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 · 第一章 通往霸權之路

日光東照宮德川家康遺訓：「人之一生如負重荷行遠道，不可急。 一、改封江戶 「天下糕」 有一首狂歌 這樣唱道：「織田搗（米）、羽柴和（面），天下糕，德川張嘴就吃掉。」此歌把織田信長、豐臣（羽柴）秀吉、德川家康三人統一天下的過程比作做年糕。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的過程中勞苦功高，而成果卻被德川家康坐享其成。那麼，家康是否真如此歌所唱，只是將他人做好的糕點一口吞下這麼簡單呢？此事還有待商榷。 德川家康的確只是為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幾近完成的統一大業畫上句號而已。但是，要想為持續近三百年之久的幕藩體制 打下堅實基礎，德川家康必須付出不同於兩位前輩的努力和心血。據說，德川家康曾深刻感懷道：「人之一生如負重荷行遠道，不可急。」作為專制君主，德川家康的這種苦楚雖然不被一般民眾所理解，但這的確是一個想要開闢新時代的封建統治者的真實苦楚。 入主江戶 1590年（天正十八年）8月1日，德川家康率軍離開五國領地移至關東，以江戶為經略逐鹿的根據地。這就是所謂的「入主江戶」。五國指三河、駿河、遠江、甲斐、南信濃，這些地方是「（東）海道第一武士」德川家康千辛萬苦打下的地盤。而關八州 則是後北條氏自北條早雲以來，歷經五代九十年的領地。德川家康到來前的一個月，後北條氏才剛剛滅亡。 由於德川家康滅亡後北條氏有功，因此他被改封關東有著論功行賞的意味。豐臣秀吉早在此前便開始改封大名領地，這一措施與太閤檢地 相同，都是為了建立統一的封建制度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前期準備，二者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然而在改封過程中，德川家康儘管受到家臣變動帶來的強烈衝擊，但總體來說，並沒有值得他慌亂的事情發生。相反，人們甚至覺得改封是德川家康的一次良機。說起來，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都是將政權由尾張（今名古屋）伸向西日本，而德川家康卻是由三河向東擴展。這一點在思考織豐政權與德川政權的性質差異時是頗具啟發性的。 家臣集團的部署 改封后，德川家康與舊領地的聯繫被斬斷了。無論是否符合其本意，他都必須轉變為新的大名。一般來講，封建領主的權力由家臣數量和土地台帳記錄的土地面積決定。但是，在談及日本近世大名與戰國大名的區別時另當別論。德川氏建立霸權的基礎力量在於德川家康進入關東以後對家臣集團和農民的巧妙統制。不過，這還需要德川家康充分發揮三河以來的統治經驗，並按照新領地的狀況採取因地制宜的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豐臣秀吉不知為何幾乎未對德川家康的內政進行干涉，這也成了德川家康建立霸權的有利條件。德川家康將德川氏的直轄地和下級家臣的知行地 集中在臨近江戶的武藏、相模、伊豆等曾經是後北條氏直轄地的南關東諸國，將食封萬石以上的上級家臣置於遠方。德川家康的這種做法與後北條氏部署家臣集團的方法大不相同。下級家臣的知行地由德川氏直接檢地，儘可能貫徹「一個村子一個領主」的原則，將村莊變為新的統治單位。 另外，後北條氏的直轄地少，不穩定，而德川氏將幾乎一半的領地（一百萬石）集中在江戶周圍。這些被集中在江戶附近的下級家臣就是後來的旗本 和御家人 。他們的知行地逐漸被編入幕府領地，大致以寬文年間（1661——1672）實施的關東幕領總檢地為節點，大多數下級家臣移至江戶，成為藏米取 ，直接從幕府米倉中領取實物大米作為俸祿。 1722年（享保七年），藏米取在旗本、御家人中占到89%。剩下的11%，除去幾乎原樣保留舊知行地的少數大旗本外，剩下的下級家臣即便分配到了知行地，也只能按照幕府官方規定的比率來徵收年貢。 德川氏就這樣利用分配和調換知行地的方式來強有力地控制家臣集團。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後北條氏統治時期會用等價金錢來表示知行地的價值，如「幾貫錢之地」。在這種方式中，知行地的價值被稱為「貫高」。而德川氏取消了這一制度，並以米谷的收穫量來計算知行地的價值，即「石高」。在後北條氏的統治下，人們可以用金錢或農產物來繳納貢租，但知行地的價值只能用「幾貫幾文」的金錢來表示。德川氏為了將舊規統一為實物繳納，入國之時即規定以石高來表示知行地的價值。這種替換方法只有兩種實現的可能，一是通過檢地來確認實際的收穫量，二是制定一定的換算方法，將貫文換算為石。由於入國之初尚且無暇檢地，因此德川氏採取的大概是第二種方法。 檢地 德川氏入國以來，逐年在關東諸國實施檢地。初期檢地沿用太閤檢地原則，但並非百分之百忠實於此。太閤檢地將此前1反等於360坪改為300坪 ，德川氏雖沿用了這一點，但並沒有採用町、反、畝的十進位制，反而沿用了舊的大（200坪）、半（150坪）、小（100坪）等單位。另外，德川氏雖然給田地做了等級劃分，但並未標出每塊土地的石高，其中有些田地還保留著後北條時代所定下的貫文。 這樣看來，德川氏入國之初的檢地只是為了確定耕地面積以及與之相對的年貢負擔人，至於年貢的收取則採取其他方式。正是因為這一點，德川氏才沒有完全廢除後北條時期的貫高制。登記在檢地帳上的農民性質也與這一點有著密切的關係。在近畿地區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太閤檢地中，作為地主的名主 從耕作者收穫的糧食中剋扣、抽成的權利被否定，耕作者雖直接繳納年貢，但比起隸屬於名主的耕作者，名主反而被認為是年貢的負擔人。 不過，檢地帳上有許多被冠以「太郎兵衛分」「次郎兵衛分」等加上「分」的農民。這種叫作「分附」的做法是為了讓身為地主的太郎兵衛擔負起繳納年貢的責任，同時又以「分附」的方式認可其家人或僕人尚不穩定的耕作權。這種做法在後北條時期尚未形成。* * 此外，當外村人在該村擁有土地時，檢地帳上還要寫明此人所在的村名。這樣做是為了明晰各村耕地的所有關係，以村為單位徵收年貢。 像在關東地區，一些留在當地、擁有知行地的名主自後北條氏統治時期起便培養起巨大勢力。在這樣的地方，與其採取豐臣秀吉「砍掉一兩個鄉（也無所謂）」的嚴厲措施、引起這些名主的不滿，不如採取舊領地的分附政策，繼續承認名主的年貢徵收權更為穩妥。 德川氏採用上述檢地方針的地區並不僅限於固有的關東領地。德川家康在進入關東之際，還在關西和東海道地區擁有共計十萬石的飛地：其一，之前獲賜於豐臣秀吉，從三萬石增加至九萬石的近江守山領地；其二，增加一萬石的近江守山、伊勢、駿河。其中，關西領地是德川家康在上方 開展政治活動的重要財源。1598年（慶長三年），德川家康在近江領地實施檢地。當時蒲生郡今在家村的兩冊檢地帳留存至今。其中一冊是按照太閤檢地的標準製作而成的，另一冊是根據村裡的傳統和風俗重新製作的。 和後北條氏一樣，德川家康也賦予了農民投訴地頭 及代官的權利。不僅如此，德川家康還任用後北條氏遺臣，將留在當地的人任命為名主等村級官吏，免徵其房屋稅，儘可能懷柔這些有實力的農民。1563年至1564年（永祿六至七年），德川家康因淨土真宗（一向宗）領導的「一向一揆」 起義深陷窘境。這一事件給德川家康留下了慘痛的記憶，因此當他攻下甲斐國時，他開始積極操控土豪，使其為己所用。 然而，僅僅懷柔豪族並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領地目標。因此，德川家康入主關東後，動員伊奈忠次等人治水、開墾新田，整頓後北條時期以來的「反錢」「懸錢」「棟別錢」等附加稅目，規定以金錢和實物繳納年貢，加強催繳力度。這樣一來，即便短期內稅收有所減少，但很快便轉為增收，不僅補足了虧空，還留有剩餘。 經營江戶 德川家康把經營關東的重點放在了對農民的統治上。他這樣做有其必然性。德川家康是封建領主，其經濟來源就是向農民徵稅。但是，要想完額收繳年貢，就必須禁止農民從事工商業。要做到這一點，德川家康有必要建設城下町 ，對領地內的工商業進行統一管理。 太田道灌 開發的江戶驛站經後北條之手，在德川氏統治時期建設成為統一管控領地工商業據點的城下町。這裡曾由後北條氏的部將遠山氏鎮守，城堡的大門僅以三四張船板拼成，十分簡陋，後被德川家康暫時沿用。雖說叫「町」（城市），但城門外僅有茅屋約一百間，城東平地是海潮侵蝕的平原，從現在的日比谷附近往南就是江戶灣。江戶灣的石灘上零零星星地散落著千代田、寶田、祝田等漁村。據說，當時淺草觀音附近能採到海潮味十足的海苔，遠處還有鯨魚悠然地遊蕩在海面上。 為了排水、漕運物資至城附近，德川家康命人開鑿豎濠、橫濠，用挖出來的土造田架橋。「下町」是填海造成的，打不出好的井水，因此德川家康命令從三河來的家臣大久保主水開鑿水源。此水源也就是後來神田飲用水的源頭。鹽是生活必需品，在當時也是重要的戰略物資。小田原送給甲斐武田氏的鹽被後北條氏截留，武田氏因此吃了不少苦頭。得知此事的德川家康遂命人開鑿小名木川，從下總國的行德運鹽。 負責建設江戶、管控工商業的町人大部分是跟隨德川氏從三河、遠江來到此地的豪族工商業者。他們取代後北條時期的當地町人，有「三年寄」（三老人之意）之稱的樽屋、奈良、喜多村就是其中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在燒毀的增上寺遺址上建造的連雀町剛一落成，喜多村彥兵衛便成了那裡的「商人頭」。商人頭有權力給背著名為連雀的貨架、行商於關八州的商人頒發經營許可或取締這些商人。這樣一來，這些町年寄 、御用町人 便在鬧市中得到廣闊的免稅地產，他們從各地召來商人、手工業者建設城市，成為江戶城的首批建設者。 此外，領地內從製造、販賣秤和升（量器），到打鐵、磨刀、造火槍、造皮革、造陶器、造木桶、釀酒、做點心、染物等眾多手工業，每一行都在江戶設有專門的管理人員。德川氏為了運輸軍需物資，還任命馬込勘解由等四人為「道中傳馬役」，其下腳力馬夫由周邊各村徵發而來。跟隨道中傳馬役從三河、遠江來的棉花商將傳馬驛站作為自己的經營地，出入新建成的武士、商人宅邸。在這一過程中，有的棉花商便在大傳馬町住下，成為棉花批發商。 江戶周邊的南關東各地自後北條氏時期始，便有很多定期集市開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每月開六次市的「六齋市」。不過，這些集市的主要目的只是為了讓代官、名主將農民繳納的稻米、麥子等實物（也包括金錢）換成貨幣。德川氏入主後，只要農民還會用金錢繳納年貢，集市就依然是錢貨交換的場所。但是，德川氏的代官和家臣不斷在其居住的軍營、城下町開設新的集市，試圖架空原有的集市。這些集市成為當地的流通中心，至江戶中期時已獨立發展，與江戶商業沒有任何關係。 與上方豪商的合作 德川氏以舊領地的土豪町人為主力，管控新領地的工商業。與此同時，德川氏還效仿豐臣秀吉，積極與上方豪商進行合作。例如鑄造京都大判之初，後藤德乘養子後藤莊三郎於1594年（文祿三年）擔任德川家康的軍中御用商人。翌年，後藤莊三郎來到江戶鑄造了名為「武藏小判」的一兩金幣。另外，同為京都的貿易商人、與豐臣秀吉關係頗近的茶屋清延，也是從很早以前便與德川家康保持著密切關係。* * 茶屋清延與德川家康的密切來往始於1582年（天正十年）的本能寺之變。彼時局勢混亂，深感危機的德川家康在鄉土武士的護衛下，由堺沿伊賀小道平安回到自己的領地濱松，該事件史稱「伊賀越危難」。在這次事件中，茶屋清延曾為德川家康提供過幫助。 茶屋清延是德川家康在上方情報機構的負責人。德川家康進入關東後，茶屋清延又參與了江戶的建設，同時還把他在濱松的客棧樽屋推薦給了江戶的町年寄。 這一時期，茶屋清延最主要的活動是在德川家康的授意下，每年暗中向朝廷獻上天鵝兩隻、金幣十枚。至1591年（天正十九年），茶屋清延共獻禮二十二次。德川家康接近公家 並非單純出於儀禮，其背後有更深層的用意。這一點也可從1593年（文祿二年），德川家康命令來到江戶的藤原惺窩 講解《貞觀政要》一事中窺見。這證明，德川家康不僅以豐臣秀吉後的政權執掌人自居，甚至從很早以前開始，德川家康便有繼承室町幕府、重振武家政治的野心。 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德川家康被排除在參戰的諸大名之外。德川家康表面上頗為不滿，但背地裡喜出望外。出兵朝鮮使西日本大名背上了沉重的負擔，而德川家康則藉此打獵消遣，積蓄財力和軍力。 二、杜鵑啼叫 關原之戰 1598年（慶長三年）8月，豐臣秀吉死後風雲突變。出兵朝鮮是葬送豐臣秀吉政權的致命因素。 早在豐臣秀吉在世時，其政權內部便矛盾重重。豐臣秀吉死後，大名之間的矛盾逐漸公開化，分立兩派，爭鬥不休。一派是以石田三成等五奉行 為首的文官派，一派是以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人為首的武將派。他們雖然都是豐臣秀吉一手栽培的大名，但是，直接執行豐臣秀吉統一政策的官僚大名與一心只想加強領地統治的獨立大名在想法和理念上大為不同，這使得雙方越發疏隔。而且，石田三成等五奉行以豐臣秀吉遺囑為後盾，對五大老 之首、以豐臣秀吉接班人自居的德川家康非常反感。而德川家康則通過巧妙操縱兩派鬥爭，不斷積蓄實力。無論是石田三成還是德川家康，他們都高舉「忠義」之旗，但內心卻深受日本戰國時期以來「下克上」（以下犯上）的思想影響，抱有「皇帝輪流做」的權力意識。不僅是這兩人，當時凡是志氣之士皆是如此。 但是在各大名中，德川家康實力最強。1600年（慶長五年），會津的上杉景勝聯合石田三成準備舉兵。聽到這一消息的德川家康為討伐上杉景勝離開大阪，進入伏見城。據說，德川家康曾站在千張榻榻米鋪成的大廳內會心一笑，充滿自信。德川家康早就料到了自己不在伏見城時，石田三成必然會採取行動。果不其然，7月19日，石田三成進攻德川家康的家臣鳥居元忠把守的伏見城。德川家康在江戶聞訊後非常謹慎，直到9月1日獲悉己方大名人數後，才從江戶出發來到伏見城。當年源賴朝討伐平氏時，曾在鹿島神宮、淺草觀音寺祈禱。德川家康效仿賴朝同樣進行了祈禱，可見德川家康將此次出征視為實現武家政治的第一步。 無論是在名義上還是在事實上，與大阪之戰 一同成為日本歷史上首次沒有打著天皇旗號的戰爭——關原之戰拉開了序幕。正如《慶長記》所言，此役「將日本國一分為二，戰況空前激烈」，是決定天下歸屬的決戰。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的獲勝決定了他奪取天下的地位。自此，其他大名不再有「皇帝輪流做」的想法。正如鍋島直茂所言，「奪取天下之事，做夢也不敢想，且決不能口出狂言，逞口舌之快」（《鍋島直茂譜考補》），此時，諸大名必須拋棄野心，明哲保身。 創立江戶幕府 關原之戰後不久，德川家康將其姓「藤原」改為「源」，以期成為源氏室町將軍的後嗣。德川家康對武家政治傳統的敏銳程度是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無法企及的。說起來，德川家康非常傾心於源賴朝 ，對《吾妻鏡》 愛不釋手，還將《貞永式目》 作為典範。 關原之戰三年後的1603年（慶長八年）二月，德川家康接到期盼已久的將軍任命敕旨，於江戶開創幕府。至此，德川家康終於等到了杜鵑的啼叫。 兩年後，德川家康將將軍之位傳給兒子德川秀忠，隱居駿府（現靜岡縣），尊為「大御所」 ，繼續執掌幕政。德川家康之所以在很短時間內將將軍之位傳與德川秀忠，是因為他想徹底消除「皇帝輪流做」的觀念，告訴世人天下將由德川氏子孫世代獨占。關原之戰後，豐臣秀賴被貶為一介大名，領有攝津、河內、和泉等國六十五萬石領地。豐臣氏及其擁躉還幻想著豐臣秀賴成人後，德川家康會奉還政權。然而，德川家康的這一做法徹底打碎了他們的美夢。 對大名的管控 德川氏通過德川幕府的建立，將其全國統一者的地位充分合法化。但是，要想名正言順地坐上此位，德川氏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加強對大名的管控便是其中之一。 關原之戰剛一結束，德川家康便以論功行賞之名撤廢大名九十一家，減封四家，沒收約六百四十二萬石領地，將其納入德川氏的直轄地，或分配給大名以加強幕府的統治力。這樣一來，豐臣氏的領地便由兩百萬石減少到了六十五萬石。 大名行列，《東海道高繩牛小屋》，錦繪 民眾下跪，孩子騎在牛背上觀看。 與此同時，德川家康還堅決貫徹豐臣秀吉以來的大名改封政策。將軍腳下的關東地區按以往慣例，以直轄地或旗本、譜代大名 的小藩國形式進行鞏固，東海道、中山道、近畿等要地也同樣採取上述方式。外樣大名 則被遷至奧羽、四國、九州等邊境地區。德川家康這樣做，是為了讓不同親疏、強弱的大名混雜在一起，建立一種使其無法聯合的制度。這樣一來，各大名便成了幕府將軍的棋子，他們斷絕了長期以來與領地的關係。正如荻生徂徠在《政談》中所言，一種「將武士當作盆栽」的體制建立起來。每當將軍換代或實行改封時，幕府都會下發由將軍蓋上紅印的朱印狀和領地清單，向大名灌輸一種觀念，即全國土地均為將軍所有，是將軍將土地恩賜給諸大名的。 這樣一來，將軍對大名有恩，大名當然有義務整備行列，晉謁江戶，承擔軍役。關原之戰後不久，嗅覺敏銳的大名爭先自發晉謁江戶。幕府成立以後，許多大名更是無視大阪的豐臣氏來到江戶，有的大名甚至乾脆在江戶購置房產。大名提供大量人力、資材幫助幕府建設城市，修理河川和道路，這被稱為「助役」，亦是軍役中的一項。為了削弱大名實力，幕府也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 其中，1603年（慶長八年）幕府成立翌月開始實施的江戶市區大規模擴建工程，以及1606年至1607年江戶城的大規模改建工程是動員全國大名、具有空前規模的巨大工程。此時，江戶新建三百町，架設日本橋，其周邊地區成為江戶的商業中心。城中建有壯觀的五層天守閣的江戶城儼然成為一個巨大的城郭，大名宅院密布在其周圍，大規模的城下町也已初具規模。被迫參與助役的大名留意著幕府的一顰一笑，將全部力量投入到工事上。比如，長州的毛利氏等氏族由於領地的運輸船不夠而驚慌失措，為了籌集資金吃盡苦頭；用於城牆刷白的石灰需要從多摩郡上成木和北小曾木兩村用「傳馬」一個驛站、一個驛站地運到江戶城；用於御用石灰運輸的青梅大道也是在這個時候鋪成的。對石灰、石材、木材的龐大需求和巨額投入有力地促進了江戶商業的發展。 直接管轄城市和礦山 在管控大名的同時，江戶幕府還將全國重要城市和礦山納入直接管轄範圍內。在這一點上，德川氏同樣比織豐政權做得更徹底。無論是京都、伏見、堺、尼崎、大津、長崎等政治、貿易城市，還是奈良、山田等寺院、神社眾多的城市，都設有所司代、奉行、代官等職進行統治。在這種情況下，幕府起用城市裡有權有勢的門閥町人，任命他們為奉行、代官或町年寄，以執行江戶幕府的城市、貿易政策。 關原之戰後，除與德川氏來往已久的後藤氏、茶屋氏以外，此前與豐臣政權、西南大名聯合，為其提供軍費、軍用物資的上方豪商也爭先與關東新政權合作，擔任代官的豪商勢力團體就此形成，江戶幕府的經濟政策也由他們來執行。* * 平野的末吉氏西家，京都的角倉了以、角倉與一父子，伊勢的角屋氏等朱印船貿易商均屬於代官豪商勢力。關原之戰中，德川氏的萬般事務均由茶屋清延之子茶屋清忠處理。京都所司代官職設立後，茶屋清忠又成為京都所司代下屬的京都町方元締（京都町總管），參與市區建設。茶屋清忠之後的茶屋清次輔佐長崎奉行監察長崎市政，處理幕府對外貿易等各項事務。 基於幕府貿易、貨幣政策以及軍事目的，幕府也在同步推行著對重要礦山的直接管控。除佐渡、石見、生野的金山、銀山外，伊豆等地的銀山也得到了開發。在關原之戰中得到承認的大代官大久保長安曾在伊豆銀山使用「南蠻流」 新式開採方法，取得巨額產出，令德川家康狂喜不已。普通的大名對貨幣、金銀也很渴望，但德川家康對其欲望異常強烈。這是因為，要想成為全國統治者，經濟實力必須凌駕於普通大名之上。德川家康用金銀採購軍需物資，將鉛用作槍彈、炮彈的原材料。 壟斷貨幣的鑄造權 不過，江戶幕府儲備金銀不僅僅是出於貿易和軍事目的。早在織豐政權時代，統一的全國政權發行全國貨幣、加強財政基礎、管控全國商品流通的理念就已經萌芽了。只是江戶幕府將這一理念真正提上了日程。1601年（慶長六年），江戶幕府從毛利氏手中沒收石見的大森銀山，將其納入幕府的直轄範圍。另外，幕府還將三萬七千石但馬生野領地納入幕府直轄，以獲得生野的銀山。翌年，在末吉氏西家的末吉勘兵衛的建議下，幕府在伏見設立銀座 ，鑄造名為「錠銀」和「小玉銀」的銀幣。幕府想通過該措施，將當時關西地區各城市流通的各藩灰吹銀（以烤缽冶金法鑄造的銀幣）統一為一定純銀率的錠銀和小玉銀。同年，慶長金幣的外形、單位也確定了下來，分別鑄造大判、小判和一分判（「判」即金幣）三種大小。至此，以重量計算的銀幣和按個數計算的金幣均得到了使用，江戶幕府對流通體系的管理已走上正軌，現在只剩下銅錢的問題。 自室町時期起，永樂錢等中國銅錢便在日本廣泛流通，再加上日本國內私鑄劣幣混雜其中，致使很多人挑選質量上乘的銅錢收藏起來，這種被稱為「選錢」的行為嚴重阻礙了貨幣的流通。室町幕府、戰國大名以及織豐政權屢次頒布《選錢令》，官方制定善錢與惡錢的兌換比價，原因就在於此。1604年（慶長九年），江戶幕府規定永樂錢與惡錢的比價為1︰4，但此後的事態並沒有好轉。江戶幕府因此發行慶長通寶，與永樂錢並用，並於1608年（慶長十三年）徹底禁止永樂錢的流通，規定金一兩兌換惡錢四貫文，翌年又規定金一兩兌換銀五十匁 。但此後永樂錢並未停止流通，幕府的代官甚至繼續用永樂錢繳納年貢。同時，這一點也與慶長通寶的發行量不足有關。其後，江戶幕府又發行了元和通寶，並在1636年（寬永十三年）首次設立錢座，大量鑄造寬永通寶。1668年（寬文八年），經過多次新幣的鑄造和發行，永樂錢終於不再流通。永樂錢之所以能夠鑽幕府禁令的空子屢禁不止，是因為永樂錢作為大眾貨幣與農民的商品流通緊密結合。而永樂錢的消亡，意味著江戶幕府對流通體系的管控獲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加強對農民的管控 霸權確立後，幕府在農民的管控層面（封建統治的關鍵）制定了明確的方針。1603年（慶長八年）3月，幕府成立後的第一個《諸國鄉村規定》頒布。該規定明確指示，幕府領地、私有領地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農民。其中包括，代官、領主若背法導致農民逃亡，不得採取強硬手段將其帶回；若合法訴願不被受理，農民可越級上告；代官違法，農民可直接越級上告；不得濫殺農民，等等。當然，其中一些措施早在德川家康還是大名時就已經實施了，但不同的是，該規定是作為最高領導的「至上命令」向日本全國頒布的。不過話說回來，該規定實際上是對太閤檢地的基礎——小農自立政策的繼承，其背後隱藏的是增收實物賦稅的真實意圖。 上述意圖也體現在江戶幕府的農政核心——檢地上。被稱作「天領」的江戶幕府直轄地不斷向關東以外地區擴張。在這一過程中，檢地也逐漸蔓延至全國。1602年（慶長七年），伊奈忠次在常陸實施檢地。這次檢地的真實目的，是將曾在關原之戰中見風使舵的常陸國大名佐竹氏改封到秋田，為德川家康五子德川信吉入主常陸做準備。後世將這次檢地稱為「慶長苛政」，其嚴厲程度可見一斑。在檢地過程中，整個天正年間均為697石的多賀郡大窪村一躍增至1 038石，神社、寺院、山林，甚至寺院遺址也被要求檢地，有些不堪重負的僧侶或自殺，或燒毀寺院。1610年（慶長十五年），和泉貝冢願泉寺內町民依據幕府賦予的權利，聯名向幕府控訴領主兼住持石見。這些町民在寺內町 中擁有相當的實力，他們被剝奪傳統特權後，又被強加上新的重擔，因此一直心懷不滿。此時的德川家康一如往常地承認石見的領主權威。 其後的1631年（寬永八年），江戶幕府對幕府直轄地和私人領地的農民進行訴訟的程序做出了規定。在本次新規中，慶長八年令（《諸國鄉村規定》）中規定的越級上告權被取消，改為通過當地統治機構進行訴訟。這說明，江戶幕府的權力機構進一步得到了完善。1643年（寬永二十年），幕府頒布的法令首次納入禁止土地永久買賣的方針。此法令頒布的直接導火索是前一年發生的大規模饑饉。與此同時，該法令還在衣食住以及農作物的種植方面進行了限制，首次禁止買賣年貢徵收地，以保障和維護本百姓 的經營獨立。上述意圖還進一步體現在1649年（慶安二年）同時頒布的《慶安檢地條令》和《慶安御觸書》中。 《慶安檢地條令》與《慶安御觸書》 《慶安檢地條令》明確規定將測量土地的檢地竿縮短為六尺一分（分，尺的百分之一），增加賦稅徵收量，要求檢地官員公平檢地，對於經濟凋敝的村子寬大檢地，嚴禁對名主豪強寬鬆、對普通農民嚴苛。條令還規定，「關於父母家之田地，子分而持之，各自明寫姓名於其地，付於賬簿」，這是為了將有血緣關係的家族拆分成獨立的年貢負擔人來徵收賦稅。《慶安御觸書》共三十二條，其中九條認真思考了怎樣的技術才能提高生產力這一問題。《慶安御觸書》甚至還就衣食住方面做出許多規定和干涉，比如不要無節制地吃大米，不要抽菸；孩子太多、生活難以為繼的家庭或將孩子送人，或送孩子去當僕人；妻子即便貌美絕倫，但只要水性楊花、不以夫君為重，丈夫應休掉妻子；等等。以上說明，當時幕府的理想農業形式是「男耕作，女織麻炊飧，夫婦共同勞作」，勤儉力行、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形式。這一點，被認為是「米金雜谷堆積如山，地頭、代官不剝削壓榨，天下泰平，近鄰未有能威脅、壓制我國者，子子孫孫富貴榮華」的最大條件。但前提是，必須「完納年貢」。 然而，無論是按血緣分家，還是使其成為獨立的世襲家僕，僅憑一紙法令很難讓小農真正成為獨立、不依附於他人的農民。越後高田藩的二十六萬石領地歸藩主松平氏所有。在1682年（天和二年）的越後騷亂中，松平氏被剝奪領地，此地劃為幕府直轄地，實施檢地。當時的檢地條目採取的還是「分附」的形式和讓小農獨立的方針。於是，為頸城郡越村大肝煎 齋藤家開墾新田的佃農便以幕府該條目為依據，請求齋藤家允許他們分別進行檢地登記。齋藤家堅決拒絕該請求，雙方發生激烈爭執。最終，佃農支付了贖身金，終於獲得直接向幕府繳納年貢的權利。除此之外，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 即便是在以幕府領地為中心的區域，要想看到小農（本百姓）為主體的村莊在全國各地生根發芽，恐怕還要從太閤檢地等上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在其後慶長至寬永年間的南關東諸國，以分附的方式登記在檢地帳上的小農逐漸增多。寬文年間的幕府總檢地這一划時代的措施，使該地區首次出現了近世意義上的行政村。 位於山中的相模津久井領地早在德川家康改封關東之際，便成為江戶幕府的直轄地，歷經文祿、慶長、元和、寬永、寬文年間多次檢地。在1603年至1604年（慶長八年至慶長九年）的檢地帳中，賦稅量一項依然沿用後北條時期的貫高，且登記人也主要是與名主在血緣上一脈相承的上層農民。但是到了元和、寬永年間檢地時，津久井領地的二十二個村被分成二十八個村，年貢增加的同時，小農也開始獨立起來。 到了寬文年間檢地時，分附的農民已消失不見，下層農民成長起來，水吞百姓 甚至也有了自己的小房子，可以作為獨立的農民登記在檢地帳上。此後，代官、旗本的軍營大部分被廢除，出現了大批以小農為主體的新型農村，這些小農擁有石高領地，直接受幕府統治。但是，即便形成以一村為單位徵收賦稅的行政村，但跨村土地所有關係仍無法得到徹底整頓，更不用說與年貢無關的森林和原野了。因此，不少森林和原野依然按照慣例歸屬於村子中的部落。 三、禁教和鎖國 大阪之戰 德川氏就這樣一步步夯實了統一政權的基礎。然而，德川氏還面臨兩個棘手的問題。一是如何處理豐臣氏，二是採取怎樣的基督教政策。這兩個問題同時也是密切相關的。 德川家康被封為征夷大將軍一事徹底打破了豐臣氏對於恢復政權的期待。豐臣氏的態度也因此強硬起來。1611年（慶長十六年），德川家康制定法令三條 ，命令全國大名寫下不違背江戶幕府命令的起誓書上交幕府。這就是《武家諸法度》的前身。同年，江戶幕府下令將全國幕府領地的年貢（米、金）匯集至江戶，為防備與大阪方面的決裂做準備。 說起來，德川家康此時已經70歲，豐臣秀賴也已年過二十，資質不凡，頗似其父豐臣秀吉。當時有一首打油詩這樣唱道：「御所的柿子（指德川家康）獨熟落地，樹下的秀賴等著撿起。」世間流傳，如果不改變現狀，德川家康死後，天下歸屬仍是未知數。德川家康向來秉持「不強求」的處世態度，但這次他決意徹底消滅豐臣氏。「方廣寺鐘銘事件」就是證明。 方廣寺的鐘銘上寫著「國家安康」四字，德川家康認為這是將「家康」二字拆開，詛咒他早死，因此怒斥大阪方面。這也是方廣寺鐘銘事件爆發的導火索。 在方廣寺事件中，前往江戶辯白的片桐且元回到大阪後說，德川家康的意思有二，要麼豐臣秀賴改封，要麼將豐臣秀賴的母親淀君送至江戶做人質。對此，片桐且元主張聽從德川家康的命令。但是，強硬派大野治長等人怒不可遏，指責片桐且元勾結江戶幕府，揚言要殺掉片桐且元。片桐且元因此在自己的茨木城中堅守不出。* * 在坪內逍遙的著作《桐一葉》中，片桐且元被刻畫成對主子忠貞不渝、充滿悲劇色彩的大忠臣形象。但實際上，片桐且元早就叛變了大阪方面，與江戶幕府暗中勾結。 這樣一來，大阪的豐臣氏便與關東的德川氏斷絕了關係，戰爭一觸即發。就連自製、鎮定的德川家康聽說終於要與大阪方面決裂時，都高興得仿佛返老還童一般。幕府與大阪方面爭相從英國商人手中購買大炮、鉛彈等物資以做戰鬥準備。茶屋清次此時也與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兄弟四處奔走，將大阪方面燒毀二條城的陰謀報告給京都所司代。同時，後藤莊三郎也與大阪方面展開交涉。 大阪方面向自認為對己方有好感的大名發出檄文，請求支援，但江戶幕府的牽制非常奏效，無人援助豐臣氏。結果，豐臣氏的主力就成了真田幸村、長宗我部盛親、後藤基次等沒落大名和浪人（也稱「牢人」），其中還有不少是天主教浪人。這些人據守在有「易守難攻的名城」之稱的大阪城內，拚死搏殺，致使幕府軍久攻不下，最終媾和。然而，德川家康以媾和為藉口填平大阪城的「內濠」，使天下名城大阪城變為戰鬥力盡失的空城。在這一事件中，「老狐狸」德川家康的真實面目躍然而出。因此在1615年（元和元年）的夏季戰役中，大阪方面只能採取對己方不利的野戰作為主要攻擊手段。儘管真田幸村等人英勇奮戰，甚至兩度擊破德川家康的大本營，但至5月時，大阪方面終究不敵德川軍，豐臣秀賴及其母淀君自殺於城中，豐臣氏至此滅亡。 德川家康任命外孫松平忠明為大阪城主，向其劃撥攝津、河內兩國十萬石領地，用來復興在戰火中滿目瘡痍的大阪市區。包括「三町人」（指很早以前便與德川家康保持密切關係的尼崎又左衛門、為德川氏製造御用磚瓦的寺島藤右衛門、管理工匠的大工頭山村與助）在內的許多頭領前來協助大阪的復興，許多伏見城的町人也都遷居至此，大阪城的市區規模因此不斷擴大。1619年（元和五年），幕府將大阪納入直轄地，並設置大阪城代。江戶幕府由此建立起統治西日本的據點。不久以後，大阪還成為日本全國的市場中心，在抑制各藩經濟獨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 大阪城代與京都所司代都是僅次於老中的要職。據說代為了在西日本地區發生重大變故時可以不等幕府命令直接採取應對措施，大阪城會在赴任時就帶著蓋有將軍朱印的白紙前往大阪。 《一國一城令》與《武家諸法度》 1615年6月，豐臣氏滅亡後的第二個月，江戶幕府頒布《一國一城令》，下令除大名所在的「本城」外，輔助本城的「支城」一律拆毀。同年7月，幕府又頒布了《武家諸法度》和《禁中並公家諸法度》。這些舉措實際上是想乘打倒大阪之餘威，使朝廷和所有大名聽命於江戶幕府。上述兩項法令均由德川家康的心腹、人稱「黑衣宰相」的權貴金地院崇傳起草，江戶幕府對朝廷和大名的管控方針由此確立。《武家諸法度》對揭發大名和家臣的叛逆行為、修繕城堡的獲批方式、嚴禁新建城堡以及參勤交代 等方面做出詳細規定，以期樹立幕府法令的絕對權威。《禁中並公家諸法度》明確指出「天子諸藝能之事，第一御學問也」，此條的目的是將天皇驅離政治圈，干涉公卿的尊卑次序，以武家和公卿的區分方式使「公武分離」。當時，公卿貴族和女官通姦事件頻發，朝廷中不正之風盛行。江戶幕府也是抓住這個時機採取了上述措施。從此以後，幕府便以該禁令為依據，任命公卿中的親幕派為「武家傳奏」，以此掌握朝廷內部情況，加強對朝廷的掌控。 德川家康之死 1616年（元和二年）4月，大御所德川家康去世，時年75歲。 傳言稱，一直在德川家康身邊阿諛奉承的豪商茶屋四郎次郎曾對德川家康說鯛魚天婦羅好吃，德川家康因此吃了過多的鯛魚天婦羅發病而死。德川家康生前每日專心念佛，就是為了洗刷沾滿雙手的鮮血。但是看看他臨終前的所作所為便可知道，德川家康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專制統治者——三池典太曾為德川家康打造過一把刀，德川家康命人用真人試刀。德川家康揮舞了幾下血淋淋的刀，喜形於色地說道：「我要用這把大刀永遠保護我的子孫。」隨後，德川家康將此刀放在枕邊，咽了氣。此外，德川家康還曾對前來探望的大名說：「天下輪流坐，若德川秀忠不成器，你們中的任何人都可取而代之。」德川家康的這段話充分表現了他的自信。但與此同時，他又悄悄命令近侍：「關東皆是世代家臣，不必擔心，最讓我放心不下的是關西大名。我死後，在我的墓地朝西安放神像，以鎮護西國。」 德川家康留下遺言，將其葬在久能山。不過德川家康死後，其心腹天海並未執行他的遺囑。按照吉田流唯一神道 儀式，德川家康雖被暫時安葬在了久能山，但不久後，天海便稱該做法違背德川家康遺囑，強行將其改葬至日光山。之後，日光山上建起雄偉壯麗的東照宮，德川家康之魂被尊為「權現樣」和「東照神君」。而且，德川家康的言行或被潤色，或披上一層神秘的面紗，甚至在其死後頒布的、與德川家康沒有半點關係的政策和制度都冠以「祖法」之名，一直延續至幕末。 德川家康在駿府、江戶、京都、伏見、大阪各地作為軍費積蓄起來的巨額金銀遠超豐臣秀吉。傳說，伏見城的金庫大梁因承受不住金銀的重量而被壓斷。德川家康雖然在生前已經分給兒子德川秀忠一部分黃金，但其死後剩下的黃金依然多達兩百萬兩。德川秀忠將其中大約七十五萬兩分給血親御三家 ，剩下的儲存在久能山的金庫中。自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起，這些黃金逐漸耗費在了救濟窮困的大名、旗本，或應對天災等非軍事層面上。 德川家康的貿易政策 大阪之戰的前不久，江戶幕府對基督教的政策曾發生重大轉變。德川家康死後，這一傾向進一步升級。德川家康執政時期，貿易與傳教被分別對待。而此時，江戶幕府為了禁教甚至不惜犧牲貿易。 德川家康一生對貿易非常執著和重視，在這一點上他甚至超過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看看他積蓄起來的巨額金銀，那就是他執著和重視貿易的結晶。但另一方面，德川家康作為封建統治者和佛教淨土宗的信徒，又與豐臣秀吉一樣，對基督教沒有什麼好感。德川家康之所以直到晚年都未曾真正鎮壓過基督教，是因為「（基督教）對日本政治、商業有利，因此對其酌情處理」[里昂·巴傑斯（Léon Pagès）《日本切支丹宗門史》]。基督教教義雖尊重主僕情誼，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對上帝的虔誠高於生死和俗世的義理，德川家康認為這與封建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同時，那些通過有效組織家臣集團來鞏固藩國統治力的大名也存在同樣的憂慮。特別是在關原之戰後，進一步服從幕府的諸大名敏銳地察覺到幕府的意願，強迫藩士和領地內的基督徒棄教，或將其流放。據某傳教士的報告顯示，1605年（慶長十年）日本國內基督徒達70萬-75萬人，其中還包括為數眾多的天主教浪人。因此，如果江戶幕府下定決心禁教的話，便會促使豐臣氏與西日本大名聯合組成反幕府勢力集團。 德川家康直到晚年都對基督教的傳教採取寬大態度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南蠻貿易」可以帶來巨額收益。葡萄牙人自1557年在澳門設置據點以來，統一購入名為「白絲」的中國生絲和絲織品出口日本，然後從日本獲取白銀，以此長期壟斷對日貿易。由於將軍、大名、城市中的豪商對生絲、絲織品的需求量很大，因此葡萄牙商人可以單方面定價，獲取的利潤總在四至五成以上。對此，日本貿易商人中逐漸出現限制生絲購入價格的聲音。豐臣秀吉在世時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而德川家康對此更為積極。這是因為，德川家康以御用絲的名義也在進行直接的生絲貿易，因此限制生絲價格對他來說是有利的。 1601年（慶長六年），朱印船貿易開通，中國生絲進口量增加。這對葡萄牙商人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而且，朱印船貿易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下來也是因為德川家康。在這一制度下，每次航海時，幕府都要下發名為「異國渡海朱印狀」的渡航許可，該許可可以保障朱印船在南洋各地的貿易活動。1604年（慶長九年）至1635年（寬永十二年）的32年間，開展貿易活動的朱印船貿易商達106人，派出的船舶達341艘。其中，日本人占83人，其中以京都的角倉了以、茶屋四郎次郎，大阪的末吉孫左衛門，長崎的末次平藏、荒木宗太郎等人為代表，京都、大阪、堺、長崎豪商占據大半，西日本的大名也有不少。 海上貿易的渡航地從台灣、澳門一直延伸到東自馬魯古群島、西南至馬來半島之間的十八地。前往印度支那半島（中南半島）的交趾、柬埔寨、暹羅、呂宋島等地的朱印船甚眾。留在以上四地的日本人還在當地建設了頗為繁榮的日本街。其中，山田長政從暹羅日本街的一介日本僱傭軍隊長成長為泰國諸侯國洛坤國國王、濱田彌兵衛在台灣與荷蘭人爭奪商權等故事格外著名。 在推進朱印船貿易的同時，德川家康為應對日葡貿易的形勢變化，於1604年（慶長九年）實施了《絲割符商法》。在長崎奉行的監督下，遴選堺、長崎、京都頗具實力的町人十四人擔任生絲貿易商人領袖，以他們規定的價格從葡萄牙商人處壟斷採購生絲，再分配給西陣等日本國內各城市商人。以上便是該法的大體構造。不過，從南洋各地進口生絲的朱印船貿易商也會分得生絲，這些人占到朱印船貿易商的62%。因此，《絲割符商法》不但給葡萄牙商人造成重創，還在幕府加強城市上層町人管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1609年（慶長十四年），曾是天主教大名的有馬晴信擊沉葡萄牙船隻聖母號（Madre de Deus），日葡貿易因此暫時中斷。待三年後貿易重開時，日本已不見昔日繁榮的貿易景象，與西班牙的關係也逐漸疏離。聖母號事件發生那年，德川家康在接見西屬菲律賓群島長官唐·羅德里戈（Don Rodrigo）時，曾故意表現出對基督教傳教活動的寬容，希望以此與西屬墨西哥開通貿易，請求西班牙派遣熟練礦工赴日。然而，唐·羅德里戈對此事的態度極為冷淡。四年後，伊達政宗派遣家臣支倉常長前往羅馬，其使命之一就是開拓德川家康所期望的日本與西屬墨西哥的貿易。 然而對於葡萄牙、西班牙的商人和傳教士來說，更加需要擔心的另有其人。關原之戰一觸即發的1600年3月，新教國家荷蘭的船隻李福德號（Liefde）漂至豐後。從船上下來的英國人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荷蘭人揚·約斯滕（Jan Joosten van Lodensteijn，日本名叫「耶楊子」）才是商人和傳教士需要擔心的敵人。特別是亞當斯，他給自己取日本名叫三浦按針，作為德川家康的外交顧問受到重用，在德川家康身邊頗有政績。德川家康跟隨亞當斯認真學習幾何學和數學，不僅讓亞當斯製造歐式船隻，還援助亞當斯開闢北方航路、直接與英國本土通商的計劃。1609年和1613年，荷蘭與英國分別在平戶開設商館。至此，日本全國各地均實現通商。荷、英兩國與西、葡兩國不同，前者是新教國家，不會在貿易的同時傳教，這一點讓江戶幕府很放心。荷、英兩國出口到日本的貨物雖與西、葡兩國大同小異，但銷售的對象並不是日本的一般民眾。面向幕府、大名時，他們出售保存武器所需的呢絨以及火槍、火藥、鉛等軍需品，面對城市豪商時，他們出售呢絨、生絲、棉花、胡椒等商品。總的來說，這些商品的最大買家依然是德川家康。 開始禁教 在上述諸多條件下，葡萄牙、西班牙與日本的貿易活動出現越來越多的不利因素。與此同時，與兩國貿易密不可分的基督教傳教活動也是如此。這雖然與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在傳教上的勢力紛爭不無關係，但更重要的是，幕府愈發擔心西葡兩國對日本領土的野心。在國土安全方面，亞當斯等人也時常提醒德川家康。正如方濟各·沙勿略 在信中所言，基督教傳教背後，或多或少都隱藏著「解放」日本人靈魂，使日本臣屬於羅馬教皇，將日本國土和人民全部納入葡萄牙和西班牙國王名下的意圖。最讓幕府感到不安的是，舊教國家葡萄牙、西班牙野心勃勃，試圖殖民日本，並與豐臣氏為首的反幕勢力聯合，威脅尚未站穩腳跟的統一政權。 因此在消滅豐臣氏之前，幕府必須打擊基督教眾多宗派中的核心部分。1613年（慶長十八年）12月，幕府下發由崇傳制定的傳教士驅逐令。當時，驅逐令僅限於幕府直轄地，但很快就在翌年推廣至日本全國。除傳教士外，被豐臣秀吉流放、投靠加賀前田氏的天主徒大名高山右近也是在此時被流放呂宋的。當時的基督教信徒人數已增長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就連德川家康駿府宅邸的侍女中，也出現了十分虔誠的基督徒。 一直執著於貿易利益的德川家康死後，幕府的禁教力度以及對基督徒的迫害越發激進起來。1614年（慶長十九年）至1635年（寬永十二年），大約有二十八萬名日本信徒被處刑。他們遭受到的殘酷迫害絕非語言所能表達的。1622年（元和八年），藏在西班牙商船中偷渡至日本的兩名傳教士以及各派基督徒55人被火炙或斬首，這就是著名的「元和大殉教事件」。1624年（寬永元年），德川家光出任將軍的第二年，50名基督徒在將軍腳下的江戶被處以火炙刑。在九州的有馬地區，領主松倉重政的迫害尤為殘酷。他首先會在信徒的額頭和臉頰上用烙鐵烙上「天」「主」「教」三個字，然後穴吊 、沉海，或將其扔進島原半島雲仙岳的溫泉中。 到了這一時期，基督教已從日本的東北地區擴張至蝦夷地，並在被剝奪中世特權的地方豪族、承擔沉重賦稅的貧農、苦於奴隸勞動的礦工之間生根發芽。一開始，日本人對基督教就像天主教大名那樣，只是出於貿易利益，在表面上信奉基督教而已。但是到了此時，這種信仰已經與反權力意識相結合，變成了民眾的信仰。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一時期天主教大名爭相背教，接受幕府命令瘋狂鎮壓基督徒。隨著迫害的加深，雖然也有信徒棄教，但許多信徒還是以「組」或「講」（類似於互助會）為根據地，全村死守信仰。在「若抵抗被殺，則不會沐浴在殉教的榮光中」的信條下，信徒恪守決不抵抗原則，任由他人斬殺。自慶長末年起，幕府命令寺院為改宗的基督徒提供證明。至寬永初年，幕府又想出「踏繪」的方法，同時還在町和村以五戶為一組，互相監督和檢舉。 踏繪，摘自西保爾德的《日本》 幕府官員命令民眾踩踏基督或聖母瑪利亞的畫像，拒絕踩踏者即被視為基督教信徒。 為了更有效地鎮壓天主教徒，幕府對貿易的限制也在隨之加強。1616年（元和二年），與禁教沒有直接關係的英國、荷蘭商船也被禁止在長崎、平戶以外的港口靠岸，兩國在日本內陸的商業通道被阻斷。尤其是此前一直萎靡不振的英國乾脆在七年後退出了日本。該措施是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茶屋氏等幕府官吏和一小部分擔任代官的豪商提出的建議。隨後，幕府又進一步對朱印船貿易進行限制。1633年（寬永十年），除朱印狀外，沒有老中奉書 的商船也被禁止出航，朱印船貿易商因此大幅減少。這樣一來，朱印船貿易就被茶屋氏、角倉氏、末吉氏等與幕府保持特殊關係的豪商，以及英國人三浦按針等七人壟斷。在絲割符制度方面，除堺、長崎、京都三地外，江戶、大阪兩地商人也被納入其中，並加強了管控的力度。到了1635年（寬永十二年），包括持有老中奉書的船隻在內，所有日本船隻和日本人都被禁止渡航，居住在國外的日本人也被禁止回國，違反此令者將被處以死刑。翌年，幕府在長崎建造出島以隔離葡萄牙人，禁止他們除貿易以外的一切交流。 島原之亂 為了徹底禁教，幕府在犧牲貿易和日本人海外發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637年（寬永十四年），幕府以島原之亂為契機徹底閉關鎖國。 島原之亂實際上是農民基於反封建意識的信仰，通過奉行該信仰的組織向反抗幕藩權力的組織轉化的產物。被納入幕府統治的肥前島原城主松倉重政、天草城主寺澤廣高為加強藩的權力對農民強取豪奪，是引發島原之亂的直接原因。島原領地的產量僅有四萬石左右，但松倉重政卻在修建江戶城等工程中，主動申請承擔相當於十萬石的課稅。他還向幕府呈上遠征呂宋（日本天主教徒的根據地）的計劃，博得幕府的信任。然而，松倉重政將其中產生的所有負擔轉嫁到領地的住民身上。至松倉重政之子松倉勝家時，不但原有的稅收越來越高，甚至還出現了許多新設稅種。住民一旦無法繳清稅收，不論莊屋（名主在關西地區的叫法）、村民，一律捉其妻兒為人質，動用水刑，或為其穿上蓑衣，用火燒死。人在蓑衣中被燒得滿地打滾的樣子，甚至被戲稱為「蓑衣舞」。 與島原隔海相望的天草是日本基督教的草創之地。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長、天草種元門下的許多浪人對強制推行兵農分離、剝奪他們地方豪族特權的天草領主寺澤氏抱有強烈不滿。他們奉同為小西浪人、擔任莊屋的益田好次之子益田四郎（又名「益田時貞」）為「降臨的上帝」，煽動連年歉收、困窘無助的農民發動起義。據說起義軍的人數達到了兩萬五千人。他們占據荒廢的原城，期待著只有基督徒才能獲得拯救的「末日」，與十二萬幕府軍展開英勇的戰鬥。* * 因主帥板倉重昌戰死，幕府慌忙派遣老中松平信綱赴前線指揮。松平信綱採取切斷糧道的策略，令荷蘭軍艦由平戶回航，從海上炮轟敵營，最終攻陷原城。 島原之亂讓幕府再次認識到了基督教的威脅。但是，幕府並沒有意識到，島原之亂實際上是農民反抗集中強化的封建統治的戰爭，只是對外宣稱這是天主教徒的陰謀。反而是羅馬教皇看清了事態的本質，他拒絕將起義中被殺害的教徒列入殉教者之列。島原之亂後，幕府於1640年（寬永十七年）設置宗門改役 一職，進一步加強對幕府領地內基督徒的搜捕力度，同時又嚴命各藩效仿幕府。 基督教信徒改信佛教的政策雖然早已實施，但此時這一政策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大，所有人都必須依附於檀那寺 ，接受寺院開具的佛教徒證明。檀那寺管理的「宗門人別改帳」上登記了該町或村的檀家 所有家庭成員的姓名，當檀家有人出生、死亡、旅行、結婚、外出奉公時，必須向檀那寺匯報。江戶時代的寺院通過這樣的「寺請制度」，對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干涉，充當了江戶幕府封建統治的有力工具。 閉關鎖國的完成 以島原之亂為直接契機，江戶幕府的閉關鎖國體制徹底完成。1639年（寬永十六年），葡萄牙船隻來航被全面禁止。1641年，荷蘭人取代葡萄牙人被轉移至出島。隨著日葡貿易和朱印船貿易的中止，不斷有貿易商人（擔任幕府官吏的豪商也包括在內）的海外巨額投資化為烏有，地位也隨之沒落。荷蘭和中國雖然取代葡萄牙成功壟斷了對日貿易，但這些貿易依然受到「絲割符集團」的極大限制。許多日本人被驅至海外，一生無望回到祖國，他們的悲嘆正像阿春纏綿悱惻、思念故土的書信一般，至今仍然刺痛著日本民眾的心。 江戶幕府擔心舊教國家以布教為手段吞噬日本領土，這才是幕府下定決心閉關鎖國的直接原因。這時，幕府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幕藩體制，能夠最大限度地徵收最為重要的商品——大米為賦稅，阻斷農民與商品經濟之間的聯繫。隨著幕藩體制的建立，幕府已經沒有必要再通過默許傳教的方式來獲取貿易利益。不過，閉關鎖國並沒有根絕日本人的基督教信仰。直到江戶末期，仍然有許多秘密信奉基督教的教徒被檢舉和揭發，這就是最好的證據。 閉關鎖國的影響 閉關鎖國對內使江戶幕府維持了長達兩個半世紀之久的霸權統治，對外又在荷蘭商人取代葡萄牙、英國商人，壟斷日本乃至東洋貿易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另外，江戶幕府用國際上的孤立換來的國內和平也催生了國內產業和獨特的城市文化，這是毋庸置疑的。從當時的形勢來看，要想確立幕藩體制，閉關鎖國也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然而從結果上看，閉關鎖國使日本被世界遠遠甩在了身後，這也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幕府雖然可以通過荷蘭商館館長每年提交的《荷蘭風說書》大致了解世界形勢，但直到幕末開戶時，一般民眾都像「被密封起來的木乃伊」一般，對世界一無所知。他們的世界視野變得狹窄，秉性變得消極，「島國根性」也由此形成。雖說日本國內的產業得到了發展，但這些產業並未充分採用新的生產方式，商品流通也幾乎限制在日本國內市場。雖然獨特的城市文化有所興起，但由於市民追求理性的精神思想被嚴重壓制，因此這種文化中的頹廢性也根深蒂固。同時，取而代之興起的國民文化也停滯在了萌芽狀態。 四、「莊屋仕立」的確立 幕府領地的增加與分配 閉關鎖國之路同時也是幕府的全國統治之路。正如大阪之戰被稱為「元和偃武」，此時大規模反幕府戰亂已被根絕，幕府對大名的統治也相應輕鬆起來。以戰爭為由消滅大名的案例已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名因觸犯《武家諸法度》或《末期養子禁令》（禁止臨終前收養子的禁令）而被剝奪領地。截至1650年（慶安三年），因戰爭以外的原因被剝奪領地的大名達105家，約115萬石，被減封的大名達16家，約31萬石。幕府用沒收來的龐大領地加封大名，以獎賞他們對將軍的忠誠，或直接將其充作幕府領地。 以元祿時期大名的微小調整為界線，幕府領地此後達到飽和。如下表所示，幕末以前，郡代、代官所管轄的天領與幕府委託各藩管理的「預所」總量雖有所下降，但始終保持在500萬石左右。如果以全國總石高約3 000萬石來計算的話，那麼幕府領地便占到總體的16%。如果再加上旗本領地，幕府領地便可達到700萬石左右，占全國總石高23%以上。 從分布情況來看，文化初年，包括預所在內的幕府領地約500萬石，其中關東地區102萬石，近畿地區80萬石，東海道地區76萬石，北陸地區174萬石，中國地區46萬石，四國、九州地區22萬石。除幕府直轄地關東地區、商品生產高度發展的近畿地區、連接上方與關東的要地東海道地區分布較多外，大米產地北陸地區也占到幕府總領地的35%。這是因為，大米是賦稅的主幹部分，也是最大宗的商品，江戶幕府對此極為重視。 而且，幕府領地遍布全國，用「犬牙交錯」一詞形容再恰當不過。這些領地在統治大名、神社、寺院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般來說，幕府領地的農民比私有領地的農民更有優越感，在訴訟中也占據更有利的地位。這也是幕府統治力量深入各個角落的表現。然而，幕藩體制崩潰階段，幕府領地在全國各地犬牙交錯的分布，反而成了幕府難以掌控農民的原因。比如早在享保年間，將軍及以下幕閣首腦中，竟無一人知道能登地區還有一萬四千餘石的幕府領地，所有人都以為能登地區全都是加賀藩的領地。 幕府官制的完善 與充實物質基礎並舉的，是幕府對官僚機構的完善。江戶幕府的政治結構被稱為「莊屋仕立」（出自《文會雜記》），這種政治結構是對德川家康在三河擔任大名時期的政治制度的完善。實際上，江戶初期的大名也都採用了這種制度。可以說，這是軍隊組織結構原封不動地延伸至日常政務中的表現，軍事編制中的「番組」也成了幕府政治機構的核心。德川家康、德川秀忠時期，老中、若年寄等相關官制尚未建立，充任德川家康側近的是被稱為「家老」「年寄」等自三河時期以來追隨其左右的譜代大名和門閥代表。大久保忠鄰、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等人即是如此。特別是在德川家康時期，除上述譜代大名外，天海、崇傳、林羅山等僧侶、學者，後藤、茶屋、長谷川等擔任代官的豪商，甚至還有外國人三浦按針等形形色色的人組成了德川家康多元化的側近勢力。這種現象頗具戰國時代的遺風。不過除譜代大名外，德川家康的身邊還有像本多正信這種出身背景、人品秉性不明，從架鷹狩獵的差役一路發跡的人，他們的歷史活動同樣是值得關注的。此外，受到器重的還有伊奈忠次、大久保長安等擔任大代官、國奉行的農政官僚，他們在財政、民政領域也都頗有建樹。在官制分工尚不明確的階段，為了獲得將軍的個人信任，近臣之間難免發生對立。本多正信與譜代大名大久保忠鄰對立。本多正信抓住大久保長安（受大久保忠鄰庇護）的把柄，致使大久保忠鄰受到牽連被流放。該事件就是側近之間勾心鬥角的案例。 德川家康死後，譜代大名的勢力逐漸增強。與此同時，老中、若年寄、大目付、目付、三奉行（寺院神社奉行、江戶町奉行、負責會計業務的勘定奉行）等幕閣官制和職務內容也在1635年（寬永十二年）大致確立了下來。此時的幕府之所以在政務上實行每月交替輪值和合議制，就是為了像德川家康時期那樣，防止部分近臣專權。但即便如此，大臣內部仍有對抗之勢。比如，將軍近侍、直接歸將軍管理的家臣，同時又兼任若年寄的小姓組番頭（將軍護衛隊隊長），與前代遺臣的譜代大名所掌控的老中集團形成對立之勢。上述幕府官制的初步完善與同年進行的《武家諸法度》的修正和強化，以及《諸士法度》的頒布相輔相成，使將軍在面對同門、家臣、大名時占據絕對優勢。這表現在《武家諸法度》明確規定了大名參勤交代的日期、《諸士法度》限制了旗本對封地「知行所」內的農民的統治權等方面。幾乎在同一時期，旗本、御家人對幕府承擔的軍役內容也確定下來。根據法令，旗本一共要出動六萬兵力，加上御家人出動的一萬七千兵力，則達到「旗本八萬騎」。此時，幕府已經達到了四十個大名聯手才能與之抗衡的地步。 寬文年間，幕府官僚組織中的身份等級秩序確立，親藩 、譜代、外樣等各大名的門第也固定了下來。與此同時，官員的職位、權限進一步細化，譜代大名中的部分門閥子弟也因此壟斷了幕府的政權要津。獨掌朝政、有「下馬將軍」 之名的大老酒井忠清即是如此。不過，由於這一傾向威脅到了將軍權威，因此至天和、元祿年間，為加強將軍專制體制，幕府從側近的年輕家臣中選拔側用人，並以側用人為中心逐漸完善封建官僚制度，譜代大名的勢力也因此暫時被壓制下去。 除上述措施外，幕府對全國商品流通的統治權也是其成功統治全國的一項舉措。閉關鎖國後，日本國內的商品流通得到發展。自德川家康以來，大阪便承擔著江戶的巨大消費，這也是德川家康的軍事考慮。基於該政策，幕府推動以直轄城市大阪為中心的市場圈的形成，並在這些直轄城市的新興商人中組建壟斷組織，通過這些組織來掌控物資的供給需求和價格。1667年（寬文七年），禁止各藩銀幣流通的法令一經頒布，各藩的經濟獨立性便被徹底斬斷。該法令甚至還強制覆蓋全國市場，從這一層面來說，各藩也必須從屬於幕府的統治。 上述一系列基本政策的巧妙實施，構建起了江戶幕府穩如磐石的統治地位。毋庸贅言，這些措施均是對織豐政權措施的原則性繼承。由於德川政權的根據地關東地區農業生產落後，商品經濟滯後，因此這使江戶幕府的權力結構具有相當的「反動性」，這是不爭的事實。但與此同時，這一點也造就了幕府長期執政的可能性。可以說，江戶幕府的建立在本質上是對日本自戰國時期以來分權的封建制度的統一，是封建王權的確立。不過，這個封建王權的框架中依然殘留著日本古代的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