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自述 · 附錄二　覃異之：我所認識的蔣經國

本文關於蔣經國在贛南部分，主要是根據李以劻先生所提供的親身見聞及曹雲霞女士的贛南回憶錄；關於蔣經國和表揚軍部分，以筆者親身見聞為主；關於抗戰勝利後蔣經國在上海、南京的情況，以筆者當時直接所了解到的為主；關於蔣經國的早所和在蘇聯的情況，是根據所搜集到的資料寫成的。本文中錯誤和遺漏之處，希望知者予以指正和補充。 一　蔣經國的早所經歷 蔣經國於一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出生於浙江奉化溪口鎮。六歲時入溪口鎮武嶺學校從塾師顧清廉、王歐聲受啟蒙教育，讀了六所的四書五經。據顧清廉的評價，他「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通讀」（見毛思誠《民國十五所前的蔣介石先生》）。一九二一年夏，蔣介石把經國接到上海，托塾師王歐聲、姑丈竺芝珊監護，王還在課外為經國補習國文。一九二二所，先入萬竹小學高年級，後轉入浦東中學。一九二五所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了「五卅」 慘案，反帝怒潮高漲，蔣經國曾因積極投入這個運動而被學校當局以「行為越軌」的罪名開除學籍。當時進步學生都以赴蘇聯留學為榮，蔣經國徵得他父親的同意，赴北平入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見《吳稚暉年譜》）。蔣經國到北平才數月，又因參加反對北洋政府的示威遊行，被北平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後便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到廣州黃埔探親（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前的蔣介石先生》）。當時黃埔軍校正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蔣經國參加這批留蘇學生的行列，於一九二五年十月由廣州乘蘇聯輪船經海參崴轉西伯利亞鐵路前往莫斯科。 蔣經國進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不久，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七年秋，進入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畢業後，於一九三○年夏要求回國，被拒絕；申請分發紅軍中工作，又遭到否決。後來蘇聯把蔣經國的安排交給第三國際中共的代表處理。中共代表派他到列寧大學（即原來的孫逸仙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輔導員，曾奉命率領學生到外高加索、烏克蘭等地參觀旅行。回到莫斯科後，因重病入院治療。據《蔣經國在蘇聯》記載，蔣經國因受家庭出身及當時左傾路線的影響，一九三一年二月被派到「狄拿馬」電汽工廠做學徒，後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農村勞動，因表現較好，曾被選為村蘇維埃副主席。一九三三年一月調到埃爾他金礦場主編《工人日報》。同年十月調到斯夫洛斯克「烏拉重型機械廠」任副廠長。一九三四年與鐵路工人的女兒（孤兒）烏拉廠的女工費納結婚。一九三六年一月，共產國際中共負責人召蔣經國到莫斯科，要他發表譴責蔣介石的公開信。該信發表於《真理報》，《紐約時報》曾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原文收入波多野墘一著《中國共產黨史》）。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成、一致抗日」的主張，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蔣介石一再向蘇聯提出，要蔣經國回國，終於得到蘇方的同意。 一九三七年三月，蔣經國攜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 蔣經國回國後，即到杭州謁見蔣介石，蔣介石給他的俄國媳婦取名「蔣方良」，給孫女取名孝章，孫兒取名孝文。這時張學良以「讀書」名義被軟禁在奉化溪口鎮的雪竇寺，蔣介石讓蔣經國與張學良一道在雪竇寺讀書，由政學系少壯分子徐道鄰為他們的老師。蔣經國談到這段讀書生活時曾說：「張學良專攻《明史》。我讀朱子《綱目》、《陽明全書》、《曾文正公家書》。」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和張學良便結束了這一段讀書生活，同機飛到重慶。 二　蔣經國在贛南 蔣經國到重慶不久，政學系頭目、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迎合蔣介石的心意，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任蔣經國為江西省保支處少將副處長，兼江西省政治講習學院總隊長。這個學院專為訓練流亡青年而設，以後改編為江西省青年服務團。同年五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練處處長。新兵督練處設在臨川（撫州）溫泉，集中訓練江西省新征來的壯丁，編成幾個新兵團，歸他督練，實際上是為野戰部隊訓練補充團。這是蔣經國回國後初露頭角，第一次獨當一面的職務，自然希望一顯身手，有所作為。他首先提出，要連隊做到經濟公開，賞罰公開，不准打罵士兵，不准剋扣土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積極採取措施，開展「康樂活動「，以活躍官兵精神，造成朝氣蓬勃的氣象。對於軍官教育，則反覆宣傳王陽明學說。 他還遵照他父親的一貫作法，把《增補曾胡治兵語錄》、戚繼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列為軍官必讀的書。他接近幹部，有時也深入連隊與官兵一道活動。他把這一段督練新兵的過程，編了一本《溫泉練兵實紀》，藉以宣傳他練兵的成績，同時也是向他父親第一次交的考試答卷。為了替蔣經國製造輿論，蔣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隊派人到新兵督練處參觀。 新兵督練處於一九三九年遷到贛州。贛州地方的惡霸勢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來不能貫徹執行；這個地區的專員、縣長，如不與地方惡霸集團勾結，就站不住腳。當時贛州的行政督察專員是康澤系統的復興社分子劉己達，他自恃有康澤作後台，對地方惡霸不放在眼裡，結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惡霸爪牙的圍毆，並被軟禁，後由蔣經國親自出面警告惡霸劉甲第，才獲釋放。劉己達為此引咎辭職。熊式輝便藉此機會，派蔣經國接任贛州行政督察專員兼贛縣縣長（縣長由楊明代理），冀圖利用這位「太子」的權威來整頓贛南的混亂局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蔣經國就任贛州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當時他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壓制地方勢力，樹立自己的威信。這時蔣經國年方三十，由蘇聯回來才兩年，革命教育的影響還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舊官僚的習氣。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號，打擊地方惡霸、流氓、地痞的氣焰，恢復地方秩序；強調嚴懲貪污，整飭吏治，提倡「公僕」精神，常常微服出訪，搞一些「親民」的小動作；厲行禁菸、禁賭、禁娼、改良社會風氣。他還提出「建設新贛南」的口號，要在贛南樹立一個「三民主義模範區」，「開創贛南新時代」，「建設『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的新天地」。由於他敢於採取嚴厲手段對付一切與他作對的人，贛州的惡霸流氓一時有所收斂，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從而他在贛南博得了「蔣青天」的稱號。但是，他雖然擺出一副激進的姿態，宣稱「要打倒封建勢力」，事實上他對封建惡霸勢力根本沒有觸動，也不可能觸動。以劉甲第而言，他仍然是贛南的大地主，在贛州城內擁有不少地產，還兼營七八家商店，照樣妻妾婢僕成群，只是不像以往那樣耀武揚威，招搖過市罷了。許多所謂公益事業，蔣經國還得請當地劉甲第等有名士紳掛上委員的頭銜，群眾大會的主席台上也有他們的座位。逢年過節，蔣經國還親到那些大紳士家走訪，以表現「敬老尊賢」的傳統作風。 一九四○年夏，蔣經國在「新贛南三年建設計劃」的講演中，曾提出了發展鋼鐵、機器、電力等重工業，促進農業機械化，興修水利工程，把各城鎮建成現代化的城鎮，等等一系列的計劃，但是對於農民迫切要求解決的土地問題、苛捐雜稅問題，卻隻字不提。由此可見，所謂「建設新贛南」是多麼不切實際的幻想。結果，除了一些裝飾門面的建築物外，給人留下的只是一些形形色色的標語、口號、宣傳畫而已。 蔣經國上任初期，對抗日戰爭的態度表現很積極，公開讚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贛州一度呈現開明進步的氣象。如一九三九年江西的吉安等地的生活書店都被查封，而贛州的生活書店卻照常營業。江西各地禁止《新華日報》發行，而贛州直到一九四○年初還是公開出售。因此，當時在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曾一度有「蔣經國在贛州搞共產了」的傳說。 很顯然，這與蔣介石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是背道而馳的。很可能正在他父親「庭訓」指示下，蔣經國終於在一九四○年三日開始反共了。特務根據《新華日報》的訂戶和生活書店的顧客姓名，開出黑名單，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實行秘密大逮捕。蔣經國對中共地下黨員的處理，也完全是秘密進行，其手段是很毒辣的，這是蔣經國反共的第一次表態。為了積極反共，他還大力加強地方保甲制度。自蔣經國本人以下、所有專區和縣級的主要幹部，都兼任保甲指導員。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動，訂了種種規約，以加強控制。從下面一首民歌可以看出贛南人民的反感：「蔣大專員開了口，贛南百姓齊遵守：黎明集合上早操，立正稍息開步走。每天大事第一樁，總裁像前三叩首。保長傳令開會多，天天高唱搞五有。結婚必定集團辦，太陽節日（蔣經國把他父親捧為太陽，把老蔣生日定為太陽節）大喝酒。下地趕墟背家訓，叫人急得直發抖。我的天啦蔣專員，哪年哪月你撒手？」 一九四○年六月以前，蔣經國還不是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這年六月，他帶職到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三期受訓一個月，才取得黨團員的資格。從此他在三青團的地位便迅速上升，七月便被指定為三青團臨時中央幹事，八月又被指定為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但是三青團頭目康澤卻不識時務，利用三青團組織處長的職權，未徵求蔣經國的同意，竟把江西支團部的主要幹部都派定了，幾乎都是康澤的學生和復興社分子，使蔣經國成了空頭主任。 久在蘇聯受過共產黨的組織鬥爭鍛煉的蔣經國，現在又有父親做後台，當然不接受康澤的控制。他決定從培養自己的幹部著手，發展自己的力量，便在贛州赤珠嶺創辦「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幹部訓練班」，自己當班主任。他把從蘇聯學來的一套群眾運動的形式，與青紅幫江湖義氣的精神糅合起來，在生活和訓練中強調「效忠團長（指蔣介石）」，「做團長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團結」，「同心同德，患難與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 「小弟」相稱，造成一種「兄弟熱」的氣氛。這就是他大事宣傳的「赤珠嶺精神」，實際上完全是變相的青紅幫集團。這個幹部訓練班共辦了五期，每期一個半月，共訓練幹部五百多人。蔣經國用這批幹部為骨幹，逐步把康澤在江西的三青團幹部擠走。這些幹部後來成了蔣經國「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開辦「新贛南經濟建設幹部訓練班」，自兼主任，由專員公署科長范魁書負實際責任，先後訓練了數百人。一九四三年七月，他在贛州虎崗辦了一個青年夏令營，調訓中專學生近千人，由他親自主持，又倡導一個所謂「虎崗精神」。此外他還兼任「中正中學」的校長。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蔣經國被調到重慶擔任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校長是蔣介石），兼三青團組訓處長，名義上仍兼贛州專員（由楊明代理）。 這是蔣介石準備讓蔣經國接管三青團大權的一個重要步驟。 蔣經國這個專員與－般專員不同：他有蔣介石侍從室派出的警衛小組隨身保護；財政部鹽務署為了照顧蔣經國的財政收入，特為他設置「浙、皖、閩、贛四省鹽務督運處」，由他兼任處長，使他除了徵收贛南的鎢礦附加稅外，又從鹽稅方面得到補助。此外，第四專區的徵兵征糧也與其他專區不同，蔣經國可以用征來的壯丁充實專區的「白衛大隊」及各縣的「自衛隊」；可以用征來的糧開辦「交易公司」。贛南實際上成了他的獨立王國。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日寇人侵贛南，代理專員楊明急電蔣經國請示對策。蔣復電指示說：「應緊急動員群眾，誓死保衛新贛南。」他隨即回到贛州，召開了一連串緊急會議，並召開群眾大會，聲稱：「決心和贛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衛新贛南。」但是實際上只是徒然喊一陣口號，除了做了一些疏散民眾的工作之外，並無準備作戰的實際行動。正在戇州危急時刻，蔣介石拍來急電，以「政工班開辦伊始，政治部組織未臻完備，諸待積極進行，以免誤青年遠征軍政治工作」為由，要蔣經國立即飛回重慶，同時派專機到遂川飛機場等候。蔣經國離開戇州之次日，贛州即告淪陷。 三　蔣經國和青年軍 青年軍是蔣家王朝在抗戰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強的軍隊。早在一九四三年，在大規模號召知識青年從軍之前，為了補充駐印軍的特種兵（如汽車團、炮兵團等技術性要求較高的兵種），曾由個別新兵補訓處招收一些知識青年，成立了幾個團，陸續空運到印度去。 一九四四年日寇由湖南長驅直入，經廣西到達貴州邊境，重慶震動。為應付當時的局勢，蔣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知識青年從軍，並成立「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親自擔任主任委員，黨、團、軍、政各方面負責人及各大學校長、社會名流等擔任委員，蔣經國也是委員一。為了鼓勵知識青年從軍，還提出各種優待條件，如：復員後可以免考免費升學；願意就業的可以優先就業；大學生可以公費留學，等等。這樣，在很短時間內，先後成立了青年軍九個師。蔣介石成立青年軍的用意，不僅是為了擴充抗戰力量，其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在政治上與中共爭奪青年，因當時許多愛國青年都認為到延安去是「抗日救亡」之道，其次是要把青年軍辦成一個訓練幹部的大學校，重建「黃埔精神」，創立新軍，為大規模擴軍、反共打內戰作準備。因此，蔣介石對青年軍的人事安排很重視，師長由他親自挑選（實際上多半是陳誠、胡宗南推薦），團長由嫡系部隊挑選少將級幹部擔任。團以下幹部則由各部隊擇優保送到青年軍訓練總監部所屬的幹部訓練團受短期訓練後，選派到各師任用。青年軍成立初期的各師師長是：二○一師戴之奇，二○二師羅澤闓，二○三師鍾彬，二○四師覃異之，二○五師劉安棋，二○六師楊彬，二○七師羅又倫，二○八師黃珍吾，二○九師溫鳴劍。 青年軍訓練總監羅卓英是陳誠的重要助手，副監兼東南分監黃維是陳誠的親信幹部。各師的主要官佐不少是陳系的人，以二○四師為例：副師長吳嘯亞是陳的小同鄉；參謀長唐肇謨、參謀處長盧慶善、六一○團團長鬍一、六一一團團長黃綬紳、六一二團團長藍嘯聲，山炮營、野炮營、工兵營的營長等，都是十八軍（陳的基本部隊）系統的人。政工人員則以蔣經國領導的三青團中央幹校學員為骨幹，把大專學校從軍的青年集中起來，成立「青年軍政工幹部訓練班」，蔣經國任班主任，訓練為期一個月。第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開學，一九四六年一月結業，約一千人。訓練班設在三青團中央幹校內，工作幹部完全由幹校人員兼任。干訓班的教育，基本上搬用贛南「江西青干班」那一套。蔣經國常常與青年一道活動，特別令人注目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著膀子帶青年們跑步。他這種作風，當時曾博得青年人的好感。政工班名義上雖屬總監部領導，實際上除經費補給由總監部轉發外，一切都是自搞一套。青年軍成立政治部時，由蔣經國任中將主任。各師政治部主任，除余紀忠、范魁書（蔣經國的親信）有實權外，大多數都是掛名的，實際工作由他的親信副主任負責，如二○四師政治部主任劉炳黎（復興社分子）是教授，除到各團作政治講演外，一切具體工作都由副主任洪長銘掌握。各團督導員及師政治部組訓科長、總幹事等主要幹部，均由三青團中央幹校研究部學員擔任。一般連級政工幹部，則由政工班結業學員擔任。從青年軍的人事實排，已經初步看出「蔣介石——陳誠——蔣經國」的布局。有人說青年軍是蔣經國登上政治舞台、準備接班的一股政治力量，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蔣經國在青年軍的政治工作，主要抓以下幾點：一、通過康樂活動（文體活動）使政工幹部與士兵打成一片（團有俱樂部、連有康樂室），二、通過小組活動，了解士兵的思想情況；三、逐步在士兵中培養爪牙。具體作法是：從每班士兵中各選出一二名，組成全團「小組長訓練班」，由團督導員親自負責，在師政治部協助下，經過一個月的訓練後，回到各連任學習小組長；師政治部從每排士兵中各選出一名或二名，組成師「康樂幹部訓練班」，經過一個月的訓練，回連協助連訓導員搞康樂活動。以上這些經過短期訓練的士兵，後來大多數成了蔣經國在青年軍士兵中的骨幹分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後，蔣介石最初決定把二○八師、二○九師合編為三十一軍，由黃維任軍長，開到杭州集中；二○四師、二○五師合編為第六軍，由劉安棋任軍長，開到粵漢路護路；二○二師、二○三師合編為第九軍，開到滬寧路護路。不久又把第三十一軍整編為二○八師，由吳嘯亞任師長；第六軍整編為二○五師，由覃異之任師長；鍾彬軍整編為二○二師，由羅澤闓任師長。 蔣介石最初並未考慮到第一批青年軍很快就復員，因而未作復員的準備。約在一九四六年初，各師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復員升學、就業。蔣經國懷疑有共產黨分子從中鼓動，乃密令政工幹部在各連隊組織「防奸小組」；同時為了安定軍心，宣布復員前必須進行三個月的預備軍官教育，期滿後發給預備軍官證書。在這三個月期間，一方面加強反共宣傳，派一些反共教師到各師巡迴講演，如反共專家葉青曾到二○四師作過兩星期的宣傳；一方面集體參加三青團。青年軍的師長劉安祺、覃異之，師政治部主任余紀忠、范魁書等成了三青團的中央幹事，有些師長和政治部主任成了中央監事。有人認為，這是蔣經國用青年軍來吞併三青團，曾提出過反對意見。至此，蔣經國實際上已控制了三青團。 一九四六年秋在廬山召開三青團代表大會時，聽說蔣介石曾企圖以三青團為骨幹去改組國民黨，因元老派及ＣＣ系反對，結果用「黨團合併」來解這個矛盾。三青團的中央幹事成了黨的中央委員，團的中央監事成了黨的中央監察委員，蔣經國的親信鄭彥棻成了中央委員會的副秘書長。從此，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青年軍的復員管理工作，實際上是控制復員青年軍的工作。「復員管理處」名義上由陳誠任處長，實際上由副處長蔣經國負責。管理處後來改為國防部預備幹部局，由蔣經國任局長。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軍復員，並規定這一天是「復員節」。蔣經國控制復員青年軍的作法是：一、復員前夕，以地區為單位成立「通訊小組」（如武漢通訊小組、鄭州通訊小組等等），並創辦《曙光報》作為通訊聯絡的刊物。各小組負責人是復員青年中擁蔣的骨幹分子，直接與預干局聯繫，在各地上學和就業的復員青年軍，既受當地三青團組織的領導，又參加當地的通訊小組；二、一九四七年改為「青年軍聯誼會」；三、每年夏季在各地組織夏令營活動，把各地的復員青年軍集中起來，受一次短期訓練。 第一批青年軍大部分復員，其中一部分志願留營的，由各師根據留營的人數，編成教導團或教導營（二○五師編成教導團），準備擔任第二批青年軍的班長或副排長，一律以預備軍官待遇，以後根據工作成績，分批送中央軍校受訓。復員的青年軍分為「升學」、「就業」兩部分。就業的送入新成立的就業訓練班，在訓練中陸續分配到各機關團體工作。升學部分中，上大專院校的，送入各地成立的補習班或直接進入各院校，上中學的，除介紹到各地中學外，可進入三青團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學」。各校的復員青年軍不少人成了破壞學生運動的打手。重慶的青年中學在解放戰爭中擴充成反共的武裝部隊。許多復員的青年軍後來成了蔣經國「青年勘亂建國大隊」的骨幹分子，也是他建立自己特務系統的基本力量。 一九四七年七月，蔣介石在廬山親自主持召開青年軍幹部會議，決定徵集第二批知識青年。新整編的二○五師（我任師長）於一九四七年初分別由萬縣、貴陽開往粵漢鐵路沿線，一面護路，一面招募第二批知識青年。各地方的三青團組織雖大力動員，但志願從軍的知識青年仍不踴躍，到八月才勉強招足。這時蔣介石電召我到南京，要我準備開往台灣接受美械裝備。我便和孫立人（已內定為台灣訓練司令）以及美國駐華武官蘇洛一同飛往台灣察看訓練場地。行前，我曾去見蔣經國，他正忙於到上海負責管制經濟的工作。從他簡短的談話中，知道這次青年軍接受美械裝備是費了一番交涉的（因美國最初不同意裝備青年軍），用孫立人作台灣訓練司令，是為了便於與美國打交道。看來蔣介石對孫立人，既討厭他依靠美國人以自重（他到英國去接受勳章後，未經蔣介石的許可逕自訪美，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又不得不利用孫以爭取更多的美械裝備。 二○五師於八月底開始由粵漢鐵路陸續向廣州黃埔港集結，運往台灣。因船隻少，運輸速度很慢，師部及直屬部隊十月初才到達台南高雄鳳山營房，後續部隊仍在運輸中。正在這時，蔣介石電召我到南京，告訴我說，東北行轅主任陳誠要調我到東北去擔任第八兵團副司令兼五十二軍軍長，要我準備到東北去。當時東北戰局對蔣軍不利，熊式輝、杜聿明已相繼離開，我當然不願去做替死鬼，便找蔣經國想辦法。他這時正在負責上海的經濟管制工作，剛從上海回來，一兩天又要回上海去，看來很忙碌。他答應向蔣介石轉達我希望免調東北的想法。第二天他給我電話說：「已電陳主任商量，可能免調。」過了兩天，蔣介石召見我，仍要我去東北。我又去找蔣經國，他已到上海去了。第二天晚上，蔣介石又召見我，限我在十月十六日以前到瀋陽行轅報到，我這才不得不去東北。蔣經國此時名義上雖已不負責青年軍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已改為新聞處），但是青年軍的重要問題，他還是過問的。他的政工幹部也常向他匯報青年軍的情況，對青年軍的重要人事還得徵求他的意見。如二○五師師長的繼任人選，孫立人曾保薦唐守治，蔣經國卻堅決主張提升副師長劉樹勛。又如二○五師鎮壓地下共產黨員伍瑞雲等案，也是請示蔣經國處理的。 四　東北外交特派員和上海「打虎」 日寇投降後，為了接收東北失地，對蘇聯的外交成了當時的重要問題，蔣經國曾作為他父親的私人代責，協助宋子文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並曾受到史達林的接見。他回國後，擔任外交部東北特派員，和熊式輝、張嘉璈同赴長春。為了工作方便，他把原任衡陽市長的趙君邁（與他有密切關係）調任長春市長，這也是一般外交特派員所辦不到的。蔣經國雖然精通俄語，也有蘇聯的朋友和同學，但在蔣介石反共反蘇的頑固政策指導下，任何外交能手也不可能爭取蘇聯的支持，何況初上外交戰場的蔣經國？他在東北期間，非但無所建樹，還受種種奚落，所謂交涉，只不過是一場空話。後來蔣經國談到這次外交時，他難過得流淚，說：「軍事行動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醜。」他也責怪當時在東北負總責的熊式輝沒有很好的支持他的工作，責怪熊式輝倚老賣老，有問題不直接和他商量，卻向蔣介石報告，「以我父親來壓我」。 蔣經國回南京後，鬱鬱不樂。蔣介石曾打算派他任國立政治大學的教育長，因ＣＣ系從中作梗，學生遊行示威反對而沒有能實現。蔣經國為此精神上受很大打擊，心情更加苦悶。 據接近他的人說，他變得喜怒無常，動輒揮拳拍桌，斥責部下，有時借酒澆愁，往往喝得酩酊大醉。不久，他又被任為全國軍隊政治工作的總督導，老蔣妄想通過政治工作來挽回日益低落的士氣。接著反共戰爭的形勢如江河日下，蔣經國又召集骨幹分子及部分復員青年軍，創辦「戡亂建國訓練班」（又名「勘亂建國學生」），成立若干「勘亂建國大隊」，派往各省擔任組訓群眾的工作，不過他只起個頭，以後就不聞不問了。 一九四七年，由於反共戰爭帶來生產萎縮，貨幣貶值，物價飛漲。商人投機倒把，官吏貪污勒索，成了普遍現象。蔣介石避開經濟動盪的根本原因，認為只要打擊貪污和投機倒把，便能轉危為安，並把發行金圓券看成挽救經濟的靈丹妙藥。他在孝陵衛對軍官訓練團講話時，居然說，「共產黨最怕我們發行金圓券」，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蔣經國在戡亂建國訓練班講話時也說：「共產黨，投機奸滴，是革命的兩大敵人。肅清奸商，穩定物價，就能消滅共黨。」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行政院長翁文灝宣布成立「經濟管制委員會」，發表俞鴻鈞（中央銀行總裁）為上海經濟督導員，蔣經國為副督導員（負實際責任），妄圖以行政鐵腕解決經濟危機。經濟管制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一、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圓券為本位幣，十足準備發行金圓券；二、限期收兌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幣與外匯，於九月三十日前兌換金圓券（後來延至十月三十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違者嚴辦；三、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外國的外匯資產，違者制裁；四、整理財政並加強管制經濟，以穩定物價、平衡國家總預算及國際開支。蔣經國接受任務後表示：「只要對國家有利，我個人甘冒一切危險，什麼都可以犧牲的。」並說：「問題在於能否認真執行既定的方案。」為了了解蔣經國這段工作情況，下面擇錄他的《滬濱日記》數則：八月二十日 早晨抵申後，即開始研究上海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上午到中央銀行訪問俞鴻鈞先生，商談經濟管制各事。午後在寓所清理文件。 八月二十一日 今天上午同崇鏞兄談金融管制問題。中午參加俞總裁所召集的經濟會報。上海方面負重要責任的人都出席發言；各人有各自不同的意見。下午會客，並商量戡亂建國大隊在上海的工作計劃。 八月二十二日 自新經濟方案公布之後，一般市民對幣制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制，多抱樂觀的心理，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態度。兩天來，日用品的價格漲得很利害。擾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開刀就要從「大頭」一開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為經濟管制委員會委員，並派在上海協助俞鴻鈞先生督導經濟管制諸事。這件工作是非常困難，但是十分重要，無論如何必須盡心盡力幹下去。今天是星期日，天下雨，氣候甚悶。上午在寓所擬訂經濟督導的工作計劃。 八月二十六日 上午召開統一檢查會議。這批出席人員中有許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錢的人。對於他們，必須嚴格的加以管理與監督。下午照常在中行辦公，處理事務。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則不可不干到底了。 蔣經國在題為《上海何處去》的講演中，唱出很高的調子，說什麼：「天下沒有什麼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沒有誰的話比人民的話更正確。」「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決，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將社會翻過身來，非用最大的代價不能成功，」在行動上，他採用殺雞警猴的手段，把泄漏經濟機密的財政部秘書陶啟明判刑；把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等人槍決，把囤積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處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戶在內的商人六十四名關進監獄。但是，蔣經國這種舉動儘管鋒芒逼人，卻經不起以揚子公司為代表的孔、宋勢力的反擊。解放後，傅作義將軍談及此事時曾說：「當時蔣介石正在北平開會，為了處理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所引起的嚴重影響，臨時決定回南京去。」結果蔣經國只得發表一篇「告上海人民書」而草草收兵。 蔣經國自一九三七年從蘇聯回國到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以前的重要活動，據筆者所知，略為上述。至於蔣經國去台灣以後三十年來的政治經歷，筆者雖陸續從有關資料中有所了解，但究非親見親聞，根據文史資料的撰稿要求，在這裡就略而不談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原載《文史資料選輯》第九十三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