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 · 第九章 天保改革及其前後

歌舞伎狂言《曾我狂言》第三篇《七種 曾我》演出時的劇場內部情況，奧村政信 一、大御所時代 文化、文政時期的農村 寬政改革前前後後共持續七年時間。松平定信辭官後，年僅21歲的將軍德川家齊開始親政。1836年（天保七年），德川家齊雖將將軍一職讓與德川家慶，但仍作為大御所掌握實權。因此直至德川家齊去世的1841年（天保十二年），其間的四十八年被稱為「大御所時代」。隨著寬政改革時期緊繃的神經鬆弛下來，老中水野忠成主持下的幕政也愈發疲軟，賄賂、貪污大行其道，世人抨擊「有水還是田沼」 。 德川家齊有側室四十人，生有五十五個孩子，「精力」十分旺盛。他生活奢靡，幕府開支因此再次提升，每年都會有五十餘萬兩的財政赤字。幕府不斷鑄造名為「傳家寶刀」的惡幣，1818年（文政元年）至1837年（天保八年）期間，幕府竟發行九種金幣、五種銀幣，從中獲利九百萬兩。在銅幣方面，幕府發行面值為一百文的天保通寶。此後，該銅幣不斷貶值，明治維新後僅值八厘。正因如此，智力不全的人被戲稱為「天保錢」。 就貨幣流通量而言，此時金幣和銀幣的流通量分別暴漲至元祿初年的3.7倍和24倍。再加上各藩發行的藩幣，日本全國貨幣流通量已成天文數字。各類商品物價，特別是中央市場米價因此大幅上漲，季節波動劇烈。這種現象主要是商品產生髮展、流通過程出現波動所導致的。 此前，農民主要從事原料和半成品的生產，加工、將半成品加工成成品的工序由城市工業負責。而今，農村新型加工業興起，從加工到深加工全部在農村完成已成大趨勢。與此同時，與農村工業緊密聯結的新型商人開始涉足此前由大城市特權商人壟斷的商品流通通路，大城市特權商人無法再像以前那樣隨意囤積貨物。而且，藩國加強專賣制也加速了這一趨勢的發展。 這樣一來，在農村工業發達地區，生產者、新興商人與大城市特權商人間自然會形成規模巨大、衝突劇烈的對立局面。1823年（文政六年），攝津、河內兩地1 007個村子因反對大阪三所棉花批發商壟斷籽棉、皮棉而發起「國訴」（規模擴大到郡、國的農民鬥爭）。 棉花種植減少、菜籽銷路不暢，再加上連年歉收，近畿地區的農村在寬政末年至文化初年飽受窮乏之苦。進入文政年間，該困境非但沒有好轉，反而不斷加劇。在這一背景下，謀求商品銷路自由化和擴大化的鬥爭愈演愈烈，農民階層進一步分化。文化末年，這種情況已到了「當世如此貧富不均、優劣明顯，一個富人周圍必然有二十乃至三十個窮困農民」（《世事見聞錄》）的地步。 這種現象表明，以米價為代表的各類商品價格的高漲使得土地集中到商人手中，批發制度和寄生地主由此得到發展，貧農淪為佃農或為地主工業生產服務的日工。 享保年間，毗鄰江戶的南關東旱作地帶建起武藏野新田八十二村。至此，武藏野地區已被開墾殆盡，在鄉町中兼營穀物店和糠店的商人由此增多。這些商人以江戶米谷批發行會中間人的身份深入各村莊，將重要肥料——糠和現金預支給農民，讓農民直接用雜糧支付貨款，以此來壟斷這些村莊的農產品。不久，農村也出現了穀物店，他們與在鄉町商人一起抬高糠價，招致農民反感。農民屢屢向幕府遞交請願書，要求下調肥料價格，或直接發起針對富農的搗毀暴動。町和農村靠水車動力進行生產的穀物店、釀酒廠、榨油廠等同行業者也成立行會，要求江戶的批發商行會穩定價格，將行會以外的競爭者擠出市場。* * 因「尊德仕法」而聞名的二宮尊德（又名「二宮金次郎」）同樣以文化、文政時期荒廢的農村為商業活動區域。二宮尊德是相模國一家貧農家庭的長子。父母雙亡後，二宮尊德勤儉力行，重建破敗的二宮家族。不但如此，二宮尊德還基於這些經驗，幫助小田原藩主一族及其他藩士重建財政。二宮尊德也因此名聲大噪。正如他常掛在嘴邊的「分度」（分寸、限度之意）一詞所揭示的，尊德仕法是指在領主徵收的年貢上設置一定限度，同時要求農民節約消費、加強勞動。這一措施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二宮尊德的農民立場，但歸根結底，該措施與領主重建農民小規模經營的政策是相一致的。 文政改革 由於在關東地區，幕府領地與旗本領地、中小大名領地、神社和寺廟領地犬牙交錯，邊界問題複雜，因此隨著領主權力的衰落，治安也呈現混亂局面，街上滿是無宿之人和賭徒。正因如此，關東地區，特別是上州等地被戲稱為「長腰刀」 的產地。 最著名的國定忠次 自不消說，此時，既是地主破落戶，同時又是高級驛站中妓院經營人的頭目盤踞各地，互相對立。對此，領主採取以毒攻毒的方式，懷柔各方勢力，使其為己所用，彌補警力。這些人中有不少人黑白通吃，既是賊寇，又是手持十手（一種武器）和捕繩的捕快。賭徒們會在熱鬧的地方，特別是在神社、寺廟舉行祭祀或廟會時開設賭場，以提供場地的名義從其他賭徒或想大賺一筆的地主、商人手中抽紅（稱「寺錢」）。賭徒會用其中一部分錢打點官府的眼線或孝敬捕快。他們經常因為爭奪地盤鬧出人命，如果當權者疏遠他們，他們就會與當權者敵對。在講談、戲劇中，國定忠次為了在天保大饑饉中痛苦不堪的農民而與官吏鬥爭，據守赤城山。但筆者認為，真實的國定忠次並非如此。 將軍腳下的關東陷入混亂，這事關將軍作為日本全國統治者的權威。因此1805年（文化二年），幕府對關東地區的農民統治機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任命「關東取締出役」（俗稱「八州巡察」），又在1827年（文政十年）強行設置「寄場組合村」。 這些措施是以關東圈為對象的文政改革的一環。不論幕府領地還是私有領地，以三個甚至五六個村為一組組成「組合村」，設立寄場 總代，直屬於關東取締出役。如果有村子違反組合村的決議，寄場總代會偷偷向關東取締出役報告。關東取締出役由關東幕府代官下屬的「手附」和「手代」擔任，此前由村子承擔的逮捕無宿之人的費用由組合村承擔。 上述新的組織機構可以逮捕無宿之人，驅逐其他領地的賭徒出境。除此以外，該組織還是通過告密來防止農民反抗的警察組織。因此，黑白通吃的賭徒就成了警察組織的爪牙，持續監視著農民的活動。1836年（天保七年），當西武藏各村流傳告示、傳單，呼籲農民針對買空、囤積糧食和米糠的商人發起搗毀暴動時，得到消息的八州巡察迅速出動了警力。而迫使農村運動領導人大原幽學自殺的，也是這些八州巡察的爪牙。* * 大原幽學本是尾張藩士的養子，斷絕養父子關係後，他遊歷各地，於1835年（天保六年）被招致名主遠藤氏門下，寄身於一半村民是破產農民的下總香取郡長部村。大原幽學引進上方地區先進的農業技術，教村民如何合理、有計劃地進行農業生產。他還組建了「先祖株組合」，統一管理村民的部分土地，積攢收益，救濟破產農民。然而，賭徒害怕農民若不再賭博玩樂，一心撲在勞作上，自己將再也撈不到油水，因而向八州巡察的爪牙密告大原幽學。受到審訊的大原幽學被判幽禁，於1858年（安政五年）自殺身亡。 一般認為，至文化、文政年間，農村經濟繁榮，城市文化已發展至頂峰。然而，這一階段雖然太平無事，但實際上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短暫平靜而已。在外交上，鎖國體制帶來的危機不斷升級，俄國勢力由堪察加半島南下，於文化初年在庫頁島、千島群島與日本發生衝突。1807年（文化四年），幕府將原屬於松前藩管轄的蝦夷全境收歸幕府直轄。兩年後，受幕府之命勘察北庫頁島的密探間宮林藏發現韃靼海峽（日稱「間宮海峽」），並以此確認了北庫頁島是島嶼。1808年，費頓號事件*爆發。文政年間，英國人登陸薩摩藩寶島，引發搶牛事件 。 * 當時荷蘭本土被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吞併，而英國正在與法國交戰，因此英國攻擊荷蘭的東方殖民地，追捕荷蘭船隻。英國軍艦費頓號闖入長崎、抓捕荷蘭商館人員、致使長崎奉行引咎自殺即是其中的一個事件。 1806年（文化三年）外國船隻拋錨時，幕府提供薪炭、淡水使其無事離去。但是到了1825年（文政八年），幕府下發驅逐外國船隻命令，轉而採取強硬的立場。但即便如此，這些措施也只能應付一時。 天保大饑饉與農民起義、搗毀暴動 以天保大饑饉為節點，封建制度危機迎來新的高潮。在此之前的1830年（天保元年）至翌年，大阪周邊發生「御蔭參拜騷亂」。御蔭參拜歷經寶永、明和、文政年間，是農民以參拜伊勢神宮為目的的集體離村行為。這種參拜行為具有起義、暴動的性質，例如農民會藉此機會強行要求延期償還欠款、拒絕稼穡、向上層農民討要酒食等。 始於1833年（天保四年）的天保大饑饉在慘烈程度上不亞於天明大饑饉，幕府、各藩即便啟動了天明大饑饉後完善的所有穀物儲藏設施也無濟於事。但民眾不會坐以待斃。以大阪為首，飛驒高山、周防的山口和三田尻、安藝廣島、越前勝山、若狹小濱、駿河駿府等地的農民起義、搗毀暴動愈演愈烈，囤積居奇的米店、棉花商等特權商人頻遭襲擊，其程度堪比天明大饑饉。 村方騷亂的程度不亞於搗毀暴動。1836年（天保七年），幕府領地甲斐發生「郡內騷動」。作為農民的副業，郡內地區的郡內織聞名已久。但同時，該地區也是大米產量匱乏的地區。在天保大饑饉中，此地不但顆粒無收、沒有外地支援，而且商人趁機瘋狂囤積稻米。貧民忍無可忍，終於揭竿而起。據說無宿之人、日工等人也參與了此次起義，波及範圍八九里地。其中一支起義隊伍在搗毀商店的同時，還襲擊了甲府，甚至一路抵至信州邊界。另一支起義隊伍則朝甲斐南部地區行進。驚慌失措的甲府代官急忙向近藩借兵，才勉強鎮壓了這次農民騷亂。聽聞此訊的德川齊昭甚至用「愚民可畏」四個字來警示幕府，可見這次騷亂給幕府帶來的巨大衝擊。 大鹽平八郎之亂 不過，最讓幕府有危機感的是1837年（天保八年）爆發的大鹽平八郎之亂。大鹽平八郎原是大阪奉行所的捕吏，同時又以陽明學者聞名。他既不是農民也不是町人，而是名副其實的統治階級。促使大鹽平八郎起事的，是以「知行合一」為生命、重視主觀「契機」的陽明學精神。同時，大鹽平八郎起義也是受其摯友、倡導民富必要性的農學家大藏永常的影響。* * 大藏永常是當時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農學家。他遊歷各地，考察農業，將積累的知識寫進著作。他在經濟作物的栽培技術以及加工、銷售的過程，甚至是肥料、農具，如何使用鯨油應對病蟲害等方面都有所涉獵。可以說，大藏永常代表了江戶時代的最高知識水平。其主要著作有《廣益國產考》《農具便利論》等，其中可見洋學對大藏永常的影響。 不過，讓大鹽平八郎最終下定決心的，是在大饑饉中痛苦不堪的大阪及近郊貧民。城中餓殍滿地，跳入大阪護城河的人不計其數，以至於需要有專人把守和阻攔。然而，大阪奉行跡部良弼為了增加運往江戶的回米，將運往京都的大米減少至原來的四分之一。商人也「不出所料」地買空大米，賣到饑荒最嚴重的地方，以此大發橫財。 大鹽平八郎一開始賣掉自己的藏書救濟饑民，但遭到了跡部良弼的阻攔。一氣之下，大鹽平八郎決意叛亂，秘密製造大炮、火藥、彈丸，召集以門人、近村村吏、富農、豪商為中心的有識之士簽署起誓書，下發題為《致天賜各村小前書》（「小前」指細民、貧民）的檄文。然而，起義前夕有門人向幕府通風報信，大鹽平八郎被迫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起事。經過激烈的戰鬥，大鹽平八郎很快潰敗下來。不過，在騷亂中被燒毀房屋的細民非但不怨恨大鹽平八郎，反而尊稱他為「大鹽大人」。據說附近農民此後還偷偷傳抄檄文，將檄文做成練字的字帖。 大鹽平八郎之亂 豎起「救民」大旗，向敵方開炮。 大鹽平八郎之亂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之後不久，越後柏崎爆發國學家生田萬之亂。以此次騷亂為頭陣，自稱「大鹽門徒」「大鹽支持者」的起義和搗毀暴動接連不斷。 此次騷亂的恐怖程度甚於郡內騷動，若不早日改革幕政，天下形勢必將大變，憂慮萬分的德川齊昭如是說道。 二、天保改革 水野忠邦的藩政改革 到了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天保年間，日益嚴峻的危機讓敏銳的封建統治者越發感到改革的緊迫性。因此，幕府、各藩在這一時期將名為「天保改革」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上了日程。 1841年（天保十二年），水野忠邦擔任首席老中，成為改革的直接負責人。水野忠邦就任老中時雖然已是1834年（天保五年），但他曾在1825年（文政八年）擔任大阪城代，後轉任京都所司代，耳聞目睹攝津、河內兩藩1 007個村子的國訴，對近畿地區複雜的農村形勢頗為熟稔。為了當上老中，水野忠邦頻繁參與改封運動，不顧家臣反對，從實際收穫量二十萬石的肥前唐津改封至五萬石的濱松也毫無怨言。這一事件充分顯示了水野忠邦改革幕政的遠大抱負。而且，水野忠邦還曾在1812年（文化九年）改革藩政，這也是他改革信心的來源所在。*他在藩政改革中一貫堅持的壓制商業資本、回歸自然經濟的理念，同時也是幕府繼承寬政改革本質、再次改革的重要一面。 * 前文講到，岡崎藩第五代藩主水野忠辰的改革以失敗告終。在被改封到唐津之後，藩政依然由老臣階層把持，一潭死水，沒有任何起色。藩國還向大阪町人舉債，天明初年的債務額高達六萬兩，下級藩士不斷逃亡。水野忠邦成為藩主後，採取了嚴格的財政緊縮政策，不再向京都、大阪商人還款，從農村籌措的資金也只償還利息。由於天保大饑饉使得藩內領地收穫量減半，農民階層分化、離村現象嚴重，因此水野忠邦不再將被判驅逐或逃亡的人從戶籍簿上刪除，甚至暫停追捕罪犯，以此保障勞動人口。另外，禁止其他藩商人到濱松城下或領地內經商，停止發行銀錢等措施，也是為了讓農民回歸到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中。經過上述改革措施，天保初年岡崎藩財政至少在賬面上已經有所好轉。 幕府的天保改革 從上文來看，不難理解幕府為何將幕政改革的首要目標放在保障天保大饑饉中銳減的農村人口上。1843年（天保十四年），幕府以關東、日本東北地區為對象頒布《返鄉令》，規勸江戶的外地人回鄉，嚴格限制江戶的人口流入。根據這一年的調查顯示，江戶人口算上武士階層已突破一百萬。不過，擁有房產的「家持」以及為其充當代理人的「家守」等上層市民只占約一成，絕大多數是在深街陋巷中租地、租房的細民階層。正如荻生徂徠在《政談》中所言，「江戶是各藩的垃圾堆」，細民階層中的大多數人是在農村難以餬口的移居者。 細民階層中的男子做僕人、日工，或者挑著蔬菜和魚在街上叫賣、抬轎、販賣牲口、在晚上做點小生意、收購紙屑、打各種零工為生，這類人統稱為「棒天振」。女子多當奶娘、廚娘，其中也有不少淪為公娼或私娼。雖然在鄉町、農村中的日工也在增加，但江戶的日工已經激增到了幕府責令其成立日工協會、課以稅收的程度。 這些「町方小前」（貧民商人）收入微薄，生活不穩定，物價稍稍上漲都會觸動他們敏感的神經。同時，他們又是搗毀暴動的主力軍。另一方面，文化年間（1804——1817）江戶商店中的男傭人工資可達到每年三兩左右，這是關東、日本東北地區的佃農很難想像的。因此幕府再怎麼強制人們返鄉，也無法阻止農村人口流向江戶的趨勢。 此外，幕府還在市民消費方面進行管控，其嚴苛程度甚至超越了寬政改革時期。除禁止買賣價格昂貴的點心、飯菜、衣服、器物外，幕府還禁止食用時令食物。這一禁令無疑傷害了江戶兒的自尊，因為此前他們即便把老婆押在店裡，也要吃上夏季第一批鰹魚，而且常常以此為傲。據說，就連將軍德川家慶都暗自奇怪：「近來飯菜里怎麼沒有嫩薑了？」一問側近才知道，原來當下禁止食用時令蔬菜，德川家慶不禁驚愕改革已到了如此地步。 除此之外，私娼、遊藝人（從事謠曲、舞蹈等遊戲娛樂相關的人）、女梳頭匠、出版物自不用說，就連此前神社、寺廟一直合法舉辦的富簽 活動也被禁止。第七代市川團十郎被冠以生活奢靡之名逐出江戶，為永春水、柳亭種彥等小說家也在這一階段接連受到處罰。江戶町奉行、甲斐守鳥居忠耀是個有名的酷吏，他甚至動用捕快、密探以外的人來整頓市政，「士農工商無不懼其淫威，戰慄不已」（《不眠夜的消遣》），市中如燈熄火滅般死氣沉沉。市民因此稱其為「妖怪」（日語中「妖怪」與「耀甲斐」同音）。 解散株仲間 以上政策表明了水野忠邦回歸享保、寬政改革的復古意圖。但是，僅僅依靠強化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壓商業資本已經無法扭轉局勢。如何把握日益發展的農村商品經濟，穩固幕府日益鬆動的全國統治基礎，這才是幕府需要解決的新政治課題。 1841年（天保十二年），幕府逐步解散株仲間。此前，十組問屋壟斷江戶、大阪間的商品流通通路，惡意抬高物價，而解散株仲間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扼制這種行為。當時，鳥居忠耀的前任、江戶町奉行矢部定謙反對解散株仲間。他指出，江戶物資減少不是十組問屋造成的，而是文化年間幕府採納江戶「飛腳問屋」（郵遞、貨運業務商）大阪商店茂兵衛（本名「杉本茂十郎」）的「奸計」，廢除樽回船，只使用菱垣回船的政策失當導致的。矢部定謙也因為這番言論被水野忠邦撤了職。同時，大阪町奉行阿部正藏也反對解散株仲間。他認為，流入大阪的商品貨物減少是因為各藩實行專賣制，因此被禁止的應該是專賣制，解散株仲間反而會阻礙商品流通。 翌年，除十組問屋外，凡是以「問屋」命名的商鋪、行會全部被解散。冥加金自不必說，連交易時由冥加金的名稱發展而來的價簽也被禁止使用。這樣一來，商品直接生產者與普通商人間的通路雖然被打開，但大阪周邊棉花產地的農村商人與其他藩國的自由貿易也受到波及，生產者受到巨大打擊。 這說明，解散株仲間後，幕府又進一步加強了對在鄉商人的管控。這是因為，要想下調江戶物價，必須增加大阪市場的商品流入量。幕府採納阿部正藏的意見，禁止各藩的專賣制也是出於這個原因。 工場手工業萌芽 幕府在施行調查銷售價格、公示物價、官方定價等一系列降低物價措施的同時，還進一步調查農民除農業外的副業情況，禁止農民從事副業。該法令記述：「近年奉公人數減少，薪金自然升高，特別是紡織女工薪金高得離譜。人人競相搞副業，本末倒置。」（《御書付留》）與農業奉公人銳減、薪金飛漲同樣值得關注的，是被上州桐生新町等農村工業城市的工場手工業*吸收的農村婦女勞動力。直到此時，幕府才真正意識到可以從根本上顛覆領主土地所有制的危機。 工場手工業，《尾張名所圖會》 尾張西部地區的結城條紋紡織品工場正在使用高效率的手織木機「高機」。 * 江戶初期的主導工業形態是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城市工匠行會組織的手工業。隨著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批發商將原料和資金預支給生產者，以此來壟斷產品的批發制家庭手工業遍及眾多產業。當這種手工業制度發展到頂峰時，部分商人、地主開始建立手工業工場，召集貧農，實行僱傭制分工生產方式。這種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以紡織業為首，工場手工業出現在釀酒、制蠟、制陶等各個領域。制絲業和絲織品產業方面，北關東的桐生及足利地區、南信州的諏訪及岡谷地區率先出現工場手工業生產方式。棉紡織業方面則是尾張西部等地率先出現工場手工業生產方式。安政年間日本對外開放港口後，工場手工業更是得到了迅猛的發展。這一生產方式還逐漸解放了囿於土地的農民，使其成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株仲間解散後，流入江戶的商品數量絲毫沒有增加，物價也居高不下。究其原因，商品依舊集中在赤間關（今下關）和瀨戶內海的各個港口，並冒充各藩特產直接銷往江戶及其他各地。 《上知令》 最後，幕府頒布《上知令》，於1843年（天保十四年）將江戶方圓十里、大阪方圓五里的私有領地劃歸幕府直轄，並替換其他貧瘠的土地作為補償。水野忠邦想通過這一措施充實幕府財政，像江戶初期那樣擁有可以隨意擺布大名的獨裁權力。 水野忠邦想以此在關東地區一舉實現文政改革的目標。然而，大名和旗本都認為，若在財政困難之際收回肥沃的領地，自己將無法渡過難關，因此均表達了強烈的反對。農民也從自身利益出發，認為如果更換領主，此前通過鬥爭獲得的權利將化為烏有，自身負擔也會加重。因此，不安的農民甚至以國訴之勢，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對運動。水野忠邦的同僚土井利位原本贊成《上知令》，後來轉而反對，並說服利益相關的御三家紀州藩主，以將軍之命撤回《上知令》。隨後的閏九月，水野忠邦退出幕閣。江戶幕府草創時期，即便對大名也能輕易改封，可到了天保時期，就連對譜代大名都很難改封了。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轉變。 以上表明，幕府作為全國統治者的實力正在衰退，幕藩體制的骨骼——幕府與大名的上下級關係正在瓦解。此外，日本西南部還出現了實力雄厚的藩國，這也加速了江戶幕府的衰亡。 長州藩的天保改革 長州藩領有長門、周防兩國，至江戶中期已歷經數次檢地。到了天保年間，長州藩實際收穫量達89.5萬餘石，是關原之戰時的三倍。但即便如此，長州藩依然無法承擔逐年遞增的財政支出，不斷通過壓縮支出、征借家臣俸祿、向領內豪商借債等方式擺脫危機。1840年（天保十一年），長州藩債務高達8.5萬餘貫，財政危機已觸及頂點。另一方面，長州藩領地內的商品生產不斷發展，瀨戶內海沿岸地區的農民階層持續分化，農民對長州藩壟斷米、紙、蠟、蓼藍、鹽等稀缺產品的專賣制極為不滿。1830年（天保元年）至1837年，農民高呼廢除國產交易所的口號連年發動起義。特別是1831年的大規模起義使長州藩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 面對藩國體制危機，藩主毛利敬親於1840年（天保十一年）從中士階層起用村田清風，命其改革藩政。村田清風應農民要求，廢除蓼藍、野漆樹的專賣制，變為徵收運上銀和附加稅，同時又在其他物產上增收運上銀。 藩還向貧困的藩士、農民、町人發放貸款，作為利息收取金錢和大米，並以這些金錢和大米為資本，通過「越荷方」這一機構，與自北越出發經下關至大阪的商船進行貿易，獲取利潤。藩還接手了藩士的債務，本金分三十七年償還。這一措施遭到債權人町人的強烈反對，村田清風也因該政策於1843年（天保十四年）下台。 不過，接替村田清風掌握藩政實權的保守派坪井九右衛門繼承了村田清風改革的基本方向。以中士階層為中心的改革派也在這一期間成長起來。1858年至1859年（安政五至六年），周布政之助主持下的改革明確提出了專制主義方向。*此後的長州藩通過藩營工場手工業強化了近代化的軍備建設，很快先於其他藩形成討幕派。村田清風的改革並未給予商品生產者完全的自由。安政改革雖然削弱了特權商人組織株仲間的壟斷，大幅擴大了藩內交易量，但在藩與藩的交易上仍然實行嚴格的管控。 * 封建社會向近代市民社會的過渡階段，每個國家都會出現專制主義（絕對王權）這一過渡政治形態。從本質上看，它是封建國家的最後階段，又是封建勢力衰退、由工場手工業支撐的近代市民勢力成長，但後者又不足以壓倒前者的一種狀態。當兩股勢力勢均力敵時，統一封建各勢力的最高主權者——國王的權力便會趁機暫時地集中和強化起來。 周布政之助的改革提供了這樣一種方向，即讓領內豪農、新興商人參與改革，強化專賣制，使藩國權力向專制主義傾斜，以此建立富國強兵的體制。長州藩通過這一系列措施實現了對領內市場的壟斷，這也為安政年間（1854——1859）長州藩與薩摩藩的貿易提供了可能。 同時，以上措施還衝擊了幕府賴以生存的全國商品流通機制。雄藩通過相互之間的新型商品流通機制強化了自己的政治話語權。這一時期的薩摩藩、土佐藩、佐賀藩等雄藩的改革也都呈現出了基本相同的趨勢。 在日本歷史上的幕末時期，全國統治者江戶幕府以天保改革為出發點，通過1851年（嘉永四年）的株仲間復興措施，以及安政年間以後不斷付諸實踐的「國產統制計劃」*，意圖上升為絕對君主。但該設想最終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幕府到最後都沒能克服通過直轄地三都（江戶、京都、大阪）的株仲間，來間接統治全國商品流通通路的傳統模式。與之相對，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肥前藩等雄藩在幕末改革中獲得一定成功，並在歐美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強化軍事實力，在通往專制主義的道路上穩步前進，最終成為明治維新的勝利者。這兩條路線的最終目標都是專制主義，然而兩條路線的相互鬥爭，正印證了集中表現為「尊王攘夷」 和「公武合體」 的幕末政治鬥爭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政治、經濟權力的天皇憑藉其傳統權威被眾人抬上檯面，成為以雄藩為核心的專制主義統一政權的最高領導人。 * 在幕府的「國產統制計劃」中，農政學家佐藤信淵的學說影響尤為深遠。佐藤信淵通過《復古法概言》《垂統秘錄》等著作描繪了一個理想的社會，即否定封建社會，將全日本統一於君主一人手中，所有土地、實業、財產均劃為國有。客觀來看，佐藤信淵描繪了一個專制主義官僚國家的理想形態，空想主義色彩濃厚。 三、江戶文化的鼎盛時期 江戶小說的確立 寬政改革被諷刺為「撓腳心」，而大御所時代的大城市生活正是對寬政改革的反叛。這一時代瀰漫著一種近乎無條件肯定現實的氛圍。過去的民眾以「通」為理想，如今「粹」（瀟灑風流）的審美意識取而代之，成為貫穿人情本、滑稽本的重要旨趣。「大通」的風俗是指打扮艷麗，儘可能地引人關注。與此相對，外面穿著質樸的棉衣，裡面穿著奢華的絲綢，這是「粹」，是町人在改革的打壓下產生的畸形審美。 寺子屋，《一掃百苔》，渡邊華山 另一方面，寺子屋等民眾教育機構的增加使教育普及至下層町人，更廣泛的階層能夠享受到町人文化，這也是這一時期的新現象。特別是從寬政改革時期起，寺子屋的數量急劇增加，據說1722年（享保七年）江戶的寺子屋已達800所，寶曆年間大阪的寺子屋有2 500所，學童達75 000人左右。 人情本、滑稽本在全國範圍內擁有廣泛的讀者群體。將人情本、滑稽本裝訂成冊，配以濃艷的插畫，便有了與錦繪、細見記 齊名的江戶風物——合卷。隨著文學讀者層的擴大，作者也明顯從旗本、藩士或上層市民轉移至中下階層市民。雖然山東京傳之後再次出現了職業作家，但當時的職業作家僅憑稿酬仍然無法生活。可以說，作家的地位還遠遠沒有確立。 山東京傳退去後，灑落本不免勢衰，再加上官方屢屢禁書，灑落本更加難以振興。1799年（寬政十一年），灑落本作家式亭三馬被處戴手銬五十天的刑罰。但這反而讓式亭三馬名聲大振，與十返舍一九一同成為滑稽本的雙璧。1802年，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中膝栗毛》面世，開啟了滑稽本流行之先河。此後，式亭三馬的《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也相繼問世，確立了滑稽本的地位。 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中膝栗毛》主要講述了地位卑微的主人公彌次郎兵衛與北八在旅途中的各種奇遇和失敗的經歷。書中由地方風俗習慣和語言引發的笑料大大滿足了江戶兒鄙視鄉下人的優越感。 理髮館，《浮世理髮館》，式亭三馬 客人等待理髮的同時暢談女人之事。 式亭三馬的上述二作從落語 中得到啟發，以對話為主，細緻刻畫了町人社交場所——澡堂、理髮館中的眾生相，繼承了灑落本以來的寫實手法。但是，以博人一笑為目的的滑稽本難免在情節設計上遭遇瓶頸，自文政初年逐漸衰微，最終被人情本和合卷取代。 人情本出現在寬政改革以後，起初與灑落本一脈相承，以花街柳巷的戀愛故事為主要題材。後來，人情本逐漸吸收讀本、草雙紙、淨琉璃、歌舞伎等藝術形式中的傳奇色彩，將筆尖對準商人的御家騷動，轉而成為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傳奇小說。 為永春水著有《春色梅兒譽美》等作，是人情本的代表作家。他一方面認為男女之情是真誠之戀，另一方面又大書特書色情和癲狂的情節，強調無藥可救的哀傷之感。 合卷是由黃表紙演化而來的草雙紙，作為充滿傳奇色彩的長篇小說受到民眾的喜愛。柳亭種彥的合卷尤為傑出，其作品《偐紫田舍源氏》（1829）為人們所熟知。 然而天保改革時期，幕府借整肅風紀之名對江戶文學進行了彈壓，其嚴厲程度甚至超過了寬政改革時期。1842年（天保十三年），幕府再次規定書籍內要寫明作者真名，禁止書中帶有戲劇化的情節設計和演員的「似顏繪」（肖像畫、美女畫）。翌年，幕府幹脆禁止買賣人情本。在這一過程中，為永春水被處以戴手銬五十天的刑罰、柳亭種彥被傳喚、以《江戶繁昌記》諷刺幕政的寺門靜軒被驅逐。其中，為永春水、柳亭種彥在受罰不久後病逝。 在此期間，只有從怪異小說、談義物發展而來，鼓吹封建道德，為官方所允許的讀本登上了小說界的王座。瀧澤馬琴的《南總里見八犬傳》（1814）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俳諧與和歌的動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以外的文學領域，隨著文學作品的普及，其質量反而有所下降。但好在還有俳諧。文政年間（1818——1829），小林一茶的出現令俳諧大放異彩。小林一茶的詞句充滿了農民式的「我執」和自我意識，在寫實的同時又具有強烈的主觀元素。孕育小林一茶俳風的其中一點要素，是地主和批發商以北信濃的農村、越後妙高山麓的驛站為主要地點組建起的俳諧會。同時，這些人還是小林一茶經濟上的資助人。* * 江戶時代的新和歌以國學家為核心。起初，國學家只是將和歌當作業餘愛好。到了後來，賀茂真淵開始以《萬葉集》的歌風、歌調創作和歌，其門下湧現出田安宗武等優秀歌人。此後不久，歌壇又出現小澤蘆庵、香川景樹等職業歌人，他們均以《古今和歌集》的歌風為上乘。文化、文政年間，歌人良寬橫空出世，他在萬葉古調中融入充滿人情味的生活氣息，留下許多清新佳作。至天保年間前後，歌壇還湧現出了井出曙覽、大隈言道等歌人。然而，江戶時代的和歌雖相應地反映了時代的新動向，但相比於俳諧，和歌更難從傳統的影響中脫離出來。 美術界的新氣象 美術領域同樣呈現明顯的消長態勢。浮世繪美人畫巨匠喜多川歌麿之後，流派濫立，整個畫壇呈現頹廢和形式化趨勢。不過在此期間，自稱「葛飾（地區）之百姓」的葛飾北齋憑藉堅韌的魄力和強烈的探求心，直至90歲高齡還在試圖揭開寫實的奧秘。其代表作風景版畫《富岳三十六景》將富士山與市井生活大膽結合，所使用的印象派遠近法和陰影明暗的色彩表現可謂古今獨步。葛飾北齋不僅創作風景畫，他還設身處地地體會民眾的喜怒哀樂，以充滿諷刺意味的筆觸再現眾生相。 與葛飾北齋主觀、躍動的風俗版畫相對的，是寫實、重於抒情的安藤廣重的作品。以處女作《東海道五十三次圖》為代表，安藤廣重以寫實的筆法將日本農村、城市的自然和人物納入風景版畫之中。靜態的畫風、雅致細膩的筆觸、西洋畫的表現手法與靛藍勾勒出的色彩效果相結合，使安藤廣重深受民眾的喜愛。眾所周知，葛飾北齋、安藤廣重的作品還對法國印象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梵谷、德加等畫家所推崇。 淨琉璃與歌舞伎的更新換代 元祿以後，淨琉璃和歌舞伎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上演淨琉璃的大阪竹本座初代座主竹田出云為近松門左衛門、竹本義太夫等人提供了施展拳腳的舞台。同時，他還以演出組織人的身份吸收淨琉璃、歌舞伎的元素，巧妙結合戲曲、音樂、木偶三要素，創造出獨特的舞台藝術。二代座主竹田出雲提出多人共同創作劇本的理念，他自己也與他人共同創作《假名手本忠臣藏》等劇本。可即便如此，淨琉璃依然在此之後進入瓶頸期，不得不將民眾娛樂的頭把交椅讓與歌舞伎。 17世紀下半葉，作為戲劇的歌舞伎初見雛形。18世紀下半葉，歌舞伎以江戶戲壇為中心迎來鼎盛。演員方面，初代瀨川菊之丞、第三代中村歌右衛門、第七代市川團十郎等人風靡一時。特別是第七代市川團十郎，他從初代市川團十郎以來的叫座劇目和角色中甄選出十八劇，稱「歌舞伎十八番」。 此時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劇本作家，其中著有《東海道四谷怪談》的四世鶴屋南北，以及稍晚的河竹默阿彌等人尤為著名。與此同時，劇場設備也得到了完善，連接花道的旋轉舞台應運而生。這一設計充分彰顯了歌舞伎的獨創性，被認為是享譽世界的偉大發明。 平田國學的確立 學術領域尤為敏感地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危機。平田國學的確立和普及就是最好的證明。 本居宣長去世後，門人平田篤胤對儒學、佛教的攻擊程度完全在其師之上。伴信友繼承了本居宣長的考證學學風，與此相對的平田篤胤則發揚了本居宣長的古道學，著有《靈能真柱》《大道或問》《古道大意》等代表作。平田篤胤的神道學依舊融合了儒、佛二教，甚至還汲取了基督教學說。他倡導造化三神（日本神話中的天御中主神、高皇產靈尊、神皇產靈神）的天地創造說，強調死後的「本世」世界，將死後的「安心」（救贖）理念引入神道學說中。與本居宣長的國學不同的是，平田國學極端主張日本優越性、提倡皇室崇拜，這也顯示出了其狹隘、國粹主義的一面。本居宣長的國學以城市為根基。與此相對，明治維新前後，除隱岐一地外，平田國學深深植根於日本全國農村小吏和地主階層。這是因為，平田國學一方面將這些人的政治關注點引向空泛的尊王攘夷論，另一方面又具有鼓舞農村統治階層變革的力量。 洋學的波折之路 田沼時代，洋學得到了發展。到了寬政改革時期，洋學的知識和技術愈髮帶有為封建權力服務的性質。文化、文政年間以後，這種傾向愈發明顯。這表現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伊東玄朴 開設的私人學堂象山堂共收門人356人，其中武士179人，約占半數。幕府加強對洋學的打壓力度也與這種傾向有很大關係。其中，幕府對洋學最嚴厲的兩次打擊分別是1828年（文政十一年）的西保爾德事件*和1839年（天保十年）的蠻社之獄。 * 1823年（文政六年），荷蘭商館醫官、德國科學家西保爾德（Philipp Franz van Siebold）來到日本，在長崎郊外開設學堂，教授數十名日本學生。其中有高野長英、高良齋、小關三英等優秀洋學學者。與西保爾德有來往的幕府天文方官吏高橋景保親自校訂伊能忠敬繪製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將其送給西保爾德，希望他將日本地理學的最高研究成果介紹到歐洲學界。密探間宮林藏得知這一消息後，以違反國禁為由告密幕府。最終，西保爾德被驅逐出境，高橋景保死在獄中，其部下38人受到處罰。 居住在江戶山手的渡邊華山、高野長英等以中小藩士為主的洋學學者創立了「尚齒會」（又稱「蠻學社中」），其活動動向與幕府管控洋學的方向並不一致。渡邊華山是三河田原藩的家老，俸祿一萬兩千石，為解決藩國財政困難鞠躬盡瘁。天保大饑饉時，渡邊華山曾竭力救濟領內饑民。同時，他還師從谷文晁 ，以朝氣蓬勃的創新精神改進寫實技法，留下不少肖像畫傑作。高野長英是町中的醫生，他的立場更為自由，也更關心民眾的生活。 1838年（天保九年），聽聞漂在海上的日本人被外國船隻送回的消息後，渡邊華山和高野長英分別寫下《慎機論》和《夢物語》，委婉告誡幕府不要不加分辨胡亂擊退外國船隻。當時，幕府將天保改革時任江戶奉行的鳥居忠耀提拔為大目付（在老中手下監察大名及幕府政治）。為扳倒政敵伊豆韭山的代官江川英龍，鳥居忠耀將矛頭對準了與江川英龍關係密切的渡邊華山和高野長英。有人密告稱，渡邊華山等人計劃偷渡無人島。鳥居忠耀以此為由將其逮捕。渡邊華山被幽禁在本藩，兩年後自殺。高野長英被判終身監禁，但在第六年成功越獄，之後隱姓埋名，遊走各地教授洋學。1849年，他用藥燒毀面部，改頭換面後返回江戶，然而1850年（嘉永三年），高野長英終遭官吏襲擊，自殺身亡。 蠻社之獄的可怕程度足以讓主張改革的洋學學者保持沉默。但另一方面，這一事件也推動了幕府將洋學作為軍事科學加以利用的進程。 1857年（安政四年），幕府開設「蕃書調所」（洋學研究教育機構），六年後更名為「開成所」，集聚當時日本代表性洋學學者，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軍事的研究當中。同時，各藩也為了實現軍事近代化積極利用洋學。除軍事領域外，以醫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也取得了全方位的發展。但人文科學並未受到重視。 如上所述，幕末洋學背負的命運充滿了悲劇色彩。佐久間象山鑽研洋學，主張開國論，是走在時代前列的學者。他曾說：「東洋之道德，西洋之藝。」（《致小林又兵衛的信》）當時的洋學學者均認為，「道德」（倫理）要靠儒家思想，而「藝」（技術）則要靠洋學。 四、國民文化的萌芽 民眾知識的普及 江戶文化的中堅力量逐漸由上層城市居民向中下層轉移，內容也越來越具有町人文化特色。可是，城下町的政治環境決定了町人狹窄的社會視野，再加上幕府過緊的出版管制，江戶文化愈發陷入僵局。相比之下，自18世紀下半葉起，無論是大名城下町、港町、門前町等地方城市，還是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在鄉町和農村，都孕育出了豐富多彩的文化。 這種轉變多受益於幕府和各藩的教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交通發展使得商品流通網絡在全國範圍內鋪開，城市文化也趁勢在廣闊的地方（相對於中央）生根發芽。遭遇困境、呈現頹勢的大城市文化轉移到商品生產地後涅槃重生，孕育出了國民新文化的基礎。這不僅僅表現在學術領域，1824年（文政七年）受木偶淨琉璃影響而誕生的「車偶」 就是城市的表演藝術經農民改良，最終成為鼓舞人民勞作的娛樂活動的案例。 為應對幕藩體制危機，統治者對迄今為止的愚民政策進行了修正，讓民眾獲得讀、寫、珠算等實用技能。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在向民眾灌輸儒家倫理道德觀，努力將民眾再次培養成順從的年貢負擔人。正如川柳家所諷刺的，「用武力恐嚇，用仁愛哄騙，用知識教誨」（《俳風柳多留》），幕府已經無法僅僅靠武力來統治民眾了。 這樣一來，此前只有藩士子弟才能入學的藩校迎來越來越多的農工商子弟。各藩還開設「手習所」「教諭場」等初級教育機構，積極教化民眾。農村中的寺子屋數量明顯增多，特別是信州地區，其寺子屋的數量占據全國第一位。信州東築摩郡一地在文政年間有702所寺子屋。至慶應年間（1865——1867），這一數字猛增至1 380所。許多曾經目不識丁的百姓如今會寫會讀，這就意味著他們掌握了最有力的反抗武器，而這也是統治者最不想看到的。知識不僅在農民合理經營農業方面大有裨益，還教會了農民如何在年貢和村費問題上辨別領主、村吏的不法和違規行為。江戶後期，以中下層農民為主體的農民起義、村方騷動不斷加劇，可以說，背景之一就是民眾知識水平的提高。 雖說寺子屋在農村得到普及，但能讓子弟學習的僅限於上層農民，至少是中農以上階層。若是貧農，包括孩子在內的全家人都要進行集約勞動，即便如此還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根本沒有餘裕供孩子學習。平田篤胤也曾說，沒有餘暇的人和老人沒有機會讀書，因此他們不可能有「大和心」（大和民族精神）。誠然，江戶時代的民眾知識水平雖在日益提高，但封建制度的高牆依然聳立。 地方文化的興起 綜上，如果將武士、僧侶和神官剔除在外的話，能夠扛起江戶後期地方文化大旗的，只能是村吏、地主、批發商和高利貸商人。從儒學、國學、心學等學問，到漢詩文、和歌、俳諧以及各種遊藝，都是依靠他們的閒暇時間和金錢流行開來的。 地方文化最早興起於大阪周邊經濟發達的城市和村莊。但是到了江戶後期，地方文化在全國各地普及。下總利根川沿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以銚子和佐原為中心的香取、海上兩郡漁業、釀造業發達，是大米、沙丁魚乾等重要商品面向江戶、上方地區的集散地。同時，這裡的新勝寺（別名「成田不動」）和香取、鹿島兩大神社還吸引眾多文人墨客前來參拜。除上述因素外，這一地區的幕府領地與旗本領地犬牙交錯，邊界問題複雜，領主權力滲透較弱，因此這裡湧現了許多進步的豪農。 出於上述原因，該地區既出現了像佐原豪農伊能家族的伊能忠敬這樣的人，又出現了笹川的繁藏、飯岡助五郎這種賭徒大頭目。平田篤胤在世時，下總的平田國學門人就已經達到110人，在全日本位列第一，其中大部分是香取、海上兩郡的豪農豪商。整個越後地區的平田國學門人數量也在全國位居第三。其中，在大米商品化程度較高的稻米產地——越後蒲原平原地區，平田國學尤為普及，其門人數量在整個越後地區占據絕對優勢。* * 平田國學帶有一定的新興宗教性質。但一方面，這種興起於幕末時期的教祖信仰又顯示出對民眾之苦的深刻同情。因此，只要民眾期望該信仰能夠拯救他們、給他們帶來美好的生活，其民眾宗教的本質就不會改變。黑住、天理、金光等派即是如此。這些新的信仰或多或少都會批判封建秩序。幕府也延續了對待基督教的態度，對其進行了殘酷的鎮壓。而教祖和信徒也和江戶初期的天主教徒一樣，以信仰為武器誓死抵抗。 與平田國學並稱的垂加神道不僅受到領主的青睞，還在地方豪族之間收穫眾多信奉者。元祿年間，在前文提到的瀨戶內海鹽業中心安藝竹原下市，垂加神道大為流行，信奉者幾乎都是擔任年寄、莊屋、組頭等職務，同時又經營酒館、當鋪、鹽田的商人。當這些傳統豪強沒落後，新興商人取而代之活躍起來，成為町文化的新挑夫。紺屋又十郎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師從小澤蘆庵學習和歌，還培養出了著名學者、詩人賴春水、賴春風、賴杏坪三兄弟。而賴春水又培養出了著名的歷史學家、儒學家、漢學家賴山陽。 豪農豪商與學問 那麼，當這些學問、遊藝被地方村吏、地主、豪商拿來為己所用時，他們的身份、生活、情感會使這些學問、遊藝產生怎樣的現實作用呢？ 平田國學門人、下總香取郡鏑木村豪農平山滿晴與其本家一樣，是典型的寄生地主。他禁止村民墮胎，獎勵孝行，勤於村落統治階層應盡的職責。此前，佃農屢屢要求平山氏辭去村吏職務，拒絕繳納地租，以此反抗平山氏的統治。而平山滿晴採取以上措施，就是出於地主的立場來應對這種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平山氏的本家族長，他不僅學習國學，還受教於當時住在該郡坂部村的大原幽學，研修學問，通過農業指導來提高地主經營的生產效率，並反思自己作為地主怎樣才能成為名主。 同為下總人的鈴木雅之生於埴生郡南羽鳥村的農家。他獨自學習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的著作，是性情孤傲的學者。慶應年間，鈴木雅之完成《民政要論》《治安策》等著作，主張人在神的意志下擁有與生俱來的道德，這種道德可使人過上正直、安樂的生活，但由於貧窮和愚昧，農民正過著悲慘的生活，因此當務之急是均分土地、設立學校，去除農村中的貧窮和愚昧。由於學者的階級立場不同，國學等學問所發揮的思想作用也各不相同。這些思想作用不僅使村吏進行反思、使地主改良經營，甚至還發展成為一種革命思想，從貧農的立場出發要求打破現狀。 豪農豪商與尊王攘夷運動 出於對封建制度的危機感，豪農豪商中開始有人傾心於尊王攘夷運動也是自然的事。 渡部多總治是越後頸城郡天野原村的豪農，他讓兒子渡部健藏跟隨後來在安政大獄 中去世的尊王攘夷派巨頭梅田雲濱學習，還屢屢以點心錢的名義為其提供政治運動資金。豪商菊池教中是常陸真岡地區的棉花中介批發商，他在關東地區擁有五十多家名為佐野屋的分店。1862年，提倡公武合體論的幕府老中安藤信正遭襲，史稱「坂下門事件」。策劃這次事件的就是菊池教中及大橋訥庵。菊池教中受大橋訥庵朱子學中的名分論啟發，將開墾新田的農民編成農兵隊，施以嚴格的訓練。從佐野屋的性質來看，它一方面是寄生於封建制度的商業資本，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藩國割據的框架，參與到全國商品流通中來，因此菊池教中必然會受到來自幕藩體制的制約和束縛。特別是開放港口後的營業不振更加堅定了菊池教中變革現狀的意識，而大橋訥庵對他的啟發不過是一種催化劑罷了。 在所謂的草莽志士中，像渡部多總治和菊池教中這類人不在少數。他們作為村或町的統治階層，基於一種統治危機意識發起改革運動，因此，這些改革運動只不過是封建下士為了實現專制主義而發起的尊王攘夷運動的一部分。如果說這些人的參加讓明治維新有了開明的一面，那麼大概是因為，這些人的經營性質相應地反映了其背後普通民眾、町人的反封建鬥爭熱情。 近代倫理道德的產生 取代封建倫理道德的近代倫理道德和人際關係在民眾社會發展的支撐下開始萌芽。過去，倫理道德只停留在知識分子的意識中，如今卻在民眾之間生根發芽。 《夢語》中有言，「暫且不論今之武士即便受到無理指責也違心稱是或阿諛奉承，今之百姓反而剛正不阿」，早在天明年間世道就是如此。在幕末的農民起義中，公然主張人人平等和尊嚴的思想意識更加強烈。1853年（嘉永六年），南部藩三閉伊地區發生九十村一萬五千人集體逃散事件。彼時「官員大怒，叱責百姓以下犯上、出言不遜。百姓聽後鬨笑不止，頂撞官員：『汝等輕慢百姓，大錯特錯。百姓之事，汝等聽好！士農工商、天下萬物，皆不離源平藤橘四姓，天下諸民皆為百姓。養其命之故，遂稱農民為百姓。汝等豈非百姓所養耶。』」（《遠野遠丹寢物語》）1859年（安政六年），信州伊那郡南山三十六村強訴時稱：「結黨強訴乃天下御法度（禁令），亦各村告示中的頭等禁令。若稱我們可惡之極，我們反問總代，是誰讓我們走到結黨強訴這般田地？殿下的做法令大家不滿，因此才一同請願……路是天下的路，殿下不打這兒過，它也是路。就是把人捆了、砍了，要過路的人還得照樣過。把我們一千五六百人捆也罷、殺也罷，悉聽尊便，但我們今天就要打這兒過。」（《南山一件文書》） 在這一背景下，近代國民意識由此萌芽。1866年（慶應二年），江戶小石川發現一紙舍文 ，上面寫著「國內無一人貧窮、降低米價及各類物價——吾欲改革上述兩則，使日本國成為世界第一之善國」（《新聞叢》）。 這些對政治的新期許也成了慶應年間至明治初年社會改革風暴的綱領。例如1868年10月，以會津領地為中心爆發搗毀暴動，隨之掀起的社會改革運動要求消除貧富懸隔，即改革社會、平等擁有土地、公選村吏等。當明治年間建立的專制主義政府在地租改革中承認村落統治階層——地主所擁有的土地，拒絕社會改革運動中農民所要求的土地改革時，這場運動便與自由民權運動相結合，成為自由民權運動中激進、高昂的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