過作用。另外一位蒙古領袖納哈出（1388年死）則是長江渡口太平（朱元璋於1355年攻陷了此地）的守將之一。當朱元璋在修訂政策以適應新的認識和需要時，他為了贏得蒙古人的好感，就釋放了納哈出，但朱元璋的這一希望沒有成功。此後，納哈出在遼東的蒙古軍隊中服役，最後在1368年以後的年代中變成了滿洲—朝鮮邊境上一個重要的獨立的地區性領袖。 其他一些元王朝的地區性領袖早在朱元璋的軍隊同他們打仗以前就已經被朱元璋的對手們所消滅了。其中有幾個人即使未在此時舉足輕重，也都在元末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作為明王朝興起的一個因素，這裡所談的這些領袖構成了元末群雄割據局面的規模和特徵。 縣一級地方諸領袖 隨著元政府在整個14世紀初年的削弱，以及由於深深隱藏在它的統治方式內部的問題，人們能夠觀察到它逐漸喪失了正常的控制能力和最後趨向于越來越依靠暴力的情況。由於政府推行強制制裁的能力減退，它喪失了對暴力手段和使用武力的壟斷。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們通常在拋棄元政府的情況下，都把自己武裝起來，以最低限度地保證日常生活的安全。這種比較抽象的論述可以引用14世紀的史料予以生動的證實；這些材料都說明了地方社會領袖們在越來越動盪的年代中怎樣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盜匪活動由原來偶發的地方性的麻煩發展成為普遍性的威脅：這在14世紀40年代大規模叛亂爆發以前就已經發生了。陶宗儀的《輟耕錄》（敘，1366年）中一段短短的介紹文字就道出了很有分量的信息，它說： 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畢四等三十六人，內一婦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宮，縱橫出沒，略無忌憚。始終三月余，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官軍無數。朝廷招募鹺徒朱陳，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從此天下之人，視官軍為無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其數也夫！[11] 鹽池工人由於他們的兇猛和獨立性而受到注意，在下面所引的一節敘述中他們被視為杭州的救星，而且像張士誠所表現的那樣，他們又經常是站在另一邊。在這裡，政府在他們中間指派一個私人的和也許是不合法的組織來完成它的軍隊所不能完成的事。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受到威脅的某個社會不能從無效率的政府那裡指望得到救助。於是出現了通常是由當地精英階層的領導層——即社會的天然領袖來領導的自發的防禦辦法。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後至元間（1335—1340年），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旁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寨，皆軟靡求生，未若有此餓夫之倔強者。」[12] 他們殘酷地殺害了他。 《元史》有四卷給那些堪稱為「忠義」之士的人寫了簡短的傳記，它們幾乎完全是敘述那些在1330年至元王朝敗亡時同樣死難的一些人。[13]其他數以千計也同樣起而組織鄉村自衛的人或者沒有死，或者未被記錄下來，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是出身於社會的精英階層。明玉珍（1331—1366年）便是一個例子。 徐壽輝起蘄水，玉珍與里中父老謀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剛直，能集壯勇，保全鄉里，是所望也。」玉珍於是招集鄉人，得千餘，屯於青山，結柵自固。眾推玉珍為屯長。 當徐壽輝送來一紙嚴詞檄文號召參加他的紅巾軍叛亂時，這篇敘述說明玉珍不想搞叛亂：「[明]玉珍懼，且欲保鄉里，不得已從焉。」[14] 漳州盜匪捉住了多才的蕭景茂，沒有能使他擁護他們，所以他們殺掉了他。這個事件很典型，說明了這時盜匪和叛亂分子學會了和使用了什麼樣的立威的方法。甚至他們中最低下的人也時常想要社會上地位高的人向他們屈膝，這樣做或許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或者更實際一些是要向社會顯示其威力。自發的自衛組織成了社會新的結構最低一級的單元；而一個有遠見的領袖，不管他為誰的事業服務，都要想方設法吸收它們。處境不同的徐壽輝恫嚇小人物明玉珍，後者雖然無足輕重，但手下有1000個戰士。 各種各樣的叛亂者，從野心勃勃的盜匪到紅巾軍領袖，由於他們企求更大的政治目標，知道愛惜蕭景茂這樣的人才，如果可能，還要許以高官厚祿來錄用那些有學識和有威望的人。他們用吸收當地社會的天然領袖來爭取那個社會，這種辦法終於被看成是馬上獲得實惠以迅速擴充領土的最有效的方法。可是，地方領袖也得非常小心謹慎。關於叛亂領袖有許多被記載下來的事例，說他們舉止端重，對當官和不當官的人都彬彬有禮，結果是在他們的地區得而復失之後，就使那些有附逆污名的人一起受到嚴厲的處分。例如，陶宗儀在《刑賞失宜》條目下就記載過這樣一件發人深思的事，它寫道： 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年]秋，蘄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偽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眾。……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於簿籍。府庫金帛，悉輦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灶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克復城池，賊遂潰散。……[原先不光彩地棄城而逃之政府軍士兵與官員現在回城並接收了它。一位蒙古軍官率軍從避亂之湖州返城]舉火焚城，殘盪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禮、顧八，為迎敵官軍，剮於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妙行亦然。[凡滯留城中之]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敘。[而逃竄出城未曾抗拒之]省官復任如故[不加歧視]。朝廷法度既墮，刑賞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復得矣。[15] 我們整個這一節所談的這些地方領袖只是需要政府不再能給予的安全；他們大多數人都沒有政治野心。但是他們經常是要把權抓在手裡，有時還濫用權力，既搞值得讚許的自衛努力，又搞打家劫舍、公報私仇和其他一些不理於眾口的行為。1735年完成的《明史》不無感慨地這樣寫下了陳友定不平凡的一生： 元末所在盜起，民間起義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勝數，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去為盜，或事元不忠，惟友定父子死義，時人稱完節焉。[16] 如果不是因為日益重要的責任擺在他的道路上而使他有此非常機遇，陳友定也將和其他數以千計的地方領袖們一樣湮沒無聞，不見經傳。他們這一類人很少能取得足夠的顯赫地位以贏得歷史學家的一顧。但是在600年以後的今天，我們想要了解那時人們對由於社會崩潰而引起的不正常環境的各種各樣的反應，就應該承認在各地方和社會各階層的無數無名領袖的重要性。他們創造了在正常情況下不可能存在的社會活動的潛在可能性。 盜匪 在傳統的中國歷史材料中，盜匪一詞（「賊」、「匪」、「寇」，等等）適用於任何蔑棄合法政權的人，從小偷小搶到大的群眾叛亂的領袖和追隨者都用得上這個詞，甚至也用於未成功之前的開國之君身上。可是，我們在這裡更多的是按照西方的慣常意義來使用「盜匪」這個字眼的，它意指破壞法律的分子，即拉幫結夥搞搶劫、走私和盜竊的人。上面已經著重指出，這種盜匪在社會到處都有，某些人可能攻占省會或長期占領縣城。但是，只有兩位領袖是盜匪出身而變成了在「群雄」割據時代逐鹿國家政權的顯赫人物。這個群雄割據時代約有十來年之久，直到朱元璋在1368年總攬帝國權力時為止。 群雄割據時代這兩位傑出的盜匪領袖就是張士誠和方國珍（1319—1374年）。張士誠在這兩人中又更為重要。他的令人矚目的生平完全值得予以充分的研究，可惜現代歷史學家還沒有寫出這種著作來。 張士誠 張士誠原是江蘇北部沿海地區白駒場商鎮（錢謙益等人說「在泰州」）上的船工，這裡是產海鹽的政府專賣鹽場。這種鹽經由內陸水路運往揚州、泰州和此地區的其他城市，再從這些地方由特許證持有者提貨而向政府交稅，然後把鹽再分往被指定的市場。未經登記的鹽由走私販子賣給不繳稅而非法私售的商人們。1329年是一個有全面數字的一年，那時江蘇北部的26個鹽場（兩淮鹽場）生產了全國鹽產總量的40％，因此它掙得了帝國總稅收的三分之一。因此，政府在這個地方有重大的利害關係，這就是為什麼這裡有重兵防守的原因。但是，由於政府的控制在元朝末年日益不支，鹽產的利潤成了一些人劇烈競爭的目標，其中有貪官污吏、盜竊成性的商人、偷盜者、運輸工人中的走私者，以及普通的盜匪。鹽的運輸是一種高度有組織的活動，但秘密的幫伙長期在它裡面起著大部分作用；走私的鹽經常和納了稅的與受控制的鹽同載一船。張士誠就是這樣的出身，一個以從事違犯法紀和講哥們義氣來謀利的人。 張士誠在年輕的時候就作為一個身體強壯、脾氣暴躁、武藝高強、交友大方的流氓而聞名，在一個強有力的個人關係可以非法地發揮作用的環境中，這些特點對他很有利。他和他的三個弟弟經常被富商所欺騙：他們給了這些商人以私鹽，但又受到他們私人衛隊的欺凌。1353年當張士誠32歲的時候，他突然以暴力報復了一個主要折磨他的人，殺了一個衛兵，並一把火燒光了整整一個聚居地。然後他帶著弟弟和只有18條年輕的好漢的團伙逃到鄰縣一個窩藏處，然後招募了一批黨徒，把他的領導方面的聰明才智用於搞有組織的盜匪活動。 據撰寫他早年的傳記作者稱，張士誠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募集了萬餘隨從。他帶領他們劫掠了泰州和這個地區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元政府只經過微弱的抵抗便給了他以赦免和官職。這是他們這幾十年內應付這種危機的習慣做法。張士誠這時的行為是一種特有的形式，他將循此走完他生活的歷程。他戲弄朝廷的頒賜，這一次與許多次情況一樣，他也似乎準備接受封賞，然後殺死了銜命而來的使臣，以後又走著自己的道路。到了1353年底，他攻占了揚州以北25英里處的重要府城高郵，因此他就橫跨運河兩岸，能夠攔截糧米和其他供應物品。 這是關於一個人的歷史的簡單化的敘述，它在其他方面揭示了與他與以下幾類人的聯繫：各種走私集團；不滿意政府剝削併力圖報復的鹽工幫伙；已經接受官方任命的原來的盜匪；與腐敗的鹽業壟斷制度沾邊的富商大賈之家。就那個地方和那個時候來說，所有這一切的相互作用都是司空見慣的。張士誠經歷之不同尋常的地方是他有不同凡響的抱負。他一旦確保占有了高郵就自稱大周王朝的誠王，從1354年起改元天佑。他開始任命一整套文武百官，以做一個井底之蛙式的皇帝而沾沾自喜。湖北的南方紅巾軍領袖徐壽輝已在1351年稱帝，國號天完。除此之外，早在1341年北方紅巾軍的領袖們也宣稱，他們的傀儡韓林兒是趙宋的後裔，但是直到1355年才宣布復辟宋室。這兩種紅巾軍運動都有大量的群眾的支持。張士誠的建國稱制，土地既小，人口又少。他在當時的叛亂分子當中是很獨特的。 1354年夏，蒙古軍隊從該地區的防守重鎮揚州出發，想把他趕走。蒙軍沒有完成任務，朝廷馬上以更加優越的條件給予他赦免，並給以更大的官職和更顯赫的爵位。這一次張士誠又玩起遊戲來了：他先接待了使臣貴賓，把他們留下來好像有待於深長考慮，最後又殘酷地殺害了他們。 元朝廷對此以武力作出回應。它的最有勢力和最能幹的人物中書右丞相脫脫決定將張士誠和其他叛軍斬草除根。1354年末，他帶了一支大軍上戰場——這是蒙古政權在中國發動的最後一次重大軍事努力，並在11月24日包圍了高郵。在11月28日和12月12日之間，蒙古軍屢次在高郵城下打敗了張士誠的軍隊。張士誠每一次都被迫退守深溝高壘的城內。與此同時，脫脫的分遣隊也正在打敗附近縣城張士誠的羽翼和掃蕩其他反當局者的地盤。1355年1月7日，一道簽署日期為12月24日的詔旨從大都（北京）發到了脫脫營內。使他震動和驚異的是，這道詔旨命令他把兵權交給別人，削奪他的一切文武職務，並把他放逐在外。他的軍隊潰散了，許多部隊流為盜匪。一年以後，他在雲南邊境的流放地被他的政敵的代理人毒死，這些政敵在他離職以後就控制了朝政。通過策劃罷免脫脫的官職，他們同時摧毀了政府最後一位可信賴的領袖，挽救了張士誠（以及其他叛亂分子），也使元王朝的覆滅無可挽回。 朝廷再次給張士誠以赦免和高官。由於奇蹟般地逃脫了被毀於脫脫之手的災難，他深信他的事業交了好運。1355年夏，他還是戲弄了朝廷派來任命他為官的使臣們，後來又殺死了他們。他迅即繼續發動攻勢去奪回已深受饑饉和疾疫之苦的江蘇北部的失地。秋天，長江南岸江陰的一位叛軍領袖為了逃避那裡的爭吵和對手，求取高郵張士誠的保護。他勸告張士誠把注意力轉向長江三角洲的蘇杭地區，因為這個地方太富饒了，人口也多得多，而且當時與別的地區相比又相對地平靜一些。張士誠對此頗費躊躇。蘇北地區有不同的語言和歷史，他對南方地區這個被稱為吳的地方無親切感。可是，他在1355年底派了他最能幹的弟弟張士德帶兵渡過了長江，讓他在南岸嘗試發展的可能性。7月11日，朱元璋也正在此時在其西邊100英里處的太平渡過了長江，後來他又想攻占南京。張士德在1356年2月攻下了他的第一個大城市常熟，3月份又拿下了蘇州。張士誠於4月13日從高郵抵達蘇州，搬進一個大的佛教寺廟內，急急忙忙地把它改成了臨時的王宮。蘇州此後11年內就成了他的老家。 在以後幾個月中，他的大部分戰鬥部隊都移到了長江南岸。在張士德的強有力的領導之下，他們開始攻占了常州以東的一些州府，並南進到浙江北部。張士德甚至在1356年夏末攻進了杭州，但不久即被迫撤出。張士誠的大周王國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地區性政權。他的重要敵對勢力一為朱元璋的新的強大的叛亂基地，即北方紅巾軍勢力延伸到最南端地區的南京（朱元璋已於1356年4月中旬最後拿下了此地）；一為元政權在華東中部留下的最重要的根據地，即省會杭州。在長江以北，張士誠還與察罕帖木兒的領土搭界，但是他們之間沒有利害衝突。朱元璋對張士誠的威脅最大。 1357年夏，當張士誠和朱元璋兩軍交鋒爭奪一個江防戰略要點（蘇州之北，常熟縣內的福山港）時，張士德被俘，並被解到了南京。[17]朱元璋想利用這個俘虜做一筆交易，即勸張士誠投降或者合作。張士德給他的兄長秘密寫了一封信，要他的哥哥決不與朱元璋合作或者投順他，但是如果命運是這樣安排的話，寧可投降元王朝。於是他在獄中絕食而死，倔強地藐視俘虜他的人。 張士德的死對張士誠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他是張士誠野戰軍將領中最有抱負和最有能耐的人，也是在他的政治助手中最有節操和最精力充沛的人。沒有了他，張士誠的組織開始發生明顯變化。另外，壓力也在以下兩條戰線上增長：即一方面從南京方面增加了朱元璋的壓力；一方面又從杭州元王朝增強了該行省政府的軍隊這個新因素的壓力。張士誠傳話給杭州的元王朝官員，表示他願意投降，但他提出的條件被行省當局認為幾乎是太傲慢了。在張士誠駐紮在高郵的時候，杭州的高級官員達識帖睦邇原來曾駐守在揚州。他認為張士誠太狡猾，不可相信。可是他又很需要張士誠的投降，因此1357年末，在條件略加改動之後達成了協議（張士誠原來要求保留王位稱號，現在答應改為太尉）：杭州的元政府派高級官員帶任命狀給他。這一次他們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張士誠的諸弟及其所有朝臣、僚屬和其他官員都在省、縣級任官，但張士誠獲準保留他的政府的實際結構和他對該政府的一切權力。因此，他的土地、他的軍隊和他所積累的財富都毫髮無損。他除了給元王朝演一個忠誠奴僕的角色之外，唯一實際的義務就是每年由海路向大都輸送米谷100萬石或百餘萬石，但是，京師從未收到多於此數15％的糧米。 張士誠從勢力日益削弱的元政府的安排中得到了很大的好處。其中最大的好處是他的新社會地位在漢人社會——特別是精英階層——的觀照中被賦予的合法性。他的變節行為沒有瞞過他們的眼睛，然而此後在他手下做官或者與他的官員交往就不那麼危險了。他們也還抱有這樣的希望：他可能接受精英階層的指導，可能按照他們的標準進行治理，並且支持儒家和文人學士的理想。事實上他也做到了這一點，做得比當時中國的任何其他地區性政治領袖——不論是保皇派或者叛亂分子中的領袖——都要好得多。富庶的東南受戰亂之禍的影響比較少，吸引了全中國四面八方的文人學士精英階層。蘇州、杭州和長江三角洲其他富庶的城市都享受著一種舒適、考究甚至奢侈的生活，而中國其他地方則大半在痛苦中煎熬。 張士誠此時是時來運轉了。除了蘇北鹽田可能有的稅收之外再加上長江南岸農業富庶地區所產的剩餘糧食，張士誠的供應在地區性領袖中是最好的。在他有效控制下的人民比他最強大對手們控制下的人民的狀況還要好些，因為他的占地面積比別人的土地更緊密地連成一片，而且控制得更嚴緊。另外，他不像紅巾軍運動的那些強大的領袖那樣因與排他性的秘密會社交往而處於不利地位。這筆財富似乎使他有可能爭取到各種各樣的支持，從而使他的統治合法地受命於天。可是事實上不是他，而是他的對手中號稱受有天命的可能性最小的人，卻使得他的問題特別令人感興趣。在當時要具體分析他的失敗是很困難的；歷史學家今天仍必須依靠17世紀歷史學家們所匯集的極好的材料和批判性的研究來進行工作。[18] 說到張士誠的最後一段歷史，正像人們長久以來期望的那樣，他在1363年秋天又一次背棄了元政府。這一次他自稱吳王，並控制了杭州和浙江北部大部分地方，這些地方是他自1358年以來在各種情況下早已占有了的。那一年的早些時候他已經發動攻勢擴大長江以北的地盤，攻擊了朱元璋在安徽的側翼，而朱元璋此時正忙於與長江中游陳友諒（1320—1363年）的紅巾軍王國作戰。 可是到了1363年底，朱元璋已經戰勝了陳友諒，能騰出力量來注意東方戰線了。他擺出挑戰的架勢，也就是說，到了1364年的新年他自己要稱吳王。[19]他跟張士誠搞了近兩年摩擦，但雙方都沒有發動大戰。後來，在1365年末，朱元璋發動了攻勢，以求最後解決張士誠的問題。張士誠的地盤，一府又一府地淪陷在朱元璋之手。蘇州本身被圍，並在1366年12月27日縮緊了包圍。它的防禦在1367年10月1日最後被摧毀；它的陷落成了飢餓無告的人民——他們被困在新近加以重修而堅不可摧的城牆內（這時成了死亡的陷阱）——所經歷的最典型的恐怖時期。到了最後，張士誠的一群妻妾都忠貞不貳地爬進裝滿可燃物的塔內由其嫡妻點火焚燒，然後嫡妻自己也刺喉而死。張士誠也自縊於宮內的主殿中，但是被人解救下來，後又被明軍救活。他立即被裝進囚籠車送往南京，幾天以後在囚室內自縊身死，時年46歲。 張士誠為什麼失敗？在張士德死後，他的將軍們除一兩人以外，都變得不那麼有衝勁兒了，軍隊中的紀律和元軍一樣也鬆弛了。據當時傳說，張士誠的將帥們奉命上戰場時都會裝病，然後要求財物賞賜，才接受打仗的命令。不論什麼時候戰事一不順手，他們就會放棄陣地，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因打了敗仗而受到懲處。張士誠的政府在開始時很嚴厲和依法辦事，後來懈怠下來了。行政事務由他的幼弟張士信和女婿潘元紹掌管，他們兩人的不負責任、貪婪和弄虛作假的作風毀掉了軍隊的士氣和政府的法紀。 他們雖然糾集了一些文人、藝術家和音樂家，慷慨地庇護他們，但未能贏得更嚴肅一些的士大夫的尊敬，這些人基本上不願為張士誠的政權服務。他沒有真能效命以幫助他變成中國皇帝的顧問集團，也沒有由密謀者和計劃者組成的核心內閣來推動他的政府機器。而最重要的是，張士誠自己沒有了進取心。他從一個熱情的、活躍的、火氣很沖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40歲就悠閒自在地尋歡作樂的人，希望別人替他維持日常政務。他可能比他的某些政敵——包括自我毀滅的元政權在內——更有可能等待時機，而這種耐心可能會使他把帝位逐鹿到手。可是，他的主要對手不允許他那樣奢侈無度。朱元璋是一個著了迷的至善至美的追求者，一個有幹勁的當家人，總是想獵取大的目標，因而他最後能夠拋棄他的紅巾軍身份，並得到了同樣想指導他達到最後目標的儒士智囊團的信賴。這似乎是一個很能自圓其說的解釋。在我們還不能知道更多材料以前，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說法具有相當的準確性。無論如何，這種說法概括了明代歷史學家關於朱元璋和張士誠之間鬥爭的絕非不偏不倚的評價，而且它也是現代歷史學家之間共同的看法。[20] 方國珍 方國珍（1319—1374年）是浙江中部沿海黃巖縣人。他的家庭是當地的船戶和海上生意人，有些資財，但是方國珍卻一字不識；他身材高大，氣勢威武，是好鬥者們的天然領袖。他和他的家庭無疑地深深卷進了非法的沿海貿易，或許也捲入了海盜活動中。有個著名人士曾經指控——也許並非事實——他與臭名昭著的海盜相勾結，他就殺了這個人，這樣一下子就把他推到了叛亂中去。既然犯有殺人罪，他在1348年就和他的一個兄長、兩個弟弟及鄰村幾個同夥乘自己的船下了海，藏身於近海島嶼之間這個長期為海盜喜歡出沒的地方。方國珍開始組建了一個海盜團伙，他們靠劫掠沿海城鎮為生。 方國珍做海盜很得手，但他有時受元軍的壓迫，有時又被許以寬大的條件誘降；方國珍在1349年和1353年都一再投降過，1356年又投降過一次。元朝廷特別急於要他幫助把糧食從海路運到大都來。在1356年最後一次投降時，他曾被授予海道漕運萬戶之職，他的兄弟們也封賞有差。據說那時他的艦隊有各類船隻一千餘艘；他用這支艦隊摧毀了政府的水軍，使自己稱霸於海上航道。在海岸上他也控制了三個沿海的府，即慶元（今浙江處州）、台州和溫州，以及今浙江從寧波南下直至福建北部的沿海一帶。此外，他還事實上占有了杭州灣岸上寧波和紹興的大部分地區。他在行省政府中的高位——雖然只是名義上的——也沒有能夠阻止他繼續蠶食浙江政府所轄的地面。到了14世紀50年代末，他是浙江沿海及其相鄰海面上的地區性領袖。他的水軍進入了長江口去攻打張士誠。他曾迫使張士誠在1357年末決定投降元朝，後來幾年之內儘管他們彼此不和，但他的船隻還是把張士誠的糧食運送到了大都。 關於方國珍生平的記載至今為止似乎和對於張士誠的敘述沒有兩樣。但是，方國珍卻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缺少像張士誠那樣的妄自尊大，這種妄自尊大使張士誠自己稱王並且角逐帝位。另一方面，他更加注重他自己的利益。他在岸上的根據地在他的眼裡未被看成是一個早期的國家；他之所以要支配，甚至要治理這三個府，是因為它們對他的海上活動極為重要。他在運用外交方式上比張士誠更加嚴肅慎重，也更加講究技巧。他的使節經常往返於大都、南京和杭州，帶著豐厚的禮物和傳送他的文人助手們所撰寫的構思巧妙的外交文書。他甚至早在1359年就把一個兒子送給朱元璋作為人質，朱元璋對他的先見之明很欣賞。但是在下一輪的交往中，他狡猾地避開了擁戴朱元璋的問題，而且使朱元璋懊惱的是他繼續使用元朝正朔。當朱元璋的使節在1360年返回南京報告方國珍閃爍其詞的態度時，朱元璋回答道：「姑置之，待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晚矣。」 1367年末，朱元璋的軍隊乘新近戰勝張士誠之餘威，逐漸迫近了方國珍的領土。方國珍也可能設法以優惠條件投降，這其中的一部分地區是因為他的龐大的水軍和小而精銳的陸軍是朱元璋要征服東南沿海進行攻擊戰時所急需的力量。方國珍於1368年被送往南京。他受到朱元璋的優遇，也可能後者認為在新朝開國者改元之初年應該格外寬宏大量。除此之外，方國珍是在14世紀50年代末最早承認朱元璋為新星的人中的一個；他從未攻擊過朱元璋，也從未決然反抗過他。官職、軍銜和錢財都封賞給了他和他的家屬。他被留在南京，直到1374年壽終正寢。 由此可見，方國珍充分利用了他的特殊資產——即他的航海和組織技術，改變了他的社會地位，使之超出了他的海盜—土匪出身。他在群雄逐鹿和新王朝創建的戰亂中變成了一個地區性領袖和一支獨立的力量。當張士誠揮霍他的巨大本錢時，方國珍可以說是在小得多的本錢上充分取得了報償。 秘密教派運動 據我們所知，廣大的紅巾軍叛亂最初在14世紀30年代出現於江西和湖南，在十多年內它遍及半個中國。它和19世紀同樣廣泛的太平軍叛亂不一樣。太平軍運動產生於一個地方，產生了一個統一的領導集團，然後用武力從產生地出發擴大到許多省份，像一陣猛烈的風暴橫掃沿途的一切。反之，紅巾軍教義的發起人卻是暗中在幾個省活動，特別是在那些遭受饑饉和時疫流行的地方展開活動。他們的宗教教義自發地形成了擁有廣大徒眾的許多地方教派。這些教派的宗教活動，特別是他們一些可疑的（但或許不是屬於狂歡性質的）夜間聚會集合男女來燒香磕頭和禮拜彌勒佛這個彌賽亞式的救星的活動，被政府和社會精英階層視為異端和危害社會的行為。這就迫使他們採用密謀的、地下組織的形式。有各種政治目的的領袖們都期待著有這樣的發展。他們後來能夠接管這些形式，並把它們變成達到他們目的的媒介。由此可知，紅巾軍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多頭領導的運動，它們在每一個地方都發展了強烈的地方色彩。 最後它們終於發展成為叛亂中廣泛組織起來的兩大翼。我們稱之為南方或西方的紅巾軍最初是以湖北南部為中心。他們從這個基地發展，逐漸控制了長江中、上游地區。另一翼稱為北方（或東方）紅巾軍叛亂，是以今安徽省淮河流域為中心。這個運動向東發展，然後進入河北南部、山東以及江蘇北部，並向西蔓延到河南。這兩支叛亂主力軍共同信仰一個教義，但缺乏組織上的統一。最後它們甚至彼此火併起來，比如北翼的支派朱元璋便與南翼的分支陳友諒發生了衝突。 另外，在每一翼內部都有一些獨立的集團，它們都保留了鮮明的地方色彩，彼此也常常搞敵對行動。因此，紅巾軍運動這種現象是很複雜的，多種多樣的，它們的有些分支與眾不同，最後竟然能成為獨立的教派運動，像四川的明玉珍那樣。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受教義影響的叛亂活動和地方起義似乎各有自己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淵源。它們大多數已默默無聞，部分地是因為一般說來既不同情民間宗教，又不同情叛亂的傳統的歷史學家喜歡把紅巾軍標籤不加區分地給它們到處亂貼一氣（甚至有些非教派叛亂也被貼上了這種標籤）。 在這裡我們關心的是那些真正屬於紅巾軍信史的大規模而重要的運動。這一小節所使用的廣義的「教派運動」標題，其意在於提醒人們，紅巾軍不是14世紀活躍於中國舞台上唯一的秘密教派叛亂者。 中國歷史學家們近些年來在14世紀的大規模民間叛亂中搜尋著一位民間英雄，他們從歷史的邊緣恢復了一個模糊不清的人物，說他曾經創立了紅巾軍運動並領導了它的軍隊。此人就是彭瑩玉，他是一個和尚，袁州（在今江西，鄰近湖南邊境）人，據說他把白蓮教內有幾世紀之久的彌勒佛崇拜變成了強大的有社會行動能力的運動。[21]作為社會史來說，不管這種說法怎樣牽強，它對元代末年這一流產的階級戰爭如此緊緊地尋根究底，終於發掘出了關於紅巾軍叛亂的有價值的新材料。彭瑩玉本人是否真正負責過把民間宗教的各種成分聯結在一起和把一個統一的教義擴散到從長江中游直至安徽的幾個省份去，這依然不很清楚，但是，這樣的事情事實上發生了。 彭瑩玉作為袁州一次起義的一個教義上的領袖最初出現在1338年。在這一次，一位叛亂領袖周子旺南面稱王；他馬上被地區當局所拘押，並被處以極刑。彭瑩玉向北逃往淮河沿岸和黃河下游的地區，據說他藏在一些貧民家中有幾年，並且在那裡傳布彌勒佛即將降世的教義：彌勒佛乃財富之佛和大明王，他將要給受苦受難的世界帶來千年至福。[22]從1340年起，淮河地區的許多地方都出現了紅巾軍的教義。僅在1341年，湖南、湖北、山東和河北南部據報有300多個地方「貧苦農民蜂起為盜」。[23]往後的10年是動盪的10年，特別是在長江中游和淮河流域紅巾軍正在得勢的兩個地區更是動盪不安。 1351年，從貧苦農民中徵發民工15萬人從事一項大工程，即使黃河改道並重開大運河；這兩條河流在山東西部相交叉（這是水利專家、將軍和總督賈魯在工程上的偉大勝利）。韓山童很久以來就是欒城（今河北東北）秘密教派的領袖。他的祖父被認為是白蓮教一個秘密教派的領袖，以「燒香惑眾」的罪名被流放到河北省的南端。經歷了兩代人之後，我們看到他的孫子在那裡成了紅巾軍的卓越領袖，據推測其情況可能是這樣的：這個白蓮教世家與性質相同而更偏重政治的彭瑩玉的教義結合在一起了。韓山童已經有一個政治顧問劉福通，此人後來變成了北翼紅巾軍叛亂的推動力量。劉福通密謀在黃河工地上的那些心懷不滿和備受折磨的大隊民工中招收追隨者。他幹得很成功。從1351年起可以明顯地看出紅巾軍活動呈爆炸性蔓延之勢。韓山童被捕並被處死，但是他的妻子和他的被稱為「小明王」的幼子（又被認為宋朝皇帝的後裔）在劉福通的監護下逃脫了。作為這次叛亂的傀儡領袖的保護人，劉福通在今安徽西部的潁州（與河南交界）建立了「首都」，把這裡作為紅巾軍叛亂政府的中心。 南翼紅巾軍（1351—1363年） 就在1351年的夏天，彭瑩玉或者他的主要軍事追隨者鄒普勝為新的紅巾軍叛亂找到了一位傀儡領袖，這個人是個自命不凡的布販子，他有英雄般的身材和氣質，但確實缺乏做領袖的其他品質。此人名徐壽輝。在1348年底到1352年末的幾份關於彭瑩玉被捕和被處死的報告中，有一份說他在1358年被陳友諒所殺（詳下）。[24]所有這些敘述不可能依據當前可資利用的材料予以證實。很難相信他不是擁立徐壽輝為天完帝的權威人物，但是，事實不十分明了。 9月份，鄒普勝領導的叛亂分子攻下了湖北南部的蘄水縣城，把它定為紅巾軍王朝——國號天完——的首都，而用那個相貌威武的布販子做它的皇帝。他們設計了一套新的正朔曆法，年號為治平。這支新的叛軍向南方擴張，曾經在1352年一度攻下漢陽及其鄰近的漢口和武昌城，但後來被逐出。鄒普勝作為叛軍軍事領袖的地位在1355年被野心大得多的元帥倪文俊所取代。倪文俊在1356年初克復了漢陽，隨即把叛軍的都城移到此地。這個江漢之交的基地是戰略重鎮，天完王朝的領土從這裡迅速地擴張開來。1357年末，倪文俊密謀殺害徐壽輝，想取代他的地位，但沒有成功。結果是，他被整個南方紅巾叛軍的一個新的軍事領袖陳友諒所殺害和取代。在陳友諒的有力領導下，他們的土地向東擴展到了安徽和江西，向西北進展到了漢水流域。另一名將領明玉珍率叛軍進入四川，沿三峽而上一路征戰，攻占了重慶。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明玉珍占領了整個四川。 和倪文俊一樣，陳友諒也不願意留在像徐壽輝這樣一個無用的傀儡下實際掌權。1360年，他成功刺殺了徐壽輝並取得了帝位。他重新把南方紅巾軍王朝改為漢王朝，年號為大義。他緊接著對南京發動進攻，但受到遏制，旋即折回他的武昌首都——這裡與徐壽輝原在漢陽的首都隔江相望（今天，漢陽、漢口和武昌形成了大武漢三鎮）。 在沒有悲憫心和永不滿足的優秀領導人陳友諒的領導之下，南方紅巾軍政權迅速發展壯大，取得了巨大的軍事權力。陳友諒無情地向下游擴張，迫近了朱元璋也在發展中的較小的根據地南京，最後他在1360年向朱元璋挑戰了。第二年，他被打敗並被趕出了他的江西根據地，1360年他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調動他由戰船組成的龐大的無敵艦隊和龐大的陸軍，浩浩蕩蕩地開進南昌附近的鄱陽湖，即該湖最南端的正西處。朱元璋從南京帶來了他的大部分水軍和陸軍，經過一個漫長夏天的交戰，陳友諒有點意外地被打敗了，而且在戰鬥中被殺死，留下了一個作為繼承人的兒子和一個群龍無首的國家。朱元璋此時名義上還屬於「小明王」韓林兒的宋王朝這支北翼紅巾軍中的領導；自從劉福通被俘和被處死以後，「小明王」即在他的監護之下。朱元璋控制了整個長江水域，從湖北宜昌以西的三峽起直到南京和蘇州半道上的常州為止。南翼紅巾軍已經被消滅了。[25] 四川明玉珍的夏國（1357—1371年） 明玉珍已在1357年舉著南方紅巾軍的旗幟進入四川，並從無能的蒙古防軍和北翼紅巾軍的殘餘土匪手中征服了這個富饒而半隔絕的地區。他仍然忠於徐壽輝，拒不承認篡奪者陳友諒。他宣布四川為獨立的紅巾軍王國，國號夏，但受一個有學問的儒家士大夫劉禛的強烈影響。劉禛有幾年左右了他的政治建制，讓它古怪地採用一套古代制度。夏國的歷史被人們研究得不多；它的指導精神似乎仍是以佛教為主。明玉珍一直統治到1366年他病死於35歲的時候。他很小心翼翼地治理他的國家，聘用了一些學者為他服務，也贏得了民眾的擁戴。但是，他沒有能夠搞出一套推行國家發展的長遠規劃。他曾經想征服雲南的蒙古領主們，但因人員不足和計劃不善而失敗。他死後由他的九歲兒子明異繼位。這個政權於是失去了強有力而統一的領導，被動地苟延殘喘，直到1371年它很快地向侵入的明軍投降為止。 北翼紅巾軍叛亂（1351—1367年） 關於紅巾軍的活動，現在必須轉而敘述潁州的韓林兒和劉福通在1351年的情況了。和南翼紅巾軍相比，北翼紅巾軍運動保留著較強的意識形態內容，對它的傀儡皇帝也有更多名義上的依附關係。韓林兒在1355年3月16日於毫州（今安徽西部的毫縣）登極為復辟了的宋王朝的皇帝，改元為龍鳳。他的北翼叛亂對它的隨從的控制也比南翼更有保證。一個似乎說得過去的理由是，該運動的主心骨劉福通一直在意識形態上保留控制達八年之久，彭瑩玉則早已在南方的舞台上消失。另一個可能的理由是，這個具有意識形態的象徵意義的兒童皇帝一直生活到1367年，它宣布自己為復辟的宋王朝，也在老百姓心目中取得了某種合法性和信任感，使人們感到它是反元運動的重心。南方的紅巾軍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所提出的主張都比較模糊，同時，對徐壽輝連續預謀的和最後得逞的刺殺所引起的憤世嫉俗情緒導致了變節行為和派系鬥爭，並進一步削弱了它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劉福通沒有成為成功的獨裁者，他不能給北方紅巾軍搞一個嚴密的組織上的大聯合。反之，他只能依附於韓林兒有權取得的多種稱號所產生的意識形態的統一；韓林兒號稱宋王朝的繼承者、白蓮教的第14代領袖、紅巾軍皇帝以及「小明王」，即不久將再世的彌勒佛的先驅——這彌勒佛乃是強大的佛教和明教民間宗教諸因素的化身。劉福通沒有施加強有力的軍事控制，只是短暫地取得過軍事勝利。1358年6月11日他帶兵攻占了開封。從960年直到它在1126年陷落到女真人手中為止，這個城市一直是北宋王朝的京師。韓林兒自稱是北宋王朝倒數第二個皇帝的第十世孫。在勝利以後得到的熱情澎湃的支持下，他能夠命令忠於他的將領們攻下安徽和山東的重要目標，並在毛貴的指揮下進逼大都。但是在1359年9月10日，察罕帖木兒在河南發動反擊，奪回了開封。劉福通和他的宋朝廷最初被趕回他們原來的舊首都，即毫州的一個邊遠而不重要的縣城，繼而又遷往安豐（二者都在今安徽西部）。他們留在安豐，一直到張士誠於1363年派軍攻打安豐時為止。 因此，劉福通從北方紅巾軍一個中部首都所領導的軍事擴張活動，到了1359年就幾近於結束階段。自此以後，儘管叛亂分子們仍然廣泛地承認韓林兒的政權，但軍事和政治領導已出現裂痕，並且從未再有效地統一過。各路重要領袖們和山頭都打著紅巾軍的旗號，彼此攻戰不已，且爭鬥遍布於整個淮河流域的許多地方，直到14世紀50年代的後期為止。例如1352年以前有芝麻李活動在江蘇北部的徐州；從1356年到1359年有河南西北部和陝西的山頭，直到察罕帖木兒把那裡的紅巾軍趕入四川時止；1357年到1362年有山東的益都的山頭；在從1358年到1362年間毛貴進軍大都失敗之後有察哈爾和滿洲的山頭。總而言之，他們在14世紀50年代初創立了一條從山東向西南直到安徽—河南邊境的戰線，把華北和長江隔開。有時候他們也向這條戰線以北擴張，最後在1358年和1362年之間受到察罕帖木兒的遏制。從那時以後，對於歷史來說，特別是對於明王朝的誕生來說，重要的發展是在這個地區裡的紅巾軍政權瓦解了，其勢向南發展到長江下游而從1356年以後以南京為中心的半自治政權興起了。關於這一段歷史，我們必須轉而敘述朱元璋的生平。 朱元璋的生平，1328—1367年 他的權力的興起 朱元璋出生於赤貧的農家，是出身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是唯一具有這種背景的一代皇朝的開國之君：這是中國歷史上盡人皆知的事實。他在1328年10月21日生於濠州縣（今安徽中部鳳陽縣，在重要的鐵路交叉線和工業城市蚌埠的正東南）的鐘離村，他的幼年生活非常困苦。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拖欠稅款者，在淮河流域到處躲債，想方設法找一個地方做佃戶，以便在這塊乾旱和時疫肆虐的土地上過僅能餬口的生活。他在他父母的四子二女中是大難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以外，其餘孩子都因家庭無力撫養而已送人或嫁出。到了14世紀30年代淮河地區已經變成了紅巾軍叛亂的搖籃，它的彌賽亞式的教義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的支持。人們相信，在這個最黑暗和孤寂的時刻會發生轉變，重新出現明教的光明，而彌勒佛會從西方極樂世界來統治這個世界，使人們的命運來個戲劇性的烏托邦式的改變。年輕的朱元璋的外祖父——一個算命先生和在13世紀70年代反抗過蒙古最後征服階段的漢人軍隊的老戰士——在這個孩子的耳朵里灌滿了魔法事件和高度冒險的種種奇妙故事。這些就是朱元璋幼年時所處的環境。 1344年，朱元璋16歲的時候，在5月份和6月份的三個星期內，時疫伴隨著夏季的蝗蟲和旱災奪去了他家大部分成員——他的父親、母親和還生活在家裡的已婚的長兄——的生命。他的長嫂及其幼子和另一分居的已婚哥哥是除他以外僅有的倖存者。苟活下來的人因太窮而不能很好地埋葬已逝的親人，更不用說去撫養朱元璋了。因此10月末，他被送入了附近的一個佛教寺院做小行童，當雜差，以實踐他在幼兒生病時他父親許下的願。很快他就長大成人，變成了一個高大強壯的小伙子，其顯著特點是臉面有皺紋而痘點斑斑，顎部凸出，這副奇異的樣子使人望而生畏，而且看起來預示將來有不凡的品質。無疑他是具有這些品質的，可是因他誕生於赤貧而無文化的農民之家，而後登上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新興偉大王朝的開國之君，這個故事就有些像虛構小說那樣的不真實。 到寺院做行童幾個星期以後，即1344年12月，皇覺寺（當時可能叫玉覺寺）[26]的僧徒們被迫把所有小行童放出去行乞。據我們所知，朱元璋在1345年到1347年在淮河地區做遊方和尚遊蕩了三年，也可能他因此熟悉某些軍事生活，並且一個時期當過兵——可能是在蒙古軍隊中當兵。除此之外，可以肯定的是，他很了解叛亂的內幕和對叛亂鎮壓的情況。在1347年或1348年他回到了寺內，在那裡大約從20歲呆到24歲。這時他似乎開始學習認字並簡單地研修佛教經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記憶力也很強。 到了1352年，叛亂在淮河中游到處爆發，它們採取了許多形式，當然多數是紅巾軍運動。鍾離村以西與之緊鄰的濠州縣城在1352年2月16日被一股紅巾軍所攻占。叛亂領袖郭子興（1355年死）是一個算命先生與一個富人的盲女兒所生的兒子，這個家庭據說很善於積財。郭子興被認為是一個勇敢善戰的戰士，但脾氣不好，跟別人合不來。他相信彌勒佛教義，所以他深信那個亂世預示著要有一個大變動。為了應付大變動的到來，他花錢大方，廣交朋友，以便約集志同道合的人和忠誠的戰士。郭子興和他的四個夥伴自稱元帥，率眾攻打了濠州。郭子興可能只是名義上的領袖，別人馬上成了挑戰者。他們之間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不穩固的。 元當局並不想立即收復濠州。相反，他們派出無紀律的部隊四出騷擾無辜鄉民，焚燒寺廟，把抓來的老百姓指認為紅巾軍，以便邀功請賞。朱元璋所在的那個農村寺廟正處在戰火紛飛的地帶。1352年2月它不知被哪一邊的士兵放了火，並被劫掠一空。朱元璋和其他和尚及行童均四散逃逸，但後來又回到了被毀的寺廟內，因為沒有地方可去。他後來在寫到這段經歷時說，他好多次收到叛軍內朋友們的信息，警告他有危險，並勸他參加叛軍。4月15日，這個年在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和尚來到了濠州城門附近，要求加入郭子興的部隊。這是他一生命運中意外的轉折點。他馬上變成了一個受寵遇的徒眾、受信任的幫手、弁目（親兵）和郭子興家中的一名成員。郭子興有二妻，年長者有與朱元璋年歲相當的兩個兒子。年輕些的妻子勸郭子興把這個年輕有為的人和他們郭家的命運更緊密地聯繫起來，所以招他為他們的養女之婿。這個年輕的女人當時有19歲，是一位馬姓密友的女兒；馬某臨死之前不久把他唯一的孩子託付給了郭子興照管。她就是後來的馬皇后。朱元璋和郭子興這位年輕一些的妻子的關係後來顯得很重要。在朱元璋和郭子興的兒子們有紛爭時，她最後站在了他一邊，朱元璋也把她的女兒納為妾。 1352年和1353年，朝廷派出的元軍企圖肅清被叛軍占領的淮河地區的中部和東部。將近1352年底他們把芝麻李從他在江蘇北部徐州的根據地趕走，而到了1353年初，他的兩名將軍投奔濠州避難，使這個小城市本來已經很緊張的資源更形拮据。他們自己稱「王」，盛氣凌人地要高踞於郭子興及其他元帥們之上。派系鬥爭愈演愈烈。郭子興支持了其中的一人，另一人便把他拘禁了起來。從遠征戰場上回來的朱元璋發現了這個情況。他隨身帶了郭子興那位年輕妻子及其孩子們親赴另一派領袖的營寨內，終於找到了挽救的辦法，救了郭子興一命。 從1352年冬末起直至1353年6月，濠州被從徐州派來的元軍所包圍。元軍野戰指揮官（中書左丞）、水利專家賈魯（他在1351年曾領導過治河工程）之死，使濠州解了圍，因而挽救了這塊根據地。後來，朱元璋離開了軍中回到他的村里，在家鄉招募了700餘人的部隊，由24名他往日的朋友和童年的夥伴——包括他將來的幕僚長徐達（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在內——帶領。這個軍事領導集團在以後20年中形成了他私人隨從的核心。在往後的幾個月中他繼續參與範圍廣泛的出擊和野戰指揮活動，學習為將之道，並形成了他自己的戰術意識。1353年秋，郭子興給了他一個單獨的任命，使他脫離濠州日益緊迫的派系鬥爭。這是獨立活動的事業的起點，他的官銜是鎮撫。 在隨之而來的戰鬥中，他先拔掉了南邊的定遠縣城。他又向南前進，沿途收容了大量敗兵和逃兵，並贏得了幾次重要戰鬥。到了年底，他占領了滁州（在安徽和江蘇邊界附近）及長江北岸上的附近各縣。1354年，他在滁州滯留了整整一年，並一直呆到1355年上半年。這裡成了他的大營根據地，他在此建立了忠於自己的軍隊，據說其數已達3萬人，並且開始組成了一個地方管理班子。李善長（1314—1390年）是他的第一位顧問，他原是鄉村中的精英人物、業儒。他於1354年投奔朱元璋，並開始以歷史教訓來影響這位熱心向學的青年學子。李善長被他任為掌幕府書記。 在1355年的最初幾個月，朱元璋在勝利地保衛了被元軍圍攻的和陽（或和州，在長江北岸，今和縣）之後，開始注視著富庶的長江南岸了。最重要的是他看中了大城市南京——當時稱為集慶，此地控制著長江下游地區。1355年初，郭子興已死於和陽。郭子興的兒子們認為自己是他們父親的當然後嗣和繼承人；紅巾軍宋帝韓林兒授予郭子興年長的兒子和郭子興的一位舊軍官張天佑——即郭之婦弟——以高級職位，而任命朱元璋為他們的副手。但是，朱元璋下面又圍繞著24名夥伴，還有一些從其他叛亂中跑來歸順他的重要軍事領袖；這是靠朱元璋的個人威信而不是靠紅巾軍的旗幟把他們團結到他周圍來的。在這些新歸附的人中有常遇春，他在後來的歲月中是朱元璋軍中最進取有為的將軍，被信任的程度僅次於徐達。另外，自動來投奔朱元璋的還有沿安徽內陸水道的舟師頭目廖永安和俞通海。他們用小舟和駁船組成的船隊給了朱元璋以渡過長江的手段，使他能用水師和陸軍在廣闊的前線作戰。 1355年7月10日蓄謀已久的渡江行動開始了。接著在8月中旬首攻南京。初戰未得手，但朱元璋的軍隊逗留在南京未去，蕩平了周圍地區一些小城鎮。10月末第二次攻打南京，郭子興的在世的年長兒子和張天佑被殺，這樣就去掉了朱元璋的兩位頂頭上司。整個指揮權此時就由他一人掌握了。 明王朝的建立 1356年4月10日，經過多次征戰，朱元璋終於拿下了南京，馬上把它定為新的首都，並立即給它改名為應天。就在那同一個星期之內，張士誠也渡過了長江，把蘇州定為他的首都。那一年的早些時候，倪文俊擁立徐壽輝為南翼紅巾軍的皇帝，國號天完，其新首都定在長江岸上的漢陽。攻下南京後的下一個月，韓林兒任命朱元璋為江南行省平章，郭子興僅存之子則當了他的副手。後郭子興的這個兒子謀叛被發覺，因而被處死。朱元璋至此成了以長江為根據地的北方紅巾軍中無人敢與爭鋒的領袖，也是整個北方叛亂軍中那位傀儡皇帝的守護人。他崛起於群雄角逐之中，成為佼佼者了。 在他的事業的這個時期，人們已可能看出朱元璋會由一個民間教派的叛亂領袖變成一位企求傳統合法性的政治運動的領袖。現代歷史學家已充分地討論了這一點，我們無需在這裡再多費筆墨。[27]可是，簡單考察一下這個轉變過程的某些方面是有用的。 人們已注意到，朱元璋在1354年得到李善長做他的第一位文人助手。這時他已踏上攻占滁州的征途，因此擺脫了濠州那幫無能的紅巾軍領袖間的令人難受的爭吵。換句話說，朱元璋已自奔前程去了。李善長出身於定遠——朱元璋在南征途中第一個打下的縣城——的地主之家。李善長最多不過是起碼的傳統學者—精英人物。他這個人沒有多少學識造詣，但直到那時為止他卻與朱元璋的其他夥伴有明顯的不同。他能夠與朱元璋談論歷史和禮儀——這是中國人講治平之術的兩大支柱；他夠格掌管幕府，而它又是任何領袖在致力征服和治理這兩方面所必需的機構。他一直是朱元璋主要的文官，最後在1368年被新王朝任命為中書左丞相。 李善長是此後被積極招募的這個日益擴大的文官集團中的第一個人。在每次攻下一個行政城鎮時，當地的文人不管是在敵人那裡服務的或是過隱居生活的，都被招來接見並常常給予官職。比如，1355年在太平，當朱元璋初渡長江和得到傑出的陶安的幫助時，這個辦法就付諸實施了。在攻下南京之後，他徵聘了十餘名士大夫，把他們安置在南京城市以及新征服的附近縣城的新文官政府中。特別是朱元璋對那些曾服務於元朝的人和精英階層中他的「級階敵人」都採取明顯的概不歧視的態度。由於這些原因，朱元璋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來說一直是一個難題。 他的出身確實是「被壓迫群眾」中最貧苦的階層。他的受教育程度平平，因此他和傳統的統治階層沒有共同語言。但是，他最初的文人助手們使他相信，以公元前3世紀漢王朝的開國之君為榜樣（漢高祖的出身雖然不像朱元璋那樣低下，但他可以成為很近似的榜樣），他也可以成為一位聖明之君。朱元璋在許多年中努力想做到合乎標準的聖明之君，這表明他非常勤奮好學，頗堪造就；他的精英集團顧問們真心實意地引導他向這方面發展，這顯示了他們是信奉開放社會的理想的。 可是，某些近時的歷史學家們指責他「背叛」了他的低下的階級出身，因為他背棄了促使他發跡的民間秘密宗教教義。可是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妨礙把叛亂變成政府所需要的各種社會力量的聯合。教義的改變進行得很小心謹慎，因為他認識到了教派的思想在他的軍人隨從者的心目中和在被他征服的某些地區的民眾中間是有分量的。可是，他漸漸地能夠搞起妥協折中來了。到了他實際上建立新王朝的時候，他能夠公然斥責紅巾軍的思想意識是煽惑普通老百姓的愚蠢的異端。然而，直到臨死他都一直驕傲地談及和寫到他來自充滿天災人禍的淮河地區而作為貧農兒子的卑微出身，最後他對只知道過精英階層那種悠閒自在生活的人表現了越來越多的蔑視，甚至還表示憤慨。可是，從1355年渡江到1367年末建立新王朝時為止的這些年中，他表現為一個孜孜不倦和心胸開朗的好學之士，不斷地開拓著他的視野。 那個時期的軍事方面的歷史將在下一章詳加描述。保證他的早期國家能夠生存和發展起來的軍事任務左右了那些年的歲月。朱元璋建立了開創一個新王朝所需要的一整套政府制度。這一章結束時將簡單地討論一下這些步驟。 有人認為，朱元璋以厭惡的心情目睹戰爭的無意義的破壞，他也曾盡力要求軍隊守紀律，以便贏得被占領地區人民的好感。從早在1354年起及其以後的年代就有許多傳聞軼事，說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堅持嚴格的軍紀，而這與當時的一般戰爭行為都是截然相反的。這些傳說受到了挑戰。[28]人們認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後世所添枝加葉的結果，其用意在支持王朝歷史學家所提出的一種觀點，以顯示天命的正確作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從原則上說來，天命應該歸於那個最能體現以同情心治國這種理想的爭奪王位者。朱元璋的仁慈無疑被後來的說教誇大了。可是，他最早的一些文人顧問們，從1354年的李善長和1355年的陶安起，就經常給他講授這種道理。這可能在促使他重視安置普通農民的生活中起過某些作用。特別是在他最初的年代中，他盡力創造一個未來的賢明統治者的形象：減免戰禍地區的賦稅；懲罰他自己軍隊中的掠奪者；以及和獎賞自己隊伍中的追隨者一樣，也嘉獎為元王朝忠誠無私地效勞的人員。不管準確與否，他能夠以這樣的形象同蒙古官員們，同他的大部分對手的放縱恣肆行為，或者從最好的方面說是不關心人民疾苦的行為，構成鮮明的對比。 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為他的敵人服務過的人所表現的忠誠的優秀品質。他從未向蒙古元王朝一度享有的合法性挑戰，只是指出蒙古在他那個時代應該失去它的合法地位。可是，當敵人的軍事領袖因抵抗他的部隊而殉職時，或者當平民被俘後自裁而不是順從他時，他對這些人都葬之以禮，甚至還建祠作為紀念。這無疑是一種有效的宣傳方式，有利於填平他和整個社會地方精英之間的鴻溝。這種政策當然是他的文人顧問們勸他實行的，而他以自命不凡地把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結合起來的態度採用這種政策。 曾經有人強調指出，朱元璋並不真正相信民間宗教領袖們的教義，即至少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那些粗俗的迷信。[29]可是，他並不與大批食客分手：這些人都裝扮成受人尊敬的預言家、成功的法術師、瘋瘋癲癲的和尚和另外一些平凡的宗教領袖。這些人使他的事業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具有一種天神相助的味道。這種情況在他的文人顧問和士大夫的圈子中產生了問題，因為他們寧肯與所有異端邪說更明確地決裂。由於他憑他的直覺處理了這種問題，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他的獨立思考、他的意志力以及他對群眾心理的了解是有比別人高明之處。 朱元璋最後同紅巾軍宋王朝的決裂時間要比他的學者—顧問們所建議的時間晚得多。1363年，朱元璋專心致志地準備他和最強大的敵人陳友諒之間即將到來的最後戰役。2月份，他的另外一個方面的敵人張士誠派遣一支討伐部隊來攻打安徽西部的安豐。此地是韓林兒和宋王朝出謀劃策者劉福通的大本營。這對作為北翼紅巾軍最後殘餘的忠實保護者朱元璋來說是加倍為難的事情，因為那時他的戰線是拉得太長了。他不顧其戰略和治國論的主要學者—顧問劉基（1311—1375年）的嚴厲勸告，還是派出一部分野戰軍並親自（由徐達去打頭陣）率領前往救援韓林兒。根據大多數材料，劉福通被張士誠的軍隊俘獲和殺害。於是朱元璋不得不渡過南京以西的長江，把小明王的宋朝廷遷往滁州：至此，在軍事上已無足輕重的紅巾軍朝廷能夠在這裡平平安安地苟延日子了。 朱元璋的這次牽制性軍事行動所冒的風險是很大的，他的敵人的錯誤在於沒有更好地利用它。可是，當朱元璋正在受到南翼紅巾軍的挑戰時，這次牽制性戰役對保證朱元璋的軍事領袖們的順從來說可能是必要的。甚至他青年時期的哥們兒也認為必須捍衛他們合法地位的源泉。朱元璋照舊奉宋國家龍鳳年號的正朔，一直到韓林兒在1367年1月過長江被淹死時為止，按照舊曆這時是前一年的臘月。但是，雖然朱元璋有此機會能夠解除他長期和小明王及其已消失的權利這些舊形式的聯繫，他仍然在一年以後才把他的王朝改名為「明」朝。這個字含有明教的意思，表明他沒有徹底割斷與教派教義的所有聯繫。 總起來說，我們看到了從對民間文化的親近過渡到對偉大傳統的親近這一轉變過程中的多方面的困難，也看到了朱元璋通過有些曲折的羊腸小徑從此端走到彼端時所表現出來的機巧。叛亂分子中他的對手們沒有一個能以同樣的機敏來處理這樣複雜的問題。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紀第一》包括1368年以前的年代，大致描述了14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在創建南京（1356年改名應天）政府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步驟。他在那時就開始宣稱天命已改，或許甚至改到了他的身上。1356年有一條是這樣寫的： 秋七月己卯，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僚佐。[30] 在這裡，朱元璋，在他生前就用了「太祖」的廟號，這是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泛常用語。其餘說法則有嚴重失誤。「行省」一詞是用於元代省一級文官政府的行政機構。引文中這一個行省是這一時期的新創造：「江南」泛指長江下游地區，它不是元朝一個行省的名稱。朱元璋的南京根據地只管轄長江以北很小的地面，那時這是元朝河南行省的一部分，外加元朝江浙行省（包括今長江以南的江蘇，再加上今浙江和福建）的幾個縣。這個新的叛亂行省被雄心勃勃地稱為江南，它是北方紅巾叛軍在1356年到1359年之間所建五個省中的一個。這五個行省是他們想控制在那些年代或者以安豐（在今安徽）、或者以開封為首都時向外擴展的領土。從那個叛亂的宋政府的觀點來看，朱元璋不過是他們在新近成立的南京地方行省的高級領袖之一，他最初被任命為副元帥，後來被提升為行中書省左丞相。如果他是被命名為吳公，就不會要諸將來推舉他，而是由宋的叛軍首都來任命，就像在五年以後，即1361年實際發生的那樣。[31] 總而言之，這個新的行省還不是一位早已清楚地預見到天命將歸屬於他的未來皇帝所控制的獨立的叛軍基地。它此時仍然是後來被弄得名譽掃地的秘密教派叛亂運動——朱元璋就是從它這裡接受他的身份和權力的——的一部分。可是，朱元璋清清楚楚地是那裡正在興起的人物，一旦他像在1358年中那樣清除了他名義上的頂頭上司，即他往日的恩師郭子興的諸子和女婿，宋叛亂政權就逐漸承認了他的地區性領導地位和默認了他的主動行動。當宋政權的傀儡皇室小明王和北方紅巾軍的組織者劉福通一起在1359年末被察罕帖木兒趕出開封並逃回安豐時，北方紅巾軍叛亂的權力馬上衰落了下來，而且它的所有行省都得依靠自己的資源各顧各了。除了朱元璋的江南以外，沒有一個行省熬過了1362年。逐漸地，朱元璋在事實上取得了多數傳統史料過早地認為屬於他的地位。 當朱元璋在14世紀50年代逐漸地變成了南京舞台上的主人翁時，儘管我們對這一歷史記載有各種懷疑，但仍應該得出結論說，他是地區性叛亂領袖中的佼佼者，因為他很認真地在想方設法建立一個日益完善的政府。每當他訪問他迅速前進的軍隊所占領的新地區時，他經常和社區領袖及鄉村父老們講話以消除疑慮，派代表叫他們恢復和平生活和生計，同時他作為貧農的兒子能懂得他們的需要，所以允諾要實現一個仁慈的政府。1358年3月，他任命從前元朝最能幹的官員之一、破南京後即投降過來的康茂才去他認為應該升格的江南行中書省中的一個機構任職；這個官署就是都水營田司。朱元璋在任命時囑咐康茂才道： 比因兵亂，堤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築堤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今當春耕，水旱不時，傷害農畝。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干，卑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32] 很顯然，朱元璋的看法是很實際的，他認為：用「仁慈」的眼光看待農民的疾苦就有助於重新安置無家可歸的和難於統治的人民，可以讓他們從事生產活動，同時就能保證他的政府有糧食和賦稅來支援軍隊。這種利他主義不是犬儒式的，它符合生活的事實。是否這種貧苦老百姓式的對底層社會抱有的機敏的理解才使得他這樣做，或者是否這些言行表明他新招聘的儒家顧問們的傳統的倫理和治國論已很得勢——這的確是個爭論焦點：像這樣的事情這裡是沒有根本性的衝突。無論如何，他在14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實行的政治團結表明，他在使文官政府的廣泛發揮功能以適應他的事業方面比他的對手們要高明多了。還可以再舉幾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1360年他新設了幾個官署來開徵酒稅和醋稅，並改進食鹽專賣的經營管理，雖然他這時並沒有控制地處更東邊的重要產鹽地區。1361年他開始鑄造銅錢，而到了1363年他的鑄錢據說已達每年3800萬枚。接著又馬上實行了新的茶葉分配專賣制度。1362年設立關卡以徵收過境商品的傳統稅。 由於朱元璋的優秀將領們攻克了南京之東、南和西南諸方面鄰近地帶，江南行省——事實上是14世紀50年代末他的整個政府——的範圍擴大了。當浙江北部大片地段在1358年和1359年落入他的部隊之手時，他在婺州（今金華）設置了「股肱郡」，此地離南京東南200餘英里，距元朝的大據點杭州——最近被張士誠所攻占——不足100英里。朱元璋旅行到了這個地區，並且花了1359年上半年時間研究它的問題，同時指示——而非領導——進一步開展戰役，擴充地盤。他積極地徵聘——人們也可說是討好——許多傑出的學者，這裡在當時因人才濟濟而出名。他禮賢下士，宴請他們來他的大本營，向他們詢問怎樣獲致儒家著作的引導等嚴肅的問題，同時嚴肅地（又是公開地）警告將領們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搶劫。他在1359年6月返回南京。次年4月份，以宋濂和劉基為首的一批優秀的學者終於在他的竭力敦促下接受任命，應邀到南京就職。《本紀》上寫道：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子標受經學。[33] 朱標，朱元璋未來帝位的繼承人，時年8歲。雖然沒有活到當上皇帝的年歲，這一事件卻預示著具有儒家治國論特殊傳統的金華學者群同明國家之間將要發展起來的重要關係。[34] 在朱元璋1363年夏秋之間於江西鄱陽湖經過四個月的苦戰打敗了陳友諒之後，[35]便於1364年之初另立新名號，改組了他的政府。他自稱吳王，與位於長江下游蘇州地方而仍是他的強勁對手的張士誠採用同一稱號；張士誠是在前一年10月自稱吳王的。可是，朱元璋仍舊用他的名義上的君主韓林兒的龍鳳的年號，雖然這位可憐的人物已在他掌控之中，在南京的長江對岸的滁州受他的保護。作為一個王國的首腦，儘管他要在名義上繼續擁戴北方紅巾軍運動，但他已建立了更充實的官署機構，對它們他可以任命他自己的相國、平章政事、司署郎中，其職責儼然是一個中央政府的尚書和都指揮使。 官銜和官階一切採用元朝行政的現行形式而以右為尚（右相國、參知政事李善長品位高於左相國、大將軍徐達），仿蒙古體制。朱元璋以更像帝王的響亮聲音向他新任命的官員們表態，告誡他們要反對官僚主義和行政制度的鬆弛，因為他認為這就是元朝失敗的原因。他這樣說道：「禮法乃維繫國家之紀綱……今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36]因此，在這時朱元璋的心中很顯然是要建立一個國家，它無疑地比他此時剛建立的行省那樣大小的吳王國有更遠大的要求和抱負。除此以外，歷史學家早已指出，他自己王國的正式成立是一個重要的步驟，以建立一種他與他的老戰友及還在繼續投奔他的文武領袖們之間的新型的、失去了個人色彩的正常關係。他們現在都已各有明確的崗位，各人有規定的職責、義務和特權。他們不再是他的私人友好了。在完成一個更有組織而又迅速擴充起來的政府結構方面，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朱元璋的吳王國最後包括下列一些地區的行省一級政府（按元代的用語即「行中書省」）：江浙，1366年重新組建，取代了他從前的江南行中書省，並併入了1358年在婺州設立的股肱郡；江西，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江西省，1362年設；湖廣，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湖北和湖南兩省，1364年設，併入了長江中游陳友諒的漢國，以及以廬州（今安徽合肥）為行政中心的江淮臨時建置，旨在支援1364年和1365年江淮之間的戰鬥，其結果是1366年5月收復了紅巾軍的舊首都安豐。這樣就使得朱元璋能夠衣錦還鄉，與剩下的遠親和故舊鄰居歡飲，並祭掃他家的祖墓。此後不久，又發動了剷除下游張士誠之國的最後戰役，隨著將來如何治理全國的問題日益擺在面前，江淮的行省政府便被放棄了。 1358年，當朱元璋跟隨前進的部隊到達浙江北部時，朱元璋發現了著名的儒生朱升，並通過正式手續徵詢他的意見。這位老學者因看到朱元璋胸有大志，便給了他三句精闢的勸告：「[在南京周圍]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37]朱元璋看來是遵循了這些勸告的。他有條不紊地花了整整十年鞏固他的根據地，積累了確保最後勝利的資本，而且在改元稱新王朝方面不慌不忙。大約在1366—1367年之際陰曆年的年終（實際上是1367年1月），如上所述，朱元璋的一位信得過的軍事助手被派護送韓林兒到南京，在渡江時遇險，舟覆而小明王溺死身亡。歷史學家們多數假定這個事件是預謀的，它的後果對朱元璋來說實乃天賜良機。 由於久已奄奄一息的宋王朝不復礙手礙腳，又由於各為其主的忠誠問題已經解決，朱元璋現在可以宣布他自己的、新年始於1月31日的吳的曆法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仍沒有宣布建立新皇朝，而一直等到圍困了張士誠的最後堡壘蘇州並於1367年10月1日把它攻破，然後宣布北伐抗元時才這樣做。在1366年之前他沒有著手按照一個皇都的面貌改建南京城，而且只是在1367年才宣布進行科舉考試以起用官員和建立翰林院以使他內廷中的學者—顧問們的作用正規化。在首都，他在新皇城大門前的適當處所建設了太廟。為了表現帝王姿態，他還實行了以天象吉凶為依據的大赦，還建造了國家的圜丘和方丘。由一個學者專家委員會所編訂的第一部法典於1367年12月頒行，第二部新的曆法——這一次叫大明曆——也在1368年1月20日開始的年關時節公布。1月12日，經過三次禮儀上的謙讓之後，他宣布已接受群臣的請求即位為新的明王朝皇帝。所有這些都是經過周密的準備而一步一步推行的，在推行中又充分考慮了傳統的方式，使之合乎歷史悠久的法統標準。 這位傑出的開國之君在14世紀40年代，從天災人禍和饑寒交迫的鐘離村，一躍而於1368年在南京登上大寶，他走的這條道路由於他自己的雄心壯志和力求飛黃騰達的意識，已被有力地強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傳統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樣取得帝王統治之術。作為此後的皇帝，他將使這種帝王之術適應他為之著了迷的帝王大業的需要。明王朝往後270年的統治的政治特點將詳見下面各章，我們可以見到它們主要淵源於這位奇異而強有力的人物的個人性格特徵。 * * * [1]元王朝的歷史構成本書第6卷的部分內容。 [2]對元末政治作這種解釋的最有力的主張見達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國政治變化的面面觀》[134]（紐約，1973年）。 [3]蕭啟清（音）：《元代的兵制》[211]（馬薩諸塞，坎布里奇，1978年），第62—63、46—47頁。 [4]這幾種類型的例子是下節《中央權力的瓦解》的論題。 [5]宋濂等編：《元史》[490]（1369—1370年；重印本，北京，1976年），76（不標明頁的數字一般表示卷、冊等，全書同）。 [6]赫伯特·弗蘭克：《蒙古諸帝能夠讀和寫，而且能夠寫漢文嗎？》[166]，載《大亞細亞》，新編，3（1952年），第28—41頁。 [7]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閣人物》[73]（台北，1981年）。 [8]小郎洛瓦：《蒙古統治下金華的政治思想》[305]，載《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普林斯頓，1981年），特別是第169頁以下。又見小郎洛瓦《虞集與他的蒙古君主》[306]，載《亞洲研究雜誌》38，1（1978年11月），第99—116頁。 [9]小郎洛瓦：《蒙古統治下金華的政治思想》[305]，以及本書本卷的第三章。 [10]關於擴廓帖木兒的生平的有關資料，詳見達迪斯的《征服者和儒生》[134]，第6章和《後記》。 [11]陶宗儀：《輟耕錄·花山賊》[501]（敘，1366年；北京，1955年重印），第28頁。 [12]《輟耕錄·忠烈》[501]，第14頁；《元史》[490]，193，第4388頁沒有寫得這樣濃墨重彩，此事系年在1338年。 [13]《元史》[490]中的這四卷（卷193—196）的標題是《忠義列傳》。 [14]《明實錄·太祖實錄》[380]（1418年；台北，1961年重印），19，第265—270頁，明玉珍傳；引自錢謙益《國初群雄史略》[79]（約1630年；北京，1982年重印），5，第1頁。錢謙益系此事於1352年或1353年。 [15]陶宗儀：《輟耕錄·刑賞失宜》[501]，28，第355頁。 [16]張廷玉等：《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第3717頁。 [17]潘檉章：《國史考異》[414]（約1660年；重印本，台北，1967年），1，第6頁引用了錢謙益關於此事的日期和地點的論據。 [18]特別是錢謙益和潘檉章的著作，見本書第十二章為第一章所寫的書目介紹。 [19]可是，朱元璋直到1367年才改他的正朔為「吳元年」；參看王崇武《明本紀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第91頁。 [20]關於這個問題，現代最有見解的分析是王崇武的短篇文章《讀高青邱〈威愛論〉》[544]，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273—282頁。關於張士誠的生平有一種很有用並同情他的歷史著作，即支偉成等的《吳王張士誠載記》[85]，卷5（上海，1932年）。 [21]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見邱樹森《元末紅巾軍領袖彭瑩玉犧牲的時間和地點問題》[92]，載《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1977年7月），第25—28頁。 [22]關於這些教義的內容，見陳學霖《白蓮教—彌勒佛教義和明清兩代的人民起義》[25]，載《中國學》，10，4（1969年），第211—233頁。 [23]吳晗：《朱元璋傳》[587]（1949年；修訂本，1965年；重印本，北京，1979年），第8、86頁以下。 [24]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杭州，1983年），第28頁。 [25]愛德華·德雷爾：《1363年的鄱陽湖之戰：內陸水軍大戰在明王朝建國中的作用》[147]，載《中國的兵法》，小基爾曼和費正清編（馬薩諸塞，坎布里奇，1974年），第202—242頁以及本卷第二章。 [26]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第26頁。 [27]王崇武：《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537]，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第57—71頁；吳晗：《朱元璋傳》[587]，第4、5章；泰勒：《明王朝的社會根源》[506]，載《華裔學志》，22，1（1963年），第1—78頁；達迪斯：《彌賽亞式叛亂的轉變和明王朝的建立》[135]，載《亞洲研究雜誌》，29，3（1970年），第539—558頁；達迪斯：《儒教和專制制度：職業精英階層在明王朝建國中的作用》[133]（伯克利、洛杉磯和倫敦，1983年）；本書德雷爾和小郎洛瓦分別執筆的第二、三章。 [28]王崇武：《明本紀校注》[542]，特別應看王氏在第30—31、38、44—45和53—54頁的評註。 [29]陳學霖：《張中和他的預言：一位明初道士的傳奇的傳播》[21]，載《遠東》，20，1（1973年），第65—102頁，以及《明太祖的興起：明初官方歷史編纂學中的事實與虛構》[24]，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95，4（1975年），第679—715頁。 [30]羅梅因·泰勒譯：《明太祖本紀》[503]（舊金山，1975年），第38頁。 [31]雖然學者們在繼續爭論這一點，1361年是個準確無誤的時間，潘檉章已在《國史考異》[414]（1，5）中予以指出，這一點尚未被人廢棄，又可參照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第46頁。 [32]引自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第54頁。 [33]泰勒譯：《明太祖本紀》[503]，第42頁。 [34]見本卷第三章的《引言》和《監視和恐怖加劇的年代》。 [35]詳見本卷第二章的《明—漢之戰》。 [36]關於達迪斯對這些問題和朱元璋其他治國論的討論，見他的《儒學和專制主義》[133]，特別是第196頁以下。 [37]《明史》[41]，第39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