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 十 對於《哲學史》所描寫的古代哲學中絕的批評
（一）專在哲學的雲霧中去找哲學中絕的原因！ （二）「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一個真原因就是莊子的《齊物論」 （三）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二個真原因便是荀子韓非一派的狹義的功用主義 （四）「中國古代哲學滅亡的第三個真原因就是荀子韓非李斯一系的專制的一尊主義」 （五）「哲學滅亡的第四個原因……乃在方士的迷信」 （六）春秋戰國時代四大系的思潮 （七）用「鬍子頭髮一把梳」的辦法治哲學史 （八）「第一個真原因」竟是一個假原因！ （九）「第二個真原因」又是一個假原因！ （一○）難道是「古學黨」的宣傳部長？ （一一）「第三個真原因」又是一個假原因！ (一二)「第四個真原因」又是一個假原因！（一三）介紹並批評梁啓超所補充的古代哲學中絕的「兩個更大的原因」 （一四）不通的標題 （一五）四系哲學的中道滅亡或繼續發展的分析觀。
第十九，胡博士這部《哲學史大綱》不獨是每篇錯誤百出，並且幾乎每章都是如此，不獨起首一章（指二篇第一章）錯得頂厲害，並且末尾一章也是如此。其實起首一章的錯誤還算情有可原，因為他至少尚知道從所謂「時勢」中去找哲學結胎的原因；到了末尾一章他簡直把這種手續免去，專在哲學的雲霧中去找哲學中絕的原因，因此弄出來的錯誤，便令人無從原諒了！可是我們暫且先聽一聽他的偉論罷。據他說，「中國古代哲學的中道斷絕……約有四種真原因」：
（一）懷疑主義的名學。「中國古代的哲學莫盛於『別墨』時代……不料這支學派發達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擊。這種根本上的打擊就是莊子一派的懷疑主義。……有了這種態度，便可把那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一齊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傳下來的『使民無知無欲』的學說和莊子同時的慎到田駢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學說，自然更容易養成一種對於知識學問的消極態度。因此莊子以後，中國的名學簡直毫無進步。名學便是哲學的方法。方法不進步，哲學科學自然不會有進步了。所以我說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一個真原因，就是莊子的《齊物論》。」
（二）狹義的功用主義。「莊子的懷疑主義出世之後，哲學界又生出兩種反動：一是功用主義，一是一尊主義。」荀子的「功用主義一方面是要挽救懷疑哲學的消極態度，一方面竟是攻擊當時的科學家與哲學家」，因為他把「充虛之相施易」，「堅白異同之分隔」，看做「無益於理」。「這種主義到韓非時，更激烈了，更偏狹了。」他簡直「把『功用』兩字解作富國強兵，立刻見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堅白無厚之辭』，同一切『上智之論，微妙之言，』都是沒有的用。……這種短見的功用主義乃是科學與哲學思想發達的最大阻力。」哲學界有了它，「學術思想自然不會有進步，正用不著焚書坑儒的摧殘手段了。所以我說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二個真原因，便是荀子韓非一派的狹義的功用主義。」
（三）專制的一尊主義。懷疑派的人持一種智識上的悲觀主義，以為「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莊子·秋水篇》）荀子欲救其弊，乃說：「『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這九個字便是古學滅亡的死刑宣言書！學問無止境，如今說學問的目的在於尋一個止境：從此以後，還有學術思想發展的希望嗎？荀子接著說：『惡乎止之？曰，至諸至足。曷為至足？曰，聖王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這便是我所說的『專制的一尊主義』。在荀子的心裡，這不過是挽救懷疑態度的一個方法，不料這種主張便是科學的封門政策，便是哲學的自殺政策。荀子的正名主義全是這種專制手段。後來他的弟子韓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都是實行這種師訓的人。《韓非子·問辯篇》說：『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這就是李斯後來所實行『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學的發達全靠『異端』群起，百川競流。一到了『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時候，一家專制，罷黜百家；名為『尊』這一家，其實這一家少了四圍的敵手與批評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銹了，不久就要鈍了。故我說中國古代哲學滅亡的第三個真原因就是荀子，韓非，李斯一系的專制的一尊主義。」
（四）方士派的迷信。中國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至春秋戰國時又因幾種原因而「增添一些勢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義。二是儒家的喪禮祭禮。三是戰國時代發生仙人迷信。四是戰國時代發生的陰陽五行之說。五是戰國時代發生的煉仙藥求長生之說。——這五種迷信漸漸混合，遂造成一種方士的宗教。」當時的君主如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秦始皇都迷信這種宗教。尤其是秦始皇極力加以提倡，「到處設祠，封泰山，禪梁父，信用燕齊海上的方士，使徐市帶了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使盧生去尋仙人羨門子高，使韓終，侯生等求不死之藥，召集天下『方術士』無數，『候星氣者多至三百人。』這十幾年的熱鬧遂使老子到韓非三百年哲學科學的中國，一變竟成一個方士的中國了。古代的哲學，消極一方面，受了懷疑主義的打擊，受了狹義功用主義的摧殘，又受了一尊主義的壓制；積極一方面，又受了這十幾年最時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學從此遂真死了！所以我說，哲學滅亡的第四個真原因，不在焚書，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
以上從胡博士古代哲學滅亡的四個真原因的撮要，原文共有十大頁，此處所引不過四分之一，因此，我們的批評不能完全以此為限。現在分條討論如下：
一，我們在上面的批評中已經指出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潮共分四大系，這不是胡博士所說的道，儒，墨，法四家，而是：
代表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的老莊系，
代表士和新興地主階級的儒法系，
代表農工階級的墨子系，
代表無產階級的許行系。
這四大系既各有各的階級背景，也各有各的主義和學說，雖因同時並存，可以互相影響，而各系的游離分子甚至於將此等學說混合起來，然其主要潮流各有分別，是不能並且也沒有混在一起的。所以各系中人始終是互相非難，各不相下，如墨子的攻擊儒家，孟子的排斥楊墨，進攻許行陳仲，荀子的批評老莊墨子，莊子的非笑儒墨，老子的抨擊儒墨法三家，都是其中彰明較著，信而有證的。我們如果要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滅亡的真原因，應當按照各系的情形，加以個別的分析，才能得到真相。不意胡博士雖著了一大本《哲學史》，對於此等思想系統及其背景始終不懂，以致應用我們鄉間所謂「鬍子頭髮一把梳」的辦法，將它們混在一起來討論。他說，科學的「別墨」一派正在發達之中，竟受了莊子一篇《齊物論》的「根本打擊」，試問這是什麼話？堅苦卓絕的墨者，自信力是何等堅強，做成「中國古代第一奇書」（《墨辯》六篇）的墨者，知識是何等優越，因反動派的莊子做了一篇《齊物論》，就「受一次根本上的打擊」，只有實驗主義者才做得出這種結論！
胡博士自言從赫胥黎學到一個「拿證據來！」平日也喜歡用證據，現在要問他這種說法有沒有證據？有的，就是「和莊子同時的慎到，田駢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學說」。可是我們在第八項中已經說過，慎到雖時常證引墨子的話，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墨者，這種證據是沒有用處的。還有一層，胡博士在《哲學史》的第八篇指出墨學的滅亡，「第一是由於儒家的反對」，「第二由於墨家學說之遭政客猜忌」，「第三由於墨家後進的『詭辯』太微妙了」，並沒有涉及莊子的懷疑主義；現在竟將自己前次所舉的原因，一齊抹殺，另來一個莊子的《齊物論》，可見他著書多系東拉西扯，臨時湊成的。
墨家一系哲學中絕的原因，既不在區區一篇《齊物論》，儒法系更不用說，因為胡博士自己明明承認荀子，韓非的「狹義的功用主義」和「專制的一尊主義是懷疑主義的反響，「都帶有救正懷疑主義的意味」。至於許行一系的實行家當然不會受這種無聊的空談的影響。於是還只剩著道家一系或有受影響的可能，但仍舊沒有證據。不，依照胡博士的說法，《莊子》一書在兩千年前即已發見和達爾文一樣的「物種由來」說（即所謂「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說如果是莊子本人倡的，可見他的懷疑主義並不能影響他自己，如果是後人倡的，可見他的懷疑主義也不能影響他本系的同志。自我們看來，《莊子》一書中既沒有達爾文一樣的學說，而《齊物論》在思想上也沒有表現什麼影響。胡博士如不以這句話為然，即請以慎到為例。這個人是他所認為完全接受懷疑主義的，宜乎「以『不譴是非』為高尚」，不肯「研究真理的科學與哲學」了，但他在第十二篇曾告訴我們說：
「慎子的『法治主義』便比儒家進一層了。……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報出『法』的客觀性。這種客觀的標準，如鈞石權衡，因為是『無知之物』，故最正確，最公道，最可靠。」
倡「莫之是莫之非」學說的慎子居然能創造一種「比儒家進一層」的「法治主義」，並指出「最正確，最公道，最可靠」的法的「客觀的標準」，可見《齊物論》自《齊物論》，科學進步自科學進步了。至於認「莊子以後，中國的名學簡直毫無進步」，為受了《齊物論》的影響，更是一種無稽之談，值不得我們一駁。由此看來，所謂「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一個真原因」竟是一個假原因了！
二，胡博士把荀子，韓非等「狹義的功用主義」和「專制的一尊主義」看做莊子懷疑主義的反響，其立論的淺謬，和他認莊子的名學是「別墨」一派名學的反響，而墨學的中絕又是受了《齊物論》的影響那樣的議論，沒有兩樣。在他自己以為是在做「明變」的工作，系他所舉的哲學史三大目的之一，萬不可少的，但自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拉扯」的工夫，只能形成一種似是而非的議論，不獨沒有用處，而且貽誤後學。各系的學者既各有其階級的背景，則一種學說的出現必然是按照本階級的需要而來的，決不像公子哥兒鬧意氣一樣，你有這一樣，我就要弄出那一樣來和你比一比長短，見個高下。荀子倡這兩種主義正是新興地主階級急於要升為統治階級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後來李斯利用師說獲得成功，就是一個明證。此等學說的出現和莊子的懷疑主義沒有因果的關係，有了懷疑主義，它們固然要出現，即沒有它，也要出現。（不過有了它，對於他們多少要發生一點影響。）試看荀子是何等喜歡臧否人物，他對於老子，申子，它囂，魏牟，陳仲，史魷，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一律加以批評，尤其是對於他所不贊成的學說，必定長篇闊論地駁個痛快，如用《性惡篇》駁孟子的性善論，在《富國篇》和《樂論篇》中駁墨子的節用與非樂論，在《正名篇》中駁「殺盜非殺人也」諸說，在《正論篇》中駁宋子的學說是。他對於莊子的批評怎樣呢？只有「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的話。他的兩種主義如果真是為莊子的懷疑主義而發，拭問豈有不來一大篇駁論麼？他的默不作聲就是胡博士的推論不過一種曲說的反證。
「狹義的功用主義」既是儒法係為著本階級的利益，應時勢的要求而發，（其實胡博士自己也承認此說，所以說：「這種極端的『功用主義』，在當時韓非對於垂亡的韓國固是有為而發的議論。」）其他各系因立場不同，自不致一致接受，這是很顯明的道理，不意胡博士不肯細心考察這種實在的情形，偏偏好發空議論，說「哲學界有了一種短見的功用主義，學術思想自然不會有進步。」他既沒有提出證據，怎能斷定各系一致奉這「短見的功用主義」為準繩，而不再去求科學與哲學思想的發達呢？所以他說的「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二個真原因」又是一個假原因！
三，儒法系「狹義的功用主義」既不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真原因，它的「專制的一尊主義」自然也事同一律，用不著多說。不過我們在此處應當指出唯心論的經驗主義者是怎樣誇大荀子「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這九個字的作用。他似為這「便是古學滅亡的死刑宣言書」！(我看到這句話，疑心他秘密組織了一個什麼「古學黨」，並擔任了宣傳部長的職務，不然，他便沒有這樣信口開河的必要。區區九個字就可以宣告全部古學的死刑，這比莊子的一篇《齊物論》有效得多了！偉矣哉，文字的力量！可怕呀，「死刑宣言書」！
好了，我們不要停在此處開頑笑，應當正正經經說幾句。胡博士對於荀子的話實在犯了穿鑿的毛病。「學問無止境」的大道理，荀子是懂得的，所以他在這九個字的上面預先說明：「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無所疑（定也）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遍也。」同時他在這九個字的下面又明白解釋「止之」兩字是要「以聖王為師」，「以聖王之制為法」。如把上下的文字連貫起來看，那就是說，知識原無止境，所以沒世窮年不能探遍，但應當有個標準，有個範圍，才不致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於是便不能不以盡倫盡制的聖王為師，而以其制為法。胡博士不知注意上下的文意，竟斷章取義，把這九個字曲解作「學問的目的在於尋一個止境」，於是大驚小怪地指它為「古學滅亡的死刑宣言書」，這種手法彷佛江湖術士的耍把戲！
「以聖王為師」，「以聖王之制為法」，這是「專制的一尊主義」，不錯；「這種主張便是科學的封門政策，便是哲學的自殺政策」，也不錯。不過墨子也曾說過：
「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
胡博士既說「墨子是一個教主」，便應當承認他這種說法不僅限於政治方面，並包括教育在內。他的話和荀子的話雖不完全相同，然其為「專制的一尊主義」則一，胡博士在講墨子的「尚同」時，也徵引過意義相同的句子，何以不斥為「專制的一尊主義」，何以不斥為「科學的封門政策」，「哲學的自殺政策」呢？恐怕是因當時墨學正在勃興之際，用不著這種材料罷！
還有一層，所謂「科學的封門政策「，和」哲學的自殺政策」，是要一般科學家與哲學家接受這種「專制的一尊主義」，才會呈出如此現象。現在根據我們在上面所說的理由，儒法系以外的三系決不會接受這種主義（就是主張「上同乎天子」的墨家也不會聽命，因為它明明要「選擇賢能聖智辯慧者立以為天子」，在此舉未能實現時，它還是要反對「專制的一尊主義」）；其實儒法系又何嘗奉行過這種主義？當胡博士拿筆草這一段文字時，他的下意識中恐怕也有同樣的感覺，所以於「科學的封門政策」和「哲學的自殺收策」之後，馬上變更論點，把韓非的說法與李斯的實行這種說法的事實敘述出來，想藉此淆惑讀者的心思。殊不知李斯「實行『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對於科學哲學界僅系一種外來的暴力，與焚書坑儒同其性質（胡博士也說「這兩件事……都不是古代哲學消滅的真原因」），至多不過是科學的被封門，哲學的被殺，絕不能與「科學的封門政策」，和」哲學的自殺政策」混為一談。況且李斯的政策並沒有貫徹出來，其效力當遠在焚書坑儒之下。所以胡博士所說的「中國古代哲學滅亡的第三個真原因」，又是一個假原因了！
四，卡爾說得對：「宗教是被壓者的太息聲，是一個無情世界的心情，是種種慘澹無光的狀況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是人民虛幻的幸福」。當春秋戰國時代，戰爭頻仍，被壓迫階級的痛苦，都有增無減，宗教的迷信也與時俱進，這原是不足奇怪的。可是宗教迷信的增加與科學哲學的發達，並非絕不兼容的，它們可以同時並進，春秋戰國之際就是一個顯例。因為不獨各階極的人知識思想各不相同，即一個階級的人也有程度上的差異，一部分人儘管沉溺於宗教的迷信中，愈陷愈深，但另一部分人（指這個階級一部分開明的領導者）可以跑上知識的道路。日趨光明，尤其是在一種學說已有根基的時候，這種可能性更大。試看前幾年我國所謂同善社，悟善社遍布全國，上自武入官僚，下至紳士老百姓，都趨之若鶩，不獨沒有因此影響國內科學哲學的發展，並且這些學科也與之懼進，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所以胡博士指秦始皇時方士十幾年的熱鬧為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原因，殊不合理。他應當知道方士的熱鬧是一種外部的勢力，恰和焚書坑儒一樣，假史四大系的學說沒有內部崩潰或停滯的原因，這種熱鬧對於它們不會發生影響，即發生影響，也是極其有限的。胡博士說：「秦始皇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一班望星氣，求仙藥的方士。這種方士多坑殺了幾百個，於當時的哲學只該有益處，不該有害處。」他以為方士的坑殺對於「當時的哲學只該有益處」，而在實際上並無益處，那麼，他所謂方士的害處，也就未見得真是害處罷！至於說這十幾年最時髦的方士宗教同化了古代哲學因而滅亡了古代哲學，又是一種杜撰的話，我們用不著駁斥，叫他先實行赫胥黎的教訓，「拿證據來」！然後要求答覆。總而言之，他的中國古代「哲學滅亡的第四個真原因」仍舊是一個假原因。
大家看了以上的駁論，就可以知道唯心派的實驗主義者，美國道地的哲學博士，和自命為中國治哲學史的開山人做出這十大頁的古代哲學中絕的結論，可含有半點真理？！好一個實驗主義者，好一個哲學博士，好一個中國哲學史的開山人！第一個批評這部哲學史的梁啓超雖本於唯心論的見地，承認這「四種真原因」，但他還覺得不夠，不替胡博士補充「兩個更大的原因」：
「第一，凡當民族混化社會劇變時代，思想界當然像萬流競涌，怒湍奔馳；到這種局勢完全經過了，社會狀況由川湍變成大湖泊，當然是水波不興，一拭如鏡。戰國和秦漢的嬗變，正是如此；思想界發揚蹈厲了幾百年，有點疲倦了，自然移到休息時代。
第二，中國人本是太平原民族，因他的環境和遺傳，久已養成一種愛中庸厭極端的性質；春秋戰國間，因社會劇變，發生特種刺激，才演出這個例外。像孔子這派的中庸態度本來是最適於這個民族的心理；他本身又有很豐富的資料，盡夠人受用，所以特種刺激過去之後，自然是唯他獨尊了。」
梁大玄學家看見胡大博士完全用唯心論解釋古代哲學的中絕問題不大巧妙，於是極力靠近唯物論，冀得一種滿意的解決。不意他的腦子裡滿裝著民族的意識，兌把生產力和生產方法發展的問題拋開，拿住「民族混化」做主幹，對於思想界打一個譬喻，歸結到「有點疲倦」，「移入休息時代」。（一「休息」就是兩千年，好「疲倦」啊！）這種用「當然」起，「自然」止的論斷法再巧妙也沒有了，只是空空洞洞，未嘗告訴我們一點實在和具體的東西！
梁氏於民族問題之外又加上一個地理問題，以為「大平原民族」「久已養成一種愛中庸厭極端的性質」，可是這種性質於「久已養成」之後，偏因「特種刺激」，來一個春秋戰國五百年的長時期的「例外」，實在有點奇怪。這「特種刺激」是什麼，未蒙明示，實在有些神秘。按著是孔二先生的遺產豐富，盡夠我們這個民族受用，我們於感瀲之餘，便馨香禱祝，尊之為「大成至聖」！
請大家仔細看一看，梁氏替胡博士所補充的「兩個更大的原因」到底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無非是幾句空話，一套玄談！我們所要急切知道的，是中國古代哲學滅亡的實在的原因，而他所說的是一個文學家的美麗的比喻。他談到「休息」，難道滅亡僅止於「休息」？他又談到「獨尊」，難道「獨尊」可以襯滅亡？可憐，唯心的哲學家，可憐，玄學的批評家！
胡博士的「四種真原因」和梁啓超的「兩個更大的原因」對於「古代哲學之中絕」的問題既完全說得不中肯，實在的原因究竟在那裡呢！我們以為此事還不能這樣直截了當地解決，當從標題談起。胡博士「古代哲學之中絕」這一章的標題完全不通，如依照這個題目去做文章，即做一萬年，也做不通！因為中國古代哲學只有一部分中絕了，另一部分是轉變了，並沒有全體中絕。所謂「懷疑主義的名學」，「狹義的功用主義」，「專制的一尊主義」，甚至於「方士派的迷信」明明也是一種哲學，怎好籠統地說古代哲學中絕了或滅亡了？此話如何說得過去？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應當分別來看。
當秦始皇統一江山之際，可以說就是周代封建生產方法正式告終和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完全占得勢力的時代，當秦漢遞嬗之際，可以說就是士和新興地主階級正式開始掌握政權，和小有產的農工階級以及無產階級完全失敗的時代；前者的標記是秦廢封建為郡縣，而後者的標記是揭竿斬木起而亡秦的農工和無產者終於崩潰，而泗上亭長所領導的文士武士的集團獲得最後的勝利。這種事前的趨勢和事後的結果反映到哲學上，便表現下列的形勢：
一，代表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的老莊系因貴族的顛覆和本階級的滅亡已成事實，完全無可挽回，失望之餘，走入懷疑主義一途，作為最後的微弱的太息聲，並暴露這一系再也沒有氣力前進了。
二，代表小有產的農工階級的墨子系因本階級受盡殘酷戰爭的毀滅，和橫徵暴斂的誅求，一部分死於戰爭，另一部分殘存的受新興地主階級和政府的剝削壓迫，生活日趨困苦，階級的力量愈益薄弱，遂流入詭辯成銷沉一途，度其無聊的歲月，暴露它得不到本階級生力軍的救援，再也興奮不起來了；及秦末農工們暴動失敗，這一系在哲學上戰鬥的能力也同歸於盡了。
三，代表無產階級的許行系因本階級的力量原來異常薄弱（也許還沒有完全組成一個階級），除為戰事所犧牲外，又備受比農工階級還要厲害的剝削與壓迫，更無以自全，更無力為之後援。加以這一系的學說十分幼稚，本來站不住腳，更容易趨於消滅一途，所以它不獨比前兩系滅亡更早，甚至於連自己的學說都無法保存了。
四，代表士和新興地主階級的儒法系因本階級的勢力飛黃騰達，日趨強大（戰爭對於這個階級是害少利多，因為由戰爭所獲的土地多歸諸戰士，使之成為地主，而重農的結果又足以增加地主的利益），在哲學上遂表現一種急功好利，切於實用的傾向，和一種勇往直前，豪邁無比的氣概，於是「狹義的功用主義」和「專制的一尊主義」應運而生；及至漢初遂成為儒法系獨霸「天下」的局面。所以單就這一系的哲學講，不獨沒有」中絕」或「滅亡」，並且還繼續發展，獲得最後的勝利，深入實際的政治生活中，而兩千年來在政治上總是開儒家的醫方，行法家的手術，這兩家能夠狼狽相依，正因它們的哲學有互相輔助之處。
以上所說的僅為四大系哲學中道滅亡或繼續發展的內部的和主要的原因，此外還有好些外部的和次要的原因，如秦始皇的焚書減少甚至於斷絕了學說傳播的機會（此事對於古代垂絕的各系哲學當然有極大的影響，胡博士毫不加以重視，未免可怪），當權者對於各系學說的仇視或提倡，得勢一系對於失勢各系的攻擊等等，都有助於各系哲學的消滅或發揚。不過沒有內部的原因，則外部的原因不能發生很大的作用，至多也只能是暫時的。如焚書一舉對於四大系是同樣不利的，而受打擊的程度則各不相同，就是一例。
總而言之，我們如就古代殘存的少數材料中，細心加以研究和分析，即不難找出古代各系哲學或興或廢的真實原因。不意號稱博學多聞，能思能慮的胡博士，應用他那「歷史的方法」和「實驗的方法」，對於這一切的一切，竟毫無所得，迫得乞靈於「懷疑主義的名學」，和「方士派的迷信」，作為古代哲學中絕的兩個真原因；尤其荒謬的是，將正在開始深入政治生活中並繼續向前發展的儒法系哲學也列在「中絕」，或」滅亡」之內，而以「狹義的功用主義」和「專制的一尊主義」為另外的兩個真原因——以這樣錯誤百出的推論結束這部錯誤百出的哲學史，可以說得上是「橫鎖一湖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