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自述 · 附錄三 薛汕：和蔣經國相處的日子
洪都邂逅
「蔣經國同志！」
我以前曾經這樣當面稱呼過，期待以後仍有一天作這樣的稱呼。但這畢竟已成為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了。
我們黨的領導人稱他為「蔣經國先生」了。這就有條件，也有基礎，更有可能讓我稱他為「蔣經國同志」。這話怎麼說明？在愛國主義大義面前，曾經這樣相處過；仍然在愛國主義大義面前，也有可能再度相處。在這裡，讓我回到曾經這麼稱呼他的歲月。
我少時讀到王勃的《滕王閣序》，那「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名句，老在腦海里迴響著。因此，當我一腳踏上「洪都故郡」的時候，即使當時的歌聲「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是那麼震撼著人心，把千萬人引上街頭，遊行呼喊，也卷人部隊，奔向前方，可以說讓熱情熔化在抗戰的大霞下。我自不能例外。與此同時，我還有一點當時也很流行的小布爾喬亞情調，想探古訪勝，看一看滕王閣故址。這就經百花洲，到了贛江，走上「中正橋」，放眼東望，什麼也沒有了，只有芳草萋萋，群鴉點點……即使是這樣，我還是感到「有幸」，竟能於1937年在南昌住下來了。
我所說的「在幸」，仿佛在夢境裡，一個什麼也沒有的青年人，竟能在新四軍辦事處中坐在神馳已久的人物周恩來副主席的面前；而且竟能與被敵人詛咒侮辱為「矮腳虎」的英雄人物項英同志握手。除此以外，我竟一識蔣經國，與他有來有往，相處延續了幾年。
我的「有幸」，不等於幸福。此後，流過苦淚，作出了犧牲。可是，一經過去，平生曾經有過的往事，倒難免要喟嘆一聲：「有幸」得來之不易呀！
我當時是把蔣經國作為英雄人物看的。風捲雲涌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已經失敗了，也可以說是餘波吧！在街頭巷尾私下裡流傳著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個，就是蔣經國在列寧的故鄉，大義滅親地痛斥父親背叛革命的英勇行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腦際。
他寧肯放棄現成的「榮華富貴」，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視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多麼不平凡的事啊！
這在過去，我是在傳說中去想像他的；現在，卻出現在我的眼前，怎麼不感到神秘、敬仰、新奇……當不可捉摸的想像就要消失，代之而來的是一個活生生的實體，英雄也是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關於他，又有新的傳說了。聽到的是這麼個樣子的：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了，抗日戰爭開始了！他在新的形勢下回來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這不免有點費解：怎麼不先回到黨的懷抱里？也許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也許是為了「統一戰線」，先奉湯母側。然而，不論怎麼說，他的父親終於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輝麾下「管教」，以觀後效。這個說法更是奇怪、神秘莫測。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個真象，他又是怎麼樣一個人物呢？真要拭目以待了。
一般國民黨的軍官，很神氣，軍裝著身，斜皮帶一技，長靴橐橐響，那就另一番樣子，總得有高人一等的架勢。可是，他一反其「勢」，很少這麼穿戴，倒是「夾克」短衣，漏斗形馬褲，皮鞭在手，愛戴鴨舌帽，就像是賽馬場中的騎土。看來，他不像在當官，倒像是個運動員，天真、活潑、威武，沒有架子，到處奔走，毫無顧忌，喜歡與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兒……
我當時在「江西青年服務團第一大隊」做抗戰宣傳的工作。這個「江西青年服務團」，可以說是國民黨別出心裁的產物。當時寧滬棄守，大批熱血青年湧向武漢，接著就是長途跋涉到革命聖地延安去。大勢所趨，國民黨只好沿途阻攔，用盡各種辦法，把人留下來。「省主席」熊式輝就是起用農工民主黨的王忱心，作為這個團的總於事，容納從東戰場來的青年，表示不分黨派，精誠團結。當時，夏征農就以半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參加了團本部的工作。這樣，略有「民主」，任青年們有個獻身之處。第一大隊的隊長何土德，是個音樂家，他從上海帶一個合唱團到南昌，就留下來了。在這個大隊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氣氛，可以不受限制地發表意見。我在隊里，主編了《窗報》，每星期換一次，旗幟鮮明，是一個進步的輿論陣地。它不僅為內部的人所愛好，很多外面的人，一到來，就懷著不同的目的來閱讀上面的文章。
我當時寫了一篇長達萬言的《托派是不是一個政治黨派》，文章的材料，都來自黨報黨刊，我不外結合東戰場的具體情況，再一次闡明罷了。
江西青年服務團設在南昌的心遠中學。當時已不上課，學生已跑上各個崗位去了。這個學校的體育場地好，設備也好，愛好運動的莫不被吸引到這來。有這麼一天，大約是初秋吧！藍藍的天，淡淡的雲，金色的陽光不炎熱，像在每個人的身上，塗了一道顏色，格外鮮明。籃球場上，健兒們的活潑、矯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奪球拋籃，四邊站滿了人。球場離第一大隊教室不遠，我沒有去瞧那個熱鬧，探頭一望，已成慣常，不以為異，仍在室內干我的。沒多久，打球散場，看打球的回來了，對我嚷著：「小蔣來了！「
「小蔣」是當時青年們對蔣經國的泛稱，包涵了崇敬而又親切的意思；假如有稱作「太子」的，就是貶意了。有意不正名，不宣而喻。我想：蔣經國來了就來了，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於是仍干我的。可心裡不免想著：蔣經國倒還能朝氣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減當年。沒有多久，聽見一大串人，包括何土德在內，一路走來，說話聲沒有個停。我抬頭一瞧，倒很容易地就看出來了，別的都穿工人褲，就是蔣經國穿西裝褲，手中挎著夾克短衣；另一隻手，隨時跟著他說話伸出、縮回……他的嘴巴忽地噘著，忽地咧開，逢人不管認識不認識，就打起招呼來：
「喂！老表！」
剛巧他招呼的對象不是江西人，有的好笑，有的就對他也來個家鄉話：「阿拉上海人。」這一說就有點尷尬了，不得不改口說著：「呀呀！找伲江浙人，交關勿容易。」這個時候的青年人，同鄉的觀念淡薄了，不計較是哪裡人，也就在一起擁著他走，沒有介紹誰和誰。何士德當了引導，伴著他前走，帶著他走進到第一大隊來了。蔣經國看看床輔，看看桌子上的書籍，又看看玻璃窗前的《窗報》。他在欄前眼不轉睛地瞧著，然後問何土德：「陳秀仕是誰？這篇東西寫得好極了，應該動員青年的力量參加抗戰……」「她是暨南大學的學生，華僑……」「啊？華僑！「剛好陳秀仕那嬌小的身軀正在走動，何士德指著說：「就是她，就是她！」
「呀！華僑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來。」
陳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來。一聽蔣經國說了這麼些話，十分靦腆地用響亮的話說著：「抗戰嘛，哪兒不能去？」
「你的爸爸媽媽在南洋嗎？你捨得離開他們？」
「這有什麼捨不得？你不是也離開祖國到蘇聯去過嗎？」
這麼一個回答，究竟是表揚呢？還是貶低？也就很不好說了。好說的是蔣經國曾經經歷過，不好說的是蔣經國現在是怎麼個狀況，就不簡單地是個「抗戰「的問題了。他沒有說什麼，沉默了。這時，他又抬頭再看《窗報》上的文章。對我所寫的一篇，他很注意地從頭到尾看完後，說：
以嘿！雷寧，是哪一位呀？」
這使得何土德不能不高聲地喊著：「阿雷，到這兒來！」
我不知道是什麼事，上前了。這會兒，我把他看清楚了，帶棕色的臉上，有小小的麻點，淺淺地像水螺紋；兩個眼睛很靈活地轉著，有時眼皮一耷拉，還愛眯著。
何土德把我介紹給他：
「就是他，是個廣東人。」我有點怪何土德，你不也是廣東人？這有什麼奇怪呢！何土德的話還沒有完，補充上來了：「北平『一二·九』運動的健將，上海來的文化人。」
這些話，何士德除沒有到北平以外，其餘等於他的自我介紹。說的隨口而出，聽的十分細心，蔣經國馬上伸出手來。他不跟別人一樣喊「阿雷」，而是慎重其事他說：「好，雷寧同志，廣東籍的文化人。」我只好跟他握握手，相應地喊著：「蔣經國同志，第一次見到你……」我的話里，意思多著呢！遠的說是「如雷貫耳」，到現在才得見；近的說是從他到南昌來；很多人跟他往來，也很熟悉，我卻遲遲才見到，絕沒有「相見恨晚」之意，倒有點意外能在這個地方見到他。原來，他是有目前的，下面的話，我才恍然大悟了。
蔣經國問我：「《托派是不是政治黨派》是你寫的？你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你怎麼知道不是政治黨派呢？」
言下之意，這類文章不是我寫的，而是別人寫的或有人授意我寫的。「興趣」二字，應該說成：「這個鬥爭你也參與？」最後，可是你怎麼可以認為不是政治黨派呢？無妨說他不能同意了。但年少氣盛的我，只用簡單的回答來表達自己的態度了：「就是我寫的！」
他一聽，不多說了。
過了一會，他又對何土德和我說：「什麼時候有空？你們一道到我家中來吧！」
我一半出於禮貌，一半出於還想把這個問題弄個明白，馬上回答：「好，准去！」
他呃呃地笑開了，有點沙嘎，帶看尾音，像已得到報償而很滿足了。然後，就自顧朝前走，又對旁邊的何土德說下去：「你的《挖戰壕歌》有『挖戰壕呀！嘿！，蘇聯歌曲《紅色水手歌》，也有『嘿』不過他們是噼嚦拍，僻嚦拍！，……」
「蔣副處長，你用俄語唱一唱。」
偏偏有一個要循規蹈矩地這麼說，在這裡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處長，一叫，我唱不出來了，呃呃呃！」
他沒有唱就走了。
過了幾天，何土德對我說：「咱們大隊要到三家村玩兒，一道約小蔣去。」「去，我們去約他。」「你沒有到過他的家？」我說：「沒去過。」「我帶你去。」南昌城裡，比起現在的大都市來說，再遠的住處也顯得近。我記得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城郊了。穿過林蔭道，經過一排樓房，來到一幢小樓下，上了走廊，已經見到兩個混血兒在玩耍。這準是他的孩子，用不著問。一瞧，就知道到了他的家。一進他的房子，不像臥室，又不像客廳，也許是由於很多青年在這裡，已經把布置搗亂了。他坐在中間，有問有答。青年們問的，都是在蘇聯生活中的事情：如何戀愛，如何結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過社會主義的生活，什麼圖書館、託兒所、公園、戲院……他是歸來人，完全能夠滿足一個個的詢問。看來，他不拒絕這些詢問。他見何土德和我一道進去，就站了起來招呼道：「呃，雷寧同志，廣東人，你北伐到南昌來了。」
我說什麼好呢？只好一笑了之。何土德也是廣東人，他也一笑了之。然後，何土德說明來意：「明天上三家村，你騎你的馬，我們走我們的路。那兒的杜鵑花還盛開著，……」
「好啊！我們也去。」
他還沒有回答，在裡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巡司令部政訓處的政工人員，還有一些是剛到來的救亡團隊唱歌人員，……一下子都嚷著要去。由於他向大家介紹了何士德，這麼些人接著就喊開：「蔣經國同志，你像剛才唱俄語『僻嚦拍』一樣，用俄語唱《青年航空員》，我們用華語，何隊長指揮，唱吧！」何士德沒有推辭，說了一聲：「你……唱！」眾人齊聲唱著：
「你看戰鬥機飛在太陽光下，你聽馬達高唱著走進雲霞，
它經輕地旋飛著又抬頭向上，向上排成隊用力飛，用力飛，……它載負著青年的航空隊員……」
幾乎沒有談什麼話，就墜入熱情的歌聲之中。他用俄語，我們用華語，競能合拍合調地唱開了。何士德揮動指揮棒，定調起拍，沒有他就唱不好了。在這個時候，我感到蔣經國即使大了幾歲，終究是要回到我們的隊伍中，此時此地不是已經在這樣做了麼？他跟大家一樣，張開嘴，帶著抖音的俄語，競能合諧，一起共鳴。
他，這麼做，跟同時代青年，應該說，實際上就跟進步的力量，跟愛國的群眾，聯繫得多密切啊！又多麼令人不易忘記啊！已出現的一些場面，又是多麼生動啊！
這個時候，南昌雲集著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孫席珍、夏征農、程懋筠——音樂家，國民黨黨歌的作者……加上當地的頭面名流，象許德瑗、程宗宣——江西民眾教育館長……很不少，幾經籌備，決定仿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辦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協會。地點就在江西省民眾教育館的禮堂。布置就緒了，四面貼滿了標語，紅紅綠綠地有一番新氣象。各個團體的青年人，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願意做點工作，寫的、扎的、糊的、唱的，還有演的……正在緊張地準備的時候，萬萬想不到國民黨的江西省黨部來了個通知：要延期，必須等候批准。負責籌備的夏征農等人，認為愛國救亡，用不著批准！堅決拒絕，不子理睬，要依時舉行。但是，省黨部的調查統計室，已派來一批眾人皆知的打手，紛紛出現在會場內外。從他們交頭接耳、拋眼色、努著嘴的神態，可預料大約要大打出手了，這個會難得風平浪靜。怎麼辦呢？這個會，已經要蔣經國參加。而且要他作主席團成員，都是事前約好說妥的。可是，他卻遲遲沒有來。他來不來呢？很沒有把握，要是他來了，會好一些的。於是，我負責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見人，說出去開會。開哪個會呢？也沒有說清。也可能是別的會，我有點狐疑，又到保安處一趟，沒見人。從傳達室到他的辦公室，都推說不知道。我只好撲空悻悻地回來。站在門口崗亭的警衛，雖沒有為難，也似乎在冷笑一樣，你愛找就找吧！沒那麼便宜，這不就大大耽擱時間麼？當我正往回走的時候，不知從哪兒鑽出來，聽到一個喊聲：「雷寧同志，站住，等著我！」
一回頭，蔣經國從保安處走了出來。顯然，可以看出，他是臨時有了事情，忙撂開別的事來的。他的手上還拿著東西呢，連額角上有些汗珠，都來不及抹去。這一回，他破例穿起軍裝，去了身上的斜皮帶，只有腰間的紀帶，仿佛是不願意當官而這麼做的。還沒有等我說什麼，他自己就說了出來：
「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大會，我一定去。這邊的會，沒完沒了，怎麼說也不能奉陪了。」
聽他這麼一說，不必說明來意，我改口這麼說了：「我也要去，時間早到了，快走！」
我們很自然地小跑起來。那個時候，不興自行車，他入市騎馬也不方便，更沒有特備的小轎車，就是靠兩條腿，穿過了大街小巷。到會場門口時，一大堆人擁塞著，不讓進，不讓出。……這麼一批人，認出他來，不敢阻擋，騰個空讓他進去了。這時台上紛紛嚷嚷，擁著一個穿中山裝的說個不休、台下沒有坐滿人，卻有的站著，叫嚷著：「中央規定民眾組織就是抗敵後援會，沒打什麼救亡協會，不合法，不許開！」
「這個會沒有批准！」
「你們幾個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這已經清楚不過，有一批人在阻止開會。但是到會的群眾，沒有退讓，也站起來，在台下與他們辯論開：
「抗日救國，人人有份！」
「全國戰爭一開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組織動員起來！」
這些話，還是國民黨的「總裁」說過的，現在就用來反駁所謂「不合法」的指責了。我伴著蔣經國上台了，他插到夏征農、孫席珍與那個來阻止開會的人中間去。開這個會，由於他是贊成了的，也是答應來多加的，不予開會，沒有道理。他上前拍著胸大聲說：「照常開會，我負責一切，別管。」可是，台下已經不成秩序，有的幾乎就要動武了。「你們不合法！」「你們不講理，愛國的良心哪裡去了？」……他氣憤地站在台前，手指著前頭：「哪個到會場來搗亂？給我出去！「那些人一抬頭，見是蔣經國，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東看看，西望望，在找尋什麼，分明在聽候指揮……他又在說一遍：「我是保安處副處長，搗亂的聽著，出去！」
那些人沒有動，裝作是出席的群眾，可以不被發覺。但是，他的手沒有放下來，還是指著：
「出去！「。
那些人，賊眉鼠眼，在聽見口哨以後，就一個一個抽腳偷偷地退了出去。會場登時安靜下來，也沒有辯論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額，從容不迫他說著：「這是一個抗日的文化界團結禦侮的大會，開！」
當下，會場的情緒完全轉變過來了，沒有阻攔開會的了。坐下的群眾，連同從門口湧進來的，伸出手，一下子爆發出連續不斷的鼓掌聲。正氣上升了，一股邪風不見了，台上馬上安排開會的事宜。會場裡，早已練習好的大合唱《祖國文化進行曲》，系孫席珍作詞，何士德譜曲，此時在揩揮下眾口一調地唱了開來：「祖國快要淪亡，起來，快把文化武裝，要爭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該起來，踏上抗敵的戰場……」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聽著歌聲，一股熱氣正在上升，隨口也唱了。一個個聲音，集合成巨響，只聽到滾滾而起，急急而來，一如大海的波濤，席捲著一切，……這時的台上，蔣經國站著，即使穿軍裝，也是一個普通列兵，沒有什麼特殊。但當他看到會場上，別的人不是穿工人裝，露出雪白的村衣，就是著中山裝，淺藍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顏色不一樣，有點不入俗，就把軍帽脫了，腰上的風紀帶解了，然後把雙手伸開，十分輕快而活潑地衝著夏征農、孫席珍等人說著：「時間不早了，開會吧！」
黃澄澄的燈炮，發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時因電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兩盞汽燈，放射著銀亮的光圈，擴大開去，把台下的群眾，黑壓壓的頭臉，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夠反光的玻璃窗，閃著閃著。這好像在一個碼頭，巨輪就要啟碇了，送行的人眼光無不集中在輪上，情深深，意切切，祝願能一路順風。
中秋之夜
翁翁鬱郁的杉林，成一片藍色，與白雲飄霧，像水撥彩畫一樣，渲染在一起。自從紅軍長征後，井崗山是個禁地，幾乎沒有人上過。為了看一看盤踞在上面，掛名國民黨的一個鄉衛中隊，其實就是土匪窩子，試探一下頭子的政治態度，我去了那裡。我正有所得，累呼呼地回到第五區的住處，便接到遂川縣打來的電話，要我馬上回到縣城聽命。
原來，江西省委為了加強贛南的工作，調動了一批青年上贛南。帶隊的責任落在我的身上。
這時，武漢已棄守，南昌又棄守，南中國的大門廣州也棄守，東側的小門潮汕也一樣棄守，棄守、棄守……贛南變成東南戰場的後方。
國民黨很重視這個變化，調蔣經國到贛南做專員。
我調贛州繼續做組織工作，特別要在城市工人中發展黨的隊伍。同來的分派在各個團體單位，暫時由我聯繫下去。我的主要工作，像在南昌一樣，公開身份是在「江西青年服務團」，而在贛州，任的是縣抗敵後援會組訓股長。
這好比在征途中又一個遭遇：要與蔣經國為伴。
這一回，我比初次見到他時，對他認識清楚得多了。這是後來到新四軍辦事處，親耳聽到黨的東南局副書記黃道對我說的：「他不是黨員。黨的政策就是幫助他，按《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支持他的工作。但是不能存幻想……」這些話，又在我的腦海浮現起來，事隔二年，不至有變化吧！心裡有底，到贛州也就不覺陌生了。
蔣經國在贛州擔任的官銜，叫「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公署」專員，管轄贛南十餘個縣。
贛南，我們革命的搖籃，也是老根據地所在地，只因紅軍長征以後，又成為國民黨區。但黨的威望是如此的高，廣大人民的感情又如此的深，對國民黨的動向又特別敏感。體現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就比別的地方更直接；一遇磨擦，暴露出來的問題也多。因此，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緊張的程度，並不在重慶之下。
為什麼要把蔣經國部署在贛南呢？看來國民黨就是因他有過紅色的標誌，藉此在贛南以孚眾望；再則呢，國民黨也很清楚，不管蔣經國有過這樣那樣的事，終究還是國民黨，代表國民黨的利益，不會有虞。
儘管有著錯綜複雜的矛盾，但這裡畢竟是個緩衝之地。
此中的關係似乎不好理解，於是有的把他看作是共產黨員，尤其是國民黨內對他很不放心；有的把他看作國民黨員，擔心他做起官來，究竟能不能與共產黨合作？只有等候事實。
有的已知道他的底細，卻本著團結合作的精神，要做好他的工作，又要有獨立自主的政策。
我在贛州，屬於最後一種人。我雖然跟他認識了，到了贛州，沒有去專門找他。我做我的工作。
贛州縣抗敵後援會的總幹事周百皆，是一個平易隨俗，很能吃苦耐勞而又易於接受意見的人，曾經留學蘇聯，與蔣經國是同學，成為蔣的四大秘書之一。我所做的組訓工作，直接由他指導，向他請示，向他匯報。
贛州縣抗敵後援會在舊贛州府衙，已改作「幼幼師範」了，可是學校己疏散到附近縣去，讓這個抗戰的機構住下來。這個會有個「宣慰團」，團員四五十人，男男女女，有唱歌的，有演戲的，人來人往，日夜不停，已經不是一個冷落的庭院，歌聲、念台詞聲，還有早上健身武打的喊聲，早已連成一片，充滿著生氣。
木芙蓉花盛開，不像合歡樹那樣飄香。而它撒著花瓣，落在幼幼師範的後操場上，綴在崴崴的青草上，像在綠毯上繡上花朵。草上盛著晶瑩的露珠，一一都被早來人的褲管、鞋面拭走了，後來人即使席地而坐也不會濕著。雖然是秋天已到，卻沒有感覺有什麼涼意。我不愛打拳或手舞足蹈一類的運動，跑步兜了幾圈，就坐在一旁；然後，又到樹蔭下拉開拉鏈……忽地，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喂！老表！」這就有點奇怪，還是這麼個叫法，可是蔣經國來了？接著就聽到他不斷地招呼人：「沈明輝，你好！怎麼不練歌呀？」沈明輝回答：「你好，蔣主任！」又再一聲說著「楊茵湖來了沒有？還在睡懶覺？把他拉起來。」接著，看到蔣經國穿著背心、短褲，肩上挎著夾克短衣，正和周百皆一道來了。他這個樣子，一看就知道剛剛在贛州公園運動後串門來了。
不叫「小蔣」，也不叫「蔣專員」，卻稱起「蔣主任」。有個來由：贛州縣抗敵後援會宣慰團的團員，年紀又更輕些，更小些，稱蔣經國為「小蔣」顯然不相稱；稱「專員」呢，確實有些「官氣」，叫不出口。而」蔣主任」呢，駕乎兩者之間，而且是個新鮮的稱呼，因為江西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在籌備成立，他是主任。這麼一群青年，都十分高興地參加，由此及彼，對「主任」就格外親切，就這樣叫開來。他也樂意接受了。
這個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個新生的事物，沒有暮氣，很適合青年的特點，在江西，才開始，還沒有被中統所利用。我作過這樣的傳達，黨為支持蔣經國，使他在贛南不孤立，而有擁護他事業的群眾，就讓共產黨員參加，也鼓勵青年們參加。參加的，可以藉此接受到新的鍛煉。
蔣經國當的專員，很不一樣，一改過去衙門老太爺的作風。清早起，全體公務人員，都必須到贛州公園體操、運動。他討厭睡懶覺的，也以身作則，一早活躍在「鍛煉」線上。
他們所以點「楊茵湖「的名，是早就聞名了：這個到過日本東京的留學生，一肚子「藝術」，精於戲劇，就是不守生活秩序，晚睡晚起，任何衝擊也攻不破。蔣主任這一回能不能攻破呢？青年們回答著：
「你去拉他吧！等他導演的《鳳凰城》演出了，不用你拉也就爬起來了。」
楊茵湖總是在夜靜更深中設計有關工作，特別對「演劇」十分認真，蔣經國似乎也理會到這一點，也就不堅持了。正在這個時候，他一眼瞥見我了，馬上衝著我說：「你認不得我呀？好大的架子！也不去看我一下。」
這真是說到哪裡去了，我能有什麼架子？我倒怕他真的把我忘記了。我正要說話，周百皆的銀絲眼鏡晃了一下，乞乞地插上來說著：「阿雷不是這樣，一來就忙不迭，要有什麼請示才找你去！」這是對我的解脫，我只好說：「蔣經國同志，我怕你貴人多忘。我要是搭了架子，那麼拆了就是。」
「那就好，等你！」他仿佛閒不住，嘴巴東吆西喝嘟嚕個不停，忽的說到這方面來。其實，恐怕他不知道我的對象是誰，而他偏這麼問：「你的密瑟斯好吧？沒有來？」
那個時候，已結婚的不叫「愛人」，一般叫「密瑟斯。其實是「女朋友」的意思，作為已婚對象的特殊叫法，我只好答著：「沒有來，還在遂川。」
這時一群宣尉團員把他包圍了。嚷著：「蔣主任，跟我們一起賽跑吧！」
說時遲，那時快！蔣經國一下子就奔跑起來，一群青年都前前後後地繞著草地跑個不停。
周百皆是第四行政區動員委員會的秘書，掌管抗戰動員、組織和宣傳的工作，蔣經國的四大秘書之一；之三呢？一個就是真正的專員公署的秘書，叫黃中美，權力很大，熟悉官道，又能說幾句革命的話；又一個是在經濟委員會當秘書，叫許季元，掌握財務實力；再一個是新贛南月刊社的秘書，叫高理文，斯文典雅，管文化方面，實際是為蔣經國製造輿論的重要人員。
第四行政區動員委員會在「專員公署」裡面。過了幾天，我一早就來找周百皆：目的是去看蔣經國，免得又有「架子大」之嫌。周百皆說：「還沒有來。「正說著，窗外橐橐的皮鞋聲響了，接著就聽到蔣經國的嗓門：「喂，你們來得早！」周百皆說：「你快追上去吧！
要是有人來了，就什麼也談不成了。」我只好跑出來，在他後面叫著：「蔣經國同志，我來看你。」
他迴轉身，停止走路了，說著：「啊！你來了，來了就好。」接著，伸手把我拉住了。
「來，到裡面，有菠籮蜜吃！」過了一個小門，進入又一側的小天地，有假山、有花草，明亮的玻璃窗，……顯然是後來修的，與原來的風格不一樣。專員公署是利用一個破廟改用的，我已忘記什麼廟了。
跑進他的辦公處所，裡邊有沙發，也有書櫃。我一坐下來，他就叫男勤務員把菠籮蜜拿出來削切，然後要我坐下來，忙問著：「雷寧同志，你這個廣東人，你這兩年哪裡去了？好不容易聽到朱承熙說，把你請來了。」
朱承熙跟我從上海出來，一道到新四軍贛東根據地以後就分手了。他先來贛州，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搞籌備工作。這麼一批青年人到贛州，就是他向蔣經國提出後實現的。蔣經國記性這麼好，腦力不差。我只好認了，說著：「用不著請，只要你願意，說來就來。」
「贛南的建設，千頭萬緒，有能力的人來多了，出個主意，動員力量。」
蔣經國的主意不錯，也很實在，正在招攪著一些人。這種求賢心切，不論什麼動機，還有一股為中國進行建設的勁頭。這自然是值得支持，幫助出一些力量的。我就說著：「這裡你有條件，可以獨擋一面，你已有個班子了。」我這指的是四大秘書，是個領導核心，「先定個目標，有號召，也就有人響應。」
「嘿！你倒看得挺准！」
「這是個常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又退一步，「只有糊塗蛋，才稀里糊塗，招人罵，做些糊塗事。」
我說得客氣了一點，沒有把所有的倒退、反動的都包括了進去，也沒有點什麼具體人名，一般叫泛泛之談，也不知他是不是覺察到我說的是有所指。他屋裡雖準備了香菸，大約是招待商賈一類用的，他自己並不袖，也不拿給我，只指著說：「你沒有抽菸？三炮台、海盜牌，這都是從汕頭走私進來的。商人真厲害，得和他們斗一斗。」
人為名死，鳥為食亡；名利兩字，哪個時候都存在著，就看能不能納入軌道，加以利導，以利國計民生，自然也可以有破壞性，使生靈塗炭。東南戰場的後方，正存在著經濟上的問題。
「呃呃，你來了，你懂得政治的，你說說看，我這當兒，該怎樣做才是道理？」
「你懂得政治的！」這可是一句高抬的話，從話的根源追尋下去，是與當年那篇《托派是不是政治黨派》有關，不過他不這麼說罷了。雖然，我對政治一竅不通，也還是一個青年，沒有「政客」的經驗，倒還熱血沸騰，願意投身到中要是好的政治措施中去，就絕不袖手旁觀。
「我沒有什麼大本領，做點實在的事還可以，只要你樂意，我就多做組織群眾的工作。
有組織的隊伍，才能發揮作用呀！這之外……」我補充著，「你得擁有青年，他們是先遣隊能夠衝鋒陷陣，打開道路。」
這就是說：他抓住兩個工作，就不孤立了，有基礎了。這就是我的意見。不過改口把上面的話說出來，也不知他是否接受了。他笑著說：「朱承煕不是在搞三民主義青年團嗎？瞧他已鼓動起青年來了，不錯……」
他大大表揚朱承煕，用以回答我所說的：和重視青年這股新生的、又是源源不絕的力量。他對朱承煕表示了好感，無非說，對我和所有新到的，絕不會例外了。
這個時候，勤務員把菠籮蜜切開了，端上來，我們一起吃了。過了一會，隔壁的電話鈴聲響了，勤務員過來說：
「朱承煕來的電話，問你看到三青團中秋船會的計劃沒有？他要來和你商量。」
「你就說我贊成。」
這個勤務員也很有意思，不是唯唯諾諾，而是反說著：「你不贊成，他就不會寫計劃。他問的計劃行不行，有些什麼意見？大約……」勤務員感到話多了，也忍不住地笑開來：「嘻嘻嘻，你自己說吧！」
「你就要他來吧！」
勤務員照辦了。我原來還要說有關文化上的事，只好改口說：「還有一個輿論的問題，以後再說吧！」
我告辭出來，經過動員委員會門口，周百皆跟我打個招呼，並介紹葛洛和我見面，葛洛任宣傳股長，沒多說話就走了。
我回到抗敵後援會，才在辦公廳的椅子上坐下。宣慰團的小青年，每個人的手裡拿著藍袖章，唱唱鬧鬧的，有的就闖到我面前來了，有的竟嚷嚷起來：「阿雷，你瞧我們拿著青天白日藍袖章，清一色，這叫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的，好比說藍衣社，也有個記號。」
這就是說，對於參加到三民主義青年團里去，進步青年感到很彆扭，雖然，在江西初起時，還是很單純的。一般青年們，不知道在團體中哪個是黨員，唯找進步的談，可進步的就是沒有二話：參加！於是就有了這樣或那樣疑問。行動開始了，思想跟不上去。
他們出去開會時，帶著藍袖章；一回來，就扯了下來。
這是一個感情的問題。陝北的紅軍改編，戴上青天白日帽，可裡面的紅星帽，就是還墊著，不願拿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說服，識大局，以利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支持蔣經國，實在是出於真心。
中秋之夜，月上柳梢頭。古老的贛州城牆腳下，贛江之邊，一片燈火輝煌，蠆船相連，青年們正在上面歡度傳統的佳節。
我沒有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但我有必要去看一看。踏上蠆船，桅杆的尖端有繩子把紙花成串地掛了下來。五色繽紛的蠆船上，鋪開坐席，放著柚子、柿子、月餅、花生……男女青年帶著新奇有趣、別開生面而不知究竟怎麼個玩要的心情，三五一堆，分別坐著站著。這可真的萬籟俱寂了，沒有唱歌喧嚷的，江面靜靜，流水蕩漾，閃著白光。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們在朱承熙的帶領下，前後忙了不少天，把這個傳統節日的慶祝活動確實搞得挺熱鬧。
蠆船上拉著橫標：「中秋賞月船會。」
我在船上走了一圈，就悄悄地退出。然而，還想看看朱承熙究竟是怎麼個擺布法，就走向路旁，在比較僻靜的地方踽踽而行。啁啁的鳴蟲，時高時低地飛進我的耳朵，「千里共嬋娟」，普天之下，不知是怎麼個欣賞法了。
迭時候，朱承熙伴著蔣經國，還有好些人，一時看不出是誰，匆匆地到來了。船上的人叫著「蔣主任」來了，隨即響起熱烈的鼓掌聲，然後就聽到已經有了準備的《青年之歌》唱了起來：
我們青年拉起手來，
我們青年團結起來，
新的時代，新的中國，
全靠我們來創造。
這是按蘇聯電影《生路》的插曲，新填詞的歌，大家一面唱，一面就拉起手來了。這一支唱完，又唱《青年進行曲》。
前進，中國的青年，
挺戰，中國的青牢，
我們恰像暴風雨中的破船，
要用一切力量，
爭取勝利的明天。
先唱歌而後再講話，很是別致。朱承熙遞了一張紙，顯然那是他代為擬好的講詞，大約是要採取朗誦詩的形式。講詞中充滿著非常多的形容詞，滿足著青年對於美的渴求，哪怕是幻想的、浪漫主義的，……
蔣經國念了幾句，
「青年同志們，你們是火炬，照亮了黑夜；你們是開路先鋒，開闢著道路；你們是三民主義的新力量，要一直戰鬥到中國的黎明！」
顯然，這麼一些話，對於什麼都不循規蹈矩的蔣經國說來，無疑是念不下去的。他把紙擱了下來，吶喊著：
「今夜中秋賞月，你們盡情地唱歌、說笑、跳舞，我同你們在一起，同享歡樂。來吧！
該吃該玩就隨便地作樂！」
蔣經國一說不要緊，倒首先就招來一個要求：「請蔣主任唱俄語歌！」
他很痛快，一口應承，又唱起俄語「僻嚦拍」了。
我沒有看完，就回去了。後來怎麼樣玩法，直到第二天上班的時候，見到這些小青年才知道。他們其樂陶陶，敘說著難忘的情景。
「一個專員和我們玩，真是少見。太好了，太好了。」
「蔣主任跟我們手拉手，唱著歌，就是青年人。」
「他還用俄語朗誦著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列寧，我們的太陽，！就是聽不清，又沒有人翻譯，或加以解釋解釋。」
聽著這些描述，就知道那時候蔣經國在青年們心中的形象是美好的。
狂亂的會
一個星期天我應邀去蔣經國家。專員公署沒有人上班，到處都靜悄俏的，一到他的小天地，他的夫人蔣方良就迎上來，雖然是蘇聯人，卻能說很慢很慢的普通話，都能聽懂。她學著蔣經國的辦法招呼我：
「雷寧同志，不用客氣，就到裡面坐一坐。」
我就坐在沙發上，她要勤務員替我端來一杯牛奶咖啡，又再次說著：「不用客氣，請飲牛奶咖啡。」
我只好端起杯子來。這時蔣經國來了，顯得那麼高興，也喝了一口牛奶咖啡以後，說：「請你來沒有別的，看來民眾工作已有很多進展，就看市裡的組織工作你做得如何了。
乘勝推進，不二法門。」
我說：「先把城市的組織做好吧！然後，再做其他縣的工作。贛州縣抗敵後援會婦女界分會己經成立，即使不成立，有個婦女指導處，也還有人抓。就是工界分會，不成立不行。
航船公會、紡織公會、鐵業公會，……這個公會，那個公會，都是資本家、大老闆的組織，就是沒有工人自己的團體。」
「你就趕快成立吧！不必給我說這麼多道理。」
「成立了。成立那天，請你當主席，你親手成立起來。成立那一天，要盛大遊行，顯一顯工人的力量。」
「這……」
他沉吟了一下，大約與他所想的有些矛盾，顯一顯力量，也無非是顯一顯他的力量；可是，顯的是他的力量時又如何呢？就有點嘀咕了。不論怎麼說，在當前，還是對他有利的。
他說：
「該怎麼做，你就做吧！要我做什麼，只管來。」
他說得多麼爽快啊！這就非成立不可了。我已有了個底，然後，好依情況加以調遣。這個時候，蔣方良帶著小孩子過來，我不多耽擱，站起身來，問著：「蔣經國同志，還有別的事嗎？」
「你給我一個時間，早點通知，免得臨時不知怎的。」
「也許很快，即使匆促些，也一定給你準備好稿子，放心吧！」
我回到「幼幼師範」自己的寢室，躺了下來，看著天花板，想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為了他？……難道真的有個獨立王國？於是理智又告訴了我：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還是放心做下去吧！
在一個工界分會的籌備會上，不能不請贛縣抗敵後援會的委員來，告知要成立了。哪知道竟是國民黨的老爺來了，一個是贛州縣黨部書記長劉宜均，又一個是江西省黨部第四行政區特派員葉競民，這兩粒耗子屎，弄壞了一鍋湯。
我在籌備分會，當然由我主持會議，一開始倒也平靜，漸漸就開鍋。這兩人，一個說：「省抗敵後援會有這個指示，可是省黨部沒有這個案。」又一個說：「沒有案就是不合法，就得取締，不能開。」一個說：「各個縣抗敵後援會已經夠了，各界都包括了；各設分會，多此一舉。」一個又說：「什麼叫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這樣分散的做法，又想搬起割據的一套。」一個說：「弄這個組織那個組織，是共產黨的手法。」一個又說：「共產黨花樣不可不防，防就不准開！」這是一對雙簧，把工界分會引伸到共產黨方面去。
這個時候，應邀前來參加的葛洛，還有吳越，也是一對雙簧，針鋒相對地同他們辯論開來。一個說：「全國總動員，見之《抗戰建國綱領》，成立工界分會，完全會法。」又一個說：「這是聽國民黨中央的？還是聽你們的？你們不過是一個小小縣黨部，膽敢自立號令，形同割據。」一個說：「還有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工界分會成立，有利於民族，為了抗戰！」一個又說：「工界分會是屬縣抗敵後援會的，聽命於省抗敵後援會，叫意志集中；如果聽你們的，叫亂聽一氣，就是力量不集中了，不行，你們找你們上司去，與我們無干！」
一個說：「你們替誰說話？不像國民黨，倒像日本人，口口聲聲防共！」一個又說：「共產黨在重慶還有代表，你們在這裡罵起共產黨玩花樣，不像國民黨的口氣！」這祥，說得不罷不休，無隙可攻。
最後我說：「蔣專員有代表在這裡，可把你們的意見帶了去。我宣布工界分會就是要成立。」散會了，劉宜均和葉競民走了。留下葛洛和吳越，跑上前來和我握手。葛洛說：「你辛苦了。」吳越說：「你在會上很孤單，我們不能不說話。你在會外很有力量，誰都支持。」原來，葛洛是受蔣經國的委託特來看一看；而吳越呢，一個新到贛州不久，是得到蔣經國的允諾，正在為青年文化服務社的開張而忙碌的人。
這就是撂開一切反對的人，決定成立工界分會。
大約是在十月間，那一天是陰霾的日子，卻沒有下雨。整個贛州都轟動了，從下午起，工人就沒有去做工，分別自持彩旗在街上遊行，高呼著：「慶祝贛縣抗敵後援會工界分會成立！」還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一類國民黨規定的常見口號。他們不是集中遊行，而是各自走各的街道，有時在街上並排走，有時又擦肩而過。更有不同的，臀章是紅布黃字，與別的集會還有些藍色記號不一樣，嚴肅、熱烈，也不免有點緊張，以致連呼吸也急促一些了。
延續到晚上，在大共和舞台門前，密密麻麻地擠滿了人，接著，分別進到戲院裡，樓上樓下，滿是旗幟，又滿是紅色的臀章。人數很多，就等著開會了。燈光不很亮，也仍然四射，把每個粗礦的臉孔都照著。那東望西望的眼睛，仿佛是千萬條光線，就在台上台下亂轉著溜著，就看如何開始了。
整個會的安排，前面是成立大會，以選出工界分會的委員就算完成了任務，後面就是戲劇，有幾個新戲，如《法西斯細菌》等。我是籌備的人，把各個工人團體的負責人請上了舞台，把蔣經國請到了。原來應該非常有次序地由他先講話，以後各個工人講話，然後選舉。
哪知蔣經國一到台上，全場熱烈地鼓掌，一再要停下來也停不下來。這個會怎麼開呢？我把己準備好的講稿給了蔣經國，在稍微安靜的瞬間，他開始念著：「工人同志們！贛縣抗敵後援會工界分會現在成立了，這是贛州工人的喜事！工人們在《抗戰建國綱領》的號召下站了起來……。」
話沒有說完，掌聲就沒完沒了，根本聽不清台上說什麼，台下的說話聲，大嗓門的還壓過台上聲音。接著，不用台上領呼口號，台下竟群呼著：「為實現《抗戰建國綱領》而奮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過了一會，我跑上前告訴蔣經國：「現在選舉吧！你念一念名單。「蔣經國在台上念工人的名，誰也聽不見，台下最多聽到：碼頭工會的代表、機器合作社的代表……他一看沒法，連名單也不要了，伸開兩個大胳膊揮一揮，台下不知為什麼，靜上來了。他就高喊著：「選舉委員！剃頭師傅來了沒有？參加！」台下一陣鼓掌。
「挑擔的來了沒有？參加！還有木匠師傅，撐船師傅……」連我也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什麼姓名也不清楚，最後，來個一鍋煮：「他們都是委員，你們贊不贊成？」
一陣狂歡的鼓掌，竟伴著新的口號，喊著：「蔣專員萬歲，蔣專員萬歲！」樓上樓下，也有人喊起「蔣專員萬歲！」
到了這個地步，蔣經國才退出大共和舞台。我陪著他，滿頭是汗地走了。他走的時候，連連說著：
「這個會開得太好了，我沒有看見過！這簡直就像在莫斯科，工人們就是這麼個脾氣，熱烈得叫你喘不過氣！」
我送他出了大共和舞台的門，趕快回來，好在台上已拉下幕布，準備演劇了，用不著我忙了。我在工人群眾中走了一走，他們在等著看後面的演劇。我渾身疲乏，退了出來，踏上回住處的路。
現在，我的腦海亂成一團，可是，蔣經國卻十分滿意。
又一想：這怎會是一個組織呢？一窩蜂地選出委員，張三李四都不清楚，一塌糊塗。
再一想：這一個隊伍，又怎麼能作戰呢？這是為什麼？
我正在走著，一位電廠老工人走來對我說：「自從蔣介石清黨把陳贊賢殺了以後，贛州工人們第一次有了這樣的集會。」
這可把我給提醒了：是應當考慮周到啊！這將是誰的過錯呢？我有點怪蔣經國，為什麼這樣亂七八糟地處理選舉的事。
最使人吃驚的，又是誰竟嚷起「蔣專員萬歲！」是有意還是無意？我終於這麼想開了，是無意也應作為有意來考慮。我所做的這個工作，實際上是失敗了。
一個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乾脆上贛州公園。做完體操，我想看看蔣經國在不在，再談談工界分會的事。哪知，沒有見到。倒是遇到周百皆，他是蔣經國的傳聲筒：「昨晚的會開得太好了，縣黨部的人毫無辦法。小蔣的威望那麼高，以後的工作好做多了。」
我啞口無言，如吃黃連。贛州公園的香焦葉已開始露出黃色，竹葉出也黃了不少。秋風乍起，涼氣襲來，落葉慢慢地往地面一邊吹去。
是非之辯
正當「工人們」對蔣經國表示信任而且呼出「蔣專員萬歲」的時候，在蔣經國的神色和言語裡，都是很滿意的，認為他的威望提高了，仿佛莫斯科的工人愛戴列寧一樣。他這一天真、求勝的心理活動，或許因為他沒在國內親身體會，也就不知道自大革命失敗以後，鬥爭複雜性的緣故。我又不好對他說明：這裡面隱伏著禍害。我當時是執行黨在抗戰時期的統一戰線的人，又是籌備工界分會成立的，並沒有在工人的黨組織布置這樣的口號，以及類似的溢美言辭呀！因此，很懷疑是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個盛會來製造混亂……果不其然，很快地就有了反應。抗敵後援會的委員們，因國民黨縣黨部占左右一切的地位，竟決定撤換總幹事，逼使擔任主任委員的蔣經國執行。也就是說：周百皆得換下來。這就表明要削弱蔣經國在群眾組織中的力量。蔣經國不好頂回去。周百皆碰見了我，心情沉重他說：
「縣黨部要換他們的人。小蔣沒有答應，只好從專署調一個搞司法的科長范魁書來接我的工作。」
我為提請他注意，對他說：
「他們採取進攻了。這不是一個縣的想法，而是省里有後台。」
這是十分清楚的：江西國民黨省黨部的調查統計室，就是策動的總機關；他們連蔣經國也不怕，是要拉他倒退。蔣經國呢，己意識到這麼做，很明顯地是在開始拆他台，雖然不高興，但也用比較委婉的方法退了一步。
這個時候，配合行動，謠言四起，竟傳到重慶：「贛州變紅了！共產黨準備搞暴動！」
「蔣經國在贛南搞蘇維埃，準備趕走熊式輝……」
這些謠言是有目的的，蔣經國明白不是事實，但也很不願重慶方面聽到，特別是他的父親聽到，以免引起不愉快：因此，不能不示退以利工作。周百皆又說：「小蔣決定調你到動委會，擔任督導股長，負責國民月會一類工作。近在專員公署，有些事他比較好與你商量。」
就這樣，我離開了抗敵後援會到動員委員會來了。周百皆呢，他的更多力量，花費在為蔣經國辦的救濟事業了，如成立難童學校，後改名義童學校，是收容從各成區搶救出來、失去父母的孤兒……
這一變動，一經我向江西省委匯報，很快就領到這麼一個任務：一走要做好蔣經國的統一戰線工作，調動一切力量，幫助他做出成績。於是一個上層的文化黨小組歸我負責，江西省政治講習學校、青年文化服務社、第四行政區保安司令部政工隊等黨支部歸到這方面來了。而我在動委會的得力助手是黨員葛絡，他負責宣傳股。蔣經國好些對外發表的文章，大多經他起草，他與蔣經國見面比我多。一些不便由我提出的事，就交葛絡辦理去了。
動員委員會設在專員公署內。專員公署是利用一座舊廟改造的，後面是西津路，開成正門。一般的國民黨的機關，迸門的照壁，不是畫青天白日，就是寫「禮義廉恥」或「誠」的字樣。可蔣經國覺得那樣太腐舊，決定換一換門面，就找政工隊搞美術的俞亮前來設計。俞亮提出好幾個方案，蔣經國終於採用畫兩隻手握著的圖案，不用文字說明，表示「精誠團結」的意思。硃砂紅底，用黃色鉤出雙手，很鮮明，也生動。我進出動委會，以及所有來專員公署辦事的人，都可看到。更徹底的是，蔣經國下令不用帶武器的警衛，門口只留一般的傳達人員。
蔣經國的這個做法是年輕人進步向上的一種表現，從動機上說，很純良、坦誠、熾熱，應當說可以理解並應加以讚許。這一類事，他認為是小事，想做就做，不和什麼人商量，連他的秘書都不知道，他的個性是說了算，有「點初生之犢不怕虎，哪管非常的閒言絮語。
照壁上的兩隻手，在兩邊的修竹、夾竹桃葉的映襯之下，更顯出又莊嚴、又有力的氣勢，至少使得官衙門的味道少了。
這兩隻手，又是代表什麼呢？群眾說：就代表國民黨和共產黨吧！不知蔣經國是不是這樣想，但他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在民族危亡的時刻，只有團結、合作，共同抵禦人侵之敵！
沒想到，這竟變成反對抗日者謠言之源、中傷之據：只有共產黨的機關，才不要「禮義廉恥」、青天白日……
蔣經國原來並不在意，終於重慶傳來詢問有沒有這回事？為了回答沒有這回事，才把兩隻手抹掉，改用一個「誠「字。當俞亮正在用筆塗抹的時候，我與他正議論著，蔣經國從外面來了，一見就衝著我間：
「你覺得可惜嗎？這麼好的畫。」
「有的人不習慣，改一改也沒有什麼，不圖形式，要有內容。」
「對，對！要有內容，誠也是內容。」
他邊說邊走進去了。俞亮笑著說：「看小蔣有時比我們還天真，叫我畫了又改，白費氣力。」我忙說著：「不不不，你的畫了不起，風傳到抗戰的神經中樞，值得！」說著相顧而笑，看著蔣經國閃進門去的背影。
那時，我們辦了一個《動員旬刊》，上面經常刊登一些縣委、省委同志們有關宣傳黨的政策的文章。這個小小刊物，辦得很出色，短小精憚，很受讀者的歡迎，範圍超出贛南以外。讀者對一些已出現的政治經濟問題的看法，以《動員旬刊》的言論為準。可是，蔣經國有一回到動委會裡來了，看一看，然後說：「文章短小不錯，用黨國要人如粱寒操等的言論，宣傳抗戰救國綱領也不錯。可是，裡面有些東西，你們的方法太笨。」
還沒等我們解釋，他又接著說：「陝北的《新中華報》上的文章，你們怎麼竟一字不改地轉登了這不是自找麻煩？其實，拿過來，改一改，行文不一樣，不是更好嗎？」
「真是好主意，我們就是太笨。」
我和葛洛都天真地笑了起來。
蔣經國似乎不滿足《動員旬刊月》這個小刊物：「《動員旬刊》太小不小了，影響不大。贛南光一個刊物不行，哪能動員輿論？還是辦《新贛南》月刊吧！這才顯出力量。」
這就是他的想法，說說就走了。可從他的這一席話，可以看利，他很注意政治，也把報刊看得很重要。延安的《新中華報》發行到國統區的不多，他居然能看見，很仔細，真是有心人呀！儘管如此，他的一席話，對我們的工作幫助很大：將文章改一改，意思表達出來，卻抓不到小辮子，看不出是延安來的文章。《動員旬刊》以後就這麼辦了，例如蘇德簽定《互不侵犯條約》，怎樣分辨正義與利害的關係，文章就這樣改寫發表了。現在已過去四十餘年，一點不感到是「昨日黃花」，還可以見到黨在工作上所留下的業績，完全經得起檢驗。在迭個刊物上很尊重蔣經國、支持蔣經國。我就在這上面寫了一篇《鞏固與擴大三民主義新贛南的創造》，在二十五、二十六兩期刊出，多少帶點綱領性，正符合他的動員輿論的願望。
這個時候，來自各地非議蔣經國的言論，不見報刊，卻流傳於人們的口頭上。大約是兩個傾向：一說他是共產黨，說者多是國民黨人；又一說他不是共產黨人，假進步以欺騙人，說者多是有點過激的進步青年。他該怎麼辦呢？真是左右為難。他大約找四大秘書商量了，結果由高理文代筆，寫了一篇《是非辨》，登在《新贛南》上。這篇東西，我認為辨與不辨，無補實際，沒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蔣經國的心境而已。
一天，蔣經國找到我問：「雷寧同志，這篇文章在外間有什麼反應？」
我說：「沒有聽到什麼，你主要的是說給國民黨人聽。其實，只要你幹什麼，不這樣就那樣，總要有意見的。」他覺得奇怪：「為什麼？」我不好再說，因為他如果不徹頭徹尾依照國民黨頑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點上與共產黨所提出來的有共同點，他哪怕只做了某一點，指責也就絕不會減少。蔣經國繼續說著：「我不能放棄新贛南的建設，說到就做到。」
「這個很好，多從實際考慮吧？」「考慮什麼呢？」我終於說了一些新的動態，有些青年對他有點失望，什麼都遷就，進而語重心長地直說：「你得依靠青年，放棄他們就沒有衝鋒陷陣的人。」他很簡單他說：以我再來一篇《是非辨》，剖剖我的心。」我笑了：「這就沒有必要啊！只要以後做得多、做得對，也就解決了。」「我得表示。」，「表示什麼？」
我建議他不再發表文章，而他還說要表示，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他沉默了一陣，移身打開箱櫃，抱出一摞16開的藍色本子來，完全是線裝，封機上貼有題簽，寫著「日記」兩字，堆在我的面前。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心想既然拿出來了，就是讓我看的意思。我當即打開來，原來在印有10行紅線的本於上，用毛筆寫得非常工整，一筆不苟。再細看下去，是蔣經國在蘇聯所寫的日記，我說實在話，真是吃驚不小。我所想像的，他在蘇聯一定用俄文書寫，即使用中文，也一定是鋼筆字。哪裡知道竟是毛筆字，整整齊齊。我對他的行文，仍使用中國傳統的毛筆書寫而一如中國的古籍，加上線裝，不能不欽佩。我的這個內心，他當然不知造。他說：
「我想挑一、二篇出來發表。」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裡面是生活的記錄，並不涉及當前的政治，若以過去政治態度所寫的日記來發表了，無異這麼說：「我沒有變啊？」這是一個以表心跡的辦法。我馬上表示：「這個方法很好，先在《新贛南》上登，然後在別的地方也轉發。」
「你挑吧！「
「我沒有全看，怎麼挑？我看你先挑，然後再定哪一篇。」
「你說我怎麼挑？」
「政治色彩、生活氣息都得有，使人能看到你要與共產黨繼續合作，不搞倒退。」
這麼一說，他大約問意了，就挑了二三篇，因為都很短，我很快讀完就說：「就用《石可夫農村》這一篇吧！」
當時，我認為這篇東西是很感人的，也表現了蔣經國純真敬老的本性。難得的地方就在於，對給予他幫助的老農婦念念不忘！內容是這樣：他下鄉到農場，起初遭到冷漠，常被。
諷刺，後來共同勞動了，晚上讓他睡在車房，渾身酸痛。他寫著：「睡到半夜，一個68歲的老婦人，起了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這不是睡覺的地方，到我的草屋裡去睡吧！』」
「『十分感謝我慈愛的老朋友！不過我今天疲倦了，明天我來！』」
「『你用不著怕我，在這兒睡覺是會生病的！我住的雖是草屋，可是要比這裡好得多，－同去吧！』」
最後：
「草房門外面的人，漸漸多起來了。當我吃早飯的時候，斯客洛平走進來對我說：『全村農民都來歡送你了！我們要開一個露天歡送大會。』我就走出門外，看他們手中有的拿著蘋果，有的拿著雞鴨。」
「斯客絡平宣布開會致歡送詞。」
滿懷對慈婦人感激的心情，據說第二年蔣經國曾去看她，可惜她已經死了，悵悵無已！
我也很欣賞這一篇，就找人去抄了出來，在《新贛南》月刊上發表。為了使這一篇東西能在別的地方發表，我把它轉給在桂林的《救亡日報》。過了不久，終於登出來了，或許能讓有些人知道：蔣經國自己雖不否認他是一個青年，但也確有青年經受考驗的一股銳氣。
這般建議
根據蔣經國提出「建設三民主義新贛南」的口號，街頭巷尾，特別在汽車站、輪渡碼頭、牆頭上都刷寫了標語，沒有牆頭的就用木板，標出要做到「五有」，就是：「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書讀！」比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提出來的「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還要動人得多。這就是讓人們知道的「三年建設計劃」的內容。至於怎樣達到呢？只是什麼「在極短的時間完成大量的工作」呀！什麼「用很少人來發動幾十甚至幾百幾百萬人來工作呀！」不見什麼具體措施，連個具體促進的機構都沒有，至於達到什麼指標，更是無從淡起了。
不過，這個口號，總算很動人，與別處相比，有一新耳目的感覺。這個口號，自然是蔣經國的四大秘書的產物。分散在各個部門中的共產黨員與一般公務人員，都毫無所知，沒法參與。蔣經國不會找共產黨商量，也不知哪裡有共產黨，也不想藉助共產黨員的力量。於是，我這個在他身邊的共產黨員，無從插手，就變成在看他演戲了。那心情、那滋味，確實不一樣。談吧，他早就什麼都決定了，沒有籌劃周章的餘地。不談吧，這麼在大一件大事，幾乎是孫中山提出的遠大理想，早知道「革命尚未成功」，作為「建國方略」擱在案頭。而贛南卻要一下子實現，沒有政治局勢作保障，沒有充分的財力和人力的組織工作的保障，談何容易！事實上面臨許多挑戰，搞不好，前功盡棄。雖然喇叭可以吹得很動聽，卻無補於實際，無助於贛南的「建設」絲毫！
這是明擺著的事，涉及中國的前途。如果沒有共產黨參加，那將什麼也作不成。只因有國共合作，抗戰才像個樣。在贛南，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那麼多，如果不是國共合作，就什麼也辦不好。現在，他滿以為以他一己之力，最多加上一批年輕人，就能大功告成口還沒有開始，便可預見前景了。
我清楚地知道：黨的政策，是幫助他，一要做到國共合作，不在名義，而在實際；二在確實做些有利抗日救國的工作，最低不能讓他開倒車，能有一點進步就算一點，堅決支持。
我們說的三民主義，與他們說的三民主義，在具體工作上還有先後之別，先解決「東南防衛」，然後，方談到所謂「建設」。實際上無非安定人民生活，使之能服從抗戰的需要。
在戰爭時期，沒法單純地搞「建設」。
這一認識，與江西省委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急了組織部長唐敬齋，幾次問我：「該怎麼辦？」我說：「他在明處，咱們在暗處，就是一個客卿的地位。」唐敬齋覺得也很好笑，說著：「我去看蔣經國。」「以什麼身份？」「先以個人的名義，他對我這個暨南大學學生還有感情。」「那我就給你吹吹風，擇日去登門。」
我沒有專門去找蔣經國，還是順乎自然的好。有一天早晨，他經過動委會的門口，停了一下，把頭探了進來，兩隻眼睛晶晶發亮，落在章亞若身上。她剛上班，坐在門邊的辦公桌邊。他一改愛說的「喂！老表」，而用「喂！我的好同志，這麼早！」章亞若是個女的，聽到一句「我的……」顯得十分靦腆，把一個少女弄得漲紅著臉，輕聲地說：「你把我嚇一跳，蔣專員，有事嗎？」她不在三青團而在專署里，只好隨其他的署中人這麼叫了。蔣經國毫不在乎，也不覺得歉仄，說完便罷；也不置答，轉過臉就說著：「沒有事，你們好！」他還沒有走，我在辦公桌旁站了出來，忙向他大聲地說著：「蔣經國同志，你記得唐敬齋嗎？」
他愣了，思索了一下，然後方從腦海撈起來似的回答：「當然，記得！這個猛漢，他怎麼啦？」
「他經過贛州，要來看你，」
「來就來嘛，還要先通知？」
這意思是多此一舉，以表明他不是什麼官僚。我就只好解釋一下：「不是，我在街上遇見，他對我這麼說，又不知哪天來。」
「要來就來吧！」
蔣經國用人談話，都是很利索的，絕不含糊兩可。他表示態度，是或不是，都很清婪。
這是他的特點，和他商量什麼比較好辦。我轉告了唐敬齋，請他來。
過了幾天，唐敬齋登門來了，他直接到蔣經國的住所，從午後二時談至五時左右，日影已經斜照，才告一段落。當唐敬齋出來的時候，聽見蔣經國說：「你要時常來，有什麼不好談的！」然後就分手了。他們談些什麼呢？我沒有去打探。後來我碰到唐敬齋才問：「跟蔣經國談得怎樣？還是個人身份？」「不！個人就沒有那麼多話好扯！我就給他亮明黨的態度，好讓他放心，放手做好工作。」……啊！原來如此，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黨跟他作的一次正式接觸。可後來我見到蔣經國，他卻不講正題，用別的亂問一氣：「你們是同學？」我笑了起來：「南轅北轍，我是廣東人，他是四川人，我在北平，他在上海……」他仍然把我與唐敬齋不分開他說著：「你們都是年輕的，難得都在江西，難得干同樣的工作。」這個話里有沒有其他的意思，我沒有問過唐敬齋給他交了我的底沒有。總之，蔣經國從此以後，不再像以前那麼隨便、隨和了；一跟他談工作，總好像有一條線牽扯著，難免正經八百地，當然我也沒有去介意這些。
過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動。
事出有因，蔣經國的計劃遭到挑戰了。他雷厲風行地搞禁菸禁賭禁娼，抓走私、捕好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權力鎮壓以外，並無疏導之途。而這些之中，按他的說法，奸商可恥，操縱市場，米價上漲，鹽也看漲，甚至有時買不到，鬧得贛州城裡，人心惶惶。這件事，輪到黃中美和許季元出馬。黃中美很簡單，下令抓了幾個好商，關在牢里去了。煞煞風，有點效果，可是緊張局面，並不因此稍減。
在一個星期天，很多人打球兒去了，我沒有外出，蔣經國不休息，到署遇見我了，心中的事兒難免外露出來：
「你們廣東人狡猾，做了奸商，躲在後面，卻把老表推了出來。現在抓來的，好多人來求情。放吧，物價還要波動；不放吧，關人真不是辦法。」
又是廣東人，作為喜笑怒罵中縱情之詞，容或有之；但作為人好歹的標準，有點只知其表，不知其底，就不免成為笑柄。於是我就說：「我這個廣東人就不狡猾！哪個不想撈錢啊？反正你治標不治本，盡演《捉放曹》。」
這種事我從不理聞，也就隨便這麼一說，他一聽了好像擊中要害，抓住不放了：「有什麼治本？」我說：「許秘書就是專家，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他很懂很熟，為什麼不試一試？」
他說：「那是蘇聯！」我又說：「也不是以前有現成的經驗。在這以前，都說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才會暴發革命，所以，共產主義運動在德國鬧得最熱烈，偏偏在經濟落後的俄國來個一國首先勝利。在實行社會主義之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他聽聽，沉默一下，也就進去了。經濟上的事，我也外行，說說便罷，並沒有想到這些話會發生實效。
過了幾無，見所有的人，都被調動去發贛州城裡的「鎮民購買證」。按報戶口的給，沒有戶口的不給。有了這個證，可以到糧食公店去買公價的糧、酒、鹽、油……等用品。至於不願來買的，請便。這下子物價就平復下來，群眾有了生活上的基本所需，即使有奸商操縱，也不起作用了。
這在今天，就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不過，在那時可是新鮮的事兒。蔣經國接受了挑戰，知道許季元想出來的，猶豫不決，直聽到我的所言，才辦了起來，一舉得勝了。這件事，確實可嘉。我為此寫了篇《贛州的交易公店》，表彰這一事件，在當時的桂林《國民公論》上發表了，許多地方都能看到蔣經國的政績。
又一個挑戰是變救濟為動力，犯人坐吃山空，蔣經國仿效蘇聯的辦法，辦起強民習藝工廠，讓犯人都勞動。
又一個挑戰，不是要人人有飯吃嘛？確實好多窮人沒有飯吃，於是鰥寡孤獨殘的，每天就到「救濟食堂」吃飯去……對付這些挑戰，都需要錢。錢從何而來呢？靠鹽、煙、酒的專賣，也靠外面捐助的救濟款，包括華僑的，以及重慶的兒童福利基金等等。此外，還抓姦商，要罰款、要捐款……因為在贛州，是東南聯接西南的一個腰站，商賈雲集，確實可以得到錢。金錢萬能，解決了問題。
蔣經國還笑著對我說：「還是商人有錢。」
這錢，看怎麼用！在贛州，又掀起一個高潮，叫祝壽獻機活動，就是捐錢為他父親慶祝壽誕。說得好聽，所得的錢是拿去購買飛機，加強軍事力量。於是，蔣經國全家出動都為這個工作努力。
就在專員公署、動委會和保安司令部的範圍內，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走向群眾，拿著捐款的紅簿子出現了。她說著普通話，遇著公務人員，一個也不放過地說著：「愛國抗日，祝賀領袖，捐款為樂，無上光榮。」
這樣，效力顯著，每個人在她的熱情感染下，只有多捐沒有少寫，已捐到的數目很可觀。蔣方良對我說：
「要到陶陶招待所、廣東酒家去！那裡擺了酒席，蔣專員在等著哪！」
第二天，蔣方良又上出動了，一手拿捐款的紅簿子，跑到富人面前，一手要人寫捐款，這下數字猛增。這些工商巨富，在酒溢杯外的時候，見一個不同膚色的人前來勸募，確實想也沒有想到，寫點，或者多捐點，總比被戴上奸商的帽子強得多了。正因為這樣，購一架「贛南號「的飛機，已經沒大問題了。
這件事，蔣經國一回來，興奮地向我說：「三民主義新贛南的民眾力量顯示出來了，蔣總裁一定高興，中國有這樣一個領袖，國民之福。」他已學得一些新的語言了。我諦聽著。接著，他又高興他說下去：「三青團宣布獻機祝壽，已準備了戲，學會了歌，不會錯的。」
蔣經國多麼欣賞這件事啊！我就必須看看聽聽了。一上大街，看到不論是陸象山路、還是王陽明路，幾條大街上都有宣傳隊在活動。
到了誕辰的那一天，先在贛州公園舉行慶祝會，然後列隊在大街上遊行。高舉著「贛州各界慶祝總裁誕辰獻機運動」的橫標前導，這也是國民黨的其他要人所沒有的和看不到的。
蔣經國蔣方良兩人在橫標下面，帶頭走在隊伍的前面，一路放著鞭炮，在口號聲中遊行開來。在這個隊伍里，有高呼祝壽的口號，也有與祝壽毫無關係的口號：「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至於兩旁的觀眾，那就更熱鬧了，互相爭看蔣經國夫婦。
這似乎帶有出奇的號召力，要不，就不至於出現萬人空巷的局面。我們都是隊伍中的，就讓蔣經國帶領著行進吧！這將是一個什麼反應啊？我一邊走一邊想：這麼做是成功呢，還是失敗？真有必要摸一下新的情況了。
蔣經國的頭腦是很熱的，真的認為這是得意之作。據說受到重慶國民黨中央的誇獎，說是把贛南的建設搞得好，納入正軌了。他似乎也有點忘乎所以了，溢於言表，樂融融地自陶，竟有時像小孩子一樣快樂得邊走邊唱起歌來。
我一直到他比較冷靜以後才到他的住處，不等我提出，他就向我滔滔不絕他說道：「建設三民主義新贛南，第一個成功，就是祝了壽，又獻了機。民眾同心一氣，領袖領導有方，抗日戰爭勝利也就有了把握。」
我順水推舟地問：
「這麼做，贛南三年計劃，可以實現嗎？」
「能，能，能！」
鏗鏘的聲音，像鍾連打三下。
這就可以看到，他說著說著，陶醉在美好的幻想之中。
風雲突變
過了些時候，三青團從重慶來了一批人，大肆活動。他們集會，他們唱歌，最奇怪的是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事情，卻舉行火炬遊行，每個人穿著整齊的藍色衣服，一律佩「三青團」的臂章，非常劃一，高呼的口號，也很別致。一邊呼：「中國只有一個黨。」另一邊答呼：「中國國民黨。」一邊呼：「中國只有一個主義。」另一邊答呼：「三民主義。」一邊呼：「中國只有一個領袖。」另一邊答呼：「蔣委員長。」有點像德國的法西斯捧喝團。中國不是有「藍衣社」的說法嗎？看來就是這麼樣來亮亮相的！
這麼個另外的一套，席捲來了。我住在動委會裡，不免看到專員公署的門上，又多了這些人的足印。這時的蔣主任欣賞不欣賞這批人馬呢？這個問題，用不著去親自問他的，觀其言，察其行即可。不意竟遇見蔣經國來了，看到他的興趣大大提高，並很有把握地說：「這番人多了，好辦事！」
隨著戰爭局勢的變化，贛縣也和其它後方地區一樣，積極組織力量開展募捐等工作，支援前線。蔣經國還親自帶領一個慰問團到大庾嶺去慰問。
1939年下半年，這時贛縣的三青團幾乎已全部被重慶來的一伙人控制了。趁蔣經國去重慶之際，他們採取了「行動」，先是扣留了在團內工作的朱承熙、王重實，接著由一個叫江海東的帶頭，手提木棒，氣勢洶洶地砸了「青年文化服務社」，綁走了那裡的工作人員。
他們像法西斯匪徒一樣的行為，使贛州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贛州。
這時地方上，國共合作已經到了三岔路口，但看蔣經國回來是怎麼個態度了。
蔣經國姍姍回來了！不是悲觀失望，而是威風凜凜。伴隨他同來的，有侍從室一個團的兵力。幹什麼來呢？為的保衛他而來。於是專員公署門口，再恢復有正式攜帶新式武器的人站崗了。
蔣經國回來後，我沒有見到他，葛洛見到了，但是他的辦公室搬了，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後來知道，為了加強戰時警衛，他搬到保安司令部特務室那兒去了。為了加強戰時的警衛，「黎民百姓」算不算在內呢？贛州還是後方之地呀！
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立即去向江西省委報告，已經面臨抉擇了。已經到了撤退的時候了。
天氣陰霾的一個下午，我在回來的路上，遇見葛洛，他急忙地拉著我到青年會的茶座，告訴我印染工業合作社的甘時鳴，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東南區辦事處的大街上，到處亂闖，引得商鋪做買賣的和附近的居民，驚慌不迭。正不知什麼事，見後面追趕的人握槍把他押走了。用不著說，便服抓人，除了特務，沒有別人。「又抓共產黨了。」這下子傳開了。怎麼辦？要不要撤退？我還有點書生氣：「得聽候組織的意見，稍微等一下。」哪知我一回專員公署，踏進臥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長（他是常見的熟人）光臨了。來人一反常態，推門進來就說：
「剛回來？蔣專員請你去談談。」
門沒有關，臥室外的石階上，還有個士兵手握武器，我就完全明白了。
於是，我隨著他離開專員公署。這位科長帶著路，士兵在我的前後。還一股勁兒說寬慰的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蔣專員對你很好，談幾句話，放心好了。」簡直上下對搭不上詞。穿過昏暗的街燈，拐進一條小巷，還有些破礫碎石，不見人家，到了死角，是一個十分僻靜的地方。一推門，登木梯，鑽進小閣樓，見到甘時鳴已經在裡面了，用不著說什麼，到此輪到科長放心了，他客氣地告別一聲：「讓你委屈了。」
我值不得回答。
這一夜，繼續捕進來的還有江西政治講習學院的上官，和寫《總裁祝壽獻機歌》的湯光瑢，還有在贛州郵政局工作的楊傳琦。
過了兩天，我們被轉到強民習藝工廠去。這不是犯人的勞動場所嗎？不是三民主義新贛南的功績之一嗎？我們努力創造的條件，卻是作繭自縛！我們並不是坐以待斃，而是等候變蛹，以後要破繭出來，還要產子，子子孫孫，無窮期也。這也就是共產黨員的精神，蔣經國當然知道，讓我們「委屈」。
也就是在這個強民習藝工廠，我所領導的黨支部之一——政工隊正在這裡做教歌工作，托他們帶走了我寫的報告。我說要撤退，我們要越獄而走。可是江西省委的指示卻是：不准撤退，堅持鬥爭；還委任我為獄中黨小組長，要到泰和的馬家洲集中營去發揮作用。
我們遵命。
從此，我見不到蔣經國了。可是很快傳來他對這件事的關心。據說中統向他開了一個黑名單，有黃中美、許季元、高理文、周百皆、葛洛、雷寧……一句話，要他逮捕。他不肯，討價還價，他們的擔保從四大秘書截至葛洛止。葛洛是他直接聘請的，雖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能由他的手送進牢里，所以就從雷寧起。而我呢？自送上門到贛州來。他也許知道共產黨員為工作不計較這些，就同意從我逮捕起。因此我被「請」來，卻聽不到他的「談話」。參加了這一次演出，算是在革命鬥爭中不可免的一個過場吧。我說過：這是政治鬥爭，沒有什麼奇怪。不僅是蔣經國，換個張經國、李經國，也是同一個樣。這裡從個人講，談不到什麼。然而，我要說的，蔣經國還有點儒教精神，還表現了他好的風度。
葛洛是他們聘請的，，卻是我領導下的一個黨員，也許他知道，也許不知道。可是，我被逮捕以後，蔣經國對他又送禮又贈金，讓他安全離開江西，到不是自己統治下的自由天地里去了。
還有一點，我是後來才知道的：我的家屬找他要人。他親自接見家屬，告訴他們：是不得已而逮捕，還要找機會釋放。不管是敷衍還是真心，也不管是假的還是不得已，總之，他出來與家屬見面，安撫從敵占區流亡的父親一行，毫無順蔓拉瓜，或斬草除根之心。還算懂得「階下囚，禮如賓」。
我終於到泰和馬家洲集中營，做我們地下的黨小組長去了。這好比馴虎者敢於把頭顱放在老虎嘴裡，被咬，不難；不咬，知是馴虎，並無射虎殺虎之心！共產黨員就是馴虎者，說不知道死是假的，說敢幹不怕死倒是真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豈不可笑？這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上，叫三次反共高潮所出現的事件。
深切期望
時間一晃40多年，我當年20歲掛零，蔣經國比我大得多，現在已經作古。從大陸看台灣，海陝兩岸，遙遙相隔，我不覺有時想起過去的一切。對於蔣經國，難忘的友誼，常使我回憶往事，實話實說，不外讓後人多知道一點。
當年同在贛南的，已經月明星稀，就在專員公署這個幾百平方的地方之內，死的已經死了，活著的還有葛洛、魏晉、金重民、喻誠然、伍雲華、羅琳……他們知道的不會比我少，可以各說各的吧！有一回，我與葛洛說：「如果小蔣回來當大官了，我們相約再一次在他的手下工作，一同到他的公館吃一頓，叨叨台灣，那裡也是我們該去看看的地方。」這個願望現在已成為夢幻了！讀台港報紙常見：「大陸對台灣是共產黨的統戰陰謀。」我有時覺得有趣，我在贛南搞統一戰線，有什麼陰謀啊！我不妨這麼說吧：如果從愛國主義的大義出發，台灣也可以這麼來做做大陸的統一戰線。讓我們統一在祖國的大家庭里，同是炎黃子孫，快結束分裂的狀態吧！願我們能在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時候再以同志相稱。
（原載《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