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自述 · 附錄一　盛岳（美）：「四一二」政變時的蔣經國

很多俄共領袖和共產國際的官員對中國事態的逆轉毫無準備。例如：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即上海反共政變前一周，史達林還在說，沒有必要試圖去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共產黨人需要國民黨右派，在國民黨右派中有能幹的軍事領袖。整個三月，《真理報》都在鼓吹蔣介石不得不服從革命群眾意志的老調。很難使人相信，史達林等人事前沒有得到中國局勢的情報，他們就絲毫沒有嗅出從中國飄送過來的大屠殺的氣味來。也許事件的變化比他們預料的要快，同時也許由於同托洛茨基的鬥爭，托洛茨基老早就預見過有大難臨頭。史達林寧可懷疑任何消息，那怕是證實托洛茨基主張的私下流言。毫無疑問，史達林用了很大力氣要拉住蔣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革命軍開始屠殺冒著生命危險三次支持革命軍的上海工人了。這個消息像奪取了上海的消息一樣迅速地傳遍了世界。上海事件來得如此突然，不啻給莫斯科和中山大學的學生們當頭一棒。共產國際和中山大學對政變事先都沒有接到任何警報。四月十二日晚，我們舉行了另一次集會，會上不是二十天以前的歡慶氣氛，而是激怒的氣氛籠罩著整個大廳。在我們每個青年的臉上沒有絲毫的笑容。我們以極大的義憤通過這一項決議，致電武漢革命政府，要求嚴懲革命的叛徒。電報說：「當前中國革命的發展引起了帝園主義及其忠實走狗的反擊。假革命的蔣介石及其一夥違背了黨的原則和紀律，他們背叛了我們的革命，屠殺上海的革命工人，從而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現在他們成了我們革命道路上的障礙。但是我們有信心，得到我們工人群眾和革命軍隊支持的國民黨中執會和國民政府一定會勇敢堅定地進行反對反革命的蔣介石及其一夥的鬥爭。我們確信我們會得到最後勝利。 中山大學的全體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在電報通過以前，很多學生，包括國民黨要人的兒子們在內，都發表了演說，他們走上講壇嚴厲批判上海的「四·一二」政變。蔣經國是登台演講的學生之一，當時他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他那雄辯的演說贏得了全體學生雷鳴般的熱烈掌聲。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消息報》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學學生對政變的反映的文章中發表了這篇演說的情況，「……蔣介石的兒子鼓動學生們到共產國際大廈前遊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說：『我在這裡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幾天之後，蔣經國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譴責他的父親蔣介石是他的敵人。這份聲明被塔斯社譯為多種文字廣泛散發，全文如下：「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切望與張作霖和孫傳芳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 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 他在中山大學學生集會上的演說和他所寫的譴責他父親的聲明，可能是他年輕和受壓處境下的產物。然而這一拋棄他父親的行為卻使他受到中山大學學生和俄國人民的尊敬。這個聲明發表後，我們無論走到哪，都碰到人們以極大的關注問我們：「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夜之間，他成了一個有名的大紅人，而倒霉的是我們沒有一個像蔣介石那樣的父親。「四·一二」政變後，我們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不僅不再有俄國姑娘們向我們賣弄風情，而且我們到處都受到俄國人的輕蔑。俄國人不光指著我們喊「張作霖」，而且還給了我們一個新頭銜：「蔣介石」。不久以前，他還被當作中國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家來讚美，而現在則被貶低到和張作霖一樣的反革命軍閥。我記得很清楚，莫斯科五一節籌備委員會原來準備在莫斯科五一遊行隊伍中，陳列一個大型的蔣介石模擬像，以向蔣介石表示敬意。中山大學為了慶祝五一節也給制了一個齊身的蔣介石的大畫像。可是一接到「四·一二」政變的消息後，局勢的突變使俄國人和中山大學學生真是像發了瘋一樣，立即把蔣介石的模擬像和畫像全都燒毀。 經過這一切事態發展後，我認為中山大學學生很少有人感到中國革命的道路非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領袖們的英明領導不可了。史達林和布哈林在我們許多人心目中的威望一落千丈。這種局面當然為對托洛茨基寄予同情的學生和教員改善了處境。他們可以提出托洛茨基的立場來批評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只有忠於國際派的強硬核心還敢於出來同他們辯論。這樣，在這個問題上，托洛茨基主義在中山大學獲得了最初的衝勁，當時在推進托洛茨基事業的人當中，就有蔣經國。他經常在演講台上露面，常常帶著一堆書，從中引證來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場。在這種會議上，每個演講者只准講五分鐘。小蔣講話好比機關槍，飛快地翻書，找到和宣讀針對問題的適當引文，然後再講，再找下一段引文。他是個出色的有條理的演講者，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分配給他的時間。同時，他寫了許多有力量的短文，張貼在學校的布告欄里。 我們將在後幾章討論中山大學托派的命運。在這裡，我想先說一點。蔣經國並沒有因為他公開擁護托洛茨基而受到懲罰，儘管有些比他講得不那麼露骨的人，尚且受到了粗暴的對待。相反，他反被從中山大學送去列寧格勒的一所軍政學院學習。那時我們有些人猜想，蘇聯當局這樣做是出於原諒他年輕，政治上偶爾疏忽。後來我才領會到，史達林很可能是想把蔣經國抓到手裡，當成將來同蔣介石可能談判時的籌碼。也可能是，史達林僅僅是指望通過蔣經園來同孩子的父親保持某種聯繫，以便一旦有事將來可以加以利用。在抗日戰爭中及戰後一小段時間，實際上後一個考慮確實就是那麼一回事，不過這不是本書在這裡要談的事了。 不管怎樣，中山大學有許多在這一艱難的時期轉而同情托洛茨基立場的學生，最後都成了托絡茨基反對派的正式成員。但對於我們這一伙人來說，儘管我們的信心受到了痛苦的考驗，我們還是忠於共產國際的領導，希望國際和俄國的領袖們確實從他們的錯誤中得到教益，在估量中國革命的要求和發展方面更加成熟老練。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標誌著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從那一天起，國民黨的政策重新回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改組前的那種狀態。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抉助農工三大政策突然中斷執行。同樣也從這一天開始，形勢迫使中國共產黨人清算陳獨秀的軟弱路線領導，奉行武裝鬥爭的強硬路線。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後，共產黨人在上海和其它大城市所遭受的一系列長達數年的失敗，成為中共轉變政策的決定因素，從以組織城市工人為主要任務轉為在農村進行武裝土地革命。他們形成了先占廣大農村再逐個吃掉城市的軍事戰略。過了好久，正是這一戰略，他們堅持應在全世界推行，以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 （摘自《莫斯和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文題是編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