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講學術文化 · 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
思想一生物也，進行無時或息。世界文明，緣此不絕之軌線，逐漸進步，非可躐等而至也。吾輩讀史，有時見萬事停滯，人類之進步，似永無希望，有時見萬象頓新，人類完滿之幸福，似可一日而幾。以歐史而論，中古時代，綿綿長夜，亘逾千年，黑暗世界，生機幾乎盡殲，此千載中，思想界領袖，咸困於咀嚼文字之蛛網，而絕無發明新理之能力。迨文運復興時代（The Renaissance），曙光乍放，思想維新，其勢力漸推漸廣，歷改革時代（The Reformation），而達十八世紀，醞釀既久，遂成法蘭西之大革命。舊時一切之政治學術思想，幾一掃而空，史家稱之曰光明時代（The Enlightenment）。當時人民，以為一切革新，不日成功，洎乎十九世紀，始由革命觀念而入歷史觀念。至今日則為科學精神之時代（The Age of Scientific Spirit），一切政治學術思想，無不貫之以科學，故二十世紀為科學時代。讀史者往往以中古世為一鴻溝，後此為舊，前此為新，後此為古，前此為今，實則非也。古今之過渡，其由來漸，非驟躋也。中古世非絕無生氣，不過其進行甚迂緩耳。以其迂緩，故人不易見。
人類之歷史為接續的發展，綿綿延延，無時或絕，但有隱而難見，顯而易見二者之別而已。過渡時代，人以全力思所以排除舊習，啟發新猷，擯棄舊器，製造新械。初則舊習固而難破，既則舊基礎動搖，而新者不足以繼之。全國思潮，紛亂錯雜，流連彷徨，民不知何所適從。此種彰明較著之徵象，固顯而易見者也。
今請以歐史中之過渡時代，約略言之；並察其教育思潮之如何，與中國現在之情形比較論之；於吾國教育之進行，不無裨益。吾國近二十年來，經過種種變更，歐化橫來，文明之基礎動搖。其變故之大，兼希臘中古與十八世紀三大時代而共之。且今日之歐戰，復推其波而助其瀾。故國民思想之錯雜，人心之惶惑，雖國中學界巨子，亦覺目眩神昏，不知向何方而進行。是以近年來國民擾攘不已，智者懷寶而善身，狠者持刀以行劫，士子竊言，腐儒盜德，政綱既改，武夫乘機。吾輩處此過渡時代，當操何術導此漂蕩之舟而登彼岸乎？識往事而知來者，吾不得不借鑑於歷史。
先言紀元五世紀前之希臘。當是時也，希臘社會中有數種之新勢力澎湃而生。其最要者，為政治之基本改革。當紀元前六世紀時，舊時之貴族憲法，蛻變而為民權憲法；官職之為市民所選舉者已不少；議會得放逐不法之官吏；市民之政權日增；故必須受一種相當之訓練。然而舊教育則無此訓練，以應新生活之要求。
希臘與波斯之戰，藉雅典之力，得奏凱旋，故雅典為希臘諸國之盟主。商務日盛，新思想因之而輸入，使臣往還，旅行者亦紛至沓來，雅典遂成一新思想釀造之場。於是一種新哲學家起，倡「以個人眼光判斷是非」之學說，雅典人之遊歷各國者亦日眾。故其國民所抱之觀念日廣，各種新思想，均受歡迎。新思想來，則舊思想不免受其打擊，而減殺其固有之勢力，或被屏棄，或受影響而革新。雅典遂大變其往日之眉目，自一孤寂之小城，一躍而為世界之孔道，成新知識交換之場矣。
雅典受政治、社會、經濟諸變遷後，希臘社會之基礎為之動搖，人民之新生活因是而起。此可與中國現時情形作平行之比較。中國自採取共和政體以來，政治之基礎大變。握政權之皇帝既去，代之以人民所選舉之國會，因此驟生一班所謂新政客者。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際，各都會法政學校之設立，如春園之筍，遍地皆是。蓋一般青年，羨政治之榮譽，欲藉此為進身之階也。
中國天產豐富，久為歐人所垂涎。數十年來中國之外交史，不外為西人爭奪利權之舞台而已。外國辟戶而來，欲開我寶藏；我以能力所及，則拒之；不及，則敷衍之；能力既不足，敷衍又不成，則讓權利、土地以畀之，以求旦夕之安。吾國人初則以為西人之強在槍炮，故設兵廠，立海軍，以冀抵禦外侮。甲午之役，海軍盡殲；於是知國弱之原，在於政綱不振。戊戌政變，為改革庶政也。庚子拳禍，肇自頑固之朝臣。中國受此大打擊後，國幾不立。於是愛國志士，奔走號呼。政治革命之潮流，遂奔騰而不可遏矣。
民國成立以來，疊經政變。以武力定是非而是非不明，政爭更不可遏。近年以來，國民漸知社會不良，政治恐難有改良之日。社會事業之思想，漸漸起矣。
因通商外交而輸入新思想，因新思想而激動政變，經濟及社會亦隨之而變，而家庭，而道德，而美術，而人民之生活，均受基本的打擊而動搖，此之所以謂過渡時代歟。
以種種之變遷而論，中國近年之情形，與希臘紀元前五世紀甚相似也。希臘政治經濟社會之變遷，前已言之矣。今請言其文學與道德之變遷。紀元前五世紀之前半，希臘之文學注重悲劇；演之於戲曲，則多涉道德、社會、宗教諸問題。此悲劇之基礎，為義與利之衝突（即道德上之義務與個人之好尚相衝突）；以國家之義務為上，個人之好尚為不足輕重（與中國舊劇之以忠孝為本相似）。逮至此世紀後半，其戲劇以個人之好尚為重，詼諧之劇起矣。
詼諧戲劇以指摘家庭、社會種種怪狀為問題。如因家庭之不睦而作嘲笑之語。或取男女之關係，或取政治之腐敗，或取教育之荒謬，造作喜劇，以社會所有之實情為原料，或褒舊貶新，或反之。惟以有趣味為目的，舊時宗教的意味，乃大失其勢力。
中國之變遷，與希臘多不謀而合。試觀吾國之舊劇本，除小戲為士君子所不談者外，何一非以忠孝節義為本？或以忠孝而褒之，或以不忠不孝而貶之，其用意同也，皆所以為移風化俗之具者也。個人之生命可犧牲，而忠孝節義之大道，不可移易；一般社會心理，信仰之如宗教。凡為殉忠孝節義而死者，哀其所受之痛苦，而敬其氣節，崇拜其神靈。近來之新劇則不然，不以忠孝節義為本，而以指摘家庭、政府、學校、社會種種怪狀為問題，與紀元前五世紀之希臘同也。
希臘紀元前五世紀時，非惟於戲劇為然，即道德與宗教，亦受同樣之變遷。希臘道德之原，半出於神話，相傳既久，以神權為道德之基礎。此種多神宗教，對於國家、家庭，多所維持。個人以效忠於國家、家庭為神聖之義務，崇勤儉，斥奢侈，褒公德而貶個人權利之爭。逮乎五世紀（紀元前）神話之勢力頓薄，神權道德之信仰大減。舊時道德之基礎，墮落無餘；然而新道德（以思考為基礎之道德）之勢力，未能普及於國民，以為舊道德之替代。故絕端懷疑派與無思考力之守舊派，大起衝突。全國擾攘，莫知其極。由懷疑而重自由，自由過度，則肆於淫逸放恣。講新道德者，將舊時道德之基礎，盡行毀棄。於是昔時之禮讓威儀、急公好義之品格，一變而為漂薄浮躁、急私忘公之性情。社會勢力，大都以舊時道德觀念為無可取，甚至以不道德之行為為足多者。蓋其多合乎時尚之所謂思考也。
論以上所述之情形，則詭辯學說（Sophism）之出現，亦理之所必然。詭辯學說之主張曰：「具有斷定是非之能力者惟人而已。」換言之，即「人為事事物物之權衡也」（Man wa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時人視詭辯學家，為傳布不道德之教訓者。然以其學派而論，實無所謂不道德。蓋彼派實無甚全體一致之主張。其所同抱之宗旨，不過曰，心無一定不變之觀念，行為無一定不變之標準，「惟人也者，為事事物物之權衡耳」。蓋此對個人而言也。希臘個性主義，萌芽已久，個人於道德上及教育上，漸占重要地位，至此而大放光明，為純粹之個人主義矣。
中國自與西洋文明接觸以來，舊道德之勢力漸減（我國之舊道德，以家屬為基礎）。工商業日興，交通日便，而家庭之勢力日薄，個人主義遂漸漸露其面目。勢將愈趨愈甚，非數輩舊道德家所得而抑制之，亦非數冊舊道德書所得而防止之。新思想來，舊日之道德信仰，必為所打擊而失其勢力，亦理所必然。希臘如是，吾國亦如是。舊基礎動搖，挽救之道無他，築一新基礎以代之而已。此希臘哲學家所藉以解決當時之問題者也。
當時希臘大哲學家，如蘇格拉底者，即築此新基礎之一人也。希臘之教育亦然。當時一般教育思想，以個性為人生價值之基礎。凡往日之教育宗旨，以政治、社會、家庭等所要求為人生之價值者，則盡為所擯棄。故當時所需要者，為一以個人為本位之人生觀，並一己對於他人之道德關係（此為西洋人生哲學之基礎，讀者不可不注意之）。而應其需要，倡此學說之人，即蘇格拉底也。
蘇格拉底以詭辯派「人為事事物物之權衡」之學說為起點，更進一層而言曰：人既為事事物物之權衡，則人之第一責任為識其自己。於是以「識己」為一生之功夫，專心致志，持躬反省。蘇氏遂開希臘思想界之生面。其言曰：在個人自覺之中，與夫人之德性之內，道德之標準存焉。此標準即人生之目的，教育之宗旨也。以社會遺傳之習慣為道德之標準，希臘之舊道德也，在此過渡時代，已失其勢力。以自覺之中，德性之內，而立道德之標準，希臘之新道德也，蘇格拉底倡之，以解決希臘之道德問題。
吾國之舊道德，為遺傳之習慣道德。今其勢力日益衰微，人人知之。建築新基，於蘇格拉底之言，其亦足有採取者乎？吾國今日個人主義之趨勢，吾輩固不得不承認之。而其問題，不在消滅個人，而在斟酌個人與個人之關係也。換言之，此問題為個人之發展及個人與社會之調和也（按吾國陸王派之道德，為個人主義之道德。陸象山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至大至剛，我問你還要做一個人麼？」此至大至剛者即為心，故心為判斷是非之主。陽明曰：「證諸吾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愚夫愚婦者吾是之；證諸吾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周公孔子者，吾不敢以為是，況其言之非出於周公孔子者乎！」陽明名此光明正大之心曰良知，為判斷是非之主宰）。
歐洲自中古過渡至近世，為歐史中過渡時代之最廣大者。以時而論，則自文運復興時代至十七世紀之末，為時三百年。以地而論，則南自義大利，北至瑞典挪威與英倫，為西歐之全部。以人類之思想而論，則哲學、科學、文學、美術、宗教、神學、法學、政治，無一不受根本上之改革。歐西思潮，受完全之變遷，而脫離遺傳習俗之羈絆。一言以蔽之，此數百年內，中古主義死，近世精神生。此近世精神惟何？曰：以思考為基礎，為不拘泥的研究；以世界為樂土，用全力開闢天產，供人生之需要；求人心與物質中所蘊藏之天然律，以為制天之具。教育興而中古之黑暗去；與亞洲通商而新知識、新商品來；美術興而人民得燦爛華麗之娛樂；各種科學製造之發明起，新學之進步更速，中古主義之潛力亦因之而大減；尋獲新地，放大人民之眼光。以此種種之新猷，近世與中古世遂判若鴻溝矣。
雖然，時代之過渡，必不能於俄頃之間，與舊習慣驟相隔絕。無論思想如何新奇，宗旨如何激烈，新精神如何活潑，終不能與往時之思想，完全斷絕關係。自培根（Roger Bacon）至葛必樓（Kepler）、加利利亞（Galilio），更進而至牛頓（Newton），斯諸子者，雖自稱排去舊習，代以新理，而其學說中仍含古時之鑿空思想，新舊混雜。近人讀其書，未有不怪彼新學者，何多為舊思想所環繞而不能脫也。
中國近二十年來之變動，多類似西歐。論其時，不過二十年；論其地，則南自滇粵，北至滿蒙，無不受其影響；論其思想，則哲學、科學、文學、美術、宗教、法學、政治，無不受根本上之動搖；全國思潮，受完全之變遷，勢將脫離遺傳習俗之羈絆。余敢曰：此二十年內，舊主義奄奄待斃，近世精神已蒸蒸日上，非數輩頑固學者所得而摧折矣。此精神惟何？曰：歐西所有之思想，或已潮湃而不可息，或已成雛形而晨夕滋長矣。
十八世紀，歐西稱為「光明時代」者也。其最彰明較著者，為「法國之大光明」（即法國大革命時French Illumination）。其消極思想之趨勢，固得而言之。其在政治也，曰推翻專制；其在文學也，昌言掃除人民之苦痛；其在宗教也，曰誅殺惡僧。苟無假善名行絕惡之徒雜其中，則法國革命黨徒之行為，得代表法蘭西之完美精神。此精神惟何？曰：民赫斯怒，振臂一呼，推翻腐敗之貴族，頑固之政府，齷齪之教堂，而造成光華燦爛之法蘭西。
吾國於改革以前之十年中，「法國大光明」時代之思想，充塞青年之腦海。盧梭（Rousseau）之民約論傳入中國，「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名詞，成為口頭禪。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喜言之，以為如盡將舊時種種機關掃除，則中國便成極樂土。此所以武漢起義，全國響應，不數月而產出中華民國也。
教育思想，必與其所處時代之思想相共進行。當法國革命時代，「順天然」主義為時代之思想。以之言政治，則持民約論。以之言學術，則重科學。以之言人生觀，則重「自由」，重「天賦人權」。以之言教育，則重自然教育。盧梭曰：「天生成的都好，人造的都不好。」故其教育主義，主張兒童自然之發達。中國當昌言「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時，學校之主持人，大都與此等精神居反對地位，故釀成罷學之風潮。後之政治革命，實於此已兆實行之端矣。
過渡時代，以消極思想為標幟。一般思想之趨勢，大都屬於破壞的。人民厭舊喜新，對於舊時道德，多抱懷疑。希臘之詭辯學者（Sophists），十八世紀之思想家，可為消極學派之代表。吾國近年來之新思想家，亦多在此列也。
中國自有史以來，變遷之速，未有甚於今日者。以短促之時間，千奇萬變之經驗，相與並來。社會基礎，因之動搖。時代不仁，橫肆要求。大勢所趨勢，無可為力。嗟夫！我國人，其將何術以使中國與世界之時勢相調和乎？
歐化橫來，思想錯雜，學術衰微，民智昏蒙，尊孔復辟，歐化共和，吾民其知之否乎？此就政治言也。若就社會言，家族主義漸破，個人主義日益萌芽，習慣之道德漸衰，個人之道德尚無標準，怒潮洶湧，蕩舟其中，回望故鄉，已出視線，前望彼岸，杳無所見。中國之前途，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雖然，中國之前途固無人能言之，吾輩鑿空懸想，推測將來，其誰能禁之？然後事之結果，或與今日所懸揣者大相徑庭。「礎潤而雨，月暈而風」，簡單粗劣之比喻，不足為推測國家文明前途之具。 現今科學世界，不容預言家置喙。預言家飽食終日，空談將來。科學家則不然，終日勤勞，無時或息，廣求精確之事實，以為研究之基礎，以歸納之方法，使事實與真理相證明，為之雖不易，舍之實無他道。
中國舊時各社會機關，如家庭國家職業等，衰落破壞，為世之所必然者；若欲恢復舊日狀況，勢必不能。舊日已逝，不能復返，欲登正道，惟有積極前進而已。社會種種徵象，由來已久，非一日所可掃除；吾輩惟積極進行，以能力所及者為之。證諸史乘，過渡時代之告終，必賴有積極思想。希臘過渡之代表，為詭辯學派，消極者也。蘇格拉底，代表積極思想者也。蘇氏學派出，希臘自過渡時代而達積極時代矣。歐西十八世紀，過渡時代也。如盧梭，如伏爾泰（Voltaire 法國哲學家），代表消極思想者也。十九世紀之諸大學者，如康德（Kant德國大哲學家），如孔推（Comte法國哲學家），如達爾文（Darwin英國哲學家），斯賓塞（Spencer英國哲學家），代表積極思想者也。由是言之，中國如有積極思想之大學者，而後始得自過渡時代而達積極時代。舊者已去，而欲挽之，愚也。不從積極建設著想，而徒事消極破壞，不過為過渡時代之產出物，為過渡時代之代表而已。
吾人之泥古，幾若第二天性。故與其彌補破爛之舊物，孰若消極而攻擊之？然而消極攻擊，不若積極建設之為愈。積極建設之道將奈何？厥有五種：
（一）定標準 標準不定，前後參差，民無所適從。有積極之標準，然後能將新思想傳布國中；否則千言萬語，人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昔孟子曰仁義，朱子曰窮理，陸子曰明心見性，陽明子曰良知，皆為便於傳道而立之標準，提綱挈領，便學者之易於適從也。
（二）定中心問題 一時之內，雖萬事紛紜，實則必有一中心點在。此中心問題為萬流歸源之所。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是孔子以德為政之中心問題也。中心問題一定，則民得合群心而趨向之，猶眾星之拱北辰也。
（三）新陳交換 凡破壞一舊思想，必求一新思想以代之。如我國舊有之家族道德既被摧折，必立個人道德以代之。
（四）適社會生活之需要 凡思想或道德之所以為社會所信仰者，必適應社會之需要。舊思想、舊道德之所以失其勢力者，以不合時勢也。若新思想、新道德於社會之需要無關，必不能生存也。
（五）方法 除舊啟新之最要者為方法。良法美意，往往因方法不善而難於推行。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善哉言乎！」
中國與世界交通後，必不能不應世界之潮流而圖進化。故欲言內部思想之改革，當先察世界之大勢。而歐美近世文化中犖犖大者，厥有二端：
（一）科學之精神 近世西洋學術，莫不具科學之精神。科學之精神雲者，好求事實，使之證明真理是也。凡鑿空臆度之學說而自以為真理者，與科學精神相反對者也。
（二）社會之自覺 西洋之文明，根乎希臘之個性主義。個性主義雲者，發展個人固有之能力，不使為外界所壓迫，養成一活潑、強健、靈敏之個人是也。西洋修身之基礎在乎此。結合多數之個人而成社會，故社會之興衰，個人之幸福系之。人人對於社會有自覺心，即社會之分子，自覺對於社會負責任是也。此即所謂社會之自覺心也。
如何得以養成上述兩種之精神乎？厥有五端：
（一）科學發達，使人力得制天力。（二）進化（即天演）學說，使人知發展生長有天然律存。（三）歷史精神，使人知文明之進化為接續的，徒事去舊不足以啟新也。（四）審問事理，使人盡其心力而求真理，不為無思考的信仰所羈絆。（五）民權主義之發達，使人知萬事之本位為自然人，不以職位財力而定人之價值。
中國如欲出此過渡時代，當於上列諸點加之意焉。中國之教育，當與近世之精神相謀而並進。泥古之教育，為過渡時代以前之教育，不可行矣。消極破壞之教育，而無積極之進行者，為過渡時代之教育，可暫而不可久。若為今日之教育圖長久計，當取中國之國粹，調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標準，立問題，通新陳交換之理，察社會要需，采適當之方法以推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