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 第四章　蒙古帝國的興起及其在中國北部的統治

蒙古與鐵木真，1150—1206年 種族分布 1236年底，大批蒙古軍隊在大將速不台的率領下越過伏爾加河，右翼向北進入不里阿耳領土和斡羅斯諸公國；左翼則進入北高加索和欽察草原西部。到1241年軍事行動奉命停止時為止，斡羅斯諸王公已被征服。也許蒙古人看來更重要的是對他們進行抵抗的歐亞遊牧部落最後一部分——大批欽察部落已經被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從中國東北到匈牙利，所有「毛氈帳篷下的人」，無論是主動或者是被迫，現在都已成為一個龐大的遊牧民族統治下的成員。 13世紀在蒙古人推動下的草原部落的空前統一，與12世紀的分裂和紛爭形成鮮明的對比（見地圖24）。那一時期政治和社會融合的水平，常常是單個部落，或者充其量是各部落之間小而不穩定的聯盟。這些部落聯盟中最強大的，是西邊的欽察和準噶爾地區的哈剌契丹。它們確實能夠控制草原的幾個部分和鄰近它的內地。但是，它們只不過是古代龐大的遊牧帝國——如匈奴人、突厥人或哈札爾人所建帝國的蒼白無力而且不完善的翻版而已。缺乏政治上的統一同樣也是草原東半部的特點。蒙古高原的某些部落（亦兒堅，irgen）保持了它們內在的凝聚力，但其他部落則分解成部落的組成單元——氏族（斡孛黑，obogh），而後成為獨立實體，他們為了牧地、政治領導權和他們農耕鄰居的支持而你爭我斗。雖然構成成吉思汗帝國內在基礎的蒙古主要部落的歷史資料很有限，但對於它們的地理分布和它們的內部融合程度，我們還是能夠知道其大概。[1] 地圖24　草原世界，1190年 最西邊的部落為乃蠻，有可能起源突厥。他們居住在阿爾泰山脈的南坡和也兒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的上游。乃蠻是一個有著固定首領（罕）的相當凝聚而穩固的群體，直到12世紀末，統治家族的內訌才切實地破壞了他們的統一。由於乃蠻最接近位於吐魯番盆地和天山北坡的回鶻文化的中心，所以總體上他們在文化方面比蒙古中部和北部的部落要較為先進。乃蠻從他們南面的先進的定居近鄰畏兀兒那兒學到了各種各樣的行政管理方法。他們也共有相同的宗教傳統，即受到土生土長的薩滿教習俗強烈影響的基督教聶思脫里派。 克烈，在乃蠻的東面，在他們鄰居的影響下也信奉基督教聶思脫里派。在整個12世紀，他們擁有穩固的統治地位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統一。他們領土的核心在色楞格河與斡耳罕河（今鄂爾渾河）流域的上游。這一地區由於戰略上和觀念上的原因，在東部草原所有成功的遊牧部落聯盟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蒙古高原東南部地區，是戈壁地區的心臟，居住著說突厥語的汪古部。他們的主要居住地天德——馬可·波羅筆下的Tenduc——剛好位於靠近戰略要地鄂爾多斯沙漠的黃河拐彎處的北面。這兒構成了金朝和唐兀或稱西夏王朝的邊界。顯赫的汪古部王室，是聶思脫里派的堅定信徒，他們認為他們自己至少在名義上是女真人的臣屬。 弘吉剌，亦作翁吉剌，在汪古的北面，占據著大興安嶺西坡。他們在12世紀晚期與金朝保持著聯繫，而且在那時，他們由幾個不同首領相當鬆散地進行統治。弘吉剌與他們西邊的近鄰——蒙古部保持著經常性的通婚關係。這一習俗在蒙古帝國建立之後，依然繼續。 怯綠連河（又名龍駒河，今克魯倫河）南面的草原地區，屬於蒙古高原更強大和更富於侵略性的部落之一——塔塔兒人。在金朝的煽動下，塔塔兒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非常活躍的角色。女真人為了保持遊牧部落的分裂狀態和他們自己邊界的安全，積極挑動塔塔兒與鄰近部落，特別是克烈和蒙古的衝突。由於這一政策的巨大成功，由大規模的屠殺而造成的各個部落之間的長期不和，成為12世紀中葉所特有的現象。 成吉思汗自己所在的部落——蒙古，生活在克魯倫河與鄂爾渾河之間，正好位於塔塔兒的北面。在12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的25年里，他們自身陷入彼此不共戴天的分裂狀態，這樣，就常常成為他們的鄰居進行劫掠的犧牲品（見後面「蒙古人的早期歷史」節）。在所有東部草原部落中，蒙古也許是最分裂，而且看起來最不會產生能夠統一「毛氈帳篷下的人」的領袖人物。 蒙古的西北面，是三姓蔑兒乞的領域。三姓蔑兒乞，正如他們的稱呼，共分為三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首領。他們分布在色楞格河的下游，貝加爾湖的南邊。雖然三姓蔑兒乞偶爾也聯合起來發動對鄰部的襲擊，但他們像其他居住或靠近於森林地區的部落，如謙河（今葉尼塞河）上游的吉兒吉思和生活在貝加爾湖附近的斡亦剌一樣，並沒有高程度的凝聚力。 社會等級 與草原遊牧部落的一般情況一樣，這些蒙古部落是由不同數量的假定有聯繫的氏族「斡孛黑」組成。這些氏族通過父系追溯到稱為始祖的祖先。[2]因為其全體成員被認為是一個骨頭（牙孫，yasun），即同一祖先的後裔，所以氏族本身是實行族外婚制的實體。它的領導成員決定遷徙路線、分配牧場、組織狩獵和劫掠，而且作出有關加入或退出部落聯盟的決策。這些氏族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常常容易分成許多分支：當氏族在數量上增加或經歷了內部的傾軋後，他們分裂為氏族分支，這些分支依然能夠繁殖而發展成新的氏族。由於不斷有氏族分支脫離原始的主系形成為另一個氏族，而且由於取得軍事成功的大氏族具備了部落的許多特徵，所以，史料對這些氏族的命名相當模糊和混亂，這使我們很難確定某一時期某個分支的確切形態或它同其他諸分支的關係。 雖然家族關係很明了，但氏族和部落本質上是由單個人組成的政治實體，這些人的血緣紐帶常常是虛假多於真實。在草原，共同的政治利益被典型地演繹成宗族關係。所以，古老的蒙古人（和其他部落的人們）的宗族血統是意識形態上的宣傳，而不是生理學關係方面的可信描述，目的是加強政治團結。這就說明了以這種氏族和部落（它們本身就是任意地臨時構成的）為基礎的政治組合為什麼天生就是變動的、靈活的和不穩定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部落聯盟和帝國結合得如此之快，而後在內部紛爭與外部壓力之下又迅速瓦解。[3] 在氏族和氏族分支之下是遊牧部落的帳落——阿寅勒（ayil），這是蒙古草原經濟的基本生產單位。阿寅勒通常由一個大家庭構成，它有自己的氈帳（格爾，ger）和牲畜。為了協作勞動或地方防衛，幾個阿寅勒也許會臨時組成一個古列延（gǜ re』 en），意為「圈子」，也就是以氈帳和套車環繞而成的營地。 除了分成血緣群體外，蒙古社會還被分成幾個鬆散的組成階層——貴族、平民和奴隸。貴族們宣稱，他們這個氏族的名稱是從他們祖先的名字得來的，作為其直系子孫，他們享有貴族這種地位。這個階層為氏族和部落提供政治領導。然而，對於權力的繼承或任命沒有嚴格的規定，選擇首領有相當大的隨意性，主要根據個人貢獻和經歷，通過氏族重要成員的非正式一致同意而產生。良好的家世資格當然是有利的，但不是必須的，貴族出身總是被認為能夠培養成為有能力的成功的首領。要成為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統治者，要通過更加正式的程序——召開由貴族和有聲望人士組成的會議，或稱忽鄰勒台（khuriltai ）。 血緣集團的下層和旁系組成的平民，被稱作「黑髮」或「黑頭」，構成人口的大部分。雖然貴族們占有大量牲畜並使用最好的牧場，但這兩個階層之間既沒有明顯的社會差別，也沒有生活方式上任何巨大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底層是孛斡勒（bo』ol），即奴隸或僕從，他們通常是從對鄰近部落或定居居民的掠奪中獲得的。個人和整個血緣集團都能夠成為其他人或血緣集團的僕從，也就是說，單個人能夠成為他的捕獲者的個人奴隸，而一個氏族或其一部分，如在戰爭中失敗，也都會成為獲勝的斡孛黑的奴隸或被保護者。無論是個人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都有義務為他們的主人從事家務、畜牧或者農業勞動。在戰爭期間，他們要拿起武器為主人戰鬥。雖然孛斡勒明顯處於從屬地位，但他們常常被看作家庭的組成部分，甚至沒有正式解放也能得到事實上的自由。 重要氏族首領或部落汗的那可兒（NÖkÖd，單數為NÖkÖr），或被譯為「伴當」，在古代蒙古社會中是另一個重要的階層。他們構成有雄心壯志的首領或汗的扈從，為他提供軍事和政治建議，一般說來還要執行主人發出的任何命令。從追蹤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談判中擔任個人的使者。作為對他們效勞的回報，那可兒可以得到保護、物品和食物。作為真正的密友，他們和主人一起戰鬥、生活、飲食。那可兒是從各個社會階層招募的。有一些那可兒是貴族成員，他們和不屬於他們自己部落或氏族的統治者保持著自由的關係。有一些是在戰場上表現出能力和忠誠的孛斡勒，比如說著名的木華黎統帥，成吉思汗把他從奴隸階層提升到伴當階層。那可兒雖然有著種種不同的社會背景，但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據我們所知，他們同他們的主人沒有血緣關係。 最後，從結構方面而言，12世紀蒙古諸部是非常複雜的實體。通常，這樣一個部落的核心是由氏族和氏族分支組成，為了政治需要，這些氏族和分支根據一個公認的但卻是人為設計的家譜而宣稱有一個共同的祖先。隸屬這個核心的是各種無血緣關係的人：氏族之間通過婚姻關係，單個奴隸和附屬氏族通過軍事征服和捕獲而被奴役，而那可兒則從不同的外來渠道中吸收。 經濟狀況 蒙古高原居民的基本職業是放牧畜群。蒙古人擁有的牲畜共有五大種類——馬、綿羊、駱駝、牛和山羊，其中的每一種都有它特殊的用途，這五種牲畜的價值有著公認的高低順序。馬，是草原遊牧部落驕傲的財富，可用於軍事活動、遷徙和管理畜群。沒有它們，就不可能有干曠草原遊牧部落的粗放性、流動性的經濟。居第二位而且數量最多的牲畜是綿羊，它們和最末種類的山羊一起，提供肉食和羊毛。居第三位的是駱駝，主要用來在南面荒涼的戈壁地區運載貨物。居第四位的是長角的牛，也有豐富的數量，用來提供肉食、牛皮和運輸。運載部落首領帳篷的有名的大輪車（格爾·帖列格，ger tergen）即由一隊牛群來拉。所有的牲畜都提供乳汁，乳類的副產品如阿剌亦黑（ayiragb，發酵的馬奶，突厥語稱忽迷思，kumis）、酸乳酪和各種干乳酪是蒙古人飲食中的主要食品。即便是牲畜的糞便也有用處，當它乾燥後，是荒蕪草原上燃料的主要來源。 為尋找水草而進行的經常性遷徙放牧既不是毫無目標也不是漫無邊際的。每年有一個從春天經夏天到冬天駐營的固定的周期。冬天營地經常由幾個有關聯的阿寅勒共駐，通常位於受到保護的河谷，有較為永久性的設施。因為蒙古人的畜群很複雜，由具有不同行進速度和對飲食要求差異很大的牲畜組成，所以遷移時，牧民必須精確地盤算每天遷徙的距離、選取的路線、預期的季節狀況等等，以適應畜群的不同需要。這樣，他們龐雜的畜群（加上人和財產）的每次重要遷移都成為一個複雜的後勤供應問題，需要仔細計劃和實施——這對蒙古人是一種訓練，後來在遠距離的軍事戰役時，他們能很好地加以運用。 由於嚴酷的環境狀況和由此而形成的蒙古高原有限的維持畜群的能力，遊牧部落合理地分散到所有可利用的草場去放牧，就顯得很必要。氏族極其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幫助和平地分配草場，裁定有關牧地的內部糾紛，在與外敵的競爭中保護本氏族成員。所以，單個的牧民會認為，有保障地、季節性地使用氏族的部分領地，比個人、永久擁有土地會更好；換句話說，即收益權比所有權更好。 雖然蒙古人對草原遊牧有著很強的依賴，但狩獵在他們的經濟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這增加了他們的食物供應，提供了用以穿衣和交易的皮毛，有利於控制食肉動物的數量，特別是對他們的畜群有著經常威脅的狼群的數量。以氏族或氏族分支為單位進行的狩獵起到軍事訓練的作用，這加強了個人的技能，提高了不同親緣集團所組成的隊列間的協調。 在南西伯利亞的森林地區，部落經濟中狩獵的相對重要性要大大增強，以至於古代蒙古人通常把「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兒堅，hoi-yin irger）和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區別開來。雖然狩獵是他們的支柱，但西伯利亞的部落——斡亦剌、八剌忽、豁里禿麻和其他部落——也有馬匹，按照遊牧的（雖然不是草原的）生活方式，亦總是被看作基本的勞力來源，正在擴張的以草原為基礎的部落聯盟常從中抽取人力。 農業不是遊牧家庭經濟的一個獨立的部門，但對蒙古地區的居民來說並不陌生：西伯利亞的部落，至少葉尼塞河地區的部落，在土地上種植，就像沿著長城的汪古部一樣。實際上沒有一個歐亞大草原的畜牧民族是純粹的遊牧經濟而不與定居世界聯繫或接觸。的確，純粹的遊牧經濟是一種假設的概念，而不是一種社會現實。我們最好把草原遊牧生活看成一種統一體，它既包括近乎定居的遷徙生活，又包括幾乎固定的理論上可能、但現實中卻從未實現的「純粹」遊牧社會，這種社會從自己的畜群中獲得每一件使用或消費的東西。[4]對所供給的冬季食物和牲畜飼料的需要，以及對茶和絲料之類奢侈物品的渴求，也曾在遊牧部落中出現。由於他們自身的經濟永遠不能徹底滿足對這些物質的需求，所以遊牧部落必須被迫轉向他們的定居鄰居索取農業產品。就蒙古地區的部落而言，這就意味著要承認和中國保持不斷的經濟聯繫。得到所需產品最好的方法是以皮、毛、馬或其他東西向漢人「進貢」來換回諸如穀物、金屬製品和奢侈品之類的「贈品」。如果自給自足的中國人拒絕交易的話，那些遊牧部落就會以武力相威脅。簡言之，草原居民用戰爭和戰爭威脅來強行索求向中原王朝交納貢物的權力。 這一經濟交往總是使遊牧部落陷入錯綜複雜的與漢人的政治聯繫網中，漢人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納貢體系作為控制或操縱野蠻人的一種方法。這樣從漢人的觀點來看，贈與貨品、貴族爵位或賄賂的目的，從總體上來講，政治大於經濟。[5]這種性質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種重要的推動力，在草原人民中促成了國家的形成，雖然這對漢人來說是極不情願的：遊牧部落形成了更大的政治聯合——部落聯盟，而且產生了形式上的國家結構，其基本作用是處理與定居國家的關係，擺脫它們的威脅。主要的遊牧帝國總是產生在定居國家的邊界附近而不是在歐亞草原的最深處，這就是原因所在。[6] 蒙古人的早期歷史 成吉思汗自己的部落以及蒙古的種族起源的大致輪廓和早期歷史，已有了一致的確認。[7] Mongol（更確切應為Mongghol）的族名，最早以「蒙兀」的形式見於唐代史書的記載。在這些記載中，蒙兀總是被描繪成漢人熟悉的一個龐大的種族群落——室韋的一支。在可確定的他們最早的家鄉小興安嶺附近的阿穆爾河南部地區，室韋通過原始農業、養豬、狩獵、捕魚和放牧等手段來彌補貧乏的生活。雖然室韋以出令人畏懼的勇士而聞名，但他們很少給鄰居造成威脅，這是因為沒有部落的中央集權：缺少至高無上的首領，所以政治領導權被廣泛地分散在數不清的傳統酋長手裡，他們的權力無法擴大到當地的部落之外。根據唐代的材料，室韋被認為是突厥汗國的臣民，而後者在553—745年統治著蒙古高原。 在10世紀的某一時期，室韋的組成部分蒙兀開始向西面的斡難河（今鄂嫩河）遷移，在那兒他們成為與他們語言上有聯繫的契丹的屬民。[8]他們向西向南繼續他們的遷移，最後於11世紀在鄂嫩河與克魯倫河一帶建立起了他們自己的家園。蒙兀從東北北部到東蒙古地區的遷移，使他們在混合經濟中更加依賴草原經濟。新的牲畜——駱駝和綿羊，加入了他們牛群和馬群的行列。森林地區部分季節的、有限的草原經濟，轉變為草原地區一年四季的、完全的草原經濟類型。 蒙古人自己有關他們起源的傳說沒有點明他們原來的家鄉，只是暗示了使他們來到鄂嫩河—克魯倫河的遷移。根據記載在《秘史》中的神話[9]，蒙古人的祖先是上天降生的一條蒼狼（譯者註：孛兒帖赤那）和一頭來源不明的白雌鹿（譯者註：豁埃馬闌勒）。這對夫妻離開一個不為人知的地區，越過同樣不知名的海或湖，然後占據了不兒罕·合勒敦（Burkhan khaldun）周圍的地區。不兒罕·合勒敦是一座山，現在認為即是鄂嫩河與克魯倫河河源附近肯特山脈的大肯特山。在這兒，他們的惟一子嗣巴塔赤罕降生。他是所有的眾多蒙古部族的始祖。 我們獲知，巴塔赤罕的第十一代孫名叫朵奔蔑兒干，娶了豁里剌兒部的一位年輕女子阿闌豁阿。她丈夫在世的時候，她給他生了兩個兒子。朵奔蔑兒乾死後，她與駕著月光的神人又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兒子中最小的叫孛端察兒，是孛兒只斤斡孛黑的創建者，這是蒙古氏族中最古老的氏族，鐵木真，即後來的成吉思汗，就出生於此氏族。 雖然成吉思汗早期祖先的譜系充滿了奇異和神秘的成分，但它仍透露了有著重要歷史內涵的蒙古社會結構的一些有趣特點。首先，巴塔赤罕與成吉思汗之間的聯繫，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只是建立在惟一的父系血統基礎之上。根據蒙古人自己的「官方」記載，阿闌豁阿這名婦女，是從虛構的過去歷史存在的血緣系統鏈上的一個關鍵環節。她在其他均為男性的血緣線中的重要和尊貴位置清楚地表明了蒙古社會中婦女的崇高地位，預示了她們後來將要在帝國的出現和鞏固中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次，部落和氏族有著虛構的祖先。雖然從理論上講，蒙古部落和它的高貴氏族孛兒只斤的所有成員都有親緣關係，但每個部落或氏族的成員都包括非男性親屬的群體。外來成分的融合——他們是出於政治目的而聯合起來的依附氏族或群體——在朦朧的和傳說中的過去，僅僅用「發現」共同的祖先這一權宜之計而實現。這樣，正如我們先前所探討的，部落和氏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產生的，是用編造系譜、用神話傳說的祖先給血統上無關的各部分提供虛構的血緣親屬關係來實現的。這樣的做法使無關的種族群落間有了後來製造出來的共同血統（也就有了相互的義務），它是草原遊牧部落間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一個共同與必要的因素。 在成吉思汗的祖先中，海都似乎是史料最全的第一人。在老一輩世系中，他是孛端察兒的玄孫。根據拉施特保存的材料[10]，海都在幾個蒙古氏族之上實行了鬆散的宗主權力而且成功地使一個沿克魯倫河從事遊牧生活的部落——札剌亦兒處於他的控制之下。雖然沒有提供確切的時間，但海都顯然在遼王朝（907—1125年）的最後幾十年中都很活躍。 然而，人們通常認為海都的孫子合不勒建立了最初的蒙古「國家」。他使用可汗的稱號而且統治著所有的蒙古人。[11]拉施特告訴我們，在合不勒時代，蒙古人和女真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了，後者顯然把蒙古團結一致的發展看作對他們安全的威脅。為了緩解來自這方面的危險，女真人決定通過談判使蒙古人進入他們的納貢網。他們邀請合不勒來宮廷，但外交行動失敗了。這個蒙古首領，先在一次盛宴上飽餐一頓，之後開始大醉，在激動之餘，他用手抓住皇帝，揪了他的鬍子，接著被人制服。最初，金朝皇帝（蒙古和波斯史料中的阿勒坦汗或「金」汗）決定寬恕這一魯莽行為，允許合不勒回去。然而，出於另外的考慮，他又派官員去追趕，要把這個自命不凡的首領追回宮廷進行嚴懲。皇帝追趕合不勒的動因僅僅是為了誘使他進入陷阱而殺死他。當這些事件後不久合不勒死去，女真人才沒有進行報復。 在漢文史料中沒有關於這一插曲的直接印證，但是金代編年史記載了1135—1147年間由於蒙古人不斷地騷擾北部邊界而被迫採取強硬的軍事對策。[12]雖然女真人與合不勒流產的外交談判和蒙古人的襲擊看起來似乎是有聯繫的，但這並不能夠確確實實地肯定：金朝的記載從沒有把合不勒這一名字同邊界騷亂聯繫起來。人們僅能根據大體上的年代推斷，他是這有問題的10年中蒙古人的首領，故而有可能是襲擊的發動者。 不管怎樣，合不勒死後，女真人和蒙古人之間的仇恨持續不減。不久以後，蒙古人通過他們與弘吉剌部的婚姻關係，捲入了與塔塔兒人的嚴重糾紛。女真人向後者提供支持以削弱和分化他們桀鶩不馴的鄰居。面對這些難以對付的敵人，蒙古人迅速地召開忽鄰勒台，選舉俺巴孩作為他們的新汗。作為泰赤烏氏族的建立者，俺巴孩是海都的第二個兒子察剌孩的後裔，這樣，他就是已故合不勒的從兄弟。他的統治時期顯然很短暫，當他被塔塔兒人捕獲並移交給金廷後，即行結束。在那兒，他被釘在木驢上緩慢而痛苦地死去。以後，蒙古人選定合不勒的第三個兒子忽圖剌作為俺巴孩的繼承人。汗位回到孛兒只斤氏族使俺巴孩的子孫泰赤烏氏族產生了怨恨，這是以後的日子裡，兩氏族之間發展起來的深仇大恨的根源所在。 忽圖剌統治時間，我們僅僅知道他為了報復塔塔兒人參與害死俺巴孩而對塔塔兒人開始了一系列不成功的進攻。他死時周圍的環境和是否有一個繼承人都沒有被提及。蒙古人力量和團結的衰落和瓦解，不管是否由他的死亡而引起，可以相當肯定地確定在12世紀60年代，即鐵木真出生的那10年。 雖然在合不勒、俺巴孩和忽圖剌統治下達到的暫時統一構成了向國家形式邁進的第一步，但這只不過是一個不穩定的試驗性步驟，是一個意義易被誇大的步驟。這三個人從本質上講，是在戰爭期間被推舉的部落軍事首領或汗。他們並不是《秘史》記載的永久性的皇帝或可汗（Khaghans），《秘史》錯誤地記載了年代。而且，甚至沒有恰當的證據暗示這個時候出現過任何類型的行政機構或者獨立的、與傳統的血緣結構相對立的權力系統。[13]對這一短暫統一的經驗和回憶也許對蒙古民族的團結有益，但對於後來蒙古帝國賴以建立的有關制度方面的基本原則來說，它沒有留下任何遺產。初步的工作必須從頭開始。 鐵木真的家庭和青年時代 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是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兒壇把阿禿兒的第三子。也速該是孛兒只斤氏族的分支乞顏牙孫的一名成員，這個分支顯然是由他的直系祖先建立的。也速該在有關蒙古人反對塔塔兒的戰鬥中首次被提到。我們獲知，在12世紀50年代或60年代俺巴孩被俘獲和被處死的時候，也速該把他後來的新娘，即弘吉剌部的訶額侖，從同她訂婚的一個蔑兒乞人那裡綁架走。娶了這位心甘情願的訶額侖後，也速該參加了針對塔塔兒人的襲擊行動，這些行動也許就是由他的叔叔忽圖剌發動的。 他在一次攻擊後剛回來，訶額侖就在鄂嫩河谷的某處，生下了她四個兒子中的長子鐵木真。有關鐵木真早期的孩童時代，原始資料中沒有提供更多的情況，甚至沒有提供確切的出生日期，雖然實際上可以肯定他於1167年來到這個世界。[14]在8歲的時候，鐵木真被帶到他母親所在的氏族——弘吉剌，以挑選合適的妻子。也速該為他的兒子選中了弘吉剌首領之一德薛禪的9歲女兒孛兒帖。出於真誠的表示，也速該留下鐵木真與他未來的岳父在一起，自己則離開而返回自己的營地。在回來的路上，他碰到了一群塔塔兒人並加入了他們的筵席。招待他的主人認出他就是大規模進攻他們的首領，決定暗地裡進行報復。他的食物被摻入毒藥，當也速該過了三天回到家裡後，他病倒了，而且在他的長子被帶來見他之前就死去了。 也速該的死很快證明了這不僅僅是他家庭的個人不幸。在也速該活著的時候，他雖然不是一個富有的和有影響力的人物，但仍有一小群跟隨他的部下，而且顯然對孛兒只斤氏族的領導有某種發言權。他大概死於1175年或1176年，他死後，他的親屬和支持者開始瓦解。自從忽圖剌當選之後就對孛兒只斤氏族懷有忌妒之心的泰赤烏氏族首先逃走，也速該的近親和屬民，在俺巴孩的不滿的寡妻鼓動下，不久也加入了逃跑的行列。儘管訶額侖堅定地努力阻止這一叛逃，但看來蓄謀已久的孤立鐵木真家庭的企圖最終還是成功了。 訶額侖、她的四個兒子和一些忠誠的部下被拋棄在鄂嫩河上游地區自謀生路。沒有了牲畜和親屬的經濟支持，他們處於靠捕魚和挖草根維持生計的境地。鐵木真和他的兄弟們就這樣在貧寒和極度匱乏的條件下，過早地成熟了。 正是在這段艱苦磨鍊的時期里，年輕的鐵木真在與他的兩個同父異母兄弟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他倆都是也速該一個妾的兒子）的激烈衝突中，第一次顯示出了冷漠自私的性格和殘忍果決的處事能力。他們最初是為了爭奪抓到的一隻雲雀而發難的。當這樣的事情再一次發生，即別克帖兒和別勒古台從鐵木真和他的大弟弟拙赤合撒兒手中奪走他倆捕獲的一條魚之後，深受委屈的鐵木真決心報復。在拙赤合撒兒的幫助下，他誘騙別克帖兒來到俯瞰他們營地的一座小山。鐵木真和拙赤合撒兒從相反的方向，用弓箭冷酷地射殺了冒犯過他們的異母兄弟。訶額侖對他們倆殺死她繼子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痛斥，看起來主要是因為在他們容易受到外來進攻的時候，這一行為削弱了家庭的力量。鐵木真默默地承受了母親的斥責，但從沒有對這次恐怖事件表示過任何悲痛或負罪感。正如在以後的生活中鐵木真經常表現出來的那樣，他不是一個能輕易容忍任何冒犯他尊嚴的男人，那些向他的地位提出挑戰或者阻礙他通向權力之路的人總是要為他們的冒犯行為而受到嚴厲的懲罰。 被孤立的五六年光陰，在別克帖兒死後不久出乎意料地暫時結束了。正如訶額侖預見，泰赤烏人害怕報復，就又回來查看也速該的兒女。當發現六個兒子中的五個活下來並已長大成人時，泰赤烏人包圍了他們，要求他們交出長子鐵木真，也許是作為人質以擔保其他人的行為。鐵木真當時14歲或15歲，他逃離母親的營地，在一片密林中隱藏了九天。飢餓最後驅使他走出森林，等候已久的泰赤烏人立即撲向了他。被帶上了枷具後，他作為一名囚犯在泰赤烏人中待了一段時間，每晚上由不同的阿寅勒輪流看守。當鐵木真在泰赤烏的一個屬民，好心的遜都思部人鎖兒罕·失剌的幫助下成功地逃走後，這種羞辱和難熬的境遇才結束。 鐵木真回到家裡重新團聚後，在不兒罕·合勒敦南面的群山中避難。這裡的生活依然艱難——他們的食物主要由土撥鼠和田鼠構成——而且不太安全。儘管他們很貧窮，但他們的財產不久還是引起了某些過往強盜的注意，他們偷走了幾匹閹割的公馬。鐵木真出發去追尋歹徒，在經過各種磨難之後，帶著失竊的馬匹勝利地返回了對他十分感激的家中。這次歷險特別值得一提，因為在追尋過程中，鐵木真得到了他第一個追隨者和戰友博爾朮，從而開始了建立私人扈從的歷程。 而且，這段插曲似乎極大地增強了鐵木真的自信心。不管怎樣，不久以後，他到弘吉剌地界去迎娶了幾年前與他訂婚的未婚妻孛兒帖。德薛禪毫不猶豫地承認了他與死去多年的也速該的誓約，把女兒嫁給了這個意志堅定的求婚者。通過這次聯姻，鐵木真不僅得到了一位妻子（她的聰明和堅強性格是他通向權力之路的巨大財富），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與老盟友弘吉剌的聯繫。他家族的被孤立與被拋棄時代終於結束了。 作為盟友的王汗 鐵木真的婚禮一結束，他就把注意力轉到與另一個鄰近部落克烈建立友好聯盟關係方面。他親自去見他們的首領脫斡鄰勒，此人更以他的頭銜「王汗」而聞名。他用孛兒帖的嫁妝——一件黑貂皮大衣作為見面禮。鐵木真提醒這位首領，作為他已故父親也速該的安答，即「生死朋友」，王汗現在對他來說，就「像一位父親」[15]。王汗承認了這一請求的合法性，而且願意出力幫助他的新的被保護者鐵木真招集離散的部眾。他以王汗身份做出這樣的保證，這一做法立即產生了顯著的效果：也速該死後離散的部眾開始回歸舊部，鐵木真追隨者的人數大大增加了。 在與王汗會面回來後不久，蔑兒乞部民在脫黑脫阿的率領下，襲擊了鐵木真的營地，劫走了孛兒帖，以作為對也速該劫走訶額侖的最終的報復。當進攻開始時，鐵木真不光彩地跑到了不兒罕·合勒敦山的安全地帶，自然而然地轉向他的保護人尋求幫助以確保孛兒帖安全釋放。王汗同意了，並建議他們還要去請求鐵木真的孩提朋友和安答札木合的支持。札木合是蒙古氏族之一札答闌部的首領。制定詳細的計劃之後，在1184年，孛兒帖被劫走後大約九個月，鐵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聯合部隊向駐營在色楞格河的一個支流勤勒豁河畔的蔑兒乞部進發。由於幾乎沒有敵軍進逼的預先警報，蔑兒乞人沒有能夠發動有效抵抗就徹底失敗。孛兒帖被重新找到時平安無恙，並且獲得了許多擄獲物。許多蔑兒乞人被俘或被殺，但其骨幹力量則在脫黑脫阿的率領下避開搜尋，躲到南西伯利亞的森林避難去了。獲勝的結果使大量部眾開始聚集到鐵木真麾下。其中一些人是同一氏族分支乞顏牙孫的親屬成員，而其他非親屬成員也試圖在鐵木真迅速發展起來的扈從中找到位置。 鐵木真和他的安答札木合最初打算繼續他們的軍事合作關係並一起行動。然而，對屬民的爭奪和潛在的對分裂的蒙古諸氏族再統一的權力的爭奪，使二人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在孛兒帖的堅決要求下，鐵木真最後與他的老夥伴決裂並開始獨立行動。鐵木真的前迫害者泰赤烏人與札木合結盟的決定則更加擴大了裂痕。 決裂之後，鐵木真移到克魯倫河上游地區。在那兒，他的追隨者，主要是他的親屬，於闊闊納浯兒即「藍湖」的岸邊，召開了一次忽鄰勒台大會。這次集會是在1187—1189年的某一時間舉行的。會上，鐵木真獲得了汗這一稱號[16]，而且表明了他想做全蒙古人領袖的意圖。雖然按嚴格的世系來說，鐵木真的家系上溯為合不勒汗的次子巴兒壇把阿禿兒，名義上較合不勒汗的長子斡勤巴兒合黑的子孫資格要淺，但這並不構成新汗權力道路上的嚴重障礙。他自身的家庭，因其背景，有著充分的威信，完全能夠奠定實現他領導權力要求的基礎，而這些要求在與對手進行的政治和軍事鬥爭方面，能夠被檢驗與證實。 為了向他的朋友和敵人同時顯示他目的的嚴肅性，新汗立刻著手建立適應他新地位的王室機構。從他的夥伴（那可兒）中，他任命了司廚、司牧、箭筒士、車夫和管家。他最早的夥伴當中的兩位，博爾朮和者勒蔑，被任命為那可兒之長。汗室和它的成員照顧新汗的個人需要和經濟利益，而且充當了後來形成的帝國衛隊和帝國行政的核心。 鐵木真稱汗的消息被傳送到王汗處，他聽說後很高興，而札木合則相反。兩個對手之間的衝突不久就發生了。札木合由於自己一個年輕的親戚被鐵木真的一個追隨者所殺而受到傷害。他率軍向蒙古首領的奧魯（營盤）前進。戰鬥在靠近色楞格河的克魯倫河流域的一個地方答闌版朱思進行。這次戰役的結果在原始資料中的記載不同，但這一天的勝利極有可能屬於札木合。不過，他的勝利絕不是決定性的，只不過是以後漫長的悲慘鬥爭中的第一個回合。而且，戰役一結束，札木合自身的行為疏遠了他的許多支持者，由於這個緣故，忙兀與兀魯兀的首領們率領他們各自的部落投奔到鐵木真方面來。他們的叛投必定被認為是鐵木真的一次政治收穫，這在戰敗後給了他和他的支持者一定的安慰。 答闌版朱思戰役發生於12世紀80年代晚期，在以後的年代裡，我們很少知道鐵木真的活動或他的行蹤，直到1196年他才作為金朝的同盟者又出現在舞台上。由於資料的模糊和混亂，要證實介於這些年之間所發生的事情是很困難的。然而，有一個重要的插曲，即王汗暫時的倒台，可大體確定在這些年發生。根據對這些事件的重新整理，我們得知，在也速該生前（即1176年以前）曾經經歷過這樣一次厄運的王汗，面臨他自己家族內部的叛亂，又一次被迫逃離自己的領地。這一次，他離開了蒙古，到哈剌契丹避難。 經歷了一次漫長但不為人知的流浪生活後，王汗在無助和窮困潦倒的情況下回到了自己的家園。由於他過去提供過幫助，在1195年或1196年的某一時候[17]，鐵木真友好地接待了這位不幸的流浪者，並幫助他恢復了對克烈部的統治權力。不管王汗流浪的確切時間怎樣，他肯定是在1196年之前回到了蒙古，因為在那一年，他和鐵木真聯合發動了對塔塔兒人的進攻。[18]金朝在1195年與他們舊有的聯盟反目，這是極好向他們的共同敵人塔塔兒人復仇的機會。塔塔兒人，正如鐵木真對王汗所說的，他們「殺害了[我們的]祖父和父親」[19]。這一建議被接受後，在1196年春天，克烈人、蒙古人和女真人的聯軍在鄂嫩河——克魯倫河地區大敗塔塔兒諸部。勝利後，他們獲得了屠殺戰敗者和充實自己屬民的機會，同時他們也獲得了名義上的封賞：作為對他們為金朝服務的回報，女真人授予王汗「王」的封號（漢語為王，蒙古語則為ong），而授予鐵木真相對較低的封號：札兀惕忽里，它的意思不是太清楚。[20]雖然這些頭銜就其性質而言顯然是榮譽性的，但它們賦予了被授予者們一種威望，在草原的政治文化中，任何提高個人形象的事情都是必要的。 戰役剛結束，鐵木真就首次在沒有克烈部的支持下單獨發動了一次進攻，即對主兒勤氏進行懲罰。主兒勤是他以前的盟友，但他們背棄了參加進攻塔塔兒的誓言。鐵木真徹底打敗了他們，處死了他們的首領並收降了倖存者。這不僅在忠誠與軍事紀律方面給了他人一次難忘的教訓，而且根除了主兒勤的統治階層，他們是合不勒汗長子斡勤巴兒合黑的子孫。鐵木真為自己完全除掉了僅有的在他之上的蒙古顯貴家族（見圖表6）。 草原諸部的統一 雖然鐵木真獨自成功地處置了主兒勤氏，而且現在享有獨立於王汗的穩固地位，但在處理較重大的事情方面，他仍需要他的保護者的支持。1199年，他們倆聯合發動了對西部人數眾多但處於分裂狀態的乃蠻部的戰爭。[21]札木合表面上與他的安答和解，跟隨他們一道行動，他們對付的是兩個乃蠻汗之一的不亦魯黑，他統治著阿爾泰山北坡乞濕泐巴失海子的山地乃蠻部落。乃蠻的抵抗不久即被摧毀，不亦魯黑向北逃到葉尼塞河上游。 平地乃蠻部的統治者為太陽汗，他早先拒絕幫助他的兄弟與對手不亦魯黑，現在卻感到了威脅，並過遲地調集援軍去抵擋蒙古與克烈軍隊的進一步入侵。勝利者們在凱旋的路上，於杭愛嶺南山腳的一條河巴亦答剌黑，與新的乃蠻先遣部隊遭遇。由於雙方部隊相遇時天色已是黃昏，戰鬥被迫推遲到第二天早晨進行。如果《秘史》記載可靠的話，札木合仍然暗地裡對他的安答懷有忌心，他狡詐地勸說意志軟弱的王汗拋棄鐵木真，讓後者單獨面對乃蠻部隊。夜幕降臨時，克烈人悄悄離去，只是在天亮時，他們的背叛行為才被發現。然而，陰謀者們的計劃並沒有得逞，乃蠻援軍並沒有像他們所預料的那樣去進攻鐵木真，而是乘正在退卻的克烈首領不注意，向他們發起了進攻。被札木合所拋棄並受到痛擊的王汗不得不向他剛剛背叛過的同伴要求幫助。鐵木真派兵援助，成功地把王汗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後者自然對他的援救者非常感激，並請求原諒。鐵木真令人費解地接受了他的道歉，恢復了克烈的財產和部眾，以後雙方停止了紛爭。 對乃蠻作戰之後，鐵木真與他的老對手，脫黑脫阿率領的蔑兒乞人進行了一次短暫的、非決定性的戰鬥，然後即將注意力轉向泰赤烏人。1200年，蒙古領袖在王汗的幫助下，進攻了沿鄂嫩河畔的他的近親，使他們遭受了巨大損失。他們落到蒙古人手中的首領們立即被處死，剩下來的主要是婦女和兒童，鐵木真把他們分給了他的追隨者們。 面對鐵木真的不斷勝利，又成為公開敵人的札木合，組織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對立同盟。1201年，在鄂爾渾河，12個部落的聯盟授予札木合古兒汗（眾汗之汗）的稱號。這些部落包括札答闌、蔑兒乞、乃蠻、斡亦剌和泰赤烏的殘部。札木合計劃立刻發動進攻。鐵木真得知他的企圖後，與他的不太可靠的老盟友王汗一同去迎戰他的對手。隨後的戰鬥在一次遮眼的暴風雨中沿克魯倫河展開。在這次戰役中，蒙古首領發動了一次決定性的和及時破壞性的進攻，瓦解了由乃蠻不亦魯黑汗指揮的對方先頭部隊。等到札木合與他的部隊趕到戰場時，鐵木真勝局已定。看到局勢已無法挽回，札木合轉而進攻他的被擊敗並陷入了混亂的同盟軍，劫掠了他們，然後向鄂爾渾河逃竄。王汗追趕反覆無常的札答闌部，鐵木真則集中力量尾追和消滅泰赤烏殘部。戰鬥最後沿土拉河展開。雖然鐵木真在戰役中身負重傷，但他仍指揮軍隊取得了輝煌勝利。泰赤烏人又一次被擊敗，他們的領導成員被有計劃地根除，泰赤烏部最終被消滅。 1201年到1202年的冬天，鐵木真安心於休整部隊以預備與可恨的塔塔兒人作最後攤牌。在戰鬥的前夜，他向軍隊發出明確指令，嚴厲地提醒他們，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殺死塔塔兒人，而不是取得戰利品，任何人在戰鬥結束前被發現有搶劫行為的，將遭受嚴厲的懲罰。這次進攻發生在1202年的秋天，沿喀爾喀河的塔塔兒人遭到致命的失敗。倖存者被趕到一起關起來，而後被毫不留情地殺死。只有婦女和兒童得到倖免。又一個舊恨得到雪恥：也速該的仇報了，他的兒子現在已成為東部蒙古的主人。 鐵木真名望和權力的迅速崛起需要重新調整他和王汗之間的關係。克烈部一旦正確地了解到形勢的變化，就最終意識到蒙古首領不再是自己的附庸，而是一個單靠自身意願就能實現長遠目標的平等地位的人。王汗不願意與他以前保護的人決戰，寧願尋求妥協。應王汗的要求，鐵木真與他在1203年初在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河畔舉行莊嚴的儀式，重申父子之盟。為使鐵木真作為義子的地位正式化，王汗提議讓這位蒙古首領作為他的法定繼承人。這樣，老王汗可以在平靜與榮耀中度過剩下的日子，而他的野心勃勃的「兒子」也可及時地繼承中部蒙古部眾的所有權。 鐵木真當即答應下來，但毫不奇怪，這項提議引起了王汗的親生兒子與原定繼承人桑昆的妒忌。後者試圖勸阻他父親把協議最後定下來，而且吵鬧著反對把他的妹妹察兀兒別乞嫁給鐵木真的長子朮赤這一早已定下來的協議。當桑昆的最初規勸遭到父親的斷然拒絕後，他即陷於無處不在的札木合的影響之下。札木合慫恿桑昆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去保證他合法的繼承權。桑昆認定鐵木真必須要被除掉，但沒有他父親的同意，他對採取行動猶豫不決。因此，他在這一問題上力勸他那非常優柔寡斷的父親，直到為此厭倦了的父親讓步，至少暫且同意了兒子提出的殺死野心勃勃的蒙古首領的建議為止。隨後，桑昆將其計劃付諸實施。1203年春天，他宣布不再反對他妹妹嫁給朮赤，以引誘鐵木真參加慶祝筵席。在那兒，他圖謀殺死他討厭的新「兄弟」。然而，鐵木真在去參加慶祝筵席的路上獲知了這一陰謀，並在桑昆的陰謀得逞之前就逃脫了。 此處這些事件的前後順序，就各種原始資料而言，有些混亂，但似乎有理由重新整理為以下的樣子。[22]得到謀害他性命的消息後，鐵木真和一些追隨者躲避到喀爾喀河南面的班朱尼（不同的記載為河或湖）。雖然追捕他們的克烈人力量占絕對優勢，但鐵木真的部下從來沒有動搖過。被他們的忠誠所感動，鐵木真喝了班朱尼的髒水，發誓永遠記住他們的堅定與忠誠。他們從那兒移向鄰近的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兒得到數支蒙古部隊的支援後，鐵木真向克烈軍隊開戰。蒙古人雖然有望獲勝，但死傷嚴重。也許是仍然占劣勢的緣故，他們沿著喀爾喀河支流撤退。[23]鐵木真在蒙古東北地區度過了夏天，尋求新的兵員，重新集結力量並且與他指責為背信棄義的對手們進行了談判。在秋天，他返回了西部地區，在鄂嫩河與克魯倫河之間建立營盤，並準備與克烈部進行決戰。他奇襲了看起來正駐營於南部巴顏烏拉地區某處的敵人，經過三天的會戰，徹底擊敗了他們。王汗逃跑了，後來死於乃蠻人之手。他的整個部眾被征服並被分配給勝利的軍隊。 掌握了中部蒙古，即以前克烈部的領地，鐵木真即控制了戰略要地鄂爾渾河河谷，這給他的軍隊提供了通往鄂爾多斯沙漠和中原以及經阿爾泰到準噶爾地區，並進而向通往西部歐亞草原移民與入侵路線的捷徑。[24]蒙古對王汗前領地的占領也意味著在乃蠻的東部邊界形成了一個新的危險鄰居。乃蠻太陽汗感到了威脅，提議與汪古部聯盟，希望吸引後者夾擊蒙古人。然而，汪古部首領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識時務地拒絕了他並很快將乃蠻的意圖通知了鐵木真。 儘管鐵木真的一些顧問產生過猶豫，但他仍堅持與乃蠻開戰，並著手按照十進位制，即按照十、百、千人的單位來組織軍隊，以迎接即將來臨的戰鬥。在1204年5月，經過適當的薩滿儀式祭旗（tugb，禿黑）之後，蒙古軍隊開往西面與乃蠻開戰。兩軍在阿爾泰山的南坡遭遇。乃蠻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蔑兒乞人和斡亦剌人，以及札木合與他的札答闌人——遭到了決定性失敗，蒙古人給其將士們增加了許多新的戰利品。 太陽汗在戰鬥中陣亡，但似乎總是在決戰前夜拋棄盟友的札木合，這一次又故伎重演並暫時逃脫了追捕。他依然逍遙自在，在草原上遊蕩了好幾個月，才被他的幾個追隨者出賣並帶給鐵木真。經過親自詢問札木合行為與態度後，蒙古首領把他的安答又是背叛者札木合處死了。 成吉思汗與早期蒙古國家，1206—1227年 1206年的忽鄰勒台 雖然蔑兒乞和乃蠻的異己部分仍在繼續反抗，森林部落還有待征服[25]，但到1205年，鐵木真實際上已經成為蒙古高原的主人。為了使他的地位正統化並宣布這個新生的強大聯盟的誕生，在第二年，即虎年，召開了大忽鄰勒台。進行這一莊嚴時刻的地點選在斡難河河源。儘管沒有進一步的地理細節被提供，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宴會是在蒙古人的神聖之山不兒罕·合勒敦附近舉行的。在那兒，他們神話中的祖先，蒼狼與白鹿，養育了所有蒙古諸氏族的奠定者巴塔赤罕。 遺憾的是，沒有參加者的官方名單。然而，從《秘史》中保存的，根據忽鄰勒台決議而產生的任命高級軍事職務的冗長的名單來看，顯而易見，所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參加了，當然也有鐵木真的那可兒和他的近親。 大會開始後，第一項程序就是升起鐵木真的九游白旗，對草原人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了象徵意義的舉動。白色，也許是受摩尼教的影響，被認為是遊牧民族最吉祥的顏色；而數字九為本土固有傳統，自古以來便與好運和其他魔力聯繫起來。這樣，禿黑（tugb）旗幟的亮出，表明並大肆宣揚了鐵木真的時運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據草原的政治觀點所給予他的對「毛氈帳篷下的人」實施統治權的權力。如果拉施特有關會議程序的記載可以接受的話，[26]忽鄰勒台然後又授予了鐵木真成吉思汗的稱號。成吉思汗，通常解釋為「海洋般的統治者」，也就是說，享有普遍的統治權力。根據波斯史書的記載，這一稱號被薩滿教的首領帖卜·騰格里[27]公開授予鐵木真。於是鐵木真正式即位，接著他對他的種族各異的追隨者——以後都被稱為蒙古人[28]——發表了講話，並且表達了對他們的幫助與忠誠的感謝。儀式一結束，成吉思汗就投入到組織他的領地這一重要事務中。 行政 在1204年乃蠻戰爭的前夜，成吉思汗按十進制組建了他的軍隊，他還建立了一支私人衛隊（怯薛）。最初組建時，這支衛隊包括70人的白天護衛（禿魯華，turgha』ud）、80人的夜間護衛（客卜帖兀勒，kebte』ǖid）和1000名勇士（把阿禿）組成的特殊隊伍。怯薛作為一個機構，直接出自於成吉思汗在12世紀80年代晚期最初組建的家族統治體制。它的全體成員，像家族體系的成員一樣，從他的那可兒中徵募。從編制方面而言，他們既作為護衛（怯薛歹）兼可汗私人的保衛者，同時又作為照顧他個人需要與照看他財產的家庭管理者而效力，要區分二者，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難的。在後者的職能中，怯薛歹履行的職務有管家（扯兒必）、廚師（寶兒赤）、箭筒士（火兒赤）、門衛（玉典赤）和牧軍馬者（阿塔赤）。此外，護衛們還兼管女性隨從與小執事諸如牧駱駝者與牧牛者的行為，照管汗的帳篷、馬車、武器、樂器和府庫，預備汗的飲食。[29] 隨著成吉思汗權力與財富的繼續增長，怯薛的行政與經濟職權也自然隨之增長。怯薛從1150人到1206年1萬人的大幅度擴充，不僅僅是出於安全和威信的考慮，更主要是用來滿足新生蒙古帝國不斷增長的行政需要。而且，由於怯薛世家體制既提供了個人服務，又提供了運轉機構，通過它們，成吉思汗管理著他迅速增長的屬民、領土和經濟收益，故而無論他去哪裡——去戰鬥或圍獵，這一體制總是伴隨著他。這樣，早期蒙古國家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是帝國護衛軍，處於其統治者選擇落腳的任何地方。 這時，成吉思汗還設立了一個新的職務，即大斷事官（也可札魯忽赤），來監督與協調新擴大的行政體制的活動。他選擇了被他家所收養的塔塔兒棄嬰失吉忽禿忽來擔任這一職務。大斷事官的職責多種多樣。根據成吉思汗發布的命令，他將劃分並分配屬民，即決定怎樣把屬民分配給各軍事單位與汗室。正如他的頭銜所顯示的那樣，失吉忽禿忽具有帝國最高的法律權威；與怯薛中挑選出的成員合作，他將審判所有的惡人，而且被授予掌握犯人生殺的大權。同時，他被指令制定並維護一部「青冊」（闊闊·迭卜帖兒），在那裡面，所有的司法決議，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訓言（札撒）都被保存起來以備用作將來司法判決時的判例。所有有關部眾分配的事例也記載在裡面。由此可見，闊闊·迭卜帖兒是一個法典與人口登記的混合物。[30] 1206年定期進行登記的方法的採用，很有可能是由於成吉思汗具有遠見的決定所產生的，這一把其本族語言寫成書面文字的決定產生於數年之前。在1204年，當乃蠻人被擊敗時，一名服務於乃蠻宮廷的畏兀兒人官員塔塔統阿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在與這位有學識的俘虜進行長談後，成吉思汗命令他用回鶻字母書寫蒙古語，然後教他的兒子們認識新字母。被收養的成吉思汗的「第五子」失吉忽禿忽肯定是最初掌握字母和用它來寫本民族語言的人之一。塔塔統阿還介紹了印章在官方事務活動中的用法，這也很快被蒙古人所採用。[31] 軍事制度 成吉思汗在1204年引進蒙古軍隊的十進位制遵循了已有的草原傳統。然而，它被採用的規模則是空前的。在1204年所形成的軍事單位方面並沒有多少數字可提供。而在1206年卻有一個完整的蒙古軍隊戰鬥序列保存在《秘史》中，1227年的一個類似名單也保存在拉施特的《史集》中。[32]根據前者的材料，1205—1206年乃蠻人被打敗和所有其他部落隨之投降之後，成吉思汗以他可利用的極度擴充的有生力量組建了95個千戶（敏罕）。在此之上還要加上10個千戶組成他的私人護衛軍。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時的數目則表明從蒙古諸部徵調的千戶的數量已經增加到總數129個。這些軍隊幾乎不可能長期維持名義上的兵力，但至少在理論上來說，成吉思汗軍隊的純蒙古成分的兵力在10. 5萬與12. 9萬之間。隨著蒙古人的領土擴張，同一制度又被強加於屬民——草原遊牧部落和定居居民——身上，到13世紀中葉，蒙古軍隊的數量，雖然在任何地方沒有被記載，但肯定是1206年或1227年數量的好幾倍。 千戶，而不是更有名的萬戶（土綿），是成吉思汗時代的基本軍事單位。當需要增加時，10個千戶會聯合組成一個臨時的萬戶。其中一個下級千戶的指揮官被任命為這一更大組織的指揮官，而同時，他又繼續指揮他自己的千戶。看起來，成吉思汗所有的將領都永久地作為千戶長（那顏，蒙古語noyan，複數為noyad）而效力，甚至被委任掌管更多軍隊時，也還是如此。大部分指揮官是成吉思汗的伴當和其家族成員，由於這個原因，軍隊許多最高級長官都擁有諸如牧羊者（火你赤）、管家和箭筒士之類似乎不太重要的頭銜。 作為一支軍事力量，蒙古軍隊的成功依賴於它的機動靈活、紀律嚴明和聽從調遣。他們沒有超人的技術優勢，也沒有秘密武器。所有的遊牧軍隊都天生機動靈活，但沒有一個像成吉思汗的軍隊那樣紀律嚴明。據我們所知，成吉思汗的訓言（札撒）似乎主要是關於軍隊紀律方面的。殘存下來的片斷表明，對不服從命令的處罰是嚴厲的，而且軍事單位共同對其單個成員的行為負責。 指揮官在戰場上有效地協調大兵團運動的能力是蒙古軍事機器的另一個明顯證明。這一聽從調遣的特性得自和平時期經常性的訓練，通常以各軍事單位加入的大規模狩獵為形式。這也有紀律方面的因素。蒙古戰地指揮官被要求嚴格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動計劃行事。如果一支軍隊沒有能夠在指定的時間和正確的位置出現，它的指揮官就會立刻被處罰，不管提供什麼藉口也無濟於事。[33] 蒙古軍隊除了它的首要任務之外，還有重要的行政職能。在1204年和1206年產生的千戶的全體成員包括服兵役的戰士以及他們的家屬與奴隸。每一個千戶既是一個軍事單位，又是同一官員那顏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一個組織。十進位的建置給成吉思汗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暗中破壞部落的權力與忠貞，並在一定程度上用軍隊紀律和團結一致來取代它。以前的對手諸如塔塔兒、克烈或乃蠻之類作為部落群體被有計劃地破壞了，並被零散地分配給混合千戶或者是分散成為由其他人組成的千戶的屬民（孛斡勒）。只有表現忠誠的舊有的同盟部落被允許組成他們自己的同一種族的千戶。例如，弘吉剌人被允許以一個部落組成千戶，以他們自己的首領為長官。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的部落，不論它忠誠的記錄如何，也只是被束縛在一個新的制度框架下並服從於嚴格的軍事紀律。千戶，既是軍事動員的一種手段，也是社會控制的手段。 蒙古人的思想體系 在13世紀初期，蒙古人精心製造了一個思想體系，不管怎樣，他們自己滿意的是，這使成吉思汗家族的統治權合法化並為他們的擴張政策進行辯護。雖然這一體系肯定到13世紀40年代已經定型，但這些原則被最初表達並傳播的確切時間還不清楚。不過，似乎有理由認為，在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的顧問們在他稱汗時已經注意到了稱汗的合法性這一問題。雖然蒙古意識形態的其他部分也許是後來被加上去的，但在這個時候概括整個思想體系是非常適宜的。 蒙古人的主權概念，像許多其他歐亞民族一樣，植根於神聖的王權觀念。在蒙古人自己的模式中，至高無上的權力由天神即草原遊牧部落的主神長生天（蒙哥·騰格里）授予一位地上首領。作為天神選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到長生天的保護和扶植，後者保證他軍事與政治冒險的永久成功。這樣，伴隨他奪得權力的鴻運就成為天意的表明。死裡逃生、危險的及時警告和戰場上出乎意料的勝利，都被用來證明成吉思汗是地上惟一的合法君主。前面提到過的他的九游白旗，也標誌並肯定了他的好運和由此而產生的統治君權。 由於成吉思汗控制了鄂爾渾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銘文中稱為於都斤山的周圍山脈，控制了東部草原所有的以前遊牧政治中心地區，故而他更加自負。根據蒙古地區以前的突厥傳統，好運（qut）和君權與對這些神聖山脈的占有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確實，蒙古人有他們自己的聖山不兒罕·合勒敦，在那裡他們的汗必須駐留，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成吉思汗選擇帝國首都的地點時，他選擇了位於於都斤山心臟地帶的哈剌和林，這可能是為試圖利用這一地區固有的好運並動搖遊牧世界的觀念。[34] 授予成吉思汗並隨後傳給他的繼承人的君主權力在特點上是世界性的。在發動戰爭之前，蒙古人習慣於向其鄰國發出要求投降的命令，他們宣布有權，如果不是義務的話，將全世界置於他們的統治之下。他們邊界之外的所有國家被認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國家都被要求毫不猶豫和毫無疑問地接受蒙古人的宗主權。因為在蒙古人眼裡，他們的擴張是由神核准的，所以，任何拒絕投降的人都會由於阻撓了神意而遭受最嚴厲的懲罰。[35] 天命與一統天下的主張在眾所周知的中國政治原則中也有反映，但在蒙古人整體觀念中可以找到完全與突厥人類似的觀念。雖然不能排除直接的漢人影響，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蒙古人引進的這些觀念，不論其原始出處如何，均是通過突厥人，尤其是畏兀兒人作為媒介傳入的，而後者對蒙古國家在其形成年代時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36] 早期的征服 除了幫助加強和鞏固成吉思汗對東部草原地區的統治外，1206年的忽鄰勒台還制定了各種新的軍事和外交行動計劃。會議結束後不久，蒙古人發起了肅清不亦魯黑汗及其追隨者的戰鬥，這導致了乃蠻的滅亡。 第二年，即1207年，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往南西伯利亞的森林諸部。他的招降命令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葉尼塞河上游的吉兒吉思、貝加爾地區的斡亦剌以及其他森林部落均不戰而降，並向他們的新統治者進獻了皮毛、獵鷹和騸馬等貢品。隨著他們北部邊界的安定和即將開始的新的徵兵，蒙古人現在可以把他們的注意力直接轉向他們南邊的鄰居了。 到1207年，已出現金朝邊界防衛體系開始被破壞的明顯跡象。女真人沒有能夠阻止草原各部在蒙古推動下的統一，而且他們在戈壁地區的主要守護人——汪古部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公開與成吉思汗進行了談判。主因（漢語為乣）為居住在敏感的金—党項—汪古邊界地區的一混合種族，他們經常充當金朝的軍事輔助力量。當他們起來反抗其領主，抱怨不平等的待遇時，女真人的邊界問題就更加惡化了。女真人確信汪古部首領為騷亂的中心，於是刺殺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希望汪古王族的一名忠於金廷的成員能代替他。然而，他們的計劃沒有奏效，其繼承人，被殺害的君主的一個侄子，立即與女真人決裂，並正式承認了蒙古的宗主權。[37] 由於控制了有戰略意義的汪古領土，成吉思汗現在既能夠對金朝，又能夠對西夏的党項人王國發動大規模進攻。他決定首先征服西夏，在此之前他曾於1205年和1207年對其領土進行過試探性進攻。一支大軍集結起來，向南進軍，於1209年春末進入党項人的領土。在成吉思汗的親自指揮下，蒙古軍隊擊敗了西夏的邊界守軍，一直推進到西夏的首都，靠近黃河的中興府（今寧夏銀川），並於10月包圍了它。當正面攻擊證明無效後，蒙古人試圖引黃河水淹沒這座被包圍的城市。然而，他們的計劃在執行中出現失誤。黃河平原的灌溉渠水衝破了堤壩，在淹沒西夏首都的同時也淹了蒙古人的陣地。面對意想不到的變化，雙方決定尋求結束敵對狀態。1210年1月開始的談判達成了一項雙方可以接受的妥協方案：党項君主向蒙古人稱臣，保證派軍隊支持蒙古人今後的軍事行動。作為回報，成吉思汗解除了圍困，並從西夏領土撤回了他的軍隊。隨後，提高了威信的蒙古大汗帶著新妻——一位党項公主返回了草原；他的軍隊首次打敗了一個強大的定居國家的軍隊。 返回家園不久，成吉思汗接受了另外兩個定居民族畏兀兒人和哈剌魯人的投降。然而，這次，他們的降服是自願而不是被迫的。畏兀兒人長期作為哈剌契丹王國（以準噶爾地區和斜米列奇為中心）的屬民，在他們宗主的壓迫統治下，多年來已變得越來越不滿。1209年，畏兀兒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動了叛亂，殺死了駐在他們首都的慘無人道的哈剌契丹政府官員。為了尋求蒙古人的保護，畏兀兒君主巴而術阿而忒的斤立即向成吉思汗表達了忠誠和服從。後者很高興，命令巴而術帶著適當的貢品親自來蒙古宮廷。因為成吉思汗正在進攻党項，耽擱一段時間後，畏兀兒君主終於有機會在1211年春天到克魯倫河畔朝覲了成吉思汗。作為第一個自願加入帝國的定居國家君主，巴而術被認作成吉思汗名義上的「第五子」，而且排在歸順諸國國王的首位。[38]排在第二位的是哈剌魯人阿兒思蘭汗，他是伊犁河谷的一座城市海押立的君主，他的入覲在巴而術之後。與畏兀兒人相似，阿兒思蘭汗當機會來臨時，擺脫了哈剌契丹的統治，自願更換了主人。 二者都向蒙古軍隊貢獻了附屬軍隊，但重要的是，為數眾多與文明發達的畏兀兒人為他們的新主人提供了一批熟練的行政管理和辦事人員，他們曾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們所重用。蒙古人對畏兀兒人這種性質的服務的嚴重依賴導致了蒙古人在官職設置、財政制度和政治原則上大受突厥影響。 對金朝的最初進攻 蒙古人的下一個對手金朝，擁有一支龐大的和訓練有素的軍隊，但他們對軍隊的需求也是極為廣泛的。在西部，他們捲入與党項人的邊界戰爭；而在南部，他們面臨著南宋，後者從未放棄重新占領北方的企圖。就在1206—1208年間，金宋發生了衝突，雖然金朝獲勝，但它南部的邊界安全仍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焦點。 完全了解了金軍的部署後，成吉思汗於1210年對他的敵人採取了第一個敵對步驟，即與金廷斷絕了朝貢關係（約從1195年開始）。然而，他推遲了軍隊的實際進攻，直到次年征服了西夏。沒有了其他的直接敵人，現在成吉思汗能夠集中力量進攻他最強大的近鄰金朝了。[39]蒙古軍隊於當年年初從克魯倫河出發，春季到達了汪古部領地，他們利用那裡作為即將發起的入侵的出發地。全軍的中路軍和左翼即東翼軍由成吉思汗率領，沿金朝北部邊界攻占了許多城堡，其中包括通往首都中都（今北京）大門的關鍵要塞居庸關。金廷向他們遭到威脅的邊界派出了大批援軍。但他們在北上途中被各個擊潰。金朝的防禦由於這些失敗而如此混亂不堪，以至於蒙古軍隊的小分隊能夠抵達並掠奪中都的近郊地區。同時，蒙古軍隊的右翼即西翼軍在成吉思汗的兒子們率領下在西面進入山西，攻陷了一些城市，蹂躪了農村，更重要的是牽制了敵軍。當1212年初撤退的命令下達後，兩面的蒙古軍隊撤回北方，放棄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他們所占領的金朝領土。所有能掌握的資料均表明，1211年的戰爭的直接目的在於掠取戰利品和獲得情報，而不是獲取土地。[40] 金朝軍隊迅速重新占據了他們的邊界地區，以準備迎戰下一次進攻。1212年秋季，蒙古人返回來，又開始進攻女真人的外圍守軍。諸要塞如居庸關再一次被攻克，而且這是在1213年，成吉思汗把任務交給其附屬部隊後完成的。一旦邊界防線被突破，蒙古人即迅速向南推進，比以前更加深人金朝疆土。他們到達黃河北部的農耕地區時，軍隊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別破壞山東、河北和山西。一些城市被占領並遭到劫掠，但通常蒙古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開闊的農村，無論何時，只要有可能的話，他們都繞開堅固的據點。 到1213年末，蒙古軍隊已嚴重破壞了金朝的心臟地帶，開始撤回北方。但是這次他們保留了對所有重要邊界通道的控制，並留下一支軍隊包圍中都以進行封鎖。包圍城市的努力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但是驚恐的金朝皇帝不得不遣使求和。他向蒙古人提供了許多貢品——金、絲和馬——作為結束敵對狀態的回報。蒙古人接受了這些條件，並且按約於1214年春天解除封鎖。金廷由於這次經歷而失魂落魄，他們利用這次解圍的機會撤離中都，轉到開封；1214年夏季，他們以開封作為新都。 當成吉思汗在秋末得到金朝皇室逃離的消息後，他立即下令他的軍隊返回不久前包圍過的城市。由於守軍的頑強抵抗，通過猛烈攻擊占領中都的企圖沒有成功。最後，成吉思汗於1215年1月來到中都戰場，親自指揮進攻。當蒙古人顯然已阻擋住金朝的援兵時，守城軍隊的士氣開始瓦解，這座城市於5月底向圍攻軍隊投降。在被占領後的幾個星期內，都城被有計劃地洗劫而且部分地被大火焚毀。在他的直接軍事目的完成和對大量戰利品進行適當登記後，成吉思汗離開中都回到蒙古，並且在被占領的金朝疆土上留下了守軍。 然而，都城的陷落並不是金朝所遭受的惟一嚴重挫折。1212年，蒙古大將哲別橫穿遼河流域，到接近本年年底時，暫時占領了金朝的東都東京（今遼陽）。這座城市的失陷又是一次慘敗，反過來還促成了另一居於東北的民族契丹人的普遍叛亂。自從他們自己的遼王朝在1115年（譯者註：應為1125年）滅亡後，他們一直不願意做金朝的臣民。乘著其對手不斷潰敗的機會，蒙古軍隊於1214年成功地進攻了遼河兩岸的金朝據點。東京於1215年再次被占領，隨後成為契丹叛亂首領耶律留哥的主要根據地，他現在已正式向蒙古稱臣。[41]到下一年為止，女真人的故鄉東北的大部分已落入蒙古人之手（見地圖25）。如果此時蒙古軍隊集中進攻，也許會使金朝完全崩潰，然而，在西域所發生的事件不久將會使成吉思汗花費近十年的時間率領蒙古軍隊主力向西發動一系列的進攻。 地圖25　東北諸戰役，1211—1216年 西征 蒙古人進入西域開始於1208年，當時，他們組織了一次懲罰性的遠征去對付叛離的蔑兒乞與乃蠻部民組成的聯盟，後者在西蒙古額爾齊斯河上游建立了一個行動基地[42]（見地圖26）。蒙古軍隊摧毀了叛亂，殺死了他們的首領，成吉思汗長期的敵人脫黑脫阿。殘餘的蔑兒乞人逃到畏兀兒領地，後又來到欽察草原，而乃蠻餘部則逃入哈剌契丹即西遼的領地。後一群人的首領是屈出律，他的父親太陽汗在1204年與蒙古人作戰時陣亡。 地圖26　成吉思汗的西征 屈出律逃難時，哈剌契丹王國正忙於與占據西突厥故地和呼羅珊大部分地區（阿富汗和伊朗北部）的一個穆斯林國家花剌子模進行爭鬥。乃蠻首領在一段時間內渾水摸魚，最後與哈剌契丹君主結盟。不久，他成為國王主要顧問並且利用這一受信任的職位於1211年攫取了哈剌契丹王國的權力。日趨衰落的西遼帝國在屈出律強有力的領導下迅速得以恢復。他迫使花剌子模沙摩訶末撤回到錫爾河上游地區，並且於1213—1214年將其統治權力擴張到了塔里木盆地占優勢的穆斯林居民那裡。 乃蠻篡位者的成功開始引起成吉思汗對西方的注意。正當此時，蒙古統治者在中國取勝的消息傳到了算端摩訶末耳中。1215年，花剌子模沙派出一個外交使團到達中國北部成吉思汗處，以探聽這支東方新生力量的消息。成吉思汗熱誠地歡迎了使團成員，表達了與他的西方鄰邦建立和平關係和商業往來的願望。為了這一目的，成吉思汗派出使團回訪摩訶末，使團於1218年春季到達花剌子模。談判開始了，幾天以後，算端同意簽訂一項與成吉思汗建立和平與友好關係的條約。然而，他們之間的友好關係不久就由於發生在錫爾河上游的一個花剌子模城市訛答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而突然結束了。 條約簽訂後不久，這座城市的首領顯然得到了算端的默許，殺死了一支蒙古人組織的龐大貿易商隊的成員，奪取了他們的貨物。作為對這一事件的反應，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一名使者前往花剌子模沙，要求懲罰犯罪官員，歸還被沒收的貨物。由於難以確知的原因以及對蒙古人的了解有限，摩訶末斷然拒絕了這些要求，而且輕蔑地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蒙古統治者被這些暴行所激怒，開始準備發動戰爭。 在對付他的新敵人之前，成吉思汗不得不完成對其他兩個前線的行動。首先，在北方，森林部落斡亦剌、禿麻和吉利吉思的叛亂不容忽視。叛亂開始於1217年而且不斷擴散，直到1218—1219年冬天，朮赤率領蒙古軍隊的右翼才到達南西伯利亞並迅速平定了叛亂。[43]其次，在東突厥斯坦必須清除屈出律與哈剌契丹。這一地區的進攻在哲別的領導下開始於1216年，他受命毫不拖延地解決乃蠻人，並成功地完成了這項使命。到1218年底，屈出律被殺，通向花剌子模地區的哈剌契丹領土也被蒙古軍隊所占領。 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線既已安全，成吉思汗隨即沿額爾齊斯河集結起一支龐大的軍隊。由蒙古正規兵和從屬國徵集的大批附屬部隊組成的大軍於1219年夏天向花剌子模進發。主力軍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向錫爾河南部敵人的人口中心區進發，而一支掩護部隊則在朮赤的率領下進入錫爾河北面的草原地帶，在那裡與那些和花剌子模統治家族關係非常密切的遊牧部落欽察和康里交戰。摩訶末與他的將領們的建議相反，並沒有與入侵者在開闊地帶交戰，而是用他數量上勝過蒙古人的軍隊去守衛王國的各重要城市。雖然這些決定或許葬送了他獲勝的任何機會，但還是迫使蒙古人陷入了一系列費時的和破壞性的圍城戰。訛答剌、花剌子模、也里和撒麻耳乾的陷落都是特別的流血事件，在那兒，蒙古人驅使解除武裝的戰俘沖向嚴密防守的城牆，為他們的攻擊部隊提供「人障」。而且，一些曾被攻陷的城市起來反抗他們的新主人並被重新征服後，又擴大了屠殺的範圍。在這些城市中，野蠻的報復行為正式以集體處決的方式降臨於人們身上。 當摩訶末得知他的戰略失敗後，驚慌失措地逃到了裏海中的一個島嶼上，他於1211年前後死在那裡。他的兒子與繼承人札蘭丁用他所支配的少量軍隊繼續進行不懈的抵抗。為了追趕強有力與勁頭十足的札蘭丁，一支蒙古分遣部隊追蹤他，從伊朗北部穿過阿富汗斯坦進入了印度，然後又回到伊朗和哲兒拜占。雖然在蒙古人的打擊下，札蘭丁總是能設法逃脫追捕，但是英勇頑強並不能長久地拖延花剌子模國的滅亡。到1223年，突厥斯坦和呼羅珊已被征服，蒙古守軍和鎮守者（達魯花赤）被安排在所有的城市。儘管札蘭丁的事業已毫無希望，但他拒絕投降，仍繼續他徒勞無益的抗戰，直到1231年他死於曲兒忒匪徒之手。 隨著花剌子模境內有組織的抵抗結束，蒙古人開始著手準備他們下一步的一系列遠征。速不台和哲別這時正在與谷兒只和哲兒拜占作戰，他們請求允許他們越過高加索山去進攻欽察人，成吉思汗立即答應了。這樣，在1221年，速不台發動了對歐亞草原西部的著名遠征，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武力偵察。他率領著由三個萬戶組成的一支軍隊進入了南俄羅斯草原。1223年春末，他在喀剌喀河（一條流進黑海的小河）戰役中擊敗了斡羅斯諸王公和西部欽察人組成的聯軍。接著，速不台向西武力搜索斡羅斯諸公國直到第聶伯河，而後才折回向東，在與伏爾加地區的不里阿耳進行了一次短暫交鋒後，於1224年返回蒙古西部。獲得必要的情報後，朮赤受命發動一次後續戰爭以使西部草原納入蒙古版圖。 成吉思汗在此同時從突厥斯坦撤出了他的大部分軍隊，1224年夏季他到達額爾齊斯河，1225年春季到達蒙古中部。回到家鄉後，他計劃發動另一次戰役：1223年党項君主在沒有通告的情況下，撤回了他支持蒙古對金戰爭的軍隊。蒙古統治者決心嚴懲這一不忠行為。 木華黎的對金戰爭 當成吉思汗在1215年底或1216年初到達克魯倫河時，蒙古對金的進攻暫時減少了，但並沒有停止。成吉思汗最能幹和最受信任的將領之一木華黎繼續努力清除遼河流域的女真軍隊，1216年他完成了這項任務。在占領這一地區的主要城市後，木華黎於1217年秋回到蒙古向他的主人報告。出於對他戰績的滿意，成吉思汗賜予他「太師國王」的稱號，並且任命他為統帥，以發動一場新的戰爭去奪取仍在女真人手中的中國北方領土，即太和嶺以南的土地。 木華黎於同一年回到南方，在中都（此時改名為燕京）和西京（今大同）建立起軍事指揮機構。他控制下的軍隊包括蒙古左翼軍的2. 3萬人，擴編的由7. 7萬名漢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組成的附屬軍隊。後者在與金朝戰爭的早期，不是投降就是叛逃到蒙古人一方。蒙古人在政策上鼓勵和獎賞這些背叛，而且效果令人滿意，大量金軍指揮官，特別是那些非女真族的指揮官，帶著他們整個的軍隊投奔過來。正是這些起關鍵作用的附屬軍隊的擴充，占去了木華黎可使用軍隊的3/4。這使蒙古人甚至在占他們軍隊大部分的中軍和右翼軍從中國北部撤出進行西征後，也還能對金朝保持不斷的壓力。[44] 在新戰役的初期，木華黎從中都和西京發動了一場三路的攻勢，企圖從金朝手中奪取山西、河北和山東。率領中軍主力推進到河北的木華黎，不久就遇到強烈的抵抗。他不得不用直接進攻的方式奪取城市，這使雙方都損失慘重。而有時花費這樣高的代價所奪取的城市又失掉了，不得不再次攻取。雖然進展非常困難，但木華黎仍緩慢推進。到1218年，在留下金朝叛將張柔鞏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戰果後，木華黎又將注意力轉向山西。 太原位於山西西北部，是金朝西北面的戰略堡壘。在太原於10月被攻陷後，蒙古人得以穩固地向南推進。到1219年底，只有山西最南面的狹長地帶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外。木華黎於是又回到河北中部，並在1220年的夏秋兩季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殘餘城市，包括大名要塞的投降。此後，他推進到山東西部，於十月未經戰鬥而占領了重要城市濟南。 由於金朝在南方的錯誤軍事捲入，使1220年蒙古人進展順利成為可能。1217年，在與蒙古人戰鬥的間歇期間，金朝皇帝愚蠢地同意對宋開戰，因為三年前宋朝中止了對金廷的朝貢。從1217年到1224年，每年由金朝發動的一系列進犯雖然常常在局部獲得成功，但他們從未獲得絕對勝利。宋朝儘管在開始時遭受挫折，但仍拒絕談判，他們繼續抵抗，在1219年夏天甚至在漢水流域一度設法擊潰了金軍主力。 金朝分散兵力的做法顯然得不償失。從宋朝得到的疆土無論如何也不夠補償他們在北方丟給蒙古人的土地。而且，從長遠利益來看，這明顯破壞了他們對付木華黎軍隊的能力。然而，金朝毫不畏懼，在1220年，他們徵集了一支新軍，準備進行反擊以重新獲得他們損失的一些地區。新軍剛組建起來即進攻山東東部，在那裡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漢人起義（紅襖軍），這很快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一當木華黎得知了這支新軍的存在後，他立刻在1220年底從濟南移師南進，在離開封不遠的黃河南岸的一個淺灘黃陵岡對其發動了進攻。他以決定性的勝利擊敗了敵軍，而且由於這次成功，蒙古人擴大了他們的控制地區，占領了除山東東部和陝西之外的黃河北岸金朝的大部領土。山東東部仍在紅襖軍手中；陝西則仍在金朝的統治之下。 在任命漢人叛將管理投降地區之後，木華黎回到北方，沿路進行掃蕩。同時，金廷由於反攻失敗，派出了一個由烏古孫仲端率領的使團來到西部成吉思汗處，商討可行的和談條件。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王」的稱號，這樣就承認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須撤出陝西。然而，金廷認為過於苛刻，所以敵對狀態仍繼續存在。 在1221年中期，為了向金朝重施壓力，木華黎在陝西和甘肅東部發動了一次巨大攻勢。在首次越過鄂爾多斯之後（這得到西夏軍的默許，西夏還提供了為數5萬人的附屬軍隊），木華黎於當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陝西北部和中部的許多重要城市。到1222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將領之一蒙古不花指揮在陝西的進攻，而他自己則越過黃河進入山西，在這一地區阻擋金朝的一次新的反攻。在接下來的戰鬥中，蒙古人占領了河中和沿黃河的其他設防城市。但在陝西，蒙古不花卻由於金軍廣泛的封鎖行動而陷於困境。甚至在木華黎和他的軍隊於1222年秋季返回之後，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長安和鳳翔等許多重要城市投降。而在這緊要關頭，西夏軍隊的突然撤回更進一步削弱了蒙古人的軍事力量。由於進攻力量大大削弱，木華黎在1223年初解除了對鳳翔的包圍。在對西夏邊界進行了一次短暫的報復性進攻後，他回到了山西，在那裡不久就病倒並去世（在3月或4月）。 去世的指揮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帶孫代替，但是蒙古人的進攻勢頭已減。金朝充分利用這次機會，立刻結束了與宋朝的敵對狀態，將其軍隊撤回到山西南部，收復了以前丟失給蒙古人的一些領土。紅襖軍在與其結成鬆散聯盟的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這一形勢擴大了他們在山東的統治，而且短暫地占領了河北的部分地區。後者的行動促使武仙的突然叛變。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古人的原金朝將領，1225年，他又一次轉變立場，這一次，他將其命運與宋朝聯繫在一起。面臨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決定對付反叛的党項人，蒙古人在以後的幾年中，只得滿足於對中國北方的控制。 對中國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認的那樣，蒙古人絕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習慣，而且很難依靠自身能力從事複雜的定居社會的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吸收大量的熟練專家，尤其是那些有著行政管理和經商經驗、願意幫助蒙古人管理和剝削其統治下的農村和城市居民的人。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汗即開始組織由這樣的專家組成的骨幹，這些專家來自契丹和漢人官員，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拋棄金朝的職位而投奔了蒙古人。[45]到1211年發動對金作戰為止，成吉思汗的身邊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體制，又非常熟悉中國北部情況的顧問。 隨著蒙古人越來越猛烈的進攻勢頭，叛投者的人數也顯著增加。漢人官員在第二次波動中數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現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陣營中效力。沒有進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員按慣例都保留了他們管理縣和州的舊有職位。他們的首要職責是維持秩序，徵調本地區的人力物力，為蒙古人的軍事機器服務。 改變立場的漢人和契丹人軍事將領參加了進攻金朝的戰爭，他們或者獨立作戰，或者與蒙古軍隊聯合作戰。這些將領由成吉思汗或後來的木華黎批准任職。他們得到漢式或蒙古式的官職，被授予權力的符牌（蒙古語：gerege或baisa，漢語：牌子）以作為他們新地位的一種標誌。 為了協調軍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鑑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行台中書省（譯者註：應為行台尚書省）。這類機構原來是金朝政府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尚書省的分支機構，最早於12世紀初組成，它們簡稱為行省，主要建立於新征服的領土以及後來受到進攻威脅的邊界地區。其負責官員，也被稱為「行省」，在他的管轄範圍內被授予全權，而其管轄範圍與金代正式的路（下面分為數州）相當。 蒙古人迅速地採用了這種制度以適應其需要。1214年，建立了第一個行省，其首領為蒙古將領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後，1215年，契丹人石抹明安被任命為燕京（中都）「行省」。1217年大規模戰爭重新爆發後，迎來了漢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漢人首次被任命為「行省」。 像他們的金朝對手一樣，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職後也獲得了處置全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武將，既然被授予重要職務，在被任命之前就都要仔細地篩選。雖然「行省」這一職務至少在表面上與蒙古習慣相異，但它被有效地納入了蒙古社會政治體系。[46]被任命這項職務的漢人或其他族人被授予一種適當的軍銜，而且在某種情況下，還被任命擔任護衛軍中的職務。這樣，他們成為成吉思汗或他屬下的國王木華黎的伴當（那可兒）。為了確保他們的忠誠，這些官員的兒子們被留在各種怯薛中作人質。這樣，一個漢式行省，就其軍政合一的權力、正式的軍銜和與汗廷關係的程度而言，大體上相當於千戶（敏罕）或萬戶（土綿）的高級蒙古指揮官（那顏）。 由於蒙古統治體系中的忠誠紐帶是高度個人化的，所以任何種類或重要的官職通常均為世襲的。「行省」也是這樣：兒子繼承父親，時間一長，行省轄區即變成私人領地。從長遠角度而言，這種「封建化」進程會帶來蒙古宮廷所不希望出現的後果。但在短期內，它是鞏固對中國北部新征服地區統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統治中國的蒙古行政管理體系頂點上的是統帥木華黎。他無疑聽命於成吉思汗，但從總體而言，他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力。一位宋朝使臣趙珙曾於1221年訪問過木華黎的營帳，他把他同中國的皇帝相比，雖然他知道木華黎實際上並不是最高統治者。[47]當然，沒有其他蒙古指揮官像「國王」那樣，被賦予如此多的權力和行動自由。 在長期與金朝作戰的過程中，木華黎自然也漸漸熟悉了中國文化的一些方面。據趙珙記載，「國王」的衣著和服飾是中原式的，他營帳中所採用的宮廷禮節也同樣如此。而另一方面，趙珙記載說，在木華黎的營帳中，婦女地位很突出，她們可以自由地與男人喝酒和交談。所有這些均證實了蒙古社會習慣的影響與存在。[48]毫不奇怪，自13世紀前半葉發展起來的蒙古對中國北部的統治制度，是由漢人、女真、契丹、畏兀兒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與社會習慣所組成的一個複雜的結合體，這是自漢朝滅亡以後，沿中國草原邊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在中國北部的政策 蒙古對金的戰爭造成了普遍的破壞、殺戮和社會混亂。他們用蹂躪鄉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著城市和農村居民都要遭受嚴重傷亡和窮困。花剌子模沙摩訶末的一位使臣，在1215年中都投降後不久來到該城，在那裡他遇到了非常可怕的場面。他記載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圍地區，幾天裡的所到之處都布滿了死人的屍骨，而且，由於大量屍體沒有被掩埋，瘟疫傳播，造成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隨行人員亦未能倖免。[49]由於1217年後漢人官員大量進入蒙古政府部門，特別是說服木華黎命令他的軍隊停止對生命與財產肆意破壞以後，情況多少有了一些改善。不過，在整個13世紀20年代，中國北部仍然是一個動盪的戰爭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數一直居高不下。 那些在軍隊屠殺、瘟疫和飢餓中倖存下來的人和處於蒙古行政統治之下的人都面臨著許多新的磨難。蒙古人從他們立國之日起就總是苛刻剝削他們的臣民。臣民的主要義務之一是提供附屬部隊以支持蒙古人的進一步擴張。由於圍城和封鎖對蒙古人來說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漢人軍隊被迅速徵集起來以完成這項任務。這些漢人軍隊中，有些是在他們的長官率領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則是由在新政權下保留原職的金朝官員從平民中新徵募來的。到1213年，已有漢人軍隊被用來對金作戰，他們被稱為漢軍或黑軍。這些軍隊在戰爭期間穩定地發展起來，到木華黎去世時，在數量上已大大超過了蒙古軍隊。 除了軍事徵兵外，漢人還被迫為他們的君主提供各種各樣的物品和勞役。窩闊台時代之前，沒有跡象表明，在蒙古國家包括中國北部在內的定居地區存在著統一的賦稅徵收制度。雖然有關1211—1227年期間金統治區內情況的資料很少，但看來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戰爭頻仍地區一樣，只要需求增加，他們就從臣民那兒徵收他們需要的東西。這樣，賦稅徵收只是一特定的沒有規範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了滿足戰爭的應急需要而實行的一系列無止境的極度徵用與勒索。[50]通常，蒙古人按種類徵收實物賦稅，像穀物、布匹、坐騎和武器（或者能製成武器的金屬製品）等。在這一時代，所有國家義務——不管是兵役、勞役，還是各種賦稅或金錢——都用「差發」（alba khubchiri）一詞概括。中國北部人口中，從這些各種各樣的賦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類人是宗教人士。1219年，禪宗和尚海云為他的佛教僧徒爭得了一項免稅許可，1223年，蒙古宮廷又把這項特權授予道教長春派，後來，又授予其統治區內其他主要宗教集團——回回、基督教徒等。[51] 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當1217年漢人在行政機構中影響增長後，中國北方的嚴峻情況稍有緩解，並開始進行重新建立毀壞的設施、恢復農業和復興社會與教育事業的嘗試。但這些努力只是局部性質的，從來沒有得到蒙古統治當局的積極支持。這種情況直到金朝最後滅亡與13世紀30年代初期和中期耶律楚材改革時才得到重大改善。 征西夏與成吉思汗之死 當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時，他曾向党項人徵兵，但由於党項人違背了以前的誓約，所以要求沒能實現。數年以後，党項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為了恢復與蒙古人的關係，他們派出軍隊幫助木華黎從金朝手中搶奪陝西的地盤。但在1223年年初，政策又發生逆轉，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這些軍隊，這反映出西夏宮廷的嚴重分裂狀態。一個屬國的這樣反覆無常的行為既是一種軍事威脅，又是一種對蒙古人聲望的挑戰，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須讓党項人作出解釋並使他們永遠保持協調一致。 為了試探西夏宮廷的態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進一步分裂，成吉思汗於1225年春提出一項建議，給党項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國臣服一次最後的機會：他們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須立即給成吉思汗的宮帳送去一個兒子作人質，以擔保他以後的忠誠。但是，西夏沒有對這項建議給予答覆，而且在1225年秋季，他們與金朝簽訂了和平條約，這就更加觸怒了蒙古人。[52]戰爭於是不可避免了。 與1209年快速進攻中興府的入侵不同，1226年的戰役有著預定的目標，即征服或摧毀西夏王國的西部地區以使其都城、宮廷與王國的其他地區隔開。1226年春天，蒙古人由進攻党項人在戈壁西部的一個重要前哨基地哈剌和卓——馬可·波羅稱為亦集乃，漢人稱為黑水——開始了戰爭行動。不久，那裡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軍隊向南進入甘肅走廊，進攻肅州城和甘州城。到夏末，這兩座城池均被攻陷，肅州且被屠城。成吉思汗在位於附近群山腳下涼爽的大帳指揮了這兩場戰役，現在他重新組織軍隊，一部向西進攻瓜州，其餘的則向東進攻西涼。後者為西夏王國的主要城市之一，於7月不戰而克。隨後，因獲勝而士氣旺盛的蒙古軍隊又受命越過黃河，向西夏的都城中興進發。1226年末，他們抵達並包圍了都城南邊的一個重要設防要塞靈州。當西夏統治者感到威脅，並派出一支大軍去解救這座被圍困的城市時，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隊渡過黃河並打垮了西夏援軍。到1227年初，中興府本身也陷入了重圍，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潰的邊緣。 成吉思汗的軍隊包圍中興府後，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進軍，並於1227年春夏兩季進攻金朝西部邊界的據點。然而，在8月，這位蒙古首領病倒，不久就去世了。顯然，由於他在1225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馬舊傷復發並引起了併發症，導致了他的死亡。他死於六盤山南麓某處，死訊被暫時封鎖。為了實現他的臨終遺願，對西夏都城的圍攻一直持續到9月城市被攻陷和劫掠為止。 西夏王國滅亡後，成吉思汗的遺體立即被運回蒙古，葬於不兒罕·合勒敦。軍隊被留下來鞏固新取得的戰果，但進一步的入侵行動則停止了。這因為皇族及其主要顧問和將領們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們領袖的去世，並把汗國的諸項事務安排妥當。 帝國的組織：窩闊台和貴由汗時期 成吉思汗遺產的分配和1229年的忽鄰勒台 成吉思汗第一次面臨繼承問題是在1219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他的幼妻也遂指出了在即將發生的戰役中他所面臨的許多個人危險，在她的勸說下，這位蒙古領袖決定立即解決這一緊要問題。在接下來發生的宮廷辯論中，一場激烈的爭吵很快就在兩個主要候選人，他的兩個較年長的兒子朮赤與察合台之間爆發。察合台為了實現他奪取汗位的願望，公開對朮赤的父親血統表示懷疑，他提醒人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的哥哥是在孛兒帖被蔑兒乞人俘虜一段時間後逃出來不久出生的。爭吵隨之發生，他們的父親看出，很顯然他們的個人不睦是不可調和的，誰也不會接受對方繼承汗位。為了避免一個有爭議的繼承人，成吉思汗即轉向他的第三個兒子窩闊台。這是一個折中的候選人。而對他的其他三個兒子來說這一解決方案證明是可以接受的，他們都公開莊嚴地向他們的父親發誓：他們將尊重這一決定，在窩闊台即位時，他們將毫不猶豫地忠於和支持他。為了消除對這一點產生懷疑的任何可能性，成吉思汗在他八年後臨終前又重新肯定了窩闊台繼承汗位的權利。[53] 作為消除他後代之間緊張與衝突關係的一項補充措施，成吉思汗在他去世前的幾年時間內，分配給他每一個兒子一份領地及屬民。在理論上，他們每人均要留在各自的領地內，但要承認成吉思汗所選擇的繼承人的最高權力，積極與後者協力，進一步擴張帝國的疆界。按照蒙古的傳統習慣，長子朮赤於1207年或1208年的某一時間，第一個獲得了他的領地——額爾齊斯河地區。依據成吉思汗的命令，他的領地後來擴大，包括了歐亞草原西部地區和斡羅斯諸公國。其他兒子分授領地的時間不清楚，但極有可能是在13世紀20年代初期。在這次分配中，察合台獲得突厥斯坦西部、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地區西部；窩闊台獲得準噶爾和阿爾泰山西麓；最小的兒子拖雷，作為他們家庭的守護者（斡赤斤），獲得蒙古本土。[54]中國北部，據我們所知，並沒有被包括在那時的任何分配方案中；也許這是成吉思汗保留在其自身權力之下的領土之一，隨後傳給了他的繼承者。 同樣重要的是，成吉思汗事先還準備在他的兒子和其他親屬之間分配他軍隊中的蒙古軍部分。他留給他三個較年長的兒子每人4000人的軍隊，給其他各個親屬的軍隊人數更少。剩下的軍隊共10. 1萬人則沒有分配，而是劃歸拖雷所有。拖雷作為幼子，按照遊牧習俗，得到了他父親剩餘的財產。[55]當然，拖雷把這些軍隊——蒙古人軍事機器的核心——置於帝國的支配之下，而且至少當初他是這樣做的。然而，在以後的幾十年里，正是拖雷對這支軍隊的控制，對成吉思汗家族之間競爭日趨激烈的權力問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最棘手的繼承人與財產分配問題在成吉思汗生前已被安排好了，蒙古帝國的首次權力轉移在最小的爭吵程度下得以順利完成。雖然拖雷作為另一位候選人曾被提出過，但他的奮鬥目標並不迫切。他被提為候選人很有可能不是為了對窩闊台進行一次嚴重的挑戰，而是為他今後的稱汗打下基礎。不管怎樣，沒有發生公開的分裂，而且為窩闊台繼位的各項準備工作也在緩慢地進行著。首先，成吉思汗被妥善地安葬，皇室親屬和軍隊將領們被從帝國很遠的地區招來。在汗位空缺期間，拖雷作為蒙古本土的守護者，被指定掌管國家事務，也就是說，成為監國者。[56] 當意見達成一致和準備工作就緒後，1229年秋天的某時，忽鄰勒台終於在靠近克魯倫河的闊迭額·阿賴召開。按照成吉思汗的遺囑，與會的人正式向窩闊台勸進，而窩闊台經過一些禮節上和儀式上的謙讓後，終於被「說服」，接受了古老的突厥稱號——合罕，或者皇帝，以此區別於他現在享有「汗」的稱號的兄弟們。為了表達他們對他即位的承認，窩闊台被他潛在的汗位競爭對手他的兄弟拖雷和察合台、他的叔叔鐵木哥斡赤斤扶上了寶座。而後，根據《秘史》的記載，護衛軍和箭筒士被付予「窩闊台合罕」，即統治權力被交付其手中。即位儀式結束後，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宴會，在宴會上，窩闊台向到會的顯要人物分別賞賜了禮物，以示謝意。[57] 重新擴張與金的滅亡 花費了一生大部分時間進行征戰的窩闊台，以一次軍事力量的衝擊開始了他的時代。按照新召開的忽鄰勒台所達成的決議，帝國的邊界必須多方位向外大力推進。 他父親時代遺留下來的最迫切的任務之一，就是征服欽察草原和斡羅斯諸公國。早在1221年或1222年，成吉思汗就把這一重要任務交給了朮赤，但後者全然不顧他父親如何發怒，從來沒有一心一意地完成這項任務。1227年，在他父親去世前幾個月，朮赤死了。這一地區的軍事行動過去是拖拖拉拉，現在則完全停頓下來。窩闊台成為合罕後，立即重新發動了這場戰役。1229年，他派出三個新萬戶去清除伏爾加河下游地區，以作好對歐亞草原西部邊緣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準備。占據伏爾加河與烏拉爾河之間地區的東部的欽察部對入侵軍隊進行了出人意料的頑強抵抗，這破壞了蒙古人後來對烏拉爾山脈以西發動戰爭的計劃，並使之推遲了好幾年。 1235年，經過最高級商談後，老將速不台率領援軍被派赴伏爾加地區。1236年抵達戰場後，他很快摧毀了抵抗，隨後向西攻入斡羅斯和欽察草原，並於1241年以前使之降服（見地圖27）。[58]尊奉成吉思汗生前的指示，窩闊台盡責地把這一大片領土分給了朮赤的兒子們。長子斡爾達分到了額爾齊斯河與烏拉爾河之間的領土；次子拔都分到了斡羅斯諸公國和西部欽察草原。 地圖27　拔都進攻斡羅斯與歐洲 在中東也還有未完成的任務。1230年，窩闊台任命他的護衛之一綽爾馬罕掌管這一地區的蒙古軍隊，命令他追蹤逃亡的札蘭丁，而後者在伊朗西部仍然試圖組織一個反對蒙古人的聯盟。在首先鞏固了自己在呼羅珊的統治後，綽爾馬罕進入外高加索，以追趕末代花剌子模沙。1231年，當這個棘手的叛亂首領被強盜殺死的消息傳到蒙古指揮官那兒時，他又指揮軍隊攻入小亞細亞，那裡原由魯木國的塞爾柱人進行著統治。他們像東部欽察人一樣，進行了頑強抵抗。直到1243年，經過長期艱難的戰爭後，綽爾馬罕的繼任者拜住指揮下的西亞蒙古軍隊才能夠對塞爾柱人的領土實行有效的統治。 在東北亞，窩闊台對高麗發動了大規模的戰爭（見地圖28）。蒙古人最初進入半島是在1218年他們征服東北地區時。由於不能抵抗入侵軍隊，高麗王朝同意每年納貢以換取蒙古軍隊的撤退。獲得第一批貢物後，蒙古人按約撤回軍隊。然而，由於1225年蒙古人的主要收稅官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在1231年秋天，窩闊台以這一事件為藉口，對高麗發動了一次新的進攻。到12月，蒙古軍隊包圍了都城開京，迫使高麗國王投降。蒙古人對他們新臣民的要求是繁重而無止境的，到1232年夏，高麗人起而反抗，殺死了蒙古人駐在這個國家北部的監臨官（達魯花赤）。高麗統治者意識到蒙古人不久就要進行報復，所以放棄了開京，跑到黃海海岸邊的一個小島——江華島去避難。作為對這些挑戰的回擊，蒙古人發動了一系列戰役，以迫使高麗對他們統治的承認。經過1241—1247年一段時間的休戰後，戰爭繼續進行，一直到1259年高麗人最終服從外族的統治為止。[59] 地圖28　蒙古對高麗的幾次入侵 儘管在歐亞其他地區進行了如此大規模的戰爭，窩闊台還是決心完成另一項未竟事業——消滅金朝。1223年木華黎去世時，金朝已經重整旗鼓，收復了一些被入侵者占據的失地。由於那時蒙古人一心要懲罰党項人，所以被迫減少了他們在中國北部的作戰。雖然在13世紀20年代後期，零星的戰鬥仍然在各個邊界地區時有發生，但蒙古人並沒有試圖在金朝的最後根據地河南給其以致命的打擊。 窩闊台於1230年開始對金朝發起初步進攻。不久，蒙古人痛切地感受到，女真人的國家雖然受到沉重打擊，但仍然能夠進行有力的防禦，必須制定新的作戰計劃和增加軍隊才能給其以致命一擊。因此，蒙古人重新集結起軍隊並於1231年著手實施一項新的戰略計劃。軍隊的左翼在速不台的率領下在山東作戰；中軍在窩闊台的率領下進入山西；而右翼則在拖雷指揮下攻入陝西。後一支軍隊隨後進入四川北部，並向宋朝政府請求允許他們通過其領土，以準備由東南向開封發起一次出其不意的攻擊。策劃這次大規模的包抄行動，是為了避免去進攻控制著通往金朝首都西部通道的、難以攻克的要塞潼關。 蒙古人的借路請求被拒絕後，只好用武力沿宋朝邊界打開一條通道。1232年初，拖雷的軍隊在三峰山擊潰金軍主力，而後又繼續向開封進軍。夏季，三支軍隊齊集開封，由速不台統一指揮蒙古各軍。在交接指揮權後，窩闊台和拖雷都得了重病。窩闊台在返回蒙古的路上病症發作，隨後又恢復了健康。可他的弟弟在到達北方後身體更加虛弱，到接近年底時就去世了。 與此同時，速不台在整個秋季加緊了對這座被圍困城市的攻勢。到1233年2月，金朝皇帝哀宗逃離了都城。幾周後，被扔下的士氣低落的守軍停止了抵抗。5月，開封的城門向蒙古人打開。金朝皇帝此刻已處境危急，他避難於河南西南的蔡州，並向宋朝宮廷請求援助，而後者想從可恨的女真人手中奪回喪失已久的領土，拒絕了金朝的提議，反而與蒙古人協商建立同盟。儘管攻勢加強，但這座城市仍在繼續抵抗。到1233年秋季，蒙古和宋朝聯軍會合於蔡州城下。經過數月的抵抗，哀宗意識到無路可逃，也沒有獲勝的希望，於是自殺身亡。之後不久，1234年2月9日，蔡州失陷，金朝隨之滅亡。 在戰爭的餘波中，宋朝由於想從金朝的滅亡中撈取好處，進行了一次占領整個河南的錯誤嘗試。不幸的是，宋朝軍隊並不能勝任這項任務，不久就被蒙古人擊潰，蒙古人根本就沒有打算與他們的新盟友分享勝利果實。 行政管理的重新調整 為了統治這一龐大的和不斷擴張的帝國，按照慣例，新皇帝以怯薛（護衛軍）的全體成員組成他的中央行政機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作為他父親的遺產傳給他的。[60]窩闊台選擇了原來他父親宮廷機構里的一個內侍，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鎮海，居於他的中央大臣的首位。作為一個克烈人（雖然有些材料說他是畏兀兒人），他至少從1203年起就為蒙古人效力。在他早期經歷中，他曾擔任過一系列軍事和行政職務，並且很稱職。但直到窩闊台時代初，鎮海才作為帝國的重要大臣而突然達到頂峰。行政機構中的許多其他重要官員，如最著名的耶律楚材，也以類似的方式被起用。毫不奇怪，那時中央政府的模式比在成吉思汗時沒有多少改變。然而，就地方政府而言，由於獲得了包括城市和農村在內的大量定居臣民，對帝國管理機器進行大的調整成為必要。在成吉思汗時期，蒙古人滿足於把新征服的定居人口置於負責的戰區指揮官管理之下，他們作為全權的軍民官而發揮作用，就像木華黎在中國北部那樣。外來的官吏，像在中國的畏兀兒人和在突厥斯坦的漢人，被用來幫助蒙古人進行治理。但是，這並不能消除征服者對本地行政管理機構與人員的強烈依賴性，他們被有計劃地吸收進來為征服者自身的目的服務。 為了確保這些當地的精英忠誠地服從命令和促進帝國的利益，蒙古人在重要的人口中心、從屬軍隊駐地和附屬國的宮廷設立了特殊官員達魯花赤。在帝國早期，這些監督戶口調查、賦稅徵收、軍事徵調的官員均從大汗的那可兒中挑選。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達魯花赤是札八兒火者，他在1214年6月到1215年5月的某個時間被派到中都。[61]我們還不能確知這一官職的制度根源，但它與金朝的官職「行省」和哈剌契丹王國的「八思哈」有聯繫，二者的職權均與後來的達魯花赤相類似。突厥語八思哈與蒙古語達魯花赤有完全相等的語義，二者的意思均為「監臨者」。[62] 窩闊台對他所繼承體制的重大改革是為了削弱戰區指揮官的行政管理權力，而把這些工作移交給專職的「民職官員」，因為前者的首要職責畢竟是軍事征服，而後者能夠全身心地致力於財政和行政事務。1229年，他首次組建了兩個這樣的由民政官領導的行省，一個在中亞，另一個在中國北部。後來，一旦在13世紀40年代於中東建立起穩固的蒙古人橋頭堡後，第三個行省也馬上在伊朗北部建立。 這次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大汗本人對帝國定居地區的財富的最高權力，特別是避免貢物和稅收被地方上的帝國汗室成員攫取。後者的利益雖然肯定是次要的，但在新體制下絕對沒有被忽視。到窩闊台時代晚期，已經建立起這樣的習慣做法，即允許有利害關係的地方諸汗和帝國其他諸王在行省人員中派駐他們的私人代表，並在選擇首席行政官員時有發言權。這樣，這些行政管理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就成為由大汗領導的整個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事業。看起來，這種共同管理的方式的結合體制，由於窩闊台和地方汗察合台之間發生了爭吵，最初在突厥斯坦的行政管理中發展起來，以後才被應用於中國和伊朗。[63] 突厥斯坦的首任長官是馬合木·牙老瓦赤，他是一個說突厥語的花剌子模商人，1218年作為一名外交使者（因此，他的名字牙老瓦赤為突厥語使者之意）進入蒙古宮廷效力。從鹹海到党項之間的所有定居地區都屬於他的管轄範圍。馬合木·牙老瓦赤的被任命形成了成吉思汗王朝行政管理上的持久的家族傳統；他為數眾多的子孫們至少有四代一直受僱於突厥斯坦和中國的各個蒙古王室。[64] 與馬合木·牙老瓦赤同時的在中國北部的人物是有名望的耶律楚材。他是出身於遼朝統治家族的漢化了的契丹人。作為有著廣博知識和精神境界超凡脫俗的人，他是儒教和佛教禪宗的信徒。像他的先父一樣，他仕途活躍，在金朝擔任過多種行政職務。當1215年中都陷落時，他正在那裡。三年後，依照帝國旨意，他來到蒙古參見成吉思汗。這個契丹人給蒙古統治者留下了極強烈的印象，他以書記官（必闍赤）和宮廷占星家的身份被任命為扈從。 1219年，耶律楚材陪同他的主人去中亞，直到1226年才回到中國。在汗位空缺時期，攝政者拖雷派他到前金都城去平息附近地區發生的一次騷亂。他很快完成了使命並恰好在窩闊台即位時返回蒙古。值此1229年，中國北部被交由他負責。[65] 耶律楚材和他的改革 作為蒙古人十幾年的忠實僕從以及對中國情況極為了解的人，耶律楚材對於窩闊台在中國北部所設置的都課稅使這一新職位有著完全的勝任資格。然而，對他的任命並沒有迎合蒙古統治階層的一些人，這些人恰恰害怕合罕任命一個有著耶律楚材背景和觀點的人進入這樣的機構，其主要目的在於以犧牲他們自身的利益作為代價，來維護帝國對稅收的直接控制。這種擔心在服務於蒙古帝國的漢人軍事指揮官中也存在。即使後者有時積極地支持耶律楚材復興漢文化生活的改革，但在13世紀20年代混亂的情況下，他們還是習慣於在最小限度的外界干擾下統治他們的領地。因此，像他們的蒙古同僚們一樣，他們對實行行政或財政中央集權的任何企圖也傾向於抱有深深的懷疑。[66] 耶律楚材令人不安的財政改革建議，最初出現在窩闊台時代早期發生的有關帝國政策總體方向的辯論中。[67]在這些辯論中，宮廷官員與極端派的代言人——拜答兒（別迭）正式提出一項計劃，即減少中國北部的人口，把其耕地變成蒙古人放牧牲畜的牧場。耶律楚材通過有力的辯論改變了這一駭人聽聞的建議，即如果將固定的稅收計劃引進這一地區的話，財政收入會大大增加，這將給帝國國庫帶來更多的長期利益。窩闊台被說服，因為如果這一計劃成功的話，將會加強他作為合罕的權力。他給予這個契丹人一次機會去嘗試實現他的政策建議。耶律楚材在進行的宮廷辯論中贏了這一回合，而現在則須證明他的措施能夠獲得他所許諾的國庫稅收。 耶律楚材實現計劃的第一個正式步驟是在臨近1230年年底實行的，當時窩闊台在中國占領區的十個路中的每一路都任命了稅收長官（徵收課稅使）。[68]所有的人都是漢人，而且大部分是金朝的前官員。他們將根據耶律楚材設計的全新的體制去監督稅收。在新的體制下，每一個成年人要在以絲估價財產的基礎上交納固定的賦稅（差發），對農村人徵收的稅率要比都市人高很多。每戶耕種者還要交納一定數量的穀物，無論他們土地的數量和質量如何；而那些在城鎮裡的人則用絲交納補充稅，用以為過路的政府信使提供食物。大部分用絲估定的稅收折為銀子交納給官府。雖然談不上公平，但這一體制確實建立了穩固的稅收種類，而且明確規定了稅額的基礎。[69]按照稅收的設計者的厚望，稅收——至少在理論上——現在已有序而且可預知了。更重要的是從蒙古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確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窩闊台對其效果非常滿意，以至在1231年任命耶律楚材為自己的中書令；也就是說，他被賦予了中國北方全部的行政管理職責。然而，在新職位上，他仍然從屬於鎮海領導下的中樞機構，由中書令發布的所有政府文件必須由鎮海連署才能生效。[70]儘管如此，耶律楚材財政改革的成功加強了他的權力，他利用已增長了的影響力推動了更多的改革。 雖然中國北部的情況由於這些早期措施有了某種程度的改善，但許多問題仍未解決，而新的問題不久就暴露出來了。首先，蒙古人不再滿足於原來設定的稅率；比如在1231—1234年之間，穀物稅額從每戶2石漲到4石。其次，蒙古人不能改變他們超出固定稅額橫徵暴斂的舊有習慣。這些困難的出現，部分是因為蒙古當局首先計算政府開支，然後確定稅收額以滿足他們的預算需要。由於開支增多，要確定新的稅率或者隨時引進特殊稅收以彌補預算中的不足部分。這些赤字會由於帝國政策的改變或新的軍事戰爭而產生，但很多則僅僅是由於蒙古統治者的個人貪慾。進入他們腰包的、以銀為形式的貢物被定期地送給回回商人（內亞和中亞的穆斯林）進行投資。然後，回回人就用這些資本購買貨物進行交易或以極高的利息率借給百姓。這些諸王和商人們之間的合夥關係（漢語稱為斡脫），常常帶來巨大利潤，所以蒙古統治階級成員們總是渴望得到額外的資本以進行新的商業冒險。[71] 在蒙古領導階層中，沒有比合罕本人更嚴重的違犯者了。窩闊台隨便地把大量現金送給斡脫商人去投資，據說，有時為此目的，他給某個商人500錠金或銀（波斯語叫巴里失）。為了說明這個數量的大小，請不要忘記，在1230年，耶律楚材從他的全部轄區中也僅僅收到了1萬錠銀。儘管他的官員特別是馬合木·牙老瓦赤反對，合罕卻仍繼續這一做法，直到他的統治結束。[72]毫無疑問，照此額度無法把金錢留在金庫，上調稅額的壓力永遠存在。 然而，由較高稅額引起的窮困並不是斡脫商人造成的僅有危害。作為合罕或是有權有勢的宗王的代理人，他們利用自己的關係向百姓勒索錢物。這些商人在中國北部慣用的騙術是謊稱他們用某位宗王的錢購置的貨物被盜，強迫當地百姓——百姓懼怕官府報復——去賠償他們的「損失」。 1231年後的中國北部繼續存在著大量流動人口這一事實，是形勢還沒有恢復到正常狀態的一個進一步明確的徵兆。儘管有這些改革，許多人（一個臨時的統計說有全部人口的50%）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放棄他們的家園，而這僅僅是為了躲避官府赤裸裸的、永無止境的苛求和其代理人的劫掠，另外有的人從稅收名簿中消失了，因為他們被迫成為蒙古高官的奴隸和僕從。 耶律楚材敏銳地感覺到這一問題，1234年他建議窩闊台在中國北部進行人口調查，查出隱藏和流動人口，讓他們返回家園和登記入冊。合罕同意並且指定由失吉忽禿忽——青冊的原始保存者——具體負責。這次人口調查在1234年實行，在宮廷引發了關於未來稅收政策的新的辯論。儘管耶律楚材對稅收稅類的建立感到滿意，但他仍要求課稅方法上的根本變革。按他的意見，今後應當以戶計賦，而不是像1231年以後在中國實行的那樣按人丁來徵收，但蒙古人更喜歡按人丁估稅的做法，這是一種在中亞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13世紀20年代早期馬合木·牙老瓦赤引入他自己的財政改革中的。最後，達成一種妥協，原有的按人丁課稅的方法被大大削弱，而一種以絲支付的新的戶稅被採用。從總體而言，耶律楚材贏得了一分。關於農業稅，他建議進行的修改得到採納。穀物稅，最初是對每戶按統一稅率徵收的，現在將要按各戶擁有土地的數量和質量來徵收。 當1236年人口調查結束時，引進了新的制度。其結果是可喜的：更多的公平徵稅方法被採用，單個家庭實際上的負擔大大減輕了，有些戶減輕90%之多。但是由於1234年侵占河南和對一直隱藏或流亡人口的登記而使稅收基礎擴大，整個官府的稅收仍然維持著。耶律楚材現在達到了他的權力和影響的頂峰，但麻煩卻在地平線上開始出現。 耶律楚材的失勢 在即位最初的活躍時期過去以後，自13世紀30年代中期起，窩闊台漸漸失去了管理帝國的興趣，當他開始沉溺於飲酒、玩樂以及奢侈生活的時候，各地方和地區的勢力積極地施展他們的影響。在宗王自治的支持者和帝國中央集權的堅定擁護者之間發生的鬥爭，其轉折點是1236年和1237年。 最初清楚地表明耶律楚材開始失去合罕重視的跡象發生在1236年，當時窩闊台決定大量增加王公們在中國北方的封地（蒙古語：忽必；漢語：封地）。根據皇帝旨令，所有地位較高的宗王和公主都接受了大量的農業用地作為增加私人收入的來源。例如，朮赤後人被賜予平陽41302戶，而察合台得到太原47330戶。[73] 儘管耶律楚材設法使窩闊台頒布了另一項法令，規定帝國宮廷保留在私人封地內收稅和徵兵的權利，如此大規模的分封封地仍然成為中央集權擁護者們的重大挫折。就像耶律楚材清楚地預見到的那樣，沒有一個積極而且強有力、能夠堅決實施自己意願的合罕，中央政府實際上不可能在封地內行使很多的權力。那些封地內的屬民，沒有任何形式的保護，只得屈從於無休止的暴政和剝削之下。 耶律楚材不可否認地輸掉了一場致命的戰役，但他仍然致力於改革。這一次他將注意力轉向了行政機構的改革。蒙古人自己已經在這方面邁出了一步。隨著金朝在1234年的滅亡，蒙古人開始意識到他們自己的法律——成吉思汗的札撒——在管理一個定居的社會時作用有限。於是他們決定在他們的中國領土上普遍實行金朝的法規，即《泰和律》，它在唐朝模式的基礎上編纂而成，最初頒布於1201年。儘管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進步，耶律楚材的頭腦中還醞釀著更宏大的計劃，這就是他希望能夠導致最終在中國北部完全恢復儒家模式的政府。 為達到這個目的，耶律楚材首先在1237年尋求窩闊台的許可，舉行整個北方文職人員的考試，以此作為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恢復到他們以往在政府中的地位的手段。那些人在過去的數十年里飽經貧困，而且失去了地位。合罕對他的這個計劃表示同意，隨後耶律楚材在下一年組織了各「路」的考試。4000多人通過了考試（其中1/4的人在參加的時候身份是奴隸或者戰俘），但使這位契丹族大臣失望的是，只有少數成功的候選人被派去擔任實際職務。[74]代之而來的多數情況下，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充做行政管理的顧問。蒙古人無意將中國北部（或者任何其他被征服地區）交由當地的官員管理。實際上，在以後的歲月里，外來行政專門人才的作用，主要是畏兀兒人和突厥斯坦居民，在中國北部政府機構內繼續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耶律楚材的行政管理計劃沒有被接受，進一步證明了他的影響有限。以後的事情將會表明，他不只是無法發展他的改革，而且已實施的措施也絕不是可以免受攻擊的影響，尤其是在過去十餘年裡，他的財政政策步履維艱。這次攻擊的核心力量是那些耶律楚材從來未能有效控制住的內亞和中亞商人。他們在蒙古統治集團中的影響力一向很強，而且在耶律楚材影響被削弱的情況下穩定地增長。1239年窩闊台被說服將中國北部的稅收交給回回商人奧都剌合蠻承包，這就繞過了國家正式的稅收系統。當年確定的稅收額不出所料地大量地增加到銀4. 4萬錠。第二年年初，合罕為商人的成就感到高興，於是安排這個包稅人主管中國北部的稅收部門，充任提領諸路課稅所官。[75]商人集團的勝利暫時告一段落。 新政策給漢人居民帶來的有害影響，可以在窩闊台於臨近1240年年底的時候頒布的旨令中發現。按照這份旨令的說法，平民和官員被迫向無處不在的內亞和中亞（回鶻）商人大量借款以應付他們不斷增長的納稅義務。利率數額是如此之高，利息通常在一年之內就與本金相等。按照合罕「仁慈」的旨意，此後利息超過原來借款的數目是不合法的。[76] 在奧都剌合蠻的管理下，斡脫商人們——他們同時以包稅人和放債者的雙重面目出現——在損害了蒙古統治下的漢人臣民的情況下無疑獲得了高額債息。事實上，很難想像有比這一時期普遍存在於中國北方更具破壞性和剝削性的經濟制度存在，稅務承包人競相以大數目向宮廷爭取徵稅的權力，這就使稅額不斷上漲。當然，商人們總是為了獲得最大的利潤，在超過定額的情況下儘可能徵收稅款。因為很少有人能付得起如此高額的款項，所以他們被迫去向斡脫商人（同時也是包稅者）去借高利貸。應該被提到的是，後者的資金是由蒙古宮廷或者其他宗王用他們可憐的臣民最初交納的稅款提供的。 就這樣，到了窩闊台統治的晚期，耶律楚材在宮廷中的影響已經消失了，改革計劃的實施也非常艱難。他繼續保有中書令的頭銜，依舊是御用占星術士，但不再能夠參與討論國家大事。最能顯示出耶律楚材失勢的事件發生在1241年，當時窩闊台最終採取行動，推翻自己施行於中國北部的破壞性的財政政策。情況實在太糟糕了，以至於合罕決定將奧都剌合蠻趕下台，並且重新建立一個較為合理的徵稅制度。然而，其結果是，窩闊台並沒有轉向耶律楚材，而是起用了另一個中亞的回回、說突厥語的花剌子模人馬合木·牙老瓦赤。在1239年以前，他一直是阿母河行省的首腦。顯然，在宮廷內普遍存在的政治氣氛下，窩闊台認為他不能將中國北部的管理權交還到耶律楚材或者其他漢人利益的維護者手中。 然而，撇開耶律楚材而選擇牙老瓦赤，這並不是說宮廷想要（哪怕是變相地）繼續奧都剌合蠻的政策。馬合木·牙老瓦赤是一個完全依靠自我奮鬥的改革家，儘管在他的漢人同事中從未得到什麼較高的評價。他曾經調整了突厥斯坦的稅收，反對窩闊台宮廷的奢侈鋪張，而且在他以前的職權範圍內與分封體系的擴大進行鬥爭。雖然事實是他在從1241年晚冬到1242年春季的短暫的任職期內無法減少到處蔓延的官員腐敗現象和封地所有者之間的不斷爭鬥，對他的任命仍然表示出了帝國對中國北部的政策的改變。[77] 簡而言之，儘管牙老瓦赤的政策在許多方面與耶律楚材相似，但是他被指派去取代奧都剌合蠻一事清楚地表明契丹人已經失去了個人影響力。在乃馬真攝政期間（1241—1246年），耶律楚材於1243年體面但悄然地死於哈剌和林。 窩闊台之死與乃馬真攝政 在合罕積極參與的滅金戰役結束之後，宗王們強烈要求窩闊台留在蒙古本土，過優裕的生活，享受成吉思汗家族成功的帝國擴張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合罕最初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因為他渴望領導即將開始的進攻斡羅斯公國的戰役。但是在他注意到這些建議後，他最終被「說服」了。[78]從13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窩闊台既屈服於宗王們的壓力，同時也由於自己的愛好，過著奢華而且悠閒的生活，把大多數時間都用於宴飲和遊獵。因此而導致的權力空虛被他的第二個妻子脫列哥那急切地填補上了，她很快就在宮廷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並開始以她那迅速衰弱下去的丈夫的名義發布詔令。 窩闊台在他統治的後期酗酒的程度實在太厲害了，以至於特別指定了一個宮廷官員來控制他每天飲酒的數量。然而這種方法是無效的。1241年的12月11日，窩闊台在出獵途中的一次酗酒後死去，時年56歲。這位蒙古帝國的第二任合罕的墓地顯然在他位於準噶爾的分地或附近，而不是與他的父親一起葬在不兒罕·合勒敦的山中。[79] 按照蒙古人的習俗，一個家庭的男性家長死後，在他的長子成年之前，由他的寡婦代管他的遺產，並享有他的權力。蒙古統治家族繼續遵從社會習俗中長期以來所認可的這一原則，在早期蒙古帝國內部利用它作為轉移政治權力的一種途徑。換句話說，帝國本身被看作是合罕家族的世襲財產，並可相應處理。因此，窩闊台死後，他的寡婦，已經牢固地控制住了宮廷的脫列哥那，也可管理他的遺產，也就是說，在通過忽鄰勒台正式確認新的皇室男性首領——一位新的合罕之前，她將擔任帝國的攝政者。[80] 脫列哥那在漢文文獻中稱為「六皇后」[81]，一旦掌權，就不顧強烈的抵制，努力策劃將她的兒子貴由（1246—1248年在位）送上汗位。由朮赤的次子——金帳汗拔都領導的反對者們最終未能阻止貴由登基，但是他們以各種理由，設法拖延了最終決議的做出約四年半左右的時間。在這種人為地延長了的整個空位期間，有才能而且堅定的脫列哥那繼續用她已故丈夫的名義管理國家事務。 可是，脫列哥那的權威在軍事領域中受到了某些限制。窩闊台去世時正在進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比如入侵中歐，都自動停止了，因為蒙古宗王們和多數高級將領必須回去推選繼承人。脫列哥那攝政期間恢復了一些軍事行動，但所有行動的目標和規模都明顯地有所限制。例如，拜住得到允許完成消滅魯迷國塞爾柱王朝的戰鬥。另一個同樣是範圍有限的作戰行動是攻擊淮河以南宋朝控制的區域。這場戰役以1245年蒙古軍占領壽州（今安徽壽春）而告終。[82] 然而在行政管理和財政事務方面，有許多跡象表明，攝政者享有廣泛的權力，並打算將這些權力運用到最大限度。例如，1244年脫列哥那批准在外高加索地區發行新的貨幣，旨在使人頭稅的徵收更加容易。這是一個開端，在下一個十年里，蒙哥汗（1251—1259年在位）更加有系統和更加廣泛地努力使帝國稅收貨幣化。[83]攝政者不僅僅是一個暫時代理者，這一點可由她的人事策略進一步證實。她從政府里將鎮海和其他一些中央部門的官員趕走，並且對行省的領導者進行了清洗：波斯的闊里吉思、阿母河的馬思忽惕伯、中原的馬合木·牙老瓦赤，所有這些窩闊台任命的人，很快都被免職。牙老瓦赤尤其為脫列哥那所痛恨，為了從她的代理人手下保全性命，他被迫逃走，最後得到了窩闊台次子闊端的庇護。 脫列哥那將這位逃走的花剌子模人的職位又交給了以前被免職的奧都剌合蠻。中原再次落入貪得無厭的包稅人手中。雖然脫列哥那攝政期間實行於中國北部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很少有記載，我們仍然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測，那與奧都剌合蠻首次掌權時應該是十分類似的。 貴由的即位與宗王之間的爭端 雖然脫列哥那所做的人事更動，砍掉了行省的共同管理性質，從而招致一些蒙古宗王的不滿，但即使這樣，也沒有人公然站出來反對她。在她的反對者們看來，她的權勢只不過是暫時的，而她那些令人不快的政策在將來的某個時候會很容易被改變。然而，在繼承權問題上，脫列哥那遭到了強烈的抵制。任何帝國權力的易主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激烈政治鬥爭的焦點，而且最終會導致宗王之間的武裝衝突，因為至少在原則上他們所有的人都有資格登上汗位。而在蒙古人的不健全的但在發展中的繼承體制下，即繼承人由大汗提名，實際上很容易防止上述情況發生。[84]因此，由於全體皇族的長期利益以及它的每個成員的個人野心都處在緊急關頭，脫列哥那為了達到她的目的，被迫就這些關鍵性問題與所有派系談判。 脫列哥那將她的長子貴由推上汗位的計劃主要遭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反對。首先，因為窩闊台曾經提名他的孫子失烈門（他是已故合罕三子闊出的長子）為繼承人，所以攝政者的家庭內部出現了不滿和抵制。[85]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脫列哥那的敵人，諸如馬合木·牙老瓦赤等可以在其他窩闊台系的宗王們那裡獲得庇護，以及為什麼脫列哥那一定要罷免她丈夫的大臣。雖然失烈門的繼承人身份被脫列哥那成功地剝奪了，但在皇室的其他分支中立即出現了另一股更加難以對付的反對力量。 貴由在同輩的宗王中樹立了強大的敵手，他們中最重要的是金帳汗國的創建者、公認的朮赤系的領袖拔都。這兩個人公開地鄙視對方。存在於他們之間的根深蒂固的敵意起因可以往前追溯：在1236—1241年歐亞大陸西部的征戰中，兩人的個人意見不合乃至關係破裂。當時爭論的問題是誰人在上，誰位在前。這一爭執如此激烈，以致窩闊台被迫親自出面調停，作出了有利於拔都的結論。[86]這自然進一步損害了兩個宗王間的關係，以及貴由和他父親間的關係，並可能是促使窩闊台決定選擇他的孫子失烈門為繼承人而非他兒子的原因所在。 1241年，當窩闊台身患重病的消息傳到了依舊長期不和的西部戰線的蒙古宗王們之中時，貴由立即離開了前線趕回他父親的身邊，可能是想解決他們之間的不和，並藉此提出他個人對汗位的要求。合罕在他兒子到達前死去了，但脫列哥那已經代表她兒子展開了積極的行動。用一種也許是很不體面的方式倉促宣布了她丈夫的死訊後，脫列哥那在1241年秋天匆忙召集了忽鄰勒台，希望能夠確保貴由迅速即位。 拔都自己雖然並沒有掌握帝國的野心，但他決定要阻止他所痛恨的對手貴由登基。因此他聲稱一次嚴重的痛風正在困擾著他，以此為藉口拒絕前去參加忽鄰勒台。朮赤系所用的這種策略使貴由的即位問題拖延了幾年之久。[87]在此期間，脫列哥那繼續堅持她的做法，以她的地位和影響為她的兒子尋求支持。在許多陰謀詭計和政治上的明爭暗鬥之後，攝政在皇室內部得到了她所必需的一致支持。1246年夏天，一次新的忽鄰勒台在克魯倫河邊召開，正式推舉貴由為大汗。對此強烈不滿的拔都直到最後依舊抵制，他再次稱病，拒絕出席貴由的即位典禮。他派長兄斡兒答代替他作為朮赤家族的代表去參加正式儀式。 拔都和貴由間的公開衝突雖然避免了，但是朮赤系對新大汗的接受卻是非常勉強和不情願的。當時反對貴由即位的激烈程度被一位與這些事件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作者在其著作《韃靼關係》中揭示出來，他說，新的皇帝「以一票的多數」當選。[88]當然這並不完全準確，但真實地反映了蒙古宗王間不斷滋長的緊張政治氣氛。進一步反映皇室內部發生分裂的事情，是另一個有資格獲取汗位的人，成吉思汗的幼弟鐵木哥斡赤斤，希望在意見廣泛分歧的局勢下獲利，試圖在不正式召開忽鄰勒台的情況下為自己奪得汗位。正如方濟各會修士迦兒賓所說的那樣，因為「他想不經推舉而獲得汗位」，所以王公們集會同意將其處以死刑。[89]這是在內部權力鬥爭中第一個被殺的皇室成員。 於是貴由在一片懷有敵意和猜疑的輿論中即位。此後的繼承危機將證明會有更多的人為此喪命，並終將損害大蒙古國的團結和力量。 貴由管理下的王國 貴由在登基的時候年屆四十，像多數蒙古王子一樣，他的青春都消耗在各項戰事上。他曾經攻打過金朝，參加過1239—1240年間征服北高加索的戰鬥。根據可以找到的所有材料來看，他在即位以前幾乎甚至完全沒有朝政管理經驗。 貴由剛開始他的統治，就對他的支持者——上至皇室宗親，下到低級書記——給予大量價值昂貴的賞賜：珠寶、華麗的服飾，以及大量金錢。波斯史料對此的記載給我們留下的明顯印象是，他在即位的時候所表現的異乎尋常的大方，並不僅僅為了展示皇家的慷慨，而是償還為了奪取汗位所欠人情的大規模政治性的報酬。[90]實際上，在他短暫而且無所建樹的統治期間，貴由繼續著無節制地對皇室成員和軍隊進行賞賜的習慣，這大大削弱了帝國的庫藏。 作為一個善意的表示，新的大汗恢復了許多在脫列哥那攝政期間被解職的行政管理官員的職位。中書令鎮海與他以前的同事們一起官復原職。對突厥斯坦的管理權再一次被交給了馬思忽惕伯。他的父親馬合木·牙老瓦赤以大斷事官（也可札魯忽赤）[91]的名義被派去主管中國北部的行省。脫列哥那在中原的代理人奧都剌合蠻在被免職後處死。儘管以前的統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被重新恢復，貴由仍有可能讓他的幾個親信出掌重要位置。其中主要是他的阿塔畢（atabeg），或者說是他的老師聶思脫里派教徒乃蠻人合答。按照迦兒賓的說法，合答掌握了「整個帝國的監察機構」[92]。 帝國統治方式中共同管理原則的恢復，似乎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質上都得到新大汗的認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宗王派系作為他們支持貴由登基的代價而對窩闊台系索取的讓步。例如貴由在位的第一年，在對大名路（今河北）皇家領地的管理中發生的不法之事被報告上來以後，這一關係重大的事件由兩人共同進行調查。一個是宮廷的代表，党項人昔里鈴部，另一個是拖雷家族的長期隨從不只兒。應該注意到，有趣的是，這一事件中決定性的資料，大名路的審查文件，被拖雷系的代理人所控制，而非大汗的代表。[93]貴由的皇室同胞對帝國的事務很感興趣。 令人遺憾的是，關於這一時期帝國管理中國北部的安排和措施的資料是非常缺乏的。就連大斷事官馬合木·牙老瓦赤的活動也不為人所知。從僅存的記載可知，貴由的主要管理工作是盡力收集帝國人口的最新數字。一道在中原地區進行人口調查的命令於1247年底發布。大約在同時，伊朗和斡羅斯公國在一定的範圍內也進行了類似的工作。在中原獲得的所有數據的記錄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保留下來。如果這項工作確實曾經開展，可能從未完成。[94] 一般說來，在貴由管理下的帝國政府缺乏活力，而且表現出了一種分散的傾向——如果不是分裂的話。其結果是，地方官員享有充分的機會去役使下屬的人民，而這又導致了在中國北部的鄉村和城市中，「盜匪」和叛亂到處蔓延。[95]中央權力的被侵蝕，部分是由於朮赤系的不妥協。但形勢由於貴由自己的領導無方而惡化。像他父親一樣，他早年是個酒鬼，長期疾病纏身也令他付出許多代價。在他登上汗位的時候已變得如此衰弱，以至於在管理帝國事務方面既沒有活力，也沒有興趣。他對發揮他的臣民的力量沒有任何的全面計劃，而且由他提出的寥寥無幾的政策從未得到過有力的貫徹實施。例如，最初，他宣布要取消一切在窩闊台和脫列哥那時期頒布的未經正式認可的皇家詔令（札兒里黑，jarligh）和象徵權力的符牌，但是很快他自己在這一點上也變得同樣的不嚴格，以致他的繼任者蒙哥被迫再次設法去控制這些弊端。看來貴由所有精力都用於宴會、狩獵和時刻提防拔都上了。 仿佛是為了給帝國增加災難，貴由的放蕩走向了極端。他不停地將數目很大的金錢和珍寶賞賜給他的支持者們，這很快就使他那些忠誠的大臣們提出了警告。不過，宮中在這方面提出的批評，對大汗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他自己宣稱他首先希望能夠在賞賜的數目和慷慨的程度上超過他的父親。[96]在這方面，他確實有希望達到領先地位：波斯的編年史記載了貴由在臨死的時候簽署一份字據，以國庫儲存來抵付他賞給支持者們的總價達50萬錠銀的各項奢華品。[97]這個數字可能被誇大了，但它清楚地表現出貴由沉溺於此並向斡脫商人借貸了大量財物。貴由與斡脫商人們的大量交易，以及商人們因此給宮廷帶來的影響，這些表明在窩闊台的時代濫用這些斡脫商人的情況——承包稅收、高利貸、侵吞款項以及勒索——再次成為風氣。 貴由之死和斡兀立海迷失攝政 貴由短暫的在位期間，軍事行動很少進行，並且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內。1246年至1247年，對湖北和安徽的宋防線發動了有限的攻擊。大概在同一時間，西亞的新統帥宴只吉帶在伊朗進行了一些較小規模的戰役。蒙古在這一時期失去了其特有的侵略性與皇室成員間持續的緊張氣氛大有關係。拔都對於貴由接掌汗位的妒忌，是造成他們之間分裂的核心問題。這兩個人之間的公開衝突看來一觸即發，所以宗王們不願意將自己的大量軍隊投入新一輪的對外擴張中去。帝國正處在內戰邊緣，即將成為敵人的王公們為了不可避免的軍事衝突而節約使用自己的力量。 雖然史料敘述比較模糊，但某些證據似乎暗示，貴由以罕見的堅定與果敢先發制人，迫使拔都攤牌。1247年秋天，大汗離開了漠北，前往他在葉密立河流域的分地，詭稱是一次巡視。實際上，他以後的行動表明，所謂「巡視」的真實意圖是他想不引人注意地進入準噶爾地區的適當位置，以便向他的敵人在西部的領地出其不意發動襲擊。究竟是什麼事情——如果曾經發生過的話——促使他決定在這一特定時間前去攻擊朮赤系已無從可考。無論如何，貴由一抵達準噶爾，就著手整編和擴充他的軍隊，為即將開始的攻擊做準備。大汗發布詔旨，命令「蒙古人戶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魯（蒙語：badur） 」[98]。因為後者是皇家衛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用做大汗的前鋒部隊或者精銳突擊部隊。[99]很明顯，貴由對不久即將開始的進攻行動做了反覆考慮。 大汗的準備工作完成以後，便於1248年春天離開了準噶爾的營地，率領大批軍隊，向西前進。此時拔都駐軍於阿剌豁馬黑，此地位於巴爾喀什湖以南，正處於貴由大軍的行軍方向上。在這個關頭，拖雷的寡婦，表面上看似與窩闊台系關係很好的唆魯和帖尼別吉秘密遣人前去警告拔都，要他注意大汗的動向以及敵對意圖。這個行動明顯的是要為她精心安排的將其子蒙哥推上帝國寶座的計劃爭取朮赤系的支持。 拔都及時得到了警告，整軍待戰。貴由虛弱的身體終於支持不住了，他死於橫相移兒，該地離畏兀兒人的夏都、位於天山北坡的別失八里有一周路程。一場醞釀已久的對抗終於被避免了，戰爭隨著貴由的死亡而煙消雲散。貴由的遺體按照他的遺孀斡兀立海迷失的意願，被運回他在準噶爾地區的分地加以埋葬。 儘管拔都對窩闊台系的敵意是公開的，但他仍然承認斡兀立海迷失在忽鄰勒台推選出新大汗之前作為帝國攝政者的權利。不過，她的權力受到了限制，因為拔都規定她必須保留死去的大汗的大臣和官員們的職位，而且在脫列哥那時代曾經發生的對管理人員的大清洗將不會再被寬恕。[100] 不同於迅速集結在拖雷長子蒙哥周圍的反對派們，窩闊台系很難為空著的汗位確定自己的候選人。斡兀立海迷失被迫在平息自己家庭內部的不和上花費大量時間，同時還要阻止拖雷系的合法候選人登上汗位。按照志費尼的敘述，在這種形勢下，空位期間政府很少處理公務，不過是在「跟商人交易，臨時撥款給各地和各邦，派遣下層驛使和稅吏而已」[101]。 關於斡兀立海迷失攝政期間帝國定居地區實行稅種和稅率的細節十分缺乏，但是《大元馬政記》[102]中記載的對遊牧民的牧群徵稅（khubchir，忽卜赤兒）的資料是可以查到的。這種稅構成了遊牧人口對中央政府的主要財政義務。按照保存在《大元馬政記》中的法令所規定的細目，這種稅最初在1234年的時候確定每百頭牲畜納一頭的比例。根據這種制度，擁有牲畜數目少於百頭的牧人根本就不必納稅。不可理解的是，按照1250年7月發布的詔令，斡兀立海迷失和她的顧問將稅率做了大幅度的調整，上升到每十頭牲畜要交納一頭。我們很難弄清這一措施背後的依據，因為其結果很可能減弱而不是加強了帝國關鍵的核心力量——遊牧民——對窩闊台系競爭汗位的支持。在這方面的短淺目光表現了窩闊台系全體成員的愚蠢無能，他們把汗位留在家庭內部的努力徒勞無功，更顯示出這一點。 帝國的極盛：蒙哥汗時期，1251—1259年 蒙哥和他的對手 因為內部分裂且無法產生一致的候選人而使自身團結起來的窩闊台家族，很快便發現他們對汗位的覬覦受到成吉思汗後裔的另一支拖雷家族的有力挑戰。拖雷家族為了這個時刻已在拖雷的寡婦唆魯和帖尼別吉（死於1252年）領導下做了長期的準備。她是一個頗有能量和政治才能的女人，自從1232年丈夫死後便主持家族的事務。[103] 唆魯和帖尼別吉為把她的兒子蒙哥推上汗位進行了周密的策劃。首先，她孜孜不倦地塑造拖雷家族慷慨和無私地為帝國效勞的形象。為了使這一目的合乎道義，她使她的家族在爆發於13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諸王爭鬥中保持中立，並且溫順地接受了忽鄰勒台的各種決定。同樣，根據她的意見，拖雷家族一直和在位的大汗合作，並用他們的大量軍隊支持帝國的出征。儘管有些做作，這種精心造成的堅定地忠於成吉思汗遺訓的聲譽，後來被用來證明拖雷家族的道德品質適合擔當帝國最高職位。 唆魯和帖尼別吉還帶頭為蒙哥問鼎汗位向其他家族尋求支持。在和窩闊台家族保持友好和適當關係的同時，她和她的家庭私下培養與朮赤家族的友誼，對拔都日益衰退的健康表示強烈的關心，給予他作為成吉思汗家系中長者的首領應受到的尊敬。由於敵視窩闊台家族，同時也因為他自己對汗位缺乏興趣，拔都在拖雷家族追求汗位時很自然地與之結成同盟。當貴由打算揮軍西進時，唆魯和帖尼別吉及時向拔都發出了警告，這正是兩個家族達成秘密諒解而聯結在一起的必然結果。 在貴由汗死後，朮赤家族立即公開表示他們與拖雷家族的事業休戚相關。拔都決心使窩闊台家族不再擁有汗位，所以急速地在阿剌豁馬黑（他曾在該處等待貴由軍隊的到來）召集一次忽鄰勒台，表明他將選擇蒙哥為大汗。窩闊台家族拒絕參加這次忽鄰勒台，他們宣稱，新汗的選舉應在斡難——怯綠連地區舉行。他們的這個理由得到察合台諸子的支持，因此得以推遲會議的召開。 但是，除了阻止立即確認拖雷家族的候選人之外，窩闊台家族很少有作為。貴由的兩個兒子腦忽和忽察都公開要求嗣位，還有他們的堂兄弟失烈門，三人各建立自己的宮廷，每個人都有一群支持者，結果是斡兀立海迷失無法使之形成針對敵手的共同陣線。 與此同時，蒙哥的支持者未被早先的抵制所阻擋，仍堅持勸說窩闊台家族成員參加會議。在施展了種種花言巧語之後，拖雷家族的代表終於成功地與忽察和腦忽達成協議：如果他們不能親自前來，至少會派代表參加忽鄰勒台。在此基礎上，由拖雷系和朮赤系控制的阿剌豁馬黑大會在1250年舉行。[104] 拔都開宗明義，他建議由蒙哥繼承汗位，並主張立即給予確認。正當忽鄰勒台打算這樣做時，一名來自斡兀立海迷失處的使者意外到達，建議失烈門為窩闊台家族的候選人。對於失烈門來說，現在提出來已為時過晚。在申辯時，使者指出，窩闊台曾正式指定失烈門為他的繼承人，拖雷家族反駁說，已故合罕的訓令早已為他的家庭公然違背，這一理由不再有效。[105]失烈門的代言人難以反駁這種論點，只得坐下。拔都和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命令與會者擁戴蒙哥為大汗，人們未經進一步辯論就照辦了。在適當的緘默以後，蒙哥登上了汗位。然而，出於對蒙古傳統和對他們對手批評的敏感，拖雷家族決定在斡難——怯綠連地區召開第二次忽鄰勒台，正式確認新汗並舉行登基儀式。 在過渡期間，唆魯和帖尼別吉與拔都再次試圖說服敵對家系的成員心平氣和地接受蒙哥的當選。經過一年的努力，少數窩闊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成員投靠拖雷家族。有了這些背叛者掌握在手中，第二次也是正式的忽鄰勒台於1251年夏在闊兀帖阿闌召開，這是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之地。拔都自己沒有參加，但卻派去了他的兄弟們和兒子們，帶著一支龐大的護衛軍。出席的還有成吉思汗兄弟的後裔以及少數窩闊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的諸王。因此，表面上，成吉思汗家族的各支系都有代表與會。不出所有人意料，沒有任何反對就認可了上一次對蒙哥的選舉。在接著舉行的慶典上，新大汗特別關心那些脫離本家族前來與會的人，為他們做出的犧牲給予慷慨的賞賜。 那些抵制兩次忽鄰勒台的人們現在面臨困難的選擇：要麼默認既成的事實，要麼設法廢黜大汗。在與家族協商後，落選的窩闊台系候選人腦忽和失烈門在兩者之中選擇了後者，決定採取孤注一擲：公開宣布他們前往參加即位典禮，向蒙哥表示祝賀，並承認他的權威，暗地裡決意刺殺沒有疑心的大汗和他最接近的支持者。 他們的大膽而又準備得很好的計劃幾乎成功，但由於純粹的偶然事件而突然暴露。為了尋找一頭丟失的牲畜，蒙哥家中的一名馴鷹人偶然遇到一輛失烈門輜重車隊的馬車，它是因損壞而落在後面的。他發現不少武器被秘密地藏在車中，便急忙回到大汗營帳，警告他的主人可能遭到襲擊。心存懷疑的大汗一旦清楚了這個情報是真實的，便派遣他的禁衛首領忙哥撒兒處理這一威脅。陰謀家們並不知道他們的計劃已經泄露，被輕易地解除了武裝並且遭到逮捕。[106]分裂和愚笨使窩闊台家族失去了汗位，而他們為挽回損失而貿然採取的行動，不久就使他們中的許多人付出了生命。 清洗、統一和正統 為諸王的陰謀所警覺，蒙哥擔心出現更多的危害自己生命的陰謀，同時渴望報復，便發動了一次無情的廣泛的清洗。朮赤系和拖雷系的軍隊組成一個巨大的捏兒格（蒙古語，意為士兵排成半圓形的戰鬥隊列），並且下令肅清待罪諸王在蒙古、準噶爾地區和突厥斯坦的同謀。已經在監禁中的待罪諸王則由大汗親自審問。忽察、腦忽、失烈門和其他後來牽連到陰謀之中被證明有罪的人，起初被流放，或監禁在軍營之中，隨後被全部處死。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門的母親合答合赤同樣受到審訊。她們被帶到唆魯和帖尼別吉的營帳，並被指控謀反和使用巫術。在飽受屈辱和虐待以後，她們都被處死，或者如一些資料所說，被允許自殺。 窩闊台和貴由的大臣鎮海、合答以及他們的同僚，被帶到蒙哥的大斷事官忙哥撒兒面前，他們被宣告犯有唆使腦忽和失烈門叛亂之罪，需用生命來抵償。作為窩闊台系長期的家臣，他們不能改變效忠的對象和進入新的政權，因為一個蒙古親王與他的家臣總是榮辱與共的。 地位較低的人物則由蒙哥派遣到帝國各地的斷事官（札魯忽赤）審查。例如，在阿富汗斯坦的也里，一個親察合台系的書記被蒙哥的代理人定罪，在進行泛泛的審問以確定這個地區的蒙古官員反拖雷系的程度之後，被處以死刑。[107]即使在遙遠的伊拉克，斷事官也設法查出並懲罰反對者和叛亂者。 這場血腥的清洗決不僅限於皇家和政府官員，它涉及到了所有附屬國家的首腦，他們每個人都被要求親自前往哈剌和林謁見新的合罕。那些保持中立或者支持拖雷系的人得以保全地位，而那些表示同情窩闊台系的人們則被迅速消滅。畏兀兒的亦都護撒林底被發現與斡兀立海迷失結成同盟，便根據蒙哥的命令被斬首。亦都護的兄弟和繼承人玉古倫赤曾向拖雷系表示忠誠，充當了撒林底的劊子手。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在位於伊朗境內的一個附屬國起兒漫的統治者身上。 受害者的總數已無法知道，但無可置疑是個大數目：忙哥撒兒聲稱他親自審問和處死了77個大臣和官員，根據當時包括蒙哥自己在內的目擊者的證言，毫無疑問，窩闊台系和察合台系宗王的隊伍相當可觀地縮小了。[108]顯而易見能從蒙哥的羅網中漏脫的反對者很少，因為在他統治的其餘歲月中，宗王的反抗是個別的。 拖雷系的勝利自然導致皇族宗王間關係的較大調整。首先，蒙哥於1251年安排他的兩個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分別管理中原和西亞地區的時候，實質上創造了兩個新的地區汗國。通過這個行動，他鞏固了拖雷系對帝國中大多數經濟上出產豐富的地區的控制，而且因此加強了他對其他皇室族系的權力。 那些屈服於大汗的窩闊台系的成員被授予廣泛分散在內亞的領土。窩闊台的一個孫子海都被賜予巴爾喀什湖以南的海押立城，他的兄弟滅里得到了沿也兒的石河的土地。結果，「順從的」窩闊台系的成員對自己的地位沒有什麼辦法，並且謹慎地彼此分離起來。在海都復興家族的時機來臨之前，這種情況將持續近二十年。 關於察合台系，在位的親窩闊台系的也速蒙哥汗被廢黜並處死，由他的侄子——曾在1242至1246年間掌權的哈剌旭烈兀取代他。由於貴由支持也速蒙哥而被免職，哈剌旭烈兀因此被激怒，並成為拖雷系早期的擁護者。他是一個多病的人，死在前往他位於中亞的斡耳朵（營帳）的道路上，根據皇家的法令，他的小兒子木八剌沙繼承他，由他的寡婦兀魯忽乃攝政。 這樣，兩個競爭的族系暫時變得衰弱，而且順從大汗的意志。蒙哥與拔都的關係必然是在一個非常不同的基礎上處理的。就譜系而言，朮赤系長於蒙哥，並且在爭奪汗位的鬥爭中是蒙哥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大汗給予拔都特殊的尊敬，並對他的援助表示極大的感謝。但這並不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拔都是一個最強大的汗位擁立者，他保證拖雷系擁有汗位，從而使自己獲得帝國的西半部為報答。[109]事實上，拖雷系通過自身的努力使實力強大起來。唆魯和帖尼別吉是真正的汗位擁立者，而且拖雷系掌握著大部分成吉思汗的軍隊，這使實力的天平傾向他們一邊。 實際上，蒙哥從來未曾在外交或軍事事務上給拔都以任何皇家特權。到達朮赤系領土的外國使節通常被轉送到哈剌和林與大汗直接進行談判。大汗能夠而且確實從朮赤系的軍隊中調派相當大的分遣部隊參加其他皇室族系成員獲利的戰役，例如在1257年至1258年旭烈兀攻擊報達的戰爭中就是如此。金帳汗國的內部事務由兩者共同管理：一切主要的行政工作——實行人口調查、徵集賦稅和類似的事情——由大汗和朮赤系的代理人共同承擔。在理論上，共同管理的原則在其他地區的汗國同樣起作用，但實際上，只有在金帳汗國的範圍之內二者是平等的。在帝國的其他地方——中亞、中原、伊朗——皇帝明確地占據著對其轄下的汗王的統治地位。 在加緊鞏固自己勢力的同時，拖雷系將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正統問題上。繼承權明顯地引起了爭論，蒙哥感到有必要向全體蒙古人民證明他的即位是正當的。 在關於繼承權的爭論中，拖雷系通過強調兩次忽鄰勒台的「合法性」鞏固了蒙哥的執政地位。他們指出皇室的所有支系都曾派出代表，所以會議也因此宣布了合法的一致意見。相反地，他們強調，窩闊台系不講信義地背叛了正當組成的忽鄰勒台的決定。為使這個消息傳遍各地，實行清洗的審判被當成講壇，窩闊台的宗王們自己在法庭上陷入了絕境，供認了他們的罪行，承認兩次忽鄰勒台的合法性。蒙哥因此合法擁有了王冠。為了支持他們對汗位的所有權，拖雷系將蒙哥描繪成成吉思汗傳統的化身，一位惟一不屈不撓恪守札撒的規範並具有執政資格的人。蒙哥本人自豪地主張「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110]，簡潔地概括了拖雷系這方面的情況。為進一步地努力使他們自身遮蔽在祖先的覆蔭之下，1252年，拖雷系開始正式地對成吉思汗表示崇拜。同時，埋葬在父親身邊的拖雷被追封為汗，並且也成為官方倡議的崇拜對象。 為反駁拖雷系的說法，窩闊台系只是爭辯成吉思汗在指定窩闊台為他的繼承人，曾經打算將汗位保留在他第三個兒子的家族裡，因而，無論蒙哥得到什麼資格或認可，都不能被認為是合法的大汗。當然，他們的前提是，拖雷系有爭議的繼承權源於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在這個問題上的聲明互相矛盾。無論拖雷系的這些或其他斷言是否真實都不是關鍵，重要的是拖雷系廣泛而且有效地傳播了有利於他們的合法繼承權的可信的事實。 政府機構 早在即位之前很長時間，蒙哥就為了可能將轉移到拖雷系手中的皇家權力建立了一個影子政府。[111]新的中樞機構代替了由鎮海和合答為首的政府，以皇家護衛軍的指揮官忙哥撒兒為首腦。忙哥撒兒是一個來自札剌兒部的蒙古人，職位是也可札魯忽赤。他負責管理中央政府的日常事務，並監督諸王分地的管理。僅次於他的是克烈部的孛魯歡，一個聶思脫里派的基督徒。他負責書記和財產管理，安排會見，並且隨時記錄大汗的旨意。忙哥撒兒死於1253年，此後，孛魯歡繼承了死去的同僚的職位，但未改變他原先的職能。 在兩屆政府中，中樞機構在漢語中都被稱為中書省，其下再劃分出幾個部，各自有自己的長官。這些部分別負責祭祀和薩滿、管理斡脫商人、驛站（站赤），以及國庫和武器庫。在政府的上層官員中，掌權的幾乎都是蒙古人。然而具體辦事人員，大多數都是非蒙古人，因為每個上層官員都需要一大群能流利地使用帝國疆域內各種主要語言——比如漢語、吐蕃語、畏兀兒語、党項語、波斯語以及蒙古語的書記，以協助他進行工作。辦事機構是如此之大，保存的記錄是如此廣泛，以至哈剌和林的1/3歸他們專用。他們在許多大營帳中生活和工作，並且經常陪同大汗出巡。 根據一種固定的制度，蒙哥用他自己的扈從以及拖雷系的部眾充實了中央政府，其核心人物都是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來的。忙哥撒兒和孛魯歡的經歷顯示了這種選拔人才的模式。最初這兩個人的祖先在成吉思汗的護衛里擔任低級職務。成吉思汗死後，他們的家庭由拖雷繼承，從此忙哥撤兒和孛魯歡開始了在拖雷護衛中任職的生涯。拖雷死後，這兩人都為唆魯和帖尼別吉效力，並且在蒙哥即位前的年代裡被提升到了蒙哥家族機構中顯著的地位。這種選拔和效力的模式在低階官員中同樣適用。中書省里所有的漢人書記的經歷都從擔任拖雷或蒙哥的怯薛中的必閣赤開始。總之，蒙哥手下所有官員的能力和忠誠都在拖雷系完全控制政府之前而效命於拖雷系的年代裡被考驗並進一步證實了。在早期的蒙古帝國里，試圖在這種選拔的過程中區分出護衛、家族和中書省有什麼機構上的明確差別是困難的，這樣做也許是沒有意義的。從任何角度來講，它們都是一個統一體，它們同時作為護衛機構、精銳軍隊、法庭和帝國政府而存在。 在中書省之下，蒙哥保留了由窩闊台最初設立的地區行政機構體系。這些機構被恰當地稱為行省（漢語稱作行中書省），實際上是中書省的分支機構。蒙哥選擇的掌管這些行省的人——中原的馬合木·牙老瓦赤，阿母河的馬思忽惕伯，還有伊朗的蒙古斡亦剌部人阿兒渾阿哈——都是自貴由時代留下來的。這三人之所以能夠在政權的更替中生存，是因為他們都是有經驗的行政官員，而且，至少從理論上講，他們是在帝國定居部分中成吉思汗整個族系的代理人。 蒙哥尊重在各地區共同掌權的原則，允許有關蒙古諸王各自任命代理人（在波斯的記載中稱作「那可兒」）在行省任職。例如，在中原，馬合木·牙老瓦赤的主要助手是忽必烈的一個漢人助手趙璧。值得一提的是，這位花剌子模人的另一個助手，是大汗自己家庭的長期追隨者不只兒。同樣的情況也在伊朗通行，拔都、旭烈兀、唆魯和帖尼別吉以及蒙哥都在阿兒渾阿哈的幕府里安插了他們指派的那可兒。 在地區一級，本地的精英人物，例如，斡羅斯公國的貴族和吐蕃寺院的教派通常留在適當位置，在由大汗從家臣中指定的達魯花赤（在西部地區通常被稱為八思哈）警惕的監視下執行政府職能。 這樣的管理體系本質上是在蒙哥以前諸汗時形成的。實際上，蒙哥並非是改革者，他僅僅是運用流傳下來的制度。然而，他是一個成功地支配著政府機構的強有力並且從不倦怠的管理者。當然，他能夠直接驅使和牢固控制他的中書省，因為他與他的機構生活、工作、飲食都在一起。而且在他的直接監督下，中書省從上面嚴密地監控著地方政府的工作，經常審計他們的賬簿，審查各級官員。另外，蒙哥的那可兒被直接派往行省，從內部監視那些機構，而且，他的達魯花赤從基層仔細地檢查那些人的所作所為，向大汗報告任何反常行為。蒙哥對他的帝國的各項管理活動——從策劃到實施——都了如指掌，並且專心致志，因而在絕大多數場合他有可能不顧宗王或地方勢力的反對，推行他的政策。 皇帝的計劃 不同於他的前任貴由，蒙哥登上汗位時已胸有成竹。他對帝國有著宏大的設想，既包括國內的改革，又包括對外擴張。在計劃中，蒙古人民，無論是貴族還是百姓，都將注意力和精力完全投入其中，並為他的統治成功做出重大貢獻。[112] 大汗在1251年的忽鄰勒台之後很快就首次宣布了他的改革措施，其目的是要保證中央政府自由利用帝國的財物並削減諸王和官員們無限制的徵稅。[113]作為第一步，蒙哥廢除了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所發布的象徵權力的牌符、印章和札兒里黑（詔旨）。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從他的對手那裡奪取帝國的資源，使他們不能繼續未經許可就占用物品和勞役。他還嚴格地限制了他們使用站赤即驛站系統。諸王、官員、宗教的顯要人物和斡脫商人早已習慣利用站赤為他們的個人需要服務，這妨礙了帝國驛傳的使用，還增加了被分配去維護驛站的平民家庭本已沉重的負擔。此後，只有官方授權的個人才有權力使用這個系統。分地宗王的權力也受到嚴密的監視，如果沒有首先與帝國宮廷協商，他們再也不許對他們私人領地中的百姓隨意召集和徵稅。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蒙哥在他整個帝國里對估稅和徵稅制定了統一和固定的體系。作為保證最大徵稅量的措施，大汗發布旨令，在已歸屬蒙古人統治的領土內恢復經濟；在各個戰場，破壞和屠殺要控制在最小程度；遺棄農耕地和被破壞的城市對帝國國庫毫無益處。 這些改革的效果是很難衡量的。的確，1258年對報達的掠奪表明破壞性的行為仍在繼續。但即使舊習性非常頑固，蒙哥仍在認真地努力去阻止對定居地區進行不必要的破壞。事實上，嚴重違反旨意的蒙古官員受到嚴厲處罰。1258年的某個場合，大汗鞭打了他兒子阿速帶的隨從，原因是在漢地干涉農業活動。同時，他對從漢地農民的菜園裡搶奪蔬菜的官員處以死刑。在另一事例中，一名被控謀殺了一個波斯平民的蒙古萬戶長在犯罪地點呼羅珊的城市徒思的城門前被處死。[114] 復興的計劃也產生了一些實際效果。1219—1223年間遭到嚴重破壞的突厥大城市的經濟生活恢復到了被征服前的水平；中原的一些區域，例如河北的邢州，也被重建。為了支持這次改革，蒙哥將斡脫商人置於控制之下，大幅度減少宮廷的支出，並且成功貫徹並實施了新的稅收措施。分地內部的狀態的資料是有限的，但是只要大汗感到帝國利益受到危害，他就會對這些領域進行干預（詳細情況見「忽必烈與中國北部」一節）。 蒙哥不是出自道德的考慮，而是為獲得並控制支持擴張計劃所需的資源而減輕和調整他的臣民的負擔。他打算同時對南宋、高麗和西亞展開大規模的進攻，這樣，從掠奪成性的諸王到逃稅的農民，任何妨礙和阻止物資流動的人都會引起蒙哥的憤怒和憎恨。在計劃中，平民仍然被壓榨，但這是在一個正規和有系統的基礎上，並且限制在帝國代理人的管理下。 通過將內部的改革和新一輪擴張相結合，蒙哥完成了兩個較為重要的目的：首先，他使分裂的蒙古的統治精英忙於準備和實施軍事作戰行動；其次，以為軍事行動取得物資為名，他使權力集中於中央，因而得以鞏固對汗位的掌握。在這些情況下，對不滿的諸王來說，在帝國貫徹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人民去征服世界的遺願時，是很難對蒙哥的權力發起挑戰的。多數蒙古人，不管他們在其他問題上有什麼分歧，通常都同意蒙古帝國的主要使命就是征服。 無論這些政策中有多少是為自己利益服務的，都不能認為蒙哥只不過巧妙地利用成吉思汗的言語和聲望來為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務，他看上去是真誠地相信蒙古人有一個偉大的使命——統治全世界，並且對他來說，使他祖父的遺願化為現實是義不容辭的。 動員 為了確保進一步的征服戰爭所需的物資，蒙哥要求進行新的並且精確的全國性人口調查。這次人口調查旨在認定並動員帝國的財富和人力以投入戰爭，因而將牲畜、果園、原料（例如鐵和鹽的儲備）還有人都列入清單。無論是調查範圍還是嚴密程度，蒙哥的統計清單都超越了以前窩闊台和貴由的成就。[115] 在中原進行的調查始於1252年，是在蒙哥派駐馬合木·牙老瓦赤機構里的代表不只兒的指導下進行的。在1255年、1257年和1258年進行的補充調查弄清了流動人口的數字，並對新近投降地區的居民進行登記。在西亞，人口調查由阿兒渾阿哈負責。他與大汗的私人代表密切合作，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以及外高加索進行調查，時間在1253年和1258年間。在金帳汗國所做的登記最初於1254年發出命令，事實上統計在1254年開始於北高加索，1259年在斡羅斯公國最北端的城市諾夫哥羅德達到高潮。 在這次調查里，就像以往一樣，進行人口調查的隊伍由大汗、各地區的汗以及其他有關的皇室成員的代表組成。積累起來的資料登記入冊，調查一結束，就直接呈送給蒙哥。因為最新的人口調查數字都在控制之下，中書省能夠對他們預期從特定地區或者附屬國所得到的徵稅數量和軍隊徵兵數目作出合乎情理而又精確的估計，這樣使地方勢力很難剋扣應當上繳中央的資源。 按照馬合木·牙老瓦赤於13世紀30年代在突厥斯坦創立的制度，平民百姓的納稅負擔在被登記的時候就分別確定了。依照他的設計，一共只有三種基本稅：向成年男子徵收的人頭稅（khubchir，忽卜綽兒），以錢幣支付；由農村人口以實物支付的農業稅（khalan，哈闌），以及在城市的市場和許多關卡所有商業交易以現金收取的商業稅（tamgha，探合）。[116] 根據當時的穆斯林編年史家的詳細敘述，忽卜綽兒是在帝國的每一處按照個人的支付能力而確定徵收的。最初的稅率在每年窮者1個第納兒和富者11個第納兒之間。但在事實上，這種方案只在最初制定和進行試驗的地方——帝國的伊斯蘭地區實施過。在中原分等課稅的原則被保留下來，但忽卜綽兒（漢語科差或差發）的幾個重要方面被修改，以適應漢人的習慣。在那裡，收稅以家庭為基礎，而非個人，而且交納珍貴物品，特別是絲綿以及白銀。而且，最初每戶每年為六兩白銀和半斤絲綿的最高稅額，很快就減少了。蒙哥時代的科差，除了用白銀交納的部分數量增加了之外，與耶律楚材1236年進行的稅制改革以後的情況差不多完全一樣。 為了促進這項賦稅的徵收，蒙哥做出努力，在帝國各地，至少在那些已經有了貨幣經濟經驗的地區，投放更多的貨幣進入流通。[117]在中原，根據皇帝的命令，在1253年建立了一個紙幣流通的管理機構（交鈔提舉司）。毫無疑問，根據1254年魯不魯乞在哈剌和林所觀察到的實例，交鈔提舉司實際上發行過紙幣。但漢文史料沒有指明這種貨幣的流通範圍和支付科差款項的作用。然而，正如魯不魯乞在他著作中的某個地方特別提到的那樣，漢人定期向他們的領主交納不明數量的絲綿，以及1500個雅思科特（突厥語，yastuq，「枕」或錠）。[118]由此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測，至少在蒙哥統治初期，紙幣實際上並未被廣泛地運用於納稅上。 在中亞、伊朗和外高加索確實有跡象表明，地方造幣廠在13世紀50年代中葉製造了大量的第納兒，忽卜綽兒實際上是用這種貨幣交納的。在金帳汗國的疆域內，只有伏爾加的不里阿耳地區在交納貢賦時使用貨幣。斡羅斯公國從沒有製造貨幣的傳統，所以蒙古人滿足於徵收毛皮或其他價值昂貴的商品作為忽卜綽兒（斡羅斯稱之為dan』）。 在遊牧民之中，忽卜綽兒仍然是依照畜群的規模進行計算的。蒙哥即位後，開始於斡兀立海迷失時期的過高的什一稅很快就被廢除，恢復了以前的百一稅。 至於農業稅，蒙古人在許多地方都依照當地舊例，在中原，他們保持了由耶律楚材精心設計的體系，徵稅的數目，在土地的數量和質量的基礎上進行估價。在西亞，則普遍使用流行於伊斯蘭地區的什一稅。 因此，概括地說，蒙哥很快就設立了三種稅，實行於全帝國的定居地區。每一種稅種的估稅和稅率都有明確的規定，而且規定了貢品和農業稅每年只徵收一次。雖然不合理的現象繼續存在，過度徵稅也沒有完全杜絕，但政府繼續不斷努力，參照各地方的慣例和經濟現實狀況，對徵稅清單進行調整。即使存在不斷的調節（通常在地方一級），在帝國極其複雜的居民中仍實行著相當統一固定的體系。 蒙古人為了實現軍事目的而進行的新兵徵召與人口調查也有著密切的關係。人口統計以後，中國北方的人口被分為三個基本種類：軍戶、民戶、投下戶。軍戶以「土綿」（漢語稱為萬戶，意為1萬個家庭）為組織，在理論上，每個萬戶可以提供1萬個士兵作為蒙古正規軍的輔助兵種參加戰鬥。在蒙哥統治期間所動員的新軍總數已無法知曉，我們可以從不同地區報告的數字作出判斷，那會是一個很大的數字：1255年，山東建起一支2萬人的軍隊；1257年，喬治亞提供了10個萬戶。此時的蒙古野戰軍隊具有兩方面特徵，一是龐大，二是多民族化。在1253年到1259年之間進攻宋朝的軍隊，除了蒙古人和突厥分支軍隊以外，還包括了漢人、西夏人、高麗人、畏兀兒人，以及阿速人。阿速人是北高加索的居民，在1254年的人口調查之後被迫服役。 除了正規的新兵徵集之外，人口調查還被用於甄別有技能的工匠，然後將他們分派到帝國的武器製造部門、礦山工作，或者作為特殊兵種在軍隊中服務。蒙古人的人力動員系統的有效性和靈活性可以用下面的事情說明：一支由1000名漢人炮手組成的軍隊隨同旭烈兀西征，幫助他攻破了報達的城牆。蒙哥之所以能夠向他的弟弟提供這樣一支軍隊，是因為在1252年的人口調查期間，所有中國北部的鐵匠、木匠和黑色火藥的製作者都被登記為炮手，並建立了專門的名冊。所以當後來他們認為西亞需要那些專門人才的時候，蒙哥和他的顧問們只需要打開專門的名冊，找出所需數量的適當人選就可以了。 新的征服 1251年的忽鄰勒台達成協議，開始計劃向西亞、高麗和中國南部發動一系列戰役，蒙哥決意要完成成吉思汗的遺願，而且自信他可以動員到所需的軍隊和物資，於是便迅速地實行了新的征服計劃。隨後的一年，已經準備好能夠同時展開三個方面的行動。出征西亞的軍隊集中於蒙古西部。先鋒軍於1252年夏天出發。次年，主力出發。雖然名義上是由大汗的弟弟旭烈兀負責，但當軍隊抵達預定目標後，戰場實際的作戰指揮便被委託給怯的不花。他是先鋒軍的指揮官，蒙哥家族的管家。[119] 遙遠的征途，大量的人畜，隨軍攜帶的輜重和圍城的裝備，由此可以想見後勤方面的困難是多麼的巨大，旭烈兀揮軍西進的計劃需要多麼精心的安排。西征軍的主力於1256年抵達呼羅珊，在那裡會合了來自金帳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增援部隊，還有根據最新的人口調查動員起來的為數眾多的地方輔助部隊，包括波斯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員。最初使人感受到這支聯合軍團令人生畏的力量的是他們擊潰亦思馬因派的戰鬥。亦思馬因派（他們作為刺客集團而為歐洲人所知）是伊斯蘭教的一個派別，以暗殺作為政治武器而名聲昭著，並且令人生畏。刺客們隱藏在伊朗西北部的群山之上，用眾多的城堡組成網狀防禦系統，並進行了殊死的抵抗。但在蒙古軍持續數月的攻擊之下，他們開始投降了。1257年年初，亦思馬因人的多數城堡停止了抵抗，他們的領袖也被蒙古軍俘獲。蒙哥深深地認識到亦思馬因人的特殊技能，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他下令將所有倖存的亦思馬因人處死，從該派大師開始。 接著，旭烈兀揮師前往阿拔斯哈里發王朝所在地報達。哈里發謨斯塔辛拒絕了旭烈兀讓他們投降的命令，此舉無異宣布了他自己和大多數報達市民的死刑。蒙古的各路人馬在1257年下半年會師城下，並且構成了嚴密的包圍圈。1258年2月，怯的不花的攻擊部隊攻克了報達，在接下來的七個充滿血腥的日子裡，蒙古軍肆意地在城中進行掠奪和大屠殺。 與此同時，還進行著一些次要的戰役：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的中等城市都受到攻擊，大量的遠征軍被派往克什米爾和昔思田。1259年，這些戰役結束了，旭烈兀完成了蒙哥交付的任務，在西亞牢固地建立了蒙古人（拖雷系）的統治。旭烈兀試圖擴展他新建立起來的王國，又將攻擊的矛頭指向了更遙遠的敘利亞。但是，其結果是一場大災難，埃及的馬木魯克王朝於次年9月在愛音扎魯特擊潰了入侵者，並俘虜了蒙古軍的統帥怯的不花。[120] 在亞洲的另一端，於1252年下半年展開了對高麗人的攻擊，指揮官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合撒兒的長子諸王也古。這一次，蒙哥錯誤地選擇了指揮官，也古既不忠誠，也不服從命令，而且拙於處理各種事務，因此，大汗在1253年下令由皇帝護衛軍的官員札剌兒帶取代了他的職位。札剌兒帶在以後的五年里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仍然無法徹底戰勝勇敢地進行抵抗的高麗人，這迫使蒙哥在1258年又向半島派遣了大量援軍。雖然向戰場上投放了大量生力軍，在高麗人勉強地承認了蒙古的宗主國地位之前，蒙古軍仍然在苦戰中度過了一年。 在中國南部前線，也有大批蒙古軍隊在調動中。如果對宋進行正面攻擊，就需要冒險強渡長江下游，其代價將會很高。為了避免這一點，蒙哥決定在中國西南部建立一個作戰基地，從那裡可以發動側翼的攻擊。出於這個想法，在1252年夏末，蒙哥派遣他的弟弟忽必烈遠征並占領南詔——或者更嚴格地說是大理，這個王國被雲南的段氏家族所統治，連接著宋朝防禦很薄弱的西部和西南部邊境。[121]蒙古軍自陝西出發，在秋天抵達黃河上游的一條支流洮水。先鋒軍由漢人將領汪德臣率領，攻入四川盆地，擊潰宋朝地方守軍，在利州城（後稱保寧）建立起蒙軍的主要基地。通向南方的道路已被掃清，交通線安全可靠，於是忽必烈率領主力部隊向大理國前進。1253年秋天，在越過了荒涼多山的地區之後，忽必烈將指揮部設在了雲南西部的金沙江畔。在這裡，他將軍隊兵分三路，目標直指王國的首都大理（見地圖29）。 地圖29　對大理的征服 在1253年12月到1254年1月之間，大理被征服了。雖然大理的統治者曾經拒絕了忽必烈要求他們投降的命令，但首都及其居民們還是被饒恕了。如同曾經在其他許多地方所為，蒙古人保留了當地的王朝，將其置於蒙古官員的監管之下。國王段智興在晚些時候被送往蒙古，並且授予「摩合羅嵯」（意為「大王」）的稱號。 1254年底，忽必烈回到蒙古本土，與他的大汗兄長會面。速不台的兒子兀良合台是蒙哥派給忽必烈作遠征軍指揮官的，他留在西南指揮進攻當地的蠻人和羅羅部落。他的平定工作確實是成功的，1257年初，在與宋軍的一次交鋒後，他回到了甘肅北部。從那裡，他派遣使者前往蒙哥的宮廷向大汗稟報：雲南已經牢牢地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中。皇帝對兀良合台的成績感到滿意，因此給予他榮譽和慷慨的賞賜。 隨後兀良合台又返回雲南，著手準備蒙古人對東南亞的第一次入侵。1257年下半年，他進入安南，迫使統治該地的陳王朝逃往一個孤島以求安全。第二年春天，安南國王意識到任何進一步地抵抗都是徒勞的，便將他的兒子作為人質送往大汗的宮廷，表示承認蒙古人的宗主權。 現在，到蒙哥親自出場的時候了，長期計劃的征服南宋的戰爭開始了。 忽必烈與中國北部 蒙哥在位期間，中國北部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之間的關係所制約。這種關係的基本特徵，通過將忽必烈在中原的地位與旭烈兀在西亞的某些類似狀況加以比較，可以得到最好的展示。 他們所得到的相似的地位來自於大汗有意識的安排：1251年秋天，忽必烈和旭烈兀同時被授予了作為宗王的管轄範圍。正如拉施特所指出的那樣，這一次大汗明確地而且直截了當地讓兩位王子作為他的左膀右臂。[122]他們的任務也是完全相同的。旭烈兀被分派在西亞擴展並鞏固蒙古——拖雷系的勢力，忽必烈則是在東亞做同樣的事情。為了實現他們的任務，兩個王子分別得到了由怯的不花和兀良合台指揮的蒙古野戰軍隊，這兩人是蒙哥從自己的私人護衛里選拔出來的。出於行政管理的考慮，兩個王子被允許各自建立一支由當地的專門人才組成的官員隊伍——旭烈兀手下主要是中亞的回回人，忽必烈手下則是漢人，以幫助他們管理他們的領地。然而蒙哥保留了在兩個兄弟的管轄範圍之內任命或解除重要官員職務的權力。換句話說，二者都是「伊利汗」，也就是從屬的汗，他們對各自領地所擁有的權力，完全取決於大汗的意願。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土地都是在再次分配中由他們的長兄所授予的，而不像朮赤系和察合台系在成吉思汗進行最初的封賞時就得到了各自的土地和封號，所以他們二人都沒有得到像其他地區的汗一樣的地位。 儘管他們的地位實際上相同，他們的職責也完全一致，但兄弟二人和蒙哥的私人關係卻在幾個重要方面有所不同。拿旭烈兀來說，他滿足於他的身份。他通過正式採用伊利汗這個稱號的方式大肆宣揚他對大汗的服從，而且，根據記載，他從未與蒙哥發生嚴重的爭執。 作為另一個臂膀的忽必烈，是比較難駕馭的。他時常向大汗的權威挑戰。深藏不露的覬覦大汗權力的野心，使忽必烈對中央政府進行詳細的研究，還經常與大汗及其代表發生衝突。例如，1252年，他與不只兒發生爭執，因為他發現對方過於傾向將在法律上犯有小過失的漢人臣民處死。毫無疑問，在這一年，由於那些試圖阻止把回回的理財方式引入中國的儒生謀士的影響，忽必烈及時向大汗表示了他對花剌子模人馬合木·牙老瓦赤被重新任命為中國北方行省首腦的不滿。隨後在馬合木·牙老瓦赤與忽必烈在行省的代表趙璧之間出現的關於管理方式的衝突，其實不過是反映了大汗與忽必烈之間不斷增長的緊張關係而已。 在忽必烈管理中國北部的問題上，他們之間最嚴重的對抗爆發於1257年。事件的發端在1251年。這一年，忽必烈獲得了對中國北部的宗王管轄權，他當即在河南、京兆（在今陝西）和邢州（在今河北）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計劃在這些地區重新建立中國模式的政府，使這些地區經濟得到復甦。1252年，當蒙哥宣布他決定為皇帝家族分配新的封地的時候，忽必烈採納了他最信任的儒士幕僚之一姚樞的建議，要求並得到了位於戰略要地又極富饒的渭水流域作為他的私人分地（忽必）。過了兩年，在雲南戰役及與大汗的會面之後，忽必烈回到封地，倚仗謀士們的幫助，繼續著他對管理體制改革和使經濟恢復元氣的努力。他在京兆進行的工作，就像在河南和邢州所做到的一樣，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和進步，而且在1257年以前一直沒有受到干擾。1257年，蒙哥對忽必烈的行為發動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大規模調查。他有理由懷疑他的兄弟試圖在京兆及河南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基礎，並且可能藉此對汗位發起挑戰。 開始進行調查的理由顯然是因為有人控告在陝西存在著貪污受賄的情況。領導調查的是哈剌和林護衛軍的副長官阿藍答兒。他率領的調查組迅速地前往陝西和河南地區，查封了大批行政檔案，下屬地方官員都受到了嚴厲的審問。基於他們所發現的情況，在報知大汗並得到了准許之後，調查機構將忽必烈任命的陝西宣撫使罷免，並且迅速將他的一些下屬處死。為了進一步表現大汗的權力，蒙哥命令在這個省份徵收特別稅。這種稅在對其支付和運送方法稍作調整後，實行全額徵收。 受到了這種顛倒黑白傷害的忽必烈，此時尚無力與大汗對抗。按照姚樞的勸告，他採取了惟一可以選擇的行動，在1258年初前往蒙古本土，以此重申他對大汗的忠誠，並請求他長兄的原諒。後者從這一謙恭的行動中得到了安慰，雖然嚴格地制約了忽必烈管理中國北部的權力，但是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懲罰措施。 蒙哥先發制人的清洗得到了完全的成功，現在他認為事情已經結束，而且作為對忽必烈恢復了信任的表示，大汗邀請他那悔過了的弟弟協助策劃並實施進攻宋朝的第二階段的戰役。[123] 攻宋與蒙哥之死 當兀良合台所指揮的雲南戰役看來已必勝無疑的時候，蒙哥開始認真考慮對南宋進行大規模的正面攻擊。從1254年開始，蒙古人沿南宋北部邊界的襲擊和偵察活動增加了，同時展開了政治攻勢，其目的是促使宋朝邊境官員叛逃。1256年的夏天，以宋朝扣押蒙古使者為理由，大汗正式宣布了攻擊宋朝的意向，並為這一軍事行動的計劃進行了初步的商討。1257年初，進攻部隊被派往南方，蒙哥決定親自指揮參與此次戰役的三路兵馬中的一路。一年以後，大汗在前往南方的路上經過戈壁，在那裡他會見了忽必烈和其他宗王，仔細檢查即將到來的戰役的細節。在1258年春天，蒙哥和他的軍隊抵達甘肅的六盤山，並建立了臨時的大本營。他在這裡度過了五月，為長驅直入四川做最後的準備。 儘管在忽必烈攻打大理的時候，四川曾被蒙古部分地占領過，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南宋的手中。宋的統帥調動可以利用的所有軍隊以加強散布在這一地區各處的堡壘城市。因此，蒙哥將他的軍隊劃分為三支獨立的隊伍，然後著手一個接一個地攻陷那些堡壘。大汗作為其中一支軍隊的指揮官，於1258年秋天攻入四川北部，通過猛烈的攻擊占領了一些城市，隨後到達了自1253年起就在蒙古人掌握中的利州。在檢查了利州的防禦工作之後，他移師前往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帶。在那裡，他將1258年的剩餘時間都用來圍困各城市，還接受了為數頗多的南宋官員的投降。1259年初，他揮師前往四川西部進攻雅州（今雅安），於一月將其攻克。 然後，蒙哥回師向東，挺進到嘉陵江畔的一個主要堡壘城市合州，並在其周圍集結了數量可觀的軍隊。對這座城市的攻擊於2月開始，戰事在整個春天和夏天愈演愈烈。但是，合州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成功地擊退了蒙古人的進攻。七月，由於無法攻克此城，蒙哥下令解除包圍。在留下了3000人對合州加以封鎖以後，大汗派遣了大部分部隊前往襲取四川南部的重慶。在此期間蒙古軍的兩支偏師投入了戰鬥，從不同的方向攻入宋的領土。當蒙古宗王塔察兒在東翼謀取淮南（今安徽省）的時候，忽必烈在1259年八月統領中路軍在湖北開闢了新的戰線，進攻長江中游的南宋城市鄂州。與這些戰役相配合，兀良合台統軍自雲南南部向東北進入南宋疆域，其目標是與忽必烈的軍隊會師長江。 現在，蒙古野戰軍隊從北、西、南三個方向同時發動了攻擊，宋朝的防線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偏安的朝廷處在生死關頭。終於，他們所面對的不幸局面得到了暫時的緩解。1259年8月11日，因為痢疾，或者是因為在合州城外的山嶺中被宋的拋石機擊中所受的創傷，蒙哥死了。[124]他的將領們停止了在四川的行動，將他的遺體運回北方，並將他的死訊通知皇族。一個月後，忽必烈得知了長兄的死訊，他立即終止了對鄂州的圍攻，同時取消了所有即將對江南進攻的進一步計劃。 對宋朝來說，蒙哥之死意味著他們得到了二十年的喘息機會。而對蒙古帝國來說，此事帶來了一場新的引起分裂的繼位衝突，其所造成的傷害是永遠無法完全恢復的。 結語：處在內戰前夜的帝國 蒙古帝國在蒙哥的統治下達到了勢力的巔峰。他有效地集中了帝國的權力，並且因此得到所需的資源用以完成了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對西亞及高麗的征服，把蒙古人的統治擴展到了中國西南部，並開始了對宋的戰爭。但即使他有著如此眾多的成就，蒙哥仍應對在他死後立即出現的傾軋和衝突負有重大責任。作為中央集權的擁護者，蒙哥由於在任命上的錯誤和疏忽，給統一的帝國播下了造成其永遠分裂的內戰（1260—1264年）的種子。 在這些錯誤中最具破壞性的是蒙哥沒有在他自己家庭內部指定一個無可置疑的繼承人。眾所周知，蒙哥從未對繼承人問題表態。他或許曾經有意暗示他的幼弟阿里不哥有優先權，因為在蒙哥於1258年啟程前往南方的時候，阿里不哥被留下管理哈剌和林。但如果這確實是他的意圖，那麼考慮不周而且不可理解的是，他沒有進一步昭示天下，明確他的選擇，或者加強阿里不哥的權勢。所以，這種含糊的狀況導致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為了繼位的權利而鬥爭。拖雷系的分裂進而給其他支系那些心懷不滿的成員提供了一個重申和提出各不相同而且經常相互衝突的利益要求的良好機會。 倖存下來的察合台系諸王仍然承受著因為蒙哥對他們家族大清洗所帶來的痛苦，乘機迅速地在突厥斯坦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獨立汗國。1260年。察合台的一個孫子阿魯忽輕易地廢黜了拖雷系指定的察合台系首領、他的堂兄弟木八剌沙。此後，對阿富汗斯坦和東突厥斯坦抱有野心的察合台汗國幾乎不間斷地與伊朗的伊利汗國以及中國的大汗作戰。 窩闊台系對於1251年的事件更加怨恨，同樣表示出了獨立的姿態。窩闊台的孫子海都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一個對帝國權力表示蔑視的。1256年，他逮捕了一個大汗派來的使者，並且拒絕將其送回宮廷。當時，蒙哥大概正專注於指揮即將爆發的攻宋戰爭，所以沒有對反叛的宗王採取任何行動。後來，當繼承權之爭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間爆發的時候，海都盡其所能促使爭端激化，希望能夠使拖雷家族徹底崩潰。[125]作為窩闊台系一員，他自然認為大汗的位置是他家族的專有之物，而且他首次（在1269年）組織起一個中亞蒙古宗王的聯盟，以對抗忽必烈及其繼任人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4世紀初期。在被迫對海都進行長時間而且代價昂貴的戰爭的忽必烈看來，蒙哥沒有在窩闊台系的維護者們最初顯露出反叛的跡象時將其撲滅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原諒的大錯。 在朮赤王國，也有麻煩在醞釀。拔都在1255年左右死去，他的兩個短命的後裔經過蒙哥的批准後先後即位，先是他的兒子撒兒塔（在位時間約是1255—1257年），而後是他年幼的孫子兀剌赤（在位時間約是1257年）。兀剌赤死後，拔都的一個兄弟別兒哥登上汗位，同樣獲得了蒙哥的准許。別兒哥剛剛昄依伊斯蘭教，1260年的時候，他支持阿里不哥，並且發動了對忽必烈的同盟者伊利汗旭烈兀的戰爭。一些當時的穆斯林歷史學家[126]把別兒哥對伊利汗的仇恨歸結為一個虔誠的教徒無法容忍在伊斯蘭世界長期以來的宗教中心巴格達發生的暴行和破壞，但是他對旭烈兀不滿的真正原因是關於外高加索的支配權。1252年，蒙哥將喬治亞（曲兒只）[127]封給別兒哥，但是旭烈兀出於對這個人口稠密的國度的貪心，對朮赤系宗王在該地的權利置之不理。這一侮辱激怒了別兒哥，他與伊利汗的主要敵人埃及馬木魯克王朝結盟，於1262年侵入伊朗。一個有著蒙古皇室血統的宗王為了與另一個蒙古汗王爭奪而與異族勢力結盟，這是第一次。 1260年的繼位危機使大部分在蒙哥時代隱藏在假象之後的、蒙古諸王間的個人恩怨和領土爭端迅速地暴露了。1264年忽必烈擊敗阿里不哥的決定性勝利未能根除深層的分裂。充其量恢復起來的團結也是暫時的，而且非常脆弱。無論如何已經有四個獨立的汗國分別存在，各自追求自己單獨的利益和目標。只有伊利汗國對忽必烈保持著忠誠，依舊承認居於中國的大汗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即使是他們，也在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的時候行使著廣泛的自治權。四大汗國彼此間繼續相互影響，直至進入14世紀。他們都是作為主權國家而存在。他們之間締結聯盟，互相攻伐，交換使節，進行商業貿易。以元朝的中國和伊利汗的伊朗為例，他們之間有著文化和科技互相影響的大量計劃。但是四大汗國再也沒有在某次共同的軍事行動中齊心協力。進攻南宋和阿拔斯哈里發國是蒙古帝國最後一次聯合軍事行動。蒙古人將所有已知世界置於他們統治之下的企圖，從未能實現。 * * * [1][168]韓百詩：《成吉思汗》，第7—22頁，充分探討了12世紀蒙古諸民族的歷史和分布情況。這部分我已直接引用。雖然這一成果為一般性的概述，但它建立在廣泛研究的基礎之上。 [2]關於蒙古的社會和經濟，見[228]札奇斯欽、保羅·海爾：《蒙古社會與文化》，第19—72、245—296頁；[525]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第39—158頁；[24]伊麗莎白·E.培根：《斡孛黑：歐亞大陸的社會結構研究》，第47—65頁。 [3]見[291]拉迪·保羅·林德納的論述：《什麼是遊牧部落？》。 [4][231]道格拉斯·L.約翰遜：《遊牧生活的特性：西南亞和北非遊牧民的比較研究》，第1—19頁，討論了遊牧連續運動的概念。 [5]這幾點劄奇斯欽作了非常清楚地說明，見[227]《中原與蒙古遊牧民的貿易往來和衝突》。 [6]在[25]《匈奴帝國聯盟：組織結構與對外政策》，第45頁，托馬斯·J.巴菲爾德很有說服力地論證了遊牧部落聯盟是在與遊牧部落相鄰的定居國家的外來刺激下形成的，而不是內在發展的結果（即階級結構變化的結果）。與之相反的觀點，參看[339] S.納楚克道爾吉：《中亞遊牧民族中的社會組織及其發展》。 [7]對蒙古人及相關群體的人種起源進行最廣泛討論的，是[520]L.L.維克托羅娃的《蒙古人：民族起源與文化淵源》；亦見[263]克恰諾夫，《6—12世紀上半葉的蒙古》；[408]保爾·拉契內夫斯基：《室韋是蒙古人的祖先嗎？》；[169]韓百詩：《成吉思汗先世史：以漢、蒙文史料及拉施特的記載為依據》。 [8]蒙古語言及其與契丹語和鮮卑語的關係的早期歷史，可參閱[290]路易斯·李蓋蒂：《拓跋語：一種鮮卑語》；和[239]卡拉：《蒙古遊牧民的書籍》，第8—13頁。 [9]見[76]柯立夫譯：《蒙古秘史》，第1—42節（第1—10頁），以下簡稱《秘史》。關於蒙古人與突厥人及其他內亞民族起源的神話比較，見[464]丹尼斯·塞諾爾：《傳說中的突厥人的起源》。 [10][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77—197頁，提供了成吉思汗直系子孫的最詳細的記載。 [11][76]《秘史》，第52節（第11頁）。 [12][485]田村實造：《蒙古族起源的傳說和蒙古人遷徙的有關問題》，第9—13頁，收集、翻譯和分析了有關這些衝突的漢文材料的絕大部分。另外的記載，請參閱[596]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10，la；卷12，2a、3a。 [13]N.伊斯拉克討論了12世紀蒙古人「國家」的狀況，見[218]《蒙古封建制的形成》；簡一菲立浦·戈理提出了相反的理論，見[153]《成吉思汗前的蒙古族（12世紀）》；亦見[334]尼古拉·蒙庫耶夫：《古代蒙古人簡述》。 [14]有關鐵木真的出生日期，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281—288頁（譯者註：中國學者多認為鐵木真出生於1162年）。 [15]有關這一情況，見[217]弗吉克·伊索諾：《「安答」關係初探》。 [16][76]《秘史》，第123節（第55頁）記載說，這時的鐵木真被授予了更崇高的成吉思汗的稱號（海洋般的統治者）。但似乎更可能的是，在他統一蒙古諸部後，於1206年後這一稱號才被授予。 [17]見[168]韓百詩：《成吉思汗》，第47、57頁。 [18]雖然進攻塔塔兒的日期被金朝的材料所證實——見[375]伯希和與韓百詩譯註：《聖武親征錄》，第1集，第195—199頁——但王汗復辟的時間仍有分歧。[409]保爾·拉契內夫斯基在《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活動》第48—49頁論證說，王汗的復辟直到1197年才發生，因而他沒有參與1196年對塔塔兒的戰爭。[761]李則芬：《成吉思汗新傳》，第104—105、107—108頁，主張王汗參與了對塔塔兒的進攻，然後流亡，後來於1198年在鐵木真的幫助下恢復了權力。按我的意見，王汗的流亡和復辟均發生在1196年以前，而不是以後，不管怎樣，他肯定參加了1196年對塔塔兒人的進攻。 [19][76]《秘史》，第133節（第62頁）。關於蒙古文化中復仇的重要性，見[64]拉里· V.克拉克：《〈蒙古秘史〉的復仇主題》。 [20]這個有些令人費解的頭銜，也許來自契丹語。伯希和在[373]《馬可·波羅遊記〉注釋》中曾詳細地加以討論，見卷1，第291—295頁。 [21]關於1199—1202年間成吉思汗戰爭的年代，材料來源中有相當多的混亂。本節的敘述我採用了韓百詩重新訂正的年代，見[168]《成吉思汗》，第61—76頁。 [22]我對從成吉思汗由桑昆手中逃脫，到數月後他最後戰勝王汗的諸事件的描述是以柯立夫的透徹研究為基礎的。見[72]《班朱尼誓約的史實性》，第378—381、387—392頁。 [23]亦見[409]拉契內夫斯基的重新整理，《成吉思汗》，第64—68頁。他論證說，鐵木真在發現桑昆的陰謀後，首先跑到合剌合勒只惕沙地，在那兒，他被克烈人擊敗，然後，他和他的人數不多的殘餘支持者們到班朱尼避難，在那兒進行了盟誓。 [24]關於草原歷史中這一地區的戰略意義，見[318]拉里·摩西：《內亞聯盟形成過程的探討》，第115—117頁。 [25]蔑兒乞人與乃蠻人各種形式的反抗一直持續到1219年才被最後鎮壓下去。 [26][76]《秘史》，第123節（第55頁）記載說，遠在1206年忽鄰勒台之前，鐵木真就得到了這一稱號。如果這是確切的話，後者的會議只不過是重新確認了這一長期保持的稱號。然而，我更傾向於拉施特對這一事件的描述，這裡有兩點理由：首先，鐵木真在他統一蒙古之後，比在這之前獲得這一崇高稱號似乎更合乎邏輯；其次，《秘史》常常年代錯誤地使用稱號。 [27][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08頁。晃豁壇氏族的帖卜·騰格里，亦以闊闊出而知名，是鐵木真的一位早期支持者和有影響力的顧問。他於1206年的忽鄰勒台後，在挑撥成吉思汗與他的弟弟拙赤合撒爾的不和的企圖暴露後不久失寵。在成吉思汗的明令下，這位一度強有力的薩滿在一次摔跤比賽中被蒙古統治者的另一位兄弟鐵木哥斡赤斤殺死。有關這一情節，參看[429]讓—保羅·魯：《成吉思汗朝的薩滿》，第424—427頁。 [28]即使它的成員包括許多異族的、毫無聯繫的種族群體，聯盟中的領導部落仍然把它的同一種族（ethnonym）（已成為有政治色彩的）加於全體之上，這是遊牧政策的典型事例。 [29][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34—38頁。 [30][385]帕維·鮑查：《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復原及其內容》；[742]劉銘恕：《元代之戶口青冊》。 [31][653]宋潦等編：《元史》，卷124，第3048頁。 [32][76]《秘史》，第202節（第141—142頁）；[404]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399—413頁。 [33]有關蒙古軍隊的武器、訓練與紀律，見[463]丹尼斯·塞諾爾：《內亞的戰士》和[465]丹尼斯·塞諾爾：《論蒙古的兵法》。 [34]成吉思汗於1220年指定哈剌和林作為他的首都，但直到窩闊台時期的1235年才開始營建都城，見[653]《元史》，卷58，第1382頁。 [35]有關蒙古人意識形態的開拓性研究是[529]埃里克·沃格林的《1245—1255年招降歐洲君主的蒙古令旨》。亦見羅依果的重要文章[395]《論成吉思汗的帝國思想基礎》。 [36]關於與突厥類似的觀念，見[158]彼得·B.戈爾登：《西歐亞大陸前成吉思汗遊牧部落的政治組織和國家觀念》。 [37][42]保羅·D.比爾：《成吉思汗興起時漢地與蒙古邊界的作用》，第63—68頁。 [38]有關這一情節，見[13]托巴斯·T.愛爾森：《13世紀的元朝和吐魯番的畏兀兒人》，第246—248頁。 [39]有關對金朝的戰爭，見[301]亨利·D.馬丁：《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征服中國北方》。 [40][76]《秘史》，第248節（第184—185頁）；[227]札奇斯欽：《中原與蒙古遊牧民的貿易往來與衝突》，第198頁。 [41]關於契丹人反抗金朝的起義，見[225]札奇斯欽：《契丹反對女真壓迫的鬥爭：遊牧與農耕》。 [42]巴托爾德詳細論述了西征，見[29]《蒙古入侵時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55—457頁；[380] I. P.彼得魯合夫斯基：《1219—1224年蒙古軍在中亞的遠征及其後果》。 [43][76]《秘史》，第239節（第173—174頁），錯誤地將朮赤對森林諸部的戰爭繫於1207年。對《秘史》年代混亂的考釋，見[372]伯希和：《卡爾梅克史評註》，第1卷，第5、57頁（注39）、第60頁（注58）。 [44]黃時鑒仔細地計算了木華黎能夠使用的軍隊的數目，見[847]《木華黎國王麾下諸軍考》。對戰役的敘述，見[390]羅依果：《木華黎、孛魯、塔思和安童》，第45—55頁；以及[301]馬丁：《成吉思汗的興起》，第239—282頁。有關1217—1225年蒙金戰爭中宋朝的作用，見[379]查爾斯·A.彼得森：《舊幻想與新現實：1217—1234年宋的對外政策》，第204—220頁。 [45]在準備這一節時，我主要參考的是[391]羅依果的精闢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國人》。 [46][391]羅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國人》，第128—132頁。 [47][598]趙珙：《蒙韃備錄》5b；[164] E.海涅什、姚從吾編譯：《〈蒙韃備錄〉與〈黑韃事略〉》，第35頁（以下簡稱海涅什編譯本）。 [48][598]趙珙：《蒙韃備錄》，13a；[164]海涅什編譯本，第79頁。 [49][312]米哈伊·阿老丁·術茲扎尼：《納昔兒史話》，第335—336頁；[313]拉弗梯譯本，第2卷，第965頁。 [50][653]《元史》，卷153，第3609頁，記載劉敏於1223年被任命負責燕京（中都）地區的稅收。這也許表明一個更有序和熟練的徵稅體制在這時已被引進某些固定地區。但在13世紀30年代的財政改革之前，總起來說，還沒有證據表明一個中央控制下的統一有序的稅賦徵收計劃在中國北方存在。 [51][555]姚道中：《丘處機與成吉思汗》。 [52][301]馬丁：《成吉思汗的興起》，第283—308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304—330頁；[262]克恰諾夫：《蒙古—西夏之戰與西夏的滅亡》，第46—61頁。 [53][76]《秘史》，第254—255節（第189—197頁）；404]《史集》，第1卷，第443頁；[38]波義耳：《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8頁。 [54][19]阿塔蔑力克·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31頁；[18]波義耳英譯本，第1卷，第42—43頁；[29]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92—393頁。 [55][404]《史集》，第1卷，第399—417頁，提供了每個單位的完整分配細目。然而，需要強調的是，這個細目表「僅僅」包括在蒙古本土發展起來的那些軍隊。雖然缺少細節，但很明顯，除了4000人的「蒙古軍」作為基幹外，三個較年長兒子中的每一個還有被徵集起來的輔助軍隊供自己調遣的權力。這樣，1227年朮赤、窩闊台和察合台所控制的軍隊的數量實際上要比拉施特記載的要多出許多。有關進一步的探討，可參閱[470]約翰·M.史密斯：《蒙古人力與波斯的人口》，第273—275頁。 [56][653]《元史》，卷115，第2885頁。 [57][76]《秘史》，第269節（第209頁）；[11]《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44—149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183—189頁；[653]《元史》，卷2，第29頁。有關窩闊台的新稱號，見[393]羅依果：《汗、合罕與貴由的印》，第272—281頁。 [58][12]托馬斯·T.愛爾森：《西征的前奏：1217—1237年蒙古對伏爾加—烏拉爾地區的軍事行動》。 [59][280]加里·萊迪亞德：《蒙古入侵高麗及〈蒙古秘史〉的成書時間》，第1—16頁。 [60][76]《秘史》，第269節（第204頁），記載保衛成吉思汗的那些衛士在窩闊台登極後被分給了他。雖然大部分怯薛確實分給了窩闊台，但[406]《五世系表》（一份未出版的有關拉施特《史集》的家庭資料），手稿1051—106r，127r—1，提供了一個很長的成吉思汗四個兒子的繼承人的世系表，指明成吉思汗的「個人千戶」轉到了拖雷手下，這是怯薛中最精銳的軍隊。參見[404]《史集》，第1卷。第555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63頁。 [61]《元史》，卷120，第2961頁。 [62]關於達魯花赤，見[68]柯立夫：《達魯花赤考》。關於達魯花赤與八思哈之間可能的聯繫，見[519]伊斯特萬·瓦撒理：《八思哈制的起源》。 [63][43]保羅·比爾：《蒙古不花剌的漢—契丹管理機構》，第一次指出了他稱之為「共有的衛星式行政管理」的這些行省機構的性質，並追溯了它們的發展。 [64]有關這一家族的簡史，見[7]托馬斯·T.愛爾森：《馬合木·牙老瓦赤》。 [65][399]羅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國儒者》。 [66][196]蕭啟慶：《嚴實，1182—1240年》，第119—122頁。 [67]有關耶律楚材的財政與行政改革，見[399]羅依果：《耶律楚材》，第201—207頁；[333]尼古拉·TS.蒙庫耶夫：《關於蒙古早期大汗的漢文史料》，第34—36頁。 [68]《元史》，卷2，第36頁。 [69]早期蒙古財政制度的最全面記載保存在[599]《黑韃事略》，13a—b。該書由彭大雅、徐霆撰寫，兩人都是宋朝的使者，於1234—1236年遊歷過中國北部。對該書的翻譯與相關部分的研究見[442]舒爾曼：《13世紀蒙古的貢納制》，第312—318頁。 [70][5991《黑韃事略》，10a；[164]海涅什編譯本，第133頁。 [71][599]《黑韃事略》，15a—b；[144]海涅什編譯本，第152頁。 [72][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65—166、170—177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09—210、213—215頁。 [73][653]《元史》，卷2，第35頁；卷95，第2414頁。 [74]關於這個時期儒生的處境，見[299]牧野修二：《金後期和元初期〈十經〉的翻譯》。 [75][653]《元史》，卷2，第36頁；[601]《聖武親征錄校注》，106b。 [76][653]《元史》，卷2，第37頁。 [77]關於這個時期中國北部狀況的簡要敘述，見[609]姚燧：《牧庵集》，卷15，4a。 [78][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56—157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198—199頁。 [79][35]見波義耳：《窩闊台汗的葬地》。 [80]這個原則在成吉思汗去世時並不適用，因為他的正妻孛兒帖，有可能即位的諸子的母親，已在他以前死亡。而且，成吉思汗最後一次疾病時間短暫，他的次妻中沒有人有機會在宮廷中建立自己的權勢。 [81]很可能她的實際稱號不是「六皇后」而是「大皇后」，即她的蒙古稱號也可合敦（Yeke Khatun）的直譯。顯而易見，這一錯誤是13世紀時在漢人作者中產生的，因為「六」和「大」在字型上是相似的。見[397]羅依果：《論脫列哥那1240年的旨令》，第42—43頁。 [82][653]《元史》，卷2，第38頁。 [83][445] M. A.塞非迪尼：《具有大蒙古國別乞銘文的錢幣》。 [84]關於草原民族中繼承鬥爭的性質，見[113]傅禮初：《奧托曼帝國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傳統》。 [85][404]《史集》，第1卷，第445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20頁。 [86][76]《秘史》，第275—276節（第215—217頁）。 [87][404]《史集》，第1卷，第523—524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20頁。 [88][467] R. A.斯克爾頓譯：《芬蘭地圖及其與韃靼的關係》，第84頁。 [89][87]道森：《出使蒙古記》，第25頁。 [9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09頁；[18]波義耳譯本，第254—255頁。 [91][610]程鉅夫：《雪樓集》，卷25，17b。 [92][87]《出使蒙古記》，第66一67頁。關於他的阿塔畢稱號，見[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3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59頁。 [93][653]《元史》，卷122，第3012頁；[609]姚燧：《牧庵集》，卷19，10b—11a。 [94]關於這次登記的詳情和史料，見[8]托馬斯·J.愛爾森：《1245—1275年蒙古在俄羅斯的戶口調查》，第36—38頁。 [95][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51，20b—21a，敘述了1247—1249年之間幾次這樣的突發事變。 [96][404]《史集》，第1卷，第574頁；[38]《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188頁。 [97][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83—85頁；[18]波義耳譯本，第2卷，第603—604頁。 [98][653]《元史》，卷2，第39頁。袁桷也注意到了貴由計劃對拔都的進攻，見[611]《清容居士集》，卷34，24b—25a。 [99]見[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第36頁，關於「勇士」的詳述。 [100][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7—218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63頁。 [101][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9頁；[18]波義耳譯本，第1卷，第264—265頁。譯文引自波義耳書。（譯者按：此處譯文引自中譯本上冊，第310頁。） [102][638]《大元馬政記》，29b—30a有關譯文見[33]鮑登和札奇斯欽：《大元馬政記簡注》，第254—255頁。 [103]關於她非凡經歷的描述，見[425]莫里斯·羅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第158—166頁。 [104]關於這次忽鄰勒台的日期，有1249年或1250年的不同記載。見[371]伯希和：《蒙古與教廷》，第3卷，第199—201頁，注3。 [105][653]《元史》，卷3，第44頁。[403]拉施特：《史集》，俄譯本，第1卷，第1分冊，第140一141頁。 [106]這段情節在多種獨立的資料中詳細敘述，例如，[653]《元史》，第3056頁；[87]《出使蒙古記》，第147—148頁；[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39—47頁；[18]波義耳譯本，第2卷，第574—579頁。 [107][439]撒亦夫·伊本·穆哈默德：《也里州志》。 [108][87]《出使蒙古記》，第203頁；[249]剛扎克茨·乞剌可思：《阿兒馬尼（亞美尼亞）史》，第236頁。 [109]這是W.巴托爾德在[28]《突厥斯坦史》中的論點，見第2卷，第一部分，第148頁。 [110][653]《元史》，卷3，第54頁。 [111]這一部分是以我的論文[6]《蒙哥汗時期的護衛與統治機構》為基礎寫成的。 [112]據1254年訪問蒙哥的魯不魯乞記載，蒙古人因他們的成就而驕傲，他們的遠征將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向他們投降。見[87]《出使蒙古記》，第149—150頁。 [113]這些措施的相同記載見於[653]《元史》，第45頁；[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75—78頁；[18]波義耳譯本，第2卷，第598—599頁。 [114][653]《元史》，卷4，第51頁；[403]《史集》，第154頁。 [115][8]見愛爾森：《蒙古在俄羅斯的戶口調查》，第38—52頁。 [116]關於賦稅種類的演變，見[469]約翰·M.史密斯：《蒙古人和遊牧民的稅收》。 [117][28]巴托爾德：《突厥斯坦史》，第149頁，首先指出蒙哥使賦稅貨幣化的努力。 [118][87]《出使蒙古記》，第144、169—170頁。 [119]此次戰役的詳細探討見[36]《劍橋伊朗史》，第5卷，第340—352頁。 [120][468]約翰·M.史密斯：《愛音扎魯特：馬魯克的勝利或是蒙古的失敗？》。 [121]漢文文獻中有關這次戰役的最詳細報告.可在此次行動的指揮兀良合台的傳記中見到，見[653]《元史》，卷121，第2979—2981頁。亦見[147]奧托·福蘭閣：《中華帝國史》，第4卷，第316—319頁。 [122][404]《史集》，第2卷，第685頁。 [123]關於忽必烈的改革以及其後與大汗的對抗，見[856]蕭啟慶：《元代史新探》，第285—294頁；[54]陳學霖：《姚樞（1201—1278年）》，第25—28頁。 [124]關於他死亡的原因，見[462]謝爾蓋·什科里爾：《火炮前的中國砲》，第336—337頁，注18。 [125][653]《元史》，卷153，第3619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126—127頁。 [126][312]術茲扎尼：《納昔兒史話》第430—431頁；[313]拉弗梯譯本，第2卷，第1255—1257頁。 [127][653]《元史》，卷3，第45頁。漢文曲兒只可以追溯到喬治亞的典型波斯語和阿拉伯語Gurj，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2卷，第738—7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