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 第二章　西夏

概述 12世紀中葉，是西夏（約982—1227年）統治的鼎盛時期，此時，西夏的疆域囊括了鄂爾多斯和甘肅走廊地區。在東北部，其國土沿黃河與金朝相鄰；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門以外的地區；在北方，到達了戈壁南緣的額濟納（黑城）；而在南方，則抵達了青海湖畔的西寧和蘭州城。西夏的首都中興位於黃河沿岸的賀蘭山腳下，党項皇帝通過首都，統治著全國三百多萬人口。除了作為主體民族的党項人之外，西夏的臣民包括漢、吐蕃、回鶻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內各民族間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當時並沒有禁止異族間通婚的法律條文，所以我們就很難對西夏境內的各個民族進行明確的界定。党項語、漢語和吐蕃語都是西夏官方認可的語言，並且都在社會生活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雖然目前對於西夏行政機構的內部職能所知甚少，但是就其外部結構而言，西夏政權明顯屬於漢地的模式。皇室收入主要來源於稅收和內外貿易，稅收大多以實物來支付，主要限於畜牧業和灌溉農業的產品。[1] 佛教是西夏的國教，佛教地位顯赫並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宮廷的慷慨保護。党項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種混合宗教，它屬於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國—尼泊爾風格的藝術品中，吐蕃密教和漢地大乘經典的傳統奇妙地糅合在了一起，這種風格通常被稱作「黑城」風格。從現存的有關西夏的文字和實物資料中不難推斷，這種宗教極大推動了党項文化，像《孝經》、《論語》、《孟子》之類的流傳久遠的漢文經典都有西夏文的譯本，西夏的政府官員和文人們往往將這些經典作為他們的研究對象，當然他們同樣也喜歡閱讀一些莊子、老子、軍事論著、占卜指南以及一些針對大眾倫理的佛教訓誡之類的著作。作為信奉佛教的統治者，党項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為神聖的偶像，同時也在其宮廷里給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2] 對於党項帝國而言，12世紀大體上可以說是一個和平的時代，帝國在當時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戰爭機器，而在一百多年前，為了維護自身的獨立地位，党項人不得不經常與宋朝，有時也與遼朝展開殊死的戰鬥。在遼朝崩潰之後（1125年），党項統治者非常理智地與東方鄰人金朝保持了誠摯的關係，與高昌、龜茲、于闐、哈剌契丹、韃靼、乃蠻、克烈部等西方或北方的貿易夥伴，他們肯定也保持了類似的友好關係。在蒙古入侵前夕，党項國家在東亞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這個複雜而成熟的政權經歷了若干世紀的風雨滄桑，它的王族的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隋代（581—618年），甚至更早的党項。獨立的党項政權出現於982年，並在1038年正式宣布成立「大夏」政權，建國245年之後，在1227年被蒙古人摧毀。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統治家族的殘餘從蒙古人手中逃脫，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們的統治地位——雖然規模要小得多。在明代，他們以「土司」的身份為明朝服務，直到1700年左右才壽終正寢。據信，現代川西某地還居住著這個民族的後裔，他們所操的方言與西夏的語言有近親關係。[3] 党項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漢文文獻記載中，將党項人稱作「党項羌」，並將他們記述為漢代西羌的後裔。自遠古以來，羌人就占據著青海湖周圍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黃河、大通河、湟水源頭附近的山地。在這一片地區的邊緣地帶，就是位於吐蕃東北部，習慣上稱作安都的地方，早期党項和吐蕃的先民們大概都混雜居住在這一地區。對党項語言的研究證實，就分類而言，操党項語的人可以歸為藏緬民族的古代成員。而就其文化來說，党項人則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許多特點。 「Tangghut」（党項）這個名字最初是在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中出現的，時間是在公元735年。可以肯定，這個字最初必定是來源於某種阿爾泰語系的形式，此後很可能是通過中亞的媒介——可能是于闐語或粟特語，從吐蕃的自稱衍生出來的。後來，党項（漢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北亞和中亞地區對於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肅地區的部落群體的通稱。這個名稱一直使用到了19世紀。在以後的漢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獻中，以及19、20世紀前往漢藏交界地區的西方探險家的傳記中，都廣泛使用了這個稱謂。[4] 在他們自己的語言中，党項人自稱為「Mi」、「Mi-ñiah」或「Miñag」（漢文作「緬藥」或「弭藥」），而「Mi-ñag」，也是藏文中對党項人的稱謂。在7世紀唐史中曾明確記載，「其故地陷於吐蕃，其處者為其役屬，吐蕃謂之弭藥」。在以後的吐蕃文獻中，「Mi-ñag」是指位於北方的一個王國，也就是青海湖以東及東北的那個地區。到了最後，這個詞終於演變成了對整個西夏領土的稱謂。在11世紀期間，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闐人在與宋朝宮廷的書信往來中，就是以這個名字來稱呼西夏的党項人的。到13、14世紀時，「Mi-ñag」（漢文作「米納古」或「米納克」）這個詞就與「河西」（蒙古語「Khashin」）等同起來了，都被用來指稱原來西夏的臣民和屬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碑傳說中出現的木雅和木納，也屬於「Mi-ñag」的異稱。總之，無論其來源如何，「Mi-ñag」是一個得到廣泛應用的名稱，而它的種族和地理屬性迄今還不十分清楚。[5] 党項人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了周邊地區文化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東亞大陸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漢、突厥—蒙古三種文化，對党項文化的影響尤其重大。在公元4世紀到7世紀期間，青海湖地區處在吐谷渾鮮卑政權的統治之下。這個鮮卑政權的締造者吐谷渾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紀初年率部從東北遷徙到了青海湖地區，並創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權。吐谷渾政權統治了羌人地區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圍水草豐美的牧地上過著遊牧生活，而且與當地上層人物結成了聯姻關係。到隋代時（581—618年），党項人是作為吐谷渾屬部宕昌和鄧至的遺種出現在載籍中的。他們的最初出現是在6世紀末葉，這個時間恰恰與突厥第一汗國的崩潰和唐朝的興起同時，所以說，党項的出現與當時的形勢不無關係。到628—630年，唐朝軍隊擊潰了突厥人，粉碎了突厥與吐谷渾的聯盟。此後不久，新興的吐蕃政權的軍隊也開始從西南部進攻吐谷渾，並對党項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到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渾在青海湖地區的地位，迫使眾多的党項人逃離故土。 以上事件引發了一系列民族遷徙活動，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邊緣地區的民族開始大批湧向東方，尋求自己的居地。其實早在584—585年時，就有大批党項部落在其首領拓跋寧叢的率領下歸順當時隋朝的邊疆當局，但是他們並沒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6] 6、7世紀時，党項社會是由「互不相統」的部落或「姓」組成的鬆散的聯合體構成的，部落或姓的區別（或排列），以其各自能夠召集的騎士數量為基準。據漢文文獻記載，這時党項部落的主要特點是「好為竊盜，常相陵劫，尤重複仇，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仇人，而後復常」。一次軍事上的突發事件，就可能使他們團結成為一個整體；否則，他們的相互間交往只限於「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的習俗。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氂牛、馬、驢等家畜來維持，劫掠在客觀上增強了他們選擇自治地位的興趣，而這在促進獨立政權產生的同時，也束縛了它的發展。[7]西夏政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党項拓跋部及其聯盟創建的。 從一開始，拓跋就是一個最有名的党項部族，與其他見於漢文史籍記載的早期党項部族不同，拓跋氏毫無疑問是高貴的鮮卑姓氏，而且屬於後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渾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基於以上事實，有些學者認為党項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鮮卑上層，他們就像其先輩吐谷渾一樣，統治著大量的羌人。其實早在11世紀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經提出了這種解釋，他自稱是源於後魏統治者的後裔。但是其他現代學者認為，號稱與後魏皇室有親緣關係，不過是為了表明其統治集團合法地位的一種手段。[8]在中國北方和內亞地區，拓跋這個名稱顯然曾經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較可信的，作為在政治上占有統治地位的集團拓跋的情形是：最初與吐谷渾結為聯盟，然後擺脫吐蕃的統治，最終歸附唐朝。到了西夏時期，又重複了類似的模式：與契丹結為聯盟，反對青唐（青海湖）吐蕃。儘管與內地有過痛苦與長期不和的經歷，但是党項始終與內地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主要是指經濟上的密切關係。 歸附唐朝和定居鄂爾多斯 在唐朝軍隊628年收復鄂爾多斯地區之後，在党項首領細封步賴的率領下，党項人在628—629年掀起了歸附唐朝的第一次浪潮。拓跋赤辭是一位強硬的党項首領，他通過聯姻，與吐谷渾王慕容伏允結成了聯盟。最初，拓跋赤辭拒絕了唐朝的招誘，到635年吐谷渾統治者自縊之後，拓跋赤辭及其追隨者得到了唐朝的撫慰，他才非常勉強地歸附了唐朝。631年，党項地區被分作了32個「羈縻」州，這些羈縻州屬於唐朝新設立的松州都督府的管轄範圍。拓跋赤辭被任命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還將皇室的李姓賜予了拓跋赤辭，但是直到唐朝末年，党項人才接受了這個姓氏。其他党項首領也都被任命為各自新設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刺史職務。這樣一來，生息在青海湖以東、黃河源頭附近的河曲地區的大約34萬党項人就全都處在唐朝的統治之下了。 大體與此同時，唐朝政權在鄂爾多斯地區安置了10萬歸附唐朝的東突厥人，突厥人也被安置在按照原有的部落設立的羈縻府州之內。在7世紀期間，唐朝一直在鄂爾多斯和陝西北部安置突厥殘部，同時，這裡也成了党項和吐谷渾部族的居住地。 這時的吐谷渾政權已經衰落，638年，吐蕃開始了對吐谷渾的攻擊。吐蕃王國向東北方的擴張，對党項和其他生活在馬背上的羌人部落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到680年，吐蕃政權就已經征服了所有羌人的領土。留下來的党項人與其他種族的集團相互融合，被吐蕃人稱為「弭藥」（藏文「Mi-ñnag」 ；吐蕃人將歸附他們的吐谷渾人稱作「A-zha」）。其他的党項部落在拓跋氏的率領下，乞求唐朝當局允許他們放棄河曲地區水草豐美的故土，內徙唐朝。移徙的党項人被安置在慶州（今甘肅慶陽）境內，並重新組織成了幾個特別設置的羈縻州。党項羈縻州歸靜邊都督管轄，其實，靜邊都督就是由松州都督移植而來的。 緊接著，在692年開始了党項人進入唐朝邊疆地區的第二次移徙浪潮。據記載，這次重新安置的党項人數量達20萬之多。這些人分別被安置在位於鄂爾多斯南部的靈州與夏州之間新設置的10個羈縻州之內。[9]到7世紀末年，在草原上興起了強大的東突厥第二汗國，此後，他們對鄂爾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區進行了多次擄掠活動。721—722年，正當唐朝與突厥達成協議，在朔方大規模開設邊市時，爆發了一場粟特人領導的、主要由已經歸附唐朝的突厥人發起的起義。這些突厥人早先被安置在靈、夏二州境內，他們的起義活動很快就蔓延到了整個鄂爾多斯地區，歷時一年多以後，唐朝才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雖然有些党項人也參加了起義，但他們的大首領拓跋思泰採取了支持唐朝軍隊的立場，並因此而得到了應得的獎賞。[10]拓跋思泰是拓跋赤辭的直系後裔，當時擔任靜邊都督。 唐朝政府曾努力重新安置居住在這裡的突厥人，促使他們棄牧就農，這次起義很可能就是因此而被激發起來的。不管怎麼說，由於起義的失敗，突厥人和粟特人先前在鄂爾多斯地區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到755年安祿山叛亂爆發時，党項人就已經成為在黃河以南、鄂爾多斯邊緣地區占據支配地位的民族。當東突厥第二汗國在744年崩潰後，草原的統治權過渡到了突厥屬部之一的回鶻人手中。此後，在草原南部、河西、鄂爾多斯以及唐朝各地區之間進行的有利可圖的馬匹和家畜貿易中，回鶻人就成了與党項人爭奪控制權的主要對手。 在安祿山叛亂期間（755—763年）和隨後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區時期，部分党項人趁機掠奪邊疆地區的漢族居民點，或是與突厥人和吐谷渾人一起加入了當地叛亂行列。後來，這些反叛的党項人又和本地的突厥、吐谷渾加入了吐蕃軍隊，或投到反叛唐朝的回鶻將軍僕固懷恩的麾下（764—765年）。吐蕃人曾越過隴右（今甘肅），試圖占領唐朝的都城長安，其他一些主要居住在靈州和夏州的党項部落採取了與吐蕃合作的態度，後來有些党項人轉而效忠於唐朝，而有些人則成了吐蕃入侵者的嚮導，接受吐蕃的官職和銜號，並通過聯姻與吐蕃形成聯盟關係。 到765年，唐朝政府得以部分重建自己的權威，但是吐蕃在這時已經完全占據了隴右（河西與甘肅東部）。唐朝政府計劃將各個不同的党項部落以及党項部落與吐蕃之間分離開來，根據這一計劃，唐朝政府對四分五裂的鄂爾多斯地區的人口重新進行了安置。與此同時，唐朝還採取緊急預防措施，以割斷吐蕃與鄂爾多斯部落居民間的商業聯繫。在這次重新安置的活動中，靜邊州和夏州六府党項被移徙到了夏州以東、銀州（今陝西米脂）以北的地方。靜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將軍拓跋朝光也因為他對唐朝的忠誠，被派回來撫綏並重新安置他的部落。[11]拓跋朝光很可能是拓跋赤辭的直系後裔。雖然拓跋赤辭本人顯然並沒有得到靜邊都督這個職務，但是這一官職最終還是授予了他所代表的拓跋家族。党項人的行政中心由慶州向北移到了銀州，在創建以夏州附近地區為基礎的政權的過程中，拓跋部得到的新的官號也為他們帶來了榮耀。 在前吐蕃時期，有一批党項人殘留在了慶州境內，其中主要為野利、把利和破丑三個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党項首領也留在慶州，但我們既找不到他與拓跋朝光有關的材料，也不知道他與吐蕃有多深的關係。這樣一來，就導致了党項部落的重新組合，党項人被公開分為日後可能成為對立面的兩個不同的分支，當時將這兩支党項人分別稱作平夏部（在夏州）和東山部（在慶州）。[12] 雖然有些党項人還在繼續與吐蕃勾結，但是其他的党項人已經成了吐蕃掠取牛羊活動的目標。鹽州，由於其地處夏州之西，並且直通唐朝朔方節度使官府所在地靈州，所以多年來一直是吐蕃與唐朝反覆爭奪的地區。786年，吐蕃人入侵到了鄂爾多斯南部地區，並深入到了夏州，党項刺史拓跋乾暉（拓跋朝光之子）放棄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雖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離了夏州，但他們此後還在繼續從事掠奪鄂爾多斯居民的活動。通過飼養牛羊、貿易活動以及掠奪定居的邊疆居民的活動，夏州以外的党項部落在人口數量和物質財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長，但他們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強盜。在徒勞地想遏止唐朝官員的賄賂和瀆職行為的同時，唐朝政府還不時地試圖禁止與這些部落間的私人貿易，停止以漢地絲綢和武器交換鄂爾多斯牛羊的違禁貿易活動。[13] 周期性的鎮壓和報復性的掠奪，形成9世紀党項與唐朝關係的一個鮮明特點，而這種情況則是由於唐朝對其邊緣地區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頻繁的事變表明，党項部落畜牧財富的增長引起了唐朝邊疆官吏的貪慾，他們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規定來剝削党項部落，或是公然掠奪党項人的牲畜。為了報復，党項人經常在吐蕃的幫助下侵掠夏—鹽地區的唐朝邊境州縣。對唐政權及其軍隊來說，家畜的牧養和馬匹的供應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當經營家畜和供應馬匹的活動轉由党項人控制時，唐朝通往靈州的交通線便時時面臨著被阻斷的危險。[14] 也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在846—849年之間，最早出現了南山党項這個名稱。南山党項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橫山附近山間谷地的党項部落。他們的首領後來被確認為野利氏的首領。據記載，南山党項比平夏党項更貧窮，也更好鬥，他們是平夏党項的世仇。南山党項很可能是來自慶州或鹽州的流亡者，他們被夾在了兩大勢力之間，在他們的北面是党項平夏部，南面是唐朝，党項與唐朝間相互爭奪，都宣稱對這片邊境地區及其居民具有統治權。[15] 唐朝的滅亡 通過9世紀後半期和1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的長期發展，在內亞草原和中國緩慢地形成了新的力量組合。840年左右，當吐蕃與回鶻帝國同時崩潰之後，在河西和鄂爾多斯地區出現了一些新的居無定所的搶劫集團。最後有一股回鶻人在甘州定居下來，他們最初得到了本地吐蕃首領的庇護。一個新的回鶻王國在甘州紮根，並在10世紀時逐漸將其勢力擴展到了相鄰的肅州和瓜州的綠洲。 當河西漢人張議潮在沙州組建了效忠唐朝的軍隊之後，吐蕃人在河西的影響進一步被削弱。大約851年前後，張議潮遣使入朝謝恩，號稱歸義軍。張議潮的地方政權一直存在到了10世紀，這時的歸義軍已經成了曹氏家族世襲統治之下的、獨立的河西漢人前哨基地。沙州政權與甘州回鶻之間不時發生戰爭，但是在10世紀初年，為了保證由中亞通往內地的商路在大部分時間裡保持通暢，雙方達成了臨時的妥協。[16] 甘州回鶻也與吐蕃人占據支配地位的涼州政權保持著友好關係，沙州政權則通過聯姻與信奉佛教的于闐王保持密切的聯繫，因為對於沙州和于闐政權來說，吐蕃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儘管各自的利益有別，但是于闐、沙州、甘州以及涼州諸政權間有一個共同的利益，就是通過河西到達塔里木盆地的轉輸貿易，通過貿易他們各自都可獲得大量的財富。党項影響的增長及其控制轉運貿易的野心，使他們的這些利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雖然唐朝統治者已無力統治河西，但是他們對河西馬匹的需求並沒有因此而減弱，正相反，唐朝統治者對於來自河西的馬匹的依賴，在與党項的關係中占據著中心地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鶻汗國崩潰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鶻商人和使節往往都是取道陰山，經陰山向南渡過黃河，通過鄂爾多斯到達夏州，然後再到唐朝都城。党項人這時已經在與唐朝的馬匹貿易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鶻人選擇的這條道路穿越党項地區，從而對党項的地位構成了威脅。840年以後，邊疆馬匹貿易道路向西遷移，途經靈州，這樣一來，党項與回鶻在河西貿易的問題上又成了勢不兩立的死對頭。居住在靈州路沿線的党項部落脅迫唐朝使節，掠奪回鶻商隊，然後將戰利品賣給其他的部落。對於唐廷來說，靈州向來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這裡又是唐朝採購馬匹的首選之地，所以党項掠奪活動的後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軍隊來保證這條通道的安全。 9世紀末年，唐朝統治集團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這種形勢使西夏党項的野心大大膨脹。當875年黃巢起義爆發之後，唐朝北方與河西的聯繫就中斷了。早在873年，夏州資深的党項首領拓跋思恭就已經占領了宥州（靜邊以東，在今陝西），並自稱刺史。880年末，當黃巢攻陷長安時，拓跋思恭率領新集結的漢—党項羌軍隊幫助效忠唐朝的武裝，將起義軍趕出了長安。881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綏、銀節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義者），不久以後，就由代理轉為正式節度使。882年，拓跋思恭管轄的地區改名為定難軍，這一地區包括了夏、綏、銀、宥四州之地。後來又包括了靜邊，到了五代時，靜邊就成了靜州。[17] 此後，拓跋思恭在其對手沙陀突厥首領李克用的領導之下，繼續支持唐朝的統一活動。當黃巢在883年被擊敗之後，唐廷授予了這位党項將軍幾個階位更高的職銜，並賜予唐朝國姓李，封夏國公。 党項與沙陀最早相遇是在847年，當時吐蕃、党項與回鶻大肆劫掠河西，唐廷在鹽州發動了一場討伐戰役，在這次戰役中，沙陀首領朱邪赤心（後改名李國昌）受命擔任前鋒。後來，朱邪赤心因在鎮壓龐勛起義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69年接受了唐朝賞賜的國姓。在此後的十年里，他不斷對緣邊地區的部落發動戰爭，從而鞏固了自己在振武（位於夏州東北）的地位。朱邪赤心至少在878年曾襲擊過党項人。党項與沙陀相持的局面最後是由於党項原來的盟友吐谷渾的介入而被打破的。到李國昌的兒子李克用時，沙陀終於擊潰了吐谷渾，將其統治權擴大到了整個山西北部地區。[18] 與此同時，拓跋氏在唐朝的庇護之下，小心翼翼地擴充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勢力，以避免與沙陀之間的不必要的對抗，或者對李克用手下強大的沙陀部人表示出不必要的恭順。895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了，他的弟弟拓跋思諫繼承了思恭的指揮權和其他的頭銜。拓跋思恭的另外兩個弟弟後來也擔任了節度使職務，但是第二個弟弟投降了西川節度使王建，而王建在907年建立了前蜀政權。在多年苦心經營的基礎上，拓跋思恭和他的追隨者離開了鄂爾多斯地區，返回了與党項故地相鄰的地區。[19] 五代時期的党項 在唐末爭奪中國北方統治權的鬥爭中，朱溫是一個強有力的爭奪者。907年朱溫後梁政權（907—923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滅亡。李克用仍然是山西北部的強大的獨立政權的統治者，905年，他與契丹結成聯盟，這樣就使夏州直接與東方敵對的鄰人對抗。客觀形勢迫使党項人必然與後梁乃至一切與沙陀—契丹軸心相對立的勢力結成聯盟。 拓跋思諫死於908年，繼承權落入了他的養子，拓跋思恭的孫子李彝昌的手中。一年之後，李彝昌死於夏州軍隊發動的一次兵變，拓跋思恭家族大權旁落，繼承權轉由以李仁福為首的旁支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先曾擔任過夏州軍隊的普通將領，他是被那些與他地位相當的將領們推舉出來擔任節度使的。此後不久，夏州成功地抵禦了鳳翔、河西節度使李茂貞和李存勗聯軍的長達一個月的圍攻，後來一支後梁的援軍趕來解了圍，李仁福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階。922年，李仁福向洛陽輸送了500匹馬，此舉可能就是對後梁幫助他抗擊沙陀的回報。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兒子，正是他創建了後唐政權（923—937年），後唐位於山西境內，是一個強大的獨立政權。 在這一時期，遼朝的建立者阿保機發動戰爭，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邊疆地區的部落歸附，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党項部落。儘管有些党項部落開始向遼廷稱臣納貢，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夏州節度使與遼朝間在這時有了正式接觸。李克用早年與阿保機建立的友誼一直持續到了923年。這時，沙陀人建立的後唐已取代後梁，成為中國北部具有統治地位的政權。面對契丹日益增長的威脅，党項首領李仁福不得已承認了新的後唐政權，以換取後唐對自己地位的認可，並接受了後唐冊封的更多封號，至924年，李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20]。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沙陀與党項的關係是非常誠摯的，但是沙陀人還是懷疑李仁福與契丹之間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聯盟，而懷疑的根據顯然只是捕風捉影的謠傳。正因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時，後唐朝廷就轉而試圖要由自己來直接統治夏州地區。李仁福的兒子李彝超原來繼任了夏州定難軍節度使，後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軍節度，而由原來擔任彰武節度的粟特人安從進取代李彝超，任定難軍（夏州）節度使。正如後唐朝廷所慮，這樣一種調換必定會嚴重威脅到党項人的利益，從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言「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安從進在5萬兵士的護送下赴任，兵士們包圍了壁壘森嚴的夏州城。党項人固守城池，並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聯盟的支持，這些部落將鄰近的農村搶奪殆盡，切斷了圍攻者的供給線。相持了三個多月之後，後唐軍隊終於還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陽後唐朝廷上書謝罪，並正式被委任為定難軍節度使。為了表示謝意，李彝超向後唐獻馬50匹。[21]夏州繼續保持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局面。 党項人的財富當然主要是來源於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馬匹，尤其是党項財富的重要來源。對後唐統治者而言，如何能夠儘量縮減來往於洛陽的無窮無盡的外來馬匹貿易的巨額耗費，同時又保證軍隊馬匹的充足供給，往往使他們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在五代的有關記載中，清楚地反映了後唐明宗（926—933年在位）面臨的這種窘境。在洛陽的馬匹貿易者中，回鶻和党項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項人以醉後聯袂歌舞來回報明宗的盛情款待，並以鄂爾多斯地區的軼聞趣事來取悅沙陀君主。929年，後唐朝廷宣布，所有馬匹貿易轉由榷場交易，禁止外國商人前來京都。但是這個計劃顯然是遭到了失敗，在禁令頒布之後，仍然保持著「番部羊馬，不絕於途」的局面。[22] 除了從事貿易獲利之外，另外一些位於靈州和慶州境內的党項部落仍然是以劫奪來自西方的回鶻商隊為生。932年，党項部落殺害了一位回鶻使節，後唐邠州（陝西彬縣）刺史藥彥稠率領軍隊懲罰了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933年，當安從進前往夏州赴任時，藥彥稠也率領一支軍隊相隨。很可能就是因為後唐統治者懼怕党項與契丹通謀侵襲靈州附近地區，才在933年萌發了從夏州趕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戰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獨立於後唐之外。在鄂爾多斯地區那些劫掠成性、仇殺成風的部落中，夏州党項的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國北部逐漸強盛起來的中央政權和東北地區迅速崛起的契丹國等更強大的政權之外，夏州党項顯然也非常想擴大自身對於鄂爾多斯地區諸部落的影響。 李彝超死於935年，繼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資料說是他的哥哥）彝殷（因為與宋朝開國君主的廟諱相犯，後來改為彝興）。直到967年去世為止，李彝殷統治夏州長達32年。現存資料表明，就未來出現的西夏的發展，以及漢—党項關係而言，在李彝殷長期統治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某種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統治氏族內部不和而導致了一場公開的戰亂。李彝殷的弟弟、綏州刺史李彝敏密謀推翻他的哥哥。陰謀敗露之後，李彝敏與其同盟者（包括一個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於綏州以南340里，這時屬後晉（936—946年）控制。後晉朝廷答應了夏州首領提出的送回叛亂者的請求，命令延州官員將李彝敏及同黨送返夏州，最後李彝敏被處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員有二百多人與這次陰謀活動有牽連，結果在党項內部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洗。李彝殷將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從宥州調往綏州，以替代李彝敏的位置。此後不久，這一地區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殺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後漢（947—950年）管轄的地區。948年，李彝殷請求後漢朝廷允許他越界懲罰母羌部，但是被後漢拒絕。[23]對於這次戰亂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的原委，史書中都闕而不載。 幾年之後，慶州以北的野雞族在952—953年聚眾起義，反抗慶州刺史的掠奪。朝廷本來想以招撫的方式平息起義，但是由於地方官員的腐敗無能，反而使起義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如同以往一樣，戰爭的矛頭很快就指向了那些相對比較富足的部落。與中國北方飽經戰爭蹂躪的定居鄉鎮相比，這些部落顯然有更多的財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廷派出的軍隊往往都得自籌糧草，所以有時允許他們保留類似這種綏靖戰役的戰利品。[24] 對於契丹人，夏州党項一直保持著一種小心翼翼的態度。944年，當遼軍準備南下進攻早先由契丹冊立的後晉政權時，李彝殷答應後晉，派遣4萬軍隊向東渡過黃河，進入契丹領土，以起牽製作用。不管他是否這樣做了，總之，後晉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討使的職銜。 948年，李彝殷派軍到達了延州邊界，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出兵，現在還不清楚。從表面上來看，這次出兵是應一位叛亂將軍的秘邀來援助他的。很可能李彝殷此舉是為了與他的對頭延州彰武節度使高允權作對。當逼近一支後漢軍隊時，李彝殷的軍隊就撤退了，但是這次行動是夏州在一年內第二次顯示它的實力（請比較母事變）。作為對党項的讓步，後漢朝廷949年將靜州劃歸定難軍管轄，並授予李彝殷中書令的榮譽頭銜，而夏州則向後漢獻馬作為回報。 當短命的後漢朝潰滅之後，興起了兩個相互對立的後繼國家，即北漢（951—979年，位於太原）和後周（951—960年），其中北漢與契丹有著密切的關係。党項人李彝殷最初與北漢和後周都保持著交往，但是最後還是正式承認了後周，與北漢的關係逐漸疏遠。為了表示感謝，後周授予李彝殷隴西郡王的銜號（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過這個封號），並在954年冊封他為西平王，竭盡籠絡之能事。[25]後來，夏州與後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誠摯的關係。962年，党項首領向開封獻馬300匹，以表示對宋朝為消滅北漢做出的不懈努力的支持——北漢最終是在979年被宋朝摧毀的。 在困擾夏州政治局勢的本地勢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獨立的和總是處在敵對立場的党項部落，這些部落生活在位於夏州東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帶，這裡曾經是沙陀的統治區。他們的首領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敵，後來又效忠於宋朝，與西夏為敵。拓跋氏與折氏間的家族世仇綿延不絕，直到北宋滅亡之後，女真金朝為了協調與西夏間的關係，在12世紀中葉將折氏家族成員流放到了遙遠的山東，他們間的家族仇恨才告結束。[26] 當967年李彝殷去世時，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諡號。雖然自963年起，朝廷就決定禁止非漢人在陝西西北部沿邊地區擔任鎮將，但是宋朝皇帝還是任命李彝殷的兒子李光叡（克叡）執掌夏州軍政大權。[27]然而，權力的平衡還是在朝著對中央政權有利的方向發展，979年，當北漢滅亡之時，在党項東部邊界沿線，宋、遼之間的緩衝國也就隨之消失了，北漢的滅亡使宋、遼及党項間的形勢變得更加不易捉摸。由這些事件引發的李氏內部的危機，在981—982年的繼承權問題上達到了頂點。 党項人謀求立國，982—1002年 李克叡死於978年，不到一年，他的繼承人相繼去世。因為後者的兒子尚未成年，就由他的弟弟李繼捧擔任節度使，李繼捧的就任顯然沒能得到其他氏族首領的贊同。這樣就引起了對宋朝態度各不相同的李氏長輩間的不和，從而形成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由於對李繼捧繼位是否合適存在著爭議，於是李繼捧請求宋朝出面予以干預，而綏州的党項刺史則藉此機會迫使李繼捧向宋廷稱臣。我們並不清楚李繼捧稱臣的動機，但是稱臣的結果，使李繼捧不得不隨宋朝派到夏州的使節一起返回開封，在朝廷上，李繼捧正式將夏、綏、銀、宥（根據其他說法，還包括靜州）獻給了宋太宗，「帝甚喜之」。這樣一來，宋朝就在982年以和平手段得到了後唐在933年以武力手段沒有能夠得到的東西。 李繼捧的堂弟繼遷以勇敢、尚武知名。963年，李繼遷出生於銀州。在父親死後，由一位長輩當了他的保護人，李繼遷就是在這位長輩照料下長大成人的。據說，李繼遷的保護人在981年因在夏州襲擊李繼捧失敗而喪命。當宋朝官員開始將李氏成員抓起來，趕到內地重新安置時，李繼遷與他的同夥逃往北方，進入了平夏的牧場，在這裡，他恢復了党項各部落間的聯繫。形勢變化的結果，在党項氏族內部清除了漢化程度較深的成分——這些人大部分都自願遷移到了內地，而由留下來的拓跋部落傳統的保護者們創建了獨立的鄂爾多斯政權。 李繼遷在距離夏州東北300里的地斤澤建立了他的第一個營帳。宋朝規定的稅收不時激起銀、夏地區的動亂，李繼遷糾集了2萬人的軍隊，開始襲擊銀、夏二州地方政權。[28]在鄂爾多斯北部和黃河北岸，有幾個以遊牧為生的党項大部落，他們已經習慣於一方面將「貢」馬送往宋廷，以換取作為禮物的茶和絲綢，同時又常常阻滯和劫掠宋朝馬匹的轉運通道——最初是與契丹共謀，後來是作為李繼遷的同黨。但是在這些部落首領中，有許多人也儘量想保持對宋朝的臣屬關係，這樣做主要是為了得到經濟上的好處，提高自己的聲望。此外，李繼遷這時正在向這些部落首領施加壓力，使他們加入自己的行列，與宋朝脫離關係。當然就這些部落而言，他們與宋朝保持關係，無疑也是為了提高自身在與李繼遷交往中的地位。與宋朝斷絕關係，就意味著拒絕將馬匹賣給宋朝的代理商，而這樣做與他們自身的利益是直接牴觸的。 在李繼遷與宋朝交界的南部邊境沿線地區，分布著數量眾多而且種族不同的吐蕃—羌人集團，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党項部落。對李繼遷來說，更為棘手的是解決好這些部落的問題。這裡的部民被內部傾軋和相互衝突的臣屬關係弄得疲憊不堪，他們反對一切外部的控制。許多首領長期向宋朝提供武力援助，並因此而得到了豐厚的禮物，故而他們在宋朝與李繼遷的關係中或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幫助宋朝攻擊李繼遷。[29]但是這些部落與宋朝間的這種脆弱的臣屬關係是十分不穩定的，它隨時都有可能終止，而且常常需要使用武力來重建。這樣就使党項人在爭奪部落屬部的鬥爭中處於優勢的地位。儘管如此，與宋朝政權的富足和強大相比，李繼遷的資源是相當匱乏的，而他能夠成功地將這些四分五裂、朝秦暮楚的部族結合成為一個忠實於自己的牢固的整體，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在平夏和南山部民反抗宋朝邊疆官吏的暴虐統治的鬥爭中，李繼遷以自己的氏族充當他們的保護人，與此同時，他還與他們結成聯姻關係，以權力和劫掠作為誘餌，所有這些，都是李繼遷用以保證他們臣服於自己的策略。李繼遷本人在強大的南山野利氏中選擇了一位妻子，於是野利氏就成了西夏早期的上等「內」氏族之一。野利後及其氏族在西夏歷史上曾經顯赫一時，他們的地位一度甚至可以與蕭後氏族在契丹國的地位相當。[30] 李繼遷與契丹朝王族也建立了聯姻關係。986年，李繼遷表示歸順遼朝，向遼請婚。989年，他如願得到了遼公主，並在990年被遼帝冊封為「夏國王」。[31]與遼新結成的聯姻關係，給西夏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對党項人來說，臣服遼朝從來也沒有妨礙過他們與宋朝的交易，但是隨著党項與遼的聯姻，在三方關係中不斷產生出層出不窮的猜疑和爭吵。而且，居住在遼朝邊界以內的党項部落也成了西夏、遼兩國間多年摩擦的根源。1004—1005年，在與宋朝締結了一個令人滿意的和約之後，契丹可以從容考慮在與党項人爭奪河西貿易的控制權和對回鶻附庸國的支配權造成的威脅了。然而對於維持各方勢力的平衡而言，党項與契丹名義上的聯姻關係仍然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這時宋朝並沒有對党項採取敵對的態度，也沒有向鄂爾多斯邊界地區派遣大批軍隊，而是依靠勸說、施加經濟壓力和威脅來保持與党項的關係。通過在邊界地區戰略要地設置要塞，通過「撫綏」邊界地區宋朝管轄區內非漢族群落的造反，通過鼓勵與吐蕃和回鶻的進貢貿易，宋朝很輕易地利用了党項部落的分裂局面。其實，宋朝與党項之間自始至終都處在某種非正式的戰爭狀態。党項人往往將與宋朝交易得來的錢幣熔化，用來製作兵器。從983年起，宋朝開始限制邊疆貿易，並以貨物代替錢幣來交換馬匹，這樣就減少了流入党項的金屬。993年，宋廷又計劃禁止在沿邊界地區出售優質的党項鹽，希望以此來阻塞李繼遷同夥的財源，並逼迫他們歸降。但是這條禁令引起了強烈的反對，並由此而出現了大批走私貿易，所以很快就被廢止了——雖然後來又曾在名義上恢復過。[32]儘管在與西夏的關係中，宋朝占有經濟上的優勢，但是討伐不合作的邊疆部落的局部性戰爭，極大地降低了為宋朝效力的吸引力。 李繼遷的策略主要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加強軍事實力，並千方百計補償因宋朝禁斷貿易所造成的損失。早在984年，他就以向麟州提供駝、馬來試探漢人的態度。此後不久，宋朝軍隊襲擊了他在地斤澤的營地，李繼遷僅以身倖免。985年，李繼遷再克銀州，並著手重新奪取定難軍的拓跋氏傳統領地。在漢人謀士張浦的幫助下，李繼遷在重新得到的地區草創了政府機構，並將鄂爾多斯的漢人和部落首領召集起來，在他的政府中任職。後來，張浦被宋太宗羈留「做客」有年，但是儘管太宗使盡了渾身的解數，最終還是沒能誘使李繼遷降宋。 就党項首領而言，首要的任務就是建立一個穩固的資源基地。儘管宋朝一直在竭力禁止走私活動，走私貿易還是很猖獗。1002年，李繼遷自己在靈州路開放了季節性的集市，吸引了許多買主。但是平夏地區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戰爭和動亂之後，已經變成了一個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很落後的地區。甚至在994年宋朝軍隊夷平夏州的古城堡之前，李繼遷的軍隊就已經分別向西方和南方朝靈州和蘭州方向發展了。到1001年，党項軍隊已經發展到了5萬人，他們成功地切斷了靈州通往內地的生命線。1002年三月，党項攻陷靈州，以靈州作為他們的第一個首都。黃河沿岸地區為党項的擴張提供了一個豐饒的根據地[33]（參見地圖10）。 地圖10　西夏的發展 1003年，靈州被改名為西平府。李繼遷建都靈州後，立即開始恢復這裡的運河系統，並將鄂爾多斯的居民強迫遷往新首都，以增加農業人口，擴大稅收基地。也就是在這一年，宋朝承認既成事實，正式將982年李繼捧放棄的鄂爾多斯五州之地歸還給了李繼遷。與此同時，李繼遷已經在距離靈州西南500里的涼州開闢了另一條通道——涼州成為甘肅走廊與開封之間朝貢貿易往來和馬匹交易的中樞。 涼州和党項人入占河西 多年以來，涼州一直是由一個吐蕃—漢人混雜的部落聯合體統治著，這個部落聯合體立足在涼州以南一處叫做「六穀」的水草豐美的山間谷地。部落聯合體分為左、右兩翼，但在名義上由一位大首領統治。在1001年，一位叫潘羅支的人突然在一夜之間取代了第四代大首領的地位。[34]史書中對潘羅支的記載很模糊，但是他的影響卻很大。據推測，潘羅支的崛起可能與他聯合了強大的朗氏家族有關，這個家族曾經統治過潘州（今四川松潘），並在吐蕃朝出任過大相。[35]潘羅支還得到了與涼州關係密切的者龍十三部的支持。在宋朝秦州（今甘肅天水）地方當局看來，較之於他的前任，潘羅支顯然可以對李繼遷形成更有力的威懾，所以他們對潘羅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然而，原來的六穀大首領保留了左翼首領的位置，而且顯然也接受了宋朝將他們作為對潘羅支抗衡的安排。 早在985年，党項人就認識到了西寧、蘭州、涼州三角地帶的商業和戰略價值，所以李繼遷當時曾發兵攻打過會州（位於蘭州東北方，黃河東岸）。党項人對涼州的進攻開始於996年或更早，靈州陷落之後，他們更加強了對涼州的進攻。1003年末，李繼遷占領了涼州，接受了已逃入城中的潘羅支的偽降。結果吐蕃人伏擊了李繼遷，党項軍隊被擊潰，首領李繼遷受了致命傷，最後在1004年初死於靈州附近，時年41歲。[36] 党項人很快就採取了報復行動。一支党項人秘密加入了者龍族的分裂派，並在1004年年中暗殺了潘羅支，者龍族聯盟也因此而分崩瓦解。此後，忠於潘羅支的一派驅逐了其他部落，擁立潘羅支的弟弟廝鐸督節度涼州，重新控制了局面。儘管廝鐸督馬上就得到了宋廷的任命，但是他的統治基礎已經被大大削弱。緊接著在1006年之後，這一地區又數年遭受了瘟疫的襲擊。就在這時，在涼州以南、青海湖以東、位於湟水流域的河州地區，以宗哥族為中心，正在形成一支新的吐蕃政權。據記載，有幾位知名的六穀首領逃到了党項人那邊，而其他的部落則被吸引到了宗哥政權一邊。 吐蕃宗哥朝的興起 宗哥是指青海湖以東的支都地區（位於今青海省的東部，見地圖11），它還是位於今西寧（當時稱為青唐）與樂都（當時稱為邈川）和湟水（藏文作Tsong-kha）之間的一座城的名稱。宗哥部最初是以涼州忠誠的者龍部盟友的身份出現在宋代史料中的。[37]潘羅支死後，宗哥部加強了與甘州回鶻的聯盟，以維護他們各自的商業利益。宗哥部護送回鶻商業特使從南方遠遠地繞過涼州，並通過西寧到達宋朝境內的秦州。 地圖11　宗哥地區 大約就在此時，安都的元老們也在尋求一位新的、血統高貴且門第古老的君主，這樣做的目的，部分是為了抵禦党項人在這一地區日益增長的壓力。在西方，他們在高昌發現了這樣一位人選，他就是欺南陵溫籛逋（997—1065年），據稱，欺南陵是出自雅礱皇室的後代，這樣就使他比潘羅支更多地得到了吐蕃人的忠心擁戴。而且他不久又得到了與高貴的皇室地位相應的宗教身份。欺南陵最初被護送到了河州，當地人稱他為唃廝囉。[38]這個詞的意思是「佛之子」（藏文作「Rgyal-sras」）。從這個稱呼中，可以看出當地人將他視為皇族政權首腦的迫切心情。但是野心勃勃的宗哥僧人李立遵（或李遵）與邀川首領溫逋奇將唃廝囉「掠取」到了河州西北的廓州，並立為國王（藏文Btsan-po），欺南陵時年12歲。新政權很快就得到了發展，並再次移到了李立遵勢力範圍的中心地區宗哥城。李立遵將自己立為大相，並將兩個（或一個）侄女（有些記載說是他的女兒）嫁給了唃廝囉。 1014年，唃廝囉與渭州（甘肅平涼）宋朝地方當局取得了聯繫，並且接受了宋朝的官職。1015年初，由宗哥諸首領派出的聯合使團到達了宋廷。此前秦州和渭州地方官的報告中已經指出，宗哥自稱有六七萬軍隊，願意在朝廷的支持下抵抗党項人的入侵，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煽動邊境部落，嗾使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宋朝進入渭河流域的牧地。另外，李立遵與他的傀儡君主之間的權力爭奪也正在向白熱化發展。1016年，李立遵已經還俗，並從16個部落中找到妻子。唃廝囉的權威應該是在李立遵之上，但是李立遵根本無視這一點，他反覆向宋朝乞請封地，甚至請求得到贊普（藏文btsan—po）的稱號。宋廷雖然並不信任李立遵，但是對他潛在的利用價值卻深信不疑，所以在1016年也授予了他一個名義上的官職。 在1013—1016年間，宗哥吐蕃與盟友回鶻人發生了爭吵，並封鎖了通往甘州的道路。党項軍隊也在這時加緊了對回鶻和涼州的攻勢（有些史料將李繼遷之死歸結為潘羅支麾下的回鶻武士）。1015年，党項軍再次占領了涼州城，但是在1016年又被殺害了廝鐸督的回鶻人驅逐了出來。涼州後來又成了吐蕃人與回鶻人共同控制的地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15年。1016年，當新的回鶻可汗繼位之後，宗哥吐蕃與甘州回鶻終於解決了他們之間的爭端。然而事實表明，這兩個民族間的緊張關係和敵對局面，對涼州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39] 1016—1017年間，在渭河河源一帶爆發了部落起義，李立遵和唃廝囉都與這次起義有密切關係。這次起義爆發的原因，部分還得歸於宋朝政府的西進。宋朝這時將防禦地帶向前推進到了渭河源頭，並在這裡興建了許多堡砦和木材收集點。1016年九月，秦州刺史、緣邊安撫使曹瑋（973—1030年）徹底打敗了吐蕃人，鎮壓了起義，但是零星戰鬥一直持續到了1017年。1014年，曹瑋報告，吐蕃人的反抗已被徹底粉碎，唃廝囉已經退兵，他原來的臣民悉數向秦州納質投降。據有些史料記載，唃廝囉將這次失敗的責任歸結於李立遵。11世紀20年代初，唃廝1囉最終遷到了邈川，並以溫逋奇為新的大相。[40] 在此後許多年裡，有關唃廝囉的情況都不清楚。在後來某個時期，唃廝囉曾請求與秦州貿易，並希望得到宋朝的承認，對此，秦州的宋朝官吏派代表去邀川，將與他的聯繫固定下來。根據宋朝史學家李燾（1114—1183年）記載，這件事可能發生在党項人1028年攻克甘州之後——雖然党項征服河西的確切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推測。[41] 1032年，唃廝囉和他的大相溫逋奇都接受了宋朝的任命。但就在這時，溫逋奇發動了叛亂，並囚禁了他的君主。唃廝囉後來得以逃脫，並殺死溫逋奇，溯流而上，將首府移到了青唐。由於党項人吞併河西的結果，大量避難者都從河西來到了這個城堡里。大約在1032年党項人攻克涼州之後，早先廝鐸督的聯盟者，回鶻、吐蕃也加入了臣屬唃廝囉的行列。[42] 就能夠斷定年代的這些歷史事件而言，1032年顯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不僅是唃廝囉一生的轉折點，而且標誌著青唐上升為宋、西夏、遼及內亞各方進行商業和政治交往的樞紐。同時，這一年也是李元昊開始掌權的一年。在西夏統治者中，李元昊是最著名、最精明能幹的一位，他的繼位開創了位於青唐和興州（新的夏都）的兩支敵對政權直接對抗的新時代。 李德明，1004—1032年 現在我們應該回過頭來，追溯11世紀初年在党項人中發生的事件了。1004年，李繼遷的長子阿移繼承了父位，時年21歲。後來他以李德明的名字聞名於世。為了將党項的勢力向甘州及其以西地區推進，李德明最初致力於維護與遼、宋間的良好關係。 1004年，這位新的党項統治者得到了遼朝授予的西平王的稱號；到1010年，他的稱號就已經上升為「夏國王」——這是他父親曾經擁有的稱號。除了常規的帶有外交性質的貿易往來——很可能是党項人每年派遣貢使前往遼廷，在党項與契丹的關係中，這時開始顯露出了真正的敵對色彩。 位於遼西北方的阻卜（韃靼）屬民的叛亂和反抗活動，促使遼廷在1008年、1010年和1026年多次發兵攻打甘州回鶻，以努力保障其遙遠的邊疆地區的安定。儘管取得了一些有限的局部勝利，但是遼廷的這些軍事行動可能沒有一次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與此同時，党項軍隊也在1008年、1009年、1010年和此後發兵攻打回鶻。1015年，他們攻克了涼州，但是在次年又被回鶻人打敗並趕到了城外。雖然遼廷和西夏都對甘州發動了攻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採取了協同行動的立場。就控制河西及其貿易通道而言，遼廷和西夏實際上處在敵對的立場。對於遼廷來說，控制河西的重要性只是限於邊緣地區；而對於党項政權而言，控制河西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43] 1006年，遼廷接待了河西另一主要政權的使臣，這是一個以沙州（今敦煌）為中心成立的政權，沙州統治者曹宗壽同時還曾向宋和遼請求官職。曹宗壽的繼承人是曹賢順，他是最後一位見於記載的沙州曹氏的統治者。1014年，當曹賢順繼位時，他也是同時與兩個朝廷保持聯繫的。大約就在這時，沙州統治者開始自稱為沙州回鶻，而後來到了1041—1042年間，又自稱為沙州北庭汗國。以上事實為這樣一種推測提供了證據，即在甘州回鶻被征服之前，他們曾經兼併了沙州。這一時期曾有許多甘州回鶻移居沙州，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來自天山地區的回鶻人在11世紀20年代初占據了沙州。鑒於吐魯番的西部回鶻與契丹間久已存在的密切關係，對於党項人在這一地區的野心而言，沙州回鶻政權的存在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障礙；而對遼來說，沙州回鶻的存在則使他們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而在事實上，沙州也確實在幾十年的時間裡一直頑強地抵制了党項的吞併。[44] 到11世紀50年代，遼廷才開始謀求與青海的吐蕃人發展關係，而李立遵則顯然曾尋求過遼廷的幫助卻毫無結果。1018年，李立遵曾要求允許他派遣貢使假道西夏前往遼廷，但是在有關文獻中並沒有發現類似使臣到達遼廷的記載，這很可能是由於西夏的反對而未能成行。由於西夏拒絕了李立遵的請求，遼帝託言狩獵，率領軍隊深入到西夏境內劫掠。李德明擊退了遼軍，作為補償，遼在次年遣使「賚玉冊金印，冊（李德明）為尚書令，大西夏王」。[45]雖然其中的細節並不十分清楚，但是這件事暗示党項與遼朝之間的關係這時已經瀕於破裂。此後，李德明努力緩和雙方的關係，並在1031年遼朝新皇帝興宗繼位時，使他的兒子和繼承人李元昊做了契丹皇室的駙馬。 1004—1005年，宋、遼之間澶淵和約的締結以及此後出現的緩和局面，為李德明與宋朝間的談判營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圍。很可能是為了觀望宋、遼和談的後果，李德明儘量拖延了與宋朝的第一次接觸。儘管存在著無法解決的分歧，但是雙方都迫切希望達成和約。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歸還靈州和向宋朝稱臣納質（這在党項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則對這些條款持反對態度。但是雙方最終還是達成了妥協方案，允許李德明保持1006年擁有的定難軍節度使和西平王的稱號，而宋朝則提供絹、錢、茶等物，並在每年捐贈冬衣。這樣一來，就建立了西夏對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貢關係，而宋朝則承認党項統治者事實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統治期間，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貿易上做出巨大的讓步，但是在爭取越境銷售党項鹽方面卻沒有獲得多少成功。最早的官市（榷場）是1007年在保安軍轄區（今陝西志丹縣）開設的，後來在1026年，又同意在山西北部的并州（今太原）和代州（今代縣）設立了私市（和市）。 這時，因為宋朝皇帝正致力於保持沿邊境地區的和平，小規模的邊境衝突、繁榮的食鹽銷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貿易活動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在與宋朝皇帝交往中所處的優勢地位。党項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貿易特權，他們大批湧入宋都開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個穩定的、獲取豐厚禮物的渠道，党項因此也變得更加繁盛富足。1020年，在靈州西北、黃河對岸靠近懷遠鎮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為興州（1033年改名為興慶府）。新的政權中心地處於阿拉善與黃河之間，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阿拉善保衛著它的後方安全，而黃河則形成了東、西兩翼的屏障。到12世紀初年，夏都通常又被稱為「中興」，很可能這是其党項名的漢文同義詞，蒙古語「Erighaya」，可能也是由都城的党項名衍生出來的，用來指寧夏地區的一個名稱。[46] 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長子李元昊統率著河西的党項軍隊，並贏得了作為一名武士和戰略家的美譽，在不少史料中，都記述了這對父子間的一段未經證實的對話。在談話中，年輕的王子對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為和貪戀由邊境貿易得到的漢地產品的態度提出了批評。他相信，父親的政策削弱了党項社會和經濟的基礎遊牧，從而對党項的文化價值，毫無疑問，也對其武力優勢構成了威脅。李元昊還特別譴責了李德明實行貿易代理人的做法，認為他們在宋朝市場上沒能得到賺錢生意。[47] 1028年左右，隨著甘州的陷落，党項開始了征服河西的活動，對河西的征服主要是由李元昊完成的。由北方農耕邊緣地區進一步向南擴張顯然是不可能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征服河西可以看作是党項向西方擴張，並從而鞏固西夏社會遊牧基礎的一場運動。 李元昊後來實行的政策，顯然是要明確和保持党項政權獨特的文化面貌，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李德明對他的兒子繼承王位持反對態度，但是正如後來發生的激烈的宮廷陰謀所揭示的那樣，李元昊的野心在當時曾引起過爭論和關注。 党項征服後的河西 在漢文載籍中，有關党項在河西活動的記載頗多錯訛，而且缺漏也很多，好像漢文記載是有意要淡化西夏征服和吞併河西的確切時間。一般來說，都將党項平定河西的時間定為1036年，具體而言，甘州大約是1028年陷落的，涼州是在1032年，而在河西諸政權中位於最西邊的沙州政權則在1052—1053年還保持著獨立的地位——就在這一年，沙州向宋廷派出了最後一批貢使。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党項統治時期的題記，早期的時間在1074年。換句話說，這表明最晚到此時，沙州就已經完全處在党項的統治之下了。前田正名指出，伊斯蘭教哈剌汗朝的擴張及其對喀什噶爾和于闐的征服，是促使沙州向党項政權稱臣的重要原因。在歷史上，于闐曾是沙州的盟友。其實早在1038年，李元昊就已經聲稱于闐是他的屬國，但是看來於闐並不承認這種身份。時隔38年（1025—1063年）之後，于闐的使臣又來到了宋廷，而于闐人在青唐的政治和商業事務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48] 當党項的競爭對手以及未來的附庸國開始使用河西走廊以北和以南的貿易通道時，党項人原本希望通過占領河西而獲取種種唾手可得的商業利益都化成了泡影。從塔里木盆地出發的商人或經由北道，沿著戈壁南緣到達契丹朝廷，或是遷回向南，到達青唐——青唐這時已發展成了一個繁榮的貨物集散地。對於宋朝而言，青唐是宋朝馬匹的重要來源地，也是聯繫西域的橋樑，而且青唐尤其是一股潛在的軍事威脅力量——這裡有可能成為党項與吐蕃聯合起來反對宋朝的基地。正因為如此，宋朝也非常重視青唐的關鍵性作用。為了購買馬匹，宋朝在西北邊境設立了一些邊市，1038年以後，宋朝的大多數馬匹都是通過這些邊市從吐蕃進口的。11世紀70年代，王韶被委派創建熙河路，以「綏靖」青海，這樣一來，宋朝廷強制實行的、禁止漢人在這一地區擴張的禁令就被徹底廢除。王韶還吸收了更多的當地酋領，使他們成為享用宋朝俸祿的屬臣。[49]熙河路的設立還帶來了另外的後果，如熙河路諸指揮日益增多的挑釁行為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政權的恐慌，使党項與契丹的關係從11世紀70年代末期起逐步得到改善，西夏與青海的各種往來非常活躍。 12世紀時，河西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動。宋人對青海的短期占領（1099年，1104—1119年），女真對陝西的征服，使青唐的商業網絡得以擴散，為党項人在1136—1137年吞併這一地區掃除了一切障礙，而金朝也在這時正式將青海割讓給了西夏。[50]到這時，党項的貿易地位也有了相當大的改觀，正如洪皓（1088—1155年）在他的日記中所稱，回鶻地饒物產，「多為商賈於燕（今北京，1153年為金中都），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毫無疑問，正是因為宋夏戰爭的結束，11世紀末以來党項中央政權進一步穩定，才促成了西夏貿易地位的轉變。 據洪皓記載，金人入侵中國北方之後，早先居住在秦州的眾多回鶻人都遷回河西，成了党項的臣民。[51]從12世紀中葉起，回鶻人開始在西夏的政治、文化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自一開始，他們就是西夏佛教文獻的翻譯者。在遼朝最終覆滅的日子裡，党項人曾忠心耿耿地幫助過契丹皇室，所以可以斷定，中亞哈剌契丹朝（即西遼）信仰佛教的契丹統治者必定與宗教信仰相同的党項人保持著友好的關係。最後應該指出的是，從党項法典可以明確看出，在12世紀初年，西夏與其北方和西方的鄰人都保持了正常的貿易和外交關係。 李元昊（嵬名曩霄，景宗），1032—1048年 1032年，當李德明的兒子李元昊將涼州併入党項帝國之後不久，李德明在夏天去世了。[52]雖然宋朝史料中對李元昊的記載常常帶有濃重的流言和傳說色彩，但是從漢文史料中可以了解到的有關這位党項首領的情況，卻要比其他所有西夏統治者加起來還要多。李元昊自幼就通曉漢、蕃佛典、法律、占卜，並精於軍事謀略。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會、文化諸領域發起了一場大膽的改革運動，意欲增強党項統治者的權力，進而力求表明自己獨特卓異的地位。此外，這位傲慢的君主還特別希望宋朝承認他與契丹統治者的地位相等。但是，李元昊犧牲與契丹的聯盟關係，發動與宋朝間的長期的消耗戰爭（1039—1044年），換來的不過是一些局部的勝利。李元昊中央集權政策（也許還有疏遠宋、遼的政策），在西夏招致了強烈的反對，並最終使他遭到暗殺的結局，同時也使西夏的中央權力大大分散。然而，李元昊無疑是最具天才、最富想像力的党項統治者，無論是在人民大眾的頭腦里，還是在西夏的政體結構中，都有他留下的難以泯滅的印記。 歷史學家不能確定在1038年之前，這位新君主的活動的具體年代，但通過幾次象徵性的活動，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他所從事的活動的大體輪廓。首先是改姓。991年，宋朝曾賜李繼遷趙姓，而契丹還使用著古老的李姓。李元昊繼位之後，將党項皇室李姓改為党項姓氏嵬名，而宋朝當局還繼續使用著皇族趙姓。自李元昊改姓後，党項統治氏族中所有「內」親都採用「嵬名」為姓。嵬名元昊還接受了「兀卒」的銜號，兀卒這個詞在党項語中相當於党項皇帝或可汗，漢語將其釋為「青天子」（「天之青子」或「青天之子」）。[53]其次，為了避父親的名諱，元昊還改變了宋朝在西夏境內行用的年號。不久，嵬名元昊就開始在西夏推行一套獨立的、行用漢地政權職官術語的、具有漢族風格的職官銜號系統，但是所有的職官銜號都有與其相對應的党項名稱。 在嵬名元昊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左右發布的剃髮的法令，據載，「初制禿髮令，元昊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殺之。」 剃去頭顱頂部的毛髮，將前劉海蓄起來，從前額垂到面部兩側，在亞洲許多民族中（朝鮮、鮮卑、渤海等）都可以見到這種髮式的不同變體。與此比較而言，據說古代羌人是將頭髮鬆散地垂覆在面部。我們似乎可以認為，頒發禿髮令的目的，主要是要改革「落後」的羌俗，並將西夏的國民與遼、宋、吐蕃等鄰人區別開來。[54] 嵬名元昊還頒發了有關服飾的規定，凡文官武將、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從西夏的服飾令中，可以看出吐蕃和回鶻對党項的影響。[55] 1036年左右，西夏頒行了党項文字，這一事件的意義要比以上列舉的改革重要得多。一般來說，都將党項文字的創製和完善歸功於党項學者野利仁榮（西夏名將野利遇乞和旺榮兄弟的男系親屬），但是創立党項文的工作可能在李德明統治時期就已經開始，並持續進行了許多年。党項文字由六千多個字構成，行用於政府機構和學校，在這些學校里，同時還開始了將漢文和藏文文獻翻譯為党項文的工作。一百多年後，「制蕃字師」野利仁榮在1162年被封為廣惠王。從11世紀40年代起，在西夏與宋朝的交往中，就出現了西夏貴族和官銜名稱的党項文形式，為了讓類似西夏官員和與其地位相當的宋朝官員平起平坐，這些官銜只是在宋朝對外機構和外交文件中使用（採用漢文音譯）。[56]雖然這些文件的党項文本並沒有能夠保留下來，但至少有許多官職名稱（大多數的含義還不清楚）藉助於宋朝載籍得以保留至今。 嵬名元昊在軍事和行政領域的改革奠定了党項國家政治構架的基礎。元昊力圖在西夏政權內推行文、武官分開任命的雙軌並行制度，這種制度在遼朝久已為人所熟知。在這種制度之下，西夏的漢族臣民必定會樂於在官僚機構中供職，而在軍事上則理所當然地保持了党項精英的統治權。然而，文武分途的結構在党項政權中並不十分清晰，而且在党項政權的構成中也沒有發現明顯地類似於遼政權的縝密的兩面官系統，所以文武分途並不能為分析党項政權的構成提供適合的基準。這樣說並不意味著遼模式沒有對党項政權的創製產生影響，而是說這個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探討。 早期党項軍隊的戰鬥力主要依賴於由部落首領控制的獨立的軍隊（溜），而這些軍隊往往都處於高度分散的狀態。為了加強對軍事首領的控制，嵬名元昊頒發了一整套軍事規章，目的是要解決諸如徵兵、訓練及獎懲之類的問題，然而他並沒有放棄傳統的部落長者議事的習俗。據載，嵬名元昊「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57] 其他一些措施反映出了當時党項邊界的擴張和軍事力量的壯大。西夏分作12個稱為「監軍司」的軍事區域，其中六監軍司為左廂，治夏州以東，轄治國家東半部；六為右廂，名義上治甘州，轄治西半部（見地圖12）。 地圖12　西夏，1111年 這種獨特的內亞結構，也是吐蕃在涼州的軍事組織的特色，而且很可能正是吐蕃人為党項的軍事組織類型提供了範例。每一監軍司照例由「貴戚豪右」中任命三名官員充任首領（關於他們的治所，參見地圖12）。次一級的官職由普通党項人或漢人擔任。高居於整個結構之上的是左、右廂的兩名首領，這個職務通常是由王族或王后的戚屬擔任，他們的權勢幾乎可以與一國之君相提並論。這些部落寡頭政治集團的代表者與君主嵬名間的關係，逐漸不可避免地演變成了一種你死我活的關係。 在嵬名元昊統治的鼎盛時期，党項軍隊的數目達到了15萬到30萬，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指派去保衛邊境地區和內部戰略要地，從而分別處於這個或那個監軍司的管轄之下。當決定要調動軍隊時，由中央政權派信使用銀牌向被調動的將軍發出指令，由將軍從徵兵冊中召集需要的兵員。所有身體強健的15歲至60歲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58]接受銀牌，就意味著遵奉君主徵召軍隊的要求。此外，党項統治者還經常與將軍們在戰前盟誓，嵬名元昊在1038年就曾這樣做過。 十二監軍司建立之後，逐漸演變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機構。除此之外，党項統治者還改組和擴大了來源於宋朝制度系統的官僚機構。嵬名元昊創建了中書省（主政）、樞密院（主軍）、三司（理財）和御史台（監察），此外，十六司在名義上也是在尚書令的監理之下。這些官署的最高職務是由漢人或党項人擔任的。其他一些職官採用了党項官稱，如同最高軍事職務一樣，這些官職顯然也是為党項統治集團的精英專門設置的。[59]但是在漢官垢名稱的表象後面，西夏政府機構的實際運作情況究竟如何，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我們對西夏政府的財政活動幾乎一無所知。 在1035—1036年間，西夏軍隊發動了對青海的吐蕃人、蘭州附近的部落以及河西回鶻的戰爭。在上文中，已經討論了曠日持久的征服河西的戰爭。吐蕃與党項在湟水谷地進行過幾次激烈而持久的戰役，雙方都遭受了嚴重的損失。雖然沒有征服青唐，但是嵬名元昊還是利用唃廝囉與其年長的諸子以及被殺害的前大臣之子間的日漸疏遠的關係，孤立了這位吐蕃首領，並迫使他臨時撤退到了青唐以西的地區。此後，党項軍隊挺進蘭州，確保了後方一線免遭吐蕃的襲擾，切斷了吐蕃與宋朝的聯繫。後來他們甚至深入到了馬銜山（今臨洮縣以北），修築堡塞，守衛這一地區。[60] 大體上就在這一時期，尤其是在1038年之後，宋朝試圖與吐蕃建立聯合戰線來抵禦西夏，但是這一努力實際收效甚微。對於西夏來說，唃廝囉的衰落最終將意味著更大危險的降臨，因為它並沒有能夠阻止宋朝在11世紀末年對這一地區的吞併。 對於反對他的政策和統治的人，嵬名元昊總是迅速而果斷地採取行動，在許多記載中都保留了這方面的實例。1038年秋天，正當嵬名元昊準備最後公開登基稱帝時，最高軍事首領（嵬名）山遇率領軍隊逃入宋朝邊界，尋求庇護。但是宋朝將山遇引渡給了元昊，被元昊處死於宥州。山遇和他的弟弟是元昊的「從父」，曾擔任西夏軍隊左、右翼的首領。這次事件表明，嵬名元昊急於擺脫宋朝屬國地位的行為，在西夏內部遭到了廣泛的反對。宋朝拒不接納山遇則說明，儘管宋廷對西夏統治者充滿了疑慮，但他們最終還是不願因為隱匿所謂的背叛者而違反與西夏訂立的和約。[61] 嵬名元昊的登基最終還是按照預定計劃進行。首先，元昊假作要盟誓進攻宋朝鄜延路，會同諸首領歃血為盟，將血與酒混合盛在骷髏中，飲酒為誓。然後，野利氏兄弟野利旺榮（又稱剛浪陵）和野利遇乞分別被任命為西夏軍左、右翼的首領，以取代此前圖謀叛逃的元昊的從父。野利氏兄弟不是皇位繼承人的母親野利皇后的叔叔就是她的兄弟。他們掌握了西夏的大權，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62] 1038年的十月，元昊正式即位，稱大夏皇帝，時年30歲。他宣布了新的年號，而且同時還為父、祖追諡了帝號和廟號。此後，新皇帝巡幸西涼府（西夏對涼州的正式稱謂）祠神，並積極調兵遣將，做好了軍事上的準備。與此同時，元昊派遣特使攜書信前往宋都，通報西夏建國的消息，並請求宋朝承認西夏為友好而享有獨立自主地位的西鄰。書信寫作者明確希望達到的目的，其實只有通過戰爭手段才能實現。 此前，宋廷對元昊稱帝已有風聞，所以對夏使的到來並不十分驚異。宋仁宗（1022—1063年）沒有採納處死西夏使團成員的建議，表示願意接受普通的禮節，但是拒絕接受駝、馬等禮物。同樣，夏使也「不肯受詔及賜物」，被護送返回邊界。後來，仁宗下詔削奪了元昊的官爵，並關閉了所有的邊市。嵬名皇帝也將宋朝所賜袍帶並一封「嫚」書送返宋廷，聲言：[63] 藩漢各異，國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況元昊為眾所推，蓋循拓跋之遠裔，為帝圖皇，有何不可？ 此後，雙方立即開始了談判，以解決在党項統治者的地位及其名分方面的分歧，到1044年才最終達成協議。與此同時，兩國都投入了一場破壞甚巨的消耗戰爭，這場戰爭因党項人取得了三次較大的勝利而特別引人注目。左翼首領野利旺榮作為党項首席談判代表，先後與宋朝的范仲淹（989—1052年）、龐籍（988—1063年）等人在延州進行了和談。 到1042年，因為西夏統治者拒絕在給宋朝的書信中稱臣，談判在中途被擱置。但是也就在這一年，遼朝進行了外交干預，党項軍隊也令人驚奇地擊敗宋軍，從而打破僵持局面。[64]這時，契丹人迫使宋朝進一步在關南做出領土上的讓步——關南是河北地區的一個戰略揳入點，可以直接威逼開封。在接受契丹人這些要求的過程中，宋廷極力主張由契丹人向他們的屬國西夏施加壓力，調解自己與西夏的矛盾關係。宋朝還進一步秘密向龐籍授意，只要西夏統治者向宋朝稱臣，宋朝就接受西夏提出的議和條件，而且元昊還可保留本民族的「兀卒」的稱號。 1043年初，党項統治者在致宋仁宗的書信中，就雙方間的關係提出了一種新的表述程序：「男邦泥定國兀卒囊霄上書父大宋皇帝」，「邦泥定」似是西夏党項名的異譯（漢文寫作「白上國」），「曩霄」則是元昊本人的新名字。宋朝一位大臣指出，這種表述不過是當時在宋、遼外交往來中使用的類似程式的翻版。[65]最後，宋朝否決了元昊的新建議。 數月之後，宋朝也提出一些條款，其中特彆強調党項君主可以稱「主」（高於王，低於帝），接受「歲賜」。不久，西夏一方回復宋廷，提出了11項要求，其中包括增加歲賜數額、給予党項使節更多的貿易特權、允許在宋朝境內出售白鹽等。宋人再次發現，党項人又模仿了契丹的先例。遼朝以他們最初要求的關南的土地作為交換條件，已經滿意地使宋朝增加了財政援助數額。這種明顯的仿效行為使宋廷確信它的兩個北方鄰人西夏和遼是勾結串通在一起的。這種認識使宋廷很快就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因為僅僅一年之後，宋朝猜想的這兩個同盟夥伴之間就因一些反叛的党項邊境部族而爆發了戰爭。 當党項皇帝最終同意接受稱「臣」的地位之後，宋廷擴大了居住在開封的政府邸店裡的党項使節的貿易權，並增加了歲賜的數額，但是党項鹽的買賣卻並沒有合法化。[66]1044年五月，正當和談完成之際，契丹人就以追擊反叛的邊境部族為名，入侵到了西夏境內。党項人大膽地謀求與遼、宋同等的外交地位的行為，也許是導致契丹發動討伐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遼廷提出了不要立即與西夏議和的警告，宋朝謹慎地拖延對嵬名元昊的冊封。但是當得知契丹被打敗之後，宋朝就馬上採取主動，派遣使節在1044年冬天與西夏達成了和約。 除了上文提到的諸點之外，宋、夏條約還議定西夏在宥州，而不是在党項都城接待宋使，規定會見使節時，採用與接待遼使相同的賓客禮。恢復邊境榷場。歲賜總數25. 5萬，其中：絹15. 3萬匹，茶3萬斤，銀7. 2萬兩。[67]但是宋、夏和約中對邊界問題存而未議。由於未能劃定一條清楚的邊界，為雙方日後的激烈爭端留下了深深的隱患，直到宋朝北方領土盡陷於金，宋、夏雙方沒有了共享邊界之後，這一爭端才得以消弭。 與此同時，西夏與契丹間的戰爭仍在繼續。党項統治者巧妙地挫敗了遼朝的三次入侵之後，又趕快明智地緩和了與惱羞成怒的遼廷的關係。[68]雖然雙方關係暫時得以緩解，但是幾年之後，爭端再起，我們甚至不能肯定，遼朝是否正式冊封過嵬名元昊的繼承人諒祚（Liang-tso）。 嵬名元昊帝位的繼承 對於嵬名元昊之死，有各種不同的記述；關於他的繼承人的出身，記載也非常混亂。[69]當對宋朝的戰爭行將結束時，党項皇帝將已經與自己的兒子訂婚的沒氏新娘納為自己的妃子。雖然這一亂倫的行為遭到了廣泛的譴責，但是元昊此舉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削弱皇后野利氏家族的熾烈勢力。沒氏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元昊正式指定的繼承人是野利皇后之子寧凌噶。野利旺榮和野利遇乞是野利家族位尊權重的長者，他們分別把持著西夏宮廷和軍隊的大權。旺榮和遇乞可能認為形勢的發展會對自身的利益構成嚴重的威脅，於是他們安排寧凌噶與皇后叔父（也可能是哥哥）野利旺榮的女兒結成了夫妻。後來，在舉行婚禮的前夕，野利旺榮邀請皇帝到帳內做客，圖謀暗殺元昊。但是，他們的陰謀不慎敗露，結果野利旺榮、野利遇乞和野利氏的其他三個成員都被處以死刑。在有些史料中，將上述事件的時間定在1042年或1043年，並將事件的起因歸結為宋朝的顛覆活動，但是我們認為，這些事件很可能是發生在夏、宋和約締結一兩年之後，即1045年或1046年。 野利皇后雖然當時沒有受到懲罰，但是此後不久就遭到了皇帝的貶黜，沒氏被立為皇后。然而先前的野利皇后仍然保持著對皇帝的巨大影響，她最終使皇帝回心轉意，痛悔自己輕率地處死了皇后的清白無辜的族人，並竭力尋求這次屠殺的倖存者。於是嵬名元昊找到了野利遇乞的妻子（出自著名的沒藏氏），並將她帶進了皇宮。當皇帝開始臨幸沒藏氏時，野利前皇后將她轉移到了首都郊區的一所寺廟裡，但是皇帝仍然與沒藏氏保持了私通的關係。據宋朝正史稱，1047年二月，沒藏氏生下了一個男孩，這個孩子出生於「兩岔」河邊，所以因河名命名為「諒祚」。其他的記載將諒祚的出生時間定為皇帝死後兩月，即在1047年末或1048年初。[70] 諒祚是在母舅沒藏訛龐家裡長大成人的，沒藏訛龐曾在野利遇乞手下服役。野利皇后的被貶（1047年？），激起了被剝奪了繼承權的太子寧凌噶刺殺皇帝、為野利氏報仇雪恨的願望，太子的行為得到了沒藏訛龐的默許。當年末，在劓去了父親的鼻子之後，寧凌噶逃進了沒藏訛龐的宅邸，但是沒藏訛龐卻立即逮捕了這位倒霉的年輕人，並將他與其他倖存的野利氏成員一起處以極刑。 為了確保他們的傀儡幼帝的地位，沒藏氏的長者沒藏訛龐炮製出了一套完善的方案，野利氏敗落之後留下的權力真空，很快就由沒藏氏填補了。元昊在遇刺後的次日就去世了，為了選定新的君主，西夏召集了大首領議事會。部落長者一致同意嵬名元昊的侄子作為皇位繼承人，因為元昊的侄子是由已故的皇帝在遇刺前就已經選定，並在臨終遺囑中再次明確指定的繼承人。只有沒藏訛龐對此持反對意見，他提出的理由是很虛偽的，訛龐認為由侄子繼承皇位，將會違反既定的長子繼承慣例，而且稱被選定的繼承人缺少「功業」。為此，沒藏訛龐提出了以幼年的皇帝私生子為繼承人的建議。據記載，他的建議沒有引起任何異議，這不能不說是十分令人驚詫。於是元昊的幼子成了新皇帝（廟號毅宗，1048—1068年在位），他的母親被尊為皇太后。沒藏訛龐則成了攝政者和宮廷的「家相」，即西夏事實上的統治者。 在反對部落寡頭政治集團的鬥爭中，嵬名元昊最終沒能使王權保持不墜。在元昊以後的50年中，西夏實際上是由後族統治的，最初15年由沒藏氏秉政，後來權力又轉落在了勢力強盛且嫻於權謀的梁氏手中。這種由母族執政的類型顯然深深地植根於党項（和吐蕃）的社會政治和血緣親族的傳統之中。 國政危機：毅宗朝（1048—1068年）、惠宗朝（1068—1086年）和1100年前的崇宗朝 與毅宗同時代的漢族文人們，對他極盡詆毀之能事，將毅宗描述為一個冥頑不化、輕率荒忽的年輕人、元昊的不肖子孫。但是事實上，當毅宗成人時，他一直致力於改變極端不利的局面，以維護自己的自主地位，他還制止了國家權力和聲望的衰落。作為政治陰謀的犧牲品，皇太后是在1156年（譯者註：應為1056年）去世的。1061年，年僅14歲的毅宗，便剷除了沒藏訛龐。為了尋求比沒藏訛龐更可靠的聯盟者，毅宗與自己的同謀梁氏結姻（梁氏早先是沒藏訛龐不得寵的兒媳），並任命梁氏的弟弟梁乙埋為新的世襲家相。[71]梁皇后及其兄弟兩代主政，西夏的命運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大批嵬名氏成員被鎮壓、流放，或被剝奪了權力。而其他人則主要是基於榮譽和忠誠，接受了後族專政的現實。 強大的梁氏集團在西夏政治生活中占據了支配地位，他們的權力建立在與他們結為聯盟的部落首領控制的武裝力量的基礎之上。這些部落與宋朝邊疆大吏及其屬下的非漢族部落有著世代的血仇宿怨。這樣一來，大權在握的梁氏集團就得以煽動起對宋朝毫不妥協的敵對態度——宋朝曾長久地危害西夏的利益，而一旦統治集團內部的反對呼聲加劇時，要改變這種做法就變得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為了反對好戰的部落集團，維護自己的權威，党項皇帝經常被迫做出親宋的姿態。毅宗解決了與宋朝間長期懸而未決的邊界爭端，議定了一條新的東部邊界；同時，他還安排設立了與宋朝邊界的榷場，早年因為沒藏訛龐挑釁性地在屈野河沿岸從事移民活動，這些榷場曾被宋朝關閉。 大約在沒藏訛龐去世前後，毅宗請求宋廷恩准「去蕃禮，從漢儀」，並請求服飾漢族衣冠。[72]毅宗的行為引發了一系列關於漢族與党項禮儀的爭論，雙方時而他占上風，時而你據優勢，這種波動反映了主張親漢派與党項排外派之間的相互力量對比的變動。後來，皇太后主張擁護党項禮儀，而只要有機會皇帝就要改用漢族的傳統習俗。在興州朝廷的權力鬥爭中，漢族的標誌制度，甚至是具體的漢人，都成了雙方鬥爭的武器（和被攻擊的對象）。 毅宗這些舉動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個人權威的範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可以將它看作是試圖得到宋朝承認並增強党項的威望的一種努力。遼朝在這時已經冷淡了與西夏朝廷之間的關係，轉而竭力向與党項人時和時戰的吐蕃人表示好感。1058年，遼廷將毅宗沒有得到的一位契丹公主嫁給了唃廝囉的兒子並且是最後的繼承人董氈。[73]與此同時，宋朝與西夏間永無休止的外交較量也在繼續進行：党項使臣一再要求得到與契丹使臣相等的禮遇，而宋朝官員則抱怨党項使臣素質低下，言辭無禮；雙方相互攻訐不已。 1067年，一位宋朝邊疆官員靠施展陰謀，奪取了西夏的城市綏州。[74]作為報復，党項人殺害了一名宋朝官員，斥責他為口是心非的奸詐之徒。經過冗煩的爭論之後，宋朝決定堅守綏州，這一決定大大激怒了党項人，此後他們就開始不斷地騷擾這一地區。同年底，毅宗去世，年20歲。他很可能是在戰鬥中受傷而死去的。在這年冬天，毅宗的長子，7歲的嵬名秉常（惠宗）繼承了皇位。 毅宗著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漸放棄了他父親創立的處理漢人與党項關係的舊例。[75]漢人之所以對他和他的政策深惡痛絕，與其說是因為他的一些所謂的性格弱點，倒不如說是因為他的背離傳統的行為。 惠宗朝（1068—1086年） 惠宗統治時期，或更確切地說。是他的母親梁太后統治時期，是一個紛擾頻仍的時期。1070—1071年，因為宋朝拒絕就解決綏州事件進行談判，導致了宋朝與西夏間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隨著這場戰爭的爆發，拉開了惠宗統治時期的序幕。此後，宋朝為取代青唐的吐蕃人，開始著手制定在西方興建邊境要塞的龐大計劃。宋、夏條約一再被違背，競逐軍功的豐厚賞賜大大刺激了宋朝各級官員對戰爭的狂熱情緒。 在擴張主義情緒的鼓動下，宋朝變本加厲，在1081—1083年，1091—1093年和1096—1099年頻頻對西夏發動進攻。1081年，宋軍收復蘭州，挺進青唐。隨著戰爭的繼續和戰場的擴大，梁氏集團對於獨立性日益增加的武將的依賴也越來越強。皇族嵬名氏的成員是這些武將的首領，他們統治著西夏的中部和東南地區，而且與控制著鄰接陝西西部和青海地區的西南地區的仁多氏結成了聯盟。 與此同時，党項與契丹的關係開始得以改善，而受到強大壓力的吐蕃人也在謀求發展與西夏之間更密切的聯繫。1072年，党項皇帝甚至將自己的妹妹嫁給了董氈的兒子藺逋叱（Rinpoche）。[76] 年幼的党項皇帝是在母親梁太后和太后的弟弟梁乙埋的完全支配下長大成人的。為了保證梁氏家族能夠繼續掌握政權，他們將梁乙埋的女兒嫁給了皇帝。1080年，惠宗因不滿於母親的支配，放棄了皇太后在1070年恢復的党項朝廷禮儀，轉而贊成漢人禮儀。次年，夏廷揭露了一起陰謀，據稱，年輕的皇帝與他的漢族寵臣李清策劃，要將鄂爾多斯南部地區歸還宋朝。事情敗露之後，李清被誅，惠宗也被臨時囚禁在了距離皇宮五里遠的一所戒備森嚴的城堡里。皇帝的支持者立即召集軍隊，公然反對梁氏的統治。國相梁乙埋派遣使臣前往他們的營地，用銀牌招諭，企圖要他們聲言效忠梁氏，但是最終還是徒勞無益。 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宋朝官員一直在靜候西夏內亂的結果。最終，宋朝皇帝下令調動了一支大軍，由宦官將軍李憲率領，分兵五路「討伐」党項都城。但是由於宋朝各路將領之間很快就發生了爭吵，所以五路軍隊沒能在指定的時間會合。但是在1081年，李憲還是設法攻克了蘭州。自8世紀以後，蘭州就處在吐蕃的統治之下，大約在1063年，才開始納入党項的統治範圍。[77]此外，李憲和其他的將領們還使西夏南部諸州蒙受了重大損失，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當然，他們自己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戰爭初期，梁太后和她的將軍們退守首都和靈州，仁多唆丁率領親嵬名氏的軍隊在西南部抵抗李憲的猛烈進攻，保衛天都山地區的皇宮和政府建築，仁多丁的軍隊遭受了重大的傷亡。在這場戰鬥中，仁多—嵬名聯盟將其指揮中心設在了蘭州北面的卓羅監軍司。[78] 1082年末，兩個敵對的集團終於聯合起來，在陝西北部的橫山打敗了宋朝軍隊。 到1083年末，宋朝遭受的損失越來越大，最終被迫接受了党項的議和方案。但是，宋廷拒絕就歸還已經被宋軍攻克的地區進行討論。這些地區在將來的戰爭中對宋朝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是蘭州附近的地區更是如此。宋朝很快就鞏固了對蘭州的控制，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外拓展了自己的勢力範圍。 老成持重的惠宗終於在1083年重新得到了皇位。梁乙埋死於1085年，他的兒子梁乞逋繼承父位，成了新的國相，勇武好戰的梁太后也死於同年年末。1086年，惠宗也去世了，西夏皇位傳給了年僅3歲的兒子嵬名乾順（崇宗，1086—1139年在位），由惠宗的寡妻、梁乞逋的妹妹攝政，是為新的梁太后。這樣一來，雖然歷經了一場公開的較量，但夏都中興府的權力最終還是又落在了梁氏下一代的手中。 與此同時，在宋朝京都內也發生了一次權力的轉換，結果使宋、夏和約關係得以短期恢復，也使宋朝歸還了少量的堡寨。但是太后與她的弟弟、國相梁乞逋之間很快就產生了矛盾衝突。在邊境地區，廣泛流傳著興州發生了軍事政變的謠言。遼朝也因為不喜歡西夏新的攝政者，對西夏的惡感越來越強烈。 這時，梁乞逋與吐蕃首領阿里骨結成了聯盟。阿里骨是董氈（死於1083年）的養子，作為繼承人，他是不受歡迎的。青唐的阿里骨政權受到了他的對手、位於邀川的溫溪心的挑戰。就地理位置而言，邀川與卓羅的仁多集團控制的党項西南部地區相鄰。吐蕃兩大統治中心間的長期分歧，導致了邀川與忠於西夏皇帝的卓羅的首領們之間的友好關係的發展，而青唐敵對的吐蕃政權則與梁乞逋結成了聯盟。[79]在11世紀90年代，青海地區幾乎一直處在極度動盪不安的形勢之下。1096年阿里骨之死引起爭相繼位的混亂局面，宋朝趁機在1099年擴大了在青海的控制範圍，但是宋朝在這一地區的每一步行動都遭到了党項的強烈抵抗。 期盼已久的党項宮廷政變顯然是在1094年發生的。仁多保忠、嵬名阿吳及其同夥在這一年殺害了梁乞逋，並且夷滅了他的族人。當時皇太后手中掌握著一支具有相當實力的軍事力量，並且得到了這支部隊的有力保護。但是有證據表明，太后是站在謀殺者一邊的，這是因為她懷疑自己的弟弟陰謀反叛她本人和她的兒子——12歲的皇帝。[80]但是面對危急的軍事狀態，要想全面恢復嵬名皇族政權顯然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1091年和1093年，宋朝對西夏發起過進攻。此後在1096年，他們又發動了一場旨在摧毀西夏並占領青海的全面攻勢。這場戰爭一直延續到了1099年。遼朝對宋朝的劫掠暴行感到震驚，前後三次向宋朝發出嚴厲警告，督迫宋朝息鼓偃兵。但是遼朝這時正陷入與西夏以北的蒙古草原地區的阻卜的曠日持久的戰爭之中不能脫身，所以遼朝的威脅也並沒有使宋朝罷兵。[81]激烈爭奪的四年戰爭，再加上邊疆市場的長期關閉，加重了西夏人民的損失和災難，使他們的生計和土地都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 皇太后死於1099年，傳言她是因為沒有幫助契丹人鎮壓屬部的反叛而被遼使毒殺的。[82]數月之內，宋朝對於西夏派來告知太后死訊並求和的党項使節採取了非常冷淡的態度。嵬名氏的元老們決意結束戰爭狀態，或者至少擺脫梁氏的控制，所以他們竭盡全力想緩和與宋朝的關係。 党項人一方面在宋朝京都進行和談，同時又繼續積極抵抗宋朝進入青海的行動。然而宋軍奪取了天都，在天都設置要塞，並攻克了會州。位於邀川、宗哥和青唐的各吐蕃集團長期處於無休止的動亂之中，1099年秋，當宋軍挺進湟水河谷時，這些集團時叛時降，沒有能夠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宋軍統帥集團幾乎也處在同樣的混亂狀態之中，將軍們與他們的部屬的相互責難告發，降黜罷免、官復原職就像走馬燈一般，使人眼花繚亂。党項軍隊也是在一片喧嚷吵鬧之中，吐蕃軍隊的數量這時達6萬或7萬人，仍十分強大，足以挫敗宋朝占領青海的企圖。[83] 1099年九月，當青唐首次投降之後，旋即又被邈川集團重新攻克，他們在青唐城安置了自己的親信作為阿里骨的繼承人。此人的地位不僅得到了宋朝的確認，他還在1102年通過婚約的形式與党項皇室結成了聯盟關係。在1102—1104年間，宋軍再次占領青唐。此前青唐已在1099年被易名為鄯州，1104年，又被改名為西寧。[84]到1109年，宋朝政府已經以漢文名稱對青海地區所有的吐蕃城鎮進行了登錄，但是它卻從來沒有能夠有效地控制這一地區。直到北宋末年（1128年），以宋朝與吐蕃和党項各為一方，青海地區仍然是雙方長期爭奪的地區。 以上的描述可能會給人這樣一個印象，即11世紀末期的西夏社會是動盪不安的，深深地陷入了內部的派別爭端和與鄰人間的不時的戰爭之中。但是西夏社會在另外兩個方面的長足發展同樣值得注意。 首先是在皇帝的保護之下，佛教作為國教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如果不是更早的話，佛教的發展進程在李德明時代就已經開始了。梁皇后特別關注佛經的翻譯，到11世紀末年，所有的三藏經典都已譯成了西夏文。這本身就是一項不朽的成就。西夏興建或修復了大量的廟宇。像遼、高昌、吐蕃這樣一些外來佛教中心地區的高僧大德和經典，都紛紛聚集在了西夏境內。[85] 其次，與宋朝的貿易線，對西夏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這條貿易線的長期斷絕，極易對西夏的經濟和食物供給造成致命的影響。西夏這時在經濟和食物供應諸方面形成了一套相當成熟而複雜的結構。一旦擺脫了長期戰爭造成的對經濟和食物的特殊需求，西夏的經濟結構就足以維持國家機構發展的需要，並為12世紀的文化繁榮局面創造優裕的經濟基礎。這時的党項不僅以其家畜、獵鷹和其他牲畜著稱於世，而且以本地出產的工業產品而聞名。其中包括珍貴的駝毛毯，足以與最優質的宋朝出版物相媲美的插圖印本書籍，大黃和其他草本植物，優質鹽——鹽在易貨貿易中是作為通貨使用的，這與紡織品在遼朝的作用大體相同。至於党項人自己的經濟觀，正如一條党項格言所說：「屠畜於党項山者有羊，覓利於漢商者有錢。」[86] 西夏的成年：崇宗（1086—1139年）與仁宗（1140—1193年） 崇宗和他的輔弼大臣們領導這個國家經歷了與宋朝間的最後的鬥爭時期，並且支持遼朝反抗女真征服者——金。西夏對遼朝的支持一直持續到了1124年遼朝覆亡時，這時新的形勢迫使西夏與中國北方的新主人達成了協議。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創設了一套對党項政府的控制制度。雖然到1139年，即在崇宗末年為止，陝西與金尚無確定的邊界，雖然女真人一再背棄他們對一些領土的許諾，讓党項人十分惱火（党項人一再提出對夏—金邊界有爭議的地區擁有主權），但是西夏還是贏得了一個長期的和平時期——這時西夏已逐漸斷絕了與宋朝的關係。 崇宗和他的繼承人仁宗的國內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強中央政權對軍隊及其首領、對仍然握有實權的部落貴族的控制權。部落貴族對於任何削弱他們傳統特權的措施，當然都採取了反對的態度，儘管皇帝努力向這些首領灌輸儒家思想，但是他們對朝廷的忠誠主要還是通過君主與大氏族之間的妥協契約來維繫的，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妥協，契約諸方才得以保證各自的地位。在法律文本和12世紀時花費了幾十年時間創設的制度條文中，都將這種契約關係列入了正式內容之中。[87] 崇宗是在嵬名氏的長者們的擁戴下重新得到王位的，在他統治的初年（即在1099年他母親去世之後），崇宗與嵬名氏的元老們共同掌握政權，並決心在此基礎上鞏固嵬名氏對國家政權的控制。首先，他們面臨的任務是削弱軍事官僚集團，而首當其衝的則是嵬名氏原來的盟友。1103—1104年，皇帝禠奪了仁多氏的軍權。仁多保忠遭到貶謫，並因懷疑謀反，又被召回了首都。後來，崇宗授與其弟嵬名察哥以高位，由他來統率党項軍隊。作為一名完全稱職的將軍，嵬名察哥在任職後的十年里，取得了好幾次對宋朝軍隊的重大勝利，直到大約1156年去世為止，他一直是党項政府中最具實力的人物之一。[88] 在貞觀年間（1101—1113年）——這是崇宗為了乞求他所極為推崇並尊為楷模的唐太宗的護佑，而精心選擇的一個吉祥的年號——崇宗發布了名為《貞觀玉鏡統》的軍事法典，該法典原為西夏文，有殘片保留。[89]崇宗還設立了一所國學，有生員300人，由政府提供捧薪。他還儘量擢拔具有才能，特別是有學問的人擔任官職。據晚出的一條史料記載，皇室嵬名仁忠親王精通漢文和西夏文，他曾在內廷任職，並在1120年接受了爵位。後來他就成了政府中「文官」集團的代言人，並常常斥責軍隊最高首領嵬名察哥的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行為。[90]崇宗及其繼承人利用對廷臣的任命讓兩個集團疲於相互攻訐。 聯姻關係這時顯然也是處在嚴格控制之下。1105年，皇帝與遼朝公主結姻，但是史料中沒有記載遼公主和仁宗之母（漢人曹妃）究竟是誰當了皇后。在党項與其宿敵宋朝的鬥爭中，一直得到遼朝的堅定支持，出於感謝，党項皇室與契丹人發展了一種密切的關係，甚至當形勢已十分明朗，保持與契丹間的親密關係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時，党項人還繼續幫助遼朝的末代皇帝逃脫女真的追襲。據稱，崇宗的契丹妻子和她的兒子是在契丹皇帝被女真追擊者抓獲之後，於1125年因傷慟過度而死的。[91] 根據相當晚出的資料（即19世紀時吳廣成所著《西夏書事》）記載，崇宗在他統治的倒數第二年（1138年），最終將宋朝降官任得敬之女冊立為皇后。任得敬後來曾任國相，掌握西夏朝政達二十年之久，最後，他還試圖在西夏的東部地區創立自己的政權。就12世紀的西夏歷史而言，任得敬的經歷確實是非常突出的事件之一，但是這件事是由吳廣成記述的，缺乏早期史料的佐證。據載，使任得敬得以掌握朝廷大權的那位女兒最初是皇妃，後來被立為皇后，不久又成了皇太后，但她在其他的史料中沒有被提到過。可是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雖然客觀環境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將任得敬獨擅大權的情形與11世紀時他的前輩梁氏相比，兩者還是不乏相似之處。 1139年六月，崇宗去世，時年53歲。帝位由他的兒子、16歲的嵬名仁孝繼承（廟號仁宗），仁宗的統治也長達半個多世紀。這兩個長期在位的皇帝最終使西夏皇室的統治得以穩定。仁宗繼位之後，尊其母曹氏為「國母」，並指定罔氏為皇后。罔氏出自一個門第高貴的党項氏族。[92] 在仁宗繼位前的三四十年間，中國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區戰禍頻仍，災害不斷，所以在仁宗統治的初年，就面臨著起義造反和盜匪遍地的嚴峻局面。據吳廣成記載（這些記載同樣也沒有其他資料證實），1140年，一群心懷不滿的契丹流亡者在李（或蕭）合達的率領下起而造反。在當年冬天被鎮壓之前，造反者曾包圍了靈州。1142—1143年，饑荒和地震又引發了夏州和興州附近地區的嚴重叛亂。仁宗頒布了免稅賑濟的措施，在鎮壓李合達、平定部落起義的過程中，仁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的漢族將軍任得敬。據記載，仁宗本來要授予任得敬以宮廷的職務，但是在他的顧問、多疑的嵬名仁忠的勸說下，還是將任得敬外派靈州統軍，從而將他排斥在了宮廷之外。[93] 緊接著仁宗在1144年又將儒學機構引入了政府之中。首先，他下詔在全國設置學校，其次又在宮禁中為7—15歲的皇室子孫開設了小學。另一所學校是在1145年創建的「大漢太學」。儒家的祭禮正式實行，並發布命令廣建廟宇，在全國各地普遍實行釋奠禮。1147年，還開始實施了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策舉制度。[94]雖然從其他史料中得知，西夏是承認考試學銜的，但是在党項法律中，還沒有發現有關這種作為補充官員手段的考試制度的論述，相反卻有許多專門規定官位繼承問題的條款，這表明，官職的世襲可能仍然是一條更常見的入仕途徑。最後，仁宗在1148年設立了內學，「選名儒主之」，可是在宋史的簡短記述中，沒有留下關於內學具體內容的記載。 在探討党項實施這些措施的動機時，必須要考慮到党項的新的東鄰——金朝在這時的崛起。12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女真統治者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金朝這時已經通過戰爭和外交手段，在東亞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就金朝而言，採取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創建一個漢族風格的宮廷和官僚機構，以與自己已經獲得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相稱。党項使臣每年都要前往金廷，他們對女真的活動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反之亦然。《宋史》的記載時有錯誤，如果《宋史》所載年代正確的話，那麼党項的改革要比女真早5—10年的時間：例如金統治者完顏亮（1149—1161年在位）下詔修築孔廟是在1156年，比党項人建孔廟整整晚了十年。[95]党項統治者提倡儒教，很可能是出於對國內情況的考慮。具體地說，興州的具有影響力的「儒家」信徒的發展壯大，對於更合理化、更儀式化的皇帝特權典儀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官僚政治是党項統治者用來反對在党項政權中已露端倪的柔弱、腐敗的傾向，反對軍事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影響的鬥爭武器。 任得敬其人就是軍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實表明，嵬名察哥充當了任得敬在軍隊首腦中的保護人，通過察哥的幫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謀得了一席之地。正如我們所見，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對，據傳說，在仁忠去世之後，任得敬以賄賂的手段進入了宮廷，並得到了尚書令的職務。不久，他就成了中書令——雖然任得敬擔任中書令到底有多長時間，中書令一職在西夏職責如何，目前都還不很清楚。1156年，嵬名察哥死後，任得敬大權獨攬，不僅對自己的戚屬委以官職，而且對誣衊自己的人進行鎮壓。[96] 《宋史》確指任得敬在1160年得到了由党項君主冊封的楚王的稱號。就目前所知，他是由西夏統治者冊封的惟一的一位漢人。一般說來，只有功勳卓著的党項皇室子孫才有資格得到這種榮譽，所以對許多朝臣來說，這件事不僅是對西夏慣例的違犯，而且對西夏政權也是一種危險的僭越行為。據說，這位國相在1160年末宣稱，新建立的學校，諸如百無一用的漢學之類，與西夏社會根本不相適應，而且為供奉學者浪費了本來就很貧乏的資財。學者和僧人是仁宗最密切的夥伴，對他們的這種攻擊仁宗反應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西夏的學校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這說明任得敬顯然遭到了挫敗。1161年，皇帝進一步設立了翰林院，以編修西夏實錄。翰林院是一個內廷機構，它與御史台和學校一起，形成了與國相抗衡的中心；而由國相控制的中書和樞密衙署，則在1162年移徙到了內廷之外。[97] 1161—1162年，西夏開始捲入金、宋戰爭。四川的宋朝地方當局曾請求党項人幫助他們打擊女真，但是沒有成功，與此同時，西夏軍隊還短期地占領了他們聲稱屬於自己的陝西境內的宋、金領土。任得敬這時掌握著党項軍隊，而且他後來又謀求四川的宋朝官員支持他個人的計劃，所以有理由認為，任得敬參與了這些活動。 從1165年到1170年，這位國相殫精竭慮，以靈州和翔慶附近的地區作為指揮中心，努力要在陝西北部和鄂爾多斯地區經營一塊屬於自己的獨立領地。任得敬還進一步插手了莊浪（西藩）部落的騷亂。這些部落的故土位於洮河流域，不幸的是，這一地區當時正好處在劃分不明確的宋、金、夏三方交界的邊境地區。在這次事件中發生的金、夏之間關於管轄權的爭議，預示了將要在13世紀初年發生的那場使這個地區捲入動盪漩渦的戰亂。任得敬這時極力結交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但是並沒有成功，後者精明地避開了西夏國相暗示性的表示。任得敬發現從金朝方面得不到支持，於是轉而與宋朝四川宣撫司交換秘密情報。一支西夏的巡邏隊抓獲了後者派出的一名間諜，從他身上搜出了給國相的一封信，並將罪證上交了皇帝，而皇帝則將信轉交給了金朝。[98] 在得到西夏國相背信棄義的確切證據之前，金朝統治者已從俘獲的宋朝間諜以及其他來源得到報告，說西夏在其西南部邊境地區從事可疑活動。金廷還得知，任得敬派遣大批軍隊和役夫，在位於莊浪地區的党項邊境基地祈安城（原積石城）修城築堡。金世宗派官員前往調查，但是為時已晚。不但城已建成，無法阻止，而且他們也沒有得到任何證據來確證宋—夏交通的傳言。針對金廷的調查，党項人（即任得敬本人）保證說，築堡役兵完全屬於邊疆防禦性質，別無他圖。[99] 皇太后任氏（即任得敬之女）死於1169年或1170年，很可能是女兒的死促使國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將西夏的東半部賜給了他，他將這塊封地命名為楚。為了進一步得到承認，任得敬又勸說夏主上書金朝，請求金廷對任得敬加以冊封。金世宗對此表示極不贊同，而且私下裡對夏主不能懲處不廷之臣表示非常驚訝。世宗最後拒絕冊封任得敬，並退還了左右為難的夏使帶來的禮物，但答應派官員就此事進行調查。這顯然是多餘的。 1170年八月，仁宗的親信秘密逮捕並處死了國相及其族人和黨羽。西夏使團呈遞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謝信，信中謙恭地聲稱，西夏別無所求，只希望保持兩國間的和平，並希望位於原國相與吐蕃發生過衝突的地區的共同邊界能夠維持現狀。[100] 關於任得敬其人，我們沒有任何可靠的資料可資利用，所以要對這一事件，尤其是對仁宗的行為作出解釋，可能是要冒一定風險的。首先，党項皇帝並不是專制君主，他的行為受到了部落傳統習俗的強烈制約。表現在制度方面，輔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對皇帝權力的重要制約，尤其當輔弼大臣是皇帝配偶的家族的成員時，他的地位就更為重要。在吐蕃人和回鶻人中，國相都掌握著重要的權力，而吐蕃、回鶻模式對党項政權的影響則是無可置疑的。[101] 另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仁宗作為首位不是在戰場上成長起來的党項皇帝，他沒能培養出與軍隊之間親密的個人聯繫。相反，仁宗最初將軍權授予了叔叔嵬名察哥，後來又交給了任得敬。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這一措施都帶來了很大的便利，而且從軍事的觀點來看，也不失為一種成功的安排。但是一旦需要時，皇帝就不得不從另外的途徑尋求支持，而且還不能與軍隊發生正面衝突。 仁宗顯然是在教育和文化機構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就生長在這種環境之中，並且終其一生都致力於扶植教育、文化事業。他為平民制定了儒教規範，並且廣泛宣傳皇帝本人就是大眾奉行的菩薩。在漢文編年史中，絲毫也沒有提到仁宗對佛教的保護和他對「覺心」（bodhichitta）的修習，但是大量党項資料表明仁宗所從事的佛教活動的重要性及其深遠的意義，說到底，這種活動也是每一個党項統治者熱心從事的傳統事業。仁宗忙於行善積德以贏得人們的擁戴，提高並炫耀自己的威望和道德權威，同時還可以在一點兒也不影響自己對宗教的虔誠的條件下，不露聲色地損害對手的名聲。他對任得敬發動了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戰鬥，在這場戰鬥中，仁宗採用了各種手段，終於將國相逼上了叛逆謀反的道路，使其違背了作為一個獨立的統治者首先必須使自己名正的道德準則。當仁宗的國相終於作為變節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時，實際上就已經註定了他將要滅亡的命運；所有能夠使他克敵制勝的因素，現在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在當時必定存在著將西夏分裂為東部漢人的鄂爾多斯政權和西部的草原河西政權的一種原動力。這種動力深深地植根於地緣政治、文化現實之中，而並不僅僅是簡單的部落分權傾向。但是從根本上來說，與此相反的，保持領土完整的動力卻要強大得多，這一動力來源於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現實：即西夏、宋、遼（後來由金取代）三方關係模式的存在，西夏、宋、遼在歐亞大陸權力體系中互成鼎足之勢，宋和金都不允許在中國北方另外建立一個獨立的王國。在此之前，金朝試圖通過齊或楚傀儡政權統治中國北方的失敗，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如果說任得敬代表了西夏社會中對於改變官方政策方向不滿的保守勢力的話，仁宗的所作所為就是堅決捍衛嵬名氏統治的合法性，並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具體體現。他的統治大體上相當於一種以半神性的佛教統治者為首的文官政體，他的權力建立在與軍事體制（即與部落貴族）妥協的基礎之上。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妥協，世襲特權才得到國家的確認，而對王權的忠誠則被大大削弱了。[102]這些問題大多在党項律令中都有所反映，《天盛舊改新定禁令》是在天盛（1149—1170年）末年，即大約在任得敬被處死的時候發布的，這恐怕並非僅僅是一種巧合。[103] 接替任得敬擔任國相的是斡道沖。斡道沖其人出自一個世代在党項宮廷中擔任史職的党項家庭，作為一名儒士和西夏文、漢文教師，斡道沖用西夏文翻譯了《論語》，並加了注釋。此外，他還用西夏文寫了一部關於占筮的論著——對於党項人來說，這是一個永遠都具有吸引力的題目。這兩部著作都是斡道沖在世期間出版的，後來一直流傳到了元代。在斡道衝去世後，仁宗給了他很高的榮譽，將他的形象畫下來，並陳列在各地的孔廟和國學裡。[104] 仁宗這位党項皇帝特別擅長製造輿論，而且非常善於扮演有道之君的公眾形象，在這些方面他與女真皇帝金世宗極為相似。但是金世宗贏得了儒家的讚譽，以「小堯舜」知名於世，而夏仁宗的美名則作為佛教聖徒廣為流傳。[105]仁宗監督和參與了從他的先輩起就已經開始進行的編輯和修訂所有佛教譯文的工作。雖然在元代又進一步加以完善，但實際上在仁宗統治的末年，西夏文的三藏就已經完成，並在14世紀盡數付梓。[106] 對於宗教的熱情，促使党項皇帝進行了最有說服力和最廣泛的宣傳活動。在仁宗統治時期，皇帝及其家庭成員，特別是他的第二個配偶羅皇后（漢人後裔），資助印製了大批最受歡迎的佛教文獻，並在各種慶典場合廣泛散施。就佛經的印製而言，最恢宏的場面出現在1189年。為了慶祝仁宗繼位50周年，在這一年特意用西夏文和漢文印製了10萬部《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和5萬部其他經典，印刷佛經成了慶祝活動的最重要的內容。 1189年是東亞地區變故頻仍的一年。金世宗的去世和宋孝宗的讓位，都發生在這一年，所以党項統治者有充分的理由來慷慨地表明自己對佛陀的感激之情。儘管與女真人偶有衝突，但是在仁宗漫長的統治年代裡，大部分時間都相安無事。從總體上來說，西夏、金朝一直保持著一種非常誠摯的關係，當然，由於經濟利益的衝突和小規模的領土爭端，在他們之間也確實存在著矛盾鬥爭，到了12世紀末年，矛盾變得日益激烈。 女真人指責党項在邊市貿易中以無用的珠玉換取他們的優質絲織品——這使我們想起了北宋也曾抱怨于闐使臣帶來的粗劣的玉石充斥宋朝市場，結果金朝在1172年關閉了蘭州和保安的榷場，直到1197年才重新開放。此外，女真對於陝西邊境的越境非法貿易也極為不滿，並因此而關閉了綏德的榷場。這樣一來，剩下的就只有東勝和環州的邊市了。12世紀70年代，乾旱和饑荒席捲中國北部地區，而就在同一時期，党項在邊界的侵掠活動也日漸增加。1178年，党項人襲擊了麟州（這時掌握在金朝手中），從而將他們的掠奪活動推向了高潮。1181年，女真皇帝終於重新開放了綏德的榷場，並許可党項使臣享受在金朝首都貿易三日的特權。[107] 1191年，一些党項牧人因迷路而進入了鎮戎轄境，金朝邏卒驅逐了党項人，但後來反而被西夏人俘虜。而且党項人又設下埋伏，殺害了前來追趕的金朝官員。事後仁宗拒絕引渡肇事者，只是向金朝保證，這些人已經受到了懲罰。 相對來說，這些事件確實對雙方廣泛的友好關係造成了輕微的損害。在1189年和1193年，金世宗和夏仁宗都先後去世了。此後，他們各自的繼承人的短暫的統治，實際上不過是內憂外患時代到來的序曲，其主要原因，就是在鐵木真（未來的成吉思汗）領導下的蒙古人的日益強大和統一。 西夏末世與蒙古的征服 當仁宗在1193年去世時，他已經70歲了，帝位由長子純佑（桓宗，1193—1206年在位）繼承，時年17歲。純佑是漢裔羅皇后所出。對於桓宗統治期間的西夏歷史，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但是1205年蒙古人首次入侵西夏領土，顯然是這一時期最重大的事件。 從1206年桓宗被廢黜，到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滅亡，在這空前動盪的年代裡，党項皇室一直只能勉力維持國祚不墜。西夏最終沒有復興，既不是因為它內政的衰敗，也不是由於它天生孱弱。如同它的更強大的鄰人一樣，西夏是被蒙古人摧毀的，蒙古這個新的草原強權的出現，毀滅性地打破了宋、金、西夏在東亞地區三足鼎立的局面。隨著篡權廢立現象在西夏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在西夏朝廷形成了抗金和抗蒙古的集團。 從12世紀70年代以來，來自草原上的紛擾不時地影響著西夏和金朝的關係，這種情況在官方史書中也有反映。女真人關閉西方邊境與西夏的三處榷場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懷疑党項人在邊界從事間諜活動，並且可能與位於遠在西方的哈剌契丹發生了交往。他們認為這些行為與金朝自身的利益是相牴觸的。[108]我們還知道，一位曾被鐵木真的父親打敗的克烈部酋長，可能於12世紀70年代在西夏避難，後來就再也沒有見到關於他的記載。 據說另一位克烈部首領在流亡途中也曾留居党項有日，党項人賜予他「札阿紺孛」（Jakha Gambu，大意是「顧問長老」）的榮譽頭銜，後來，他就以這個名字知名於世。札阿紺孛的哥哥脫斡鄰勒（王汗）是鐵木真的盟父，而且他的幾個女兒都嫁給了鐵木真的家族，所以鐵木真容忍了札阿紺孛反覆無常的不忠行為。著名的唆魯和帖尼別吉，就是札阿紺孛的女兒，她也是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親。札阿紺孛顯然還將一個女兒嫁給了党項皇帝，據說當成吉思汗最後猛攻西夏時，她的美貌打動了成吉思汗。[109]很可能通過建立廣泛的婚姻關係，党項統治家族的影響當時已經深入到了草原，這一判斷有助於解釋他們在蒙古帝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 克烈部與西夏的關係還不止於此。1203年，當脫斡鄰勒最終被鐵木真打敗之後，這位克烈部首領的兒子亦剌合桑昆通過額濟納逃往吐蕃東北部地區，後來又被追趕到了塔里木盆地，最終被當地的首領殺害。[110]雖然党項政權顯然拒絕了克烈部逃亡者的避難請求，但是因為亦剌合桑昆逃跑時經過了党項的地盤，這就為1205年蒙古人入侵河西提供了口實。在入侵河西的戰爭中，西夏的好幾個武裝居民點都遭到了搶劫，大批牲畜被趕走。[111] 1206年，鐵木真宣布接受成吉思汗稱號，也就在同一年，中興府發生的政變將一位新的統治者推上了党項王位。桓宗被自己的堂弟嵬名安全（襄宗，1206—1211年在位）廢黜，一個月之後，在囚禁中去世。羅太后在被迫之下致書金朝，請求金主正式冊封篡位者為西夏王。[112]當襄宗繼位之後，羅太皇太后就在記載中消失了，估計她可能是被送進了某個荒僻的寺院。 次年，金朝失去了藩臣汪古部和西北邊疆地區由部落混合組成的邊界守衛者（Juyin，漢文「乣」），兀剌海城堡附近的地區也遭到了蒙古人的掠奪。[113]蒙古人現在可以毫無顧忌地入侵山西和鄂爾多斯地區了。 掠奪兀剌海的蒙古人直到1208年春天才收兵撤退。在這期間，西夏連續派遣使節前往金朝首都，他們很可能是尋求與金朝建立聯合戰線，以抵抗蒙古人的入侵。但是對於兩國來說，不幸的是金章宗恰恰在這年冬天去世了，章宗身後無嗣，帝位由他的一位昏懦無能的戚屬（在歷史上以衛紹王知名，1213年被黜）繼承。衛紹王拒絕與党項人合作，據說，他聲稱：「敵人相攻，中國之福，何患焉？」[114]無論實際上發生過什麼事情，党項與女真的關係從此迅速惡化。 1209年秋天，在接受了高昌回鶻的自願歸降之後，成吉思汗對西夏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入侵。蒙古人經由「黑水城北和兀剌海城西」進入河西，打敗了由西夏皇子率領的一支軍隊，並俘虜了西夏的副元帥。接著，進逼併攻克了兀剌海城，西夏守將投降，西夏太傅西壁訛答也成了蒙古人的階下囚。從兀剌海起，蒙古軍隊轉而南下，向位於中興府以西、起著拱衛京師作用的克夷門發起進攻。克夷門是阿拉善的一處險關要隘，蒙古軍隊在這裡遭到由另一位西夏皇子率領的守軍的頑強抵抗。最後，蒙古人終於打敗了守軍，並擒獲了夏軍的統帥，進而包圍了西夏都城（見地圖13）。 地圖13　蒙古軍第一次入侵西夏，1209年 在圍攻中興府的戰役中，蒙古人使用了古代的水攻之計，引黃河水灌中興府。但是由於堤圍潰決，反而淹沒了蒙古軍隊的營地，所以他們被迫解圍撤軍。但是在撤軍之前，蒙古人先派遣被俘的西壁訛答代表他們入城談判，與西夏訂立了城下之盟。1210年，党項君主名義上臣服了成吉思汗，除了貢獻大批駱駝、鷹隼和紡織品之外，還被迫向蒙古首領納女請和。[115] 與西夏的城下之盟，使成吉思汗在進攻金朝之前確保了自己西翼的安全。此後不久，党項人就開始掠奪金朝邊境的州縣，西夏的入侵使這兩個鄰國間的外交往來大為衰退，到1212年之後，兩國之間就完全斷絕了來往。1212年，党項皇帝不明不白地死了，族子嵬名遵頊（神宗，1211—1223年在位，死於1226年）代而為帝。在党項皇族子弟中，遵頊是最早獲得西夏「進士」殊榮的一位，他當然首先是要站在自己階層的立場。[116] 如何處理與蒙古人的關係，是否放棄與金朝長期的聯盟關係，面對這些問題使党項朝廷陷入混亂。神宗似乎是要同時解決這些問題。為了迎合蒙古人，他對金朝西南的臨洮路發動了進攻，這次戰爭為党項人提供了洗雪原來在領土問題上的宿怨舊仇的機會。1214年之後，在蒙古人步步緊逼的強大壓力面前，女真人將都城從燕京（北京）向南移到了沐京（開封），能否控制臨洮，這時就成了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由於宋朝停止了向金朝的歲賜，女真人在財政上也已經瀕臨絕境，對於被困在河南的女真人來說，他們陝西的領土就成了食物、人力和馬匹的重要供給地。 1214年末，一支得到西夏支持的起義軍使蘭州也陷入了戰火之中，這一事件嚴重損害了金朝多年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不僅如此，党項朝廷在1214年還開始與四川的宋朝地方政府進行談判，建議雙方聯手進攻金朝的西部領土。西夏與宋朝談判一直持續到了1221年，但是實際達成的協議卻只有1220年的一次流產的聯合行動。[117]1216年下半年，西夏為蒙古軍隊借道，允許他們穿過鄂爾多斯地區，進攻陝西的金朝領土，西夏還在這次戰役中為蒙古人提供援軍，但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女真人也只能投入一支軍隊與西夏軍隊作戰。[118] 對於西夏來說，對金的戰爭不僅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在經濟上也等於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在西夏朝廷里，反對抗金戰爭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但是一次次的和平嘗試都沒有取得多少成效。儘管在西夏內部始終存在著投靠蒙古陣營的現象，但是有一點很清楚，朝野輿論對聯合蒙古人的政策一直都持鄙視的態度。在1217年冬季或1218年初，一支蒙古軍隊逼近了西夏首都，他們很可能是要迫使党項人履行早先的承諾，支持成吉思汗經略中亞、攻打花剌子模的軍事行動，當然他們也可能是要對党項人拒絕提供幫助的行為進行懲罰。雖然還不清楚實際上是否發生過戰鬥，但是党項人拒絕了蒙古人的命令，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而且在這次事件中，一位叫做阿沙敢不的人還因為敢於公然藐視大汗的權威，而聲名大振。[119] 1219年，成吉思汗將木華黎留下來負責中國北方的行動，自己親自率軍遠征中亞。這樣一來，他對党項人的報復行動也就相應地延緩到了遠征之後。在蒙古大軍出征中亞期間，西夏與金的戰爭一點也沒有緩和的跡象。後來到了1223年，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木華黎死於本年三月之後，蒙古人對金和西夏的壓力暫時緩解了。年底，神宗將帝位讓給了次子嵬名德旺（獻宗，1223—1226年在位）。在此前後，金朝的統治者也是一位新即位的皇帝。1224年下半年，西夏、金開始和談，以結束戰爭。1225年九月，達成正式和約，確立兩國為兄弟國關係，金為兄，西夏為弟，雙方各自保持本國封號。緊接著，又通過會談解決了關於禮儀、邊界榷場等一系列存在爭端的問題。[120]西夏、金和約顯然是一個與傳統相背離的條約，儘管短命，但它標誌著西夏外交取得的輝煌勝利。 關於成吉思汗對西夏的最後一次戰爭以及他的死亡，有關記載非常零亂，而且細節抵悟也很多。但是對於出兵的時間，大多數記載都是一致的，即成吉思汗在1225年冬季發兵，1226年春季入侵河西。自從1219年在蒙古入侵中亞的戰役中拒不派遣援軍之後，党項人變本加厲，拒絕向蒙古汗的宮廷提供質子，而且密謀與一些不知名的部落聯合，計劃共同抵抗蒙古人。[121] 《蒙古秘史》中記述了一個其他記載中都沒有提到的事件：當1225年冬天向党項領土進發時，成吉思汗在中途停下來獵取野馬，因坐騎脫韁，他被摔下來受了重傷。這樣一來，蒙古大軍就不得不停下來，等候大汗痊癒。為了顧全體面，成吉思汗派遣使臣通知党項君主，要他必須就其輕慢無禮的行為作出解釋，然後成吉思汗將會根據他答覆的情形，決定撤軍還是繼續入侵。當蒙古使節來到党項朝廷時，阿沙敢不又一次傲慢地聲稱，他完全對先前說過的那些無禮的話負責，並且更為囂張地嘲弄了蒙古人，表示要在戰場上一分高下。當聽到這個答覆後，成吉思汗發誓要洗雪恥辱：「雖死呵也要去問他！」[122] 儘管隱藏在這些事件背後的內容我們只能去推測，但是党項朝廷這時似乎又一次大權旁落了，掌握朝政的不是皇帝，而是權臣。肯定是阿沙敢不拒絕和談或妥協，才招致了蒙古人對党項國家進行徹底的毀滅性打擊。 蒙古軍隊首先攻克了党項河西諸州，進而孤立了夏都。1226年二月，黑水（Edzina）及其鄰近地區陷落。蒙古大汗從渾垂山（或許就是祁連山）夏營地進攻肅州、甘州，大將速不台分兵經略撒里畏吾兒和其他居住在甘州、沙州以南山區的部落（見地圖14）。 地圖14　成吉思汗入侵西夏，1226—1227年 供職於蒙古人的兩位党項官員察罕和昔里鈴部參加了這次戰役。當進攻肅州時，昔里鈴部的哥哥擔任肅州守將，儘管昔里鈴部勸說哥哥及早投降，但他還是進行了頑強抵抗，結果城破之後，除了昔里鈴部的親族家人之外，肅州百姓盡數遭到屠殺。[123] 無獨有偶，在攻打甘州時，察罕的父親指揮守城，與昔里鈴部一樣，察罕也試圖勸說弟弟和父親投降，以避免遭受與肅州同樣的命運。但是忠於職守的守將殺了察罕的父親和弟弟，拒絕投降。然而，甘州被攻破之後，察罕憑藉自己的崇高聲望和為了蒙古的事業的不遺餘力挽救了該城百姓，最後只處決了拒不投降的36人。[124] 蒙古軍主力在秋天揮師東南，直逼西涼府（涼州）。涼州是一座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守將斡扎簀是斡道沖的後代。在進行了短暫的抵抗之後，斡扎簀就舉城投降了蒙古，溯羅、河羅等地也紛紛仿效。[125] 攻略河西之後，成吉思汗繼續向前挺進，渡過黃河，順流直指東北，進抵靈州。這時党項皇帝獻宗已因驚懼而死。獻宗去世時只有45歲，帝位由倒霉的嵬名睍繼承，他是獻宗的近親。十一月，當蒙古軍隊包圍靈州時，党項人派出最後一名使節前往金廷，請求女真人停止聘使往來。嵬名氏指揮一支党項大軍向西南開拔，以解靈州之圍。成吉思汗匆匆渡過封凍的黃河，與前來解圍的党項增援部隊遭遇，在冰天雪地的戰鬥中打敗了增援部隊。在這年十二月，耶律楚材目睹了靈州的陷落和被劫掠。據載，城破之後，「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126]。 攻克靈州之後，成吉思汗將營帳扎在了鹽州川。後來，成吉思汗留下一支部隊包圍夏都，而他本人則轉而向南，再次渡過黃河，向西方攻略，經臨洮向積石州挺進。1227年春，蒙古大汗橫掃臨洮，征服了臨洮大部分地區。此後，在六盤山停下來「避暑」[127]，成吉思汗本來就已染疾，他很可能就是死在了這裡。 對中興府的圍攻持續了六個月。1227年六月，被困的党項君主絕望地與蒙古人協議投降。蒙古人一直隱瞞著成吉思汗的死訊，當党項君主根據議定的投降條款出現在城頭時，他們突然宣布了大汗的死訊，並立即殺死了党項君主，洗劫了中興府。察罕努力使中興府避免了全面屠殺命運，營救了四處潰散的倖存者。[128] 據說蒙古人處理党項皇室的做法和對中興府居民的異乎尋常的大屠殺，是事出有因的。這種做法「意味著要為成吉思汗來世提供一支可觀的衛隊」，這樣做的結果，敵對國王的「德行」就會轉化為一種服務於死去的大汗，並對他大有助益的保護性的精靈。[129] 儘管西夏遭到了徹底的蹂躪，但是許多党項人在西夏滅亡後還是活了下來，並繼續在元朝供職。作為色目人（西域和中亞人），党項人享有比女真人和契丹人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特權，就更不用說漢人了。[130]一些小規模的党項群落避居到了中原中部地區（河北和安徽），直到明朝末年，他們顯然還在繼續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党項皇室的支系也逃離了原居地，遷徙到了四川西部、西藏北部等地，甚至可能到了印度東北部地區。在這些地方，他們或是成了當地的世俗統治者，或是擔任了佛教社團的首領。[131] 從党項人的先祖拓跋氏到蒙古時代之後党項人的種種行跡，在傳說和歷史記載中，西夏的締造者們為後世留下了紛繁複雜的歷史遺產，到現在為止，這筆遺產還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的了解和評介。幸運的是，考古發現為了解西夏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和其他實物資料，較之契丹或女真的資料，党項的資料要多得多。由於蘇聯、中國和日本學者刊布了有關的譯文和摹本，使這些資料的利用成為可能，有一天可望寫出一部不僅僅依賴漢文編年史的西夏文化和社會史。 * * * [1]對於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參見[266]克恰諾夫的《西夏史綱》和[771]吳天墀的《西夏史稿》，這兩部通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綜合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進行的翻譯項目和考古發掘，豐富了党項原始資料的內容，但是現在還無法就這些資料的綜合性研究狀況進行全面評價。[719]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是近年研究西夏文化的一部很受歡迎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可以見到一些新的原始資料。 [2][266]克恰諾夫：《西夏史綱》，第8章；[699]王忠：《論西夏的興起》，第32頁。 [3][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頁；[763]李範文：《西夏遺民調查記》。 [4]有關党項與羌語的關係，見[700]王靜如：《西夏研究》，第2卷，第275—288頁。關於党項名稱的更詳盡的討論和相關論點，見[98]鄧如萍：《誰是党項人？党項的人種與種族特徵》。 [5]史泰安進行了這方面的基礎性研究，見[474]史泰安的《弭藥與西夏：歷史地理與祖先傳說》。 [6][564]《隋書》，卷83，第1846頁。關於6至8世紀期間党項的出現，見[148]保羅·弗里德蘭：《早期党項史》。 [7][564]《隋書》，卷83，第1845頁；[566]《通典》，卷190，第10121頁。 [8][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23—25頁評價了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2—4頁，第8—10頁注[3]，主張鮮卑說。 [9]關於党項的遷徙和重新安置，見[148]弗里德蘭：《早期党項史》，第131—136、165—175、211、236頁及注釋[17]；[569]《唐會要》，卷98，第1756頁；[571]《新唐書》，卷221上，第6215—6216頁。 [10][512]崔瑞德：《玄宗》，《劍橋中國隋唐史》（上），第435—436頁；[386]埃德溫·G.普利布蘭克：《內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蘭：《早期党項史》，第212—216頁。 [11][571]《新唐書》，卷221上，第6217頁；[148]弗里德蘭：《早期党項史》，第217—226頁。 [12][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4頁。 [13][571]《新唐書》，卷221上，第6217頁；[569]《唐會要》，卷98，第1757頁。 [14][148]弗里德蘭：《早期党項史》，第258頁。 [15][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71—75頁。 [16]關於9、10世紀甘州回鶻和河西的狀況，見[172] J. R.哈密頓：《中國史料中五代的回鶻》；[381]伊麗莎白·平克斯：《前宋時期的甘州回鶻》；[295]前田正名：《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第355—362頁；森安孝夫對這一問題的重新評價，見[317]森安孝夫：《畏兀兒與敦煌》。 [17][571]《新唐書》，卷221上，第6219頁；[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79—84頁。 [18][512]《劍橋中國隋唐史》第700、756、785—786頁；[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79—84頁；[316]加布里埃爾·莫爾：《從北魏到五代時期的吐谷渾》，第195—206頁。 [19][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88頁。 [20][568]《舊五代史》，卷132，第1746—1749頁；[572]《新五代史》，卷40，第436—437頁；[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135—140頁。 [21][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141—155頁。 [22][570]《五代會要》，卷29，第462—464頁；[568]《舊五代史》，卷138，第1845頁；[572]《舊五代史》，卷74，第912—913頁。 [23][568]《舊五代史》，卷132，第1749頁；[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157—159頁。 [24][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3頁；[570]《五代會要》，卷29，第354—355頁。 [25][568]《舊五代史》，卷132，第1748—1749頁；[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161—163頁。 [26][646]《金史》，卷128，第2761頁；[865]韓蔭晟：《麟府州建置與折氏源流》。 [27][644]《宋史》，卷1，第14頁。 [28][644]《宋史》，卷485，第13984—13986頁；[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3，7a、14a、16a；卷24，20—21a、22b。[139]傅海波：《宋人傳記》，第2卷，第521—522頁有李繼捧傳。 [29][644]《宋史》，卷491和卷492有党項和吐蕃的傳記；[804]羅球慶：《宋夏戰爭中的蕃部與堡寨》。 [30][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191—192頁；[545]魏特夫：《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年）》，第7節，「第三種文化」，第20頁。 [31][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199頁；[645]《遼史》，卷115，第1524—1525頁。[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92—99頁，評述了党項與契丹的關係。 [32][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4，20b；[878]廖隆盛：《宋夏關係中的青白鹽問題》。 [33][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1，5a；[644]《宋史》，卷485，第13988頁；[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205—215頁。 [34]有些中國學者將他的名字讀作「博羅齊」。 [35]關於涼州，請參見[295]前田正名：《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第383—399頁；[588]徐松：（1781—1848年）輯《宋會要輯稿》，卷195，方域21，第14—23頁；[222]岩崎力：《西涼府潘羅支政權始末考》和[223]《西涼府政權的滅亡與宗哥族的發展》。 [36]關於李繼遷去世時間的不同記載，見[688]戴錫章：《西夏記》，卷3，20b—21a的論述。 [37][223]岩崎力：《西涼府政權的滅亡與宗哥族的發展》；[295]前田正名：《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第505—509、575—577頁。有關的吐蕃資料，見[377] L.畢達克：《吐蕃與宋、蒙古的關係》，第176—177頁。 [38]譯者註：讀作「Ku-ssu-ssu-lo」。但是也有學者讀作「Chiao-ssu-lo」。 [39]有關回鶻與涼州、宗哥間的複雜關係，見[644]《宋史》，卷490，特別請參見第14115頁和[588]《宋會要輯稿》，卷197，蕃夷4，第3—9頁；又見[224]岩崎力：《宗哥城唃廝囉政權的性質與企圖》。 [40]但是遲至1024年，在宋朝資料中唃廝囉與李立遵的名字都是一起出現的。1025年之後，李立遵在有關記載中消失，也就是在這一年，李立遵得到了宋朝的月俸（雖然也有些謠傳，說李立遵在1016年就已經被曹瑋的部隊殺害了）。 [41][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1，17a。曹瑋見[139]《宋人傳記》，第2卷，第1063—1064頁；又見[800]昌彼得、王德毅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3卷，第2197—2198頁。 [42]關於青唐和唃廝囉，近年有兩項研究成果，一是[823]祝啟源：《唃廝囉政權形成初探》，一是[746]孫菊園：《青唐錄輯稿》。 [43][223]岩崎力：《西涼府政權的滅亡與宗哥族的發展》，第79—80頁；[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239—289頁。 [44][644]《宋史》，卷490，第14123—14124頁；[295]前田正名：《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第560—570頁；[317]森安孝夫：《畏兀兒與敦煌》，第331—335頁。 [45][645]《遼史》，卷16，第183頁；[644]《宋史》，卷485，第13991—13992頁。 [46][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96，26b；[688]戴錫章：《西夏紀》，卷5，15b。「中興」這個名字是在[646]《金史》，卷61、62和党項法典中正式出現的，這就使人對吳廣成記述的以中興為名是在1205年的說法產生懷疑。見[679]《西夏書事》，卷39，11a。關於夏都的蒙古和党項名，見[266]克恰諾夫：《西夏史綱》，第56頁；[265]《西夏舊城舊地考》。 [47][644]《宋史》，卷485，第13993頁；[575]蘇軾：《東坡志林》，卷3，第51頁。 [48][295]前田正名：《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第565、628—645頁；[356]岡崎精郎：《党項古代史》，第270—279頁。党項稱于闐為其屬國，最初見於李元昊給宋廷寫的一封信（[644]《宋史》，卷485，第13995—13996頁）。後來在李遠的《青唐錄》中也記載了這件事。《青唐錄》是一部宋朝的著作，已佚，殘存的內容見陶宗儀：《說郛》，卷35，11a—13a。 [49][877]廖隆盛：《北宋對吐蕃的政策》。王韶被收入[139]《宋人傳記》，第2卷，第1137—1141頁及[800]《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卷1，第203頁。有關他的活動的記載，可見[660]陳邦瞻（1589年去世）編：《宋史紀事本末》，第41頁。 [50][646]《金史》，卷78，第1772頁；卷91，第2017頁；卷26，第653頁。但是有關證據還不是很清楚，而且記載也互有出人。又見[679]吳廣成：《西夏書事》，卷34，第16頁。 [51][579]洪皓：《松漠紀聞》，卷上，第3頁。關於洪皓，見[139]《宋人傳記》，第2卷，第464—465頁；[800]《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卷2，第1505—1506頁。 [52][588]《宋會要輯稿》，卷33，禮41，12b。大多數記載將李德明之死繫於冬天，即宋朝最初得知死訊的時間。 [53]關於李（嵬名）元昊的姓和稱號，見[644]《宋史》，卷485，第13993頁；[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1，16b；卷122，9b；[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30—33頁；[345]尼古萊·A.聶力山：《西夏語文學》，第1卷，第48—49頁。關於內亞和中國皇帝稱號的討論，見[34]彼得·A.布德勃格：《達顏、成吉思和單于》。 [54][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5，14b；[355]岡崎精郎：《西夏李元昊及其禿髮令》。 [55][644]《宋史》，卷485，第13993頁；[699]王忠：《論西夏的興起》，第21頁；[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205頁；[496] A. P.捷倫捷也夫—卡坦斯基：《党項人的外表、服裝和器具》。 [56][771]昊天墀：《西夏史稿》，第203、215—217頁。關於党項文字的創製和創製者，見[266]克恰諾夫：《西夏史綱》，第259—262頁；[345]聶力山：《西夏語文學》，第1卷，第79—80頁；[347]西田龍雄：《西夏語的研究：西夏語的再構成與西夏字的解讀》，第2卷，第539—540頁的英文簡介。 [57][644]《宋史》，卷485，第13993頁；[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頁。 [58]關於西夏軍隊，見[644]《宋史》，卷485，第13994—13995頁；卷486，第14028—14029頁；[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頁；[266]克恰諾夫：《西夏史綱》，第115—132頁。 [59][644]《宋史》，卷485，第13993頁；[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0，23b。 [60][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7，17b—18a；卷119，第16—17頁；[644]《宋史》，卷492，第14161—14162頁。 [61]關於山遇的叛亂，見[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2，8a—9a；[574]司馬光（1019—1086年）：《涑水紀聞》，卷12，1a—2a。 [62]關於野利氏，下文將具體予以討論。關於元昊即位典禮，見[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2，8b、10b—11a、14b—15a。 [63][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5，11a—b。有關後來的戰爭與談判經過，見[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59—71頁；[261]克恰諾夫：《宋夏戰爭》。 [64][492]陶晉生：《余靖和1042—1044年宋對遼、夏的政策》。范仲淹收入[139]《宋人傳記》，第1卷，第321—330頁和[800]《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卷2，第1648—1652頁。 [65][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9，6b—7a；[644]《宋史》，卷485，第13998頁。 [66][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42，8a—13b；[771]昊天墀：《西夏史稿》，第69—71頁。 [67][846]黃慶云：《關於北宋與西夏和約中銀絹茶的數量問題》。 [68]關於契丹對夏的入侵，見[644]《宋史》，卷485，第13999—14000頁；[645]《遼史》，卷19，第230—231頁；[577]胡道靜編沈括（1031？—1095年）：《夢溪筆談校證》，第787—790頁。 [69]本段內容，請參見下列記載：[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62，1a—2a；[574]司馬光：《涑水紀聞》，卷9，9a—b；卷10，5b、9a；卷11，11b—12a；[581]王偁（卒於1200年）：《東都事略》，卷127，6a—b；[688]戴錫章：《西夏記》，卷11，11b—12a；[679]吳廣成：《西夏書事》，卷18，12b—13a。 [70][644]《宋史》，卷485，第14000頁；亦見前頁此處注釋所列資料。 [71][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4，10b，15b；[577]沈括：《夢溪筆談》，卷25，第452頁。關於梁乙埋和他的兒子乙逋的名字，見[693] 卜平（李範文的筆名）：《西夏皇帝稱號考》。 [72][644]《宋史》，卷485，第14001頁。很可能是梁氏唆使毅宗這樣做的。雖然有證據表明，梁氏出自一個古老的宕昌姓氏，但是沈括稱，梁氏出自漢族。[577]《夢溪筆談》，卷25，第452頁。 [73][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8. 2b—3a。 [74][683]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15，1b 2a。 [75][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6，23b。 [76][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33，6b—7a。 [77][683]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15，12a—26a。關於党項統治下的蘭州，見[688]戴錫章：《西夏紀》，卷13，9b；[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26，3a。關於李憲，見[800]《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卷2，第912頁。 [78][295]前田正名：《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第593—613頁。 [79][295]前田正名：《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第606—609頁；[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02—404，卷444以下；卷467，8a—b。 [80]有關此事，史料闕載。請參見[588]《宋會要輯稿》，卷175，兵8，31b—32a。[679]吳廣成：《西夏書事》，卷29，15a—16b提供了惟一可以確定這次事變時間的記載，其他同時代的有關記載還有待進一步發現。 [81][645]《遼史》，卷115，第1528頁；[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92，8b—9a；卷507，3b—4a。 [82][679]吳廣成：《西夏書事》，卷31，1b。 [83][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14，7a—20a；卷515，7a—13a；卷516，3b—22b。 [84][644]《宋史》，卷492，第14167頁；卷87，第2154—2170頁。 [85][717]史金波：《西夏譯經圖解》；[719]史金波：《西夏文化》；[259]克恰諾夫：《党項譯經史》。 [86][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170—188頁；[266]克恰諾夫：《西夏史綱》，第79—99頁；[269]《新集對聯》，党項格言引文在第155頁，俄文譯文見第90頁。 [87][97]鄧如萍的博士論文：《党項和党項人的國家西夏》，第5章，「党項政府機構」，特別請參看第202—252頁。這篇論文的大部分觀點是根據克恰諾夫對党項律令的翻譯和研究成果寫成的。克恰諾夫這部四卷本的著作現在已出版。見[260]克恰諾夫：《天盛舊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這部著作的內容包括党項原始文獻、俄文翻譯和註解。克恰諾夫曾對党項律令的內容作過簡短的說明，詳見[264]《西夏法典（12—13世紀）》。 [88][679]昊廣成：《西夏書事》，卷36，10b—11b；[644]《宋史》，卷486，第14019—14021頁。 [89][267]克恰諾夫：《西夏軍事法典：1101—1113年的〈貞觀玉鏡統〉》。 [90][644]《宋史》，卷486，第14109頁；[679]吳廣成：《西夏書事》，卷32，12b；卷33，3a；卷34，15b—16a。 [91][679]昊廣成：《西夏書事》，卷33，17b。 [92][644]《宋史》，卷486，第14024頁。 [93][679]吳廣成：《西夏書事》，卷35，9a—11b；[646]《金史》，卷134，第2869頁。 [94][644]《宋史》，卷486，第14024—14025頁。譯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漢太學，親釋典，弟子員賜予有差。」「大漢」應是宋人自謂，夏所建者是「太學」，「大漢太學」似不當理解為學校名。 [95][489]陶晉生：《12世紀中國女真人的漢化研究》，第41—44頁。 [96][679]吳廣成：《西夏書事》，卷36，3b—7a，12a。 [97][644]《宋史》，卷486，第14025頁；[679]吳廣成：《西夏書事》，卷36，13b—14b。 [98]關於莊浪，見[646]《金史》，卷91，第2016—2018頁。關於西夏與四川的聯繫，見[644]《宋史》，卷34，第643—644頁；卷486，第14026頁；[587]周必大（1126—1204年）：《文忠集》，卷61，17b—18a；卷149，16a—17a；[646]《金史》，卷61，第1427頁。（譯者註：《宋史·西夏傳》下：「乾道三年五月，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共攻西藩，虞允文報以蠟書。七月，得敬間使再至宣撫司，夏人獲其帛書，傳至金人。」所獲者為任得敬之使。） [99][646]《金史》，卷91，第2017—2018頁。 [100][646]《金史》，卷134，第2869—2870頁；[679]吳廣成：《西夏書事》，卷37，13a。 [101][438]佐藤長：《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卷，第11—14、28—29、711—738頁；[381]伊麗莎白·平克斯：《前宋時期的甘州回鶻》，第106—107、114—115頁；[3]安部健夫：《西回鶻的都城何在？》，第439—441頁。 [102]見[455]島田正郎：《遼朝官制研究》（英文摘要）。司律思是最早注意到党項統治者與佛教關係的學者之一，見[449]司律思：《蒙古鄂爾多斯的民間傳說》，第172頁。關於党項人對夏皇帝的佛教尊稱，見[693] 卜平：《西夏皇帝稱號考》。 [103]參見本書此處注釋。 [104][614]虞集：《道園學古錄》，卷4，第83—84頁；[78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英文譯本，第128頁。在這部書中，誤將他的姓「Wo（斡）」拼成了「Kuan（翰）」。[544]吳其昱：《列寧格勒藏〈論語〉西夏文譯本》。 [105]參見[345]聶力山：《西夏語文學》，第1卷，第82頁。關於仁宗剌建新修甘肅黑水橋的文獻，見[696]王堯：《西夏黑水橋碑考補》。[669]鍾庚起：《甘州府志》，卷13，1ib—12a曾著錄了該碑銘，但是沒有引起吳廣成或戴錫章的注意。沙畹翻譯了銘文的漢文部分，見[60]沙畹：《A. I.伊風閣西夏史論評述》。 [106][700]王靜如：《西夏研究》，卷1，第1—10頁；[241]希瑟·卡爾梅：《早期漢藏藝術》，第35—45頁。有關1227年之前和之後的党項人的佛教活動和党項文三藏的情況，見[719]史金波：《西夏文化》，第64—105頁。 [107][646]《金史》，卷134，第2870—2871頁；[596]宇文懋昭：《大金國志》，第17頁以下。 [108][646]《金史》，卷50，第1114頁；[644]《宋史》，卷486，第14026頁。 [109][405]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冊，俄譯本，第109—110、127頁；[375]伯希和、韓百詩譯註《聖武親征錄》，第230、261頁；[414]列里赫：《克烈部的西夏封號札阿紺孛》，第41—44頁。 [110][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冊，第134頁；[375]《聖武親征錄》，第107頁。[653]《元史》，卷1，第23頁將此事誤繫於1226年，並將它作為成吉思汗在這一年入侵的原因。 [111]昊廣成稱，在這次事件中，由於党項人成功地擺脫了蒙古的威脅，所以他們將首都興州易名為中興。但是這種說法只是出於臆測，不足取信。參見此處注釋。[653]《元史》，卷1，第13頁；[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冊，第150頁；[375]《聖武親征錄》，第118頁。 [112][646]《金史》，卷134，第2871頁。 [113][42]保羅·比爾：《成吉思汗興起時漢地與蒙古邊界的作用》，第66—68頁。又見[394]羅依果對《蒙古秘史》卷11中「Juyin」（乣）的解釋。 [114][646]《金史》，卷62，第1480頁；卷12，第285頁。關於金主的這番話，見[597]《大金國志》，卷21，第23—24頁。 [115][653]《元史》，卷60，第1452頁；卷1，第14頁；卷169，第3977頁；[394]羅依果譯《蒙古秘史》，第84—85頁。 [116][646]《金史》，卷134，第2871頁。 [117][644]《宋史》，卷486，第14027頁；卷40，第774—775頁；[585]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19，乙集，8b。 [118][646]《金史》，卷110，第2421頁；卷14，第318—322頁。 [119][653]《元史》，卷1，第20頁；[646]《金史》，卷15，第334頁；[394]羅依果譯《蒙古秘史》，卷11，第95—96頁。據《秘史》本段記載，成吉思汗的使節提醒西夏，早在1209年時，他（實際上應該是他的前任）曾經答應過要做大汗的右手（即西翼）。 [120][646]《金史》，卷17，第375—376頁；卷38，第869頁；卷110，第2424、2433—2434頁；卷62，第1487—1488頁。 [121][653]《元史》，卷1，第23—24頁；[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註疏》，第1卷，第309—311頁；[394]羅依果譯《蒙古秘史》，卷12，第21—25、44—45頁；[388]羅依果：《耶律楚材的〈西遊錄〉》，第63—64頁，注[138]。 [122][394]羅依果譯《蒙古秘史》，卷12，第23頁。 [123][653]《元史》，卷121，第2977頁；卷122，第3008—3009、3011頁；卷120，第2955頁。關於昔里鈴部，見[723]白濱和史金波：《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 [124][653]《元史》，卷120，第2955—2956頁。 [125][653]《元史》，卷134，第3254頁；卷146，第3465—3466頁；卷1，第24頁。關於「搠」的讀音，見[374]伯希和：《評E.海涅什的〈成吉思汗的最後一次出征和去世〉》。 [126][653]《元史》，卷146，第3455頁；[388]羅依果譯：《西遊錄》，第65頁，注[142]。党項大黃是一種很有名的中藥材。 [127]積石州，伯希和失考。積石州是位於黃河以南金朝臨洮路的屬州，而不是在黃河以北。見[373]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310—311頁。 [128][653]《元史》，卷120，第2956頁。 [129][388]羅依果譯：《蒙古秘史》，卷12，第49—50頁。 [130][105]伊麗莎白·思迪科特一韋斯特在《蒙古在中國的統治》，第66—67頁中指出：「蒙古、回回、畏兀兒、乃蠻和唐兀達魯花赤的子弟單獨管理並且在承蔭時高於同級的契丹、女真和漢人達魯花赤子弟。」 [131][716]史金波、白濱：《明代西夏文經卷和石幢初探》；[509] G.杜齊：《西藏畫卷》，第1卷，第164頁；[474]史泰安：《弭藥和西夏》，第237頁，注[2]；[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