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 五 對於《哲學史》所描寫的老子楊朱莊子的批評
（一）十個階級 （二）親口承認古代學術的階級性 （三）又只認派別不認階級 （四）老子出生的時代問題 （五）反革命的老子 （六）老子的「最大功勞」！ （七）彌縫工作中的漏洞 （八）又用照例的方法對付楊朱 （九）「打蛇打在七寸上」 （一○）莊子反對搖動封建制度的工商業 （一一）莊子為什麼是「守舊黨的祖師」？ （一二）「哲學史……變成靈異記」！ （一三）「馬生人」是「中緊理論」麼？ （一四）為什麼拋棄第二種佐證？ （一五）莊子的名學怎能與黑格爾的思想方式相比擬？
第七，胡博士論「孔子老子以前二三百年」的思潮既不從階級的觀點出發，而他論孔老和諸子的哲學更是如此。可是他不獨沒有否認階級的存在，而他所說出的階級比國內任何人要多上幾倍。例如他在《哲學史》中說古代有五種社會階級，即王，諸侯，大夫，士，庶人；在《白話文學史》中又新提出五個（自然是不成話），即
清客階級，
文人階級，
紳士階級，
智識階級，
和尚階級。
當他講杜威的教育哲學（見《胡適文存》卷二）時且說：
「古代的社會有貴賤，上下，勞心與勞力，治人與被治種種階級。古代的知識論和道德論都受有這種階級制度的影響，所以論知識便有心與身，靈魂與肉體，心與物，經驗與理性等等分別。論道德便有內與外，動機與結果，義與利，責任與興趣等等分別。教育學說也受了這種影響，把知與行，道德與智慧，學校內的功課與學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兩截不相聯貫的事。
他既明知道古代（其實何止古代）一切學術思想都受階級的影響，而他在《哲學史》中不獨提及階級兩字至十六次之多，並且承認當時「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麼，講諸子哲學時，便應當將他們的階級性弄清楚，說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條不紊。不意關於這一點，他完全沒有做到，不，完全沒有企圖這樣去做。
他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不外又是幾派。當他講孔子的時代時，說「那時代的反動大約有三種」：
第一，極端的破壞派，如老子鄧析是。
第二，極端的厭世派，如晨門，荷蕢，丈人，長沮，桀溺是。
第三，積極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麼是「破壞派」，「厭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隸屬於那幾個階級呢？劃分階級最多，並明知哲學不過是一種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胡博士便緘口不言。單是這一點已足證明他的《哲學史大綱》的膚淺，這樣一部書要想「使中國哲學史變色，豈非痴人說夢！
第八，《哲學史大綱》用兩章敘述中國哲學懷胎時代的時勢和思潮，而其所懷的第一胎是老子。梁啓超以為「《老子》這部書的著作年代是在戰國之末」，因舉出六個可疑之點：（一）照《史記》的說法，老子既為孔子先輩，他的兒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將（因魏列為諸國，在孔子卒後六七十年），當漢景武時，他的八代孫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孫同時；（二）孔子，墨子孟子始終沒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認孔子會向老聃這個人問過禮，然照《禮記·曾子問篇》看，此人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記》關於老子的紀述，什有八九是從莊子中《天道》，《天運》，《外物》三篇雜湊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說是屬於老聃，有些屬於老萊子，連主名都沒有確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一類的話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時人說的；（六）老子書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萬乘之君」，「取天下」一類成語，不像春秋時人所有；「仁義」兩字對舉，這本是孟子的專賣品；又「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一類的話，像是經過馬陵，長平等戰役的人的感覺；還有「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系戰國時的官名。他後來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補充一點，說《老子》「書中有『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等文，似是難儒家；有『不尚賢，使民不爭，』等文，似是難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文，似是難法家。」
我以為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盡可依照梁氏的話，確定《老子》一書為戰國末年的作品。因為除這大批的證據外，我們還可補充幾點：（一）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經》兩言「不貴難得之貨」，又說「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身與貨孰多」？所謂貨就是商品，這種再三鄙視商品的話應是針對著商業發達的戰國說的；（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語應是技術進步，法令繁多的戰國時代的寫照；（三）書中的詞句簡練，易於記誦，應為盛行作經（如，《韓非子·內儲說》，《外儲說》等經和《墨經》之類）的戰國末期的產物。由此看來，胡博士所說的古代哲學的第一胎，「中國哲學的始祖」，便沒有一點真實性了。
即拋開這一點不講，專就他所描寫的老子考究一下，也全失去這位「老太爺」的本來面目。他在「革命家之老子」一個標題下說道：
「上篇說老子以前的時勢和那種時勢所發生的思潮。老子親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產兒。」
他於是引出老子一批話和《伐檀》，《碩鼠》，《苕之華》等詩去對比，自以為是源流分明。其實老子是舊統治階級（即封建地主）和舊貴族的代表，完全反對危害封建制度的。所以他是一個反動分子而非革命家。他代表統治階級最明顯的說法是：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他為著擁護封建貴族的利益，極力反對工商業，甚至於不惜主張回到封建最初自給自足的形態上去，所以說：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乘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試問像這樣舊制度的反動代表和革命的《伐檀》，《碩鼠》兩詩有什麼淵源？！他所謂「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並不是替被壓迫的人民主張利益，不過眼見商人的兼併，新地主的鯨吞（詳情見後），予舊貴族和封建地主以莫大的打擊，而當局復好作好為，征取浩繁，不能像封建盛世一樣輕徭薄稅，使人民得安居樂業，不起為亂，搖動封建制度的基礎，特發幾句牢騷，這與《伐檀》，《碩鼠》的抗議完全不同。至於他所謂「民不畏死」和「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是看見人民已經置生死於度外，要起來革命，特警告當局勿一味慘殺，免得火上加油，引起更大的風波，所以有「奈何以死懼之」的痛言，這與《苕之華》的「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這篇詩是破落的貴族極端厭世的消極表現，與被壓迫的人民造反作亂的具有積極精神截然不同。可是我們的胡博士竟東拉西扯，牽強附會，將它們各各配合起來，作為互相影響的證據，本領固然不小，只是不值讀者一粲！
老子的政治學說是反動的（我所謂反動是開倒車的意思，胡博士所謂反動僅指一種反響講，所以他一方面稱老子「創為一種革命的政治哲學」，一方面又稱「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反動」。這樣用法，殊嫌混淆），他的哲學是絕對的唯心論，什麼「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什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都是沒有根據，玄之義玄的把戲，和客觀的真理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可是把戲映入胡博士的眼中，便變成稀世之寶，所以說：
「老子的最大功勞在於超出天地萬物之外，別假設一個『道』。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有單獨不變的存在，又周行天地萬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又卻是天地萬物的本源。」
宣言「我們人類所要的知識並不是那絕對存立的『道』」，又承認「那絕對博真理是懸空的，是抽象的，是籠統的，是沒有憑據的，是不能證實的」的大的士對於老子所假設的這個「抽象的觀念」的「道」不知道為什麼又這樣熱心稱讚，許為他的「最大功勞」？這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此外，老子所謂「天地不仁」，所謂「無名之朴」，所謂「無為」，所謂「不爭」，都是反映著一個垂死的封建地主階級和貴族的憤恨，反動，消極，軟弱的意識，沒有什麼微妙的大道理在裡面。可是胡博士因為不從階級的觀點出發，不明白老子立論的來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為解釋，什麼「打破古代天人同類的謬說，立下後來自然哲學的基礎」呀，什麼「那個繩繩不可名的混沌狀態」呀，什麼「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呀，什麼「狂風吹不斷柳絮，齒落而舌長存」呀，說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可惜一個不小心，漏出一個大破綻，就是：
「老子對於社會政治有兩種學說：一是毀壞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強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
胡博士應當知道，這兩種學說是絕不兼容的：要毀掉一切已經存在的文物制度，須用極嚴厲的干涉政策，經過長久的時間，才辦得到（其實這種開倒車的干法，雖有極嚴厲的干涉政策，也不會成功），這和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恰恰相反。所以要實現第一種學說，便當拋棄第二種學說，反之，要實現第二種學說，便當拋棄第一種學說。即此一端，已足表現老子的種種說法只是一些泄憤或無聊的話，本來沒有精密的系統，雖有胡博士為之穿鑿附會，極力彌縫，也終不能掩其大漏洞了。
第九，戰國時封建制度的破滅既成已定之局，無可挽回，則舊貴族和封建地主自然要因找不著出路而趨於悲觀厭世。楊朱就是一個好例。孟子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的學說所以能盛行一時，正因其能代表破落貴族的心理，故人爭歸之。不過他的著作沒有傳世，《列子》書中雖有《楊朱篇》，但這是東晉晚出的偽書，因此此篇也有些成問題。胡博士根據《楊朱篇》來講楊朱的哲學，照例又說，這「也是那個時勢的產兒。當時的社會政治都是很紛亂的。戰事連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這種時代發生一種極端消極的哲學，是很自然的事。」其實若不將階級關係弄清楚，專用「紛亂」，「戰爭」，「痛苦」，等字眼去說明這個「時勢的產兒」的背景，決不會達到目的，因為這些字眼可以應用於當時每個哲學家的身上，然絕對不能說明，同樣的「紛亂」，「戰爭」，「痛苦」，何以使老子，楊朱，莊子等成為反動派（某君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認為「老子……楊子……莊子……的思想多少都是向著革命性，殊欠正確），孔子，墨子等成為改進派，陳仲子，許行等成為革命派。惟有從階級的觀點著眼，便可以明白個中的真相，因為第一種人是代表舊貴族和舊統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當舊制度日趨崩潰而不可救藥時，他們只有出於反動，厭世，或出世一途；第二種人中的孔子是代表士和新興的地主階級，墨子是代表小有產的農工階級的（詳情見後），當新勢力日形發展時，他們的改造論便愈談得起勁；第三種人是代表最下層的無產階級（當然和現在所謂無產階級不同，說詳後）的，當這種人民的痛苦日深時，他們的刻苦自勵也日進。要這樣去分析，才算是「打蛇打在七寸上」，如果照胡博士的辦法，那就無異「隔靴搔癢」！
又《哲學史大綱》講楊朱的一篇夾在墨子和別墨兩篇之間，使派別紊亂，系統不明，是編制上的一種錯誤，應將此篇改在別墨一篇之後和莊子一篇之前，才算妥當。
第十，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莊子和老子楊朱一樣，是代表貴族和舊統治階級的。所以在一方面他擁護君主，並要求迴轉到最初的封建時代，《天地篇》說：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親，而萬物之應備。……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在另一方面他反對搖動封建制度的工商業，《德充符》說：
「故聖人有所游，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胠篋篇》說：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莊子既隸屬於反動派，所以對於改進派的儒墨兩家，施行攻擊，斥為「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在宥篇》）同時他自己因為找不到出路，遂趨於所謂「出世主義」。他便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奇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天下篇》）
胡博士批評莊子的學說，一則曰「這種極端『不譴是非』的達觀主義，即是極端的守舊主義」，再則曰「他雖說天道進化，卻實在是守舊黨的祖師。他的學說實在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這是對的。但他不從階級的觀點立論，故只能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換句話說，他只知道莊子抱一種「極端守舊主義」，是「守舊黨的祖師」，而不知道莊子為什麼抱一種「極端守舊主義」，為什麼是「守舊黨的祖師」，所以他的持論是十分膚淺的。
其次他解釋《莊子·寓言篇》的「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這幾句話，也完全是牽強附會的。他以為：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這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他說萬物本來同是一類，後來才漸漸的變成各種『不同形』的物類。卻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時變成了各種物類。這些物類都是一代一代的進化出來的，所以說『以不同形禪』。」
這和從前的中國人把孔子「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的幾句話比擬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一樣，都是犯了神經過敏的毛病。其實高唱唯心論的孔子莊子那裡能真正轉入唯物論，來體會「自然淘汰」和」物種由來」啊？即此一點，已足打破這些比附說而有餘；況且在一切科學都不發達，只曉得講什麼「道」的古代，誰也不會注意到生物進化論，這是很自然的。否則拿胡博士自己的話來說：「哲學史便無學說先後演進的次序，竟變成了靈異記，神秘記了！」
然他把《寓言篇》的「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解釋得和達爾文的「物種由來」說一樣，是以《至樂篇》的末章作為佐證的，就是：
「種有幾，得水則為繼，得水土之際則為蛙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郁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灶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胡博士不徵引這一段話則已，一徵引這一段話，便將他所附會的話，一齊推翻了。他說「這些種子，得著水，……一層一層的進化，一直進到最高等的人類。這節文中所舉的植物動物的名字，如今雖不可細考了，但是這個中堅理論是顯而易見，毫無可疑的。」這一節所舉的植物動物的名字誠然不可細考，但馬和人是不用細考可以確切認識的，試問「馬生人」成其為「中堅理論」麼？這樣遠於事實的胡說竟勞我們的大博士為之發揮光大，其用心良苦，不過是徒勞無功罷了！
但說到這裡，我應當再聲明一句。高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的莊子，決不肯正正經經，精精細細講什麼「生物進化論」，而他上面什麼「為」，什麼「生」，也決不是「生物進化論」，只是他的「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他這些話如果夠得上「生物進化論」的資格，那他的《逍遙遊》中「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變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一段，也是絕好的「生物進化論」。胡博士為什麼不一塊兒徵引出來，作為第二個佐證呢？就實際情形講，莊子中這一類的說法不過是一些信手拈來的遊戲文章。我們的大博士像煞有介事地稱之為「生物進化論」，用全力加以發揮，實在是自己上了當啊！
此外，他以為莊子說的「彼〔即非是〕出於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等語和黑格爾（即《哲學史》所指的海智爾）思想進化的正反合三重進程式相符，更屬奇談。因為莊子的說法明明是指是非系相對的，原來沒有一定，而黑氏的三重進程序則代表一種進步的，發展的觀念，和前者相較，不獨沒有共同之點，並且還是完全相反的。我不懂胡博士何以具有一種比擬癖，好把一些不倫不類的事硬撮合在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