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內幕 · ◎「下詔罪人，破格用己」

對於蔣介石的評語，除《大公報》的「好話為先生說盡，壞事為先生做盡」兩語，一般被認為中肯而恰當外，抗戰前南京曾流行過一副對聯，上聯是「下詔罪人，破格用己」；下聯是「勵精圖亂，發奮為雌」。人們一看到這幾句話，很容易以為是印刷工友排錯字了：從來只有「下詔罪己」，沒有聽到過「下詔罪人」；只有「破格用人」，沒有聽說過「破格用己」；大家知道應該「勵精圖治」，怎有「勵精圖亂」之理？司馬遷的《史記》上有「發奮為天下雄」的話，「發奮」而又「雌伏」，就出於常理之外了。你覺得不合理嗎？蔣介石就是這樣的。 蔣介石統治中國逾二十年，造成深重的內憂外患，但在他的一切文告中，總是責備「國人不自振作」，「國人玩忽」，責備別人沒有照他的辦法，他的命令做，因此把自己弄壞了，甚至說舉國人民都沒有「國家觀念」，不知道「愛國之道」。一切責任都是別人的，從來沒有說一句他自己做錯了什么事。對於國民黨及其政府與軍隊的種種罪惡及腐敗情形，他有時也在某些會議上講過，有時也似乎說得很沉痛，批評得頗為正確，但有一個特點，就是一切責任都應由下邊的人負擔，都是小職員小幹部做錯的，從來沒有一個字說過他自己應負什么責任，犯了什么錯誤（關於這一方面的例子，《蔣介石言行對照錄》里搜集了不少，不再舉例說明）。愛國自衛戰爭的第一個半年，蔣軍被殲滅了四十五個旅，蔣介石於三十六年新年曾發表一個文件，對他自己戰略上的錯誤，一字不提，專責備其部下的軍官沒有照他的指示去做。萊蕪戰役就是遵照蔣介石的指示而得到七十三軍四十六軍全部覆沒結果的，被撤職的卻是薛岳。****時代的皇帝，有時為收拾人心或挽回人心，肯下「罪己詔」，成湯有「萬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話；但蔣介石卻是「一從有罪，罪在萬方」，照他的講法：他是「從來沒有做錯過事的」（實際上恰恰是「從來也沒有做對過事」）。 蔣介石曾肄業於保定軍官學校，修畢日本士官學校的功課，對軍事一門不能說他是門外漢，但對其他部門的知識與本領就未必都懂，更難說有所特長。然而他卻有「本事」與「勇氣」做各式各樣的領導工作，從黨務、軍事、政治、到文化教育，以及財政經濟，無所不管。在「九·一八」之前，他是「國府主席」，兼「海陸空軍總司令」，譚延死後，他兼「行政院長」，後來因有學潮，又兼「教育部長」。那時有些有關教育文化的公文，文內「案據」之中又是「案據」，是「蔣中正呈蔣中正，蔣中正再呈蔣中正」；「案奉」之後又是「案奉」，則是「蔣中正訓令蔣中正，蔣中正再訓令蔣中正」。「九·一八」之後到「七七」抗戰，他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陸軍大學主任校務委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中央航空學校校長」、「中央政治大學（國民黨黨校）校長」、「警官學校校長」、「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汪精衛遇刺出國後又加「行政院院長」、國民黨「中常會副主席」、「中政會副主席」、「航空委員會委員長」。抗戰以後，除上述各學校的校長照舊外，總的方面為「最高國防會議（後改稱「最高國防委員會」）主席」，林森逝世後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方面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航空委員會委員長」；行政方面為「行政院院長」、「戰地黨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四川省政府主席」；黨務方面為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中央設計局」及「黨政考核委員會」主委；「民意」機關方面則為「國民參政會議長」；財政金融方面則為「四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聯合總管理處主任」、「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教育方面則一度兼任「中央大學校長」。黨政軍民財教各部門的「最高」職位，都由他一人包辦，那時不少人捧他稱「最高領袖」，原來他的所以成為「最高」，就是那樣得來的。 蔣介石執政二十年，與內戰相終始（僅抗戰初期停止過一二年，以後即不斷磨擦），禍國殃民，罪惡滔天。但蔣介石本人卻是很「辛苦」的，你只要看他擔任上述數十種職務，就可見其「勤勞」了！他不相信別人，只有自己兼上，兼上就多少要費些精力（如抗戰中兼行政院長時一天批五件公事，其餘由孔祥熙辦），不是空擔虛名的。可是他為什么「辛苦勤勞」呢？為的是「殘害人民，開門揖盜」！ 蔣介石一生善於裝腔作勢，好像他真是為國為民，民國二十年十月在南京對請願抗日的學生說：「三年以內如不能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逐侵略者出中國，就殺我蔣中正的頭！」以後不斷搞這樣運動，搞那樣運動，也都裝出要發奮圖強的樣子，事實上則「不抵抗政策之後，連接來的是『淞滬協定』、『塘沽協定』、『通車通郵，事實上承認偽滿』，『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敦睦邦交令』、『華北特殊化』、『張川越談判』、『七君子下獄』，直到蘆溝橋的炮聲響了，還是『和平未至最後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非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原來『發奮』的姿態，是為了便於『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