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 九 對於《哲學史》所描寫的前三世紀思潮的批評
（一）許行一班人的階級性 （二）春秋戰國時代僱工的出現 （三）最下層階級代表與激烈主張 （四）無產者的同志 （五）代表一種社會勢力 （六）又說不出許行為什麼提倡「很激烈的無政府主義」！ （七）許行的「市賈不貳」法和孟子的批評 （八）一丈布可以換一丈綢子！
第十八，關於這一章的各項人物，有已在上面講過的，如慎到，尹文是，有事業與著作不可考，並在思想上也不占重要位置的，如彭蒙，田駢，宋鈃，鄒衍是。如果單是這幾個人，我們簡直用不著另闢一欄來加以批評。但內中還有幾個人足以代表一個獨立的思想派別，故不能輕輕放過，這就是許行，陳相，陳仲。
我們要研究一派人的學說，當從他們的背景入手，不能像胡博士那樣抄近路的干去，因此我們又要談這一派人的階級性了。前面已經指出墨子是代表前資本主義階段中的自耕農，佃農，和手藝工人之類；但許行一班人所代表的當為更下一層的無產階級，即極貧苦的農工，僱工或奴僕。關於此事的證據本來極不充足，因為他們的事業學說只有《孟子》中有幾大段，此外散見於它書的，幾是絕無僅有。至於現今所有的《神農》，《野老》等書，不見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不過把他們的主張和當時最下層的被壓迫民眾的情形對照一下，我們的推論當不會有什麼錯誤，今請舉其說如下：
關於最貧苦的農民的情形，我們在批評墨子一項已經介紹過，即奴僕的存在也在第二項（春秋戰國的時代性及其產業發展的情形）中指明出來了。現在專講僱工。當春秋戰國時，這種無產者也已經出現，被稱為「庸客」或「傭保」。《韓非子·外儲說右篇》說：「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日：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反。」又《外儲左上篇》說：「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力而正畦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雲也。」此外，《史記·刺客傳》也說：「荊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可見在新地主勃興之際，這樣的僱工也普遍存在了。然當時雖確有這些最下層的貧苦民眾的存在，怎見得許行，陳仲等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呢？此事本沒有直接的證據，但可由推論來決定。
第一，越是下層民眾的代表，主張便愈激烈而徹底，反之，越是上層人民的代表，主張便意溫和而越於保守，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現象，很少例外的。老，楊，莊一派代表當時統治的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言論極端反動，固不必說。即代表士和新興地主的孔，孟，荀一派也就揭櫫「貴貴」「親親」，時常與封建勢力妥協。到了代表農民和「百工」的墨子雖一洗家族制度與貴族政治的遺蹟，高唱「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然他還是要有一個農工自己來乾的政府，即對於各上層階級，不獨不仇視，反要「兼愛」。這樣溫和的態度一定是反映著有地產的農民（自耕農），半有地產的農民（佃戶）和有「工肆」的「百工」的一種意識，因為他們雖時時受統治階級的剝削與壓迫，但仍然迷信，倘有他們自己的人參加政府，使在上的人不敢胡作亂為，各階級的人可以相安無事，並共同和平發展，故來一套「兼愛」的頑意兒。可是受盡各種剝削和壓迫的赤貧農工，僱工或奴僕的意識卻不如此，他們從經驗中感覺到一切大人業主都是他們痛苦之源，一切「倉稟府庫」都是「厲民而以自養也」；他們對於統治階級的人不存什麼幻想，雖沒有力量與之爭鬥，但總以為這些人不應該堆積財富，安坐而食。許行等的主張正能表現他們的意識，所以他在一方面雖感激滕文公招待的誠意，另一方面卻不能不本著階級的意識加以批評道：
「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瓮饗而治。今也，膝有倉稟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第二，許行之徒數十人「自楚之滕。……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並且「以釜甑爨，以鐵耕」。他們這樣浪跡四方，自食其力，當然是一種無產者，否則要「安土重遷」了。關於這一點，從他們的衣服上也看得出來：「褐」，朱熹注為」毛布，賤者之服也」，這比墨者的「多以裘褐為衣」恐怕遠要次一等。尤其是本來為「齊之世家」的陳仲的窮苦情形足以證明這一班人都是無產者的同志。匡章告訴孟子道：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像他這樣寧願挨三天餓，不肯乞食於人，決不是一樁偶然的事，實在是代表最下層的民眾自食其力的一種表現。荀子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罵他「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非十二子篇》），殊非持平之論。總之，陳仲這一批人的刻苦自勵，不是隨便開頑笑的。梁啓超以為他是「當時一煊赫之貴族，而其生括如此，必有極深刻之人生觀存焉」，這是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話。我們說他們是代表當時赤貧的農工的利益，這一層密幕便揭穿了。
第三，關於這樁事我們還有一個反證。許行率領幾十個門徒來到滕國，居然使滕君不得不予以招待，陳良之徒陳相見了他，竟「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而孟子聽見他的話，也就拚命地發大議論，搬出堯，舜，禹，益，皋陶，后稷，周公，孔子和他的大批高足來鎮壓許子，規勸陳相，——這在在足以表現他是代表一種社會勢力，否則堂堂的君主和「亞聖」恐怕未必肯如此賣力罷！就是陳仲也有相同的情形，《戰國策》載趙威后問齊使道；
「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耶？」（《趙策》）
一個出身貴族的人到了「身織屨，妻辟纑」的境界，當然是無足輕重了，然這位國君太太竟不能忘情，還要問長問短，並且恨不得砍掉他的頭，而唯一的理由是因為他「率民而出於無用」，換句話來說，就是因為他代表一種社會勢力，對於做人君的未免是一稱恫嚇。然許行陳仲這些親自勞動的人所代表的社會勢力自然不是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也不是士和新興的地主階泌，也不是略有財產的農工，只能是和他們一樣靠兩隻手作工吃飯的「窮光蛋」。
我們基於以上三種理由，宣布許行，陳相，陳仲為最貧苦的農工，僱工或奴僕的代表，總不能算是武斷罷。凡研究他們學說的人先要曉得這種背景，才能夠明白他們的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可是資產階級的學者既沒有這樣去分析的能力，也缺乏這樣去分析的興趣，以致不能充分表現他們的真面目。胡博士說許行提倡「很激烈的無政府主義」，陳仲提倡「極端的個人主義」。為什麼呢？又是照例說不出來。梁啓超也說許行是代表無政府主義，陳仲是代表遁世的個人主義，並且把他們列入反動的道家。（參看《先秦政治思想史》）他的說法既和胡博士的全然相同，而他的分類法胡博士當然要表示同意，因為《哲學史大綱》固明明稱老子為「思想界的革命家」，這些激烈分子還不能算作那位老太爺的同志麼？
許行一班人於封建的生產方法崩潰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勃興之際，獨起來代表社會最下層的勞動群眾的利益，主張一切人都應參加生產，不得安坐而食，其勇氣魄力真算是加人一等。他雖然不像胡博士所說的一樣，揭櫫什麼「很激烈的無政府主義」，然依照他的「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瓮饗而治」的辦法，勢必要達到無政府，這是很幼稚的議論，為當時的生產方法所不許。而他那「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樓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的「市賈不貳」法，也是同樣幼稚可笑，絲毫不合經濟學的原理。無怪乎孟子要說：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這一段話，除」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一句，或許是他老先生弄昏了頭，駁得不對外，其餘都是很正確的。胡博士自己茫然於經濟學上的勞動價值說，反斥孟子為不懂「互助的社會……商業的目的不在賺利益」「這個道理」，指他的「所駁全無精采」，其是「寃哉枉也」！在「互助的社會」中，因為「商業的不賺利益」，一丈布可以換一丈綢子，一斤麻可以換一斤絲，一石粟可以換一石米，一雙布鞋可以換一雙皮鞋，——這種交易法要是許行才有勇氣來主張，要是胡博士才有勇氣為之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