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內幕 · ◎宋子文的理財術

宋子文是國民黨的「理財大家」，蔣介石連年內戰，龐大的軍費和特務費用（包括收買分化地方勢力的巨大支出），主要依靠宋子文籌劃。北洋軍閥時代，能夠借到兩百萬元借款的就能做財政總長，袁世凱把鹽稅及關稅一部份（除支付庚子賠款本息之外的多餘部份）抵押給五國銀行團借到的善後大借款，不過二千五百萬元。而民國十六年到抗戰的十年間，國民黨發行的國內公債和庫券大小三十二種，最少的五百萬，最多的一萬萬元、五千萬元，合計達十萬萬元以上，借的外債則僅棉麥借款一項就是五千萬美元，合華幣一萬五千萬元左右。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開支比北洋軍閥統治要增多數十倍，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掠奪侵占入私囊的財富，比國民黨政府的支出還要多幾倍。上面所提到的盛宣懷，是清末最會搜刮的也是最富的官僚，滿清滅亡的時候，他的財產僅值六千萬兩，以那時的物價與匯率計算，合今天的美金一萬二千萬元，比起蔣宋孔陳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那末，宋子文怎樣搞到這許多錢的呢？當然主要是加稅和借債兩項（孔祥熙長財政的時期，除照宋子文時代的老辦法之外，又多了一項通貨膨脹）。問題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不僅借債不容易，加稅也是阻力重重的，不要說北洋軍閥時代的一些「財政家」常有「司農仰屋」之嘆，就是「九·一八」後孫科做行政院長，雖起用花旗銀行買辦黃漢梁為財政部長，也終因財政無法應付而下台，讓位給汪精衛，仍由宋子文掌握財政。宋子文有什么本領呢？他的辦法就是使有勢力反對的人反能因此獲利，於是阻力就變成助力，雖然多數人民因增加負擔而不滿，但他們沒有力量，不能起阻撓作用，而能夠反對的有勢力者，則不僅不反對，還轉而贊助他，當然就能夠推行順利了。 例如捲菸統稅，就最容易說明這個道理。捲菸抽稅，起源於江蘇省教育會派（黃炎培、袁希濤、沈恩孚為領袖）為求得教育經費獨立，而創辦的新稅。那時江問漁（恆源）做江蘇省教育廳長，嚴家熾做財政廳長，陳陶遺做省長，因為教育經費老是積欠幾個月，教職員時常吵鬧。省教育會派是帶有全國性的「學閥」，其勢力不限於江蘇省，也不僅在教育界。它建議開徵新稅，一則在「教育」的大帽子之下，商人不敢反對，二則實際上減少了省財政的支出，三則省去許多麻煩，再有許多人事關係，所以得到了省當局的批准而舉辦。那時是一種消費稅，是向零售商店徵收的，最初估計只能抵省教育經費的一部份，後來舉辦的結果，逐年增加，大大超過了全年的教育經費支出。北伐以後，國民黨政府收回自辦，成為主要的收入之一。裁厘卡後，改為產銷稅，出廠即繳稅，以後行銷全國，不再抽稅，所以叫做「統稅」，為國家財政的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兩種為關稅和鹽稅，而關稅和鹽稅的收入雖多，但都抵押給外國債權人，所余不多，而統稅則為新稅，沒有抵押掉，所以財政部主要靠這個稅收抵充政費軍費。統稅除捲菸外，還有棉紗、麵粉、水泥等）。中國境內的捲菸廠，最大的就是英美煙公司（為英國資本家在華投資中最大的企業），其產額超過全部華商煙廠的總和，但英美煙公司卻拒絕繳納統稅，理由是它的紙菸經過厘卡時本來不納厘金的，裁厘與否，和它沒有關係，它不能也不應該增加額外負擔。英美商人有領事裁判權為護身符，他不繳稅，拿他沒有辦法。宋子文上台後，去和英美商人交涉，結果同意繳稅了，而且把過去欠繳的也補繳了一部份。宋子文不僅在財政上「成功」了，在外交上也「成功」了（宋子文後來擔任國民黨中政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是國民黨外交政策的指導者，是外交部長的上司），英美資產階級及其買辦都很「佩服梯維的才能」（宋子文的英文譯名為T．V．song，故洋人和洋化的中國人都叫他做「梯維宋」，而特別表示接近或親密者則更只稱名而略去姓）。宋子文究竟有什么本領呢？說起來很簡單：他把原來的五級稅制改為二級稅制。統稅是從量稅不是從價稅，是每五萬支煙（一大箱）抽若干錢稅的，紙菸的等級相差很多，價格上下，相差到二十倍以上，所以過去分為五級，稅額多少不同，但同一級內最高與最低的已負擔不公平，如三百元一箱的煙與四百元一箱的煙同樣抽統稅四十四元二角五分（假定一般的稅率為百分之一二·五），前者的負擔為百分之一四·七五，後者則僅為百分之一一·○五，前者的負擔比後者多百分之三三強。宋子文又把它改分為兩級，於是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龍，華成公司的美麗牌，與英美煙公司的白錫包、大炮台，價格雖相差到二三倍，但每箱所繳的統稅卻一樣；南洋公司的大聯珠，華成公司的金鼠，與英美煙公司的紅錫包（即大英牌）價格相差近一倍，金字塔的價格僅及紅錫包的三分之一，所繳的統稅數額卻也一樣。這樣的稅則，大大幫助了英美煙公司在商品市場競爭中壓倒一切華商煙廠，更便利於英美煙公司擴大市場，以至獨占某些地區的（如華北）市場，當然他就不反對而會擁護了。拿南洋公司、華成公司與其他小廠比較，則小廠出低級紙菸的負擔更重，而小廠則無力反對。增加稅率的時候，也是如此，稅率愈高，對英美煙公司也愈有利，商人本應反對加稅的，在那樣原則下，大資本家，特別是洋商，不僅不加阻撓，而且首先照辦。「你看，外國商人都服從政府的法令，中國商人反漠視國家的困難，只圖私人的利益，未免太缺乏國家觀念，愛國心太薄弱了！」這個帽子多大，你還能不乖乖地照辦，以「共濟時艱」嗎？棉紗統稅也只分兩級：二十三支以下為粗紗，是一種稅額，以上為細紗，另一種稅額。中國紗廠所出的細紗，一般以三十二支為限，日商和英商紗廠則有四十支到六十支的，價格相差近倍，而繳稅則相等；日商、英商的紗廠所出的粗紗，極少在二十支以下（市場上亦叫做「細紗」，稅則上的細紗，市場上叫做「線」），而華商紗廠的粗紗，則有十支、八支的（織毯子用），其價格相差則不止一倍，但繳納的稅金也完全相等。這種稅制，完全有利於外商企業，愈加稅對外商愈有利，而對華商（尤其是小廠）則愈不利。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夠加稅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資產階級及其買辦所以推崇宋子文的基本原因。 再說到借債，這也是一件難事，中國的商人願意和官吏往來，給些小便宜與官吏，甚至給賄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獲致厚利，但卻不願借錢給官廳，因為政治局勢常有變遷，人事一有調動，就沒有人負責，如袁世凱籌備帝制時用去的中國、交通兩銀行的準備金，和「九六公債」之類，都未清償或整理。所以北洋政府時代能夠借到一二百萬的財政總長，已是了不起的大本領。為什么宋子文能發幾萬萬元的內國公債呢？他用了兩個辦法：一個是「維持債信」，一面定期還本，按期付息，一面又借新債；一個是「誘以厚利」。為了說明宋子文發行公債的策略，我在此插入一段黃楚九起家的故事，這個故事雖與財政無關，但道理卻是相同的。 黃楚九是上海大世界遊藝場的老闆，他經營的事業除大世界之外，還有日夜銀行、日夜交易所、共舞台、中法藥房、中西大藥房、九福製藥廠（出「百齡機」的）等等，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上海人都知道這位「滑頭大老闆」，雖然他病死之後（約在二十年前）沒有幾天，日夜銀行被擠倒，而其他企業都相繼換了主人；但不能否認他是一個有本領的事業家，正如不能否認宋子文的「才能」一樣。黃楚九沒有錢，他的資本最初是怎樣得來的？後來又是怎樣累積起來的呢？他開始選擇了一個債主（據說是一個富孀），向她借二十元，約定三日後歸還，這個錢黃楚九並不用它，放在家裡等到第三天，就拿去歸還；第二次再去借五十元，約定五日，到第四天就去還掉了；這樣建立了信用起來，借的數目從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增加上去，一直借到二萬元，黃楚九就用它盤下了中法大藥房，製造艾羅補腦汁，債主因數目太大了，逼也沒有辦法，逼倒了他，本錢也不能全收回，更不要說利息，只好長期放給他生利。這是黃楚九起家的第一批資本。他從此陸續擴大他的事業範圍，一面在各事業機關中用厚利吸收存款（除利息較銀行大半倍一倍外，還按月贈送出品，如香水、肥皂、補藥之類）、發行禮券等辦法吸收資金，一面又創辦了一所日夜銀行，除利息比別家大半倍一倍，晚上也開門營業，隨時可以存付（那時法租界有公開賭場，這個夜間營業的銀行，大大便利了賭客）。因為利息大，手續簡便，很多女傭也向日夜銀行存款。黃楚九就靠了這些辦法吸收資金以擴展企業，而自己則過著享受頗為奢華的生活（黃死後雖破產，但其家屬的生活仍相當富裕，托匪而兼敵特的黃特——抗戰末期在泰縣出版《大道月刊》，後來又投入周佛海部下的——就是黃楚九的孫子）。 宋子文、孔祥熙的發公債辦法，就是和黃楚九的取得資本同一作法。宋子文組織了一個叫做「內國公債準備委員會」，辦理還本付息事宜，把上海的金融業領袖都網羅進去當委員，每月應還本息，先由財政部令國庫（中央銀行）如數撥足，還多撥一些，以建立「債信」；而他的中央銀行的理監事，則大部份任用上海銀錢業的領袖，中國、交通兩銀行的「官股董事」也是如此，如錢新之、徐新六、李馥蓀、陳光甫、胡孟嘉、胡筆江、葉扶霄，秦潤卿等，都拉在官家的金融機關中兼上一個差使，他們有了發言地位，對債權就多了一層保障。這是一方面。另一更重要的因素，則為利息特別厚。國民黨發的公債，年息多的是八厘，少的是七厘，比市場的利率為低。從條例上看，公債發行的折扣從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合算，年息八厘的也只合到年息八厘四，和銀行的存息差不多，不僅無利，而且還要倒貼開銷。這是表面上的計算，實際則利息大得很。國民黨發行的公債，幾乎都是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給銀行和大錢莊，然後上市（證券交易所），再照市價結帳，所以銀錢業所繳的款子和財政部所實收的，最高是六折，低的則僅五折，平均約為五五折，因此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還不僅如此，因為還本是實足的，所以實際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種公債，年息八厘，十年還清，市價是六折（以最高價格計算），某銀行購進一百萬元，則其逐年的利潤有如廠表： 年度 本金 持有公債票面 收入債息 收入還本 實際核算 收回成本 實際利息 實際年利率 第一年　六○○·○○○　一·○○○·○○○　八○·○○○　一○○·○○○　六○·○○○　一二○·○○○　二○％ 第二年　五四○·○○○　九○○·○○○　七二·○○○　一○○·○○○　六○·○○○　一一二·○○○　二○·七％強 第三年　四八○·○○○　八○○·○○○　六四·○○○　一○○·○○○　六○·○○○　一○四·○○○　二一·六七％ 第四年　四二○·○○○　七○○·○○○　五六·○○○　一○○·○○○　六○·○○○　九六·○○○　二二·八五％ 第五年　三六○·○○○　六○○·○○○　四八·○○○　一○○·○○○　六○·○○○　八八·○○○　二四·四四％ 第六年　三○○·○○○　五○○·○○○　四○·○○○　一○○·○○○　六○·○○○　八○·○○○　二六·六六％ 第七年　二四○·○○○　四○○·○○○　三二·○○○　一○○·○○○　六○·○○○　七二·○○○　三○％ 第八年　一八○·○○○　三○○·○○○　二四·○○○　一○○·○○○　六○·○○○　六四·○○○　三五·五五％ 第九年　一二○·○○○　二○○·○○○　一六·○○○　一○○·○○○　六○·○○○　五六·○○○　四六·六六％ 第十年　六○·○○○　一○○·○○○　八·○○○　一○○·○○○　六○·○○○　四八·○○○　八○％ 照上表每年平均收回本金的計算，最初一年利率最小，還達二分，最後一年則高到八成。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開始少還本（如第一年作為收回本金四萬元計），則每年的平均利率在二分三厘以上。這是一種高利貸。而國民黨所發行的公債（或庫券），年限有少於十年，折扣有低於六折的不少，其實際利率就比這還要大。在抗戰之前，一般銀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八厘到一分（活期則僅四厘到六厘），放款則為一分二厘到一分六厘，很少超過一分八厘的，至於高到二分的，那只有銀根特別緊的日子，一年只有幾天（那是按日計算，合到這個年利率），銀行的業務就是賺存款息與放款息的差額。現在試算一下，如某銀行吸收存款五百萬元，平均的存息為九厘，全年付出利息四十五萬元，放款同數，平均利率為一分四厘，全年收入利息七十萬元，收支相抵毛利二十五萬元。如果該銀行一年的開支為十五萬元，則該行的純盈餘為十萬元。如果該行把這五百萬元買了公債，則一年的利息收入為一百十五萬元，付出存息四十五萬元，毛利為七十萬元，開支還可節省幾萬元（因為放款需要調查研究，以及監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較多，而買公債則僅幾張紙，鎖在保險箱裡，就安全無事，只要一兩個人注意證券市場動態即盡其能事），就是以開支相等計算，其純利為五十五萬元，較前者增加四十五萬元，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債的利息高到這樣，自然金融家就不願意投資於生產事業了。中國經濟衰落，生產不發達，當然原因很多，國民黨政府把社會上的遊資（本來可用於擴大再生產的）用公債吸收了絕大部份，以供內戰費用，以充實私囊，變成外國貨幣，使維持原來生產也感到資金不足，更談不上擴大再生產，無疑是主要原因之一。這就是宋子文的「才能」與「功績」！ 銀錢業從公債中得到的好處還不僅是上述的高利一種，更可用作向中央、中國、交通等所謂「國家銀行」領用鈔票的準備金。照規定：銀行錢莊只要繳六成硬幣或金銀外匯，四成有價證卷（以公債為主）即可領用十足的鈔票。如某銀行以五百萬元存款，其中三百六十萬元收購金銀或外匯（所謂硬貨），一百三十二萬元照五五折計購進公債二百四十萬元，即可向中、中、交、農等銀行領取鈔票六百萬元，還多八萬元在手另作用途。如果它再把這六百萬元如此運用，以四百三十八萬元存儲硬貨，以一百六十萬六千元買進公債二百九十二萬元，即可領取鈔票七百三十萬元，連前還餘九萬四千元。如果再轉手一次，以五百四十萬元備硬貨，以一百九十八萬元買公債三百六十萬元，就可以領用鈔九百萬元，這樣翻了三次手，五百萬元的資金變成了九百萬通貨可以周轉，而且它繳作準備的八百九十二萬元票面的公債，利息仍歸領鈔銀行所有，因為這批公債的主權並沒有轉移，以年息八厘計算，一年可收入八十萬○二千六百元（公債的還本，要抵償領用的鈔票，不能作為收益）。如果它再把九百萬元投資於公債，一年可收入二百○七萬元，兩共二百八十七萬二千六百元，比作工商業放款的收入是四與一之比，如計算純利，則要相差二十幾倍（以上的算法，是按與四大家族相勾結而有密切聯繫的行莊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長袖善舞就不可能如此做，一則公債的抵作準備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價，只能便宜到四成證券的利息，以五百萬元計，即二百萬元的利息十六萬元，不能愈滾愈多；二則領用的鈔票有記號，發鈔銀行收回若干，馬上要向領鈔行莊兌現，如以五百萬元的資力而領了二千二百餘萬鈔票，非有極大靠山不能冒此危險）。這樣一來，金融業固然獲得了大利，而國民黨政府與宋孔財閥更一舉而兩利：既發行了大量公債，又發出了大量鈔票。 發公債對銀錢業有大利，所以銀錢業不怕公債多，而只怕公債少，不怕當局要它承銷公債，而只怕不叫它承銷。這是一方面，是宋子文的公債政策能夠收效的主要原因。但一到公債發得多，銀錢業雖靠公債發了大財，但它的資金大部份變了公債的時候，銀錢業領袖們與掌握財政大權者之間的關係就起了變化：過去是財政部長依靠銀錢業領袖，不得到他們的幫忙，他借不到款，現在則銀錢業的命運操在財政部長手裡，只要公債的本息一動搖，銀錢業就有許多要破產，而不能不遷就財政部，依附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甚至國民黨政府公開賴債，無條件延長還本期限（改為統一公債），銀錢業還要幫它維持市價，原因是自己手裡太多，不能讓它跌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