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 · 第八章 寬政改革與江戶文化

《婦女相學十體·輕浮之相》，喜多川歌麿 一、樂翁和鷹山 松平定信就任老中 對於目睹了天明大饑饉慘狀的幕府當局來說，最頭疼的是如何收拾田沼意次留下的政治爛攤子。1786年（天明六年），德川家齊繼任將軍，年僅15歲。在水戶藩、紀伊藩、尾張藩這御三家以及其他勢力的支持下，新任將軍雖然將田沼意次及其黨羽趕下了台，但在選定繼任候選人上仍然費了一番功夫。時隔多年，政權再次回到了譜代大名手中。但是，有些譜代大名此前極力逢迎田沼權勢，現在依然與其藕斷絲連，因此不能指望這些人革新幕府政治。於是，御三家再次物色人選，最終將改革的令旗交與溜間詰 譜代大名極力推薦的奧州白河藩主松平定信（號「樂翁」）。 松平定信是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宗武的次子、德川吉宗之孫。他為官清廉，人品端正，擔任白河藩主期間政績良好，贏得了譜代大名階層的普遍信任。松平定信為了重建天明大饑饉中百廢待興的白河藩藩制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當時藩內生產力低下，商品生產落後，面對這一嚴峻的事實，松平定信首先將政策重點放在了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他禁止殺嬰陋習，為了增加生產人口，給白河藩的分藩越後的女性發放路費，讓她們移居白河地區，強制她們與當地男子結婚。天明大饑饉時，他把從江戶運來的糧食發放給難民，使得本藩幾乎沒人餓死。 1787年（天明七年），松平定信就任首席老中。他曾對田沼政治深惡痛絕，好幾次想拔刀殺掉田沼意次。但即便如此，當松平定信親自上陣挽救幕府危機時，他同樣感到了力不從心。他對御三家提出很多要求，例如希望得到將軍的特殊信任；如果財政狀況得以改善，自己將在翌年辭去老中一職，等等。翌年正月，松平定信向江戶靈言島吉祥院的歡喜天神奉上聞名於世的祈福文，以悲壯的決心祈求神靈保佑成就其政治抱負，以保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打壓商業資本 在實行改革的過程中，松平定信只留下田沼時代的老中、若年寄共三人，餘下全部免職，將戶田氏教、松平信明、本多忠籌等政治盟友提拔為老中，確立同黨合議、共同運營藩政的制度。 改革的第一板斧是應民眾要求，廢除田沼時代的人參座和油專賣制，叫停大阪、平野、堺的皮棉期貨交易所。這並不是松平定信的政治秀，而是其改革的重要特徵——「打壓商業資本」的必要手段。松平定信辭去職務後的1800年（寬政十二年），幕府以延滯繳納「上納銀」稅賦為由，一舉罷免了銀座的町人，將此後的銀幣鑄造收益全部歸為幕府所有，將銀座的直營權收歸幕府。自開幕以來，坊間一直流傳著這樣一首俗謠：「連御老中都不能插手的，是大奧、長崎和金銀座。」（《世外井上公傳》）此前銀座町人這一傳統勢力一直在幕後操縱著幕府的貨幣政策，其特權地位穩如泰山。而今，銀座町人勢力被清除殆盡，幕府官僚勢力在幕府的財政政策上越發具有話語權。 在整頓幕府財政之際，松平定信效仿享保改革，徹底貫徹抑制財政支出的方針。由於改革重點被放在了重農政策上，因此幕府能夠順理成章地持續打壓商業資本。1789年（寬政元年），幕府頒布《棄捐令》，命令札差放棄六年以前的旗本債款，六年以內的債款分年償還。這一命令可謂當時幕府對商業資本的一記重拳，札差與旗本之間高達117 800兩的債款一夜間化為烏有。 對風俗和出版的統制 幕府不斷出台新的措施，如禁止買賣奢侈品、借整頓風俗之名限制城市居民消費等。由於各藩駐江戶辦事處的人員同屬江戶居民，因此這一類人所舉辦的奢侈宴會同樣被官方取締。幕府禁止女人到理髮店理髮，這與「自己的頭髮自己收拾」這一復古意識有著密切的關係。田沼時代默許的私娼至此也被廢除，在街上逮捕的私娼將被帶到吉原做兩年公娼。幕府還禁止混浴，將浴室分為男女，做不到這一點的澡堂也可實行男女隔日洗澡的營業模式。理髮店和公共澡堂是江戶兒的社交場所，這樣一來，江戶人在生活中的一半樂趣都被剝奪了。與此同時，田沼時代大行其道的博弈和賭博也被叫停，這讓很多賭徒失去了生活來源，轉行當上了盜賊。 為貫徹法令，幕府派出大量密探到江戶市內監視。可是，不少密探收受賄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此幕府不得不再派一批密探去監視、揭發他們。這類現象不僅出現在寬政年間。由於江戶密探人手不夠，江戶官方還雇用市內妓院的一百五十多名男打手當眼線，大阪方面甚至雇用部落民（穢多和非人）當密探的眼線。此時的百姓哪怕在澡堂里說半句批判幕府政治的話，都會被喬裝成顧客的密探帶走，吃盡苦頭。 幕府對出版業的管控比享保改革時期還要嚴厲。林子平著有《三國通覽圖說》《海國兵談》，講述亞洲形勢，認為「從江戶日本橋到中國乃至荷蘭都是沒有邊際的水路」，因此加強海防迫在眉睫。幕府以林子平不過一介浪人，卻向社會散布無稽之談、動搖民心為由，命其在家反省，沒收其出版物和木版。林子平雖然窮困潦倒，但仍然泰然自若、詼諧幽默地說，「無父母，無妻兒，無木版，無金錢，卻也不想死」「讀書破萬卷，多知而無罔」。此外，青樓文學「灑落本」也被列為禁書，違反此禁令的代表作家山東京傳受到處罰，浮世繪畫家喜多川歌麿也同樣遭到嚴懲。 公共澡堂「錢湯」，《浮世澡堂》，式亭三馬 陌生人互相搓背，輕鬆自在。 可儘管如此，江戶幕府也並非一味對城市居民採取高壓政策。天明年間爆發前所未有的搗毀暴動，幕府不想再發生此類事件，因此全力下調江戶物價。商人不降低物價是因為地價、房租高居不下，而地價、房租過高則是因為房東負擔的城市管理費用「町入用」很高。因此，幕府修改了城市管理費用法「町法」，節省三萬七千兩左右的城市運營管理費。幕府每年將其中的七成儲蓄起來，以備饑荒等天災，將兩成分給地主，剩下的一成用作城市運營管理的備用費。這就是所謂的「七分積金法」。這一措施的目的是減少對城市居民的管控，減輕江戶上層市民的負擔，以此懷柔百姓。 農村的復興 寬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天明大饑饉導致本百姓階層分化，穩定封建土地稅收。在這一過程中，以松平定信為首的幕閣大名的藩政改革經驗派上了大用場。他們要求幕府的代官、大名、旗本武士也須囤積稻穀、攢錢以備饑荒，禁止殺嬰，保障農業人口。1788年（天明八年），針對陸奧、常陸、下野三藩農村荒廢嚴重的問題，幕府和各藩下令外出務工者必須得到領主的批准，並向已經外出務工的人發放回鄉的路費、糧食和農具費用，分給他們農田耕種。由於脫離居住地戶籍的無家可歸者和流浪漢不斷增加，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幕府在江戶石川島設立職業傳授介紹所「人足寄場」，強制他們在此勞動，並讓他們用所得的工錢找正式的工作。 異學之禁 幕府在管控風俗和出版業的同時，也在加強對學術界「亂象」的管制。具體表現為1790年（寬政二年）發布的「異學之禁」。由於以林家為首的學派陷入傳統學說窠臼，因此此前被幕府視為官方學問的朱子學也失去了權威地位。與之相對，徂徠學由於打出改革現狀的旗號，符合因藩制危機而苦惱不堪的藩主意願，因此在各藩的文教政策中占據主導地位。 這一時期，井上金蛾、片山兼山、細井平洲等人提倡的「折衷學」非常盛行。他們以徂徠學的批判者自居，但其學說內容不過是折中了朱子學、陽明學和古學的思想。其目的在於，對儒學作出合理性解釋，批判學界的派系鬥爭和研究的不徹底性，主張自由研究、自由討論的學術風氣。很明顯，折衷學是在正確吸收徂徠學的基礎上，謙虛地接受了當時盛行的經驗科學而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學說反映了田沼時代的政治形勢，把學術當作追逐利益和沽名釣譽的手段。這種傾向在江戶尤為明顯。 針對這一形勢，松平定信起用「寬政三博士」——柴野栗山、岡田寒泉、尾藤二洲以及古賀精里為幕府儒官，命其在聖堂講學。他將林家的學堂昌平黌改為幕府的官方學校，改名「昌平坂學問所」，革新朱子學內容，取締不符合官方立場的「異學」。「異學之禁」並非禁止朱子學以外的學派，但是這些學派既然被明確定義為破壞風俗的異端學問，因此顧忌幕府的各藩自然也對徂徠學、折衷學敬而遠之了。松平定信本人雖表面信奉朱子學，但在政治倫理上卻對徂徠學產生了共鳴。他剝奪了林家在幕府文教領域的領導權，試圖讓幕府直接行使這項權力。松平定信將昌平黌定為官方學校，讓旗本、御家人的子弟入學，其目的就是為了培養合格的封建官僚，為幕府政權服務。 松平定信對洋學的態度與此相似，規定只准學習、利用洋學中的技術知識，使其不威脅朱子學的權威地位。松平定信致仕後，幕府沿用了他的這一想法，以下便是一例：制定「寬政歷」的高橋至時、間重富等人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天文學家，他們被聘到幕府的「天文方」機構，在幕府的主持下進行天文、曆法方面的研究。1800年（寬政十二年），伊能忠敬啟動測量日本國土這一極難的工程。如果他不是高橋至時的門人，也不是幕府官員的話，恐怕很難完成這一工程，與現代日本地圖相比毫不遜色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恐怕也無法得到世人的關注。本木良永的門人志築忠雄在其所著的《曆象新書》中介紹了牛頓的引力學和太陽系運動學，這也是在寬政改革這一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在寬政改革實施的過程中，民眾雖然進行了反封建鬥爭，但似乎並不如田沼時代末期那樣劇烈。然而，松平定信的一些政治方針過於吹毛求疵，致使人人惶恐不安，因此也逐漸引起了各階層的反感。改革之初，江戶民眾稱頌松平定信是「文武兩道左衛門世直殿」，意思是文武雙全、改變世道的大人。但之後人們將其批評為「痒痒撓兒夠不到癢處，於是便撓腳心」（痒痒撓兒在日語中寫作「孫の手」，暗指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之孫松平定信。此句諷刺的是松平定信改革抓不到要點），甚至還說「白川的清水斷流了，於是就開始懷念田沼」。可見，此時已經出現了懷念「惡政之典範」——田沼時代的趨勢。幕府官員中也有人諷刺松平定信的改革，太田蜀山人就曾寫道：「世上沒有比蚊子更令人心煩的，嗡嗡嗡嗡，夜夜難眠。」（《牋策雜收》）「嗡嗡」音同「文武」，諷刺的是文武雙全的松平定信。旗本植崎九八郎也挖苦松平定信稱：「實與世人初見不同，才幹平平。」（《牋策雜收》） 北方問題的走向 如上所述，幕府改革在日本國內不得人心。不但如此，幕府還要處理首次面臨的外交問題。18世紀初，俄國步步南下，勢力延伸至千島，意圖加強與日本的交通聯繫。從田沼時代開始，幕府屢屢提及北方問題，一是因為，俄國對蝦夷地虎視眈眈，江戶幕府感到威脅；二是俄國人在蝦夷地開展經濟活動，讓日本人覺得蝦夷地在經濟上大有可為，唯利是圖的商人和經濟學者也開始對蝦夷地產生興趣。 1789年（寬政元年），本多利明完成《蝦夷拾遺》一書，認為蝦夷地具有開發的潛力。此前，田沼意次為了開發蝦夷地派遣調查團進行前期調查時，本多利明的弟子最上德內曾隨團前往，並對蝦夷地的開發價值表示了肯定。在天明大饑饉時期，本多利明曾到日本東北地區旅行，深入社會，積累了許多深刻的社會經驗。這種危機感在本多利明所著的《西域物語》《經世秘策》等書中形成了系統的「自然治道」理論。這一理論論述了在統一國家君主的領導下，應該採取怎樣的經濟政策來富國愛民，較早地指出了封建國家向近代國家過渡的新型政治方向。不過，這一前衛的見解很難被封建統治者採納。 1792年（寬政四年），俄國使節拉克斯曼（Adam Laxman）來到根室請求通商。松平定信以閉關鎖國的祖法為由，冷淡地拒絕了拉克斯曼。之後，松平定信只是巡視伊豆、相模，表示會重新考慮經營蝦夷地。他對世界地理的認識極為淺薄，以至於司馬江漢還曾就這一點嘲諷過他。 松平定信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尊號事件」，他反對光格天皇給父親典仁親王太上天皇的尊號。松平定信費盡周折按下朝廷勢力，可他又想把將軍德川家齊的親生父親立為大御所，這一下惹怒了與之對立的大奧勢力。最終，松平定信倒在了大奧勢力的陰謀詭計之下。 米澤藩的改革 在幕府施行寬政改革的同時，各藩也在領地內進行改革，特別是東北各藩的改革備受矚目。這是因為，主持幕府改革的松平定信原本就是東北一藩的藩主。出羽米澤藩主上杉治憲（號「鷹山」）與細川重賢並稱「明君」，他所推行的改革就是其中一例。上杉氏是自上杉謙信以來的名門，但因寬文年間的藩主繼承問題，其領地由一百二十萬石被大幅削減到十五萬石，藩內收入不足兩萬石。再加上參勤交代、幫助幕府營建土木工程，米澤藩支出龐大，財政進一步惡化。1764年（明和元年），藩主上杉重定心灰意冷，決意將領地歸還幕府。 米澤藩自設藩以來一直實行「半石半永」的貢租制度，即一半用米、一半用錢來繳納稅款，農民也很早被捲入貨幣經濟當中。此外，米澤藩還一直通過檢地來增加年貢，蠟、漆、紅花、縐紗、棉花等農民生產的稀缺產品被藩內壟斷機構收購，剩餘的大米也被以低價的年貢米收購。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貧困加劇、農民階層逐漸瓦解也就不足為怪了。而參與米澤藩的商品經濟獲得巨額利潤的，是江戶的三谷新九郎以及京都、米澤城下的特權商人。米澤藩的藩士俸祿微薄，大多只有五十石以下的祿米。由於不斷借高利貸和納稅，他們的生活每況愈下。因此，他們會在家做些零活或者打日工來餬口，也有不少人選擇繼續借高利貸。辭去武士公職還算好的，有的武士當上農民起義領袖或者帶頭髮起搗毀暴動，公然與藩主兵戎相見。這種現象已經不能用士風頹廢來形容了。 1767年（明和四年），上杉治憲接替上杉重定出任家督，時年17歲。擺在他面前的藩政前途一片灰暗。上杉治憲矢志改革，誅伐前任藩主寵臣森平右衛門，將包括竹俁當綱在內的家老以及奉行級別的部分重臣作為改革的主力軍。森平右衛門原為前任藩主上杉重定的近侍，晉升後掌握藩政實權，致力於殖產興業，在這一點上他和田沼意次非常相似。森平右衛門下台後，譜代階層重掌政權，這一點也與之前的情況相類似。 上杉治憲的執政理念深受老師細井平洲的影響，他主張：「為國家人民立君，而非為君立國家人民。」（《讓國詞》）上杉治憲恪守封建仁政思想，在生活上垂範下屬，將嚴格的禁欲主義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他的改革內容如下：振興因天明大饑饉而更加荒廢的農村，保障支撐藩政經濟基礎的實物地租收入；廢除世襲代官制，設立「鄉村頭取」「郡奉行」「鄉村教導出役」等官職，由藩直接統治農村，建立農民互助組織「契約組」，使其擔負繳納年貢的連帶責任；帶回離村農民，禁止殺嬰，給予養育費，等等。 然而1773年（安永二年），反對其改革方針的家老千坂高敦等七名重臣突然強迫上杉治憲罷免竹俁當綱等人職務，改革頓時陷入危機。好在上杉治憲與竹俁當綱等人取得聯絡後，迅速處分了七名老臣，度過了危機。在此事件前後，藩內也將改革中心轉移到了積極鼓勵殖產興業上。如設立「樹藝衙門」「蠶桑局」，大力增產漆、桑、楮等樹木，在農村普及養蠶業和絲綢業等。為解決藩士的貧困問題，藩還鼓勵他們在家從事絲織業，該地特產「米澤織」便起源於此。此外，米澤藩還非常注重開發各類產業，種植蓼藍，製造染料藍草球，引進縐紗紡織新技術等等。可是，即便農民商品生產蓬勃發展，但只要藩內繼續採取專賣制度，廉價收購農民產品，就必然會使城下町商人與地主進一步勾結，聯手打壓反抗的商品生產者和農村新興商人。 「明君」的歷史意義 除了上杉治憲的改革以外，以秋田藩主佐竹義和、會津藩主松平容頌為首的仙台藩、南部藩、津輕藩等藩也進行了改革。有的改革基本成功，暫時挽救了藩制危機。有的藩則改革失敗，反而加重了危機。不過，這些改革的共同目標都是立足於落後地區這一現實，想方設法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 除細川重賢、上杉治憲外，還有很多封建時期的「明君」故事流傳了下來。「明君」是基於儒家學說的評價，讚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開明政治，緩解人民貧困，救民眾於水火之中。他們通曉王者治理之道，致力於教化藩內屬民，開發藩內領地，將治水工程和殖產興業定為百年大計，實施遠大的治國方針。的確，現在日本各地的產業設施和文化設施中，有不少是在江戶時代營建，或由幕府援助營建的。但是，雖說「明君」留下的遺產惠及現代社會，但這些遺產在江戶時代所具有的歷史意義與今天截然不同。 二、京傳和歌麿 江戶小說的發展 由於幕府將寬政改革的重點放在了抑制商業資本上，因此城市文化也在這一過程中遭到重創，不得不改變發展方向。在論述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元祿時期京都、大阪的町人文化將中心轉移到江戶之後是如何發展的。 井原西鶴去世後，代表上方文學的是八文字屋自笑的「八文字屋本」。不過，這種書幾乎是對井原西鶴作品的剽竊或改編，只有江島其磧的「氣質物」 略微打開了新的局面。此後，江戶文學的萌芽大大動搖了上方文學的霸主地位。大阪的漢方醫師近路行者將中國的怪異小說進行改編，創作《英草紙》（1749），成為日本「讀本」 文學的嚆矢。與之一脈相承的有大阪的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語》等作、江戶的具有說教性的「談義物」等。談義物的特色是渲染社會中的不良風氣，以評書的口吻闡釋處世哲學。這是因為，幕府、各藩加強了儒家思想教育的力度，幕府腳下的江戶受此影響尤為深刻。另外還有兩點因素不能忽視，一是德川吉宗命室鳩巢寫作《六諭衍義大意》 ，並在民間大力推廣。二是石田梅岩創立心學，向町人、農民淺顯直白地宣揚儒家倫理，使儒家倫理被更多人所接受。* * 《浮世間親仁氣質》《世間息子氣質》等作品極度誇張地描繪了人性的弱點、特殊的性癖、興趣、嗜好等，力求表現與現實相矛盾的趣味。 談義物後來逐漸喪失說教性，諷刺性因素加強，成為後世「滑稽本」 的原型。另一方面，對江戶風俗、花街柳巷的描寫流行開來，灑落本在這一條件下孕育而生。灑落本起源於享保年間儒生、文人筆下的青樓戲文。後來，人們將其中的權威元素極端低俗化，加入滑稽元素，逐漸傾向於對世態炎涼和時事政治的諷刺。1722年（享保七年），幕府禁止出版好色本，但這些作品中的大多數仍然鑽了法律的空子秘密出版。 明和、安永年間（1764——1778），灑落本取代談義物，確立了其在江戶青樓文學中的地位。這得益於田沼時代岡場所繁榮、十八大通揮金如土等社會背景。對「通」的描寫是這些作品的主要題材。「通」，顧名思義，指精通一切人情世故，在行動上隨機應變，好排場但不顯山露水，幽默風趣卻藏而不露。 除了灑落本外，江戶文學中還有其他文學形式。如給兒童看的繪本「赤本」「黑本」發展出來的成人繪本「青本」，通常稱「草雙紙」或「黃表紙」。代表作有《金金先生榮華夢》等。該書作者是駿河小島藩駐江戶辦事處代表、以狂歌著稱的戀川春町。他與好友朋誠堂喜三二（秋田藩駐江戶辦事處代表）合作寫作，將黃表紙打造為繼灑落本之後的江戶文學中心之一。黃表紙同樣描寫「灑落」和「通」，特點是經常使用脫離現實的夢境和奇特的擬人手法，充滿了由時代錯位和抬槓帶來的滑稽趣味。但反過來，黃表紙的作者又與灑落本一樣，都力求忠實地反映社會現實。 山東京傳的活動和轉向 將灑落本要素集於一身、打造出近乎完美作品的是土生土長的江戶町人山東京傳。他出生於一家當鋪，本人也在京橋開了一間名叫京傳店的百貨店，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町人。他年輕時就流連於花街柳巷，兩任妻子都是吉原的低級妓女。除了這一經歷，他還具備江戶人天生的感知能力和敏感的神經。在以北尾政演為藝名作畫期間，他還磨鍊出了敏銳的觀察力。以上都是山東京傳成功轉型為灑落本作家的必要條件。山東京傳的處女作是《兒子的房間》（1785），但《通言總籬》《古契三娼》的問世使其確立了他在江戶文壇中的地位。在上述作品中，他以吉原和岡場所中真實存在的妓女為對象，在洞察事實的基礎上，用細膩寫實的筆觸生動刻畫了妓女們的喜怒哀樂。作品中表達了山東京傳對「籠中之鳥」——妓女境遇的同情和理解，浸透著對人性的深愛。到了寬政年間（1789——1800），他已不再以特定的妓院、妓女為對象，而是如實刻畫最下層妓女和下層嫖客的雲雨之事、閨房之言。山東京傳以幽默而又傷感的筆觸描寫陷入窘境、絕望無奈，卻想積極活下去的妓女和嫖客。在這一點上，他與晚年的井原西鶴有相似之處。山東京傳的視線雖然總是停留在花街柳巷，很少涉及社會其他領域，但他對人性的深入思考和論述，使其作品在這一領域達到了極致。 作為作家，山東京傳的執著態度體現在其黃表紙作品對政治的諷喻上。他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腐敗的田沼政治和一味實施財政緊縮的寬政改革。如他將田沼意次的失勢及其兒子被殺的故事改編成戲劇《時代世話二挺鼓》（1788），創作了諷刺改革的《富士人穴見物》（1788）、《孔子縞於時藍染》（1789）等作。這一態度不只體現山東京傳一人身上。石部琴好的《黑白水鏡》、朋誠堂喜三二以寬政改革獎勵文武為題材的《文武二道萬石通》、戀川春町的《鸚鵡返文武二道》等作品都表明了這一傾向。由於民眾對幕府政治混亂不堪大為不滿，因此這些作品恰好契合了民眾心理，引起空前的轟動。 但是，山東京傳等人的政治批判大多停留在道破社會問題、尋找政策漏洞等表層，不冷不熱，模稜兩可。但儘管如此，這也足以刺激幕府過度敏感的神經。石部琴好被逐出江戶、戀川春町鬱鬱而終、朋誠堂喜三二被勒令停止創作。以此為契機，松平定信頒布嚴令，不准御家人、藩士進行戲曲劇本的創作。這之後，只有町人作家山東京傳這一中流砥柱還在支撐著江戶文學。然而，幕府彈壓的黑手正在悄悄向他逼近。 1790年（寬政二年），幕府加強對社會風俗的管控，禁止灑落本等好色本出版。山東京傳表面上倡導勸善懲惡等說教性質的價值觀，但他依然出版了《錦之里》等三部灑落本。翌年，他被判處戴手銬五十天的刑罰。受罰後，山東京傳意氣盡失，埋頭於失去寫實色彩的傳奇式讀本創作和古事的考證上。晚年他曾感慨道：「提防著不落進這蜘蛛網中，遂隱於破屏風之舊居，藏於古屋之洞穴，不見世事五十年，若過十餘載，吾亦滿口仁義道德之老叟，悲哉。」（《磯馴松金絲腰蓑》）此句率真地抒發了一個屈於權力的劇作家的悲哀與內疚之情。灑落本這一文學領域因痛失山東京傳這樣一位大家而走向衰落。之後，人情本 、滑稽本、合卷、讀本等文學形式取而代之，支配文壇。 寬政改革對文化領域的打壓給文學作品的主人公以及這些人物的原型、現實生活中的町人的性質帶來重大影響。比如，田沼時代藏前的高利貸商對尋花問柳十分在行，人們爭相向他們請教。他們常常以「通」的典型形象出現在灑落本和黃表紙中。但是到了寬政改革時期，這些「大通」失去神通，銷聲匿跡，吉原勾欄也因此衰落，低級妓女取代高級妓女「太夫」，嫖客也由武士和大町人變為小町人和手工業者。中下層市民追求廉價的性享樂，因此更適合他們的岡場所生意興隆，漸漸把吉原勾欄比了下去。尤其是人情本故事的重要舞台——岡場所深川以吉原勾欄消失殆盡的「意地」和「勁頭」為賣點，不斷發展壯大。 至此，江戶文化的主導權已從武士、大町人轉移到了中層及以下町人手中。文學作品的作者也完成了同樣的更迭。 俳諧、狂歌、川柳的動向 除小說以外，俳諧、狂歌、川柳等領域也受到了時勢的影響。松尾芭蕉去世後，俳諧領域失去支柱，派別林立，混亂不堪。另一方面，以榎本其角、服部嵐雪等「蕉門十哲」為首的地方俳諧興起，創作俳諧的興趣愛好在町人、地主間普及開來。松尾芭蕉一生追求嚴謹的俳風，此時的俳風難免單調乏味，平淡無奇。為此，有識之士高呼回歸芭蕉俳風，並在天明年間成功實現了俳諧的復興。炭太祇、與謝蕪村等人是俳諧復興的核心人物。值得一提的是，與謝蕪村同時又是文人畫巨匠，他創作的俳諧和長曲充滿了繪畫領域的抒情方式，詞句新穎又不乏古典之美。與謝蕪村的作品追求超脫世俗，與深藏抵抗精神的芭蕉作品完全不同。 「接前句」是雜體俳諧「雜俳」的一種，即在他人出的前句上接出後句。而後句獨立出來、自成一體，就有了川柳這種文學形式。川柳諷刺世態炎涼、人情世故的黑暗，雖體裁短小，僅十七字，卻具有警示作用，符合城市居民的趣味，廣為流行。柄井川柳是江戶評審「接前句」的專家，川柳遂因此人等名。1765年（明和二年），柄井川柳編纂句集《俳風柳多留》初篇，奠定了川柳這一文學形式獨立和發展的重要基礎。《俳風柳多留》雖以隱晦、若隱若現的方法諷刺政治，但還是被幕府盯上，於寬政改革中被迫改版。與川柳不同，狂歌為武士和上層町人所追捧，其內容崇尚滑稽和諷刺，偶爾也對時勢進行溫和的挖苦。狂歌的流行始於安永、天明年間（1772——1788），代表作家有號為「四方赤良」的太田蜀山人等。四方赤良是幕府的御家人，不僅擅長狂歌，還創作滑稽本、隨筆等文學作品，多才多藝。然而在寬政改革期間，幕府當局命令他停止文學創作。之後，四方赤良折筆從政，成為一名老實的官員。 鈴木春信和喜多川歌麿 在美術領域，御用畫派狩野派、土佐派在創作上遭遇瓶頸，而大眾藝術浮世繪則在形式和內容上得到了完善，文人畫和寫生畫的創作也達到了頂峰。元祿時期，菱川師宣為浮世繪奠定了基礎。之後，鳥居清信採用「一枚刷」——以一張紙、而非成冊的方式，專畫歌舞伎演員的畫像，開闢了浮世繪的新局面。到了享保末年，又出現了奧村政信、西川祐信、宮川長春三位專繪美人畫的浮世繪畫家。經過漫長的準備階段，到了田沼時代，浮世繪的創作終於迎來了黃金期。 鈴木春信是代表這一時期的藝術巨匠。他的畫境受鳥居清信流派的影響，筆下的江戶美人頗有一番獨特的美感。他所創作的笠森阿仙等美人清秀端莊，婀娜纖弱，與淺草奧山創作的牙籤店阿藤並稱「明和雙美」。在這些人物純潔之美的感染下，在封建統治下不得喘息的民眾心中再次燃起了一團火焰。鈴木春信還與雕刻家、彩繪師合作，發明了多彩著色方法，打破了單色背景的乏味，使浮世繪呈現出無與倫比的色彩之美。 由鈴木春信開創的真正意義上的「錦繪」時代，經由勝川春章、鳥居清長等名手，在寬政時期迎來鼎盛。喜多川歌麿是這一時期最有實力的藝術家，但其經歷尚有不明之處。他師從狩野派，24歲時為小說畫插圖，自成一派。天明年間仍是勝川春章、鳥居清長的全盛期，特別是鳥居清長的影響力無人能敵。因此，如何創造出自己的特色，一直是令喜多川歌麿煩惱的問題。到了寬政年間，他終於在藝術創作上打開了局面。喜多川歌麿首先專注於尋求大自然的真實美，不久他又發現了人的本質之美，將自己的創作方向定位在人體畫上。與山東京傳相同，喜多川歌麿將妓女、茶屋女作為創作題材，不僅畫出了她們的肉體之美，還將她們在不幸遭遇中流露出的內在美表現得淋漓盡致。仔細觀察他的晚年作品，可以發現他所畫的女性身體雖散發著性韻味，但毫不煽情，反而溫柔典雅。在創作技法上，喜多川歌麿採用了獨特的「大首繪」畫法，專注描繪胸部以上的部分。他還運用「雲母刷」的方法，將白雲母粉撒在背景上，以此追求理想中的美感。 然而到了晚年，喜多川歌麿的畫風出現頹廢傾向，筆力漸衰。1804年（文化元年），他所創作的《太閤洛東五妻游觀》被認為是諷刺當時的將軍德川家齊後宮糜爛，因此被處以戴手銬五十天的刑罰。經過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喜多川歌麿氣虛力竭，在兩年後離世。他的去世也象徵著浮世繪藝術的沒落。與喜多川歌麿同樣活躍在寬政年間的，還有東洲齋寫樂。他曾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以極為大膽和個性化的構圖、線條、著色，創作了獨特的歌舞伎演員畫和相撲力士畫。 文人畫和寫生畫 江戶中期，中國畫家伊孚九來到日本，將南畫的技法和構思傳到日本。受此影響，日本南畫（又稱「文人畫」）快速發展，甚至領先浮世繪一步，在田沼時期達到大成。日本南畫的主角是池大雅和與謝蕪村。池大雅出身農民，定居京都，一邊在扇面上作畫賣錢，一邊修煉畫藝。他經常在國內旅行，對大自然有深刻的認識。而且，他還融入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感性來刻畫自然之美。1771年（明和八年），和與謝蕪村共同創作的《十便十宜圖》是池大雅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行為奇特、飄逸灑脫的池大雅還與同樣擅長作畫的妻子玉瀾關係和睦，琴瑟和鳴。 與謝蕪村作畫的名聲雖不比他的俳諧，但他將從俳諧中獲得的主題和構思原封不動地運用到南畫上，創作出了新穎獨特的作品。日本南畫由池大雅、與謝蕪村集大成，但之後開始走下坡路。到了19世紀初，田能村竹田成了南畫的最後一人。 與南畫相同，江戶中期，沈南苹（沈銓）將中國的寫生畫傳到日本，對日本的寫生畫產生重大影響。圓山派創始人圓山應舉批判性地吸收了中國寫生畫的長處，同時他又學習了西洋畫的透視法和陰影法。他認為作畫的真髓在於對原物的忠實寫生，並身體力行貫徹這一理念。圓山應舉的畫冊流傳至今，裡面收錄了詳細描畫人體解剖和動植物的作品，成為日本繪畫的新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