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內幕 · ◎「法幣」與「外匯」

孔祥熙繼長財政之後，一般是「蕭規曹隨」，在政策方針上和宋子文沒有什么差別，他的最大的「功績」就是實施「法幣政策」，把白銀收歸「國有」，從此奠定了濫發紙幣的基礎。民國二十四年英國財政部顧問李滋羅斯到遠東來，目的是把日本和中國拉進英鎊集團，到中國活動了一個時期之後，就到日本去活動，結果是碰了釘子回到中國來，於是以全力策動「幣制改革」。那時中國的貨幣是銀本位，是世界上僅有的銀本位國家，國際收入的差額要用白銀計算，而銀價的漲落則由美國操縱，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產銀國，也只有美國政府能夠大量收買白銀（民主黨在美國叫做「銀黨」，怕銀價跌落了銀礦主受到損失，所以民主黨的政府就以收購白銀作美元基金以維持銀價）。銀價在國際市場上是時有漲跌的，銀價漲跌，中國貨幣的對外匯率就時有變動，這對於外國的買賣（一般從定貨、運輸到交貨，通常要經過幾個月時期），尤其是外國對華投資，要冒外匯漲落的危險（中國銀元對英鎊的匯率，最低時為一先令二便士，即十七元四角二分三合一英鎊，第一次歐戰時最高達五先令，即四元合一英鎊，相差四倍以上。即以通常漲跌四分之一計算，如甲英商在銀元合英匯一先令六便士時投資中國三十萬鎊，合銀元四百萬元，到銀元漲到二先令時，則四百萬元合英鎊四十萬鎊，對投資者有利；如同時乙商運入英貨三十萬鎊，其成本合銀元四百萬元，到銀元漲到二先令時，成本合銀元只三百萬元，這對英貨推銷有利；如果在中國的商人以四百萬元購英貨三十萬鎊，運回時就只值三百萬元了，平空就蝕本一百萬元，這樣的生意就無人敢做。反過來，某英商在匯率二先令時投資中國三十萬鎊，合銀元三百萬元，到匯率一先令六便士時，三百萬元就只值二十二萬五千鎊了，蝕去了七萬五千鎊；如華商某在匯率二先令時借英商二十萬鎊，合二百萬元，到匯率一先令六便士時卻要還本二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餘元，吃虧也很大；輸入貨物也同樣，成本驟高，銷售就困難。所以匯率不固定，無論貿易或投資，都要負擔比值漲跌的風險）。如果中國的貨幣與某一外國的貨幣的比值固定了，則某國的對華貿易與對華投資就解除了匯率變動的危險，得到了發展的便利條件。所以李滋羅斯把中國拉進英鎊集團的幣制改革計劃，其目的在造成中國政治上經濟上對英國的更多依賴，而便利英國的對華經濟侵略。蔣政府的算盤上，自然也是利益很多：第一，得到英帝國的支持，便利了外國投資與貨物輸入，可多得買辦利潤（佣金）；第二，鈔票不要兌現，就不必再發公債，財政赤字可以印刷機來彌補；第三，白銀集中了，增加廠四大家族壟斷居奇的資本。所以，「法幣政策」就很快決定實施了。在「法幣」制度公布的前一天，財政部發言人經過國民新聞社（財政、外交兩部的機關通訊社）發表了一個談話，聲明「外傳幣制改革之說，完全無稽」，報紙上把這一消息用大字標題刊載的一天，當天晚上就宣布白銀國有，鈔票不再兌現。蔣介石統治集團的善於說誑，這可以說是一個典型。 在實施幣制改革之前，全國性的發鈔銀行，除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行外（這四銀行的鈔票就規定為「法幣」），最大的為中南銀行，其次為浙江興業、中國農工、農商、中國通商、中國實業、中國墾業、四明等七家銀行（其他地方性的發鈔銀行則很多）。其中農工銀行為李石曾所辦，接近宋子文，農商銀行為實業部所控制，是官家銀行，以上兩家發鈔均不多；浙江興業發鈔甚少，實力雄厚，中南銀行發鈔雖多，但由中南、金城、鹽業、大陸四大銀行（所謂華北四行）合作，設有聯合準備庫，不易動搖併吞。因此孔宋財閥在實施「法幣」制之前向通商、墾業、四明、中國實業四行進攻，由中國、交通兩行集中了上述四行很多的鈔票，驟然去兌換現銀，造成「不投降即倒閉」的局勢，於是這四個銀行均加入半數以上的官股而完全改組，成為中、中、交的附屬機關。 幣制改革辦法宣布後，外商銀行以滙豐銀行為首，立即表示擁護，將所存白銀移交。因為這一改革是英國策動的，是英國對華經濟政策的大勝利，所以英商首先擁護，它不是擁護國民黨政府的法令，而是擁護英帝國主義獲得了有利條件；而英商銀行則在外商中占領袖地位，單滙豐銀行一家，它吸收中國的存款在十萬萬元以上，其餘所有外商銀行的總計，還抵不上它一半，英商照辦了，其他各國雖要抗拒也無能為力了。這又算是宋孔的「成功」，但在國內卻不那樣順利，除東南及中部各省的白銀多數集中之外，華北各省發鈔雖然統一，白銀卻被宋哲元、韓復榘截留，要留在當地作準備金，不准南運；兩廣則銀元是不用了，但鈔票還是以毫券為主，直到民國二十五年陳濟棠失敗之後，華南才通行「法幣」，白銀才大部到了蔣黨之手。山東的白銀三千餘萬兩，到民國二十七年韓復榘退出山東，運經河南時才截下來，平津冀察的白銀，則到了日本軍閥之手，一部份作為「華北聯銀券」偽鈔的準備金。估計蔣黨靠改革幣制而攫奪到手的白銀約為三萬萬盎斯到四萬萬盎斯，抗戰初期全部運到海外去，不到三年就用光了。 「法幣」既不兌現，當然就是「紙本位」了，他本身的價值就是一張紙，其唯一能樹立信用的就是可以換取一定數量的外國貨幣，那時的法定價格為每元值英匯一先令二便士半，即十六元五角五分一厘七換一英鎊，與英鎊緊緊聯繫起來，所以也可以說是「英鎊本位」，隨著先令的伸縮而漲跌。雖然宣布時同樣列舉對美、法等國貨幣的比值（如每百元合美金三十元），但這僅是形式的，因英美、英法之間的匯市有漲落，如果相差太大，就要以英鎊作標準。因為只有在兌換外幣時才能顯出它的價格（所代表的購買力），所以只要準備一部份外匯應付需要，此外就可以不要準備。宣布幣制改革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晚上孔祥熙又發表一篇書面談話，說明「準備依然很可靠」，他打電話叫中央社上海分社派記者去抄取。中央社因事情重要，特別由採訪主任陳萬里親自去取，到了中央銀行樓上財部駐滬辦事處，原稿沒有謄清，要當場抄，陳萬里抄的時候，中間跳了一行，原來是說：「法幣的準備四成以下為有價證券，六成以上為金、銀、外匯及其他準備」（大意），陳抄時漏了一行，變成「有價證券與其他準備」，中央社把這一談話廣播全國，並分送各報發表。第二天孔祥熙大發脾氣，要封閉中央社，中央社嚇得連忙更正道歉。因為他所說是假的，而漏去一行之後反說穿了事情的真相，所以他認為是故意搗蛋。 這個幣制改革案在公布之前是嚴守秘密的，公布後始提出立法院會議追認，當時立法委員中有不少人不滿意，認為這樣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件，不經過立法手續而冒然公布實行，是一種違法行為。那時立法院財政委員長馬寅初還是站在蔣集團立場說話的（每次蔣政府決定一個經濟財政問題政策或措施，事前必由馬寅初發表一篇文章或談話，說某事應該如何如何，以作輿論準備。直到抗戰第三年，馬氏對豪門大發戰爭財，而中產階級以下瀕於死亡線上，實在忍耐不住了，才開始反對蔣黨的財政經濟政策），在立法院會議中說：「此案經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會討論決定，有最高立法當局孫院長參加，並不是跳過立法機關。」（經濟委員會常委為蔣、汪、宋、孔、孫五人，時汪未參加）上海某報有一個小品文，說：「大委員議大事，小委員議小事，此之謂五權分治！」 上面說過，「法幣」是屬於英鎊集團的，美國當然不願意，而中國每年有巨大的國際收支差額（貿易上的入超除以僑匯抵補外，不足之數尚相當大，何況還有一筆巨大的資金逃避，特別是四大家族的國外釁富），必須售出白銀始能平衡。世界上能夠大量吸進白銀的主顧又只有美國，因此中國的貨幣單和英鎊聯繫還不能解決問題，滿足了倫敦的主子，還必須討好紐約華爾街的主子。民國二十五年由宋子文與美國談判出售白銀問題，確定了「法幣」對美元的匯率不受英美間匯率的影響，又認了一個「洋爸爸」。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蔣政府聲明無限制供給自由外匯，造成巨大的資金逃避。南京撤退以後，才採取申請與核准制度，外匯發生了黑市，但上海依然是支出外匯的最大口岸，敵人從華北、華中淪陷區搜刮「法幣」到上海大量套購外匯。民國二十七年冬到二十八年上半年，英商滙豐銀行、麥加利銀行與中國、交通銀行締結了協定，中、交兩銀行出英匯五百萬鎊，滙豐、麥加利兩銀行借給中國五百萬英鎊，由滙豐銀行掛牌維持上海黑市外匯，每元為八便士，八九個月之後，一千萬鎊的基金就用光了，匯市就從六便士、五便士、四便士、三便士……跌下去，到三十年冬，已不足三便士。在這一過程中，單是麥加利銀行就賺了四百萬鎊，滙豐銀行當然更多，而宋藹齡一個人，據說就撈進了八百萬鎊。這一筆帳應該怎樣算呢？中國貼去五百萬鎊外匯基金，又欠了五百萬鎊債，損失一千萬鎊，而英商銀行則拿出了五百萬鎊，賺進了八百萬到一千萬鎊，還有五百萬鎊債權在手，遲早要收回本利。但英國那時的確是幫助中國，因為她在華北、華中有不少投資，是希望中國抗戰勝利的，美國那時還幫助日本，正大量供給日本以軍火及軍火原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