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 第一章　遼[1]

概述 10世紀初葉遼朝的建立，是中國第二個並且更為廣泛的外族統治時期的開端。這個時期長達近五百年，並在1279年蒙古征服全中國時達到頂點。中國在以前還從未遭受過如此漫長的外族政治和軍事統治。契丹人的遼朝、党項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相繼控制的中國疆土越來越大。殘存的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對這些在中國國土上的征服王朝，即使不承認其為凌駕自己之上的王朝，亦將它們視為平等的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它們建立了長期的外交關係，並向它們提供歲幣和貢物。這樣的國家關係完全有悖於中國人的傳統世界觀念，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中國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周圍的其他民族和國家都應向它表示臣服。 北亞遊牧民族新興力量的最好說明，是遼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a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個歐亞大陸成為中國的代稱。[2]在俄羅斯和整個斯拉夫語世界中，至今還用這個稱呼來稱中國。 契丹人實際上只控制了中國一小部分邊緣地區，但是他們的統治延續了兩個多世紀。由於其統治範圍東起高麗，西至阿爾泰山，所以有效地隔斷了中國與中亞和西亞的直接聯繫。因而，西方自然得出了橫跨東西的契丹是中國的真正主人的結論。這種對契丹長期統治的誤解和誇大，亦深印在同時代的亞洲人腦海中，直到遼朝滅亡之後，這種看法還延續了很長時間。 建立王朝前的契丹 契丹人早期歷史的資料較少。[3]漢文史料第一次提到契丹的名稱是在公元4世紀。但是這些早期記載相互矛盾，很難確認這一名稱究竟指的是什麼民族。一般認為契丹出自鮮卑宇文部，該部在2世紀以後控制著中國的東北邊疆。345年，宇文部被建立了燕國的更強大的鮮卑慕容部擊潰，分為三部，其中一部稱為庫莫奚，契丹亦屬其中。388年，庫莫奚又分為庫莫奚（後來通常簡稱為奚）和契丹兩部。魏收於554年完成的北魏史書《魏書》，是最早把契丹、庫莫奚和室韋視為獨立民族的正史，並指出它們都出自鮮卑。[4]當時它們都是遊牧民族，契丹居於遼河（西拉木倫河）上游的草原地區，即今天遼寧省和吉林省與內蒙古相鄰的西部地區；庫莫奚居於契丹南面和西面的山區，即今天河北和山西北部；室韋居於契丹之北，位於內蒙古與黑龍江西部相接地區。 魏收提到的契丹，究竟是一個獨立的契丹族的名稱，還是這些人仍是稱為庫莫奚的一個大部落集團的一部分，至今還不清楚。不僅如此，《魏書》中提到的組成契丹族的一些小部落，在同一本史書中還以完全獨立的身份出現。這些看似矛盾的記載，可能既反映了魏收寫史時能夠利用的資料有限，也反映了在漫長的北魏時期（386—535年）這些部族正處於不斷的分化過程中的事實：契丹先從庫莫奚中分離出來，然後在合併其他原來獨立的部族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契丹族。契丹被北魏的創建者拓跋部擊敗，淪為其屬部。479年，在漠北柔然的擴張威脅下，契丹的大部分向東南遷移到遼河中游地區。進入6世紀時，契丹日益強大起來。 契丹及其鄰部的內部種族構成還不清楚。毫不奇怪，漢文史料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幫助不大。傳統中國史家對外族的記載，不注重其人種和詳述其族類.，而是注重外族與中原王朝的關係，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外族人受到關注，或是因為他們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聲望，或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威脅到中國的統一。 史家認定契丹與庫莫奚同源於宇文部，將契丹和它的鄰部奚、室韋均視為鮮卑的後人；後來又試圖將其與匈奴連在一起，匈奴在漢代時曾統治了整個北亞；由於這樣的溯源缺乏證據，所以我們難以確定這些民族的種族成分。它們的名稱常常表示政治聯盟並以此與中國人接觸，而不是穩定的種族群體。在北亞遊牧社會中，這種政治聯盟經常變化，總是在危急時刻由許多內部關係複雜的小部族結成軍事聯盟。這些聯盟通常是很不穩定的，主要靠領袖人物的威望來維繫，在強有力的領導下短期內實現共同目標和統一之後，又會不可避免地再次分裂。 當代學者嘗試利用語言資料解決契丹的族源問題，但是對契丹語言的研究還不能提供有力的證據。我們知道按照語言學的分類，契丹語屬於阿爾泰語系（北方草原的所有語言均屬於這一語系），但是在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語族中，還要加以選擇。可供選擇的範圍很窄，我們知道的詞彙只有區區二百餘個，其中一半列在14世紀才成書的《遼史》中。不幸的是，《遼史》所列的詞彙大多是姓名、官名和名號，這些詞彙很容易從一種語言傳給另一種語言。因為契丹長期處於有很強政治影響的操突厥語言的民族之下，先是拓跋的屬民，然後臣服於突厥，最後臣服於回鶻（遼朝創建者的部落曾與其保持長期的通婚關係），所以許多部落名稱和契丹官名非常自然地是來自突厥語。我們所知的基本詞彙過少，而這些詞彙又肯定有一些是借詞，所以難以斷定契丹語是屬於蒙古語族還是屬於通古斯語族。契丹人可能說的是一種受通古斯詞彙影響的早期蒙古語，也可能是受蒙古詞彙影響的通古斯語，不管是哪一種語言，都使用了許多突厥語借詞。 用生活習俗和物質文化的資料同樣很難解釋契丹的族源問題，因為這些東西也很容易從其他民族借用。我們不能指望這方面的資料對契丹族源提供任何明確的結論，是因為契丹的居地西面是包括乾燥草原和沙漠的廣闊地區，居住著操突厥語或操蒙古語的部落，東面是東北地區森林覆蓋的平原和山地，是通古斯語族民族的家鄉。契丹文化與它的一個鄰族有共同的特性，當然不足為怪。 但是，有一種文化特性支持《魏書》所說的契丹、奚和室韋同源的說法，這就是男子的髮式。契丹的男子將頭頂的頭髮剃光，留下兩鬢的頭髮垂至肩部或胸部。奚和室韋都採用同樣的髮式，據信他們共同祖先的鮮卑，也採用這樣的髮式。 關於契丹人的起源，生活習俗和物質文化給我們的證據並不比語言資料多。但是，契丹的先人顯然隸屬於稱為鮮卑的部落集團之中。除此之外，都不過是推論。 契丹諸部在6世紀時還只是一個弱小的聯盟。553年，北齊大敗契丹，擄掠了大量契丹部民，掠走了許多牲畜。[5]隋朝初年，契丹內部鬥爭不斷，586年後不久，一些部落成為突厥人的屬民，其他部落臣服於隋朝。《隋書》（成書於636年）把契丹描述成所有蠻族中最原始的部族，這一敘述反映的可能是契丹人還不穩定的組織形式，而不是他們的文化水平。在和平時期，契丹各部各自為生，在其疆域內放養羊、馬畜群和狩獵。只是在有戰事的時候，他們的首領才聚在一起選舉一位臨時的領袖。[6] 契丹諸部的政治命運主要取決於他們更為強大的鄰居和經常變化的力量天平，天平的一方是成功統治中國北方的王朝，另一方是北方、東北、西北和其他地方的敵對鄰族。在中國強大時，如5世紀在拓跋魏的統治下，契丹即被納入其政治控制之下；當中國衰弱時，契丹就成為其他遊牧民族的屬部，如突厥在6世紀取代柔然成為北亞的主人，契丹即成為其屬部。東部的一些契丹部落甚至向以東北地區東南和朝鮮北部為中心的高麗稱臣。 然而，契丹人的臨時聯合亦能形成較強的軍事力量，605年契丹人對河北和山西北部隋朝疆域的大舉入侵，就是一個證明。這引來了強大的隋的懲罰性徵討，使契丹蒙受巨大損失，其人口一時銳減。[7] 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隨著唐朝的興起，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唐不僅是強大的中原王朝，還在630年擊敗突厥後成為北方草原的霸主。在這些年代中，契丹又逐漸被納入中原的政治控制之下。623年，契丹的一個首領入覲長安；628年，在召開了一次部落首領會議後，另一個首領又到長安要求正式臣服。在645年太宗征高麗時，一些契丹部落參加了唐軍的征戰；647年，以窟哥為首的大賀氏八部聯盟臣屬於唐朝。[8] 我們難以確知窟哥是在危急時刻選舉出來的臨時領袖，還是按新方式選舉出來的終身領袖，或是通過承襲成為領袖。628年率領部眾臣服的首領也是大賀氏的成員。顯然到了7世紀40年代，在以前的更富政治經驗的突厥宗主的影響下，契丹的聯盟變得更加穩固和更具凝聚力。唐廷決定通過強有力並忠於朝廷的世襲領袖間接控制契丹人。為實現這一目標，窟哥被賜予唐朝的國姓「李」，並被任命為松漠都督，這是為間接管理契丹諸部特別設立的官員。通過這些措施，唐廷希望確保窟哥與唐朝的合作及其屬下部民的服從。 唐廷的政策推行得很順利，近一個世紀中，大多數契丹首領出自李（大賀）氏。但是，與所有北亞的遊牧民族首領繼承方式一樣，繼承人並不總是首領的直系後裔，而經常是同一氏族的成年旁系親屬，如叔伯和兄弟，並且要在定期的部落首領會議上「選舉」產生繼承人。在統治者必須直接展示他的權威的社會裡，不可能容忍兒童、軟弱和無能的人成為統治者。同樣的繼承方式延續到了遼朝。在7世紀90年代以前，李氏的後人被唐廷封官加爵，並有數人成為唐軍的著名將領。 但是，唐與契丹間的關係並不是一帆風順的。7世紀末葉，唐對邊疆地區的控制有所削弱。從高宗初年起，從塔里木盆地到高麗，橫跨亞洲的唐軍逐漸退卻，採取守勢。吐蕃人成為他們的主要戰略目標。同時，在680年前後，突厥再度強大起來，並開始重構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試圖征服高麗的行動以慘敗告終，在東北東部出現了一個新的國家——震（後改稱渤海）。最後，是契丹人試圖擺脫唐的監護。696—697年，被驕橫的唐朝地方長官的暴虐行為激怒的契丹首領李盡忠率部起兵，對河北發動大規模進攻，深入唐境，攻占了幾座大城市，重創唐軍。但是由於兩個原因，入侵失敗了。突厥的可汗不願豢養出一個敵對的草原勢力，他從背後向契丹發起進攻，將其擊敗，擄走了大批部民和畜群。此後當唐廷在697年調集新軍征討契丹人時，最初參加契丹起兵的奚人背叛契丹投唐。士氣低落的契丹軍潰散並被驅趕出來，傷亡慘重。唐朝迅速地將契丹從其境中逐出，但卻沒有立即恢復對契丹的控制。 直到715年，在突厥的力量削弱和在玄宗統治下唐的擴張再次加強後，契丹才又臣服於唐。716年，仍是李（大賀）氏成員的契丹首領親自前往長安朝貢。和以前一樣，契丹的首領們得到了唐廷封授的高官和爵號，為加強羈縻，唐將皇族的一位「公主」嫁給契丹的領袖，契丹統治氏族的成員則被送到長安去做「質子」。唐朝又建立起了對契丹八部的間接統治。其後的幾年，唐對契丹的影響達到了頂點。 但是，唐朝的控制沒有維持多久，由於契丹內部的爭執，雙方的關係不久就開始發生變化。儘管有唐廷的授封，李（大賀）氏的領導權還是削弱了。一個名叫可突於的契丹部長成為事實上的領袖，操縱著李氏王位繼承的立廢。雖然他從未對李氏的世襲統治權提出過挑戰，也從未試圖取代他們的位置，但是他具有絕對權威。8世紀20年代末，他前往唐廷，受到唐朝大臣的粗暴對待。他由此深恨唐廷，在730年返回後殺死契丹王，挾持契丹和奚叛唐，投靠了突厥。雖然可突於及其扶植的契丹王在734年被李氏的支持者殺死，唐廷卻未能重建對契丹的控制權。唐廷想為契丹選擇一位新領袖，但以失敗告終。此外，契丹內部的紛爭導致了領導權的變化，唐廷支持的大賀氏，被一個新的統治氏族遙輦所取代，我們將在後面加以詳述。 745年，唐廷試圖用建立新通婚聯盟的辦法來恢復雙方的關係，但是沒有成功，送去的皇室新娘被殺，契丹再叛，唐范陽（今北京）節度使安祿山隨即企圖以武力征服契丹。751年，安祿山攻入契丹境內，但是被打敗，損失慘重。755年，他派出一支更強大和經過充分準備的軍隊再次進攻契丹。這一次安祿山的軍隊取得了勝利，契丹人被擊潰。但是就在同一年晚些時候，安祿山自己亦叛唐，率軍攻入河北，在他的軍隊中，則包括了大量的契丹、奚和室韋騎兵。中國捲入血腥和漫長的內爭，這場長達十年的內戰使唐帝國陷入混亂，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唐朝再未完全恢復其統治。 許多契丹人、奚人和室韋人仍然效力於唐，尤其是在軍事方面效力。一些原來歸屬於安祿山的契丹和奚人將領，後來降唐，並在河北藩鎮中起著重要作用。如叛亂之前擁有漢人人口350萬的成德藩鎮，762—781年由一個奚人家族統治，其後782—820年由三代契丹統帥統治，最後由一個回鶻家族世襲統治，直到唐朝滅亡。與成德藩鎮同樣大小的魏博藩鎮，822—826年由一個奚人統帥管轄。我們不知道這些統帥與他們在唐境外的本部部民有什麼聯繫，但是他們在自己的軍隊和藩鎮的管理機構中使用了大量的契丹人和奚人。 755年後契丹族的歷史更難敘述。契丹人沒有像西方的吐蕃人那樣乘唐朝暫時衰弱的機會進攻唐朝和蠶食其土地。可能是內部的爭鬥和安祿山叛亂前進攻契丹造成的重大損失，極大地動搖了契丹聯盟的基礎。無論如何，契丹人的疆界立即與強大的反叛王國的轄境相鄰。契丹人不與之對抗，而是和平相處，並奉成功地取代了突厥成為北亞霸主的回鶻為宗主。 這並不意味著契丹切斷了與唐朝的所有關係。契丹和奚都與以今天北京為基地的范陽（後改名盧龍）節度使保持著長期的特殊關係，此節度使習慣上兼任押奚契丹使之職。安祿山叛亂之後，處於半獨立狀態的盧龍節度使仍然保留著這一官職，並且履行其職責。由於盧龍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其邊境比較安定，奚和契丹很少來侵擾。契丹雖然臣屬於回鶻，但仍然定期向唐朝派遣貢使。當貢使抵達盧龍鎮治所幽州（今北京市）時，節度使即選派幾十人前往長安，其他人則滯留幽州。在756—842年之間，我們所知道的這樣的使團至少有30個。歷朝皇帝按慣例款待、酬謝貢使，但不再授予契丹首領唐朝官爵，因為唐廷已知道契丹是回鶻的屬部。 840年，草原上的回鶻汗國解體，此後形勢又發生了變化。842年，契丹首領屈戍斷絕了以前與回鶻的朝貢關係，再次附唐，並要求得到武宗的正式冊封。唐廷恢復了契丹以前的封號，以此作為其歸附的標誌。 遺憾的是，唐朝史書關於唐與契丹關係的敘述在這個關鍵時刻終止了，亦沒有為9世紀最後十年的契丹提供更多的資料，而這一時期恰恰發生了許多導致契丹走上建國之路的事件。為接上這關鍵的一環，我們只能依靠《遼史》，該書提供了此時統治契丹的遙輦可汗的世系（見下頁表6）。《遼史》的編撰者承認這個世系不完全可信。《遼史》還提供了遼朝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機所出的迭剌部的更為詳細的世系表（見圖表1）。 這個世系表可能早在10世紀40年代就編成了，它的編制當然是為了確立耶律皇族的正統地位。可能是著眼於眾多的漢人臣民，契丹皇族宣稱自己是中國傳說中的英雄、中國農業保護神神農帝的後裔。但是，這個中國式的神話遠沒有關於他們自己民族來歷的傳說重要。按照這個傳說，契丹的始祖奇首可汗一次乘白馬沿老哈河而下，在老哈河與潢水（西拉木倫河）匯流處，遇到了一位駕青牛車的女子。此地顯然是契丹和奚人的古代牧地。奇首與該女子結婚，生了八個兒子，他們就是後來構成契丹族八部的祖先。遼朝時期，在同一地區神聖的木葉山還供奉著奇首可汗、他的妻子和八個兒子的像，並以白馬和青牛獻祭。 表6　遙輦諸可汗 *《遼史》指出安祿山叛亂後，可汗的繼承不是很清楚。 已經難以確定這個傳說有多麼古老，但是以八部成員作為契丹的核心在早期史料中已經出現，並且八個古代部落的傳統似乎從5世紀直到阿保機時代始終未被打破（甚至部落名稱都有一定程度的連續性）。這個有關八個原始部落的傳說與建國前的選汗制度有密切關係。每三年八個部落的酋長聚在一起，選舉（或確定連任）他們中的一位作為聯盟的可汗。可汗的任期不是終身的，他可以被罷免和取代。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不得惡意對抗其繼任者，並允許他安然返回自己的部落。 這樣的政治組織形式並不是契丹所獨有的，在其他北亞民族中也能發現。這是一個確保領導權掌握在受到部落貴族信任的、有能力的人手中的設計。先是大賀氏，後是遙輦氏的「世襲」領袖，並不是由長子繼承權決定的簡單的世襲繼承。由於本氏族有很多合格的候選人，領袖繼承不一定傳給年長的氏族成員，甚至不傳給年長的一代成員。此外，這是一種經過其他部落集團首領選舉和定期確認的繼承制度。 遼朝的創建者阿保機不是居統治地位的遙輦氏族的成員，而是出自迭剌部（後來改名為耶律氏）。為確定他取得領導權的合法性，官方的遼世系追溯的領導權從奇首可汗開始，直到耶律氏可信的祖先雅里。雅里又被認定為可突於的同黨涅里或泥禮，據說他殺死了大賀氏領袖李過折，此人是唐在734年可突於死後試圖確定的新領袖。涅里在大賀氏聯盟解體後把分崩離析的契丹各部重新組織起來，並在讓位給遙輦氏的阻午之前統治了契丹一段時間；遙輦氏的九代成員統治契丹，並且第一次採用了可汗的稱號。同時，迭剌氏的涅里的後人，也在聯盟中占據各種要職。列出這些世系是要證明在雅里/涅里讓位給遙輦氏之前，迭剌部早已取得了領導權。 906年或907年，遙輦氏的最後一位可汗痕德堇或欽德因政績不佳被罷免，八部首領選舉迭剌部長、聯盟的軍事統帥（于越）阿保機取代他的位置。舊秩序走到了盡頭。 阿保機起而爭權的背景 不首先認真觀察9世紀末的國際形勢，就不可能理解契丹作為北亞強大力量的崛起。人們易於將契丹的崛起簡單地歸因於唐朝的衰落。但是這只是發生在9世紀末葉一系列複雜變化中的一部分。9世紀40年代初回鶻帝國被黠戛斯摧垮，使契丹擺脫了原領主的控制，並造成了自6世紀以來由突厥諸族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權力真空。雖然為我們提供主要史料的中國史家自然關注的是契丹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個疆域包括傳統中國東北邊疆地區的強大王朝，契丹人早期的真正成功可能是先征服了廣闊的草原地區，然後才是東北地區。契丹的進攻矛頭首先指向強大的鄰部奚和室韋。奚和室韋被征服後，契丹牢牢控制了今天長城以外的地區，隨即轉向更強大的對手，先是遼東富裕、強大、組織良好的中原式王國渤海，接著就是中國本身。 重要的是撇開中國史家關於「野蠻的」遊牧民族與中國的「標準」關係的驕傲自大的說法——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是整個人類世界無可爭辯的文化、政治和道德中心——而應該試圖從契丹人的眼光看待這種關係。對契丹人來說，中國不單單是一個強大的鄰居或「先進」文化的源泉，在所有草原民族看來，中國還有巨大的、令人驚奇的財富，並且是大量各式各樣的商品的生產者。一些商品是生活必需品（因為遊牧民族不能自給自足），一些商品是契丹貴族需要的奢侈品，還有一些商品則能與鄰族貿易或者通過內亞與西方進行交易。 從安祿山叛亂以來，契丹看到了他們過去的宗主回鶻通過獲取唐廷為與其保持和平而賜予的大量金錢和為裝備騎兵而購買他們僅有的財富馬匹積聚了大量財富。成群結隊的契丹人以「使者」的名義進入幽州，他們更急切地盼望有機會得到中國的商品，特別是精美的絲織品，而不是與中國先進文明的接觸；同時，把這些使者的大多數留在幽州的節度使，也確實向他們提供了貿易機會，首先是購買契丹的名馬。在阿保機之前，契丹對唐朝還沒有領土野心。他們要的是中國的財富，中國的產品，以及中國的俘虜，特別是有特殊技能的俘虜。當這些需求不能通過貿易得到時，他們就越過唐朝邊界進行突襲，將掠取的牲畜、人口和所有有價值的物品帶回本部。 在回鶻帝國滅亡後的幾十年中，契丹所面臨的中國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9世紀40年代的唐朝仍然是一個極強大的帝國，它的軍隊不斷給予契丹沉重的打擊，它的中央軍仍能對任何危險的邊鎮保持足夠的威懾力量。契丹與之保持密切聯繫的河北諸藩鎮，可能享有很大的自治權，但都從未認真嘗試過擺脫唐的控制。 但是，從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面對地方的混亂和大規模起義，唐朝的秩序迅速崩潰。在884年黃巢的致命性起義最終被鎮壓下去之後，唐廷已孤立於首都周圍地區，帝國被近50個藩鎮所分割，許多藩鎮甚至不再保持對唐廷的表面忠誠，所有藩鎮都是高度軍事化的。形勢極不穩定，皇帝喪失了權力。從9世紀90年代起，皇帝成為一個又一個北方軍閥操縱的傀儡。890年之後契丹在與中國接觸和衝突時，面對的已經不是任何中央力量，而是一跨過邊界就遇到的諸藩鎮。 但是這並不意味中原的邊防突然變得軟弱無力。唐朝長期依賴實際上獨立的河北藩鎮保衛東北邊疆，當中原日益軍事化時，各獨立藩鎮都很注意保持強大的軍隊。惟一不同的是面臨壓力的邊疆諸鎮在危機出現時不再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是與其他藩鎮聯合，於是形成了一個經常變化的地方藩鎮臨時聯合的格局。 10世紀初，與契丹相鄰的邊境地區由兩大藩鎮控制（見地圖1）。在西面今山西省的北部是以太原為治所的河東鎮。這一要地從883年以來就控制在桀驁不 馴的統帥李克用手中，此人在最終鎮壓黃巢起義中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他和他藩鎮中的許多貴族是以勇猛和兇殘著稱的突厥沙陀人，因為7世紀以來，唐廷在這一地區安置了許多出自不同民族的部落。9世紀90年代，李克用成為中國北方血腥權力爭奪中的一個主要競爭者。雖然李克用暫時處於朱溫的庇護之下，但在10世紀20年代，他的後人還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後唐。 地圖1　契丹和中國北部，908年 在東部，契丹面對的是占據了今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區的盧龍鎮。盧龍鎮像其他河北藩鎮一樣，在世襲首領統治下保持了150年的半獨立狀態，不向長安的政府交納賦稅，拒絕接受唐廷在其控制區域內任命的官員。以幽州為中心的盧龍鎮獨立性更強，因為這一地區的反唐意識已有很長的歷史。從895年到907年，盧龍鎮由強悍、好戰的統帥劉仁恭統治，他是在李克用的支持下取得這一位置的。 盧龍鎮比其他河北藩鎮貧窮並且人口稀少，不能維持一支龐大的正規軍隊。為保護其漫長的邊疆免受來自敵對的軍閥和部族的攻擾，它主要依賴組織良好的團結兵，特別是在北方邊疆地區。盧龍的大多數士兵是本地人，許多家庭幾代在軍隊中服役。[9]士兵作戰不是為了遙遠的朝廷和皇帝，而是為了他們的房屋和家庭。他們以勇敢著稱，不僅挫敗了契丹的進犯，還在劉仁恭的率領下主動出擊，跨過邊界焚燒契丹人的牧場，擄獲人口，驅掠其馬、羊畜群。 9世紀末，唐朝的衰弱還不足以使契丹能夠聯合各部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倒是中央控制轉為農業區邊陲的河東、盧龍鎮控制後，藩鎮對契丹鄰人的強硬姿態，尤其是盧龍鎮的強硬姿態，加強了契丹人的團結。唐的中央力量可能永遠消失了，但是中國的邊境地區還和以前一樣強大和軍事化。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阿保機出現了，帶領契丹各部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王朝。 阿保機的興起 契丹的創建者是阿保機（872—926年），後來追諡為遼太祖（907—926年在位），儘管他在世時還沒有採用遼的國號。872年，阿保機出身於迭剌部。在阿保機死後幾年，迭剌部才以耶律為姓氏，但是史料中常將該部以前各代的成員亦錯誤地稱為耶律氏。他們最初與其他契丹人一樣，除了在遼朝時與耶律氏通婚的蕭氏外，沒有姓氏。9世紀末葉，迭剌部在契丹人中已經上升到顯著地位，僅次於可汗的氏族遙輦氏。在迭剌部內部，首領（夷離董）的繼承不是直接從父親傳給兒子，而是遵循遊牧民族的慣例，兄弟比兒子更常繼承夷離堇的名號。圖表1「阿保機的先世與耶律氏部族結構」顯示了迭剌部世系和首領的傳承，但是他們的實際傳承順序和時間已無可稽考。迭剌部權力的建立不僅通過戰爭和掠奪，還通過一個聯盟體制。他們與另一個氏族（後來以蕭為姓）建立了複雜的聯姻關係，這個氏族源出回鶻，對中國邊疆地區有很深的了解。 阿保機的父親撒剌的（後來尊諡為德祖）任夷離堇時，契丹人開始從事更先進的農業，發展冶鐵和製鹽業，並且鼓勵紡織。迭剌部的權力不僅限於本部，阿保機的伯父（耶律）釋魯已經成為可汗之下契丹人中最重要的官員，他是于越，類似首相併是所有契丹軍隊的統帥。 阿保機就是在這樣一個遊牧部落的指揮官中長大，這些指揮官已經經受過各種生活方式的磨鍊，並且在他們的社會中聚集了許多漢人流民、俘虜和部落民。阿保機是個身材高大和極聰慧的人，他似乎懂漢語，儘管在與他的契丹部下接觸時很少使用漢語，他擔心接受漢人的觀念會導致他們喪失自己的特性和尚武精神。阿保機的迅速崛起不僅是因為他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在經常性衝突和征討契丹鄰族時表現出來的果敢軍事行為。9世紀末，他成為可汗親兵的指揮官撻馬狘沙里。 901年，阿保機被選為迭剌部夷離堇。在任期間，他親自率軍多次北征室韋，東北進攻女真，南討強大的奚。902年，他領軍大舉進攻中國邊境的河東鎮。此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正全力對付朱溫的進攻，朱溫已經逐步穩定了他在中國北方的統治，但901年和902年都在河東被李克用擊敗。阿保機的這次進攻帶回了9. 5萬名俘虜及大量的駝、羊、馬和牛。903年，他再次攻入河東鎮北部，占領了幾個城市，得到大量的戰利品。到903年年底，阿保機的注意力轉向盧龍鎮，攻掠今北京北面的邊境地區。當年秋季，他被推選為統帥于越，年僅31歲。 阿保機連續不停地征戰。904年、905年和907年，他連續北征室韋的黑車子部，906年兩次攻奚。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當時集中在中國邊境上，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的強大力量對抗。905年，[10]阿保機與他的更可怕的鄰居、中國北部的一個強大競爭對手、河東鎮的沙陀統治者李克用舉行了一次和平談判。阿保機率領7萬契丹和其他部族的騎兵，在雲州（今大同）與李克用相會，在這裡他們盟誓為兄弟，象徵性地交換了戰袍和馬匹。李克用當然是急於保證他北方邊境的安全，並希望新結成的軍事聯盟使他在正與朱溫進行的鬥爭中處於有利地位；阿保機則希望李克用在他與盧龍交戰時保持中立。這次和約表明阿保機當時已被視為重要的力量，他的個人威望已經超過了名義上的統治者可汗。至少在沿邊的漢人眼中，他已經是契丹人的領袖。 同時，盧龍邊境的戰爭仍在繼續進行。從903年到907年，盧龍邊境每年都受到攻擊。在一次戰爭中，節度使劉仁恭的一個養子被俘。而劉仁恭則採用每年秋季越過邊境焚燒草地遏制契丹人放牧的方法進行報復。在一次行動中，他們甚至俘虜了阿保機的一個妻兄。這些反擊給契丹帶來很大困難，牲畜損耗，饑荒不斷，所以軟弱的痕德堇可汗不得不用大量的馬匹賄賂劉仁恭，請求他保留契丹人的牧場。907年，痕德堇應被重選為可汗。各部的首領恥於他對劉仁恭的妥協，將他罷免，推舉阿保機為可汗。[11]阿保機任命從弟迭栗底繼任迭剌部夷離堇[12]，並以自己的弟弟剌葛統領耶律家族。 儘管有軍事上的成功，阿保機如不對他俘獲的民眾採取有建設性的策略，仍不能長久地維繫對全體契丹人的統治。他出征的主要目的是獲取另外的人力。被征服的部落民成為他的部下並增加了他的追隨者。他們中的一些是純粹的牧民，但是其他人，尤其是來自奚和室韋的人，則是熟練的冶金工匠和其他工匠。大多數漢人俘虜定居在阿保機自己的領地中，常住在被稱為「漢城」的地方。早在902年就第一次出現了有關這種漢城的記載，當時阿保機還只是迭剌部的夷離堇。[13]這座東樓（龍化）城建在契丹始祖的傳統居地旁，安置從山西北部來的俘虜。後來，幾百個被俘的女真家庭也在此城定居。我們知道後來又建立了近四十個同類的城市，有些是阿保機的弟弟安端建的，有的是由其他貴族成員建的。漢族人口的原籍常被提及，似乎同一戰役的俘虜經常被安排在一起居住。 這些漢城都有城郭（為便於防禦居民均住在城內），按照中國矩形城市模式建造，四邊有門，有城樓、街道和帶鐘鼓樓的市場。一些城中還有孔子廟和佛寺、道觀，以及祖廟和驛站。漢城不是被奴役的殖民地，也不是流放犯的居所，而是變成充滿活力的商業和製造業中心。城中的許多漢人居民不是俘囚，而是從混亂的和受壓迫的中國邊疆各鎮自願跑來的流民。這些居民，不管是自願的還是不自願的，對契丹的建國有很大的幫助。[14] 阿保機的強大不僅來自俘虜，儘管這些俘虜起了重要的作用。來自契丹各部的許多戰士加入了阿保機個人的衛隊，他逐漸建立起個人的權力基礎，這個基礎潛移默化地破壞了契丹人的傳統部落結構和各部之間的權力平衡。顯然，他不僅能夠除掉舊統治者，還能埋葬舊的統治制度。 阿保機稱汗與登基 基本史書《遼史》告訴我們，阿保機於907年「即皇帝位」並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其他史料則含糊地把這一事件定在904年至922年之間。[15] 11世紀的《新五代史》對這一事件則給予不同的記載，認為當重新選舉到期時，阿保機拒絕放棄他的于越或可汗位置，並使契丹聯盟同他的追隨者和漢人臣民們一起，建立起他自己的「部落」。由《遼史》本身產生了更進一步的混亂，因為它在別處記述了916年的第二次登基儀式。907年這一時間本身令人產生懷疑，因為它與唐的正式滅亡時間一致。從人們所熟知的他們強調遼王朝繼承的正統性這一角度而言，這是遼朝史學家選擇他們王朝開端的一個方便的和引人注目的年代。 矛盾也許最好這樣進行解釋，即假定阿保機在907年成為無異議的契丹傳統意義上的領袖，而在916年，當他應再一次進行部落首領的重新選舉時，他卻舉行了一次皇位登基的正式儀式，即採用了帝號，並採取了某種中國傳統帝王的習慣服飾，以此宣布他與後梁的漢人統治者地位平等。 在這兩個重要年代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阿保機繼續進行平定各部落的戰爭。908年，他進攻了室韋。910年和911年，奚人的暴動被鎮壓。912年，他進攻了位於今天蒙古地區距其領土遙遠的西北邊界的阻卜（或術不姑）。915年，輪到了烏古（有人認為即弘吉剌）。遼朝的疆土穩固地向西與西北擴張。 與此同時，與中國邊界地區的關係也極度緊張。在盧龍，統治者劉仁恭被他的兒子劉守光廢黜，後者繼續執行其父親對契丹的敵視政策。909年，一支由蕭氏後族的一名成員率領的契丹軍隊深入河北，並在今天天津西南某地打敗了劉守光。然而，劉的野心膨脹，911年他宣布自己為獨立的燕國皇帝（曾經是安祿山叛亂政權的名稱）並開始侵略鄰近地區以擴張他的領土。可就在他稱帝的同一年，契丹占領了山海關西面的平州。912年，阿保機親自率領一支軍隊進攻劉守光。此後的一年，李存勗——自他的父親李克用在908年死後，一直是河東的沙陀統治者，後來，他成為後唐的莊宗皇帝（923—926年在位）——對劉守光的擴張行為感到震驚，決定進行干預，侵入盧龍並占領了其首府幽州。劉守光被俘，燕國滅亡，盧龍被併入當時被稱為晉的沙陀版圖。自此，李存勗有效地控制了與契丹領土接壤的全部邊界地區，並穩固地發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權，該政權對由他父親的老對手朱溫於907年建立的以河南為中心的梁王朝構成巨大的威脅。 當然，阿保機曾與李克用結為兄弟，但後者從未原諒過他隨後試圖與自己的仇敵、後梁皇帝朱溫建立友好關係。控制了當時包括河北北部與河東地區的後晉強大地盤的李存勗，對契丹來說，是一個遠遠超過劉守光的更強大和更具威脅性的對手。對阿保機來說幸運的是，李存勗對中原更抱有野心。因而，契丹邊界暫時出現了難得的休戰狀態。 對阿保機來說，與其鄰居的關係是次要的，因為他面臨著在契丹人中間維持其最高權力這一主要問題。在907年被推選為首領後，他試圖加強其絕對權威的計劃並非一帆風順。最大的威脅來自於他的弟弟們與耶律氏的其他成員，他們已經成為遙輦氏瓦解後的契丹新貴族。在傳統契丹社會中，可汗與部落酋長的繼承通常是在兄弟或堂兄弟之間進行的。再者，慣例要求首領每三年重新選舉一次，那時，部落議事會的其他成員或他自己氏族的其他候選人也許會取代他。在910年，當重新選舉到期時，阿保機沒有履行這一程序，他的兄弟們感到被剝奪了他們自身的繼承機會，故而試圖阻止他建立一個基於父傳子承的世襲王朝，因為這將會永遠結束他們自己當首領的要求。其中最不滿的是阿保機最年長的弟弟剌葛。 911年四個弟弟發動了叛亂，而912年這四個弟弟策劃的另一次謀害阿保機的陰謀在實施之前被揭露。913年，當阿保機的第二個三年可汗任期結束，而他又一次拒絕進行重新選舉時，由他的弟弟們、他的叔父與擔任迭剌部首領的族弟所發動的一次更為嚴重的叛亂爆發了，這次叛亂被更加血腥地鎮壓下去。所有這些叛亂都失敗了，而且他們的失敗加速了阿保機集權的進程。不過他還不是一個完全專制的君主，他依然完全受制於契丹部族制度，這使他不能輕而易舉地消滅所有的對手。雖然他的叔父和族弟以及三百多名支持者被處死，但他弟弟們的生命則被保留下來。 為了對弟弟們和其他旁系親屬進行補償並阻止在耶律氏中發生進一步的叛亂，阿保機將他們的家族合併為所謂的三父房，這包括了阿保機祖父的所有子孫，他們成為遼帝國特權親緣集團之一（見圖表1）。但皇族內部對永久性繼承統治的不滿和有關繼承的鬥爭遠沒有停止。917年剌葛再次叛亂並逃到了幽州，在那裡，後晉王李存勗收留了他並授給他地方官職。後來，當李存勗於923年成為後唐皇帝時，他處死了剌葛以作為對阿保機友好親善的表示。918年，阿保機的另一個弟弟迭剌發動了又一次短暫的叛亂。領導權的爭奪與繼承問題經常在阿保機子孫中爆發。 916年，當應該再一次進行部落首領的重新選舉時，阿保機依然採取激烈步驟以加強其永久性權力。首先，他舉行了一次漢式登基儀式，宣布自己為契丹皇帝並採用了一個年號[16]，以此宣稱他獨立於後梁（以前契丹採用它的紀年）並表示他現在處於與中原統治者平等的地位。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他宣布他的長子倍（900—937年，契丹名圖欲）為繼承人。這就正式擯棄了他的弟弟們與其他氏族成員們的繼承權，也侵犯了部落長老按契丹傳統方式選舉他們首領的權利。倍本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極不願意恢復契丹舊制。建立中國式政權的另一個象徵性舉措是建立第一座孔廟。但對於這些嗜血成性與殘暴的鬥士來說，孔廟似乎是不相稱的，雖然少數契丹貴族已開始通曉漢字。 918年，阿保機開始了建設世襲政權的另一項步驟，他下令建造一個規模宏大的都城皇都，後來被稱為上京。該城建立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臨潢（該地後來成為蒙古人的城市波羅城），那裡是契丹諸部落古老的中心地區。為了建造該城，在農忙季節徵集了大批勞力：阿保機還沒有掌握漢式的統治農業人口的要領。據說，工程在百日之內就完成了，但實際上還持續了一段時間。後來在同一年，他下令在都城建立了孔廟、佛寺和道觀。阿保機臨終的那一年，都城又被擴建，一系列的宮殿與祖廟建立起來。最後，都城的面積達到了方圓27里，它按照標準的漢式設計，建立了城牆、城門、街衢、宮殿、官署、寺廟、驛舍等。它實際上是一個雙重城市，其南面是一個單獨的漢城，有著密集的房舍與集市。它還有為在北方貿易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回鶻商人提供的特殊區域，以及為外國使臣居住的館驛。我們不能準確地獲知該城擴建的時間，因為931年該城的部分城牆還重建過，而進一步的擴建在11世紀還在繼續進行。那時，它還是五座京城中惟一的一座。 永久性都城的興建標誌著阿保機政權組織集權化的迅速發展。這時，阿保機似乎已經著手建立有遼一代的雙重行政管理體制，北面官負責管理統治地區的部族事務，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構建，負責定居人口特別是漢人的事務。早在910年，阿保機就任命他的內兄蕭敵魯管理北面官系統。這一發展於947年帝國正式分為北院和南院時達到頂點，但顯而易見，這一發展進程遠遠早於此時。在阿保機以後的統治時代里，被俘的漢人官員在發展行政管理體系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曾經作過盧龍地方財政官員的韓廷徽，確立了稅收制度並主要負責設計南面官的中原管理體制。[17] 確定這一早期政府組織變化的發展年代是不可能的。大概相當多的情況是因人而定和非正式的。有了固定的都城，並不意味著開始具備像正式的中原王朝那樣帶有固定官署與宮廷的永久性政府組織。相反，政府依然是皇帝的扈從，而宮廷則四處巡遊不定，每年往返行進於四季狩獵場所（捺缽）並不時地跟隨皇帝進行經常性的戰役。[18]「宮廷」是一個巨大的可移動性城市，它由帳篷組成，並由一長列牛拉四輪車來馱載。扈從部分地靠他們營帳周圍的土地為生，當地居民有時被豁免賦稅以作為其補償。至少在早期，都城的帝國宮殿還不是人們所期望的大片華麗建築，而是皇帝居住時所搭設的營帳地點。 916年和917年，阿保機又試圖插手中原事務。當時，李存勗和後梁末帝（朱友貞）正在為爭奪河北中部和南部而鏖戰。阿保機趁機侵入李存勗在河東與河北北部的地盤。917年，契丹圍困幽州達二百多天，最後只是在李嗣源率領一支大軍從河東趕到後，才被趕走，李嗣源後來成為後唐的第二代皇帝明宗。921年和922年，契丹又侵入河北，這次是應名義上依附於李存勗與河東沙陀首領的一個地方統治者之邀而來的。他們輕而易舉地突破主要的邊界關口，控制了今天山海關（當時稱榆關）以東的一些中原領土，向南一直推進到鎮州。這一次，李存勗親自調動一支軍隊擊退了他們。 在此之後不久，中原形勢發生了巨大轉折。923年，李存勗最終消滅了後梁並建立起自己的沙陀王朝後唐，從名義上恢復了唐朝。他現在成為中原無可爭議的主人，而後梁皇帝們則從未做到。到925年，他已控制了除鄂爾多斯南面兩個小州（靈州和夏州）以外的整個中國北部，925年的秋冬季節，他又戰勝了四川的大國前蜀（見地圖2）。此時，他已成為契丹難以對付的勁敵。儘管仍有一些邊界衝突，但阿保機暫時保持中立，沒有進一步發動像917年那樣規模的戰爭。 地圖2　契丹和中國北部，926年 相反，他將注意力轉向了北部和西部。919年，烏古被最後征服。接著在924年到925年，阿保機對草原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遠征，征服了漠北北部諸部落，一直到達鄂爾渾河畔的古回鶻都城窩魯朵城。在他親自率軍向西進入準噶爾東部的同時，他還派出另一支軍隊向西南穿越沙漠，對位於戈壁與青藏高原之間定居於甘肅走廊西部的回鶻人建立起統治。與此同時，另一支契丹軍隊，在阿保機的次子德光（契丹名德堇，後成為遼朝太宗皇帝，927—947年在位）的率領下，向南穿過戈壁，控制了陰山地區和鄂爾多斯東北角的諸部落人口，包括吐谷渾遺民及一些小党項部落。 926年，擴張征服返回家園後僅僅一年，阿保機又發動了一次更富野心的遠征。這次目標是強大的渤海國，它統治著東北地區東部直到沿海地帶的大片地區，在924年雙方有過邊界衝突。渤海與阿保機的其他對手不同，它不是草原遊牧民族的部落聯盟，而是中國式的集權國家，它長期以來不僅與中原而且與高麗和日本保持著穩定的關係。這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眾多的城邑，而且，至少在南部分布著大量的定居農業人口。然而，它在軍事上卻證明不是阿保機軍隊的對手。它在兩個月內就滅亡了，它的國王與貴族被遷到契丹宮廷。阿.保機沒有立即吞併其領土，而是改其名為東丹國並任命自己的長子、深受漢族影響的繼承人倍為國王。東丹成為一個附屬國，但暫時保持了它自身機構的完整，甚至繼續使用它自己的年號。 阿保機對渤海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還不完全明了。他也許考慮到尚未成熟的契丹統治制度還不足以應付治理大部分居住著定居人口、並擁有眾多城市的幅員遼闊的領土這一異常複雜的問題；他也許只是希望避免招致人口眾多且具有潛在敵對情緒的人民的怨恨；而且他也許希望為他自己選定的繼承人分配一塊永久性的封地，因為正如事實所證明的那樣，契丹貴族並不擁護後者繼承自己的汗位。 滅亡渤海之後，阿保機看起來像是又恢復了向中原擴張的打算。926年，後唐都城洛陽發生了一次宮廷政變。李存勗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他的政權組織並不穩固。926年年初，他在河南與河北的軍隊發動叛亂並殺死了他，擁立他的養子、來自河北的一位節度使李嗣源（廟號明宗，926—933年在位）代替他（譯者註：李嗣源[明宗]不是李存勗[莊宗]的養子，而是李克用的養子）。後唐的新皇帝派出一名叫姚坤的使臣向仍在渤海的阿保機通報他的登基。姚坤後來詳細地記載了他被接見的情況，這一記載被保存下來。從中我們獲知，阿保機宣稱他想要先占據幽州與河北，然後才能與後唐進行和解。[19]當使臣抗議時，阿保機緩和下來，只對鎮州與幽州——比以前的盧龍鎮稍大一點——提出領土要求。但使臣仍然予以拒絕。恰在此時，阿保機突然染病身亡。在隨之而來的紛亂中，這項侵略計劃被遺忘了，而如果他還在世的話，他顯然是要對河北發動大規模入侵的。 阿保機死時只有54歲。雖然他作為契丹領袖只有20年，卻使契丹完成了從地區性的強大部落聯盟向具有良好組織的政權的變革，這一政權控制了漠北與東北的諸遊牧民族，以及以前渤海的領土。他的國家容納了許多來自邊界地區的漢人，建造城邑安置他們，並鼓勵各種手工業與定居農耕，他基本上接受了政權需要雙重組織形式的思想，這樣既能管理南面的定居農業人口，又能用傳統方式統治他們領域內的遊牧民族。 阿保機鼓勵吸收中國的思想體系與其他方面的文化。但同時他又極力維護契丹文化，這最突出地表現在為其民族創製文字上。在他即位時，契丹人還沒有文字，漢字是惟一適用的記錄手段。920年頒布了第一種契丹文字（「大字」，借用了與契丹語言有很大不同但又對其影響很大的漢字），這種文字到阿保機統治末年已廣泛使用。925年，當回鶻使臣訪問宮廷時，皇帝的弟弟迭剌（阿保機稱他為家族中最聰慧的人）受命接待他們，在學會他們的文字（拼音文字）後，發明了第二種文字「小字」。 這樣，到阿保機統治末期，雙重政治體制的運行成為可能。在這種體制下，北方各部所在地區用契丹文處理政務，記錄文件，而南方（漢人）地區既用漢文又用契丹文。這有助於契丹人保持自身的民族尊嚴與文化特性，但也在契丹貴族精英中間播下了長期衝突的種子，他們中的一些人固守部落傳統社會的準則與習俗，而另一些人則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與之差異很大的中國觀念與做法。由阿保機所創建的國家「雙重」性質也許是有成效的，在契丹人越來越融入漢人世界的同時，他們卻又保留了其固有特色。 繼承危機與太宗朝 根據阿保機在916年所作的安排，在他死後，皇位應無可爭議地自動傳給其指定繼承人耶律倍（900—937年）。[20]但事實並非如此。倍溫文爾雅，是一位嫻熟的畫家，他的部分作品後來成為宋朝皇室的收藏品；一位會用契丹文和漢文寫作的有造詣的作家；一位擁有大規模私人圖書館並喜愛中國文化的藏書家；也是一位音樂、醫學與占卜方面的專家——但對於重視傳統的契丹首領們來說，這並不具有吸引力。雖然阿保機的個人權威足以排除契丹人的一切習俗與慣例而使他成為繼承人，但後來似乎阿保機也意識到他的次子德光才是更佳人選，而一旦阿保機死去，很顯然皇位就不可能簡單地傳給倍了。 皇位繼承的決定性因素在於阿保機傑出的遺孀淳欽皇后（後尊為應天皇太后）。她在阿保機生前就擁有巨大的權力，是契丹政權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掌權皇后中的第一人。她以積極公開的姿態發揮著作用。在阿保機統治時代早期，淳欽皇后就曾為阿保機制定過剷除一些反對他的部落首領的計劃。後來，她建立了她自己的軍帳（斡魯朵）並指揮著她自己的20萬騎兵部隊（譯者註：應為2萬），當阿保機外出征戰時，她就率軍負責維護後方秩序，甚至連她本人也曾指揮與敵對部落作戰。阿保機死後，淳欽掌管了所有的軍國重事。當阿保機下葬時，雖然有三百多人被埋在阿保機的陵墓中，但她自己卻拒絕按習俗陪葬，因為她宣稱她的兒子們年齡尚小而國家沒有人治理。作為替代，她砍下了自己的右手放在阿保機的棺槨中，而她自己則活下來以擔任攝政。當皇位繼承確定時，她仍然牢牢掌握權力並在以後的許多年裡發揮著巨大影響。 淳欽皇后本人不贊同選擇倍，她盡其所能促使他放棄皇位以擁立他的弟弟德光（902—947年），似乎連阿保機也最終承認德光是更佳人選。按照傳統的契丹部落模式，德光是一位更具有潛力的領導人，儘管他也像倍一樣受過教育並是一位有才能的書法家。他在921年到922年入侵河北的戰役中嶄露頭角，並在924年到925年的西征中作為統帥發揮著重要作用。 倍似乎覺察到他自身的危險，所以在宮廷中促使契丹顯貴們相信他願意放棄權力以支持他的弟弟。幾個月過去了，可是皇位繼承仍未確定。最後，接近927年年底時，倍與他的母親接洽並正式撤回他的權利。而後，德光繼承了皇位。通常他是以死後的廟號太宗而為人所知。 然而，倍還是前渤海國現為東丹國的統治者（人皇王）。經過長期的繼位問題之後，太宗把倍當作對自己權力的最大威脅，惟恐他利用富裕和人口眾多的東丹國作為基地以實現他被挫敗的取得契丹皇位的要求。倍的夫人中至少有一位是渤海皇室成員。929年，太宗下令將東丹的都城和所有人口遷到了東平（今天的遼陽），那裡被指定為契丹國的南京。雖然東丹國沒有被廢除，但它此時向併入契丹帝國更邁近了一步，而且逐漸失去了自926年以來所享有的特殊的半獨立地位。倍似乎已處於被監視之中。930年，他浮海逃到中原。在洛陽的後唐明宗宮廷，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並在那兒開始流亡生活，一直到937年被石敬瑭殺死。[21]石敬瑭是在契丹皇帝的支持下推翻後唐政權的，他始終是一個向契丹諂媚的傀儡。 當太宗統治時期，邊界地帶的戰事依然在進行。928年，北方的烏古又出現新的叛亂。929年，皇帝的弟弟李胡被派去進攻大同北面的邊界地區。933年，他對一些仍然沒有屈服的党項部落進行了一次遠征。但他統治時期最重要的方面是契丹逐漸捲入了中國北部的政治紛爭。 後唐政權證明是不穩定的。它的皇帝明宗曾進行過重要的政府改革，恢復了朝廷的權力與影響，成立了超過地方將領手中軍隊的禁軍。但他的統治時代以厄運告終，就在他臨死的前幾天，一位王子企圖發動政變。他的兒子李從厚（廟號閔帝）在位僅僅五個月，其父的養子李從珂就篡奪皇位並將其殺死。針對這一情況，一直在明宗庇護下生活的前契丹繼承人倍寫信給弟弟太宗，建議他進攻後唐帝國。此事發生在934年。 936年，李從珂下令將強大的河東統治者石敬瑭調往山東任職，以便加強朝廷對他的控制。石敬瑭起兵反抗，李從珂指揮一支軍隊向太原的石敬瑭發起進攻。石敬瑭是另一位沙陀突厥人，是前皇帝李嗣源的女婿，他的叛亂導致了其他地方的叛亂。面對李從珂的沉重壓力，他立即向契丹皇帝請求軍事援助。太宗親自率領5萬騎兵經雁門關越過邊界，在石敬瑭的首府太原附近擊敗了後唐的軍隊。後唐政權迅速瓦解。936年十一月，契丹封石敬瑭為新王朝後晉的皇帝，他只不過是契丹的一個傀儡。 937年，為了討好他的新主子，石敬瑭殺死了不幸的倍，後來在同一年，他與遼太宗達成協議，把太宗認作自己的父親，以此表示他的王朝臣屬於契丹。後晉君主似乎意識到他已完全被契丹人所控制，因而提出以巨額的歲幣來贖回被他們占領的幽薊重鎮。契丹予以拒絕，經過次年的幾次艱難談判後，契丹人割占了以前屬中原的十六個州，包括從大同到幽州的廣闊地帶。這一新領土的獲得，使契丹人控制了防禦中原的所有戰略關隘，並在河北獲得了相當大的立足點（見地圖3）。 地圖3　契丹和中國北部，943年 太宗實現了他父親的領土野心，此外，他還成為中原皇帝名義上的宗主。中原政權首次公開承認外族王朝的宗主權。雖然太宗同他的傀儡之間的約定僅僅維持了幾年，942年石敬瑭死後，即被廢除，但其影響是深遠的。契丹人到他們的王朝結束都一直控制著十六州的大部分地區。幽州成為契丹的新南京（以前的南京、東丹國的中心，現在成為東京，而且發展成一個甚至比上京還大的城市）。強大的契丹統治強加於以前的中原王朝領土，而且契丹國併入了大量的漢人人口。中原北部與東北部邊界地區現在成為邊疆民族領土的組成部分，一直到14世紀後期，都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外。對契丹人來說，現在也無法擺脫地捲入了漢人世界諸事務中。 令人懷疑的是，主要的參與者們是否理解這些事件的重大含義。石敬瑭是一個突厥人，而不是出身於漢人，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對中原臣服於一個非漢族政權這一問題並不感到敏感。與地位的細微差別相比，他更為關心的是維持與契丹人的和平以便能夠集中精力處理國內的迫切問題。在他統治時期（936—942年），他小心謹慎地履行屬國的義務，當契丹與中國南部的各個國家，尤其是他的鄰國與對手南唐開始建立親密關係時，他也沒有表示過反對。他甚至允許到中國南部的契丹使臣從陸路通過他的領土，而不是像以前那樣走海路。 契丹人不僅了解其鄰近的北方諸政權，而且熟知江南的情況。早在915年，地處今天浙江的沿海國家吳越的統治者錢謬就曾派使臣由海路到達契丹宮廷。吳越正式承認中國北部各連續王朝的最高權力。他們與契丹建立關係主要是出於商業方面的考慮：他們希望保護他們在渤海和高麗的貿易利益。對契丹人而言，則是尋求與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海上貿易通道，以獲得舶來品、香料和奢侈品。南唐也與契丹建立了關係，但就他們而言，誘因是政治方面的。他們希望與契丹結成反對後唐的聯盟（譯者註：後唐[923—936年]與南唐[937—975年]並沒有同時存在過，此處的後唐應當為後晉）。南唐國王與契丹皇帝互相以兄弟相稱，這樣，在契丹人眼裡，與其北鄰的後唐相比，他們給予了南唐較高的地位。在937年的同一次朝覲中，太宗分別接見了後唐、太原半獨立的統治者劉知遠以及新即位的南唐皇帝派來的使臣。這樣，契丹深深地捲入了中原各個獨立政權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之中。 與南唐的關係並不純粹是正式的。南唐於940年、941年和943年接連向契丹提供有關後晉形勢的重要情報。後晉滅亡而且契丹於947年在開封建立政權的企圖失敗並撤走後，南唐又提議結成軍事聯盟，以對抗繼承後晉的短命的後漢政權（948—951年）。最晚在957年，他們還向遼提供過有關北方後周政權的軍事情報，後者當時正對南唐構成威脅。 契丹與南方國家吳越和南唐之間的關係在1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達到高峰，吳越甚至一度使用過契丹年號。但太宗的入侵也向南方顯示出契丹所造成的潛在威脅。951年遼皇帝穆宗即位後，這位政治上遲鈍的契丹統治者對插手中原各國之間曠日持久的權力鬥爭顯得沒有興趣。此後，與南方各宮廷的外交關係與貿易都急劇衰退。954年穆宗的叔叔奉命出使南唐遭到暗殺後，他們彼此的關係就更加惡化了。這樣，儘管南唐使臣曾於955年和957年到達遼朝，仍然尋求援助以對付後周，但他卻拒絕再派出任何使臣。 942年石敬瑭死後，契丹與後晉的關係開始迅速惡化。雖然石敬瑭也許是契丹人的傀儡，但他卻完全恢復了王朝對分裂的各鎮的權威，加強了政府組織，建立起一支強大的中央軍隊。他的繼承人石重貴（廟號出帝，942—946年在位）受到了帝國軍隊統帥景延廣為首的強烈反對契丹的宮廷派別的影響，公開否認太宗及其「北朝」以往的最高權力。943年，石重貴廢除了契丹商人在後晉都城開封的特權，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將代表契丹在後晉從事貿易的人遣返契丹，並帶去一封給太宗的侮辱性信件。 太宗決定入侵。944年末，契丹軍隊數路越過河北邊界，隨後而來的是太宗的主力部隊。戰爭拖拖拉拉地打了三年，而且並不是所有的戰役契丹人都占上風。945年暮春時節，侵略軍遭到慘重失敗，太宗不得不騎上一頭駱駝狼狽地逃離戰場。但契丹人繼續進攻，後晉軍逐漸被削弱。大部分戰役所在的河北地區遭到了嚴重摧殘。946年末，後晉軍統帥、皇帝的舅舅杜重威投降，從而決定了戰爭的最後結局。太宗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進入了都城開封。 947年年初，太宗乘坐龍輦，舉行盛大的入城儀式，進入開封。他占據了後晉皇帝的宮殿，在正式的朝堂升朝，命令殘餘的後晉大臣都到場。後晉皇帝與他的家人被流放到東北的遼上京。後晉帝國的軍隊在杜重威投降後，被繳械解散，他們的戰馬被沒收。太宗正式宣布大赦，為契丹國採用了一個新的王朝名稱——當時被稱為大遼，並採用了一個新年號和一部新曆法（實際上是939年後晉朝制定的）。他選擇的新年號為「大同」，這公開表明太宗決心成為整個中國北部的皇帝。據遼宮廷的起居官記載，後晉人口中的100多萬戶被併入了他們的帝國。 可是，漢人想的卻是其他問題。契丹軍隊軍需不足，此刻正為尋找糧草而大肆劫掠都城與鄉村。沉重的賦稅強加在開封市民身上，到處都充滿了對入侵者暴行的怨恨和恐懼。百姓們開始襲擊契丹人，整個河北到處都是反抗和起義。契丹人完全沒有準備好去統治這樣一大塊領土，而上面居住的充滿敵對情緒的定居人口遠遠超過了他們。太宗對他的扈從抱怨道：「我不知道漢人難制如此！」 契丹人於是開始徹底劫掠都城。他們決定將後晉朝全部官員帶回東北。雖然這證明是不可能的，可在947年三月，他們開始將主要部門的官員、宮女、宦官、占卜者和百工計數千人；還有書籍、地圖、曆象、儀器、樂譜、宮中樂器、皇帝出行的鹵簿、法物以及鎧杖；甚至包括刻在石板上的經書都運往上京。當太宗洗劫宮殿與各政府機構時，他的軍隊也在繼續掠奪城市及其周圍的農村。 已經受到普遍抵抗與游擊進攻困擾的契丹人此刻面臨著更嚴重的威脅。劉知遠，作為絕對獨立的沙陀據點太原的統治者，當契丹入入侵河北時，他袖手旁觀，此刻卻拒絕承認太宗為皇帝，也不到太宗在開封的「宮廷」朝覲。947年二月，劉知遠宣布自己為皇帝，建立起敵對的新王朝——後漢。鄰近地區的不滿力量聚集在他的旗幟下，對開封和洛陽構成了直接威脅。太宗此時處於危險境地，他不僅面臨整個河北地區普遍的抵抗、地方起義與叛亂，還面臨著這位北方重要統帥與其進行全面軍事對抗的威脅，太宗解散後晉帝國軍隊時，劉知遠的軍隊絲毫未損。 太宗明智地決定北撤，宣稱是為了「避免夏天的炎熱」，但實際上是為了避免他的軍隊在敵境陷入無法抵抗的窘境。他占有都城開封僅僅三個月的時間。在第四個月，遼軍及其龐大的輜重行李開始撤退，他們在途中經常受困於漢人的進攻。這次入侵顯然是一次極大的失策。太宗本人承認他犯有重大過失，即縱容劫掠鄉村，對城市強加酷稅，對仍為中國北部權力結構中關鍵因素的地方統治者處置失當。另外，他發動的戰爭也從未贏得契丹貴族的普遍支持。以後，遼朝皇帝再也沒有能認真地策劃一次征服中國的戰爭。 在抵達河北北部的遼朝境內前不久，還只有45歲的太宗突然病倒並死於欒城（今河北石家莊南）。遼朝剛剛在入侵中國時遭受了巨大的災難，此刻又面臨著另一次內部的繼承危機。 與此同時，劉知遠於六月份進入開封，建立起五代中最短命的後漢朝（947—950年）。他把其首府太原留給了他的堂弟劉崇掌管。這一地方權力基地非常強大，以致短命的後漢朝滅亡時它卻倖存下來。當950年後漢滅亡時，劉崇自己宣布為皇帝，建立起獨立的地方政權北漢，這一政權延續到979年，直到滅亡，它的命運一直與契丹緊密相連。 世宗繼位 太宗死後不久，耶律阮（918—951年，契丹名兀欲）在河北鎮州「即皇帝位於柩前」，他是阿保機原先的繼承人倍的長子。他的叔父太宗像喜歡自己的兒子一樣喜歡他；他跟隨皇帝對後晉作戰並參與占領開封，在契丹貴族中間以勇敢善戰的統帥而贏得了聲譽。耶律阮不僅慷慨大方、待人寬厚又不失尊嚴，而且騎射精湛，故而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他於六月份抵達遼南京（現在的北京）並率領軍隊繼續北進。 耶律阮靠阿保機長孫的地位取得皇位，招致了勢力依然強大的應天皇太后的反對。她支持已故皇帝的弟弟、自己喜愛的三兒子李胡繼承皇位的要求。她的要求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930年太宗已經指定他為繼承人，或根據一些史料所稱為皇太弟。這又是一次中國世襲繼承模式與契丹部族兄弟繼承習慣的衝突。皇太后派李胡率領一支軍隊去阻截阮返回都城。當李胡戰敗時，這位難以對付的老嫗又率領自己的部隊去對抗新皇帝。在上京南面的西拉木倫河畔，兩支軍隊對峙了數天。 這場危機在一位名叫耶律屋質（916—972年）的皇族調停下得以解決。這次皇太后沒有能夠如願。屋質與契丹貴族們以李胡因殘暴而招致普遍怨恨為由反對他即位。皇太后屈服了，並對李胡說這是他咎由自取。[22] 正統世襲繼承人與先皇帝弟弟之間的對抗就這樣以有利於前者而得到了解決。但這並不等於耶律阮的世襲主張已成功了，相反，他的對手是因為他本人不適合做統治者而遭到了貴族們的反對。雖然皇太后失敗了，但影響這一決定的是「選舉」合適候選人的契丹原則。再者，身後廟號為世宗的新皇帝（947—951年在位）的反對派力量依然強大。他短暫統治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應付皇族與貴族們的分歧方面。 皇太后與李胡從宮廷被流放到祖州去過退隱生活，那裡是契丹人祭祀祖先的中心（太后活得比世宗還長，死於953年，終年74歲）。如果新皇帝希望這樣會穩固他的地位的話，那他很快就會大失所望的，遼朝國內形勢依然動盪不安。 948年，太宗的次子天德密謀殺害皇帝（譯者註：天德是太宗的第三子）。陰謀敗露後，天德被處死。雖然其他謀反者遭到了處罰，但都保住了性命。他們中有皇太后的一位侄子蕭翰，他娶了新皇帝的妹妹阿不里。次年，他又與一些反對派貴族捲入了另一次陰謀當中。儘管他又被證實有罪，但皇帝又一次息事寧人並赦免了他。最後在949年，朝廷截獲了一封信，裡面說蕭翰正在策劃另一次叛亂，此次是與阿保機的一位健在的弟弟安端。這一次世宗再也無法忍耐了，蕭翰被處死，公主也死於獄中。 統治制度的發展 世宗並沒有完全窮於應付一系列經常性的陰謀活動。在他短暫的統治時期內，有過一些重要的制度變革。這些變革並不完全是新生事物，而是許多年來逐漸發展變化的結果。《遼史》提供了一份詳細的，也是經常混亂不堪的、存在於11世紀早期的成熟的政府體制畫面，[23]但很少有各種官制與機構產生階段的線索，且幾乎沒有關於它們是怎樣相結合而組成有效的管理體制的記載。世宗的統治時代顯然是一個重要時期。從938年占有中原十六個州以來，建立越來越複雜的統治制度來治理數百萬的中原新臣民已屬必要。對中原短暫的占領使數量眾多的前中原官員被納入遼朝體制，隨之而來的是採用許多中原統治技巧的趨勢。 遼朝行政制度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多年來逐漸形成的雙重政府體制。自10世紀早期以來，已經有把官府分為「南面」與「北面」的習慣。皇族自身也被分為由阿保機的六支近親組成的南面與由更多的遠親組成的北面兩部分。阿保機任命了北面與南面的首相（北府宰相、南府宰相）。這一制度的特點以太宗晚年發布的一道剌令為標誌，他下令北面官與皇太后（部族舊制的主要代表）穿契丹服，而南面官與皇帝本人則著漢式服裝。[24]政府機構的南面與北面並不是嚴格按地理劃分的，「北面官」負責契丹與諸部，不管他們生活在哪裡；而「南面官」負責漢人居民，正如阿保機在其統治時代早期所設立的中原機構（漢兒司）那樣。 世宗統治時代初期，當他返回上京後不久，就正式將帝國分為南北兩套系統（北面、南面）。這是對遼朝領土的真正地域劃分。南面包括統治漢人與渤海人的南部和東部地區，北面為主要居住著契丹及其屬部的地區。由於北面也包括定居的漢人、渤海人甚至回鶻人，故而它也是一個雙重管理體制。它分為契丹北樞密院、契丹南樞密院。北樞密使通常為耶律皇族的成員，而南樞密使則大部分是蕭氏後族的成員。北面的行政系統雖然不排外，但主要由契丹人出任並冠以傳統的契丹稱號。最有權勢的官職是契丹樞密使、北府宰相與南府宰相、由蕭氏後族成員擔任的北大王與南大王，以及軍事統帥于越。這些人掌管了所有的軍事和部族事務，像軍隊將領的選拔、各部牧群的分配和草場的劃分等。在他們之下是一大批令人眼花繚亂的部族官員，有管理前渤海王族的官職，有一系列為皇室服務的官員，諸如匠官、醫官、圍獵官以及負責皇室牧群、牧場與馬廄的官員等。沒有人可能將北面行政體制同有序的唐政府模式相混同。它在本質上是部落領袖一個龐大的私人扈從，它的職位許多是為皇族或後族的一支或另一支成員所設置並通過世襲選舉（世選）擔任。 南面官府同從傳統契丹制度演變而來的北面官府相比則更加成熟。它形成於948年以後，那時世宗在開封陷落後返回都城並將大批的漢人官員帶到契丹都城。它模仿了唐朝和五代的政府制度。契丹在此以前，於937年兼併邊界十六州的前後就使用過許多中原官號，但這些官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漢式機構的實際職權還不清楚。在許多情況下，它們顯然是榮譽性稱號，是契丹皇帝根據唐朝宮廷授予沒有實際職權的職位與榮譽性官爵的已有做法，以作為對效忠皇室的獎賞。 然而，在947年，契丹人借用了中國宮廷的全套外殼，最終建立起了一個中國式王朝。南面官府仿照唐朝模式而設計。它同北面官府一樣，主要機構設在上京。它有備皇帝顧問的老臣三師與三公這樣的傳統機構，也有類似於唐朝早期三省部門的複雜機構。它有一個漢人樞密院，結合了五代樞密院與唐朝尚書省的職能，下設五房而不是六部；還有一個以大丞相和兩個副職的丞相為首的，包括一群秘書與顧問的秘書機構（起初為政事省，1044年後為尚書省），以及一個負責起草文件的機構（門下省）。這些部門中的每一個，至少在名義上，是類似於唐朝模式的複雜機構建制，但是秘書機構在政治決策中發揮了某種顯著作用。還有依唐朝設計組建的監察機構（御史台）、翰林院、國史院以及各類學士機構。此外，還有一個皇室機構部門、各種特殊的寺與監、為繼承人正式設立的東宮機構以及皇室衛隊的軍事組織（衛）。 基層地方組織也按照中國的設計開始成型。除了上京以外，此時還有一個位於遼陽的東京，統治著前渤海的領土，一個位於現在北京的南京，統治著937年所取得的前中原王朝領土。1007年，第四座都城中京設在以前奚人的都城，當時奚被最後併入了契丹國家。最後，1044年在大同建立了西京。每一座都城並不是帝國政府輪流辦公的地方（像唐朝早期的長安與洛陽那樣），而是一個道、一個當地行政管理網的區域性中心。每一個道似乎遵循適合於當地人的統治手段。在10世紀，這一情況由於以下事實而更為複雜，即兩個比較大的被征服民族奚和渤海，在他們自己的首領領導下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治，他們作為屬國進貢而不是作為臣民納稅。只是在11世紀初期，這些民族才完全併入了遼朝的政治體系。 這些都城，尤其是南京與東京的總管（留守），在其各自地區內行使著極大的權力，他們是遼朝政治體系中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他們掌管著各級許多州縣，這些州縣是帝國定居地區實際的行政單位，在許多地區，它們與傳統方式的部落組織並存。 南面的政府體系，至少從其外在形式上看，與唐和五代的政府體系相似。它的許多官員，尤其是中下級官吏，都是漢人。然而，熟悉9與10世紀中國制度的歷史學家也許會受到影響，對那些在中國體制下具有巨大權力與影響的官銜擁有者作出與事實不符的誇大描述。北面與南面官員除了種族不同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差異。遼朝皇帝經常性遷移，從一個傳統的季節性狩獵營地（捺缽）到下一個營地，所以每年只在上京住很短的時間。每一年有兩次，即陰曆的五月和十月，北面與南面行政部門的官員被招到皇帝的行營商討國事。冬天，南面行政部門的官員們南下中京處理南面官管轄區漢人臣民的事務。但是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由於皇帝龐大的扈從隊伍是在北方地區行進，與各部首領發生聯繫，故而皇帝依然被期望親自作出所有影響國家的重大決定並裁決獄訟。在游幸期間，他由北面行政部門的大部分高官陪伴，他們與他生活在一起，個人關係密切，既是國家的高官，又是他的夥伴（像蒙古時代的「那可兒」）。與此相比，南面行政部門只有個別的官員，一名宰相、一小群秘書及其起草文書的官員，充當他的日常隨從。顯然，北面行政部門官員憑藉他們經常接近皇帝的優勢，比南面行政部門的官員享有更大的實權。 這樣，南面行政部門基本上是一個南面官管轄區及其定居人口的行政機構。它的官員聽起來很高的官銜並不能消除這樣的事實：日常的決策與所有的軍權（南面官被特別排除在朝廷軍事事務的討論之外）都被集中在出自北面行政部門的皇帝的契丹隨員手中。 總而言之，我們不應當受遼朝歷史所描繪的官制組織的過多影響。許多官職似乎只是臨時設置的。儘管有自世宗時代開始並斷斷續續地持續到11世紀的官僚機構化，但契丹人世界的權力與正式有序的政府組織很少有關係；它始終強烈地依賴於個人的自身素質與業績、他的家庭關係、他與皇帝和權臣的私人關係、他的交往以及他的軍隊。在契丹人世界中，強有力的個人和強悍的軍隊依然給制度的完善蒙上了陰影。 與中國境內諸國的關係 在世宗統治時期，遼儘管撤出了開封，但仍捲入了中國北部動盪的政治中。948年，南唐想要重新與遼結盟以對付他們的北鄰，這次是北方新的漢政權，但他們遭到了拒絕。949年至950年的冬季，世宗對河北發動了大規模入侵，進攻了後漢境內的幾座城市並劫掠了大批俘虜與戰利品。南唐宮廷派出使臣祝賀遼的勝利，也許他們仍然希望結盟。950年冬季，世宗親自發動了另一次對河北的入侵。 中國的形勢此時經歷了一次重大變化。951年初，開封搖搖欲墜的後漢政權滅亡了，它的第二代皇帝被殺死，取而代之的是帝國軍隊的統帥郭威（904—954年），他登基為後周的皇帝。與此同時，太原的劉崇分離出去，成為河東獨立的國家北漢的統治者。契丹在他們邊界再一次面對兩個中原政權。 後周與遼的關係一開始就不順利。他們派來通報王朝更替的使臣們帶來了一封信，其措辭冒犯了世宗，他隨即將他們投入了監獄。隨即在同一年，後周向劉崇發動了進攻，後者派出使臣向遼求援，並帶來一封信，在信中，他謙卑地稱自己為世宗的「侄子」，以此向遼稱臣。世宗派出使臣冊封劉崇為皇帝以加強他們之間宗主與附庸的關係。糾纏不休的南唐又一次提出了結成反後周同盟的要求。 951年晚秋，世宗親自指揮大軍南征後周。但在大軍出發前，他在又一次陰謀中喪生，這一次陰謀是由阿保機弟弟的兒子策劃的，目的仍在維護皇室幼支的繼承權。皇帝與許多契丹貴族一樣，沉湎於酗酒，當他和他的扈從們在出征前祭祀其先父後，酩酊大醉，毫無防備，阿保機弟弟安端的兒子察割殺死了他。然而，謀反者們忽視了謀求朝臣們的支持，所以立即被處死了。 世宗只有33歲，因為他沒有成年的兒子，所以皇位傳給了太宗的長子璟、（931—969年，契丹名述律），諡廟號為穆宗。對南方的戰爭自然被放棄了。 穆宗朝，951—969年 新皇帝並不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像他的前任那樣，穆宗是一個酒徒，他整天大醉不醒，對國事的關注更是忽冷忽熱，漢人稱他為「睡君」。 皇室成員不滿的問題依然存在。952年，世宗的弟弟婁國策劃謀反，而他的一位舅父同一位重要的漢人官員則密謀投向後周。陰謀被粉碎後，婁國被處死。953年，李胡的一個名叫宛的兒子策劃的另一次陰謀暴露。雖然宛本人得到赦免，但其他幾個密謀者被處死。959年，婁國的共謀者之一敵烈又一次策劃叛亂；960年，宛的哥哥、李胡的長子喜隱由於陰謀叛亂被擒。這次，李胡本人受到牽連並死於獄中。在以後的穆宗統治時期，他的皇室宗親們才平靜下來。 穆宗不僅不理政事，而且行為放蕩，花費甚至對一般契丹人來說也過多的時間從事狩獵。他還對他的扈從殘暴、兇狠且喜怒無常，尤其是當他喝醉酒的時候。實際上，在他統治時期的末年，他曾命令他的一位重臣不要執行他酒後所通過的判決，而是等到他酒醒後讓他複審。《遼史》中他的本紀是一連串恣意施暴的可悲記錄。 中國其他地方的事件使遼朝進入不幸的時代，遼朝在這樣一位無能的君主統治下，實際上已陷於癱瘓。而新興的後周政權在郭威（951—954年在位）和有作為的柴榮（世宗，954—959年在位）的先後統治下，成為一個比五代時期任何一個朝代都更加組織有序和強大的國家。他們最終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權力並牢固地重建強大的中央集權。 在穆宗統治時代之初的952年，北漢皇帝劉崇向遼求援以對付後周。遼朝派高模翰率領一支軍隊幫助北漢擊退了後周入侵者。954年，後周又一次進攻北漢，契丹軍隊又被派去救援。遼顯然重視他們與北漢的聯盟，因為在同一年他們遣返了一些被誤抓的北漢軍並幫助北漢鎮壓了發生在遼漢邊界地區的地方性反漢叛亂。北漢不止一次派遣使臣赴遼商討戰略事宜。 958年末，北漢派出幾名使臣報告後周再次入侵的消息。959年初夏，後周對遼實施進攻。他們的軍隊在四月份占領了益津、瓦橋、淤口三座重要邊界關隘，五月又奪取了十六州最南面的瀛州和莫州（見地圖4）。面對後周的猛攻，遼軍後撤。穆宗驚醒並南下南京指揮戰事，加強防禦以等待周軍。然而，雙方並沒有遭遇。後周皇帝病倒並不得不返回開封，在那裡，他於六月去世。後周軍撤退了，穆宗也返回上京。 地圖4　契丹和中國北部，959年 無論是因為穆宗缺少勇氣還是契丹人不想重蹈947年的覆轍，在穆宗時代，遼似乎採取了純粹消極的防禦戰略。這不僅與後周和以後的宋在中國邊界是這樣，在北方邊界也同樣如此，除了965年與烏古和室韋曾有過小的摩擦外，並沒有新的戰事記載。 960年宋代替後周成為中國北部的主人。新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中國自9世紀中期以來不曾出現的穩定局面。建國以後的許多年，宋致力於鞏固政權，對唐朝滅亡後分裂中國的各個獨立王國重建中央的權力。這一重新統一過程自後周就已經開始了，它擊敗了四川的後蜀國，收復了秦嶺以北的所有領土，並於957年發動了對南唐的毀滅性打擊，收復了長江以北的所有領土。但還有很多事業有待進行。 在北方，宋朝宮廷的注意力與其說是在遼，倒不如說是地處山西、小而頑固的北漢國。北漢的統治者，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在10世紀50年代已經與世宗建立起良好的關係，遼繼續支持他們反對宋。對於遼來說，他們的國家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緩衝地帶和戰略據點，不管宋怎樣試圖攻入河北北部被占領的州縣，它都很容易被包抄。963年，北漢遭到宋的進攻，他們立即向遼乞援。964年，一支遼軍被派出幫助擊退宋朝入侵者。遼也對宋鞏固959年後周軍隊獲得的邊界地區的企圖進行干擾。963年和967年，為了阻止宋朝在959年被收復的益津關設防，雙方在邊界曾經有過小規模衝突，但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爭狀態。 969年穆宗被殺。這一年的整個正月他都在暴飲，在此期間，他又粗暴地對待他的侍從。二月，他又忙於冊封附屬於他的北漢新統治者劉繼元。但是，他接著又開始殘忍無理的暴行，殘殺了好幾名護衛。最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六名近侍在夜晚殺死了他，為遼朝除掉了一個嗜血成性和反覆無常的暴君。 這一次皇位繼承沒有遇到什麼麻煩。阿保機的所有兄弟都已死去，他們子孫的力量似乎也在這一時期早期的幾次叛亂中喪失殆盡。當皇位傳給皇室長支成員時，再也沒有人起而反對了。世宗的長子已經過世，皇位傳給了他的次子賢（948—982年，契丹名明，扆），他於969年到982年在位，廟號為景宗。 景宗朝，969—982年：與宋朝對抗 到新皇帝景宗登上皇位之時，中原的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後周，雖然在重新建立中國政治的穩固方面飛速地邁進，但由於959年世宗（柴榮）的突然死去和6歲兒子的即位而遭到了削弱。這個男孩在一位名叫趙匡胤（廟號太祖，960—976年在位）的將領所領導的軍事政變中被推翻，趙匡胤在960年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宋。宋太祖最終解除了自9世紀晚期以來中國真正的權力擁有者——藩鎮將領們的權力，並在穩定的文職官員統治下為其新王朝建立起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太祖一個接一個地將割據中國長江以南的獨立國家消滅並置於宋的控制之下：963年長江中游的楚國（譯者註：楚國已於951年為南唐所滅），965年四川的後蜀，971年廣東與廣西的南漢，975年江蘇、安徽和江西的南唐相繼滅亡。當976年他的弟弟光義（廟號太宗，976—997年在位）繼承他為宋朝皇帝時，只剩下兩個獨立政權還沒有併入帝國：浙江的吳越和山西的北漢。吳越在978年向宋投降，只有北漢尚存。 北漢，這一位於山西的沙陀突厥人的最後殘餘勢力，自951年它建立後，就與遼緊密相連，當時它的首任皇帝受到了遼世宗的冊封。甚至連怠惰的穆宗也明白北漢對於遼防禦戰略的重要性並在10世紀60年代初期竭力幫助北漢擊退宋的一次進攻。一個獨立的漢國對遼非常有利，它使遼宋邊界縮短為河北平原相對狹小的地帶，並為遼提供了一個盟友。它會從山西北部高原幾乎堅不可摧的基地對宋進行包抄，以此對宋通過河北平原向北進攻遼的企圖構成威脅。然而，北漢是一個小國，儘管它有勇敢善戰的軍隊，卻完全不能與宋進行全面戰爭，除非依靠與強大的遼帝國結盟。 北漢小心謹慎地維持著這一聯盟。971年景宗即位不久，他們開始按月派遣禮賓使節到遼朝宮廷以爭取支持。不過，宋已決心滅掉北漢並在974年開始與遼協商簽訂和平條約，以確保當他們進攻北漢時遼保持中立。 975年初，宋遼開始定期互換外交使節。977年，宋甚至設置了五個邊界官員負責與北方的貿易。宋太宗也許希望穩定邊界並製造遼與它的屬國北漢的不和，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努力是白費了。 太祖統治時代的最後一年即976年，宋侵入了北漢。北漢向遼朝宮廷求助，一支軍隊被派出並幫助北漢擊退了入侵。第二年，宋對北漢的新攻勢又導致了另一次求援。契丹又一次派步兵和騎兵幫助北漢軍隊進行抵抗。 979年，在吳越投降以後，宋太宗對剩下的最後一個獨立國家北漢發動了全面進攻。遼派出一名使臣到宋朝宮廷，要求作出解釋，卻被不客氣地告之不要介入這場衝突，否則他們也要遭到進攻。979年初春，遼派出軍隊援助北漢，但宋朝軍隊對他們進行了截擊。遼軍遭到慘敗並傷亡慘重。六月，宋朝軍隊攻克太原，北漢皇帝向宋軍投降。最後一個獨立國家被消滅和吞併。 然而，此時的宋太宗在取得完全勝利後，卻作出了一個非常輕率的決定。他不顧所有將領的反對，也沒有給已經精疲力竭並過分展開的軍隊任何休整和鞏固的機會，就轉而向東，穿過太行山諸隘口，侵入了契丹在河北北部的領土，以圖收復937年被契丹占據的十六州。 在包圍遼南京（今北京）的進軍途中，宋太宗贏得了與遼軍隊交戰的幾次初步勝利，可接著在七月份，宋與遼軍主力在南京西南的高梁河展開了激烈的決戰。[25]這對宋來說，是一次全面的災難，宋軍遭受了巨大的傷亡。遼軍抓獲了許多俘虜並繳獲了大量的武器盔甲、輜重、裝備、錢幣和糧食。倒霉的宋朝皇帝受了傷，與他的軍隊失去聯繫，隻身逃離戰場並乘一輛驢車向南逃竄。他的一些將領以為他死了，不知道是否應當擁立宋朝建立者的兒子為皇帝來代替他。本來以勝利占領北漢為開端的行動，現在卻以可悲的失敗而告終。 當時，遼朝掌握了主動權。980年，景宗親自指揮對河北的進攻。奪取了瓦橋關並擊敗一支宋軍。982年，他發動了另一次進攻，但這一次遼軍被擊敗，景宗被迫撤軍。 這些事件的後果是遼宋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完全改變，不再圍繞緩衝國北漢周旋。兩大帝國此時沿著從大海一直延伸到黃河上游拐彎處的一條連續邊界互相對峙。而且遼繼續占領著十六州，這始終在宋朝宮廷激起復仇的情緒。戰爭的再次爆發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與宋朝的這些麻煩並不是景宗時代僅有的軍事問題。973年，遼與党項人發生了邊界問題，973年和976年，又與入侵併劫掠遼朝領土的東北的女真人發生了邊界衝突。在以後的許多年，這兩個民族都將給遼惹來許多麻煩。 981年發生了一次旨在擁立喜隱的兒子為帝的政變。喜隱是李胡的兒子，他在穆宗時被投入監獄，可後來景宗即位時卻得到了赦免。一群被俘的漢人士兵試圖擁立喜隱的兒子，但卻遭到失敗。喜隱被迫自殺，而他的兒子則被處死。 982年秋天，景宗雖然還很年輕，卻在遊獵途中突然病倒並死於自己的營帳。他臨終遺囑，將皇位傳給他的長子隆緒（982—1031年在位，廟號聖宗）。新皇帝只有11歲，所以由他的母親景宗睿智皇后（後來尊稱為承天皇太后）攝政。 承天皇太后攝政 睿智皇后是另一位在遼朝公眾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傑出婦女。[26]原因之一在於遼朝皇室極不同尋常的婚姻結構，皇室從單一的蕭姓後族娶妻，而後者也娶皇室公主並享有擔任各種有權勢官職的世襲權利。[27]為此，皇室的新娘總是來自那些與官僚政治密切相關的家庭，睿智也不例外，她是蕭思溫（死於970年）的女兒，而蕭思溫在景宗時代初期擔任北院樞密使和北府宰相，[28]他被任命後僅兩個月，睿智就被立為皇后。在景宗生前皇后就已經在政治上發揮了影響，而此刻她被委託統治遼帝國。雖然她已成為皇太后，但她並不像稱號那樣讓人想像得那樣老，她僅年過三十。 在聖宗漫長時代的前半期，直到皇太后1009年死去，真正的權力掌握在皇太后和三位重臣的手中，其中兩位是漢人。自979年宋朝入侵以來，這三個人就已掌權，而皇太后已習慣於與他們共同執掌朝政。 資歷較深的人物是室昉（920—994年），[29]他是河北薊州人，學識淵博，大約在938年取得「進士」的頭銜，這是契丹人統治下首次關於「及第」的記載。其實，他的「進士」頭銜差不多是一種個人榮譽，因為考試制度到下半個世紀才永久性地建立起來。當太宗於947年占領開封時，他受命負責禮儀和起草詔書，隨後繼任南京的一個職位，之後，在穆宗統治時期又擔任了十多年的翰林學士。他深受景宗的器重，官職穩步晉升，直到979年成為北府宰相。983年聖宗即位時，他試圖告老還鄉，但被拒絕並被另外加授中書令的職務。室昉成為一個重要人物，他主持了招納賢才和減輕人民稅收負擔的一系列改革並贏得了廣泛的尊敬。990年，他再一次請求致仕並獲准常住南京。993年他推薦韓德讓代替他的職位並被任命為榮譽性的上京留守（譯者註：據《遼史》本傳，應為中京留守，而實際上有可能是南京留守）。不久，他就死去了。 韓德讓[30]也是一位出身薊州的漢人，但他的背景與室昉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祖父韓知古[31]自幼被契丹人俘獲並成為阿保機皇后家的成員，很快獲得了阿保機的信任。契丹領袖讓他主持管理漢人的機構（漢兒司）並負責宮廷禮儀。他和另一位中國降人康默記[32]建議阿保機建立漢城，被授予聽起來很高的頭銜左僕射和左尚書。在整個阿保機時代，他都聲名顯赫。926年康死後，韓知古成為中書令。他是契丹國最有勢力的漢人家族的始祖。 他的兒子韓匡嗣（死於981年）[33]深受阿保機的遺孀承天皇太后的喜愛，成為阿保機先廟的長官（詳穩，遼官名）。他與皇室關係密切，所以雖在穆宗時的960年參與喜隱謀反，卻得以倖免。在10世紀60年代，他成為還是皇位繼承人的景宗的密友。在登上皇位後，景宗先後任命他為上京和南京的留守，並擔任了樞密使。在979年宋朝入侵時，韓匡嗣被擊敗並棄軍而逃。景宗想要處死他，但皇后與內戚為他求情而救了他。981年，韓匡嗣被任命為西南招討使，不久即死去。他不僅對景宗有著強烈的私人影響，而且還是一位強有力的貴族，他擁有自己的私屬城邑，此城在991年才成為一個正式的州。他有五個兒子，他們為韓氏家族的百年政治權力奠定了基礎。[34] 韓匡嗣的兩個年長的兒子韓德源（大概死於980年）和韓德讓（941—1011年）在景宗即位前均在其藩邸服務。韓德源於960年到979年期間歷任各種職務，但在約980年死前使自己留下了貪污腐化的名聲。[35]韓德讓[36]被景宗選拔繼承他的父親韓匡嗣為上京和後來南京的留守。他在979年抵抗宋朝入侵、保衛南京的戰鬥中嶄露頭角並被任命為南面行政系統的樞密使。當景宗去世時，他和耶律斜軫接受遺命，主持擁立年幼的聖宗為皇帝。皇太后非常喜愛和尊重他，韓德讓穩步地成為遼帝國最有權勢的人物。宋朝史料也許出於惡意，把他說成是皇太后的情人。最後在1004年，他被賜予皇姓耶律。他的三個弟弟也占據了要職。他們中最重要的是韓德威，他繼承了他父親西南面招討使的職位，從983年到10世紀末，一直負責處理党項人的事務。[37] 聖宗初年其他有權勢的人物是契丹人與皇族成員。耶律斜軫[38]是統帥（于越）耶律曷魯的孫子，在969年就已被皇太后的父親樞密使蕭思溫推薦給景宗。景宗對他印象很深並將皇后的侄女嫁給他。他在979年與宋作戰時嶄露頭角並贏得了皇太后的信任。聖宗即位後不久，皇太后舉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儀式以確保他的忠誠。小皇帝與耶律斜軫在她面前相約為友，互相交換了弓矢鞍馬。[39]皇太后隨後授予斜軫許多重要職務，任命他為北院樞密使。他一直到1004年與宋作戰期間死去前都很有權勢。另一位幫助穩定統治的契丹人是統帥耶律休哥，他從984年一直到998年去世前都擔任樞密使的重要職務，而且在這一時期的所有戰爭中都發揮著作用。[40] 從以下事實可以看出韓德讓穩步登上頂峰的大致步驟：當998年耶律休哥去世時，韓繼承了他的職位於越，而當斜軫一年後死去時，他又擔任了他的北院樞密使之職，他除了原先的南院樞密使一職之外，又占有了這兩個職位。從999年到1011年，韓掌握了遼朝政府的全部軍政大權，領導了其下的中原和契丹兩個組成部分，這遠遠超過了他前後任的任何大臣。[41] 當承天皇太后活著的時候，她專權是毫無疑義的。這些重臣是皇太后的人，而新皇帝則完全受他的母親控制，甚至當他成年時，他的母親還當眾呵斥他，有時還打他。新皇帝即位後不久，她就採取了一項非常措施以確保她攝政的權力。在遼朝統治者正式登基前，他要正式通過重要的契丹宗教儀式再生儀，在這一過程中，他象徵性地再一次降生。[42]在契丹部落貴族的眼裡，這一儀式確定了新皇帝的統治權力。在這一情況下，皇太后本人不是一次，而是至少三次經歷過這種儀式，其中第二次是在984年，而第三次是在986年。以後，擔任攝政的皇太后們也都舉行同一儀式就職。 皇太后並不是一位反覆無常的暴君，而是一位深深懂得權力的現實性和統治藝術的統治者，她總是願意聽取他人的建議。她贏得了遼朝官員，無論是契丹人還是漢人的極大忠誠。她不僅是一位成功的朝政管理人才，而且還仿效阿保機的皇后（應天皇太后）成為一位軍事統帥，領導著她自己的、能夠投人1萬騎兵的斡魯朵。[43]甚至在1005年承天六十多歲時，她還指揮軍隊同宋作戰。《遼史》很貼切地概括了她的成就：「聖宗稱遼盛主，後教訓為多。」[44] 聖宗時代是遼朝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從983年到1031年的一系列流血與曠日持久的戰爭使契丹軍事力量擴展到了極限，雖非全部以勝利而告終，但以結束了北亞一個世紀的局部衝突和不穩定的和解與各方力量均衡而結束。與宋在1005年的和解和與高麗在1019年到1020年間的對峙標誌著遼朝與主要鄰國的大規模戰爭狀態的結束。在國內，這一時代也經歷了奚的最後和平併入、渤海人大規模叛亂的被鎮壓、西北諸部落的平定。只有遼朝與新興國家西夏的關係問題和與女真諸部曠日持久的紛爭問題還在下一個統治時代干擾著各方力量均衡。這些事件在北亞產生了一種力量均衡並一直延續到12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它們和正在從內部轉變的契丹國家的基本變化一樣，在同一時間發生。正是這些變化，將新的中原影響施加於行政管理之上，這是我們首先應當注意的。 朝政的變化 考試制度 早在太宗時期，就有一些選拔政府後備官員的考試，但是在景宗統治時期的977年於南京建立一個考試機構之前，並沒有正式的和有組織的考試。[45]首次進士考試於988年舉行[46]，考試延續到遼朝末年，起初像唐朝那樣定期舉行，以後則變得不定期。開始，每次考試只產生一名或兩名候選人，但在大約公元1000年以後，則有20名或40名，有時是更多的候選人通過每次考試。[47]並不是所有的這些進士都能夠當官；後來，金朝政府宣稱他們的先朝遼只給每十個合格者中的兩個或三個人安排職務。[48]也許使漢人官員中產生出大量精英人物的考試在實踐上的成功，起初還不及其作為正式中國王朝規範行為和尊奉中國社會準則而從公眾中選拔人才所具有的象徵意義。[49] 遼朝漢人高級官員的兒子和孫子們也像唐朝那樣享有入仕（蔭）的世襲權利，而且這樣的新人選通常比考試合格者更有前途。這一做法同契丹人世襲繼承（世選）的普遍傳統做法相符。許多職務是為耶律氏和蕭氏這些特殊氏族的成員所設置的。契丹人被禁止參加漢式科舉考試。聖宗死後不久，皇族的一個傑出的學者式成員耶律庶箴，由於允許他已成年的兒子非法參加進士考試，而被責罰了200皮鞭。[50]他的兒子不再被任用，後來還是因為能夠通過連續用三支箭射殺三隻野兔來證明其精通真正的契丹武功——射箭，才被提升。[51]漢式考試所設置的科目有時也有獨具特色的契丹式特點：在1036年，進士考生必須以《日射三十六熊賦》為題撰寫他們的韻文（賦）！[52] 歷史記錄的系統保存 在聖宗朝以前，似乎有宮廷日記人員，而且一些歷史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傳說的作品被受命編纂。在941年一件有關王朝創始人奇首可汗的事跡被官方編纂[53]；而在太宗時期，《七賢傳》（七位名流的傳記）寫成。[54] 在聖宗時代，已有歷史編纂機構國史院和國史負責官員監修國史。在991年他們呈獻了第一部遼朝的實錄，這些景宗統治時期的記錄被分為20卷，監修國史室昉按傳統方式獲得獎賞。[55]我們還知道在聖宗時代一種每天的記錄（日曆）——以後實錄據以完成的原始材料——已經被編纂，而在1003年官員們被告誡「修日曆毋書細事」[56]。1011年規定：「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曆。」[57]到興宗朝的1044年，我們發現這一時期最傑出的學者之一擔任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的蕭韓家奴[58]把大量中國歷史著作翻譯為契丹文[59]，而且還同兩位傑出的契丹學者耶律谷欲和耶律庶成開始[60]早期實錄的編撰。 大約在994年遼朝第一次產生了他們自己的曆法。[61] 法律編纂 10世紀80年代遼帝國逐步漢化的發展趨勢，還可以通過按照漢人方式編纂早期混亂與不規範的一系列法律措施來印證。當時口頭的契丹習慣法適用於契丹人和其他部落民，而唐朝編纂的法律適用於漢人。重視以漢式法律作為適用於所有臣民的標準法律似乎歸功於皇太后的影響，她以漢式法律為基礎，非正式地解決了在她之前出現的所有爭端。[62] 在983年，由南京地方當局呈獻的唐朝法典被下令翻譯成為契丹文以供北府行政官員們使用。[63]通常，唐律載明的刑罰比契丹習慣法量刑要輕，而且唐律更系統更合理。漢式法律至高無上的另一表現是994年的一項規定，即任何契丹人違反了十惡罪——一個純粹的漢式觀念，建立於儒教倫理價值之上——之一，與漢人同罪。[64] 1027年，一部漢式法典被下令編纂修訂。[65]該項工作完成於聖宗死後。 對遼朝所有臣民都適用的漢式法律的實施，導致了契丹人內部的敵對反應，聖宗死後的1031年，新皇帝的弟弟、北面官的首領耶律重元要求五京各自設立一個契丹警巡使，以監督法律的執行。這或許是作為對契丹人情緒的一種讓步。[66] 作為遼朝統治者中一位公正的，也許是最優秀的皇帝，聖宗留下了美名。但即使是他，也要對武斷的個人裁決負有責任，特別是當他喝醉酒時。鑒於此前穆宗曾有過類似的事情，因此在1014年，他下令在他喝醉酒的情況下，他的大臣們不要根據他的各種決定行事，而是要等到翌日由他複查他的決定。 國家與農業 10世紀末，遼朝的經濟還是支離破碎的：北方諸部落保持著他們的草原生活方式，依靠他們的牲畜和最低限度的農業生活；但南方的奚人則一直從事農業，渤海人也是如此，而且在占領十六州以後，其原有的漢族農業人口越來越成為生產的中心和契丹帝國人口最稠密的部分。聖宗時政府開始採取一些措施來發展交通，鼓勵發展農業和保證合理的稅收。 在整個聖宗統治時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許並鼓勵開發和清理荒地，而荒地的耕作者將要作為納稅人。有時候，土地連同耕牛一起分配。1014年的禁止訴訟妨礙農業的法令或許與這些措施有關。996年禁止軍隊無故行獵和破壞莊稼。監察官被派出查看莊稼和鼓勵農業與果樹種植。有時皇帝還親自檢驗收成。 類似的措施一直延續到約1070年。引起持續爭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區灌溉土地以種植稻穀的漢式舉措。在景宗統治時期（969—982年）這樣的建議被拒絕，1064年一項禁令被重新強行實施。在1068年，最終下令允許種植稻穀，但軍事要道除外。由於水渠與稻田的布局將會構成契丹騎兵作戰的不利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絕理由顯然是基於軍事考慮。 道路 在聖宗朝初期（984—989年），為方便馬車通行和發展郵傳制度而注重修築道路與橋樑，這對於上傳下達的便捷是極其重要的。[67]在1027年，出於安全考慮，官道兩旁各寬30步的狹長地區被下令清理出來。 賦稅 契丹的稅收歷史幾乎不可能完全闡明。部落民有傳統義務提供皇帝需要時所設定的勞役或賦稅。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絕大部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繳納的。這裡的賦稅比所有契丹地區的還要重。至少宋朝史家認為，遼朝稅收比宋帝國要沉重得多。漢人百姓的勞役似乎沒有規律可循，人力的專門調用有時很少考慮農業生產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遼朝末年，其全部稅收也沒有達到正常的漢式水平。912年，在阿保機的漢人謀士韓延徽（882—959年）的建議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設立賦稅制度。他們繼續施行唐朝制定的兩稅法，加上各種附加稅諸如農業履行稅，而且他們經常徵發人力強迫勞作。海鹽和湖鹽被徵調以實行鹽的專賣。還有酒、粬和其他各種商業稅在榷場交易和貨物運輸中加以徵收。 聖宗時代沒有新的發展，但很明顯，多次戰爭的消耗導致財政拮据。991年首次進行了一次土地測量[68]和人口調查登記，997年進行了各斡魯朵部民人口的調查登記。[69]在10世紀90年代政府多次通過各種方法來重新調整賦稅：991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圍地區調查逃稅和勞役的情況[70]；994年政府下令建立「均稅法」[71]，這樣做的意義還不清楚，當然到聖宗時代晚期，仍存在著極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繼承人下令重新實行新的賦稅制度。[72]995年，一些地區的賦稅增加很多，997年因南京道新定稅法太重，百姓無法承受而減稅。[73]998年實行了進一步的讓步措施[74]，1002年南京及平州地區又一次免租稅，而且減少了關市稅。[75] 1005年與宋的和議立即減輕了遼朝的財政拮据狀況。宋朝政府提供的歲幣占遼朝全部國庫收入的很大比重。可是以後幾年中新的貿易稅又被徵收，沉重的賦稅繼續實行。 貨幣 甚至在阿保機時代之前，契丹就曾鑄造銅錢，而且太宗統治時期（927—947年）曾任命過一位官員掌管錢幣和鐵器的鑄造。傀儡後晉政府的建立者與契丹的忠實奴僕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銅錢支援遼朝的經濟。但據宋朝俘虜胡嶠的記載，在景宗統治時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絲而不是以錢作為流通的重要手段。[76]起初契丹嚴重倚賴從中原進口的錢幣，所以在遼朝統治地區發現了大量宋朝錢幣。只是在景宗晚期，隨著982年乾亨通寶的發行，才開始錢幣的流通和正式鑄造。[77] 983年聖宗即位時開始了另一種新鑄幣統和通寶。當幾乎一個世紀前由盧龍節度使劉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銅錢被發現後，又帶來了一大批儲備錢幣，而到聖宗統治時代晚期，似乎已供應充足。[78]大量宋朝錢幣在遼朝領土流通。但我們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錢幣的數量，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聖宗統治時期以後，貨幣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錢幣的鑄造仍供不應求。 1055年錢幣供應的危機似乎加劇了。銅和鐵的私造與交易被嚴格管制，對回鶻人和蒙古人的金屬出口被禁止。[79]從1056年開始，通行東京鑄造的錢幣。[80] 11世紀剩下的時間，雖然新幣於1055年、1065年、1074年、1084年、1102年和1112年被鑄造，甚至高麗史書也提到了銅錢在遼朝的廣泛應用，但遼朝似乎對流通中的錢幣的質量不大控制。保存下來的遼朝錢幣的粗製濫造證實了這一點。到11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對錢幣短缺的傳統官方反應：銅器鑄造禁令（1084年）和金屬與錢幣出口禁令（1088年）。[81]在1090年，作為使節被派往遼朝的蘇轍記載道，那裡所有流通的錢幣都是宋朝的銅錢。[82]到12世紀初期，政府開支開始遠遠超過其歲入和錢幣生產，王朝伴隨著嚴重的錢幣短缺而結束。 中京的建立與奚的最後歸併 經過了阿保機統治時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討伐後，從太宗時代起，奚人最終接受了在契丹國家內同渤海相類似的半獨立地位。[83]他們保留了擁有自己官員的國王，他們作為諸侯向契丹政府納貢，而不是作為臣民向其納稅。在10世紀最後十年與宋的邊界戰爭中，契丹的領土遭受侵犯，這給了奚人一次他們早已期盼的與契丹人絕交的機會，但他們依然幾乎完全保持著忠誠。在994年和997年之間聖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納貢」體制終止了，奚王變成領取俸祿的遼朝官員。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領地，建立了漢式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且漢人移民到那裡開墾肥沃的土地。1006年奚王以前的居所被指定為契丹的中京。[84] 1007年建立起城牆，漢人從遼東被遷移到這個新城市定居；一座遼朝的祖廟被建立起來，而且還建立了接待宋、高麗和西夏使節的館驛。1009年為聖宗的臨幸做了進一步的準備，而1018年到1020年之間又建立起更多的宮殿廟宇。[85] 新都城大概作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團的場所使用了一段時間：宋朝使節宋溥和路振於1008年訪問過中京並留下對它的描述，1013年來到這裡的王曾也是如此。都城有內牆和外牆，但路振去的時候似乎還沒有人大規模定居。與其他四個規模相當大的都城（上京、東京、南京和後來於1044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對小的規模，只管轄有限的地區，帶有很少的下級地方行政區和主要為漢人和奚人組成的編戶。但它的建立最終把奚人併入契丹國家，而且自11世紀起他們作為一個獨立民族在我們的史料中出現的越來越少了。 對外關係 儘管聖宗統治下契丹國家的國內政治與制度有這麼多的變化，但最重要的變革卻發生在對外關係上。在他即位時，遼朝仍然與宋處於戰爭準備狀態，與高麗王國幾乎隔絕，而且仍然面對與他們的屬民——東面和東北的女真與西南和西面的各種党項人和蒙古諸部落之間經常性的難題。到他的漫長的統治時代晚期，與宋和高麗宮廷之間的穩固的國家間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這導致了近一個世紀的和平與穩定。 與宋的重新敵對，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遼的屈辱性失敗使他渴望復仇並在宋朝宮廷產生了強烈的反響。980年，李昉和扈蒙勸說皇帝，宋帝國缺少軍事能力重新對遼發動進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們痛心疾首，他們經常以活靈活現的侮辱性言詞提到契丹，諸如應當受到充分懲罰的禍害與未開化的野蠻人等等。到985年宋已準備發動另一場大規模入侵，而且這次他們試圖與高麗國王組成聯盟，以對遼發動聯合進攻，「保衛他們共同的文明準則」[86]。 986年，太宗再不能繼續忍耐了，他動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以把契丹人從「失地」趕出去。三支軍隊在河東的雁門和飛狐與河北的雄州同時穿越國界。宋軍最初粉碎了邊界防衛力量並占領了一些邊界領土。一些遼朝邊界指揮官叛降宋朝。但形勢很快逆轉，遼軍統帥誘使入侵者深入其領土，遠離他們的供給線，然後加以包圍並從各個方面進攻他們。遼軍在三個戰場都贏得了巨大勝利，宋軍丟盔棄甲，死傷慘重並扔下了大批俘虜。[87] 這次入侵不僅對宋來說是又一場軍事災難，也給遼朝邊界地區造成了嚴重的混亂與破壞，在那裡許多人逃離家園；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區是入侵的主要目標，那裡遭到破壞而且許多年不能恢復。然而，數以千計的宋朝降軍被編入遼軍，一些宋朝官員和科舉進士被吸收進遼朝國內的行政管理機構。 宋太宗和他宮廷里的一些人仍然決心採取新的軍事行動。在988年和989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們廷議對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協調現實與皇帝最後一次主張中國宗主權的理想主義的解決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們面臨著棘手的問題。一個邊界問題的外交解決方案被提出來，雖然這只是作為面臨勁敵的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但並沒有策劃新的重大戰役。 遼與高麗的關係 在10世紀的最後20年，遼朝發現自身不僅陷入與宋，而且陷入與棘手的女真邊界部落，與東面的高麗，與西面鄂爾多斯地區正在形成的党項人國家——西夏的敵對狀態。 契丹人與高麗的關係直到10世紀80年代才變得比較重要。在契丹於926年侵占渤海的嚴峻時期，衝突迫在眉睫，而高麗恰處於政治分裂時期。在9世紀的最後十年，新羅國家開始崩潰，叛亂首領已建立起三個獨立國家：後高句麗在北部，後百濟在西南，而王建領導的一個叛亂政權位於西海岸。918年，王建篡奪了後高句麗的領導權並於北部與西北部建立起高麗王朝（他以其廟號太祖而聞名，918—943年在位）。這樣，在926年高麗被分成三個國家，完全沒有能力參與保衛渤海，即使他們想這樣做。直到935年新羅才最後投降高麗，而直到936年以前，高麗國王太祖才征服後百濟並重新統一半島（見地圖5）。 地圖5　993—1019年遼對高麗的數次戰役 在以後的十年里，高麗王國開始了有計劃的擴張並在平壤建立了一個新的「西京」[88]，以加強其在北部的地位。作為自封的古高句麗國的繼承人，他們的統治者試圖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鴨綠江流域的領土。然而，由於這一地區被許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遺民所占據，所以仍沒有急切的理由與契丹發生衝突。再者，在高麗宮廷，任何向北方的領土擴張都受到強有力的反對。許多貴族和官員強烈地認為，高麗國家像新羅時代一樣，應當將其統治目標限制於半島。[89] 不過，契丹人對渤海的征服，以及隨之而來的在遼陽周圍對眾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變了形勢。在926年，並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領土都併入遼國版圖，也並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認遼朝的統治。渤海王室的許多成員已逃到高麗避難。渤海自身是由殘留的高句麗統治精英建立起來的，因此把東北高麗王朝看作是遠親和潛在的同盟。[90]再者，在遼朝邊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著獨立：今黑龍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遼寧省鴨綠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強大的一支，於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獨立國家定安國（朝鮮語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國的上京（今吉林省東京城）。[91] 975年定安國與遼發生衝突。一支契丹討伐軍被派去進攻定安國，但失敗了。在985—986年，遼再次侵入這一地區。而在10世紀80年代，契丹與生活在鴨綠江流域的各個女真部落之間產生了許多麻煩，宋試圖與後者建立某種反契丹的同盟。991年遼在鴨綠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個帶有駐軍和軍事殖民地的堡壘，以阻擋女真和宋之間通過海上進行聯絡。 所有這些舉措對高麗產生了威脅。當高麗國王定宗（945—949年在位）動員了一支強大的防禦部隊和遼意識到高麗會是多麼強大的對手時，遼朝於947年入侵高麗的計劃中途流產。直到10世紀80年代，契丹和高麗的關係仍很疏遠，因為女真諸部和定安國為高麗北部邊界和遼邊界提供了一個緩衝地帶。但到990年，遼明顯想要吞併這一地區。遼朝重新恢復緊張局勢的新舉措不僅暴露了遼和高麗之間潛在的不和，而且把它與更廣泛的國際形勢聯繫起來。 從962年起，高麗與宋一直保持著文化和外交關係[92]，就像他們以前同五代依次保持的關係一樣。963年國王光宗（949—975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冊封。到10世紀，高麗人在各個方面徹底地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浸染，他們仇視、瞧不起卻又害怕契丹人。這樣，當985年宋朝皇帝試圖爭取高麗作為保衛共同文化傳統的同盟者時，他們是把它建立在有說服力的真實情感之上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把他們的同盟付諸實踐。因此，在986年宋朝入侵期間，高麗拒絕出兵向遼進攻。 至於契丹人，則相信高麗對他們的東部邊界構成了嚴重的潛在威脅。契丹對女真和定安國的進攻加劇了緊張局勢。契丹人也許還擔心高麗會鼓勵遼朝統治下龐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離，這種分離最終導致了1029—1030年的大規模叛亂。 在992—993年，遼朝東京留守蕭恆德[93]受命入侵高麗。他率領一支號稱80萬的大軍越過邊界，要求把前高句麗鴨綠江南北的領土割讓給遼。高麗宮廷向宋求援，但無人相助，宋和高麗的「同盟」再一次證明是虛假的。然而，高麗人能夠很好地自衛並準備了強大的防禦。他們的國王成宗（982—997年在位）率領一支強大的軍隊向北開到平壤。與此同時，在經過幾次戰役後，遼軍主力向前開進到清川江。正在這時，似乎遼軍指揮官斷定征服高麗是不可能的，所以開始在遼軍主帥蕭恆德與高麗指揮官徐熙之間進行談判。最初遼讓高麗在完全投降或滅亡之間作出選擇，而高麗則傾向於屈服。但徐熙勇敢的堅忍不拔使他們達成了談判協議，即高麗成為遼名義上的附屬國，而且斷絕與宋長期建立起來的聯繫。高麗國王受到遼朝皇帝的冊封。高麗被授權自由處理鴨綠江流域南部女真諸部落，而他們也及時地據此採取了行動：徐熙於994—996年率領他的軍隊進入這一地區並建立了一批堡壘以維持和平。[94] 自994年起，雙方開始經常互派使節。994年成宗進獻給聖宗一些女樂人，聖宗似乎出於儒家道德觀念，謝絕了她們。幾批高麗學生被派去學習契丹文。996年國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節請求聯姻，遼朝宮廷答應把蕭恆德的女兒（她的母親是出身於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給他。當997年成宗死後，998年契丹宮廷正式冊封他的繼承人王誦（廟號穆宗，997—1009年在位）為國王。 在以後的數年裡，遼致力於入侵宋朝和隨後的和約談判。在999—1000年和1004年的戰爭期間，高麗—宋朝同盟的恢復毫無可能：每一次高麗國王都正式向遼朝宮廷祝賀對宋的勝利。 對宋戰爭 宋遼軍隊自10世紀80年代起就沿邊界互相對峙，時而爆發局部戰爭。994年宋朝宮廷採取了一些試探性步驟以建立和平關係，但都被遼朝拒絕。雙方宮廷彼此之間都有強烈的領土要求。宋朝統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年由後晉割讓給契丹的「十六州」。契丹提倡雪恥之戰的人，則被986—987年他們輕而易舉的勝利所鼓勵，渴望重新占領莫州和瀛州，這兩個州是938年後晉割讓給他們的諸州中最南面的兩個，959年被後周奪去。這一地區他們稱為關南，即「關隘的南面」。 10世紀90年代末，形勢發生了變化。由於與高麗的戰爭，敵對的宋一高麗同盟的威脅已經緩解。與此同時，中國西北党項人的西夏王國在他們好戰的首領李繼遷的領導下，正成為宋朝邊界的巨大麻煩。在另一個党項人首領於982年降宋後，李繼遷仍然頑強地保持獨立。986年李繼遷叛宋後向遼稱臣，並作為附屬統治者被授予各種職位和稱號。989年春季，他被賜予一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公主」稱號的皇族成員，而且第二年李繼遷正式被遼宮廷冊封為西夏國王。 這樣，西夏和遼之間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正式同盟，但這是相當不穩定的。992年，在得知西夏與宋正在秘密談判後，契丹派出了一支由韓德讓的弟弟韓德威率領的討伐軍沿黃河上游進攻西夏領土。在997年和1001年，生活在遼朝領土西部的其他党項部落發生了進一步的騷亂。雖然李繼遷極不聽話，但他仍保留了對契丹的臣屬地位，而且，他的軍隊仍能夠威脅宋朝漫長的西北邊界。 隨著997年真宗的即位，宋朝宮廷不再由馬背皇帝統治，而是由北宋所有君主中也許最為消極的皇帝領導。遼廷的領導階層也發生了變化。998年，在任最久的契丹統帥耶律休哥去世。到第二年夏末，皇帝頒布詔書，宣布軍事動員以對宋作戰。恰好在這次戰役的準備階段，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亦去世，這使韓德讓成為契丹國內皇帝和皇太后手下最強有力的人。遼軍的進攻首先指向定州的重要戰略中心，進攻遂城縣城。遼軍的首次進攻被擊退，但在冬季，遼軍在同一地區贏得了第二次戰役的勝利。與此同時，另一支契丹軍隊向東深入到瀛州。在贏州附近給宋軍以沉重打擊後，這支軍隊又向南深入，直到樂壽（今河北獻縣）。然而，遼軍沒有能夠占領定州和瀛州的州城，而且1000年新年後，終止了進攻，軍隊也解散了。 1001年冬季，遼軍這次由皇帝本人率領，又侵入定州東北部，而且在遂城擊敗宋軍。這次宋軍向東深入反擊，而在這次進攻被擊退後，又恢復了對峙局面。1002年夏季再次發生邊界衝突，1003年遼軍在蕭撻凜率領下重新對定州發動進攻，這次他們深入望都，在那裡的戰役中他們俘虜了一個名叫王繼忠的指揮定州地區軍隊的宋朝重要官員。所有的這些季節性攻勢似乎並沒有導致對宋朝領土的永久性占領（見地圖6）。 地圖6　遼侵宋，1004年 1004年，遼廷決定全面入侵。在八月份，有消息傳到宋廷，契丹輕騎襲擊了莫州和冀州之間的地區，但已撤退，好像並不願意與宋軍交戰。[95]雄州長官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奏請批准沿海州縣打開沿運河和海岸的水閘，淹沒廣大地區以阻止契丹對那一地區的任何進攻。[96]幾天後，宋廷下令在定州地區部署了最精銳的軍隊並在河北和河東地區對青年男子進行了軍事總動員，以武裝和訓練他們進行地方防禦。 入侵開始於秋末，遼軍由皇帝和皇太后親自指揮。西部大軍最初沿前些年的同一路線進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97]但他們並沒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是轉而向南於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後迅速向南橫掃河北西側。與此同時，軍隊的另一部分分出來攻打贏州，這是北方平原地區極其重要的要塞，也是契丹想要重新占領的關南地區的中心。這座城市被包圍了兩個多星期，雙方軍隊進行了艱苦的爭奪，但契丹最終沒有能夠占領這座城市，因此他們的軍隊撤下來轉而向南前進。十一月，他們在洛州（今邯鄲東北）擊敗一支宋軍，並推進到靠黃河北岸的澶淵（有時讀作tan-yuan），在那裡，在真宗指揮下，宋朝集中了他們的主力部隊進行抵抗。契丹軍離宋朝都城開封不過100公里。 激戰在此地發生。在首次出擊中，率領軍隊穿越河北的契丹統帥蕭撻凜[98]於伏擊中被遠距離弓弩射死，契丹人的進攻被擊退。契丹軍隊同時對附近的通利軍也發動了一次快速但只是破壞性的襲擊。 和平談判已進行了一段時間。[99]甚至在1004年入侵發生前，宋朝就害怕軍事衝突並渴望和解。契丹人雖然曾訴諸武力，但也願意談判。契丹一方的關鍵人物是王繼忠，他是在1003年被契丹人捕獲的宋朝官員。[100]在贏得皇太后的信任後，他被任命為戶部使，並娶了出身於阿保機最早的漢人謀士之一，康默記家族的一名婦女為妻。王繼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將領，而且曾經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務於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宮廷機構中效力。他的宋朝方面的對手是畢士安（938—1005年），畢和王曾一同效力於真宗家族，而且現在是真宗的顧問。畢士安鼓勵真宗親自到前線並且推薦寇準（961—1023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跡象。 在皇太后的贊同下，王繼忠通過宋朝莫州長官向宋朝皇帝遞交了一份國書，宣稱遼廷希望恢復友好關係。[101]在遼軍占領了他們要求的關南的領土後，這份國書被遞交。宋朝皇帝很驚訝，而且最初懷疑這是一個騙局，但他最後被說服開始談判。然而，這一開端由於王欽若（962—1025年）延遲派遣宋朝使節的胡亂行為而被推遲了幾個星期。然而，這一耽誤卻有利於和平：到宋朝使節曹利用（死於1029年）趕到遼朝帥府時，雙方已做好談判的準備。宋朝已阻止住了遼軍的前進而且占據了有利的設防位置，以強大的力量與遼軍對峙。而遼朝達到了占據關南州縣的最初目的，並深入了宋朝領土。 遼希望宋割讓這些領土以交換和平，否則和平就不能實現。曹利用堅決拒絕了遼的所有領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納銀和絹來代替。他警告說，改變這一建議的惟一後果是繼續戰爭狀態。遼朝讓步並接受宋朝提出的條款，也許應歸於雙方都意識到他們已陷入軍事僵持狀態。契丹人意識到從長遠看他們的境況已遠非強大，雖然他們正在朝宋朝都城進軍。他們的軍隊與太宗947年占領開封時所處的形勢一樣。他們被困在由未受損失的宋軍從東西包圍的狹長地帶，甚至在他們所占領的地區內，一些只是被遼朝輕騎繞過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州縣和要塞也仍然在堅守。這些強大據點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實際上，遼軍面臨著被切斷歸路和困於敵境的危險。 澶淵之盟，1004年 談判僅僅幾天之後就簽訂了和約，而且雙方宮廷交換了記載和平條款的盟書。他們達成如下協議： 1.宋朝應當每年提供給遼朝絹20萬匹和銀10萬兩以作為「助軍旅之資」。 2.邊界應當認真劃分。 3.雙方應當採取嚴格措施制止對邊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對另一方耕種土地進行侵擾。 4.任何一方不得對逃犯提供庇護。 5.可以對邊界現存要塞進行修整，但不得沿邊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雙方應當遵守條約，為避免違反，以藉助於上天制裁的莊嚴誓言宣誓證明，他們應當致力於友好關係，而且他們互相尊重領土完整。 其他協議規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兩個帝國之間外交與商業交往的規範。 這項條約中所使用的術語有著深刻的象徵性意義。宋朝堅持每年給遼的歲幣應當叫做「助軍旅之資」，以避免加給他們的屈辱性稱呼——「貢物」。同樣地，歲幣由邊界雄州的宋朝下級官員交付，以表明開封的朝廷認為這只是財政事務，而不是含有屈從的政治行為。宋廷稱呼他的北方鄰居為「大契丹國」或大遼國，而契丹則稱宋為「南宋」。兩朝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稱呼對方。他們的君主結成了虛構的「兄弟」親屬關係。宋朝皇帝將稱遼朝皇太后為他的叔母，遼朝皇帝為他的「皇弟」，而遼朝皇帝則稱呼宋朝皇帝為「兄長」。[102]這一關係使他們陷入儀式交換的無休止的循環中，在這些循環中，契丹和宋朝使節在對方宮廷中的待遇與其他國家大相徑庭。每一國家遵守另一國家已故皇帝個人名字的避諱。在新年慶賀，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后去世，以及新君登基這樣的儀式場合，要互派特使。 澶淵之盟是在意識形態要求之上的政治務實主義的巨大成功。它為一個世紀的穩定與和平共處鋪平了道路，並通過兩個宮廷之間不間斷的使團互訪得到加強和保障。通常在地方當局間有一些小的侵擾，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間則發生了更嚴重的危機。但是和約仍被遵守，兩國從海邊到黃河拐彎處的邊界被清晰地劃界並由雙方警惕地守衛，這構成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國際邊界，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這一條約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於整個11世紀兩國的長期穩定和經濟與文化的進步。[103] 條約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給契丹的歲幣被描繪成給宋朝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負擔。這當然不符合事實。每年送給契丹絹的份額僅僅相當於南方一個州如越州的產量。而且支付的款項必須置於遼—宋貿易的整體中去加以考慮。979年戰爭之後，貿易持續不斷，只是在實際的敵對狀態期間才發生短暫的中斷，而條約締結之後，又甚至在更大的規模上得以恢復。在這一貿易中，宋朝獲得了大量的盈餘，而且據估算，歲幣中銀的大約60%，作為各種中國產品特別是絹的支付款項，最終仍回到宋朝手中，因為北方對其有著無休止的需求。 儘管資助對於極富有的宋帝國來說並不是一項巨大開支，但它對國庫收入相對不足的契丹來說則顯得極其重要。他們把絹用於自身巨大的國內消費，比如在和約之後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們還用大量的絹與他們的鄰居，包括回鶻人、党項人、高麗人和蒙古地區諸部落的部民進行貿易。 因此，這種安排對於雙方來說均是一個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價獲得了持久的和平。契丹獲得了穩定的額外收入來源，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他們南邊的邊界防衛並致力於國內發展。 與高麗重新開戰，1011—1019年 直到皇太后在1009年去世，東部邊界一直保持著和平，高麗使節還正式參加了她的葬禮。然而，就在同一年，高麗宮廷發生了一次劇烈政變。西京（平壤）的地方長官康肇被召喚到首都開京幫助消滅一個密謀廢黜國王穆宗的小集團。在完成他的使命後，康肇本人卻殺死了國王而擁立了一個期望在他的保護下進行統治的新統治者王詢（廟號顯宗，1009—1031年在位）。 契丹不顧高麗新國王停戰的懇求，派出了一支由40萬人組成的遠征軍越過鴨綠江去懲罰這個殺死他們前任附屬的兇手。遠征軍的總指揮是蕭恆德的哥哥蕭排押與耶律盆奴。首次衝突高麗獲勝，但在第二次進攻中遼軍獲勝，康肇被俘殺。遼軍占領了平壤北面的幾個邊界州縣。高麗國王試圖投降，但開京的地方長官殺死了遼軍使者並準備抵抗。這樣一來，遼軍就向南進軍並在城外的激戰中獲勝後占領了開京。蕭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並焚毀了都城，破壞了宮殿、官府建築和高麗的文檔。高麗國王逃到南面去避難，但他的軍隊卻重新組織起來。遼軍開始撤退到邊界地區。投降的地區起而反叛，而且在嚴冬，軍隊陷於群山之中，在最後渡回鴨綠江之前被迫丟棄了許多武器與裝備。 於是高麗國王請求和平。但是遼朝要求他親自來朝覲以履行作為附屬的順從義務，還要求他割讓極重要的邊界地區。高麗拒絕了，隨之而來的是十年的敵對關係。雙方在邊界地區設防，而高麗的不妥協則由於一次國內政變又得到加強，這一政變使武將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麗宮廷。 1014年，遼朝下令在幾個邊界州縣設防並建造了跨越鴨綠江的一座被嚴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橋。從1015年起到1019年戰爭不斷，1015年、1016年和1017年遼對高麗的進攻，有時高麗獲勝，有時契丹獲勝，但簡而言之都不是決定性的。1018年契丹組織了一支新的龐大遠征軍，任命蕭排押為統帥。軍隊在1018年末越過鴨綠江，但遭到一支人數眾多的高麗軍隊伏擊，損失慘重。高麗軍隊還切斷了他們的歸路，所以蕭排押向南進軍，計劃像1011年那樣占領都城開京。但這次高麗軍隊沿都城做好防禦準備，契丹人則常常被高麗人的襲擊所困擾，被迫向鴨綠江地區撤退。在茶、陀二河之間的龜州，他們遭到高麗主力部隊的包圍與攻擊，契丹軍隊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幾千人逃回遼朝邊界。這是聖宗時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慘重的失敗。結果，蕭排押被剝奪了他的所有頭銜與官職，並且失寵。 在1019年夏末，包括許多部落軍隊在內的另一支大軍被徵集起來去進攻高麗。但現在顯然雙方的任何一國都不能取得絕對勝利。1020年，國王顯宗派出使者向遼稱臣，遼聖宗寬容地赦免了他，1022年派出一名使節正式冊封他為王。朝貢關係得以恢復，使節定期交換。當1031年顯宗去世時，他的兒子與繼承人王欽（德宗，1031—1034年在位）被遼廷冊封為王。從這一時間幾乎到遼朝結束，高麗始終保持著忠實的屬國地位，兩國間基本保持著和平。 然而，高麗宮廷沒有忘記他們1010年所遭受的災難。當重整十年戰爭期間所造成的破壞時，他們就此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他們的防禦體系。1029年在重建的都城開京建起了更堅固的外牆；1033年到1044年間，沿從鴨綠江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個邊界構建了防禦城牆。高麗不再給它的好戰鄰居以冒險的機會。 渤海叛亂，1029年 標誌著聖宗漫長的時代結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嚴重的叛亂，即渤海人的大規模叛亂。 在其首任國王倍於930年逃走後，渤海國的舊有領土部分被併入契丹國，東丹王國已逐漸併入了遼朝東京道的行政體系。許多渤海舊有的行政組織被廢除，而且在前渤海領土植入了一些漢人和契丹人的定居點，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來自皇室各個成員的諸斡魯朵的士兵。但是，從另一個重要的方面來說，渤海保留了一個有利的位置：為了徵稅的目的，舊有的渤海領土被當作一個承擔納貢的邊界國家來看待，每年交納1000匹馬和15萬端布的貢物。[104]在這一地區沒有鹽和茶的專賣稅，只有極低限度的商業稅。 幾乎沒有疑問，對高麗的戰爭，由於穀物和人力的大量徵集已使東京地區窮困不堪。而後在11世紀20年代，東京連續兩個漢人稅收長官試圖把實施於南京道的稅收體制擴展到這一地區，並強征更加嚴厲的稅收和勞役。這似乎是由南京的情況所引起的，那兒已經歷了數年的饑荒，正遭受著食品短缺和巨大的稅收拖欠。渤海人受命建造船隻以運送穀物到現在的北京周圍地區。但這一路途很危險，許多船隻和水手覆沒。這些變化引起了廣泛的不滿。 叛亂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後裔大延琳領導，他是東京的一名軍隊指揮官。1029年八月，他囚禁了總督蕭孝先和他的妻子，殺死了令人厭惡的稅收長官和都指揮使，自立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興遼。他將自己的行動通知了高麗宮廷並請求他們的援助。然而，高麗拒絕給他幫助，所以他很孤立。再者，鴨綠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揮官也拒絕參加叛亂並把消息通報給契丹地區長官，後者殺死了大延琳指揮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只有少數被同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權。 被擊敗後，大延琳意識到他的軍隊敵不過遼軍，就撤軍以保衛他的都城。在叛亂後剛好一年的時間，他的一名部將背叛了他，向遼軍打開了東京的城門。大延琳被俘，他的殘餘軍隊被迅速消滅，他的短命王朝也隨之結束。 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煩，東京的新長官蕭孝穆迅速對漢人稅收長官所造成的不合理狀況進行了調整，並用巧妙手段恢復了秩序。但原有的渤海貴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誠者外，都被從東京流放，重新安置於中京統治下的渤海灣沿岸某一地區。許多難民渡過鴨綠江逃進高麗領土，他們當中不僅有渤海人，還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們最終都在高麗定居下來。[105] 興宗朝 聖宗死於1031年六月。他幾乎在位半個世紀，因此已60歲。在病榻上，他喚來他的親信大臣蕭孝穆和蕭孝先以監督其繼承人的即位。他的指定繼承人是他活下來的最年長的兒子宗真（1016—1055年，契丹名字為夷不堇，廟號興宗），隨即繼承了皇位。 興宗還是一個15歲的孩子，很明顯攝政是必須的，但這產生了一個複雜的問題。興宗不是由聖宗的合法皇后齊天后所生。雖然齊天后為聖宗生了兩個兒子，但都夭折了。然而，在1016年，韓德讓的侄女蕭孝穆的姐姐耨斤，作為聖宗的妃子（封為元妃，死後諡為欽哀後），為其生了一個兒子，這就是後來的興宗，齊天皇后收養並撫育了他。[106] 雖然聖宗臨死前的遺囑曾命令新皇帝保全齊天后的生命，但新皇帝一即位，耨斤就開始密謀除掉她，這樣，她本人就能成為攝政者。因此，她使齊天后和她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支持者，皇國舅蕭匹敵[107]和她自己的女婿北府宰相蕭浞卜[108]錯誤地被牽連於圖謀的叛亂中。蕭匹敵和蕭浞卜被逮捕，送到了上京，他們的許多親戚與追隨者被處死。對他們的支持者的清洗持續了好幾個月。齊天后被流放，之後不久，耨斤派人去謀殺她，而她則自殺了。[109] 這樣，耨斤就自封為皇太后而且正式擔任攝政。她的生日被宣布為應聖節[110]，顯然，她決心成為遼的真正統治者。在1032年的元旦，她上朝，受到了皇帝和宮廷官員們的朝拜，並接見了宋朝使節。[111] 她還對她自己家族的成員們濫賜爵位和官職，尤其是對她的弟弟及其支持者們。然而，為了達到她的支配目的，耨斤需要更換年輕的皇帝，後者已被她的行為所激怒。[112]雖然皇帝是她的親生兒子，但他是在齊天后的家裡長大的，自然深愛著他的養母。1034年，皇太后與她的弟弟們計劃廢黜興宗，而以他的弟弟重元代替他[113]，後者是她親自養育的，所以她認為重元會更屈從於她的命令。但是，重元不想成為這樣的人，並且把正在預謀的事情報告了他的哥哥。皇帝立刻採取了行動，剝奪了皇太后的印綬，把她流放到了在慶州的聖宗陵墓，並且親自控制了政府。 然而，興宗並不能完全消除耨斤的勢力。她的親族仍然盤踞著許多權力部門。1037年，皇帝試圖和解，因此開始用盛大的儀式來對待她，定期去拜見她以表達他的敬意。雖然她從未原諒他，但興宗還是恢復了她在複雜的分權模式中的部分權力。[114] 1037年，皇帝任命耨斤的弟弟蕭孝穆為北院樞密使。事實上，以後她有多至五個弟弟都占據著這一職位，而且到11世紀70年代為止，大部分北府宰相由她家族的成員擔任。1039年，皇太后被允許回到都城，在那裡，她像10世紀80年代聖宗的母親所做的那樣行了再生禮，當著契丹貴族的面重建了她的地位。[115]宋朝宮廷又開始派出幾個使節向她表達像皇帝一樣的敬意，這一儀式當她被流放時曾被中斷。[116] 與此同時，興宗與皇太后家族的幾個成員仍保持著密切的個人關係。他還對他的弟弟重元參與平定政變給予了報答，授予他以特別高貴的「皇太弟」地位。此後，重元於1038年繼承了最高職位——「判北南院樞密使事」，從1045年一直到興宗統治時期結束又擔任了北院樞密使和南京留守。最後一項職務似乎是額外的任命，因為這一職位給予了重元控制龐大的漢族人口的權力，儘管他在宮廷中似乎更專注於「本土主義的」契丹人的利益，正如我們以後所要看到的。 這樣，興宗宮廷的政治非常複雜，皇太后和地位更低的重元分別由親族和夥伴所組成的競爭集團所支持。他統治時期的頭十年以及更長的時間，是在建立皇帝與這些包括皇族和後族蕭氏在內的各種集團的權力平衡的錯綜複雜的政治謀劃中度過的。 通常，傾向於贊成漢人統治方式的聖宗所制定的那些政策並沒有被明顯地違反。隨著遼朝所頒布法律的第一次正式編纂，即《新訂條制》的頒布，法律的法典化進入了一個更加重要的階段。這受到了漢人模式的深深影響。[117]這一法典包括547項條款，把自阿保機統治時期起所施行的所有法律編在了一起，於1036年頒布，並被普遍使用。1046年，立法的集權控制進一步加強，地方行政機關受命每年向首都匯報所有的司法案件。[118] 1051年，法典被進一步修改。[119] 然而，新法典留下了許多漢式成文法與部落習慣法之間沒有被解決的反常現象。反對增強法典的漢化和反對給予漢人臣民良好待遇的徵兆在聖宗和新皇帝統治時開始出現。1044年，在贊成契丹化的重元的建議下，於五京的各處設立契丹警巡使用以在新的法律制度下保護契丹人的利益。[120] 1046年，禁止契丹人將奴婢賣給漢人臣民；[121]而在1043年，所有居住在帝國南半部的漢人被禁止持有弓箭。[122] 相反，新叛亂的渤海人的待遇則被放寬。在蕭孝穆的影響下，1041年在東京道打馬球的禁令被解除。[123]馬球被認為是軍事訓練的一種形式。東京留守特別受命向中央政府推薦他轄區內的「廉干清強」的官吏。[124] 1044年，當雲州（今大同）升為西京時，地方行政管理體系通過以五京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西京管轄938年所獲領土的西半部和位於現在內蒙古的黃河河套北面的陰山地區。[125]這一領土正式成為西京道的組成部分，有相當多的漢族人口（見地圖7）。 地圖7　遼朝簡圖 譯者註：本圖采自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冊 但是，聖宗時期頻繁戰爭的後果成為興宗時代國內統治的主要問題。很顯然，數十年的戰爭導致了人民的困苦與混亂，而且有跡象表明契丹戰爭機器開始衰退。 最緊迫的問題是由於勞役和兵役的頻繁徵發所壓在富人和窮人身上的負擔，尤其是在遙遠的西部和北部邊界。在11世紀30年代末的某些時期，皇帝曾就如何對付由於過重的勞役和兵役而引起的日益增長的危機與貧窮、國內的不滿和盜賊蔓延等問題，向他的大臣們徵求過意見。宮廷最傑出的儒士蕭韓家奴上奏了一個詳細的奏摺，建議從遙遠的邊界地區撤回過分擴展的要塞，放棄對契丹人徒勞無益的領土擴張政策。他主張集中兵力，努力加強南邊和東邊真正重要的邊界。[126]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皇帝的反應如何。不管當時的結果怎樣，直到11世紀末，對設在邊遠的部族的要塞提供後援所造成勞的民傷財的抱怨一直不斷。[127] 為了給徵集勞役提供基礎，1039年「詔括戶口」——下令進行戶口登記。[128] 1046年下令對軍隊及其家屬進行登記註冊[129]，並在1051年又對軍隊戶籍做了進一步調查統計。[130]軍隊似乎也已缺少馬匹，而這曾經是契丹人的主要資源。為此，1043年下令禁止在葬禮時以馬或牛為殉葬品[131]，1048年又派出主管官員對馬匹進行登記註冊。[132] 對軍隊訓練，特別是對漢人軍隊的訓練也存有深深的顧慮。1035年，軍隊受命監督他們的炮手、弩手、弓手和劍手的定期訓練。[133]1046年，皇帝視察了漢人軍隊的訓練，而他們使用了炮和弓箭。[134]但是，對漢軍炮手和弩手拙劣技術的關注一直持續到下一朝。[135]這些技術與契丹傳統的騎兵機動作戰無關，但這對他們與定居的鄰國宋朝和高麗作戰則是極為重要的。這一關注表明，當遼朝軍隊從未能成功地占領一處任何規模的設防地區後，契丹將領們已認識到聖宗時代作戰的教訓。 興宗時的對外關係 興宗留給其繼承人的遺命之一是完整地維持與宋的和平條約，[136]這是保證王朝穩固的最重要因素。這樣，兩個宮廷間繼續持續不斷地定期互派使節。與高麗也謹慎地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對外關係的中心問題已轉移到西南部，那裡西夏國的力量已迅速增長。西夏已深深陷入與契丹和宋的關係中，它威脅要用戰爭吞併整個北部邊界。 在11世紀初期，西夏已開始同時向契丹和宋進貢，並竭力在二者之間挑撥離間，以捍衛自身的獨立並贏得機會擴張自身的領土和影響。他們的野心針對西部，在那裡，他們一直向回鶻人擴張（見第二章）。這一向西擴張使他們陷入與契丹的衝突中，他們的競爭是為了控制向西的貿易路線，而不是為了領土。 那時，在現在的甘肅西部有三個獨立的地區。涼州控制在吐蕃軍閥手中。在甘州是一個回鶻人的國家，控制著甘肅走廊的中部。再往西，以敦煌為中心，是沙州政權，由漢人軍閥曹氏家族所統治。後者似乎在11世紀初期還在回鶻人的控制之下。1006年，沙州統治者曹[宗]壽向聖宗宮廷派出了一個進貢使團，這似乎鼓勵了聖宗對臨近的甘州回鶻人政權的進攻。在1008年、1009年和1010年，契丹向甘州派出了遠征軍。雖然契丹取得了某些有限的勝利，於1010年洗劫了肅州並趕走了那裡的居民，但這些戰爭並沒有能夠征服同時受到西夏進攻的這一地區。1027年，另一支遠征軍包圍了甘州，但沒能占領這座城市，並以撤退的軍隊在今內蒙古西南部遭到阻卜部落的伏擊而結束，阻卜總是強烈地阻止契丹人對西部擴張的企圖。 與此同時，西夏繼續逐步合併河西地區（甘肅西部）。1020年，他們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興州（後改名興慶，今銀川）。到1036年，他們占領了甘州地區，雖然沙州直到11世紀50年代仍至少保持著半自治，但西夏宣稱甚至塔里木盆地深處的和闐也是他們的附屬。1038年，西夏王李元昊自稱大夏皇帝，並派出一支外交使團到開封，以一封充滿挑釁與傲慢的信，斷絕了與宋的臣屬關係。西夏新皇帝曾在1031年興宗即位不久與契丹公主成婚，但兩人關係不睦，而到1038年初公主去世時，契丹宮廷派出了一名使節對公主的死因進行調查。[137]出於某種奇怪的原因，《遼史》沒有提到元昊僭越帝號或契丹宮廷的反應。 與此同時，宋朝採取了激烈的行動。他們首先剝奪了宋廷授予元昊的所有稱號，給他當頭一俸，而且中止了党項人賴以繁榮的邊界貿易。宋與党項新國家的關係逐漸惡化，到1040年邊界摩擦逐步升級為全面戰爭。戰爭狀態時斷時續，一直拖延到1044年，才由一系列談判所打破。儘管盡了最大努力，宋朝軍隊還是接連遭受慘敗，党項人證明了他們自己是難以對付的敵手。 在這一衝突的初始階段，遼廷沒有介入，它接受了雙方派出的大使，每一方都告之其在戰爭中的進展。然而，宋朝陷入嚴重困境這一事實不久就明朗了，而且，在1042年宋朝遭受極為慘重的失敗後，契丹決定向其施加壓力，以求取得宋對長期有爭議的關南地區的領土讓步。這一外交壓力導致了和平解決。1042年，契丹以增加來自宋廷的銀10兩、絹10萬匹為條件，放棄了領土要求。條約肯定了1005年所建立的「兄弟關係」，而且可能契丹還答應宋朝，他們將努力說服元昊與宋朝簽訂和約。宋朝認為西夏和遼會成為親密的同盟。但這一同盟只是大而無當的虛構：當1043年元昊請求遼朝同他一道進攻宋朝時，興宗拒絕了他，而且，西夏與契丹之間的裂痕也開始逐漸擴大。 元昊暫時表示願意與宋朝簽訂和約，但他提出的條件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交往方式被認為是無禮的。談判拖延了兩年，當宋廷得知西夏和契丹已爆發了敵對行為而且首批契丹討伐軍隊在1044年被擊敗後，談判才最後達成協議。 由於生活在遼朝邊境內的一些党項部落民叛亂並逃入西夏領土避難，過去的同盟之間於1044年初夏爆發了戰爭。遼朝指責李元昊煽動了這些部落叛亂，雖然幾乎可以肯定是他們自己在西夏邊界設防和禁止部民們所依賴的馬市而引起了麻煩。當叛亂在1044年被粉碎後，遼朝立即派遣了一支討伐軍進入西夏領土。 宋朝抓住了自己與西夏談判的機會。在西夏統治者接受作為宋朝藩屬地位的條件下，於1044年冬天與西夏簽訂了一項條約。作為回報，宋朝答應每年給西夏類似於遼的歲幣，雖然數量較少：每年銀7.2萬兩和絹15. 3萬匹，外加大量的茶葉。邊界貿易仍定期舉行，市場對党項人開放。但是條約有一個重大缺陷：它不像與遼朝所簽訂的條約，沒有能夠劃定兩國的邊界，因而，在以後的70年里，不斷發生邊界爭端和爆發戰爭。 雖然宋朝利用了契丹與西夏爆發戰爭這一時機，但契丹1044年的入侵併不成功。在首次入侵以慘敗告終並且喪失兩名契丹統帥後，邊界又集結了大軍。九月份，皇帝的弟弟重元和北院樞密使蕭惠被授予先頭部隊的指揮權以發動全面入侵。李元昊立刻派出使節，甚至親自來與遼朝皇帝和談。但是興宗的顧問們自信能取勝，所以他們勸說皇帝拒絕求和，而在戰場上處理這一問題。這是一個災難性的決定。遼軍在西夏都城西面的賀蘭山脈的一次激戰中被徹底擊潰。許多契丹高官，包括皇帝的內弟被党項人俘虜。於是興宗被迫接受了元昊先前的臣服提議，恢復了和平。 失敗使皇帝及其宮廷十分沮喪。1048年，隨著李元昊去世，西夏皇位傳給了一個嬰兒，党項宮廷由於一次殘酷的權力鬥爭而被削弱。契丹找到了復仇的機會，1049年秋天，一支遼朝大軍侵入西夏，分三支向都城推進。興宗親自率領的一支軍隊幾乎沒有遇到抵抗，但由於缺少餵馬的水和牧草而被迫撤軍。皇帝的內弟蕭惠率領的另一支軍隊沿黃河向南前進，由一支船隊和補給船支援，但遭到伏擊而大敗，損失慘重，蕭惠幾乎喪命。第三支軍隊則取得小勝。它洗劫了元昊在賀蘭山脈為其寵妃建立的一所離宮，年輕的遺孀和幾名党項高級官員家屬被俘，但這對其他地區的嚴重損失來說只是小小的安慰而已。 1050年的第二次戰爭則更成功一些。遼朝軍隊劫掠了西夏的鄉村並且接受了一位党項將領的投降。西夏襁褓皇帝的母親向遼廷求和，請求恢復朝貢關係，並於1050年向遼派出了一名正式貢使。但數年之後雙方才最後達成協議。遼朝最終放棄了遣返1044年叛亂的党項部民的要求，作為補償交換，党項人同意交納年貢。遼朝留下了元昊的遺孀 而歸還了一個被攻占的邊界要塞。1053年，和平關係最終得以恢復，但兩國的關係在幾十年中依然極其冷淡。 道宗朝 1055年，只有39歲的興宗病倒並死於一次他的經常性巡幸中。他留下了一個與主要鄰國保持和平的帝國。在前幾年，他應高麗國王的請求，授予了高麗王儲一個顯赫的官職。西夏國王派出使節請求下嫁一位契丹公主聯姻，並進呈另一份友好誓表。1055年初，興宗接待了宋朝來的例行使節，後者饋贈他兩頭馴象，他還接待了更多的西夏使節。 就國內而言，興宗時的帝國也是相對和平與繁榮的，雖然他與他的母親皇太后的關係依然緊張。他的曾被封為皇太弟的弟弟重元長期盤踞著南京留守的位置，並剛有了一個兒子。[138] 興宗的皇位由其長子耶律洪基（1032—1101年，契丹名為涅鄰或查剌，廟號道宗）繼承。在過去的三年中，他與他的父親一起理政，處理政府的例行事務。[139]興宗顯然打算他的兒子不僅應當繼承皇位，而且當他在位時，就應當做好統治的準備。道宗「即皇帝位於柩前」，向他的宮廷頒布了一道謙虛和安撫性的剌令，而且開始了一輪複雜的儀式和對各個祖先陵墓與祠堂進行祭祀。按照慣例，與高麗、西夏和宋互派了使節。從宋朝來的使節之一就是著名的學者與史學家歐陽修。這樣，道宗的父親所建立的國際秩序繼續保持。 皇位繼承並沒有立即產生糾紛。欽哀皇太后仍對1035年興宗把她從政治統治地位中驅逐出去耿耿於懷；而且，即使他去世後，也沒有能夠哪怕是假裝去哀悼他，她教訓興宗悲痛欲絕的孀妻說：「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僅僅在一年之前，她告訴一名宋朝使節說，她贊成兄終弟及的真正的契丹繼承方式，而不是父死子承的世襲繼承。[140]她顯然已支持重元的要求，後者的稱號為皇太弟，在契丹人背景中已具有對皇位的隱含要求，而她在興宗在位時已曾經密謀使他登位。 興宗本人顯然已意識到重元繼承皇位的危險性。1054年，他對宋朝使者王拱辰說：「吾有頑弟，他日得國，恐南朝（即宋朝）未得高枕也！」[141]但無論如何，皇太后沒有採取行動，即使她的兄弟與親戚們占據著高位並且自然能夠影響皇位繼承。重元被授予新的榮譽皇太叔和獨一無二的個人特權。皇帝既不直呼其名，重元也不拘禮節。但是，在被授予這些不同尋常的榮譽後，他被遣返南京，在新皇帝的名義下統治其民。欽哀皇太后被授予太皇太后的稱號，而道宗的母親仁懿後則成為皇太后。[142]重元於1056年被任命為統帥（于越），而太皇太后則於1058年底病倒並死去。[143] 在道宗朝初期，蕭革[144]和蕭阿剌[145]兩人在宮廷中發揮著巨大影響。後者是蕭孝穆的兒子，所以仍是極有權勢的欽哀皇太后家族的成員。蕭阿剌在宮廷中長大，早就是興宗的一位密友，在興宗朝曾任同知北院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東京留守。道宗即位後，他被任命為北院樞密使，所以他就同投機者蕭革在宮廷中分享了權力。不久，二人發生了爭吵。大約1059年，蕭阿剌請求致仕，但卻被宮廷派出任東京留守。1061年，他於一次祭祀祖先的盛大儀式時回到宮廷，[146]並對政府的措施提出了嚴厲而有力的批評。這些批評所直指的蕭革，向皇帝進讒言中傷阿剌，儘管皇太后為其求情，皇帝還是下令諡殺了蕭阿剌。 《遼史》高度評價了蕭阿剌不懈的忠誠和對政治的通曉，推測說，如果他沒有被殺，既不會發生重元的叛亂，也不會發生以後皇后的被處死和皇太子的被謀殺。無論如何，阿剌的被殺是一個重大政治錯誤，而且是道宗缺乏判斷力與固執不變的缺點的首次嚴重暴露，即使當誣告指向那些最親近他的人時，他也總是熱衷於相信這些誣告。 宮廷暫時落入了追逐私利的蕭革（他在1062年致仕）和耶律仁先與耶律乙辛手中。 在這些年裡，宮廷內由於激烈的個人勾心鬥角而分裂。皇帝太軟弱，既不能居間協調也不能解決問題。再者，基本問題也仍然存在，它們中的主要問題是由於契丹國家的逐漸漢化和中央權力對傳統上是部族事務的苛求所造成的持續緊張狀態。已有的「合理化」、集權化和漢化影響的趨勢也依然存在，雖然最初新皇帝煞費苦心地在宮廷建立了某種書院氣氛——在那裡，他的官員和契丹權貴們能夠自由地呈奏無拘束的建議。[147]這些趨勢的象徵是，在1055年，所有的官員，而不僅僅是皇帝和漢人南面官，被要求在重要典禮時，穿戴中國宮廷服裝。[148] 新皇帝和皇后都有較高的中國文化的素養並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他們寫詩。皇帝對儒學和佛教都非常感興趣。也許道宗贊成漢族文化與法律傾向的最有力證據是他對後備官員的漢式教育和對考試制度的不斷重視。通過每次考試（通常約每隔四年舉辦一次）的進士人數從興宗時的50人或60人猛增到100多人。[149] 1059年，國家教育制度通過建立州縣學校[150]以及五京和黃龍府學與興中府學的更高級學校[151]而得到了改革。除了阿保機已在上京建立的帝國學府（國子監）外[152]，1060年又在中京建立了第二座帝國學府[153]，並最終下令舉行儀式祭祀儒教先聖先師。[154] 皇帝親自參與處理有關考試制度的事務。1070年設立了一種新的、被稱為「賢良科」的特殊宮廷考試，參加者必須呈交10萬字的作品。[155] 1072年，道宗親自為進士科和賢良科的宮廷考試出題。[156] 對遼朝契丹族臣民採用漢式法律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在道宗朝初期又一次表面化。1058年，道宗下詔部落審判官（夷離畢）：「諸路鞫死罪，獄雖具，仍令別州縣復按，無冤，然後決之；稱冤者，即具奏。」[157]部落審判又一次被置於地方政府的漢式法律審查之下。 正如我們所知，重元在1044年的類似場合已代表契丹人的利益進行過請求，這完全可能構成一次反對漢人的本民族保護主義的派系鬥爭，從而導致了他在1063年圖謀發動政變。 1063年重元的叛亂 史料對這一事件的敘述是混亂、支離破碎而且互相矛盾的[158]，它表明重元不是最初的發動者，但被他野心勃勃的兒子涅魯古和一群心懷、不滿的貴族擁戴為名義上的領袖而被捲入了這次陰謀，他的兒子已於1061年被任命為知南院樞密使事。這些人中主要有聖宗的孫子耶律貼不和聖宗與欽哀後的女兒嚴母堇當時的丈夫蕭胡睹。蕭胡睹為同知北院樞密事。[159] 涅魯古最初打算讓其父親裝病，這樣皇帝就會前來探望，然後他們就有機會刺殺道宗。當1063年初秋皇帝到中京道西南的太子山（今承德附近）去行獵時，謀叛者們抓住了機會。他們率領一支由弓弩手組成的軍隊去伏擊皇帝與他的營帳。道宗起初不相信發生了叛亂，雖然皇太后已經提前得到了一個耶律氏的忠實成員所發出的警告。[160]然而在最初的遭遇戰中，道宗受了傷，自己的馬也被擊中。一些忠實的僕人救了他，他的母親皇太后則指揮部分衛隊幫助他擊退了進攻者。涅魯古在最初的進攻中被一支流箭射死。同謀者之一、皇帝的一名侍從耶律撒剌竹，率領著一群心懷不滿的獵手去支援叛軍，但是叛軍已經失敗了，他們的實際領導者死了，而且他們令人不解地使自己錯過了攻占皇帝營帳的最佳時機。雖然在天剛破曉而且戰鬥正在激烈進行時，他們宣布重元為皇帝，但他們還是完全被打敗了。重元向北逃竄，他對聽從兒子的計劃並陷入毀滅而深感痛苦，並在荒野中自殺身亡。[161]在戰役中負傷的蕭胡睹也逃走並投水而死。 南京留守耶律明是這一陰謀的參與者，當得知重元失敗的消息之後，他率領一支奚人軍隊進入都城並武裝起來，圖謀參加叛亂。但他的副手召集漢人軍隊進行抵抗，當皇帝的緊急旨意到達時，他逮捕並處死了耶律明。叛亂時被派往宋朝宮廷的一批使節也牽涉進了這次陰謀，當他們一回到遼朝領土，就被逮捕並被解往都城處死。 比較清楚的是，這不僅僅是由皇室敵對成員或只是由於皇室不和所再次引發的另一個奪取權力的投機嘗試。更確切地說，這是由一些重要的和有權勢的人物策劃的範圍廣范的陰謀所促成的。想要肯定地說出他們的確切目的是不可能的，但估計最可能的是他們叛亂是為了阻止對契丹遊牧部落貴族利益的進一步侵犯。不管叛亂的原因如何，道宗的反應是迅速而強烈的。所有的陰謀者同他們的直系親屬被處死，其中包括蕭革，他的兒子娶了重元的女兒。在各最高機構的掌權者中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 這並不是道宗漫長而大體和平的統治時期所發生的皇族間的最嚴重的事件。 耶律乙辛及其集團的統治 甚至在重元叛亂之前，遼廷的權力已經逐漸轉入了以耶律乙辛（死於1083年，契丹名胡睹袞）[162]為首的一群官員手中。作為皇族五院部的一名成員，乙辛從一個貧窮的青年成長為興宗手下的一名宮廷侍者，而且，在那個時代的晚期成為一名護衛太保。道宗時，他得到進一步的恩寵，於1059年被任命為南院樞密使；不久，於同年改知北院。 乙辛權力的迅速上升與蕭姓後族幼支家長氏族（少父帳）的衰落相一致，後者自從蕭排押於1005年成為北府宰相以來，一直發揮著巨大的影響。這一官職後來幾乎被幼支家長氏族的成員所把持，而且在興宗統治時期，他們的權力得到了欽哀皇太后的有力支持。1058年她的去世標誌著他們統治的真正結束，雖然這一支的個別成員繼續占據著高位。 在重元叛亂不久前，乙辛已鞏固了與另一位強人的個人聯盟，這個人就是後來的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1013—1072年，契丹名查剌），[163]他在1042年與宋談判期間曾達到頂峰。仁先長期以來是重元及其集團的主要對手，重元在1060年試圖策劃通過任命他為麻煩的西北邊界地區的西北路招討使而把他從都城調出去，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宮廷自由行動。乙辛通過向道宗懇求而成功地挫敗了這一計劃，後來仁先和乙辛在平定叛亂時發揮了關鍵作用。[164]平定叛亂後，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共同控制了北樞密院；1065年，仁先被封為于越。 在以後的15年里，乙辛支配著宮廷和皇帝。他的公認對他有敵意的傳記顯示，雖然他在逐漸發揮著無可匹敵的影響，但他本質上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投機者，他挑選不中用的和腐敗的人任職，接受賄賂，而且允許軍隊恣意妄為。惟有皇后的家族拒絕接受他的控制。甚至起初試圖限制他的一些更加專橫行為的耶律仁先，也發現自身處於危險之中而自願接受了南京留守的職位。在那裡，仁先顯示出自己是一個模範統治者。[165] 要勾勒出乙辛統治時期的公正畫面是非常困難的。那一時期的史料對他及其擁護者們懷有刻毒的敵意。在《遼史》中，他和他的集團被列入特殊的「奸臣」下的一組冷酷無情的反面傳記中。[166]但這些部分主要是以按照道宗的孫子與繼承者天祚帝的旨意所編寫的《實錄》為基礎的，[167]正如我們所要看到的，他有很充分的理由憎恨乙辛並咒罵他的人格。顯然，乙辛的統治是喚起強烈情緒的一段插曲，在進入12世紀時仍然令人記憶猶新。 似乎清楚的是，乙辛掌權並不意味著自聖宗時代起延續下來的中央集權、贊成漢化的趨勢發生任何明顯變化或者中斷，也不意味著鼓吹中央集權、贊成漢化者與引起重元之亂的「本土保護主義者」、贊成契丹利益者之間的緊張狀態的結束。然而，在道宗統治時期，這些衝突勢力並沒有導致形成不同種族構成的宗派集團。乙辛的某些支持者是漢人，他的對手也是如此。要想發現引起宮廷分裂的個人間仇恨與聯合的真正利害關係是非常困難的。 皇帝本人與這些政治鬥爭保持著一段距離，而且還很愚蠢、多疑和易受別人影響，他總是隨時留心所謂不忠誠的造謠中傷。他沒有發揮真正的領導權力，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道宗是一個天生的學者式人物：在1064年他下令搜集帝國書庫所缺的書籍[168]，而且他繼續熱心於考試制度，考試在這些年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道宗還顯示了對歷史的興趣。在1074年，政府頒行了《史記》和《漢書》[169]，大約就在這時建立了為遼朝編纂國史的機構，這一機構在1085年完成了前七位皇帝的實錄。[170]皇帝徵召傑出的學者前來講解各種經典，他自己也寫詩和散文。他還繼續尊奉佛教[171]，有時候，他不顧地方官員們的反對，廣施恩惠給各種僧侶，皇后也是如此。[172] 然而，契丹本土主義者對漢化的抵制在重元叛亂失敗後並沒有衰退，契丹貴族階層也並沒有被削弱。例如，在1069年，政府被迫下令禁止皇室成員倚仗權勢，欺壓百姓。[173]道宗也被迫採取措施撫慰契丹勢力。例如，在1067年，雖然道宗當時正全神貫注於佛教研究，但他還是舉行了傳統的「再生」禮，以再現其作為契丹民族領袖的正統性。[174] 對漢人，開始實施一些引人注目的措施來加以限制。1070年，他們被禁止從事狩獵，因為這被認為是軍事訓練的一種方式。[175] 1064年，禁止私人出版書籍[176]，這一措施只能對漢人精英聚集的地區產生影響。在1063年[177]、1064年[178]和1070年[179]，禁止販賣金屬，特別是禁止向西夏販賣銅；禁止向曾經惹麻煩的阻卜部落以及回鶻人販賣鐵[180]。1064年頒布禁令，作為針對富人的節儉立法的一部分，禁止在南京道生產御用彩緞。[181] 最後在1070年，道宗「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命令乙辛和耶律蘇再一次更定法律。[182]這次修改廢棄了制定一部為公眾所普遍接受的受漢人模式強烈影響的法典的早期嘗試。新法律試圖劃定和保存契丹與漢人風俗的傳統區別。最終成書的法典幾乎是1036年《新定條制》的兩倍，而在1075年到1085年間又加入了進一步的修訂和補充，直到法典擴大到一千多條。這些新法律，正如其所規定的，試圖把漢人和契丹習慣法匯集在單獨的一部法典中，它們是如此的龐雜而且遠離具體執行的步調，以致被證實是行不通的。新法律最終在1089年被廢棄，而1036年的法典得以恢復，由此保留了法律的基本框架直到王朝滅亡。[183] 另一個變革時代到來的徵兆是在1074年，當時博學的官員耶律庶箴（死於1082年）建議在契丹諸部推廣漢式姓氏，這意味著採取外族通婚的漢式原則。但是皇帝立刻回絕了這一建議，他宣稱「舊制不可遽厘」[184]。 很顯然，契丹與漢人之間，或許是中央集權與贊成部落利益之間的區別與緊張狀態繼續影響著政治，而且延續了半個世紀的漢化措施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 自然災害 在道宗統治時期經常影響政府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自然災害和饑饉的經常性威脅。從1065年直到道宗統治時代末期，很少有一年遼帝國的某一地區不遭受某種自然災害。[185]最初這些災害主要影響南部農業地區；後來，在11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遊牧地區似乎也受害很大。這些災害通常被記錄下來，既因為需要對當地人口進行救濟，又因為它們曾迫使政府准許免除稅收。政府必須經常喪失國庫收入，而且要面臨提供救濟的巨大開支。此外，還有普遍的苦難和有關大量無家可歸的家庭和流民的奏報。但是政府能做的事很少。甚至當機會出現時，像在1074年東京道發生的災難性洪災之後，政府曾下令修建洪水控制工程，卻被藉口「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而遭到反對。[186] 對這些自然災害的影響給予任何準確的估計都是不可能的。我們甚至沒有可靠的根據來估算這一時期遼朝的人口，而這在11世紀的中國宋王朝則是可能的，那裡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長而且生存危機正在形成。當然，宋朝在中國北部地區也遭受了一系列類似的自然災害，特別是在11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影響整個地區的破壞性蝗災。然而，有一次災害非常殘酷地襲擊了遊牧人口。在1082年到1083年的嚴冬，一次罕見的大雪凍死了大量的牲畜與馬匹（史書記載其數量占60%或70%，也許是誇大），而這是遊牧地區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187] 處死皇后和謀害皇太子 1072年，惟一能在各個方面與乙辛相匹敵的耶律仁先死了。1075年，皇太子濬（1058—1077年，契丹名耶魯斡，死後稱為順宗，雖然他從未登基）開始參與宮廷事務而且被授權掌管北面官的一些政務。他既是一名騎射絕人的典型的契丹勇士，又是一個聰慧好學的年輕人。[188]耶律乙辛覺察到濬對皇帝的支配和影響已對自己形成一個潛在威脅。作為首要步驟，他決定首先除掉這位皇子的母親宣懿皇后。[189] 1075年，皇后，一位非常有教養和受過良好教育的才女、詩人與音樂家，遭到一名宮廷奴婢和一名教坊小官的誣告，說她與侍從左右的伶官趙惟一通姦。耶律乙辛將這一誹謗上告皇帝，雖然趙惟一甚至在嚴刑之下也堅決否認這一指控，但乙辛與他的盟友、博學的漢人學者張孝傑顯然捏造了一些據說是皇后寫給趙惟一的情詩作為證據。趙與他的全族被處死。皇后被賜死，她的屍體用蓆子裹著送回娘家，當眾以示羞辱。[190] 除掉皇后以後，乙辛以他的一個親信蕭霞抹的妹妹取代了皇后。這個女人通常以她後來的稱號惠妃被提及[191]，她被推薦給道宗且被帶進皇宮。1076年，乙辛的另一個敵人皇太后也去世了。她死後的幾天內，新配偶惠妃被正式冊封為皇后。[192]乙辛期望惠妃能在宮廷中直接為其施加影響，且保證他家族的前途，因為她的妹妹嫁給了他的一個兒子。[193] 由於宣懿皇后與皇太后都已去世，乙辛又被迫去對付皇太子。皇太子由於其母被殺，發誓要對他進行報復，而且他已獲得宮廷中許多人及百姓的同情，他們都明白皇后是被不公正地處死的。她自殺後不久，乙辛逃過了一次刺殺他的拙劣企圖[194]，而且確知一旦皇太子繼承皇位，他和他的同黨將會很快被法辦。 乙辛再一次訴諸誣陷與詭計。1077年五月，他上奏皇帝進行誣告，聲稱一些都是他的政敵的官員們密謀廢黜道宗而擁立皇太子來取代皇位。雖然為了慎重起見，皇帝把被控告的官員委派到地方上去，但他發現控告不實。於是乙辛唆使一些宮廷低級官員偽稱他們參加了這一陰謀，以使這一案件重新審理。雖然皇太子甚至被乙辛的同黨毒打和訊問，但他否認了所有的指控，他指出無論如何他最終會繼承皇位，所以他不會僭越。審問者們篡改了證詞而宣稱他已認罪。皇帝被激怒了，廢皇太子為庶人，並把他送到上京監禁起來。不久，乙辛派密使殺死了他，並指使上京留守上報說他已病死。與此同時，道宗對他在情緒激動時所做的事情感到後悔，並想徵召皇太子的遺孀到宮廷；乙辛害怕真情由此會全部敗露，派人也將她殺死。[195] 乙辛暫時安全並保住了他的地位。他不但除掉了他的主要權力競爭對手，而且成功地使他的許多政敵牽連進了這一所謂的陰謀，他們在隨之而來的清洗中被處死。他自己的同黨被提升和表彰，提供假證以重新審理案件的宮廷侍者甚至與皇室公主結了婚。 乙辛的覆滅 然而，乙辛的命運依然依賴於他帶進宮中的新皇后。他自然期望在適當的時候她會生育一位他可以支配的皇室繼承人。但是皇后一直沒有生育。在絕望中，乙辛讓皇后的妹妹與自己的兒子離異，接入皇宮。但是她也沒能生出任何孩子。對乙辛極為不利的是，皇太子留下了一個生於1072年或1075年的兒子（延禧，1072—1128年，契丹名阿果，後為天祚皇帝，1101—1125年在位，無廟號）。[196]由於皇帝必須決定一位繼承人，所以在蕭兀納的強烈要求下，他選擇了這個孫子。同時還有另一個可能的候選人，他是道宗的弟弟和魯斡之子，他的侄子淳（1063—1122年，契丹名涅里，在1122年曾作為北遼皇帝統治過數月，死後稱為宣宗）。[197] 這位小繼承人是乙辛實現野心的障礙。1079年，當皇帝欲赴冬捺缽狩獵時，乙辛要求把小皇孫留在都城。幾位敵視乙辛的廷臣立刻確信他計劃謀害皇孫，聲言皇孫將會被置於危險之地，並自願留下來保護他。皇帝最終被說服帶著孩子同行。[198] 這一事件似乎最終使皇帝清醒地認識到了乙辛的邪惡與野心本質。於是，在1080年，乙辛的貴族等級被貶；最高官職被剝奪，並被貶逐到興中府任職。然而，他已來日無多，1081年冬天，他因與外國交易違禁物品的罪名被判以死罪。由於他的極高地位，他的一個同黨使死刑得以減輕，被流放於今山海關北面海邊的來州。[199]後來，乙辛被控告私藏武器和盔甲以及陰謀叛逃宋朝，終於被處死。[200] 隨著乙辛的滅亡，曾經支持過他的整個腐敗集團也瓦解了，他們中的最重要人物是蕭余里也和耶律孝傑。 耶律孝傑與乙辛集團中大多數的腐朽與墮落的契丹貴族有很大的不同。起先，耶律孝傑是一位出身於漢人家庭的貧窮學者，名叫張孝傑，他於1055年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了進士考試。他在官府中一直穩步升遷，直到11世紀60年代初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並成為北府宰相。由於在皇后的覆滅中他扮演了邪惡的角色，所以皇后自殺後，他被賜予國姓。乙辛失勢後，以貪得無厭和公開受賄而臭名昭著的耶律孝傑，於1080年以非法動用官府款項的罪名被貶為地方官。1081年他被廢為庶人。然而，後來他被允許返回都城，而且在11世紀80年代末的某一時候平靜地死去。 當乙辛被流放時，新皇后也被驅逐，貶為惠妃並被從皇宮流放去守皇陵乾陵。[201]她的妹妹從皇宮中被驅除並遣送回家。[202]然而，皇帝並沒有為乙辛陰謀的不幸犧牲者恢復名譽。直到1101年天祚帝即位後，皇后才被重新安葬於皇陵並追加諡號。皇太子則較為幸運些。1083年，道宗恢復了他的身份，追諡他為昭懷太子，並且在玉峰山完全以皇帝的禮儀重新安葬。[203]但是被清洗的貴族和高官依然沒有被恢復名譽，那些已被流放的人仍然在受苦。道宗並沒有對那些曾經引起他疑心與發怒的人寬宏大量。 耶律乙辛覆滅後的道宗時代後期，相對來說平安無事。道宗此刻已經是一位老人（他在1082年已50歲），而活躍與遷徙的契丹生活方式甚至對一位皇帝來說也是緊張而苛刻的。他的先人只有一個活過60歲。然而，皇帝繼續對知識與宗教感興趣，學者們被徵召來闡述各種儒教經典，僧侶也被徵召來講解佛教經文。1090年，一位宋朝使節詳細評論了道宗對佛教僧侶們的慷慨布施及佛教在社會中到處瀰漫著的影響。[204]可是，道宗越來越疏懶於政務。一件軼事告訴我們，在他時代的後期，他甚至以候選人擲骰子的方式來選拔高官；以至後來編纂皇朝實錄的史學家本人說自己也曾通過這種方式被選中。[205] 從11世紀80年代起，皇孫耶律延禧，當時的燕國王，被謹慎地推舉繼承帝位。1086年道宗向這位年輕的燕國王莊嚴地展示了先帝太祖和太宗所使用的鎧甲和武器，並向他敘述了創業征伐的艱難。幾個星期後，燕國王舉行了「再生」禮；這是他被選定為統治者的一個重要標誌。[206]1088年，他被任命為一系列機構的首腦，以便在政府中進行訓練。同年他結了婚[207]，而且在1089年和1093年相繼有了兩個兒子[208]，這是世襲的進一步保證。 乙辛及其集團的覆滅並沒有帶來政策上的任何明顯改變。在乙辛時開始的法典契丹化改革仍在繼續進行，而在1085年又進行了更多的修改，但這些都被證實在執行時是行不通的。[209] 1090年，整個新法律體系被放棄，1034年的法律得以恢復。在其他方面，這20年的歷史記載，除了對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准許免稅和進行賑濟外，很少有行政措施的著錄。 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必須處理與鄰國的關係。與諸大國的關係總的說來仍保持著和平。1074年與宋曾有過一次麻煩的邊界劃界危機，但經過漫長的談判後，這一問題於1076年通過外交途徑和平地解決。[210]條約自身仍然有效，而且繼續定期互派使節。對西夏和高麗的關係也是如此：1078年高麗國王請求割予鴨綠江以東的領土，但被拒絕，且沒有引起兩國關係的任何中斷。[211] 道宗的真正問題是與北部和西北部邊界諸遊牧民族的關係。遼朝的部落邊疆從沒有被清晰地劃定，它構成一個地區，這一地區由分裂而不穩定的諸遊牧群體居住，他們分散地臣服於遼朝宮廷。常常是同一民族的一些組成部分被吸收進遼帝國的部落單位，而他們的其他親屬卻生活在邊界之外。由於部落群體的結合、分裂和變化無常，故而形勢總是容易發生變化。對於兩個民族來說，這一情況顯得特別複雜：一是東北地區北部和東部的女真，二是生活在蒙古腹地鄂爾渾河與色愣格河流域的阻卜諸部落。 阻卜戰爭，1092—1102年 阻卜是與塔塔兒人（韃靼，達旦）同種或者有密切聯繫的一支蒙古人。[212]同建立王朝前的契丹人一樣，他們是一個包含不同遊牧部落的「國家」，當必要時，這些部落會聯合在一起，而後會成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遼朝把他們列為屬民，而他們則非常規矩地來朝呈送貢品。他們中的一些部落生活在遼朝境內，甚至有些效力於某個皇室斡魯朵。然而，他們非常桀鶩不馴，契丹人無論何時想要向西北擴張，他們都非常猛烈地對其進行抵抗。在進入11世紀時，遼朝與阻卜已開始有巨大的麻煩：在997—1000年、1007年、1012—1023年和1027年爆發了數次戰爭，這些戰爭幾乎都與契丹向今甘肅的回鶻人控制地區擴張同時。1069年，又爆發了一次新的阻卜叛亂，後被耶律仁先平息下去。自此，友好關係又得以恢復，1086年阻卜首領來朝，道宗命令年輕的皇孫延禧以未來盟友的身份與之結交。 1089年，阻卜受到一個強有力的首領磨古斯的領導。1092年，契丹在蒙古邊界進攻了一些他們的鄰部，而在這次衝突中，阻卜也卷了進去。1093年，在磨古斯的率領下，他們沿遼朝西北邊界發動了一系列的猛烈進攻，驅散了許多在那兒放牧的契丹馬群。其他一些部落也加入了他們的叛亂，其中包括生活在呼倫諾爾（今黑龍江西部）周圍的敵烈，他們以前曾於1073年發動過叛亂。阻卜的入侵對契丹的牧區是一個嚴重威脅，朝廷把鎮壓的任務交給了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經過八年不斷的殘酷戰爭，他終於收復了遼朝的牧場並迫使阻卜臣服。1100年春天，磨古斯被俘並被送到京城，在那兒，他被凌遲處死。但是戰爭依然冗長乏味地拖延下去。到這一年年底，斡特剌又與西北其他部落開戰，直到1102年他鎮壓了這些叛亂並擊退阻卜新的一次入侵，和平才得以恢復。 雖然這次戰爭是契丹的最後一次軍事勝利，但道宗的時代畢竟以勝利而告終。當他於1101年去世時，他的帝國依然保持著強大、穩固和國內和平，並享受著周邊民族對它的尊敬。 天祚帝朝與遼的衰落 皇位繼承順利進行：皇太孫延禧在先帝靈柩前繼承了皇位，公布了一個新的年號，而且按慣例頒布了大赦。他立刻著手對導致他祖母和雙親之死的乙辛及其同党進行死後報復。乙辛及其同黨的墳墓被掘開，他們的屍體被損毀，他們死後追封的官職與稱號被剝奪，他們所有的家庭財產被沒收並被分發給遇害者的家屬。他們所誣告的受害者們被恢復官職和貴族頭銜，並把沒收的財產返還其家屬，那些被長期流放的人也被召回宮廷。被錯誤地強迫自殺的皇后的遺體被重新埋葬在已故皇帝的陵墓。新皇帝的父親，即被謀殺的皇太子，就像他曾真正作為君主進行過統治那樣，被追加了廟號。 發泄完他被壓抑的仇恨後，新皇帝似乎陷入了因循守舊與無所作為。然而，這種無所作為可能僅僅是由於史料而產生的錯誤印象。天祚帝統治時期的實錄沒有編纂，而《遼史·本紀》對他在位頭十年的記載，則簡直如同他遠征出獵與巡遊帝國時一鱗半爪的行程記，再穿插上對周邊民族使節的接待。[213]對自然災害的上報依然不時地出現，而在1105年天祚帝還微服出行，巡視百姓疾苦。但他被嚴厲地指責為游畋無度，尤其是專橫、行暴和為人殘忍。[214]幾乎沒有國內政策決策的記載，保留下來的僅是1105年出身商人家庭的人員被禁止參加進士考試，這是對古老的中國社會慣例的一個相當奇怪與過時的採納，這與契丹人的傳統是非常不相稱的，它顯示出中國觀念滲透進政府的程度。 在1103年到1105年之間，西夏不斷派出使節請求幫助解決他們與宋朝的麻煩，而在1105年的某一時候，他們請求契丹去進攻宋朝。遼廷明智地予以拒絕，但卻通過一次聯姻鞏固了與西夏關係。它還派出一名使節到宋廷要求停止對西夏的進攻，並歸還他們已經奪取的西夏領土。 與女真的戰爭 直到1112年，契丹國家仍然表面安定。天祚帝成功地阻止了使遼陷入與宋和西夏爭執的企圖，阻卜已恢復了忠誠並於1006年、1110年和1112年派來了使節，與高麗的關係也仍保持和睦。冬末，皇室一行按慣例到今哈爾濱偏西的混同江（今松花江）進行季節性垂釣遠行。在這裡，又根據慣例，包括從東北東部的「生」女真在內的東北部落諸首領前來效忠。在皇帝營帳內招待他們的「頭魚宴」上，首領們被命令依次起舞，以作為臣服的一個象徵。當輪到他們中的那位阿骨打時，他拒絕這樣做，甚至被命令再三也是如此。由於他的故意挑釁性行為，天祚帝想要處死他，並看出他是一個潛在的敵人。但是權臣蕭奉先勸阻了他，他對阿骨打可能產生的危害嗤之以鼻。這將被證明是導致王朝終結的一次致命失誤和決定。 女真是一個通古斯民族，其部落分散居住在東北地區東部的寬闊地帶，從高麗在鴨綠江流域的北部邊界，穿過今天吉林和黑龍江東部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譯者註：即海參崴）以北的原蘇聯濱海省一直向北延伸（第三章概述了他們的早期歷史）。他們從阿保機上台特別是從渤海被征服以來就同契丹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他們在10世紀已足夠強大，以致宋朝認為他們是反對遼朝的一個潛在同盟，而他們也已經不時地給遼和高麗製造嚴重的麻煩。11世紀末，他們被遼朝統治者長期分為三大群落。首先是「熟」女真，他們是10世紀被契丹所俘獲的部落後裔，被安置在遼河流域且已完全被同化。再往北在吉林省東部生活著「順」女真，他們被當作一支附屬民族，與朝廷有著密切與定期的聯繫。但是最龐大和最主要的部分是「生」女真，他們居住在松花江中下游和黑龍江的東部山區。他們是遼廷名義上的屬民，但不易真正控制。這些群落中的每一支又分裂成許多部落與氏族組織，他們不但以小農定居形式生活，而且也從事打獵、誘捕和放牧牲畜的生活。 在整個11世紀，「生」女真諸部的一支完顏部逐漸建立起對其鄰部的統治並將女真諸部落凝聚為一個強大的民族。遼廷承認了完顏氏為女真的首領，並任命他們的首領為女真節度使。阿骨打是完顏氏的一個傑出的首領，雖然在1112年他還不是他們的總首領。 在天祚帝朝初期，女真與遼的關係已經逐漸變得緊張起來。女真人非常痛恨遼朝在主要的邊界貿易城市寧江州的地方官員經常欺詐他們的行徑。他們指責遼朝使者的傲慢自負，這些使者在通過女真人的領土時，姦淫婦女並毆打村裡的長者。而且他們厭惡他們的傳統義務，即向遼朝皇帝進貢名叫海東青的特殊鷹隼，海東青生長在沿海地區，為了獵取它們，女真人經常不得不打開一條穿過他們的鄰部五國部領土的出路。 1113年，阿骨打被部落首領們選為女真族的領袖以繼承他的哥哥烏雅束（1103—1113年在位），並被遼廷按慣例授予漢式官職節度使的稱號。阿骨打立即開始騷擾遼朝，他提出了幾年來積淤心中的不滿：即阿竦的問題。阿竦是一個女真首領，曾反對過完顏氏的霸權並在遼朝境內避難。阿骨打多次徒勞地要求將他遣返，並開始在邊界建立防禦工事。在1114年晚秋，由於阿骨打的要求又一次被遼廷拒絕，他進攻了寧江州，寧江州是主要的邊界貿易點和遼朝皇帝按慣例接見女真首領的地方。 最初天祚帝並沒有太在意，只是讓地方軍隊去對付入侵者，雖然他從東京附近派出了一些渤海軍隊去援助他們。這一有限的軍隊完全被擊敗，遼朝低估了女真的力量與兇猛。1114年十月，天祚帝徵集了由精選的契丹人和奚人組成的一支軍隊，由他的北院樞密使蕭奉先的弟弟蕭嗣先指揮，但是這支軍隊也在松花江令人吃驚地失敗了，並且損失慘重。蕭嗣先儘管無能，但逃脫了懲罰，這更使契丹將領們的士氣低落。到當年年底，寧江州附近的幾個邊界州縣已投降了女真，一些鄰近部落也加入了他們。 1115年初，天祚帝轉而求助於外交手段，派出使節與阿骨打開始和平談判。但在一月末阿骨打已宣布自己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他拒絕了從遼廷來的信件，因其稱呼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新頭銜。而且他繼續要求遣返阿竦並從黃龍府撤回遼朝的駐軍，黃龍府是這一地區的主要行政中心。 零星的邊界戰鬥在整個1115年連續不斷，而女真通常占上風。與此同時，雙方都在準備新一回合的戰爭。 1115年初秋，在松花江以西，天祚帝集結起一支自己親自指揮的龐大軍隊。九月，在天祚帝能使這支軍隊發生作用之前，阿骨打已經占領了黃龍府這一遼朝最東面的主要軍事前哨基地。而後，當天祚帝最終於1115年冬天越過松花江進入女真領土時，他的討伐性戰爭被一次陰謀暗中破壞了。這次陰謀是要廢黜他，擁立他的叔父親王淳（1062—1122年，契丹名涅里，追封廟號為宣宗）為皇帝。 耶律章奴叛亂與渤海人起義 陰謀者們在御營副都統耶律章奴的領導之下，他是一名不滿天祚帝統治的皇室成員。他與親王淳的妻子和兒子串通一氣，並說服其他官員加入這一陰謀。叛亂者們離開了遠征軍向上京進軍，他們派人通知了當時任南京留守的親王淳，告知了他們的計劃。然而，這位親王很猶豫，因為他知道許多傑出的和強有力的貴族成員仍然支持皇帝。當從天祚帝處派來的使者吩咐他對叛亂者採取預防措施時，親王決定藉機保持忠誠。他將章奴的使者斬首並將他們的首級送往皇帝處。 然而，叛亂並沒有立即結束。叛亂者們穿過契丹鄉村進軍，進行劫掠並集結支持者加入他們的行列。但是他們沒有能夠攻占上京，而且當他們進攻帝國在木葉山脈的冬捺缽時，被一小支忠於遼朝的女真軍隊擊敗。二百多名有罪的貴族被處死，他們的妻子和孩子被沒為奴。耶律章奴在偽裝成一名使節並企圖逃到女真人處時被抓獲，後來他被腰斬為兩截。他的肢體被分送到其他都城加以展示，以使其他的潛在背叛者氣餒。 雖然親王淳依然保持中立，而且並沒有以不忠於其侄子與君主的罪名而受到控告，但這次叛亂並不僅僅是一群契丹貴族企圖把搖搖欲墜的帝國從天祚帝無能的統治下解救出來的一次嘗試。因為除了耶律章奴以外，叛亂的領導者們都與親王淳有著血緣或姻親方面的密切聯繫，叛亂也許可以假定為是由於統治集團內部另一次權力鬥爭而引起的。天祚帝和淳成為皇位競爭者並不是第一次了。40年前，在耶律乙辛派人謀殺了天祚帝的父親後，他曾徒勞地倡議親王淳為新的皇位繼承人。當乙辛下台時，親王淳也失寵並被從宮廷流放。雖然章奴的叛亂失敗了，但是，這仍然加強了親王的地位。為了確保他的忠誠，天祚帝授予他秦晉國王的封號並任命他為遼朝軍隊的統帥，委託他指揮對女真人進行防禦作戰。 章奴叛亂及先前1115年失敗的影響立即可以感覺得到。戰爭波及鄰近的渤海地區，那裡總是遍布著不滿情緒，而且前些年曾發生過一次小叛亂。1116年初東京發生了一次大規模起義，令人痛恨的契丹留守被刺殺，一名叫高永昌的渤海官員宣布自己為新國家大元[215]的皇帝並向阿骨打請求援助以對付遼朝討伐軍隊。女真人的援軍輕而易舉地擊退了遼軍，但接著就轉而進攻渤海叛亂者，並在五月份殺死了高永昌。結果，遼河以東五十多個州的全部地區都落入了女真人的手中。這使整個戰略形式改變為對女真人有利。現在戰爭不再局限於遙遠和相對不重要的邊界地區，而是威脅著遼帝國的心臟。大批渤海人和契丹人逃到高麗定居下來（見地圖8）。 地圖8　遼的崩潰與金的入侵，1117—1124年 預料到女真人會向西進軍，天祚帝命令他的叔叔親王淳從南京道與西京道和渤海地區的難民中徵募由精銳士兵組成的一支新軍。然而，由他徵募來的「怨軍」2萬人對平民的破壞遠遠大於敵人，而且到處士氣低落。在南部地區的漢人中間爆發了叛亂。[216]當女真人在1117年初進攻松花江上的春州時，東北部的軍隊甚至不戰自潰。當年年底，女真人越過遼河，在戰鬥中擊潰了親王淳的新軍，並占領了遼河西面的幾個州。阿骨打採用了一個新的帝王稱號並宣布他自己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 流產的和平談判，1118—1120年 在這緊要關頭，雙方突然停止了敵對行為。1118年初，天祚帝發起和平談判，在兩年中雙方互派使節。但是女真人的要求非常苛刻：阿骨打還不準備消滅遼國，但他要求遼廷冊封他為大金國皇帝。援引澶淵和約的先例，他進一步要求遼朝皇帝稱呼他為兄長，並要求眾多的皇子和公主到金廷作人質，交納絹銀為歲幣，正式割讓上京、中京和興中府三路地區。這將使遼僅僅控制南京和西京道地區而剝奪他們的部落故土。後來在1118年末阿骨打稍微放寬了這些要求，但遼廷仍然在他的條件面前猶豫不決，儘管他們發現自己已處於絕境。他們保有的領土在1118年經歷了一次可怕的饑荒，而且發生了越來越多的地方叛亂與不斷的叛投金朝事件；在最西面，阻卜又開始叛亂。 阿骨打也面臨著他自己的國內問題。雖然他的最初勝利意想不到的容易，但他的戰爭肯定加劇了女真人資源供應的緊張。再者，控制新征服的領土已證明遠非易事。1119年初，在東京爆發了一次反對金朝占領的叛亂。叛亂被鎮壓下去，秩序得以恢復。1118年底，遼廷同意冊封阿骨打為東懷國王，但是阿骨打對於這一稱號和冊封文書的語言，以受到羞辱為理由而加以反對，故而他在1119年夏季憤怒地拒絕了求和。1120年三月，他終於不耐煩地打破和談。敵對狀態又恢復了。 重新開戰，1120年 阿骨打的首要目標是上京，並於五月份攻取了上京，用此舉顯示他給予這個衰老王朝以致命一擊的決心。上京位於遼朝的心臟地帶，是契丹人傳統的牧區，雖然它早已失去其政治與行政的重要性，但它依然是王朝意識形態與禮儀的中心。契丹人的聖地，如聖木葉山，就位於它的附近。女真入侵者洗劫並破壞了皇陵和其他重要宗教場所的建築物。 達到主要目的後，阿骨打由於夏季的酷熱和遠離他的本土基地而暫時停止了攻勢，但遼朝並沒有利用這一喘息時間組織起它的防禦。在那年的秋季，天祚帝同往常一樣行獵。士氣低落的宮廷又一次為國內糾紛所動搖。遼帝國一些最強有力的人已對天祚帝的自我放縱、依靠佞幸與諂媚、司法專橫、無休止地徵用人力以及對錢物的貪得無厭感到厭煩。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滿他的寵臣蕭奉先阻止皇帝聽從他們的建議，甚至阻止皇帝了解形勢是如何真正令人絕望。1121年春天，天祚帝的第二位妻子、晉王的母親文妃與她的妹夫耶律余睹將軍密謀廢黜皇帝，而擁立她自己的兒子代替他。這一密謀被皇帝的寵臣蕭奉先揭發，他是與之競爭的皇妃元妃的哥哥，他希望確保她的一個兒子繼承皇位。文妃被迫自殺，而其他密謀者則被處死。她的兒子晉王，由於每個人都對他寄予極高的希望，故被免死。主要的密謀者耶律余睹同他的家眷和追隨者逃走了，五月份，余睹叛投了女真人，後者當然樂於接受他。他獲准仍然指揮他的軍隊，而且在1121—1122年冬季率領一支女真軍隊去進攻中京。中京及其周圍地區於1122年一月陷入女真人之手。 此時，天祚帝正在南京或其附近。留下親王淳指揮南京道後，他拋棄其宮廷並準備一次遠離推進中的女真人的大潰逃，首先是向西北穿過居庸關進入西京道。蕭奉先仍然決心確保他外甥繼承皇位，故而對皇帝說，耶律余睹和他的女真同盟已決心消滅他而擁立晉王。皇帝立即命令這位不幸的皇子自殺。此後不久，天祚帝終於對蕭奉先的操縱感到厭煩，並迫令他自殺。 在以後的三年中，天祚帝總是成功地在追蹤者到來之前逃脫。在離開南京的四個月中，他已後退到沿遼—西夏邊界的河套以北的險峻難達的陰山山脈。在那裡，他試圖從各地部落中徵募新的軍隊。緊跟其後，女真人於1122年三月占領了西京，但並沒能在整個西京道建立穩固的統治。再者，党項人由於害怕他們自己的邊境遭到入侵，轉而開始支持遼朝皇帝並派出軍隊阻擋女真人向西進軍。阿骨打於是從東北趕來，不久在西夏邊境擊敗了一支契丹—党項聯軍。為了排除天祚帝潛在的盟友，保障他們自己的有利形勢，並阻止與党項人的進一步的聯繫，女真人遷走了許多西面部落並把他們重新安置在興安嶺以東。天祚帝依然隱藏在陰山里，阿骨打轉而向東去占領遼南京。 自天祚帝拋棄下屬向西逃跑後，與宮廷的所有聯繫都被隔絕，南京的高級官員在奚王和耶律大石的率領下，於1122年三月已宣布親王淳為他們的新皇帝。這援引了當年安祿山之亂唐玄宗逃到四川時唐肅宗奪取皇位的先例。天祚帝被降級為親王頭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沒有追封廟號）。[217]遼帝國由此分裂：天祚帝的權力，正如所述，被局限在極西的遊牧部落地區。親王淳控制的領土被限定在南部定居地區，而且他統治的遼帝國已縮小為一個小小的漢人邊界國家，它的官員大部分是漢人。曾經幾乎完全由契丹遊牧民組成的軍隊，現在也成為契丹和奚人指揮官率領下的由漢人軍隊和從東面來的難民組成的雜牌軍隊。為了補充這些不太可靠的部隊，統帥耶律大石試圖從契丹與奚人難民中徵集一支新的部落軍隊。然而，這些徵募來的軍隊處於如此窮困境地，以致他們被給予一個綽號「瘦軍」。與其說他們是一股新生力量，還不如說成了南京道百姓的一個沉重負擔。 宋朝的捲入 宋朝對這些事件的捲入從幾年前就開始了。早在1112年，宋廷即從一名叛國者事先得知了女真對遼的威脅。1117年，認識到契丹國家即將滅亡，宋朝在交易馬匹的幌子下建立起與女真人的外交關係，他們希望建立起一個反遼聯盟，並瓜分它的領土。[218]這是一個目光短淺並有潛在危險的步驟。不但朝廷違反了與一個強大的近鄰國家所簽訂的神聖和約，這會喪失其他近鄰國家的信任；而且打破保持宋朝一個多世紀安全的北部邊界力量的平衡也是極冒風險的。宋廷認為這是收復937年喪失給契丹的十六州之地的機會。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假象：事實證明阿骨打願意歸還給宋朝的只是燕（南京）及其所屬六州。 此外，由於宋朝深深地陷入其他地區，所以它並不能立即介入。1107年後，與西夏的和平好不容易得以恢復。但在1114年，兩國的外交關係又破裂，西夏侵入宋朝領土並圍攻了定遠。1115年宋朝用大軍進行反攻，在製造了大規模的破壞後，卻遭到一次毀滅性的失敗。戰爭一直拖延到1119年，大批宋朝軍隊被陷於西夏前線。到1119年，兩軍終於達成和平協議，宋廷才得以真正考慮進攻契丹。[219]但是，1120—1121年的浙江方臘起義，又分散了其注意力。[220] 只要女真人的進攻指向遼朝的部落地區與渤海地區，宋朝的利益就不會直接受到威脅。但是當1122年阿骨打開始進攻與宋朝自身疆界有六個州接界的西京及西京道時，宋朝突然感到震驚。由於他們在西夏邊界以及在南方的軍事困境，宋朝還沒有進攻遼以支持女真人的戰爭，雖然他們已經準備著手做了。既然遼朝看起來已容易征服，所以開封的宋朝政權希望南京道剩下的官員和百姓會樂意向宋朝的一支入侵軍隊屈服。1122年春末，宋朝草草地徵集起一支大軍。在勸說遼廷投降的一次嘗試失敗後，初夏爆發了戰鬥。然而，由蕭乾和耶律大石率領的一小支契丹與奚人軍隊卻不太費力地擊退了宋朝的入侵。 最後的災難 親王淳成為皇帝僅僅三個月就死去了。他沒有後嗣，而是遺命傳位給秦王。秦王是天祚帝的兒子，由元妃所生。然而，此時秦王正與他的父親在西部躲藏。因此，親王淳的妻子被推舉為皇太后與攝政者[221]，但是她無力阻擋王朝的迅速瓦解。在絕望中，遼朝大部分漢人臣民此時都在尋找方法以挽救他們自身的生命，而與宋朝合作看起來是最誘人的選擇。曾經幫助過擁立親王淳為皇帝的李處溫秘密主張投降宋朝。但皇太后強迫他自殺並以叛國罪處死了他的兒子。而後在1122年秋末，她的主要將領之一郭藥師和重要邊界州城易州的指揮官高鳳率領他們的軍隊叛投宋朝。聽取了郭藥師的建議後，宋朝的將領們又試圖攻占南京。郭率領他的軍隊攻進城裡，但他的宋朝盟軍卻沒有能夠擋住蕭干率領下的一支忠實的契丹援軍的到達，契丹援軍幾乎徹底消滅了入侵者。 宋朝對南京進攻的失敗給了阿骨打親自介入並占領這一地區的機會。遼朝的皇太后多次徒勞地懇求他承認秦王作為他的屬王，但阿骨打拒絕了，他確信遼朝的殘存領土應由他來占領。1122年仲冬，他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突破居庸關並占領了南京。在金軍到達之前，遼朝皇太后、契丹與奚人高級官員和許多非漢人百姓立即通過另一條道路逃離南京並向北進入奚人地區。[222]在那裡，他們分為兩部分。奚人和渤海軍隊跟隨蕭干進入奚人本土，在此處他於1123年初建立了一個短命的大奚王朝，並一直延續到五個月後他死於自己的軍隊之手。[223]與此同時，耶律大石率領皇太后和契丹軍隊向西投奔天祚帝。當他們終於在西夏邊境附近的天德（今內蒙古烏拉特旗以北）見到皇帝時，淳的不幸遺孀以不忠的罪名被處死，而大石雖然譴責天祚帝拋棄他的宮廷與都城，卻得到了寬恕。天祚帝無法處死這樣一位能幹的將領，特別是他有7000名身經百戰的戰士跟隨其左右。 1123年初夏，耶律大石在一次戰役中被女真人俘獲，女真人強迫他帶路去襲擊天祚帝的營帳，在那裡他們幾乎俘獲了所有的皇室親眷與隨從。[224]只有一位皇子梁王設法與他的父親逃進了附近的陰山山脈。當天祚帝接受了党項人對其進入西夏避難的邀請時，這位皇子和他的隨員們極力反對，他們離開皇帝營帳，向北部戈壁的烏古和敵烈諸部進發。在那兒，梁王被草草擁立為帝，又建立了另一個短命王朝。而党項人的統治者李乾順同時也改變了給遼朝皇帝一行提供避難的主意。當天祚帝紮營於鄂爾多斯北部等待党項人的護送時，女真人派出了一名使者到達党項人的宮廷，他警告說，如果乾順為天祚帝提供避難的話，會導致嚴重的後果。為了使威脅局面得以緩和，女真人還提供給西夏沿黃河的一帶領土。在爭取党項人支持的最後一次無效嘗試中，天祚帝正式冊封乾順為西夏國皇帝。但是党項人的統治者對這一可憐表示並不在意。數月後，在1124年初，乾順宣布自己為金朝的藩屬。 此刻，遼朝皇帝又一次越過黃河並來到今呼和浩特以北某地的突呂不部尋求暫時的躲避。耶律大石於1123年末從女真人處逃出，現在又重返他的陣營。迫於女真人的搜索，皇帝向北進入漠北地區。他的財產現在已少得可憐，以致他的隨從們不得不用他們的衣物與烏古和敵烈諸部交換食物。然而；他仍然以在夏季發動一次攻勢去收復西京道和南京道的計劃而自欺欺人。大石強烈地表示反對，他指出了這樣一種計劃的荒謬與不可行性。 當天祚帝頑固地堅持他的意圖並開始進攻附近州縣時，大石對他的異想天開已感到厭煩並決定走自己的路。1124年八月，他宣布自己為王並率領其追隨者向西北越過戈壁進入漠北[225]，天祚帝則不可避免地失敗並被窮追不捨，最終在1125年二月於應州（今山西應縣）附近被俘獲。他被帶到女真人在東北的宮廷並被剝奪了皇帝稱號，賜予「海濱王」的頭銜，這是他在1118年授予阿骨打「東海王」稱號所受到的嘲弄（譯者註：此處有誤，天祚帝冊封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而非「東海王」）。 關於天祚帝的監禁生涯或他死亡時的年代和情況，我們所知甚少。《遼史》和《契丹國志》都記載說他在54歲時死於監禁。因為《遼史》以1075年為他的出生年代，所以他的去世可定在1128年。根據《金史》，天祚帝在1126年仍然活著，當時他的一名家奴誣告他打算逃跑。 天祚帝被女真人俘獲標誌著遼朝的滅亡，但這並不標誌著一個獨立的契丹國家的終結。在漠北，耶律大石在鄂爾渾河畔的可敦城（鎮州）建立了他的大本營，那裡是契丹在這一地區的軍事與行政中心。他很可能獲得了可敦城要塞2000名戍軍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地諸部落的效忠。他自立為帝並且採用了葛兒罕的稱號，即「普天下之汗」的稱號。但是，他並沒有轉而向東與金作戰，大約在1130年，耶律大石率領他的遊牧部族向西開拓新的領土。在一年之內，回鶻承認了他的宗主權，而且，他還在河中地區東部建立了一個根據地。之後，他逐步征服了從帕米爾到鹹海之間的所有地區。 大石把他的都城設在離伊塞克湖（Issyk-kul）西端不遠的八剌沙兗（虎思斡耳朵）。他的帝國一直延續到13世紀初，以哈剌（黑）契丹或西遼的名字而著稱（見地圖9）。顯然，他的權力並沒有擴展到漠北，而正是在那裡他開始向西艱苦跋涉的。1131年發動的一次對金朝的遠征以慘敗而告終，這使大石確信恢復遼朝對以前領土統治的企圖是無益的。從那以後，西遼的歷史就與中亞而不是與中國相聯繫了，而且對它的記載幾乎完全是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了。[226] 地圖9　西遼（哈剌契丹），1131—1213年 * * * [1]在撰寫本章時，我反覆參考的是遼史研究的力作[541]魏特夫、馮家昇的《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年）》。該書是各種語言的研究成果中最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著作。 [2][373]見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第1卷，第216—229頁。 [3]前王朝時期契丹歷史的最詳細論述，見[367]愛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 [4][562]見魏收等：《魏書》，卷100，第2221—2224頁。 [5][563]李百藥等撰：《北齊書》，卷4，第57頁。 [6][564]見魏徵等撰：《隋書》，卷84，第1881—1882頁。 [7][573]司馬光等撰：《資治通鑑》，卷180，第5621—5622頁。 [8]關於唐代的契丹，見[567]劉晌等撰：《舊唐書》，卷199下，第5349—5354頁；[571]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219，第6167—6173頁；[569]王溥：《唐會要》，卷96，第1717—1719頁。亦見[512]崔瑞德、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隋唐史》，第3卷，第314—316、438—440頁。 [9][303]松井秀一：《盧龍藩鎮考》。 [10][645]脫脫等撰：《遼史》，卷1，第2頁，記為905年。但是[568]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卷137，第1828頁，記為907年；[573]司馬光等撰：《資治通鑑》，卷266，第8676—8679頁，亦採用了907年的說法。司馬光在考異中引用了今已散佚的支持兩個年代的早期史料。 [11]這裡採用的是歐陽修的敘事，見[572]《新五代史》，卷72，第886頁。[568]薛居正：《舊五代史》，卷137，第1827—1828頁，稱阿保機是通過選舉的正常途徑上台的。但是[645]《遼史》，卷1，第2頁，則有完全不同的說法。按它的說法，痕德堇死於906年年底，契丹群臣奉遺命請立阿保機為可汗。但是，這肯定是偽造的說法。痕德堇在一段時間裡依然是一位有實力的首領。[573]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66，第8678頁（考異），引用一條已散佚的史料，記載了908年痕德堇與阿保機二人曾納貢於梁廷。 [12][645]《遼史》，卷1，第3頁。 [13][645]《遼史》，卷1，第2頁。 [14]對「漢城」最全面的研究是[825]姚從吾的《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此後[226]札奇斯欽的研究《契丹人和他們的城市》也很有用，他吸收了蒙古史學家波里對許多遼代城址的考證成果。亦見[782]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第83—109頁。 [15]10世紀30年代以前的契丹確切年表幾乎不可能建立。大體上我依據了《遼史》，雖然它經常自相矛盾並與記述中國五代和早期宋朝的其他歷史著作相抵悟。有關這一早期階段的記載，有許多混亂之處：像阿保機的名字，就曾被記為阿布機、阿保堇或安巴堅。阿保機死後所追封廟號的時間不同地被繫於926年或947年。契丹國家採用遼作為王朝名稱的時間在不同的史料來源中被記為926年、937年、938年或947年。後來，契丹國的名稱被恢復，這一變化的時間被記為983年或1013年。遼這一名稱在1066年又被恢復，但《遼史》甚至沒有記載新王朝名稱的更換或遼朝名稱的恢復。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是能簡單地解決的。許多過程是由這樣的事實引起的，即系統的王朝實錄直到11世紀末才發展起來，而其編纂者們對這些實際上回溯到10世紀中期或末期的早年發展產生了混亂。為每一個有爭議的名字、事件或時間都進行注釋，而又不想使腳註的敘述過長，這是不可能的。 [16]對於阿保機的年號神冊（916年）和天贊（922年）也有很大爭議，有些學者認為是後來追加的。當時能得到絕對證實的第一個年號是阿保機臨終之年（926年）所採用而被其繼承者太宗所繼續使用的天顯年號。見[327]慕阿德：《中國的統治者》，第91頁。 [17][645 ]《遼史》，卷74，第1231—1232頁。 [18]有關捺缽，見[830]姚從吾：《說契丹的捺缽文化》；還可參見傅樂煥從1942年開始的著名研究，修訂稿收入他的[871]《遼史叢考》，第36—172頁。 [19]有關這一介紹阿保機生動形象的有趣文件的詳細研究，見[827]姚從吾：《阿保機與後唐使臣姚坤會見談話集錄》。 [20]見[826]姚從吾：《契丹君位繼承問題的分析》對遼朝繼承問題進行的全面探討。 [21]或者根據另外的記載，在石敬瑭即將攻陷洛陽之前，被後唐的最後一位統治者殺死。見[645]《遼史》，卷72，第1211頁。 [22][645]《遼史》，卷77，第1255—1256頁。有關這些事件的有趣材料是由撤離開封時被作為蕭翰的隨員而帶走的一名後晉官員胡嶠記載下來的。949年蕭翰由於參與一次陰謀而被處死後，胡向東逃跑並最終於953年重返中原。他的記載被引述於[572]歐陽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4—908頁；[589]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45，2704c—2705c。譯文見[61]沙晥：《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國旅行者》，第390—411頁。 [23][645]《遼史》，卷45—48，第685—831頁。 [24][645]《遼史》，卷56，第908頁。 [25]有關這一戰役，見[871]傅樂煥：《遼史叢考》，第29—35頁。 [26]她的傳記，見[645]《遼史》，卷71，第1201—1202頁。 [27]有關這一制度，見[541]魏特夫和馮家昇：《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年）》，第191—192、206—212頁；[185]詹尼弗·霍姆格倫：《遼朝（907—1125年）契丹統治下的婚姻、親族和繼承》，第44—91頁。 [28][645]《遼史》，卷8，第90頁。他的傳記，見《遼史》，卷78，第1267—1268頁。 [29]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79，第1271—1272頁。 [30]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2，第1289—1291頁，他後來的名字為耶律隆運。他以一系列的名字在歷史中出現。1001年，皇帝賜他新名德昌。1004年，他被賜予皇姓耶律。1010年，在他臨終前，他又被賜予新名隆運。他沒有兒子，而他兄弟們的子孫直到遼朝滅亡都地位顯赫，仍繼續使用韓姓。有關他的家庭，見[769]李錫厚：《試論遼代玉田韓氏家族的歷史地位》。 [31]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74，第1233頁。 [32][645]《遼史》，卷74，第1230頁。 [33][645]《遼史》，卷74，第1234頁。 [34]見[802]羅繼祖：《遼漢臣世系表》，重版載楊家駱編：《遼史匯編》，卷4，35號，第2—4頁。 [35][645]《遼史》，卷74，第1235頁。 [36]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2，第1289—1291頁。 [37]有關韓德威的家族及其半契丹化身份，見[541]魏特夫與馮家昇：《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年）》，第220頁和注420。 [38]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3，第1302頁。 [39][645]《遼史》，卷10，第111頁。 [40]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3，第1299頁。 [41]見[667]萬斯同：《遼大臣年表》，重版載楊家駱編：《遼史匯編》，卷4，33號，第8—9頁。韓從999年占據著所有這三項職位，直到1002年七月，另一個漢人邢抱朴成為南院樞密使。然而，在1004年初邢死時，這一職位又歸還給韓德讓。 [42][645]《遼史》，卷53，第979—980頁；[541]魏特夫與馮家昇書，第273—274頁。據《遼史》，卷116，第1537頁，規定每12年重複一次。見[456]島田正郎：《遼朝史研究》，第339—347頁；[694]王民信：《契丹的「柴冊儀」和「再生儀」》。 [43][645]《遼史》，卷31，第367頁；卷35，第404頁。 [44][645]《遼史》，卷71，第1202頁。她的姐姐胡輦，嫁給了聖宗的叔祖罨撒葛，也是一位有成就的軍事統帥。罨撒葛死後，她掌管他的斡魯朵，並進行了平定遠在西北的阻卜部落的戰爭，在那裡，她於鄂爾渾地區建立了要塞可敦城。見《遼史》，卷13，第145、149頁。1006年，她由於參與謀反而遭到監禁，但此事的細節並不清楚。她在1007年死於監禁。見《遼史》，卷14，第162—163頁；[595]葉隆禮：《契丹國志》，卷13，第142頁。 [45][645]《遼史》，卷8，第64頁。 [46][645]《遼史》，卷12，第133頁。 [47]見[541]《中國社會史：遼》里的表格，第491—492頁。 [48][646]脫脫等撰：《金史》，卷51，第1129頁。 [49]有關這一問題的極好概括，見[541]《中國社會史：遼》，第454—464頁。 [50][645]《遼史》，卷89，第1351頁。 [51]他和他的父親均是精通漢語的作家，而且據說兒子耶律蒲魯在6歲時就能夠讀懂契丹大字。他的父親還是提倡擴大契丹姓氏、不局限於耶律和蕭氏的官員之一。 [52][645]《遼史》，卷18，第217頁。 [53][645]《遼史》，卷4，第49頁。 [54][645]《遼史》，卷77，第1259頁。 [55][645]《遼史》，卷13，第141頁。 [56][645]《遼史》，卷14，第158頁。 [57][645]《遼史》，卷15，第169頁。 [58]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103，第1445—1450頁。 [59][645]《遼史》，卷103，第1450頁。 [60][645]《遼史》，卷103，第1450頁；卷104，第1456—1457頁。 [61][645]《遼史》，卷42，第518頁。 [62]見[581]王偁：《東都事略》，重印本載趙鐵寒編：《宋史資料萃編》第1編，第11—14卷，卷123，第1899頁。皇太后之死，見[584]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72，第1645—1646頁。 [63][645]《遼史》，卷10，第110頁。 [64][645]《遼史》，卷13，第145頁；卷61，第939頁。 [65][645]《遼史》，卷17，第201頁。 [66]關於重元的請求，見[645]《遼史》，卷112，第1502頁。關於1044年推遲已久的建議的執行，見《遼史》，卷19，第230頁。 [67][541]《中國社會史：遼》，第164—165頁。 [68][645]《遼史》，卷13，第139頁。 [69][645]《遼史》，卷13，第149頁。 [70][645]《遼史》，卷82，第1290頁。 [71][645]《遼史》，卷13，第145頁。 [72][645]《遼史》，卷59，第925頁。 [73][645]《遼史》，卷13，第148頁。 [74][645]《遼史》，卷13，第149—150頁。 [75][645]《遼史》，卷14，第157頁。 [76][572]歐陽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頁；[645]《遼史》，卷37，第441頁。 [77]錢幣學著作主張鑑定為更早的鑄幣，但是這些鑄幣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見[864]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371頁。 [78][645]《遼史》，卷60，第931頁；[541]《中國社會史：遼》，第181—187頁；[864]《中國貨幣史》，第370—372頁。 [79][645]《遼史》，卷60，第931頁。 [80][645]《遼史》，卷21，第254頁。 [81][645]《遼史》，卷60，第931頁；卷22，第270頁。 [82]見[576]蘇轍：《欒城集》，卷42，第938頁。 [83]關於奚人在契丹國家中的地位，見[456]島田正郎：《遼朝史研究》，第8—10頁；[768]李涵、沈學明：《略論奚族在遼代的發展》。 [84]關於中京，見[456]島田正郎：《遼朝史研究》，第443—456頁。 [85][645]《遼史》，卷14，第163頁；卷16，第184、185、188頁。祖廟於1019年為景宗、1020年為太祖而建。 [86]見[535]王賡武：《小國的辨術：宋朝初期與其鄰國的關係》，第53頁。 [87]關於戰爭的詳細記載，見[869]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第95—161頁。 [88]這可以根據顯示其中有一些帶有相當多的戍守部隊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斷出來，載[807]金渭顯：《契丹的東北政策》，第79—81頁。 [89]關於高麗宮廷態度兩極分化的明晰分析，見[419]米歇爾·C.羅傑斯：《中世紀高麗的國家意識：遼、金對高麗的影響》，第152頁。 [90]關於這一關係，見[281]李基白：《新編高麗史》，第103頁。 [91]關於定安國，見[532]和田清：《定安國》；[182] 日野開三郎：《定安國》。 [92]見[302]丸龜金作：《高麗與宋的交往問題》。 [93]蕭恆德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8，第1342—1343頁。在高麗史中一般用蕭恆德的稱呼遜寧來指他。 [94][281]李基白：《新編高麗史》，第125頁和地圖，第127頁；[173]韓劤：《高麗史》，第138—139頁；亦見[419]羅傑斯：《中世紀高麗的國家意識》，第154—156頁，他對傳統記載的準確性提出了疑問。 [95][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7，第1251頁。 [96][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7，第1252頁。 [97][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7，第1265—1266頁。 [98]蕭撻凜在宋朝史料中以蕭達覽的名字出現，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將軍，他曾參與早期同宋朝、高麗以及跟隨皇太后的姐姐胡輦在蒙古邊界的戰役。見[645]《遼史》，卷85，第1313—1314頁。 [99]這些事件有各種不同的說法。遼朝碑文（見[541]《中國社會史：遼》，第355頁，注45；[645]《遼史》，卷14，第160頁）聲稱是宋朝提議談判的；宋朝史料則聲稱遼朝先提出談判要求，見[644]脫脫等編：《宋史》，卷7，第125頁；[595]《契丹國志》，卷7，4a。[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7，第1268—1269頁，提供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記載，以下我將要談到。 [100]有關他們的傳記，見[645]《遼史》，卷81，第1284—1285頁；[644]《宋史》，卷279，第9471—9472頁。 [101][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7，第1268頁；[644]《宋史》，卷7，第125頁。 [102]兩位君主的彼此稱呼以及兩宮皇太后的親屬關係，決定於他們的實際年齡和輩分，而且每一統治時期都會改變。見[491]陶晉生：《兩個天子：宋遼關係研究》，第107頁的表格。實際上，它證明了宋朝皇帝通常比同時的遼朝皇帝年齡大，因而被稱呼為「兄長」，但這是偶然的結果，而不是設計的結果。在其他統治時期，這一關係是叔侄關係，而且從1076—1101年宋朝皇帝哲宗稱呼長壽的遼朝統治者道宗為他的「祖父」。 [103]關於澶淵之盟，見[868]蔣復璁：《宋史新探》，第142頁以下；[695]王民信：澶淵締盟的檢討》。用西方語言對這一條約進行最充分研究的是[444]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澶淵之盟（公元1005年）：中國外交史的一大貢獻》。亦見[204] A.忽瑟維對這一著作的長篇評論，該文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修正。 [104][645]《遼史》，卷72，第1210頁。 [105]關於渤海人的叛亂，見[645]《遼史》，卷17，第203—206頁；鄭麟趾等編：《高麗史》（東京，1908—1909年），卷5，第71—73頁。 [106]欽哀後還生了第二個兒子重元和兩個女兒。 [107]蕭匹敵是前大臣蕭排押的父母雙亡的侄子，他在宮廷中長大，並娶了聖宗的姐姐。 [108]蕭浞卜還以蕭啜不和蕭鈕不里的名字出現，他是曾多次嫁人的公主嚴母董的第一位丈夫。 [109][645]《遼史》，卷18，第211—213頁；卷71，第1202—1204頁；卷88，第1343頁。[595]《契丹國志》，卷8，第68—69頁，記載稍有不同。 [110][645]《遼史》，卷71，第1203頁。 [111][645]《遼史》，卷18，第313頁。 [112][595]《契丹國志》，卷8，第69頁。 [113]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112，第1501—1503頁。在宋人史料中，他的名字寫作宗元。 [114]至遲在1054年她向宋朝使者王拱臣提倡契丹方式的兄弟間繼承，反之，興宗則重申中國方式的世襲繼承。看起來，她似乎仍然支持重元作為皇位的候選人。見[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77，第4281—4282頁。 [115][645]《遼史》，卷18，第222頁。 [116][595]《契丹國志》，卷8，第71頁。 [117]受命編纂它的人之一是耶律庶成，他是一位把漢文醫學著作譯為契丹文的熟練翻譯家。另一個是蕭德，他是一位禮儀與法律專家。見[645]《遼史》，卷89，第1349頁；卷96，第1400頁。 [118][645]《遼史》，卷19，第233頁。 [119][645]《遼史》，卷20，第243頁。 [120][645]《遼史》，卷19，第230頁；卷112，第1502頁。 [121][645]《遼史》，卷19，第233頁。 [122][645]《遼史》，卷19，第228頁。 [123][645]《遼史》，卷19，第225頁。 [124][645]《遼史》，卷19，第226頁。 [125][645]《遼史》，卷19，第231頁；卷37，第438頁。 [126][645]《遼史》，卷103，第1446—1449頁；譯文見[541]《中國社會史：遼》，第557—559頁。 [127][645]《遼史》，卷104，第1455頁。 [128][645]《遼史》，卷18，第221頁。 [129][645]《遼史》，卷19，第233頁。 [130][645]《遼史》，卷20，第243頁。 [131][645]《遼史》，卷19，第228頁。 [132][645]《遼史》，卷20，第239頁。 [133][645]《遼史》，卷18，第217頁。 [134][645]《遼史》，卷19，第232頁。 [135][645]《遼史》，卷26，第308頁，1095年記事。 [136][595]《契丹國志》，卷7，第66頁。 [137][645]《遼史》，卷18，第220頁；卷115，第1526頁。 [138][645]《遼史》，卷20，第247頁。 [139][645]《遼史》，卷21，第251頁。 [140][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77，第4282頁。 [141][5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77，第4282—4283頁。 [142][645]《遼史》，卷21，第252頁；卷71，第1204頁。 [143][645]《遼史》，卷21，第256頁。 [144][645]《遼史》，卷113，第1510—1511頁。 [145][645]《遼史》，卷90，第1355頁。 [146]據[645]《遼史》，卷90，第1355頁，舉行的是瑟瑟禮；而據同書卷113，第1511頁，則是南郊獻祭。後者似乎更為可信。 [147]關於道宗統治時期政治兩極分化的分析，見[785]陳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37—152頁。 [148][645]《遼史》，卷56，第908頁。 [149][541]《中國社會史：遼》，第492頁（表格）。 [150][645]《遼史》，卷48，第807、811、817—821頁。 [151][645]《遼史》，卷48，第807、811、820頁。 [152][645]《遼史》，卷48，第807頁。 [153][645]《遼史》，卷47，第788頁。 [154][645]《遼史》，卷21，第258頁。 [155][645]《遼史》，卷22，第269頁。 [156][645]《遼史》，卷23，第275頁。 [157][645]《遼史》，卷21，第256頁。 [158][645]《遼史》，卷22，第262頁；卷64，第988—989頁；卷112，第1502頁；卷114，第1514頁（譯文見[541]《中國社會史：遼》，第421頁）；[595]《契丹國志》，卷9，第88頁。 [159][580]王鼎：《焚椒錄》（序言為1089年），2b—3a，斷言重元還被他的妻子所煽動，後者曾經與道宗的年輕皇后有過一次爭吵。 [160][645]《遼史》，卷71，第1204頁。 [161][595]《契丹國志》，卷14，第153頁；[580]王鼎：《焚椒錄》，3b，均誤認為他是被處死的。 [162]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110，第1483—1486頁。 [163]他的傳記，見[645]《遼史》，卷96，第1395—1397頁。 [164][645]《遼史》，卷110，第1484頁；卷96，第1396—1397頁。 [165][645]《遼史》，卷96，第1387頁。 [166][645]《遼史》，卷110、卷111，特別是這些章節的前言（第1483頁）和史家的評論（第1495頁）。 [167]這一實錄由天祚帝下令編撰，於1103年由耶律儼完成。《遼史》的編纂者還用來作為材料來源的《契丹國志》，幾乎完全忽略了道宗統治時期的事件，而且它的記載充滿了錯誤。同樣有敵意的《焚椒錄》由王鼎（死於1106年）於1089年寫成，它保存下來是由於天祚帝解除了對作者的監禁，並把他流放到遙遠的邊界地區，由於天祚帝的個人態度，他一直住在那裡。見[654]《遼史》，卷104，第1453頁。 [168][645]《遼史》，卷22，第264頁。 [169][645]《遼史》，卷23，第276頁。 [170][645]《遼史》，卷24，第290頁；卷104，第1456頁。 [171]見[541]《中國社會史：遼》中所收集的資料，第304—307頁。 [172][645]《遼史》，卷24，第284頁。 [173][645]《遼史》，卷22，第268頁。 [174][645]《遼史》，卷22，第267頁。 [175][645]《遼史》，卷22，第270頁。 [176][645]《遼史》，卷22，第264頁。 [177][645]《遼史》，卷22，第262頁。 [178][645]《遼史》，卷22，第264頁。 [179][645]《遼史》，卷22，第270頁。 [180][645]《遼史》，卷22，第270頁。 [181][645]《遼史》，卷22，第264頁。 [182][645]《遼史》，卷62，第945頁。 [183][645]《遼史》，卷62，第945—946頁；[145]傅海波譯：《遼史中的「刑法志」》。 [184][645]《遼史》，卷89，第1350頁。 [185]有關原始材料的輯錄，見[541]《中國社會史：遼》，第389—395頁。 [186][645]《遼史》，卷105，第1460頁。 [187][645]《遼史》，卷24，第288頁。 [188][645]《遼史》，卷23，第277頁；卷72，第1215頁。 [189]宣懿懿是在1001年給她的諡號，見[645]《遼史》，卷27，第318頁。她當時的稱號為懿德。她的傳記，見《遼史》，卷71，第1205頁。她的墓志銘收於[808]金毓黻：《遼陵石刻集錄》，8b—10a。 [190][645]《遼史》，卷62，第945頁；卷71，第1205頁；卷23，第277頁。這一事件被詳細記載在遼朝僅存的史書王鼎的《焚椒錄》（序言作於1089年）中。它宣稱是以目擊者的回憶為部分根據的。雖然四庫全書的編纂者以補充材料來評價它的價值，見[668]紀昀等人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52，第1154—1155頁，但顯而易見，它是由非常有偏見的觀點寫成的。《契丹國志》有關皇后的傳記，幾乎每一件記載她的事情都是錯誤的，且並沒有提到她被迫自殺。有關這一事件的詳細研究，見[829]姚從吾：《遼道宗宜懿懿皇后十香詞冤獄的文化的分析》；[185]霍姆格倫在《婚姻、親族與繼承》中認為（第80頁）這一事件是道宗後宮中敵對的后妃間的一次鬥爭。但是這一觀點沒有可資引用的證據。在《遼史》，卷71，第1205—1206頁中所提到的惟一的另一個后妃，是在宣懿皇后死後才進入後宮的。 [191][645]《遼史》，卷71，第1205頁。 [192][645]《遼史》，卷23，第277—278頁。 [193][645]《遼史》，卷71，第1205頁。 [194][645]《遼史》，卷110，第1484—1485頁。 [195][645]《遼史》，卷72，第1215—1216頁；卷23，第279—280頁；卷110，第1485—1488頁；卷62，第945—946頁。 [196][645]《遼史》，卷24，第276頁，以1075年作為延禧的出生時間。然而，這很可能是錯誤的。《遼史》，卷30，第351頁，記載他1125年死時54歲，由此可推出他出生在1072年。 [197][645]《遼史》，卷98，第1413頁。 [198][645]《遼史》，卷110，第1485頁。 [199][645]《遼史》，卷24，第286頁；卷110，第1486頁。 [200][645]《遼史》，卷110，第1486頁。 [201][645]《遼史》，卷24，第287頁；卷71，第1205頁。 [202][645]《遼史》，卷71，第1205頁。以後在1086年的某一時間，她們的母親燕國夫人削古，由於以前曾經勾引過梁王而被處死。梁王是從1080年三月到1083年十一月皇太孫延禧的封號。如果是指延禧的話，則這一指控似乎是難以置信的，因為她被處死時，他還只有11歲，而當他擁有梁王封號時，他是在5歲到8歲之間。極有可能的是，這一事件牽涉到的不是延禧，而是他的父親皇太子，他從1063年以後也擁有相同的封號。見《遼史》，卷22，第263頁。因此，這一事件也許是由於皇太子死後在1083年被恢復名譽的結果。由於她的被殺，削古的女兒、前皇后被免為庶人並被送去過隔離式生活。見[645]《遼史》，卷71，第1205頁；卷24，第292頁。（譯者註：此處有誤，據[645]《遼史》卷24《道宗紀》載，大安二年七月丁巳，「惠妃母燕國夫人削古以魘魅梁王事覺，伏誅」。魘魅，在這裡是指用迷信的方法祈禱鬼神或詛咒，並不是勾引的意思。） [203][645]《遼史》，卷72，第1216頁；卷24，第288頁。 [204][576]見蘇轍：《欒城集》，卷42，第940頁。有關遼朝佛教影響規模的一些資料，見[541]《中國社會史：遼》，第291—297頁。 [205][645]《遼史》，卷98，第1416頁。 [206][645]《遼史》，卷24，第292頁。 [207][645]《遼史》，卷24，第297頁；卷25，第300頁；卷27，第317頁。 [208][645]《遼史》，卷71，第1206頁；卷25，第298、302頁。 [209]1090年在給宋朝皇帝的一份報告中，蘇轍評論道，漢人與契丹人之間待遇的懸殊很大部分被限定於暴力犯罪的判決，而並不是人們普遍所相信的那樣對漢人百姓不適用。他還報告了遼朝法律制度下的普遍貪污與賄賂。見[576]蘇轍：《欒城集》，卷42，第940頁。 [210]見[500]克勞斯·蒂茲：《1074—1076年的遼宋邊界衝突》。 [211][645]《遼史》，卷115，第1522頁。 [212]見[698]王國維：《韃靼考》，《觀堂集林》，卷14，5b—12a。 [213][595]《契丹國志》，卷10，第99—100頁的相關部分，在一些方面也沒有考慮到他統治時期的頭十年。接下來有關王朝覆滅的相對詳細的記載，大部分源於史願所寫的《金人亡遼錄》。史願來自遼南京，他投降了宋朝，並在被送還金朝前做了許多年官。他的書（除了零星片斷外，早已失傳）於12世紀中期在宋朝廣泛流傳。見[871]傅樂煥：《遼史叢考》，第168—171頁。 [214]特別是見於[645]《遼史》，卷62，第946—947頁，耶律余睹1121年降金時所做的嚴厲譴責。亦見[646]《金史》，卷133，第2847—2848頁。 [215]據鄭麟趾：《高麗史》，卷14，第204頁。在[595]《契丹國志》，卷10，第108頁中，他的稱號為大渤海國皇帝。 [216][645]《遼史》，卷28，第335頁。 [217][645]《遼史》，卷29，第343—344頁；卷30，第352頁。 [218][498]達格瑪·蒂勒：《締約：宋金間的外交（1117—1123年）》，是用西方語言對宋金之間談判所做的最詳細研究。亦可參閱陶晉生的明晰論述，[491]《兩個天子：宋遼關係研究》，第87—97頁。 [219]見[261]克恰諾夫：《宋夏戰爭》。 [220]見[238]高友工：《方臘起義的原始資料》。 [221][645]《遼史》，卷29，第394頁。 [222][645]《遼史》，卷29，第345頁。 [223][645]《遼史》，卷29，第345—347頁。 [224][645]《遼史》，卷29，第346頁。 [225][645]《遼史》，卷29，第349頁。 [226]有關哈剌契丹的進一步詳情，可參考[541]《中國社會史：遼》，第619—674頁中論述這一問題的精彩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