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 四 介紹梁啓超所說的諸子哲學勃興的原因並加以批評

（一）梁啓超的缺望 （二）十件環境的原因和兩件心理的原因 （三）依照他質問胡博士的方式去質問他 （四）諸子哲學勃興的真正原因 （五）春秋戰國時代在歷史上的對比 第六，胡博士緊接著上面幾句話又說道： 「到了這時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種子了。這些革命種子發生出來，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時代。」 這就是他所謂「哲學發生時代」的結論，以後專論各哲學家的事實和學說等等。老子孔子的思想是否即這個「革命種子」的發芽，留在後面去討論，現在應當指出的是：他對於「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的時勢和思潮作了兩章，對於他們和諸子時代的背景反不提及，這種作法也實在特別。怪不得梁啓超要說： 「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時代的背景自然比懷胎時代尤為緊要，為什麼把次要的說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說了呢？懷胎一直懷了兩三百年，為什麼老產生不下來？兩三百年後，為什麼忽然便會產生呢？這都是史學上機要關鍵，胡先生沒有給我們一個答案，我們不能不觖望。」 梁氏於觖望之餘，使用了大氣力，「研究當時社會背景，推求諸子勃興的原因」，結果舉出十二條於下： 「『（1）自周初封建以來，社會上智識階級積有宏富的素養，經四五百年到春秋戰國之交，有文化大發展之可能性。 （2）西周時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後，漸為地方的分化發展，文化變成多元的。 （3）境內之夷蠻戎狄次第被滅或被同化，民族之外延益擴大，內容益複雜，思想當然應起一種變化。 （4）兼併之結果由百餘國合為數十國；國土既大，取精用宏，容得起高等文化的發育。 （5）覇政確立之後，社會秩序比較的安寧，人民得安心從事學問；加以會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頻繁，各地方人交換智識的機會漸多。 （6）從事學問，為貴族階級所專有；因兼併爭亂之結果，階級漸混合：例如黎侯之賦式微，欒卻胥原之降為皁隸，平民階級中，智識分子漸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貴族，入魯已為平民；學問自然解放且普及。 以上春秋時代的背景，到戰國，這種背景越發擴大且生變化，如下： （7）戰國時，兼併更烈，合為七國，而且大都會發生，有薈萃人文的淵藪，加以縱橫捭闔盛行，交通益頻數；所以前列第45兩種原因，循加速率的法則進行。 （8）戰國時貴族政治消滅殆盡，智識分子全散在平民中：所以前列第6種原因，也循加速率的進行。 （9）因為列國並立，競爭人才，於是處士的聲價日增，思想言論的自由，也隨著發展。 （10）因為鈔書的方法漸通行，書籍漸富，所以墨子南遊，載書甚多，蘇秦發書，陳篋數十；傳達智識的媒介工具，普及利用，學術自然驟進。 以上十件都是環境的原因，還有兩件心理的原因，是： （11）因社會變遷劇急，人人都起一種驚異；便把研求真理的念頭刺激起來，各各建設新人生觀。 （12）對於社會現狀，都懷抱一種不安不滿感情；所以社會問題，成了各家研究的焦點。」 梁氏上面所舉十條環境的原因，雖是當時的實情，然當時代愈向前推進，則（一）智識的素養愈宏富，文化大發展的可能性應愈大，（二）地方分化發展進步，文化應愈為多元的，（三）民族的外延愈擴大，內容愈複雜，思想應愈起一種變化，（四）國家愈統一，國土愈大，取精用宏，應愈容得起高等文化的發育，（五）社會秩序比較安寧的日子愈多，人民應愈得安心從事學問，交通也愈頻繁，各地方人交換智識的機會應愈多，（六）平民中的智識分子愈多，學問自然應愈解放且普及，（十）不獨抄書的方法愈通行，而印書的方法也愈推廣，因此傳達智識的媒介工具愈普及利用，學術自然應愈益增進。觀於他在第七八兩條指明四，五，六三種原因，至戰國時，「循加速的法則進行」，就是一個明證。（其實一，二，三，三種原因何嘗不如此了！）可是失望的很，春秋戰國以後兩千多年，並沒有產生各種各樣的哲學。因此我們對於以上的十條，也可以依照他質問胡博士的方式質問他道： 除卻第九條稍帶點那時代的特色外，其餘七條可算得幾千年來中國史？ 通有的現象，為什麼別的時代都不出哲學胎，單在這時代出胎呢？ 他倘若還存在的話，也一樣沒有法子回答這個問題。這十個「環境的原因」既非常枝節而膚淺，則他所舉十一，十二兩種心理上的原因便不能建築在這上面了。 然春秋戰國諸子哲學的勃興，其真正的原因究竟在那裡呢？我以為就在本章開始批評前所詳細描寫的一件事上。現在為求明了連貫起見，可概括說明於下： 當春秋戰國之際，農工業的生產力因技術的進步——鐵器的應用——而大為發展，因此引起商業的興盛，城市的繁榮，促成封建生產方法的崩潰，而達到前資本主義的階級。這是一個社會革命的時期。當封建的經濟基礎一經變動，於是站在這種基礎上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由這種經濟和制度所決定的社會心理以及反映這種心理特質的各種社會意識都或遲或緩地跟著變動。諸子哲學是當時社會意識的一種，它所以五花八門，光怪陸離，正是這個時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與衝突中應有的表現（詳情見後），一點也不足奇怪。 要這樣去說明先秦諸子的時代背景才算是對的。梁啓超說： 「春秋戰國之交是我們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時代，是我們社會大蛻變大革新時代；在歷史上求它的對比，除非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或者比得上。在這種時代之下，自然應該是民族的活精神盡情發露，自然應該有光怪陸離的學術思想。」 他將當時的民族大混合大醇化看做一樁極端重要的事，自然不對，因為這不是兩個或兩個以上有文化的民族的「大混合大淳化」，只是「夷而進於中國也」的勾當，沒有什麼了不得，而他所謂「自然應該是」和「自然應該有」，更是說不出理由的臆斷話。不過除去這兩點不計，這幾句話恰恰證明我上面一段話是完全正確。怎樣講呢？春秋戰國之交正是封建的生產方法崩潰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勃興的時代，故學術思想呈出一大變動，自此以後，兩千年來，中國總是停滯在這種生產方法中，故學術思想也沒有變動，無論它們怎樣發展，無論它們怎樣和外來的精神文化（如印度的佛教）結合，終不能跳出先秦哲學的範圍。但自一八六○年代起，西洋的機器工業移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開始萌芽，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發生搖動與崩潰，於是學術思想又呈出一大變動。所以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比得上春秋戰國時代，原因全在於此。這樣對比一下，更可以顯出那時諸子哲學勃興的淵源了。