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 第五章　忽必烈汗的統治

最初歲月 1229年當忽必烈的伯父窩闊台而不是他的父親拖雷被選擇為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時，似乎忽必烈在蒙古歷史上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幾乎沒有人能預見到他最終將成為蒙古帝國中最有權力的人物。 有此遠見的人其中之一是忽必烈的能幹非凡和聰明的母親唆魯和帖尼別吉。與幾乎同一時代的阿基坦的埃萊諾一樣（譯者註：埃萊諾先後為法王路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唆魯和帖尼養育了四個成為君王的兒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兩位母親都獻身於兒子們的前程，並且在自己的兒子們登上王位之前從不停止努力。唆魯和帖尼的同代人把她看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婦女之一。希伯來醫生巴·希伯爾思（Bar He-braeus）引用他的時代的一首詩把唆魯和帖尼描述為「如果我發現女性中還有別的婦女像她，我會說女性遠遠超出男性」[1]。如果沒有她的政治手腕以及她對他們的培養，她的兒子們不會成功地取代窩闊台家族成為主要的蒙古皇室家族。 唆魯和帖尼深深地影響她的兒子們。首先，她確保兒子們是有文化的，對於渴望統治一個偉大帝國的人來說，有文化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能力。此外，她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教導他們一些基本的政治準則。例如，在中國北方的她的屬地里，她既不剝削漢族臣民也不在這個地區進行搶掠。她意識到如果她鼓勵而不是干預當地的農耕經濟便會增加稅收。她對宗教的寬容政策也給她的兒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儘管她本人是一個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她向佛寺、道觀以及伊斯蘭宗教學校（madrasa）捐助金錢以及其他具體的支持。[2]她認為在自己的分地上對宗教的贊助會使她更容易進行統治。在對自己分地的管理中，唆魯和帖尼吸收幾位漢人幕僚設計出的管理漢人臣民的適當制度，這些政治制度在她的臣民中是有作用的。 1215年9月23日唆魯和帖尼生下忽必烈，恰好在1215年成吉思汗占領北京。關於忽必烈的童年、教育和遊歷的史料是有限的。但是，這一點看來是清楚的，即對他的撫育由他的母親承擔，因為在忽必烈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的父親拖雷離家在中亞或中國征戰。唆魯和帖尼招募一位名叫脫羅術（Tolochu）的畏兀兒人教忽必烈讀寫蒙古文。[3]她確保通過她的漢人幕僚使忽必烈受到漢人方式的影響，但奇怪的是從未教他閱讀漢語。她還為忽必烈爭取到了第一個官職。她說服大伯窩闊台將邢州封給忽必烈管轄，邢州地處河北地區，在1236年擁有上萬戶的人口。以他的母親為榜樣，忽必烈通過鼓勵農業以及宗教上的寬容政策尋求與他的漢族臣民保持良好關係。也像他的母親，他在自己的周圍籠絡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漢人。[4]在他以後的事業中，他常和聶思脫里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亞穆斯林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於漢族幕僚之中。 忽必烈最早的謀士們是一群折中主義者。海雲和尚（1205—1257年）向他介紹佛教的戒律和習俗，並且安排忽必烈和劉秉忠（1216—1274年）見面，後來證明劉秉忠是忽必烈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趙璧（1220—1276年）向忽必烈講演儒學。毫無疑問，姚樞（1201—1278年）是對忽必烈影響最大的儒士幕僚，因為姚樞是一位「務實並多才多藝的且善於使自己的傳統學識適用於新環境的儒士」[5]。他的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對忽必烈和蒙古貴族有一定的吸引力。姚樞的建議總是隱含在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邏輯之中。一些儒學謀士僅僅勉強地為忽必烈服務。趙復是這些不太合作的謀士中的一個，他只被忽必烈召見過二次。在他們的談話中，忽必烈詢問他如何征服南宋。趙復的回答是：「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6] 儘管偶爾會發生這種牴觸，忽必烈還是建立了一個由顧問們組成的「幕府」。他可以在具體問題上徵求他們的意見，也可以和他們討論儒家道德學說。其他蒙古貴族都沒有吸收這麼多的儒士，幫助統治他自己在邢州的領地無須這麼多的扈從。很清楚，忽必烈預見到自己在蒙古帝國中尤其在中國的更重要的作用。至於他的幕僚們則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為他服務。有的是為了金錢或者為了豁免勞役及其他義務；有的希望在中國恢復統一和秩序，並且認為蒙古人具有統一中國北部和南部的最好機會。另一些為忽必烈工作的人是為了改善他們的眾多百姓的現狀並且試圖促使蒙古人漢化。 但是，忽必烈並不把自己局限於作為幕僚和行政官員的儒士中。他的漢族臣僚不可能受到完全信任，而且他們也不能幫助忽必烈實現他的所有目標。例如，在軍事方面，忽必烈依賴蒙古統帥的建議及輔佐。他把當前的和以後的軍事行動都委託給蒙古人。他用畏兀兒人和突厥人作翻譯、地方長官和文書主管。所以，1259年蒙哥去世時，忽必烈已經招募了代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和不同職業的幕僚和官員。儘管他不是第一位從被征服的民族中尋找幕僚和助手的蒙古人——窩闊台和蒙哥在他以前已經這樣做過——但他是惟一擁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幕僚的蒙古人。 一位對忽必烈有影響力的顧問是他的妻子察必。儘管有關她的一生及事業細節的文獻甚少，但足以揭示對於一位追求成為偉大帝國統治者的男人，察必是一位合適的伴侶。她勸告忽必烈防止蒙古家臣把他分地中的肥沃農田變成牧羊的牧場。她的理由是如果忽必烈鼓勵這種轉化，他不僅會破壞自然農耕經濟，而且還會疏遠他的漢族臣民。察必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尤其熱衷於吐蕃佛教。她生下的第一個兒子取名為朵兒赤（來自藏文的rDorje）。毫無疑問是她敦促忽必烈邀請像海雲那樣的僧侶來到他的領地並且和他們討論深奧的佛教教理和教義。她對佛教的熱情肯定促使他支持這種宗教。總之，忽必烈認真地考慮了察必的各種見解。 然而在他的兄長蒙哥於1251年就任汗位之前，包括他的妻子察必在內的這個傑出的謀士集團尚未使忽必烈崛起。忽必烈仍是一個朦朧的人物，這個時期的蒙古文、漢文或者波斯文史料中很少提及他。但是，隨著他的兄長奪取權力，忽必烈開始擔負重大責任；並在該時期的歷史上得到更多的注意。他出來說眼蒙哥為控制蒙古帝國向窩闊台家族進行挑戰。隨著他的哥哥在1251年獲得成功，忽必烈加入到宮廷的內部決策圈中，蒙哥在爭取汗位鬥爭中的對手們能得到相對寬大的處理，他起到一定作用。 蒙哥統治期間忽必烈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是承擔一次軍事遠征。蒙哥希望繼續他的前任們的擴張政策，並命令他的弟弟旭烈兀把蒙古統治擴大到中東。而另一個兄弟忽必烈則受命率軍對現今雲南省內的大理王國遠征。對中國西南這一地區的控制可為蒙古人提供進攻南宋王朝的另一個基地。1252年七月忽必烈接受蒙哥發動遠征的命令，但是直到1253年九月他才向大理進軍。[7]大理戰役的準備對他來講特別重要，因為這是他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在36歲時他終於得到一次進攻極其重要的軍事目標的機會。他不希望糟蹋掉這次可以證明自己是軍事指揮家的機會。 1253年夏末忽必烈準備好完成蒙哥交給他的這項任務。他的軍隊從陝西出發向大理進軍。在發動進攻之前，忽必烈派遣三位使者要求大理投降。大理國王段興智以及在國王后面執掌實權的宰相高祥對此所做的回答是殺死了這三位使者。因此忽必烈向大理國發動三路進攻，他的軍隊打敗敵人，迫使敵人退回到首都。漢文史料稱讚姚樞阻止了不必要的殺戮。他勸說忽必烈命令部下製作一幅帶有禁止殺戮字樣的帛旗，使城內的居民確信如果投降，他們的生命可不受傷害。由於這種保證，大理選擇了投降。忽必烈沒有食言：居民沒有受到傷害，他們的政府系統只有很少的改變，並且允許段氏家族和忽必烈指定的宣撫使分享權力。 忽必烈的第一次軍事遠征是凱旋而歸，他實現了蒙哥的願望。他的軍隊損失很小，並且他把蒙古的控制擴展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個向中國南部發動進攻的基地和一條擴大與緬甸及印度貿易的通道。通過領導一次成功的戰役忽必烈在蒙古人的眼中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一個人要在蒙古貴族中得到認可必須顯示軍事首領的才能，現在忽必烈表現了自己的氣質，確保在蒙古同胞中提高自己的形象。 忽必烈和中國，1253—1259年 從西南戰役凱旋迴到他的分地之後，忽必烈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分地的行政管理之上。依靠儒士幕僚的支持和協助，他發展農業、發行紙幣鼓勵貿易並且徵收賦稅。總而言之，他的分地既穩定而富庶，使得忽必烈得以考慮長期規劃。他在嘗試中，要求一位名叫劉秉忠的佛教僧人給予指導，劉秉忠是海雲介紹給忽必烈的一位著名詩人、書法家、畫家、術數家和天文學家。[8]劉秉忠勸說忽必烈培養、保護和使用被他描述為國家財富的儒士。他還督促這位蒙古宗王開辦訓練儒士的學校，恢復傳統的科舉考試並重新引入古代中國的禮樂制度。最後，他建議為忽必烈的漢地臣民制定不過分沉重的稅收和軍事義務。除了沒有恢復科舉之外忽必烈批准了所有的建議。他不希望全部使用漢人幕僚，或者至少不希望全部使用講漢語的幕僚和官員。 劉秉忠和忽必烈之間最重要的合作可能是在這位蒙古宗王的農耕世界的新分地內建設一座都城。1256年，他們在灤河以北後來屬內蒙古清代城鎮多倫諾爾以西36里處選擇了一個地點。這個地點夏天的氣候比中原北部涼爽，四面環山，水源豐富，足以供應中等規模的城市。它靠近漢人農業邊緣地區和蒙古人牧場的邊線，距北京約有十天的旅程。[9]這樣，傳統的蒙古人就不能指責忽必烈放棄傳統而站在漢人一邊。然而，忽必烈已對他周圍的漢地臣民發出了變革信號。 對忽必烈的定居臣民發出的另一個信號是名為開平的新城，開平以中國過去的都城為模型。許多建築的布局基於中國古書《易經》的規定。城分為三個區。外城為方形，由12—18英尺高的土牆包圍。大部分居民居住在這個區域裡的土房和木房裡，外城還有幾座佛寺。第二個區是內城，容納忽必烈和他的扈從。高10—16英尺的磚牆包圍著內城。建築在土台上的皇宮大安閣是這個部分的最重要的中心。在宮殿內，「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貼金並且油漆得富麗堂皇。宮中的繪畫、肖像、鳥樹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快和驚奇」[10]。在內城中還分布著許多其他殿堂和官府。開平城的最後一部分是外城北面的獵場，由草地、樹林和河流組成。獵場中馴養著供忽必烈打獵的各式各樣的動物，尤其是鹿。園中還飼養著白牝馬和母牛，它們所產的奶，除了大汗和他的後裔之外，誰都不准飲用。[11] 目睹忽必烈分地中的這些發展，蒙哥必然會對他的弟弟與其漢人臣民的認同不安。蒙哥的大臣們也指責忽必烈避開傳統的蒙古法律採用漢人的法律統治他的分地。1257年蒙哥派出兩位親信大臣調查忽必烈分地的狀況，揭露出他們聲稱的大量違法和越權行動後，他們逮捕和處死了幾位高級官員。[12]不過清洗未殃及忽必烈。幾個月之後，蒙哥面臨兩個關鍵問題，並且感覺到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忽必烈的協助非常寶貴。第一個問題是已經上升到猛烈的械鬥並且破壞廟宇道觀的佛教和道教之間的宗教衝突。第二個問題是征服比中原最富裕地區更為富庶的江南地區。忽必烈和他的漢人謀士可以幫助蒙哥解決佛道之間的爭端並且同時幫助他得到中原漢人的忠誠。因此蒙哥在1258年上半年安排了和他弟弟的一次會面，他們兩人重歸舊好。事實上，他們都需要對方。 這次會見後不久，忽必烈召集300位佛教僧侶、200位道士以及200位儒士和朝廷官員對有爭執的問題進行辯論。他要對這兩個宗教團體的論戰主張進行裁決。道教和佛教都追求「唯我獨尊」並且都期待著非宗教權威的支持。辯論的焦點是所謂「化胡」理論（野蠻人的昄依），道教徒堅持認為老子曾離開中國到西域去，在西域老子把自己變換成佛祖並且開始傳播佛教學說。他們暗示佛教只不過是老子發展的道教中的一種簡單的庸俗化形式，以便吸引比較落後的印度人。道教的辯護者依據兩本古書《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中所找到的證據。[13]但是，他們的佛教對手尤其是吐蕃的八思巴對這些著作的可靠性提出疑問。他們指出包括司馬遷的偉大歷史著作《史記》在內的早期中國史料都沒有提到過這兩部著作。八思巴提出這兩本書是後來的偽造品。忽必烈贊同這種觀點。 這位蒙古王子向道教徒提供一次挽回的機會。他邀請道教徒表演他們精通的絕技。由於不能完成這項挑戰，道教徒被宣判為是這次辯論的失敗者。忽必烈命令燒毀所有的《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並且把沒收道教徒的財富歸還給佛教寺院。[14]忽必烈沒有禁止道教，僅僅抑制他所認為的過分行為。懲罰性的清洗會激怒道教徒，他們的許多支持者將會阻礙蒙古人統治中國北方的努力。忽必烈的決定以及他懲罰道教徒的溫和態度看來得到了他的漢人臣民的贊同。 因這場辯論而獲盛名之後，忽必烈接受了一項新的任務。1258年年底，蒙哥作出征服江南的計劃。他計劃在四條戰線上展開進攻。由他本人統率的軍隊首先試圖占領四川然後向東挺進。忽必烈接著應該率領另一支軍隊從開平出發在長江中游的鄂州渡過長江，並在鄂州吸引住南宋軍隊。另外兩支軍隊將從雲南以及陝西的六盤山出兵，後者進逼宋朝重鎮襄陽。蒙古人顯然希望西部戰場的迅速勝利會導致宋朝投降。因為遇到宋兵的頑強抵抗，蒙哥自己指揮的征戰沒有達到他的預想。1258年3月占領成都之後，他的遠征軍在1258年下半年和1259年的前七個月徒勞地陷入試圖占領牢固守衛的合州城（今四川合川縣）的戰鬥之中。1259年8月11日，蒙哥病死於合州附近的軍中。 蒙哥去世後，蒙古人在歐亞大陸上的征戰全部停頓下來。蒙哥的軍隊不再向前移動，也未和其他三支進攻宋朝的軍隊進行聯絡。在中東，擴大蒙古在西部疆域控制的蒙哥的弟弟旭烈兀倉促地返回蒙古本土，只留下一支小部隊守衛新占領的地區。蒙古帝國的這種混亂是由於缺少對汗位的有序繼承而造成的。具有最偉大軍事能力的領導者經常能取得勝利。 1259年在拖雷家族中展開了皇位爭奪。這不僅僅是一場兩個人之間的爭奪，因為他們各自代表著蒙古貴族中的主要派別。忽必烈受到被他征服的國家的文明的吸引並且尋求他的民眾的建議和幫助，他代表著受到定居世界影響，並且希望同他們和解的蒙古人。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則作為傳統的蒙古方式及準則的捍衛者出現。對於阿里不哥，草原世界要比農耕世界更有吸引力。他不信任他的兩個哥哥旭烈兀和忽必烈，並且認為他們受到外來準則和觀點的腐蝕。由此引發了涉及到蒙古帝國未來方向的兄弟之間的爭鬥。 這場爭奪推遲了幾個月。1259年9月中旬，忽必烈通過他的異母兄弟派出的信使獲悉蒙哥的死訊，他的這位兄弟要求忽必烈返回蒙古本土選舉新的大汗。此時忽必烈剛剛到達長江北岸並且正準備向南入侵。按《元史》的說法，他告訴使者：「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15]波斯史家拉施特證實了這個說法，註明忽必烈的反應是，「我們帶著一支多如螞蟻和蝗蟲的軍隊來到這裡；我們的使命尚未完成，我們怎麼能夠返回，難道僅僅因為傳聞」[16]？看起來忽必烈希望擊敗宋朝以提高汗位爭奪中的地位，他應該作為一位成功的軍事領導人投入這場爭奪。出於這個原因，他沒有立即返回北方。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爭奪 1259年整個冬天忽必烈的軍隊堅持對南宋作戰。他們首先渡過長江，接著圍攻堅固設防的鄂州城。這場戰役的勝利將支撐忽必烈在蒙古帝國中的聲譽，而該城的宋朝保衛者誓死不投降。但是，南宋丞相賈似道希望媾和。他派出一位使者答應每年向忽必烈進貢銀兩絲帛，所要求的回報是保證把長江維持為他們的共同邊界。忽必烈的儒士幕僚趙璧對此事的評論是：「今已渡江，是言何益！」[17]忽必烈企望勝利。 接踵而來的危機挽救了宋朝。蒙哥死後阿里不哥立即調動軍隊並且和有影響的蒙古顯貴結盟。1260年初，阿里不哥的一個盟友向開平城進軍。丈夫出征期間堅守在後方的察必立即派出一位使者將他弟弟的計劃和行動通知忽必烈。忽必烈必須放棄對鄂州的圍攻，向北回軍迎擊阿里不哥。忽必烈從鄂州撤出大部分軍隊，只留下一支象徵性的軍隊保衛已占領的地區。[18]賈似道利用忽必烈的突然撤軍命令向蒙古的這支小部隊發動進攻，並且迅速擊敗蒙古軍，收復了宋朝領土。賈似道興高采烈地把這場小規模交戰吹噓為巨大的勝利，錯誤地引導宋廷拒絕與蒙古和解。 此時忽必烈正在回兵並於1260年春天抵達開平。《元史》說許多宗王「請求」忽必烈繼承汗位。在三次正式「拒絕」之後，忽必烈答應他們的請求，在5月5日倉促召集的一次忽鄰勒台上被選舉為大汗。因為大部分蒙古貴族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忽必烈的選舉受到異議。例如，一個月之內，阿里不哥在蒙古舊都和林宣布為大汗。在三個其餘的主要汗國中，阿里不哥可以得到斡羅斯的欽察汗國和中亞的察合台汗國兩個汗國的支持。忽必烈惟一的支持者是他的弟弟旭烈兀，而旭烈兀本人在中東正面臨著對他的權威的嚴重威脅。在返回蒙古的途中，旭烈兀獲悉埃及馬木魯克朝統治者於1260年9月在敘利亞的愛音扎魯特擊敗了他的軍隊。[19]另外，欽察汗國為試圖把他從沿著斡羅斯—波斯邊界的阿哲兒拜占驅逐出去已向他宣戰。旭烈兀的注意力被牽制到別的地方，從而在皇位繼承的鬥爭中對忽必烈的幫助是很小的。 為了得到支持，忽必烈不得不依靠漢地的資源和漢人臣民。他發布了一份由他的儒士幕僚王鸚起草的詔書[20]，承認對於統治中國光靠蒙古軍事技能是不夠的，為了統一中國需要一位仁義的和按照先人傳統進行統治的賢人，並且暗示他正是這樣的人。他還提出減少百姓的賦稅和徭役負擔。[21]在發布這份詔書幾天後忽必烈採用了漢制年號「中統」[22]，儘管他還沒有為他的王朝採用一個漢文國號。他設立的政府機構中書省和宣慰使司類似於傳統的中國機構。事實上，忽必烈希望向所有的漢人示意——他想採納典型中國統治者的服飾和風格。但是南宋的漢人不接受這種讓步。他們把忽必烈派來對雙方衝突進行外交協商的使者郝經扣押起來。1260年郝經被投入牢中，一直關押到70年代忽必烈成功地發動對南宋的軍事征戰為止。 忽必烈自己可以利用中國北方的資源，並且利用占據中原的優勢封鎖向阿里不哥提供的物資供應。以和林為基地，阿里不哥需要輸入大部分糧食，忽必烈決心切斷他弟弟的供應線。甘肅、東北以及更西的畏兀兒是由忽必烈的盟友控制的。阿里不哥供給的主要來源是以中亞為基地的察合台汗阿魯忽。起初阿魯忽支持阿里不哥爭奪帝位，但是對稅收及分配掠奪品的爭執使他們反目。因此，1262年以後，阿里不哥沒有可依賴的盟友以及可靠的供應來源。對他來說，放棄帝位爭奪只是時間問題。在幾次小衝突之後，1263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對忽必烈足夠有利的是，幾年後阿里不哥在被監管中死去，使人懷疑他是被毒死的。儘管阿里不哥死了，忽必烈的權力仍然面臨著其他威脅。在把自己扮演成為蒙古帝國（見地圖30）的大汗的努力中，忽必烈仍然擺脫不了對他即位的合法性的懷疑。[23] 地圖30　蒙古諸汗國 同樣，接受忽必烈為中國的皇帝也是脆弱的，出現了幾位權力的競爭者。他的第一個對手是山東益都的李瑄。漢文史料描述李瑄是一個「反叛的逆臣」，因為他最終倒戈反對忽必烈。從而，他被看成為是一位反叛而不是一位獻身建立中國王朝的忠臣。撇開不談這種錯誤的表述，李瑄的確對忽必烈自稱為中國皇帝構成了直接威脅。早期，在對宋朝的戰爭中李瑄和蒙哥合作並且襲擊過幾座濱海城鎮。當忽必烈1260年登上中國皇位時，看來沒有理由懷疑李瑄對蒙古的忠誠。另外，李瑄是王文統的女婿，而王文統剛被忽必烈任命為中書省的平章政事，這是政府里最有影響的官職之一。 1260年和1261年，忽必烈送給李璮金銀，作為對宋戰爭的費用。但在1261年下半年，李璮準備和忽必烈決裂並且實行與南宋的一項和約。由於可以從山東貯藏的鹽和銅得到巨大財富，李瑄擁有向蒙古統治發起重要挑戰所需的資源。他可能已經得到宋朝給予支持的保證並且必然認為和南宋的貿易以及其他經濟關係要比與蒙古的友好關係更有實利。另外，在種族上作為一個漢人，他可能具有忠於宋朝的感情。不論出於什麼動機，1262年2月22日他背叛了他過去認可的君主。忽必烈立即對此做出反應，派出幾支最信任的軍隊來對付這位麻煩的漢人領導人。忽必烈的兩位主要將領史天澤和史樞以及儒士幕僚趙璧前去粉碎李瑄的反叛軍隊。數量上的優勢在幾個月之內就顯示出來，8月初李瑄被擊敗並被抓獲。朝廷的士兵按通常為貴族施行的處死方法，把李瑄放在一個袋中用他們的馬把他踩死。他的岳父王文統在此之後很快也被處死，並且為了對王文統受到的懲罰提供法律根據，公開宣布了王文統在叛亂中的造反及「叛跡」。[24] 李瑄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統治中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它增加了忽必烈對漢人的猜疑。在一個重要經濟地區發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漢人領導的並且得到一位受信任的最高層漢人顯貴隱蔽支持的叛亂肯定會對忽必烈產生影響。從這個時刻開始，他自然地對僅僅依賴他的漢人助手統治中國產生懷疑，作為替代他從非漢人幕僚中尋求協助。即使在他成為大汗和中國皇帝之前，忽必烈已經招募出身於不同種族的幕僚。但是，李瑄的背叛引起更大的對依賴漢人的懷疑，忽必烈更強烈地意識到需要非漢人的幕僚和官吏。 他的妻子察必支持統治上的這種努力。察必渴望成為有權力的皇后，而不僅僅是一個部落首領的妻子。[25]她對不同背景的尤其是吐蕃背景的官吏的庇護也補充了忽必烈的政策。然而，他們兩人仍意識到他們的大部分臣民是漢人，從而容納某些漢人價值觀念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早期實行的行政制度意在吸引漢人的支持並且反映蒙古人的利益。但是，和以前的中國朝代不同，忽必烈新設計的政府不實行科舉。這種需要對孔子學說進行反覆學習和探討的考試從7世紀起為中國的各朝代提供了許多官員，並且被北方的遼、金所採納。但是，忽必烈不急於把自己囿於由漢人思想薰陶出的幕僚和官員的圈子之內。此外，他想擁有任命自己官員的權力。不過他所建立的制度應該是他的漢人臣民所熟悉的。 傳統的中國政府機構中書省負責大部分行政事務，如接收呈交給皇帝的奏章以及制定法律。中書省的負責人在主要的政治決策上和忽必烈商量，然後由左丞相和右丞相監督的六部執行。[26]樞密院負責軍事事務，御史台監察全國官吏的行為並且向皇帝呈寫報告。儘管中央事務的大部分框架類似於更早的中國各朝代，但地方控制系統是不同的。中國分成行省，各省由行中書省丞相管理。皇帝還指定蒙古人或中亞人為專門代表（達魯花赤）檢查各省官員及各省180路地方官吏的活動。 忽必烈的政治制度明顯地不同於以前中國各朝代的政治制度。首先，他把居民分成為三個種族。蒙古人占據最重要的位置，然後是稱為色目人的西亞和中亞人。稱為漢人的中國北方居民最初構成最低的階層，而在征服中國南部之後稱為南人的南方漢人變為最低的階層並且排除在一些最重要的文職之外。忽必烈認識到如果想避免被人口多得多的漢人（數量上至少是30比1）所吞沒，蒙古人必須擁有控制權。概括地說，比起以前的中國各朝代對控制的強調要更多。 忽必烈關心的是官員（其中不少人不是蒙古人）保持忠心、誠實和廉潔。「蒙古的監察系統……要比任何一個前朝的系統更為滲透得多，並且它與中央集權緊密聯繫的程度在中國的監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7]忽必烈尋求保持官員的忠誠同時防止他們濫用職權。受賄的官吏、在履行職權時缺乏熱情的官吏或者向他們的臣民過分征括的官員受到嚴厲的懲罰。同時忽必烈需要新的制度來控制和保持蒙古人的統治地位。從窩闊台的時代開始，許多蒙古貴族得到封地的賞賜，在他們自己的封地里他們認為自己是至高至上的並且幾乎不允許干預。忽必烈必須使這些封地得到中央政府的監控，堅持使這些統治者必須遵守他的政府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另外，他期望由他而不是封地的擁有者來徵收賦稅和徵募國家的軍隊。 最近的研究提出忽必烈在控制上的努力是徒勞的。一位學者寫道：「由於在任命重要官員時常常破例……中央政府在全帝國範圍內的行政事務的參與上頂多是短暫的並且僅限於非常有限的活動。」[28]按照這個觀點，中書省的作用只在忽必烈的舊分地和首都周圍是有效的，對於地方事務的控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遍及各地。同樣，他對地方官員和封地領主的控制也是有限的。在他的統治期間，他赦免過腐敗的和頑固對抗的官吏，這表明在推行自己的法律時他不時受到挫折。然而這些失敗不應該誇大，因為在13世紀60年代的前幾年忽必烈已經建立看上去切實可行的對中國的行政管理。這種行政管理對於漢人是熟悉的，但它和以前的中國體制相比又有相當的不同，以便容納忽必烈和蒙古人的價值觀念和體制以及他們更大的控制臣民的需求。 向外擴張 在中國建立政府之後，忽必烈現在把他的注意力轉向對外關係。和他的蒙古前輩一樣，忽必烈懂得必須堅持領土擴張。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統治者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將更多的財富、人民和領土併入他的版圖。同樣，漢人相信賢明的君主應該使外國人臣服並且接受中國至上的觀念。外國人應該不可抗拒地受到中國統治者的德政以及浩蕩皇恩的吸引。蒙古人和漢人的世界觀念導致忽必烈把擴張放在首要位置上。忽必烈獲取權力的方式也可能導致他追求對外征服，因為他曾經受到他自己弟弟的挑戰，在他作為蒙古世界的統治者的合法性上確實籠罩著疑雲。忽必烈可能試圖通過進行對外戰爭消除這種懷疑，因為新的征服將會支撐他在蒙古人中的聲譽。 對宋朝的征服 出於安全上的考慮也促使忽必烈對南宋開戰，和其他中國王朝一樣，宋朝渴望統一中國。在宋朝朝廷中復仇主義是政治辯論中的一部分，而且儘管此時宋軍相對較弱並且沒有構成對蒙古的直接威脅，但它可能恢復元氣，並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復被蒙古占領的中國北方領土。忽必烈應該在南宋變成更強大的對手之前征服宋朝。宋朝的大量財富是另一種吸引。南宋土地肥沃，這對北方極其重要，因為北方的人口超過北方的食品供應能力，因此北方需要很好的利用來自南方的穀物供應。宋朝與南亞、印度及中東的海運貿易使南宋的沿海城市富裕起來，這是忽必烈的另一個經濟動機。 但是要占領中國南方存在許多障礙。儘管蒙古軍隊和騎兵在北方的氣候和地形條件下是成功的，但他們不習慣南方的氣候和地形。他們對中國南方亞熱帶地區的折磨人的高溫沒有準備，也不適應南方或西南地區的疾病、寄生蟲病和蚊子肆虐的熱帶雨林。他們的馬匹不能很快適應高溫，並且在南方農田上不能像在平原上那麼容易得到草料。另外，蒙古軍隊需要採用以前未使用過或至少很少使用過的軍事技術。例如，為了對付南方的水軍，他們需要造船、招募水手並且需要更加精通水戰。在陸地上他們需要圍攻人口眾多、守衛良好的城鎮。事實上，在蒙古人攻打的國家中，宋朝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而對大宋帝國的占領需要大量的支出和努力。 表面上南宋是繁榮的。像首都杭州那樣的活躍城市追求奢華並具有為此所需的資源。杭州擁有豪華的飯館、茶館及戲院；「別的城市都沒有這樣地聚集財富」[29]。南宋的繁榮來自廣泛的國內貿易以及和亞洲及中東其他國家的貿易。認識到可以從貿易中徵集潛在的稅收，南宋政府在最重要的港口中任命海上貿易監督人（提舉市舶使）；雇用商人監督國家專賣並在社會上給他們以較高地位；還鼓勵與中國開展貿易的外國商人。隨著海上商業的繁榮，宋朝關心航運並且相應地關心水軍力量的提高。朝廷建立海軍抵禦沿海的海盜，裝備著火箭、火器和炸彈的大戰船成為南宋武裝力量的重要分支，構成蒙古入侵的一種障礙。[30] 雖然商業繁榮和水軍強大，13世紀中期宋朝內部面臨許多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困難。許多善於經營的大地主通過壓迫農民或者得到官僚親戚的偏袒，從而積累大量財產並且獲得免交賦稅的特權。隨著越來越多的土地從稅收名冊上消失，朝廷的國庫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制定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有時壓倒高級官員。軍事上的開銷不斷上升，腐敗和低效使軍隊戰鬥力下降。從13世紀60年代初期，大臣賈似道開始試圖改革並約束牟取暴利的宦官、外戚和官吏。他清洗一些這樣的人物並使自己的黨羽擔任重要的官職，從而使宮廷兩極分化，疏遠並擴大對立面。因此，到了和蒙古對抗時，宋朝朝廷陷入了嚴重的分裂。 最初，忽必烈和宋朝的交往不是交戰性的。1260年他的使者郝經建議宋承認忽必烈是天子，換取實質上的自治，並且通過蒙古對貿易的支持以獲得更大繁榮。宋朝扣留了郝經並且不理睬1261年由崔明道和李全義率領的第二個使團。[31]然而忽必烈繼續向南方的漢人作出和解的姿態。他釋放他的軍隊在邊界上抓獲的漢族商人，寬宏大量地對待南宋的逃兵，並堅持化干戈為玉帛。 因為宋朝拒絕放棄它的主權，武裝衝突不可避免。從1260年之後出現小衝突，1265年在四川發生了大的衝突。戰爭於1268年爆發，一直持續到1279年（見地圖31）。從1268年到1273年的襄陽之戰是戰爭中最長的戰役並被證明是最關鍵性的。位於漢水沿岸的襄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戰略要地，是通向長江中游盆地的最後一個要塞。宋人在那裡修建了幾乎堅不可摧的防禦工事，其中包括如拉施特所描寫的「堅固的城堡、厚實的城牆和深深的護城河」[32]。為了戰勝守衛者的抵抗，蒙古軍隊需要取得漢水上的水上霸權以阻止來自宋朝首都的給養和增援部隊。蒙古軍隊還需要熟練掌握攻城戰術和使用火炮。為了提供這種專門技能，忽必烈挑選了一組來自各種族的軍官，並為他的軍隊招募蒙古人、漢人、畏兀兒人和波斯人，為他的水軍招募高麗人和女真人。 地圖31　對宋的征服 圍困開始於1268年秋天，但是很遲之後才實現全面封鎖，從而在圍攻的頭三年中宋朝能夠向它被圍困的要塞發送給養和增援部隊。同時忽必烈反覆地派出他自己的增援部隊向襄陽的保衛者增加壓力。例如，從1269年4月到1270年4月，他向該地區的指揮官派出10萬官兵和5000艘戰船。但是襄陽的保衛者堅持不投降。然而，1272年初宋朝朝廷在打破圍攻中遇到更多的障礙。從這時起，襄陽完全孤立。但蒙古指揮官認識到強攻城堡和要塞要付出沉重傷亡。如果他們選擇避免流血，毫無疑問他們會被鉗制，為了打破僵局他們需要幫助。 兩位回回技工提供了蒙古人所尋求的幫助。忽必烈的侄子、波斯的伊利汗阿八哈應大汗的要求派出亦思馬因和阿剌瓦丁前來中國。[33]這兩位回回人在1272年下半年到達襄陽並建造了能夠遠距離發射大石塊的投石機和石弩。年底蒙古軍隊開始使用這些設備。有記載說「當該炮發射時聲音驚天動地，它所擊中的所有東西都被擊破和摧毀」[34]。藉助這種大炮的神威，蒙古人最後強行攻城，剩餘的宋軍用密集的石塊和彈射器反擊但未能擋住敵軍。1273年3月勇敢的宋軍將領呂文煥投降，幾乎持續五年的圍攻終告結束。 襄陽失守之後，宋廷士氣低落，賈似道信譽掃地。賈似道試圖通過親自主持抵抗蒙古軍隊的進攻盡力挽回聲譽。他知道進擊的蒙古人將沿東南方向向宋朝首都杭州進軍，決定在西北方向上靠近揚州城的地方進行抵抗。賈似道率領13萬大軍等待敵人。為了加強自己的入侵力量，忽必烈決定指定一位攻宋軍隊的統帥。 1273年夏天，忽必烈選擇了伯顏，一位可能是那個時代的最有才華的軍人擔任遠征軍的指揮官。在旭烈兀領導下的波斯和中東戰役中以及在大理戰役中伯顏已功成名就，但是現在他得到最重要的任命。[35]認識到這項任務極其重要，伯顏對遠征做了大量準備。他還鼓勵和歡迎漢人背叛者。 完成計劃制定和對軍隊的訓練之後，1275年1月伯顏從漢口渡過長江。兩軍展開了水陸激戰，但很快宋軍被迫後退。3月中旬，伯顏終於在離揚州不遠的丁家洲遇到主要對手賈似道。除了蒙古具有包括投石器和石弩在內的大炮之外，雙方勢均力敵。大炮意味著差異，伯顏擊潰宋軍並予以重創。賈似道的軍隊開始逃跑，賈似道被迫重聚軍隊並且退卻。他在首都杭州的政敵得到了他們一直尋找的機會，他們剝奪他的官職並把他流放到南方省份福建。在途中，賈似道被押送他的人害死。 宋廷處於慌亂和無序狀態。當蒙古人繼續向前推進時，南宋的皇族面臨其他困難。年輕皇帝度宗於1274年8月12日突然病逝，由他的年僅四歲的兒子趙繼承皇位。趙的祖母謝太皇太后為孫子攝政，但她體弱並且缺乏好顧問，尤其因為越來越多的有權勢的臣僚投靠了蒙古人。同時，在丁家洲戰役之後伯顏的軍隊包圍揚州並且占領一個又一個的城市，多有宋軍和居民不戰而降。除了投降之外皇太后沒有別的選擇。1275年末，她派出使者答應向蒙古進貢。但是伯顏拒絕這些提議，聲稱除無條件投降外他對一切都不滿足。 1276年1月末，太皇太后最終承認宋朝皇帝是忽必烈的臣民並把國璽交給伯顏。[36]寬厚地接受宋朝的投降之後，伯顏告誡他的手下不要搶劫和掠奪並把皇族護送到北方忽必烈的駐地。同樣，忽必烈對投降的皇族是關心的。儘管他沒收一些珠寶和官服，但他為皇太后和皇后提供住處、年俸及侍從。年幼的皇帝同樣得到從小已習慣的奢侈，但他很快被放逐到吐蕃並且成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後來在1296年他離開宮殿出家，終於1323年被迫自殺。 儘管占領杭州，但是尚未完成對南宋的征服。一些宋朝忠臣帶著皇帝的兩位異母兄弟逃到南方。1276年6月14日他們聚集在福州擁戴7歲的哥哥趙昰為皇帝。面對這樣一位年幼的皇帝，宋朝忠臣需要一位強有力的攝政王來保證他們事業的生存。由於主要官員政治觀點不同，不能選出單一的攝政王。缺乏團結和不斷的爭吵削弱宋朝並且使蒙古人率領的軍隊更有信心以最快的速度向南挺進。 畏兀兒將軍阿里海牙率領的軍隊經湖南和現在的廣西向西南挺進。當年年底，另一支由蒙古將領唆都指揮的部隊占領福州，迫使宋朝忠臣向更南的港口泉州退卻。泉州的主管海上貿易的招撫使回回人蒲壽庚最初歡迎逃來的皇帝和他的隨從，但是蒲壽庚很快感覺到宋朝官吏的傲慢和專橫，隨之即爆發爭執。[37]1277年4月他把忠誠轉向到蒙古人，因為蒲壽庚指揮著一支精良的船隊，對忽必烈來說這是一次重要的變節。同時，在這一年中忠於宋朝的大臣在南方從一個港口轉移到另一個港口，從潮州開始，接著到惠州，最後在年底抵達廣州。唆都不斷追擊他們，並在1278年2月占領廣州（在今廣東）。忠於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投降，而且再一次逃跑。但是，壓力、艱苦的生活以及不斷變化的氣候和環境都使年幼的皇帝難以承受，在5月8日他將滿10歲時夭折。 他的死對宋朝的忠臣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是他們的領導人張世傑和陸秀夫最後一次把他們重組在一起，推戴已死皇帝趙昰的異母兄弟趙昺並以他的名義進行統治。此時他們以中國東南邊陲的雷州半島附近的硇洲島為基地。蒙古人的持續進攻迫使他們再次逃跑，這次從廣州過海到達崖山島。蒙古人對島進行封鎖。1279年3月19日，宋朝船隊試圖打破封鎖，但在接踵而來的戰鬥中陸秀夫背負小皇帝蹈海，宋朝的末代皇帝夭折在海上，宋王朝最終被蒙古人推翻。三個月之後，張世傑在他的船隊遭到颶風摧毀時溺死。一些忠臣逃到占城，他們計劃恢復力量並且對蒙古在中國的統治進行挑戰，但是他們已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到了1279年，忽必烈和蒙古人粉碎了宋朝的殘餘力量。但現在忽必烈可能面臨更加難以對付的局面，因為他必須獲得他征服的漢人的效忠。為贏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他不能僅僅表現為一位只對掠奪中國南方財富有興趣的「蠻人」占領者。相反，忽必烈需要建立一個為蒙古人服務但又不過分壓迫當地百姓的政府。某些政策和人員使用上的延續還可以使蒙古統治平穩過渡。因此.忽必烈對他的軍人下令允許漢人不受妨礙地從事經濟活動。他還試圖為他的政府招募漢人官員，許多有才能的「南人」為蒙古人工作。但是，一些學者和官員拒絕為蒙古人服務，並且投身到非政治的事務中。一些人物，例如著名的儒將文天祥，表現對宋朝的忠誠，則被蒙古人監禁或殺害。[38]在忽必烈後來的統治時期，史書上沒有記載重要的宋朝造反者，明顯地顯示出他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建立蒙古統治的能力（見地圖32），他遇到的困難卻很少。 地圖32　元時期形勢圖 (譯者註：本圖采自韓儒林主編《元朝史》） 征服高麗 在平定高麗中，忽必烈取得了同樣的成功。1258年，他的兄長蒙哥派出遠征軍平息叛亂並使高麗處於蒙古控制之下。武力的炫耀導致高麗的屈服，其象徵是世子王禃（譯者註：王禃初名王倎，封王后改名）作為人質抵達蒙古宮廷。忽必烈和這位年輕的高麗人相處得很好。當第二年蒙哥和高麗國王去世後，在一支蒙古部隊的護送下忽必烈把王禃送回高麗並授予他高麗國王的封號。反過來，王禃很快地通過把世子送到忽必烈的宮廷作為人質以表現他的忠誠和「信諾」。在後十年中，高麗和蒙古朝廷間的關係持續改善。王禃向蒙古進貢，而忽必烈用慷慨的禮品回酬，允許高麗商人和中國進行貿易，並在經濟困難時向高麗提供穀物和肉類。 忽必烈甚至在政治騷亂時幫助他的盟友。1269年，一位名叫林衍的軍官發動軍事政變。在得悉發生暴亂消息後的一個月內，忽必烈派出3000名特遣軍驅散叛亂軍隊並恢復了王禃的王位。1273年，殘存的反抗者被趕到大陸南海岸旁的濟州島。為了鞏固與高麗皇族的關係，忽必烈讓他的女兒和高麗世子訂婚，並成為以後在中國的蒙古王朝統治者的一種慣例。作為回報，高麗人每年派使團向中國進貢土撥鼠、水獺、白銀、獵鷹、陶瓷和藥品直至忽必烈去世；高麗向忽必烈的宮廷遞交人口登記冊，並且向派到高麗宮廷的蒙古監臨官提供給養。濟州島的一部分變成養馬的牧區，這些馬匹進貢給蒙古或者用於貿易。在13世紀70年代中期平定高麗後，忽必烈對高麗提出了蒙古在軍事和經濟上的要求。[39] 入侵日本 也許忽必烈對高麗最艱巨的要求是在他的對日關係中作出幫助。儘管在13世紀初期高麗被稱為倭寇的日本海盜所煩擾，他們仍希望避免牽連到蒙日關係之中。例如，1266年他們通過描述日本島嶼附近的洶湧海洋和狂暴氣候勸阻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團不要繼續前進。為高麗的不合作所激怒，忽必烈嚴厲地進行懲戒，他並且在1268年派出另一個由高麗人參加的使團。日本幕府首領和體現出武士自尊及愛國特點的攝政王北條政村，不接受作為中國的蒙古統治者的僕從地位，因此他們斷然拒絕使團的提議，甚至不答覆忽必烈的來函。在這封信中忽必烈把日本君主稱為「小國之君」。1271年和1272年派去的使者得到相同的待遇，這兩次使者返回中國後都描述了在日本所受到的粗魯和屈辱的待遇。忽必烈不能容許日本人對他的無限期的蔑視。 1274年忽必烈開始組織迫使日本接受進貢國地位的懲罰性遠征。這次行動由1.5萬名蒙古人、漢人和女真人士兵以及六千至八千高麗軍隊組成，由7000名高麗水手引導，從高麗的合浦（接近現代的釜山）出發駛向日本。他們占領對馬島和壹岐島並且在九州東部海岸上的福岡登陸。因為忽必烈完全低估了日木人的抵抗力量，這並不是一支很強大和給人深刻印象的軍隊。儘管日本不具有能和蒙古人的長射程武器例如弩和石弩相匹敵的武器，而且他們的將領不像蒙古將領那樣有經驗，但是他們早就部署好沿海岸的防禦，並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戰鬥，更加熟悉地形和氣候。 11月19日，看來日本人在福岡要輸掉反抗蒙古人的第一場戰爭，但是那天晚上突然襲來未曾預料到的大風暴。日本人習慣這種「反常的」事件並且輕而易舉地就隱蔽到任何他們能夠找到的躲避處。但是蒙古人被嚇壞了，在他們的高麗屬下的勸說下返回到船上並馳向寬闊的大海等待風暴平息。後果是災難性的：風、浪、岩石毀壞了幾百艘船，1.3萬人喪生。[40]遠征以蒙古人的災難告終，殘餘的部隊開船返回並向忽必烈報告慘敗的消息。因為忽必烈企圖再次徹底征服南宋，所以他不能立即向日本報仇。1275年他派出另一個使團，但是使團的使者很快被趾高氣揚的日本統治者殺死。儘管忽必烈不能允許這種蠻橫的行為不受到懲罰，但是數年之後他才能夠向日本派出懲罰部隊。 忽必烈與中亞 同時，在中亞的察合台汗國，是一個與忽必烈對抗的、企圖從他手中奪取控制權的勁敵。同對忽必烈的地位不造成實際威脅的高麗和日本的關係不同，與中亞的關係涉及到誰應得到蒙古汗位的敵意挑戰。忽必烈的主要對手海都不僅是一位蒙古人，而且是皇族家庭中的一員。海都是大汗窩闊台的孫子。因為中亞與忽必烈的領土具有共同邊界，敵對關係會使中國西北的邊境受到打了就跑的侵擾，內亞遊牧民的這種襲擊使得漢地農民一年四季遭受損害。在這樣的襲擊之後，遊牧民可輕易地逃向中亞草原和沙漠中無邊無際的遼闊空間，躲避定居居民的追擊軍隊。這種攻擊破壞了忽必烈鼓勵的跨越歐亞大陸的遠距離商隊貿易並且危害忽必烈在中亞建立牢固的城鎮和綠洲。如果敵人控制這些必不可少的屯駐地點，他們可以破壞貿易。 忽必烈的侄子海都代表蒙古人中遊牧民族的利益，這種利益威脅著日益在中國呈定居趨勢的蒙古王朝。海都喜歡遊牧生活，喜歡作為牧人的君主的生活，但不喜歡作為農民的統治者的生活。他的住所是開闊的空間，而不是在人口眾多的都城裡的豪華宮殿中。比起由中央政府統治的充滿官僚氣息的定居農業社會來，他更偏愛遊牧社會。中國史料卻把他描繪成是一位掠奪者和一個背信棄義的叛徒。但是他的確既不想破壞這個區域裡的繁榮城鎮也不想粉碎那裡的貿易基礎。實際上，海都曾積極地阻擋對中亞綠洲的掠奪並且肯定指示過他的下屬不要騷擾居民。不過，他對這些城市徵稅，並且用所得到的收入支持他的軍隊。無論如何，他表現為蒙古傳統的捍衛者，並且在他看來，忽必烈是背叛者。[41] 難以確定忽必烈和海都彼此開始敵對的準確時間。早在1266年7月9日，忽必烈就任命他的兒子那木罕為北平王，試圖讓這位年輕人負責中國北部的軍事事務並且防止海都對中國西北地區的侵犯。五年之後忽必烈指派他的兒子到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的中亞前哨，保護這個地區不受海都的侵擾。忽必烈還派去幾位那木罕的侄兄弟去陪伴他，鑄成大錯。因為他們全部捲入激烈的爭執，嚴重妨礙了遠征，並最終導致了遠征的失敗。 在粉碎中亞的反對者的遠征中，那木罕幾乎沒有進展。他成功地建立了軍隊的補給線，但不能很快地制約敵人。海都的軍隊以游擊戰的方式行動而不與他進行傳統的戰鬥。一旦發現自己在數量上處於劣勢或者處於險境，他們立即脫身逃到他們熟悉的草原上或沙漠裡。因為不能輕而易舉地追擊機動性極強的游擊部隊並和他們正面作戰，那木罕的軍隊灰心喪氣。為了打破僵局，1275年忽必烈派出妻子的侄子安童（1245—1293年）支持那木罕。安童是一位有能力的和傑出的人物，當時已任右丞相。到達那木罕的營地之後，安童很快意識到，宗派主義使諸王分裂，並妨礙著有效的軍事行動。但是，由於站在那木罕一邊，安童也被捲入這場爭論之中。 1276年下半年，陪伴那木罕的幾位宗王秘密計劃破壞遠征。包括阿里不哥的兩位兒子和蒙哥的一位兒子在內的謀反者拘捕了那木罕並把他交給斡羅斯的欽察汗，而把安童交給海都。[42]他們二人被監禁幾乎達十年之久，但是沒有受到傷害。謀反者由於發現海都在和他們結盟的問題上含糊其辭而感到失望，海都不希望他們呆在他的王國內。不久他們就移居到認為更安全的蒙古草原上。最終欽察汗和海都均不能從兩位俘虜身上勒取到贖金並且看出繼續監禁他們沒有好處，便釋放了那木罕和安童。當1284年他們返回時忽必烈熱烈地迎接他的兒子和他的內侄，並且再次授予他們過去的職務和頭銜。 在那木罕和安童被拘捕的那十年期間，忽必烈並沒有袖手旁觀。獲悉那木罕被俘之後，他派出他最有能力的和最有聲望的將領伯顏去營救兒子。剛從南宋王朝凱旋歸來的伯顏幾次受到挫折。和那木罕一樣，伯顏不能制服敵人，因為海都的軍隊繼續躲避。那木罕無人統率的軍隊也做出過一些勇敢的努力，試圖營救忽必烈的兒子，但是他們的營救同樣失敗了，未能救出那木罕。 最終忽必烈明白他不能控制中亞並且不得不承認海都是這個區域的實際統治者。甚至他的最傑出的將領都不能把忽必烈的宗主權擴大到中亞。他承認自己的失敗，勉強放棄在該地區的草原和綠洲的統治地位。他退到易於防禦的漢人居住地，容忍海都在農耕地區之外自由地統治。但他不能防止海都以這些村莊作為其主要目標加以襲擊。他所遇到的困難是，支援他的軍隊和當地友好居民的供應線漫長而脆弱；遊牧民持續不斷的騷擾對他的士兵和盟友都造成不便和威脅；他所追求的使這個區域的綠洲和城鎮自給自足的目標從未實現。簡而言之，忽必烈對中亞的進攻一事無成。 在對付漠北的挑戰中他成績斐然。曾經背叛忽必烈的兒子那木罕的謀反者遷移到漠北，並且計劃攻擊蒙古國的傳統首都哈剌和林。忽必烈和他的政府對付漠北的這種威脅的準備要比在更遠的西部地區所做的準備強得多。一段時間以來，他們通過對當地居民減輕賦稅和傳播更先進的農業技術來鼓勵哈剌和林附近地區的農業。[43]他們還建立驛站，以此加強與中國北部的蒙古新首都的戰略和商務聯繫，並且還派遣手工業者幫助本地人發展他們自己的手工業。這些措施使他們獲得當地居民的支持，從而在反對反叛宗王的戰爭中得到當地人的合作。1279年上半年，忽必烈的軍隊發動了征討叛王的遠征。在當地百姓的支持下，幾個月之內他們打敗並且抓獲了這些反叛的宗王。這一年年底時，漠北又成為忽必烈帝國的一部分。 社會和經濟政策 在征服中國南部以及高麗和平定中亞以及漠北的同時，忽必烈不是沒注意到在中國北部面臨的困難。1260年他試圖去統治的中國北部現在面臨著需要他去解決的嚴重困難——尚未從1211年至1234年蒙古和金朝的衝突所造成的破壞中真正恢復過來。農民不能斷定蒙古統治者的意圖。應有人向他們保證，既不會沒收他們的土地也不會對他們施加任意過度的賦稅。但是，與阿里不哥以及南宋的連續戰爭阻礙了商業，並且由於缺乏可接受的法律條文造成很大的混亂。因為中國以前以科舉為教育的中心，科舉的廢止，使教育系統一片混亂。以前的宗教不符合忽必烈和蒙古人的政策標準。佛教上層僧侶集團知道忽必烈同情他們，但道教徒不清楚新統治者是否會歧視他們。儒家擔心蒙古人會廢除傳統的宮廷儀式並且會降低儒士的地位。也許最重要的是，忽必烈的漢人臣民關心著自身的地位。他們肯定會被排斥在某些高級官職之外，但在其他方面他們也會受到歧視嗎？ 如果忽必烈希望在漢人社會裡建立秩序，他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並且處理這些問題。他所設置的政府機構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方向上的指導。忽必烈需要將官員執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連接起來。他必須公開他管理中國而不僅僅是剝削中國的計劃，從而他的官員可以仿效他並協助他摸索對定居文明的統治。某些學者對忽必烈早年親自參與指導統治決策感到驚訝。這一次他是會繼續在設計政策和計劃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呢？還是僅僅由他的漢人幕僚向他呈交建議，然後不加思考地採納這些建議？誠然，忽必烈的確沒有制定許多隨後被執行的政策。但他也沒有袖手旁觀僅僅等待著提議。他積極地徵求建議。他的一位官員引用了一段詔書：「有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呈現。若言不可采，並無罪責；如其可用，朝廷優加遷賞。」[44]一位當時的監察御史王惲，告訴人們忽必烈在朝廷上參與審議。例如，在1261年5月的一個星期的時間中，王惲得到忽必烈的三次召見，討論政府事務。 忽必烈在有計劃有條理地規定和闡明他的政治和經濟觀念之前，他必須先減輕中國北方人民的苦難。蒙古人接管之前的戰爭在中國北方造成巨大破壞並喪失了大量的人口。[45]很清楚這種劫難使倖存者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在忽必烈統治的最初幾年，他根據請求反覆地對他的領地上的許多地區給予幫助和豁免。漢文史料記載他經常免去或減少遭受經濟困難的地區的賦稅。他還向受到自然災害折磨的村莊提供紙幣、穀物和布匹。[46]但是，除了這些應急措施，他還需要制定恢復中國經濟的長期規劃。 這個規劃的中心點之一是鼓勵農業。1261年忽必烈建立勸農司，勸農司挑選農藝學上有造詣的人去幫助農民更好地利用他們的土地。該機構每年向中央政府遞交農業、蠶業和水利控制工程的報告。最終忽必烈組建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以促進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推動生產發展。他下令建造糧倉存儲剩餘的穀物，為歉收年份食品短缺提供安全保證。他對定居居民的關心表現在1262年的一個敕令中，這份剌令禁止牧民在農田中放養牲畜。他不希望自己的蒙古人民對寶貴的農業區域進行蠶食並且造成其他的損害。[47] 忽必烈還摸索著幫助農民自行組織起來恢復經濟。1270年他給予稱為「社」的組織正式的地位，以鼓勵農業生產和促進墾殖，社由約50戶人家組成並且由社長或者村莊的長者指導。忽必烈命令各社適時耕作、植樹、開荒、改善防洪措施及灌溉、提高絲綢產量以及在河湖中養魚。忽必烈和他的幕僚把社設想為農民的自助組織，而且還想給社植入其他的功能。他們希望利用社恢復農村的穩定並且幫助進行監視和進行統計。[48] 也許政府的最有新意的目標是利用這個新組織促進普及教育。每個社都有為村裡的兒童們建立學校的義務。當農田中只需要很少勞動力時農民的孩子就去上學。這一階段的編年史對這個教育系統作出浮誇的判斷。至1286年，按照《元史》的說法，有20166個社學。但是這個數字看來是言過其實的，因為社的領導者意識到期待他們做什麼，從而可能向中央政府誇大他們的報告，虛報學校數量增加的假象。普及教育系統的幻想肯定從未實現，事實上，甚至在全中國普遍組建社的證據也是很少的。[49]然而這種幻想揭示忽必烈和他的幕僚們的觀念：教育農民，讓政府為他們的利益服務。中國的蒙古統治者不再認為自己只屬於遊牧民，所以農民也應該受到公正的對待。 更為明顯的證據是政府在限制農民負擔上的努力。忽必烈設計出一種固定的正規的徵稅制度，免除包銀並且限制投下的權利。根據新制度，過去強迫農民交給投下的難以計數的鈔和絲現在移交給政府，然後由投下和中央政府均分。農民每年交稅糧但不需要再考慮投下領主強加的反覆無常的徵收。他們與包括手工業者和教士僧侶在內的其他人口一樣支付人頭稅。他們其他的主要負擔是可以和賦稅一樣沉重的徭役義務。忽必烈修建道路、都城、擴展大運河並且組織驛站系統，所有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勞力投入。然而他尋求通過他的統治限制對農民的過分要求，有時還放棄為徭役指派的其他賦稅。但是他不能控制所有的官員，並且一些對農民的勞力要求是不合理的。忽必烈不像許多傳統的蒙古人，不是僅僅追求剝削中國農民，這似乎是很清楚的。[50] 和他的祖先一樣，忽必烈愛護手工業者。和傳統的漢人不同，他給手工業者較高的地位。因為蒙古人自己只有很少的工匠，他們所需要的手工業品靠外族人提供。忽必烈在他的政府里設置了一些機構組織手工業者並保障他們的福利。例如他的機構中有一所將作院，負責向宮廷提供珠寶、布帛和紡織品。為了贏得手工業工匠的忠誠，忽必烈制定了對他們有利的制度。政府向他們提供相當高的工錢以及食品和布匹配給並且豁免徭役，還允許他們完成每年的朝廷定額後製造可銷售的產品。但是，作為對這些優惠的回報，由政府管理世襲的手工業階層。13世紀後期，大約30萬戶人被劃分為匠戶，而且不能更改戶籍。儘管有這種限制，總的說來手工業工匠是從中國的蒙古人統治中獲益的。[51] 商人可能是從忽必烈的政策中獲益最大的階層。由於儒家士大夫不贊同貿易，中國各王朝對商人施加大量限制。但是忽必烈沒有這種偏見，並且實際上給予商人很高地位。斡脫這個以回回人為主組成的商人集團，就受到政府的支持。在蒙古征服的最初年代，斡脫曾向蒙古貴族提供極需要的貸款。作為報答，1268年忽必烈建立了「斡脫總管府」，向斡脫提供低息貸款。斡脫將這些經費主要用於商隊。斡脫和中國商人的商業交易稅為3.33%的低額。[52] 為了便利貿易並且促進商人的福利，和中國歷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忽必烈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使用了紙幣。1260年忽必烈發行三種紙幣，但是用銀儲備支持的中統元寶鈔比別的紙幣更為流行，並且受到漢人的信賴。朝廷原意用紙幣接收應交納的賦稅逐漸建立起了對新紙幣的信任。紙幣的穩定有助於發展貿易從而提高了商人的利益。1276年以前該系統運轉良好，因為政府嚴格控制紙幣印行總數。1260年朝廷印刷總面值為73352錠（銀錠）的紙幣，1265年總量逐步增加到116208錠。[53]1276年由於對南宋及日本的戰爭造成開銷激增，朝廷急劇地把印行總量擴大到1419665錠。但是由於成功地征服南宋後得到的大量稅收，使朝廷得以控制通貨膨脹。 忽必烈的政府還通過改善運輸系統幫助貿易和商人。把大運河延長到中國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兩個顯著的成就。馬可·波羅對這些道路的印象極深並且寫道： 他（忽必烈）指示在道路兩邊每隔二三步遠種上樹……大汗下令這樣做是使每個人都能看見道路，從而商人可以在樹陰下面休息，並且不會迷失方向。[54] 交通上最顯著的成就是驛站系統。至少從漢朝起中國就有驛傳和驛馬，但是蒙古統治者大規模地擴大了該系統。驛站的設置是為發送和傳遞官方郵件，但是旅行的官員、軍人和國賓也可使用它，驛站還幫助運輸國內外貢品，便利貿易。它並不是商人的旅店，不過商人照樣利用它，並且是國內外貿易網絡中的重要環節。在忽必烈統治的後期，中國有1400個驛站，共配備5萬匹馬、1400頭牛、6700匹騾、4000輛貨車、近6000條船、200多條狗和1150隻羊。[55]任何地方相隔15里到40英里有一座驛站，服務員在驛站工作，以完成他們徭役中的一部分。在緊急情況下，騎馬的信使可以以每天250英里的速度傳送重要消息。這是13世紀以及其他世紀的一種有效的郵政服務。儘管受到官員、商人、隨員的濫用，驛站有效地運行，這是包括馬可·波羅在內的大量外國旅行者證實的事實。[56] 所有這些進展都表明忽必烈對商人的關心以及在鼓勵貿易上的努力。不像許多漢人，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支持者對商人沒有偏見。來自那個時代的觀察者的證據表明在忽必烈統治期間蒙古人的確是成功的，商業蒸蒸日上。例如，馬可·波羅寫道：「我相信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能聚集這麼多的商人，並且比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城市裡的更貴重、更有用和更奇特的商品都匯集到這個城市裡。」[57] 其他一些行業階層在忽必烈的統治下比在別的漢族皇帝的統治下過得更好。醫生是從蒙古統治中獲益的這樣一個集團。作為一個實用主義者，忽必烈重視醫學並且給醫生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在開平和中國北部建立以回回醫生為主的廣惠司的分支機構為宮廷服務。蒙古官員咨訪回回醫生，翰林院增添了36卷回回醫學藥方。 忽必烈還設立太醫院，其任務是規定挑選醫學教員的標準，監督對醫生的訓練以及醫學教科書的準備，編制醫生的資格考試並且負責所有的醫生和藥物。它剔除不勝任的醫生並且確保未通過考試的候選者不得從醫。如李約瑟指出的那樣，「存在著普遍地提高醫生醫術的步驟」[58]。在這種努力下，朝廷在首都建立了四個回回藥物院，所有這些學校都受到波斯醫生治療方法的影響。[59] 這些努力富有成果，被醫學吸引的優秀人才要比以前各朝代所吸引的更多。朝廷不輕視醫生職業，優秀人才把這個職業看成是有用的和有利的，因為通過病人可以接觸權貴並且醫生的工作符合儒學對正直和利他的強調。醫生經常被豁免徭役，這是選擇醫學職業的另一個原因。 忽必烈還重視科學家並且努力促進他們的工作。他向他們提供財政支持並且試圖提高他們在漢人社會中的地位。聽說波斯人取得大量的科學發現之後，他邀請天文學家札馬剌丁到中國說明這些發明。札馬剌丁1267年到達宮廷時帶來日晷儀、星盤、地球儀、天球儀，以及一種新的、更準確的中國人稱為萬年曆的曆法。四年之後，忽必烈建立回回司天監招募和吸引波斯和阿拉伯天文學家到他的宮廷來。後來漢人天文學家郭守敬（1231—1316年）利用波斯曲線和計算推導出另一種曆法《授時曆》，這種曆法略作修改後到整個明代還在使用。[60]在忽必烈的保護下，地理考察和地圖繪製蒸蒸日上。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和商人帶來有關亞洲和歐洲的信息，從而「活躍的中國地理學把來源於阿拉伯的非中國世界的數據結合進來」。[61]教士和藝術家是另外兩個得到忽必烈偏愛的群體，在後面對宗教及藝術的討論中將更清楚地表明忽必烈對他們的態度。 總之，對於那些在中國曆朝未得到很好對待的職業階層，忽必烈努力排除對他們的歧視。手工業者、醫生和科學家獲得更多的利益並且得到朝廷更多的關心，因為忽必烈顯然希望在統治中國上得到他們的支持。他還保證不剝削農民，並且實際上鼓勵了農業的發展。受到蒙古人損害的主要階層是地主精英，從這個階層中湧現出大量的士大夫統治階級。忽必烈和蒙古人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取代了他們。廢止科舉制度之後，漢人精英只有很少的選擇。一些人順從了，並為蒙古人服務；一些人放棄公共生活成為隱居者或者把興趣轉向藝術；還有一些人不滿蒙古人的統治，形成潛在的破壞力量。漢人精英感覺到他們是排除在蒙古人給予利益的階級和職業之外的主要群體。但忽必烈和宮廷試圖通過保留某些政府機構，如翰林院、國子學、集賢院及國史館來安撫他們，在這些機構中任職的人以士大夫為主。 軍隊是另一個需要確定它和朝廷的關係的群體。忽必烈主要關心的是不使蒙古人對軍隊的控制受到危害，他所建立的組織及制度反映著這個目的。1263年，他重建樞密院以監督衛軍、怯薛（蒙古大汗的侍衛軍）和萬戶（即「萬戶之長」）。這些單位主要由蒙古騎兵和以漢人為主的步兵組成。所有的蒙古成年男性有義務被徵募，某些漢人家庭則被指定為世襲的軍戶。對他們豁免施加在普通百姓上的一半賦稅。但是，反過來，他們需要支付自己的費用，有時這是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62]這些負擔，加上軍官對資金的侵吞勒索，最終導致士兵逃亡和武裝力量的衰落。但是，一直到忽必烈去世之後，這些問題還沒有引起很大麻煩。 使人更為焦慮的是漢人軍隊的徵募。忽必烈不能僅僅依賴漢人，他需要用蒙古軍隊去制約他們。因此他使用蒙古怯薛作為自己和宮廷的侍衛軍。同樣，在沿著邊界部署駐軍時，他感到需要保持軍隊中蒙古人的優勢。 忽必烈還認識到蒙古人對軍事供應和軍事設施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朝廷禁止漢人買賣竹子，因為竹子可用於製作弓箭；竹子由朝廷專賣。[63]忽必烈還力求保證朝廷得到可靠的戰馬供應。隨著蒙古人開始在中國轉向定居生活，在得到馬匹上他們面臨著和漢人一樣的問題。為了提供政府所需的馬匹，忽必烈命令漢人臣民擁有的每100匹馬中要上交給朝廷一匹馬。他還保留買馬的權利，強制馬主按官價賣馬。企圖隱藏馬或者私下賣馬的漢人家庭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稱為太僕寺的政府機構照管馬匹並且管理集中在漠北、中國北部和西北部以及高麗的牧場。儘管史料間或提及走私馬匹和別的欺騙行為，在忽必烈統治期間，朝廷能得到足夠數量的馬。[64] 朝廷另一項關心的事情是制定用於它的疆域裡的法規。蒙古人的傳統的法律「札撒」缺乏統治定居文明所需的複雜性，相反，它只反映遊牧社會的價值觀，不適用於中國。在奪取權力期間，忽必烈保留了金朝女真人的法律，但在1262年他命令他最信任和最有影響的兩位幕僚姚樞和史天澤制定一部更適用於他的漢人臣民的新法律。從1271年開始執行這些法律，不過蒙古的法律、慣例和習慣還影響著新的法律。 在法律上蒙古人明顯的比漢人得到優待。死罪的種類為135種，要比宋朝法典中規定的數量少一半還多。按照蒙古慣例，通過向政府上繳一定的贖金，犯罪者可以免遭懲罰。忽必烈可以發布大赦，而且他的確這樣做了，甚至對反叛或政敵都予以大赦。為了避免濫用被告的權力，行省和中央政府的官員對地方司法裁決的重罪進行日常的審核。因為缺乏對法律執行情況的詳細研究。很難辨別這些法令上的改革是否轉化成比以前的中原王朝更為寬容和靈活的系統。然而該法律中體現的忽必烈及蒙古人所支持的法律思想看來的確不如以前的漢人法律那麼嚴厲。[65] 作為中國皇帝的忽必烈 儘管忽必烈希望不僅僅被當作中國皇帝，但是他不能強迫別的汗國接受他的權威。作為蒙古大汗，他渴望統治廣大地域，尋求對他作為整個蒙古帝國不容爭辯的統治者地位的承認。斡羅斯的欽察汗國支持阿里不哥的汗位繼位資格並且對忽必烈的勝利並不甘心。控制中亞察合台汗國的海都是忽必烈的死敵。只有波斯的伊利汗國創立者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和他的後代承認忽必烈為大汗，但他們基本上是自治的。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糾纏於阿哲兒拜占牧場所有權的衝突中，轉移了他們與大汗關係的注意力。 面臨對他的大汗地位的這種有限的承認，忽必烈變得更加認同中國，並且尋求對他成為中國皇帝的支持。為了吸引漢人的忠誠，他必須是一個表里如一的傳統的中國皇帝。如果他希望得到中國士大夫或精英的支持或者至少他們的默認，他必須恢復一些儒家的儀式和習慣。忽必烈保持一個蒙古人的本色並且不放棄蒙古人的價值觀，不過他意識到為了得到漢人的支持他必須做出某些調整。 忽必烈給他的漢人臣民的最明確的信號是把首都從漠北遷到中國北方。在他的幕僚劉秉忠的幫助下，他接受把首都從和林遷到今天的北京的想法。1266年，他下令建造漢人稱為大都而突厥人稱為汗八里的城市。蒙古人直接從漢語翻譯，稱它為大都。儘管回回人監督這項工程並且有大量外國工匠參與建設，在概念上和風格上這座城還是中國式的。因為忽必烈希望大都作為他努力吸引傳統的漢人儒士的象徵，設計者遵循了中國模式。但是，他選擇了一個不落俗套的地點建設首都。和以前的大部分位於黃河或其支流附近的中國首都不同，大都位於中國北部邊境附近（見地圖33）。 地圖33　元大都平面圖 （譯者註：本圖采自陳高華著《元大都》） 忽必烈選擇這個曾是遼、金首都的地點，一是因為他領悟到他的帝國不僅僅只包括中國，二是他希望保持對他的蒙古故鄉的控制。這個在中國北部的行政中心將向他提供一個監控地點並向他提供確保他對故園權威的基地。大都的主要欠缺是穀物儲備不足。為彌補這個缺點，忽必烈從中國南方運來大量的糧食，最終還將大運河延長到首都。 回回建築師也黑迭兒和他的助手把大都建築成典型的中國式的首都，但又帶有一些蒙古格調，城市呈矩形，圍在用土夯實的城牆之中。在它的外城牆之內是兩道內城牆包圍的皇城及忽必烈的住所和宮殿，百姓不得進入。城市按東西軸和南北軸對稱地布局，寬闊的街道從11座入城的城門按幾何圖形延伸。街道足夠寬闊，以至「九軌可並馳」。在所有的城門處，三層高的城樓用以警告對城市即將來臨的威脅和危險。[66]紫禁城裡的所有建築，包括皇帝自己以及后妃的住所、接見外國使者的大殿，以及湖、花園和橋都明顯地和典型的中國式的首都相同。然而，在一些建築物中蒙古裝飾是明顯的。在忽必烈就寢的帳篷里掛著貂皮帳簾，這是他念念不忘蒙古人的狩獵生活象徵。在宮裡的花園中設立蒙古風格的帳篷，忽必烈的兒子們經常居住在帳篷里而不是住在宮殿里。當忽必烈的后妃們臨產時，她們就被移到帳篷中分娩。[67]忽必烈從蒙古草原為他的宮殿台基帶來青草和泥土，這樣他自己和他的蒙古夥伴就不會忘記他們的傳統。但是，最大的影響仍是漢人的。 漢族對城市建設的影響也許最清楚地表現在忽必烈下令在宮殿附近建造的廟宇。太廟的建設表明他想取悅於儒家精英的願望。漢人極為重視對祖宗的崇敬，建造太廟表示忽必烈想保持有關敬仰祖宗的禮儀。忽必烈還為他的八位包括成吉思、窩闊台和蒙哥在內的祖先建造牌位。毫無疑問相同的動機促使他在都城建立地壇和社稷壇。1271年，他下令按漢人方式每年在這些祭壇進行祭祀，以便在神的保佑下確保豐收。他甚至建造孔廟，在那裡宮廷官員向這位中國聖人祭奠並進行一年一度的儀式。忽必烈很少參加這些典禮，僅僅派漢人幕僚代表自己。 1274年陰曆一月忽必烈首次在他的新首都主持朝會。隨著大都成為更具漢人風格的都城，忽必烈原來的夏都開平或上都，即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詩中的行宮（譯者註：英國詩人，1772—1834年，《忽必烈汗》是他的著名詩作），變成別的用途。上都成為繼續舉行蒙古人薩滿教儀式的主要地點，有元一代這些儀式一直在這裡舉行。[68]上都不再是真正的首都，而越來越多地作為忽必烈的夏天休息場所和獵場，此地是他賴以保持和重申他與傳統的蒙古事務息息相關的紐帶。上都沒有那麼多的政府機構，從這一點上看，上都的蒙古風格更濃，而漢族影響較小，所以這為蒙古大汗提供了良好的寬鬆氛圍，使他從中國皇帝必須承受的壓抑的生活方式中擺脫出來。 忽必烈與宗教 忽必烈還在國內宗教政策方面盡力迎合他的中國臣民。儘管他自己繼續出席蒙古薩滿教的儀式，他母親的培養已使他牢記對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供庇護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13世紀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統治中國的各派宗教發展關係，從而確保蒙古對這個國家的控制。即使在他僭取中國皇帝的名分之前，他已經試圖吸引漢地宗教的上層人物，但是現在這種努力更為重要和更加迫切。 首先，忽必烈力圖與儒家保持良好關係。在開始建設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廟並且製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選定了國家的曆法，這是農業社會統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稱的選擇對於儒士將是一個最重要的信號。採納富有漢地象徵的漢語名稱將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國某些傳統融為一體。1271年，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從《易經》中選擇了「大元」作為國名。元的涵義是「乾元——天地萬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號直接出自漢族傳統經典著作之一。[69] 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實行傳統的儒家禮儀以及伴隨禮儀的樂舞。如果朝廷想防止導致洪水、乾旱或地震的自然災害，採用相應的禮儀是必不可少的。忽必烈不僅命令重新引入這些禮儀並且讓他的儒家幕僚們教授200餘名挑選出來的蒙古人演習朝儀，這是他希望迎合漢人的另一種表示。[70] 從忽必烈為最終被指定為繼承人的次子所規定的訓練和教育中，可以進一步看到他對儒教和漢人價值觀的敏感。在佛教僧人海雲和尚的幫助下，他為兒子取了一個漢文佛教名字真金。[71]為了使真金接受第一流的漢式教育，他指定姚樞、竇默和王恂——他的最好的儒家幕僚中的三人作為這位年輕人的老師。這些學者向真金講授漢人經典著作，並向他介紹闡述早期中國各朝代皇帝及大臣的政治觀點的文獻。 忽必烈還讓他年輕的兒子接觸中國領土上的其他宗教信仰。這樣真金接受佛教喇嘛八思巴的傳授，八思巴為他的年輕學生寫了一篇題為《彰所知論》的短文，向他說明佛教。[72]一位重要的道教大師向他介紹這門神秘的宗教。忽必烈為漢人對真金的信任不斷增加而高興，所以授予他的兒子更多的責任，並且不斷地提升他，1273年達到頂點，指定真金為明確的皇太子。忽必烈這樣指定自己的繼承者，完全打破了蒙古習慣，因為這樣做拋開了正常的選舉過程，所遵循的是傳統中原王朝的通常做法。 吸引儒家學者的另一種方法是為傳播他們的觀點提供實質性的支持。例如，忽必烈鼓勵把漢文著作翻譯成蒙古文。諸如儒學經典《孝經》和《書經》，以及真德秀（1178—1235年）所著《大學衍義》等理學著作，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得到翻譯。[73]蒙古精英可以享用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漢人他尊重儒家思想。他還招聘一些傑出的學者來教育漢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亞人，此事給漢人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招聘的傑出人物之一是許衡（1209—1281年），忽必烈在1267年任命他為國子祭酒。許衡被公認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學者之一，因為在講學中他專心務實而得到他的蒙古保護人的歡悅。他的成功在於「他不涉及純理論、形上學的內容或者更高深的內容」[74]。在他給忽必烈的建議中，他強調務實的觀點，這是一種肯定會在蒙古宮廷中獲得好感的態度。 忽必烈贊同用傳統的中國方式記載元朝歷史的建議，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稱讚。儒學重視過去，強調利用歷史經驗指導行為，所以它為這種官方認可的編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據。1261年8月，儒家學者王鶚（1190—1273年）建議收集遼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統治者的歷史記錄。[75]他還建議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國史院以搜集記錄並且撰寫遼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沒有漢人對編寫歷史的熱情，然而批准建立國史院，這是另一個他希望獲得儒士贊同的決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國的統治者，他必然要求助於除儒家之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別急於想要影響的宗教團體之一是伊斯蘭教。早在唐朝伊斯蘭教就傳到中國，到了忽必烈時代儘管他們正在向西北和東南集中，還是可以在全國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是來自中亞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漢人是昄依伊斯蘭教的教徒。忽必烈對回回人執行一種仁慈的政策，因為他們有助於他在中國的統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政府中，從而減少自己對漢人幕僚和官員的依賴。他允許回回人組成實際上自治的社團以回回宗師作為領導，由哈的為他們解釋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區有他們自己的集市、醫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也不禁止他們遵循伊斯蘭教意旨。事實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財政機構擔任重要職位並給予他們特權。他豁免他們常規的賦稅，並且招募他們擔任漢人極少能夠擔任的達魯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並以忠心為宮廷服務作為回報。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來自不花剌的賽典赤·贍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北方一個地區的宣慰使並且以後提升為西南地區雲南行省的平章政事。[76] 另一個團體是佛教徒眾，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早在13世紀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過禪宗的僧侶海雲的教導，但他很快發現中國禪宗太深奧、太超脫，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當一位禪宗大師告訴忽必烈「萬物皆空惟靈僅存」時[77]，看來他對實際事物毫不關心。但藏傳佛教為忽必烈的理想提供一種適用得多的工具。幾十年來吐蕃僧侶在世俗的政治事務中起著積極的作用，比起禪宗僧侶，他們在實際事務中提供了更多的經驗。 吐蕃僧侶八思巴喇嘛（1235—1280年）證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宮廷中度過的，通過長期和蒙古人的聯繫，他吸收了蒙古的許多價值觀。他還是吐蕃佛教薩斯迦派主要領導人的侄子，1253年忽必烈對薩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中贏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漢地和吐蕃他都給予忽必烈寶貴的支持，因此蒙古君主對他特別友善。他家族的成員和蒙古皇室成員通婚。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擔任新職位國師，在第二年初讓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務。 1264年忽必烈建立總制院管理吐蕃並監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關係，八思巴成為總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長官。在敵對的佛教派別必里公派領導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權威受到挑戰，但1267年忽必烈調兵幫助這位年輕的佛教教長恢復了權力。1268年忽必烈的軍隊打垮了持異議者後，他雖然恢復了八思巴的權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為吐蕃的宣慰使來幫助控制吐蕃。[78]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夠通過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出回報。八思巴論述了寺院和國家的地位，並得出政教合一的結論[79]，因此這位吐蕃佛教徒的確在這項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於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薩，並且按佛教傳統歌頌他為宇宙之王。為提高他的派別和皇帝的聯繫，八思巴建議在宮廷儀式開始時採用佛教活動。每年陰曆二月十五日組織消滅「惡魔」和保護國家的儀式，並且還在每年的陰曆一月和六月安排音樂、典禮和遊行。佛教僧侶參加這些慶典，從而使忽必烈在他的帝國里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譽。 反過來，忽必烈給予佛教徒特權和豁免。他在位時，佛教僧侶多年享有免稅；朝廷為建設新的寺廟和修復佛道之爭中損壞的寺廟提供資金；政府還為寺院擁有的工藝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隸。[80]政府的支持、賜賚和豁免使寺廟成為繁榮的經濟中心，這有助於確保佛教僧徒對忽必烈的政策的支持。 道教是忽必烈試圖從中尋求支持和幫助的另一種宗教。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辯論中對佛教的支持使他不為道教所喜愛。然而他為道教馳名的法術所吸引，並承認他們對較低階層群眾有吸引力。因此朝廷為建設道觀提供資金，並向他們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權。一些道教領袖意識到需要與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處，並且首先尋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後他們為忽必烈和他的朝廷演習和道教祭禮有關的祭祀和典禮，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禮——祭泰山。他們願意為忽必烈舉行這些典禮是一種支持的信號，這種支持被傳遞給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統治的前二十年中道教徒相對地保持沉寂。 忽必烈與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還尋求獲得中國數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國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協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經到達蒙古宮廷，例如約翰·普蘭諾·加賓尼和魯不魯乞，而且幾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藝人威廉·布涉曾為大汗蒙哥服務過。[81]但忽必烈採取更關切的態度邀請和招募外國基督徒。 馬可·波羅是忽必烈時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82]這位威尼斯旅行者聲稱於1275年到達中國，他的著作是許多年中歐洲人了解中國的惟一渠道。[83]馬可·波羅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尼柯羅·波羅和叔叔馬菲奧·波羅先於他到達中國。這兩位商人於1252年離開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做了幾年生意，並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達忽必烈的宮廷之前在俄羅斯和中亞旅行。根據馬可·波羅的說法，忽必烈「面帶最仁慈的微笑」並且「以很高的禮節接見他們，使他們感到極大的喜悅和歡樂」[84]。在彬彬有禮的交談之後，忽必烈提出他的請求：他要求老波羅們勸說教皇當他們返回中國時派100位有知識的基督徒同來。他斷言他們可以幫助他的子民皈依基督。不過他做出這個請求的主要動機是吸收有學問的人幫助他管理中國領土。由於這種對待宗教的折中主義，忽必烈不急於使他的百姓轉變為基督徒。但是他需要使教皇和基督教統治集團相信，他希望有學問的歐洲人幫助用基督教指導他的人民。 當老波羅兄弟於1269年返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時，他們面臨失望。他們很快獲悉，教皇克萊門特四世於一年前去世，他們儘快完成忽必烈的請求和儘快返回中國的計劃受阻。正當他們決定在沒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時，新的教皇被選出了，他們受到接見。但是，他們不能得到所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基督徒。總之，1271年他們向大汗的宮廷出發。在尼柯羅的兒子馬可·波羅陪伴下，他們最終於1275年到達中國。忽必烈肯定對他尋求的100位有學問的人沒有伴隨他們而來感到沮喪，但是他顯然對馬可·波羅的才智有了深刻的印象。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這位大汗派他到中國和東南亞的不同地方去充當這位皇帝的「耳目」，並帶回他所到之處的見聞。[85] 同樣，馬可·波羅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動。馬可·波羅看到的是高居權位的大汗，並以諂媚的詞語描寫他。馬可·波羅把忽必烈評價為「毫無疑問是全世界空前絕後的最偉大的君主」[86]。他較詳細地描述宮廷宴會、新年慶典、忽必烈率領的狩獵和帶鷹出獵，並且報告諸如紙幣、煤及驛站系統等奇特事物，所有這些都會給歐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位年輕的歐洲人和蒙古人打成一片並且明顯地欽佩蒙古人，這肯定讓忽必烈十分滿意。他認為善待這位年輕人對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誘使更多的歐洲人到他的宮廷的話。 忽必烈通過對基督教實行寬容政策進一步吸引歐洲人。他的母親通過籠絡聶思脫里派設定了這條道路。忽必烈沒有變為基督徒，但是他在宮廷里任用聶思脫里教徒。他不限制聶思脫里教的習俗，而且馬可·波羅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肅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見的教堂。忽必烈還豁免教士的賦稅和兵役。最後，他建立了一個專門的政府機構崇福司監督他國土內的聶思脫里教牧師。[87]他把兩名聶思脫里教高級教士派往中東。這是他吸引基督徒的另一跡象。 在1275—1276年，列班·騷馬和麻古思離開大都去訪問耶路撒冷的聖地，如果沒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們也許難以通過中國北部和中亞。列班·騷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會見並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歐洲人商談結盟。他受到羅馬教皇的接見，並且獲准在巴黎與腓力四世、在波爾多與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見面。這些會面並沒有導致有學問的基督徒進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沒有造就和歐洲人的同盟。然而這顯示了元朝朝廷對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員並且歡迎同更大的基督教世界接觸。[88] 忽必烈與中國文化 作為中國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國文化的保護人。如果他想被視為漢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來像一個粗暴簡單的「蠻人」。從最初的年代開始，蒙古的統治者都愛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這種傳統對藝術尤其是對手工業進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棄蒙古式的服飾，以免被蒙古傳統的維護者指責為偏愛漢人。此外，作為大汗，他負有在他的領土範圍之內促進各民族文化的責任。他不能僅僅和中原文化聯繫。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經常的警惕又要有間或的變通。 忽必烈對他領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對文化問題所持的態度。需要有適當的文字來記錄他的新政府的國庫、軍事和福利事務。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這些記錄上經驗不足。有實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統治期間蒙古人創造了一種用畏兀兒字母拼寫自己語言的文字。忽必烈最初依靠漢人書記官，他們通常用文言文書寫。但是，忽必烈強迫他們用白話書寫，因為「採納文言文意味著文化上對漢人的屈從」[89]，而且還因為對於學習漢語的蒙古人來說白話更容易理解。大部分宮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書寫的，其中有許多被費力地翻譯成白話漢語。但是畏兀兒體蒙古文不能準確地記錄蒙古語言的語音。另外，它難以準確地記錄漢語，因而不能實現忽必烈推廣官方文字的計劃。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選定的文字幫助統一他的疆域並且確保全面的統治。他希望超過那個時代他能得到的書面語言漢字和畏兀兒體蒙古文。作為一個居住著不同民族並且使用著多種語言的帝國的統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種能記錄所有這些不同語言的文字。總之，他渴望在短期內研製出一種通用的文字。但是，他沒有意識到的是，實施一種不為人知的文字是不會馬上被接受的。一種無論多麼精確或者多麼有效的人工設計的文字，將會遇到過分依戀傳統文字的人們的堅決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決定創製一種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創製一種新文字的任務交給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創製了用藏文41個字母拼寫的蒙古新字。由於文字的方形形狀，八思巴文字有時稱為「方形文字」，在對蒙古語語音的表達上它比畏兀兒語更準確。它還更準確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國中包括漢語在內的其他語言的語音。八思巴文字看來理想地適用於記錄忽必烈帝國中的所有語言，適用於作為通用文字，並且有助於統一蒙古統治下經常對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終稱它為國家文字（國字）。他命令用國字書寫宮廷文件並且建立加速傳播新文字的學校。[90] 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實現，因為這種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納。甚至他自己的官員都違反必須在宮廷文件中採用這種文字的規定。1269年建立的各個學校同樣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樣有效。1272年一位官員的報告表明漢人官僚的孩子和親戚都不學習這種文字。儘管他不斷努力和反覆勸告，八思巴字從未取代畏兀兒體蒙古文或漢字。保存下來的八思巴文字實物是很少的，只在一些印章、銅錢、紙幣、瓷器上和一些剌令及佛經中發現這種文字[91]，而漢字和畏兀兒體蒙古文還保持著優勢。元朝滅亡後這種文字也隨之消失了。 八思巴字的失敗不應該歸咎於它在技術上功能不全。語言學家認為它在發音的準確性和靈活性上是一個奇蹟。它顯示朝廷對一種通用文字以及對一種反映那個時代的白話文的書面文字的關心，但它是官方設計的而且是從上而下強制推行的。忽必烈希望使用八思巴字鼓勵白話文在寫作中的普及。通過強調白話文，他表示他無須遵守士大夫管理政府的原則和方法，這些原則和方法需要使用文言文，並且注重歷史知識對當代政治決策的作用。因此不應對在宮廷文件之外還使用白話文感到奇怪。白話文滲透到元朝文學中，而且自話文和通俗藝術比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要繁榮。 在忽必烈時代和以後幾位繼承者統治時期，中國戲劇尤其繁榮昌盛。宋末元初城市的發展為戲劇的興起提供了適當環境，因為它既提供了觀眾又提供了演出所需的資金。如果沒有城市文化以及政府和平民的資助，戲劇就不會繁榮。元代城市的確有不少成為偉大戲劇的溫床。儘管精彩的表演和不少於500部的創作劇目已不復存在，但從那個時代至少保留下來160部戲劇。在許多城市中很快發展出具有幾十座劇場的地區。在以前總是被視為社會賤民的男女演員發現自己處於更值得羨慕的地位，至少在蒙古人統治的早期是如此。因為小品——穿插著唱歌、舞蹈和雜技——是元代戲劇的流派特性，所以被稱為「雜劇」，並使它更易理解，更吸引普通觀眾。大部分戲劇是由專業劇作家以及由於廢除科舉制度而排除在官職之外的漢人文士寫的。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進了戲劇。他們很少進行干預，劇作者可以設計各種主題不用擔心政府的審查。一種更積極的趨勢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員曾命令在宮廷進行一些劇目的演出。他們看來還充當了一些劇作家的庇護人，他們對白話文的支持方便了劇作家的寫作，因此對元劇的發展做出貢獻。漢人劇作家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是負責的。然而，這種鼓勵（至少不扼殺）元代戲劇的環境，都應歸功於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屬。忽必烈知道在漢人眼中一位好皇帝應該是國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戲劇作為一種正在中國發展的藝術形式應該得到支持。[92] 在小說的發展以及使大批讀物在中國流傳方面，忽必烈沒起什麼作用，但他的文化和文學政策提供了有利的發展環境。忽必烈強調白話文對於經常描寫低層人物的小說家很有益處。採用白話允許小說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語言模式並表現更大範圍的人物。 朝廷還促進書籍的更廣泛傳播，因此元朝的印刷術保持了宋朝所達到的高水準。[93]1269年忽必烈建立專門機構，印刷得到了官方資助，又在1286年向學校分配土地，以讓學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書籍。印刷業的發展使得書籍更容易得到並且開始形成明清的文學特點。 繪畫是另一種受到宮廷影響的文化形式。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發現繪畫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欣賞繪畫時他們不必去克服難以應付的語言障礙。這位大汗個人的虛榮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對視覺表現有所反應。忽必烈有一張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託畫家劉貫道畫出他在狩獵中的形象。他下令把南宋的皇家繪畫收藏運送到大都，在大都幾位漢人鑑定家對這些畫進行分類。宋朝的繪畫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礎，隨著他庇護一些畫家並且得到這些畫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斷增加。一些藝術史學家強調忽必烈和蒙古統治者在中國繪畫上的負面影響或者缺少影響，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對元朝作出某些肯定。[94] 確實有一些偉大的漢人畫家拒絕受聘或者拒絕與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樣多的畫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護。有些拒絕為外族征服者供職的人變成隱士，而其他對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誠的人則專注於個人事業以掩飾他們對蒙古人的厭惡。繪畫是這樣一種值得注意的職業，從而形成一個和宋朝皇家畫院的官方畫家相區別的稱為業餘畫家的群體。 他們逐漸形成的文人畫派頗具畫家的感情色彩，這自然能使畫家謹慎地表達他們對蒙古人的敵意。例如，鄭思肖（1241—1318年）是以他的中國蘭花畫著稱的，當「問他為什麼在花根周圍不畫泥土時，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人偷去了」[95]。龔開（1222—1307年）、錢選（約1235—1301年）以及其他的畫家也把他們的藝術當作反抗社會的微妙手段。另一方面，宮廷任用一些偉大的漢人畫家做官。它任命名畫竹家李銜（1245—1320年）為吏部尚書；高克恭（1248—1310年）1302年在刑部得到一個位置；而書法家鮮于樞（1257—1302年）任職於御史台和太常寺。通過在政府中擔任掛名職務，忽必烈還資助了許多其他畫家。 忽必烈在畫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趙孟覜（1254—1322年）。因為趙孟頫是宋朝宗室後裔，他對蒙古人態度的轉變提高了忽必烈在漢人中的威望和合法性。對於那些批評他背棄宋朝而為「北人」服務的人，趙孟頫回答說：每個人根據他所處的時代在世上生活。[96]儘管許多蒙古人懷疑趙孟頫的忠誠，忽必烈任命這位畫家為兵部郎中，趙孟頫以誠心誠意地完成工作對此做出回報。他建議改革驛站服務並且減少漢人的賦稅。在藝術上，他發現在蒙古人的統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他論證說，宋朝宮廷畫院的建立使畫家變得毫無價值，而元朝統治者不干擾畫家的藝術創造並且讓他們接觸新的主題和新的旋律——例如，畫馬。 忽必烈和蒙古人對手工藝的影響甚至更大。當忽必烈取得中國政權時，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輩的政策，確保對手工業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夠生產他和他的人民珍視並需要的商品。他在工部下建立監視和控制中國手工業者的機構（諸色人匠總管府），並且向手工業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賦稅在內的許多特權，但是對他們的時間或者他們的產品要有相應的徵用。毫不奇怪，在忽必烈統治時期技術和美學都取得了進步。因為認識到陶瓷的潛在利潤，朝廷特別促進陶瓷生產。這樣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將剩餘產品與東南亞及中亞進行貿易以得到可觀的利潤。德興、安福、德化、龍泉和景德鎮的窯場位於中國東南並且很容易從這個地區的大港口把瓷器運送到外國。元朝的工匠從蒙古人那裡得到很大的靈活性並且不受宋朝審美準則的約束，可以進行創新，並且試驗生產美麗的陶瓷產品。青花瓷源於蒙古人時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於這個時代。[97] 對中國建築，忽必烈也有間接的影響。他的吐蕃帝師八思巴對吐蕃一座新建的黃金塔有著極深的印象並且得知該建築是由尼波羅國（今尼泊爾）工匠阿尼哥（1244—1306年）設計的。1265年八思巴帶著這位尼波羅國工匠回到內地並且把他介紹給忽必烈，忽必烈對這位年輕的外國人也頗有良好印象。忽必烈分配給阿尼哥幾項工程。阿尼哥設計了一座佛廟（今白塔寺）、大都一個公園裡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廟宇和上都的寺廟，作為對他的庇護人的回報。顯然對阿尼哥感到滿意，1273年忽必烈提升他為管理手工業者的諸色人匠總管，使他成為中國所有手工業匠人的主管。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同樣為這位外國建築家所陶醉，她為阿尼哥安排了與一位出身顯貴的宋朝皇族後代女性的婚姻。[98]這樣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認可了一位偉大的匠人並對他的努力表示了歡迎和獎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為整體的蒙古人都沒有直接為中國的藝術和手工業做出貢獻。然而他們對藝術的保護是不容置疑的，並且這樣的支持促進了藝術的發展。同樣，通過使藝人和手工業者得到較大自由和靈活性，從而激勵了他們的創新和試驗。他們本身是外族人，願意為漢人藝術引入非漢人的風格和思想。例如，忽必烈對阿尼哥的支持導致在漢地建築中出現西藏和尼泊爾風格。當然忽必烈對漢人和非漢人的一視同仁有助於他的一統天下的主張。 保存蒙古舊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認為中國的君主，但他同時還必須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統治下的非漢人疆域的統治者。過分強調漢人的特點會減損他作為遼闊蒙古疆域的統治者的形象。忽必烈不能讓人覺得他認為漢族文明比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並且必須避免被中國文化所吞沒。最終他制定了用來保護蒙古特性和內部統一的政策。總的來講他不鼓勵蒙古人和漢人之間的親善關係。 忽必烈沒有將自己的政治傾向和漢人的政治傾向混為一談。直到1315年即他去世20年後才重新恢復科舉考試，一度使受過教育的漢人失掉一種過去最普遍最傳統進入官僚階層的途徑。財政管理落入到非漢人手中。整個帝國安置了對官員進行暗中監視的御史，顯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個朝代更注重控制。同樣，軍隊的地位仿佛要比在傳統的中國朝代中更為重要。一些學者認為蒙古人開創了一個在宮廷增加暴力和野蠻行為的時代，但是這種責備難以證明是有根據的。[99]看來不能說中國傳統中的暴政少於蒙古傳統。鞭笞和酷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時代中突然出現的。 忽必烈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保留蒙古人的儀式和習慣。他繼續舉行一些傳統的蒙古慶典，並且按照蒙古風俗祭山、祭水和祭樹，用薩滿教士表演傳統的儀式。每年8月，在他離開上都到大都度過秋天和冬天之前，他舉行灑馬乳的祭祀儀式，據說這樣會保證一年的好運氣。這項祭禮包括奉獻一匹馬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禱，呼喚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後揮灑專門餵養的牝馬的乳汁。以這種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們保佑即將來臨的冬天。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員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帳幕里並且每天祭供兩頭羊，直到病人康復。在忽必烈參加戰鬥之前，他傾倒馬奶釀成的奠酒，祈求上天幫助他打敗敵人。[100] 忽必烈同樣贊成世俗的蒙古習俗。不像漢人婦女，蒙古婦女沒有纏足的習慣，忽必烈不把這條強迫漢人婦女遵守的限制強加給蒙古婦女。大部分蒙古人繼續穿著他們的民族服裝，並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舉行精心安排的奢侈盛宴，無節制地豪吃狂飲，這使人想起遊牧部落的慶典。在這些盛宴上，賓客大量飲酒。酗酒就是早期蒙古歷史的一部分，並且的確是所有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顯地在忽必烈的統治中繼承下來。 大汗對打獵的迷戀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證明。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忽必烈帶著馴化的獅子、豹和山貓打獵，它們追逐並且經常捕獲野豬、野牛、熊和野驢。他還帶著大約500隻大雕（獵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鳥類。打獵中，由馴鷹人、獵人和士兵組成的大批隨從陪伴著忽必烈。[101] 忽必烈在制訂一項堅持蒙古傳統、接受漢人習慣和力求廣泛性的文化政策上令人欽佩地獲得成功。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態出現在他所面對的不同人面前。對於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傳統的一位堅定捍衛者。他參加打獵，和蒙古婦女結婚，並且自覺保護她們的權力。對於漢人，他承擔起藝術的保護人的角色，他資助漢人畫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業者，並且允許漢人劇作家和小說家自由創作。在其他的領域裡，他對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對在中國的外國工匠的鼓勵和支持，產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義；作為一名疆域超出中國的統治者，這一點毫無疑問地為他增添了光輝。 在位後期的經濟問題 1279年被證明是忽必烈統治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以前，他在事業中很少經歷失敗。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內的所有的反對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漢人模式為基礎的但不以漢人思想和風格為支配地位的政府。兩個都城上都和大都是良好規劃、實用和美麗的。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分宗教領袖的贊同。他的軍隊占領了中國的其他地區並且維護了蒙古人對高麗和漠北的控制。他鼓勵創造性的藝術，他招募國內一些最有才華的工匠，為宮廷和貴族階層及對外貿易生產精緻的工藝品。他的最明顯的失敗是對日本的半途而廢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過飾非，把這次失敗歸咎於摧毀他的軍隊的可怕的自然災害——風暴。在他統治的前20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務似乎都在平穩地發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後面隱藏著一些棘手的問題。一些儒家學者不順從蒙古人的統治，隨著南宋合併到元帝國，他們的不滿更加明顯。南方的學者沒有經歷過外族人的統治，相當多的人最終拒絕與蒙古人合作。忽必烈本人在1279年後開始遲鈍。當時他年近七十歲，受到健康問題的折磨。痛風使他苦惱，令他難以行走。 忽必烈面對的最緊迫問題是財政問題。他的建築工程、他對公共事務的支持以及他的軍事遠征需要的巨額消耗。為了得到必要的資金，忽必烈求助於回回理財大臣阿合馬。在《元史》中把阿合馬劃歸為「奸臣」中的一個，中國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責罵他。[102]根據他自己的辯護，我們應該認識到阿合馬知道對他的評價是根據為宮廷聚斂的稅收額而定。他聚斂的金額越高，他的權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肯定專權納賄，但是必須記住，他的指責者（那些書寫中國歷史的人）是對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員。 從1262年後在中書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馬負責國家的財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記交稅的戶數從1261年的1418499戶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戶。[103]然後他對商人徵收更高的賦稅，對新生產的產品實行國家壟斷，並禁止私人生產某些商品。總之，阿合馬的政策對於國庫是有利的。然而中國史料指責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親。他們宣稱他利用新的賦稅和壟斷使自己致富。另外，他們指責他任命回回人為高官顯爵，並且試圖把自己無經驗的、並且可能是不稱職的兒子們安插在官僚機構中有權勢的位置上。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漢人的責備好像不那麼嚴重。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親戚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馬要克服反對意見和執行他的政策，他必須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確強加沉重的賦稅並提高商品的價格，但是他在宮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說到提升和獎勵的可能性——取決於他滿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個兢兢業業的代理人，這個朝廷對於收入有著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馬的政策激起宮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漢人的反對。忽必烈的儒家幕僚對阿合馬的權力憤恨不滿，並且指責他牟取暴利，還指責他是諂媚小人，辦事奸詐。13世紀70年代後期，皇太子真金顯然加入了反對他的行列。真金反對阿合馬的兒子和親戚得到顯赫位置。1282年4月10日，當忽必烈在他的陪都上都時，一個漢人陰謀小集團把阿合馬從他的家中誘出並將他刺殺。[104]幾天之內，忽必烈返回首都並且處死這個小集團的成員。不過他的漢人幕僚最終使他相信阿合馬的奸詐和腐敗。儘管他們用來反對阿合馬的證據值得懷疑，但是忽必烈確信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將他的屍首掘出吊在一個集市上，然後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馬的屍體。 然而除掉阿合馬沒有解決忽必烈的財政問題。由於他多次發動對日本和東南亞的遠征，在阿合馬死後稅收需求變得更加緊迫。同時，在13世紀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誠的漢人幕僚，包括許衡、姚樞和王鸚；他們都在這個階段去世。他們的去世使得非漢人幕僚有更多的機會影響忽必烈。忽必烈本人的體弱多病與這些麻煩混合在一起，他越來越多地放棄了統治者的責任，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國史料指責另一位稱為奸臣的盧世榮利用忽必烈的困難增大自己的權力。阿合馬死後，盧世榮任中書省左丞（譯者註：應為右丞），管理財政。和阿合馬一樣，他試圖加大政府的稅收來應付朝廷不斷增長的費用。他試圖以專賣、增加市舶稅、發行更多的紙幣（一種更容易地償還政府債務的方法）以及擢用商人為課稅官員等措施來增加政府的收入。[105]盧世榮的經濟計劃與他的前任理財官員阿合馬一樣引來敵意。漢人指責他牟取暴利、任人唯親以及剝削他的漢人同胞，還指責他迫害、追捕甚至處死競爭者和對手。這些指責的準確性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史料中並沒有說明盧世榮本人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和阿合馬一樣，盧世榮只是試圖提高極度需要的稅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許多漢人同事的敵視。皇太子又一次成為反對盧世榮的領袖。1285年5月，盧世榮被捕並且在這年年底被處死。盧世榮的死可能除去了一個被漢人視為橫徵暴斂的人，但是不能緩和朝廷面對的財政問題。 除了財政問題之外，忽必烈還面臨著南宋與其他疆域的經濟統一的困難。如果忽必烈希望實現其他任何經濟和政治目的，中國必須是真正統一的和中央集權的。忽必烈首先釋放被他的軍隊俘虜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爭取江南的漢人。接著他發布以恢復中國南方經濟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奪農田，並建立貯存剩餘穀物的常平倉來保證遇到災害時有足夠的供應。朝廷一般不沒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們的權利基礎，只是在統治集團的上層增加另一個等級——蒙古統治者。徵收的農田稅並不繁重，而且在災年會被免除。鹽、茶、酒和一些商品實行專賣，但是由專賣導致的價格不足是難以負擔的。忽必烈推動南方繁榮的另一個基礎是海上貿易。自身利益肯定是這些政策中的動機因素，因為南方的經濟恢復最終將意味著更大的利潤。 儘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漢人的敵意沒有平息下來，損害著忽必烈的經濟計劃。有好幾次反對蒙古統治的起義，1281年忽必烈的軍隊粉碎了其中的第一次，這是由陳桂龍率領的起義，如果中國歷史學家正確的話，有2萬名造反者被斬首。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場更嚴重的造反，朝廷調動了10萬蒙古軍隊。在忽必烈統治結束之前，其他的起義持續不斷。但是大部分抵制蒙古人的漢人不採取這種暴力手段。一些人認為「北人」對中國文明和思想不感興趣，拒絕為蒙古人服務。另一些人找到專門的學術領域追求自己的知識趣味，乾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牽連。這種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喪失他們急需的專門人才，而連續不斷的騷亂迫使他們在南方駐紮軍隊並造成很大的開銷。總而言之，到忽必烈統治的後期，南方並沒有完全統一，而且經濟問題加上政治分裂在這個地區不斷干擾著元廷。 由於在南方的努力沒有全部成功，忽必烈著手實現滿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因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證這個新城市中穩定的糧食供應，這迫使他從中國南方更富庶的地區運入糧食，因為大都附近的區域不能生長足夠供給大都的糧食。最初忽必烈依靠兩個在征宋戰爭中協助蒙古將軍伯顏的海盜朱清和張瑄沿著中國的東海岸通過海路向北方運送糧食。1282年他們的第一次海運非常成功，超過90%的糧食到達北方，在沿岸的變化莫測的大海中僅損失六條船。大約有四年時間朱清和張瑄獨攬運送極端需要的糧食的海運，因此他們變為「中國南方兩位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人」。[106]但是，13世紀80年代中期，颱風和惡劣的氣候條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認識到需要另闢一條替代的運送糧食的途徑（見地圖34）。 地圖34　元代糧食轉運系統 朝廷決定把大運河延伸到以使船運的糧食可以方便地到達大都。這項工程需要在山東省開鑿135英里長的從濟寧到臨清的運河；商品可以從臨清通過衛河上轉運到離大都不遠的直沽。這樣，糧食可以從長江直接運送到忽必烈的都城。1289年2月完成了這項擴建，並將這條稱為會通河的運河對船運開放。[107]延長這條運河所需費用極大，大約300萬勞工參加建設（譯者註：實為用工250萬），為此政府花費了巨款。維護也是高成本的，這條運河所需的大量開銷毫無疑問的是13世紀80年代後期煩擾蒙古朝廷的財政問題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桑哥理財和佞教 桑哥是試圖解決忽必烈朝財政問題的三個「奸臣」中的最後一位。和阿合馬一樣，他不是漢人，但他的民族成分頗為模糊。歷史學家曾認為他是畏兀兒人，然而近來的研究認為他是吐蕃人。他首先作為八思巴的弟子中的一位而嶄露頭角。忽必烈對桑哥的能力和足智多謀印象深刻，1275年以前的某一時間他提升這位年輕的佛教徒為主管吐蕃和佛教事務的總制院使。在這個位置上，尤其在粉碎吐蕃1280年的叛亂以及以後的駐守要塞、建立有效的驛站系統並在這個區域安撫不同佛教方面，桑哥非常成功。在1282年阿合馬被謀殺和1285年盧世榮被處死之後，桑哥成為政府中最顯赫的人物。以這種身份，他受到對他的前任相同的批評。他最終因腐敗、竊取忽必烈及國家的財富和令人作嘔的色慾而受到控告。一些13世紀80年代最顯貴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畫家和官員趙孟頫，反對他並且向忽必烈告發他的惡毒意圖。[108]但是，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忽必烈珍惜桑哥的才智並繼續加以重用，而且在1287年12月提升他為右丞相。 桑哥的哪些政策受到漢族官員的敵視？一個是他積極支持在中國的外族人。他是畏兀兒學者和畫家的保護人；他說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林運動；他還在1289年贊助建立了回回國子學。他作為外族人的保護者不可能得到漢人的喜愛。桑哥的財政政策也招致敵視。他提高商稅並且提高鹽、茶和酒的價格。更引起非議的是他對紙幣的改革，因為這受到潛在的破壞性通貨膨脹威脅。1287年4月，桑哥用稱為至元鈔的新鈔取代舊鈔，這種新鈔是用忽必烈的年號命名的。要按5比1的比率把舊鈔換成至元鈔。那些被迫把自己的不太值錢的舊鈔按不甚滿意的兌換率進行兌換的漢人因為他們的實際財富價值下降而憤慨。 由於他明顯地支持一個名為楊璉真加的僧人，桑哥在漢人中的聲望受到特別嚴重的損害。楊璉真加來自中國的西部並且可能是吐蕃人或者是唐兀人。幾乎在南宋被推翻的同時，他被任命為中國南部佛教的總管（江南總攝，掌釋教）。[109]這個職位實際是在桑哥的管轄之下，因為桑哥負責全中國的佛教事務。楊璉真加建造、恢復和整修了中國南方許多廟宇，但是他還把一些儒教和道教的廟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廟，這種改變在漢人中造成很大的仇恨。 更使漢人感到厭惡的是楊璉真加為了籌集建造和修繕寺廟所需費用而採取的方法。1285年，他掘開南宋皇陵並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后的陪葬財寶。他挖劫了101座陵墓，掠走金1700兩、銀6800兩、玉器111個、玉帶9條、雜寶貝152個和大珠50兩。[110]楊璉真加用這些寶物支付佛教寺廟的建造和修復費用，並且還把一些宮殿建築改成佛教寺廟。使事態變得更糟的是他強使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廟並且將大地主的田地沒收變為寺產。南方土地所有者對他們的土地受到專橫掠奪而寺廟卻免除賦稅萬分憤怒。這些土地所有者也開始指責楊璉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追求女色。 使楊璉真加受到指責的更為嚴重的違法行為是對南宋皇族遺骨的褻瀆。據說一位皇帝的屍體被從墳墓中掘出，吊在一棵樹上，然後加以焚燒，最後的侮辱是將屍骨與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111]由於這種嚴重敗壞道德的行為使楊璉真加受到譴責，但是官方的歷史學家對他如此強烈地充滿敵意，以至很難確定這種說法的可信程度有多大。為什麼楊璉真加要採取違背和刺激漢人情感的行為，故意地和不必要地激起南方漢人的憤怒呢？這種無緣無故的行為很難講得通，而且簡直不可相信。楊璉真加確實的成就只能進行推斷。他是一個虔誠佛教徒，試圖提高他的宗教的利益，而且在他的年代佛教的確在南方繁榮發展。到1291年，在這個國家裡有213148位和尚和42318座寺廟，至少部分地應歸功於他的保護。[112] 楊璉真加濫用職權引起南方漢人的怨恨並終於導致對他的保護者桑哥的指責。按照漢人的觀點，他們兩個人是剝削者和暴虐者。因為他們的財政及個人不端行為遭到漢人官員攻擊，並由攻擊變成了行動。1291年3月16日，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職務並且把他監禁起來。8月，作出了處死他的決定。[113]三個奸臣中的最後一個現在也死了，但是這三個人的行為影響著忽必烈，因為是他作為統治者任用了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們當中的每一位一段時間內都成為這個國家的實際上的統治者。但是，在幾年之內，他們都走向反面並都受到非議，被指責犯有嚴重罪行並且最終或者被處死或者被謀殺。無疑許多職務較低的官員感到疑惑，中國是否存在領導人物，忽必烈確實在統治國家嗎？他了解國家的事務嗎？他了解他的下屬的行為嗎？他開始執行有時和他以前力倡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政策。宗教上的寬容政策曾經是他各項政策的基石，並且對於蒙古人的成功起過重要作用，現在看起來已被放棄。中國的宗教問題更加突出了。 例如，忽必烈在13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開始頒布反對穆斯林的法規，似乎出人意料，因為在早些時候他在政府中任用了許多回回人，而且直到1282年以前阿合馬居於最高的理財大臣的位置。但是忽必烈可能已意識到回回財政官員在中原引起敵對態度，他還可能擔心回回人在政府中的權力增長。無論動機是什麼，他在1280年1月發布命令，禁止回回人屠宰羊的方法而且對違法者處以死刑。[114]不久之後，他又禁止割禮。 忽必烈的鎮壓行動更多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不是對伊斯蘭教的憎恨。他擔心政府中存在一個權力過大的回回人集團，並且擔心他們的勒索可能造成叛亂。他的反穆斯林政策一直持續到1287年。[115]到此時忽必烈明白如果他繼續迫害回回人，外國的穆斯林商人將不會再來中國，因此他又變得寬厚起來並且撤銷他的反回回人的命令。這種政策上的改變還由於他認識到在他的政府中回回人所占據的重要位置。他自己曾任命那位名叫賽典赤·贍思丁的回回人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贍思丁未向該地區的居民強加伊斯蘭教，又對這個遙遠地區的漢化作出了出色的成績。像賽典赤·贍思丁這樣傑出的回回人的成就在抑制忽必烈的反回回人政策的決策上一定起著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對佛教和道教的政策也造成對抗。由忽必烈主持的1258年的佛道辯論沒有結束這場宗教之間的衝突，在忽必烈的帝國中敵意依舊。根據漢文史料，1280年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燒大都長春觀，並企圖把責任歸於和尚。朝廷指派幾位官員進行調查並且揭露了道士的詭計。兩個道士被處死，一個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個道士被流放。[116] 這個事件給忽必烈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削弱道教的藉口。1281年下半年，他命令燒掉除老子的《道德經》之外的所有道教書籍，而且毀掉刻版。同時，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並強迫一些道士昄依佛教。道教雖保存下來，但是道教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從根部被切斷。取得巨大勝利的佛教徒貪婪地盯著他們宗教對手的失敗，並且日益變得過分自信。13世紀80年代佛教得到越來越多的財產、土地和權威，史料中充斥像桑哥和楊璉真加之類的僧人濫用權力的記載。這些佛教徒開始脫離漢人，而作為外來人的蒙古人也由於他們對佛教尤其對來自吐蕃和中國之外的其他地區的佛教徒的保護和支持而使威信大大降低。 災難性的對外戰爭 忽必烈在中國國內的困難預示著在國外存在同樣災難。對內和對外政策的特點都是缺乏控制。忽必烈曾經執行過的平衡式行政權威仿佛已不復存在。考慮不周的失策幾乎成為慣例，不再是例外。無論作為中國皇帝還是作為汗中之汗，忽必烈都面臨著無情的壓力，不得不用擴大疆域的辦法來證明他的品質、優點和敏銳。因此，他進行了幾次考慮不周的莽撞的對外冒險。 對日本的第二次入侵 這種冒險中最突出的是對日本的又一次遠征。在1274年的第一次遠征失敗以及日本幕府將軍多次斷然拒絕向中國派出進貢使團之後，忽必烈準備對日本發起另一次入侵。但是，七年後他才得以派出一支遠征軍，只有在平定南宋之後他才能夠把注意力轉向日本。 為這次出征忽必烈選擇了多民族的統帥——位高麗人是水軍將領，范文虎是漢軍將領，忻都則是蒙古軍將領。他為他的將領準備了一支強大的入侵力量：10萬軍隊、1.5萬名高麗水軍和900艘船。[117] 元朝軍事統帥計劃對日本島施行兩路攻擊（見地圖35）。4萬名士兵從中國北部出發，由高麗船運到壹岐島，與從福建泉州出發的軍隊會合，然後聯合向日本的其他地方發起進攻。然而，因為規模較大的南路軍的延誤，1281年春季北路軍單獨出發。6月，北路軍占領壹岐島，並且接著向九州島進軍。同時，南路軍最後完成準備並向九州的集合地出發。依靠一支這樣強大的軍隊和這種勢頭，勝利應該牢牢在握。[118] 地圖35　忽必烈對日本的入侵 然而這次遠征悲慘地失敗了。蒙古統帥和漢人指揮官之間的緊張狀態削弱了遠征軍。作為出征軍主體的漢軍與這場戰爭沒有重大利害關係，所以在激烈的戰鬥中未能盡力發揮作用。此外，在九州登陸之後，他們沒有採取防範敵人或自然環境的保護措施，他們不得不宿營於開闊地，沒有給他們提供既可防禦又能向敵人發起突襲的城堡、要塞或城市。兩支軍隊幾乎戰鬥了兩個月，但是沒有出現明顯的勝負。接著一場自然災害使蒙古人的希望破滅。1281年8月15日，一場颱風襲擊九州海岸，在這場風暴中蒙古軍隊幾乎損失一半的力量。日本人堅持認為這場颱風是蒼天為保護他們的國家送來的，它是一場「神風」，是蒼天保佑不讓日本的敵人征服和占領日本國土。 這場失敗對於蒙古人是一次災難性的打擊。這場失敗打破了其戰無不勝的神話，忽必烈的臣民現在認識到蒙古人是脆弱的。蒙古人力量的主要基礎之一——他們給對手造成恐懼的心理優勢——即使沒有毀掉也大大動搖了。最大的損害是這場遠征中的龐大開支，它馬上造成一些稅收問題，迫使忽必烈轉向漢人憎恨和鄙視的阿合馬及盧世榮等財政官員。忽必烈的努力再次暴露他在財政策略上缺乏控制，這在13世紀80年代尤為顯著。 在南亞的戰爭 同樣，忽必烈在南亞的戰爭大都未經過深思熟慮並且造成了毀滅性的挫折。這些遠征是為滿足蒙古人傳統的擴張野心以及忽必烈的個人需要，他要通過新的征服對他的合法性提供更堅實的基礎。但是他和他的朝廷都沒有考慮到蒙古人全然不習慣熱帶的酷熱和多雨、稠密的叢林以及熱帶疾病。 地圖36　忽必烈對東南亞的入侵 早在13世紀70年代（見地圖36），在東南亞已爆發第一次戰爭。1273年，忽必烈向緬甸的蒲甘王朝派出三位使者，要求蒲甘王朝向中國進貢。自稱為「3600萬戰士的最高統帥和每日300盤咖喱菜的巨食者」和擁有3000名嬪妃[119]自負的暴君那羅提訶波國王，處死了這三位膽敢向他提議對大汗恭順的不幸使者。1277年忽必烈下令他最信任的回回侍從賽典赤·贍思丁的兒子納速剌丁率軍遠征，為三位使者的被害報仇。在關鍵的戰鬥中，那羅提訶波具有使用大象的優勢。納速剌丁命令他的弓箭手瞄準毫無防護的大象。大象潰散，形勢轉為有利於蒙古人。[120]但是沒有抓住那羅提訶波本人，在沒有徹底平定蒲甘的情況下，納速剌丁返回中國。 接著忽必烈轉向占城（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越南南部），占城的國王闍耶辛訶跋摩（Jaya Indravarman）四世和蒙古人是敵對的。這位占城國王拒絕向元朝進貢並且斥責忽必烈的幾位使者。忽必烈的反應是於1281年派遣廣東一位主要官員唆都進行討伐。唆都率領100艘戰船和5000名士兵的軍隊在占城的海岸登陸，但是這位國王採用游擊戰阻止蒙古人的前進。接著忽必烈決定尋求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合作，以反對安南的南方鄰居。儘管已向忽必烈的朝廷派出使者，但是安南國王陳日烜不想讓蒙古軍隊通過他們的領土到達占城，他激烈抵抗由唆都和忽必烈的兒子脫歡率領的蒙古軍隊。游擊戰、炎熱和疾病使入侵者付出沉重的代價。在越南邊境思明（Ssu-ming）的決定性戰鬥中，蒙古人被擊敗，唆都戰死。 1286年和1287年進行的由納速剌丁和忽必烈的孫子也先帖木兒率領、後來脫歡亦加人的第二次遠征，甚至到達河內，但是由於炎熱和不利的環境被迫撤軍，這使忽必烈大發雷霆。但是安南國王和占城國王認識到如果他們不答應對大汗形式上的承認，蒙古人會繼續侵擾，因此他們開始進貢，從而蒙古人在13世紀80年代後期結束了對他們的遠征。[121]1287年，忽必烈派他的孫子也先帖木兒再次討伐蒲甘「傲慢」的國王。這次戰爭是成功的，國王那羅提訶波被推翻，而他的繼任者向蒙古朝廷進貢。但是這次遠征耗費巨大，並且很難說蒙古人的花費是有道理的。 更著名的和更驚人的對爪哇的戰爭，也難以證明是有道理的。1289年，忽必烈派出一位名叫孟琪的使者要求爪哇屈服。爪哇國王葛達那加剌害怕元朝奪去他對東南亞香料貿易的控制，以在這位不幸的使節臉上刺字作為答覆。忽必烈利用這個事件作為發動對爪哇的軍事遠征的藉口。看來他沒有從對日本的海上遠征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他再次裝備一支龐大的遠航軍隊去懲罰對他的使者採取暴力的統治者。1292年遠征軍從泉州出發，第二年年初大部分軍隊在爪哇登陸。由於爪哇的反叛軍隊趁機對葛達那加剌的薄弱地區發起進攻並且殺死這位國王，最初遠征軍極為成功。葛達那加剌的女婿韋查耶王子向蒙古軍隊「降服」，並且保證幫助他們粉碎反叛。他這樣做了，但接著又背叛蒙古遠征軍。他伏擊一支龐大蒙古軍隊，迫使其他軍隊撤退並且返回中國。[122]忽必烈的又一次遠征遭到失敗，遠征的巨大開支又在朝廷日益嚴重的財政問題上火上澆油。 吐蕃和東北的叛亂 在忽必烈理應直接管轄的地區爆發叛亂也許進一步加劇了他的逐步失控。這些對他的權威的挑戰對忽必烈要求作為中國皇帝及帝國大汗是沉重的打擊。忽必烈的最堅定可靠的吐蕃同盟者八思巴1280年去世，幾年後在吐蕃發生第一次暴亂。1285年八思巴的薩斯迦教派的對手必里公教派反叛，1290年忽必烈必須派出一支懲罰性的軍隊去恢復薩斯迦教派的權威，也就是恢復蒙古人的權威。[123]第二次叛亂在東北爆發，由東北的蒙古指揮官乃顏領導，乃顏和忽必烈在中亞的敵人海都結盟。忽必烈肯定認為乃顏的威脅至關重要，因為他本人親自率軍征討這位叛將。馬可·波羅聲稱他的軍隊由46萬人組成，這肯定是一個極其誇大的數字。[124]無論如何，忽必烈徵募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儘管年老有病，他自己仍然坐在安置在四頭大象背上的轎子裡親自前往戰場。1287年秋天，雙方相遇，在一整天戰鬥中雙方勢均力敵，但是傍晚，形勢轉而對聶思脫里教徒乃顏不利。忽必烈抓住他並且將他處死。 忽必烈的晚年 儘管取得這次勝利，總的來講13世紀80年代忽必烈在對外事務中總遇到挫折。這些年還給他個人帶來悲劇和不幸。他的愛妻察必於1281年去世，她長期以來一直給予他支持和忠告。察必的兒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繼承人真金於1285年去世。真金被精心地培養成中國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繼承人。真金四十多歲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擊忽必烈並且使宮廷沮喪。為了尋求安慰，他越來越多地轉向酒和食物。過度飲酒，使他的健康成為問題。在他的餘生中，過於肥胖和痛風折磨著他。漢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別沮喪和抑鬱。在1293—1294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1294年2月18日，他在宮中去世。 忽必烈統治的成就是顯著的。與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繼續從事軍事征伐。他最輝煌的勝利是征服中國的南宋，把一個人口超過5000萬具有大量財富和資源的領土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比起更早的許多次蒙古人的戰爭來，這場戰爭需要更縝密的計劃和後勤，從而確保忽必烈作為蒙古人中一位偉大統帥的地位。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希望使漢人相信他日益漢化的同時，本民族同胞仍對他信任。他設立了進行統治的行政機構，在中原建設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並且為朝廷設計出合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然而他並未拋棄蒙古傳統，保持著大量的蒙古習俗，在政府和軍隊的關鍵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廢止科舉制度使他不致在政府職位上受制於漢人。儘管在統治的最後十年中面臨著困難與失誤，忽必烈留給他的繼承者的是一個穩定和大體上繁榮的國家。 * * * [1]E.A.沃利斯·布治譯：《敘利亞編年史》，第1卷，第398頁。 [2][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99—200頁。 [3]關於脫羅術和其他畏兀兒人對蒙古人的影響，見[398]羅依果：《蒙古統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紀突厥與蒙古關係初探》，第281—310頁。 [4]關於這些漢人幕僚，見[853]蕭啟慶：《忽必烈時代「潛邸舊侶」考》；[828]姚從吾：《忽必烈汗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5][54]陳學霖：《姚樞（1201—1278年）》，第45頁。 [6][653]《元史》，卷189，第4314頁。 [7]關於這次遠征及其意義，見[653]《元史》，卷4，第59—60頁；[839]夏光南：《元代雲南史地叢考》，第107頁；[659]楊慎：《南詔野史》，第184—186頁；[354]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310—314頁。 [8]關於劉秉忠的作用，見[49]陳學霖：《忽必烈時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劉秉忠（1216—1274年）》。 [9]關於這座都城，見[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252]駒井和愛：《元上都與大都的平面比較》；[214]石田干之助：《關於元之上都》。 [10][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185頁。 [11][328]《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187頁。 [12][653]《元史》，卷158，第3713頁。 [13][497]約瑟夫·蒂洛：《蒙古時期的佛道之爭》；[257]庫伯：《元代佛道之爭研究緒論》。 [14][58]沙晥：《蒙古時代的漢文碑文碑銘和文獻》，《通報》第9卷，第381—384頁。 [15][653]《元史》，卷4，第61頁。 [16][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48頁。 [17][117]傅海波：《賈似道（1213—1275年）：宋末權臣》，第227頁。 [18][653]《元史》，卷4，第62—63頁。 [19][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與敘利亞》，第212—213頁。 [20]見[52]陳學霖：《王鶚（1190—1273年）》。 [21]詔書全文，見[653]《元史》，卷4，第64—65頁。 [22]見[426]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第245頁注12。 [23]關於忽必烈為取得繼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見[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觀念》，第25—52頁。 [24]關於李璮叛亂的研究成果，有[368]愛宕松男：《李璮之亂及其政治意義：蒙古統治下漢地封建制向州縣制的轉化》；[743]孫克寬：《元初李瑄事變的分析》。 [25][653]《元史》，卷114，第2871頁；[66]柯立夫：《〈元史〉中的察必皇后傳》。 [26]六部是：（1）吏部，選拔官員；（2）戶部，掌管戶口、賦稅和錢鈔；（3）禮部，掌禮樂、祭祀和燕享；（4）兵部，掌屯田、驛站、軍需和訓練軍隊；（5）刑部，掌刑獄和制定法律；（6）工部，掌修浚城池和工匠程式。 [27][201]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第27頁。 [28][110]戴維·法夸爾：《元代政府的結構與職能》，第51頁。 [29][155]謝和耐：《蒙古入侵前中國的日常生活，1250—1276年》，第84頁。關於杭州，亦見[326]慕阿德：《馬可·波羅遊記別注》。 [30][293]羅榮邦：《海路貿易及其與宋水軍的關係》，第81頁。 [31][653]《元史》，卷4，第70頁（譯者註：李全義，應為李合義，見《元史》點校本卷4，注9）。 [32][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90頁。 [33]此二人的漢文傳記，見[653]《元史》，卷203，第4544—4545頁。 [34][326]慕阿德：《馬可·波羅遊記別注》，第76頁。 [35][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顏傳》（譯者註：伯顏未參加征大理之戰）。 [36][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顏傳》（譯者註：伯顏未參加征大理之戰）。 [37]關於蒲壽庚，見[258]桑原騭藏：《蒲壽庚考》；[297]前嶼信次：《泉州的波斯人蒲壽庚》。 [38]關於文天祥，見[39]威廉·A.布朗：《文天祥：一個宋朝愛國者的傳記研究》；關於其他拒絕為蒙古人服務的官員，見[320]牟復禮：《元代的儒家隱士》。 [39]鄭麟趾等編：《高麗史》，卷1，第570頁；[653]《元史》，卷6，第122頁；[181]威廉·E.亨索恩：《高麗：蒙古的入侵》，第154—160頁；[171]韓百詩：《蒙古時代高麗史札記》，第179—183頁。 [40][437]喬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第440—444頁；[507]盧薩庫·楚諾答、L.C.古德里奇：《中國王朝史中的日本》，第74—76頁；亦見[245]川添昭二：《日本和東亞》。 [41]對海都抱有敵意的漢文史書的評價，見[687]柯紹忞：《新元史》，第6850頁；[689]屠寄：《蒙兀兒史記》，第1595—1597頁。 [42][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66頁。 [43][85]竇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第143—160頁。 [44][278]勞延瑄：《王惲〈中堂事記〉：譯註與介紹》，第24頁。 [45][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國人口研究》，第258頁。見[275]蘭德彰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的前言中（第20頁）對人口問題的短評。 [46]關於這些應急措施，見[653]《元史》，卷4，第70—71頁；卷5，第83—86頁；卷6，第113—114頁。 [47][639]《大元倉庫記》，第1—3頁；[412]保爾·拉契內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89—190頁。 [48][212]井崎隆興：《元代社制政治的考察》，第6—10頁；[750]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 [49]見[441]舒爾曼：《元代經濟結構》，第47頁。 [50][17]有高岩：《元代農民的生活》，第951—957頁。 [51][879]鞠清遠：《元代系官匠戶研究：質認為元代官局匠戶是奴隸的人們》；參見[891約翰·德弗郎西斯、孫任以都編譯的《中國社會史論著選譯》中選擇的譯文，第234—246頁。 [52][427]莫里斯·羅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第282—283頁。 [53][653]《元史》，卷93，第2371—2372頁。 [54][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48—249頁。 [55][836]袁冀（國藩）：《元史研究論集》，第243頁；關於驛站制度的深入研究，見[359]彼得·奧勃理赫特：《13—14世紀蒙古統治下中國的驛傳制度》。 [56][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46頁。 [57][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35—237頁。 [58][342]李約瑟：《中醫文化》，第263頁。 [59]關於這些學校，見[402]朱達·拉爾：《蒙古時期醫學的發展：金元兩代中醫的復興和發展》。 [60][247]E.S.甘迺迪：《撒勒術克和蒙古人統治下的伊朗精密科學》，第668—673頁；[653]《元史》，卷7，第136頁；卷164，第3845—3852頁。 [61][135]傅海波：《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第59頁。 [62][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16—25頁。 [63][211]井崎隆興：《元代施行竹專賣及其意義》。 [64][638]《大元馬政記》，第1—3頁。[33]鮑登、札奇斯欽：《大元馬政記簡注》，第261—263頁。 [65][638]《大元馬政記》，第1—3頁。[33]鮑登、札奇斯欽：《大元馬政記簡注》，第261—263頁。 [66]兩個14世紀的史料，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和蕭洵的《故宮遺錄》，對當時北京的建築和規模有極有價值的描述。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論文[478]《蒙古影響下的都城建築：忽必烈的帝都大都》中，引用了這些史料。亦見她的論文[479]《忽必烈的都城規劃》。中國的考古學家亦開始對大都遺址進行考察，他們近年的發現，見[702]元大都考古隊：《元大都的勘察與發掘》；[703]《記元大都發現的八思巴字文物》；[704]《北京後英房元代居住遺址》；[797]張寧：《記元大都出土文物》。 [67][411]保爾·拉契內夫斯基：《中國汗廷中的蒙古祭禮》。 [68][653]見《元史》，卷77，第1923—1927頁，特別是1924頁。 [69][432]M.D.撒徹迪：《元代國號考》。 [70][653]《元史》，卷67，第1665—1666頁；卷88，第2217頁。 [71]這個名字有時在蒙古語中讀作jingim。但嚴格說來，是一種誤讀。 [72][189]康斯坦茨·胡格譯：《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經書》；[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07頁。 [73][149]沃爾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譯著》。 [74][56]陳榮捷：《朱熹和元代理學》，第209頁。 [75][52]陳學霖：《王鶚（1190—1273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學：遼、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66頁。 [76][427]羅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77]譯自[230]冉雲華：《大都的中國佛教：新形勢和新問題》，第395頁。 [78]關於八思巴的史料，見[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與〈蒙古字韻〉研究》，第152—165頁；[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05—311頁；[377]畢達克：《吐蕃與宋、蒙古的關係》。 [79][126]傅海波：《從部落領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第61頁。 [80][348]野上俊靜：《元代道佛二教的爭執》，第250—251頁；[410]保爾·拉契內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 [81]見里奧剌多·奧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國藝術家》。 [82][135]傅海波：《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第54頁。關於馬可·波羅及其著作的文獻很多。慕阿德、伯希和的《馬可·波羅遊記》是最好的譯本；亨利·玉爾的《馬可·波羅遊記》也是有用的譯本，亨利·考狄對這一譯本作了補充，出版了《玉爾編譯〈馬可·波羅遊記〉的注釋和補遺》。對馬可·波羅書的最好的研究是[361]里奧剌多·奧勒斯基的《馬可·波羅的亞洲》。 [83]有些學者認為馬可·波羅從未到過中國，他敘述的一些事件來自於他與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交談。見[162]約翰·W.海格爾：《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從內證中看到的問題》。馬可·波羅自己的敘述引來了這樣的疑問。例如，他說曾參加蒙古人對宋重鎮襄陽的圍攻，但是圍攻在他到達中國前兩年的1273年已經結束。在他的敘述中，還有其他明顯的誇張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國時期的中西接觸》第54頁所說，這些疑問還遠未解決。亦見[67]柯立夫：《關於馬可·波羅離開中國的中文史料和到達波斯的波斯文史料》。近來楊志玖在[752]《元史三論》中駁斥了這些疑問，論證了馬可·波羅確在忽必烈時代到了中國，見第97—132頁。 [84][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77頁。 [85]這可能是馬可·波羅的又一誇張說法。見[162]海格爾：《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第26—27頁。 [86][328]《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77頁。 [87][325]慕阿德：《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徒》，第131—132、225—228頁；[653]《元史》，卷89，第2273頁。 [88]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侶》中全文翻譯了兩位教士的敘利亞文行記。亦見[428]羅沙比：《來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騷馬與從中國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89][396]羅依果：《論元代的語言問題》，第68頁。 [90]關於這種新文字，見[384]尼古拉·鮑培翻譯的《蒙古八思巴字文獻》和[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與〈蒙古字韻〉研究》。 [91][653]《元史》，卷7，第142頁；[109]戴維·法夸爾：《元代的官印和花押》；[472]斯坦因：《內亞大陸》，第1卷，第441—455頁；[254]小山富士夫：《帶有八思巴字的中國陶瓷》；[22]約翰·艾爾斯：《元代的典型瓷器》。 [92]關於這一時期戲劇的較深入的研究，是[80]詹姆斯·I.克倫普的《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戲劇》。 [93]吳廣慶：《四個外來王朝下的中國印刷術》，《哈佛亞洲研究雜誌》第13期，第459頁；亦見[194]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第8頁。 [94][282]李雪曼、何惠鑒：《蒙古國時期的中國藝術：元代（1279—1368年）》，第1頁。 [95][45]詹姆斯·卡希爾：《山水畫：元代的中國畫》，第17頁。 [96][320]牟復禮：《元代的儒家隱士》，第236頁；[124]傅海波：《趙孟覜：一個中國政治家、學者和藝術家在蒙古統治下的生活經歷》。 [97][307]瑪格麗特·梅得利：《元代瓷器與硬陶器》；[234]保羅·卡爾：《伊斯蘭地區的中國瓷器》；[382]約翰·A.波普：《14世紀的青白瓷：伊斯坦堡脫卡比·撒拉伊博物館的一組中國瓷器》。 [98][213]石田干之助：《出身尼泊爾王族的元代工藝家阿尼哥》，第250—251頁。 [99][321]牟復禮：《中國專制主義的成長：對魏特夫應用於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評論》，第17—18頁。 [100][411]拉契內夫斯基：《中國汗廷中的蒙古祭禮》，第426—428、434—442頁。 [101][3281《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31頁。 [102][114]傅海波：《阿合馬在忽必烈時期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 [103][114]傅海波：《阿合馬在忽必烈時期經濟發展方面的貢獻》，第232頁。 [104]見[326]慕阿德：《馬可·波羅遊記別注》，第79—88頁，關於刺殺阿合馬的敘述。 [105][127]傅海波：《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幣和經濟》，第72—74頁。 [106][292]羅榮邦：《忽必烈時期（1260—1294年）關於糧食運輸的爭論》，第262—266頁。 [107][653]《元史》，卷15，第319頁。 [108][134]傅海波：《從〈元史〉卷205〈奸臣傳〉看忽必烈時期的畏兀兒政治家桑哥的活動》，第90—100頁；[376]畢達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109]關於楊璉真加，見[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第32—35頁。 [110][844]陶希聖：《元代彌勒白蓮教會的暴動》；[861]閻簡弼：《南宋六陵遺事正名及諸攢宮發毀年代考》，第28—36頁。 [111][93]戴密微：《南宋陵墓》。 [112][410]拉契內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第497頁。 [113][653]《元史》，卷16，第344頁。 [114][653]《元史》，卷10，第217—218頁。 [115][38]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94頁。 [116][62]陳觀勝：《中國的佛教：歷史的考察》，第425頁。 [117][653]《元史》，卷11，第226、228頁。 [118]在[661]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中，有關於這次遠征日本的簡述，頗有用處，見第25—31頁。 [119][338]謝利·邁登斯、卡爾·邁登斯：《陽光城：難得訪問的緬甸蒲甘城》，第79頁。 [120][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第1卷，第289—290頁。 [121][653]《元史》，卷14，第286、289、303頁；卷15，第311、326—327、330頁；卷16，第333頁。 [122]關於蒙古人對爪哇的遠征，見已經過時但還未能完全被取代的[160]W.P.格羅內瓦特：《1293年蒙古人對爪哇的征服》。 [123][545]特里爾·V.懷利：《吐蕃的第一個蒙古征服者再釋》，第131—132頁。 [124]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2卷，第788—789頁；[330]閔宣化：《蒙古諸王乃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