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 · 第二章 大名和浪人

《東海道五十三次之內莊野圖》，安藤廣重 一、藩制的確立 藩權的強化 幕府頒布的《慶安御觸書》中寫道：「地頭宜變更，百姓應以名田（以所有者命名的田地）為依靠直至末代。」伊勢藤堂藩初期法令中也規定「殿樣（將軍）乃今之御國主，田地乃公儀（公家）之田地。」（《宗國史》）這裡指出兩點非常重要的內容。第一，幕府通過改封，將此前直接統治土地和農民的大名權力納入將軍的全國統治權中，大名只是從將軍手中分得土地，徵收年貢而已。第二，本百姓之於土地上的權利在檢地中大大加強。這一措施也使得兵農分離最終得以完成。與西歐封建社會的王權相比，江戶幕府將軍的權力要大得多。該權力正是基於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變化而確立的。 正如將軍之於大名擁有強大權力一般，大名之於家臣集團同樣擁有極強的權力。大名首先限制家臣對知行地的統治權，進而沒收其知行地，為其發放藏米作為俸祿，以此控制家臣集團。該政策與通過檢地使年貢負擔人本百姓獨立的政策並行，在17世紀下半葉左右完成。這些政策也最終促成了諸藩體制的確立。 領有北陸稻米產地的加賀藩通過寬永年間（1624——1643）至明歷三年（1657）實施的「改作法」，以及元祿年間（1688——1703）的「切高仕法」兩個階段，最終建立了藩政體制。為此，相當於其他地方的大莊屋、大肝煎的「十村」 被置於藩的郡奉行的直屬管轄之下，統治各村肝煎的農村統治機構得到完善，擁有知行地的家臣對農民的統治權逐漸受到限制。此外，藩還官方厘定此前由知行主隨意制定的年貢率，將諸多課役改為繳納銀錢。這一措施也是為了利用農民的反抗來抑制家臣的知行權。其中，將課役由勞役改為繳納銀錢的舉措背後隱藏著加賀藩的真實意圖，即儘快開發領地內的銀山，發行銀幣，在不損害農民自給自足式經營的範圍內，發展領地內的商品經濟。同時，在各地建設新町的目的也在於此。這樣一來，富農變賣餘糧變得更加容易，米價也隨之下跌，原本靠在當地販賣知行地年貢米生活的家臣逐漸難以為繼。 在此前提下實施的改作法的要點在於，將此前每個知行地各不相同的年貢率以村為單位進行平均，不再進行檢地，而是直接上調石高或年貢率，以此來確定村子的收穫量「村高」。這種做法被稱為「手上免」或「手上高」。改作法設想的農民經營規模在二十石以上，因此在這一階段經營規模尚處在二十石以下的小農自立問題並未受到關注。隨著改作法的實施，家臣的知行權也被完全否定，藏米制由此確立。《理塵集》將當時的情況描述為「御改作後，御國（本國）之侍（指旗本武士）不見百姓，百姓不再為給人（有知行地的武士）之僕人。侍不知田地之事，與他國之侍不同，知行權竟僅限於左述之事。」 在改作法全面實施階段，由於財政拮据，藩國對商業的關注度也隨之提高。1638年（寬永十五年），藏米開始運往大阪。元祿時期，上述措施帶來的貨幣收入已占到藩收入的六到七成。這樣一來，藩的經濟完全被納入全國市場之中。 基於改作法的貢租增收政策與領地內的商品經濟相互作用，使二十石以上的本百姓經營發生分化，出現眾多沒有土地的「頭振」和佃耕田地的「下百姓」。有些農民無力繳納年貢，藩便減少其土地，將這一部分土地（稱「切高」）分給頭振和下百姓，使其升格為有土地的本百姓。這就是「切高仕法」。這樣一來，加賀藩便在建立小農經營模式的基礎上，確立了藩制的基礎。 否定知行權 在上述背景下，不僅限於加賀藩，其他藩也開始從知行制轉變為藏米制。表面上，該轉變是在藩的主觀意志下進行的，但實際上，該轉變很大程度上是小農爭取獨立，擺脫自古以來家臣、豪族階層作為知行取（以知行地年貢為俸祿的人）的統治的結果。比如，信州諏訪藩於1675年（延寶三年）廢除知行制，理由是知行地領主的頻繁催租使農民不堪其擾。 1677年（延寶五年），仙台藩東磐井郡松川村發生的「直訴」（農民越級上訴）事件正體現了這一點。藩的高級家臣豬苗代盛次的知行地松川村的五個農民斷然向藩主綱村直訴，要求將自己的土地編入藩的直轄地。直訴的原因是豬苗代盛次無視公儀禁令，隨意出售村裡的山林，在徵收年貢和各項徭役方面無視法度，阻攔新建堰堤，霸占農民土地，隨意驅使、殺害為生活所迫而乞討的農民十餘年。農民一方推舉檢斷（大莊屋）、肝煎等村吏為代表，四十五名農民聯名簽署了請願書。結果，編入藩直轄地的要求雖然沒有被採納，但豬苗代盛次被改封到其他知行地，原領地由數名知行取分領，一名領主隨意統治領地的可能性被徹底根絕。 另外，有些藩從知行制轉變為藏米制，也是希望像藤堂藩一樣，以此機會打破財政困境。各藩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擴大直轄地，將更多的年貢米輸入中央市場，增加貨幣收入。然而，小農希望成為獨立經營者，藩卻希望直接統治這些年貢負擔人。如果二者不能達成一致，從知行制到藏米制的轉變便不可能完成。 1690年（元祿三年），保留知行制的藩僅占整體的17%。在譜代大名中，廢除知行制的傾向最為明顯，其原因有兩點：其一，譜代大名的領地多為小藩，這些地區發展程度較高，當地農民不斷地從知行制中解放出來。其二，譜代大名改封頻繁。與此相對，在邊疆地區外樣大名領有的大藩中，知行制殘留現象較為嚴重。這是因為，這些地區鮮有改封，發展較為落後，而且針對地方豪族出身的家臣的治理和整頓也不夠徹底。這些地區即便保留了知行制，也很少有藩能像原來那樣對土地和農民進行徹底的統治。不過，將農民耕種權的阻礙——家臣的知行權收入藩的手中又絕非易事。日本東北地區的許多藩直到江戶後期藩政改革時，才真正解決這一難題。 與否定家臣集團知行制同等重要的是對家臣集團的重組，這同樣是加強藩主權力必不可少的舉措。一般來說，在戰國大名或當地領主自然轉變為近世大名的邊疆藩國，以藩主為中心、自古既有的同門集團仍然保持著強大的勢力。在這些地區，藩主由同門輪流擔任，防止某一任藩主樹立絕對權威。另外，藩主的同門對外姓家臣集團也保持著絕對優勢，壟斷藩政實權，具有強烈的保守傾向。 肥前大村藩雖然也不例外，但1607年（慶長十二年），該藩爆發「驅逐藩主同門」事件，藩主的同門被趕下台，推動這一事件的當地豪族被藩主任用為新的家臣，占據家老、城代等要職，主持藩政。藩主同門勢力的衰落使藩主長子單獨繼承制確立了下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藩主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加強。 江戶初期的藩政改革 藩政確立過程中遇到了上述諸多問題，江戶初期的藩政改革就將重點放在了這些難題上。江戶幕府的目的是使小農自立，保障產量和地租收入，穩定藩的財政。藩政改革初期出現了不少「明君」，他們在藩政確立時期直面難題，取得了一定的政績，為人所稱道。會津藩主保科正之、岡山藩主池田光政、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等人都有「明君」之稱。他們在治理藩國時有共通的地方，即與幕府的文治政治相協調，大力引入儒學來教化民眾。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給上至家臣、下至農民百姓的身份等級秩序賦予理論依據。 保科正之是將軍德川秀忠之子，德川家光的異母弟。他不但在1643年（寬永二十年）至1669年（寬文九年）的二十六年間奠定了近世會津藩的基礎，還在晚年輔佐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加強幕府權力。在藩政方面，保科正之首先將知行制改為藏米制，以接受平均俸祿、身份低微的藩士為中心，建立起新型家臣集團等級秩序。在土地方面，保科正之對領地進行總檢地，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對貢租賦課的單位村高作出明確規定，減免小農賦稅約兩萬石，使小農有條件自主經營。即便如此，保科正之通過新田的開墾、壟斷蠟和油漆的銷售市場、制定多項附加稅等措施，依然能夠保持藩國財政的收支平衡。此外，保科正之還設置社倉，多積稻穀以備饑饉，防止百姓因生活貧困殺掉初生的嬰兒。在保科正之採取的措施中，受儒學影響深刻的有禁止殉葬、表彰孝子和節婦、移風易俗、整頓供奉邪神的神社和寺廟等等。保科正之雖然一開始信奉朱子學，但到了晚年，他開始沉迷神道，任用吉川惟足、山崎闇齋等人，思想逐漸偏狹，竟成了將倡導古學的山鹿素行流放赤穗的主要推手。 岡山藩主池田光政起初也任用陽明學派學者熊澤蕃山，開設藩校閒谷學校的前身花畠道場，為藩政的確立奠定思想基礎。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的治藩措施更加大刀闊斧。德川光圀雖為德川賴房三子，但他越過長兄德川賴重繼承家督之位。對此，德川光圀頗為苦惱。他效仿《史記》中的伯夷和叔齊，將賴重之子收為養子。從這一點也能看出德川光圀對朱子學的傾心。在政治方面，除殖產興業政策外，德川光圀還與保科正之一樣，拆毀領地內供奉邪神的寺廟、神社，命令僧侶還俗，支給患疾、殘疾、貧困、年過八十的老人雜糧，並將這些措施作為制度確立下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德川光圀在湊川為楠木正成 樹立墓碑，題字「嗚呼忠臣楠子之墓」。退隱後，德川光圀仍巡視領地，致力於對孝子、節婦的表彰。德川光圀的最大功績莫過於他開啟了《大日本史》的編纂工作。為此，他設立彰考館，廣招安積澹泊、栗山潛鋒、三宅觀瀾等傑出學者為史官，從各藩收集文書和記錄，力求通過忠於史實的敘述，闡明儒家的大義名分。德川光圀雖以日本南朝為正統寫下「三大特筆」 ，但他並非反對幕府，他的真正目的是從觀念上將幕藩體制確立過程中出現的新型身份等級制度合理化。 後世講談 藝人以德川光圀隱居後的奇聞逸事為素材，寫成《黃門漫遊記》。隱居後，德川光圀曾巡視領地，派遣彰考館史官佐佐宗淳（通稱「介三郎」）和藩士渥美格之進前往各國收集文書、記錄。書中的小助和小格便是以二人為原型的。不過，《黃門漫遊記》受人喜愛的真正原因在於，它給予當時苦於苛政的民眾一線希望，滿足了民眾對救世主的幻想，為民眾對於封建制度近乎扭曲的心理抗爭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江戶初期的「御家騷動」 幕藩體制的確立給農村、城市、幕府和各藩政治機構、家臣集團的編制等各方面帶來重大改變。因此，統治階級內部或多或少都會出現新舊勢力的對抗。被實錄物 、繪草紙 、講談、歌舞伎等文藝作品廣泛取材的大名「御家騷動」事件，很大一部分就是新舊兩股勢力的對立由暗到明的產物。 江戶初期的御家騷動有「伊達騷動」「越後騷動」「黑田騷動」「鍋島騷動」等等。與江戶後期御家騷動不同的是，此時江戶幕府會強勢介入，加劇藩內部的對立。 1632年（寬永九年）被剝奪領地的肥後熊本藩主、加藤清正之子加藤忠廣就是最好的例子。加藤忠廣藩內四名家老和兩名奉行結為一派，與一名家老形成對立。同時，家臣中又分為「牛方」和「馬方」兩股勢力。幕府以大阪之戰時牛方勾結大阪方面為由，對其進行了處罰。藩主加藤忠廣也被冠以處置不力之名剝奪領地，流放出羽國莊內地區。有觀點認為，江戶幕府為了加強專制統治，故意利用大名的御家騷動打壓藩國，越後騷動即是如此，仙台藩與黑田藩也險些被削藩。騷動發生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時藩主權力尚未鞏固，藩主世襲制還未形成，藩主無力控制同門的藩政鬥爭。如上所述，肥前大村藩通過「驅逐藩主同門」運動，早早將藩主同門勢力驅逐出藩政，藩主以本地豪族為家臣鞏固側近，加強藩主權力，避免走向御家騷動的境地。然而，該措施放在仙台藩未必能夠取得理想的結果。 在日本東北地區，仙台藩是頗具實力的大藩，而且從未經歷改封。為了夯實藩政基礎，第一代藩主伊達政宗與第二代藩主伊達忠宗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為了確立藩主長子單獨繼承制，藩主對同門、同家中占據最高席位的一族進行了打壓，並從身邊的「小姓」（處理主君雜務之人）、城下町的商人中選拔人才，命其參與藩政。但是，藩主在這一階段還不能完全控制同族的介入，此時的藩主之子或兄弟，仍然是受同門、同家的推舉和擁戴，才繼承藩主地位的。江戶幕府以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品行不端為由，命其閉門思過。1660年（萬治三年），年僅2歲的伊達綱村繼任藩主後，藩國內部開始出現內訌的苗頭。藩主年幼，同門的伊達兵部宗勝、田村右京宗良受命輔佐藩政。伊達兵部宗勝倚仗自己是伊達政宗之子，自己的兒子又是江戶幕府大老酒井忠清的女婿，因此仗勢欺人，在藩內屢屢引起紛爭。在同為一門的伊達安藝宗重與伊達式部宗倫的領地邊界紛爭中，伊達兵部宗勝沒能做出公平裁斷，因此安藝方面將伊達兵部宗勝及其心腹家老原田甲斐宗輔的失政訴諸幕府。1671年（寬文十一年）3月，審問在酒井忠清官邸舉行，伊達兵部宗勝一方最終敗訴。隨後，原田甲斐因醜事敗露惱羞成怒，斬殺伊達安藝宗重，自己也被酒井忠清家臣討滅。最終，伊達兵部宗勝父子被流放，同一級別的田村右京宗良也被處以閉門思過。 此事件可見於幕府實錄《德川實紀》中。此外，很多關於御家騷動的歌舞伎腳本也是以該實錄的梗概為素材寫成的。如《伽羅先代荻》等一系列腳本，就是在《德川實紀》的大體情節基礎上，進行潤色所得的。在這些腳本中，原田甲斐是與伊達兵部宗勝共謀霸占仙台藩的大惡人，而伊達安藝宗重則是以死效忠仙台藩，阻止陰謀的大忠臣。這也是廣為流傳的普遍說法。但是有見解認為，與藩主同門的伊達安藝宗重實際上野心勃勃，想趁主年幼，利用政治鬥爭把持藩政。反而是祖祖輩輩擔任藩主直屬家臣的原田甲斐，才是一心想要加強藩主權力的改革派。筆者也認為這一見解更接近歷史真相。總之在這一事件中，藩主伊達綱村的權力反而得到加強，出身卑賤卻受到提拔、最終成為白石城主的片倉景綱輔佐藩政，為藩政的確立開闢了道路。另外，御家騷動還與藩政確立時期的矛盾之一——藩國財政窘困緊密相連。怎樣解決該難題是當時藩政改革的重心。因此在戲劇、講談中，以奸臣賊子形象出現的很多人物，反而是現實中更為進步的財政家。越後騷動中的惡人原型小栗美作便是其一。 在高田藩主松平光長的繼承人問題上，主張擁立小栗美作之子的首席家老小栗一派，與同為家老的荻田主馬、永見大藏一派形成對立。荻田主馬等人稱己派是為藩主效力的「御為方」，攻擊小栗一派是圖謀霸占藩國的「逆意方」，小栗美作也因此背上了罵名。雖然幕府大老酒井忠清做出了對小栗一派有利的裁決，但德川綱吉出任將軍後，由於他對酒井忠清頗為反感，因此於1681年（天和元年）主動重審此案，命令小栗父子剖腹自殺，流放荻田主馬等人，沒收高田藩領地。之後不久，一個名叫潮音的僧侶因為以越後騷動為藍本寫成《越後記》而被流放孤島，這本書也被認定為禁書。在此書中，小栗美作才是藩主的「御為方」。 小栗美作在藩主松平光長門下時，曾致力於高田藩政的確立，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他在各村肝煎之上設立大肝煎，建立統一的農村統治機構，直接與藩國的郡奉行相協調。與此同時，他還將知行制轉換為藏米制，而這也是激起保守派藩國上級武士不滿的原因之一。另外，由於江戶初期的本百姓——「役家」出現分化，因此小栗美作重新分配土地，將收穫量在一石至一石二斗以下的小農稱為「名子」，讓這一部分人同樣承擔課役，同時又將課役改為繳納銀兩。這一措施的目的是讓小農承擔地租和課役，賦予他們獨立自主的機會，以此加強藩國對農村的統治。除此之外，小栗美作還開拓頸城平原，開發魚沼郡多處銀山，鑄造銀幣，掌控和壟斷商品流通，開闢東、西回航航路，聘請著名土木工程專家河村瑞賢在技術上指導領地內的開發工作。在小栗美作的努力下，藩國的財政窘困終於打開了局面，藩的實際石高要比幕府規定的二十六萬石高出十萬石。顯然，小栗美作的政治立場是傾向確立藩制、強化藩主權力的。 二、浪人和傾奇者 浪人人數的劇增 幕藩體制建立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其中之一便是浪人問題。浪人是指失去主君、知行或俸祿，從封建主僕關係中脫離出來的武士。浪人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兵農分離政策的實行。將無主、無地耕種的武士趕出農村，這便是太閤檢地的目的。不過，戰爭、大名改封、改易 、減封等因素也與浪人問題存在很大的直接聯繫。但即便如此，在戰爭頻仍、武士與出生地保持緊密聯繫的階段，浪人問題實際上並不突出。 然而在關原之戰以後，大名大規模人事異動產生的浪人總數達50萬人之多。其中既有被稱為「小西浪人」「天草浪人」等為數眾多的天主教浪人，也有不少「關原浪人」「大阪浪人」等在戰爭中失去生計的武士。 但是，在軍事持續緊張之際，浪人還是有很多機會可以自由選擇主子。各藩在重組家臣集團時，也會大量僱傭精於武藝和數算的浪人。另外，有很多浪人在參加關原之戰後，深感「此次一戰多悲愁，為何生在武士家，若在町人百姓處，怎會為此鳴不平」（《雨窗閒話》），從而棄武歸農。 這種情況不僅限於關原浪人。很多浪人或留在原來的知行地，或逃亡、藏匿於他國，建立村莊，當上鄉士或名主、莊屋等村吏，或經商、出家、開設道場、在私塾中教書等等。甚至當幕府、各藩採用儒學為文教政策後，有不少浪人，如熊澤蕃山、新井白石等還被聘為儒臣。 但另一方面，也有武士不肯放棄武家之野心，幻想有朝一日能以戰功成為一國、一城之諸侯。大阪之戰時，許多浪人高呼「有名浪人此回能剩幾人？」（《山本日記》）的口號，爭相加入豐臣氏一方。但事實上，加入幕府方面的浪人要更多。這是因為，跟隨強者對自己更為有利。不過，雖說同為浪人，但對幕府來說，虔信基督、不畏強權的天主教浪人才是最大的威脅。在大阪之戰和島原之亂時，幕府已經深刻領悟到了這一點。 1623年（元和九年），幕府在有「浪人巢穴」之名的京都大規模強行驅逐浪人。1632年（寬永九年）及1635年（寬永十二年），幕府通過《武家諸法度》禁止浪人仕官，緊接著又在全國推行浪人登記制，加強對浪人的管理。浪人甚至被禁止在寺廟和武士宅邸寄宿。幕府還在城市下發「町觸」（針對町的布告），在農村制定五人組帳前書 ，反覆告誡百姓不要留宿外來的可疑人物。各藩也效仿幕府，加強對浪人的管理，限制浪人的雇用。 上述措施雖然包含了搜捕天主教浪人的目的，但根本上是為了淘汰游離在士農工商身份等級制度之外的危險分子。這樣一來，生活困窘、承受來自幕府的高壓，且仍有希望重振武門的浪人之間，自然會瀰漫著一種蠢蠢欲動的危險氣息。而且，浪人問題還與後文要講的旗本的普遍貧困問題緊密相連，使得這一難題愈發棘手。與此同時，幕府內部還在這一問題上分為軟硬兩派，難以達成一致。 1651年（慶安四年），將軍德川家光去世，年僅11歲的德川家綱繼任。就在朝廷下旨任命德川家綱的前不久，三河苅谷藩主松平定政突然向幕府提交意見書，稱自己會將領地、馬具、武器悉數上交，請求幕府將其分發給窘迫的旗本，並將幕府儲存的金銀也分發下去。之後，松平定政剃度出家，托缽於江戶城內。然而，不知所措的幕府只是將松平定政視為狂人，草草處理了此事。實際上，老中酒井忠盛等人不以有效措施挽救困窘的旗本，僅以節儉、獎勵武士習武的消極方法平息事態。松平定政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挑戰這種保守的方針，獲得與旗本一樣因幕府的大名統治方針而財政困窘的諸大名的共鳴。由井正雪的「慶安事件」就是在這種政情不安的背景下發生的。* * 慶安事件，主角為由井正雪，生平不詳。據說他出生在駿河由井地區的一家染坊內，後來到江戶教授楠木正成流派兵法，大名、旗本中受其教誨者不在少數。在通緝令中，由井正雪被描畫成皮膚白皙，目光如炬，不剃月代（日本古代成年男子的髮型）的不俗形象。新井白石曾與由井正雪門下的一位老人進行過交談，並評價由井正雪是「萬里挑一的豪傑」（《白石先生手簡》）。據傳由井正雪曾陰謀顛覆江戶幕府，詳情如下：由井正雪盜用御三家之一的紀伊藩主德川賴宣的名義，召集浪人，命心腹、十字槍高手丸橋忠彌趁狂風之夜，於幕府火藥庫放火燒毀江戶城，斬殺慌亂之中登城查看的老中，奪取江戶城。與此同時，由井正雪本人在駿府舉事，控制久能山，奪取德川家康留下的金銀財寶，充作軍費，與上方有志之士共舉反旗，號令天下。不過，由井正雪有一門人名叫奧村八右衛門，他同時又是老中松平信綱的家臣。奧村八右衛門將此事密告給幕府，致使計劃提前敗露。最終，丸橋忠彌在江戶被捕，由井正雪在駿府被捕吏團團包圍後，臨危不懼，從容自決。傳言由井正雪自決前留下的遺書寫道：「吾無意推翻幕府，然幕府製法無道，上下困窘，吾輩忍無可忍，欲流放暴政元兇老中酒井忠盛等人，重樹幕政，救萬民於困窘。」筆者認為，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由井正雪顛覆幕府的陰謀論不過是幕府面對危機時的對外宣傳，或後世的捏造罷了。 說慶安事件有三千志士參與略顯誇張，但不管怎麼說，慶安事件以浪人為主體，上至旗本、藩士，下至富農、僧侶均有參與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完全可以說慶安事件代表了廣泛階層的不滿。 翌年的1652年（承應元年），又有一樁浪人企圖造反的事件暴露。浪人戶次莊左衛門等人計劃趁增上寺舉行德川秀忠夫人的法事時，於城中放火，趁亂暗殺老中，搶奪金銀財寶。幕府因此神經過度緊張，甚至五年後發生明歷大火 時，老中們仍驚恐道：「放火者必是亂臣賊子。」提議將軍出江戶城避難，緊急討論是否要將歸鄉的大名全部召回江戶。 這一系列事件雖然只是幕府集權政治體制確立過程中的插曲，但它們至少讓幕府將武斷的政策方針轉向了文治教化主義。 慶安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個月，老中酒井忠盛主張驅逐江戶浪人，但由於同為老中的阿部忠秋反對，該提議最終擱淺。與此同時，大名被廢除的主要原因之一——《末期養子禁令》也在這一時期得到緩和，50歲以下的大名被允許收養子。幕府同時還放寬了浪人的寄宿限制，幕府官員也在積極幫助浪人謀得生計。江戶町奉行石谷貞清在其任職的十一年間，積極斡旋千名浪人到各家任職，這段逸事便是這一時期的典型案例。在採取上述措施的同時，由於幕府減少了廢除大名的次數（浪人產生的根源），江戶初期的浪人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然而，令幕府頭疼的不只浪人這一個難題。 傾奇者橫行 正保、慶安年間（1644——1651），江戶流行這樣一首打油詩：「深夜行者為何人？若非加賀爪甲斐即是盜賊，抑或坂部三十。」被江戶市民視為夜盜的加賀爪甲斐守和坂部三十郎實際上都是顯貴的大旗本，俸祿分別為一萬石和五千石，同時他們又是旗本奴 的頭領。旗本奴集團中有大小神祇組、白柄組、六法組等。大小神祇組的頭領是著名的水野十郎左衛門。他們身著天鵝絨領子的衣服，結著奇怪的髮髻，以不同尋常的打扮吸引眾人的目光。當時的人們將奇怪、不同常人的樣子稱為「傾」，因此這群人便得名「傾奇者」（Kabukimono）。其中，六法組成員不剃月代，蓄留長髮，大小兩刀橫插腰間，擺動著雙臂橫行在大路中間，因走六方步 得名「六法組」（日語中「六方」與「六法」同音）。 與旗本奴相抗衡的是町奴 ，其頭目是日本人耳熟能詳的幡隨院長兵衛、夢野市郎兵衛、唐犬權兵衛等人。要說他們有什麼像樣的生計？那便是向各個府邸介紹奉公人，以此收取介紹費。本質上，他們與旗本奴並無二致，都是為了試刀或謀財而殺人、恐嚇、敲詐，錢一旦到手便前往丹前澡堂（因有大量美女服務員而聞名），與私娼廝混，或沉溺於男色的遊俠無賴之徒。旗本奴中旗本、御家人居多，浪人也在其中。而町奴中則以幡隨院長兵衛等浪人為主。因此，這些人的動向與當時的浪人問題有著密切的關係。 早在慶長年間（1596——1614），傾奇者便引起了幕府的注意。1612年（慶長十七年），幕府大番頭 芝山正次手刃小姓家臣。結果，小姓家臣的同黨糾集起來殺害芝山正次後逃散。幕府逮捕、審訊小姓同黨後方才得知，這樣的黨徒已遍布各地。幕府在城中設置關卡，逮捕、處刑傾奇者三百人，其首領有大鳥居逸平、大風嵐之助等人。據說，這些人糾集同黨時，會簽下血狀發誓，如果同伴中有人遇災禍，即便君父，若違理背道，則必定捨身取義、一同復仇。可見，他們的思想觀念與「君父之權力者，亦要遵守『天道』『道理』。若違背道理，君父亦不寬恕」的日本戰國時期「下克上」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說起來，幕府也認為傾奇者「並不等同於搶劫越貨的盜賊」（《德川實紀》）。入伙時，新成員需要找關係、四處花錢打點。如果被父母或兄弟姐妹趕出家門，成員可以在組織內受他人供養。他們不行非道，只是爭強好勝。掌握權力的上層，即幕府、藩國領主想以「獻身精神」等道德手段控制傾奇者的行動，可下層傾奇者卻以日本戰國時期的倫理道德為依據與之抗爭。也正因如此，這類黨徒之間自然會產生所謂的俠者之氣。 他們故意身著奇裝異服，引人注目，挑戰已經滲透到風俗層面的幕府權力。他們以團伙為單位，為試刀或謀財而殺人、打架鬥毆、恐嚇、敲詐，並以之為常態。他們這樣做，同時也是為了擾亂幕府努力構建起來的幕藩體制秩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幕府必須全力鎮壓傾奇者。1628年（寬永六年），為了取締為試刀或謀財而在路上殺人的行為，幕府在江戶城中設置崗哨所，頻繁逮捕傾奇者。也是在這一時期，旗本奴中頗有勢力的山中源左衛門被命切腹自盡，町奴的首領之一夢野市郎兵衛被捕，並被處以死刑。此時的町人就連乘轎、配長腰刀也是被禁止的，甚至頭戴粗繩斗笠，或用手卷捂著臉走路也會被逮捕。由於集會必定發生打鬥，幕府因此禁止了當時江戶正流行的放風箏、跳風流舞 等活動。此後，禁止男色的法令還在1653年（承應二年）上升到了禁止男性少年表演歌舞伎的程度。始於初代市川團十郎的「荒事」 就是受傾奇者風俗的啟發而創作出來的。 旗本奴打架鬥毆，浮世繪 旗本奴與少年找茬兒打架。 隨著幕藩體制的建立以及幕府的取締，原本讓幕府頭疼的傾奇者橫行現象逐漸消弭。同時，漸漸走投無路的傾奇者也在道德上愈發頹廢，就像上文那首打油詩所唱的，他們的無賴行徑越來越多。1656年（明歷三年），在品川娼寮擾亂秩序的御家人永鹽七郎左衛門等旗本奴全部被處死。翌年的1657年7月，幡隨院長兵衛想強行將水野十郎左衛門帶去妓院，卻反被水野十郎左衛門殺害。又翌年，幕府以水野十郎左衛門品行不端為由，命其切腹自盡。經過一系列的鎮壓，旗本奴、町奴沒有了囂張的氣焰，至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即位時，大規模的傾奇者追捕行動使傾奇者完全不見蹤影。* * 在《元正間記》等書中，水野十郎左衛門將幡隨院長兵衛灌醉後殺害。而河竹默阿彌對這些情節進行了潤色，在《極付幡隨院長兵衛》一書中將其改寫為水野十郎左衛門在澡堂中殺害了幡隨院長兵衛。 上述事件的確證明了旗本奴與町奴尖銳的矛盾。與其說這是武士和町人的階級對立，不如說這是傾奇者之間的勢力紛爭。需要說明的是，民眾將對抗旗本奴的町奴視為己方英雄，此事與歷史事實並沒有多大關係。 傾奇者產生的原因 雖說支撐旗本奴、町奴的是儒教以外的日本古老倫理觀——「意地」 和「一分」 ，但讓他們將這種觀念付諸行動的原因另有所在。其一是旗本、御家人的窮困。其二是幕府對浪人的殘酷鎮壓。早在寬永初年，旗本、御家人的生活便已經開始拮据。寬永年間的大饑荒導致的知行所荒廢更是加速了旗本、御家人的貧困。德川家光不但將德川家康、德川秀忠留下的巨額財產分給譜代大名和旗本，免除他們的借款，繼續發放貸款，還將藏米制改回原來的知行制。然而在嚴重的大饑荒下，這些措施未能起到任何作用。知行所的歉收使得知行取收入銳減，幕府因此下發稻種，批准知行取如果有農業督導等需要，可以在獲得番頭或「組頭」（名主的助手）的許可後前往知行所。除此之外，幕府還三令五申要求旗本、御家人勤儉節約。然而，即便幕府屢屢施以救濟，但旗本、御家人的貧困問題絲毫沒有改善。1643年（寬永二十年），百思不解的幕府要求各地做出書面說明。 明歷大火後，旗本和御家人的貧困狀況不斷加劇。為了渡過難關，許多人開始收養子，條件是帶上孝敬養父的錢。很多低級武士還會開展副業或經商做買賣。雖然幕府於1665年（寬文五年）開始向大番頭及以下官吏發放勤務津貼，但這些官吏的生活狀況並沒有好轉。究其原因，雖然領主會給予臨時救濟，但從整體來看，由於知行權的限制和藏米制的確立，封建家臣集團的收入呈固定且減少趨勢。而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支出不斷增加，收支差距越來越大。可以說，幕府和藩國在強化權力的過程中，不僅犧牲了農民的利益，還犧牲了封建家臣集團的生活。傾奇者之所以反抗，更深層的原因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