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 · 第七章 田沼時代

舫船美人，鈴木春信 一、「田沼政治」 側用人政治的發展 德川吉宗隱退後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隨著新任將軍德川家重獨裁勢力的減弱，在他還是嗣子時就侍奉在他身邊的近臣中，開始有強權者走上歷史舞台。從享保改革中期開始，德川吉宗培養了以財政官員勘定方為核心的封建官僚隊伍，以支持和加強德川吉宗的親政制度。勘定方和側用人雖然同屬於事務性官僚——役方 階層，但是在政治發言權上，側用人勢力更強。他們以將軍的專制權力為背景，甚至凌駕於將軍之上推動側用人政治的發展。德川吉宗隱退後不久，老中松平乘邑的突然免職和受罰就暗示了這一傾向。 在德川家重的近臣中，最先得勢的是大岡忠光。他雖稱不上是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但善於察言觀色，是唯一能從口齒不清的德川家重的表情和動作中猜測其意之人。因此他很受德川家重的器重，順利被提拔為大名，又從若年寄升至側用人，權勢威震一方。當權勢集於一人時，勢必會滋生收受賄賂的風氣，擾亂官僚體制。1755年（寶曆五年），幕府財政收支失衡，各衙門雖制定了經費預算制度，但收效甚微。德川吉宗處心積慮重建財政的努力也化為烏有。1760年（寶曆十年），大岡忠光因病辭職，沒人為其傳達旨意的德川家重因此成了廢人，只好把將軍的位子讓給長子德川家治，自己也在不久後辭世。 第十代將軍德川家治曾被祖父德川吉宗寄予厚望，但他生性敏感多疑，討厭和老中長時間談話，因此多由小姓御家人居中處理政務。其中，田沼意次天資聰穎，頗有才氣，逐漸在將軍近臣中嶄露頭角。不久後，田沼意次便位列大名，成為將軍側用人，並於1772年（安永元年）升任老中。同時，其子田沼意知也爬上若年寄之位，父子二人自此權傾朝野。一步登天的田沼意次要想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將將軍的信任攏於一身。為此，他拉攏大奧勢力，不惜一擲千金，最終成功博得了將軍的信任。同時，田沼意次還與將軍同族的幕府高官進行政治聯姻，鞏固自家勢力。另一方面，他還為想在幕府中謀取高官要職的大名、旗本積極斡旋，為其出賣人情。而對於那些不迎合自己的勢力，田沼意次則打擊報復，不惜置對方於死地。 田沼政治當然存在權錢交易。當時，想當長崎奉行要花兩千兩，想當負責監察的「目付」需要一千兩，想謀取老中等高位要花費更多錢財。田沼時代之所以被詬病為政治腐敗、道德淪喪，原因就在於田沼意次將這種權錢交易正當化了。田沼意次的話語鮮明地表達了他的信念——「金銀可貴，甚至貴於性命。如有人為得官而奉其寶，則忠心可鑑。志向之厚薄在於音信之多寡……予每日登城為國事操勞，片刻不得安寧。唯有退朝後，見我邸長廊下諸家金銀堆積如山，方能慰意。」（《江都見聞集》） 田沼意次的身上絲毫看不到視金銀如糞土的武士道德意識——「賤貨思想」。他所推崇的拜金主義致使士風頹廢，因此自然會成為譜代勢力的攻擊對象。同時這也是田沼政治與商業資本積極合作帶來的結果。 聚集在田沼意次門下的，不僅有野心勃勃的大名、旗本、町人，還有不知底細的浪人、靠投機取巧和詐騙牟取利益的人。蘭學家平賀源內不顧藩主高松侯的勸阻，執意接近田沼意次；《赤蝦夷風說考》的作者工藤平助托關係向田沼意次毛遂自薦，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田沼意次的公用人 三浦莊二是備後福山藩大莊屋的弟弟。據說1786年（天明六年）時，三浦家參與了福山藩的農民大起義。由此可知，三浦莊二也是從農民晉升起來的。田沼意次出身寒門，他並不介意與這類人接觸。 殖產興業政策 田沼意次將施政重點放在了積極推進殖產興業的政策上，這也是享保改革後半段的主要特徵。他沒有放棄控制財政支出、提倡節儉的復古主義財政路線，同時又注重增加幕府的財政收入。為了增征年貢大米，他沿襲了享保年間的政策，通過幕府撥款和大阪、江戶豪商出資來籌資、興修下總手賀沼和印旗沼的排水工程，不過工程最終並未取得成功。這一時期的商品生產比享保時期向前邁了一大步，因此比起增征年貢大米，田沼意次更注重汲取商品生產的成果。 這主要表現在田沼意次積極批准成立仲間、徵收運上金和冥加金等方面。田沼時代批准成立的行會數量最多，僅天明年間成立的行會就多達130種。田沼意次還允許在鄉町和農村的經營者成立株仲間，以此對其進行控制。 田沼意次採取這一方針的目的在於，通過大城市的特權株仲間來控制地方上的商品生產。因此，田沼意次勢必會遭到新興商人和生產者的強烈抵制。前面提到的大阪棉花批發商在平野、大阪、堺設立皮棉期貨交易所。對此，以平野鄉為首的攝津、河內、和泉三藩在鄉町和農村發起了激烈的反對運動。最終，大阪與平野鄉在1787年（天明七年）、堺在第二年廢除了上述交易所。 在幕府的支持下，大阪的商業資本開始向身邊的市民發起「攻勢」。1767年（明和四年），大阪富商中的有志之士以支付950兩冥加銀為條件，獲准設立「家質奧印差配所」。大阪三鄉及附近村子的町人、百姓在抵押宅院和各類股份時，需要得到家質奧印差配所的章印並向其支付手續費。市民對此憤怒不已，於翌年發起搗毀暴動，差配所最終被廢止。正是在這一時期，繪草紙《梅花二王之門》出版刊行，描繪了支持暴動的仁王身先士卒，領導人們揭竿起義的故事。不過不久之後，該書便被定性為了禁書。 北關東地區養蠶業發達，逐漸在絲綢市場嶄露頭角，這引起了幕府的關注。1781年（天明元年），幕府採納批發商的建議，在武藏、上野兩藩的47個市場設立「絹絲改役所」，企圖借改善絹絲質量之名收取回扣。對此，商人們齊心協力，拒絕進行絹絲交易。失去買主的絲絹生產者群情激憤，發動了席捲整個北關東地區的暴動。迫於壓力，幕府只好撤銷了絹絲改役所。享保改革時，商品生產者也曾發動暴動，但是跟這次暴動相比，也只是小巫見大巫。此次暴動形式之嚴峻正好清晰地反映了田沼政治的基本意圖所在。 不只是行會和市場，在稀缺產品方面，田沼政權還讓特權商人以座或交易所的形式設立壟斷集貨機構，徵收運上金。以礦物、藥物為主要對象，銀座、銅座、鐵座、黃銅座、人參座、龍腦座、朱（硃砂）座、明礬交易所、石灰交易所、硫磺批發組織紛紛設立。其中，銅作為鑄造錢幣的材料和長崎貿易中的支付手段格外受到重視。因此這一時期與德川家康時代一樣，採礦活動頗為繁盛。 田沼意次的貨幣政策是在金、銀座町人的推動下實施的，這一點和之前的情況基本相同。而不同之處在於，其目的是在實行殖產興業政策的同時刺激市場活力。明和五匁銀和南鐐二朱銀是日本最早的有標識的銀幣，尤其是後者成色優良，在市場上廣泛流通。但是由於南鐐二朱銀的濫發，上方黃金價格不斷下跌，江戶的黃金行情隨之波動劇烈。在錢幣方面，由於粗製濫造的鐵錢、黃銅四文錢發行量巨大，因此自安永末年開始，黃金一兩竟能兌換六貫文以上的錢幣。普通民眾成了錢幣暴跌的最大受害者。對此，幕府不惜大量進口外國錢幣，以此為原料重鑄錢幣，繼續貫徹增加貨幣量以調節供求關係的路線。不可否認的是，商品流通量的增大確實使當時的物價變動沒有像寶永、正德、享保年間那樣劇烈。 貿易政策 貿易政策也是田沼政治的一個閃光點。政策規定，長崎貿易不再使用銀幣，而使用銅錢進行支付。而且三成的貨款要用海參、鮑魚乾等俵物以及海帶等海產品支付。從這一時期開始，幕府正式鼓勵生產俵物，將俵物當作貢租品，派遣承包商到俵物的主產地——蝦夷地和日本東北地區直接採購。東北各藩還獎勵當地人從事海產品的生產，實現增產。但是，由於幕府實行壟斷政策，致使幕府與各藩在這一問題上產生對立，幕府的海產品採購工作也陷入停滯狀態。對此，幕府於1785年（天明五年）解散了承包商行會，將相關事宜交給「長崎俵物役所」代替自己掌控俵物生產、收購、出口的全過程。然而，這一措施加深了海產品生產者即漁民與藩、批發商之間的利害衝突，特別是激化了東北各藩與幕府之間、漁民與各藩之間的矛盾。 當時走私貿易猖獗，為了抑制這一勢頭，田沼意次採納工藤平助的建議，與俄國開展貿易，將所得收益用於蝦夷地的開發，並派遣官員到蝦夷地進行調查。不過，田沼意次的下台導致這一計劃並未付諸實踐。從表面上看，對俄貿易有悖於閉關鎖國的祖法，因此實施這一計劃並非易事。但儘管如此，田沼意次依然勾畫了這幅藍圖。而這也意味著日本國內的商品流通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這讓田沼意次深感閉關鎖國政策的制約和國內市場的狹小。走私貿易，實際上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資本動向。 武士道德意識的變化與城市新風俗 田沼時代，幕府將大膽的經濟政策與商業資本相結合，而這也引發了社會的巨大變動。在幕府官僚機構中，役方階層的勢力明顯壓過了番方勢力。與此同時，此時人們的道德意識也與江戶前期迥然不同。 「人世間，原本就是如此，要問我相信什麼，我也不知道」（《塵冢談》），在以門閥構築起來的官僚機構中，這種老好人的態度才是官員們明哲保身的方法。而這一點也與貪污受賄行為緊密相連，互為表里。「合乎身份地致力國事，凡事力爭第一，厭惡利慾之人，而今卻窮困潦倒」（《世事見聞錄》）這句話深刻揭示了舊式武士倫理的消亡。當時社會上流行這樣一首打油詩：「生逢其時的，是極盡哀樂之人、驕奢淫逸之人、偷偷賣身的藝人、欺詐投機的商人。生不逢時的，是武藝、學問、御番眾 、不屑奉承之人。」平賀源內也指出：「武士、町人皆沉迷於戲劇藝人的婀娜姿態，世風浮躁。」（《平賀鳩溪實記》）這一風氣尤見於居住在江戶的旗本、御家人之間。 生活困窘帶來的絕望和無助是造成武士士風敗壞的原因之一。不少貧窮的旗本、御家人向札差大量借款，只能靠抵押俸祿藏米來還債、靠干零活來勉強餬口。民眾甚至冷嘲熱諷：「人中武士竟要向藏宿借錢。」手頭拮据的武士在妓院中也不受待見，有諷刺之言如「人中武士竟遭傾城（妓女）嫌棄。」（《柳多留》）將武士階層逼入窘境的不僅有札差，還有由盲人發放的高利貸「座頭金」。有打油詩諷刺道：「近年世上多見的，有零落武士、乞討旗本、火災夜盜、放貸座頭、破產之家。」 早在享保改革時期，旗本就在奉行所中高聲嘲笑過老中，甚至對將軍也是冷嘲熱諷。而到如今，這種現象更為嚴重。在私生活上，武士胡作非為，賭博、敲詐、打架、盜竊、殺人無所不作，流連妓院時甚至對妓女劫財劫色。在家庭生活上，武士妻女與人通姦的現象尤其值得關注。1785年（天明五年），俸祿四千五百石的大旗本藤枝外記與吉原妓女在百姓家的倉庫中殉情。對此，有俗謠諷刺道：「與君一夜銷魂？還是珍惜五千石？五千石算甚，還是與君銷魂。」這充分表明，武士無法安於封建倫理道德，徹底混亂的武士道也無法深入百姓人心。 田沼時代，江戶文化迅速發展。進入興盛期時，江戶文化甚至取代了上方文化 的地位。而幕府放漫不羈的政治方針也助長了這一勢頭，使得城市風俗面目一新。 大城市風俗的流行起源於妓院和戲院。各藩都有駐江戶辦事處，這裡的官員美其名曰業務接待，卻在妓院揮霍公款。而不顧旗本、御家人的拮据，靠向其發放高利貸牟利的札差等町人也在這裡過上了名為「藏前風」的奢靡生活，成為這裡的座上賓，養得吉原等風月場盆滿缽滿。深諳遊樂之道的十八大通 大多為札差，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歌舞伎「十八番」中「助六」的原型——大口屋曉雨。他身穿窄袖小口、繡著家徽的黑色和服，胯別黑鮫刀鞘的長刀，腰掛印籠，腳踏別有銀搭扣的襪子和木屐，一踏進吉原的大門，中町（貫穿吉原勾欄的中央街道）兩側茶屋的女人們便笑臉相迎，殷勤招待這位福神。 買賣興隆的不只吉原勾欄。此前私娼被禁止在赤坂冰川明神社境內接客，但田沼主政後默許她們接客，還向她們徵稅。之後，湯島、茅場町等江戶各地湧現諸多岡場所，致使吉原日漸衰落。俳名為「路考」的歌舞伎著名女角男演員二世瀨川菊之丞頗受歡迎，甚至掀起一股「路考風」。他的髮型、髮飾、妝容、帽子、衣服、鞋襪等物盡顯風流奢華之風，成為當時眾人追捧的對象。 天明大饑饉和「米騷動」 然而最重要的是，都市武士和大町人的享樂生活是建立在犧牲農村利益的基礎之上的。正如「大都會之人腦滿腸肥，體格健壯，血氣十足；邊鄙遠國之窮民勞頓疲憊，面帶憂愁，以淚洗面」（《世事見聞錄》）所說，隨著田沼時代商品經濟在全國範圍內迅速發展，農民階層也在進一步瓦解。 特別是這一時期自然災害的頻發加劇了農民階層的分化。明和七至八年（1770——1771），各藩遭遇旱魃。翌年，江戶發生火災，各藩遭遇洪澇災害，官方因此將年號改為「安永」。但此後天災依舊不斷。當時社會上有歌謠諷刺道：「年號安永不安永，物價高漲令人厭。」 1783年（天明三年），在淺間山大噴發的預兆下，天明大饑饉拉開序幕，史稱「卯歲饑饉」。這場成為後世漫長歲月里經久不衰話題的大饑饉持續數年，波及全國各地，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日本東北地區受災尤為嚴重。餓死者、患傳染病致死者多達數十萬。百姓飢餓難耐，吃光死屍後互相殘殺而食，世間儼然一幅地獄般的景象。幕府、各藩出台的措施只是隔靴搔癢，收效甚微。據說當時「餓死者均為百姓、町人，官吏無一人餓死。」（清水文彌《鄉土史話》） 饑饉肆虐又帶來大城市的米價暴漲。江戶零售市場平時能以一百文錢買到一升大米，到了1787年（天明七年）時只能買到三至四合（合，升的十分之一）。1783年（天明三年），大阪首先爆發搶米風潮「米騷動」。1787年，江戶也發生了米騷動，並於翌年波及京都。兩三年間，全國主要城市都爆發了米騷動。在米騷動中，江戶的搗毀暴動尤為嚴重，整個城市陷入長達四天的無政府狀態，此次暴動也成為江戶幕府開設以來的大事件。財政方面，1782年幕府納米約六萬石、納金約十一萬兩，1783年納米六萬石、納金約三十萬兩，明顯出現赤字狀況。 天明大饑饉，《凶荒圖錄》 飢餓的農民四處尋找食物。 在覆蓋全社會的危機激化下，很早以前就反感田沼意次的親藩和譜代大名對其進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1784年，田沼意次之子田沼意知因私怨被佐野善左衛門殺害。當時的人們把佐野善左衛門稱成「改世大明神」，世間一片喝彩。想必田沼意次的政敵也都持有同樣的看法。在那之後的兩年里，田沼意次雖然還在主政，但其庇護人德川家治將軍一死，他便立刻被趕下了政治舞台。 封建制度危機以及知識分子的立場 田沼時代，封建制度的結構性危機凸顯讓統治者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意識。 德川吉宗曾說：「我有心得，居其上，難聞下事。居其下，易疑上事。故政事不分大小，任其些小細微，也不易遮掩。」（《德川實紀》）可見，統治者已經開始對「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專制體制產生了懷疑，但此時還不足以稱為危機意識。 到了寶曆年間（1751——1763），有人開始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在幕府官吏面前明確指出封建制度的危機。寶曆事件中的被告竹內式部就是其中之一。竹內式部潛心鑽研垂加神道，在下層公卿的斡旋下，竹內式部得到了向桃園天皇侍講垂加神道的機會。保守派上層公卿將此事匯報給了幕府，想藉此壓制下層公卿。再加上神道各派紛爭不斷，最終釀成了寶曆事件。事件後，竹內式部被處重流放 。在法庭上，官吏問他是否認為當今天下很危險，竹內式部果敢回答：「天下危在旦夕。」（《糾問次第》）這句話讓在場的幕府官吏大驚失色。同一時期，安藤昌益思想成形。1758年（寶曆八年），馬場文耕因《平假名森之滴》一書暗諷幕府鎮壓寶曆年間的美濃起義而被問斬。而這兩人的思想和立場也都與竹內式部密切相關。1767年（明和四年），因參與明和事件 被判處死刑的軍學家山縣大弍的思想距否定幕府統治只有一步之遙。1768年（明和五年），米澤藩侍醫藁科貞祐發出警告：「稍微催繳年貢百姓都會痛苦不堪，日久必生變故……天下暴亂四起……此非天下大亂之兆？實乃我藩主小心防範之事。」國學家本居宣長也指出，農民起義、搗毀暴動的激化「都是上面的過失」（《秘本玉匣》）。在天明大饑饉最嚴重的時候，洋學家杉田玄白曾斷言：「領主、地頭日漸衰微，似有下級掌權之勢。」（《後見草》） 1786年（天明六年）至翌年，備後福山藩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領導這次起義的秘密組織太平組要求廢除棉花專賣制、減免年貢。此次起義基本達成了預期的目標，而且據說無一人犧牲。這些農民鬥爭取得的進步讓有識之士頗為感慨。 二、各藩改革 江戶後期的藩政改革 田沼時代，各藩和江戶幕府面臨著同樣的現實問題，只不過各藩內部的生產情況以及與之相應的政策各有不同而已。各藩都將改革重點放在政治統籌上，其目的是掌控發展起來的農村商品經濟。江戶後期的「明君」之一——肥後熊本藩主細川重賢施行寶曆改革的重點也是如此。 肥後領內土地生產力較低，農民貢租占收穫量的六成以上。自享保年間（1716——1734）起，熊本藩人口增長停滯，農民階層分化嚴重。而且，熊本藩的財政問題嚴峻，不償還大名貸的案例數在各藩中名列第一。熊本藩「家風不正」（《町人考見錄》），以至於鴻池拒絕為其銷售貨物。在這種情況下，1747年（延享四年）就任的藩主細川重賢痛感必須採取不同以往的改革方針。首先，他在改革中依靠的不是門閥上層勢力，而是中級藩士階層，其代表人物堀勝名（通稱「平太左衛門」）位居改革中心。同時，細川重賢還制定了「世減法」，為有功勞的下層藩士打開晉升之路。 貢租的增收已經沖頂，因此細川重賢耗費1757年（寶曆七年）至1769年（明和六年）的十三年時間實施領內總檢地。通過這一措施，細川重賢將地主應得的份額納入貢租，採取定免制，引進金納鄉士制度（交納一定數額的金錢成為鄉士），以此穩定藩內收入。 不過，肥後熊本藩改革的新意在於殖產興業。熊本藩獎勵養蠶業和絲織業，引進京都西陣的紡織技術，並在藩內積極推廣和普及，讓農民以此為副業。然而，由於桑樹的生長不盡如人意，因此這一計劃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另外，農民還被要求在所有的空地上見縫插針地種植蠟的原料野漆樹和紙的原料楮樹。但是，這些收益幾乎都被藩內的國產交易所「櫨方」侵吞，農民沒有得到任何實惠。櫨方還在各衙門開展高利貸業務，美其名曰「貨殖」，從領內特權商人手中獲得抵押，以此為條件允許他們發行票據，使藩國可以從中賺取利差。然而，商人們濫發空頭票據的行為給藩內商品流通帶來混亂。1802年（享和二年），下級藩士與商人、農民一同發起大暴動。藩內財政因此越發不穩，再次陷入債務違約的困局。至1812年（文化九年），熊本藩的財政赤字竟高達九十萬兩。 細川重賢因此改弦更張，將改革理念轉換為儒學的教化主義，開設藩校時習館，獎勵人們鑽研學問，廢除水牢和流放等刑罰，讓囚犯從事各項工作，將其勞動工資充作出獄後的生活費。 由於藩內財政十分嚴峻，僅靠徵收產品貢租無以為繼，因此細川重賢推行殖產興業政策，與城下町商人共享收益。這也是本次改革的最大亮點。然而，這一政策因屢遭生產者和農村商人的抵制而搖擺不定。1783年（天明三年），古河古松軒 扮作修驗者 考察熊本藩領地後指出：「他藩讚譽此藩主為賢君，吾亦聽說經濟官吏堀平太左衛門為良臣……然私以為其不施仁政。」（《西遊雜記》）這一事件充分表明所謂「明君」「賢相」的評判水分較多，不能全信。 《日暮硯》一書盛讚信州松代藩家老恩田木工的改革，但實際上也並非如此。初代藩主真田信之坐擁十萬石領地，死時留下三十萬兩豐厚財產。可惜的是，松代藩與其他藩一樣，在四五年間就將初代藩主的遺產揮霍殆盡，至寬文年間終於陷入慢性的財政困窘之中。對此，藩內加重了對農民的苛稅，越級上訴事件「二斗八騷動」也由此爆發。至藩主真田信弘一代，他響應幕府享保改革號召，實行財政緊縮政策，財政狀況暫時好轉。然而好景不長，1740年（元文五年）松代藩的財政狀況再次出現混亂，藩內舉債飛升至一萬八千六百餘兩。1750年（寬延三年），藩主新招門客田村半右衛門廢除檢見法和宗門改制度，下令增收百分之十五的年貢。只要繳清年貢，賭博、偷盜一概不予過問。結果，這一政策引發了史稱「田村騷動」的農民起義，田村半右衛門因此被趕下台。據說，田村半右衛門是忠臣藏故事中的著名人物大野九郎兵衛之子，是落魄的郡左衛門，也是田沼意次的小型翻版人物。 信州松代藩藩政極度紊亂，為了擺脫危機，藩起用了恩田木工。在《日暮硯》一書中，恩田一家節衣縮食，對領內民眾言必信，行必果；為官清廉，從不受賄；絕不強制提前繳納年貢，承諾不向町人徵收御用金 ，但又建議百姓不要欠繳年貢。恩田木工的主要改革內容是整理並廢除一部分舊雜稅，將貢租改為每月以現金繳納，債務和年貢未繳納的部分分年償還。 恩田木工的改革以信賞必罰為綱領，對反對改革的保守派採取寬容的態度。這一點也使得此次改革並未遭到較大阻力。不過誠如《日暮硯》所言，雖然恩田木工為改革傾注一腔熱血，但財政狀況絲毫沒有好轉的兆頭，領內也並未因此富裕起來。之後，藩內財政依然是拆了東牆補西牆，沿用御用金政策來彌補財政赤字。 江戶後期的御家騷動 江戶後期，除熊本藩、松代藩外，改革也在其他許多藩進行。與此同時，御家騷動也在各地爆發，且性質與江戶初期有所不同。江戶初期正處於藩制確立階段，藩主一門和譜代老臣會為了爭奪藩主位子大打出手。而今，為了解決藩政問題，上層藩士和中層以下藩士會在財政、經濟政策上展開激烈交鋒。松代藩的田村半右衛門門第低下，家史不長，卻受到重用，主持藩內的財政工作，這種現象在其他藩也比比皆是。加賀藩的御家騷動從元祿年間持續至寶曆年間，長達三十年之久，對立雙方分別是茶坊主 出身的大槻長元（又名「大槻內藏允」），以及藩主一門和老臣。寶曆年間秋田藩發生御家騷動，其性質與加賀藩大同小異。在財政拮据的中小藩中，御家騷動的情況更為嚴重。三河岡崎藩的水野氏也不例外。 在譜代大名中，水野氏與酒井、榊原、井伊、本多等氏族一樣，與幕府保持著最為密切的關係。在享保改革中，水野忠之曾擔任勝手掛老中負責財政工作。以天保改革的主角水野忠邦為代表，水野氏湧現了許多在幕府擔任要職的藩主。在這類藩中，藩主普遍無法專心於藩內政務，一般將其委任給門閥老臣。岡崎藩領地規模五萬石，其中包括棉花等商品生產較為發達的三河地區。不過由於農民負擔沉重，境內的矢作川又頻發水災，因此藩內經濟始終處於凋敝狀態。再加上老臣階層採取的保守經濟政策，使得藩內財政和藩士的生活水平慢性惡化，農民起義、下級藩士出逃案例層出不窮。 1737年（元文二年），年僅14歲的水野忠辰就任藩主，痛下決心進行改革。他推行徹底的財政緊縮政策，壓縮藩內財政支出，將自己一天的飯費減少到一百文錢以作表率。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成效，藩內財政甚至能夠盈餘五萬兩左右。同時，水野忠辰還在中下層藩士的繼承制度上進行改革，為他們開闢晉升道路。他從名為「步頭」「小納戶」的中級藩士中選拔人才，加強側近實力，打破三名家老和年寄對藩政的壟斷，與近臣聯手革新藩政。水野忠辰醉心儒學，提倡「仁政」，停止向藩士征借知行和俸祿，向農民承諾減免一半貢租，為改革廓清道路。 然而，改革尚處在起步階段就立刻招來老臣階層的強烈反對。他們集體拒絕處理政務，逼迫水野忠辰處罰身邊近臣。對此，水野忠辰表示如果反對，自己唯有切腹自盡。可即便如此，老臣依然拒不退步，稱如果這是為了水野氏，那也是不得已的。最終，無可奈何的水野忠辰放逐了側近家臣。改革受挫的水野忠辰心灰意冷，悠遊放蕩，奢靡腐化，絲毫不見從前的影子。水野忠辰的生母順性院也悲痛欲絕，最終自殺身亡。 1751年（寶曆元年），老臣強行將水野忠辰軟禁，向幕府報告稱水野忠辰精神失常，逼迫水野忠辰隱退。水野忠辰憤憤不平，不停大喊道，如果我失當至此，為何此前無人勸諫！翌年，幽禁中的水野忠辰去世，年僅29歲。民間有首打油詩如此唱道：「監物 假手弒君父，家老年寄殺少主。」當時，藩主水野忠辰的官職是大監物。這首諷刺藩內騷動的打油詩說的是，如果說水野忠辰殺了自己的君父，那麼家老、年寄則殺害了自己的主子。 三、新學問和新思想 國學的成立 田沼時代，幕藩體制的主體結構開始動搖，學者、浪人等知識分子階層開始感受到封建社會的危機。但另一方面，田沼時代又是孕育新學問和新思想的沃土。萌芽於元祿時期的國學在這一時期正式形成正得益於上述環境。在這一過程中起到決定作用的是賀茂真淵及其門人本居宣長。 賀茂真淵是遠江濱松的神官之子，師從荷田春滿，之後來到江戶開辦名為「縣居」的私塾，門人眾多。國學的中心也隨著賀茂真淵從大阪、京都地區轉移至政治中心江戶，這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與此前的國學相比，賀茂真淵的國學學問取得了巨大進步。他在國學各領域碩果纍纍：其一，研究日本歌學，代表作有《萬葉考》《冠辭考》等；其二，研究物語文學，代表作有《伊勢物語大意》《源氏物語新釋》等；其三，研究古道（指日本神道），著有《國意考》。賀茂真淵將之前分散的國學研究整合為完整的學問系統，在國學形成的過程中功不可沒。 賀茂真淵認為儒、佛二教傳到日本導致日本古道喪失殆盡。他主張將儒學和佛教因素從日本古道中剔除，依照古例施行日本固有的神代之道。他讚美「直抒胸臆」（《歌意考》）的萬葉和歌，認為這是「男子漢的風采」（《新學》）。由此可見，賀茂真淵從文學理論肯定、強調了日本國學的感情主義。 賀茂真淵否定了儒學在日本國學中的作用，這也無意中加強了對封建道德說教的批判。誠然，徂徠學對賀茂真淵的思維方式產生過重大影響，但賀茂真淵認為，自然無為的老莊之道才最符合神道的精神實質，他強烈拒絕理性思考，為神秘主義開啟一扇大門。不過，賀茂真淵主張日本自古以來就有自我之道，這其實是對儒學的借鑑。 賀茂真淵門下人才輩出，其中最有實力、能夠繼承其衣缽的非本居宣長莫屬。本居宣長生於伊勢松阪的棉花批發商之家，決定其學問性質的，恰好是他出生的、與農村產地毗鄰的商業城市松阪，而且還是松阪的棉花批發商家庭。新興批發商具有靈活的經營頭腦，再加上從事醫生這一職業，本居宣長的社會視野變得更加開闊。本居宣長的學問領域比賀茂真淵更寬廣，主要分為以下三類：其一，文學理論研究，代表作有《源氏物語玉小櫛》《紫文要領》《石上私淑言》等；其二，提倡古道說，代表作有《古事記傳》《馭戎慨言》《直毘靈》等；其三，研究古語，代表作有《詞玉緒》《玉霰》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名為「鈴屋」的書齋中，耗費三十餘年的心血寫就了四十九卷的《古事記傳》。 本居宣長指出，文學的本質是心靈與外物碰撞時的自然狀態，並非為了悟道或勸善懲惡等目的而存在。他還說：「人慾非天理。」（《直毘靈》）這表明他從肯定感情主義的文學理念出發，萌生了一種自然主義的快樂學說。本居宣長還提出「物哀」理論，以此尋求平安時期貴族文學中人最極致的真情。徂徠學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被統治階級的心情，另一方面又主張統治階級應該用禮樂來統治他們。而本居宣長則不同，他在充分契合民眾心情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物哀」的世界。 本居宣長通過鑽研《古事記》，將古道說發展成為系統的復古神道。不過，這些研究首先是建立在他堅信《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所記載的都是事實，認為應該毫無批判地遵從神所創造的道這一基礎之上的。因此，他認為「今日之行只須時時遵守公之御定，即神道也」（《葛花》），以此對幕府的政治予以了肯定。本居宣長雖然在其政治經濟學著作《秘本玉匣》中尖銳地批判了田沼意次的政策措施，但他這樣做的目的只是列舉一些讓國君引以為戒的現象，以供施政參考而已。本居宣長的階級並沒能超越「被統治的上層階級」「封建制度下的寄生地主和富商」這一框架。也正因如此，他的學說才會得到武士、町人、地主、神官、僧侶等諸多階層的支持。 安藤昌益的思想 針對上述國學思想中的局限性，安藤昌益提出了明確的反封建主義思想。這一點也使得安藤昌益備受矚目。安藤昌益出身武士，1719年（享保四年）被奧州八戶藩駐江戶的醫生戶田作庵收為養子。但是不久之後，他被養父掃地出門，在八戶開設診所，約於寶曆（1751——1763）末年去世。安藤昌益的傳世之作是《自然真營道》和《統道真傳》。在這兩本書中，受儒學、易經、老莊等思想影響較深的安藤昌益闡述了頗為獨到的自然哲學觀。 安藤昌益非常推崇人類的自然生活——「直耕」，認為萬眾從事「直耕」、無階級無剝削無戰爭的「自然世」才是理想的社會。他指出，最可憎的是不事稼穡、寄生在他人「直耕」之上的「不耕貪食」之徒。將無階級的「自然世」轉化為階級社會「法世」的，是聖人以及根據聖人之道施政的統治階級。他認為當世的武士階級都是遊民，指責其為蠶食民眾「直耕」成果的「逆賊」。他還猛烈攻擊了高利貸商人、僧侶、學者、醫生對民眾「直耕」成果的寄生行為。 與本居宣長不同，安藤昌益在思想上明確否定了幕藩體制。他理想中的「自然世」帶有濃厚的農本主義和烏托邦色彩，這種要求變革的思想誕生於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民尚且無法擺脫土地束縛的日本東北地區。早在寶曆年間，這種思想就已經形成了。 同為醫生、幾乎出生於同一時期的三浦梅園提出一種名為「條理學」的自然哲學理論，頗具特色。他闡述了「反觀合一」的辨證思維方式，重視人的本能和社會行為，同時對振興農村的政策也有研究，曾提出通過商品物資的增產來降低物價。這些觀點無一例外地展示了三浦梅園敏銳的經濟觀。 洋學的發展 田沼時代不但孕育了日本國學，還使得洋學尤其是蘭學實現了劃時代的發展。繼德川吉宗的實用學問獎勵政策後，田沼時代的幕府和各藩實施的殖產興業政策也促進了洋學的發展。但是讓洋學發展起來的最根本原因，還是日本全國範圍內的商品流通發展過程中，人們對相關經驗和知識的渴求。 1774年（安永三年），杉田玄白、前野良澤等人將荷蘭語譯本的德國解剖學著作《 Anatomische Tabellen 》譯成日文，命名《解體新書》。杉田玄白還在《蘭學事始》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他們花費四年的心血譯完這一大作的歷程。《解體新書》的出版和刊行促進了洋學的興起，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繼而，杉田玄白的門人大槻玄澤寫就《蘭學階梯》一書，成為洋學的入門書籍；稻村三伯編纂了日本最早的荷蘭語辭典《波留麻和解》。地理學方面，本木良永在這一時期給日本帶來了地動說。此前，山脅東洋、吉益東洞等人倡導漢方醫學，注重實驗和實證，而這一時期近代醫學方法的引進使得日本的醫學基礎進一步被夯實。 日本數學「和算」是以中國數學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江戶中期，天才數學家、和算的集大成者的關孝和將其應用到了檢地和測量上。 田沼時代，礦山和產業的開發加大了對物產學的需求。這一領域的代表人物是平賀源內等受洋學影響的學者。平賀源內在多個領域發揮了卓越的才能，他舉辦物產會，試造摩擦發電器，開採秩父金礦，栽培甘蔗和人參，用荷蘭制陶法燒制贊岐地區名為「源內燒」的陶器。 與此同時，外國人也開始潛心研究日本，代表作有荷蘭商館醫生桑波格（Carl Peter Thunberg）在故鄉瑞典公開出版刊行的《日本植物志》、荷蘭商館館長提廷（Isaac Titsingh）出版的《將軍列傳》等。 如上所述，田沼時代湧現諸多新思想家，他們站在儒學的基礎上引進洋學的世界觀。當然，朱子學「格物致知」的精神實質與歐洲近代自然科學有本質上的區別，但不可否認的是，朱子學精神與自然研究的結合奠定了日本引進洋學的基礎。 平賀源內將萬物元素分為地、水、火、風四大類。他認為火是萬物的本體，因而是靈魂的實體。死亡意味著火滅。火滅，靈魂就不會殘留。平賀源內以此否定了佛教的地獄說和極樂說。另外，他還在《風流志道軒傳》和《放屁論》中痛罵：「這是謊言構築起來的世界。」 比平賀源內稍晚一些的有司馬江漢和山片蟠桃。司馬江漢是日本西式銅版畫的開創者。為了練習繪畫，他從長崎和平戶一路走到京都和大阪。在這一過程中，他親眼目睹了民眾在封建制度苛政和天明大饑饉等天災下痛苦不堪的樣子，並對其抱以深深的同情。司馬江漢曾批判道：「吾日本之人不好究理……不述信實」（《春波樓筆記》）。他信奉地動說，持有與平賀源內同樣的樸素唯物主義世界觀。他還以「上自將軍，下至農工商、乞丐，皆以為人也」（《春波樓筆記》）之言，批判封建身份等級制度，主張人人平等。 山片蟠桃俗稱「升屋小升右衛門」，曾是大阪富商的店鋪「升屋」的掌柜。升屋經營困難，山片蟠桃便擔負起經營的重擔，利用仙台藩的購米制度重振升屋的生意。出於這份功勞，山片蟠桃被提拔到了與主家親戚等同的地位。1798年（寬政十年），山片蟠桃出仕藏元，在重振仙台藩財政方面大施拳腳。除此之外，他還向數十個藩的大名發放高利貸，並因此聞名四方。在經商的同時，山片蟠桃師從中井竹山，在懷德堂鑽研學問，並逐漸對洋學產生了強烈興趣。位於大阪的懷德堂是面向大眾的私塾，其教育理念是學問領域不分貴賤，武士、町人可以一起上課。值得一提的是，與山片蟠桃同門的有個叫作富永仲基的學者，其著作《出定後語》為批判佛教打下了基礎。山片蟠桃在其所著的《夢之代》中闡述了自然科學世界觀，批判了神代史，攻訐了儒教、佛教的迷妄。他和司馬江漢等人一樣主張人人平等，指出：「古今之人無上下之分。」（《夢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