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 第六章　元中期政治

概述 「元中期」指的是1294—1333年，即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世祖，1260—1294年在位）去世和元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妥歡貼睦爾（順帝，1333—1368年在位）即位之間的時期。在這39年中，帝位快速轉換，有9個人即位，由此造成了官員的不斷變換和國家政策的經常變化。這是一個政治風雲變幻無常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發生的事件逐漸削弱了忽必烈留下的強大帝國，並為在妥歡貼睦爾統治下王朝的衰亡鋪設了道路。 元中期的皇帝不僅繼承了忽必烈的大帝國，也承接了各種各樣的問題。[1]忽必烈成功地將原來以草原為根基的「大蒙古兀魯思」或「大蒙古國」的重心轉到了中原，並使元朝成為第一個統治全中國和內亞草原的征服王朝。他還為龐大的多種族、多文化帝國提供了一個綜合漢制和內亞制度的可行的制度構架，並從蒙古、中國和佛教源流中飾以正統的標記。[2]正因為如此，忽必烈後來被他的繼承者視為最尊崇的王朝創建者和祖先，並且精心保護他的衣缽。至於忽必烈留給後人的各種問題，則是與帝國本身一樣巨大和複雜。 從基礎上講，元在中國和更為廣闊的蒙古帝國中的地位需要認真地重新考慮和界定，並據此做出更多的調整。中原是帝國的最重要構成部分和統治重心所在，還是它只是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而應獻出全中國的資源來維繫帝國？如何滿意地回答這些疑問，總是擺在元統治者面前的嚴肅並影響深遠的問題。一方面，忽必烈雖宣稱自己是全體蒙古人的大汗卻難以落實，並且從一開始就受到來自內亞的宗族的嚴重挑戰；到忽必烈去世時，元與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的戰爭還在繼續。另一方面，草原傳統勢力迫使忽必烈無法將他的王朝全然置於傳統的中原政府模式之上，並且在中原的根基越扎越深，使得元朝內部的文化適應過程趨於舒緩，給忽必烈的繼承者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問題。 從政治方面講，忽必烈建立的政府制度是蒙古家產封建制和中原傳統官僚專制的混合產物。在早先的蒙古制度下，皇親和皇帝家族的有功侍臣都享有世襲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特權。雖然忽必烈曾試圖削弱這些貴族的特權，但是他沒有在這個方面走得太遠，因為害怕違反蒙古國的一個基本原則：帝國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孫的共同財產。結果是貴族們在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繼續起著重大作用並享有許多利益，在他的繼承人統治時期，巨大財政壓力和政治上的不安定，恰證明了這一點。與此同時，忽必烈強化中央集權和官僚體制的措施，儘管不夠完善，卻使官員獲得比前忽必烈時期官員大得多的權力。在後忽必烈時期，官員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權力中心，經常超越宗王而與皇帝爭奪權力。 從文化和社會方面講，在蒙古、色目（西亞和中亞人）精英與他們的漢人臣民之間有巨大的鴻溝需要彌合。這個鴻溝的存在部分是因為一般漢人在種族制度下遭受著政治歧視和社會歧視。在受過教育的漢人精英中，對這種歧視感受尤深，因為孔子的學說和儒士沒有得到在以前漢人王朝下所得到的尊重。元朝政府甄用統治精英靠的是出身而不是成就。因此，蒙古人和色目人所受研習漢學的激勵不大。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既然傳統的漢人精英（儒士）未能分享權力，在一定意義的範圍內，蒙古和色目精英仍然是漢文化傳統的門外漢並且在社會上被隔離於當地居民之外。這種分隔使元王朝具有很強的「殖民」色彩。 從外交和軍事方面講，在忽必烈統治下的元的對外政策，與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樣，是「帝國主義」的，總是準備動員統治區內的所有人力和物力為擴大帝國進行持續不斷的戰爭。[3]但是，到忽必烈朝後期，對外征服的報酬率已經明顯地減少，因為帝國已經達到它的最大的地理極限，此時應該是集中全力加強內部團結而不是對外擴張的時機。 最後，由於過度的軍事征伐、龐大的賞賜和其他宮廷消費，元朝政府自始即面臨長期的財政問題，不得不依靠色目理財能手用聚斂方法來開闢財源。由此產生的結果是，這些聚斂者與孔子思想捍衛者之間衝突不斷，後者主張節省政府開支和減輕百姓賦稅負擔。從財政上講大幅度削減開支當然是人們所期盼的，但是政治上很難實行，因為它將直接影響蒙古國家在中國的基礎。 綜上所述，忽必烈的成就雖然偉大，但是他的遺產並不完全是積極的。元代中期的後繼者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保存他的政府體系的問題，還要創造性地解決他所留下的多種問題，亦要解決忽必烈去世後出現的各種新問題。這就要求按照傳統的中原路線進行更多的改革和改變一些殖民特徵，把王朝的根在中原扎得更深，但是，同時還要保證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團精英的利益。 鐵穆耳汗朝（成宗），1294—1307年 忽必烈未給他的後人解決的比較特殊但是很重要的問題是帝位繼承，在蒙古帝國的歷史中，它總是引起不安和緊張的因素。忽必烈無力解決這一問題，部分是因為蒙古人的帝國是成吉思汗所有子孫的共同財產的觀念與漢人的君主專制觀念相牴觸；還部分因為在忽必烈時期的一些偶發事件。[4]忽必烈不能將家產封建制的蒙古國家完全改變為君主專制的中原式政府，他也沒打算這樣做，當出現帝位繼承問題時通過忽鄰勒台在皇子中選擇新的大汗的傳統做法不能被否定。[5] 忽必烈為維持他的皇帝特權，試圖用中國方式來確定他與正後的長子為正式的繼承人，他選定了真金（1243—1285年）為正式的繼承人，但真金在1285年去世，比忽必烈本人的去世早九年[6]，忽必烈的嘗試中途夭折。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在後忽必烈時代，經常在前朝大汗提名的繼承人和要求通過「選舉」即位的人之間為爭奪帝位產生激烈的抗爭。 後忽必烈時代的帝位之爭與以前的汗位之爭有三點不同。 第一，競爭者的範圍只限於忽必烈的後人，特別是幾乎清一色的真金後人。因為在蒙古人中有這樣的共識：元朝是忽必烈創建的，其他皇族成員能夠在各次帝位之爭中作為支持者參加新皇帝的選舉。但是他們自己不能參加帝位的競爭。真金的後人最有帝位繼承資格是基於這樣的事實：真金是忽必烈的長子並且是他指定的繼承人。 第二，宮廷中有權勢的大臣在新汗即位問題上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皇族成員的作用日益降低。[7]在傳統蒙古制度下，是由蒙古諸王和王妃來決定「選舉」的進程。官員（那顏）作為皇族成員的屬下參加忽鄰勒台，但從不允許他們獨立發表意見。大臣在新汗即位問題上越來越起著重要的作用，顯然是忽必烈加強中央集權和政府官僚化的結果，也是元政府的家產封建性質因而削弱的結果。 第三，帝位繼承經常引起紛爭，兩種候選人交替登基，一種立足於中原，正常情況下得到在首都的大臣們的支持；另一種立足於草原，常常統率著強大的駐邊軍隊。這兩種利益關係和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選人的交替，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時間很短，導致了政府的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傾向的大幅度搖擺，使得這一時期的政治變化無常。 鐵穆耳的即位 在1294年2月忽必烈去世後立刻爆發了第一次繼承人危機，因為忽必烈並未正式冊立他的孫子、真金第二子鐵穆耳（1265—1307年）為繼承人。在真金1285年去世之後，年邁的忽必烈在確定繼承人上顯然一時猶豫不決。根據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說法，是真金的正妻闊闊真（亦名伯藍也怯赤，1300年去世）、鐵穆耳之母在積極促成兒子即位。[8]但是，雖然在1293年7月鐵穆耳被授予皇太子印，當時他被派往蒙古本土，以出鎮宗王統管草原的全部軍隊[9]，但是他並未得到像他父親那樣的正式的皇太子冊立。這可能反映了忽必烈在他的孫子是否合適做未來的大汗上持保留態度，因為他相當清楚鐵穆耳是個嗜酒者。[10]這樣，在忽必烈去世時繼承問題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鐵穆耳的帝位競爭對手是他的哥哥甘麻剌（1263—1302年）。作為真金的長子，甘麻剌與鐵穆耳一樣有資格成為他們的祖父的繼承者。因為甘麻剌曾多年任蒙古本土的指揮官並於1292年被封為晉王，統領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11]，他的所享有的武力支持和他弟弟的一樣堅實。但是，鐵穆耳顯然比他的哥哥有優勢：他不僅被忽必烈指定為繼承人，還得到了闊闊真的幫助。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闊闊真以其賢淑得到忽必烈的喜愛並且很有影響。雖然甘麻剌的母親還難以確定，但從闊闊真站在鐵穆耳一邊的事實，似可看出甘麻剌不是她的親生兒子。[12] 同樣有意義的是重要的大臣支持鐵穆耳即位。忽必烈為他去世後指定了三個輔政大臣：玉昔帖木兒（1242—1295年），成吉思汗的著名伴當博爾朮（死於1227年）的孫子，樞密院知院；伯顏（1236—1294年），八鄰部人，曾領軍滅宋並多年任北方和西北諸軍的統帥；不忽木（1255—1300年），受儒學影響的康里政治家，中書省平章政事。這三個大臣都通過不同的途徑與鐵穆耳或他的母親建立了密切的關係。[13]除了這三個大臣外，中書省右丞相完澤（1246—1303年）曾以重要輔臣身份陪同鐵穆耳前往蒙古本土。[14]忽必烈是否為鐵穆耳即位做過特殊的安排尚不清楚，但是這些朝廷重臣顯然都在向這一方向努力。 當1294年4月14日在夏都上都舉行忽鄰勒台時，支持甘麻剌的不乏其人。[15]但是他們被鐵穆耳的支持者所戰勝。實際上，據說玉昔帖木兒曾說服甘麻剌帶頭推動鐵穆耳即位。[16]同時，戰功顯赫的伯顏為使鐵穆耳即位採取了更強硬的姿態。據說他握劍站在大殿階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並解釋為什麼要立鐵穆耳為帝，結果是「諸王股慄，趨殿下拜」[17]。顯然伯顏和玉昔帖木兒的威望和他們背後的強大軍事和官僚機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使他們操縱了忽鄰勒台。這些首要大臣在決定誰將成為新大汗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在蒙古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預示著未來將產生許多推動新君即位的官僚。 忽必烈成就的守護者 鐵穆耳13年的統治自始即以守成為基調。作為忽必烈帝國的直接繼承者，鐵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樣期望成為他祖父統治模式的守護者。在1294年5月10日頒布的即位詔書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護忽必烈朝的成規。[18]這成為他統治期間的基本準則。 鐵穆耳朝的守成性質明顯地表現在主要政府機構的官員人選和重要政策兩個方面繼續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賜給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榮譽爵號外，鐵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權臣桑哥失勢後為緩解桑哥財政政策影響而任命的大多數中書省宰臣。[19]完澤還擔任右丞相併且是獨相，直到1298年才任命哈剌哈孫（1257—1308年）為左丞相。 鐵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澤，主要是因為他謹慎和寬厚而不是因為他的才幹而成為朝廷重臣。[20]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納兒部的哈剌哈孫則不僅以他的才幹和正直著稱，還以雅重儒術而聞名，在完澤1303年去世後，他成為朝廷中最有影響的人物。[21]鐵穆耳朝初期的另一個有影響的人是康里大臣不忽木。[22]不忽木成長於宮廷中並在國子學中受到理學大師許衡（1209—1281年）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漢人儒士官員。他先任平章政事，後任御史中丞，在鐵穆耳朝主要起為儒學辯護和規範朝政的作用。 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漢人官員和回回理財者的支持。漢人官員包括何榮祖、張九思（1242—1302年）、梁德珪（1259—1304年）和何瑋（1254—1310年），他們有著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在回回理財者中，麥術丁和阿里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馬和桑哥手下的官員。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賽典赤·贍思丁（1211—1279年）的曾孫伯顏，拉施特說他是「極尊貴、有權勢的大臣」，任撒希伯底萬，撒希伯底萬在波斯語中通常指財政大臣。[23]顯然鐵穆耳是在繼續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員的種族和思想平衡政策。 完澤和哈剌哈孫掌管下的行政機構採取了確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政策。在財政方面，廢除理算欠稅是桑哥失勢之後已經採用的政策。[24]鐵穆耳朝繼續施行這一政策，並且幾次免除部分地區或全國的差發和賦稅。[25]鐵穆耳汗強烈反對為增加收入向民眾徵收任何額外的賦稅，他於1302年下令禁止徵集除賦稅定額以外的任何東西。[26] 在思想方面，鐵穆耳的政府表現出對儒學和儒士的尊重。鐵穆耳即位後不久，即發出崇奉孔子的詔書。[27]主要在哈剌哈孫的推動下，新建文宣王廟於大都，並徙國子學於其中，同時增加了國子學的學生。[28]哈剌哈孫與儒士關係特別密切，據說常在裁決大政時徵求儒士的意見。[29] 衰落的跡象 按照《元史》的說法，忽必烈朝加上鐵穆耳朝是元代的巔峰期。[30]但是已經有跡象表明鐵穆耳朝標誌著元廷衰落的開始。鐵穆耳汗本人沒有他祖父的心智和身體活力，而這些對繼續領導帝國是需要的。他的大臣完澤亦不是足以替代前期領導的強有力人物。在兩個人過度寬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財政平衡。官員隊伍急劇膨脹。雖然朝廷和京城官員合計定額是2600人[31]，御史台於1294年上報官員在京城食祿者超過1萬人，在各行省則更多。[32]實際形勢變得如此嚴重，以至在1303年下令中書省淘汰所有冗員。[33]官府冗員的大量增加，並沒有促進行政效率的改變。鄭介夫在1303年上書朝廷的《太平策》中指出：忽必烈在1291年頒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員限期五天處理一般公務，限期七天處理中等公務，限期十天處理重大公務，但是官員常用半年才能處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務，要用整整一年處理一件重要公務。[34]鐵穆耳汗亦對普遍存在的官府延誤政務問題深惡痛絕，他在1294年曾為此嚴厲申斥中書省臣，甚至表現出對臭名昭著的桑哥時期行政效率的懷念。[35] 政府受到愈演愈烈的貪污腐敗之風的影響，鐵穆耳汗朝發生了一系列腐敗醜聞。政府高層的最大醜聞發生在1303年。在前一年，朱清（1237—1303年）和張瑄（死於1303年）被控有罪。[36]他們曾是海盜和販私鹽的鹽徒，在宋亡時率領大量船隻叛宋降元。他們利用為元廷海運糧食和私自從事海外貿易積聚了大量財富。審判的結果是他們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並沒收全部財產。 對此案的調查發現朱、張二家曾向朝中的幾個高官行賄。中書平章伯顏、梁德珪、段貞、阿里渾薩里和另外四名中書省官員因為受賄在同一天被撤職。[37]甚至完澤亦因接受朱、張賄賂而受到彈劾。[38]為清除腐敗，盛怒的大汗詔定贓罪為12章，並在1303年春季派遣官員調查國內七個地區的案情。[39]他們調查出貪官污吏18473人，獲贓45865錠。這顯然是一個壓低了的上報數字。[40]但是，大汗沒有堅持消除腐敗的努力。不僅完澤在這起賄賂醜聞中全然無損，大多數因受賄而被撤職的中書省臣也在後來的兩年中又被起用。[41] 官府冗員和官僚腐敗只是造成貫穿元朝中後期政府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的部分原因。造成財政困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常年對貴族尤其是皇室成員的慷慨賞賜。[42]忽必烈慎於賞賜，對他的家族成員尤為「吝賜」。但是從鐵穆耳開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確定的歲賜額之外，還給皇室成員和勛臣大量的慷慨賞賜。如此慷慨賞賜是政治的需要，由於帝位之爭愈演愈烈，既要酬勞皇室成員和勛臣，也要繼續保證他們的支持。在1294年鐵穆耳即位時，皇室成員得到的賞賜比在忽必烈時期得到的歲賜額金多4倍，銀多2倍。[43]此外，鐵穆耳還因不同原因給予一些皇親巨額特殊賞賜，如1294年給三個駙馬賜銀的總數就超過了12萬兩。[44] 巨額賞賜很快造成國庫枯竭。[45]1294年鐵穆耳即位後兩個月，中書省報告：「朝會賜予之外，余鈔止有27萬錠。」[46]第二年年初，中書省又報告忽必烈時期的儲蓄幾乎全被用來支付皇室成員和勛臣的賞賜。[47]簡而言之，由於後忽必烈時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質的影響，以宮廷賞賜形式出現的政治賄賂已成為元廷財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為鐵穆耳的政府反對增加稅額，除借用鈔本銀之外無法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元廷乃於1294年下令諸路平準庫作為鈔本貯藏的銀936950兩，除留192450兩作鈔母外，全部運往京城，顯然是支付日常開支。四年之後，又借用了20萬錠鈔本。到1299年，元廷的財政形勢更為惡化，花費的一半借自鈔本。[48]借用鈔本又轉而極大地削弱紙鈔制度的信譽，並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其程度遠比13世紀80年代發生的通貨膨脹劇烈得多。[49] 向和平過渡 鐵穆耳朝是持續不斷的征伐和大致和平兩個時期之間的有意義的過渡期。忽必烈朝後期發動的所有對外戰爭都以失敗而告終。鐵穆耳改變祖先的擴張政策，是因為他清楚地知道更多的征服將無任何成果並且耗費巨大。他即位後立刻取消了忽必烈在位最後幾年規劃的對安南的征服，代之以將安南作為納貢國。1298年，鐵穆耳否定了再次入侵日本的建議，並在第二年派遣一名僧侶作為和平使者前往這個島國。[50]鐵穆耳朝的對外征伐，只有1300—1301年的征緬之戰和1301—1303年征八百媳婦之戰，八百媳婦是在今天泰國北部和緬甸東部的一個小國。雖然這兩次戰役都以失敗告終，但其原有目的亦不在於征服二國。發動征緬之戰是因為緬國人廢黜了奉元廷為宗主的國王而要對其懲罰，征八百媳婦則是由於該國侵蝕元朝領土而採取的征討行動。[51] 鐵穆耳汗最大的政治和軍事成就是成功地結束了與窩闊台後汗海都（約1235—1301年）、察合台後汗篤哇（1282—1307年在位）的耗時和耗力的戰爭，他們從1268年或1269年開始對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提出挑戰。[52]但是，這一成果來之不易。儘管忽必烈在1/4世紀中經過持續不斷地努力將他的中亞敵手阻擋在生產糧食的定居地區之外，海都和篤哇在忽必烈去世時又捲土重來，把他們的控制區延伸到畏兀兒地區並不時侵入蒙古本土。 鐵穆耳在位的大多數時間不得不為保衛內亞地區耗費大量資源，實際上在他當政的初期在蒙古本土就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1298年的一個冬夜，篤哇突襲合爾哈都由宗王闊闊出（死於1313年）指揮的駐守漠北的元軍主力，闊闊出是鐵穆耳的叔父，代鐵穆耳統軍於漠北。此戰的結果是鐵穆耳女婿高唐王闊里吉思（死於1298年）被俘，在漠北的元軍傷亡慘重。[53] 海山（1281—1311年）重建防衛體系後，元在漠北的地位才得以恢復。海山是鐵穆耳長兄答剌麻八剌（1264—1292年）之子，於1299年受命統軍於漠北，取代無能的闊闊出，其時年方18歲。[54]除了諸王統率的蒙古軍和駐守漠北多年的宿將床兀兒（1260—1322年）統率的欽察軍外，海山手下還有來自各衛的漢軍和新從漢地調來的蒙古軍。 再次得到加強的元軍在次年秋季轉入攻勢，在阿爾泰山南將海都擊敗。1301年9月，海都和篤哇發動了最後一次攻勢，於是在阿爾泰山之東的鐵堅古和合剌合塔爆發了更具歷史性決定意義的戰役。這次戰役本身可能是未分勝負，所以在漢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對戰役的結果有截然不同的記載。[55]重要的是該戰役的間接結果，篤哇在作戰中負傷，而海都死於戰後不久，可能也是在戰鬥中受了傷。[56] 海都之死，清除了蒙古諸汗國媾和的主要障礙。恰是海都的同盟者篤哇首倡和議。篤哇已倦於無望的挑戰大汗權威，他更關心的是在中亞建立自己的統治，所以他設法使海都之子察八兒在1303年夏季成為窩闊台汗國的統治者。當年秋季，篤哇說服察八兒與他一道向鐵穆耳表示他們將停止敵對行動，並且承認鐵穆耳是全體蒙古人的大汗。 鐵穆耳對這一建議很快做出了積極反映。雖然篤哇提議的為媾和召開的忽鄰勒台並未舉行，停戰的和約還是達成了。由鐵穆耳、篤哇和察八兒共同派出的使者於1304年年初抵達伊利汗完者都（1304—1316年在位）的汗廷，請求完者都同意和平並重建全體蒙古人的統一的建議。[57]和約對完者都及其他蒙古汗國的統治者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完者都在1305年致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的信中驕傲地宣布蒙古人世界已取得了和平，並且鼓勵歐洲諸王以蒙古人為榜樣。[58] 雖然1303年取得的和平是短暫的，但它不僅重新確定了元廷與其他蒙古汗國的宗主關係，還為元朝通過離間察合台後人和窩闊台後人的關係徹底解除來自中亞的威脅提供了機會。 在外部壓力減輕後不久，曾是同盟者的篤哇和察八兒之間為疆域問題發生了衝突。在這次衝突中，鐵穆耳支持篤哇。1306年秋季，鐵穆耳派遣海山率領一支軍隊越過阿爾泰山南麓去支援篤哇。海山從背後向察八兒發起進攻，俘虜了察八兒家族的幾個成員，並遠進至也兒的石河。察八兒別無選擇，只得向篤哇投降。[59] 察八兒後被篤哇所廢，可能是在1307年，他的幼弟養吉察兒被篤哇立為窩闊台汗國的傀儡汗。在這種環境的壓迫下，察八兒於1310年海山在位時向元廷投降，這就標誌著困擾了元廷近四十年的窩闊台汗國的完結。篤哇及其繼承者絕大多數時間承認元廷的宗主地位，持續地向大都派出貢使。此後元廷與察合台汗國之間除了1316—1320年間的短暫衝突外都維持著和平關係。[60]這樣，忽必烈未能達到的確立元廷對整個蒙古世界的宗主地位的目標，終於在鐵穆耳朝後期得以實現。 卜魯罕皇后干政 雖然鐵穆耳汗能夠重建蒙古世界的和平，但是他沒能保證自己家族和宮廷的融洽，亦不能使皇位繼承平穩過渡。由於年輕時飲酒過度，鐵穆耳晚年一直被重病所擾。[61]卜魯罕皇后利用這種形勢，在宮廷和家庭事務中起了積極的作用。卜魯罕出身於著名的蒙古貴族家族伯牙吾氏。1299年，皇后失憐答里去世，卜魯罕被立為皇后。真金妻闊闊真於次年去世，這無疑使卜魯罕有了更大的政治影響。 卜魯罕顯然是個有能力的女人，《元史》本傳用的是敵對調子，也還是強調她影響下的朝政絕大部分是「平允」的。[62]1302—1303年朱清和張瑄的案子就是由她處理的，從他們家中查抄的巨額財產轉到了她的中政院之下，大大增加了她的財產。[63]1305年6月，她把自己的兒子德壽立為皇太子。為了保證德壽能夠平穩地繼承帝位，宮廷中所有潛在的對手都被清除。答剌麻八剌的兒子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1320年）在8月被封為懷寧王，送往懷州（河南沁陽）。但是沒有想到皇太子德壽死於1306年1月。[64]鐵穆耳汗於1307年2月2日去世，終年41歲，沒有了明確的繼承人，帝位繼承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海山汗朝（武宗），1307—1311年 鐵穆耳的繼承者海山是在許多皇族成員和高官捲入的武力衝突之後才登上帝位的。鐵穆耳去世時沒有明確的繼承者，貴族和大臣立即分成了兩派，每派支持一個帝位候選人。[65]一派由卜魯罕皇后本人控制，得到了以中書省左丞相阿忽台（死於1307年）為首的一批中書省大臣和中政院官員的支持。他們企圖先以卜魯罕皇后攝政，然後推舉安西王阿難答（死於1307年）即位。[66]另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孫為首，得到了宗王禿剌（察合台重孫，死於1309年）和牙忽都（拖雷後人，死於1310年前後）的支持。他們謀求以答剌麻八剌的兒子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繼承帝位。[67] 兩派力量各有有利的方面。按照蒙古帝國的傳統，卜魯罕在丈夫死後採取攝政行為合乎蒙古政治傳統。她提出的帝位繼承人阿難答是真金弟忙哥剌（死於1278年）之子、鐵穆耳汗的堂弟；阿難答作為長輩在帝位繼承中占據有利地位。[68]但是，帝系問題一旦提出，阿難答就處在弱勢地位了。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支持者以「旁系子孫不能繼承帝位」為由強烈反對阿難答，因為阿難答是後忽必烈時代惟一的非真金後人的帝位爭奪者。此外，雖然阿難答出鎮唐兀之地，統有一支大軍，並且在與海都和篤哇的戰爭中起過重要的作用，但他在京城是一個新客，缺乏當地大軍對他爭奪帝位的支持。阿難答是個虔誠的穆斯林，這同樣有損於他，當時元皇室中佛教徒居多，這使阿難答明顯處於不利的政治地位。[69] 另一派的不利方面是在鐵穆耳汗去世時沒有一個帝位候選人在京城。海山還在西蒙古，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他的封地懷州。但是，這兄弟倆人比阿難答更有理由繼承帝位，因為他們畢竟是真金的孫子。此外，倆人有作為帝位候選人的足夠資歷。海山是內亞之戰中的英雄並且依然指揮著帝國最強大的軍隊。在另一方面，他的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有好儒的名聲，在漢人中頗得人心。[70]但是，沒有哈剌哈孫的支持，他們不可能奪得帝位；哈剌哈孫不僅控制著中樞機構，還在鐵穆耳患病以後掌握著帝國衛軍。作為右丞相，他能用暗中拖延的辦法拒絕副署卜魯罕皇后發出的詔旨，並且拒不讓卜魯罕一派使用所有的印信和動用國庫款項；同時，他派出使者催促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儘快趕回京城。[71] 愛育黎拔力八達趕到大都後，於4月4日率領哈剌哈孫交給他的軍隊突襲宮廷，殺死阿忽台，囚禁了宗王阿難答和皇后卜魯罕。反對勢力就這樣被消滅了，但是兩兄弟間面臨困難的選擇。雖然愛育黎拔力八達因為控制了京城而居於有利地位，但海山不僅是年長者，還握有超過弟弟實力的軍事力量。在他們的母親答己（死於1322年）仲裁之下，兄弟二人達成協議，愛育黎拔力八達取消宮廷政變後的攝政舉動。作為回報，海山在即位後封他的弟弟為皇太子。海山隨即帶領3萬士兵從蒙古本土趕來，1307年6月21日他在上都的即位是以忽鄰勒台的方式舉行的。[72]但是，很清楚，1307年的繼承危機沒有就此解決。此外，是在京城的以哈剌哈孫為首的大都官員的支持及海山本人控制的強大軍隊使他奪取了帝位。忽鄰勒台不過是海山一派在以武力奪取帝位的事變後為取得必要的合法權威舉行的一次儀式而已。 行政機制的變異 僅在位三年半的海山汗的政治作風方面與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一方面，鐵穆耳汗盡力保持忽必烈的統治模式。另一方面，海山則對這種模式不大尊崇。1310年，漢人監察御史張養浩（1270—1329年）在上書中尖銳地指出，皇帝的每一項政策都與忽必烈時不同，他質問是否皇帝要否定忽必烈時期的政府模式，建立自己的政府模式。[73] 從海山早年的經歷可以部分理解他的政治傾向。[74]雖然他和愛育黎拔力八達一樣曾師從於儒者李孟（1265—1321年），但是時間很短，他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顯然很少。他成年後即成為部署在草原上的元軍的最高統帥，並且總是軍務纏身。海山顯現的是標準遊牧騎士的魯莽和樸實，對他的曾祖父費盡心機建立起來的官僚統治和政府管理機制感到不耐煩。出於對大都現設機構的不信任，雖然哈剌哈孫在新帝即位中貢獻頗大，海山在即位後僅兩個月就把哈剌哈孫調到漠北任新建的嶺北行省的右丞相。[75]此後，海山依靠的主要是他從漠北帶來的侍從和將領。 漠視現存制度導致了海山濫授貴族及官吏官職，以致資格不符的冗員充斥官府。顯然是為了贏取對其權威的支持，海山在1307年和1308年就加封了19個王號，其中14個是「一字王」。在這14個一字王中，只有兩個是大汗的兒子，這就完全打破了忽必烈時期的不成文法的規定，按照這個規定，只有大汗的兒子才能被封為一字王。[76]海山還更無節制地濫授爵號和隨意任用高級官員。正如張養浩所言，甚至演員、屠夫、佛教僧侶和道士都被授予中書省臣的名號，工匠被授予國公和丞相的名號。這一說法一點也不誇張，它可以從現存史料中得到證明。[77] 除了濫授官職和爵號外，造成海山朝冗官增加和管理機制敗壞的另一個舉措是近侍為牟取私利不通過政府的正常途徑，擅自頒布有關人事、財政及司法的詔令。此處所說的近侍，顯然是指那些接近海山和皇太后答己的內廷官員和擔當宮廷侍衛的怯薛成員。[78]在海山即位後的兩個月里，「內降旨」給官的有880餘人，得官者300人。儘管中書省不斷提出異議，這種做法還是持續不斷，因為這些內旨若非出於皇帝本人的意願，亦是得到皇太后答己的同意，她經常干預政府事務。[79] 官僚機構的迅速擴大在高層已經明顯地顯露出來。據1307年的報告，中書宰臣已達14人，御史大夫4人。[80]一年之後，樞密院在上書中指出忽必烈時期樞密院長官只有6人，而現在已增至32人。[81]為節省支付迅速膨脹的官員隊伍的開支，海山於1307年頒詔按照鐵穆耳汗於前一年確定的官員員數裁減官員。但是，這一詔令顯然沒有得到實際效果，兩年後海山本人也承認「員冗如故」。[82] 官僚機構的膨脹自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開支。海山本人的花費更加劇了財政緊張局面，在賜賚方面他甚至比鐵穆耳汗還慷慨。海山按照鐵穆耳時的定例向參加他即位大典的諸王和官員頒發賞賜，但是由於儲蓄告罄，到當年秋季應賜的350萬錠鈔只賜出170萬錠。[83]此外，為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聖地修建佛寺，為政府官員建宅，為購買珠寶，亦有巨額的花費。[84]更大的花費是在旺兀察都（今河北省張北縣白城子）新建中都，以使皇帝在每年的兩都巡幸時有一個舒適的中間停住地點。[85] 由於從前任者繼承的府藏不足，加上無節制的花費，海山在他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財政困難。在他即位後僅四個月，中書省匯報的政府財政狀況是這樣的：常賦歲鈔400萬錠，入京城供中央政府日常開支的實際只有280萬錠。但是，從皇帝即位以來，已經支出420萬錠，應求而未支的還有100萬錠。[86]1307年的政府開支共計紙鈔1000萬錠，糧300萬石。[87]面臨如此嚴重的財政虧空，海山用挖掘貨幣儲備的方法來應付開銷。至1310年秋季，借用鈔本10603100錠。[88]此外，還預售鹽引，以彌補財政虧空。[89]在現有財源全耗盡之後，海山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問題已達危機程度。 「新政」 海山汗對嚴重的財政危機的反應，不是根據他的下屬官員的不斷建議採取縮減開支和裁減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個魯莽的嘗試：重建尚書省以增加稅收。[90]為增加稅收而設立尚書省在忽必烈時期有過兩次，是在色目理財大臣阿合馬和桑哥的領導之下，但是都因為採取高度剝削政策引起普遍怨恨而被撤銷。 海山即位後不久就接受了老侍從、宣政院使脫虎脫（畏兀兒人，死於1311年）建立尚書省的建議，但是御史台堅決反對。[91]由於政府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樂實（死於1311年）和保八（死於1311年）催促海山重建尚書省以推動財政改革，並終於在1309年9月重建了尚書省。[92] 雖然中書省還應處理政府的主要事務，而尚書省只應負責與財政改革有關的各項政策；但是新建的尚書省很快就剝奪了中書省理財、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權力，並被賦予更大範圍的決定權。所有的行中書省都改名為行尚書省，尚書省的觸角通過它們直達全國各地。尚書省的主要官員是左丞相脫虎脫，平章三寶奴和樂實，右丞保八。脫虎脫和三寶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從。[93]樂實是忽必烈朝的官員，曾因貪污而被撤職。[94]保八在此之前的經歷不詳，估計是因為他有理財經驗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新政」的中心是貨幣改革。新發行的至大銀鈔被用來取代原有的中統鈔和至元鈔。紙鈔的兌換額是新鈔與至元鈔以一當五，而1287年發行的至元鈔比1260年發行的中統鈔已經貶值了5倍：這是半個世紀中通貨膨脹的一個生動標誌。為強化新鈔的價值，金、銀禁止使用，並且在元朝第一次鑄造了兩種銅幣，稱為「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這次貨幣改革是為了解決通貨膨脹並且彌補日益增大的預算赤字。1310年發行的紙鈔總量是145萬錠，等於舊中統鈔3630萬錠，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紙鈔量的7倍，是元廷此前印行紙鈔最多一年的1302年印鈔量的3. 5倍。[95] 為增加稅收還採取了其他措施：國家壟斷的鹽引的出售價格比鐵穆耳朝末年增加了35 %。[96]解除了產酒的禁令，並專設了酒課提舉司負責徵收酒稅。鐵穆耳朝取消的欠稅，也重新理算。江南民戶每年收糧超過5萬石的，亦要向官府增交糧稅2%。 為了更有效地徵收賦稅，徵稅者根據其徵收的賦稅超過1307年賦稅限額的比例論賞。為了穩定糧價，在各地建立了「常平倉」；從長江流域海運的糧食額在1310年則增加到293萬石。[97]為減少政府開支採取的措施很少，只是有限地減少了中書省、御史台、樞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員的員數和裁減了各機構的冗員。[98] 總的說來，尚書省及其設計的改革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書省的嘗試，已充分證明了是不得人心的舉動，並留下了高壓和盤剝的公眾印象。因而尚書省自始即遭受強烈反對。右丞相塔思不花和御史台官員曾反對尚書省的設置。[99]海山的老侍從、右丞相亦納脫脫以及出身漢儒的官員敬儼、張養浩、高昉（1264—1328年）和御史台的官員都對尚書省的政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100]有些受命到尚書省任職的漢人官員拒絕履任。[101]此外，儘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稅收，紙鈔的過量發行和鹽引價格的急劇提高，勢必加大通貨膨脹壓力並使物價漲幅更高。[102] 欲解決預算赤字和通貨膨脹問題勢必大量削減宮廷和政府開支。但是，這不僅與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馳，亦會引起貴族和官僚的強烈不滿並遭到他們的反對。海山為解決財政困難選擇了一條便捷的途徑，但是他採用的通貨膨脹方法實際上惡化了他的政府所面臨的問題。無論如何，改革並沒有機會展現結果，因為它僅僅實行了16個月；海山於1311年1月去世，愛育黎拔力八達在當年初春即位，廢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愛育黎拔力八達汗朝（仁宗），1311—1320年 早年的傾向 1311年4月愛育黎拔力八達繼承兄長海山的皇位，是元朝歷史中第一次和平與平穩的帝位繼承。按照先前的約定，海山在1307年將他的弟弟封為皇太子，並像忽必烈在位時確定真金為繼承人後的做法一樣，任命愛育黎拔力八達為中央各機構名譽上的最高首腦，這些都為帝位的平穩轉移創造了條件。[103]從海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兄弟情分和兄終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來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兩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連續性。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初年的表現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數政策都被廢止。這些作為，可以追溯到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文化、思想傾向以及他與兄長間的複雜政治關係。 愛育黎拔力八達從十幾歲起就學於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輸的儒家倫理和政治觀念對他後來的政治態度有很強的影響。[104]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懷州任宗王及後來身為海山的皇太子時期先後在身邊任用的漢儒有陳顥（1264—1339年）、王毅、王約（1252—1333年）、趙孟頫（1254—1322年）、王結（1275—1336年）、張養浩、尚野（1244—1319年）、姚燧（1238—1313年）和蕭（1241—1318年）；藝術家有商琦和王振鵬；此外還有色目學者板勒紇人察罕（他後來成為一個偉大的翻譯家）和畏兀兒散曲作家小雲石海涯（貫雲石，1286—1324年）。結果是愛育黎拔力八達不僅能夠讀、寫漢文和鑑賞中國繪畫與書法，還非常熟悉儒家學說和中國歷史。[105]在儒家政治學說的強烈影響下，愛育黎拔力八達自然反對海山所建尚書省的各項聚斂政策。 愛育黎拔力八達與他的兄長之間固然具有手足溫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妙關係。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實際上為他的兄長奪得了帝位，海山總是懷疑他有自己篡奪帝位的圖謀。愛育黎拔力八達的老師李孟在海山即位後立即棄官而去，因為他被指控曾力促愛育黎拔力八達自己即位。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政治上不便為李孟辯護。[106]從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地位考慮，東宮詹事丞王約不斷勸告他在政治上持忍讓態度。[107]儘管如此，尚書省平章三寶奴和主要的宦官李邦寧還曾建議以海山之子和世（1300—1329年）取代愛育黎拔力八達的皇太子位置。[108]愛育黎拔力八達似乎對他兄長的政策所起作用甚少，他對這些政策的反對直到他自己即位後才顯示出來。 清洗 愛育黎拔力八達對兄長政策的反對和熱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他在即位前後很快進行了血腥清洗並廢除了兄長的絕大多數政策。1311年1月30日，海山去世後僅三天，愛育黎拔力八達就撤銷了尚書省，將其主要官員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黑逮捕並處死。[109]在其後的幾個月中，廢止至大銀鈔和鑄幣，中統鈔和至元鈔又成為官方通行的僅有貨幣。官員的人數裁減到1293年的水平，曾經升級的各官署則恢復到忽必烈時期的地位。海山批准的各項公共建築計劃，亦全部停工。[110] 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朝廷中加強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除了任用蒙古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將他的老師李孟和出身於顯赫漢軍世家的儒帥張珪（1264—1327年）任命為中書平章政事，給予他們管理政府的極大權力。愛育黎拔力八達最早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時期的16位老臣召到京城，包括著名學者李謙（1234—1312年）、郝天挺（1261—1317年）、程鉅夫（1249—1318年）和劉敏中（1243—1318年），他們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職，其他人則成為顧問。[111]愛育黎拔力八達還不斷下令選取文學之士入翰林院和集賢院。[112]他的重用儒士，不僅僅是為了裝飾門面。在他們的導引和支持下，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初年採取了一些重要的舉措，推動了元朝進一步漢化和儒化的改革。 恢復科舉考試 愛育黎拔力八達使官僚隊伍更加儒化的大膽嘗試，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沒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沒有把他們的學問視為補選官員的基本標準。大多數高官是以出身為評選標準而產生（通過承襲和蔭的特權，蔭即降等承襲其父輩的官職），而多數中下級官員則是由吏入官。結果是大多數官員並沒有受過儒學教育，也不具備儒家的政治傾向。 為改善通過承蔭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年下詔規定漢人職官子孫承蔭，需考試一經一史，考試合格者直接任職，免去見習期。[113]蒙古和色目職官子孫承蔭者可以選擇考試，通過考試的人授官時比原襲職務高一等。可能是為了減少儒官的競爭，由地方機構胥吏出身的官員可以出任的最高職務自四品官降為五品。[114]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所做的最有意義的制度變化，是恢復了科舉考試制度。 科舉考試是中原王朝甄選統治精英的主要途徑，關係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斷圍繞恢復考試問題展開爭論，但是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在恢復科舉考試問題上意見不一致有兩個原因。[115]第一，由於元廷主要依靠承襲制補充官員隊伍，採用考試制度將會損害蒙古、色目甚至漢人貴族家族的承襲和蔭的特權，所以會遭到反對。第二，在漢人士大夫中對考試是否是補充精英的有效制度和採用何種科目亦存在完全對立的看法。一派贊成採用宋朝和金朝的考試科目，注重文學和經學的考試。受朱熹對考試制度的觀點影響頗深的理學家反對這種觀點，主張在科目中去掉文學，注重重要經典和策問考試。 因為沒完沒了的爭論，科舉考試一直沒有恢復。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後，形勢發生了變化。改善官員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慾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請求恢復科舉考試的呼聲再次高漲起來。[116]此時因為理學在元廷官員圈中已經占了明顯的優勢，以前理學家提出的方案幾乎未遭任何反對就被採納了。 1313年頒詔並在其後的兩年中首次實行的新考試制度，顯然有利於理學家的觀點。考試科目重經學而輕文學。它還指定朱熹集注的《四書》為所有參試者的標準用書，並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釋的《五經》為漢人參試者增試科目的標準用書。這一變化有助於確定理學的國家正統學說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歷史意義，並被後來的明、清兩代基本沿襲下來。[117] 除此之外，新考試制度還有一些反映元朝統治下特有的多民族社會的特徵。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試不僅比漢人、南人簡單，他們還在種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過各省考試參加會試的名額，按照四等人的劃分，每等人75個名額。另外，為了不損害舊貴族家族的承襲特權和擾亂現存的官僚體制，登第殿試的名額控制在較低水平上，每次考試不超過100人。此後元廷舉行了16次考試，考中進士的共計1139人。這個數字，只比同時期文官總人數的4%稍多一點。[118]因此，科舉考試制度並不意味著對享有特權的貴族子弟利益的嚴重損害。 愛育黎拔力八達推行的考試制度，應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機會的漢人觀念和作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結合。然而，愛育黎拔力八達恢復科舉考試制度，既有文化意義，也有社會和政治意義。把儒家學說作為甄選精英的標準，給漢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條正常的道路。這對江南的士人更為有利，因為直到此時他們多被排除在官場之外。此外，考試制度也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學習漢學，特別是那些不屬於貴族家族的人，並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漢化。[119] 編撰法典 編撰法典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改革元代制度而產生預期結果的另一個領域。可能是因為在多元文化社會確定統一的法典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也可能是因為蒙古統治精英認為統一法典會限制他們的權力所以採取了反對的態度，元廷從未制定一個通行全國的標準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漢人官員的極大焦慮，他們進行了多次努力編撰法典和律例，以作為判案的依據。最早的補救措施是1291年頒布的《至元新格》，這大體上是個法令匯編。[120]此後鐵穆耳朝和海山朝編修法典的努力幾乎毫無成效。 愛育黎拔力八達很快採取措施對這樣的形勢加以補救。在1311年即位的當月，他命令中書省臣匯集從忽必烈朝初年以來的律令條規。這一匯編工作於1316年完成。[121]但是對匯編的複審過程比預期的時間長得多。直到碩德八剌即位後兩年的1323年，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頒行。這個新法典收錄了建國以來的法律條文2400餘條，分為斷例、條格、詔制、別類四大類。[122] 《大元通制》雖不是一個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現代法制史學者的觀點，此書「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標誌，因為它有充實的內容並採用了以《泰和律》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法典的結構」。《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編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123]但是，作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沒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國法典。它在許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習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徵。[124]《大元通制》和也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編輯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兩個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趨成熟的反映。 書籍翻譯和出版 愛育黎拔力八達對漢文化的喜愛，他和他的臣僚（特別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對儒家政治學說和漢人歷史經驗的渴求，可以從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翻譯或出版的著作的數量和性質上反映出來。[125]翻譯成蒙古文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尚書》[126]；宋人真德秀（1178—1235年）撰寫的《大學衍義》；與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有關的兩部著作，吳兢（670—749年）撰寫的《貞觀政要》和太宗本人為他的繼承者撰寫的《帝范》；司馬光（1019—1086年）撰寫的偉大史書《資治通鑑》。 在愛育黎拔力八達贊助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包括：儒家經典《孝經》，劉向撰寫的《烈女傳》，唐代學者陸淳研究《春秋》的論著以及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127] 雖然以上所列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同意下出版的漢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為天子有倡導大眾道德和增加物質福利的責任，翻譯著作的選擇，則顯示了他的實用主義目標。在下令翻譯《貞觀政要》時，他指出此書有益於國家，並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夠誦習該書的譯本。[128]蒙古君主顯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夠學習儒家的政治學說和漢人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唐太宗的教誡，能把國家管理得更好。 限制貴族特權的失敗 愛育黎拔力八達按照中原傳統方式對元朝政府的改革無法走得太遠，因為他不能削弱蒙古諸王的行政權、司法權和經濟特權來加強中央集權。儘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權的政策，蒙古諸王仍然擁有對他們領地（投下）相當多的行政、軍事、財政、司法權。[129]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權力是政治冒險，因為這將面臨蒙古和元帝國一條最基本原則的正面挑戰。愛育黎拔力八達嘗試削弱諸王權力的失敗，主要是因為這一原因。 1311年冬季，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撤銷諸王的札魯忽赤（漢譯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命所隸千戶鞫問。[130]由於札魯忽赤代表諸王處理他們領地中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務，撤銷札魯忽赤顯然意味著取消了諸王直接審理他們屬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權力。[131]皇帝的這一命令似乎只實行了很短的時間，因為已知晉王也孫鐵木兒（後來的泰定帝，1323—1138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海山之子，後來的明宗，1329年在位）兩人在1316年被允許在他們位下設立了幾個札魯忽赤。[132] 愛育黎拔力八達削弱諸王行政權力的嘗試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敗告終。在右 丞相鐵木迭兒（死於1322年）的建議下，1315年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諸王分地的達魯花赤[133]由中書省任命的「流官」擔任，諸王只能任命副達魯花赤。[134]一年以後，甚至連諸王任命副達魯花赤的權力也被取消了。由於達魯花赤是諸王分地內的主要長官，常由宗王的親信侍從充任，這樣的做法招致一些宗王和御史台的激烈批評，他們指出這樣做既違背了成吉思汗與兄弟們共享天下的約定，也破壞了忽必烈制定的制度。面對這些責難，元廷不得不在1317年取消改革措施，再次允許領主自辟達魯花赤。[135] 海山時期對諸王的賞賜相當靡費，但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在縮減歲賜額方面未做多少努力。在海山去世的當月，愛育黎拔力八達以諸王朝會普賜金39650兩，銀1849050兩，鈔223279錠，幣帛472488匹。[136]歲賜和海山朝的特殊賞賜依然照頒不輟[137]，愛育黎拔力八達沒能做出大幅度削減賞賜額的舉動。這樣的賞賜是蒙古制度的一部分，愛育黎拔力八達需要確保諸王的繼續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後還要支持他違背與兄長的約定以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的舉動。此外，由於諸王的貧困和急需朝廷以賞賜的方式進行財政補助，這樣的賞賜亦是必要的。根據1319年的統計數字，領主收入所依賴的「五戶絲戶」的總額只占窩闊台汗（1229—1241年在位）1236年初建分封制度時封戶總數的1/4。[138]愛育黎拔力八達如進一步減少諸王的收入便會破壞分封制度，而分封制度是元朝政治結構的一個重要基石。 經濟和財政政策 愛育黎拔力八達無力削減賞賜恰是使他不能恢復政府財政機能的一個因素。主要的原因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沒有任何可行的經濟—財政政策，他也不能堅持推行他的其他政策。他的基本經濟觀念是典型的儒家觀念：省刑薄賦，使百姓各遂其生。[139]實際上，除了廢止海山的聚斂政策外，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政府還試圖以停止海山時期開始的公共建築計劃來減少政府開支，削減冗官，在可控制的範圍內適度增加賞賜的數額。假如他們能使之制度化，這些政策確實能夠減少政府的開支。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削減冗官和減少賞賜額都沒有持續進行。[140]愛育黎拔力八達除了在他即位初年曾實行勸農外，沒有其他的增加國家稅收的計劃。[141] 更激烈的措施於1314年和1315年出台，是時鐵木迭兒第二次出任右丞相。這些新舉措使人想到海山時的政策，所以不能確定有多少舉措出自皇帝之手。正如我們將在後面所述，鐵木迭兒是皇太后答己的寵臣，愛育黎拔力八達很難控制他的舉動，而在《元史·鐵木迭兒傳》中，把這些舉措全歸在他的名下。[142]鐵木迭兒增加國家稅收的舉措包括重將對外貿易置於市舶提舉司之下和預賣鹽引及官府監造的鐵製品。[143]但是他最重要的計劃，是要重新進行早年桑哥時推行的「經理」[144]。 經理的建議最早是由忽必烈時期留下的中書平章政事張驢提出來的，目的是通過核實田產來增加稅收。[145]該計劃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有者在40天內向官府報告田產的實際情況，報告不實者要受到處罰。假如施行得當，這次經理不僅能夠大大增加國家稅收，還有助於建立更平等的稅收機制。確實，在宋舊境內的有田富民經常有田而不交稅，而貧民甚至在賣了土地之後還要納稅。 當經理於1314年冬季正式實行時，由於官員的上下其手導致的執行不當，引起了廣泛的困擾和怨恨，尤其是江西南部有田富民的怨恨。結果是1315年的秋季在江西寧都爆發了大規模起義，起義的領導者蔡五九自號為蔡王（1315年在位）。[146]雖然起義在兩個月中就被鎮壓了下去，政府不得不完全停止經理，甚至在1316年免除了自實田的租稅。[147]結果是鐵木迭兒偏離愛育黎拔力八達政策主線的增加國家稅收的舉措突然終止。此後，政府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來鞏固其財政。 派別之爭 愛育黎拔力八達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僅是因為遇到諸王對抗，還因為他被宮廷內部的激烈派別之爭所擾。愛育黎拔力八達從未成為他的家族乃至宮廷的主人，因為他的權力總是受到來自他的母親皇太后答己及其屬下的強烈限制。出身於與皇室保持世婚關係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個擅權和道德有問題的女人。[148]愛育黎拔力八達從未採用任何有效的措施來阻止她干政。這樣，在她的保護下，她在徽政院和宣徽院的親信實際上組成了一個對抗中書省的權力中心。在答己的親信中，鐵木迭兒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初期權力最大的人。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的最後兩年，圍繞鐵木迭兒的權力之爭使政府陷於癱瘓。 雖然鐵木迭兒出身於著名的蒙古家族，但他完全是在皇太后的庇護下得以生存並得到了權力。[149]他發跡於宣徽院，該院是管理宮廷宴享飲食事務的機構。從海山即位時始，鐵木迭兒任宣徽使，他贏得了皇太后的信任並與她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為他後來的生涯取得了政治資本。1311年2月，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前兩個月，皇太后即任命鐵木迭兒為右丞相，這可能違背了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意願。在1313年春季鐵木迭兒第一次去職之前，他任中書省的最高職務達兩年之久。[150]在被迫離開中書省之後，鐵木迭兒加強了與徽政使失列門及皇太后其他寵幸的聯繫。[151]在答己的重新支持下，鐵木迭兒又在1314年秋季成功地再次出任中書省右丞相。[152] 據說鐵木迭兒第二次任右丞相之後，更加腐敗和專橫，「以憎愛進退百官」[153]。不久就出現了對立的兩派：一派以鐵木迭兒為中心，另一派由李孟、張珪、中書平章政事契丹人蕭拜住（死於1320年）、以唐兀人楊朵兒只（1279—1320年）和汪古部人趙世延（1260—1336年）為首的御史台官員等組成。[154]雙方的衝突在1317年夏季達到頂點，是時監察御史40餘人以奸貪不法彈劾鐵木迭兒。由於證據確鑿，愛育黎拔力八達下令逮捕鐵木迭兒。但是，由於鐵木迭兒還在皇太后的保護之下，愛育黎拔力八達最終只解除了他的宰相職務。[155] 另一次衝突發生在1319年初夏。由於鐵木迭兒被委任為太子太師，在御史中丞趙世延的率領下，四十多名監察御史上書朝廷指出此人不可輔導東宮，並且列舉了他的十餘條罪狀。儘管如此，在皇太后的堅持下，鐵木迭兒的任命依然保留。中書平章張珪因反對鐵木迭兒任職，在皇太后的命令下遭到杖責。至此時，鐵木迭兒的主要對手都被強行去職或放逐。作為太子太師，鐵木迭兒得以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剩下的最後六個月控制著整個政府。[156] 表面上，鐵木迭兒與他的對手之間的衝突，是邪惡、腐敗的宰相對抗忠臣及耿直的台臣的典型事例。但是：深入研究就會看出這是在政府高層進行的帶有政治和思想色彩的激烈的權力之爭。一方面，鐵木迭兒及其在宮廷中的同盟者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鐵木迭兒與後來圖帖睦爾（1328—1332年在位）和妥歡貼睦爾（1333—1370年在位）時的權臣不同，燕鐵木兒（死於1333年）和蔑兒乞部的伯顏（死於1340年）都享有凌駕皇帝的個人權力，鐵木迭兒的權力則來自皇太后，而且有賴於皇太后的支撐。鐵木迭兒本身權力的增長，就意味著皇太后對政府作用的增長。皇太后的對立面是愛育黎拔力八達本人，他即使並沒有採取積極的支持行動，他的存在對鐵木迭兒的為數眾多的對手就是鼓勵。實際上，愛育黎拔力八達一定非常反感他的母親不間斷地干預政務並經常違背他的意願將她的親信委以要職。 雖然沒有明顯的思想傾向，主要由蒙古和色目官員組成的鐵木迭兒一派，關心的顯然是保留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特權。因此，他們反對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改革。鐵木迭兒儘管不是一個阿合馬、桑哥式的理財家[157]，但還是採用了被他的反對者視為聚斂手段的財政政策。鐵木迭兒的對手雖然是一個種族混合集團，但絕大多數是由於支持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改革而站在一起的儒士，他們把鐵木迭兒及其同夥視為達到自己政治目標的障礙。 儒士一派沒有扳倒鐵木迭兒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皇帝對他母親的軟弱。愛育黎拔力八達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158]。孝順不僅是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天性，也是他所設計的儒式政府的基本準則。愛育黎拔力八達之所以沒有除掉鐵木迭兒，就是因為他不願意反抗和觸犯他的母親。第二是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無法為既成權力體制所接受。這種政策有損於諸王和蒙古、色目官員的傳統政治和經濟特權。於是，儒士在與鐵木迭兒的對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 愛育黎拔力八達死於1320年3月1日，終年35歲。愛育黎拔力八達朝以極大期盼和果斷行動開端，所以還是被一些歷史學家稱為「延祐儒治」[159]。它雖然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實際上沒有成功地遏制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沒能從根基上改造蒙古一元朝的「整體結構」。 碩德八剌汗朝（英宗），1320—1323年 和平即位 愛育黎拔力八達的18歲兒子碩德八剌於1320年4月19日繼承帝位，這是元朝僅有的一次按照漢人長子繼承原則的和平帝位移交。和平的帝位繼承主要是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早已注意到可能發生的爭執。有的史料記載在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的約定中，愛育黎拔力八達死後應由海山的兒子繼承帝位。[160]但是，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值得懷疑，因為有關帝位繼承的記載在1328年海山的兒子繼承帝位後肯定被修改過。以碩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長子和世（1300—1329年）為皇太子的想法，按照我們所掌握的史料，出自皇太后答己、鐵木迭兒或愛育黎拔力八達本人。[161] 可能在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宮廷中的普遍看法是應該以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子繼承帝位，而不是讓他兄長的兒子繼承帝位，因為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海山去世後，馬上對海山的大臣進行了血腥清洗並改變了海山的所有政策。不管怎樣，碩德八剌在1316年被冊立為皇太子，並在一年後被任為中書省和樞密院的名義上的最高長官。[162]為了保證碩德八剌順利即位，他的潛在對手和世於1315年被封為周王，送出京城。[163]有一次愛育黎拔力八達甚至戲稱要禪位給他的兒子。[164]這些精心安排的結果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去世後三個月（譯者註：應為一個半月），碩德八剌沒有遭任何反對繼承了他父親的帝位。 鐵木迭兒的恐怖統治 鐵木迭兒在愛育黎拔力八達1320年3月去世到1322年10月他自己去世之間，得到了比他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還大的權力。按照已是太皇太后的答己的旨意，在愛育黎拔力八達去世後僅三天，鐵木迭兒就第三次被任命為右丞相。[165]由於鐵木迭兒有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亦由於皇帝本人是個沒有經驗的年輕人並被身為太子太師的鐵木迭兒在前兩年中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鐵木迭兒輕易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他將自己的族人和親信委以要職，打擊報復那些攻擊過他及在過去不與他合作的人。在鐵木迭兒的親信中，黑驢、買驢和趙世榮被授以中書省平章政事的職務，黑驢和買驢是鐵木迭兒最倚重的亦列失八的兒子。木八剌和張思明（1260—1337年）被任命為中書省右丞和左丞。[166]此外，鐵失（卒於1323年）被任命為御史大夫，通過他，鐵木迭兒可以控制多年操縱在政敵手中的御史台。[167]鐵木迭兒還讓他的幾個兒子擔任了重要職務。[168] 為徹底清除反對者，鐵木迭兒針對他的政敵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多次指出鐵木迭兒貪贓枉法的楊朵兒只、蕭拜住和上都留守賀勝（伯顏，1264—1320年），被用捏造的罪名處死。[169]盡收愛育黎拔力八達的老師李孟的封拜制命，降授為集賢侍講學士。[170]於1319年率領監察御史攻擊鐵木迭兒的趙世延、平章政事王毅、中書省右丞高昉（1264—1328年）、參議中書省事韓若愚（1260—1333年），都被鐵木迭兒誣為有罪，幸由皇帝本人出面干涉才被免予處死。[171]由此，在碩德八剌朝初年，鐵木迭兒的權勢已達到近乎獨裁的地步。 碩德八剌親政 鐵木迭兒的所作所為，年輕的皇帝碩德八剌並沒有坐視不管。皇帝不久就成為與強權的鐵木迭兒鬥爭的儒士效忠的核心。碩德八剌準備推行儒治，因為他與他的父親一樣，都受到過良好的漢學教育。在他成為皇太子之後，朝廷官員不斷向他的父親建議選擇耆儒對他進行教育。[172]碩德八剌的老師有漢儒王集和周應極，有名的畫家、書法家和鑑賞家柯九思（1290—1343年），畏兀兒詩人小雲石海牙。[173]在儒學和佛學的極深影響下，碩德八剌能夠背誦唐詩，並擅長書法。[174] 從即位初年，碩德八剌就顯出了超出他年齡的政治獨立性和決定意志。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於違抗祖母的旨意，拒絕以她的親信取代愛育黎拔力八達朝的大臣。太皇太后確實為他的獨立性而怒氣沖沖，發出過「我不擬養此兒耶」的感嘆。[175]為遏制太皇太后和鐵木迭兒的權力擴張，碩德八剌於1320年夏季任命22歲的拜住（1298—1323年）為左丞相。 這一任命給年輕的皇帝帶來了兩點政治好處。第一，拜住得天獨厚的家族背景有助於他得到蒙古舊貴族的支持。拜住家族在蒙古人中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因為他是成吉思汗的伴當和統帥木華黎（1170—1223年）的後人，是忽必烈時期頗有影響的丞相安童（1245—1293年）的孫子。[176]第二，拜住是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的人。安童曾以反對忽必烈的色目理財之臣和堅持政府的儒治原則而享名天下。[177]拜住本人受到過良好的儒學教育，在1315年就任太常禮儀使後，他與許多儒士建立了密切的關係。[178]這樣，碩德八剌和拜住組成了一個年輕和有力的聯盟，能夠從不同方面限制鐵木迭兒的影響，並且保護儒臣不受鐵木迭兒的迫害。 兩個集團的衝突在碩德八剌即位後僅兩個月就達到了高潮。是時，以碩德八剌之弟兀都思不花取代他做皇帝的陰謀敗露。[179]由於參與謀劃廢立的都是太皇太后的幸臣和鐵木迭兒的親信，皇帝拿不定主意如何處置他們。恰是拜住鼓勵皇帝在太皇太后和鐵木迭兒插手之前採取果斷行動，將其全部處死。但是鐵木迭兒本人未受到處罰，甚至沒收的謀逆者家產還有一部分被賜給了鐵木迭兒。[180] 健康因素亦對年輕的皇帝有利。鐵木迭兒的身體每況愈下，皇帝因此能給拜住更大的權力。鐵木迭兒死於1322年10月，此後一個月太皇太后亦去世，碩德八剌終於得以親政。[181]第二年的前半年，御史台官員指斥鐵木迭兒及其同夥私吞公款和貪贓，全面清算鐵木迭兒於此開始。[182]在宮廷中未受挑戰長達十年以上的這一集團遭到沉重打擊，但是並沒有覆滅。 至治改革 沒有了太皇太后和鐵木迭兒的阻礙，碩德八剌現在完全自主了。鐵木迭兒死後他立即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在1322年12月任命拜住為右丞相。作為碩德八剌朝後期的獨相，拜住起到了宰執、道德啟發者和規勸者的作用。他在政府中任用大批漢人儒臣，其中不少是在鐵木迭兒擅權時去職的人。儒臣的首要人物、前中書省臣張珪，重被任命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並成為拜住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183]在前朝大臣中，吳元珪（1251—1323年）和王約兩人被封為集賢院大學士，韓從益被封為昭文館大學士。這三位年長的學者都被指定參議中書省事。趙居信、擅長寫作的孛術魯翀（1279—1333年）和已經年過七十的吳澄等有名的年長儒者則在翰林院任職。[184]這樣一來，儒臣在碩德八剌的宮廷中得到了極大的尊重並產生了影響。 在拜住和這些儒臣的倡導和輔助下，碩德八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有些不過是再次採用或延伸他父親時的政策。[185]他重采他父親裁減冗官的政策，試圖壓縮官府的規模。他重申他父親的原則，忽必烈朝以後的冗官全部罷除，隨後又罷免了皇太后、皇后屬下機構的大量官員。[186] 1323年2月，他又申命振舉台綱，要求御史台官員糾察官員的各種不法行為。[187] 恰在此時，為了行政合理化和司法公正化，《大元通制》的校定完成。[188]在財政方面，於1323年5月採用了「助役法」以減輕人民的差役負擔。[189]官府規定居民按資產多少各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產補貼應役者。這一制度的目的顯然是減輕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負擔，因為並不要求他們出田助役。[190] 雖然碩德八剌決心繼續他父親的改革，但在情感上他並不成熟，思想上也不能一貫到底，因為到他1323年去世時才只有20歲。雖然他大膽嘗試削減政府開支，他還是喜好浮華和鋪張。最大的鋪張是他對佛寺的施捨。 碩德八剌對佛教的熱情不亞於對儒學的熱情，他有一次甚至問拜住是否能夠依靠佛教來治國。[191]他親自造訪山西的佛教聖山五台山，遣派僧侶去海外取經，並且對繕寫金字經文不斷給予資助。此外，他還下令各州為忽必烈朝的帝師、吐蕃高僧八思巴（1235—1280年）建立帝師殿，規模大於孔子廟。花費最大的工程是在大都西面的壽安山修造的大昭孝寺，用了三年時間，動用了數以萬計的士兵從事工役。碩德八剌對這項工程異常關注，為此有四名上書反對該工程的監察御史被處死或貶出朝廷。[192] 可能是因為碩德八剌篤信佛教，伊斯蘭教在他在位期間頗受歧視。[193]上都的回回寺被毀掉，改建成帝師殿。負責傳授波斯語言的回回國子監被廢罷。[194]回回散居郡縣者，每戶歲輸包銀2兩，而在以前他們是享受免稅待遇的。 南坡之變 不論碩德八剌朝統治的得失，其結束是既突然而又悲慘。1323年9月4日，皇帝一行從上都返回大都，在上都南面30里的南坡駐帳。當天深夜，御史大夫鐵失帶領他管領的阿速衛軍，衝進皇帝的大帳，將碩德八剌和拜住二人殺死。[195]直接參與這次政變的，有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前中書省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鐵木迭兒之子前治書侍御史鎖南、鐵失弟宣徽使鎖南。除了這些高官外，還有五名宗王捲入了此次事變：安西王阿難答的弟弟按梯不花、阿里不哥之孫齊王孛魯、阿難答之子新封安西王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身份不詳）和蒙哥汗後人兀魯思不花。 在刺殺皇帝之後，反叛者迅速趕到大都，控制了政府機構。同時，派遣使者前往漠北去請晉王也孫鐵木兒即位。 反叛者的組成反映了衝突的性質。主要的策劃者鐵失，既是皇親，也是以前鐵木迭兒的親信。他是與皇族保持世婚關係的亦乞列思部人，鐵穆耳汗的女兒益裏海涯之子。[196]更重要的是，他的妹妹速哥八剌（死於1327年）是年輕皇帝碩德八剌的皇后。[197]鐵失本人被鐵穆耳收為養子並成為他的親信。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任宣徽使之後，在碩德八剌朝初年他是朝中最有權勢的大臣之一，以御史大夫兼忠翊衛、阿速衛都指揮使。雖然在清除鐵木迭兒一派時鐵失也涉嫌貪贓，他卻得到皇帝的赦免，顯然是因為他是皇帝的姻親。同鐵失一樣，其他謀反者多數是鐵木迭兒的蒙古和色目同盟者，他們已經被撤職或即將被撤職。在1323年清除鐵木迭兒同党進一步深入時，他們擔心懲罰將落到自己頭上。因此，他們參與密謀，是為了救他們自己。 更有意義的是，在16個知名的反叛者中有5個是宗王。但實際上參與此事的宗王比列出來的人要多得多。在也孫鐵木兒即位後不久，右丞相旭邁傑（死於1325年）告訴他能夠自拔逆黨、盡忠朝廷的「宗戚」，只有買奴一人。[198]諸王與鐵木迭兒的關係，現在尚不清楚。 諸王作為一股勢力有充分理由怨恨碩德八剌。在碩德八剌很短的在位時間中，有兩次因為財政困難取消了諸王的歲賜，這在元朝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舉動。[199]此外，為了增加皇室的權威，碩德八剌似乎比他以前的各位皇帝在封王上控制得更嚴，[200]並試圖對諸王進一步加以約束。[201]他不顧皇室宗親享有的傳統特權而採取這些限制諸王的措施，促成他們參與謀反。 簡而言之，鐵木迭兒一派的殘餘勢力與不滿的蒙古諸王結盟，終於演出了南坡之變。探視其更深的背景，碩德八剌的被殺是兩個政治集團之間衝突的極點，而這種衝突至少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初年就已經開始了。[202]愛育黎拔力八達和碩德八剌在漢化的蒙古大臣和漢人儒臣的支持下，做了多種努力使元廷更加儒化，這意味著加強中央集權和官僚體制。另一方面，以皇太后答己和她的親信鐵木迭兒、鐵失為首的一派似乎不只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鬥爭，他們還在蒙古、色目貴族和官員中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這些貴族和官員對有損於他們世襲政治、經濟特權的改革自然是持反對態度。雖然碩德八剌在答己和鐵木迭兒死後贏得了短暫的勝利，他的進一步行動卻激成反叛，並導致了他自己的悲慘死亡。 也孫鐵木兒汗朝（泰定帝），1323—1328年 碩德八剌的繼承者也孫鐵木兒[203]不僅僅是謀殺碩德八剌的主要受益者，很可能也是密謀的參與者。從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歷史，很容易看出也孫鐵木兒有謀求帝位的野心。如前所述，他的父親真金的長子甘麻剌，在1294年是帝位的強有力的競爭者。1302年，也孫鐵木兒襲封晉王，統領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成為當時真金的孫子中地位最高的人。因此，在1307年他與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一樣具有繼承帝位的資格。在其後幾朝皇帝在位時，也孫鐵木兒憑藉在漠北的廣大封地和強大的軍隊，不僅成為朝廷最為尊崇的宗王中的一個，享受各種優待，還成為不服從朝廷約束的草原諸王的領袖。毫無疑問，對碩德八剌採取的針對諸王的限制措施，他與諸王一樣不滿。 沒有也孫鐵木兒的默許，假如不是積極支持的話，鐵失和其他謀叛者可能不敢貿然行事，這畢竟是蒙古帝國歷史上第一次刺殺皇帝。據稱也孫鐵木兒的王府內史倒剌沙（死於1328年）與謀叛者有密切的聯繫，後者在謀殺發生的前兩天告訴也孫鐵木兒他們準備發難，事成後推立晉王為新皇帝。《元史·泰定帝紀》稱也孫鐵木兒得知這一陰謀後馬上派人去向碩德八剌發出警報，但是在他的使者到達上都之前謀殺事件已經發生了。這段記載，可能是也孫鐵木兒即位後他的手下為洗刷罪名而寫上去的。[204] 1328年從也孫鐵木兒的兒子手中奪走帝位的圖帖睦爾（1328年和1329—1332年在位），指斥也孫鐵木兒與鐵失潛通陰謀，殺死碩德八剌。他的指責，可能不是無稽之談。[205] 清洗 不管與謀叛者的關係如何，也孫鐵木兒在接到謀叛者送來的玉璽後不久，於碩德八剌被刺殺後整一個月的10月4日，在漠北的克魯倫河畔正式即位。他的即位雖然是血腥事變的結果，也孫鐵木兒還是在即位詔書中鄭重宣布自己是真金的長孫，受到漢地和漠北諸王、大臣的擁戴，具有繼承帝位的合法性。[206] 可能是根據原來與謀叛者達成的協議，也孫鐵木兒在即位的當天即以也先帖木兒為中書省右丞相，鐵失為知樞密院事。但是，這一協議並沒有維持多久。一個月後，也孫鐵木兒的手下實際控制了兩都，新皇帝立即在大都和上都對以前的同盟者進行了血腥的清洗。也先帖木兒、鐵失和參與事變的其他官員都被處死，與逆謀有關的五王都被流徙遠方。[207]清洗謀叛者是也孫鐵木兒加強他即位合法性的妙舉。通過這一舉動，他把自己和弒君事件完全劃開，因為這一事件從蒙古人和漢人政治倫理觀點看來都是不可原諒的罪行。出於報復心理，漢人臣僚不斷請求新皇帝清除鐵木迭兒和鐵失的所有同黨及其家庭，[208]但是被也孫鐵木兒拒絕，因為在官場中完全依賴一派並清除其他派別對他並不有利。[209] 宮廷主要官員 觀察也孫鐵木兒本人和他的主要宮廷官員，可以看出在忽必烈朝之後歷朝中，也孫鐵木兒的機構是最「非漢化」的。1293年出生於漠北的也孫鐵木兒，即位時已經是31歲的成年人。他有很深的草原背景，沒受過漢式教育。他的主要官員大多數是從漠北帶來的王府高官，包括相繼為中書右丞相的旭邁傑和塔失帖木兒（約死於1335年），先任中書省平章政事後為御史大夫和中書左丞相的朝廷靈魂性人物倒剌沙及知樞密院事按答出。[210] 倒剌沙是回回人，可能是在他的影響下，回回人在也孫鐵木兒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211]任中書平章政事的有兩個回回人：烏伯都剌（死於1328年），曾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兩次出任同一職務，但都被鐵木迭兒撤職；伯顏察兒，賽典赤伯顏的弟弟。在樞密院中，倒剌沙之兄馬某沙和阿散火者出任知樞密院事。甚至參與謀殺碩德八剌的阿散，亦被任命為御史中丞。在也孫鐵木兒的蒙古和回回大臣中，沒有人對漢文化有很深的了解。 與回回人相反，漢人在政府中所起作用甚小。中書省右丞張珪是前朝留下來的惟一高官和惟一能夠在新朝廷中起重要作用的漢人。但是他的影響顯然有限，因為他的建議經常不被採納。1325年，張珪因年老多病辭去中書省的職務，成為地位崇高但在政治上並不重要的翰林學士承旨。[212]其他的漢人中書省臣，如楊庭玉、許師敬（許衡之子）、史惟良（1273—1347年）和王士熙，官職都不高。[213]這樣，也孫鐵木兒的朝廷明顯不同於以前的朝廷，確立了有漠北草原和伊斯蘭教背景的人占優勢地位的格局。 調和政策 也孫鐵木兒本人及其主要大臣的背景，決定了他不可能繼續進行愛育黎拔力八達和碩德八剌的改革。但是也孫鐵木兒一朝也並不意味著完全回歸傳統的草原帝國制度。作為中原王朝的皇帝，也孫鐵木兒不能使歷史時鐘倒轉。作為通過陰謀和暴力奪得皇位的統治者，他需要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因此，也孫鐵木兒的朝政的主調是調和，以贏得所有關鍵性政治集團和宗教集團的支持。為取得官府機構的支持，也孫鐵木兒對受到鐵木迭兒不公正待遇的官員做了慰撫。被枉殺的官員楊朵兒只、蕭拜住和賀勝都被恢復了名譽。被流徙的御史李謙亨、成珪和被撤職的中書省臣王毅、高昉，都在也孫鐵木兒即位後幾個月被召回和重新任職。[214]為補償拜住的被殺，他的兒子答兒麻失里被任命為宗仁衛親軍都指揮使，該衛原來就是由拜住管領的。[215] 為強化他作為全體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和遏止諸王的反抗，也孫鐵木兒做出了極大努力以贏得皇室各系諸王的讚譽。他對答剌麻八剌的後人最為關照，因為帝位是從他們手中奪去的。海山的兩個兒子圖帖睦爾和阿木哥，前者被碩德八剌放逐到海南島，後者被放逐到山西大同；1324年，也孫鐵木兒下令將他們召回。圖帖睦爾的哥哥和世瓊亦於1327年遣使來貢，他已在起兵反對愛育黎拔力八達失敗後逃到察合台汗國境內。[216]察合台汗怯別（1320—1327年在位）、燕只吉台（1327—1330年在位）、伊利汗不賽因（1317—1335年在位）以及欽察汗月即伯（1312—1341年在位）與元廷的通貢確實比以前頻繁得多。[217]為進一步鞏固皇室成員的支持，也孫鐵木兒新封了24個王，而碩德八剌在位期間只封了7個王。[218]也孫鐵木兒也推翻過去降低軍事結構封建色彩的趨向而指派宗王統軍出鎮漢地和草原。[219] 碩德八剌停發或削減的歲賜和特殊賞賜都被恢復。事實上皇帝對諸王相當寬容，甚至對他們中的部分人所犯罪行亦不做懲處。成吉思汗幼弟鐵木哥斡赤斤的後人遼王脫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脫脫誅殺本族人上百人，儘管御史台多次揭發其惡行，但皇帝卻未對他採取任何行動。[220]為贏得諸王的支持，也孫鐵木兒不僅與愛育黎拔力八達和碩德八剌削弱諸王世襲封建特權的政策背道而馳，還放鬆了對他們的控制。 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也孫鐵木兒也想贏得最廣泛的支持。作為中原的皇帝，也孫鐵木兒適當地顯示出了對儒家傳統的尊重。他在即位後不久就派遣官員前往曲阜聖人的出生地祭奠。他還否決了廢止科舉考試和將太廟的一歲四祭改為一歲一祭的動議。[221]最有意義和最令人吃驚的是也孫鐵木兒恢復了經筵制度。 經筵是儒家的傳統制度，即著名學者向皇帝講解經典要義及其與日常事務關係的皇室諮詢活動。雖然忽必烈朝之後經筵曾非正式的舉行過多次，但經筵制度在元朝還沒有正式恢復。由於也孫鐵木兒不懂漢語，在1324年恢復經筵後通過翻譯向皇帝講解經典。講解者有著名的漢人學者王結（1275—1336年）、趙簡、吳澄、虞集（1272—1348年）、曹元用（卒於1329年）、鄧文原（1259—1328年）、張起岩（1285—1352年），還有畏兀兒翻譯家忽都魯都兒迷失和蒙古著名作曲家阿魯威。 最初講解的是已經翻譯過的經典，但是另有幾部著作亦為經筵而組織了翻譯。[222]經筵的實際作用可能不過是使蒙古君主熟悉漢人的政治觀點和歷朝歷史。經筵對朝廷的實際政治傾向顯然影響很小，最早建議實行經筵制度的斡林學士趙簡在1327年曾懊喪地表示，沒有任何一個政策源自經筵。[223] 也孫鐵木兒不能只尊崇儒教。作為一個典型的蒙古統治者，他亦尊崇伊斯蘭教，並特別尊崇佛教。顯然是在朝廷中的回回大臣的影響下，也孫鐵木兒對伊斯蘭教頗為呵護，於1324年撥款在上都和山西大同建造了禮拜寺。[224]同一年，下詔免除了伊斯蘭教士（答失蠻）和基督教士（也里可溫）的差役。[225]回回商人尤其得到了官府的好處。雖然累朝拖欠斡脫（回回官商）的債務已於1324年取消，但是元廷在當年付給斡脫的錢超過40萬錠，在此後的三年中，又付出10. 2萬錠，以解決歷朝售寶未付鈔問題。[226] 也孫鐵木兒對儒教和伊斯蘭教的尊崇，都是出於政治目的；他對佛教的尊崇，則出自他個人的信仰。他對佛教的捐贈與碩德八剌一樣多。除了花費巨金建造寺院、佛塔和作佛事外[227]，也孫鐵木兒還不斷請帝師公哥列思巴為他及他的家庭做佛事。帝師在元廷享有的待遇如此之高，以致他的弟弟瑣南藏卜在1326年被賜封白蘭王並與公主成婚；當帝師抵達都城時，中書省官員都要奉命出城遠迎。[228]不僅帝師的家庭成員得到極大尊崇，許多喇嘛亦得到封號並被賜予金、玉印章。[229]也孫鐵木兒確實是皇室尊崇所有宗教的蒙古傳統政策的維護者，但是要做到這一點，當然要很大的財政支出和其他花費。 圖帖睦爾朝（文宗），1328—1332年 帝位爭奪戰 1328年8月15日，也孫鐵木兒死於上都，終年35歲。他的去世立即引發了元朝歷史上最血腥和破壞性最大的帝位之爭，爭奪的結果是帝系重新回到了海山後人手中，並一直延續到元朝滅亡。[230]也孫鐵木兒死後，四年前被封為皇太子的他的幼子阿剌吉八（卒於1328年，亦被稱為天順帝）於10月在上都即皇帝位，擁立他的有中書右丞相倒剌沙、遼王脫脫和也孫鐵木兒的侄子、不久前被封為梁王的王禪。 與此同時，大都宮廷中已經發生政變，目的是重使海山汗的兒子成為正統的皇位繼承人。[231] 自愛育黎拔力八達在1316年以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長子和世為皇太子後，試圖恢復海山兒子帝位繼承權的努力即成為一股政治暗流。也孫鐵木兒之死不過是為這股暗流的表面化提供了機會。 捲入帝位爭奪的有三位關鍵性人物。雖然和世和他的弟弟圖帖睦爾是帝位的競爭者，但推動帝位爭奪的實際上是海山的舊侍從燕鐵木兒。和世與圖帖睦爾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曾受到政治迫害。和世於1316年被封為周王，被派往遠離都城的雲南，以給冊封碩德八剌為皇太子掃清障礙。為表示抗議，和世在陝西舉兵，但很快失敗，在此後的12年中，他成為一名政治流亡者，在察合台諸汗的庇護下，居於中亞的塔爾巴哈台地區。[232]1321年，碩德八剌將圖帖睦爾放逐到熱帶的海南島。三年之後，也孫鐵木兒將圖帖睦爾召回，封為懷王，不久又送往建康（南京）和江陵（湖北）。[233]作為前大汗的兒子，和世兄弟在諸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經過各種政治變遷存留下來的一些原海山汗的追隨者，依然效忠於海山汗的後人。但海山後人的重登帝位，靠的主要是燕鐵木兒的政治才能和軍事實力。 燕鐵木兒出身於一個在對抗乃顏（卒於1287年）、海都和篤哇諸叛王戰爭中功名顯赫的欽察家族。[234]燕鐵木兒的父親床兀兒（1260—1322年）和他本人都是海山征討叛王時的統帥和海山即位的擁立者，海山在位時該家族的地位達到了頂點。但是，在其後的兩朝皇帝在位時，此家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也孫鐵木兒去世時.燕鐵木兒出任級別不高但主掌要務的樞密院僉院一職。可能是出於對海山家族的效忠，加上恢複本家族崇高地位的個人心愿，使燕鐵木兒起而反對也孫鐵木兒的後人繼位。 並不是所有參加兵變的入都像燕鐵木兒一樣與海山家族有密切的關係，參加者亦不都以海山的後人即位為主要目的。有些人要追究碩德八剌被殺的罪責[235]，還有些人則是因為不喜歡或懼怕倒剌沙、脫脫和王禪而參加兵變。[236]因此，帝位爭奪的最初階段是試圖使答剌麻八剌的後人即位。因為當時已沒有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後人在世，所以擁戴海山的兒子即位成為爭位的口號。[237] 1328年深秋也孫鐵木兒患病，燕鐵木兒立即著手組織兵變，他計劃在兩都同時動手。燕鐵木兒雖然職務不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離開大都後掌管著留在都城的衛軍，因為按照元朝的制度，樞密院和中書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隨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時留守京城的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238]的協助下，燕鐵木兒於9月8日清晨成功地衝進宮中俘虜了烏伯都剌和在大都的其他大臣。但是，燕鐵木兒在上都的18名同謀被發現和處死。這樣，對立的兩派各控制了一個都城。 在控制大都之後，燕鐵木兒馬上組織了一個臨時政府並遣人報告在江陵的圖帖睦爾和在河南的蔑兒乞部人伯顏。[239]伯顏是帝位爭奪中的又一個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討諸王叛亂時是其手下的一個低級幕僚。[240]伯顏當時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能夠控制這個具有戰略要地地位的行省，調集所需軍隊和物資，並親自護送圖帖睦爾抵達大都。10 月16日，圖帖睦爾在大都即位，並宣布當他的兄長和世從中亞返回後即讓出帝位。 在隨後爆發的衝突中，上都派的理由似乎更為充分，因為他們支持的是前皇帝指定的繼承人。但是，這種道義上的說法是遠遠不夠的。在忽必烈朝之後的帝位爭奪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爭位者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正統因素。 相反，大都派在地理和經濟方面占有明顯的優勢。大都派可以從中書省直轄地區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廣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而上都派只能得到嶺北、遼陽、陝西、四川和雲南行省的支持，這些行省或是經濟貧困地區，或是邊遠地區。[241]同樣重要的是，在上都派中，沒有人能像燕鐵木兒一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並極具政治頭腦和軍事才能。 最初是上都派占上風，他們攻破長城的幾個關口，向大都逼近。但是，燕鐵木兒親自率軍往來作戰，很快使形勢轉而對大都派有利。對上都派的致命打擊是來自東北和東蒙古的突襲。可能是在燕鐵木兒的叔父、東路蒙古軍都元帥不花帖木兒的影響下，許多東路蒙古諸王支持大都派。他們的軍隊在不花帖木兒和齊王月魯帖木兒（成吉思汗幼弟的後人）率領下，在11月14日包圍了上都，而此時上都派的絕大多數軍隊仍在長城一線作戰。驚慌失措的上都宮廷被迫在第二天出降。倒剌沙和絕大多數上都派的首要人物被拘捕，隨即被處死；年輕的皇帝阿剌吉八則被報失蹤。[242]上都的投降，掃清了海山後人繼承帝位的障礙。 上都的投降並不意味著大都派取得了全面勝利。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戰鬥還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1328年12月，在陝西的上都派還沒有放下武器，[243]而四川的上都派到第二年5月才投降。[244]在當地部族的支持下，以王禪以前的追隨者宗王禿堅為首的雲南上都派頑強戰鬥，堅持了四年之久，到1332年3月才放棄了他們的努力。[245]也就是說，帝位爭奪戰及其引起的連鎖戰爭，使圖帖睦爾朝成了一個戰爭年代。 王忽察都弒君 與上都派的戰爭只是帝位爭奪的一部分。在這次帝位爭奪中最具戲劇性和悲劇性特色的是海山兩個兒子之間的鬥爭。不管是圖帖睦爾還是燕鐵木兒，都不準備將帝位交給和世，因為他離都城太遠，在皇位爭奪戰中沒起任何作用；儘管如此，和世畢竟是海山的長子和正統繼承人，要以他的名義來爭奪帝位，他們不得不顯示出對他的尊崇。因此，在攻占上都之後，大都宮廷立即派人向和世報告，敦請他前來大都即位。在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陪同下，和世從河中地區啟程前往漢地，並於1329年2 月27日在哈剌和林之北即位；和世以圖帖睦爾為皇太子，這完全是按照他們的父親與叔父的舊例行事。他被圖帖睦爾及燕鐵木兒貌似真誠的政治姿態所惑，指定自己的追隨者出任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台的要職，這無異破壞了圖帖睦爾和燕鐵木兒在漢地精心締造的政治權利。但是，這不過是加強了燕鐵木兒除掉他的決心。[246] 兩個皇家兄弟於8月26日在海山時建為中都的王忽察都會面，重聚似乎瀰漫著歡樂氣氛。但是，四天之後，和世突然死亡。9月8日，圖帖睦爾在上都再次即位。和世之死顯然是燕鐵木兒主謀的結果，可能是與圖帖睦爾合謀。《元史·明宗紀》記載和世之死為「暴卒」。[247]私人撰史者權衡則明確指出和世是被毒死的，而燕鐵木兒就是謀殺者。[248] 1340年，和世之子妥歡貼睦爾（順帝，1333—1370年在位）指責圖帖睦爾害死了他父親，作為報復手段，下令將圖帖睦爾的牌位從太廟中撤去。[249] 和世沒有像他父親在20年前所做的那樣以「草原爭位者」身份奪得帝位，被一些歷史學家視為元代政治中草原邊疆因素終結和元朝對蒙古帝國勝利的標誌。[250]在1303年蒙古人重構和平和海山朝在漠北建立嶺北行省之後，草原地區諸王的重要性似乎是降低了。但是，這一事實並未阻礙也孫鐵木兒作為「草原爭位者」與碩德八剌朝內的謀反者密切合作，於1323年奪得了帝位。 更重要的是和世與他的父親在都城官員的支持和軍事力量方面有極大的不同。作為草原諸軍的最高統帥，海山一直是元朝統治機器中的一分子並且與宮廷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因此在帝位繼承危機爆發時，以哈剌哈孫為首的京城官員都認為海山是合適的帝位繼承人；雖然愛育黎拔力八達先控制了宮廷，但他也只敢攝政，而不敢自己即位。 相反，和世是居於遙遠的中亞12年的政治流亡者。當弒君事件發生時，圖帖睦爾和燕鐵木兒已經在漢地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統治機器，而和世則是個完全的局外人。此外，海山作為全國最強大的軍隊的最高統帥，在即位時帶來了3萬人的軍隊；而和世帶到王忽察都的只有1800名衛士，在軍事實力上不可能超過他的弟弟。[251]因此，和世未能抓住帝位，主要是因為他個人的問題，由於他是一個政治流亡者並缺乏政治和軍事的支持，而不是因為草原地區在元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 研究能夠使海山的後人在1328—1329年即位的力量，可以看出推動1328年事變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與帝位繼承有利害關係的個人和集團的多股力量纏結在了一起。[252]這包括了希望恢復海山帝系的人，試圖掌握權力的色目人，尤其是官僚中的突厥人，還有試圖擴大自己在官僚體系中影響的儒臣。 我們不應過分強調這次皇位更迭的種族意義和思想意義。馮承鈞（1885—1946年）發展了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統的欽察人、阿速人與當權的回回人、蒙古人的鬥爭的論點。[253]雖然上都派和大都派的為首者分別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兩派中，蒙古諸王和官員都與回回人、突厥人同伴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 儒臣與大都派的關係似乎也很微妙。[254]大都派的首腦人物肯定沒有儒者傾向，而且除了汪古部人趙世延外，沒有任何著名儒臣曾積極參與。因此，在這次帝位更迭中，無論是種族還是思想，都不是重要的因素。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恢復海山帝系的想法把被也孫鐵木兒疏遠的諸王和官員組合在了一起，他們為實現集團利益和個人野心而有效地將這一想法變成了一個激勵人心的口號。 燕鐵木兒與伯顏的專權 圖帖睦爾在位的四年被蔑兒乞部人伯顏，尤其是燕鐵木兒所左右。作為爭奪帝位的主要功臣，燕鐵木兒和伯顏得到了蒙古歷史上帝國前所未有的權力和榮譽。燕鐵木兒被封為太平王，賜予蒙古人的榮譽稱號答剌罕和漢人的最高勛號太師。[255]他被任命為中書省右丞相併且在圖帖睦爾在位的絕大多數時間中居獨相地位，還兼任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提調宮相府事、奎章閣大學士等職。這樣，燕鐵木兒囊括了政府的政治、軍事、監察和文化事業的所有權力。 為保住他的權力，燕鐵木兒在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6個衛軍機構，其中3個是由他同族的欽察士兵組成的。在他的家庭上也顯示出了特殊地位，燕鐵木兒被允許以也孫鐵木兒的一個后妃及宗室婦女40人為妻。燕鐵木兒的親屬亦分享了他的權力，他的叔父不花帖木兒，弟弟撒敦和答鄰答里，撒敦子唐其勢（死於1335年），都被委以要職。燕鐵木兒的四個姐妹中，有三個與皇室成員成婚。 蔑兒乞部人伯顏的權力和榮譽僅次於燕鐵木兒。[256]他是燕鐵木兒之外惟一兼任三職以上的人，給他的封號有太尉、太保和太傅，任御史大夫、中書省左丞相，並長期任知樞密院事，此外還有許多兼職。與燕鐵木兒相同，伯顏直接控制著忠翊衛和宣毅萬戶兩個衛軍機構，並被封為浚寧王。對他最高的榮譽是將忽必烈的曾孫女許配給他為妻。與燕鐵木兒一樣，伯顏的親屬也分享了他的權力。 儘管有很大的權力，伯顏似乎滿足於充當燕鐵木兒之下的副手。可能是基於過去在海山手下參加平叛戰爭時的同伴關係和在帝位爭奪中建立的關係，兩人之間顯然有一個妥協辦法。他們二人顯然代表了蒙元歷史上權臣的一種新模式，與過去的八鄰部人伯顏及玉昔帖木兒、哈剌哈孫或鐵木迭兒都不同。雖然八鄰部人伯顏和玉昔帖木兒、哈剌哈孫都在皇帝即位時起過重要作用，但在皇帝即位後，他們作為皇帝手下的蒙古那顏，都表示出恭順和效忠。鐵木迭兒確實專權，但這是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之下，沒有他自己的獨立權力基礎。相反，燕鐵木兒和伯顏不僅是名副其實的帝王廢立操縱者，他們還在官僚體系和軍事體系上構建了自己的權力。圖帖睦爾在位期間處於二人陰影之下，他自始至終充任的角色不過是名義上的皇帝和正統的標誌，以及官職和爵號的分發者。 政治發展和財政政策 打著恢復海山帝系旗號並通過兵變掌握權力之後，圖帖睦爾政權對其政敵進行了血腥的清洗，並採取措施為奪取帝位製造合理性。在1328年11月上都投降之後，對也孫鐵木兒後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既徹底又殘忍。不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處死或放逐，他們的財產亦都被沒收。[257]宮廷中瀰漫著極強的報復氣氛，甚至有人建議把所有隨同也孫鐵木兒巡幸上都的官員全部處死。[258] 此外，為使也孫鐵木兒稱帝不具合法性，圖帖睦爾不僅不給他諡號，還將其父親甘麻剌的牌位從太廟中移出並毀掉。清洗還延及和世的追隨者。和世被殺後留下來的三個主要支持者，在1330年或被處死，或從官場上消失。[259] 恢復名譽的有海山朝的宣徽院使伯答沙（死於1332年）和知樞密院事也兒吉尼，他們被授予太傅和太尉的爵號。[260]被愛育黎拔力八達處死和定上惡名的海山朝的尚書省丞相三寶奴和脫脫都被恢復了名譽，並將沒收的家財給還其家。除了海山的舊隨從外，對帝系回歸有功的人都被委以要職。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也孫鐵木兒的下屬機構中回回人占明顯優勢，在圖帖睦爾的中央機構中，沒有一個回回人任要職，只有少數的幾個回回人在行省機構任職，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為沉重的打擊。[261] 同樣重要的是，漢人儒官和他們的漢化色目同僚，亦未能在政府中造成更大的影響。只有幾個漢人或色目儒官出任中書省平章政事，敬儼和王毅任平章政事分別為一個月及八個月，這是漢人官員可能得到的最高官職[262]；汪古部人趙世延任平章政事一年，但是此時他已年老並且迎合燕鐵木兒；1330年，在御史台的彈劾下，趙世延從中書省致仕。[263] 由於圖帖睦爾的即位很明顯是不合法的，為爭取貴族和官僚的支持，慷慨的封贈和巨額的賞賜對他來說比以前任何一朝都更為重要。圖帖睦爾在位四年中，封了24個王，其中9個是一字王。在這9個一字王里，甚至有7人不是忽必烈的後人。[264]不僅在1329年恢復了歲賜，上都派被沒收的財產亦全部分賜給在帝位爭奪中有功的宗王和大臣；估計被易手的有125份私人財產。[265] 爭取蒙古各汗國承認的活動亦加緊進行。1329年，顯然是在和世被謀殺後，木華黎的後人乃蠻台（死於1348年）被派往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汗廷，送去的禮品是窩闊台汗在一個世紀前鑄造的「皇兄之寶」印章；燕只吉台是和世爭位的主要支持者，此舉顯然是要平息他對和世被殺的憤怒。[266]第二年，推動了更廣泛的外交攻勢，三個宗王奉命出使察合台、欽察和伊利汗國。西方三個汗國對這一姿態表示讚賞。在其後三年中，欽察汗國兩次派貢使前往圖帖睦爾的宮廷，察合台汗國派貢使四次，伊利汗國派出的貢使則達八次之多。[267]這樣，圖帖睦爾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建了宗主權，並且與西方三個汗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因此很難把1328年的帝位更迭視為元朝與更廣泛的蒙古世界關係的轉折點。[268] 儘管有這些努力，在貴族和官僚中還是有對圖帖睦爾的非法即位的不滿，這成為政治不安定的一個重要根源。圖帖睦爾在位期間，至少發生了八次謀反事件，捲入事件的有好幾個宗王和不少政府高官。[269]在這些謀反事件中，只有1330年以知樞密院事闊徹伯為首的謀反，是以和世的太子為名義。[270]其他謀反的起因不詳，但是這些謀反顯然反映了在統治階層中對圖帖睦爾即位的不滿。 頻繁的自然災害和少數民族起義，加劇了政治的不安定。腹里和陝西、河南、湖廣、江浙行省都被嚴重和頻繁的旱災和水災所擾，上百萬人流離失所。[271]如此廣泛的災害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損害。江南頻繁的少數民族起義，尤其是西南的少數民族起義，亦與政府有關。 在也孫鐵木兒朝以前，漢地民眾起義較少，因為忽必烈滅亡宋朝後成功地鎮壓了各地的起義。但是，元朝統治首先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始動搖，有關民眾起義的一篇論文指出：在1295年至1332年之間，在漢地只爆發了24次起義，而在少數民族地區爆發了131次起義。[272]在這131次起義中，發生在也孫鐵木兒朝的有65次，發生在圖帖睦爾朝的有21次。在兩朝內發生的86次起義，有50次以上發生在湖廣，28次發生在雲南。有些起義規模很大，鎮壓它們需要政府花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如此多的少數民族起義不能只簡單地解釋為這兩朝政府的無能，還有這些少數民族對元廷的剝削和壓迫的積怨。在這兩朝發生的如此多的少數民族起義，加重了元廷的財政困難，亦反映了元廷對這些邊疆地區控制的逐步削弱，並且是其後妥歡貼睦爾朝漢地爆發大規模起義的預示。 雖然政府與前朝一樣有沉重的財政壓力，但是沒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除了造成財政緊張的傳統原因外，與上都派的戰爭，鎮壓少數民族起義，對災民的賑濟，都需要增加開支，並成為圖帖睦爾朝沉重的經濟負擔。正如一位監察御史所言，僅1328年對抗上都的戰爭，花費就超過了政府歲入數倍。[273]征討雲南的上都派，1330年一年的花費就至少有紙鈔63萬錠。[274]1329年政府用於賑災的紙鈔是134. 96萬錠，糧食25. 17萬石。[275]由於這些花費和其他開銷，政府在1330年的經費缺239萬錠。[276] 政府並沒有嘗試用任何激烈的手段來增加收人。為增加收入而採取的惟一措施是繼續實行也孫鐵木兒的賣官政策。[277]政府試圖削減歲賜、做佛事和宮廷的花費。如諸王、百官的參加即位朝會賞賜，按海山所定製，凡金銀五鋌以上的只給2/3。[278]上都每年做佛事165所，在1330年亦減為104所。[279]同一年裁省衛士和宮廷服侍人員，裁掉的衛士、鷹坊、內饗及其他人員超過了1萬人。[280]通過這些手段及其他措施，政府將財政赤字保持在可控制的指數之內。與此同時，政府通過海運從長江流域運來了充足的糧食，運到大都的糧食在1330年達到了3340306石的最高水平。[281]可控制的財政赤字和大量的糧食儲備，使政府不用靠印發紙鈔來解決財政問題。這是使日用品價格仍保持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水平的部分原因。[282] 贊助中國藝文 由於實際權力大多數掌握在燕鐵木兒和伯顏手中，圖帖睦爾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營造宮廷的漢化即儒化氛圍。他為此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為了提高自己在漢人臣民中的威信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出於自己的愛好。[283]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圖帖睦爾可能是最博學和最多才多藝的人，他很早就顯示出了廣博的知識和藝術愛好，在1325年至1328年任懷王時，身邊就有很多著名的漢人文學家和藝術家。[284]圖帖睦爾據說有極好的漢文和歷史知識，在詩歌、書法和繪畫等方面都頗有造詣。作為中國繪畫和書法的收藏家和鑑賞家，圖帖睦爾完全可以與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1208年在位）媲美。甚至有人說他將徽宗作為自己的樣板。 作為一個有修養的中國皇帝，圖帖睦爾採取了許多尊崇儒教和倡導漢文化價值的措施。例如，1329年圖帖睦爾派遣官員前往曲阜代祀孔子[285]，第二年又加封儒學先賢封號。[286] 1330年，皇帝本人親自參加祭天的郊祀，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參加此項中原王朝傳統的重要祭祀。[287]為發揚儒家道德，宮廷每年都表彰許多孝子與節婦。[288] 為阻止漢人追隨蒙古人和非儒家習俗，1330年下詔：「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第二年，又下令漢人和南人嚴禁實行收繼婚制。[289]同時，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漢人的習俗，蒙古和色目官員在1329年准許按漢人習俗為父母守喪三年。這是對前一年也孫鐵木兒頒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優者除名的規定的否定。這一否定在五年後由妥歡貼睦爾重申，並將漢人的行喪習俗推廣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實行。[290] 圖帖睦爾倡導漢學最具體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閣學士院。[291]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閣學士院，為其設定的職能就是「進經史之書，考帝王之治」[292]。其職能包括向皇帝進講儒家經典和漢文史籍，教育貴族子孫和年輕怯薛成員，收集、校正和編輯書籍，對皇室所藏繪畫和書法作品進行鑑定和分類。先後在學士院任職的113名官員中，有許多著名的漢族士人，包括學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1348年）、許有壬（1287—1364年）、揭傒斯（1274—1344年）、宋本（1281—1334年）、歐陽玄（1283—1357年）、蘇天爵（1294—1352年）和柯九思。[293]此外，還有當時最傑出的漢化蒙古和色目學者：畏兀兒翻譯家忽都魯都兒迷失，汪古學者兼政治家趙世延，克烈部詩人阿榮（死於1335年），著名康里書法家巙巙（1295—1345年），康里理學家鐵木兒塔識（1302—1347年），年輕的伯牙烏部進士、才華橫溢的蒙古士人泰不華（1304—1352年）。上列諸人無疑是各族學者和藝術精華的代表，在元代各個機構中各族學者任職可說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個政府機構中集中如此多的幹才，從事各種文學、藝術和教育活動，這不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可與唐玄宗時的集賢院相媲美。奎章閣學士院的各種活動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它們通過給予他的朝廷一個「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的方式來改變皇帝的形象。[294]由官方推動的藝術和文學修養，也可說是皇帝本人愛好的延伸。圖帖睦爾有很多閒暇時間，他把這些時間都用在奎章閣臨池賞畫。奎章閣學士院的核心人物虞集和畫家柯九思，得到了圖帖睦爾的厚愛。虞集起草詔旨為皇帝的正統辯解，並且著文寫詩歌頌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實學為皇帝效力；柯九思則以鑑賞書畫取悅皇帝。[295] 奎章閣學士院確實編輯和出版了一些著作。[296]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圖帖睦爾朝的標誌是編輯了大部頭的政書《經世大典》。[297]按照唐、宋的《會要》體將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資料和法律規定編輯於本書中，其目的就是強調元代的統治與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統治一樣完美。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名義上是由燕鐵木兒監修，但主要負責此事的是虞集。該書的編輯始於1330年5月，用了13個月時間全部完成，共計800卷，分為10編。前4編為君事，為編輯這4編，以前禁止漢人接觸的許多蒙文資料被翻譯成了漢文。另6編為臣事，按照儒家經典《周禮》和《會要》的體例編排。由於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官方資料，《經世大典》不但是圖帖睦爾的驕人成就，對後來的歷史學家也頗有益處。它為明朝初年編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資料。雖然該書在1509年至1605年間散佚，但許多部分收入明朝類書《永樂大典》。[298]這些保留下來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儘管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奎章閣學士院卻未使元政府更為儒化。由於官僚體系操縱在燕鐵木兒和伯顏手中，他們並不贊成皇帝的漢化傾向，所以奎章閣學士院的影響只是局限在宮廷內部。可能是因為奎章閣的儒化含義並得到皇帝的過度關照，其官員不斷受到御史台的彈劾。因此，迫於形勢，奎章閣的主要官員在1330年集體辭職。[299]虞集便認為他對政府的政策毫無影響。[300]最後，燕鐵木兒在1332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閣；僅6個月後，圖帖睦爾即去世了。燕鐵木兒控制奎章閣是為了限制它的成員接近皇帝。[301]圖帖睦爾去世後不久，奎章閣學士院即被撤銷。雖然奎章閣學士院確實幫助圖帖睦爾增加了宮廷的儒化表象，但是總的說來，它對政府的影響很有限。 調解繼承關係的失敗 在其短促在位期間，圖帖睦爾一直被他不合法的帝位繼承問題和他自己的繼承人問題所困擾。他和正後卜答失里（約死於1340年）原本企圖傳位於長子阿剌忒納答剌。阿剌忒納答剌於1330年3月被封為燕王，這個王號原來只有真金得到過；1331年1月，阿剌忒納答剌被冊立為皇太子。[302]此時，為確保阿剌忒納答剌平穩即位已採取了一些措施：和世的正後八不沙被謀殺，妥歡貼睦爾在1330年5月被流徙到高麗。[303]但是這些措施沒有起作用，因為阿剌忒納答剌在被封為皇太子後大約一個月即死去。[304] 兒子的去世完全打亂了圖帖睦爾的繼承人計劃。此外，他似乎亦懼怕因謀殺兄長而得到報應。因此，他請求燕鐵木兒照顧他的二兒子古納答剌，並將古納答剌的名字改為燕帖古思，意為「融洽」[305]。1332年9月2日圖帖睦爾去世，終年28歲，繼承人問題此時還懸而未決。 據說圖帖睦爾在臨終前對謀殺兄長的行為表示悔恨，表示願意將帝位傳給和世的長子妥歡貼睦爾，而不是傳給自己的兒子燕帖古思。[306]燕鐵木兒完全明白自己在和世之死中的作用，他立即感到恐慌，因為和世任何一子的即位都會對他不利，所以力主燕帖古思即位。[307] 卜答失里皇后可能與圖帖睦爾一樣懼怕報應，否定了燕鐵木兒的建議，和世的二兒子、年僅6歲的懿璘質班（寧宗）被選定為繼承人，並於1332年10月13日在大都即位。沒想到年幼的皇帝在即位後僅53天即死去。[308] 懿璘質班之死標誌著元中期的結束，並為他哥哥妥歡貼睦爾35年的統治鋪平了道路。 時代的回顧 這一章說明了元中期的統治者未能善用天下太平的時機而在忽必烈留下的基礎之上創造更多建設性變化。在元中期的絕大多數時間裡，國家很少受到外來戰爭、征服戰爭和民眾起義的干擾，因為元中期諸帝從忽必烈手中繼承的是一個強大、和平的帝國，而他們又放棄了擴張政策。此外，他們成功地重建了蒙古人世界的和平，並且還保持對各蒙古汗國的宗主地位。但是，他們沒能鞏固他們的成果，這主要是因為在統治階級內部經常發生爭鬥。 激烈的帝位之爭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殘酷而易變。在39年中，有9個皇帝即位，平均在位時間只有4. 3年。9個皇帝中的6個是在激烈爭吵或武裝衝突後登基的；9個皇帝中有兩位被殺，還有一位在被推翻後失蹤。[309]不僅皇帝成為爭鬥的犧牲品，政府的高官顯貴亦經常大幅度更換，因為一次帝位爭奪之後總是伴隨著血腥的清洗。由於帝位的競爭者有人是漢地背景，有人是草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經常搖擺。 雖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競爭者沒有漢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顯然不可能成功地奪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帶來朝廷政策的大幅度變化，甚至影響朝廷的文化走向。由於帝國是成吉思汗子孫的共同財產的蒙古人觀念與漢人的君主專制觀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與漢地間的緊張關係及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後忽必烈時期的帝位爭奪。 元中期權臣的興起在蒙元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忽必烈加強中央集權和建立官僚體制政策的結果。這一政策雖然遠未達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削弱諸王權力後得到更多權力，而諸王原來在某種程度上分享著皇帝的權力。頻繁的帝位爭奪削弱了皇權，對希望奪得帝位的人來說，官僚的支持亦遠比依靠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權力因此而更加膨脹。結果不僅是更多的權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腦手中，權臣與君主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八鄰部人伯顏、玉昔帖木兒和哈剌哈孫都在皇帝即位時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們還是屬於舊蒙古那顏一類，在新皇帝即位後，他們都表示出絕對恭順和效忠。鐵木迭兒是一個過渡型的例子。雖然沒有堅實的獨立權力基礎，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后答己的支持，鐵木迭兒還是能夠蔑視愛育黎拔力八達和碩德八剌的權威，並且在碩德八剌朝初年，對他的對手實行恐怖統治。燕鐵木兒和蔑兒乞部人伯顏是強臣專權的代表。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帝王廢立操縱者，他們還從各方面控制著政府的活動。權臣的興起，削弱了皇帝的權威及群臣對他的效忠。 派系之爭是帝位繼承危機和強臣興起的必然產物。為了支持或反對強臣，亦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並且經常與諸王集團聯盟。 除權力之爭外，派系之爭有時亦有思想體系的糾纏。為控制國家的發展方向經常爆發爭鬥，也就是說到底是繼續漢化和加強中央集權，還是繼續維持國家的蒙古特徵及保證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產封建特權。 派系之爭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體系的糾纏，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鐵木迭兒派與其儒臣反對派的長期和激烈的爭鬥中顯示得最為清楚。鐵木迭兒派堅持維持現狀，強烈反對他們的儒臣政敵支持皇帝採取的各種政策。這種衝突導致了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後期政府的癱瘓和碩德八剌的被殺。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舊蒙古貴族顯然占了上風，儒臣的聲勢被壓了下去。同樣，在圖帖睦爾朝，燕鐵木兒和伯顏控制了朝廷。雖然諸王和高官不斷圖謀反對他們或是反對皇帝，但這些圖謀都沒有成功。雖然皇帝信任儒臣，但儒臣無法影響朝廷的政策，因為燕鐵木兒和伯顏緊緊控制著朝廷。 帝位繼承危機的不斷出現，權臣和官僚派系的興起，加劇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亂和政策搖擺，並且削弱了元朝政府。政府亦被不斷膨脹但效率急劇下降的官僚隊伍、財政緊缺和通貨膨脹等問題所擾。政府還面臨著軍隊衰弱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通常出現在王朝衰弱時期，但事實上元朝是一個征服王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勢毫無疑問使這些問題越來越嚴重。 元中期的政府確實有一些變化。它通過實行漢法的深化改革，特別是在愛育黎拔力八達、碩德八剌和圖帖睦爾朝，使蒙古人的國家在漢地的根基扎得更深。愛育黎拔力八達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為使官僚體系更加儒化，他恢復了科舉考試制度，為使政府部門有效運轉和公平審案而編纂了新的法典，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漢人歷史經驗和治國理論推動了漢文著作的蒙文翻譯。為加強中央集權，朝廷採取了削弱貴族權力的措施。碩德八剌繼續推行並擴大了他父親的改革。圖帖睦爾在倡導儒家價值和保護漢地藝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孫鐵木兒朝，他們兩人的草原背景最強，也沒有完全回歸蒙古草原傳統。 但是這些變化並沒有推動元朝國家性格的基本轉化。甚至推行改革的皇帝亦沒有多做使國家性質發生變化的事情，因為他們懼怕徹底背離祖先的統治模式會引起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愛育黎拔力八達限制貴族特權的失敗，就是因為保守勢力的反對。科舉考試從未達到嚴重損害精英家族的地步。其他改革措施不過為一個社會政治結構沒有根本性變化的朝廷增加了一點漢化和儒化外表。因此，元朝的政府還是保留了部分家產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的結構。儒學不過是相互競爭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諸多「宗教」中的一種。蒙古和色目精英與漢人臣民之間的巨大政治和社會鴻溝，雖然較前狹化，但還是沒有完全彌合。中期諸帝留給末代皇帝妥歡貼睦爾的.是一個因統治階級內部經常爆發的激烈爭鬥而嚴重削弱了的國家，也是一個已在中國社會紮根但植根還不夠深的國家。 * * * [1]下文中關於忽必烈作用和遺產的評價，主要根據以下論著：[833]姚從吾：《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長春，1986年版）；[561]周良霄：《論忽必烈》；[722]自鋼：《關於忽必烈附會漢法的歷史考察》；[366]愛宕松男：《忽必烈汗》（東京，1941年版）；[426]莫里斯·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伯克利，洛杉磯，1988年版）。 [2][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統觀念》（慕尼黑，1978年版）。 [3][9]托馬斯·T.愛爾森：《蒙古帝國主義：蒙哥汗對中國、俄羅斯和伊斯蘭地區的政策，1251—1259年》，第7頁。 [4]關於整個元代帝位繼承危機的研究，見[852]蕭功秦的《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亦見他對也可蒙古兀魯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國）汗位繼承的研究[851]《論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關於一般遊牧社會缺乏有效的繼承制度的研究，見[113]傅禮初的《奧托曼帝國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傳統》和[112]《蒙古人：生態環境與社會視野》，特別是後文的第17—18、24—28頁。 [5]關於忽鄰勒台在「選舉」蒙古大汗時的作用，見[549]箭內亘的《關於蒙古國會忽鄰勒台》；[811]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制度》；[103]伊麗莎白·思迪科特—韋斯特：《元代的中央機構》，特別是第525—540頁。 [6]關於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響，見[848]黃時鑒：《真金與元初政治》。 [7]見[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30頁。 [8][407]約翰·A.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00—301頁。根據漢文史料，是畏兀兒佛教徒兼儒士官員阿魯渾薩理（1245—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進言鐵穆耳是合適的帝位繼承人。見[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頁。 [9][653]《元史》，卷18，第381頁。 [10][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01頁；[653]《元史》，卷134，第3261頁。 [11][653]《元史》，卷29，第637頁；卷115，第2894頁。 [12]雖然在《元史·甘麻剌傳》中稱甘麻剌為闊闊真之子，但是在同書闊闊真傳中列舉她的兒子時沒有提到甘麻剌，見[653]《元史》，卷115，第2893頁；卷116，第2896—2897頁；亦見[811]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第43頁。 [13][653]見《元史》，卷119，第2498頁；卷127，第3115頁；卷130，第3163—3173頁；[622]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顏傳》，第269—270頁。 [14][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頁。 [15]拉施特所述在忽鄰勒台上解決爭執的方式，雖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1頁。 [16][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3，7a。 [17][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顏傳》，第270—271頁。 [18][653]《元史》，卷18，第381—382頁。 [19][653]《元史》，卷112，第2803—2813頁；[689]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57，13a—18a。 [20]關於完澤，見[622]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2a；[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頁。 [21][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5，1a—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7b。 [22]關於不忽木，見[607]趙孟頫：《趙孟頫集》（任道斌編校），第158—162頁；[653]《元史》，卷130，第3163—3173頁。 [23][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2頁。 [24][653]《元史》，卷18，第383頁。 [25][653]《元史》，卷96，第2470—2476頁。 [26][653]《元史》，卷20，第440頁。 [27][653]《元史》，卷18，第386頁。 [28][653]《元史》，卷20，第441頁；卷21，第467、471頁。 [29][653]《元史》，卷136，第3293頁。 [30][653]《元史》，卷93，第2352頁。 [31][628]《元典章》，卷7，26a。 [32][653]《元史》，卷18，第383頁。 [33][653]《元史》，卷21，第447頁。 [34]鄭介夫的上書，見[664]邵遠平：《元史類編》，卷25，11a—22a。關於1291年法典的有關條文，見[63]陳恆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129 1年法典復原》，第108—109頁。 [35][653]《元史》，卷18，第388頁。 [36]關於朱清、張瑄案，見[514]植松正：《關於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張瑄》；田汝康：《蒙古統治者與中國海盜》。 [37][653]《元史》卷21，第449頁。拉施特說有11個相臣被捕，但是被國師膽巴（1230—1303年）所救。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人接受了向宮廷出售珍寶的商人的賄賂。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30頁。關於膽巴的調解，見[142]傅海波：《膽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38][653]《元史》，卷21，第448頁。 [39][653]《元史》，卷21，第449頁。贓罪12章的條文，見[628]《元典章》，卷46。1b—2a。 [40][653]《元史》，卷21，第449、456頁。劉敏中奉使宣撫所奏呈的報告，詳見[612]《中庵集》，卷7，11b—21b。 [41][653]《元史》，卷21，第460—465頁。 [42]關於不同形式的賞賜，見[715]史衛民：《元歲賜考實》；[220]岩村忍：《蒙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21—432頁。 [43][653]《元史》，卷18，第382頁。 [44][653]《元史》，卷18，第382頁。 [45]元廷1298年的收入是金1. 9萬兩，銀6萬兩，鈔360萬錠。見[653]《元史》，卷19，第417頁。關於賞賜予政府收入的關係，見[494]田山茂：《元代財政史的有關資料：以收支額為中心》。 [46][653]《元史》，卷18，第384頁。 [47][653]《元史》，卷19，第402頁。 [48][653]《元史》，卷18，第387頁；卷19，第417頁；卷20，第426頁。 [49][864]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409—410頁；[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幣的價值變動》。 [50][653]《元史》，卷208，第4630頁；卷209，第4650頁。 [51][653]《元史》，卷211，第4659頁；[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41，32a—33a。[642]《元朝征緬錄》，此書被翻譯成了法文，見[200]于貝爾：《印度支那研究（5）：蒲甘王朝》。 [52]關於對海都和篤哇的戰爭，見[29] W. 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492—494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124—129頁；[107]惠谷俊之：《海都之亂的考察》；[85]竇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56—58頁。 [53]關於這次失敗，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6—327頁 ；[741]劉迎勝：《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係》，第76—77頁。 [54][653]《元史》，卷22，第477頁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鎮西北蒙古》。但是，松田孝一將海山出鎮的時間誤為1298年。 [55][653]《元史》，卷22，第477頁；[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9頁；[74.1]劉迎勝：《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係》，第78—79頁。 [56]關於海都之死的矛盾記載，見[27]巴托爾德：《中亞史四論》，第1卷，第128—130頁；[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第49—50頁。 [57]關於1303年和議的最詳細記載見於[387]波斯史家哈撒尼的《完者都史》，第32—35頁。漢文史料見[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6，13b一14a；[653]《元史》，卷21，第454、456頁。研究成果，見[253] W.柯維思：《蒙古人：12世紀（原文如此）初葉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導者》；[435]佐口透：《14世紀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係》；[739]劉迎勝：《元代蒙古諸汗國之間的約和及窩闊台汗國的滅亡》；[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第50—51頁。 [58][319]田清波、柯立夫：《1289—1305年伊利汗阿魯渾、完者都致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信》，第55—85頁。 [59][653]《元史》，卷22，第477頁；[623]蘇天爵：《國朝文類》，卷23，13b；[740]劉迎勝：《〈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第51—53頁。 [60][13]托馬斯·T.愛爾森：《13世紀的元朝和吐魯番的畏兀兒人》，第259頁。 [61][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01—302頁。 [62][653]《元史》，卷114，第2873頁。 [63][627]王逢：《梧溪集》，4下，第205頁；[653]《元史》，卷21，第459頁；亦見[514]植松正：《關於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張瑄》，第48—53頁。 [64][653]《元史》卷21，第465、467頁。德壽為卜魯罕之子是一個推論。雖然《元史》，卷114，第2873頁稱皇后失憐答里是德壽的母親，但拉施特、楊瑀和陶宗儀都說德壽是卜魯罕之子。見[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19頁；[648]楊瑀：《山居新話》，13b；[649]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5，第76頁。波斯編年史《貴顯世系》說鐵穆耳汗有四個兒子，長子名為Qung-taisi，顯然意為「皇太子」，就是指德壽，但是沒有指明他的母親。見[167]路易斯·韓百詩：《〈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譯註》，第136頁。關於德壽與卜魯罕的關係及德壽之死的研究，見[866]韓儒林：《西北地理札記》，《穹廬集》，第69—89頁，特別是第83—84頁。 [65]關於1307年的帝位繼承危機，見[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元代後期政治發展面面觀》，第12—17頁；[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26—30頁。 [66][653]《元史》，卷22，第477—479頁；卷24，第535—536頁；卷114，第2873—2874頁。 [67][653]《元史》，卷117，第2907—2910頁。 [68]關於阿難答和他的家族，見[304]松田孝一：《從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69][407]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323—328頁。亦見[873]溫玉成：《元安西王與宗教》。 [70][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13—15頁。 [71][612]劉敏中：《中庵集》，卷15，12a—b。 [72][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28—30頁。 [73][603]張養浩：《歸田類稿》，卷2，第36頁。 [74][653]《元史》，卷22，第477—478頁。 [75][653]《元史》，卷136，第3294頁。 [76][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號授予：關於〈元史·諸王表〉的一個考察》；[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349—351頁。 [77][603]張養浩：《歸田類稿》，卷2，10a—b。[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1頁；卷23，第524頁。 [78]關於怯薛的影響，見[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41頁。 [79][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頁；卷23，第509、516頁。 [80][653]《元史》，卷22，第481頁。 [81][653]《元史》，卷22，第501頁。 [82][653]《元史》，卷22，第504頁；卷23，第527頁。 [83][653]《元史》，卷22，第481、486頁。 [84][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頁；卷23，第517頁。 [85]關於中都的興建，見[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頁。亦見[550]箭內亘：《蒙古史研究》，第640—643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322頁；札奇斯欽：《元代中都考》，《邊疆研究所年報》，第18期（1987年），第31—41頁。 [86][653]《元史》，卷22，第488頁。 [87][653]《元史》，卷23，第510頁。 [88][653]《元史》，卷23，第516頁。 [89][653]《元史》，卷22，第491、495頁。 [90]關於尚書省的歷史，見[15]青山公亮：《元朝尚書省考》。 [91][653]《元史》，卷22，第488—489頁。 [92][653]《元史》，卷23，第513頁。 [93]關於脫虎脫，見[687]柯紹忞：《新元史》，卷199，11b—13a。關於三寶奴，見[610]程鉅夫：《雪樓集》，卷2，1ib—12a。 [94][653]《元史》，卷15，第319頁；卷17，第366頁。對虞集所撰樂實碑文的摘要，見[676]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b。 [95]關於幣制改革，見[653]《元史》，卷23，第515—520頁；卷93，第2370—2371頁；[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元史〉卷93—94譯註》，第139—140頁；[127]傅海波：《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幣和經濟：元代經濟史研究》，第57—59頁；[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國的貨幣流通》，第68—69頁。 [96][653]《元史》，卷23，第520頁。亦見[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幣的價值變動》，第118—120頁。元代鹽價的研究，見[790]陳高華：《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 [97][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124頁。關於海運糧食，見[774]吳緝華：《元朝與明初海運》。 [98][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頁。 [99][653]《元史》，卷22，第488頁；卷23，第513頁。 [100][653]《元史》，卷23，第518頁；卷175，第4091、4094頁；[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頁。 [101][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頁 ；[653]《元史》，卷176，第4168頁。 [102][630]長谷真逸：《農田余話》，上，6b；[733]全漢昇：《元代的紙幣》，第403頁。 [103][653]《元史》，卷22，第480頁；卷24，第536頁。 [104][653]《元史》，卷175，第4084頁。 [105]關於漢文化對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影響，見[653]《元史》，卷24，第535—536頁；[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第235—240頁；[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第31—33頁；[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13—15頁；[801]羅賢佑：《元朝諸帝漢化述議》，第71—72頁。 [106][653]《元史》，卷174，第4087頁。 [107][653]《元史》，卷178，第4140頁。 [108][653]《元史》，卷138，第3324頁；卷204，第4551頁。 [109][653]《元史》，卷24，第537頁。 [110][653]《元史》，卷24，第545—546、549、552頁。 [111][653]《元史》，卷24，第537頁。 [112][653]《元史》，卷24，第545—548頁。 [113][653]《元史》，卷83，第2061頁。 [114][653]《元史》，卷183，第4220頁；亦見[729]許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54頁。 [115]關於元代科舉考試長期停廢的原因，見[2]安部健夫：《元代知識分子與科舉》；[692]丁昆健：《元代的科舉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第33—38頁；[88]狄百瑞：《理學和心學》，第53—54頁；[273]劉元珠：《關於元代的考試制度：北方程朱理學儒士的作用》。 [116][653]《元史》，卷175，第4089頁；卷178，第4142頁；[616]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43，5b。 [117][88]狄百瑞：《理學和心學》，第57—66頁。 [118][824]姚大力：《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第47—48頁。關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及其後來的發展，亦見[315]宮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職和蒙漢關係：科舉復興意義再探》；[755]楊樹藩：《元代科舉制度》。 [119][859]蕭啟慶：《元代科舉與精英流動：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第129—160頁。 [120][63]陳恆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第14—23頁；[517]植松正：《彙輯〈至元新格〉與解說》。 [121][63]陳恆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第24—26頁；[623]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國朝文類》，卷36，7a。 [122]《大元通制》的條格類的一部分保存下來並在1930年由國立北京圖書館重印，名為《通制條格》。 [123][63]陳恆昭：《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第29頁。 [124]見黃時鑒：《大元通制考辨》，《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2期，第157—171頁；亦見[1]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說》。 [125]關於元代將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見[149]沃爾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譯著》；[118]傅海波：《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史學：民族涵化中史學的作用》；關於元代僅存的蒙文漢譯著作《孝經》的研究和譯註，見[71]柯立夫：《早期蒙文譯本〈孝經〉第一章》、《早期蒙文譯本〈孝經〉第二章》；[69]《早期蒙文譯本（孝經〉第十八章》。亦見羅依果：[392]《蒙文譯本〈孝經〉》；[389]《蒙文譯本〈孝經〉續論》。 [126]關於下列書的翻譯，見[653]《元史》，卷24，第536、544頁；卷25，第565頁；卷26，第578頁；卷137，第3311頁；卷181，第4172頁。 [127][653]《元史》，卷24，第536頁；卷26，第587頁。 [128][653]《元史》，卷24，第544頁。 [129]研究元代「投下」的成果很多，如[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義》；[220]岩村忍：《蒙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01—469頁；[413]保爾·拉契內夫斯基：《蒙古時期投下的意義》；[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822]洪金富：《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 [130][653]《元史》，卷24，第547頁。 [131]關於斷事官，見[483]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研究》，第2卷，第444—463頁；[711]札奇斯欽：《說〈元史〉中的札魯忽赤併兼論元初的尚書省》。 [132][653]《元史》，卷25，第572—573頁；[628]《元典章》，卷9，7a。亦見[105]伊麗莎自·恩迪科特—韋斯特：《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6—97頁。 [133]達魯花赤是個蒙古語詞，原意為「鎮守者」，後專指各官府的最高監治長官。按照元朝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許多機構，達魯花赤都位於所有在職官員之上，他們的作用比行政官員大得多。除了極少的例外，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充任達魯花赤。見[68]柯立夫：《達魯花赤考》；札奇斯欽：《說〈元史〉中的達魯花赤》，第465—631頁；[105]伊麗莎自·恩迪科特—韋斯特的《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是研究達魯花赤制度的專著。 [134]《元史》，卷25，第569頁。 [135][628]《元典章》，卷9，9a—10a；[653]《元史》，卷25，第573—574頁；卷26，第579頁；亦見[103]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機構》第545頁的評述和她的《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7—101頁。 [136][653]《元史》，卷24，第538頁。 [137][715]史衛民：《元歲賜考實》，第148頁。 [138][220]岩村忍：《蒙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58—461頁。 [139][653]《元史》，卷26，第577頁。 [140][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377—378頁。 [141][653]《元史》，卷24，第538、552、556、558頁。 [142][653]《元史》，卷205，第4577—4578頁。 [143][653]《元史》，卷94，第2402頁；卷205，第4578頁；[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224、233頁。 [144]關於桑哥的經理，見[513]植松正：《元代初期對江南的控制》，第57—60頁。 [145][653]《元史》，卷25，第566、567、571頁；卷94，第2353頁；[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31—32頁；[754]楊育鎂：《元代江南田賦稅制考》，第155—157頁。 [146]關於蔡五九起義，見[792]陳高華：《元代前期和中期各族人民起義鬥爭》，第306—308頁；[751]楊訥、陳高華編：《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匯編》，第1卷，第151—159頁。 [147][653]《元史》，卷93，第2353頁；[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38頁。 [148]答己的傳，見[653]《元史》，卷116，第2900—2903頁。關於徽政院作為權力中心所起的重要作用，見[708]方廣錩：《元史考證兩篇》，第231—233頁。 [149]鐵木迭兒出身於八鄰部分支速合納惕部，他的祖父不憐吉歹是蒙哥朝的著名將領。他的伯父忽魯不花是忽必烈朝初年的左丞相。見[689]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22，1b。 [150]根據《元史》本傳，鐵木迭兒1313年去職是因為健康原因（《元史》，卷205，第4576—4581頁）。但是我們從其他史料得知，他的去職實際上是因為他的罪行所致，見[614]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6，1b。 [151][614]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6，1b；[653]《元史》，卷175，第4075頁。 [152][653]《元史》，卷25，第566頁。 [153][653]《元史》，卷176，第4112頁。 [154][653]《元史》，卷175，第4073頁；卷179，第4153—4154頁；卷180，第4164—4165頁；卷205，第4578—4579頁。 [155][653]《元史》，卷26，第579頁；卷205，第4579頁。[614]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6，1b—2a；卷18，3b—4a。[616]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43，4b。 [156][653]《元史》，卷26，第589頁；卷205，第4579—4580頁；[619]許有壬：《至正集》，卷76，19b—20a；[614]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8，1ob—11a。 [157]竇德士認為鐵木迭兒是「忽必烈朝理財之臣的繼承者」（[84]《征服者與儒士》，第37頁）。但是，阿合馬和桑哥原來都是蒙古統治機構之外的人，因為他們具有理財能力而被忽必烈所信用。鐵木迭兒與他們不同，他原來已經是統治機構中的一員，他的掌權與財政事務全無干係。 [158][653]《元史》，卷26，第594頁。 [159][745]孫克寬：《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 [160][653]《元史》，卷31，第639頁；卷138，第3324頁。 [161][653]《元史》，卷27，第597頁；卷31，第693頁；卷116，第2902頁；卷138，第3325頁。 [162][653]《元史》，卷25，第575頁。 [163][653]《元史》，卷25，第572頁；卷31，第693頁。 [164][657]危素：《危太朴集》，卷7，17b—18a。 [165][653]《元史》，卷27，第598頁。 [166][653]《元史》，卷27，第598頁；卷112，第2822—2825頁。 [167][653]《元史》，卷207，第4600頁。 [168][653]《元史》，卷27，第623、626頁。 [169][653]《元史》，卷205，第4580頁；卷179，第4154、4151、4157頁。[614]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3，6a；卷16，2a；卷18，4a。 [170][653]《元史》，卷175，第4089頁。 [171][653]《元史》，卷27，第605頁；卷136，第3303頁；卷176，第4112頁；卷205，第4580—4581頁。 [172][653]《元史》，卷26，第585頁；卷174，第4061頁。 [173][653]《元史》，卷187，第4269頁；[614]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9，10b；[618]歐陽玄：《圭齋集》，卷9，21a；[758]楊鐮：《貫雲石評傳》，第187頁；[816]宗典：《柯九思年譜》，第187頁。關於小雲石海牙，見[294]理察·J.林恩：《貫雲石》。 [174]陶宗儀：《書史會要》，卷7，1a；[619]許有壬：《至正集》，卷73，61b；[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第240—245頁；[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讀、寫漢文嗎？》，第73頁。 [175][653]《元史》，卷27，第599頁；卷116，第2902頁。 [176]關於拜住家族的影響，見[857]蕭啟慶：《元代四大蒙古家族》，第141—230頁。 [177]關於安童，見[390]羅依果：《木華黎、孛魯、塔思和安童》。 [178]關於拜住，見[616]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4，1a—8a；[653]《元史》，卷136，第3300—3306頁；[730]匡裕徹：《拜住及其新政》。 [179][653]《元史》，卷27，第602頁；[628]《元典章新集·詔令》，5a；楊志玖指出這是碩德八剌編造的「謀逆」，為的是孤立太皇太后，見[753]《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2—263頁。 [180][653]《元史》，卷27，第603頁；卷136，第3301頁；卷175，第4075頁。 [181][653]《元史》，卷205，第4580頁。 [182][653]《元史》，卷28，第626、630—631頁；卷124，第3046頁；卷136，第3304頁；卷205，第4581頁。 [183][653]《元史》，卷175，第4074頁。 [184][653]《元史》，卷28，第626—627頁；卷183，第4220頁。 [185]關於碩德八剌的改革，見[850]蕭功秦：《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 [186][653]《元史》，卷28，第625頁；卷175，第4079頁。 [187][653]《元史》，卷28，第628—629頁；[636]《南台備要》，卷1，14a—15b。 [188][653]《元史》，卷28，第628—629頁；亦見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國朝文類》，卷36，6a—9a。 [189][653]《元史》，卷28，第630頁，詳見[791]陳高華：《元代役法簡論》。 [190][616]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7，9b—10a；卷10，11b—12a。 [191][616]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4，5a。 [192]大昭孝寺即今天有名的西山臥佛寺，見[619]許有壬：《至正集》，卷47，70a；[794]陳高華：《元大都》，第74頁。 [193]關於碩德八剌的反伊斯蘭教政策，見[753]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3—264頁。 [194]關於回回國子監，見[199]黃時鑒：《元代中國的波斯語》。 [195]關於南坡之變，見[653]《元史》，卷28，第632—633頁；卷29，第637—638頁；卷136，第3305頁；卷207，第4600頁；[850]蕭功秦：《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第43—46頁。 [196]鐵失的傳記，見[653]《元史》，卷207，第4599—4600頁；[689]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22，4b—5a。 [197][653]《元史》，卷114，第2876頁。 [198][653]《元史》，卷29，第642頁。 [199][653]《元史》，卷27，第606頁；卷28，第621頁。 [200]碩德八剌在位的三年半時間中，封王的只有7名宗室成員，而在鐵穆耳朝有15人封王，海山朝28人封王，愛育黎拔力八達朝有30人封王，見[351]野口周一：《元朝後半期的王號授予》。 [201]見[653]《元史》，卷28，第632頁的例證。 [202][850]蕭功秦：《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第41—43頁。 [203][653]《元史》，卷29，第637—638頁。也孫鐵木兒的卒年和生年還都無法確定，因為在《元史》本紀中的有關記載相互矛盾。他的生年被記為「至元十三年」（1276年），但是他在1328年去世時所記歲數為36歲（《元史》，卷29，第637頁；卷30，第687頁）。高文德近年在一篇札記中認為1276年的生年是對的，應將他去世時的歲數改為53歲。見[842]《元泰定帝壽年證誤》。我沒有採納高文德的意見，而是採用了慕阿德和李則芬的意見，他們認為《元史》所記「至元十三年」應為「至元三十年」（1293年）之誤。見[327]慕阿德：《中國的統治者》，第103頁；[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481頁。我的理由有三點：第一，也孫鐵木兒的父親甘麻剌生於1263年（《元史》，卷115，第2893頁），從生理上說他不可能在13歲時就有了一個兒子。第二，也孫鐵木兒據說出生在「晉邸」（《元史》，卷29，第637頁），而甘麻剌在1292年才被封為晉王。第三，也孫鐵木兒在即位詔書中將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稱為「哥哥」（《元史》，卷29，第638頁），在海山之子圖帖睦爾的一份即位詔書中，則稱也孫鐵木兒為「叔父」（《元史》，卷32，第709頁）。海山生於1281年，愛育黎拔力八達生於1285年，也孫鐵木兒作為他們的族弟，不可能生於1276年。他應該生於1293年。死於1328年，享年35歲。 [204][653]《元史》，卷29，第637—638頁；卷136，第3305頁；卷207，第4600頁。 [205][653]《元史》，卷32，第709頁。 [206][653]《元史》，卷29，第638—639頁。在元代所有皇帝的即位詔書中，只有泰定帝的詔書是用漢文白話體寫的，它顯然是從蒙古文原文翻譯過來的。這表明在也孫鐵木兒即位時，身邊沒有漢人文士。武英殿版《元史》所載該詔書的文言體全文，是後來翻譯的，見[795]張元濟：《校史隨筆》，112a—113b。 [207]《元史》，卷29，第639—641頁。也孫鐵木兒可能與仍然忠於碩德八剌朝的大都官員有一個秘密協定。以張珪為首的大臣曾向也孫鐵木兒發出一封密書，請求他繼承帝位並且處罰謀叛者。見虞集撰《張珪墓志銘》，載[623]《國朝文類》，卷53，17b—18a。相關段落在虞集的《道園學古錄》卷18，12a中漏載；亦見12b—13a所記大都官員對刺殺事件的最初反映。 [208][653]《元史》，卷29，第641、646、648頁；卷175，第4075頁；[619]許有壬：《至正集》，卷76，20b—21b。 [209]此後，甚至謀叛者被籍沒的家財亦被給還其家，見[653]《元史》，卷29，第649—650頁。 [210][653]《元史》，卷29，第639頁；[689]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57，26a—28a。 [211][753]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4—266頁。 [212][653]《元史》，卷175，第4074—4083頁。 [213][653]《元史》，卷112，第2826—2828頁。 [214][653]《元史》，卷29，第640頁。 [215][653]《元史》，卷29，第643頁。 [216][653]《元史》，卷29，第643頁；卷30，第680頁。 [217][435]佐口透：《十四世紀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係》，第173—178頁。 [218]見[850]蕭功秦：《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 [219][653]《元史》，卷29，第646、647、649、651頁；卷30，第669、670、672、677、678、679頁；卷117，第2910頁。 [220][653]《元史》，卷29，第644、646頁；卷175，第4076頁；[619]許有壬：《至正集》，卷76，22a—b。亦見[192]崛江雅明：《鐵木哥斡赤斤的子孫》，第240—250頁；[713]葉新民：《斡赤斤家族與蒙元汗廷的關係》。 [221][653]《元史》，卷29，第640、641頁；卷172，第4027頁。 [222][653]《元史》，卷29，第644頁；[615] 虞集：《道園類稿》，卷33，16b—18a。 [223][615]虞集：《道園類稿》，卷33，17b。 [224][653]《元史》，卷29，第648頁。 [225][653]《元史》，卷29，第653頁。 [226][653]《元史》，卷30，第678頁；[104]伊麗莎白·恩迪科特一韋思特：《元代中國的商人組合：斡脫》，第149—151頁。 [227][709]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第289、294—295頁。 [228][653]《元史》，卷30，第669頁頁。關於瑣南藏卜，見[166]韓百詩：《〈元史〉卷108〈諸王表〉譯註》，第137頁；亦見[779]陳慶英在《元朝在西藏所封白蘭王》一文中關於白蘭王封號的討論。 [229][653]《元史》，卷202，第4521頁。 [230]關於1328年圖帖睦爾的復位，見[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31—52頁；[851]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32—36頁。 [231][653]《元史》，卷31，第694頁；卷32，第704頁；卷138，第3326頁。 [232][653]《元史》，卷31，第693—694頁；亦見藤島建樹對和世的研究，[151]《元明宗的生涯》。 [233][653]《元史》，卷32，第703頁。 [234]關於燕鐵木兒，見[653]《元史》，卷138，第3326—3334頁；[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4，6b—11a；亦見[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10—11、39—50頁。 [235]以前是碩德八剌親信的任速哥據說首倡起兵以雪先帝之仇。他與前湖廣行省右丞、畏兀兒人速速商討後，在也孫鐵木兒去世前就力勸燕鐵木兒領導起事，見[653]《元史》，卷184，第4235—4237頁。 [236][653]《元史》，卷32，第704頁。倒剌沙的擅權、保護回回商人和貪官污吏，見《元史》，卷32，第707頁；卷182，第4194頁；卷176，第4112頁。 [237]關於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後人，見[167]韓百詩：《〈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譯註》，第138頁。 [238]阿剌忒納失里是越王禿剌之子，見[167]韓百詩：《〈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譯註》，第57—58、61—62頁。 [239][653]《元史》，卷31，第694—695頁；卷32，第704—705頁；卷138，第3326—3327頁。 [240]關於蔑兒乞部人伯顏，見[653]《元史》，卷138，第3335—3339頁；[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4，1a—5a；[170]韓百詩：《蔑兒乞部伯顏傳札記》；[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53—74頁。 [241][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39—42頁。 [242][653]《元史》，卷32，第705—715頁；卷138，第3326—3331頁 ；[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4，6b—11a。 [243]關於陝西上都派的活動，見[653]《元史》，卷32，第712—719頁；卷137，第3314—3317頁。 [244]關於四川上都派的活動，見[653]《元史》，卷32—33；亦見[725]馮承鈞：《元代的幾個南家台》，第213—216頁。 [245]關於雲南上都派的活動，見[653]《元史》，卷33—36；[74]柯立夫：《1340年阿魯忽的令旨》；[748]杜玉亭：《元代羅羅斯史料輯考》，第30—43頁。 [246][653]《元史》，卷31，第696—697頁；[151]藤島建樹：《元明宗的生涯》，第22頁。和世及其追隨者在世時顯然不清楚所處環境，以致處理當時情勢發生了嚴重錯誤。按照明朝初年還很流行的說法，和世的扈從無禮地對待前往蒙古奉獻帝位的燕鐵木兒，使他無比憤怒和恐懼，見[655]胡粹中：《元史續編》，卷10，15a。 [247][653]《元史》，卷31，第701頁。 [248][651]權衡：《庚申外史》，1b；[440]赫爾穆特·舒爾特—烏夫拉格德文譯本，第27頁。 [249][653]《元史》，卷40，第856頁。 [250]如竇德士指出：「海山的即位是當時仍未穩定的邊疆所造成」，但是他將蒙古有效統合於由中原而非由蒙古所控制的帝國體制之內。這使得「他的長子不可能步他的後塵」。見[84]《征服者與儒士》，第30頁。 [251][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33頁。 [252][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42頁。 [253][725]馮承鈞：《元代的幾個南家台》，第216頁。 [254][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32頁。 [255][653]《元史》，卷138，第3332—3333頁；[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46—50頁。 [256][653]《元史》，卷138。第3337頁。 [257][653]《元史》，卷32，第716—724頁。 [258][653]《元史》，卷175，第4096頁。 [259][653]《元史》，卷34，第759、761、766頁。 [260][653]《元史》，卷110，第2792頁；卷124，第3058頁；[689]《蒙兀兒史記》，卷156，11b—12a。 [261][753]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6—269，281頁。 [262][653]《元史》，卷175，第4096頁；[689]《蒙兀兒史記》，卷157，29a—b。 [263][653]《元史》，卷34，第762頁。 [264][351]野口周一：《元代後半期的王號授予》，第65—67頁。 [265][653]《元史》，卷32，第716—724頁；[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51頁。 [266][653]《元史》，卷139，第3352頁。 [267][435]佐口透：《14世紀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係》，第174—178頁。 [268]這是竇德士的觀點，見[84]《征服者與儒士》，第7—8頁。 [269][653]《元史》，卷32，第740頁；卷34，第759、761頁；卷35，第776、778、789 793頁；卷36，第803頁。 [270][653]《元史》，卷38，第816頁。 [271][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543頁。 [272][777]陳世松：《試論元代中期的少數民族起義》。 [273][653]《元史》，卷31，第700頁。 [274][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527頁。 [275][653]《元史》。卷34，第755頁。 [276][653]《元史》，卷184，第4238頁。 [277][653]《元史》，卷96，第2476—2477頁；卷139，第3352頁。 [278][653]《元史》，卷33，第739頁。 [279][653]《元史》，卷34，第763頁。 [280][653]《元史》，卷34，第765頁。 [281][653]《元史》，卷93，第2369頁；[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125頁。 [282][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幣的價值變動》，第139—140頁。 [283][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當謀士的學者》。 [284]關於圖帖睦爾的漢文化程度，見[235]神田喜一郎：《元文宗的風流》，第477—488頁；[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第243—276頁；[801]羅賢佑：《元朝諸帝漢化述議》，第72—73頁。 [285][653]《元史》，卷33，第730頁；卷172，第4028頁。 [286][653]《元史》，卷34、第763、770頁。 [287][653]《元史》，卷34，第768頁；卷72，第1791—1792頁；亦見[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第32—33頁。 [288][653]《元史》，卷34—36。 [289][653]《元史》，卷34，第767頁；卷103，第2643—2644頁；亦見[448]司律思：《明朝初年中國的蒙古遺俗》，第174—176頁。 [290][653]《元史》，卷30，第686頁；卷38，第823頁；卷83，第2086頁。關於漢人守喪習俗對色目人的影響，見[78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英譯本，第241—252頁。 [291]關於奎章閣學士院，見以下研究成果：[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108頁。 [292][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頁。 [293]關於學士院的人物，見[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第77—178頁。 [294][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頁。 [295]關於柯九思的作用，見[70]柯立夫：《柯九思的〈宮詞十五首〉》。 [296]見[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第75頁。 [297]對《經世大典》最深入的研究見[747]蘇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研究》。亦見[127]傅海波：《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幣和經濟》，第25—31頁；[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9—14頁；[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67—69頁；[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110頁。 [298]關於《經世大典》的散失和保存下來的文字，見[747]蘇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研究》，第13—18、33—78頁。 [299][747]蘇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研究》，第20頁。 [300][653]《元史》，卷181，第4178頁。 [301][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48頁。 [302][653]《元史》，卷34，第754—770頁。《元史· 卜答失里傳》的譯文，見[77]柯立夫：《1335年張應瑞的漢蒙文碑銘》，第35—36頁，注35。 [303][653]《元史》，卷34，第756頁；卷38，第815頁；卷114，第2877頁。 [304][653]《元史》，卷34，第774頁。 [305][653]《元史》，卷35，第790頁；卷36，第802頁。 [306][651]權衡：《庚申外史》，1a—b；英譯本，第27—28頁。 [307][653]《元史》，卷38，第815頁。 [308]關於懿璘質班，見[653]《元史》，卷37。 [309]不是被殺死或推翻的另6位皇帝的平均壽命只有29. 3歲，與前5位蒙古大汗形成鮮明對照，他們的平均壽命為58. 2歲。這亦能反映蒙古皇室生理和政治上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