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 · 第六章 「米將軍」及其時代

御所人形（享保雛） 一、農村和城市的變化 商品生產的發展 17世紀下半葉，幕藩體制大致確立。雖然度過了相對穩定的元祿時代，但進入享保年間，經濟持續繁榮的同時，早已埋下種子的矛盾也在此時破土發芽，即小農從單純的自給自足的年貢繳納人，發展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這一傾向首先在交通便利、距離中央市場較近的大阪周邊商品生產地帶凸顯出來，而後逐漸波及經濟發展落後的地區。 隨著棉花種植面積不斷增加，棉產中心地帶耕地面積在一町左右的中農階層開始兼營軋棉，在一定程度上充實經營。與此同時，他們還作為中間商走鄉串戶，收購棉花，賣給附近的在鄉町或城市批發商。這便侵害了由職業中間商組成的壟斷組織的利益。在菜籽油方面，商人在攝津灘目地區採購菜籽，利用水輪榨油。這也威脅到了大阪批發商從菜籽採購到榨油整個過程的壟斷地位。酒及其他商品也大體如此。 前文提到，越後高田地區的魚類批發商壟斷當地的魚類市場。但早在元祿時代以前，中間商和走街串巷的小商販便偷偷進行買賣，與批發商之間糾紛不斷。對此，藩國設立「值段番」「餚橫目」等職位進行整治，並向批發商徵收運輸稅「運上銀」，以此增加藩國的財政收入。但是，這些措施並沒能抑制新興商人的活動。 領主要想吸收農民不斷發展的生產力，最有效的措施是實行專賣制。在商品生產的發達地帶，各藩已無法僅僅依存於農民繳納的年貢，於是便強行徵購領地內的主要經濟作物和加工產品，再賣到大阪等其他地區，以此來改善財政狀況。為此，這些藩一改當初的限制措施，鼓勵商品增產，指導農民改善商品質量。整個江戶時代，實行專賣制的藩達五十一個，專賣商品的種類和數量也在不斷增加。然而，參與初期專賣制的仍是城下町的特權商人，他們依靠藩的權力，與藩共享利潤。 寄生地主的產生 隨著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農村結構也在發生巨大變化。農民階層在此時不斷分化，地主與佃農的新型關係由此產生。 農民階層的分化一般以持高的變化為基準。在棉產中心地帶攝津平野鄉，中農階層的經營雖顯示出不斷充實的一面，但他們仍然無法阻止自己的土地集中到不事耕作的商人手中。在很多地區，擁有零碎持高的農民開始沒落，無地的水吞百姓不斷增加。 此前的地主兼任村吏，他們讓名子和季節性僱工「年季奉公人」直接經營自己的土地，同時質押本百姓的土地，使本百姓成為自己的佃農，從中收取地租。但這一時期的地主有所不同，他們不事耕作，只是不斷增加土地擁有量，然後將土地佃租出去，收取高利率的實物地租。這樣的地主被稱為「寄生地主」。 出現寄生地主的地區要麼是商品生產發達地帶，要麼是經營集約化程度較高、即便土地較少也能經營下去的地區。在新開土地的村子中，農民組織力量較弱，這也是寄生地主出現的另一條件。 在除農業外的謀生手段不太發達的地區，水吞百姓更傾向於依賴佃農過活。在商品生產地帶之外，大城市、城下町、五大道、驛站、港口城鎮、漁港等地區給農民提供了做日工、參與非農職業的機會，這讓他們足以自立，也激發了農村的活力。 傳統地主的沒落 寄生地主與佃農建立的新型關係還給村內的勢力結構帶來重大變動。隨著地主的土地越來越多，甚至擴展到村外地區，水吞貧農階層的活動也越發引人關注。在這種情況下，本百姓雖然建立起了自己的村落，但村落的統治權依然掌握在傳統上層階級手中。於是，這樣的地區便有不少新興地主率領下層村民驅逐、打擊傳統上層階級，徹查他們在年貢、村費徵收過程中的舞弊行為，責難他們在村子祭祀時的蠻橫無理。這些運動甚至經常發展到要求罷免名主或莊屋的地步。運動的結果是，此前由舊統治階層壟斷的村吏變為由村民選舉決定，村費由每家每戶按人頭分攤變為按各家的石高分攤。同時，入會地及其使用權也被分割下去。 一旦新興地主利用下層村民成為新的統治者，傳統的村吏階層便不可避免地沒落下去。這種沒落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還體現在統治村莊日常生活的權威上。 寄生地主取代傳統地主占據村內高位。為了維持特權地位，寄生地主開始著力整頓家系。甲斐山梨郡下井尻村某家族不斷兼併土地，從僅有十餘石的小農戶成長為商人地主和寄生地主。1730年（享保十五年），該家族將武田氏的家臣奉為祖先，宣稱自家曾從武田信玄處領受朱印狀，以此獲得鄉士地位，在村中不受名主支配，地位高於其他村民甚至名主。不過，據說朱印狀是該家族偽造的。 一般來講，成為大寄生地主後，便可分得藩國對農民的剝削成果。作為回報，大寄生地主要為藩國的金融和殖產興業服務。他們被允許起姓、帶刀，還可以從藩國領受俸祿。同時，這還使他們能夠進一步提高自己的門第地位，加強對村民和佃農的統治。 在遺產繼承方面，江戶前期的分割繼承制逐漸減少，單獨繼承的趨勢加強。這是因為，單獨繼承的方式更容易將土地集中起來。隨著單獨繼承制的不斷發展，越是不事耕作的大地主，其家長權就越大。 與此相反，水吞、佃農階層分割土地和財產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在外出謀生、奉公現象頻繁的地區，家庭聯繫崩壞，家長權自然會受到很大限制。 另外，要想使零散的經營實現集約化，就必須有更多的家庭勞動力。這樣一來，妻子及其他家庭成員的地位就更不可能下降了。 農民的貧困 日工的薪資因水吞百姓的增加而下降，這對地主和富農來說是有利的，但對貧農來說，這會使他們的生活越來越拮据。因此與其留在村里，不如外出謀生、奉公來增加收入，這也是自然的事。幕府、各藩為了將貢賦責任人——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付出了所有努力，但這些努力並沒有收到成效。1787年（天明七年），國學家本居宣長在《秘本玉匣》中指出：「棄農從商，遷至江戶、大阪城下之人逐漸增多。」松平定信也稱，天明五年至天明六年的一年間，離開農村的人口大約在140萬左右。 大饑荒時，這種現象尤為突出。不過即便是正常年月，本打算外出打一陣工就回鄉，但不知不覺就留在當地的農民也不少。比如越中、越後、信州等地就有很多人來到江戶做釀酒工、舂米工、澡堂服務員、鋪屋頂的手藝人等等。江戶人稱這些人為「椋鳥」，因為這些人一到秋末便如候鳥一般，成群結隊地湧入江戶。其中有些人窮得只剩下鄉下的老婆和醃鹹菜的大石頭。雖然採茶、養蠶農民按季節從這個村移動到另一個村的傳統由來已久，但進入江戶中期以後，這種現象尤為嚴重。 農村的矛盾不僅在於農民的離村問題。扼殺新生兒、墮胎這種被稱為「間引」的現象也在日本全國農村普遍存在。勞動力的增加對於農家來說本是好事，但貧困的家庭無力生下、養育孩子，因此他們只能含淚做出這種慘無人道的事。因此，勞動人口的減少與耕地的荒蕪共同成為威脅領主的首要因素。雖然領主以「不仁之至」為由，三令五申地禁止「間引」行為，還向農民傳授養育孩子的方法，支付養育費用，甚至動員僧侶宣揚「殺嬰會下地獄」來嚇唬農民，但這些做法均收效甚微。* * 當時已經有有識之士將矛頭指向剝削農民的封建制度，如《世事見聞錄》中寫道「殺死這孩子的另有其人」。也有人認為，「間引」是農民對封建制度的消極反抗，如《經世秘策》中說「這是（農民的）泄恨秘策」。 江戶時代的人口與明治時代的人口 如上表所示，在大饑荒和「間引」兩個重要背景下，日本人口從江戶中期開始停滯不前，直到幕府末期始終徘徊在2 500萬至3 000萬之間。除「間引」外，賣兒賣女的現象也很普遍。究其原因，當時賣身契上常見的套話說明了一切——「為繳納年貢迫不得已……」 在鄉町的變化 在農村變化的背景下，城市生產也相應發生重大改變。17世紀下半葉，大阪周邊地區出現眾多在鄉町。在這些在鄉町中，從事非農職業的人口占比均接近50%。同時，水吞百姓、打日工的新興下層民眾人口也有所增加。 然而到了18世紀，大阪與其周邊在鄉町的商品流通通路開通以後，幾乎沒有再出現新的在鄉町，原有在鄉町的發展也處於停滯狀態。大阪要作為全國市場發展下去，必須依靠其背後農村和在鄉町的繁榮發展。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後者卻被網羅進大阪市場中，不得不從屬於大阪的商業資本。 比如平野鄉附近的農民自享保年間便從事軋棉業。隨著棉花製品轉入新興農村商人手中，棉花批發商的壟斷地位也被打破，呈衰微之勢。大阪的棉花批發商趁此機會在平野鄉設置棉倉和皮棉期貨交易所，成功排擠當地的批發商，直接從農村收購籽棉和皮棉。大阪方面還讓三十甚至五十個町的商人、軋棉店鋪全部加入行會，進行統一管理。對此，以平野鄉批發商為首的各村中間商、生產方表示強烈的反對，想盡辦法阻止這一計劃的實施，但平野鄉的批發商最終還是臣服於大阪的批發商，淪落為大阪方面的代理收購商。 但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平野鄉以榨油業為中心打破了大阪資本的壟斷，當地產出的大部分菜籽均在內部進行加工，無地農民階層中有半數以上的人被吸收為榨油業工人。在取代在鄉商人的新興力量手中，平野鄉獲得了第二次生命。 新舊商人的鬥爭 特權商人和新興商人的鬥爭也在大城市內部展開。大阪發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淀川及其支流支撐了大阪與其腹地間的運輸。在運輸中，手握特權、往返於伏見和大阪的過書船以及大阪市內的駁船、茶船、劍先船等，與商人和農民的自有船、陸路運輸用的排子車（木製圓盤車輪的運貨車）等新興勢力爆發了激烈的對抗。 這一現象遍及日本全國。幕府直轄大道「本街道」上的驛站批發商，與往來「脅街道」（「本街道」以外的支線大道）的新興商人之間的糾紛如同家常便飯。江戶時代的山國信州無法有效利用河運，與其他地區的交通只能依靠陸路。其中，以伊那大道為主，兼用中山道、甲州道的馬背運輸業「中馬」與各大道和批發商糾紛不斷。「中馬」業者是指利用自家馬匹運輸菸草、麻、棉花、魚、鹽、茶、米、雜糧等貨物，掙取運輸費的沿路農民。1764年（明和元年），終於得到幕府認可的「中馬」業者擴大了商品流通範圍，這在山區農村經濟發展以及農民階層分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中馬」業者與驛站批發商的糾紛並未因此中斷。到了江戶末期，新興「中馬」業者與老「中馬」業者的對抗又成了一大問題。 從江戶中期開始顯現出來的農村、城市的種種變化表明，此前一直受到欺凌的本百姓以外的下層民眾，如今已在社會層面成長起來。從村方騷動 到農民起義、搗毀暴動 ，下層民眾始終是鬥爭的主體。 在享保年間，這一傾向尚未發展成封建制度的危機，僅以領主財政危機的形式顯現出來。而這也為幕府和各藩靜下心來進行改革提供了前提條件。 二、新井白石改革 對儒家政治的修正 德川綱吉之後，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繼任。上任之初，德川家宣果斷進行幕府人事調整，為實施新政做準備。德川家宣將自己擔任甲府藩主時約兩百名近臣納入幕僚隊伍，提拔間部詮房（從能劇演員一路發跡）為側用人，命其與侍講新井白石互相提攜。這些措施讓譜代大名和家臣階層的期待落了空，原來將軍換代帶來的只是封建官僚隊伍的更迭而已。這些不知融通、不諳世事的老中及以下重臣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子承父位的人。就像新井白石的調侃之言，「個個都是大名之子」（《折焚柴記》）。 當前朝留任勘定奉行的荻原重秀報告稱，幕府的金庫僅剩黃金三十七萬兩時，不僅老中大驚失色，就連德川家宣也慨嘆：「到我這一代，已經到了勉力承接神祖（德川家康）大統的地步。」不過據新井白石說，荻原重秀為了找到改鑄貨幣的口實，故意瞞報了前一年七十六七萬兩年貢。如果加在一起的話，應該有一百一十萬兩之餘，遠遠沒到四處籌措的境地。 因此，與其說新井白石的施政方針尚且停留在防止幕藩體制動搖的層面，不如說他將施政重點放在了矯正元祿時代的政治偏向，將前代利用儒家的王道思想來美化、加強將軍專制體制的方向帶回到正常軌道上來。這便是出身浪人之家，寒窗苦讀，以冷水澆頭驅趕睡意，甚至拒絕成為富商河村瑞賢的養子，一心想以朱子學者的身份來主持文教之政的新井白石的目的所在。 新井白石首先勸諫德川家宣廢除前代最大惡政——《生類憐憫令》，大赦包括違反該法令的8 800餘名犯人。世人歡呼雀躍，以「萬代龜，龜甲府。甲府成將軍，寶永得民心」（《寶夢錄》）的唱詞來謳歌新政。新井白石還簡化司法手續，追求司法公正，廢除日本中世以來割耳、削鼻等酷刑，充分彰顯朱子學的理性道德意識。同時，新井白石對大約731名旗本子弟全部委以官職，使其脫離蝸居一室的窘境。 這一點體現了浪人學者身上的溫情主義。新井白石起草的《武家諸法度》緩和了幕府對大名的高壓態勢，並以「不應使士民有怨苦」為宗旨，主張將儒家的「仁政」作為施政綱領。 貨幣政策的轉變 新井白石改革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解決貨幣問題、消除經濟上的混亂和幕府財政的不穩定性。新井白石每年都會製作年度總賬，明確收支總額，設置「勘定吟味役」一職，加強對財政以及幕府領地代官的不法行為乃至民政工作的監督力度。 但是，荻原重秀自前朝以來便擔任勘定奉行一職，他篤信增鑄惡幣才是財政政策的關鍵。因此，只要荻原重秀在任，事態就很難有所改善。比起德川綱吉時代，德川家宣執政時期的惡幣濫發現象更為嚴重，其原因就在於此。而且，荻原重秀的背後依然有金銀座、絲割符町人、貨幣兌換商、土木工程承包商等各方勢力盤踞，對出身卑賤卻平步青雲的新井白石有所反感的老中及以下譜代階層也都支持荻原重秀的財政方針。新井白石曾三次死諫將軍，要求罷免荻原重秀。1712年（正德二年），新井白石終於將荻原重秀趕下了台。 然而，德川家宣在不久後去世，年幼的德川家繼繼任將軍。老中們以將軍換代為由，反對變更貨幣政策。新井白石則稱這是德川家宣的遺命，於1714年（正德四年）發行正德金銀，其成色、分量都與慶長金銀相同。與此同時，新井白石還將勾結荻原重秀、牟取暴利的金銀座年寄四人流放荒島，革職一人，對三井及其下的貨幣兌換商給予嚴重警告。 新井白石的貨幣理論中有種基於中國貨幣思想的神秘貴金觀。他認為，提高萬國通用的金銀純度，減少發行量，經濟領域就會穩定。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他所願。新舊金銀的更換遲遲沒有進展，銀的匯率反而波動劇烈。在當時的狀況下，成色、分量皆有不同的貨幣流通導致貨幣行情複雜多變，而且商品流通的擴大也不允許貨幣流通量減小。 《長崎新令》與朝鮮使節問題 被稱為《長崎新令》的外國貿易限制政策與新井白石的貨幣政策緊密相連。新井白石經過精密的計算得出結論，江戶初期以來流向海外的金銀數量中，金占全部保有量的四分之一，銀占四分之三。這樣下去的話，百年之內日本將再無金銀。為解決該問題，新井白石將貿易船的數量限制在中國每年三十艘、荷蘭每年兩艘，貿易金額限制在中國六千貫銀兩、荷蘭三千四百貫。在支付手段方面，儘量減少金、銀甚至銅的支付額度，用出口煎海參、鮑魚乾、魚翅等海產品（稱「俵物」）或陶器、工藝品、紙張等產品的方式來彌補金銀的外流。後來的田沼時期不但繼承了該方針，還積極鼓勵俵物的增產。 在這樣的政策下，接待朝鮮使節也一切從簡，原來一百萬兩的接待費用被削減了四成。在此之前，幕府送往朝鮮的國書稱將軍為「日本國大君」，而此時的幕府改口稱這是天皇的稱號，將將軍改稱為「日本國王」。那麼幕府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削減費用是為了壓縮幕府的財政支出，減輕農民在迎送使節上的負擔。而把將軍改稱「日本國王」則是為了對外宣布將軍是日本最高主權擁有者，確立將軍的王者即理性的專制君主地位。 此外，幕府還竭力為東山天皇的第七皇子秀宮創設閒院宮家。幕府這樣做是因為它站在了儒家的立場上，批判皇太子以外的皇子都要出家的古老傳統，認為這是有違人倫的。筆者也認為，幕府之所以放寬了對朝廷的壓制政策，就是因為幕府已經確立了它的全國統治地位。 改良主義及其局限性 新井白石雖然也是朱子學者，但他與大學頭林信篤的意見並不一致。這其中也有學派對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新井白石對林家墨守德目主義 的傳統有所不滿。同時，新井白石還大力批判只以老中的先例、規矩為政治綱領，不知變通的武斷主義。新井白石堅信，遵循客觀道理的同時不忘靈活變通，這才是「民之父母」的王者所應具備的資質。 1711年（正德元年），越後村上領地的八十五村農民不堪忍受大莊屋的苛政，攔住老中的轎子，請求將自己的村莊編入幕府領地。而新井白石對此事的處理方式正體現了他的政治信念。當地官吏謊稱農民不納年貢，私自販賣年貢米。幕府的老中也不加思忖地輕信了官吏的報告，主張根據越級上訴違法的基本原則，將主謀定為謀反罪予以嚴懲。對此，新井白石認為這有違仁政宗旨，於是任由農民一方與大莊屋進行鬥爭。結果，大莊屋的不正行徑敗露，新井白石警告大莊屋不要再有不法企圖，並將該地農民再次編入村上藩。雖然農民編入幕府領地的要求沒能實現，但正如《折焚柴記》所述，「天下無告之民應有申訴之處」，新井白石的改良主義立場雖不能一勞永逸，但它至少抑制了封建矛盾的激化。 當時，義大利傳教士喬瓦尼·巴蒂斯塔·西多蒂（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因偷渡日本被捕。親自審問西多蒂的新井白石不僅向其虛心學習世界形勢，還轉變立場，堅信幕府自實施鎖國政策以來，認為天主教徒以布教為手段企圖侵略日本國土的傳統觀點是錯誤的。以當時來看，新井白石審問西多蒂的備忘錄《西洋紀聞》，以及在該書中卷增補世界地理部分的《采覽異言》是加深日本人國際認識的前瞻性書籍。 但是，新井白石的改良主義終究沒能突破封建統治的框架。農民也看清了「正德之治」的本質。可以說，幕府的姑息主義反而將農民鬥爭引向高潮。越後村上領地越級上訴的結果刺激了廣大農民，他們在各地掀起村方騷動，追究大莊屋、莊屋的不正行徑。因此，新井白石的處置方式恰恰為農民起義提供了突破口。而且，譜代勢力集團和林家等政敵還攻擊新井白石的「文飾」政治只是想將幕府變為公家。在這種情況下，隨著德川家繼去世，紀伊藩主德川吉宗入主幕府，新井白石和間部詮房也被逐出政界。至此，僅僅持續七年的「正德之治」落下帷幕。* * 隱退後的新井白石將餘生的精力傾注在了研究和著書上，他以實證主義和理性的批判精神在歷史學、語言學、宗教論等方面留下眾多傑作。《折焚柴記》是其站在客觀立場上寫就的自傳，也是其第一本著作。 三、享保改革 德川吉宗登上歷史舞台 德川吉宗之所以能擊敗競爭者，從紀伊藩主登上將軍寶座，是因為他具備以下有利條件：首先從血統上看，他是德川家康的曾孫，時年33歲，正值壯年。其次，他身體強健，慣使三尺大刀，力大無窮，曾徒手打死野豬。與從小生活在大奧（將軍夫人、側室、侍女的居所）中的德川家宣、德川家繼不同，德川吉宗粗獷豪邁，任紀伊藩主時曾在藩政改革上大展拳腳。幕府內外也都對德川吉宗抱有很大期望。特別是一直被「側近政治」壓制的譜代階層，他們歡呼著「今後御家之事可定矣」（《折焚柴記》）喜迎新將軍。 德川吉宗也清楚，自己能入主幕府多虧了老中和大奧勢力。因此，德川吉宗沿用德川綱吉、德川家宣時期的政策，抑制近臣勢力的膨脹，迎合譜代勢力的意願。不過，德川吉宗的真實意圖是建立將軍親政體制，因此即便老中等職位有空缺，德川吉宗也不進行人員補充，只是在1722年（享保七年）任命水野忠之為新設官職「勝手掛老中」（專門負責幕府的財政工作）。可以說，德川吉宗幾乎是在等待這些勢力的自然消亡。為了加強將軍的獨裁權力，德川吉宗命令老中以外的官員逐個前來報告，以此震懾疏於政務的老中；任命忍者為「庭番」，負責刺探情報等工作，並直接領導庭番。1721年（享保六年），德川吉宗設置訴狀箱（稱「目安箱」），只有將軍可以審閱訴狀。該措施也是為了使越級上訴作為制度確立下來，以此掌握民情，強化將軍的親政體制。 強化財政緊縮政策 德川吉宗改革的理想目標是回歸到「諸事以權現樣之規矩操辦」的狀態，並有意識地否定新井白石改革中儒家色彩較重的部分。既然以江戶幕府的開創時期為理想狀態，那麼生活方式也必須從素從簡。德川吉宗率先節衣縮食，努力控制幕府支出，禁止新開土木工程和承包工程。以上措施對將軍腳下的江戶御用商人造成重大打擊，德川綱吉時期輩出的暴發戶「而今不見一人，只剩下茅場町的冬木」（《江戶真砂六十帖》），「災連禍結，衰敗不堪，本末倒置，營生難覓，唉聲嘆氣者成千上萬」（《享保世話》）。不過，正如前文所述，幕府對商業資本的控制有其明確的方向。幕府首先讓商人組織起行會，然後再通過這些行會來調節江戶的供求關係。 貨幣政策也同步展開。新井白石推行的良幣主義的基本精神被繼承了下來，一直延續到享保改革末期。1718年（享保三年），幕府頒布《新金銀通用令》，以正德金銀為基準統一新金銀，金銀兌換比率以純金含量為準。此時，幕府命江戶的貨幣兌換商建起行會，通過該行會的作用來穩定貨幣市場。從元祿末年開始，元祿金一路貶值，囤積在大阪的江戶貨物價格飛漲，江戶的批發商和普通消費者苦不堪言，因此當時的幕府規定一兩金兌換六十匁銀。享保年間的《新金銀通用令》堅持了這一方針，並於1723年（享保八年）禁止舊貨幣的流通。 為壓縮開支，幕府對家臣集團進行了整頓，解散了新晉家臣。除官職僅此一代、不世襲的政策外，在荻生徂徠的建議下，幕府甚至計劃讓旗本中的冗員在江戶附近十里內外的農村定居。幕府還征借家臣俸祿，按照標準米價，用現金代替祿米 支付給家臣。這樣一來，標準米價與市場真實價格的差價便成了幕府的收入來源。實際上，這不過是幕府採取的苦肉計罷了。 幕府強化財政至如此地步的直接原因在於，享保六至七年，全國範圍的歉收導致農業減產，大井川及其他大型改建工程出資困難。以後，幕府連旗本、御家人的祿米都難以支付。1722年（享保七年），幕府甚至「不顧恥辱」，命令各大名以每一萬石交納一百石的比例上繳稻米。此前，大名因參勤交代制度需要在江戶滯留一年。而此時的幕府以滯留時間縮短半年為條件，成功確保了年額十七八萬石的財政收入。這些收入可以彌補由支付祿米帶來的一半虧空。與此同時，為了解決大名、旗本、御家人依舊嚴峻的貧困問題，幕府不再受理金銀借貸的相關訴訟。這對債台高築者來說的確算是德政。然而，這惹怒了江戶的町人。他們拒絕再向這些人發放貸款，十組問屋還向町奉行進行抗議，憤怒的町人蜂擁至欠錢不還的大名、旗本的府邸，豎上紙旗，逼其還債。幕府雖然下髮禁令禁止町人的該行為，但町人並未因此退去。終於，幕府於1729年（享保十四年）重新開始受理此類訴訟。* * 德川吉宗在大名消防隊（火災時大名從藩邸派出的消防隊）的基礎上，組建四十八支滅火小隊，稱「伊呂波四十八組」。在江戶，火災被稱為「江戶之花」，消防隊員被稱為「江戶兒中的佼佼者」。著名的新門辰五郎就曾是一名消防隊員。 民眾的反抗 在農村地區，民眾的反抗在這一時期達到頂峰。1720年（享保五年），會津地區的幕府預所發生「會津御藏入騷動」，民眾提出延期繳納年貢、下調租率、懲治鄉頭（相當於其他地區的名主）不法行為等十三條要求，威脅預所若不接受，將直接上告將軍。該年年末，經營難以為繼的江戶周邊佃農「好似有過約定一般」（《民間省要》），不約而同地將佃租的土地還給地主。不知所措的地主將每反土地的地租下調五升甚至一斗，或者為佃農支付買肥料的費用，盡力懷柔、撫恤佃農。 幕府雖然在1721年以獨立法令的形式禁止結成徒黨、強行上訴，也明示了鎮壓方針，但第二年，越後、出羽的幕府領地依然發生「質地騷動」（土地質押問題引起的騷亂）。幕府在1721年12月公布了質押土地的相關條款，規定在質押田地時，抵押土地的債務人若每年向債權人償還10%的抵押金，該土地的所有權便不發生轉變。幕府還規定從當年算起，上溯五年內的抵押土地均適用該條款。這一舉措實際上是為了防止本百姓經營解體，抑制地主通過抵押的方式兼併土地。 然而，越後頸城郡幕府領地內的貧農對這一條款的宗旨進行了擴大性解釋。他們結成團體向代官所強行上訴，以佃租、抵押金兩兩相抵為由，要求地主無償歸還十幾年前的質押土地。他們承諾每年償還15%的抵押金，但前提是先將質押土地還給他們。 幕府屢屢傳喚主謀吉岡村村民市兵衛等人至江戶，責令其停止不法行為。但這些人利用江戶與越後相隔千里、聯絡不便的條件，與地主頑強鬥爭。最終，這些人依靠實力要回了質押土地，拔掉了地主栽種的秧苗，實行集體耕種。 幕府僅靠代官所的力量無法抑制農民強行上訴，於是命令高田藩等附近各藩出兵，耗費整整三年時間才平息了這場騷動。騷動中的1723年，幕府撤回僅持續兩年的土地質押條款，向地主方面妥協，再次允許地主將質押土地歸為己有。 在這次騷動中，有106人被捕入獄。在對其進行審訊時，幕府的態度同樣值得關注。負責審訊的高田藩請示幕府，是否可以按照前例進行拷問。幕府的回答是「御上厭惡拷問」（《越後頸城郡質地騷動御仕置一件》），因此儘量不要拷問。相反，幕府要求高田藩改善牢房環境，善待犯人。只要說出主謀的名字，就可以得到田地。而且判決書中也寫道，沒有必要因為是主謀之子就處以重刑。 幕府第一部完善的成文法典《公事方御定書》，尤其是下卷《御定書一百條》是幕府寬典主義的結晶之作。幕府想從司法制度中排除武斷要素，這一點在各藩也是共通的。可見，幕府的享保改革雖在形式上否定了新井白石改革，但實際上卻繼承了後者的思想。同時，這也表明統治者想在一定程度上以改良主義來應對民眾日益激化的反封建鬥爭。 推進殖產興業 1722年（享保七年）6月，幕府召集眾官員，說明財政窘迫的實際情況，要求官員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與此同時，幕府任命老中水野忠之為勝手掛老中，下定決心重建財政。為此，幕府必須整頓直屬於勝手掛老中的「勘定方」（會計）編制，儘可能選拔有能力的人才，將其部署在民政相關崗位。幕府提拔跟隨德川吉宗從紀州來到江戶的井澤為永為勘定吟味役，就是因為幕府看到了紀州的水利土木技術要高於伊奈忠次。江戶近郊川崎地區的名主田中丘隅是《民間省要》的作者，他在管理農村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幕府的賞識，也在這一時期被拔擢為代官。除勘定方外，因「大岡斷案」 而聞名的大岡忠相就任江戶町奉行，這是因為幕府看到了大岡忠相斷案時的公正嚴明。 1723年（享保八年），幕府制定「足高」制度，統一規定各職位俸祿，即便是家祿（家族俸祿）較低的官員，在職期間也可以得到與其官職相匹配的俸祿。幕府這樣做是為了鼓勵官員勤於政務。這樣一來，在改革之初因將軍獨裁體制強化而被禁止的新晉家臣的政治活動，在此時以新的勘定方一職為中心再次活泛起來，封建官僚制度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幕府重建財政的方式首先是增收幕府領地的貢租，並為此推進殖產興業。此時，幕府有意與之前被自己打壓的商業資本進行合作。 1722年（享保七年），幕府為了鼓勵町人承包新田，在江戶日本橋豎起告示牌，獎勵民眾開墾新田。如果代官能找到人開墾新田，代官可得到10%的新田年貢。 1726年（享保十一年）頒布的新田檢地條目表明，幕府的方針已從保障農民自立轉向徹底剝削農民。翌年，幕府提高所有幕府領地的租率，這也印證了那句狂放之言——「百姓、芝麻油，越榨越出油」（此話相傳出自後來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之口）。此前，幕府每年根據當年的收穫情況確定土地租率，此法稱「檢見取」。為了穩定收入，幕府變為以一定年份的平均貢租率來徵收年貢，此法稱「定免制」。不過，由於歉收時農民減免稅收的要求很難得到回應，因此新法並沒有受到人們的歡迎。 在這一時期，各藩開始大力鼓勵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幕府也在西日本地區促進棉花、菜籽、蓼藍、茶葉、菸草等作物的種植。將軍腳下的關東旱作地帶也是如此。 享保改革初期，對天文學很感興趣的德川吉宗設置了天文台。為了改歷，他允許引入與基督教無關的歐洲自然科學漢譯本書籍。可以看到，此舉背後隱藏著的是促進生產、追求實用之學的時代要求。德川吉宗曾命「甘薯先生」 青木昆陽學習「蘭學」（荷蘭學問），其原因就在於此。同時，幕府沒有忘記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如果商品生產普及，幕府就可以提高「石代納」（用現金代替大米的年貢繳納方式）的金額，吸收商品生產的成果。幕府的收入情況就證明了這一點。元祿至享保年間，幕府徵收的現金越來越多，至1730年（享保十五年）時已占到六成以上。經過上述努力，幕府在財政重建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截至1731年（享保十六年），幕府已有大約一百萬兩的積蓄。至此，德川吉宗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幕府中興之英主」。 江戶的天文台，葛飾北齋 天文台中央設有測天儀。 改革的困境 但是，享保改革也有其局限性。年貢的增收使農民無法再生產。因此歉收時，幕府不得不大幅減免年貢，將年貢比率由六公四民全面下調至五公五民。反過來如果連年增產的話，米價就會下跌。如1729年（享保十四年）前後的米價跌至享保初年的一半。《經濟錄》形容的狀況當時已經到了「民間視大米如糞土」的地步。由於大米是領主經濟的核心商品，因此米價的暴跌給領主經濟造成極為嚴重的影響。 為了應對米價下跌的情況，幕府不但親自儲藏年貢米，還督促各藩儲米，限制「回米」（將儲備的年貢米運往江戶和大阪），強制要求大阪豪商購米，甚至允許大米市場存在買空賣空、投機交易等很有可能擾亂市場管理的行為。正如町人學者草間伊助所言，除大米增產外，良幣政策導致的通貨緊縮也是米價下跌的原因之一。 然而1732年（享保十七年）夏，近畿以西各地陰雨不斷、蝗災四起，稻米減產實際高達四百萬石，受災貧民約有265萬人，餓死者1.2萬人，牛馬損失1.5萬頭（匹），米價從暴跌轉為暴漲，1石大米由20匁銀漲至130甚至150匁銀，城市貧民已被逼上了餓死的絕路，這就是「享保大饑饉」。翌年正月，以在江戶租地、租房為主的大約1 500人襲擊了高間傳兵衛，將其宅邸、家財洗劫一空。高間傳兵衛是幕府的御用大米商人，他曾在幕府調節米價之際大賺了一把。這也是江戶歷史上的首次搗毀暴動。 驚慌失措的幕府再次轉變方針，開始促進「回米」，限制釀酒，禁止囤積、儲存大米。1734年（享保十九年），稻米獲得大豐收，米價再次跌至40匁左右，因此幕府再次採取提高米價的方針。被稱為「米將軍」的德川吉宗就像這樣不斷地在兩種米價措施之間搖擺。 草間伊助指出，造成低物價的根本原因在於迄今為止所實行的通貨政策。因此，幕府徹底拋棄正德年間以來的貨幣方針，轉向重量不重質的惡幣政策。1736年（元文元年）發行的「文字金銀」就是其一。在品質上，文字金銀雖遠遠比不上正德金銀，但在兌換舊幣時，幕府會予以一定補貼，因此新貨幣並未引起太大混亂，銀根吃緊的狀況反而有所改善，米價下跌趨勢也得到了遏制。受此鼓舞的幕府再次啟動財政重建工作，將幕府領地的石高和貢租額同時推向整個江戶時代的最高峰。但不久之後，石高和貢租額便下降至最初水平，這大概是由於此時已到了幕府可掠奪範圍的極限。 1745年（延享二年），德川吉宗將將軍職位讓與長子德川家重後隱退。然而，德川家重是個不肖子，年紀輕輕便沉溺於大奧的淫亂生活中。他還患有惡疾，口齒不清，人送外號「小便公方」（尿床將軍）。因此享保改革的成果沒有被很好地繼承下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封建社會的危機也慢慢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